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十篇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1

广西忻城县建县至今已有1370多年，其中土司统治近500年，是历史上世袭土司制度统治时间较长的地区。除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土司官族发生内讧，统治濒临崩溃，以及清光绪年间发生未遂外，土司政权基本上是稳定的。忻城土司莫氏袭官统治时间如此之长，为壮族史、中国史所罕见；其集历史、文化、建筑于一体，被世人誉为壮乡“故宫”，象征权力和富有的忻城莫土司衙署，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建筑群之一。据史书记载，忻城的莫土司衙署是在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由第七任土官莫镇威开始兴建的，是历代莫姓土官统治的衙署。1963年，保存下来的忻城莫氏土司衙署、祠堂、官邸等建筑物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拨专款维修；1996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忻城土司统治期间的沿袭制度、土地制度、赋税、教育文化、军事、司法等等，在封建土司制度中极具代表性。

土官与土司

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土官与土司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一是出现时间不同。在元代，所有的土职都统称土官，直至明代中叶，仍以土官统称各种土职；而土司之名则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二是内涵不同。土官是指封建王朝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当地“土酋”的官员，一般泛指土职本人，其名称有土府、土州、土县和土千总、土百户等；土司则主要是指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分封的宣慰司、宣抚司、长官司等各司的土官，是少数民族土职政权及其世袭官员的统称，不仅泛指土职其人，而且也指与土职相联系的政权机构或衙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土官形式。因此与土官相比，土司一方面已完全纳入封建国家的组织系统，“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袭替必奉朝命”，为王朝“奔走惟命”；另一方面土司的官制更加严密而且日益制度化，“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一旦任命为土司官，可以世袭罔替，世代相传。

土司制度的实质、特征及演变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司集政治、经济、军事、司法于一身，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土皇帝”，朝廷政令的忠实执行者，对其统治下的土民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土司统治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土民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司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司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等。

土司制度起源于“羁縻政策”，在秦、汉肇始时，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不过略微管束，加以笼络，使之不生异心而已。至唐、宋时，管理才渐次趋于强化。隋唐时期，封建中央王朝在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州郡，实行羁縻制度，即在各族首领所辖领域的基础上，设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其首领为都昔、刺史，皆世袭（《新唐书卷四十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以达其以夷治夷的目的。宋代，这种羁縻制度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封建王朝为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实施有效的统治，遂采取“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利用当地酋长并以其势力管辖所及的区域，分别授予官职，准其子孙相继承袭，以利于封建统治者实行阶级统治。至元代，元王朝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唐、宋以来推行的羁縻政策经验的基础上，施行“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至明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封建王朝统治的深入，土司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到了清代，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兴起，促使了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土司制度对于社会发展渐次起着阻碍作用，于是土司制度始行崩溃，在清代中期以后经过“改土归流”，逐渐被流官制度所代替。

土司制度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土司制度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统治者通过土司政权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制度控制手段。应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巩固边防，加强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捍卫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等方面均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土司制度毕竟是一种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度，是“封土封疆”世袭统治的残余。土官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也变得愈来愈腐败，土司制度终是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的。

具有代表性的忻城土司制度

明代广西的东、中部，是多民族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比较复杂多样，存在着3种社会经济状况，即带有原始社会末期色彩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经济、封建领主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因此怎样统治这个民族状况复杂、社会经济状况多样的地区就成了中央王朝需要考虑的问题。

明太祖洪武初年，中书省提出主张：宜迁其人入内地，可无边患。但朱元璋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溪峒蛮僚杂处，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他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特点与风俗习惯，处理好民族关系，边疆地区的社会局面才能稳定，反之，势必造成民族隔阂、对抗和冲突。因此他提出了具体的做法，即：“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日渐教化，数年之后，可为良民。”随着“镇服”、“教化”的执行，明王朝在广西东部的统治势力日益发展，那些在此之前虽然已被纳入郡县范围，但却不曾被郡县势力更多地深入其内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也都逐渐卷入到了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来。因而明初以来广西东、中部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直接威胁明王朝在广西的统治。而同时期的广西西部，虽然土司之间的纷争时有发生，但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却极少，与东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上述形势下，明朝统治集团内部便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在广西东、中部设置土司的主张。在这个大气候中，元末土官（八仙屯千户）莫保被“罢管兵官，籍其屯兵为民，徙居忻城界”。“罢管兵官”就是收缴元朝兵部授予他的金质兵符，夺了兵权。“籍其屯兵为民”的“籍”，就是查抄家产没收，把莫保在元末经营千户所当管兵官的27年所搜罗得到的财产没收。朱元璋本是“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佑贫抑富”之人，罢莫保的官，正是朱元璋惩治元末豪强之行动体现。另外明初“徙民最多”，其中，朝廷移徙许多湖广人途经宜山到忻城垦荒落户。莫保被罢官之后遂以“罪徙”来取得移徙资格，涌进了湖广徙民的洪流之中，“偕子孙亲丁数人徙居忻城界”。但因年岁已老，“惟适志畎亩，督率子弟力田”，著有《力田箴》曰：“昔我江左巨族，今作粤西细民，汝其收甲兵之锋……将征战之力瘁厥锄犁，是货不弃地，食为所天，勿荒干嬉，山头岭角皆金珠，勿舍乃业，耕耘收获是根本，矧粢盛果馐之，祖考以此为孝，菽粟布帛贻之，来世以此为慈，物畜然后有礼，耒耜之利普矣，子若孙其勿忘乃训。”

由此可以看作是莫保为官的经验总结。其子孙更是念念不忘他昔日的显赫，将《力田箴》视为治家法宝，稍有机会则扩大土地占有。在土地占有积年扩大的过程中，闲时教悉子弟习武练功，重振家声。同时，由于莫保谙风土，识民情，凡官场应酬，民间来往均能以诚相待，以义相恤，深受官民拥戴，因此于明洪武初年，得任协理忻城县事，且荫庇其子孙。“徙居忻城界”后60年，莫保的后代在忻城已成为有钱、有粮、有武艺，并拥有武装实力的富豪家族。玄孙莫敬诚“随征有功受奖”，钦命“本县知县世袭”。

忻城县位于广西中部，东临来宾市兴宾区、西靠都安县、南接上林县、北连宜州市。“忻城”之名始于唐代。唐贞观初年置芝州，辖忻城等7个小县，为置县之始，属岭南道。宋初，降芝州为羁縻州；宋庆历三年（1043年），将羁縻芝州、归思州、纡州等地一并撤消，合并为忻城县，先后隶属广南西路右江道宜州、庆远府管辖，实行流官制度；到了元朝，先后属庆远路安抚司、庆远路总管府、庆远南丹溪峒等处军民安抚司，实行土官制度；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属庆远府，洪武二年（1369年）改属庆远南丹军民安抚司，洪武三年（1370年）又改属庆远府，实行“流”——“土”——“流”的制度；正统五年（1440年）朝廷授予莫敬诚为土知县协理县事，并获世袭，忻城形成流土合治的制度，但权力并不相统一，土官掌实权，流官握空印。

到了明弘治九年（1496年），朝廷将明代初年“改土归流”最早的忻城县裁流复土，改忻城流县为土县，仍属庆远府，由土官专理县事，孝宗皇帝准奏：“裁革广西庆远府（忻城）流官知县一员，只留土官知县掌印管事。”此举当时在朝中也曾引起强烈的反响，反对派指为“失策”。然而，明朝统治者最终既要考虑处理民族关系，实现“以夷治夷”、“以夷攻夷”的需要，又不能过多地放弃流官统治下地主阶级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采取了折衷办法：一是大土司尽量少设，小土司可以多设；二是不论设置大土司还是小土司，都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坐大。

在设置了土司之后，中央王朝千方百计地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当各族人民的反抗一旦走向低潮，不足以威胁中央政权时，明王朝就迫不及待地对土司进行裁革、改流，所以很多地方的土司都是废置无定，寿命不长，而忻城土司却一直传袭至明末，实属凤毛麟角。

当清兵入关，清朝建立之后，第十二任土官莫猛为保其世袭官位，及时“献图纳土”，表示归顺，促进中国统一。于是按“土官袭职者，先缴其原领纸号，改给新纸号”的规定，清顺治九年（1652年）旨准世袭。清初，广西的“改土归流”政策推行趋向高潮。但封建王朝与土司在本质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清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实质上并不想过早地埋葬这个近千年的土司制度，而是进一步加强对土司的控制。朝廷为分散忻城莫土司的权力，控制其行为，增设典史。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起，忻城设汉典史以监督土司行使职权。莫氏独任土官，世袭统治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二十任土官莫绳武“因案去职”，“原领纸号缴销”而被废除。

从明弘治九年（1496年）忻城改为土县算起，莫氏袭官历经明清两朝411年；如果从莫敬诚算起，历时467年；如果从莫贤因镇压谭团领导的壮瑶农民起义，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被总兵官山云任命为土官知县协助流官知县“抚化”土人算起，将近500年；如果从莫保于元代末（约1341年）任宜山八仙屯千户兼管忻城算起，则历经元、明、清三朝约550多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忻城莫土司能保存甚至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

土司制度在忻城的实施

承袭制。土司承袭制是明、清两代授予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官爵的一种政治制度。凡土司承袭，由吏部发给文牒，书其“世系”、“职衔”及“承袭年月日期”于上，叫“号纸”。应袭职者，“督抚先令亲事，令府州县邻土司具结”，并将“本族宗图”、“原领号纸”缴还吏部，在6个月内呈报请袭。嫡庶不得越序，如幼子不能承袭，则由土司之妻护印或由督抚遴选本宗“土舍”护理，待年满十五，归政请袭；族人无可袭者，妻或婿或女也准承袭。但此等承袭之人，必须具有“无废疾”、“无过犯”、“蛮民悦服”之3种条件，否则仍不准袭。其承袭之子，仍论本身支派，如排挨次序承袭者之后，可多分给财产，不准争袭。这种典章制度已经成为定例，是一种君主统治的方式。作为历代封建王朝因不能直接统治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忻城土司承袭也不例外。莫氏土官得朝廷“号纸”敕封，传袭20任，世袭统治忻城近500年。

机构设置与管理。土司按照明清两朝的建制，设置管理机构，有一套完整的组织。县衙是土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核心，是一切的中心。土知县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其手下设有师爷1名，一般由精通翰墨的汉人充任，掌管文牍，应酬上峰往来公文和土官的各种文告，以及荫官报袭文牒等等。其薪俸由土官供给，吃住在衙署内。还设有头目4至8名，每个头目管20名兵差，负责戍守县衙，押送犯人，深入里堡，传达土官指令，检查督促堡目、里正治理民事，完成各种课税捐派等，再就是有官男报袭，则要到庆远府认保具结。头目以下还设有传供2名，负责壮语翻译等；通报、收发各1名，通报负责守衙署门口，有人来就禀报土官或师爷，收发负责收管往来函件；科房2至4名，负责起草告示、牒文与缮写等；还设总管1名，负责管理兵差、武器、牢房、衙役等。基层设里堡，由里正、堡目具体管理。里正、堡目同土官一样，没有薪俸，本身也不须劳作，规定在纳粮总数中可以加二成，作为其生活费用。里正、堡目平时查奸宄，听诉讼，战时招募壮丁，听候征召。

土兵制度。全县每个里堡均设有土兵看守，只是兵员人数多寡不同而已。土兵置有兵田，让其耕种，收获归己。每年必须操练1至2次，如有战事征调，里正、堡目必须动员所有土兵集结待命，听候调遣。土兵制度可以说是土司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土司制度赖以生存的坚强支柱。莫氏土司世袭统治忻城的权位，正是建立在这种军事镇压的基础上的。20任土司，至少有10位以上在任期间都曾奉召统帅土兵外出，进行规模大小，次数多寡，时间久暂的征战讨伐，皆因战绩突出而获朝廷奖赏。莫保之玄孙莫敬诚就因“随征有功受奖”，钦命忻城“知县世袭”。此外，土司对内也加强其军事镇压，扑灭农民起义的战火，巩固其封建政权。也正是由于有军事作后盾，土司四处专断强横，任意妄为，通过各种手段欺压剥削农民，加上里正、堡目的肆意加重征收税款，增加农民负担，激起农民的强烈不满。因此从明代起忻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到清代中叶，土司制度已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

积极的政治主张。为了调整和维护封建氏族社会秩序，莫氏土官莅治忻城之后，根据其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特点，曾提出并施行过有益于促进封建氏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主张和纲领。第四任土官莫鲁袭职后，在其《官箴》一文中，就提出“仁民爱物，为官根本”的原则，为了达到“无贫富相形”之分的封建氏族共同富裕的目的，他又在其《分田例议》中主张“村庄田亩分给叔伯昆弟”共同享受。“三代以后仍将土地收归新任土官统理，再分配给新官族”。莫氏土官实施土地再分配政策，是土官不自觉地进行自身革命和社会变革，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基础有一定的作用。第七任土司莫镇威，深受唐朝贞观盛世的清明政治和发达文化所影响，在其《训荫官》一文，训诫后任土官要关心民瘼。指出“吏民为父子”，主张为官者“宁朴勿华，宁俭勿奢”，“毋厚敛于民”。他本人亦能够费尽心力，矢志建设，收到了人心归向、经济繁荣的效果。这也为其后来从板县迁建县署于修文里（今城关镇西宁街）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第十三任土官莫宗诏鉴于之前土官争夺袭职，亲亲相残数十年之久的教训，在其《遗训》中约法三章：凡依照嫡长承袭制为土官的官男婚配，必选聘德才兼备的名门闺秀；官族叔伯，要尊兄爱弟；对庶族不可恃势凌人。此约法三章，对于显示土官的特殊地位，巩固土官政权，维护封建婚姻道德门阀观念，增进土司地区的政治安定，官族间、民族间的团结和地区性的稳定等都有一定积极作用。

内部争袭自耗。莫氏土官在相继承袭期间，并非一帆风顺。为了争权夺位，族内自相残杀，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第九任土司开始，到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第十四代土司时才告一段落，其中动刀动枪就有15次，前后长达106年。清末又出现过一次时间比较短暂的夺权斗争，虽对政权影响不大，但是造成了两派族人之间的长期矛盾。莫氏家族经过百年厮杀，可谓伤痕累累，不仅造成巨大的内耗，雄风大减，而且害得民不聊生，城署荒芜。由于莫氏官族之间内讧、自耗，土司制度对忻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起到阻碍作用，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因此莫氏土司面临崩溃，已是不可避免。可见莫氏土司从其鼎盛时期走向衰落，其家族内部的长期仇杀、争夺世袭领地是一个重要因素。

镇压农民起义。明代中叶，朝败，广西地区农民起义斗争风起云涌。当时，忻城壮瑶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朝廷惊恐不安。莫氏家族能够东山再起，坐镇忻城500年，无不与镇压农民起义有着直接的关系。据莫氏族谱记载，从明到清数百年间，莫氏参与镇压农民起义运动较为重大的就有19起之多。特别是明正统年间，大藤峡农民起义军出没两广，莫敬诚之子莫凤，奉命带兵协剿，并与南丹士官莫继祯密切配合，先后擒杀了农民起义军领袖蓝受贰等30多人，获得了“髫年名将”的称号。明万历四年（1576年），广东罗旁县农民起义迅猛发展，义举浩荡。莫镇威督兵上阵，追杀捕掳，擒获农民军领导人龙旺。由此官阶由七品升到四品，还得了万历皇帝赐给的黄伞、金帛等物。清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太平天国起义军退至忻城思练一带，莫氏土司组织土兵乡勇数百人，与迁江县地方军联合作战，先后打死太平军600多人。广西巡抚将此事向咸丰帝报奏后，得到嘉奖，奉旨在思练建立昭忠祠，以纪念其战死的族人。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忻城莫氏土司得到当时中央王朝的不断提拔、奖励，无不与其不断屠杀抗明反清的农民起义军有关。

领主经济。根据史志资料记载，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司地区的土官、土目没有直接拨给俸禄米，土官、土目一切费用均来源于辖区的土地。土司地区所推行的经济制度是官田租佃制，即以地产分成为主体的领主经济。土司制下的土地，除少许由民私拓或赔置外，绝大部分土地产权属于官有。土官与生产者的关系，类似封建领主与农奴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连年战乱的情况下，对安抚百姓心态，暂时缓和当地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表面安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忻城县是个大石山区，层峦叠嶂，土地贫瘠，农业生产十分落后。自从莫氏始任忻城土官以来，推行了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政策，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商业经济，从而使忻城这个穷乡僻壤保持着比较稳定和缓慢发展的势头。

文化教育与交流。忻城土县莫氏历代土官对文化建设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和切实的重视。莫氏土司早期，征调繁多，“鞍马无歇，皮骨仅存”，因此，精通文墨者甚少。第五任土官莫廷臣袭职以后，意识到自己前任土官先祖，“操弓挟矢，绝少文字”的多，作为世袭地方官，自身没有文化，莅治地方“实难长治久安”。因此大约在明王朝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莫廷臣在忻城土县首创开办学校，延请名士教授官族子侄课读，并将土官列祖列宗生前事迹刻版付印，垂训后代，还请外地名士“教正官音，讲明书义”，并著有《教士条规》：“崇道统，讲性学，博经史，文礼乐，敦实行，谨士趋，尊严师，重益友，会讲章，勤著作，戒怠惰，慎言语，防靖驰，遏嗜念，乐为善，速改过”十六则为治学准则，并悬之于署外，以期感化县民。自此以后，文教之风在县境渐起。

同时，莫氏土司修订家训例规作为维系家族统治的精神准则。根据《莫氏族谱》记载，莫氏土司统治期间先后制订有《官箴》 《分田例议》 《训荫官》 《遗训》 《劝官族示》 《教士条规》等6篇家训例规。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继承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倡“忠孝仁爱”、强调“道统伦常”，弘扬“尊儒重道”等等哲理。一些族规家法，于维系土司家族统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利用调和矛盾。忻城是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各民族都有共同的原始的，崇敬祖先、天帝和膜拜图腾。统治者为了在思想意识上麻醉人们，行使“政教合一”的统治，就通过利用少数民族的这种原始信仰，经过巫师巧饰蒙上迷信色彩以笼络和震慑民心。这对于土司世袭制度的维护和巩固，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2

关键词：鲁土司；经济

被誉为“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建筑”的鲁土司衙门位于兰州永登连城镇。四至：北至武威，南至青海民和，西至青海互助与乐都，东至兰州庄浪河流域东界。鲁土司原是蒙古族妥帖木尔一支。元帝国灭亡，大明延续中原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羁縻”政策，实行“封疆而治”的政治制度而划定界域、户籍、军制等以达到的国家一统。

高度自治，是皇帝的特许，土司对皇帝承担受命出征、服徭役、进贡等义务。如：鲁土司多次受旨带领土兵平叛，斩杀立功。最多出兵近2000人，斩杀叛军首级200多颗。再如北京宣武门的“象来街”，就是西南土司朝贡的历史记忆。

我们将从以下五个方面探讨鲁土司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鲁土司的社会构成现状，是多民族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的统一标识

土司社会，其实是一种中央政权力量比较弱小时，出现的形式上统一的社会形式。统一的社会，就为老百姓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因而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土司社会的性质是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唯一区别于其他地方行政组织的标识，就是土司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然而又直属中央政府管辖。高度自治，是在服从中央政府管辖为前提的。连城鲁土司的第三代鲁贤曾几度进京接受皇帝的册封，并荣登南京九门提督的要职。因而我们说，这一制度是自元代统一云南开始，以后明、清两朝相继而推行于西部边远地区，如云、甘、桂、川、湘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主要特点是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辖地世袭地方官，中央政府通过土司对辖地的管理，达到对边远土司地区的统治。“土司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府、土州、土县等，这是一种区域性自治，归地方行政管理，并纳入国家的官制体制”。“改土归流”才结束了它。这一制度成了联系中央与边疆地区的纽带。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与发展。

鲁土司统辖区内，生活着藏、蒙、土、汉等多民族，他们共同进一步繁荣了当地的经济。土民必须给土司尽义务。本地大部分是农耕条件比较优越的，甘青两省的湟水流域及支流大通河流域、甘肃境内的庄浪河流域。在农耕文明占主导的社会，灌溉水源的盈亏就直接影响到农业发展的优劣。庄浪河、湟水河以及其支流大通河三大水系为鲁土司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甘、青境内的土司连城鲁土司是最大的。

二、土司文化是土司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的最终体现

土司辖境内生活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土司文化。对鲁土司而言，最大的文化体现之一就凝结在衙门这一建筑群体。

先看建筑的奇特性。首先，鲁土司衙门的整体建筑体现了“因俗而治”导致的“政教合一（政治为主，宗教附之）”的特点。从平面看，从南往北依次以照壁――大门――大堂――正院――祖先堂――后花园主体为主轴，东面是二堂――书院，再东面依次为下人住宅――马棚，再往东的建筑已毁，史书记载是“护院土兵”的营房――库房，鲁土司后人回忆祖上的口传也是如此；而中轴线的西侧则是一座富丽堂皇、南北走向的藏传佛教寺院――妙音寺，最早叫“御赐大通寺”。从中可看出：一是辖境的民众普遍信佛教；二是当地的是为鲁土司的统治服务的。时至今天，妙音寺的佛事活动是很隆重的。妙音寺的明代雕砖、明清砖木建筑、大经堂是妙音寺三绝。可以容纳200僧众的大经堂内不见一根明柱。“妙音寺三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特别是西北工艺发展的水平。这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三是建筑结构体现“佛从西来，紫气东来”的智慧；四是鲁土司衙门的排水系统很科学。顺滴水瓦流下的水渗入台阶下青砖铺就不到一尺余的水渠，便不见了。因此说，鲁土司衙门是中国土司建筑保存最完整的。海东李土司与冶土司的建筑笔者仅知方位但连夯基都难以找到。整个建筑群很符合道家的阴阳八卦学说“山还水绕”之说。

再看文化的瑰丽性。一是衙门建筑的奇特。二是祖先堂与神教堂融为一体，二楼是神教堂，一楼是祖先堂。祖先堂里正中是成吉思汗画像，历代土司两边依次排列。这体现了“右尊左卑”的传统礼仪。三是大堂，大堂西面墙角为绝门、东面墙角是生门，正中是土司老爷断讼的公案，大梁口径1米多。四是土司衙门的牌坊，今人很难以企及。

三、遗存文物对进一步考证元、明、清土司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土司都是受到朝廷册封的，连夫人都册封。因而鲁土司遗留下了大量的文物。朝廷对地方自治的土司高度包容，土司对辖境的土民也是“因俗而治”的高度包容。这一包容性就为保留当地的风俗、、生活习俗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共处与包容，保护了该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传承性。

四、土司制度的推行，提高了妇女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这是副产品

土司制度是一种世袭制度，这一制度在客观上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鲁土司的香火延续最后一位嫡系就是女性。其它土司女性如：“元代建昌路沙智，明代贵州水西彝族奢香，田州土司瓦氏夫人。《清高宗实录》载：乾隆曾感叹：“边徼土司系属女流，能知大义，甚属可嘉。”有力的制度保障是土司女性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原因。土司承袭制度规定：“土司亡故。由嫡子嫡孙承袭，无嫡子嫡孙，则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则以其弟或族人承袭，其土官之妻及婿有为土民所服者，亦准承袭。”（光绪《大清会典》卷一二）。因此，部分女性在近六百多年的历史舞台上做出了不逊于男人的贡献。她们的事迹广为流传，脍炙人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文明的标志之一。

五、土司经济是相对独立的，然而在与内地的频繁交往中，又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由于土司的特殊地位，其生活习俗、经济发展，相对于“流官”管理的内地都有很大的独立性。《清高宗实录》：两金川平定后，乾隆特发御旨：“沿边土司蕃众，如德尔格、霍尔等处，自可听其各仍旧俗，毋庸饬令一律剃发，更换衣饰。将来伊等轮班进京朝贡，衣服各别，亦可见职贡来朝之盛，何必令其换衣服以生其怨也？”历代鲁土司敬奉成吉思汗，平时穿自己的衣服，上朝可穿朝服。相对自由。

同时，他们与内地在不断地交流中，土司地区也在不断地全方位发生悄然的变化。生产的变化是循序而又默然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自上而下的，因而土司地区在信仰、行为、心理、道德、习俗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三世土司鲁贤大兴儒学，给子女提供优良的教育。书院设在二堂后面，充分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历代王朝给土司专门设立了“科举”考试，鼓励土司子女接受教育。雍正朝，黔土司后人龙绍俭在承袭前想参加“科举”，地方官上报中央，雍正御批准奏。此事开启了土司乡试的先例。土司不愿囿于世袭职位，要求参加科举，这是一件土司变化的实例，是土司地区与内地交流的必然结果。

以连城鲁土司为例的土司经济是一种相对独立而又相对落后，又受社会大环境反作用的经济体现。

总之，对鲁土司衙门进行科学的考古，可以揭开蒙在土司上那层神秘的面纱。

参考文献：

[1]《元史》《明史》《清史稿》.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3

关键词：明清王朝；治理措施；西南边疆；比较

中图分类号：D033．2．7：K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7―0131―09

作为前后相承的两个政权，明、清统治者在治边思想上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其核心理念和基本点是一致的。明、清统治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汉唐以来传统的“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都放弃了元朝以边疆地区为基地，积极用兵开拓缴外的做法。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统治者在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明、清两代在经营西南地区时，在具体做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明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

一、政治治策

与元朝相比，明朝在西南地区的政治统治进一步加强，贵州建省即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独立建省，彻底结束了贵州地区分属于云南、四川、湖广诸地的历史。贵州布政司初领8府、1州、1县，以及1处宣慰司和39处长官司；以后又调整为10府、9州、14县，以及l处宣慰司与76处长官司。贵州建省，重要目的是为了保障交通干线的顺畅。就当时而言，西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干线最重要的是元朝时开通的由云南经贵州入湖南，经洞庭湖地区北上的道路，即明代所称的普安入黔旧路。为此，明代贵州省辖府一级政区治所和军队卫所大多沿着这条交通线设置。

为了加强在西南的统治，明廷还对四川、云南、贵州省级辖区进行了重大调整。洪武十五年，“割云南建昌府所属建安、永宁、泸、礼、里、阔、邛部、苏八州，中、北社、泸沽三县，德昌府所属昌、德、威笼、普济四州，会川府所属武安、黎溪、永昌三县，俱隶四川布政使司。以会川千户所隶建昌卫，卫隶四川都指挥使司”。洪武十六年，“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三府隶四川布政使司。……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隶之”。第二年，又“割云南东川府隶四川布政使司”。同时在普安地区设立军卫，初隶云南都司，不久划归贵州都司。永乐十一年(1413)建立贵州布政使司，永乐十三年便将普安正式划归贵州布政司，设普安州。此后，这种形势没有大的变动一直到明朝灭亡。洪武间之所以作如此大的调整，主要是朱元璋认识到了西南地区“夷情”复杂，“诸夷叛服无常”，要确保西南边疆的稳定，必须保持与内地交通的畅通。因此，在迅速攻克云南及平定滇黔各地土官叛乱后，明军沿交通要道设立卫所，屯驻大军；与此同时，为保障进入云南两条交通干线即普安入黔旧路和乌撒入蜀旧路的安全和有效控制，对交通干线所经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分散土司势力，以减轻云南的压力。

此外。根据西南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民族分布情况，明廷确立了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统治形式的基本方略，由此全面继承了并发展了元代的土官土司制度。平定西南后，明廷面对“唯西南之夷，地方千里，皆山林幽昧，种类庞杂，性如飞走，易惑而难化”，“诸夷杂处，威则易以怨，宽则易以纵”的复杂局面，迅速改变原来照搬内地模式、整齐划一政区设置和高度集权统治方式，改为“宽猛适宜”的政策，以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民族情形为基础，实行有所区别的统治方式。《明史・云南土司传》对此表述得十分清楚：“统而稽之，大理、临安以下，元江、永昌以上，皆府治也。孟艮、孟定等处则为司，新化、北胜等处则为州，或设流官，或仍土司。”即根据上述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内地府县建制、土流参治、土司统治为主等三种方式。这里虽说的是云南的情形，实际上在整个西南地区都基本如此。这就使土司制度在明朝得到全面发展，在管理制度方面也趋于完善和严密，土司被纳入封建国家官吏管理系统。明初期以后，在西南部分地区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改流。与清代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相比，明代改流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和反复性；清代尤其是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一般事前都确定了改流的计划、目的和步骤，行动果断，而明代的改土归流有一些是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总的看，明代的改流主要还是作为规范土司行为及控制土司的手段而加以使用。

为确保无西南之忧，明朝在西南还派驻了大量军队，并派沐英及其后裔世镇云南。洪武年间云南地区设有15卫、2个千户所，约86000余人。据《明实录》，洪武年中后期明朝调兵入滇有10次，人数达20余万人，其中一部分实际未能到达云南，一部分后来离开了云南，留下的连同原来驻守的约有15万余人。以每位军户4口人计，驻守云南的军人及其家属约有60余万人。自洪武十四年明军进入贵州，以后明朝在贵州地区设置13卫和1个千户所，共驻军74，000余人。据成化年间的记载，在贵州地区共置20卫，有军士145，400余人，连同军户的家眷，驻守贵州的军人及其家属约有60万人。明初在广西地区设有6卫和1个千户所，驻守的军人及其家属约有10万余人，以后广西的卫陆续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镇守广西地区的军队，人数比云南和贵州两省要少得多。为解决军粮供应，确保军心稳定，驻守西南地区的军队及其家属，被组织起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这一举措为后来汉民的移入，西南地区的开发，以及西南边疆形势的稳定，确保西南与内地的统一发展，起到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朝在继承明朝政治经营成果的基础上，对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深入。

为加强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清廷对各省辖区亦作了较大调整。清代贵州省的范围较明代有较大改变，主要是将原属四川的播州地区(今遵义一带)划归贵州，以后辖境与今贵州省大致相同。清代广西省的范围大体上同于明代，仅北部地区的罗甸、望谟、册亨、贞丰数县并入贵州。雍正四年，因“四川东川府与云南寻甸州接壤，应改隶云南，就近管辖”。五年，以四川乌蒙、镇雄二府隶云南。清朝把东川、乌蒙、镇雄等地划归云南管辖，主要是由于上述地区处滇川交界处，历来管理不力；为便利鄂尔泰行事，更好地改土归流，遂将以上地区划给云南，将其地土府纳入改土归流的范围。目的是为了分割这一区域强大的土司势力。总的看，清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在明朝的基础上更为深入，设治明显加密；尤其是对山区和边疆地区的统治，较之前代有较大的进步。如在云南，雍正七年置普洱府，八年置开化府。并在山区和边疆修建了不少城镇，雍正八年，筑普洱府城、攸乐城、思 茅城，又筑维西、中甸、阿敦子、浪沧江、其宗、喇普、奔子栏格等城，又于旧维摩州筑邱北城；九年，建东川府、镇雄州、大关、鲁甸诸城；十年建昭通府城。这是前代所不曾有的。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清朝在云南等边陲地区实行富有特色的基层驻军制度即汛塘制度，在边远地带以及与邻邦接界的地区，大量驻守绿营兵和各种土军。这一做法有效地巩固了边疆地区，保证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对加强国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雍正年间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这次大规模改流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满足在这些地区安置流民、开垦荒地和征收赋税，以及在这些地区拓建交通线的需要。如东川等府因地处云南、四川交界处，朝廷长期鞭长莫及，土民“终身无见天日之期”，其地“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分隶南宁等地的广西诸土司，由于“黔、粤以江为界”，有事“文武动辄推诿”；云南澜沧江内外诸土司，因“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迄明，代为边害”；至于以古州为中心的贵州苗疆地区，则长期“为顽苗盘踞，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而上述地区恰恰是雍正年间改流的重点地区。此外，推行改流还因为清统治者已具有较强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观念，一定程度上感到对边疆的巩固和开发负有历史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乾隆帝曾说：“夫开边黩武，朕所不为；而祖宗所有疆宇，不敢少亏尺寸。”与明代的改土归流相比，雍正时期的改流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大规模进行的，重点突出，取得了较大的效果。对加强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进入晚清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边疆危机严重，传统的边疆统治手段已不合时宜，清政府被迫实施内地与边疆一体化政策。光绪二十六年，清廷颁布上谕：“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政民主，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切实施行。”试图通过新政，建立起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国家政治体制以取代传统的国家形态。这就意味着国家需要进一步整合，“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传统治边模式自然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改土归流和设立行省，就成为清末在近代民族国家和领土完整的概念上，重新构建边疆与中央政府关系基本框架的重要步骤。因此，清朝政府被迫放弃传统的“因俗而治”的思想方针，加快实施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但由于诸多原因，在各边疆地区取得的效果不一样，新疆、台湾地区建立了行省，在蒙古地区和地区进行了一些改革，在西南地区则仍然维持着土司制度。直到民国时期依然如此。

二、经济开发举措

明清两代在前朝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所处时代及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明清的开发举措及其效果亦有较大差距。

明朝对西南地区的农业开发活动中，军屯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屯主要是为了解决驻守西南边疆的庞大军队的给养而进行的。朱元璋曾在给征南将军傅友德等的上谕中说：“有粮军回，云南无后患；若守军无粮，大军既回，其守军必逃。军逃日久，城中必虚，蛮人知其所以，其患复作，事难制矣。”事实亦证明，解决粮饷问题，已成为巩固在西南地区统治刻不容缓的事情。洪武十九年，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这一建议深得朱元璋赞赏，并谕户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此后，驻守西南的明军开始进行大规模屯田，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成效。据记载，沐英镇守云南时“垦田至百万余亩”，其子沐春镇滇7年，“大修屯政，辟田三十余万亩”。广西和贵州地区开展军屯的范围虽不及云南，但亦较为可观。正统六年六月，据王骥报告，贵州地区20卫屯田有95万余亩，“所收子粒足给军实”。广西地区的军屯开始于洪武九年，是年有贺州设置军屯的记载。二十五年，明朝在广西迁江县设立了屯田千户所。明朝在西南广泛开展以军屯为主的各类屯田，客观上形成了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对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明代成为封建社会后半期西南地区进步较快的一个时期。

明朝对矿产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比元代更为扩大，对西南各地的资源如金、银、铁、铜、锡以及木材等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采，官府还利用当地出产的原铜就地大量铸钱，这是元代所未见的。但是，明统治者通过征收矿课，大量搜刮西南地区的重要金属尤其是金银以及宝石等，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充实国库以资建设，而首先是满足宫廷私欲的需要；同时这种搜刮毫不顾及当地百姓的死活，从而造成了产矿诸省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对边疆地区采矿业的发展起到了破坏的作用。如万历二十八年，神宗派税监杨荣至云南坐镇催缴。次年四月，杨荣即贡银15，240余两，及红宝石113块青宝石17块；九月杨荣又进奉税银15，400余两、矿金30两和矿银1937两。由于杨荣搜刮太甚作恶多端，终于激起了云南军民的激烈反抗。三十三年十月，云南巡抚陈用宾等上疏称，税监杨荣“积岁贪残”，滇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次年三月，杨荣被云南指挥贺世勋等杀死，因众怒难犯，神宗被迫颁诏言杨荣“孽由己作，死不足恤”。

明代十分重视西南地区的交通，在取得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后，即于各地修整道路广设驿站。洪武十五年，明军人滇，朱元璋即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土酋长曰：“今遣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土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明代，经贵州人湖广的道路最终成为云南、贵州通往内地的首要交通干线。明朝十分重视对这条交通干线的保护，明代贵州省辖府一级政区治所和军队卫所大多沿着这条交通线展开。交通线的伸展还对所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予以重要的影响。贵阳的兴起就很具代表性。洪武、天启间贵阳先后建成内城和外城，逐渐发展为人口稠密、商贾集中的城市。郡内多汉人，其贸易以十二生肖为场市，“及期则汉夷不问远近，各负货聚场贸易”；场内还设有“场主”维持秩序，以防止争夺欺诈之类情形发生。贵阳由于地当滇、川、湘、桂诸省通道相会要冲，官民客商来往不绝，战略地位重要，遂成为贵州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在明朝的基础上，清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更为广泛和深入，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有清一代，中国人口出现空前增长。内地经济发达地区逐渐人满为患，由此出现了长时间的人口流动。清朝统治者对此持务实与认同的态度，允许内地人民到边疆地区垦荒种地，将此视为解决人口膨胀与人口合理分布的重要途径。如雍正元年帝诏：“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地，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清廷对迁到西南地区的农民，实行减税和贷给种子、耕牛的优惠政策。因此，大批移民源源流入西南边疆地区。如云南，在腹地可垦之地已无多后，山区和边疆乃成为移民垦荒的重点。广南府地处偏僻，乾嘉以 后，“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视瘴乡如乐土”。道光问，开化、广南、普洱尚有旷地，流民遂多至其地搭棚垦种，以后官府加强管理将之编入户甲。随后贵州农民又大量移入，“于是垦殖之地数以渐增，所遗者只地瘠水枯之区，尚可容纳多数人口，(后至之)黔农无安身之所，分向干瘠之山，辟草莱以立村落，斩荆棘以垦新地，自成系统，不相错杂”。清代迁入广西、贵州的移民亦不少。伴随着移民在西南地区的流动，玉米、番薯、荞、高粱等适宜瘠地种植的作物在西南各地得到普遍推广。这不仅为山区人民解决温饱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使较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山区和僻地成为可能。正是大量移民的迁入和高产农作物的推广，使清代西南边疆地区开发进入新的高潮，深刻地改变了山区和边地的面貌。

与明代的做法不同，清廷把矿产等资源的开发纳入国家政策的轨道，并在云南完成了从“听民开采”到预放工本、官治铜政的制度转变，促成云南铜矿采冶业走向高潮。清代，西南各地特别是云南的矿藏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开发。统治者根据云南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把云南作为供应全国铸币用料的生产基地，并把云南矿产资源的开发纳入到国家政策的轨道。兹以云南铜矿为例。康熙二十一年，蔡毓荣调任云贵总督，提出听民开采。此后，开始实行“官治铜政”，生产量出现逐步增长的势头。雍正五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将滇铜料“运至镇江、汉口，令江南、浙江、湖广办铜诸省，出价收买，以便还项”，这意味着云南的“官治铜政”由地方性生产向全国性转变，并使预放工本的资金来源实现了从地方预算向中央预算的偏转。这一转变，为云南铜矿的开发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从而促使云南铜矿采冶业走向高潮，据研究，从乾隆五年到嘉庆十五年，云南所产铜每年都在1000万斤以上，乾隆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等几个年份，则高达1400余万斤。嘉庆中期以后，由于受封建社会采矿业自身发展的局限，滇铜的开采和生产逐渐衰落。

在交通方面，清代在西南地区主要沿袭元明旧路，但交通管理之严密和运行的高效率，却超过了元明两代。据《清会典》：“凡置邮日驿、日站、日塘、日台、日所、日铺。”清朝邮驿具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具有因地制宜和量途置驿的特点。同时，邮驿真正实现了交通与通信合一。驿站不仅是官方的交通组织，也是政府的通信组织，这不仅有助于官府管理，而且有效地提高了道路的利用率。清代在交通方面超越明代的地方还有一点，即在边远地区普遍设置铺递路线，如在云南就置铺460余处。这些铺递路线大部分是以每一州县厅的治所为中心，即以县前铺或州前铺、厅前铺为起点，呈四向散射状与周围毗邻州县的铺递线路相联系，再与交通干道的驿站系统相连接，形成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这就较为有效地保障了信息的传递，对于边防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后半期，1910年建成由昆明经滇南达越南的滇越铁路。这条铁路是法国殖民者出自经济掠夺目的修建的，但客观上便利了云南与外地的交通往来。

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明代的卫所制度不同，清代绿营兵基层驻防制度对边疆开发的积极影响。清政府完善、发展了明代镇戍制中已出现的汛地概念，并改造了明代于各地设置的哨戍和关隘，将两者结合，最终形成了绿营兵分防驻扎的制度――汛塘制度。这一制度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开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云南为例。由于云南的绿营兵经历了一个由以腹里地区为主要分布趋向以边疆为分布中心的转化，汛塘的设置与增置又使各地区的人口由本地平坝地区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向山区的扩散，故清代云南不但在整体农业发展水平上较明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且边疆和山区的农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同时，对云南矿冶业、商业和城镇的发展与繁荣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西南边疆开发虽取得了比以往历代都要高的成就，但是以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代价的。这一点，已逐步获得许多学者的认同，本文不再详述。

三、文化教育

作为继承了历代统治经验和传统的政权，明朝和清朝都很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在西南大力推进以儒学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活动。这是明清统治者在西南地区积极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政治统治力度的加强，大量内地汉民以军事移戍的形式进入西南，明朝在思想上也加强了对西南多民族地区的儒学渗透，这主要表现在明代西南儒学地域上的扩张和科举士人数量上的快速增加。兹以云南为例。

元代以前云南经历了南诏、大理500余年的统治，文化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赛典赤及其继任者在云南大力倡导儒学教育。延v元年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使儒学在云南的传播出现了汉唐以来新的高潮。时人形容说：“北人鳞集、爨k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马日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但是，元代云南儒学仅分布在中庆路(治今昆明)、大理等腹里靠内地区；百年中，云南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者仅6人。

明朝历代君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因之，早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即复置大理府及蒙化等州儒学；洪武十七年重建云南、楚雄二府儒学。随后，儒学的重建、创设由腹里靠内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扩展。

与之相呼应的是，有明一代，云南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中文进士者达261人，这是前所未有的。除此而外，明政府在一些府、县设有社学等，表明儒学在明代云南边地的渗透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地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如多民族聚集的寻甸府，自改流建学以来，“其俗渐改，人文可睹”；彝族聚居的武定府，原称“俗尚强悍难治”，建学后旧习渐迁，“士民勤业，V驳有省会之风”；大理地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于他郡”。一些土官汉文化造诣颇高，“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云”；蒙化彝族土知府左正，“能文翰，工诗画，有魏晋风”。

但是，与清朝相比，明代云南儒学和进士等的地域分布不平衡的特点十分突出。如云南府、大理府、临安府创设学校最多，而广南府仅有社学，镇沅、永宁二府则无办学的记载。与此相一致的是文人的分布也主要集中在腹里地区。至崇祯时，全省共产生举人2732名、进士261名，另有武进士47名，武举人103名，其中75％以上的进士出在云南府、临安府、大理府和永昌府。大理府太和县地处洱海发达区的中心，有明一代，太和一县即出文进士35名。而元江府、永宁府、景东府、广南府等边远府州在明代则没有出过进士。清朝继承了明朝重视儒学教育教化作用的传统，并且把儒学教育进一步向边疆民族地区推展。顺治十八年(1661)，云南巡抚袁懋功奏“滇省土酋既准袭封，土官子弟，应令各学立课课诲，使知礼义”获准。由此云南办学进入了传统教育以来的高潮。据统计，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儒学在明代73所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 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张，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厅学、县学9所，前代未设府学的广南、开化等偏远府州第一次设立府学。书院在元明以来的基础上也得到了扩大。明清云南共有书院219所，除去部份在清初废毁者，前代所见达201所。一些偏远地区也出现了不少书院，如丽江府的雪山书院、玉河书院，开化府的开阳书院、文山书院、萃文书院、凤鸣书院、江那书院，广南府的青莲书院、莲峰书院、培风书院等。

清代义学在云南各地分布甚广。顺治时朝廷下令在全国各地设立社学，主要分布于汉族地区的城乡；以后义学大量出现，多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明代云南社学较为普遍，而清代则更多见义学。从康熙至光绪年间，云南各府厅州县兴建的义学达866所，一些偏远地区也建立起不少义学，如腾越厅有义学60所，丽江县27所，开化府12所，广南府9所。

与儒学教育在地域上的拓展相呼应，清代云南文人(进士、举人)的分布地域比明代进一步扩大。至光绪时，云南共产生文进士682名，武进士141名，文举人5697名，武举人5659名，另有钦赐进士19名、钦赐举人125名。在光绪二十九年的经济特科考试中，石屏人袁谷名列全国第一，为云南历次科举考试中的未有。明代没有出过进士的偏远府、州、县厅在清代也出了进士，如景东直隶厅、元江直隶州、顺宁府、普洱府、镇沅直隶厅等(见下表)。这些都表明清代云南的儒学教育由腹里发达地区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渗透大为加强了。

四、小 结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对明、清两代在西南的经营活动大致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的结论。

明、清两代都有大量的内地汉族移民进入西南。明朝对西南的大规模开发是从解决驻军的给养而实施军屯开始的。由于卫所制度所具有的特点，镇守各地的军士事实上成为明朝的强制移民，因此，明代进入西南的内地汉民，是以有组织的军土及其家眷为主要部分的。这与清朝的情况大为不同。有清一代，源源不断进入西南的移民主要是自发性质的，这与当时统治者已明确意识到人口膨胀问题及其压力有密切之关系。清朝统治者对向西南边疆地区移民有助于解决人口膨胀问题有较深入的认识，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允许流民到西南边疆地区垦荒种地，从而把移民与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联系起来。这应该是清朝统治者超越明代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西南的边疆民族地区到清代才真正出现了开发的高潮，奠定了近代以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文地理面貌。

明、清统治者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与稳定都是十分重视的。明朝通过派遣重兵，广泛推行并完善始于元代的土司制度，加强对西南的统治，以期达成“无西南之忧”的目标。中期三征麓川，以及中期以后对部分土司进行改流，均以包括云南在内的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为转移。正如时任兵部尚书的王骥在反驳认为“麓川之在南陲，一弹丸之地而已，疆里不过数百，人民不满万余……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宽其斧钱之诛，与我羽旄之舞”的说法时所坚持的那样：“思任发……虽蒙货罪驰恩，彼却怙终稔恶，释此不诛，诚恐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处觇视窥觎，不惟示弱外邦，抑且贻患边境。”清亦十分重视西南地区的治理与稳定，体现在其设治比明朝更严密，向边疆民族地区政治推进更强有力，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靖地方事”是目标之一，到了清后半期，从最高统治者到地方封疆大吏，都有了基本的边界意识，并体现在边界勘定过程中。但由于传统的“守中治边”，怀柔远人的观念影响，以及清政府的腐朽软弱，在西南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明、清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矿藏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与前代相比有了大大的提高，并对之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开发。但明朝大量搜刮西南地区的重要金属尤其是金银宝石，主要是出自满足宫廷私欲和享受的需要，而不是以资国用。同时这种搜刮毫不顾及百姓的死活，给当地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云南等地采矿业起了破坏的作用。在明代经营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对西南作为国家收取赋税和金属产品重要的来源地，有了实实在在的认识。因之加大了对开发西南的政策和人力物力的投入，把西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西南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和清朝都很重视儒学教育的教化作用，在西南大力推进以儒学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活动。这是明清统治者在西南地区积极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宏观治策的影响，明朝西南地方官府较为注重政区治所及其周围学校的建设，在边远民族地区官方学校教育较为薄弱；清廷不仅重视各级地方官府治所及周围学校的建设，而且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教育较前代更为重视，尤值得注意的是建立了以义学为中心的基础教育体系。

总之，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其对西南的经营是建立在以往的基础上的，并具有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的深刻烙印，既体现了对历代治理西南所取得的成果的继承，又体现了明、清两朝在西南经营活动的阶段性特征。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4

[关键词]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疆域

清代改土归流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土归流自明代出现持续到清代，雍正时期达到顶峰。这种大规模地改变地方政治体制的措施并非偶然，而是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多方考量得出的结果。学界有观点认为，之所以雍正时期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有防止西南地区势力倒戈，呼应漠西卫拉特蒙古南下，巩固内陆边疆的统治需要。由此可见，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与雍正时期清代所处的政治环境、统治者疆域观念增强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清代严峻的边防形势

清代自建立以来，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边防危机，尤以西南地区为甚。西南云贵川地区，长期以来多民族混杂，虽然早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但大多为羁縻统治，一旦中央王朝的支配力有所减弱，地方势力势必会割据叛乱。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司制度便成为了这种动荡因素的根源，桀骜不驯的土司首领也成为中央王朝的忧患因素。至雍正年间，西南地区局势愈加复杂严峻，土司依仗自身实力抗击清军、违抗朝命的的记载不绝于史，“土司虽依例输粮，其实占据私享者不止数倍。”这种土司制度明显的带有了地方割据性质，土司们世代拥有其民其兵，执掌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甚至设立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俨然一个独立的封建小朝廷。这些土司往往拥兵自重，并以此为资本邀功请赏，肆虐、专事劫杀。这种土司制度本身的割据性和封闭性极大限制了西南地方人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土司制度已严重威胁到了清政府对西南地区边疆支配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充分考虑到边疆危机及国家安全的因素后，大规模的、较为彻底的改土归流政策便应运而生。

二、清代疆域观念的增强

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都存在边患困扰，这种状况到清代未曾有过改变。自元以来，西南地区长期由土司控制，处于羁縻统治的状态，即名义上接受中央王朝册封，实际上却互不统属、各自为政。这种制度在初期和中期曾对社会发展，尤其是西南地区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南边疆安全不断受到威胁，这种制度的腐朽性便日益凸显出来，最终成为了社会发展和西南边疆安全的阻碍。为了结束这种松散的管理模式，加强对西南地区疆域的经营，改土归流实际上已成为必然趋势。清代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开始于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疆域被明确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如贵州边界的生苗区、云贵川广各大土司、桑植土司、琼州府属生黎、盐营所属木里、湖广忠峒等十五土司。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继续有不少土司并入中央“版图”，如四川雷波卫番民、大小金川等。与之前的羁縻统治不同，清廷这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被当时朝野一致认为是中央王朝“版图”的再次扩张，可见当时统治者已有一定的疆域观念。

三、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一些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种民族政策，是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历史状况的情况下设立的。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央王朝设立土司制度不过是一种相对的权宜之计，最终目的是待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下来之后，创造条件实施改土归流策略，最终彻底废除土司制度。随着西南边疆问题日益凸显，土司制度越发不能适应中央王朝及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便应运而生。1726年，鄂尔泰担任云南巡抚兼云贵总督后，向清廷提出完全、全面的改土归流计划，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针对其中不同的情况，清廷采取了以下三种主要方式：

1.武力强制改流。清廷认为世代拥有土地、武装的土司，要他们“去封号、缴兵器、纳土称臣、解甲归田，受命改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故“鄂尔泰受命之日，即移兵攻贵州之长寨，终于古州，前后用兵凡五六载。”此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清政府也采取先易后难策略，针对边远地区与内地的区别、奉法与不法的区别，逐步展开。首先，针对东川、镇雄、乌蒙等3处用兵，改置乌蒙、镇雄、东川等3处流官。之后，对云南威远、茶山、孟养等处出兵，将这些地区设置流官统治。两次成功的改土归流之后，鄂尔泰出兵贵州广顺州长寨，此为贵州、云南交界一带最强大的土司势力。鄂尔泰用兵3年，前后设置流官地区1298寨、5978户、男妇35982口，地方600公里。1727年，鄂尔泰出兵谬冲，此为湖北、贵州交界处最强大的花苗，清军攻下后，将其地分别划分于贵州黎平府及广西怀远县管辖。自1728年至1730年，随着势力较大的土司势力被各个击溃，贵州丹江、清水江、八万古州等地、广西八达寨、邓横寨等地亦纷纷实现改土归流。

2.土司主动请求改流。这种情况出现大多发生在湖北、湖南地区，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土司大多接近于内地，受到汉族经济发展的影响较为深远，雍正年间在西南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对当地土司具有极大的触动。面临清廷果断的态度及严峻形势，大部分土司纷纷要求主动改为流官。1727年，“宣慰使彭肇槐纳土，请归祖籍江西”，清廷顺势改永顺司为永顺府。1728年，南渭州土知州彭宗和、上溪州土知州张汉儒纳土，施溶州土知州田永丰纳土，麦著峒、田家峒等长官皆纳土，清廷将其地划入龙山县。

3.仇杀、纷争而改流。土司之间的仇杀纷争，往往是清廷改土归流的重要因素。地方性的土司仇杀不仅影响当地人民生活的安定，更是中央控制力不足的体现。为此，清政府对于彼此之间仇杀严重，且调解无效的土司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改土归流。1726年，湖南桑植因土司向国栋常年与荣美、茅冈、永顺等地土司仇杀被改为桑植流官县，隶属永顺府。广西上林土司也因为相互仇杀，被改为流官。

1731年，大规模改土归流宣告结束，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基本上完成了清廷预期的改流任务，整个西南地区大部分土司皆改制为流官，先后招讨平抚贵州苗瑶寨2000余、收缴广西土司印信及军器2000余件，在云南地区，澜沧江以东地区普遍设立了知府流官，湖北、湖南一带大部分土司皆“纳土”。有史料载“自（雍正）四年至九年，蛮悉改土归流，苗亦归化，间有叛逆，旋即平定”。至此，自元以来困扰着中央王朝的西南边疆的土司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四、改土归流对西南地区疆域意识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对于西南地区的疆域意识并不强烈，真正开始意识到其重要战略地位的是元朝。元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采取了迂回包抄战术，先夺下云南，取得云南各部土司的支持后，最后完成了全国统一的霸业。正基于此，对于云南的经略元代格外重视。此后的明清统治者同样意识到，在和西北游牧民族的对峙中，一旦西南地区失守，那么中原地区就会处于游牧民族的半月型包围之中，且西部边疆由于地理原因，古代传统进入西南的道路，是从四川穿越青藏高原的东缘进入，而这条传统道路，很容易被游牧民族所切断，而一旦截断这条西南命脉，那么整个西南便会不攻自破。因此，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中原地区及中央王朝的生死存亡。

清朝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西南地区的经略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为云南地区的问题“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由于清代所处的环境更加复杂，满清贵族通过武力统一建立起来的统治地位，在边疆地区并不稳固。清初国力有限，加之战事频繁，在对西南地区势力的控制上便难有作为，导致了其势力不断膨胀。如清初“三藩”之乱，便是从云南、贵州一带发轫，影响却波及全国。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清廷统治者意识到了西南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西南地区为中原之屏障，“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唐古特人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以救援，亦不能取藏”、“藏安而西宁、青海、川滇举安”，由此可知，清廷已完全知晓西南地区在满蒙对峙中的关键战略地位。西南地区在战略地位上可以抵御康多、卫藏势力东进，对清政府是否能解决西南地区边疆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彻底解决西南边防危机，清廷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消除西南地区土司各自为政的格局，为了实现对西南地区真正有效的控制，从而更好的抵御漠西蒙古势力对该地区的入侵，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几乎是势在必行的。

五、结语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5

摘要清初贵州水西土司安坤叛乱事件之因由,学界说法不一。细阅相关历史文献,考察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土司采取的政策,这一事件当系清王朝在巩固了中央集权之后,在贵州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而采取的策略。

关键词:水西土司 安坤叛乱 改土归流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贵州水西土司安坤叛乱事件,上至国史《清史稿》,下至地方志《大定府志》、《黔西县志》等均有记载,学界对此事之因由见仁见智。笔者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因由再做考辨。

一 历代水西土司内附朝廷历史简述

贵州水西安氏土司,自三国开始至清朝康熙三十七年废除,绵延1400多年。清代贵州巡抚田雯《黔书》载:“蜀汉时有济火者,从丞相亮破孟获有功,后封罗甸国王,即安氏远祖也。”虽然中央集权不断更迭,但是水西土司“皆以识机达变,”内附新朝:

唐会昌中(841-847),阿佩率众内附,复袭王爵。

天成二年(927),普露率其九郡入贡,袭封如故。

宋开宝中(968-976),普贵纳土来庭,仍赐王爵。

元至大元年(1308),授阿画为五略将军。

明洪武四年(1371),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

(清)顺治十五年(1658)初,经略洪承畴至沅,师不能进,承畴找安坤,许以如元阿画、明霭翠故事,坤大喜,缴印归诚,引大兵由小路进入贵阳。滇、黔底定,叙坤功,许世袭,兼赐袍帽靴服采币。

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少数民族首领为了生存,内附朝廷无疑是最佳方式。即史书所载“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识机达变,宣力效忠,始终不失人臣礼。故得以长奉西藩,受恩罔替……”

值得一提是明初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奢香对维护水西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的杰出贡献。奢香可谓彝族女政治家,其丈夫辞世后,摄贵州宣慰使,在遭到都督马煜裸挞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水西民族地区的和平稳定,忍辱负重,破除了马煜欲以此激怒少数民族反明、从而镇压的阴谋,并在朱元璋痛斩马煜之后,承诺“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愿刊山通道,以给驿使往来”。奢香回到水西之后,组织水西少数民族同胞开通驿道,设立九驿,连接了水东、水西,并通往云南,对于明王朝加强云贵的统治,维护云贵地区的和平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此可见,水西土司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具备了敏锐的政治觉察力,在中央集权不断更迭的历史潮流中,为了自身生存,能够及时内附新的中央集权。因此,虽然中央集权多次更迭,但水西土司却绵延1400多年,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避免战乱、平稳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二 清初安坤的表现及学界对安坤叛乱因由的不同观点

《清史稿》、《黔记》、《贵州古代史》、《贵州简史》都记录了安坤“叛乱”之前归附清王朝、支持清军进入云贵的史实:

(清)顺治十五年(1658)初,经略洪承畴至沅,师不能进,承畴找安坤,许以如元阿画、明霭翠故事,坤大喜,缴印归诚,引大兵由小路进入贵阳。滇、黔底定,叙坤功,许世袭,兼赐袍帽靴服采币。

“清军……进军贵州之时,水西安坤是归附较早的土司之一。

清军进入云南时,吴三桂在七星关被阻,‘惮其险不敢攻’。安坤……使吴三桂的队伍得以兵不血刃地进入云南。

安坤以引道有功,受封水西宣慰使……准世袭。安坤……不仅定期输纳贡赋,而且积极协助镇压明朝残余势力的反清活动。

公元1660年(顺治十七年),反清的吕弘汤窜逃水西……安坤察觉后,密报清朝,合力擒拿吕归案。

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反清明将刘鼎失败而逃水西,安坤捆送刘鼎至贵阳,交朝廷处死。

顺治十五年六月,水西宣慰司安坤受降。三桂乃由水西至西溪河,得捷径至以烈……十六年,三桂入滇。”

从以上资料可看出安坤归附清王朝的坚决态度。对此,范同寿先生在《贵州简史》中认为,安坤之所以要做这些事情,“主观上是为了保有土司的世袭特权,客观上对维护政局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假设,清初安坤表现尚且如此“顺”,在清王朝平定了云贵,中央集权得到巩固的基础上,安坤可能“逆”吗?

《贵州简史》认为造成这一历史事件主要是由于吴三桂方面的原因:

“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后,野心不断膨胀,为了达到分裂割据的目的,一面在云南大规模扩充军队,一面向云贵土司勒索金银财货。紧临云南的水西地区,成了吴三桂进行掠夺的主要对象,为了给经济掠夺制造借口,吴三桂故意“激叛诸土司”。

《清史稿》卷一二四关于此事也有记载:

“顺治十七年,(吴三桂奏报)‘贵州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要求‘欲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

“康熙三年(1664)正月,吴三桂与贵州总督杨茂勋,以安坤、皮熊谋反为名,合疏请剿。三月,吴三桂统领十镇兵……进入水西。”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对于“谋反”,事件主角――安坤并没有什么反叛清王朝的举动。所谓“刑牲祭鬼”,实际是少数民族土司相信鬼神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吴三桂等所谓的“刑牲祭鬼,将为不轨”,实为其为征剿少数民族土司所找的借口。从这一层面来看,吴三桂“激叛诸土司”之说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清王朝对水西土司的态度至关重要,因为向水西进军不可能是吴三桂单方面就能够实现的。《清史稿》记载的内容实际上暗含了吴三桂看准了清王朝对于少数民族土司的态度,即“欲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所以吴三桂与清王朝一拍即合。如果如朱元璋一样采取安抚少数民族土司之策略的话,这场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贵州古代史》则认为,水西土司谋反之事完全是安坤个人造成:

“由于西南平定,清朝……于公元1660年(顺治十七年),令……八旗满兵归还北京。八月,黎平县……苗民起义。冬月,土官王国拉起兵反清……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初,又发生了丹平长官莫之廉和金筑土官王应兆起兵反清;冬月,广西夷人阿仲起义……这些事件的出现,安坤看成是中央统治权利衰弱的反应。”

同时引证《明清史料》和《贵州通志・前事志》之内容:

“水西安坤年少,国公车噶喇专政”、“为坤所信任”、“土目车噶喇、慕魁周室、把总高拨复刚和之,踪迹颇露。”

于是得出结论:

“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安坤反清的阴谋揭开了。”

而据该书描述此时安坤的具体表现则是:“安坤一面制造火药武器,准备器械、盔甲,操演兵丁‘一面与各土司互相联络,准备起兵。同时大造舆论……宣扬‘海上以立新君,国号平顺;晋王李定国尚在,谕令坤起兵。’”

以上材料认为安坤将当时各地起义视为中央统治权力衰弱,由此导致反清。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历代水西土司为了保证自己领地和平,都归附中央集权,形成了土司管理区名义上归中央统一管理,实质上是土司的自由王国的局面。由此才出现中央集权不断更迭,水西土司绵延1400多年的历史。包括安坤在内的历代水西土司都明白,自身力量较中央集权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们在保证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受侵犯的情况下,不会与中央集权发生冲突。由此也可推知,在清王朝没有对水西采取什么军事行动、仅凭一些地方出现动荡就造成了安坤反清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对于所谓“海上以立新君,国号平顺;晋王李定国尚在,谕令坤起兵”的舆论,也不太可能是安坤所为。结合安坤对清王朝及李定国的态度,他不可能听李定国之“谕令”起兵反清。李定国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大西军”的主要领袖之一,最初是为了推翻明末腐朽统治,清军入关后即改变斗争对象,采取“联明抗清”,永历皇帝授其晋王衔。李定国率领军队在贵州、湖南、云南等地抗击清军。洪承畴招抚安坤之际,正是李定国的农民起义军在湖南芷江阻止清军进入贵州之时。之后吴三桂进军云南时,在“三坡石虎关”也正是遭到李定国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拦截,吴三桂的军队遭到伏击,但是得到“安坤等具启投诚”,“于水西得奇道,由天生桥抄乌撒军民府,按期在云南曲靖与湘、桂的清军会师。”

可见,安坤与李定国素无瓜葛,甚至配合清军多次破除李定国军事阻碍,因此上,在清王朝得到不断巩固的情况下,安坤不可能听李定国的“谕令”起兵反清。

清代贵州巡抚田雯《黔书》针对治理贵州少数民族土司指出:“国家与土司,以戎索羁縻之耳,原与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贵,无故思叛,理必不然。皆当事者或削、或慢残、或处置不当,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

田雯道出了少数民族土司对中央集权的态度。面对争取到的安定生活,少数民族土司倍加珍惜,不会轻易反叛。安坤事件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帮助清军统一云贵之后,他不可能反清,否则当初不会不遗余力地帮助清军进入云贵。

再从吴三桂叛清时安坤妻儿的表现,也可以看出当时水西土司对清王朝的绝对忠诚:

(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十六年(1677年),安坤妻禄氏及子安胜祖,与威宁总兵朱万年共谋联络各土府抗叛……禄氏又派属下探湖广、四川、广西道路,迎清军平叛,并召集旧部作抗叛准备……自三藩之乱以来,安胜祖……先后消灭吴三桂叛军4148人。

所以,《贵州古代史》关于安坤谋反之说,亦难以令人信服。

三 清初水西土司安坤叛乱之真相

《清史稿・卷五百十五・列传三百二・土司四・贵州》记载:“安坤……蠢蠢思动,踪迹颇露。总督杨葆勋曰:‘水西地方沃野千里,地广兵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失今不讨,养痈必大。’乃请剿。命总管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讨之。”

《清史稿》此记录反映了清王朝对水西土司的态度。如果清王朝如明初一样安抚水西土司,即使少数民族首领真有反叛之心,也是能够避免战争的。但是,清王朝的态度不是安抚少数民族土司,而是赞同了总督杨葆勋“失今不讨,养痈必大”的“清剿”方略,并“命总管吴三桂督云、贵各镇兵分东西两路讨之。”

再从清王朝在安坤事件平定之后,对于水西地区及安坤妻儿的处理,也可以知道当时清王朝对水西采取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土归流”。谋反向来罪大恶极,必然诛连九族,但是安坤事件之后,除了安坤本人伏诛之外,其妻儿居然没有受到牵连。清王朝仅仅在水西地区设置了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并设置流官而已。水西地区虽然实现了“流官”治理,但是安坤之妻儿却还掌握自己的旧部。因此可以看出清政府对于安坤事件的策略,就是要逐步改变土司对领地的绝对领导权,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一举措不可能一蹴而就,故而其处理方式十分微妙,因而在“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清政府同意安胜祖袭任水西宣慰使职,当地又恢复了土司建制。”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安胜祖死后,清王朝彻底废除了水西土司,水西地区的改土归流终于得以最后完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的水西土司安坤叛乱,并非安坤制造祸端,吴三桂也仅仅是暗合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土司的统治策略。这一历史事件是清王朝在巩固了中央集权之后,对民族地区土司政策的一大转变,实际上成了清王朝在贵州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所导演的一个序幕。此后不到30年,也即雍正四年(1726年),清王朝开始全面废除土司制度,大规模改土归流。

参考文献:

[1] 罗书勤等点校:《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清史稿・卷五百十五・列传三百二・土司四・贵州》,《二十四史贵州史料辑录》,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3] 范同寿:《贵州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6

学和行本来是有机联着的，学了必须要想，想通了就要行，要在行的当中才能看出自己是否真正学到了手。否则读书虽多，只是成为一座死书库。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中知识要点历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1、发达的古代农业(一)早期农业生产的出现

1、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开始起源，距今七八千年时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粟的国家。

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法是刀耕火种。

2、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农具，但使用并不普遍，农业生产仍以石器、木器、骨器为主;

人们已懂得了开沟排水、沤制绿肥、除草培土和治虫灭害等技术;西周时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基本具备;家庭饲养业也得到发展;人们也由经常迁徙走向定居生活。

(二)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耕作方式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铁犁牛耕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逐渐推广;西汉赵过推广两人三牛的耦犁，并出现犁壁;东汉出现直辕犁;隋唐时期出现曲辕犁，并增加了犁箭、犁评。

2、耕作技术的进步：

①耕作方法：春秋战国出现垄作法，西汉赵过推广"代田法"。

②耕作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旱地形成耕耙耱技术;南方水田也采用耕耙技术。

③耕作制度：汉代基本上以一年一熟为主;宋代推广水旱轮作的稻麦复种制;明清时期，北方黄河流域形成了两年三熟制和三年四熟制;南方长江流域发展多种形式的一年两熟制;闽江和珠江流域一些地区形成一年三熟制。

3、水利设施的完善：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汉朝的漕渠、白渠和龙首渠等;人们还创造和改进了灌溉工具，曹魏时马钧改制翻车用于灌溉;唐朝时创造了筒车;宋朝出现了利用水力的高转筒车;明清时出现风力水车。

(三)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商周时期，土地归国家所有，劳动者在田间集体耕作。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渐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

2、小农经济的特点：分散性;

封闭性;落后性;脆弱性。

3、小农经济的地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

小农经济又是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它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徭役兵役的主要来源，它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它长期的牢固存在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

4、对小农经济的评价：

小农经济下的农业处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除缴纳赋税外可供自己支配，因此他们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努力提高耕作技术、精耕细作，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但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性别分工，很难扩大在生产、很难提高生产技术，这就日益阻碍了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换，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到了近代小农经济越来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它成为了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

2、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一)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官营手工业由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

它凭借国家权力，征调优秀工匠，使用上等原料，生产不计成本，产品大多精美。

①商周时代，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展示出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②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人工冶铁属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掌握了铸造生铁技术，发明铸铁柔化技术和多管鼓风技术，东汉杜诗发明水力鼓风冶铁工具--水排，北宋时普遍使用煤作冶铁燃料，南宋开始使用焦炭冶铁。③春秋晚期掌握了炼钢的方法和淬火技术，西汉掌握了炒钢技术，"百炼钢"在西汉出现，南北朝有灌钢法。

2、丝织业：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

商代室内养蚕很普遍，并出现了织机;西周丝织技术突飞猛进，出现斜纹提花织物;战国时出现多种丝织品;西汉在长安设东西织室，发明了提花机;唐代丝织技术进一步提高，并吸收了波斯等国的技艺;宋代丝织品种类繁多，织锦吸收了花鸟画中的写实风格;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明代中后期，丝织业最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3、商代已烧纸出原始瓷器;

东汉烧出成熟的青瓷，北朝烧出成熟的白瓷;唐朝形成南青北白两大制瓷系统;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烧出了著名的清华和釉里红，我国进入彩瓷生产时期;明清时期，青花瓷、彩瓷、珐琅彩争奇斗艳;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

(二)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1、元朝时，民间棉纺能手黄道婆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棉纺织品产量增多，改变了丝、麻、棉的纺织品比例。

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民营手工业甚至超过官营手工业，占据全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2、西汉开始，中国丝绸远销亚洲、欧洲，为中国获得"丝国"的誉称。

唐朝起，中国瓷器大量输出国外。

(三)资本主义萌芽

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一些地区、一些生产部门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标志就是手工业工场。除苏州的丝织业外，在江南的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矿冶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发展：手工工场的规模扩大了，分工更细密了;出现的手工业部门和地区增多了。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稀疏地出现在个别地区、个别生产部门，多为分散的手工工场，发展速度又相当缓慢。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能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其力量还远远不足以分解封建生产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

3、古代商业的发展(一)重农抑商下的古代商业

1、先秦时期：古代商业活动兴起于商代，商朝的移民为了维持生计，进行商品交易，周人称其职业为在"商人";

春秋战国时期，官府控制商业的局面被打破，城市商业繁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各地出现了许多拥有雄厚资产的大商人。

2、秦汉时期：商业初步发展。

国家的统一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但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商业艰难发展。商人经商受到地点、时间的限制，商业总体水平发展不高。

3、隋唐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进步，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促进商品流通的范围扩大。都市和乡村贸易发展起来;柜坊和飞钱相继问世。

4、宋元时期：商业空前繁荣。

农业和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商品交易的限制，水陆交通便利，促进了两宋商业的繁荣，出现了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元代交通发达促使商业继续繁荣。

5、明清时期：商业继续繁荣。

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叫做"商帮"。实力最强的是徽商和晋商。

(二)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1、宋朝以前，县治以上的城市，一般都在特定的位置设市，市四周有围墙，与民居严格分开。

官府设市令或市长，对市场交易进行严格的管理。

2、宋朝时，城市中坊和市的界限被打破，市分散在城中，城郊和乡村的"草市"也更加普遍。

经营时间限制也被打破，早市、夜市昼夜相接，交易活动也不再受官府的直接监管。

3、丝绸之路的开通、大运河的开凿、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等，也催生了一批城市的兴起和繁荣。

扬州、成都 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大都会。

(三)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1、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概况

西汉：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主要商品是丝绸。

唐朝：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政府设立市舶使，专管对外贸易。

两宋：为增加财政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税收甚至成为南宋国库的重要财源。

元朝：主要的港口有泉州、广州和庆元(宁波)，泉州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明清：对外贸易萎缩。明清两朝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

2、中国古代官方贸易的特点及目的

官府控制下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朝贡贸易即通过朝贡和赏赐完成交易占有重要地位。特点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目的是在政治上宣扬国威，而不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4、古代的经济政策(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1、土地制度的演变历程

(1)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公有制

(2)奴隶社会--井田制。夏、商、西周时期，一切土地属于国家。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受封者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与买卖;同时要向国王交纳贡赋。那时的耕地，成方成块，形同井字，被称为"井田"这种土地国有制度被称为"井田制"。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国有而实际上是各级奴隶主私有的土地制度。

(3)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

(4)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土地制度所有制并存。封建社会有四种土地所有制;①土地国有制：国家政权直接掌握的土地，由国家经营，主要用于封赏和对农民授田。代表性的土地制度就是均田制，即封建国家把控制的土地分给农民使用。②地主土地私有制：封建地主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并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大量兼并农民土地。③小农土地私有制：广大农民占有很少土地。④君主土地私有制：君主直接掌握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主要用于君主开支。

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地主土地私有制为主体，它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2、土地兼并

①概念：指地主官僚贵族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农民土地甚至国有土地，使封建国家、农民控制的土地数量急剧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到地主手中。其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私人所有，土地可以买卖和转让。土地兼并既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②土地兼并产生的影响：在政治上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影响中央集权。

经济上造成农民普遍贫困，使之无力购买手工业品，影响了手工业扩大再生产，抑制了手工业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它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③面对土地高度集中，历朝政府都采取措施抑制兼并，以维护小农经济，巩固统治。北魏至唐朝前期，政府实行均田制。制定官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限制土地买卖。明朝政府丈量全国土地，按照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收取赋税。

④封建政府采取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不能成功的原因：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规定土地私有，并可以自由买卖的转让;土地是封建社会的主要财富和各种财富的最终归宿;封建政府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不可能真正抑制土地兼并。

(二)"重农抑商"

1、目的：经济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维护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

政治目的是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巩固封建统治;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

2、演变过程：

①为保障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禁止农民弃农经商，商鞅首倡"重农抑商"。

影响：保障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保证赋役的征派和地租征收，巩固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

②西汉初年，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汉武帝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盐铁官营，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对工商业征收重税，这些政策有效地避免了因商人非法牟利对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阻碍;打击富商大贾也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③明清时期，工商业空前兴盛，但封建政府依然固守重农抑商政策。明清两代继续实行专卖制度，垄断盐、茶等重要商品的经营，而对民营商业，不断加征商税，破坏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以致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三)"海禁"与"闭关锁国"

1、明太祖时期，实行"海禁"，禁止官民私自下海，对外贸易只能在官方主持下进行。

2、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政府厉行"海禁"。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7

关键词：撒拉族；循化；社会组织

撒拉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现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在青海省内其他地区、甘肃积石山以及新疆等地也有分布。循化地区是撒鲁尔人迁徙到达我国西北地区的落脚之地，也是日后形成的撒拉族主要聚居的区域。

一、撒拉族的传统社会组织

撒拉族的传统社会基层组织包括以血缘家族划分的“六门八户”、“四房五族”和行政区划的“工”。

所谓“六门八户”是指尕勒莽（撒拉族祖先）有六个儿子，撒拉语称街子为“阿尔提友力”（Altiul），意即六个儿子居住的地方，是根子地方。六个儿子的后裔，便是后来所称的“六门”，发展成为六个村子。由“六门八户”形成了街子的八个村子，即上房村、撒里房村、撒兰巴亥村、黑大门村、韩巴村、马家村、托伦都村、沈家村。[1]28“四房五族”中的“四房”是指尕勒莽的直系子孙，“五族”是指“外姓五族”，其中以马姓居多，大都是河州及附近的回民融合进撒拉族之中。

随着撒拉族人口的增多，也是为了方便土司对撒拉族群众的控制，就在循化地区的撒拉族中，划分出“十二工”。每个“工”又包含了一些较小的地域社会，称为“阿格勒”，大致与目前行政村区划的村对应。每个村落又由一个或多个一比较大的父系家族组织“孔木散”构成，而构成“孔木散”的是一些被称为“阿格乃”的家支，这些家支由几个直系血缘家庭组成，家支之下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奥依其”，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家庭。撒拉族的“十二工”分有两个土司管辖。每工设有户长等官员，并有一定的士兵。苏四十三事件之后“十二工”合并为八工，被称为“内八工”，此外还有“外五工”。

而对于“工”名称的由来，有学者认为撒拉人居住在山区谷地、修建水利工程而得此称，与藏民居住山地相对应；也有认为撒拉人居住山区，“工”与“沟”谐音而成；还有认为“工”是有毡房的住处，与早期撒拉人的游牧生态有关；等等。[5]

二、撒拉族的土司制

土司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通过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收买和利用，委以官职，借土司对少数民族民众进行间接统治。土司制度的特点是部落酋长制与封建官僚制相结合。[6]

撒拉族的土司始封于明代。《循化志》记载撒拉族世袭达鲁花赤神宝“明洪武三年邓大夫下归附”，洪武六年授其“世袭昭信校尉、管军百户职衔”，[2]后“拨河州卫右所管军”，[2]以后子孙相传，在正统元年（1436年）封为副千户。据《循化志》卷五记载，明代撒拉族土司共传了十世，中间有父子相传和兄弟相传，这十世土司分别是韩宝、韩撒都喇、韩贵、韩琦、韩恺、韩清、韩通、韩勇、韩增、韩进忠、韩愈昌（未正式承袭）。

康熙四十五年（1680年），甘肃河州知州王全臣也呈请在河州地区改土归流。其程文中列数了包括撒拉族土司在内的土司、国师霸丁占地、欺凌良民的种种劣迹。雍正三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折，主张在撒拉族中“勿庸设立土百千户，但就其原管番目，委充乡约里长，令催收赋科，久则化番为汉”。[2]清政府在当政之初没有在西北地区大规模的实行改土归流而是在康熙、雍正年间设置了众多土司是有原因的，由于西北地区各土司自明到清初，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 [7]特别是在雍正初年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时，各土司纷纷效力，加之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游牧的性质，使得在清朝初年在西北特别是青海地区广设土司。《清史稿》、《循化志》都载撒拉族土司韩愈昌于康熙年间归附了清朝，授外委土司，康熙十六年，靖逆将军张勇委韩愈昌为都司职衔。其子韩炳于雍正二年随从清军赴卓子山讨伐番族，立战功，由于岳钟琪的奏请，于雍正七年（1729年）让韩炳世袭土千户职，而韩宝的次房子孙韩大用同样因战功授土千户职，分掌撒拉。经这次封授，撒拉族一族之中便有了两个奉旨设立的土千户即土司。韩炳驻街子，管辖县城以西的街子、草滩坝、查加、苏只、别列五工和城东的清水工，称“上六工土司”，主要管辖撒拉“四房”。土司韩大用驻崖曼，管辖城东的张尕、崔曼、孟达、夕厂、打速古五工和城西的查汗大寺工，称“下六工土司”，主要管辖撒拉外姓“五族”，又称“马土司”，实际上是管理马姓等撒拉族的土司。此后二韩土司在镇压苏四十三事件、田五事件的过程中受到清政府褒奖，十五代土司韩昱“赐三品顶戴花翎”，韩光祖“赐四品顶戴花翎”。[8]40、84

苏四十三事件之后，伴随着清政府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中央王朝对回族、伊斯兰教政策的转变，撒拉族土司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河湟事变”后，清政府在撒拉八工改设乡约（每工一人），直属循化厅，并废止土司制度，这样撒拉族土司自明朝起相传二十世，历时五百二十余年。

三、撒拉族的尕最制

“尕最”又称“卡孜”，旧译“哈的”等，阿拉伯语意为“法官”或“教法执行官”，在撒拉族中也被称为世袭总掌教。尕最制是一种宗教制度，并且跟撒拉族的世俗社会和封建上层紧密结合起来，对撒拉族民众进行和精神上的控制。

据民间传说，撒拉族先民定居街子后，怕失掉教门，避免对伊斯兰教义的解释产生错误，从中亚请来了四十位“舍依赫”（或称“筛海”，伊斯兰教学者），这些“舍依赫”在一位名叫苏来曼的学者率领下，到达街子后，从他们中间推选出一位“尕最”，执掌全族教法、教规和负责管理整个宗教事务。撒拉族的尕最（世袭掌教）是撒拉族基本社会组织各“工”的伊斯兰教领袖，所命所属各寺教长，与土司制度互为表里。各村之寺的学董由世袭哈尔担任，而世袭哈尔又是土司统治的支柱，这样土司的政治统治系统和尕最的宗教系统就结合到了一起。再加之二者都是世袭制，更加深了二者的粘合。

尕最制有着一套特有的组织形式，具体来说就是在“尕最”之下设立了“三长制”和“三级寺院组织”。所谓的“三长”是指“伊玛目”，在主持全面宗教事务的同时担任开学讲经及宗教学说的教授，举行宗教仪式：“海提布”，负责领导信教群众念经；“海依”，负责领念和做呼图白。“三级寺院组织”是指将礼拜寺分为总寺、宗寺和支寺的三个等级，街子清真大寺为总寺，各工有自己的宗寺，宗寺的三长需由尕最任命，宗寺也成为海依寺，支寺为各村的小寺。

尕最制在撒拉族的历史上同土司制伴随而生，也同样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被废止，在街子清真大寺的北面至今还保留着十七位尕最的拱北，可知撒拉族的尕最至少传了十七世。（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 编写组：《撒拉族简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2] 龚景瀚：《循化志》。

[3] 周也夫：读暨苏四十三史劄记[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4] 宁宇：清代循化厅管理体制研究[D]，辽宁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5] 王建新：撒拉族的家族组织与婚姻规制——基于血缘认知的文化逻辑分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6] 芈一之：青海土司制度概述[J]，青海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7] 《清史稿》。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8

关键词：知识教学；有效实施；梳理

新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②第一单元内容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包含4课：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第2课“古代手工业的进步”，第3课“古代商业的发展”，第4课“古代的经济政策”。虽然看起来仅是一个单元4课内容，但是从教材涉及史实的时间、内容等方面来说，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简史。从教材涉及史实的时间来看，涵盖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期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从涉及内容而言，囊括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及资本主义萌芽等各行业经济发展历史；涉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土地制度、朝贡贸易、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等等诸多历史概念或现象。

本单元教学内容复杂，史实密集，头绪多，史与论混合，教学难度颇大。对于学生来说，初中阶段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加之经济史内容相对枯燥乏味，因此教学难度更大。倘若教学中完全依赖教材叙述，按部就班、一点一滴地施教和学习，其结果学生仍是学得一塌糊涂，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实现本单元知识教学目标呢？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反复思考和探究，以课程标准中对本单元知识目标要求为纲领，以教材内容为依托，采取优化教学内容，细化知识要点的措施，宏观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及其特点，微观剖析重要历史现象和概念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此加以论述，以期与同仁们共同探讨。

一、列表归纳，系统直观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

“知道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概貌”是课标的基本要求之一。虽然教材对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的发展分别做了大篇幅叙述，但教材叙述较分散，学生难以系统把握和对比性地掌握。因此，笔者在教学中采用列表归纳的方式，横向突出要点，纵向进行比较，系统直观地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

1. 古代中国农业发展概貌

2. 古代中国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

3. 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概貌

二、由此及彼，多角度全方位梳理古代三大行业经济发展特点

“了解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特点”是课标的另一基本要求，目的在于让学生对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的起源、生产组织、经营方式、技术水平、行业门类、世界地位等方面有宏观认识和整体把握。教材对这部分知识没有具体文字，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概括总结，从而解决问题，并训练能力。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①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培育和种植的农作物种类繁多，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②古代中国农业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③古代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为铁犁牛耕，实行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晚期，手工业脱离农业，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②夏商周时期，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③手工业部门不断增加，手工业技术不断进步，劳动分工不断细密。④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明朝中后期，民营手工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手工工场。⑤手工业地域分布广泛，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地域分布重心也发生相应变化。⑥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亚、欧、非地区，广受赞誉。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①我国商业起源早，逐步发展繁荣。古代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宋元时期商业经济达到空前繁荣。②中国古代商业是在历代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商人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商业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③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等全面发展。商业发展促使都市、城镇大量兴起。④古代金融发达，类似于银行的柜房、类似于汇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⑤古代对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厚往薄来”。⑥古代商人组织历经宗族亲缘组织和业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发展变化，明清时期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出现。

三、由表及里，全面准确剖析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

本单元涉及许多重大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等等。这些知识不仅是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也是高考命题的热点问题，因此教学意义重大。对于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的教学，应从原因、内容、实质和影响等方面由表及里、全面准确地剖析，最好选择典型例题强化训练。

关于小农经济。①全面分析形成原因：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铁犁牛耕的出现）；直接原因——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②从生产单位、生产结构、生产目的等角度掌握其特点。③强调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④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个体农民处境等角度对其进行认识、评价。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①分析出现的原因。②知道出现的时间、地点、部门、标志。③重点剖析缓慢发展的原因：根本原因——腐朽的专制制度，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其他原因：农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等政策的阻碍和影响等。

关于土地兼并现象。①分析根源——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制度。②了解表现，分析影响。③知道北魏至唐朝前期、明朝等时期政府抑制土地兼并的典型措施。④本质上认识：土地兼并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封建国家在不触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

关于“重农抑商”政策。①知道其含义、原因、目的及商鞅最早提出。②掌握西汉武帝、明清时期重农抑商的措施，并触类旁通，概括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基本措施。③运用两点论，从封建社会的早晚期以及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等方法全面剖析其影响。

关于清代“闭关锁国”政策。①全面剖析实施原因：根本原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点决定，客观原因——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殖民扩张，直接原因——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主观原因——“天朝上国”思想。②准确把握含义：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并不是禁绝海外贸易。③运用两点论全面分析其影响。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9

关键词；清代 归化城土默特地区 土地开发 村落形成

作者田宓，女，内蒙古大学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讲师。地址：呼和浩特市，邮编O10021。

自中国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以来，村落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一直广受重视。随着学术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村落并不是一个个封闭自足的共同体，只有将其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与结构中才能真正理解。施坚雅建构的市场体系模型、杜赞奇主张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林美容运用的祭祀圈和信仰圈理论等，都是在这一学术取向下进行的尝试，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启发人们思考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然而，“体系”、“圈”、“网络”之类表述的潜在理论预设是对“空间”或“社会结构”的关注。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空间”、“社会结构”往往是不同时期历史层累的结果。因此，想要深刻把握村落的意涵，时间的维度不容忽视。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对村落形成的条件、动力及其之后的发展问题缺乏了解，则很难厘清区域乃至国家历史转型的深层机制。

在清代内蒙古历史发展过程中，土地开发和村落形成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往研究成果对土地开发多有讨论，但是对土地开发背景下村落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较少探究。村落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内蒙古地区由游牧社会向农耕社会的巨大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个案分析的角度，对内蒙古的村落进行考察，认为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体现为人口数量的增加。但“人口数量”这一指标含混不清，很难成为衡量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具体尺度。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土地开发与村落形成有密切关系，但是对其具体运作机制则未做深入考察。总之，相较于内蒙古广大的地域范围、复杂的历史面相，有关研究无疑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本文运用各种官方、民间文献并结合田野调查，探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进程与村落形成发展问题，以期丰富对内蒙古地区历史的认识。

一、编旗设佐与民人拓垦

一般而言，今天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开发和村落格局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明代俺达汗倡行的“板升农业”进行追溯。元顺帝携蒙古贵族退居草原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诸部争锋，互为雄长。明嘉靖年间，俺达汗取得了土默特部的实际领导权，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招徕汉人，筑立板升，进行农垦。《万历武功录》中说：“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反资虏用。”反映了当时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垦殖和聚落存在的相关情况。

明清鼎革之际，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烽烟迭起，板升遭到很大破坏。天聪元年（1627），林丹汗率部西迁，对归化城土默特部造成直接威胁。面对林丹汗的侵扰，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后裔博硕克图汗与之战于赵城，兵败身亡，林丹汗占领了归化城，“夺银佛寺，收习令色”。皇太极命军队随后追击，“将各板升房屋俱烧毁，止存银佛一寺”，可见这一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板升已经损毁不堪。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留存下来。现在土左旗的把什村，又叫把什板升，其村史约可推至明代。从村中丁、云、荣、康等几大家族之祖先坟茔考察，出生于1900年前后的丁玉昆、云崇权、荣昌、康根成之祖父以上坟茔共有十四到十六代之多，若以人均寿命60岁，每代隔20年计，可前推至明代嘉靖年间。因此，这个村子很可能就是明代板升的遗存。

在大势之下，“隆庆和议”以后与明廷通好的归化城土默特部，向后金政权称臣纳贡。天聪六年，皇太极征讨林丹汗，驻跸归化城，将“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①藏于深山之中的博硕克图汗之子俄木布及其古禄格、杭高、讬博克等土默特部大小头目大概在这个时候，归附后金。对于后金政权来说，在一个地方确立统治秩序，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掌握地方人口的有关情况。是故，如材料所说，在归附之初，就对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户口进行编定。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户口编定并没有提到汉人，更没有设置管理汉人的行政机构，这一缺失某种程度上透露了明代板升汉人的去向，其去向大抵有二：其一，随蒙古兵丁一起编旗设佐。板升汉人在蒙古地区生活，风俗习惯等逐渐接近蒙古，许多汉人后来有了蒙古名字。清初俄木布等收罗四散百姓，投奔清朝之时，很有可能把部分汉人裹挟而来，后来与蒙古一起编旗设佐。其二，也有一部分板升汉人没有追随俄木布，有的可能继续留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生息繁衍，有的则回到腹里，待战争平息之后，又重返故地。但是这些留下或者重返的汉人数量应该不多，未引起统治者过多注意，因此，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国家体系。

归附后，朝廷开始在归化城土默特部编旗设佐。编旗设佐的时间有两种说法，最普遍的一种是崇德元年（1636）。《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载：“崇德元年，诏编所属三千三百余丁为二旗，以古禄格为左翼都统、杭高为右翼都统领之。”《大清一统志》也有类似记叙。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地方志咸丰《古丰识略》、光绪《土默特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土默特志》等多因袭此说。另一说法见《清实录》，天聪九年，“分土默特壮丁三千三百七十名为十队，每队以官二员主之”。这个时候还没有“旗”的提法，其编排的基本组织形式是“队”。到崇德三年，‘‘以其众编立旗分牛录，设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牛录章京，仍依品级各授以世职”。《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收录之古禄格、杭高等人在崇德三年接受朝廷册封的诏令，印证了上述《清实录》中所存崇德三年土默特大小头目获得世职的记载。但是编定旗分和获得世职不见得同时进行，所以仍然很难确认土默特部编旗设佐的具体时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崇德三年古禄格、杭高等人获得朝廷法定认可之后，土默特部“旗”的建制也最终确定下来。

收抚百姓、编定户口、设立旗分之后，又要划定疆界。一般在蒙古部落归附之后，朝廷随后会开展划定地界、限定驻牧的行动。天聪元年，敖汉、奈曼部“举国来附”。天聪八年，清廷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为敖汉、奈曼等部，划分牧地，分配人口。敖汉、奈曼部从归附到划界间隔七年。归化城土默特部天聪六年来归，至迟在崇德三年编定旗分，其具体划地时间虽语焉不详，不过，从上述敖汉、奈曼部的例子似可推断，归化城土默特划定牧地的时间可能是在崇德年间，至迟不晚于顺治初年。

划定疆界确定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大致活动范围，而另外一个跟蒙古人生活有直接而密切关系的是部落内部的土地占有情况。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流传着一个康熙年间朝廷曾给兵丁划拨“蒙丁地”的说法，“每兵一名给地五顷，兵亦不自耕，仍招垦收租以自养”。但笔者目前尚未发现当时的相关记载，具体情况仍待稽考。到乾隆七年（1742）、八年，《清实录》中保存了朝廷分配土地的确切记录。有关乾隆初期的土地划拨，下文详述，此不赘论。

那么在乾隆初年之前，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土地占有情形究竟如何？从上文可知，此一时期关于该地蒙古内部土地所有权的记载笔者未见只言片语，这一空白本身意味深长，似乎表明朝廷并未对其进行过多干预。乾隆初期分配土地时的一些说辞可以旁证这一推测，“再土默特地土，本系恩赏游牧，从前既未均派，任有力者多垦，则侵占既多，无力之人，不得一体立业”。材料中提到的“有力者”大抵就是蒙古中的都统、参领、佐领等一些手中握有权力之人，而“无力之人”则是指普通披甲兵丁。也就是说，在乾隆初年土地划拨之前，土默特蒙古大小头目在土地的分配和利用方面拥有较大的支配权，这与前朝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土地政策类似。

入清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土默特蒙古依然可以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移动游牧。托克托县至今依然留有一些村名，能够让我们遥想当年蒙古人的生活方式，那木架是秋营地的意思，珠斯郎则意为夏营地。这些村名依稀表明蒙古人曾经可以根据季节的更替转换牧场。在蒙古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中，“迁徙”是一种常态。托克托县章盖营子村姜姓蒙古先祖是天聪六年向清廷投诚的头目之一毕力格，崇德三年被授佐领职。据姜姓族中老人讲，其先人从山海关来，最早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太平庄乡郜独利村一带驻牧，大概在雍正年问，在今章盖营子这样一个水草丰沛的地方定居下来。和林格尔康姓蒙古口耳相传，其先人从土默特左旗来，先在托克托县居住，后来其中一支来到和林格尔县。这样的迁徙故事在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中普遍存在。不断迁徙与草原社会“移动”的特性不无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字史料也揭示了蒙古社会移动放牧的情态。康熙二十七年（1688），钱良择出塞西行，在过长城抵归化城之前，路上看到“穹庐簇簇，畜产成群，黑白相错，如垒雪堆云”，又见“有黄羊突出，约十余口，状虽似羊，而蹄高如鹿，其行若飞”，从中不难得出地广人稀、少有聚落的印象，这样的生态环境为蒙古人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迁徙放牧提供了可能。而居于毡帐之内，似乎也表明他们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定居点。

归化城土默特部归附之后，边内与边外对峙局面结束，该地再无大的战事发生，相对和平安全的环境以及口外人烟不多的情况，吸引内地民人源源不绝地到来，自发地进行拓荒垦殖。上文提到康熙二十七年钱良择出塞西行，在过长城至归化城一段，他还看到一些地方“茅舍分列，地皆耕种”，又观察到归化城附近“地多垦辟，颇饶耕具”。与之同行的张鹏翮也见到“初见道旁石碾遗迹，意古时此地必然可耕。至晚扎营，见山地新垦，未见所艺何谷”。这些材料显示在康熙中叶甚至更早以前，内地民人已经在这一带进行垦辟活动。

民人在口外垦荒，早期多为“雁行”，春来秋归。土左旗六犋牛村石林义在回忆家史时说：“石生洞从忻州上来，死了回了口里，石儒从忻州上来，死了回了口里，都是石生洞的孙子送回去的，到石召恒立祖。”托克托县白伍营子白明祥在讲述祖先来历时说：“白俊德最先从偏关城来，死后用骡驮轿驾回山西，白俊德的儿子白壁留下，死后埋在白伍营子。”可以想见，石召恒、白壁之前的先人与原籍保持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很可能还没有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定居。而一旦定居，人们往往选择在居住地立坟，从今天石家和自家坟地情况来看，石召恒、白壁都分别是两家葬在口外的第一人，这与他们家族中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刚好吻合。

概言之，清代早期，因为土地相对宽裕，土默特蒙古仍然可以在一个相对较大的范围内移动游牧，大部分似乎还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定居点。此时，也有一部分民人在该地生活，自发地从事土地拓垦工作，但是数量还不甚多，国家并未将其纳入统治体系。然而，随着康雍乾时期朝廷组织土地放垦，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西征朔漠与土地开发

康熙中期以后，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进程大大加快，这与清朝西北边疆形势密切相关。入清以后，准噶尔部的崛起不断对清廷构成威胁，康熙中期到乾隆中叶，清廷数度出兵，征讨西北。归化城作为“总要之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康雍乾时期，朝廷在归化城陆陆续续派驻了大量军队。因“增戍之兵甚多”，康熙三十二年，设立将军一员，“总管归化城都统、副都统，训练官兵”，并“著领侍卫内大臣伯费扬古为安北将军管理”。乾隆元年，朝廷又令在归化城东门外，“紧接旧城，筑一新城。新旧两城搭盖营房，连为犄角，声势相援，便于呼应”，以此起到“屏藩朔漠”的作用，这座新城就是绥远城。绥远城告竣之后，拟“先派家选兵二千名、热河兵一千名前往驻防。……归化城周围田地，悉行开垦，俟积谷充裕之时，于京城八旗闲散满洲内，将情愿者挑派三千名，以为新城驻防兵丁”。从临时派驻到筑城屯兵，康雍乾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一直驻军不断，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社会的土地开发。

大批军队过境与驻防使粮食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康熙中期至乾隆中叶，清廷为满足军粮补给需要，陆续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放垦土地。康熙三十年，理藩院就该地垦殖所需耕牛、农具的筹备问题提出建议并上报朝廷：“归化城一带地方耕牛，八旗内佐领两人共助一牛。其耒耜等项俱移文山西巡抚预备。”对此，康熙皇帝谕令：“所用耕牛不必令其帮助，即于御厂内牛取用。……其铁器著支用库银制造，从驿递运送。边外木植甚多，其木器即于彼处制用。”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朝廷最早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倡导开田辟地的记载。之后，朝廷以各种名目放垦土地。据“康雍乾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垦殖表”统计，康雍乾时期先后放垦土地至少十余万顷，其中尤以雍正末至乾隆初放垦数量最多，至少八万余顷，占总数之大半。清廷的土地放垦，是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大地影响了当地民众的生活。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土地放垦中，丹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古丰识略》载，其人“报商劝农，教养兼备，为商贾十二行及农圃各村庄垦种之始”。丹津是右翼都统古禄格的曾孙，康熙四十三年袭职，卒于乾隆二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归化城土默特社会剧烈变化的关键时期。但是，在丹津任职之时，都统之职几经裁撤罢削，地位已大不如前。丹津任内“输田”大粮官地等4万余顷；在归化城东南隅，“设立先农坛，每于三月间，同城文武官员齐集致祭，行耕（耒昔）礼一次”。考虑到归化城土默特都统当时所处的微妙处境，丹津对待农耕的态度以及输田的举动似乎是其向清廷表达效忠，努力维持自身地位的重要方式，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王朝力量对地方社会渗透程度的加强。

随着境内土地很大一部分被朝廷放垦，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拥有的土地日渐狭小，不仅如此，其保留土地也因民人的大量到来不断被开垦成为农田。早在官垦之前，民人就已经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进行了“自发性”垦殖，朝廷放垦土地、募人耕种，则进一步刺激了民人的进入和土地的开发。这一过程的直接后果是人地关系日趋紧张，尤其是因民人租种蒙古保留土地引发了大量土地纠纷。因此，明晰蒙古保留土地的所有权，提上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乾隆八年，在朝廷的组织下，对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蒙古的保留土地进行了调整和划拨：

兹据参领等查报，土默特两旗蒙古共四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口，原有地亩、牧场及典出田地共七万五千四十八顷有奇。……除牧场地一万四千二百六十八顷有奇外，现在田地多余之人一万六千四百八十七口，耕种地亩四万二千八百顷有奇。臣请将参领等查明之七万五千四十八顷，除牧场及典出地亩，并现在之三二十亩以上一顷以下者不论外，于四万二千八百余顷内拨出四千六百三十三顷十二亩，分给实无地亩及人多地少之蒙古，每口以一顷为率，以为常业，分别造册，送户部、理藩院备查。

上述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的土地分成“地亩”和“牧场”两个部分。地亩是已经开垦耕种的土地，而牧场是在原则上禁止开垦的土地。给无地和少地蒙古人分配的一顷土地，是“地亩”，也就是后来蒙古人称为“户口地”的土地。至于“牧场”的划分，则未作过多交代。实际上，牧场的所有权归村中全体蒙古共同所有，如档案所载：“今喇嘛罗布散尼玛等五人指给民人高建所垦之章圪图脑尔地系苏补尔噶等村游牧草厂……閤村台吉佐领下蒙古俱有股份。”“草厂”指的就是“牧场”，原则上不允许开垦，据同一档案说：“本司查得，乾隆八年前任都统会同建威将军、山西巡抚题明查丈土默特两旗蒙古草厂地亩，按口分给产地，将各村草厂永远禁止，不许开垦在案。”不过律令禁止的事情往往就是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事实上，私垦草厂的情形屡禁不止。而“地亩”和“牧场”的划分以及“偷开牧场”情形的禁而不绝，其背后隐含的事实正是土地开发程度的逐步加深。

其二，乾隆八年的土地政策在划拨土地之外，将蒙古土地所有权法定化。此次土地调整的具体办法是从田地多余之人的四万二千八百余顷土地里面抽取四千六百三十三顷十二亩，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蒙古人。按照比例计算，抽出的地亩约占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田地多余之人的大部分土地并未在划拨之列。因此，对于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来说，乾隆八年土地划拨，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蒙古土地所有权的法定化，而这一举措是通过建立土地档册完成的。④此后，这些土地档册成为土默特蒙古确定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凭据，一旦涉及土地诉讼，查阅户口地档册便成为不可或缺之事。在这个层面上，乾隆八年的土地划拨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这次土地划拨是蒙古土地开发程度加深和人地关系紧张的结果；另一方面，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土地所有权法定化，也在理论上使蒙古的活动范围被大大限定了。

总而言之，康雍乾时期，由朝廷主导的土地放垦，为内地民人移入口外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山西移民纷至沓来，从而大大加快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的步伐。而与这一过程相伴的则是民人、蒙古人的逐渐定居和民村、蒙古村的大量形成。

三、民村和蒙古定居村落的形成

在康雍乾时期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大规模开发的背景下，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民村和蒙古村开始大量形成。民村和蒙古村的形成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面分论之。

民人定居、民村形成与“土地租佃”关联尤深，大体可分两种情况：其一，民人租佃官放土地，其后定居，形成村落；其二，民人租种蒙古土地，逐渐定居，进而成村。

朝廷放垦土地、募人耕种之后，很多民人向官府承租土地，今托克托县大北窑村一些村民的先人就属这种情形。乾隆二年，托克托厅丈放安、兴、遵三里官地。①在遵里八甲今大北窑村所在地，有关张姓、范姓的两份契约便反映了当时承租官府土地的情况。涉及张姓的契约云：“立佃地人张有光、张有荣自因官粮紧急，无处出变，今将自己遵里八甲大北窑村村南其[棋]盘地一段。……情愿出佃于王成林名下承种。”涉及范姓的契约云：“立推卖城废地约人范恒生、范恒立，情因旧粮无措，别无展[辗]转，今将自己祖遗遵里八甲大北窑村南牌边地一段……“情愿推与王成林名下顶交旧欠粮石，永远耕种承业。”两条材料中“自己”、“自己祖遗”的说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张姓和范姓直接从官府承租土地，二是他们从以前承租官府土地之人手中转租土地。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可以表明大北窑村的许多民人以朝廷土地放垦为契机逐渐定居下来。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王成林来村较晚，他在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至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先后七次与同村民人交易，获得“遵里八甲”土地一百余亩，之后在村中长住。民国三十三年，王家所立的一份“家普[谱]账簿”，也可以说明王家是从王成林开始在大北窑村定居。“家普[谱]账簿”记王家来自“口理[里]寿阳县黄门街西山赌[都]二甲”，共载8代世系。家谱在王成林之前的世系十分简略、缺漏颇多，甚至没有显示王成林父亲与祖父的系谱关系。从王成林开始，则脉络清楚，一目了然。这恰恰表明王成林是王家在大北窑村定居的关键人物。

据大北窑王姓契约记载，“大北窑村”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嘉庆十五年，由此推断嘉庆十五年之前就有大北窑村当无问题。然而，即便在乾隆年问开垦之前就已经有了民人在此定居，并形成了定居点，但是人数应该不多，聚落规模也当不大，正是以乾隆二年的土地放垦为契机，大北窑村才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当地老人在追溯大北窑村历史时，无一例外将开村的时间前推至乾隆二年，这一说法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地人对村落形成的历史记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官放土地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

直到今天，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曾经由朝廷放垦的土地上，仍有数量不少以某某号命名的村庄，如和林格尔的十一号、冯家七号、梁家三十四号、韩家十一号、苗家二十九号、老爷庙十五号、樊家十五号、王家二十号、郭家二号、三十号等十村。“号”可能就是官府在放垦过程中对土地所排的序号。这些村落的名称表明官府放垦与民人定居、村落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很多民人来到口外，以租种蒙古户口地为生，后来置地盖屋，形成村落，“各方农民租种蒙古地亩，初则数椽茅屋，略避风雨，比户聚居，渐成村落”。在民人移入不多，人口密度不高的情况下，早期移民比较容易获得土地和居住权。这从曲有升等人的例子可以略知一二。曲有升等12人“家贫无度，出口佣工，身无所栖，从乌兰不拉以近明安交界地方，不过酒肉邀问，邻近达子地方各盖土房，并无租银，打草活生”。以“酒肉邀问”的方式获得居住和打草的权利，显然只有在人地关系不甚紧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

今托克托县高家西滩的形成就与民人租种蒙古土地有关。高家西滩村遗存契约中时间最早的是乾隆五十三年，其中记载：“立卖蒙古地约人李金书，今因仓口官车使用不足，情原[愿]出卖与村东地一段，……每壹年与板旦儿什租银九钱老八百文，不许反口。”契约中并未特别交代“村东”具体指的是哪一个村，可以推测李金书应该就住本村，不需另外说明。道光十七年的一份契约又提到李金书，“立过业收租合同约人蒙古那顺倒尔计、髦诺海、民人高岱，情因高岱原接佃到西滩村刘支文、李金书、蒙汉惠、陈永发、永通号、刘支、辛士有老约七张，共地七顷二十亩”，从中可知，李金书住于“西滩村”。据此，乾隆五十三年契约中提到的“村东”指的应该就是“西滩村”之东。在时隔不远的嘉庆元年一份契约中则明确提到“西滩村”。乾隆五十三年和嘉庆元年中间只隔八年，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滩村”在乾隆五十三年就已存在。

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滩村”是个杂姓村，据上述道光十七年契约可知，“西滩村”至少曾经有过刘、李、蒙、陈、辛、高等几个姓氏和一个商号。同约又载，高岱接佃土地之后，“每年统共与蒙古那顺倒尔计、髦诺海地租钱十二千三百二十文”。从中不难推知这些在“西滩村”居住的诸姓人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蒙古手中获得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家在村中一家独大，其他姓氏则因种种缘由逐渐消失。民国时期的一份“绥远省土地证照费收据”所录村名在“西滩村”之前加上“高家”二字，成了“高家西滩村”。⑥“高家西滩村”的名称蕴含两种可能，其一是以高姓为主、杂以他姓的村落，其二是只有高姓的单姓村。从今天高家西滩村无一外姓的情形来看，后一种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至迟在民国时期，高家西滩村似乎已经从一个杂姓村变成了单姓村。

高家在村中势力的抬升，与其购置蒙古土地过程几乎同时发生。高士麟（“麟”有时写作“林”）是高家来口外的第一人，光绪四年高家立的“容”上记载高士麟世居“山西太原府丰义都八甲”。他在乾隆年间西出口外，起初春来秋归，在口外种植胡麻，回到口里榨油变卖，赚钱盈利之后，开始置地。通过对高家西滩村契约统计发现，从乾隆五十五年到嘉庆七年，高士麟共计交易土地十一次。在这十一笔土地交易中，只有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六十年、嘉庆五年分别与陈永法、刘枝、侯德兴签订的契约没有指出交易土地是否属于蒙古土地，其余九笔都清楚写明是蒙古土地。而在前述道光十七年契约中曾提到陈永发、刘支二人的土地来自蒙古。考虑到在归化城土默特乡村地区书写契约之人通常文化水平有限，立契时白字、错字很多，同音不同字的情况时常出现，因此，陈永法与陈永发、刘枝与刘支当分别为同一人。据此可知，高士麟的十一笔置地行为至少有十次交易对象均为蒙古土地。置业之后，高士麟便在西滩村定居下来，娶妻杜氏，育有两子，其中二儿子高玉节去了高家西滩以西今天叫高家当铺梁的地方。大儿子高玉俊则一直住在西滩村，高玉俊购置田产的行动跟他的父亲高士麟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篇幅所限，不展开论述。

不难看出，高家西滩村刘、李等姓的土地均来自蒙古人，后来的高姓也主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租佃蒙古土地谋生、营利。虽然很难确知西滩村成村之前的具体情形，但是，从西滩村历史发展来看，在杂姓村阶段以及从杂姓村到单姓村演变阶段，都与租佃蒙古土地有关。

民人的大量进入，加快了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定居的进程。不过，在这之前，蒙古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定居化的趋势。上文提到的把什村历史表明在明嘉靖年问，一部分蒙古人似乎就已经居于板升之中，这些蒙古人很可能入清之后也一直在把什村居住生活。清初划定牧界时，圈定了土默特蒙古活动的最大范围，对于越界之事，朝廷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如有越界、侵占情形，均要处罚、治罪。同时土默特部左右两翼分别都有自己的游牧地界，土默特大小头目亦有各自的辖地，其属下披甲主要在辖地上活动。以上划界行为，不同程度地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使其定居化趋向愈为明显。

蒙古人自身定居化的趋势，加上民人到来的刺激，最终使大量蒙古人的居住地固定下来。其定居时间，可从其坟地情况加以判断。直至清代早期，蒙古的丧葬方式较少土葬，“若父母妻子死，即委弃弗顾，唯喇嘛死，群以石垒覆焉”。康熙年问钱良择在昭君坟附近“忽见死人三四和衣被僵[弃]于荒郊，盖其俗死即弃之，无掩埋之礼也”。昭君坟距离归化城不远，而康熙时期归化城已经是汉人相对较多的地方，在距归化城不远之地可以看到蒙古人放置逝者遗骸，说明这一习俗在当时蒙古社会还是相当普遍的。

大概在雍正、乾隆年间，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土葬的情况逐渐多了起来。上文提到的蒙古姜姓在现居住地章盖营子村附近有冯彦、碱池两块坟地，各埋五代，冯彦较早，碱池较晚。冯彦坟地掩埋的第一位先人是纳木札布，纳木札布之前的坟茔据传在其最早的居住地郜独利，但具体情况无可考，难以确信。《承袭因病辞职世管佐领阿尔宾之遗缺家谱》记载，纳木札布于“雍正十二年间报部停止骑都尉世袭”，据此可知，纳木札布生活于雍正、乾隆年间。他身故之后，埋于冯彦坟地，冯彦以及其后的碱池坟地，距章盖营子不远，由此可以推断，此时姜姓很可能已经在今章盖营子村所在地定居下来了。

《古丰识略》“村庄”一卷记载托克托县南乡七十三村中有“章盖营”，书中“章盖营”出现位置附近又列有“海参不浪”。从今天的空间布局来看，姜姓蒙古人居住的“章盖营子”距“海生不拉”不远，此“海参不拉”当即上述“海参不浪”。依据常理推断，编撰者在书写过程中，对村名的排序应该是遵循地理就近的原则，因此，《古丰识略》中的“章盖营”应该就是蒙古姜姓居住的“章盖营子”。从中可知，至迟在咸丰十年（1860），“章盖营子”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以一个“村庄”的面貌出现了。

从现在蒙古村落的人群构成来看，有些村落全部由蒙古族组成。这些“纯蒙”村落此前是否曾有民人居住？由于材料所限，目前还无法解答，有待查考。另外有些村落，则是蒙、民杂居。上文提到的土默特左旗把什村，在其康熙年间修建把什召的牌匾中，留下六十三个蒙古名字，其后张姓等民人不断移入，逐渐形成了一个蒙、民杂居的村落。

蒙古社会主要的社会组织之一是“旗”。归化城土默特部共分左右两“旗”，每旗之下设若干“参领”，参领之下再设若干“佐领”。参领、佐领的数目入清以后不断有所变化，到乾隆年间形成左右两翼，每翼6个参领，每个参领辖5个佐领的定制。蒙古人定居、立村之后，“村”成为了“参领”、“佐领”管理的基本单元。在乾隆朝一份档案中，记录了各参领之下所辖村落的情况。其中载有和林格尔厅所属驻地管辖情况为左翼二甲12村、左翼三甲11村、左翼四甲6村、左翼五甲2村、左翼六甲32村、右翼首甲5村、右翼二甲1村。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召庙与蒙古人的定居有一定关系。自俺答汗将黄教引入之后，召庙在蒙古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托克托县格尔图营子村东，是广宁寺旧址。广宁寺蒙古语都贵召，《古丰识略》载：“都贵召，在托克托城东南，内设呼毕勒罕一名，达喇嘛一名，属章嘉呼图克图管理。”其建筑年代无可考，寺中所遗大铁锅腹部铸有蒙文乾隆五十八年字样，这表明至少在乾隆末年，广宁寺已经建成。

今广宁寺周边有召上村、召湾村、格尔图营子村三个自然村。据格尔图营子蒙古高姓契约，“召村”、“格儿兔营子”、“招湾”、“湾召[召湾]前营子”的字样分别出现在道光四年、道光十五年、咸丰元年、咸丰十一年，均晚于广宁寺见于记载的时间，但是不能因此认定聚落的形成晚于召庙的建立。吴滔曾经指出，“聚落的形成乃至人口的聚居与寺庙的建立、拓展完全有可能是同步的”。可以肯定的是，召庙与蒙古人定居、聚落形成与发展之间有很大关系。

总之，几乎与民人村落大量形成的同时，蒙古村落逐渐多了起来。大致在乾隆年间，“村落”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就已成为十分常见的聚落形态，村名的出现比比皆是。如雍正九年，“切缘毛代营子达子章三横行乡曲，动止抢夺，人人受害”；乾隆五年，“小的是忻州人，于旧年七月十九日在云守村开地”；乾隆十五年，“小的父靳光礼用价银二两典到白十户营子村蒙古黑龙洞地二十五亩”；乾隆十八年，“具甘结人二十家子保正兰发生、土城子保正胡大清、新店子保正田世琦、五素途路保正王建金……”；乾隆二十四年，“据达什佐领下孔库尔等呈称，缘本村固穆色楞地租一事，控告民人王姓”；乾隆三十八年，“主根岱尔閤村蒙古指给小的等本村荒地前后共七顷四十九亩”。到咸丰十年，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编成第一本方志——《古丰识略》，其中“村庄”一卷，列村名974个。

村名的出现，对于村落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哈布瓦赫说：“在名字的后面，可以唤起许多意象，而这种可能性正是我们群体存在、延续和整合的结果。”这一观点源自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他认为人名可以唤起并强化家庭集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村名对于村落而言，具有类似的含义，村名的出现表明原来的定居点已经成为相对稳定的共同体，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需要取一个名字与其他聚落相互区别。

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村落发展史中，“庙”的兴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建“庙”之时，就表明已经定居下来的人们开始尝试通过某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借助一些文化象征符号，以具体的仪式行为，实现社会整合。在民人聚落，清水河长沟门村潘良玉种田致富之后，感念“神灵之默佑”，“自出财资，尽心竭力，独襄胜事”。萨拉齐厅（此鸟）（老鸟）气村“村小人稀”，无力建庙，为“建坛设社其所以妥神灵而昭将享者”，村民“倡义好善乐输者板申气村、马留村、威俊村三村踊跃鼓舞，捐资奉金，共襄盛事”。在蒙古聚落，更多的是建立“召庙”，如上述提到的把什村在康熙年间修建了把什召，但是，在一些民蒙杂居的聚落，蒙古人也参与了源自民人传统之庙宇的修建，土左旗南双树村存有一通石碑，上书“重修”二字，此碑只录了捐资人的姓名和捐资数目，无法判断重修的时间以及究竟重修何庙。又据《话庙今昔》碑记载，南双树村以前共有奶奶庙、龙王庙、关帝庙、无[五]道庙、观音庙五座庙。因此，上述重修之庙指的当是五庙之一。主持此次重修事宜的四个经理人分别是傅维相、白素存、永兴旺、蒙古五斤子。蒙古五斤子以经理人的身份出现，可见在这所源自民人传统的庙宇的重修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庙”在建立之初，更多是作为一个祭祀组织存在，并不负责实际乡村事务。在其后的发展中，以“庙”为中心建立的基层社会组织开始逐渐承担更多的村落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这一过程与王朝力量对地方社会的介入相伴而行。雍正元年，朝廷开始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陆续设“厅”，管理民人。乾隆八年，又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民人中间推行牌甲制，“山西、陕西边外蒙古地方种地民人甚多，其问奸良难以分晰，应设立牌头总甲令其稽察。即于种地民人内择其诚实者，每堡设牌头四名、总甲一名”。不过，从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来看，在乾隆八年之前，“牌甲制”可能已经在当地实行了。乾隆元年，“据东五素儿口甲头石贵荣报前事。报称缘本月二十七日，本村石仁菜园内有外来达子三人赶羊进园牧放，石仁不依，被达子三人口伤”。然而，牌甲制度中“十户一牌、十牌一甲”的规制要求，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具体操作有相当大的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牌甲制逐渐暴露出弊端，在实施过程中变成虚应故事，很难真正落实。

在牌甲制名不副实的情况下，民人将北方地区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并很早就纳入国家体制中的“社”移植过来，运用于生活生产实践。民人立“社”之时，是在村中早已存在的“庙”中，建立起有关组织，“是以四乡在五十家子村龙王庙内立农民之社，奉后稷先农田祖之神，春祈秋报，为应差之公所”。‘社”出现之后，逐渐取代牌甲制，成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中，“会首”与“甲头”有时由一人担任，“嗣经户书纠集小的原被两造出村协同甲会孟罗娃子已将小的家所种之地十块，其内有蒙古长命子吃租之地一并丈量明白，禀覆在案”。换言之，虽然基本组织原则已成具文，但是牌甲制的外壳依然存在，“甲头”的名称依旧保留，而这正是人们将自身传统创造性地纳入国家框架下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民人的影响下，生活在村落中的蒙古人，也逐渐建立“社”，“据蒙古万家保供，系色佐领属下人，年五十五岁，在王笔斜气村居住，本年轮应村中蒙古会首，本村有公社空地基一块，二十余亩，中间一块十余步。嘉庆十九年间，会首米计、五十六们租给民人刘荣，即刘油房建房住占”。据此，王笔斜气村在嘉庆十九年间，就已经有了“蒙社”，会首由蒙古人轮应。“蒙社”产生之后，也逐渐成为蒙古村落生活中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上文重点讨论的大北窑、高家西滩、把什、召湾、格尔图营子、章盖营子等村都出现过“庙”和“社”。道光十一年，大北窑村契约中就有了“神社不随官粮”的记载，嘉庆十五年，高家西滩村的一份契约提到“原业主一应神诞社会差事出与买主，与原业主亦不相干”。把什村也曾立过“公和寺”、“老爷庙”、“龙王庙”等，并设立“蒙社”、“汉社”。“召湾”、“格尔图营子”也有类似的组织。章盖营子村中老人回忆，在村内的龙王庙立过“三官社”。总之，“庙”和“社”的出现，说明生活在村落中的乡民逐渐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自我管理秩序，并且通过“社”这一组织与国家发生关系。

要言之，康熙中叶以来，随着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程度的加深，该地春来秋去的“雁行”之人逐渐居住下来，形成村落。而蒙古人因其自身定居化的趋势，加上民人到来导致人地关系紧张，也开始了定居生活，形成村落。到乾隆年间，村落已经在归化城土默特地区普遍存在。时至今日，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已然是一派田连阡陌、村舍林立的人文地理景观。

四、结语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10

关键词：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探究

“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状况的好坏，是一个朝代或政权兴衰的晴雨表。经济史一直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在高中历史新教材经济史模块的授课过程中我们会涉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在讲解时有些枯燥，学生听着也有些晦涩难懂。笔者在翻看了大量相关书籍和原始文献后，稍作整理，相信对以后的教学会有很大帮助。

封建土地制度主要存在有三种形式：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

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即国有土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历代封建政府和皇直接掌握着一部分土地。如北魏、隋唐的均田制；曹魏、明、清的屯田制等。国家占有大量的土地，一方面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巩固国家政权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这种土地制度在封建王朝初期起着调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的作用。但到了这些封建王朝的中后期，封建政府无田可分的时候，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农民起义便风起云涌……如唐朝的“均田制”，王莽的“王田制”的失败证明，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不适合存在于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后期。在中后期，政府要实行这种土地制度，就必须剥夺地主（主要是大地主）的部分土地去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是大地主所必然强烈反对的，同时，期盼土地的农民又得不到土地。这样，三者之间矛盾尖锐，这个王朝便该寿终正寝了。宋代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虽不似“王田制”那样激烈，但实际上也是要限制大地主获得更多的土地，保证个体农民的土地数量，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战国确立。商鞅变法规定：废井田，开阡陌，政府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这种制度是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土地制度，它是封建社会统治的经济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垄断了绝大部分土地，造成自耕农的不稳定性。这种土地制度曾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但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落后。从根本上看，封建政府是要全力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这样，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地主占有的土地都会越来越多，这便是土地兼并。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会出现土地兼并，而面对这种问题，封建王朝采取的态度一贯是抑制兼并，因为不抑制土地兼并，会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地主会千方百计地隐瞒所兼并的土地，将赋税负担转嫁到佃农身上，这样阶级矛盾就会激化，农民就要揭竿而起。但抑地兼并，连地主都要“造反”，造成大地主和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很尖锐。但是到了宋代，却一改之前的土地政策，转而“不抑兼并”。不过封建王朝政府也很纠结，在抑与不抑之间轮番用药，同时也加剧了王朝危机。

封建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即个体农民的土地。这种土地形式虽不占主要地位，但人数众多。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能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主要基础，所以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由没落贵族或是平民转化而成的拥有私田的土地所有者，成为自耕农。由于自耕农拥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受地主的剥削，仅承担政府的赋役负担。农田产量越高，他们经济上收益就越多。因此，他们在生产上有较高积极性，劳动时间亦可以灵活安排。但自耕农又是一个小生产者，经济地位极不稳定，稍遇天灾人祸，即有破产可能。在地主的频繁土地兼并下，自耕农也极可能破产沦为田农。历代封建政府从保证政府财政收入和维护政权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也会采取多种措施维护和发展小农经济。例如，在许多王朝如汉代，明清政权初建时采取的“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保持了大量的自耕农，社会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和社会秩序的长期安定以及对科技文化的繁荣。尤其到明中后期以后，有一部分自耕农，开始雇工经营，发展商业性农业。因此，农业资本主义萌芽能较早、较易地从这里发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