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学期的作文十篇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1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1

新学期，新气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们从一年级不懂事的小弟弟小妹妹，变成了六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了。在这一学期里，我新的学习计划。下面，我来谈谈这个学期我的语文、数学和英语的计划。

首先是语文，我决定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不和同学交头接耳，要努力把老师课堂上讲的知识全部消化;对于疑难问题，要虚心向老师和同学请教。　然后，要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所有作业，做到一丝不苟。课堂作业当堂完成;课后作业和家庭作业也要按时独立完成。　然后，还要做好语文课的课前预习。对于预习字词，成语，要先查字典把它认会，弄懂意思;还要学会给课文分段，用最简短的语言写出每段的段落大意，然后总结课文的中心思想;对于每篇课文的课后题，要先试着去做;对于课文和课后题不理解和不会做的地方，要先把它在书上划下来或记下来，第二天上课时带着问题去听讲，还可以在课堂上向老师请教。

然后是数学，我要做到每天做10道题，复习前面学过的内容，预习后面将要学的内容。课堂作业当堂完成，课后作业也要在课下完成。

最后是英语。英语就是多听、多练、多写。多听就是多听一些英语磁带，多练就是多做练习题，多写就是多写英语单词。

以上就是我的新学期计划，希望我的计划能给我带来坚持不懈的动力和认真对待学习的端正态度。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2

一个假期要过了，同学们期待的新学期来临了，在新学期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新打算，我的新打算是：我的阅读能力差，体育也很差，这两个习惯，我今年一定要改过来。

我每天，我爸爸都来叫我起来读书，增加我的阅读能力，可我觉得，只有早上的那么一点点时间是不够的，应该还要增加我的阅读时间，我想到，上课时不行，我就用下课的时间来增加我的阅读时间我应该没天读书，预习课文，把生字词语，给积累起来，哪怕是一句，因为积少成多吗，当然积累课文里的词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生活中的一些好词佳句也积累起来，这个坏习惯是我的其中之一。

我还有一个坏习惯是我不爱运动，我爸爸到现在也一直督促我，让我天天跑步锻炼身体，我现在我爸爸叫我小矮子，因为我现在都12岁了，才不到140厘米，所以我爸爸天天叫我跑步半小时，俯卧撑100个，下蹲100个，可我非常不甘愿，因为，做这些运动，我都快累死了，可我现在还是逃不过我爸爸的魔爪，也只有听命了。

这就是我新学期的新打算，希望如愿以偿。

六年级语文关于新学期的新打算的作文3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话说得没错，时间就像那无情的流水，流去我在小学里的六年光阴。转眼间寒假又过去了，不知不觉，我已经踏入了六年级下学期的阶段，开始了新学期的生活。新的学期，它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希望、新的目标、新的开始……一切都变了。我要在小学生活的最后一年里要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在这一年里我一定要珍惜每一秒时间，争取不让自己有荒度的一刻。

在这学期，无论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百科，或其它几门学科，我都得更加刻苦努力，因为我们面临的将是严峻的小升初考试。在语文学习中，我是一个上课不敢发言的胆小鬼，虽然，上学期在班主任循循善诱的教导下，我能将自己的想法在课堂上与同学交流了，但在这个学期，我一定要让自己更加积极。数学中，我总是因为粗心的小毛病而扣分，所以在平时，就要培养细心的好习惯。在英语学习中，我的语感还不是很好，所以要多听磁带，营造英语氛围，还有在百科拓展这一学科中，上学期的两次百科竞赛，我都考得不理想，这学期，我要好好珍惜课堂40分钟，因为光靠复习时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必须得靠平时的努力。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2

关键词:文学期刊；编辑；融媒体时代

进入融媒体时代，纸质文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新媒体数字文学作品的增多，以及新媒体平台自身传播的即时性、大信息量、强兼容性等诸多优势，使得传统纸质期刊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打压和挑战。然而，纸质文学期刊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作品都是经层层把关精选、编辑出来的，而且是定期、集中推出，大大节省了读者在海量信息中的筛选时间。因此，一些注重内容质量的读者更愿意选择纸质文学期刊。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需要认真思考纸质文学期刊传播与新媒体传播上的差异性，分析把握纸质文学期刊在融媒体时代的潜在优势，实现纸媒与新媒体的融合，提升传统纸质文学期刊的传播力，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本文结合融媒体时代特点，就切实做好文学期刊转型中编辑视角的有效调整，以及如何促进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⒈融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特点及发展方向

融媒体时代，传统纸质文学期刊的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会改变文学期刊的发展态势，而且会促进文学期刊选稿取向的变化和编辑视角的调整。当然，研究融媒体时代纸质文学期刊的编辑视角调整，必须认真分析把握融媒体时代纸质文学期刊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1.1纸质文学期刊迅速进入融媒体时代

随着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新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学期刊作品的传播途径增多，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资讯平台、数字资源出版等，为纸质文学期刊提供了便捷的多路径传播渠道。一夜间，传统文学期刊迅速进入了融媒体时代，读者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阅读到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数字媒体与纸质媒体的充分融合，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兼顾并重，满足了新时代新群体与传统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在融媒体时代，传统文学期刊借助网络渠道传播，提高了传播速度，扩大了受众范围，提升了作品影响力。特别是一些行业性文学期刊，原有的纸质期刊通过合理的转型后，既能够通过传统渠道进行纸质期刊发售，也能够通过数字化渠道凭借付费阅读创效。文学期刊在网络环境中，传播成本、传播品质都有明显的改善。诚然，进入融媒体时代后，读者开始习惯于通过各种渠道去查找、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可能会导致纸质文学期刊销售量的下降，而增加其生存难度。但是，纸质文学期刊绝不会就此没落。一是期刊原创文学作品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二是一些习惯于纸质阅读的受众也更愿意翻书阅读。

1.2纸质文学期刊借助融媒体平台实现越界

融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纸质文学期刊的越界发展。所谓越界，指的是文学期刊的创造者与文学期刊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将会逐步消除。基于融媒体的开放性，读者能够更轻松地参与文学作品的制作、，能够即时对内容质量进行点评，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期刊编辑的职业思维。在融媒体环境中，作为纸质文学期刊编辑，无疑能够感受到融媒体条件所带来的传播变化。来稿中明显地融入了较多的新元素，如网络流行语、新的语言格式，这让原创文学作品在内容上更具备时代性，从而能够更好地与读者审美情趣进行有效的衔接。可以说，在新媒体作品的影响下，传统纸质文学期刊的内容会呈现新的特色，从而使纸质文学期刊选稿跨越原有界线，从专注于纯文学作品的传播，到融入新的文化因子、兼顾更多受众群体的阅读体验。

1.3融媒体时代读者与文学期刊的互动性增强

融媒体时代特征之一，就是开放了读者的话语权，消除了读者与创作者之间的鸿沟，读者能够成为作者，而作者也能够成为文学作品的受众。借助融媒体平台，读者与文学期刊编辑、作者建立起了沟通渠道。文学期刊的内容质量受到读者群体的广泛关注，读者能够自由、及时地发声并展开评论。这种互动性，改变了纸质期刊原有的“你说我听”的单一传播方式。纸质文学期刊的数字化表现，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创作，参与期刊的编辑出版。这就要求融媒体时代的文学期刊编辑视野要更为广阔。选稿不能一味地强调名家名作，需要了解公众的审美趣味，更好地释放出大众爱听的声音。由此，文学期刊编辑开始不失时机地利用融媒体平台的互动性，让更多的读者参与文学期刊平台的建设与塑造，让更多的优秀文学人才脱颖而出，让更多的优秀作品榜上有名。特别是一些行业色彩很浓的文学期刊，鼓励行业内的文学群体，参与作品的推荐和评点，让期刊内容更贴近与行业实际，走出行业，表达社会，以赢得更多的读者。

⒉文学期刊不适应融媒体时代的问题表现

反思当前文学期刊编辑视角，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在思想观念、办刊宗旨、选稿视角、版面设计等方面，经常不适应融媒体时代，导致文学期刊发展处于滞后于新技术发展的状态，存在的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主流价值观表达不充分、不生动

文学期刊是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必须弘扬时代主旋律，反映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但是受传统说教思维影响，文学作品对主流价值观的表达过于生硬空洞，热衷于讲大话、喊口号，表达不充分、不生动。编辑视角表现在站位不高、人云亦云，甚至迎合低俗，消极借助网络流行语，玩概念、出新奇、哗众取宠，导致有些文学作品格调低，不能发挥思想引领的旗帜作用。

2.2期刊内容的特色不明显、不突出

一些文学期刊特色不明显、不突出，喜欢跟风跑。面对融媒体大潮，不是积极地找自己的位置，发挥特色优势，而是简单地跟着感觉走。编辑视角就是简单盯名家、讲名气、凑版面，不知道自己的读者群体定位，也不了解读者喜好。这些平庸死板的文学期刊，很难在读者心目中留下印象，只会被海量的网络文学所淹没。

2.3短小精悍的精品力作太少

身处融媒体时代，一些文学期刊忽视了读者碎片化的阅读需求，仍习惯于刊发长篇大论，片面追求稿件的体量，从而表现为作品内容单一，表达方式单一，简单地传唱陈旧无味的故事，短小精悍的作品太少，激发不了读者的兴趣，也不适应新媒体形式的传播。

2.4题材单调雷同、版面死板

融媒体时代，读者阅读的多样化选择要求文学期刊必须以新颖的内容和形式满足多层次需求。一些文学期刊忽视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图文时代，导致仍然固守题材单调、作品雷同，故事没有新意，写作不精道，期刊编排视角单一，简单地堆砌文字，没有插图，没有版面变化等等陈旧落后的方式，这些都是传统文学期刊亟需改进的不足。

⒊文学期刊编辑要适应融媒体时代的视角调整

融媒体时代传播方式的变化，导致读者对文学期刊阅读方式、作品欣赏口味发生变化，针对文学期刊存在的问题和明显不适应，文学期刊必须进行有效的编辑视角调整，改进完善组稿、版式设计等工作流程。作为行业文学期刊，编辑视角必须关注社会发展、行业特色、主流群体及转型中的诸多热点问题，选择具有文学性、前瞻性、时代性和行业性的优秀来稿，办好文学期刊。

3.1根植文化，突出文化自信与主流价值表达

文学期刊是肩负文化传承、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在融媒体时代，文学期刊随着传播途径的增多，以及受众群体的扩大，内容与格式也发生明显的改变。文学期刊编辑要顺势而上，倡导时代主流思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文学期刊的文化传播，绝不能忽视其政治思想意识的表达。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谈到：“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文学期刊要植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体现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多元文化的兼容一体，体现融媒体新时代新的文学体裁与表达形式的兼容性。既要兼顾民族文化、传统美德、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承，又要与时俱进地适应融媒体的发展，这样才能够真正赢得和影响读者，发挥文学期刊的导向与旗帜作用。

3.2明确定位，实现文学期刊内容的特色化传播

在融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发展需要具有典型化的特征。纸质期刊的传播远没有新媒体传播范围广，要想让公众对文学期刊中的内容更为认可，就必须明确文学期刊内容定位，实现文学期刊内容的特色化传播，从而在融媒体传播空间中不断突出纸质文学期刊的优势与品牌。就当下的纸质文学期刊来说，要能够借助文学期刊的读者群，给期刊定位，打造特色化期刊。目前，虽然纸质文学期刊的主要传播渠道是传统的纸媒传播，但大多数都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能够增强传播的快捷性以及与读者的互动性，及时感受到读者的阅读偏好。同时，每一个文学期刊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与文学期刊的特色息息相关。要善于借助读者群给文学期刊定位，有重点、有特色、有目标地打造文学期刊品牌，这样有利于从众多的文学期刊中绽放光彩，也能够在海量的新媒体传播中被更多的读者关注、认识和肯定。文学期刊的特色化传播，关键在于其内容的高标准、多样化。这样一来，纸质文学作品也能成为一种多元化、兼容性高、开放性强的阅读文本。讲究文学期刊的特色化，就能够有效避免一般化，形成差异化，扩展品牌效应、特色效应。特色化不等于行业化，即使是一些行业文学期刊，也应该在坚持行业特色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化编辑视角，走出行业小圈子，用心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品牌，有效提升发行量与市场零售量，走出行业文学期刊困境。这种特色化表达的意义还在于，当前海量的文学稿件袭来时，文学期刊编辑要能够让期刊成为诸多融媒体文学中的一股清流。拒绝哗众取宠，传达正确的三观意识，突出特点，显出优势，让文学期刊杂志能够成为有内容、有内涵、有深度的优秀文化传播载体。

3.3精编细作，着力推出有亮点的美文佳作

我们知道，新媒体文学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碎片化、短小化。这也养成了一部分读者的阅读习惯，即追求精炼、短小的文学作品。面对这种阅读追求，文学期刊编辑必须审时度势，认识、熟悉新媒体文学环境，除汇编一些散文、短小说等作品之外，还要增加短小精炼的美文、诗歌等内容作为一种补充，从短文中捕捉生活中一闪即逝的吉光片羽，以更好抓住读者的内心。另外，还要增加一些和当下热点、时事动态等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满足读者关注热点、关注社会大事件的需求。当然，文学期刊编辑在视角调整中，除了要积极地兼容新媒体作品之外，还要挖掘出纸质媒体所具有的独特亮点，找到纸质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小说月报》副主编刘洁曾指出：新媒体只是一个传播介质，首先要把内容做出来，才有东西上新媒体，所以刊物的内容仍然是最重要的部分。为了发展，文学期刊杂志有必要有选择地吸纳新媒体的优点，但文学期刊的优势在于“精”，很多读者之所以会选择文学期刊杂志，是觉得杂志中的内容更有质感，更值得收藏，这也是文学期刊杂志编辑在进行选稿时所要思考的重要内容。

3.4敬畏读者，适应读者需求层次变化趋向

融媒体时代，纸质文学期刊借助互联网平台，推动了受众范围的不断扩大。由此，读者的层次结构会出现新的变化，不同审美层次的读者会大量涌入数字媒体平台，寻找、阅读自己喜欢的作品。开放性、动态性的融媒体平台，则满足了他们涉猎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需求。显然，传统的文学期刊受到了局限。编辑视角必须以读者为王，尽快适应读者需求层次的变化趋向。所谓敬畏读者，就是要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文化产品。相较传统纸质文学期刊的读者，融媒体时代的读者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新媒体时代的读者追求快节奏的阅读方式，讲究内容的多样化和信息的大流量，喜欢灵动的、充满趣味性的表达方式，这些都是新时代读者多层次的需求变化趋向。文学期刊必须积极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变化，调整读者对纸质期刊的传统感观，消除固有的刻板印象。通过编辑的视角调整，建立多角度、全方位的选稿标准，结合不同读者的结构层次、教育背景、阅读偏好等因素，建立多样化的参考体系，让版面更为灵活，阅读更有情趣。由此，提升作品品位，丰富作品形态，满足读者需要。不可否认，新媒体文本对纸质文本期刊确实会造成一定的挑战。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传统纸质文学期刊要勇于突围，把握新媒体阅读形态和多层次读者需求，在内容与形式上同时发力，发挥既有优势，贴近读者、贴近生活，满足新媒体时代的读者需求。这样就会留下更多的精准用户群体，做强做大纸质文学期刊，提升读者的忠诚度。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3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育；价值取向；转变

语文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意义十分重大，语文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民族整体的文化心理。中学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处于从未成年过渡到成年的重要阶段。因此，初中生阶段受到的教育能够影响学生的一生。本文从对中国初中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统一进行了纵向的分析，探索了自建国以来语文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变历程。

一、新生时期

1949年―1957年的时期为我国初中语文教育的新生时期。新生时期的初中语文教材内容新鲜，比较注重思想政治教。中国初中语文教育自1949年开国以来开始进入当代的语文教育时期。1951年，我国出版了第一套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新生时期的这套初中语文课本比较鲜明地反映了当代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们的获得胜利的心情，一些封建社会的语文教科书里所反映封建、买办等错误的思想内容被清除。新生时期初中语文的课本的体系是文选型体系。文选型体系有二方面比较明显的特点：内容新鲜、篇幅较少。这时期的初中语文教材内容偏重于新中国成立后所涌现出的新作品和当时苏联以及其他外国比较著名的作品，偶尔会有近代比较出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并不包括文言小说，少数文言小说只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入。课文内容丰富、乐观向上，较之前有了很大进步；新时代的初中语文课文篇数明显很少。课文安排缺乏序列性，内容所包含的基础语文知识不够深入、基础知识也不够系统。

二、探索时期

1958年-1976年属于初中语文教育的探索时期。这段时期的初中语文将重点放在教育与劳动生产实际相结合上。用于教学的课文涉及到较多的时事性较强的议论文，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另外，探索时期的语文教材还存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问题：课文内容流于空泛，所选用的教材只片面强调文章包含的思想内容，语文课堂上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过多，许多能够凸显语文学科特殊规律的古典文学作品被忽视，课文选材的语言文字质量水平不高，并且育传性较强，很多文章并不适合作为教学选材。另外，探索时期的初中语文教育凸显出明显的地域性，乡土课文内容占有很大比例。探索时期的初中语文课文与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变得更加紧密，甚至出现排斥名家名篇的不良现象。在60年代党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在相关文件中指出，目前初中所采用的语文教科书存在“违背党的教育方针”的问题，并废除了统编教材，所有自编的语文教材全部以各种斗争为纲，置教学规律于不顾，给中学生带来了严重的文化灾难。

三、发展时期

1977年-2000年期间为初中语文教学的发展时期。发展时期主要强调课文选材要做到文质兼美，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能够充分体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性和时代性。语文教科书的选文清除了期间违背语文教学规律的课文，而先前被排斥的名家名作大量被选为教材内容；课文出现讲读、阅读两类，课本弹性增加，教师和学生都留有创造性的余地。

四、当前及未来展望

2001年-未来属于回归人文、整合民族和现代的时期。现代的初中语文教学应该体现出时代特点、意识，鼓舞学生关注自然、关注人类，使他们学会理解并尊重多种文化，从而帮助初中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课文选材要能够帮助中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激发他们高度的学习和创新兴趣、热情；课文内容能够体现明显的典范性，充分蕴含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主要文章体裁、风格的形式丰富多样化，理解程度注意做到难易适度，便于学生理解和学习。

五、结语

初中语文教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初中语文教学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教育工作者对语文教学的核心理念把握不准，语文教师自身的素质水平不高等。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初中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所引起的，总结来说，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无外乎是强调语文教育工作的人文性或工具性的问题，当前的语文教育要做到二者兼顾，并偏重于体现人文性价值。语文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立国立民的依据，能够深远影响处于中学阶段的中学生，中学阶段这一过渡时期学生受到的教育会受用一生。因此，初中语文教育价值取向必须正确定位，并且要符合中国文学以及初中生的学习规律。

参考文献：

[1]刘芬.基于新课程改革的中学语文教育的价值取向探索[J].新课程论坛，2010，10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4

【关键词】媒体融合;医学学术期刊;现状;发展对策

媒体融合是指各类媒介（信息传输的通道）多元化下的新作业模式，这一模式冲破了传统的传播形式和功能限制，呈现出多功能发展趋势。而新型网络媒体正是媒体融合的典型例子，其主要结合了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类传统媒体功能，并进行优化整合，使传统媒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不仅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而且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傅晓琴[1]认为学术期刊应该坚持以内容为主、技术为辅的原则，促进期刊内容资源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发展。但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医学学术期刊如何借鉴新媒体优势得以长远发展，如何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媒体融合之路，是医学学术期刊编辑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浙江医学》是浙江省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重点反映浙江省医疗卫生科研水平和成果。本文以《浙江医学》的新媒体融合发展实践探索为例，探讨适合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发展对策。

1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现状

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9）的数据统计，在4973种科技期刊中，医药卫生类期刊为1126种[2]，主要影响力集中于国内，在国际上地位相对较低，论文外流现象十分严重。与国外媒体融合出版情况比较，我国医学学术期刊出版情况并不乐观，具体表现在：（1）我国绝大部分医学学术期刊虽然拥有了自身的网络平台，但主要工作仅仅是在线编辑或者审稿，同时对期刊的基本信息进行简单介绍，给用户提供的延伸服务并不多。并且，许多医学学术期刊网站并未及时对内容进行更新，即使已经印刷出版了一段时间，其网站上也无法搜索到当期目录。（2）我国医学学术期刊网络电子化程度并不高，网络出版特色不鲜明。虽然，很多医学期刊都能出现在各期刊数据库中，但相关的网络功能不足，借助网络对期刊进行宣传也很少。（3）许多医学学术期刊即使开通了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但后续缺乏管理和维护，导致新媒体平台不能及时更新，内容推送有一定的滞后性[3]。（4）大多期刊网站并未开拓能够与广大读者、作者进行交流沟通的渠道，即使征稿也只是将征稿通知放在网站公告上，并未开辟读者和作者交流窗口，也并没有专业人员解决读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媒体融合出版流于形式，距离优秀的多媒体融合模式还需不断探索和努力[4]。

2媒体融合时代医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策略

2.1以纸质期刊内容为基本

同新媒体相比，传统纸质期刊的优势是内容更具专业性。医学学术期刊属于小众纸质媒体，要想在媒体融合时代得到发展进步，实现全新的复合出版模式，应该以纸质期刊内容为基本。在出版转型阶段，更需要重视其内容的专业性，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如增加选题与组稿内容，制作出比同类期刊更具特色的内容、栏目。为此《浙江医学》向各学科带头人组约优质稿件（如述评或指南解读），集中反映各个医学领域新成果、新理论，为临床医师了解和掌握本专业学科发展方向提供参考。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医学》向全国广大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征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原创研究成果文章，同时积极向专家组约相关防疫工作成果，组织策划“新冠肺炎”重点号及专栏，相关病例诊治经验发表后即受到广泛关注。本刊始终坚持以内容为基本，在疫情形式最严重的时期，积极为新冠肺炎防治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是国内较早刊发疫情专题的学术期刊之一。审稿专家是学术期刊内容质量的引领者和把关者，如何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提升期刊内容质量，本刊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开展审稿专家的把关行为调查：选取审稿专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对影响审稿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研究，并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期刊把关质量、促进期刊的传播进行探讨。（2）不断完善审稿要求：通过不断完善和量化审稿标准和要求，审稿专家能够快速定位期刊的办刊导向和层次水平，同时，也让审稿专家与期刊编辑和稿件作者之间拥有共同语言，便于沟通联系。（3）定期调整审稿专家库：对审稿时间较长、未达到本刊审稿要求的审稿专家进行调整，并按照各个学科的细分内容针对性地增补审稿专家。本刊每月总结送审情况，不断优化审稿专家的学科及年龄层，为审稿专家库注入新鲜力量。目前共有三百余位审稿专家，审稿质量和速度得到有效保障。

2.2以复合型人才为保障

随着各类媒体的融合发展，编辑所面临的不只是纸质稿件，更多的是电子稿件；需要加工处理的内容不再只是单一的医学文稿，还包含声音、视频等；所面临的多媒体出版系统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图像、文字加工平台，而是集文字、视频等为一体的多媒体平台[5]。新的形势对医学学术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医学专业知识，还要能熟练运用多种现代网络技术，对文字编辑、图像处理等各类软件都要有全面的了解，并能灵活地运用。要达到这一要求，本刊每年选派人员参加各级编辑继续教育培训班以及关于新媒体融合发展类的学习班，开阔视野，提升能力，培养网络化、数字化的复合型编辑；同时定期组织业务学习，夯实编辑业务。编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和能力，在多媒体融合发展中占据优势，才能掌握更多的主导权，为医学学术期刊向媒体融合发展作出贡献。

2.3以学术媒体平台为支撑

2.3.1网站门户网站是作者和读者了解期刊的最重要途径，已经成为科技期刊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6]。目前许多医学学术期刊均已有自己的采编系统平台，但大多数平台依然处于仅有投稿、审稿、编辑等简单功能的阶段。本刊于2015年开通官方网站，为更方便作者、审稿专家、读者的投稿、审稿、查询及浏览，本刊逐渐完善网站的功能，根据用户体验及反馈意见对网站二级页面的内容及形式不断调整，完成百度搜索页面的官网认证、微信公众号与网站内容对接等，并及时将新出刊、过刊文章与会议报道实时上传网站。为扩大宣传及影响力，便于作者及读者检索文章，本刊网站中所有文章均实现免费下载。由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浙江）卫生健康科技研发与转化平台是浙江省卫生健康科技研发转化资源汇集、需求对接、成果转化的公共服务平台，是推动浙江省“临床+研发”高端医疗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本刊完成了与该转化平台的单点登录功能设置，即用户在该转化平台上注册登录后，可以通过“期刊投稿”一栏直接单点登录到浙江医学杂志社官网进行投稿，无需重新注册用户信息。目前该平台仅《浙江医学》实现了单点登录功能。

2.3.2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平台是近年来应用较广泛的媒体形式，分为服务号和订阅号，服务号具有自定义菜单功能，且侧重于为用户提供服务，群发的消息会显示在用户的聊天列表中，提醒用户查看。微信公众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接受和传播方式，也给学术期刊的定向、精准传播提供了机会。但张艳萍[7]研究发现，科技期刊经营者大多没有重视微信公众号的运用，有相当一部分的科技期刊开通微信公众号属于跟风，开通后并没有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运营，大部分的公众号处于休眠和半休眠状态，成为“僵尸号”，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微信公众号的跨媒体传播优势。本刊于2016年开通服务号，定位于为用户提供与网站相关联的各项服务，如论文搜索、稿件查询、过刊查询等，以及推送各期专家约稿。因纸质期刊出版到可在各大数据库查询到文章需要1个月左右，具有延迟性，因此本刊在清样后即进行微信推送，使读者能在第一时间阅读各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或新理论，保证了文章的时效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刊微信公众号共推送疫情专题6次，并附上网络优先出版网址，供广大读者阅读、下载。自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来，平台推送的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阅读量、粉丝量不断增加，为《浙江医学》的宣传、推广起到重要作用。

3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需要优化的方面

我国医学学术期刊的媒体融合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新兴媒体的整体规划和多媒体的深度运用等方面尚缺乏成功经验。笔者结合本刊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认为在这几方面需要优化。

3.1利用新媒体优先刊发流程

学术期刊中稿件的正式刊出需要经过初审、复审、终审、编辑修改、校对等步骤。因此，提供便捷的服务，尽可能地缩短这些过程时间，可以加快稿件刊出进程。目前本刊审稿阶段均在网站的投审稿平台实现，稿件经编辑部初审后选择合适的审稿专家，通过邮件发送审稿通知，审稿专家接到通知再登录审稿平台进行审稿。但审稿专家多为各学科带头人，平时工作繁忙，电脑也并非时时在身边，时间一长容易忘记审稿。为提高审稿效率，缩短审稿周期，可尝试开发采编系统移动端，例如APP或微信平台审稿端，为审稿专家收到审稿通知后随时进行审稿提供便捷。当稿件完成三审三校后，传统流程需要进行排版、清样、印刷，再上传至万方、知网、维普等数据库。新媒体的优势就是传播速度快，学术期刊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在稿件达到刊出标准后，附上DOI号，进行在线网络优先出版或者开放获取，并在微信公众号、网站上，便于作者、读者阅读、下载、引用，传播效率优于纸质期刊。

3.2人才和技术支持

要实现期刊与其他形式媒体的深度融合，离不开人才和技术的支持[8]。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以高校、科研院校以及学会为主，往往缺乏新媒体运营相关专业人才。本刊新媒体工作目前由编辑人员兼任，尽管每年均积极参加新媒体融合发展的相关会议，但并没有系统学习新媒体运营的相关知识。新媒体的发展十分迅速，编辑部可以引进相关专业人才专门负责新媒体运营，或者支持编辑人员进行新媒体发展方面的系统学习。在技术方面，可以考虑与新媒体公司合作，集中内容融合、服务融合、采编融合和传播融合的多方面优势，使得学术期刊更好地发展[8]。

4小结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5

关键词：五四时期 翻译文学 多元系统 俄罗斯文学

一.多元系统论

20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文学翻译理论。他感受到传统的文学和翻译研究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选择研究对象，孤立地比较译文和原文的对应关系，忽略了许多与翻译有关的因素，无法全面地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而当时没有一种理论工具能不带价值判断地来描述已发生的现象，于是，埃文-佐哈尔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论，以求改变文学和翻译研究的落后状况。

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不是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系统。这些系统又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而不是单一的系统；这些系统行为不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任何多元系统都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即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又可能与其他文化中的对应系统共同组成一个大多元系统。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即世界文化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1]

二.翻译文学的位置与行为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指出，多元系统中的各个系统并不平等，而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2]14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系统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这由多元系统的格局而定。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是指翻译文学对于重要的进程并无影响力。[2]75

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翻译活动会参与创造新的、一级的模式的过程，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文学只占有边缘位置时，往往采用目标文学里现成的二级模式。[2]79

三.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位置

埃文-佐哈尔提出可从“量”的角度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在中心还是边缘，例如翻译作品发表的数量是否大于原创作品，读者多不多等。但埃文-佐哈尔更着重从“质”的角度来衡量翻译文学的位置，他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极有可能跟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扯上关系，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2]75

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运动，从发生到发展，都受到了外国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的直接影响。大规模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文学翻译目的性明确，旨在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文化来对抗中国的封建文化，通过引进外国文学来彻底改造中国文学。五四期间，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纯文艺期刊，文学翻译变得有系统、有组织。在《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杂志的带动下，翻译活动大规模开展，其声势远远超过近代。《小说月报》、《创造》、《新潮》、《语丝》、《文学周报》等刊物都竞相译介外国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发起者和参加者都做过译介外国文学的工作，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瞿秋白、沈雁冰、郑振铎、耿济之、田汉、刘半农等，都是热心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在短短几年内，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文学思潮及相关的哲学思潮都涌进中国。[3]19综上可以判断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的。

对于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原因多元系统论也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埃文-佐哈尔认为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会占据多元系统的中心：（一）多元系统尚未形成，即是说，文学系统依然“年轻”，仍在建立的过程中；（二）文学系统处于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或处于“虚弱”状态，或两者皆然；（三）文学系统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真空。[2]76

在第一种情形下，年轻的文学要把新发现的（或更新了的）语言尽量应用于多种文学类型，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文学语言，满足新涌现的读者群，而翻译文学的作用纯粹是配合这种需要。年轻的文学的生产者因为不能立时创造出每一种他们认识的类型的文本，所以必须汲取其他文学的经验；翻译文学于是就成为这个文学中最重要的系统之一。[2]76作为新文学语体的白话，一是从古代、近代的白话文学承传而来，二是从生活中的日常言语汲取源泉，但如何使古代白话转化为现代白话，将日常言语提炼成文学语言，则不能不借助于翻译文学，翻译在现代文学白话语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创作的先驱者，也是现代翻译文学的前驱者，他们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仔细体味原作的语言韵味，摸索文学的白话表达方式，从而创造了白话语体。现代文学的白话语体，不仅表现在创作之中，而且表现在翻译之中，甚或首先成熟于翻译之中。[4]10因此，翻译文学得以占据五四时期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第三种情形下，在多元系统的变迁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转折点，也就是已确立的模式不再为年轻一代所接受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刻，翻译文学就可能占据中心位置；哪怕是中心的文学系统，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假如在这个转折时刻，本国文学的一切形式均被摒弃，从而出现文学“真空”，则翻译文学跃升中心位置的可能性更大。在这样的真空期，外国的模式很容易渗入，因而翻译文学可能占据中心位置。[2]78中国文学是个历史悠久、库存充裕、自给自足的多元系统，在远东地区的大系统中一向处于中心位置，影响别人多于受别人影响。但到了清朝末年，列强入侵，引发中国整体社会危机，传统文化遭到摒弃。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要，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4]2翻译文学因而得以进入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

四.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择

1.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盛况及其原因

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译介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在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翻译总目》的统计，“五四”以后8年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去里边也包括俄罗斯文学的“总集”类外，印成单行本的共有187部作品，其中俄国有65部占三分之一强，此外是法国的31部，德国的24部，英国的21部，印度的14部，日本的12部……这个目录尽管不全，而刊载在报刊杂志上未搜集成单行本的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得多，可是也足以说明俄罗斯文学翻译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了。[5]193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得到蓬勃开展是实有原因的。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高度的思想性、深湛的艺术表现力使它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显得特别灿烂夺目，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中国当时处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情况中，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和剥削，[5]192进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在寻求救国之路，渴望中国摆脱困境，实现真正的自强。基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现实，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要学习俄国、学习俄国的文学。他们所关注的是俄国文学与俄国的时代、民族保持的密切联系，学习的是俄国文学起到的改造社会、启迪民众的作用。[6]23俄罗斯文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提出了许多迫切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深思，帮助他们正确地认识人生，发现社会矛盾和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十月革命令全世界激动，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对它更为向往。[5]192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中国人民从俄国的过去和现在看到了自己的道路。革命前的俄国和当时的中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中国人民对俄国的革命倍感亲切，迫切地要求从俄罗斯文学中更清楚地了解俄国，吸取斗争的力量。这样，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在中国就展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崭新的局面，它鼓舞着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给中国的新文学树立了典范。[5]193

2.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选材

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它是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选取作品来翻译的原则取决于本国多元系统的状况，除了看作品跟新的手法是否协调外，还要看它们在目标文学中能否扮演革新的角色。[2]78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意识和鲜明的历史使命感。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构成了俄国文学“人民性”的精髓。“人民性”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所缺乏，也是当时的中国文学界所呼唤的，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指向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所以，俄国文学中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生境遇的“为人生”文学，成为正在寻找文学新范型的中国新文学必然的选择。[6]23同时，翻译的选择还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五四时期以个性解放、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启蒙思潮波澜壮阔，因而表现个性解放、人性解放、女性解放、思想自由、社会批判的外国文学作品引起普遍共鸣，翻译的数量最大。[4]29其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名家的名作受到了五四文坛的重视。

A.普希金

五四新文学以民族化、平民化、语言生活化作为努力的目标，五四文坛对普希金在俄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奠基作用达成共识。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大力提倡并带头从事小说翻译，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开始倡导“小说界革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希金的作品得以译入中国。我国留日学生戢翼翻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于1903年由上海大宣书局出版。戢译《俄国情史》不仅是第一部汉译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俄国文学名著。随着《俄国情史》的出版，普希金的小说也得以陆续翻译进我国。

在五四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希金的汉译作品仍然以小说为主。若论普希金的文学成就，诗歌要大于小说，但从1903年至20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汉译普希金作品均为小说，没有诗歌。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诗歌需要考虑声韵、节奏、分行等问题方面的因素，很难翻译；二是五四时期的当务之急是争夺思想阵地，俄语翻译者多为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自然选择了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翻译的小说，而对需要诗性沟通与时间打磨的诗歌翻译则不能不暂时怠慢了。[4]302

五四时期，关注人生、关注平民阶级的苦难与不幸是新文学的一个普遍主题。俄罗斯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传统是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发端的。这类“小人物”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作家和译者的强烈共鸣，正由于这些作品都是“为人生”、“平民化”、“悲剧化”的，揭露了贵族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不合理，唤起读者对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深切同情，《驿站长》在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中体现出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B.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被视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黄金时代人道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1913年起，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托尔斯泰大量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和道德价值。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对五四新文学而言，意味着情感、理性认同下某种更为持久的一种接受模式的建立。这种模式在思想层面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热情和“民众至上”乃至“四海同胞主义”的道德情怀，而反映到文学中，意味着一种主体参与意识，它要求文学成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净化人心灵的某种强有力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第二次热潮，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最多。在当时翻译人才很紧缺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单行本多达24种，而且还有重译。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的艺术主张和文学观念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界。耿济之在《俄罗斯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写到，“托尔斯泰运用其高超之哲学思想于文学作品，以灌输于一般人民。从他起我们才实认俄国文学是人生的文学，是世界的文学”。[7]186由此可见，五四时期选择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核心因素在于其作品具有强大的道德批判力量，以及托尔斯泰充分肯定文学的教化作用。[6]33

五四文坛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最高，托尔斯泰的宏阔深邃唤起了众多译者的翻译热情，五四时期选择他的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其永恒的人类之爱。托尔斯泰的《伊拉司》不似中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那样善有善报否极泰来或者飞来横祸酿成悲剧，而是波峰浪谷的大起大落使人变得豁达开朗起来，上升到新的人生境界，从而引导读者与人物一道进行对生存质量与人生价值的深层思考。他的另一部作品《阿撒哈顿》则表现出无作恶、爱人类的托尔斯泰主义。

C.屠格涅夫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上开始连载陈嘏用文言文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标志着屠格涅夫作品首次进入中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屠格涅夫热“，人们争相翻译、出版屠格涅夫作品。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带有编年史性质，从《猎人笔记》到《罗亭》、《贵族之家》等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变迁的轨迹。这对于同俄国有着诸多相似点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亲切。因此，五四时期屠格涅夫作品翻译得较多，[4]308仅连载的中长篇小说或出版的单行本就有12种之多。

思想阵地《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春潮》、《初恋》，不仅表达了国人对现代恋爱婚姻的希冀，还透露出当时进步青年对自由、平等、个性等一整套现代观念的渴望。[4]309《父与子》、《村中之月》、《前夜》等真实地反映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旧习俗、现代风度与贵族习气、个性意志与父母之命的冲突。五四时期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当时的作家创作了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外国文学中的同类题材自然会唤起国人的共鸣，因而这些作品被翻译过来。[4]310《猎人笔记》得到新文学前驱者感情与理性诸多层面的认同与肯定，则同中国文学史上农村题材严重阙如的偏枯现象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4]313

D.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黄金时代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一脉相承的创作表现是：以人为核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他作品美学表现的重叠内涵。[6]40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既有对堕落社会事实的描写，也有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这些特点都正好契合五四时期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

1921，周作人在他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一文中，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上的人道主义的极致，……他在小说里写出许多被侮辱与损害的人；他们虽然被人踏在脚下成了一块不干净的抹布，但他那湿漉漉的摺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正同尔我一样。他描写下等堕落穷人的灵魂，表示其中还有光明与美的存在”。[8]1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抹布”中发现人性的光芒、在绝望中寻求救赎的希望，五四文坛译介其作品正是希望中国现代青年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十月革命那里获得启迪，觉醒起来、振作起来，努力争取中国社会改造的成功。[4]323

中国新文学先驱在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有明显的倾向性：一方面，以“穷人”为逻辑主线的作品大量引入，如《贼》、《冷眼》、《猎人笔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罪与罚》、《地下室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这些作品大多被再版过多次，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某些思想性和艺术性复杂的作品则备受冷落，如《二重性格》、《群魔》等作品直到1949年才被翻译。这说明中国译者和读者更为看重的是：那些身处肮脏现实、灵魂却未曾泯灭的人们，他们令人心碎的哀鸣、不幸、挣扎和反抗；那些骄奢淫逸、为非作歹的富人们，他们对穷人的侮辱、损害、践踏和摧残等等。[7]135这种选择反映了中国新文学是以民族现实需要为轴心的，隐藏和遮蔽了个人审美情趣。

E.契诃夫

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的殿军，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20世纪初契诃夫作品开始影响中国文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局势发生激烈动荡的时期。社会的解放和文学的变革成了中国作家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改变思想和文学的途径，来改变国家的命运。契诃夫作品中的抒写现实、反映人生、关注平民生活的题材内容，正切合了力图以文学影响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要求。实际上，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尽管属于不同流派，主张的创作方法也不同，但都离不开“为人生”这一主要宗旨，因此，契诃夫作品中现实主义题材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线，使其大量作品的译介成为可能。[6]38

五四时期，在译介过来的65部俄国文学作品中，契诃夫作品就有10部，仅次于托尔斯泰而占据第二位。中国译者在选择契诃夫作品时表现出明显的自主选择的主体意识。他们倾向于选择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状况相适应，反映小人物生活、暴露社会黑暗、鞭挞愚昧麻木的国民性、唤起民众的良知的作品。当时，主题相对明确清晰、现实主义、为人生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译介的选材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译者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着眼的是文学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译者的文学自觉性还没有进入到审美阶段，对文学产生强烈共鸣和价值认同感仍然停留在“为人生”这一层面，这也导致了译者选择翻译对象的有限性和狭隘性。例如，契诃夫后期代表作，如《草原》、《主教》、《新娘》等作品在五四时期就没有译本出现。[9]就艺术形式而言，五四文坛重视契诃夫短篇小说和独幕剧的翻译。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新文学提倡者急于求成。灵活多样、结构严谨、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和独幕剧较为容易模仿，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初创期提供了范本。

总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前驱者选择什么来翻译，主要不是凭个人的兴趣，而是着眼于社会文化改革的需求，当时的翻译家和评论家优先选择那些有助于救国或者建立新文学的作品来翻译。也正是在外国文学的对照之下，才更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弊端，加速改革的进程。

五.结语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翻译作品除了带来新的思想和观念之外，还在现代小说、话剧、新诗等文学形式和发展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巨大成就不仅仅在于翻译文学本身，而且更在于它以特殊身份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对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效应。俄罗斯文学是中国文化多元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范型，而且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生命力的话题，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五四期间俄罗斯文学翻译的数量居首位，应当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以准确把握当时俄罗斯文学翻译选择的动机、翻译的建树及其翻译的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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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记念[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4.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6

一、“互联网+”话语场域中的群体出场

从出生时间来看，出生于1980年到1989年的青年作家被称作“80后”作家；从群体特质来说，青年不仅是一个特指的族群，而且更是指一种精神气质。所谓“80后”作家并不单纯是狭义上的“80后”和“90后”等这样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广义上的1980年代以来出生的更具有自觉意识、独特精神特质与鲜明价值取向的青年作家。在“互联网+”的话语场域中，“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的新型机制和“期刊、批评家和文学史”的传统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影响着青年的写作与出场。{1}关于这一点，李德南指出青年作家的出场包括“新概念”全国作文大赛、网络文学平台与传统文学机制，并强调三种机制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其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作品，也并不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那般整齐划一，他们依然可能拥有个人的主体性和写作风格，可以根据各自的文学抱负和价值观来调整写作节奏和方向，让写作获得新的质地，甚至是从一种机制跃至另一种机制”。{2}

20世纪末，消费化、市场化对文学机制进行消解的同时启动了重构，为了“自救”，众多出版媒体转向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当时正处于青春成长期的“80后”作家正是市场化浪潮中的首个受惠群体。一直将“培养青年作家的摇篮”作为办刊理念的《萌芽》杂志具有发掘与培养新锐作家的传统，在出版业纷纷进入市场的冲击下也不得不找寻出路。为应对市场化带来的生存困境，《萌芽》在1998年连同全国七所知名高校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商业性、文学性并行的平台几乎瞬间就将“80后”作家聚拢，发掘了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许佳、周嘉宁等新锐作家。“新概念作文大赛”对于作家出场的影响，最大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传统作家出场空间分散化限制，充分利用市场化、消费化对文学积极方面的影响，以商业运作的模式，为作家提供一个集中化的出场空间。从效果上来看，“新概念作文大赛”确实创造了“80后”作家群体集中出场的峰值。

至于网络平台对“80后”作家出场的作用则体现在对写作者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与塑造之上。其中，即使不乏韩寒、周小平等非类型化文学的写作者，但更多的是辰东、唐家三少、耳根等类型文学。网络媒体几乎改变了传统文学的世界、作品、读者、作家的传统四要素，将作家主体地位彻底颠覆。网络文学创造了其独有生态的文化语境、文本语境、作品语境，其向度纵深是反作者职业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络媒介视域下的文学最终将走向麦克卢汉的“重新部落化”预言。{3}而通过传统机制出场的作家，如甫跃辉、孙频、林森、叶临之、蔡东等，坚持以《人民文学》 《上海文学》 《芙蓉》等传统文学期刊作为写作阵地，他们的出场是纯文学在新时代文化历史语境下的再出发。这类作家写作稳扎稳打，注重对文学的“形式实践”与“思想探索”，具有鲜明的写作个体性。

尽管“80后”作家的出场方式多样，也在创作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论写作的起点有多高，这些青年作家期望以一部或几部作品而迅疾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实在是不可能。与此同时，“现如今的文学杂志早已进入了一个市场化转型的时代……面临着紧迫的生存压力”，{4}因此，各大文学期刊纷纷进行改版转型。在生存困境的重压之中，一些文学杂志彻底丧失了文学独立性，沦为市场的奴隶，但更多的文学期刊则坚守文学阵地，在秉承文学精神的前提下，寻找新的出路，顺应研究走向调整关注重点。恰是如此，“80后”作家再一次以群体的形态大规模地进入读者与研究者的视野。翻阅文学期刊，会发现一批“80后”作家逐渐占据了一些重要的版面。《广西文学》推出过“80后”作家专号；《芳草》也推出了“80后”作家的小辑；《西湖》杂志的“新锐”栏目自2013年起开始推介“80后”作家；《山花》于2008年第5期设置“80后新趋势”栏目，2010年第1期至2012年第23期设置“七零后VS八零后”栏目；《名作欣赏》于2014年第7期开始设置“文坛纵横80后”栏目，并开辟“80后现场”等专栏，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作家个体化特征，以“个案”形式呈现、评介青年作家的创作。而李云雷、张莉、杨庆祥、黄平等青年批评家在《当代作家评论》 《南方文坛》 《小说评论》等学术刊物也以多种形式推介青年作家。

由湖南省文联主办的《创作与评论》早在2012年第10期开始设置“80后文学大展”栏目，并于2013年第1期正式更名为“新锐”。该专栏由谢有顺和李德南出任主持人，以高质量的“作品+评论”的独特形式，不断推出“80后”作家作品，并展开对其讨论，栏目极具张力，在国内相关研究期刊中独树一帜。“新锐”栏目敏锐地把握着“80后”创作的脉搏，正如主持人在“卷首语”中所言：“个案的形式在杂志上展现‘80后’的写作实绩，给那些文学新锐以一个较为集中的出场空间，从而实现批评与写作之间的有效互动，拓展对这一写作群体的认识空间。”截止到2016年第3期，“新锐”栏目（“‘80后’文学大展”栏目）推出了郑小驴、林森、林培源、甫跃辉、孙频、王威廉、文珍、陈崇正、张怡微、胡竹峰、李晁、草白、陈再见、马金莲、霍艳、蔡东、马小淘、孟小书、吕魁、包倬、叶临之、纳兰妙殊、双雪涛、曹永、宋小词、莫华杰、毕亮、钱佳楠、手指、吴纯、周李立、王海雪、于一爽、周嘉宁、彭敏、池上、王哲珠、寒郁、丁东亚、飞氘等41位“80后”作家。可以说，一方面，“新锐”栏目中出场的作家覆盖了1980-1989年亦即“80后”所指代的十年间出生的作家，是文学期刊对“80后”作家的集束式展现，也是真正的“‘80后’文学大展”；另一方面，这种不间断地推介也显示了“80后”作家群体已经悄然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而新的“80后”文学的展示也预示着当代文学版图的新变。

二、多维度与多向度的“80后”作家创作

当下面临的是裂变时代，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与生活图景中，我们的写作方式、传播路径和接受对象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有作家将写作困境归因于文学边缘化，但文学若处在时代中心，无疑是非常态的状况。事实上，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作家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才是更为紧要的事。然而，这种新状态下“80后”作家的出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是由于知识谱系、精神质素和情感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青年作家的写作与前辈作家存在代际间的“断裂”；二是同为青年作家的“70后”作家以“代际”的形式出现在文坛，而“80后”作家的群体出场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表述，实际上则是以“个体”的方式出现在重要文学刊物。同时，也因个体经验的多样，青年作家同代际间的共同性也并不统一。

从创作内容来看，青春的彰显是“80后”作家写作者必涉的主题，吕魁、周嘉宁、笛安等“80后”作家笔下既有青春期的躁动与叛逆，又有青春时代的缅怀和祭奠。不过，“80后”作家写作早已不再是如《三重门》和《梦里花落知多少》等只是“青春文学”的状态。有的“80后”作家“一味地求新求变，认为只有在新与变这一轨道上的文学才有价值，这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误解，文学作为人心和灵魂的表达，除了变道，应该还有常道。”{5}不可否认，曾经被贴上叛逆、感伤、个性等标签的“80后”青春文学，在以“断尾重生”式的突围后，也在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常道”。随着个体经验的成熟，这一代人的创作也表现出无限可能的向度纵深。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写作时间不算太长，但他却以独特的反类型化青春故事书写为“80后”作家提供了一条转型之路。他的短篇小说《安娜》{6}讲述了“我”与一个带有叛逆倾向的少女安娜的爱情故事。相较于其他青春题材小说侧重描写“青春期的创伤性经验”，《安娜》则更强调了工人子弟的“我”与富家小姐安娜之间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而最终矛盾也在两人情感的高潮后彻底爆发。如同小说中“被风吹破的玻璃窗”，双雪涛以青春的痛感叙写阶层间的社会矛盾，“表现出了趋向纯文学写作的传统路径。”{7}

这样一批“80后”作家的创作具有更加丰富的维度与向度。首先新乡土的审美建构。甫跃辉、陈再见、马金莲、林森等来自农村，他们关注社会的底层、扎根于生活，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青年一代对于乡土的反思。“80后”乡土作家关注社会的底层、扎根于生活，他们的文字如同乡土本身一样充满质朴的真实。如马金莲的《醉春烟》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西海固三代女人的悲剧，以及贫瘠所带来的痛感，在相当的深度上触及了“青春、童年，以及贫穷与死亡的阴影”，提醒我们在当今的时代语境下，贫瘠依旧“如此坚固地存在着”。{8}而田耳、盛可以、叶临之、手指、蔡东等则将目光聚集到小城镇或大都市的底层，思考在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当下，城乡间的断裂和流动的凝滞。恰如蔡东《通天桥》以“高墙”意象暗示了外来者想要融入城市所不能逾越的障碍，小说以荒诞的笔调将现代城市的冷漠、无情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其次是先锋性的继承与再出发。“80后”作家对实验性的探索并未停止，王威廉、陈崇正、李晁等继承了“先锋小说”的探索精神，努力尝试不同的写法和策略，充满着思想探索和形式实验的意味。有学者指出，文学的先锋性是一种高贵精神气质与诗性禀赋，集中体现在对当下存在的生命图景最深刻与最新锐的揭示、发现和指认的深度与广度上，只有深度思考与纵横切割时代的存在真相，也只有深切渗透时代的信仰、价值、尊严、道德、情感、美学等元素，才能抵达真正的先锋。{9}无疑，这一类“80后”作家努力地在自己的文本中尝试不同的写作手法和策略，充满现代派的意味，尤其是深度、广度、宽度与力度上着力颇深。比如，王威廉《水女人》以“我”的口吻讲述一个失忆女人在家庭、情人与寻找自我间的选择。这类创作以“反思现代性的基本维度”“着力于在现代性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的思想探索和有意味的形式实验，称得上是新世纪的‘先锋派’”。{10}

还有一个维度是现实叙事的凸显。比如，孙频、文珍、张怡微、陈再见、双雪涛等“80后”作家并没有“完全断开”传统的影响，而是与现实主义保持了一种天然的传承关系。而周嘉宁、孟小书、霍艳等作家笔下的“故事”也都从校园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与忧郁的成长创伤转向了“走出校园”，尤其是从故事空间到叙事主题上逐渐转向关注精神伦理，继而转向探寻社会现实等。

三、文学期刊推介的价值以及批评的限度

1998年，韩东、朱文等“70后”作家发起了影响颇大的“断裂”问卷调查，自称是当代文坛“断裂的一代”。然而，相较于“70后”作家的主动姿态，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在消费浪潮中的出场显然要被动得多。近些年，因个体的差异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孙频、包倬、毕亮、吕魁等“80后”作家群体的“新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群体性的写作模糊性，但各大文学期刊“都在制作自己的八零后作品专辑”，{11}这又使得这些作家的创作的多维度与多向度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创作与评论》的“新锐”等专栏的开辟与持续推介，无疑掀起了“80后”作家在文学期刊集中展示的浪潮，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其价值首先在于推动对于“80后”作家群体的重新认知。“任何命名既意味着确认，也意味着遮蔽。”{12}对于“80后”作家的片面认知由来已久，在“出版行业的逐渐市场化，乃至产业化，尤其是民间力量介入出版后进而强化了市场运作与媒体炒作，文学出版开始由过去的以作者为主转而走向以读者为主……文学出版由此进入了市场化的新阶段”的情况下，带有商业机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打破了传统期刊门槛较高的弊病，在使部分“80后”作家受惠，并使这一代作家受到关注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了遮蔽。{13}由于“青春+市场”的模式，以及“80后”文学初期表现出的叛逆、疼痛以及个体感受大于客观经验的弊病，几乎出现了“‘80后’文学”=“青春文学”的等式。而2013年前后，“80后”作家作品在文学期刊集中展示，吸引了更多批评家的关注，由此对于“80后”作家群体研究开始真正深入。《创作与评论》的“新锐”栏目就沿着“个案分析”的道路，兼顾各方，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家，展开批评家评论、作家互评，较大程度上还原“80后”作家群体的全貌，改变对于“80后”作家的既有认知。

文学期刊与“80后”作家逐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状态，对“80后”作家的关注对文学期刊具有重要意义。从文学的角度出发，随着评论研究的深入，“80后”作家这一概念将被重新定义。在概念形成的过程中，“作为第一手文学史料的原创文学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文学史的草稿”。{14}从市场的角度出发，文学期刊将收获更多关注，形成良性互动。可以说，一方面，“新锐”等栏目以考察“个案”为宗旨，搭建了一个极富张力的对话与出场平台；另一方面，这些栏目的关注视野较为开阔，对“80后”作家创作的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换言之，“80后”作家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们与青年批评家之间的有效互动。

然而，尽管青年批评家与“80后”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共同成长的发展趋向，但批评与写作的互动也存在着限度问题，尤其是在对于“80后”作家的推介选择上更能够体现出批评的限度与偏向。不难发现，在“新锐”栏目中所有出场作家来自湖南、广东、上海、北京、山西、浙江、内蒙古等全国20多个直辖市、省和自治区，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兼顾地域，让来自不同省份的作家都有机会发声”，但也存在没有被“兼顾”到的区域。比如，一是目前还没有江苏藉“80后”作家的出场。事实上，江苏作家曹寇、朱婧、许多余、李子悦、刘小备等从青春文学起步，书写着“80后”一代人的情感与生活，并逐步将个人世界与现实生活融合，彰显出了独特的江南气质。二是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稀缺。尽管回族作家马金莲已经出现在各大文学期刊，但更多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作家英布草心、苗族作家杨树直、满族作家湖雨、维吾尔族作家阿娜尔古丽、蒙古族作家木琮尔、赵吉雅、金达、苏笑嫣等，并未得到相应的关注与推介。

除了上述作家身份或区域性因素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获得了更多关注。比如，笛安、张悦然、马小淘、孟小书、鲍尔金娜等一批“80后”作家的父母多是作家或评论家。一方面他们从小就拥有更好的文学熏陶，另一方面也拥有更多的文学资源。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作家更多得到文学期刊和批评家的青睐。此外，还有一批“80后”作家在不同文学期刊的相关专栏中被反复推介。就《创作与评论》 《西湖》 《山花》与《名作欣赏》等刊物的推介来看，郑小驴、唐不遇、马金莲、林培源、吕魁、于一爽、双雪涛、叶临之、甫跃辉、郑小琼、胡竹峰、李晁、毕亮、孙频、莫华杰、宋小词、骆烨、包倬、周李立、曹永等“80后”作家至少两次被批评家选中并在不同文学刊物的专栏推介。需要承认的是，这些作家在当代文学的辨识度与认可度相对较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批评家尤其是青年批评家与“80后”作家互动时的批评限度。

写作是一个流动的过程，“80后”作家这批“不愿长大的孩子”也在逐渐“长大”。随着其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这一代人的写作在逐渐变得多样”，他们的成长本身“蕴含着重要的生长力量”，最终这个作家群体“作为个体意义也逐渐得到关注”。{15}在这些青年作家中，有张怡微、周嘉宁、甫跃辉、文珍等这样在高校攻读的学院派作家，他们扎实的写作功底，对事件的思考具有丰富的传统内涵；有吕魁、叶临之等这样具有高学历，却攻读非写作相关专业，在特有知识结构基础上对世界、社会有着深刻理解；也有陈再见、双雪涛等这样的“草根”作家，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写作教育，他们以个体经验作为写作的源泉，在写作中对身份、内心进行重新建构；还有王威廉、蔡东等身兼作家与批评家的情况，等等。说到底，从本质上来说，文学创作本来就属于个人化与私人化的事情。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在传统伦理与日常性经验等维度，他们应该如何既书写欲望又不被主流的欲望话语所淹没，从而通过叙事窥探到欲望深处的隐秘；同时又如何在庸常之中找寻到个体的生存与审美经验，尤其是个人的日常经验、人文情怀和价值取向等，从而抵达文学创作的精神存在，应该是青年写作的应有之义。

注释：

{1}谢有顺、李德南：《主持人语》，《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0期。

{2}李德南：《在新的文学机制和时间境域中诞生――“分化时代”的“80后”小说》，《山花》2014年第5期。

{3}盛英：《网络与作家的出场》，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4}杨斌华：《文学杂志的评价怪圈及其他》，《扬子江评论》2007年第6期。

{5}谢有顺、李德南：《主持人语》，《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3期。

{6}双雪涛：《安娜》，《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7期。

{7}张元珂：《反类型的青春写作――双雪涛中短篇小说论》，《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7期。

{8}王威廉：《在另一种青春的逼视下――评马金莲的小说》，《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21期。

{9}郭艳等：《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困境与突围》，《文艺报》2014年5月9日。

{10}李德南：《王威廉：现代性的省思者》，《山花》2013年第1期。

{11}项静：《愿你的道路漫长――毕亮小说综论》，《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期。

{12}江飞：《日常生活、伦理底色及叙事的可能性――马金莲的文字世界》，《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21期。

{13}白烨：《新变、新局与新质――为新世纪文学把脉》，《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14}黄发有：《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环境》，《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15}谢有顺、李德南：《主持人语》，《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3期。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7

[关键词]创新文化、现状、作用机制

1 引言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2004年北京城市发展规划中将北京定位成“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到202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北京市共有市属科研院所109家，涉及物理、医学、能源、电子、环境、教育、管理等35个学科，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等9个行业。近年来，市属科研院所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在科研单位走向市场化方面，对于现行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在科技组织的创新文化建设方面，还属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潜能，在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创造一种有利科学创新的组织氛围，是建设创新型城市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大部分个体层面上的组织文化研究者认为：组织价值观是组织文化的核心，而且能通过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来进行重复鉴定，也能进行可操作的定义和测量。美国加州大学的Chatman认为，组织文化就是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体系。他为了从契合度(fit)的视角研究成员-组织契合和个体结果变量（如组织承诺、离职等）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组织价值观的OCP量表。OCP量表采用Q分类的计分方式，被试者被要求将测量项目按最期望到最不期望或最符合到最不符合的顺序分成9类，每类所包括的条目数按2-4-6-9-12-9-6-4-2分布，实际上是一种自比式分类方法。

本次研究即是再次对台湾学者应用的OCP调查问卷进行修订，利用其对北京市的30家科技组织进行了调查，对北京地区科技组织创新文化现状进行了总结，同时也对创新文化的作用机制进行探索。

2 方法和程序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选取北京地区30家科技组织，行业遍布电子、软件、高科技、农业、制造业、工业、环保、管理咨询等八大领域；公司规模从几十人的小企业至千余人的大企业。产值也从几十万至数千万，从性质来看，即有公司，也有研究机构。每家单位，要求至少一位高层完成高层问卷，十五位员工完成员工问卷，共发送问卷40份高层，员工问卷455份。回收高层问卷35份；员工问卷378份。回收率分别为87.5%和83.3%。

2.2 研究工具

Chatman和O’Reill发展出来的用于测查组织价值观的量表，是组织文化研究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量表。经台湾学者修订后，此次，我们再对其经过修订。最终为描述单位的文化与价值观的40个。这40个题目可分为创新、稳定、以人为本、结果导向、注重细节、进取和团队导向七个维度。要求被调查者按照最重要－最不重要分为九等，并且遵守2-4-4-6-8-6-4-4-2的原则。并按照实际感受到的、理想中的两种方式进行两次分类。

组织承诺问卷采用的是Mowday， Steers， and Porter’s (1979)编制的组织承诺问卷，有9个条目，α系数为 .87。组织绩效问卷采用的是Tsui(1992)编制的组织绩效问卷，有4个条目，α系数为 .92。离职意向问卷采用的是Walsh， Ashford， and Hill (1985)编制的离职意向问卷，有5个条目，α系数为 .84。工作满意度问卷采用的是Cammann， Fichmann， Jenkins等编制的工作满意度问卷，有3个条目，α系数为 .95。对上司的信任问卷采用的Folger和 Konovsky（1989）编制的对上司的信任问卷，有5个条目，α系数为 .85。不过我们在使用前做了修订，在最后的问卷中，组织承诺问卷保留了8个条目，离职意向保留了3个条目，对上司的信任保留了4个条目。参考已有的问卷，我们自编了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离职意向、工作绩效、对上司的信任、组织创新问卷。这些问卷都是以Likert等级评定的方式呈现，如“总的来说，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被试从“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不好确定，4＝同意，5＝非常同意”中选择出最符合自己情况的答案。

2.3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都统一输入SPSS11.0。编号为四位编码，前两位单位编号，分别是01-30。每个单位的第一份或前几份为单位高层数据，如0501即为该单位高层。所有数据管理与分析均由SPSS11.0操作完成。

3.结果与讨论

3.1 高层管理者和员工对创新文化现状的认识

根据创新文化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对北京地区科技组织创新文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现状分析包括了企业高层对创新文化现状的认识和理解，企业高层对理想的创新文化的期望，企业员工对创新文化现状的认识和理解，企业员工对理想中的创新文化的期望等四个部分，分别以下面两个图呈现出来。

从图1来看，通过对各科技组织共35个高层管理者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北京地区高层管理者对现实状况的察觉得分最高的是稳定性，得分最低的是进取心。居于得分前三位的分别是稳定性、关注细节和结果导向。得分居于最低的三位分别为创新、团队取向和进取心。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组织的高层领导觉察到组织的现实情况是：组织更注重其稳定发展，在价值观方面更强调关注细节，文化的结果导向倾向较重。此外，分析北京地区科级组织高层管理者对理想的创新文化的预期情况，发现得分最高的是：稳定性，得分最低的是进取心。居于得分前三位的分别是稳定性、创新和关注细节。得分居于最低的三位分别为以人为本、结果取向和进取心。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组织的高层领导期望组织能够稳定发展，并且能够具有良好的创新能力。仔细比较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我们发现，对高层领导者来说，分数差距比较大的分别为稳定性、结果取向、创新和团队取向。前两者均为现实得分高于理想得分，而后两者均为理想得分高于现实得分。这表明，在高层心目中，他们已经意识到创新和团队合作对于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他们期望自己的组织在以后能够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团队合作。

从图2来看，对各科技组织共378个普通员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北京地区科技组织的普通员工对现实状况的察觉中得分最高的是稳定性，得分最低的是进取心。居于得分前三位的分别是稳定性、以人为本和团队取向。得分居于最低三位的分别为创新、关注细节和进取心。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科技组织的普通员工觉察到组织的现实情况是：组织更注重其稳定发展，能够尊重他们、关心他们，在工作中强调团队合作。此外，分析北京地区普通员工理想的创新文化发现，得分最高的是以人为本，得分最低的是进取心。居于得分前三位的分别是以人为本、稳定和团队取向。得分居于最低三位的分别为关注细节、结果取向和进取心。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组织的普通员工最期望自身在单位中受到关注和尊重，组织能够稳定发展。分析员工对理想和现实文化的认识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差距最大的三个依次是以人为本、结果取向和创新。除了结果取向外，在以人为本和创新两个方面，员工们都普遍认为在理想的文化中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3.2 创新文化在个体水平上的作用机制

在个体水平上，我们考察了员工感觉到的创新文化对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和离职意向等结果变量的作用机制。

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员工实际感觉到的创新文化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绩效，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工作满意度，还有员工对上司的信任以及离职意向，但是它们的相关系数都小于.30，说明创新文化对它们有影响作用，但是影响作用偏小。其中对工作绩效、组织忠诚、对上司的信任、工作满意度为正向作用，表示创新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对组织的认同，对上司的信任，对工作的满意度；而对离职意向为负性作用，表示创新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员工的离职意向，同时降低员工的离职行为。

实际与理想创新文化的差距表示现有的文化与理想状态的文化的距离。差距越大，表示目前实际的创新文化与员工的要求就越远。从上表可以发现，实际与理想创新文化的差距对工作绩效等结果变量相关，但是相关系数小于.30，说明实际与理想创新文化的差距对工作绩效等结果变量有影响，但是影响作用比较弱。其中实际与理想创新文化的差距与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工作绩效、对上司的信任呈负性相关，表明实际与理想创新文化的差距越大，员工对目前创新文化越不满意，工作越不满意，对组织越不忠诚，工作绩效越差，对上司的信任越低；而实际与理想创新文化的差距与离职意向呈正相关，说明表明实际与理想创新文化的差距越大，员工对目前创新文化越不满意，离职意向越大，越有可能离开组织。

高层与员工知觉到的创新文化的差距表示员工对高层倡导的创新文化的理解与高层的期望之间的差别。研究表明，高层与员工知觉到的创新文化差别越小，文化对员工的影响作用就越大。从上表可以发现，高层与员工的创新文化的差距与工作绩效等结果变量之间相关，但是相关系数在.30以下，表明高层与员工的创新文化的差距能够对工作绩效等结果变量产生影响，但是影响作用偏弱。其中对上司的信任呈负相关，说明高层与员工的创新文化的差距越大，员工对上司的信任就越弱。高层与员工的创新文化的差距与离职意向呈正相关，说明高层与员工的创新文化的差距越大，员工的离职意向就越大。而与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组织忠诚的关系比较复杂，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但是以负相关为主，说明高层与员工的创新文化的差距越大，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忠诚度和工作绩效就越低。

3.3 创新文化在组织水平上的作用机制

在组织水平上，我们考察了创新文化对创新绩效的作用。

在组织水平上，我们考虑了组织绩效与创新文化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用创新绩效来代表组织绩效。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在组织水平上，创新文化能够影响到创新绩效。具体地说，创新、稳定性、以人为本和进取心与创新绩效的相关系数在.47 - .66之间。说明大部分创新文化能够影响创新绩效。为了更好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创新绩效为因变量，以创新、稳定性、以人为本、团队取向和进取心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从图7可以发现，创新文化可以解释创新绩效的变化和变异，也就是说，不同组织之间创新绩效的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创新文化的差异造成的。

4.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北京地区30家科技组织的问卷调查，考察了单位领导与员工在理想与现实的价值观方面的差异。我们发现，科技单位的员工和领导更加倡导合作团队和创新方面文化的加强，双方的差异在于，领导更看重稳定性的提高，员工则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团队合作；此外，研究发现，组织的创新文化与组织创新绩效、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员工对上司的信任都存在着密切的正向关系，且与员工的离职意向存在负向关系。这这些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证明，创新文化建设的关键是提升领导者的核心理念、倡导以人为本与团队合作等方面来开展。

通过实证调查，我们发现创新文化不仅在个体水平，而且在组织水平上都产生积极影响，这说明创新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高层管理者还是员工，最重要的价值观都是倡导稳定性，但结果也发现，员工最期望自身在单位中受到关注和尊重，希望加强团队合作，弱化结果取向，说明创新文化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加强团队合作和创造宽松的科研氛围上。赵弘等人把中关村创新文化归纳为“创业、人本、创新、竞争、开放、学习、诚信、鼓励冒险，容忍失败”，这和我们提到的宽容，创新，鼓励冒险等比较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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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chein，E.H.(1992)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8

关键词：新时期文学 典型内涵 变化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3-0384-01

文学作品的典型内涵随不同时期而不断扩张且呈日渐模糊的趋向。作为新时期的当代文学，应该剖析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面对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其内涵相对经济、政治的不同也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不同时期文学的典型内涵概述

文学艺术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集合多维度，多哟巍⒍嗖嗝妫立体的、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从文学艺术自身出发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相关要素间的组合是不同的。文学必须越过传统的边界，适时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文学艺术的不同变化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文学艺术要素中的内容与形式是相对的，其相对于所处层级、相位、语境，面对不同历史时段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

文学艺术本源上的多样性。多元批评既对应于文学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阅读阐释的无限可能性。各层次间构素的变化构成了此一时代、此一种族、此一地域、此一语境下文学的主导品质。而各构素与突前构素间的关系是成为主导的要素，作为主导的要素促进了文学的变革、转换或转型。正因为文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多重联系，文学才遵循不同话语进行研究的多元方式。因此，文学研究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来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相应的真理性。

二、新时期文学发展与典型内涵的新变化

1.不同时期，文学发展制约着典型内涵的要素组合

特定时期下，文学的一种或几种要素构成当下主导性的问题趋向，其余要素作为相关的制约的因素发挥作用。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同时还要扩大它的研究范围，如：如今网络文学与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复制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区别。典型内涵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典型内涵本体具有特定时代的文学发展性。20世纪文学理论，充分地对文学本体自身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一探索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从局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

2.不同时期，文学发展改革了典型内涵中的内容

典型内涵中的内容与形式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对应于文学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这种多样性不必回到一种涵盖一切的大一统的批评模式中去。典型内涵有机地凝缩了人类文化属人历史的全部成果，凸现了各层次间构素的变化，构成了这一时代下的文学主导品质。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发起人有周作人、沈雁冰等，他们强调自由思想和美的生活，重视以感情为生命。他们强调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提倡”。语丝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门性散文和杂文的刊物；穆木天出版会刊《新诗歌》，提出要以大众化为创作目标的现实主义诗歌团体，自由主义文艺中有”京派”、”论语派”、等文学流派.京派善于描写上层社会形形的人物；”论语派”善于运用娴熟的象征手法和意识流技巧.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以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为主； 今天，数字媒介又一次引起了文学艺术自身的变革。文学面临着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甚至广告文学的冲击，一大批边缘文体已进人文学研究的视野。可见，更多的新兴的文学艺术样式被创造出来成为今日文学艺术研究关注的对象。

3.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丰富了典型内涵的形式

3.1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改革了创作方法

因流派的发展而得以迅速发展；？创作方法可以为艺术家、艺术流派、艺术思潮自由选取。文学艺术要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评论家的认可需要一个过程。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鼓舞下，很多作品采用风格典雅和雕琢华丽的散文语言创作叙事性作品，从而体现了艺术特征。它们不仅在题材和形式上同当时的诗歌和戏剧大相径庭，从流派上也分为罗曼司和现实小说两大类，从各个侧面展现了一种崭新而又绚丽的文体，尽管这类作品在当时与那些适应飘忽不定的语言和读者见面时肯定具有近似于魔术般的效果，但是也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随着“大学才子”们的相继去世，曾经风行一时的小说开始步履维艰。那些不喜欢或不擅长写散文故事的作家随后转向撰写一系列具有说教性质的文章，尽管如此，巧妙地采用梦境来反映现实使一个看来纯属虚构的宗教寓言折射出广泛的象征意义。

3.2构成了不同的作品结构

一些艺术构思对小说篇章结构的驾驭能力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并且用散文写成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社会上形形的人物形象，而且描法入木三分；如：书信体小说的问世，不但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叙述形式，而且也真实地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即时感与现实感。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人们觉得这种小说形式具有两个潜在的作用，即令人印象深刻的即时性和对心理现实乃至意识流的探索。”她不仅巧妙地利用少量的人物和有限的地域背景来展示广阔的生活图景，而且也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文坛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历史小说和冒险小说，其代表作品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一些洋洋洒洒的历史小说和传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使之变得更加体面，更加可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邪恶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在人物塑造方面也体现了平民化的倾向。

3.3凸显了不同的题材

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他的诗歌内容往往是悲剧性的人生感受：死亡、悲哀、绝望、孤独。这实际是是多表现人的“异化”。代表诗歌《弃妇》用弃妇的悲惨象征人生的悲惨，被称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鲁迅的作品，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我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他带头发起的刊物《丝语》，作品中展现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分析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形象？，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之，伴随着不同时期的文化进步，无论是作品的内容和题材的创作都赋予了文学兴盛的契机。由此促使我们把全面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作为我们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9

一、新时期市井小说的主题转换

什么是新时期市井小说,这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陈思和、洪子诚等在提到这一概念时,亦只是简要概述了相关作家对象和相应作品,并没有对其具体的精神内涵进行确切的界定。我们在这里大致上接受如下这样一种界定,即认为新时期市井风俗小说主要是指“以都市或城镇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注重独特风俗民情的描绘,在意趣盎然的‘风俗画’里,表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生底蕴”。具体说,其思想内涵和审美特点可以大致归结如下:一是描写对象都是生活在都市或城镇的普通市井小民;二是描写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其所蕴涵的人生底蕴和文化内涵;三是努力挖掘风俗文化特征及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

首先,在主题选择上的突出的特点是不再选择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时代题材,而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在市井社会里默默生存的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

写作倾向上,关注世俗人生,以生活在都市和城镇中的普通市民为描写对象,叙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描写对象上来看,描写最普通的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城市平民、小贩等。新时期市井小说写性格各异的普通市民,真正实现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再者,从描写内容上来说,市井小说描写的都是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写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关注他们的家庭关系、业余生活等。“日常生活是通过对诸如家庭、婚姻、两性关系、劳动场所、文化娱乐活动、消费方式、社会交往等问题来具体化为人的存在内容的”。市井小说真实地展现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原貌,不搀杂过多的政治色彩,真正关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在主题选择上的另一特点是市井小说超越政治主题,进入文化主题。

市井小说的作者精细的手笔书写所熟悉的一方风土,穿插市井风俗文化,传达民俗韵味。新时期市井小说把文化视角引入当代小说之中,有评论者把新时期市井小说和乡土小说、寻根小说都归类到文化小说的行列,认为“正是市井乡土小说的出现,开拓了新时期文化小说的先河”。

新时期初文学创作的政治倾向化,引起了作家的高度警惕,他们开始认识到必须以新的审美视角来实现新的价值突破,一部分作家遂开始把“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俗风味”引入文学创作,这在市井小说家中尤为自觉。邓友梅的一系列市井风俗小说,如《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烟壶》、《那五》等小说,描写老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状态,书写民风民情,向读者展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烟壶》“为以后的文学脱离政治的意识的干扰,自由地表现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门铃》、《井》、《圈套》等市井小说亦以苏州文化为创作背景,描绘苏州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态。苏州小巷文化,美食文化都尽显在陆文夫的笔下。冯骥才于80年代中期创作的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则也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神鞭》通过对傻二的神奇辫子揭示了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并展示了天津特色的地方风俗文化。

的确,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特色,其特定的地理位置、风味美食、特色建筑、风土人情等无不透露着地域风情。新时期市井小说中的文化因素为文学开拓了新的领域,以文化视角取代以往单一的社会视角,力图在文化的介入下还原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生的丰富性。

二、新时期市井小说主题转换的缘由

市井小说家们进行这样的精神“论域”的转换,除了时代的机缘以外,最主要的还与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关。综观市井小说家们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有“五七”族作家:邓友梅、陆文夫等,他们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遭到错误批判,被驱逐出文坛搁笔数十年,政治风云将他们推入社会底层;有新时期崛起的中年作家:刘心武、冯骥才等,他们虽没有在反右斗争中受到直接冲击,但整个社会的动荡和“”的经历,也使他们受到磨难和教训,使他们比一般人更加看清了政治干预文学的危害。

另外,他们之所以选择超越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深藏在民间的超政治的道家文化价值观有关。一旦时代精神提供一定的触媒和契机,这一观念就可能借机要求表达自身。纵观中国文学,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主体精神形态,影响文学的格局,特别是当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十分强烈的时候尤其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存方式。他们过多地关注社会政治,同政治之间缺乏必要距离,使文学创作失去独立性和审美性。而道家一开始便是以儒家思想对抗者的立场出现的,反对将人的价值唯一统一在政治等社会价值中。这遂使它们特别多地存在于民间社会,或成为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式的“退隐”智慧。一句话,市井小说家的确是想在极富生命力的市井社会里寻求自己的另类精神家园,特别是寻找一种远离政治的另类文化欣趣和文化观照,以在拓宽自己的精神视野的同时,传达出别样的也许是更丰富多彩的存在关怀。

再者,在政治风暴的冲击下,也让他们对个体生命有了新的感悟,比一般人更注重个体生命的生存,转向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以及朴素情怀的关注。在经历了建国后特别是“”中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后,遂使知识分子从儒家那里学到的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在现实面前被一再击毁,所以,一旦“新时期”来临,一些作家选择关注在民间生存的非政治化的个体,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作为市井小民所自由承载着的往往是远离了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特价值取向,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精神转向。

汪曾祺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新时期市井小说展现20世纪以来不同时期人物的生存状态,也展现了形形为生存奔波的普通人生。例如,没落八旗子弟那五的庸庸碌碌、无所用心、悲喜交杂的人生命运(《那五》);一生忙忙碌碌,辛苦奔劳,在寒冷的深夜给人带来温暖的小贩朱源达(《小贩世家》);为吃而生,为吃而活,以吃为乐,讲究吃出美味、吃出学问,无论时世如何变迁,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追求的美食家朱自冶(《美食家》)等等。

陆文夫认为“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写人”,他写的多是“小巷人物”,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他说“我只熟悉一般的工人、农民。干部不超过科长,知识分子最多到讲师一级,再加上一些做小买卖的”。他的作品从小人物的现状出发,从“吃”、“住”等方面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冯骥才也表示“作家最关键的是他的视野,视野的关键是视角的独特性,而文学的关键是视野的果实——人物”,同时他又强调“在干预生活上,任何政治家和政论家的能力都会超过作家;只有在干预人的灵魂上,作家才显示别人不能替代的才能和职能”。总之,正是因为有了市井小说家这样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念,市井小说才真正体现了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怀,真正体现了小说“载人”的特性。

三、新时期市井小说文化视角的消解批判意义

新时期市井小说在主题的选择上超越了政治的束缚,把文化引入文学创作,注重对普通人物个体生存的关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新时期市井小说在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上对当时的政治叙事起了消解的作用。小说详细叙述了各地的市井风俗文化,把文化视角引入小说创作,逐渐把小说从依附于政治的状态中分离开来,对长期以来文学的泛政治化起了十分重要的消解作用。17年文学和“文学”都从属于政治,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单调、乏味,致使作品有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只有真正有文化底蕴的作品才能产生无穷的魅力。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大致认为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新时期市井小说以富有深情的笔调精致描绘了形形的市井风俗,挖掘其中所蕴涵的传统文化底蕴,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和深度。小说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它向读者传递了更多的政治以外的信息,如各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文化视角进入小说创作,使小说所表现的内容更广更宽,更加展现了生活的丰富性。

再有,市井小说在书写市井风俗文化的背景下,写普通市民的美好的人情人性,表达对普通市民的朴素关怀,淡化了文学“载道”的功能。市井小说注重对普通市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从物质层面到精神状态,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

在动乱的20世纪的中国,特别是5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时而发生,人性被压抑,主要人物在文学作品中也成了特定的符号,都被塑造成为高大的英雄形象。

在新时期市井小说里,作家在写市井风俗的同时,关注了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例如《小贩世家》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在多少个寒冷的深夜摆摊求生存的小贩朱源达;《井》中美丽的女工程师一生自强不息,最后被井边的闲言碎语淹没的悲惨命运等等。小说也写了普通市民的人情人性,例如《那五》中勤劳善良、淳朴的云奶奶和正直憨厚的过大夫;《辘轳把胡同9号》里的郝老太炒了十几年没吃着的“麻豆腐”,很热情地邀请街坊四邻都来品尝;《烟壶》中聂小轩指点素昧平生的乌世保画内画,极度信任地把家传手艺传授给他,还有《如意》中善良正直的石义海等等,这些都显示了普通人性的美好和善良。

关于新学期的作文篇10

关键词：叶尔羌汗国 吉利吉思 人文献综述

叶尔羌汗国是我国新疆历史上的重要伊斯兰教政权之一。在叶尔羌汗国统治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近代维吾尔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①。然而，纵观这一汗国的政治史却是错综复杂的。在叶尔羌汗国内乱加外患的政治环境下，必然要和外族发生冲突。对叶尔羌汗国来说，游牧吉利吉思人是最大的威胁。汗国中后期，吉利吉思人即是以直接力量，又是以外部游牧势力的身份参与了汗国的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汗国晚期是吉利吉思人活动最活跃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汗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么对此时期吉利吉思人的研究状况如何呢？本文就国内与国外研究两方面进行探讨。

一、国内研究概况

我国学术界对柯尔克孜族的研究， 始于20世纪上半叶， 深入持续的研究则在建国以后， 吉利吉思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社会活动的研究成果大量地问世则在20世纪年代80年代以后， 尤其是最近十几年里，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进步。 记述吉利吉思人在叶尔羌汗国晚期活动的史料不算多。

（一）史料类

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由于中原王朝的统治未能切实深入到西域地区，对这一地区的了解也相对薄弱，相关的汉文记录较为匮乏。因此，本文将主要利用对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政治，社会情况有较为详细记述的穆斯林史料。沙・马合木・楚剌思的《编年史》（Tawari kh）这是一部详细记录叶尔羌汗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佚名作者《喀什噶尔史》（Tarikh- i Kashghar）等波斯语著作涉及叶尔羌汗国与吉利吉思、哈萨克、月即别的关系。《喀什噶尔史》记载了很多《编年史》没有记载的内容，尤其是叶尔羌汗国晚期的情况。可知，这部书是研究和考察叶尔羌汗国晚期吉利吉思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国也保存着一部与《喀什噶尔史》的内容几乎相同的手抄本，即毛拉・米尔沙里赫・喀什噶里的《成吉思传》（chinggiz nama）。该手抄本曾由我国维吾尔族学者阿吉努尔・阿吉先生介绍并以现代维吾尔文转写出版②。书中还详细论地述了叶尔羌汗国的情况，即汗国的建立和扩张、吉利吉思人在叶尔羌汗国中期与晚期的活动、特别是详细记载了阿布都拉哈汗统治时期的吉利吉思人与汗国的关系，对汗国的影响等。因此，《成吉思传》一书是一部重要的察合台文献。成书的时间与作者生平不详③。・萨迪克・喀什噶里的《和卓传》（t■zkir■i hoj■gan）④，记述了公元15-18世纪后半期和卓家族的活动；白山派与黑山派之间的斗争、世俗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吉利吉思人的基本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还有少部分汉文史料可与穆斯林史籍印证、互补。如：《明史》、《清实录》等。清朝的《实录》保存比较完整，1933-1936年影印出版，共计4484卷，装成1220册。《清实录》特别是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实录》多次修改，“愈改愈失其真” ⑤。叶尔羌汗国晚期曾多次遣使向清朝进贡，顺治、康熙两朝的《实录》先后提到的“阿布伦・穆汉默德・阿济汗”、“阿布都拉哈汗”、等，均系叶尔羌汗国的大汗或汗。

（二）著作类

对吉利吉思人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社会活动先前的研究多有论述。例如，《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的《柯尔克孜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柯尔克孜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对柯尔克孜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论述了柯尔克孜族进入蒙兀儿斯坦之后在叶尔羌汗国的早期活动以及叶尔羌汗国晚期伊斯兰教苏菲派在天山柯尔克孜族地区的传教活动与对柯尔克孜族的影响。

已故维吾尔学者阿吉努尔・阿吉在其作品《叶尔羌汗国简史》（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简述了叶尔羌汗国166年的历史，其中也涉及吉利吉思人在汗国初期阶段、中期以及后期的部分活动。魏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于新疆历史研究成果很多，特别是对于叶尔羌汗国史具有深入的探讨。他的《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出教育版社，1994年），为我们了解叶尔羌汗国一个半世纪所踪复杂的历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著作不但涉及维吾尔社会，而且还广泛涉及蒙古卫拉特诸部、吉利吉思人、哈萨克、伊斯兰教派等各种政治、宗教势力。刘正演、魏良|所著《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对和卓家族的来历、世系、相互斗争以及与叶尔羌汗国、准噶尔汗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了解叶尔羌汗国时期吉利吉思人的具有很大的帮助。柯尔克孜族著名历史学家安尼瓦尔・拜图尔为推进研究柯尔克孜族历史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安尼瓦尔・拜图尔、海仁萨・萨迪克（《新疆民族史》（维吾尔文，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8章介绍了叶尔羌汗国的创建、昌盛发展、衰落以及社会文化，同时也深入探讨了吉利吉思人与叶尔羌汗国的关系。

马大正、冯锡时主编的《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的第二编《吉尔吉斯坦16-18世纪时期》中论述了天山吉尔吉斯人归属蒙兀儿斯坦的过程、天山吉尔吉斯人与哈萨克人的结盟至中亚吉尔吉斯人归属清朝管辖的二三百年的历史概况，可以了解到吉利吉思人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

杨建新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中分析柯尔克孜族形成的时间问题，并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标志性事件则是“17世纪到18世纪初，由于沙俄的扩张，叶尼塞吉尔吉斯被迫局部前往天山。”有说“目前学术界关于柯尔克孜族形成时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到清朝的时候，柯尔克孜族已经形成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⑥。苗普生先生主编的《清代察合台文献译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内容涉及叶尔羌汗国晚期，特别是阿布都拉哈汗时期汗国与吉利吉思人的关系。还谈到了《编年史》的内容、版本、史料价值等问题，此著作在史料的鉴别与利用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论文类

魏良|先生的有关叶尔尔羌汗国历史的系列研究对于我们理清此段历史有很大的帮助。魏良|先生的《叶尔羌汗国政治事略》（《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中论述了叶尔羌汗国的政治演变的过程与影响因素以及汗国晚期的吉利吉思异密的进一步发展并与汗国抗衡的一些史实。还有《叶儿羌汗国的衰落和覆亡（下）》（《新疆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中详细研究了阿布都拉哈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西征费尔干时吉利吉思人的攻击、阿布都拉哈汗为加强中央汗权， 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对吉利吉思的大征伐以及同清朝、吉利吉思、瓦刺的关系等问题。

赵江的《察合台文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大学，2003）重点探讨了成吉思汗的年寿问题、蒙古族族源、《成吉思汗传》中的人名等问题。同时也提到了《成吉思汗传》的主要内容。虽然他的论文并没涉及叶尔羌汗国及其此时期的吉利吉思人的活动，但是对我们了解《成吉思汗传》内容有一定的帮助。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白海提先生的《17世纪前半叶的叶尔羌汗国――以东部政权活动为中心的考察》（新疆师范大学专门史重点学科辑刊《西域史林》（2013年第1辑），此文在深入掌握察合台文献《成吉思传》以及其他相关波斯文和察合台文献的基础上，考察了17世纪上半期处于分裂状态下的叶尔羌汗国的局势、分析了分裂局面长期拉锯的原因，也提到了阿布都拉哈汗对帕米尔、费尔干纳、吉利吉思的一系列对外战争。此文，研究阿布都拉哈汗统治时期的政治情势以及吉利吉思人的活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关于17世纪的吉利吉思人研究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 张京丹：《柯尔克孜族史学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3年）本论文为三章。第一章重点梳理该民族神话传说以及英勇史诗的传承与发展，并从中探索了柯尔克孜族早期史学的特点与脉络。第二章历代汉文史籍关于柯尔克孜族的记载，分三个部分汉到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清时期的记载，但是论文中没有提到过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的研究情况，忽略了此时期记述吉利吉思人的相关汉文与穆斯林史料。

三、国外研究概况

（一）史料类

19世纪的西方，掀起了一股考察中亚的热潮，俄国、 英国、 德国，其中最著名的英国的斯坦因（1862-1963）所率领的三次中亚探险队。这些中亚探险队在广泛搜集各种实物与文献资料，为中亚吉尔吉斯民族和新疆柯尔克孜民族的历史、语言、艺术和宗教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外文史料主要有《瓦力汉诺夫文集》（瓦力汉诺夫本名・哈纳费亚МуХаммаД Ханафия）。他利用良好的语言条件考察中亚，收集了大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宗教文化方面的材料。《吉尔吉斯人和吉尔吉斯地区历史资料》、《十五至十八世纪哈萨克著汗国历史资料》，原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和民族研究所编辑，于1969年在阿拉木图出版。这些中亚考察成果为叶尔尔羌汗国时期的吉利吉思人的研究提供很多宝贵的信息。

（二）著作类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俄国及中亚各民族学者开始对中亚吉尔吉斯民族和新疆柯尔克孜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民俗、艺术和宗教方面开展了调查与研究工作，主要代表人物与研究成果有：

Велек Солтонэв：《Кизил Киргиз Тарыхы》Бишкек，

1993年）、《Этноги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турецких

племен Сибири и Монголии》（Иркутск，1929

年）、Л・Н・

Бернштом：《Квопросы о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Киргизко

го норода》、《История Ксыргызи Ксыргызстан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 ен доМонголыского завоеван-

ия》（том1，Алма Ата，1961年）、С・Н・Абрамзон：

《Кизгизы и их Этногенетические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

рные связи》（Ленингрод，1971年）、《Ксыргыз Жана

Ксыргызстан Тарыхы Боюнча Тандалма》（Бишкек，1999年）等。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中亚吉尔吉斯民族和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对本论文的分析和梳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日本学者久保裕之2010年2月在欧亚会上的以《关于17世纪东突厥斯坦阿奇木的任免与吉利吉思人的动向――以阿布都拉哈汗的统治时期为中心》为题目的论文中以东部政权从中央政权分离，17世纪初的汗位争夺问题、叶尔羌汗国与吉利吉思人的关系以及阿布都拉哈汗统治时期汗国局势的各种问题作了很多探究。因此，对叶尔羌汗国晚期的吉利吉思人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语

以上，笔者以先前的研究为主线对叶尔羌汗国时期吉尔吉斯人研究动态进行了梳理。具体可以归纳一下几点：

（一）记述吉利吉思人在叶尔羌汗国时期活动的史料并不多。 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由于中原王朝的统治未能切实深入到西域地区，对这一地区的了解也相对薄弱，相关的汉文记录较为匮乏。因此，对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政治，社会情况有较为详细记述的是穆斯林史料。

（二） 从前人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叶尔羌汗国时期吉尔吉斯人的情况，穆斯林文献的相关记载较为详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同一时期相关汉文史料记载的缺失。在这些所谓的穆斯林文献中，除了学界所熟知的17世纪末期叶尔羌汗国史家楚剌思所著波斯文文献《编年史》之外，异名同书的察合台文文献《成吉思传》和《喀什噶尔史》是极具有史料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关于楚剌思的《编年史》，学界虽有详细而全面的研究和利用，但关于《成吉思传》、《喀什噶尔史》，只停留在基本的文献学信息的介绍和有关蒙古部落和成吉思汗对外战争记述的历史考察上。如《成吉思传》并不为我国史学界所熟知，在已刊行的有关叶尔羌汗国史汉文论著中也很少有对该史料运用的痕迹。特别是大部分研究成果利用的是二手材料，第一手材料的运用和把握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和分析。

注释

① 魏良|・叶尔羌汗国史纲[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2.

② 该史料并不为我国史学界所熟知，已刊行的有关叶尔羌汗国的汉文论著当中对其利用的情况不多.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艾力？吾甫尔先生通过仔细对比《成吉思传》的现代维吾尔转写本和《喀什噶尔史》的手抄本，指出“两者实乃同书异名”.见艾力・吾甫尔.关于佚名作者《喀什噶尔史》的几个问题[J].西域研究，2009（2）：103-108.

③ 关于此文献原作者，阿吉努尔先生根据手抄本正文末尾处的“此书于星期二完成.书写着是毛拉・米尔沙力赫・喀什噶里”一段文，认为“毛拉・米尔沙力赫・喀什噶里”为原作者.然而，社会科学院曾在一个目录中提到，该文献的作者是“拜他威・扎马尼”，抄写者是“米尔沙力・开希批尔”，并说该文献已由阿吉努尔先生整理并出版.因此，“毛拉・米尔沙力赫・喀什噶里”是原作者还是抄写者，现难以断定.

参见亚里坤，朱新.馆藏部分民文，外文古籍目录[J].新疆社会科学情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1988，6（6）：27，32.

④ 和卓（Khwoja），又异作霍加，和加，火者.一般认为和卓就是“圣裔”，即的后裔，在中亚伊斯兰社会里常用和卓表示对“学者”，“ 圣裔”的尊称.

⑤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M].中华书局出版社，2003：180.

⑥ 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M].民族出版社，2009：142.

参考文献

[1] 魏良|.叶尔羌汗国史纲[M].黑龙江：黑龙江出教育版社，1994.

[2]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柯尔克孜族简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3] С・Н・Абрамзон：《Ксыргыз Жана Ксыргызстан Тарыхы Боюнча Тандалма》[M].Бишкек：1999.

[4] 阿吉努尔・阿吉.叶尔羌汗国简史（维吾尔文）[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5] 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M].北京：中华书局，2003.

[6] 亚里坤，朱新.馆藏部分民文，外文古籍目录[J].新疆社会科学情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图书馆，19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