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名句十篇

离骚名句篇1

1、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2、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3、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以Z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4、饔粢赜髻奄猓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5、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6、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7、既替余以蕙v兮，又申之以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8、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9、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10、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11、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12、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13、固时俗之工巧兮，凉婢囟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14、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作者介绍：

屈原（前340年－前278年），汉族，芈姓屈氏，名平，字原，中国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新考古发现可能实际为龙阳)今湖南汉寿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中国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主要作品为《离骚》，《九章》，《九歌》，《天问》，《哀郢》，《怀沙》。 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离骚名句篇2

《离骚》是《楚辞》中篇幅最长、影响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亦是屈原的代表作。但关于《离骚》名字的解释，一直以来众说纷纭。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淮南王刘安之说，谓：“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也在《离骚赞序》中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这种说法，是将“离”字解为“罹”，意为遭到、遭受，“离骚”就是遭到忧患而作的辞。

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说：“离，别也。骚，愁也。”言屈原被放逐离别，心中愁思。后代论者，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也持此说。这就把“离骚”解释为抒写离别的愁苦。

游国恩《楚辞概论》认为，“劳商即离骚之转音”，认为“离骚”就是“劳商”，就是楚地歌曲的名字。郭沫若的考证亦持此观点。钱钟书以“离骚”为排解忧愁之意。文怀沙把“离”的意思解释为“离间”，“离骚”就是因为被离间而产生的忧愁。

上述种种说法，各有一定道理。然而，以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较为可信。

《离骚》本文中的“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其中的“离尤”只能解释成“遭受罪尤”。所以“离骚”就是“遭受忧患”。而“骚”作为文体的名称，那是后人的命名。《离骚》所抒发的，的确是内心的忧思和悲愤之情；《离骚》这首作品，也的确是在作者遭受忧患的时候写成的。司马迁和班固的解释给了我们理解《离骚》的情感基础。

《离骚》又被称作《离骚经》。如今学术界一般都认为《离骚》称经是汉代人所为，最早见于王逸的《楚辞章句》。

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历来说法不一。马茂元在《楚辞选》中估计为屈原中年时期所作，大约40岁。黄震云在《楚辞通论》中认为大约是在楚怀王15年或者18年左右所作。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离骚》写于屈原失宠于楚王之后。

《离骚》这首长诗，共2490字，是中国第一首抒情长诗。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史诗，却有着独具民族特色且辞采华美的抒情长诗，这多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民族品格。古人云:“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离骚》塑造的三个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离骚》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歌辞，而是一个艺术世界。

首先，《离骚》创造了一个美好象征的世界，这个世界表现的是屈原个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品质的自我珍惜。在这个世界里，屈原使用了无数的芳花香草，描摹了弃妇一般美人的形象。其中，香草象征屈原的高洁品质，恶草象征对小人的憎恶；而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屈原自喻，或者是屈原追求的对象。这个象征的世界集中体现了屈原的形象和内心世界，也是整首《离骚》最动人的地方，屈原坚贞高洁的形象就是在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树立起来的。

“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他裁清凉的荷叶制成上衣，集美丽的莲瓣缀成下裳。他头戴岌岌高耸的华冠，腰佩漫长陆离的宝剑。这样的装束，哪里像是一个准备“吾将反”的隐士，分明是内心充满不甘心，浑身上下都弥散着不平情绪的耿介之士。这样的装束，外表定是芬芳浓郁，令人钦羡，而内心也必定坚定沉着。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人生各有各的喜好，我偏偏尊崇人格的高尚。即使我粉身碎骨也不会改变，难道我的心可以被玷污么？从这几句可以认为屈原并不打算独善其身做隐士。他再一次将人格的高尚与死亡建立了联系。这就注定他不可能走庄子逍遥游的路子，亦不会按照孔子的办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是必定追随着他自己的理想，经受矛盾、焦虑、痛苦等种种情绪的折磨，直到理想破灭，自杀死去。

其次，《离骚》描摹了一个黑白颠倒、君主昏庸的现实世界。屈原的悲伤在于，这个混浊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乡楚国。所以，他对君主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对故乡的感情之中。在这个世界里，小人当道，君主被蒙蔽，往昔那种忠臣贤君遇合的“美政”场景再也见不到了。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灵修指君王，我怨恨那君王过分荒唐，始终不能明了我心迹。众女指朝廷的大臣，他们嫉妒我的美貌，放出谣言说我行为放荡。本来社会上的人就崇尚投机取巧，任意而为，不按照规矩办事，违背正道而追求弯曲，竞相把苟合奉迎作为榜样。

一向志意高洁的屈原，就在这个黑暗的现实世界中被压迫、排挤、流放，直到最后走向死亡。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离骚》最具震撼力、最具批判力的场景，也是整首歌辞的底色。这个现实世界也引起了后代文人的共鸣，他们通过这个世界来认识屈原，同情屈原。

再次，《离骚》还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

“驷玉虬以乘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我以凤凰为车以玉龙为马，驾驭着长风在天上旅行。清晨从苍梧之野动身，晚上落脚昆仑山上的悬圃。我想在这神灵的区域逗留片刻，无奈匆匆的日轮很快就将入暮色。我叫御日的羲和慢慢地赶车，不要让太阳快快地进入崦嵫山。游仙的路程十分遥远，我要上天下地去追寻我的所爱。且让我的玉虬在咸池饮水，且让我的乘风在扶桑休息，折取若木的桠枝来敲打日头，我暂时留在这儿逍遥休息。想遣御月的望舒替我作前驱，想遣风伯飞廉替我作后卫，想遣天鸡鸾凰替我作鼓吹。但雷师却跑来告诉我，一切未曾准备。我便令我乘驾的凤凰展翅飞翔，即使在黑夜里也无须停顿，飘风争先恐后，率领着云霓来表示欢迎。

这个神话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话中的抒情主人公显得无比强大，折射出屈原对个体张扬、个体自由的无比渴望。神话中一次次地求女，则象征屈原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这三个世界加起来就是《离骚》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但这三个世界在《离骚》中不是归于毁灭，就是变得黑暗，三个世界的理想其实都破碎了。这就导致了屈原的自杀。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名句篇3

【摘 要】“楚辞”既是一个文学作品总集，也是楚地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传播与接受在西汉与东汉是不同的。研究楚辞在两汉时期的传播与接受以及对汉代文人和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楚辞；两汉；传播与接受

一、楚辞定义与特点

西汉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汉代模仿屈、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的名称，汉以后才有，即在汉景帝与汉武帝之间出现的学术上的名称。”楚辞也是战国时期楚地的诗歌形式，它“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楚辞在句式上打破了《诗经》四言诗的传统，运用更为灵活的句式，除了运用五、七句，还有六字句，使得句式参差不齐，错落有致。楚辞吸收大量的方言，句式也较散文化，为以后“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楚辞”受当地巫术的影响。巫术的歌舞中多反映人神恋爱等故事，充满了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屈原作品《九歌》、《招魂》模仿当地民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充满着屈原的浪漫主义情节和奇特的想象力。如《离骚》中：“驷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又如《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朝发苍梧，夕余悬圃，命羲和驾车。登昆仑、驾青虬。“苍梧”、“悬圃”、“昆仑山”、“重华”和“羲和”，这些都是神话故事中的人和地点，使全诗充斥着浪漫主义情怀。

二、楚辞在两汉的传播和接受

（一）楚辞在西汉的传播

西汉对楚辞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发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时期，西汉时期楚辞传播兴盛，是与统治者政治统治需要密切相联系的，而经历了秦代的“焚书坑儒”之后，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灭亡的教训，逐渐认识到思想的统一以及对文学作品进行儒家解读的重要性。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大体介绍了楚辞在西汉的传播与接受，他说到：“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因为汉代离着屈原所生长的战国时期时间较近，所以能较好的保留屈原的作品。后来的宋玉、景差等人慕名而作，吴王刘濞，枚乘、邹阳等人对楚辞的传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楚辞的传播在汉武帝时期到达了一个高峰。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一方面是汉武帝本身对于《离骚》的爱好，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一方面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需要，屈原所代表的是爱国忠君的思想，他在《离骚》以及相关作品中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忠臣明君治世的渴求，这也正是汉武帝所追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阅读和传播楚辞的风气，体现屈原等人忠君爱国思想，从而更好的巩固其统治；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汉武帝命刘安做《离骚传》的年代恰好反映了汉武帝当时的心理活动，龙文玲认为“刘安作传的这一年，正是汉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窦太后干预下惨遭失败之年。”①汉武帝固然有着对《离骚》的爱好，而更多的是在《离骚》中寻求情感共鸣。屈原有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忠诚之情，但更多的是他追求美政思想的失败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初次改革遭失败的汉武帝对《离骚》蕴涵的这份情感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②所以刘安作《离骚传》不光是汉武帝对《离骚》的热爱，也有对自己理想尚未实现追求精神慰藉的一种体现。

（二）楚辞在东汉的传播

如果说楚辞在西汉的传播注重的是统治阶级，政治背景的话，那么东汉时期更为注重的是文人自身对楚辞传播做出的贡献。

东汉时期骚体赋盛行，这不光是因为建立东汉之前，西汉灭亡后有一段动乱的时期，民不聊生，文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原因是东汉建立之初，统治者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来控制局面，也需要有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政治表述，于是楚辞的传播在文人之间兴起。

就像是西汉虽然有各种赋，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昂扬、积极向上，描写夸张汉代兴盛的汉大赋，东汉流行的，便是抒发文人内心情感的抒情小赋。“贤人失志”和在仕途与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使赋承担起抒情的作用。

东汉文人写作以抒情为主，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这也为后来魏晋时期成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奠定了基础。楚辞中浪漫的抒情主义精神被这个时期的文人加以利用，继承西汉时期阅读楚辞的传统，在此基础上，经过自觉的加工和学习，创作出于西汉时期风格不同的作品。“东汉文人自觉学习，摘用，或稍事修改，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在整体风格上表现出楚骚那种浓郁的抒彩。”郭令原：“东汉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辞赋家的生活遭际也与西汉大不相同，他们要用赋这种文体去反映自己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感受，这种感受较西汉赋的内容为丰富，于是较多的借助于楚骚”。③

（三）楚辞在两汉的接受

两汉时期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班固在《离骚序》中说道：“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楚辞在两汉的传播不光是因为屈原的创作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声，还有一点就是楚辞是当时的流行体。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都是模拟楚地语言所写的。到了西汉成帝时期，刘向编辑的《楚辞》既有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也有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和刘向的《九叹》等。两汉时期还出现了“骚体赋”，即从楚辞中发展而成的，是汉赋的一种类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等。“骚体赋”继承楚辞抒情传统，注重抒发怀才不遇内心不平的思想感情。

三、楚辞的发展和影响

楚辞发展了“赋”这一形式，两汉时“赋”这种文学形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经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要吸取秦的教训，而且大一统的局面需要一个铺张华丽，且具有昂扬向上特点的形式，因此《楚辞》为代表的形成了一系列的赋。两汉时期赋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汉大赋还是抒情小赋，骚体赋，都为表达文人的内心情感作出了贡献。

屈原所代表的忠君爱国思想，“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遗彭咸之遗则”的遗世独立的态度，以及“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重个人修养的品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不懈的精神，鼓舞了历代文人的情感走向。汉以后的魏晋时期，文人开始走向自觉创作的道路，屈原的理想抱负和高尚品德也正是魏晋时期人们所需要的。不光是魏晋时期，甚至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都离不开屈原对诗人的鼓舞作用。宋代晁补之有《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朱熹有《楚辞集注》，正是历代文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解读与再创作。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为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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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名句篇4

摘要： 萧云从《离骚图》是我国古代楚辞图绘的精品。通过对《离骚图》及近八千字的序跋注文的研究可知，萧云从不愿蹈袭前人画作，力求有所新创，显示了对艺术创造的苦心经营和独创性追求；基于绘画的诫世功用，萧云从的图绘多蕴有规劝鉴诫的思想内涵，体现了笔之所到、思之久远的人文关怀。作为明代遗民，萧云从深契于屈子的爱国之心，在《离骚图》笔墨之中，灌注着深沉的哀愤和思怀故国之情。

中图分类号： I207.2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32506

家国沧桑一慨中，离骚图就思无穷。

遗民老去诗心苦，古壁长留画本工。

——沈祥龙《过萧尺木墓》

萧云从《离骚图》凡64图，包括《九歌图》9图、《天问图》54图、《三闾大夫卜居渔父》1图，总称《离骚图》。据《凡例》，萧云从曾绘有《远游》5图，但因战火被毁，而香草图则“有志未逮”。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高宗在四库呈览时得见此图，惜其佚阙不全，命补绘其余各篇插图，由四库馆绘图分校官门应兆耗时两年完成，除临摹萧氏原作64幅外，又补绘了91幅，共计155图，名为《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进驻芜湖，萧云从离家避居高淳，直至顺治四年（1647）秋才返回芜湖。大多数研究者因《离骚图》之《自序》作于乙酉（1645），认为该图亦初刊于此年。然而《自序》所标明的时间是乙酉中秋，此时萧云从正避居外地，不太可能与歙县汤复合作镌刻，故笔者认为《离骚图》的初刊时间应是在顺治四年（1647）萧氏回到芜湖之后不久。《离骚图》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笔者所依据的版本为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湘玻璃版印《喜咏轩丛书》本。

萧云从《离骚图》有近八千字的注文和序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遗憾的是后世对它们不甚留意，门应兆《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又只存图而舍注文及序跋，此本因《四库全书》著录而流传甚广，故其序跋注文逐渐湮没无闻。从《离骚图》各篇注文和序跋可以看出，萧云从在图绘之前曾仔细研读屈原作品以及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柳宗元《天对》和杨万里《天问天对解》等，并作精慎考据。萧云从《离骚图》作为配诗的插图，可以说是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运用纷纭的艺术想象，以生动传神之笔，展现其才思的精品佳构。

《九歌图》：“不肯沿袭”的独创性追求

纵观历代楚辞图绘作品，《九歌》无疑是古代画家文人最珍视的题材。历代《九歌图》既体现了不同时代画家对《九歌》的理解和诠释，又展现了不同画家的精湛技艺和个性风格。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的《九歌图》是现存最早的全套《九歌图》。李公麟善用线描并发展了白描技法，其《九歌图》人物秀发，行笔精妙，是元明时期《九歌》题材绘画的标准范本。元人钱选、赵孟頫、张渥，明人董其昌、陆谨、仇英等，均是在李公麟《九歌图》的基础上，或作为范本临摹，或进行发挥和新创造的。

萧云从在《离骚图·自序》中说：“近睹《九歌图》，不大称意，怪为改窜。”笔者疑萧氏所指，即为明人陈洪绶所绘之版画《九歌图》。陈洪绶《九歌图》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来钦之《楚辞述注》付梓时作为插图付诸木刻的，在当时影响甚广。对于陈、萧《九歌图》各自的特点，姜亮夫所论极为精到：“老莲（陈洪绶）笔意简古、俊美，尺木（萧云从）精细斟酌。老莲体认稍涉谲诡，容有所短，然富于故事性，而尺木用力真实，考据精慎，特有独到。”［1］近人罗振常云：“余所见《离骚图》，绘者有李龙眠、陈章侯、萧尺木三家，李 、陈均图《九歌》，萧则兼及《天问》。论其笔意，则龙眠高古，章侯奇诡，尺木谨严，同绘一图，而落墨不同，为状各异。其不肯苟且沿袭，而能自用其心思，以各臻妙境如此，古人所为不可及也。”（1924年蟫隐庐影印《陈萧二家绘离骚图》本）姜亮夫、罗振常二人分别用“谲诡”、“奇诡”来形容陈洪绶画作的风格，又均提及萧云从精慎的笔意和创作态度。这正是陈、萧二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而陈洪绶笔意之“诡”，恐怕就是萧云从序称“不大称意”之缘由。罗振常指出，陈洪绶、萧云从二人画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均“不肯苟且沿袭”而能自用心思。此论诚为卓识。

萧云从的《九歌图》不愿蹈袭前人画作，在谨遵诗作原意的基础上，力求有所新创，显示了对艺术创作的苦心经营和独创性追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离骚名句篇5

“性骚扰”在我国不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这样一个话语表述也是“洋务运动”的结果。它大抵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与女性特别相关的、与女性私生活安宁权相关的、与女性身体权或性尊严相关的。“性骚扰”的实质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以言语或动作对妇女进行调戏、挑逗、侮辱或猥亵的情形。当然，逻辑意义男人也可能被“性骚扰”，但在当今这个男权强势社会里，它还不构成一个值得法律关注的普遍问题。

“性骚扰”问题的突显与下列因素相勾连：1）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使人与人的距离缩短，冲突增多；2）社会经济发展，传媒在逐利动机的支配下，热衷于报道和炒作个人私隐问题，追求轰动效应；3）法治时代下的公民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增强，用法律保护自己权利的诉求欲望更加强烈；4）某些个人为了功利化的目的，不惜以名誉换名声。

“性骚扰”问题的法律调制方式通常有三种：第一，宪法的保护方式。宪法确认和体现包括性安宁和性尊严在内的人格权和支配身体自由的人身权，以防止受到以政府和国家为代表的公权力机关的损害；第二，刑法的保护方式。刑法禁止严重侵害公民人身和人格的行为，否则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民法的保护方式。民法对发生在公民之间的侵犯人格和人身的行为，规定了明确具体的侵权责任。

对“性骚扰”问题的处理手段通常可化约为财产补偿的办法。因为，如果要侵害人公开说明、赔礼道歉只能越描越黑，加重受害人的“不名誉”；也不能允许受害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让受害人去反“骚扰”一下侵害人；更不可能让受害人去怒掴侵害人几个耳光，或者去掉侵害者的某个身体部件，以解受害人心中之怒气，如果这样制度本身就不文明了。但权利或尊严是一个体现了个人主观价值判断和内心感受的东西，举例说，同样一个猥亵动作，会使某个人觉得受到了极大侮辱，恨不得将受侮处象古代传说的那样切去以正清白，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她会觉得无所谓，或者有所谓也很快可以用“恶狗咬了”一类的理由迅速缓解自己的不快。正因为如此，所以法律在规定财产补偿时，便在“漫天要价”或“得不偿失”之间确定了一个中性补偿标准。

关于“性骚扰”问题，在法律上有太多的困惑，如何适当地规定“骚扰”的范围或程度，都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比如说，对某人讲一句“荤话”或做几次“流氓”动作算不算“性骚扰”？丈夫违背妻子的意愿进行挑逗或搂抱，是否属于“性骚扰”；医生借看病之名，对病人进行过分的拿捏，也是“性骚扰”吗？在尊重个人的权利和生活空间的同时，如何保护社会的公共交往空间和秩序，是法律制度安排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或者在动辄上纲为“男女作风”问题的时期，似乎没有“性骚扰”的烦恼，但那样的社会我们谁也不喜欢。因此，我们不能对法律作泛道德主义的安排，或持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义观念，而应培育和生成适合时代要求的男女道德律。

“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通常被欺于“暗室”。孤男寡女之间的是是非非，要在法庭上找一个说法，不靠证据是不行的。因此，当那些“被侮辱或被伤害的人”准备去打官司时，我们不禁要追问一句：你有证据吗？

离骚名句篇6

好久，没听QQ音乐里面的那些歌，好久没有记起那些故事了！

熟悉的旋律。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问候！

记得这首歌，在初二的时候，被我们改编了，我们女生宿舍根据这首歌的调，编了一首骂班主任的歌，开头是这样唱的：骚浪贱的面孔，带给我是伤痕。其实，后来，骚浪贱成了我们队班主的昵称。

我们也编了一段回家的歌。根据的旋律是《好想你》，有一句是这么唱的：是真的真的要回家了，不是假的假的要回家了，是真的真的要离开了，不是假的假的梦话。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是.......

七年级的时候，我们把班主任叫做帝王，八年级的时候，我们把班主任叫做骚浪贱。九年级的时候，我们说，还是想念骚浪贱！想念三班。

离骚名句篇7

于是，我对非礼有了一个初步认识，那就是耍流氓。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性骚扰。

在书上看到一个笑话，说一个男人因为身体无意接触刮开了一个女人的裙子。这事放在伦敦，那男人会立刻脱下西服给女子遮了身体，并且道歉，女子直说不好意思，出门匆忙，拉链都没拉下。放在纽约，不管那男人如何道歉，那女人会从身上掏出一张名片，说那是她律师的电话，律师会就他性骚扰的事情和他联系，撂下一句法庭上见，扬长而去。放在北京，那男人会振振有词地说那女子的裙子质量太差了，女子会骂，你丫凭啥说我裙子质量差？我看你丫整个一个不要脸！说着两个就要打起来。

其实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从一个侧面说明咱们男人不肯承担责任，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总要把责任全部推给对方。如果这还算作一个笑话的话，这里有一个真实的例子。

最近有一个记者跟踪拍摄了一个男子如何在公交车上骚扰乘客的，在那辆车上他五次得手。这事一经传播，引发各种评论，有的人痛斥性骚扰者的，有的人为防止性骚扰献计献策，但有的人却说，女人穿得那么少，那么露，明摆着寻人骚扰，不骚扰她骚扰谁啊！

看看说这话的人的心理吧，明明是他骚扰了别人，他反倒给自己找到理由了，原来责任在女人！这不能不说是个不幸，按照他的逻辑，有人入室抢劫了，那是因为那户人家的门开着，或者锁的质量不好，按照他的逻辑，银行的人应该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因为他们整天都在跟钱打交道！

这样的逻辑能不能站住脚？肯定是不能的。但有这样想法的人却不在少数，也许因为一些公共场所过于拥挤，人难免跟人有身体上的接触，但也仅仅是接触，性骚扰不是，性骚扰是一种有意识，并且围绕着意识，寻找机会的接触。

那天我乘车，看见一个男子贴在一个女子的身后，女子感觉到了，她转头看了一眼那男的，那男的离开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贴上去了，女子扭头又看了他一眼。那个男的生气了，他大声说，看什么看，是手机！

公车上听到这句话的人都笑了，大家都从这句话里听到了“”，弄得那女子满脸通红，好像还是她错了一样。

很惭愧，当时我也笑了。从某一种程度上说，这些笑了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性骚扰的参与者，只是当时不觉得罢了。

这些事一个侧面说明了女子面对性骚扰的无奈，同时也说明性骚者的。女子除了骂上几句，没有一点办法。就算是有勇敢的西安女子站出来状告上司性骚扰，最后却以败诉结局，为什么？因为没有证据！

因为没有证据，或者是取证困难，于是性骚扰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肢体的骚扰，语言的骚扰，信息的骚扰，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有人说，为了预防性骚扰，年轻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穿袒胸露背或超短裙之类的服饰去人群拥挤的地方。这话正好跟有人说，就是因为女子穿得太暴露了才会被骚扰，一唱一和。这建议无疑是对的，但是这个建议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凭什么要女子穿什么衣服之前要想一想是不是会遭到性骚扰，这样的建议，真是男人的耻辱和悲哀。所以，根本问题不是女性穿什么，而是男人做什么，怎么做？

做什么怎么做，取决于一个男人的道德。道德是有个底线的，超过了底线，就会有法律来约束。

有法可依是种进步，有人说性骚扰在目前还是个很难界定的事情，也有人说出台一部有关性骚扰的法律会造成男女之间社交恐惧。这的确都是些问题，但是有法，总比无法好。

有人说男人天生好色，也许有些道理，但是应该也有个底线，几千年前孔老夫子就设下了。这样说来，孔老先生可能是最早反对性骚扰的人，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离骚名句篇8

原文：

《见菊花呈诸名胜》朝代:宋    作者:张九成

勿谓重阳把一枝，嗟予何限古人思。

灵均自著离骚日，元亮长歌归去时。

离骚名句篇9

——题记

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都有个好同桌。

小学里，有她们陪我一起闹，一起笑，那时——真的很快乐，我们快乐的见面，悲伤的离开，一起做坏事，就像不会分开的等待明天，就像不曾离去的度过那年。

小学时的他会逗我笑，总是讲他那天真而幼稚的事，我当时就对他说：“这么?宓氖履阋埠靡馑妓?rdquo;，结果他露出那一口说白也不白说黄也不黄的大牙来笑笑说：“因为你是我同位，所以我要让你快乐”我被这种莫名奇妙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们虽然有过吵闹，但我最终还是敌不过他的死皮赖脸跟他和好。为了这份纯真的友谊，我要说声谢谢。

初中的日子，我和丹做了同位，她其实挺好，她会对着镜子做那些可爱的动作，有时也会对我做，然后对我来句：“萌，我可不可爱”我只能默默的转过头来看向黑板来句“阿门”，因此她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外号骚丹，当老师把我和骚丹调走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心，好久的同位要分别了，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只能默默的忍住心中的眼泪。

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丑小鸭，尽管没有白天鹅的命运，但因为有你们，我生活的很开心！

离骚名句篇10

[关键词]屈原；宋玉；离骚；九辨；精神世界；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92-03

[作者简介]才学娟（1981―），女，河北唐山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一、《离骚》与《九辨》的作者

屈原与宋玉均是战国时楚国人，二人的遭遇同样不幸。屈原是《离骚》一文的作者，这一点毫无争议。这篇文章道尽了诗人上下求索而不得的实现与理想的哀痛。宋玉继屈原之后，同样以骚体的形式写了一部《九辨》，其主题和思想大致与《离骚》相似，但两人所处时代、生活经历、精神世界及文学发展状况的差异，使这两部作品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屈原与宋玉二人有师承关系，宋玉的《九辨》也有较多模仿屈原《离骚》的痕迹，所以有人认为《九辨》是屈原的作品，但目前将《九辨》视为宋玉之作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本文对后一种观点持赞成的态度。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详细论述这两篇文章在精神世界的表达、艺术特色的表现等方面的不同，并进一步论证宋玉而非屈原，才是《九辨》一文的作者。

二、作者的经历与作品内容的差异

据史料记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词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楚国的一名重臣，但由于受奸臣嫉妒而遭陷害，被楚怀王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宋玉也是楚国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在史书中没有完整而详细的记载，仅在《史记》《韩诗列传》《新序》等史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从宋玉的一些作品中大致可以知道，他在楚襄王时期曾做过官，但只是文学侍从一类的小官，后来被削职。

屈宋二人皆有报国之志，而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因此，这两部作品在表达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这一主旨上是相同的。但具体而言，两人的仕宦经历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屈原曾是楚国的士大夫，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前，他是治理国家、辅佐怀王的重臣。他本人对自己的才能和修养也是极其自信的。所以，屈原在《离骚》这部作品的开篇介绍自己的生平时，就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形象。他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体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接下来他又强调，自己不仅出身高贵，且具有极好的自身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么优秀的诗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趁岁月尚未流逝，抓紧时间去实现理想，成就一番事业。故而有这样的句子：“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几句诗中流露出诗人强烈的自信。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即是从这一点来讲。

相比之下，在宋玉《九辨》中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这种高度的自信。尽管文中也有对自己才能的称颂，把自己比作“惠华”“凤凰”“骐骥”，但诗人只是以此自比，并没具体陈述自己是怎样的“内美”和“修能”。而且诗人引用这些事物并不是为了凸出他们的美好，反而是强调他们的不幸。诗中反复陈述“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以为君独服此惠兮，羌无异于众芳”“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惶惶而无所集”。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哀怨，是对自身不幸的一种同情。所以诗人以蕙芳而无人赏，凤独而无所集，来表现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失意。诗人对于为何失意，对于君王的不赏识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慨，气势低徊。

与《九辨》相比，《离骚》则表现出更多激越之音。诗人对君王的反复，不分是非曲直表现出愤怒的呼声，且气势高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诗人刚直的性格表露无遗。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九辨》不是屈原所作，原因就在于“它（《九辨》）太少激越之音，太不近怒，太没有火气了，不见在屈原赋中常有的那一特点；相反，（它）太伤感了，太含蓄了，倒是有的，这可不是屈原赋的特点。”[1]两篇文章表现出作者如此巨大的性格差异，可作为《九辨》不是屈原之作的证据之一。屈原的作品中没有一部是以如此哀婉、伤感的情调写成的，故而将《九辨》视为屈原之作不妥。

三、作者精神世界与人生追求的差异

《九辨》中诗人回顾君恩时写道“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对君王的不重视自己的反应是“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所采取的方式是“愿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最终依然是“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王之无恙”。从诗人对君王的种种态度及他所采取的方式看，他感激于君王曾给他的恩惠，对君王依然恋恋不舍，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得君王的重用。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宋玉对君王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依附心理，是一种失意文人的心态，是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去乞求君王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当他在朝廷里做官的时候，曾经‘衔枚无言’，苟合取容，分尝过上层统治阶级的冷饭残羹。对这些施舍，他回想起来是感激涕零的。因此《九辨》是一出向上爬摔了跤的悲剧。”[2]219

在这一点上，《离骚》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屈原在其中不仅直斥怀王的昏聩，而且在被流放之后更想去寻求另外的解脱，但他热爱的故乡使他驻足了。既然怀王不信任他，故乡的牵绊又使他无法离开，那他只有一死了之。在这里，屈原以怨愤不平来直面君王，是以一种与君王平起平坐的方式面对君王，可以怨，可以怒。“《离骚》以世俗的眼光看待神明，又以神明的身份对待‘世俗’，神人一体，天地无间。屈原既信神，又忠君；但对神也好，对君也好，他却没有一点卑微的态度。”[2]3这是屈宋二人精神世界存在的巨大反差。相比之下，屈原更像是一名政治家，他所追求的不在于私利，而在于是否能够大展雄才，有所作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宋玉则不然，《九辨》更多展现的是失意文人的不幸和希望，相比之下则气势弱了很多，并多了一种柔媚之态，且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卑微之态。

两篇文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源自于二人的牢骚有所不同。“屈原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美政’）未得实现而愤慨欲绝，宋玉是为个人的不幸而痛苦。”[2]219正因为二人的精神追求不同，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

四、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

宋玉的《九辨》中对“秋”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颂。诗人情绪的抒发常借助特定的景物，是为“借景抒情”。“秋”便是宋玉借以抒情的景物。“秋”的凄凉、萧瑟正符合了宋玉落魄、失意的境况。《九辨》第一章便以“秋”起兴，以秋风、秋草、秋天、秋水等情景寄托失落之意，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由于诗人将身世之感，忧国之情与悲秋之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全诗洋溢着一种忧郁之美。”[3]鲁迅称之为“凄婉之音，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这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诗人之怨。这种“怨”是通过寄托于外物的方式来表现。

屈原在《离骚》中采取了“直言”的方式表达他的“怨”。屈原直言君王的善变，不体察诗人的苦心。这种直言的方式使得诗人之怨表现得更为强烈。此外，《离骚》中诗人以香草、美人自比，使作品呈现出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外部特征。诗中以神话为媒介，通过上天入地的情形表现作者上下求索以释放心中抑郁的情感。全文场面之宏大，气势之雄壮，正展现出屈原作为一名国家重臣所应有的气魄。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屈原的《离骚》是以一种政治家的气魄来表现诗人的不平，而宋玉则以失意文人的委婉凄绝来阐释自己的不幸。因此，《九辨》中时时透露出诗人的细腻与敏感。“增欷兮，薄寒之中人！”“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燕而南游兮，鸡啁哳而悲鸣。”“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的萧瑟使诗人联想到自身的遭遇，借以反复陈述，具有浓郁的文人色彩。

与屈原的《离骚》相比，宋玉《九辨》中的神话色彩并不浓厚，只在最后一章才有所涉及。除此之外，全诗的重点在于以身边的秋色寄托哀情。这就使之与《离骚》相比起来少了很多虚幻的色彩，从云端走到地面，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以切身的感受和体验来描写周围真实的事物所带来的凄凉。而“《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部隐去”[2]2。它采取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宋玉的《九辨》中却不是那么鲜明，《九辨》的写作手法更接近现实。

《离骚》与《九辨》两部作品，无论从内容及其表现出来的诗人的精神状态上，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手法上，都可以明显看出这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九辨》虽模拟《离骚》而作，但其中加入宋玉自身的身世之悲，并以一种创新的手法对“秋”进行描写，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表现出在前人基础上的对文学的创新和发展。虽在宏观的角度上，《九辨》远比不上《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感情激荡，但别有凄绝曲折之态，且在抒情上别具特色。

参考文献：

[1]陈子展楚辞直解[M]杜月村，范祥雍，校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66：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