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19:57:39

离骚范文篇1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离骚》作为《楚辞》的源头,读来总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穿过千年历史的帷帐,去触摸那汨罗江畔带露的文字,任蒹葭苍苍结成溯流的兰舟,踏向那久违的圣地。

岁月太长,时光空隔,《楚辞》在流光溢彩的今天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样的解读太艰辛,它不是都市丽人们手中的玩物,也不如《孙子兵法》一般可以成为商战的法宝,它是一个孤独而干净的灵魂,期待着那些沐浴而歌的心灵,去完成穿越时空的对话。

太史公在《史记》中写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志洁高雅,萋萋芳华,屈原低吟浅唱,走在楚国的衰亡之路上。

满腹才气,一身抱负,屈原自信地笑了。那喜悦的场景在江边重沓,意气风发的少年才俊们踏上了不归的仕途。当才华遭遇潜存的规则,当傲骨碾成了尘埃与粉末,当真情换就了生存的筹码,还有谁能把憔悴的枯颜赌向那不可挽回的时代。借用了林妹妹的话:“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他走得那样决绝,不给自己任何余地。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是他冥冥中的谶语——执著的信念永不改变——即使是死亡。

离骚范文篇2

骚体诗的形式特点及诵读要领,屈原的爱国情怀,《离骚》的内容及浪漫主义风格;语文实践、探弈侧重于诗人的高洁形象和浪漫主义风格。

本单元诗歌是唐代以前我国古代诗歌的部分代表作品,从编辑意图看,本单元教学除了应把握古体诗的风格和艺术魅力外;还应从侧面了解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

[切入]

1.走近屈原,走进《离骚》

预习课布置学生搜集有关屈原和《离骚》的材料。学生对屈原这个名字比较熟悉,但更详细、更深入的知识就匮乏了。因此教学可以由浅,人深、由陌生到熟悉,一步步引导学生进入屈原的内心世界,进入《离骚》的美妙意境。

2.《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课文节选部分抒发了什么感情?

“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是对《离骚》的最概括评价,可以抓住这最突出的特点切入。

3、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文中是如何体现他的爱国情感的?

[探究]

1.让学生把预习时准备好的关于屈原和《离骚》的材料在课堂上复述。

屈原是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他学识渊博,主张实行“美政”,但被当权者排挤,两次被流放,最后悲愤地自沉汨罗,民间用吃棕子、赛龙舟等风俗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2.《离骚》这首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抒发了什么感情?

①诗中的主人公是什么样的形象?

着装衣饰方面:用香蕙作佩带,有秀美的蛾眉,裁剪荷叶做上衣,缝缀荷花瓣做下装,加高那本已很高的帽子,加长那长的佩带,佩戴着缤纷多彩的服饰,菲菲芬香更加显著。

内在品格方面: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忧国忧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坚持真理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洁身自好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一嫉恶如仇

虽体解余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一忠贞不移

诗人的品格是高尚的,意志是坚定的,节操是清白的,才华是横溢的。

②为什么会“朝谇而夕替”?(或问:周围的环境如何?)

“固时俗之工巧兮,佰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灵修浩荡”“终不察夫民心”“众女”“瑶琢”。(在这样的环境里,诗人或许只能遭遇不幸,这是诗人的悲哀,更是历史的悲哀。)

小结: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振兴楚国的爱国感情和政治理想,反映了诗人修身洁行的高尚情操和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抒发对楚国黑暗势力和腐败政治的痛恨之情。(愿我们能从诗人的经历与文字中学会正直,学会坚韧,学会宁死不屈,学会无怨无悔!)

3.在探究、研讨中进一步理解诗人的形象及诗歌所蕴含的感情。

阅读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片断。探究:①诗人创作《离骚》的背景和感情基调是什么?②《离骚》有什么风格特点?③表现了什么样的信念?

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②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上称帝喾,下道齐桓,申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巯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婷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皦然泥而不滓者也。

③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予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醴?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手?宁赴常流而葬手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点拨:①背景:君王昏庸,奸佞当道,贤巨受排挤。感情基调:忧愁。

②《离骚》的风格特点:文约辞微,称小旨大,类迩义远,文如其人。

③表现了屈原宁愿以死来坚持真理,保持高节直行,决不同流合污苟且偷生的信念。

4.诗人运用了什么手法抒发感情?

①“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

②美丑对比的手法。

③夸张、想象、联想等浪漫主义手法。

[拓展]

阅读屈原的《涉江》(节选),在诵读、思考、品味中进一步感受骚体诗的特点,理解屈原的伟大品格。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早余将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欺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乘船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褚今,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

入溆浦余檀徊兮,连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yuán)狖(yòu)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接舆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

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诧傺,忽乎吾将行兮。

[实践要点]

1.把握屈原的美好形象与黑暗现实间的尖锐矛盾。

屈原的节操越清白、形象越崇高,就越显出其悲剧意义,一美一丑的强烈对比,有利于诗歌主题的彰显,有利于读者的理解把握。

离骚范文篇3

第一课时

教学重点:

1.学习掌握有关屈原和楚辞的文学知识,并朗读和串讲课文;

2.理解诗中所表现出的诗人的爱国精神和人格节操。

教学难点:

对其中文言词语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过程:

一、导语:

我们刚刚学习了《诗经》三首,从中感受到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些特点,例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现状;在形式上四言一句,琅琅上口,又广泛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等等。而今,我们将要学习的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代表诗作《离骚》,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与《诗经》相比,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另外,屈原有两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恰恰是出自《离骚》之中。下面就让我们在阅读这首诗的过程中,去发现和归纳这些变化、体会诗人的那种“上下求索”的精神吧!

二、学习有关文学常识

(一)引导学生阅读课前、课下、课后的提示、注释、资料等文字。

设计三个问题帮助学生快速阅读

1.诗人屈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2.《离骚》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它与诗人的经历有什么关系?

3.被后世称为“楚辞体”或“骚体”的诗歌有那些特点?

教师明确:

1.屈原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作为当时楚国的左徒和三闾大夫是负有内政、外交重任的。所谓“联齐抗秦”的主张恰恰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要使祖国独立富强,以至统一长期分裂的中国,达到所谓唐虞三代之治。其具体主张就是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上述思想便是所说的“美政”的具体含义。

2.参见教材第33页资料的结尾那句话(从“诗中通过这样的抒写”到完),而“离骚”这个词的解释就是“遭遇忧患”。此诗的写作时间又正是在诗人因受到谗言第一次被放逐,诗人是被迫远离故土的,因此,其忧国忧民的思想随处可感亦在情理之中。

3.楚辞是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样式,是屈原、宋玉等诗人创造出的一种诗歌形式。尤其应注意到诗中所大量使用的虚词“兮”,可视为一种重要的标志。

(二)教师补充介绍:

1.屈原一生中曾遭到两次罢官以及随之而来的两次被流放。第一次是在楚怀王时期,被放逐于汉北;第二次是在顷襄王时期,被放逐于江南。原高中教材中所选的出自《九章》篇的《涉江》一诗,就是在这次流放中写的。也正是在这次流放中,诗人自投汨罗江而亡的。

2.与《诗经》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相比,《离骚》则是一篇具有积极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被视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而所谓浪漫主义的含义则是“它在反映现实上,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摘自《辞海·文学分册》)。我们应在鉴赏《离骚》的过程中,好好体会一下这种创作风格的特点。

三、导读全诗,了解基本内容

(一)教师先结合课文提示介绍一下《离骚》节选文字的基本内容。从提示文字中看,前七节,即从首句到“固前圣所厚”重在叙述,而后六节则重于抒情。

(二)教师范读(或放录音、或放多媒体)

1.学生注意给生字注音。

2.体会朗读的技巧,如读出分句的节拍,上分句末字“兮”读音要稍长,压韵的字要重读等。

四、学生自读全诗,重在掌握文字的读音并搞懂其含义(可按“教材提示”分层情况,将全诗分为两步自读)。

可设计如下思考题,帮助学生尽快了解诗意:

1.第一层那些诗句表明作者受屈遭贬的原因以及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

2.第二层那些诗句表现作者追求“美政”、九死无悔的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精神?

五、结合上述思考题,组织学生讨论,教师简单串讲、归纳、小结。

教师归纳、小结诗句参考:

①受屈遭贬的原因:“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②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以及整个第六节内容。

③追求“美政”、九死无悔的高尚情操:“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④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精神:“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难”;(注:此乃第一层中的文字)“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六、布置作业:

1.熟读全诗。

2.找出诗中最能体现浪漫主义风格的诗句来。

板书设计:

《诗经》(春秋)——《离骚》(战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离骚:遭遇忧患

《诗经》现实主义——《离骚》浪漫主义

课文内容:

①受屈遭贬的原因

②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

③追求“美政”、九死无悔的高尚情操

④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精神

第二课时

教学重点:

分析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点,并组织学生翻译原诗。

教学难点:

将原诗翻译成具有浪漫主义特点的文字。

教学过程:

一、检查作业(由此导入新课)

1.了解学生对诗歌文字掌握的熟练程度。

2.检查一下学生对所谓浪漫主义的理解是否正确(通过了解他们找出的诗句)。

二、教师对检查内容进行归纳、小结

1.分析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点

①思想内容可以用“导语”中提到那两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加以概括:“路漫漫其修远兮”恰恰表明诗人在政治上的坎坷经历;“吾将上下而求索”又恰恰证明诗人不屈不挠献身理想的爱国主义精神。

②艺术特点我们重点分析诗中所体现的浪漫主义风格。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有关浪漫主义的含义:“它在反映现实上,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根据这一标准再来检测我们在作业中所找出的诗句是否正确。(教师提出自己找到的诗句)如“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蕙:即兰蕙,草本植物,开淡绿色花,气味很香;茝:古书上说是一种香草,即白芷。在此均是用来比喻一种高尚的品德。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其中的那种联想力和想象力)再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亦是如此;而“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和“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则体现出了夸张的手法和热情奔放的语言。这与《诗经》中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等诗句相比,在风格上的不同点是显而易见的。

三、组织学生逐句翻译课文

注意“课文提示”最后一段对朗读时的要求。

四、布置作业:

背诵全文

离骚范文篇4

1了解屈原生平,理解诗人热爱祖国、忧国忧民的高尚品质,从而培养学生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2反复诵读,抓住关键词语,疏通诗句,培养学生初步鉴赏、评价古诗文的能力。

3通过鉴赏重要语句,让学生理解并感受诗中作者的爱国忧民情感及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

教学重点:

1了解屈原生平及《楚辞》的一般特点

2鉴赏重要语句,感受屈原高尚的人格美。

教学难点:

1关键词语的疏通理解。

2欣赏诗中的比喻手法,了解《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教具:多媒体

第课时

(一)创设情景、激情导入

使用多媒体课件,让学生观看影片《屈原》的几组镜头:

屈原被越王放逐,形容枯槁,行吟泽畔,抱石沉江,并配以主题歌曲。

提问你们知道屏幕上这位历经坎坷,依然忠君爱国的诗人是谁吗?(学生答:屈原)端午节时

民间有一个习俗:吃粽子、赛龙舟(放出粽子,赛龙舟图画)就是为了纪念屈原的。

(二)自主合作探究

1关于作者及《离骚》

让学生结合课文注释及有关工具书介绍屈原,教师予以补充,多媒体出示有关屈原的镜头及生平简介。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他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怀王同祖。屈原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以及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等,都很熟悉,善外交辞令。在政治上他推崇“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有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他曾任左徒,辅佐怀王,参与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对外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齐国。因受小人陷害,他两次被流放,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以明忠贞爱国之怀。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他的代表作《离骚》

本文选自《楚辞》。(投影)

“楚辞”是战国时期兴起于楚国的一种诗歌样式,是以屈原以及宋玉的作品为主体的诗歌总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因此后人又把“楚辞”的体裁称为“骚体”。《离骚》与《诗经》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那么“离骚”是什么意思呢?离通“罹”,遭遇;骚:忧愁。“离骚”即作者遭遇忧愁而写成的诗句。全诗372句,是屈原的思想结晶,是他政治失败后用血和泪写成的一篇扣人心弦的抒发忧国之思的作品。

2.整体感知

(1)诵读课文

①放录音或教师范读

第一遍:要求学生注意听准字音及句子的节奏。第二遍:让学生轻声跟读。第三遍:让学生大声朗读。

②指名学生朗读,其他同学指正读音及节奏。

③教师总结骚体诗的诵读节奏。一般三四个节拍,随文切分。

④集体朗读,要求读出语气。

提示:“兮”字,语气助词,读时应拉长语气,齐读时感受文章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2)疏通诗句,初步感知。(要求学生默读课文并借助课文注释及工具书,边读边归纳,教师巡视作必要点拨,解答学生的疑问。)

(3)质疑释疑(要求学生四人一组,把不理解的地方写到纸上,并由一名代表提出,教师可让其他学生一起讨论,如若较难,则由教师分析。)

①重要词语(投影)

苗裔(yì):后代子孙孟陬(zōu):正月揆(kuí)揣度扈(hù)被、披辟芷(zhǐ):香草名,即白芷汨(yù):水急流貌搴(qiān):攀、折阰(pí):山坡、岭上骐骥(qíjì)骏马申椒(jiāo)申地产的椒蕙茝(chǎi)香草名

昌被(pī):穿衣而不系带的样子,比喻狂乱不羁惮(dān):害怕捷径:比喻政治上的邪道

踵(zhǒng):脚后跟荃(quán):香草名,喻楚怀王謇謇(jiǎn):忠贞的样子

羌(qiāng)楚辞中所特有的语气词灵修:神明、有远见的人,喻楚怀王

②通假字

肇锡余以嘉名:锡通“赐”赐给

来吾道夫先路也:道(dǎo)通“导”向导

指九天以为正兮:正通“证”

③同类活用

名余曰正则兮。名词用作动词命名

字余田灵均。名词用作动词给人取表字

④特殊句式

恐年岁之不吾与: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应为“不与吾”全句译为,只怕年岁不等待我。

第课时

(4)主旨把握

课文节选部分表达了屈原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学生讨论.教师作适当点拨)

[明确]节选部分,诗人自述身世、品质、政治理想以及自己的忠诚不为君王理解的苦闷之情,表现了屈原坚持“美政”、至死不悔的高尚节操,抒发了诗人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情感。

3研读探究

(1)在你的想像中,屈原有怎样的外貌,怎样的风度?(可先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然后再用课文中的诗句来说)

[明确]“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寻道夫先路也”,诗人身披香草用以表明自己高洁的品质,诗歌从第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开始,诗人使用大量笔墨,从多方面描述自我的美好而崇高的人格。他自豪地说明他是楚王同姓之臣,既指出自己有高贵的身份,又表示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记叙自己降生在一个祥瑞的时辰(寅年寅月寅日〕被卦兆赐命以美好的名字,又强调自己禀赋卓异不凡。在此基础上,诗人进一步叙述自己及时修身,培养高尚的品德,锻炼出众的才干,迫切地希望献身君国,令楚国振兴,使楚王成为“三后”和“尧舜”一样的圣明君主。总之.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和正义的一方,作者相信他的理想和三张,能够把楚国引向康庄大道。

(2)《离骚》中作者常以“香草”“美人”来比喻自己、贤士和君王,并表达政治理想,这是《离骚》的一大艺术特色,这种方法也叫“移情法”即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是把它寄寓于某一物上,也就是“移情于物”,这种方法在古典诗词中广泛运用,在政治不清明的时代,借用“移情”,可言难言之语,可抒难抒之情。

例:“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小流”,(出示投影)唐朝杜甫这两句诗借用对柳絮与桃花的描写,表达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及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痛苦和愁闷。

请找出相关诗句,说说诗人是怎样运用这些比喻来表达政治理想的。(学生小组讨论.教师作适当点拨〕

[明确]“恐美人之迟暮”一句中“美人”喻指楚怀王“固众芳人之所在”一句中“众芳”喻指群贤,用“椒、桂、蕙、茝”四种植物喻群贤,用香草“荃”喻楚怀王等等,文中用“香草美人”表明对君王的忠诚,对古代君王举用群贤的敬佩以及表白自己的高洁情操,希望君王能够抛弃秽政,不要听信小人谗言,像古代贤明君主那样,以社稷为重,举用群贤,了解自己的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

(3)文中除了使用比喻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还使用了什么手法?请举例说明。

[明确]还使用对比手法。如:古代遇明君王举用群贤“遵道而得路”与昏庸君王狂乱不羁“路幽昧以险隘”形成对比,以此告诫楚王要任人唯贤:“党人”贪图个人享乐与自己为国为民不惜身遭灾祸形成对此,表达自己九死不悔,献身理想的爱国情感。

第课时

4品读鉴赏

(1)你对《离骚》的语言有什么感受?

[明确]①汲取散文的笔法,行文灵活多变。句式以六言为主、加上对偶修辞,使整首诗整齐而节奏鲜明。

②大量用“兮”字,不仅加强了生活色彩,而且使诗歌的调子回荡顿挫,婉转动人。

(2)齐读全文,找出文中能体现屈原高贵品质的诗句,并摘抄。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维灵修之故也”——忠君报国,虽死不悔。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坚持真理,永不言弃。

这些感天动地的诗句,令我们感受到诗人高贵的品质,宁死不屈的精神。正如司马迁所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而从此,一种永世不曾泯灭的信念——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想的追求,一种千古不变的情愫——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乡土的依恋,深探注入到中华文化中来,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辉传统。

(3)分析特色:谈谈你对《离骚》艺术特色的理解。

①浪漫主义手法的巧妙运用。诗人尽情地发挥出他那神奇的想像力,用奇特的爱好表达心志。“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把现实的背景与虚设的幻境巧妙地融为一体,显示了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其伟大的人格,为追求真理至死不悔的高尚品德,又向人们展示了诗人的坚贞不屈的精神。

②比兴手法的运用。依诗取兴,引类比喻”《诗经》中的比兴传统在《离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以比喻最为突出。如文中用“美人”喻指楚怀王,用“众芳”喻指群贤,用“椒、桂、蕙、茝”四种植物喻群贤,用香草“荃”喻楚怀王等等,把比兴与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使诗中的意名胜具有了象征意义。

③对偶句式的运用。如诗中的“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等句,句式整齐.情文并茂。屈原对南方民歌的吸取和发展,在诗中大量锤炼的对偶句,是对诗歌语言发展的重大贡献,对后来的诗赋词曲等各种文学样式的语言运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5探究阅读

(1)(多媒体课件播放屈原行吟泽畔、抱石投江的镜头)

面对屈原抱石沉江,你赞成这一举动吗?(可在班内展开辩论,只要学生言之成理即可〕

不赞同:屈原虽遭楚王放逐但楚国人民并没有抛弃他,他自感面君无望,心中的理想无法实现,便抱石沉江,这其实是文人心理脆弱的表现。他应坚强地活下来,活着便有希望。

可以理解: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即便他出身贵族,他和君王仍是附庸和主人的关系,他的理想只有在君王赏识并支持下才能实现,他的高洁的节操只有君王帮他力排众议时才能保持,当君王不赏识他,不支持他,他便失去了支撑他的柱石,若不想改节,不想改变自己,那么,他只有走这一条路。我想屈原走向这条不归路是无奈的,并不是他真心所愿。

(2)学习这篇文章,你有哪些启发?(言之有理即可)

观点:①一个人即使身处逆境,也要为崇高远大的理想而奋斗,决不能动摇和悔改。

②人生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但为了追求真理,应不屈不挠,勇往直前。

离骚范文篇5

翻译一直以来被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蹈”,但往往强调的是原文本对译者主体性的制约,却忽略了意识形态在译者身上打下的烙印。翻译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运动期间方始兴起,本文正是以其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视角来重新解读译者风格,把翻译研究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立足于杨宪益、戴乃迭的《离骚》、《红楼梦》译本及大卫?霍克斯的《红楼梦》译本,通过对同一译者不同时期的译作及不同译者同一时期的译作分析,来探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风格———即翻译策略的选择———之影响,从而提倡以更客观的态度来研讨翻译文学研究。

二勒菲弗尔的理论核心

勒菲弗尔认为,“即使是对具体翻译技巧和策略问题、翻译中的对等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范围去考虑”。翻译作为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及其对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度的理解并非完全取决于译者本人的主观意愿,而受到译者身处的文化体系中种种因素的牵制。勒菲弗尔译学思想核心就是重点考察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翻译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等方面的密切关系。本文所指的社会意识形态包含勒菲弗尔所指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两个因素。勒菲弗尔曾指出控制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因是评论家、教师、翻译家等组成的所谓“专业人士”;外因则是拥有“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权力”的“人、机构”,即所谓的赞助人。“赞助人感兴趣的通常是文学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家们关心的则是诗学”,而内因是在外因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可见,影响翻译的两大要素———赞助人和意识形态———是融为一体的,赞助人考虑到译本的接受度往往代表了社会主流意识,只有在社会转折期、意识革命兴起时,会出现革新派赞助人站在社会主流意识的对立面。由于本文以《红楼梦》、《离骚》翻译为研究案例,不存在赞助人与社会主流意识的对立状态,故此处将意识形态与赞助人两大因素结合起来讨论。笔者认为,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了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价值参数,而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可见,意识形态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故本文着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探讨其对译者的影响。

三意识形态下的翻译策略

下文从杨译《红楼梦》及《离骚》、霍译《红楼梦》中选取典型来比较其翻译策略的差异,从而分析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风格的影响。

1翻译策略《离骚》节选:帝高阳之苗裔兮,……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杨译:《离骚》是一部浪漫主义长篇抒情诗,诗中充分运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采用大量比、兴手法,以及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特色词。屈原在《离骚》开篇第一句就自述自己出身高贵“,我是古帝高阳的子孙。”屈原出身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巴族的祖先为太昊、少昊;与楚王、楚人、楚国贵族的祖先颛顼相比,少昊曾做过颛顼的老师。屈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楚国的贵族,不要瞧不起我,我的出身比你们更高贵。”此处,杨译仅用“prince”一词传递主要信息,忽略历史背景。同样,后两行诗句的“丰隆”,指神话中的云师;宓妃,相传是伏羲的女儿,后成为洛水女神。译文中以“thelordofclouds”、“nymph”简而代之,在翻译手法的处理上都是取其神而略其形,吻合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的特点———更流畅、简洁、清晰,也更直接,更符合译入语的用语习惯和该语言中某一特定的语体,故可归属为提出的交际翻译的范畴。然而,同样是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手法。《红楼梦》中第五回对秦可卿卧室的描写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笔浓墨重彩,此处仅截取一句为例:“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杨译:与《离骚》译文相比,此处杨译恪守原文,保留了所有的历史人名,其中的文化要素都采用尾注的形式加以注解(由于篇幅原因,无法一一摘录),如对“ZhaoFeiyan”的注解为:“AHanemperor’sfavorit,alightdance,hencehername‘Feiyan,’meaning‘Flyingswallow.’”细腻而详尽。这种手法既保留了原文简洁的排比结构,又有足够的空间来解释其中的文化万象,以凸显其摆设的珍贵。此处的翻译手法恰恰吻合了纽马克对于语义翻译的定义:“语义翻译力图在译入语的语义及句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保留源文本的文体。”(笔者译)霍译:文中的黑体字或增补隐含信息,或简化文化信息,把原文的不透明式文体(opaquestyle)转换成透明式文体(trans-parentstyle),但求读者理解通畅,不求文化甚解。此处采用的翻译手法与杨宪益在处理《离骚》时,用prince,nymph等身份象征词来替换原文的历史人物的手法极其相似,都采用了简化的交际翻译。以上两个杨译本缘何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而杨译《离骚》却为何又和霍译《红楼梦》手法如此相似?笔者以为这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

2意识形态根据勒菲弗尔的阐述,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可以主要划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是其生活环境熏陶下自然生成的;另一方面是赞助人、出版机构等权力机关强加给译者的社会主流意识。杨宪益的生平对其个人意识形态有着莫大的影响。他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惟一的公子。虽后来家道中落,但足够维持他衣食无忧的生活及良好的教育。1934年,他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毕业后便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良好的家庭背景及西化的教育赋予了他豁达的性格和追求自由、享受生活的人生姿态。“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这样豁达不羁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也反映在他的翻译创作上。杨宪益于1936年赴牛津大学留学,1938年他和戴乃迭首次合作开始翻译《离骚》。此次翻译纯属兴趣所致,用杨宪益的话来说就是“好玩”,由于这一翻译活动既非功课任务,也非校方科研项目,因此从选材到翻译目的的确立到翻译手法的选择,即无校方的干涉又无赞助人等权力关系的制约。同时,彼时两人身处英国牛津大学,学术自由氛围浓厚,没有强加的社会意识形态。可见,在《离骚》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享有完全的自由度,在翻译方式的处理上体现了译者本人的意识形态。霍克斯对杨宪益的这首译作曾幽默地评价道:“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至于《红楼梦》的翻译,杨宪益曾提到:“我翻译我喜欢的东西,但是,翻译《红楼梦》纯属偶然。1964年,外文局领导要我翻译《红楼梦》。我小的时候,《红楼梦》一遍也没看完,我对《三国》兴趣大,对《水浒》兴趣也大一点,但是工作不是凭自己的兴趣。于是,我和戴乃迭着手翻译《红楼梦》。”可见,杨宪益翻译《红楼梦》是在赞助人的要求下发起的行为。当时中国建国不过十几年,国力尚弱,与欧美国家相比处于绝对的文化弱势,因此,当时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系统地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其出版目的在于传递中国文化理念,如实地展现中国文化特色。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红楼梦》,历时近20年,期间发生了席卷全国的“”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反资、反修、反封建”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占有绝对主导,因此对于代表了党和政府主流意识的出版社的委托,译者毫无选择的余地;而翻译《红楼梦》期间的牢狱之灾、丧子之痛更促使译者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因此,虽然杨宪益在翻译《离骚》时,天马行空,充满了讽刺与夸张,但在处理《红楼梦》时,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翻译策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动荡社会背景、重视原文本文化传递的赞助人这双重因素都决定了杨译《红楼梦》的目的是再现原著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价值,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文化交流。相应的,在确定翻译策略时,以原文本而非译文读者为首要考虑,选择了以语义翻译为主的翻译手法,对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处往往采用直译加注或直译加释义的方法来处理。反观霍克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在英国翻译《红楼梦》。虽然翻译时期与杨译《红楼梦》相同,但英国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开放性思想的国家,以责任、教养和自由为核心元素的绅士文化塑造了追求“平等”、“自由”、“人权”的社会环境,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赋予了霍克斯自由驰骋的空间。加上霍克斯自幼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而英语文化是当今最强势的文化,所以他首先会受英语文化中的翻译规范的制约。同时,从霍克斯的序言中可见他的翻译目的在于传递阅读此书的乐趣,他的预设读者为普通英语读者,与英国企鹅出版社的标的读者一致,他们或出于好奇想了解外国文化,但往往浅尝辄止;或根本不在乎外国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并非翻译重点。此处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个人翻译目的与赞助人的目标受众达到完全一致,通顺、透明成为重要的翻译规范,交际翻译理所当然地成为翻译策略的首选。

离骚范文篇6

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可见楚辞虽从大的方面讲是楚文化的产物,它的形成却离不开屈原。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其实在这里也可以说不有屈原,岂见楚辞。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情诗,也是开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最能代表“楚辞”的辞格。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后人又把“诗骚”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多以叙事为主,体现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多以抒发内心情怀为主,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因此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离骚》在思想上是反映了屈原对楚国政治上的腐败黑暗的悲愤与控诉。同时抒发了自己遭陷害的哀怨之情。因此形成了全诗缠绵悱恻,悲愤哀怨的感情基调。

在艺术形式上《离骚》开辟了一个象征世界。这样就使诗歌富有诗性与蕴味。这种象征世界的开辟,主要在于他在诗歌意象上的创造。《离骚》中最典型最巧妙的意象创造便是香草、美人。这种复杂而又巧妙的香草美人意象的组合形成了象征比喻系统,从而形成了象征世界。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九歌》较《离骚》之不同在于它的更多的纪实性,以及其中渗透大量的楚国当时盛行的巫祭现象。而且其中还融入了爱情。这就是说,用男巫来照女神,女巫来招男神。接情爱来对神的吸引。表达了对爱情与神灵的崇仰与追求。

《天问》以一问到底的方式,节奏强烈富有气势,强有力的表现出了作者内心的悲愤与不满。全诗每组都有押韵,以四言为主,兼有五言、六言、七言,行文既整齐统一,又参差不齐,错落有致。

《天问》更为重要之处,在于它作为现代研究者研究其屈原的哲学思想的着笔之处。在《天问》的开篇之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作者就在对哲学最基本的元素——宇宙的生成及本体论进行拷问。

就屈原是否是哲学家这一问题上,很多著名的学者都给出否定的答案。但从诗人内在的精神,即忽视她的其他身份,单从诗人存在的角度出发,可以说,他是一个作为存在者与悲剧诗人结合的哲学家。

2.对于楚辞以及屈原的研究的意义

对于楚辞研究的意义,前面也已经简单提到了一点,即楚辞融合了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这种中国南北方文化的融合,对后来全国的统一,特别是文化上的统一有重要意义。另外,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之一,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后来又有很多诗人都受到此源头的影响。包括一些在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大家像司马迁、李白、辛弃疾、曹雪芹对屈赋传统的不自觉的继承与发扬。尤其是作为浪漫主义的继承与发扬者李白。楚辞是第一次在诗歌中显现出个性化的抒情和自我的主体意识。这种个性化的抒情和鲜明的自我性到李白那里发挥得相当充分。

再者,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作家。虽在此之前,早已出现了诗三百篇,但那些都是在民间搜集的民歌,整理之后成诗的。大部分作品是靠口耳相传的集体创作,没有所谓的作者或诗人。由于作者的不确定性以及诗歌创作的集体性,所以很少有能集中体现作者人格和强烈个性的作品,这就是说这种诗歌集体创作的方式一直长期的处在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而屈原的出现便结束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漫长的初始阶段。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不仅如此,他还开创了中国文学爱国主义主题。这一点对于后来的文学界,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批评,都有很重要的影响。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标准,而且还是文学批评的价值尺度。(尤其在“五四”以后,直到结束前)另外,对屈原的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意义层面。除此之外,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知,修身精神等等,都在体现着一种对之研究的张力。

3.《史记》以来对于楚辞及屈原的研究盛况

既然我们都能认识到对于楚辞及屈原的研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战国史籍、先秦文献对此鲜有提及。实在无法接受。最早而且权威的对于屈原生平、创作及其思想进行关注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中将屈原、贾谊合传,题为《屈原贾生列传》结合了自身遭遇与屈原的相似性,写下了怀才不遇之悲之篇,"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因此并不是很详细,很多重要的东西都尚未提及。

但是在司马迁之后,出现了研究屈原非常繁荣的景象。在汉代,对于楚辞学研究代表著作为王逸的《楚辞章句》。“王氏训释,多有所本,或本于经书故训,或本于方言楚语,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段玉裁《广雅疏证·序》)。也就是说,汉代主要倾向于对于作品的阐释、解释,帮助后人理解其作品。宋代时期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为其代表。洪兴祖《楚辞补注》在于“补释诗意,阐扬义理”。开始由作品转到思想精神核心。其文中的一句话“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可以看出当时宋代以来对屈原精神及人格的极高评价。朱熹《楚辞集注》是承前启后的一部堪称伟大的著作。其伟大之处在于他是最早全面的从文学艺术的视角来研究楚辞。比如说,他对于屈原作品中文学意象的分析以及最早指出了“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的含蓄象征手法。到了明代时研究的代表著作有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以及近现代的国学大师廖平、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人。还有最为繁盛的20世纪景观:郭沫若、鲁迅、胡适、朱自清、苏雪林、闻一多、林庚、陆侃如、刘永济、蒋天枢、汤炳正等前辈的研究成就。而且20世纪还有一个较以往不同的显著特点:即向各个领域的渗透和蔓延。比如说,在美学领域引起的关注,拿著名美学家李泽厚为例,他更倾向于屈原的死亡意识,他认为,死亡才是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重要的主题。他认为把屈原提升到无比深邃程度的正是这个死亡--自杀的人性主题。还有像郭沫若的新编历史剧《屈原》,就涉足于戏剧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个剧作的目的在于它的教育意义,呼唤爱国主义。还有后来的电影文本创作。都在说明着屈原一直是而且现在仍是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对于楚辞以及屈原的研究以至于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呢?除了上面所总结的对之研究的重要意义外,主要还在于以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为主要对象的研究的模糊性,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令人神往而又望而却步的谜团。为何战国史籍、先秦文献对此鲜有提及?为何经过先秦的断裂,还会传到两汉?为何对于国家大事屈原只字未提,只是借神话,巫祭来比喻?真的是比喻吗?他是否是集诗人、作家、爱国者、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伟人?等等,可见导致楚辞研究的盛况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

主要参考资料或文献:

1.《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离骚范文篇7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mín@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huán@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离骚范文篇8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mín@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huán@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离骚范文篇9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关于《风》、《雅》、《颂》如何分类,现存的先秦文献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毛诗序》说:“《风》,风(讽)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这是汉儒以政治教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解释,并不符合《诗经》的本来面貌。孔子曾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以此,知《雅》、《颂》之名原本不是诗体的名称,而是音乐的名称。所以,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就重新指出《风》、《雅》、《颂》的音乐性质。他说:“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孔颖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在此认识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但是,由于人们只是把《风》、《雅》、《颂》看成是音乐上的分类,由于我们已经不可能重新耳闻目睹先秦古乐,所以,学者们在为此而感到遗憾的同时,并没有在《诗经》的文学形式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重新来做。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音乐与《诗经》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文学语言的形式方面。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乐调,才会有《风》、《雅》、《颂》这三种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差别。

音乐对《风》、《雅》、《颂》语言形式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从章法上来看,《周颂》里的诗,几乎都以单章的形式出现。而《雅》诗几乎都由多章构成,每一章的句子都很完整,而且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长。《风》诗虽然也由多章构成,但是大多数《风》诗的章节数都少于《雅》诗,每一章的篇幅也较《雅》诗要短。这种分章或不分章,每章句子有多有少的现象,显然都是由《风》、《雅》、《颂》这三种不同的音乐演唱体系决定的。再从文辞的角度来看,《周颂》里的诗句有相当数量都不整齐,词语也不够文雅,但是大多数却非常古奥。而雅诗的句子则非常整齐规范,词语也特别典雅,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风》诗的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通俗又是其语言的基本风格。《风》、《雅》、《颂》在语言形式上的这种区别,音乐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有什么样的乐调,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礼记·乐记》云:“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又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也。”孔颖达疏:“《清庙》,谓作乐歌《清庙》也。朱弦,练朱弦,练则声浊。越,瑟底孔也。画疏之,使声迟也。倡,发歌句也。三叹,三人从叹之也。”由此可知,像《周颂·清庙》这样的诗之所以单章而又简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宗庙音乐本身所追求的风格就是简单、迟缓、凝重、肃穆。简单,就不须长诗来配乐;迟缓,对语言本身的节奏要求就不会过高;凝重,要求诗的语言不能华丽;肃穆,则要求在缓慢迟重的演唱中再加入深沉的感叹式的合唱。演唱《清庙》时的乐器也正好与之相配,“朱弦而疏越”。由此而言,《清庙》之诗之所以是现在这样的语言形式,音乐在其中的确起了重要作用。而《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者述民族之历史,或者记国家之大事,或者谈政教之得失,或者写朝廷之仪典,篇幅的宏大,语言的典雅,章法的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对《大雅》的要求。《风》诗的章法和语言特别近似于现在的流行歌曲的歌词,最常见的情况是每首诗分成二至四段,每一段的句子数量都在三五句之间,结尾和开头部分还往往呈现出重章反复的模式。由此我们可以猜想,这些《风》诗最初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流行歌曲”,它所表现的是社会各阶层的风俗风情,是社会各阶层的通俗的歌唱。它的章法形式和语言,正是在这种通俗歌唱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

音乐对《诗经》中《风》、《雅》、《颂》语言形式的影响有时可能是主导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诗经》各体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之时,往往习惯于从作品的内容入手,认为是内容决定了形式,是先有了庙堂的歌功颂德的内容,自然就会有了《周颂》那种板滞凝重的语言形式。其实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有时候实际的创作正好与此相反,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先有了宗庙音乐的规范,自然就会产生那样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周颂》是这样,《雅》诗和《风》诗中的许多诗篇的产生也是如此,这在《诗经》的文本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当前的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诗经》中存在着许多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按口传诗学的理论,这些固定的抒写格式和套语之所以存在,正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口传诗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形式技巧,这种技巧往往与音乐演唱的固定模式紧紧联系在一起,后世的歌唱者在创作中可以熟练地拿来套用。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早期诗歌长久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这些固定的音乐曲调和演唱程式,往往决定了一首诗的语言形式。所谓“诗体既定,乐音既成,则后之作者各以旧俗。”(《毛诗正义》卷一)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

音乐对《楚辞》文体的影响也是这样。与《诗经》有《风》、《雅》、《颂》的区别相类似,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区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如果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和《招魂》。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以此,我们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联而不可分离。《招魂》向来有屈原作和宋玉作两说,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这首诗采用了民间招魂辞的形式,由招魂者用一种特殊的歌唱方式将一个人的魂招回。这种形式,应该是歌与诗的结合,而没有伴舞。《离骚》与《九章》都是屈原个人的发愤抒情之作。根据《离骚》后面的“乱”辞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如《桔颂》等分析,这些作品也有很强的音乐性,可以吟唱,但是否在作者的创作初始就曾经配乐而歌,历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九辩》为《宋玉》模仿《离骚》、《九章》之作,其配乐演唱的可能性比起《离骚》又小了些。关于《天问》,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又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mín@①,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由此可知,《天问》这首诗,是不能歌唱的。如此说来,《楚辞》中上述四种类型作品的分别,和音乐的亲疏远近关系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再从诗体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清这种区别。《九歌》与乐舞紧密结合,其中所有十一篇作品,基本句式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如“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等。《招魂》取自民间招魂词的形式,全篇以招魂者呼唤所招之魂的方式写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诗中多用简短的语句和铺排式的句法,表示呼喊的语气词“些”字在这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乎四方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离骚》、《九章》、《九辩》同为屈原和宋玉的个体发愤抒情之作,诗的语言更适用于个人的口头吟唱,其基本句式是每两句为一组,在第一句的最后有一个“兮”字,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皇天平分四时兮,吾独悲此凛秋。”而《天问》则以四言为主,全诗以170多个问句组成,基本没有一个语气词。由此可见,音乐对楚辞语言形式的影响,与《诗经》是相同的。这说明,尽管《诗经》、《楚辞》的音乐演唱方式后人已无法知道,但是音乐对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可见,如此说来,认真地分析《诗经》中《风》、《雅》、《颂》这三种类型诗歌以及《楚辞》中四种类型诗歌的音乐形式特点以及其在语言艺术中的表现和影响,是深化当前《诗经》和《楚辞》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论文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来自

二、歌与诵:诗与赋的分途及音乐对汉代诗歌的影响

在中国诗体的演变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汉代诗歌体式演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赋这种介于诗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的出现和五言诗与乐府诗的产生,这恰恰与音乐有着极大的关系。为说这一问题,让我们先从赋的演变开始谈起。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说明,歌与不歌,是诗与赋的一条重要区别或者说是根本区别。那么,这种“不歌而诵”的赋是如何产生的呢?按班固的话说,这与战国时代的风气有关,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的。本来,《诗经》中的诗都是可歌的,同时作为一种贵族的文化修养,在春秋以前所谓的“赋诗言志”也是当时的诸侯卿大夫用“诗”来交流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传》中又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战国以后,由于“礼崩乐坏”,由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所以产生了屈原这样的贤人失志之赋。班固的这段话的原文见于《汉书·艺文志》,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过去人们往往都把它忽略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音乐与诗歌的关系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仔细想来,从屈原作《离骚》、《九章》和《天问》开始,配乐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已经不再重要。以后宋玉除了模仿屈原的作品而作《九辩》之外,又作了一系列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它们与《离骚》不同,已经完全不能歌唱。正是这些以赋为名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体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诗中流变出一种新的文体——赋。

现在学者们大都认为,汉初诗歌的发展受楚国诗歌与音乐的影响非常之大。这可以包括诗赋两个方面的影响,学者们都有相关的论述。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楚辞》对汉代诗与赋的影响分开来谈,说赋往往从宋玉开始,说诗则笼统地把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在内。其实如果从音乐与诗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同时参照班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汉赋还是汉诗,都可以从屈原那里找到根源,并且有比较分明的发展趋势。从赋的方面说,我们不能低估《离骚》、《九章》的影响。这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文体方面的影响。我们知道,汉赋可以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其中骚体赋的源头就是屈原的《离骚》。第二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如班固所说,赋的文体特征是“不歌而诵”,骚体赋既然从文体上受《离骚》的影响,我们推测从音乐上也应该受其影响,这反过来似乎也证明《离骚》、《九章》在屈原创作之初可能只是被用来口头吟唱,并没有配乐,所以后代的骚体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表现方式上看都是对屈原作品的直接继承。从诗的方面说,我们说汉初诗歌受楚国诗歌的影响,主要应该指受《九歌》的影响。这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说汉初的歌诗都是可唱的,而楚辞中直接冠以“歌”名的,只有《九歌》。可见,汉初的歌诗首先继承的就是《九歌》的“歌”的传统。其次,我们看汉初那些楚歌的语言形式,就会发现其句式特点也正好与《九歌》相同,都是一句诗中间有一个“兮”字,项羽、刘邦都是楚人,都曾有楚歌传世,《垓下歌》、《大风歌》都是这样的句式。传为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有些篇章中没有“兮”字在中间的句式,当代学者们却都认为是班固在记录时把它省掉了,原本也应该是如《九歌》样中间有“兮”字的典型句式。楚歌的这种句式,在西汉中期以后一直保存下来,成为汉代歌诗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乌孙公主刘细君的《悲愁歌》、汉武帝刘彻的《匏子歌》、《秋风辞》等都是如此。这说明,歌与诵不仅是歌诗与汉赋在文体上的区分,同时也说明,是否配乐可歌也是影响并左右汉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影响汉初诗歌发展的重要因素。

音乐与诗歌关系笔谈

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汉赋脱离了音乐演唱而走向独立发展之路以后,它与诗的这种区别也逐渐被学者们认识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之为“歌诗”。而汉代的诗,也就是“歌诗”之所以得到新的发展,又恰恰与新的音乐产生和异族音乐的输入有关。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在汉代诗歌园地里,最主要的歌诗类别有三种,一种是楚歌,一种是相和歌,一种是鼓吹铙歌。它们的分别,最初不是由于文体上的差异,而是由于不同的音乐乐调来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唱方式。

汉初诗歌以楚歌为主,一方面是由于楚歌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汉代统治者对楚歌的偏爱。刘邦本是楚人,汉初皇室贵族喜爱楚歌也是自然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汉帝国的日益强大和民族大融合的形成,楚歌独领风骚的局面不复存在。汉武帝为了制造新的颂神曲,从全国各地搜集了大量的歌谣,还包括乐谱(“声曲折”),这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的记载。同时,横吹鼓吹的输入,也为汉代歌诗形式的多样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鼓吹乐是在先秦鼓乐、吹乐以及军中凯乐的基础上,融汇北方少数民族的横吹、鼓吹而形成的音乐。《乐府诗集》卷十六引刘huán@②《定军礼》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八音”是对中国古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的总称。此处言非“八音”,正是指异族音乐而言。据班固《汉书·叙传》:“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按楼烦属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精骑善射。马上鼓吹,以箫笳为主,正是其民族音乐特色。《乐府诗集》卷二十一又云:“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节,乘舆以为武乐。”以此,知异族音乐输入之后,朝廷甚至有专门负责掌管的“鼓吹署”。这种新乐的乐器以中原之铙、鼓与北狄西域诸国的鸣笳、箫与胡角为主。因而,它与先秦的鼓乐与吹乐不同,与以丝竹为主的相和诸调在风格上判然有别。对此,晋人陆机的《鼓吹赋》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而相和歌作为汉乐府中的主要艺术形式,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最初也表现在音乐方面。《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分析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可知,第一,这里所说的《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最早属于汉世的“街陌谣讴”,第二,这些歌曲在当时属于“相和”曲一类,而这一类曲子的基本演唱方式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以后进一步发展,则演变成相和诸调,如相和六引、平调曲、清调曲、楚调曲、瑟调曲以及大曲等复杂的形式。

楚歌、鼓吹铙歌和相和歌这三种汉代主要的歌诗演唱形式,也影响汉代歌诗的语言形式发展。楚歌产生的比较早,来源比较单一,其语言形式基本上沿袭了《九歌》。鼓吹曲受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歌曲的影响,其语言形式与楚歌完全不同。其代表作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全为杂言。而相和诸调虽然也以杂言居多,却出现了许多整齐的五言诗,如《江南可采莲》、《君子行》、《陌上桑》、《白头吟》等等。由此可见,音乐对汉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从《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到汉代诗赋的分流以及楚歌、铙歌与相和歌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对先秦两汉诗歌语言形式的影响之大。限于篇幅,本文在这里不能就有关问题做详细展开式的论述,而主要是想提出这一问题以引起学界的充分关注。我以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角度变换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本质问题。试想,如果我们把诗歌不再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的艺术,而是与音乐密不可分的复合型艺术,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以往的中国诗歌研究,就会发现明显的不足。所以我以为,认真地研究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是深化当前中国诗歌研究的重要方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字库未存字注释:

离骚范文篇10

在端午节联欢会上的讲话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每年的固定日,共同举行的仪式或庆典。全民认同并参与,一年一度,周而复始。

我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蕴涵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影响广及东方,乃至世界。中国的节日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国节日,从元日到除夕,计十四个,其中最盛大的节日是端午、中秋、年(春节)三节。

端午节起源,传说多种。五月正值仲夏,“端”即“初”,端午既初五,古人“俗重五日”。又当“夏至”,汉初定五月五为节日,为逐疫辟邪。唐宋时称为“端午”(“五”“午”相通),别称端阳节、重午节。包粽子、赛龙舟成为端午节中国两大民俗。

五月五日又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殉国之日。每逢此日,屈原家乡人民以竹筒盛糯米,投江中纪念屈原。后演变用竹叶或苇叶代替竹筒并系以彩绳,即“粽子”。于是,端午节包粽子纪念屈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两千年来,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任楚国左徒,世称三闾大夫。他对内主张举贤任能,改革弊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兴邦强国。因遭谗臣嫉谤,被楚怀王蔬远,后又放逐湘沅,虽辗转艰辛,仍忧国忧民。闻秦军攻破郢都,忧愤交加,投泪罗江以殉国难。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屈原心系国运民生,是爱国爱民的贤臣,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一生写下《离骚》、《九章》、《九歌》等二十余篇诗歌。屈原诗歌表现出强烈爱国精神,具有巨大艺术魅力,是高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屈原和他的学生作品结集《楚辞》。《楚辞》与《诗经》并称中国古典诗歌璀灿星空中“双子星座”。

屈原代表作《离骚》,是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表达诗人忧国忧民眷恋故土的深挚感情和忠诚正直追求光明的高尚品质。《离骚》诗句优美,想象丰富,开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之先河。诗如其人,屈原的崇高精神和屈原诗歌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哺育着中国一代又一代诗人和文学家。

屈原热爱祖国,关怀人民,忠诚正直,信守芳洁,追求光明,舍生取义。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屈原精神就是表率万世、积厚流光的中华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