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全文十篇

离骚全文篇1

关键词：离骚；离忧；别愁；离骚经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72-02

一、引言

《离骚》作为重要的楚辞代表，历来被广大的学者所重视。对《离骚》题目的解释是对理解整个作品主题和感受作者的情感有重要的作用。周建忠先生的《题义解说类览及反思》列举出了27种，主要有：“离忧”说、“遭忧”说、“别愁”说、“牢骚—曲名”说、“离歌”说、“离间之愁”说、“出走”说、“图腾鸟悲歌”说、“离开王室”说等。除此之外，在龙文玲《

二、《离骚》题解对于研究《离骚》的重要作用

上述观点似乎都很有道理，且分类也较为明确。但从古至今《离骚》题解呈现出百家争鸣，纷繁复杂，分类零散，个别观点过于新颖独特。而《离骚》题解对于研究《离骚》有重要作用。基于以上资料加以我自己的观点，分为以下十六类：

（一）“离忧”说。此说本原自淮南王刘安，“离骚者，犹离忧也。”后被司马迁《史记·屈原传》：“离骚”者，犹离忧也。慅与骚亦同义。我认为这其中包含陈元胜得“离别之忧愁”说。陈元胜认为司马迁“离忧”说确应理解为“离别之忧愁忧思”。

（二）“遭忧”说。班固曰：“离，犹遭也，明已遭忧作辞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屈原列传》曰：“离骚”者，犹离忧也。此于骚者与忧同部得之。骚本不训忧，而扰动则生忧也。故曰犹。

（三）“别愁”说。与“与愁”告别应该是一类的。“别愁”最早由王逸提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与愁”告别出现于钱钟书《管锥篇》：“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

（四）“楚语”说。项安世《项世家说》：“楚语伍举曰，徳义不行，则尔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韋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楚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妇之。”王应麟《困学纪闻》：“《楚语》伍举曰，徳义不行，则尔者骚离，而远者距违。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杨雄《畔牢愁》与《楚语》注合。

（五）“牢骚—曲名”说。我认为“楚歌”说，“离歌”说应是它的一部分。游国恩在《楚辞论文集》：“我以为《离骚》可能本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其意义则与‘牢骚’二字相同。”何剑熏《楚辞新诂》：“离骚为楚古曲名。‘离骚’得声转为‘牢愁’。”关于“离歌”说，在浦江清《祖国十二诗人·屈原》说：“离是离别，骚是歌曲称，离骚就是离歌。”关于“楚歌”说，张中一认为，“骚”为楚方言，乃“歌曲”之意，则“离”也一定是楚方言，“离”的本义是“楚”，《离骚》乃《楚歌》，是战国晚期楚国流行的歌曲。

（六）“牢愁”说与“多重牢骚”说。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韋昭以牢骚释牢愁，牢骚亦即离骚声转，今常语也，谓

心中不平之意。”

（七）“忧愁”说。其中含有“去留之愁”说、“陈述忧愁”、“怀着忧愁”。这几种说法都是把“骚”解释为“愁”的意思。但关于“离”的解释较多，孙文流认为，离骚乃同义复合词，为“忧愁”之义。赵步杰训“离”为就或怀。杨柳桥认为，“离”字有“发抒”、“陈布”的意思。钮国平认为：“离，去也；”。正是于“离”字有不同理解，所以有了这些关于忧愁的不同说法。

（八）“三重涵义”说。李玉《楚辞笺注》：“骚乃文章之名。若离之为解，有隔离、别离、与时乖离三义。”然后分别对三种“离”做出了解释，就骚解骚，方知作者当日名篇本意。

（九）“离开”说。其中包含了“离绝逍遥”说、“出走”说、“离开王室”说。廖季平《六译馆丛书·楚辞讲义》中说道：“离骚，谓离即离绝世俗，以骚为逍遥之合音。”陈修认为，离骚即骚离、距违、去违、违去、出走。黄崇浩认为，“离骚”即是“被迫”离开骚乱的皇室。

（十）“离疏”说、“离间之愁”说。顾天成《离骚解》：“忠臣亦然，惟其不忍离而不得不离，无所控诉，作此以告天下后世，明臣道之变，故以离篇名。”

（十一）“别离”说。汪瑗《楚辞集解楚辞蒙引》：“篇内曰余既不叹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此离骚之所以命名。”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一》：“离，别；骚，愁也。篇中有余，既不叹离别语，盖怀王时初见斥疏，忧愁幽思而作也。”

（十二）“离隔扰动”说。戴震《屈原赋注·屈原赋音义》：“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馋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名篇。”钱澄之《屈诂》：“离为遭，骚为扰动。扰者，屈原以忠被馋，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往不宁，故曰骚也。”

（十三）“离别骚臭”说。由钱玉趾在《诗题新解》中提出。

（十四）“琴骚”说。郭祥贵提出。

（十五）“太阳之歌说”。龚维英。

（十六）“图腾鸟悲歌”说。台湾学者。

（十七）“独受祸难”说与“遭遇蹇难”说。李炳海。

（十八）“本为帝舜乐歌”说。黄灵庚。

最后的五种除了在《题义解说类览及反思》与《

上述观点中，我赞成司马迁的观点。班固、王逸等都只说出了《离骚》题解的一个方面。司马迁曰：“离骚者，犹离忧也。”这个解释的范围很大，几乎涵盖了后代学者的许多说法，同时也道出屈原做《离骚》时的心情，点出了《离骚》写作的背景。最早对《离骚》做出题解的当为淮南王刘安。周建忠先生列出的“离忧”说，认为此最早为刘安提出，后经司马迁采纳写入《史记》当中的。刘安做《离骚传》，在《离骚》命名中只出现过《离骚》与《离骚经》的两种形式，没有其他的“传”与“笺”的说法，故此《离骚传》就应解释为对离骚的解说，因此作为对影响作品理解和作者思想的题目来说，肯定是非解释不可，由此可知“离骚者，犹离忧也“应最先出自刘安，而被司马迁接受。

在分析司马迁、班固、王逸及许多学者都同意司马迁关于把“骚”解释为“愁”的看法，只是在对“离”的看法上多有分歧。如有班固“离，遭也”、王逸“离，别也”及李陈玉的“别离、隔离、与时乖离”等。在何剑熏《楚辞新诂》中提出：“《离骚》：剑熏按：“离骚”二字，司马迁释为“离忧”，班固释为“遭忧”。实同。因两人俱以“离”同“罹”。王逸释“离”为“别”，其误甚明。”都可以看出司马迁与班固观点相近，且“忧离”说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所以我认为后来的众多解释都是史迁说的一个发展而已。

在《离骚》题解中存在着《离骚》与《离骚经》的问题。王逸最早提出《离骚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意焉。”其后罗壁《识遗》中曰：“离骚怨而实忠，所以骚名经”。关于《离骚》题目中“经”字共有两种解释。第一为《离骚》地位重要，尊之为经。洪兴祖《楚辞补注》：“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士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第二是汉代注释体例，如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然而朱熹注本，除“经”字外，在《天问》《九歌》以下各篇都冠以《离骚》二字。用经字的主要是总结性的篇章，这是汉儒注释的体例。”综上，我认为并没有《离骚经》的说法，是后人自作之题，正如朱熹《楚辞辩证卷上·离骚经》：“离骚经之所以名，王逸以为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经进。经，讽谏君也。此说非是，史迁、班固、颜师古之说得之矣。”由此可知“经”字乃后人加之，非屈原自题也。

三、结语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离骚”两个字的解释非常之多，但有些观点过于新颖，或是理由非常牵强，且有些观点离文本太远，没有体现出题目对文章的统摄作用，所以我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最符合《离骚》本身的。只有真正能概括整部作品内容与体现作者思想感情的题解，才能算得上是最合适的题解。

参考文献：

\[1\]周建忠.《离骚》题义解说类览及反思\[J\].济南:文史哲，1996,(1).

\[2\]龙文玲.《离骚》解题: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J\].桂林:广西师范学报，2005,(1).

\[3\]姜亮夫.楚辞今译讲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离骚全文篇2

汉代第一个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刘安对屈原作品作过精深的研究,《汉书・淮南王传》载:“淮南王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这部《离骚传》今已失传,王逸的《楚辞章句》载班固的《离骚叙》中提到:“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汉人眼里,《诗经》作为五经之首,是颇能表现儒家教义的经典,刘安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谈《诗经》和《离骚》的关系的。刘安指出了《离骚》兼有《国风》“好色”、《小雅》“怨悱”的特点,这一点极具开创性意义,突显了《离骚》等同于儒家经典的重要价值。作为把屈原的作品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的第一人,刘安评屈骚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太史公曾引用了刘安评屈原的话,突出了屈原的高尚峻洁的人格与怨悱之情。

两汉之际的扬雄,是一位辞赋家,也是一位经学家。据《汉书・扬雄传》说,扬雄以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创作了《反离骚》等赋体作品。《反离骚》的创作动机,是扬雄读《离骚》“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也就是说扬雄是感于屈子的悲剧结局,才产生了作《反离骚》以吊屈原的念头的。然而,扬雄的崇圣、尊经的思想观念,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对屈原行为方式采取否定的态度。《论语・述而》记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易・乾卦》说:“潜龙勿用”;《诗经・大雅・民》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因此,扬雄对屈原的以死报楚不以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汉书》扬雄本传)在《反离骚》中又谓“昔仲尼之去鲁兮,斐斐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扬雄认为屈原应当怀瑾握瑜,效法孔子的榜样,“周迈”天下之后,“终回复于旧都”,尽其所能而有所作为。扬雄以圣人、经典为参照来论屈骚,可以说为汉代士阶层树立起一种新的处世原则。随着经学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日益加强,士人的角色、自我意识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统治存在的不可变更,并与之适应;另一方面,作为掌握文化知识的阶层,他们又试图参与政治,对政治、君主有所助益。扬雄重新审视了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士”的生存之道,承认士之“遇”与“不遇”的存在,面对“不遇”这种困境时,全身自守,等待“遇”的时机以实现人生的价值。

班固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离骚序》,见录于王逸《楚辞章句・叙》之末,其中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阍、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班固不赞成的是屈原处浊世而自伤的行为方式,对他的才华与品格不无惋惜之意。他批评《离骚》有“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缺欠,这也是他批评屈原的行为方式的依据。班固主要生活于明帝、章帝时期,他整理编撰的《白虎通义》,是一部诸儒讲议五经并由章帝亲自裁定正误的经学文献,其核心问题就是要树立君权,维护君权。在这种思想的约束下,班固信奉的只能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了,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能不囿于这一规范。在班固看来,屈原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国君的关系,“强非其人”,自然“非明智之器”,更谈不上“与日月争光”了。

离骚全文篇3

关键字:黄离骚;屈原;心路;求索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7A-0185-02

《离骚》在汉王逸的《楚辞》中被列为《离骚经章句第一》,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能被称为“经”的作品并不多,《离骚》作为其中的一部,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同《楚辞》中其他诸篇不同,展现了作者屈原的一段十分曲折的心路历程。

对“离骚”二字的解释历来有许多种说法。但就时代而言,汉代与屈原所处时代相距不远,应该更准确些。刘安的《离骚传》中的解释是:“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的《离骚赞序》中则言:“离,犹遭也。骚,愁也。”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班固的说法。“离,犹遭也”,在《九歌・山鬼》中最后一句:“思公子兮徒离忧”可以作为旁证。

对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学者们也提出过诸多观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篇长诗是作于屈原政治失意之时,当时屈原极有可能是被国君放逐,去国怀乡之际,自然是满心忧愤,这与题目也是相符的。

屈原创作《离骚》的具体地点现在已很难考证,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它的阅读和理解,因为大体的范围还是能确定的。《渔父》中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离骚》大概也是屈原在江潭泽畔行吟所作的。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赞道:“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离骚》作为屈原自由创作的诗歌,比起《九歌》以及《九章》中的某些篇目,更带有一定的传记色彩。开头他就很自豪的宣讲他的家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他是高阳帝的后裔,伯庸的后代,是楚国国君的宗亲,身体里流着贵族的血液,这还不算,他出生的时辰又恰好是寅年寅月寅日,这个据说最“宜男”的日子,上天一定是给了他特殊的眷顾。他的名、字也是极好的:正则、灵均,他不但“内美”,还有“修能(态)”,他又爱好那些象征着高尚德操的香草,把它们披挂在身上,这时的诗人该是多么的自信!他想把才能发挥出来,辅弼国君,“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以及类似的其他两句,并非是消极的感叹岁月易逝,而是对于自己和国君的积极督促:“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从“昔三后之纯粹兮”到“路幽昧以险隘”,是对历史上明君与庸主的叙述,用以劝导国君。他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国家,为了王事,虽然明知道可能招来祸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后面的“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国君还是被谗言所蒙蔽,他自然十分伤心的把这件事比喻做情人间的背离:“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灵修”的变化让他痛心,下面又以香草为喻表达这种情感,就像他种了好多香草,可全变成恶草了:“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有学者以为此句喻所培养之人才变质,成为奸邪之徒,但我却觉得从前文的香草之喻中看不出培养人才的意思,而且后文中也找不出相对印的地方。《离骚》中香草是诗人自身气节及人格的象征,此句我的理解是诗人感叹自己如种香草一般希望用自己的高尚情操及政治见解影响国君,如果仅仅是没有效果,如草全部枯萎,还不值得如此痛心,但最糟的与其希望相反,国君听信谗言,由以前的信任变为猜疑,把他放逐了,并且任用奸佞,所以下文对于众人,即国君身边的奸邪小人的斥责。

从“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直到“固前圣之所厚”,作者反反复复的对奸邪小人的丑态进行斥责,对“灵修”也略有微词,但他仍然再三的高吟出自己的理想,愿意为这理想献出一切。如果要从离骚中选出一节来作为屈原回环往复,一咏三叹的风格的代表,我觉得非此段莫属。他指责那些小人的嫉妒,把他们比作一群坏女人,他们背离了做人的正确方向,而自己同他们这些人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他们迫害他的原因。但他不会因为这些小人的存在就改变自己的信条,他要依从彭咸的遗则,先辈圣贤所推崇的道德,即使因此而遭受更大的不幸也在所不辞。这里反复的激扬的抒情,实际上是诗人心里反反复复思索,辗转苦闷的真实反映。他心里一遍又一遍的告诉自己那些小人的卑劣行径,也实际上在再三的问自己的心:是否要改变自己,但反复思量后每次的答案都是相同的,即使最严酷的惩罚降临在头上也改变不了他的初衷,这种执著是沉重而悲苦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

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怀瑾握瑜的屈原面对国君的不信任还是有些迷惘,他怀疑自己以往的做法是否正确:“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他的反是对自身本性的一种回归,但他还是犹豫的,这里的“延伫”“步余马于兰皋兮”中的“步”,都是十分缓慢偏于静态的动作,也正说明了心中的踟蹰不定。他仍然是用香草作衣物,保持着自身的“修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的话里仿佛是带着一种傲慢:世间其他的丑恶都与自己无关,只要自己的情操确实美好就足够了。但一句“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又透露了他心中的隐痛:他丢不下这个国家,这个尘世,他既不能选择远走他国,也无法做隐士,这就是他性格的悲剧所在。

在他痛苦之际,女寥椿挂责备他。女琳飧鋈宋,古来学者也有争论,有说是屈原的同胞姐姐,有说是妻子的,也有说是侍妾的,但不管哪种说法,她都是屈原至亲的女子,她对屈原的责备是极恳切的,她举出了鲧因直亡身的例子,又强调现实对于屈原的抵触,她觉得屈原的“茕独”是不应该的,是他痛苦的根源。“夫何茕独而不余听”,语气之诚恳可见,更何况又是“婵媛”诉说。她说的话同《渔父》中那位世外高人一般的渔父意思是一致的,但渔父毕竟只是个外人,她却是屈原的亲人,她了解屈原的脾气,知道劝告对他是无用的才会这般语重心长的责备他。从这一段的用词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屈原对于女恋男乃际鞘分理解的,但这些也无法让他改变,他依旧“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

他不愿放弃,但在现实中一直碰壁,于是开始了天地间艰难的求索,这段行程从“济沅湘以南征兮”开始。

这次的求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陈词重华;游于天际;反顾求女。其实这里的求索是一种心灵的溯源,很大程度上是对前文中心路的一次重溯。“就重华而陈词”,重华即舜,舜是屈原心中贤君的代表,《涉江》中就有“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的句子。他的心思是被蒙蔽了的国君所无法理解的,只有诉与贤明的重华,这段里的诉说仍是昏君亡国亡身,明君振邦的旧事以及自己永不变的衷心,和前文中类似的手法没有不同的意义,只是对象不同,但这里向舜所说的也是他想告诉“灵修”的,由于前文已对这种笔法做过分析,在此也就不再赘言。

对重华说完了一直在心头萦绕的话,诗人又驾着虬龙与凤凰,“溘埃风余上征”,从九嶷山出发寻找神灵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他仍不能如意,羲和不愿为他稍作停留,雷神准备不足,帝阍不给他开门。他徜徉,延伫着,虽然这个世界无比的绚烂:“飘云屯其相离兮,率云霓而来御。纷匆匆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又有望舒,飞廉做跟班,他依然彷徨惆怅,感叹:“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不独人间如此,神灵的世界也一样,于是他只好又踏上征程。

失意的诗人想到了“求女”,关于求女,各家的说法更多,我认为最妥当的当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君子,但是这一过程同样艰难:宓妃美而无礼,傲慢好康娱,诗人难以接受;再次寻遍四极,看见恢佚女,虞之二姚,却无良媒,只能感叹。他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无法忍受,只有请灵氛帮他占卜。

灵氛的卜辞似乎还是很让人宽慰的:“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灵氛同时劝导屈原:“何所独无芳草兮,而何怀乎故宇。”故宇简直坏透了,以浊为清,以臭为芳,甚至拿粪土装香囊,似乎是说:“还是离开本国,到别处去的好。”

求得吉占的屈原却犹豫了,他再次请巫咸为他降神,神灵的话同灵氛相似:“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镬之所同。”神灵还提到了说、吕望、宓戚的故事,并督促他:“及年岁之未晏,时亦犹其未央。”无非是催他早行。

灵氛和巫咸的卜辞在屈原心中又掀起一阵新的波澜,他想起了自己的遭遇,党人不谅,芳草化为萧艾,时俗流从。“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他也知道是不可留的,于是不再管他人,采下椒兰、揭车和江离,装扮自己,要“周流观乎上下”。灵氛也为他选下吉日。“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靡以为粮”,食物是如此的丰盛,“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行装也是极其富丽,可见对这次出游的重视。“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他真的要离去了,因为他与时俗实在无法相容。但这条路也是漫长的,越过昆仑,渡过天津,穿过流沙,又游于赤水,“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虽然“路修远以多艰”,经过了这么多路途,他的心情轻松下来,“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逍遥容与,他看到了光明而辽远的苍天,但此时他又一次犹豫了,“忽临睨夫旧乡”,这时不光是诗人,“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停下来,是走还是不走,大概诗人更倾于后者,而且从屈原的一生来看,他选择的是后者,虽然这条路意味着痛苦和无奈。

楚国对屈原来说不仅仅是祖国,更是其宗族所在,是他心理上的依托,这种血缘的亲切将他紧紧地植于这块土地,正如他所写的橘树:“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但是战国的纷争中有识之士往往会四处游走,以求最大限度发挥自身才能,像苏秦说六国,乐毅入燕,范雎相秦,都是这类情况,在本国不得志,便离去,到他国从政。屈原也是有学有志,却在政治上不得志,他完全可以去国他就,但他对楚国的感情又强烈抵制着这种选择,去留之间,矛盾,踟蹰,但他最终选择了留下,“虽九死其犹未悔”,最后的“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看似决绝,但却正说明了对“故都”的深切感情,“将从彭咸之所居”一句仍是表其志――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心路征程,他的本心仍没有丝毫变化,看似无路,但他心里早已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知是伟大还是悲哀。

《离骚》的行文是曲折反复的,所表现的心态也与之相映。其基调虽是沉郁,但却并不绝望,不像《涉江》中有“忠不必用,贤不必以”那样愤激决绝的话语,也没有《惜往日》中“惜壅君之不识”那样矛头直对国君的斥责,算得“怨而不怒”。笔者的能力有限,只能用拙劣的文字来分析屈子的大作,实在不恭,希望老师多多指正。

参考文献:

[1]赵奎夫著.《屈骚探幽》.巴蜀书社2004年版

离骚全文篇4

关键词：屈原 外表美 人格美 艺术美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诗人。他对各种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屈原对美的追求，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欣赏。

一.注重外表美

屈原非常注重自身仪表修饰，他在《离骚》中写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诗人对仪表美的追求是幼年就开始的，他在《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儡”。应该指出的是，屈原是把仪表美与内在美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屈原从人格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内美”的美学观念，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样华美的仪表与质正的心灵构成了屈原最完美的人格。屈原在《思美人》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内美与外美的统一。“情与质信可保合，兑居蔽而闻香”。他在《橘颂》中把两种美的结合高度概括为四个字“精色内白”。

一个具有内在美的人，往往追求仪表美。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美要通过仪表美表现出来有诸外必显诸内，仪表美是内在美的体现和反映。屈原的仪表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仪表美，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屈原的仪表美表现出他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在那个浓黑的社会里，高雅的服饰，烘托着他那高洁的的气质和杰出的风貌，宛如一朵圣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好像一棵挺拔刚劲的松柏，遭风雨而不挠。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类最完美的心灵与外在美的统一体。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屈原的仪表美是人类审美心理某种共性的显现，具有很高的审美的价值。

二.强化人格美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絮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础，也是人格美的最高体现。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他主张“举贤而授以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家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趋黑暗，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细读《离骚》，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中充满了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屈原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政治家的头脑决定了他根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奋斗不息；放弃理想和信念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格。屈原一旦认定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就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美。

屈原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称为“美政”，把理想中的君王称为“美人”，把理想中的贤才称为“众芳”，就连他笔下的水神山鬼，也无不体现着一个“美”字。这种对于美的追求，用屈原自己的话说，就是：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好修”，一方面是坚持美好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培养自己美好的人格。就美好的人格而言，既包括内质的纯正，又包括外表的芬芳。所以《离骚》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修能，就是修态，是内美的外现。内美与修态相统一，乃是屈原追求的目标。

屈原多次写到自己的服饰，他采来各种香花芳草，做成衣裳和佩饰，象征在自己身上培植各种美好的品德。《离骚》说：根木以结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

屈原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为了修养自己的人格，他经常展开内心的斗争。女的责备，灵氛和巫咸的劝告，都曾引起他思想上的矛盾与斗争。《离骚》说：余虽好修以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兮，又申之以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知道“好修”如同自己加给自己的羁，又招来了嫉妒与诽谤，但宁死也不肯改变。

好修以为常的屈原不能容忍丑恶与庸俗，他是一个无情的揭发者与批判者，对腐朽势力的贪婪、嫉妒、偷乐、荏弱、鄙固、追曲、周容，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兰芷和荃蕙的蜕变，就是不好修的缘故：“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离骚》)在临死前所写的《怀沙》里，他还直言不讳地斥责那帮腐朽势力说：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鹜翔舞。……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 屈原在那帮丑类中间，卓然独立，保持着自己的清白与纯洁，是无论如何也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

三.追求艺术美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简称《骚》。自汉迄南北朝，《离骚》又常被举作屈原全部作品的总称。在文学史上，还常以“风”、“骚”并称，用“风”来概括《诗经》，用“骚”来概括《楚辞》，《离骚》的诗歌艺术特色和《诗经》分属两种类型。以国风与小雅为代表的诗型美，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气息，质朴醇厚，亲切感人。而骚型美，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英雄色彩，流动变幻，令人惊异叹服。

所谓的骚型美，首先是一种雄奇之美。《离骚》当中的神话色彩，宗教气氛，奇谲的想象，夸张的描写，令人应接不暇。以《离骚》上下求索的一段来看：“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率云霓而来御。”日月风雷供他驱遣，廖阔的天宇任他遨游，他的气概是多么雄壮。诗歌的雄奇之美，是诗人崇高的理想、广阔的胸怀、雄伟的气魄和渊博的知识的外现。

骚型美其次是绚丽璀璨之美。主要体现在形象塑造上：人和物的形象富于色彩和光泽。语言也讲究浓墨重彩。譬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冉冉”二字写衰老的缓缓逼近。“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漫漫”极言路途之漫长。

骚型美还是一种流动回旋之美。屈原诗歌的意境，极少是静谧的、和穆的，往往如黄河九曲，奔流倾泻中回环往复。像《离骚》这样的长篇抒情诗，在感情的抒发中，穿插了两段叙述行动的文字一段是陈词之后的上下求索，一段是求卜之后的周流远逝。有了这两段穿插，整首诗就灵动了。就表述的感情本身而言，也有希望和失望的回环往复的交替，诗人有回肠荡气之感。

骚型美还是一种隐约之美。《离骚》用香草美人作比兴，借神话传说为寄托，以女子的口吻和情态来表现满腹的牢骚和怨愤，这种表现手法是隐约的。

离骚全文篇5

1894年，白薇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市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是当地的文化名人，曾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回到家乡办教育。在父亲的影响下，她自幼喜欢阅读，而且聪慧过人。7岁那年，母亲带她去看戏，和她们一起看戏的李登高之母在见到白薇之后，一下子就“有了要她做自己儿媳的想法”。她请白薇母女吃了一碗肉汁面，白薇只知道面好吃，却不知这碗面换去了她的幸福，面吃完，她的终生大事也定了下来。

14岁，白薇便嫁给了李登高。李登高目不识丁，他不喜欢满腹诗书的白薇，面对粗鄙无文的丈夫，她终日忧伤抑郁。

婆婆是乡里有名的恶妇，她见白薇整日读书写字，心里便十分的不爽，竟一再地唆使儿子虐待媳妇，饿她，折磨她。在一个冬夜，她又和儿子一起，殴打白薇。李登高将白薇压在身下，她扑上去一口就咬断了儿媳妇的一根脚筋。那钻心的痛，让白薇很透了李家母子。

舅舅知道后，同情外甥女的遭遇。他帮助白薇进入了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使她暂时脱离了苦海。但是婆家并没有放过她，很快就组织了一班人，去衡阳把她捉了回来，继续折磨她。不久，白薇又考入了长沙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舅舅的斡旋下，再次走进了校园，但还没毕业，婆家又来捉她。这次，她宁死也不肯再回李家那个人间地狱了。在同学的帮助下，她从学校一间厕所出粪的孔道爬了出来，逃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在日本，白薇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靠给别人当女佣赚取学费。寒冬腊月，她穿的依旧是出逃时的那件旧夹衣，境况凄惨。但她求知若渴，以极大的韧劲，忍受着艰难困苦，并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日本最好的女子大学——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大学。

白薇的争气让父亲动了恻隐之心，他主动寄了一笔钱供白薇读书。白薇的生活才得以改善。这时候，她邂逅了杨骚。杨骚是一位来自福建的才子，风度翩翩，才华横溢。他对白薇一见钟情。他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的心、灵、影，也爱你那不畏艰苦，肯于奋斗的个性。因此，我要把我的心灵也完全地交给你。你是我在这世上寻来的最理想的女子。”

杨骚的诗意表白打动了同样具有诗人情怀的白薇。白薇大杨骚6岁，杨骚叫她素姐，白薇叫他维弟。这是白薇嫁入李家后，第一次感觉到了温暖与幸福。在东京寒冷的冬季里，白薇的心里充满了明媚的春光。

可是，这幸福不过是寸许光阴。杨骚很快就移情别恋了，他爱上了咖啡店的一个年轻女招待，白薇伤心欲绝，她哭着找杨骚。杨骚却辩白道：“白薇，我只爱你一个人。喜欢和爱是两回事，对别的女人我只是喜欢喜欢而已，你不要那么小心眼儿。”明知道是无稽之谈，白薇竟然原谅了他。也许白薇心想，爱他就要接受他的一切，包括他的风流和不负责任。

白薇的痴情和单纯注定要伤痕累累。1925年2月，杨骚撇下白薇独自回国了，他只留给白薇一张纸条：十二万分对不起，我没有和你告别。白薇又气又急，昏了过去。醒过来后，她深情地给已在杭州的杨骚写信：啊!我丝丝垂着的发端上，都吊着一位青衣曼陀阴郁的诗人你!我眼仿佛迷惑在海底，手被风妖雨怪拖去似的……信到杭州，杳无音讯。白薇望眼欲穿，她借了只手镯当掉当盘缠，回到杭州，粉妆艳饰了去讨杨骚的欢心，不料却被杨骚无情地奚落一番。杨骚又一次悄然离去，独自回了他漳州的老家，不久又下南洋经商去了。他扔给白薇一个三年之约的承诺，说三年后再来与白薇相聚。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承诺，只有白薇才信。她饱含深情地等待着杨骚回来。

杨骚走了，她终于可以专心写作了。她的才华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在鲁迅的提携帮助下，她的诗剧《打出幽灵塔》发表在《奔流》创刊号上，白薇的名字与郁达夫、冯雪峰、柔石等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以优美的姿态，登上了文坛，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早期成员。

如果白薇能够心无旁鹜地继续创作，她在文学上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但她没有，因为杨骚又回到了她的身边。这一回，他们以恋人的身份交往，虽然住在一起，但白薇有柏拉图情结，她相信真爱是用灵魂来沟通的，而不是身体。所以，她跟杨骚一直保持着单纯的精神之恋。这也许只有白薇这样天真浪满到了极点的人，才会相信依靠高贵的灵魂就能够留住恋人的心。也许世间真有如同白薇一般单纯的男子，但杨骚肯定不是其中的一个。他天性风流，他在给白薇的信中说：我是爱你的呵!我最最爱的女子就是你，你记着!但是我要去经验过一百个女人，才疲惫残败地倒在你怀中，永远不再离开你!可怜的白薇依旧对他一往情深，这份感情一直持续到白薇人老珠黄，不为人知。

白微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神志不清，但她依然记得她与杨骚的点点滴滴，她口里一遍遍地低喃：我的爱人是杨骚。

可是不久之后，白薇的柏拉图之梦就破碎了。在杨骚的坚持下，两人发生了一次，可这唯一的一次，却让白薇染上了可怕的性病，这难堪的病痛，折磨了白藏多年，也杀死了白薇的爱。白薇主动向杨骚求婚，她想要一场隆重的婚礼来成全自己的爱。婚礼那天，白薇盛装，嘉宾满堂，可杨骚却突然失踪了，留下白薇独自面对尴尬。这彻底伤害了白薇女性的自尊，她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断绝这段爱——出版她与杨骚的情书集。书名《昨夜》，无言地声明两人的爱已如昨日之夜——过去了。

1940年，白薇来到重庆。不幸，杨骚传染给她的性病又发作了，很严重，卧床不起。白薇的朋友叫来了杨骚。杨骚毕竟良心未泯，他见这个深爱自己多年的女人奄奄一息，也于心不忍。他主动要求与白薇复合，白薇却断然拒绝了。

在的指示下，杨骚被疏散到了新加坡。也许是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使他懂得了珍惜。他期待与白薇旧情复燃，不断来信求她。还将自己工资的一大半寄给白薇治病，白薇却心如死灰，她的爱已被杨骚榨干，她既不会爱上别人，也没有能力再爱杨骚。得知复合无望后，杨骚娶了一位当地的姑娘，生儿育女，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

离骚全文篇6

关键词：发愤著书 痛感之美 《楚辞》

一、引言

《楚辞》中收录了屈原的传世之作，还选录了宋玉、贾谊等人的辞赋。两汉文论研究的特点是强调文学和政治教化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侧重于探讨文学的外部规律。其中，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文艺思想的基本纲领表现为“文学人心治道”的“诗教”公式，注重于阐述文艺和现实、文艺和时代的关系，并明确提出了美刺讽谏说。尤其是对《楚辞》的文论批评，从刘向、司马迁再到扬雄等诸多评论家的文论思想中，深刻地归纳和总结出文学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在乎“痛感之美”。

笔者从《楚辞》的研究文论中，找寻“发愤著书”思想的成因。并通过自汉代以来文学大家对“发愤著书”创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来论述古代文论所推崇的“痛感之美”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二、两汉《楚辞》的文论研究

《楚辞》收录了屈原的全部传世之作，还选录了宋玉、贾谊等人的辞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汉代的《楚辞》研究包括注释训解和作家作品评论两部分。其中，刘向、司马迁和扬雄、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的评论有代表性。通过评论，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想成为汉代文论的重要内容。

最早对屈原和《楚辞》作出评价的是贾谊（公元前200～168）。他在《吊屈原赋》中充分肯定了屈原的为人，赞扬了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不与馋A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精神。继贾谊之后从儒道结合的角度，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评论并给予了极高地位的是淮南王刘安。据班固《离骚序》中的引用，联系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知，刘安所作《离骚传》前有叙，对《离骚》作了重要评论。刘安认为，《离骚》可与儒家经典相媲美，兼有“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的特点；指出屈原虽处浊秽之中，却能泥而不滓，保持品德的高洁。除此之外，班固在《离骚序》中记载：“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有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由自己的身世而联想到屈原的为人，又“未尝不垂涕”。由阅读中的情感共鸣进入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理性思考时，司马迁对屈原高洁的人格――“志洁”“行廉”和《离骚》的思想成就――“明道的之广崇，治乱世之条贯，靡不毕见。”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其艺术方面，司马迁更是毫不吝惜地评价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三、从《离骚》到“发愤著书”思想形成

仰望《离骚》在古代文论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司马迁认为，屈原心中有“忧愁幽思”之怨，就在于《离骚》是怨愤的产物。正所谓“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者，犹离忧也”。

不禁让人想起屈原的生平和创作实际。屈原曾谈到自己的创作是“发愤以抒情”（《惜诵》），这种怨愤不只是一己之情绪，而是一个“志洁”“行廉”的正直诗人对不合理的现实发出的沉痛抗议。由于政治抱负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诗人便愤而著书，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抒其愤”。

司马迁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解而获罪，遭宫刑。出狱后，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不巧巨著《史记》。《史记》有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h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亦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通过司马迁的真情抒发，可知司马迁不再把文学创作视为美讽刺喻的工具，而是把文学当成抒泄愤懑，实现作家社会抱负的途径，这显示了司马迁不同于儒家教化中心论文艺观的进步性。

汉代批评家通过对屈原及其创作的评论，奠定了“发愤著书说”在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把怨愤之情视为文学创作灵感的源泉，把“发愤著书”看作文学作品取得艺术成就的必要条件，由司马迁引发，并由历代批评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刘勰认为，“‘志思蓄愤’是为情而造文，其楷模《风》《雅》”。刘勰在其文论思想中一直推崇和强调的是“为情而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他主张，只有发自真情实感的文墨才会成为经典，只有自然流露的情感才是艺术创作永恒的源泉。而内心的激愤和不平更是诗人或创作者经历了人间疾苦、世间百态后所积淀的真挚情感，也是取得艺术成就的关键。到了唐宋时期，“志思蓄愤”的创作思想达到了普遍共识。李白的“哀怨起骚人”（《古风》其一）、韩愈的“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以及“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荆谭唱和诗序》）、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王安石“诗三百，发愤于不遇者甚众”（《书李文公集后》）。刘禹锡也曾指出，“发愤”之作的艺术成就，不仅取决于艺术家，而且与读者接受心理中有无“遭罹世故”的愤懑之情有关。总之，“愤”不仅是创作的动力，而且“愤”这情感本身就是抒情写意作品的原料和养分。

到了明清时期的小说批评家又对此理论有了新的发挥。其中，文论家李贽继承了司马迁以来关于“发愤著书”的文论思想，又有新的发展。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家，他不止为一般怀才不遇的文人鸣不平，而敢于替啸聚山林的反叛者说话，此“愤”义为更大的正义性，这种正义的情绪充满于作品中，必然具有更大的审美感召力。

四、“痛感之美”的心灵呼唤

1.何为“痛感”

文化学者李泽厚先生于1985年春在一次题为《中国的智慧》讲演中提出了“乐感文化”与“罪感文化”这两组相对的概念范畴。他认为，“乐感文化”是中国文化心理不以另一个超验世界为指归，它肯定人生为本体，以身――心幸福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为理想、为目的。《论语・学而》的首章就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乐感的存在，引导我们去过一种内心充满喜悦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乐感”的生命存在方式。它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精神：乐感文化。

乐感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实用理性。由此观之，中国人是最讲实用，最讲实际，最讲实惠的。这种讲实用，讲实际，讲实惠，使中国人具有了灵活变通的性格。正符合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的精髓。

而“痛感之美”就像乐感文化中的一根利刺。以阵痛的方式迸发出思想力量的最强音。例如屈原用投江明志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终结自我的人生，用一种颓疾之美震颤出生命之花。像屈原、司马迁等诸多“发愤著书”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他们敏感地感受到时代赋予他们的责任和权力。他们不谙于世故圆滑的做人秉性、他们不受控于“发乎情、止乎礼”的节制世界。跳出整个历史来看，他们追求的是彼岸世界的人生价值。用一种阵痛的代价告诉世人，彼岸的精神世界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向往和不懈追求的。

2.“痛感”所承受的生命之重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位巨匠似的人物――鲁迅，承载了中国人思想和文化的精髓。鲁迅用弃医从文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宣告了他选择用“文艺”来承载中国社会几千来积压的“痛感”。《阿Q正传》《祝福》《药》，等等，嬉笑怒骂的笔锋无不戳痛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要害。“吃人的本性”“奴才心理”“铁屋理论”、以及“看客心理”，等等，都一针见血地雕刻出中国人人性之中的“丑态”“恶态”“病态”以及中国社会的“丑陋面”。有人说，在鲁迅的小说作品中，很难找到一个健全的人。在其笔下，孩子是羸弱的、不健全的，如《药》中身患痨病的小栓；妇女是受压迫、无知的，如《祝福》中的祥林嫂；知识分子是迂腐、麻木不仁的，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农民是被苛税、兵、匪、官、绅折磨的木偶人，如《故乡》中的成年闰土。可以说，这些病态的人物在生活中又处处可见，甚至被鲁迅先生精湛的雕刻功底刻画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一个作家，放弃了歌功颂德的笔法，放弃了迎合当政者心坎的大好前途，像一个精神斗士般地选择用生活中最写实、最丑陋的真实面来表现对社会发展、对人性启蒙的“大爱”。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扯开民族几千年遗留的“顽疾之痛”，这才是真的勇士。

这些敢怒、敢言的“勇士”，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意义。小到魏征的直言纳谏，迎来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大到一个鲁迅的出现，成为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民族的骄傲。他们正是用一种“痛感”的方式来唤醒身边人，用一种“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牺牲精神来启蒙麻木的民族，用一种“飞蛾扑火”“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来担起整个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鲁迅曾说：“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 ，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岐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择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不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两地书・二》）无论是“歧路”还是“穷途”，选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鲁迅深信人生路途上选择的意义，他勇敢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在选择中，找寻人生的意义，在苦难中，感悟生命的价值。

回头再次观望，是否因为鲁迅用一种“扯痛”的方式表现中国社会的“丑陋”，我们就不欣赏、不接受他？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极端辛辣的笔触刺痛了中国人劣根性的麻木神经，正是一种“痛感”的呼喊唤醒了铁屋子里熟睡的愚昧之人，正是“痛感”所承受的生命之重的人生选择，让我们的民族在一次次的危难之际，转危为安。让我们的文化在思想的领地显得深邃、久远！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离骚全文篇7

关键词：《离骚》；屈原；爱国情怀

1.《离骚》简介

屈原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其作品中表达了真挚的爱国情感，《离骚》一文正是在楚国灭亡之后，屈原在悲愤之余写出的一部作品，在文中作者阐述了对楚国君主和人民的热爱，对国家走向覆亡表达了深切的悲痛，作者剖析了楚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抨击了那些误国误君的奸佞之臣，以自我的高尚品德反衬了奸佞之人的品格低下。楚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战国争雄中展现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由于楚国君主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再加上君主任用奸臣，从而造成了楚国逐渐势微，连年征战失败，而楚怀王为首的贵族集团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至楚国人民的安危于不顾，从而走向了国家灭亡的悲剧。在当时的情况下，屈原被奸佞小人迫害流放，对楚国的危机无能为力，只能用发自肺腑的悲痛为楚国送上最后的哀歌。

2.屈原爱国情怀的体现

2.1 热爱普通的楚国民众

忠君爱国是屈原爱国情怀的支撑，屈原一生兢兢业业、操劳国事、事事以国家为重，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带领楚国走向振兴，后来遭到了奸佞之臣的排挤迫害，依然对不失“存君兴国”的志向，希望能够实现强国安民的理想。中国古代就有极强的民生意识，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只有热爱民众、同情民众，才能设身处地的思考民众疾苦，制定相应的休养生息政策。屈原对楚国人民有很深的情感，在《离骚》中屈原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慨，国家动乱的最终承担着就是基层的民众，而屈原的志向就是振兴楚国，让楚国统一全国来结束战乱，让人民摆脱战争的困扰，从此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这种“亲民”、“爱民”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屈原的情怀中。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来看，屈原的思想和楚国人民的意愿息息相通，作为中国民族伟大的诗人，屈原痛心人民疾苦，关系普通民众的存亡，在《离骚》中，屈原虽然身处流放，但是矢志不渝，将自己一颗热心倾注到楚国人民身上，以悲痛的诗句写出了楚国人民亡国亡家的悲愤心情。

2.2对楚国的热爱

屈原是战国时代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其准确把握当时的历史现状，针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情况，提出了振兴楚国的口号，在屈原看来，只有振兴楚国国力，才能为人民提供坚实的保障，保卫楚国的大好河山不被侵犯。但是屈原的主张却得不到认可，楚国的统治者依然醉生梦死，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最终导致楚国灭亡。屈原对国家的热爱，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方针的提出，针对楚国的现状，屈原提出了变法主张，制定完整的国家法制，并建立楚国自己的文字，同时要开放言路，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人纳入到楚国国家管理中，革除楚国多年的弊病，再者要改革军队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联合其他国家来维持楚国的稳定性，从这方面来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变法践行者，其变法主张策略都是有利于国家壮大，在《离骚》中，屈原所云“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这表明屈原勇于面对现实，表达了对国家改革的急迫性，同时屈原重视对国家人才的培养，为国家振兴打下良好的基础，正如离骚》中所写“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但是由于楚怀王个人意志不坚定，再加上周围奸佞之臣的阻碍，屈原的改革政策始终无法推行，其一腔报国热血付之东流。

2.3爱国精神产生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高度开放的时代，同时各国之间相互征伐，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屈原对劳动人民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希望通过振兴楚国来维持老百姓的安定生活。楚国虽然经历过繁荣的时代，但是当繁荣远去之后，楚国就不得不面对各国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强大的秦国崛起之后，直接威胁了楚国的国家安全，楚国人民的安定受到了威胁，屈原身处在楚国的高位，他不计个人得失，将生死置之度外，意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楚国被动的局面，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本源。从屈原自身来讲，他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其进步的思想决定了其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屈原对家和国的情感深厚，在《离骚》中作者借用高洁的事物来表达自己对楚国深厚的情感，并和破坏楚国安全稳定的恶势力进行斗争，屈原的一生都是和楚国恶势力进行斗争。

3.结语

屈原在《离骚》中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军民的深厚感情，屈原身处战争的动乱年代，发出了振兴楚国的号召，积极主导楚国推行改革，力图壮大楚国力量，为人民赢得安定的生存空间，在改革变法过程中，屈原屡受挫折，其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但是爱国情怀的光辉无法被历史掩盖，终将散发耀眼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李瑾.从《离骚》中看屈原的忠君与爱国[J].黄冈直接技术学院学报，2011（06）.

[2]曾艳.论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时代价值[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3（23）.

离骚全文篇8

日月不淹：太阳与月亮互相交迭，未尝稍停。

日月不淹原为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出自先秦屈原的《离骚》。《离骚》是战国诗人屈原创作的文学作品。《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主张“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提出“皇天无私阿”，对天命论进行批判。

（来源：文章屋网 ）

离骚全文篇9

刘勰；赋论；明体；赋学史

12062A0182-11

①

任P撰、陈懋仁注《文章缘起》，《学海类编》本。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辞赋理论通史”（09BZW073）

〔作者简介〕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赋学会会长，江苏南京210023。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综览刘勰论赋，除了《诠赋》篇为专论，其他篇章涉及评赋亦多，如《宗经》《辨骚》《颂赞》《杂文》《谐隐》《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时序》《物色》《才略》等22篇，或言赋以明理，或论事以引赋，综类博采，涉及到辞赋渊源、流变、作家、作品、体类、风格、结构、词章等方方面面，人以“体大思精”称誉《文心》之制，于赋论而言亦甚恰当。本文通过考察刘勰赋论产生之背景，仅就其“明体”以论赋的批评，探寻其赋学史意义。

一、刘勰赋论的背景考察

刘勰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与南朝齐、梁的兰陵萧氏可视为一个团体，他们共同创造了自汉晋以来赋学研究的辉煌历史，因为作为萧梁的东宫通事舍人，刘勰的文事活动实与昭明太子及这个时代紧密关联。考兰陵萧氏，因南迁而为江南大姓，齐、梁两代居皇族之尊，引领文治，成南朝文学之盛。而萧氏一族今存辞赋且有相关评论者，据现有文献，主要有“五萧”，即萧衍、萧子良、萧统、萧纲与萧绎。倘依时序而论，又经历了由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到梁宫文苑的变迁。萧子良在金陵鸡笼山西邸时，邀众宾客于府第，以文学著称者有“竟陵八友”，梁高祖（武帝）萧衍与沈约等皆参与其中。据《梁书・武帝本纪》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I、王融、萧琛、范云、任P、陆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其中沈约以声律学论赋，极具时代特色，任P《文章缘起》亡佚，然据其序文所称录文章“凡八十四题”以及今存“赋，楚大夫宋玉作”佚文①，

可知其中包括了有关赋体及赋源的理论。而萧衍因参与竟陵王文学团体的活动，必受当时文风影响，只是他后来以帝王之尊开辟风气，又形成以他与昭明太子萧统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并对梁朝赋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兰陵萧氏诸贤中，有较完整赋学批评思想者首推萧统，究其根本，在于他主持的《文选》编纂工作，尤其是《文选序》中对编纂义例与诗赋文学传统的说明，诚当时重要之赋论。萧统在太子东宫，一时文士汇聚，如殷芸、陆、到洽、刘孝绰、徐勉、萧子范等人，多与游处，刘勰时为东宫通事舍人，缘此，前人以为《文选》成于众手。如谓“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

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引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

“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1〕，然其编纂思想属于萧统，则无人怀疑。就大体而言，萧统一方面顺适时需，容受当代新体与时风，具有文学“新变”的意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文学“典则”思想的推崇，同样决定了他对赋的认知态度。

刘勰以《文心雕龙》之《诠赋》篇为中心的赋论，与萧统《文选》也有着共时特征。骆鸿凯于《文选学・纂集第一》中认为：“《刘勰传》载其兼东宫通事舍人，深被昭明爱接；《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是岂不谋而合，抑尝共讨论，故宗旨如一耶。”〔2〕对此，有一公案即《文心雕龙》的成书年代问题。《梁书・刘勰传》记载，勰在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后“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盛贵，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可知其撰述之成以及受到沈约的赏识，当在“昭明爱接”之前。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此也有交待：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3〕

对这节文字，纪昀评曰：“阙当代不言，非惟未经论定，实亦有所避于恩怨之间。”〔4〕显然认为刘氏成书在梁，并推述其“阙当代不言”的原因是无定论及避恩怨。而晚清学者刘毓崧则不以为然，其于《书〈文心雕龙〉后》考论上引《时序》所述云：“予谓勰虽梁人，而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此篇（指时序）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极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5〕

有关萧梁时代的文学批评，学者已共认“三派说”，即以裴子野、刘之遴等为“守旧派”、萧纲、萧绎等为“趋新派”，而刘勰与萧统则属于“折衷派”的代表。就时序言，如“守旧派”之裴子野《雕虫论》批评“若悱恻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舞其音。由是随声逐响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赋诗歌颂，百帙五车。蔡邕等之俳优，扬雄悔为童子”

引自杜佑《通典》十六《选举四》。按：这段文字系裴撰《宋略》之“选举论”之部分，宋人编《文苑英华》收录于卷七四二《论文》，题名《雕虫论》。

，其论出自《宋略》而成于萧梁前，故又引起学者对“梁代三派”的质疑。然则将“三派论”置放于“南朝”或“齐梁”亦未尝不可，只是此现象延续到梁代尤为突出。因此，前引骆鸿凯有关《文选》与《文心》“笙磬同音”，以及萧统与刘勰文学持论“折衷”，正是讨论这一时期赋论的关键。刘勰《文心雕龙・序志》阐明自己的论文方法是“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何以“折衷”，在同篇中他列举“近代之论文”者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显然是总结魏晋文论而以会通思想持“折衷”态度的。

如此“折衷”的批评态度，同样可视为当时赋论的主流，包括了当时人对赋源、赋体与赋史的认识，这可于刘勰《文心》与萧统《文选》的赋学比较中观其旨趣。

二、刘勰与萧统赋学观比较

对辞赋创作的批评持折衷态度，刘勰与萧统的思想大抵一致，其中有着从“赋用”到“赋体”的思路。这其中最突出的批评主线就是“经义”与“词章”的理论交集。质言之，汉人赋论的主旨是从赋用观出发，以经义衡赋并形成“丽则”与“丽淫”的分离，而刘勰、萧统等继承魏、晋以来赋论成果由赋用转向赋体，以辞赋附合经义，树立起赋之“丽词雅义”的新典范。先看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论“文体”：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6〕

此以六经为本，落实于“文”重在明其体义。次观《辨骚》论源起：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7〕

追附“诗人”，即本乎经义。而其论《离骚》之义则谓：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U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淹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慌，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8〕

各举“四事”，以彰显其异同于“经典”，内含“骚”之形容、词章与特色，关键仍在于明其“自体”与合乎经典之“体”。再视其《诠赋》对赋体的规范与要求：

原夫登{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着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e者也。

这段文字今本与“唐本”多有异词，如“物以情观”之“观”，唐本作“睹”；“文虽新而有质”之“新”， 唐本作“杂”；“色虽糅而有本”之“本”，唐本作“义”，《御览》、《玉海》并作“仪”，黄叔琳校云“一作仪”；“无贵风轨”之“贵”，唐本作“实”，《御览》作“贯”。详见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55、56页。又按：此段文字因系刘氏论赋体之要语，异文特为注出。

所谓“立赋之大体”，即刘氏论赋明体的结穴，其关键语“丽词雅义”，既融织了经义与词章，又是对扬雄“丽则”说的新阐释，其中增益了“词必巧丽”的赋体要义。因为在刘勰看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并不仅属于华词过度的“丽淫”，或“辞人之赋”的偏颇，而是“愈惑体要”，落点仍在“明体”。

与刘勰的赋论相同，萧统《文选》论赋最有新见的是赋体论，而引人注目且遭非议的也集中在这一领域。概括地说，主要是“别骚”与“赋首”两方面。萧氏为了突出赋体的特色与地位，别立“骚体”两卷，收录《离骚》《九歌》等13篇作品于中，并在《文选序》明示：

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9〕

其别立“骚人之文”，且有理论阐发，意近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诠赋》之分，于当时“骚文”体类化趋势相关，然于文体中别立其体，萧氏之说不乏新意，也颇有影响。对此持批评态度者，如吴子良《林下偶谈》：“太史公言：‘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10〕又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指斥“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11〕，也包括对别立“骚”体的看法。尽管自宋迄清诸多学者对《文选》区分骚、赋持有异议，然归返其本，萧统之见实与魏晋之世“赋体物”与“诗缘情”的创作风格的辨析相关。在他看来，骚人主情更接近于“诗”体。后代如祝尧《古赋辩体》于“诗人”“辞人”外另有“骚人之赋”以倡“主情”说，程廷祚《骚赋论》区分“骚”与“赋”的见解，虽仍以“骚”归“赋体”，但其立论，显然受到萧统“骚人之文”观影响。

《文选》包七代之文，分38类，其中诗、赋、骚作品居大半，然首列“赋”19卷（第19卷并赋与诗），以其“首赋”而彰显“赋体”在“文”中的地位，与其序文所言“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厉”的文学发展观有密切联系。然而对此的质疑，以清人为最。如袁枚认为：“文以赋装头，始于《文选》，刘禹锡曰：‘文章家先立言而后体物。今以赋装头者，非也。’”〔12〕而桂超万则认为：“赋者，古诗之流，《文选》以此居首，其次第有脉络可寻也。”〔13〕持论相左。与袁枚说相类，章学诚之论最典型，其《文史通义》批评《文选》体例之“淆乱”首在“赋先于诗”〔14〕，而在《永清县志文徵序例》中复谓：

很显然，刘勰《诠赋》继承了这一论述，一则考定“赋者，铺也，铺采の模体物写志”，一则以为赋之描写在于“写物图，蔚似雕画”。而在《物色》中，刘勰又合观楚辞与汉赋而指出：

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22〕

尽管“丽则”“丽淫”说传承扬雄，并无新义，然其对辞赋体物的叙写之法及由此带来的修辞效果，则较陆机之说更为形象具体，且细密而周备。

第二条线索是皇甫谧《三都赋序》中继汉人“赋者，古诗之流”的思路而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从而在理论上使“赋”的古诗之“用”向“体”转变；同时，由于因“体”明“变”，在某种意义上又将《汉志》的“不歌而诵”与班固《两都赋序》的“古诗之流”汇合，在赋体的意义上解消了前者论述偏于“讽”而后者重于“颂”的差异。为说明问题，摘录皇甫谧的《三都赋序》前三节文字：

古人称：“不歌而颂谓之赋。”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

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故孔子采万国之风，正雅颂之名，集而谓之诗。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23〕

第一节文字表面上虽是承续《汉志》“不歌而颂谓之赋”并为之解读，但论者“然则”一转，即变成论赋之体，如果说“因物造端，敷弘体理”还偏于继承汉人旧说，则其“引而申之”以下几句话完全是“诗赋欲丽”在赋体创作体验上的理论演绎，由“极美”“尽丽”的夸饰展示赋的“美丽之文”，成为论者的中心意旨。第二节文字的末句重写班固《两都赋序》引旧说“赋者，古诗之流”，然差异甚大：班氏继“古诗之流”后由周室《诗》颂引发有关汉代献赋之用，及创制《两都赋》的原由，而皇甫谧在“古诗之流”前置言说，于为文既尚辞又重政教，转谓“诗人之作，杂有赋体”，不仅由《诗》之用变为《诗》之“体”，以彰“赋体”之源，寓含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所解“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的“铺陈”法，并附以《毛诗序》的“二曰赋”的说词

《毛诗大序》列举“六义”，仅释“风、雅、颂”三义。按：有关大序的作者，共有24种说法，对此，徐澄宇《诗经学纂要》（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刘光义《汉武帝之用儒及汉儒之说诗》（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有详解，然撮其要，则为三说：一是子夏作，二是卫宏作，三是汉儒经师陆续纂就。皇甫之论，取第一种说法，是传承汉儒郑玄《诗谱序》的。

，将《诗》之“六义”引入赋论，以成就其论“体”的意义。第三节文字基本承袭《汉志》所说的“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一段话，可是仔细揣摩，皇甫谧以孙卿、屈原赋“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而为“赋之首”，却改变了汉人以“贤人失志”赋承续“赋诗言志”之用，而以“赋之首”言孙、屈之作，显然着眼于赋体，是承续“诗体”而正“赋”名，具有本源的意义。

如果说这种思想在皇甫谧的序文中尚属粗略的表述，则刘勰继承这一思路，在明体的原则下作出了更为细密的理论编织。刘勰在《诠赋》开宗明义，所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传》云‘登{能赋，可为大夫’”“不歌而颂”“古诗之流”等，将《左》《国》所载“献诗”“赋诗”，《毛传》所述“登高能赋”以及《序》《传》之义与刘、班之说在寥寥数语中杂糅于一，关键处在首句以“诗之六义”笼罩，统合诸端，明确“铺采の模体物写志”之赋体且上溯于《诗》之“六义”之“赋”。缘此，他认为先秦时代的赋诗言志如“郑庄之赋大隧，士J之赋狐裘”，是“虽合赋体”却“明而未融”，迨至屈原之作“始广声貌”，荀、宋继起，方始“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因为其体“述客主以首引，极声以穷文”，这才是“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很显然，刘勰的赋体“六义说”所标明的由《诗》“赋”到“赋体”，已寓含了历史的新变，而自此以后赋体“诗源”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赋诗言志”向“六义之赋”的中心之转移。这一观念也成为后世论赋宗经而源《诗》的蓝本，特别是清人大量的《六义赋居一赋》的创制

按：唐人李益始作《诗有六义赋》，至清代馆阁赋有较多以《六义赋居一》为题之作，如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八引录有程恩泽、潘锡恩同题《六义赋居一赋》，又《赋海大观》“文学类”收录有赵《六义赋居一赋》等。

，已然为一种创作风习而对此理论作出回应与诠释。

第三条线索是皇甫谧的弟子挚虞《文章流别论》中的赋学见解

挚虞师从皇甫谧，详《晋书・挚虞传》：“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又《皇甫谧传》：“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尤其是“古诗之赋”与“今之赋”的区分，以及对古赋“情义为主”的推崇与对今赋的批评，于刘勰赋论影响最大。这里仅引述《文章流别论》继“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后推崇古诗之赋的言说：

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24〕

这段话前几句说明“古诗之赋”的本原，以彰显赋体应运而生的缘起，其中推崇楚赋为“赋之善”虽不及乃师皇甫谧所言屈原赋为“赋之首”更明确赋源意识，然其立论及用意则完全一致。而有关赋有“古诗之义”的论述，观其语言环境，显然与汉人不同，已勘进于赋体的义域。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诠赋卷八》梳理汉晋赋论，以为“以虞所论为最明畅综切，可以与舍人之说互证”，其中刘勰《诠赋》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风归丽则，辞翦美稗”之要义，“盖与仲治同其意旨”。〔25〕这指的是刘勰“立赋之大体”与挚虞所称“古诗之赋”类同，同样，刘勰所言的“逐末之俦”赋作的“繁华损枝，膏腴害骨”以及如扬雄所批评的“雕虫”“雾e”等等，又与挚虞所说的“今之赋”相近。尽管刘论多取法挚虞，可观其承续关系，然比较《流别论》与《诠赋》所述，思想亦多不同，其中两点最为明晰：其一，挚虞的“古诗之赋”传承扬雄“诗人之赋”的说法，是一种创作样式，而刘勰淡化了这层理解，更多地视《诗》为赋的宗经之本与体类之源，所谓“六义”之“赋”，与“赋”文毕竟是“同义”而“异体”，其中内含了刘氏赋学历史观的强化。其二，挚虞认为“《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于《离骚》”，明示传承汉人的说法，而刘勰不然，其论与萧统《文选》相呼应，别立《辨骚》，故于赋域则视屈原之作是“始广声貌”，至“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的出现，才有别于“诗”而“蔚成大国”。虽然学界对挚、刘赋论的评价颇有轩轾，甚或扬挚而抑刘

如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解读《诠赋》比较挚、刘之论，认为挚虞“古诗之赋”与“今之赋”论析明晰，而刘勰以“丽词雅义”为“立赋之大体”，然评析楚汉“十家”却并不从“雅义”出发，所以他认为“挚虞的论赋，前后一致，剖析入微，实在刘勰之上”。

，然而刘勰试图汇合经、文与诗、赋的传统，落实于明赋之体的意义，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构建意义。

四、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通过以上三条理论批评线索的梳理，我们再看刘勰论赋的“明体”思想，其对赋体论有着较为宽广且深入的新拓展，兹就其要，试作几点申述：

首先，“体则诗、骚”，是刘勰由赋源到赋体之观念确立的基础，这就是《诠赋》所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括宇于楚辞也”。在刘勰之前，檀道鸾曾有论汉赋“体则诗、骚”的评论，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清光绪17年思贤讲舍刻本。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262页引文中“至过江，佛理尤盛”语作“至江左李充尤盛”，嘉锡案：“各本‘至过江，佛理尤盛’。《文选集注》六十二公孙罗引檀氏《论文章》作‘至江左李充尤盛’。”

此论汉及东晋诗赋文学传统之变迁，对汉赋之推崇及对“新体”的非议，均为刘勰所继承。如刘勰《辨骚》篇论“骚”云：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离骚》之文，依经立义……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26〕

此论诗、骚传统，阐明骚雅之风。又如《时序》篇述“史”云：

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降及灵帝……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元皇中兴，披文建学……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自中朝贵玄……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27〕

此论文学变迁，其中同样内含了对汉赋的因“礼乐争辉”而“辞藻竞骛”的赞美，于汉末迄东晋诗赋之变的弊端，轻蔑之意溢于言表。又如《情采》篇论“文”、“情”关系云：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28〕

此论虽未脱前贤“诗人”与“辞人”之说的窠臼，然就当时为文者“近师辞赋”的而致“体情日疏”，却正包含了赋家体则诗骚与归附风雅的重要性，这只是以反彰正的另一种言说方式。再如其《丽辞》篇论赋体词章云：

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29〕

在肯定辞赋丽辞的前提下，刘勰的褒贬态度也非常明显。从理论的意义来看，刘勰论赋体则诗骚又牵涉到两个问题，即赋体宗“经”的由来与辨“骚”的态度。

刘勰论赋追奉诗、骚，尤其是彰明《诗》之“六义”，究其渊源则在宗经，如其《辨骚》所言“同于风雅”之褒扬与“非经义所载”之抑弃，最为典型。以赋附经的评论在刘勰之前如《世说新语・文学》引孙绰语：“《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刘孝标注：“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260页。按：鼓吹，《汉乐四品》之第三品“黄门鼓吹”，本俗乐，后演化为雅乐。孙毓《东宫鼓吹议》云：“闻其音而德合，省其诗而志正；感仪足以化民俗，制度足以和神人。”又，陆机《鼓吹赋》对鼓吹曲的功能、特点与风格颇多描述，可参。

所谓“鼓吹”，具有对经义之相承与传播的意思。晋人围绕左思《三都赋》创制颇有议论，如刘逵《注左思蜀都吴都赋序》云：“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 〔30〕于“研核”、“博物”颇为赞赏，然其赋“异”在何处，时人卫权《三都赋略解序》则以为：“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 〔31〕所言“典要”、“瑰玮”，亦“五经鼓吹”的另类旁白。刘勰承续其义，自谓“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序志》），而论诗与赋，无不以经典正旨为衡量标准，如论声律，则谓“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其赞美“黄钟正响”，实内含了乐教的思想。落实到赋体，诚如《诠赋》“赞曰”所称：“赋自诗出，分岐异派。写物图，蔚似雕画。抑滞必扬，言庸无隘。风归丽则，辞翦美稗。” 〔32〕如果说汉人以经衡赋具有共时的创作论意味，则魏晋以后学者更多地出于自觉的批评意识，着眼赋体，追奉五经，以明其“鼓吹”之羽翼的作用。

然而在“诗”与“赋”间，屈原楚骚的“虽取F经意，亦自铸伟辞”，在刘勰赋论观中有着特异的地位。从刘氏立有《辨骚》篇来看，似同于萧《选》别分“骚人之文”，然细绎其微，却颇不同：一则体例不同，刘氏论文，萧氏选本，“选”分类必明晰可辨，“论”辨异而更重会通；二则立义有异，刘氏《辨骚》要在“变乎骚”，故与《原道》《徵圣》《宗经》《正纬》并列，为“文之枢纽”，而《明诗》迄《书记》20篇，属于文体之类，故与萧《选》的体类并立不同。对刘勰分立骚、赋问题，刘永济认为：

舍人论文，骚赋分篇，与刘、班志《艺文》，纳骚于赋，似异实同。盖刘、班以骚亦出于古诗六义之赋，欲明其源，故概以赋名之也。舍人谓汉赋之兴，远承古诗之赋义，近得楚人之骚体，故曰“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盖以析其流也。至其推究汉赋之本源，以为出于荀、宋，亦具特识。详观汉人之作，凡入刘向所定《楚辞》者，皆依仿屈子之体，以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为主者也。《文选》所载马、班、扬、张京殿苑猎诸赋，意主讽谏，而辞极敷张，所谓侈丽闳衍之辞也。二者虽同出六义之赋，而分别显然。故辨章流别者，未容混为一谈也。〔33〕

其对于骚、赋，所言合论重“源”，分篇重“流”，且兼及《汉志》《文心》与《文选》义例，诚为卓识。但是，刘永济的分析仍有两点可辨：第一，《汉志》视“骚”为赋体，即“纳骚于赋”，并无认为“骚亦出于古诗六义之赋”的现象，以“六义”之“赋”衡赋，是汉以后人汇合《周官》与《毛诗序》以论“赋”产物，而《汉志》仅重“赋诗言志”的功用而已。第二，刘勰分“骚”并非“明体”，也非仅述其“流”，而是源、流合一，这正是《文心》会通前人之说而有别于《文选》之处。再看《辨骚》论述：

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i，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34〕

这段评析与《诠赋》评赋基本相同，所言“枚、贾追风”与“马、扬沿波”正是会通源流而以历史的眼光合观骚赋的。这也为后世赋学“祖骚宗汉”说奠定了具有文本意义的理论基础。

其二，“立赋大体”，这是刘勰论赋“明体”的重要内涵，而“丽词雅义”乃其树立的赋体创作精神与风格的典范。《文心》论赋体本于论文体，具有极为广阔而深刻的内涵，而作为对楚、汉、两晋迨至当时辞赋创作的总结，《诠赋》论赋说“体”又有着多元的指向。首先是“题材”论，所谓“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实可与《文选》分类思想对应，其对“京殿”类大赋“体国经野”的重视，也与萧统选“赋”而首“京都”的意旨相符。其次是结构论，即在推尊“义尚光大”的骋辞大赋的同时，又关注随物赋形的“小制”，所谓“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再者是风格论，这也是刘勰论赋体用心最多也论述最广的畛域。如《诠赋》首言“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继论汉晋诸家赋所谓“举要以会新”（枚）、“繁类以成艳”（马）等等，既明家数，尤重体裁与风格的统一。对此，我们还可以参照刘勰《杂文》篇有关类赋之文的论述。如论“对问”与“七体”的传承及变迁云：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S《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而理疏；庾病犊妥伞罚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L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35〕

及枚乘ぱ蓿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S《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36〕

将体类质性与作家的创作风格相结合，这正是刘勰论“体”形象生动的地方。当然，无论是关注题材、风格或结构，刘勰论赋体的根柢还是在“体要”，这就是他倡导赋体的“丽词雅义”与反对“逐末之俦”因“蔑弃其本”而“愈惑体要”的思想。而对照刘勰在《体性》篇中继“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并陈论赋家之得失：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制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m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37〕

其于作家作品的论析中，实质上彰显了刘勰“明体”的审美趣味。倘以此“八体”衡量赋家创作，所谓“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又在明体的意义上表达了刘勰论赋的“折衷”方法。

其三，考述赋家经典，尤其是汉赋经典的确立，是刘勰以历史的眼光反思赋史并依附于其“明体”观的理论建树。试观《辨骚》与《诠赋》的两则论述：

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38〕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f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39〕

前一则转述王逸论屈“依经立义”，而重在阐发其“文辞丽雅”，融会了汉人或重屈义，或重骚辞的评论，以确立其“词赋之宗”的理论意义。后一则论楚汉“十家”，其中批评宋赋“淫丽”，与前述宋玉赋首肇赋体的言述似有不侔，然并不影响刘勰对其赋史地位的肯定。而至于汉赋八家（枚乘、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的创作风格及成就，刘勰对其体势风格的评点，无疑是对其经典化的阐述，而汇集众家，又可见一代赋风的确立与彰显。至于对魏晋诸家（王粲、徐帧⒆笏肌⑴嗽馈⒙交、成公绥、郭璞、袁宏）的评述，刘勰显然是以其追附楚汉赋家“英杰”而取意，在关注赋史于古典与新变的演进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楚汉辞赋的经典地位。而合观上引两则言论，又是刘勰对骚赋文学与汉晋赋史的系统阐述，只是他的赋史观始终围绕着“明体”这一主旨，所以对创作的评估始终与他在《体性》篇中倡导的“体要”法则相契翕。

其四，刘勰书中对辞赋的大量品鉴话题，不仅是他对赋体探讨的形象化表述，而且以其名言隽旨对后世赋论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其《辨骚》中论骚之“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等，《诠赋》中论赋之“繁类以成艳”、“致辨于情理”、“穷变于声貌”、“明绚以雅赡”等，表现了论者对辞赋题材的关注与风格的把握。而同类话语在其他篇章中亦有值得引述者，如：

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哀吊》）〔40〕

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颂赞》）〔41〕

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亦思之速也。（《神思》）〔42〕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縻帷！贝瞬⒐阍⒓状，而五家如一。（《通变》）〔43〕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锺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丽辞》）〔44〕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宋玉《{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园》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f赋》云：“祸之与福，何异jg。”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比兴》）〔45〕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坠于鬼神。（《夸饰》）〔46〕

汉室陆贾，首案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才略》）〔47〕

或论赋中哀情，或言赋包他体，或推述赋家构思，或描绘赋作声貌，或分辨赋之对偶，或阐发赋中比体，或说夸饰瑰奇而以赋作为例证，或谈才华经略而举赋家示典范，其论述之广泛，考查之精审，在当时赋论中无出其右。由于刘勰的赋论因会通而折衷，所以涵盖面甚广，持论亦切中肯綮，而其中的古典与新声的融会贯通，其抉择标准仍在明体，即丽词雅义。

总之，刘勰以楚、汉、晋辞赋创作为批评对象，汇通前贤的赋论思想而加以更化，并构建其以“明体”为中心的赋论体系，在赋学史上具有继往开新的重大作用，以致传响不息，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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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全文篇10

一 说香草——惟草木之零落

《离骚》屡言以香草为一身佩饰，起笔实叙天赋“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徒然虚笔设喻，谓“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江离、辟芷、秋兰三种植物，王逸《章句》均注曰“香草”，并说明取喻含义说:“言己修身清洁，乃取江离、辟芷，以为衣裳;纫索秋兰，以为佩饰;博采众善，以自约束也”。王逸《章句》把屈原笔下凡香草佩饰归结到“自约束”，是对文句独立解释的传统章句之学的结果，因为可以不必理会上下文以及全篇语境，这种注释只能传达注者的概念，屈原是否欲表达“自约束”的讯息，循览上下文便豁然。

《离骚》运笔至“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王逸注众芳为“谕群贤”。屈原此下虚笔设喻:“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王逸《章句》说明取义:“蕙茝皆香草，以谕贤者。言禹、汤、文王，虽有圣德，犹杂用众贤，以致于治，非独索蕙茝，任一人也。”在此，香草均是比喻贤能的人物，前面说及“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句的香草，亦不会是自喻。

屈原又纵笔写道:“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所及的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王逸注皆谓“香草”，这些植物各有特性，可以入药，比喻各怀才具的诸色人才，用王逸的说法是“众贤志士”。则“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句三种香草，自然是此“众贤志士”，并非自喻性质的“自约束”。此句应理解为结交贤士，物以类聚，屈原申明自己拥有过人的禀赋和德行，与善类同行，共襄国政。辞赋运笔的特点是敷张扬厉，乘势开拓文意。若依王逸的解读，文意便突然刹住，了无气势。如果把佩饰香草理解为朋友相磋切责善内涵，文意既涵“内美”而得开展，且下文述及两处香草比喻句又复互相贯通呼应。屈原于《离骚》写道:“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天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两节文字先虚喻，然后实笔，主意在取法前贤，木根、兰茝、薜荔、菌桂、蕙、胡绳等，王逸俱明言“香草”，这些香草用以比喻古代众贤士，为“法夫前修”立势。《离骚》“香草”设喻，或比况当世贤德，或喻指古代贤人，随文见意，但都不是自况。

《离骚》中提及以荷花莲叶制作衣裳的设喻，文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芰荷、芙蓉王逸没有注明是香草。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所及的诸种香草，或用于佩挂饰物，或用于盛载香袋，不会用以缝制衣裳。装饰性质的东西可缺，但衣裳用以蔽体，绝不可缺，这对守礼重美的屈原更为重要。因此，荷之于其他香草，地位更为特出。朱熹《集注》谓“此与下章即所谓修吾初服也”，以荷喻自己本初职志用心，一再表明不改正道直行之道，荷中通外直，出污泥而不染，最恰切形容屈原自身的素质。

于《离骚》所叙诸种植物之中，屈原用以自喻品德的只有荷，注家称为香草的诸种植物，一概比喻贤能志士，非用以自况。植物总又随季候时节荣枯，不能长期保持最佳的生存状态;材质毁颓变坏，这是屈原痛心的:“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芳草被野草掩盖，不能彰显特长，固然令屈原见之悲哀，但最令屈原绝望的，是“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洪兴祖《补注》云:“萧艾贱草，以喻不肖”，正是王逸所说“失其本性”，“君子更而为小人，忠信更而为伪佞”;屈原切责这种见利忘义而迷失人性以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变质行为:“既于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知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把“香草”质变的根源，揭露无遗。向来坚持“初服”、不改素志的屈原，又怎可能以这些随时质变的香草自喻呢?以香草为屈赋中自寄理想的象征，实有违屈原心志。

二 说美人——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离骚》开端以低徊哀伤的笔致写道:“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章句》谓:“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以人君冠冕堂煌华美，美人之义取于服饰;这种随文生训，不免牵强。洪兴祖《补注》谓:“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人之迟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满堂兮

美人’是也;有自喻者，‘送美人兮南浦’是也。” 《补注》意在归纳屈赋“美人”的取义，喻善人及自喻例俱见《九歌》，至于本句，亦同意王逸训解。

“惟草木之零落兮”慨叹身旁贤智之士质变枯落，开启下文香草荣枯的敷叙;紧接的“恐美人之迟暮”，连类笔触，正为下文“求女”立势。从语境笔势来考察，本句以美人喻怀王，终嫌突兀;若论尊卑，亦不应厕怀王于众贤士之下;屈原恪守礼义，这方面是有绝对的自觉的。屈原纵笔至闯天门而不纳的失望之余，更求人间传说的古代美人，“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并结情愫以成家，纾解朝廷上失意的孤独感，寻求精神上的共鸣和慰藉。这是无可奈何、等而求次的抉择，但依然受制于时机，“迟暮”表明时间之紧迫，不容松懈;“及荣华之未落”申明必须抓紧时机，否则美人之美将随时间而消失。因此，“美人”之为屈原心仪的美女，前后文意互相呼应，与前句“草木”的取义亦轻重得当。

《离骚》叙笔至“求女”的过程，也是一连串的挫折。先求宓妃，但“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申明求女非徒渔色，宓妃固然外貌吸引，可惜用情不专，“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既为帝喾妻，又与后羿染，“保厥美而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行为放浪，绝不可能理解和欣赏屈原忠耿专一而守礼的禀性，勉强求合，对纾解失意的心境毫无好处，屈原只有放弃这次机会而他求。笔墨落到简狄身上，却以媒母从中阻梗，帝喾已先屈原而得到简狄，第二次求女又告落空。经过两次失败，屈原已迹近心灰意冷;趁帝少康尚未和有虞氏二女结亲前，一碰运气。但屈原心想到媒母的能力，也就主动取消了求亲的行动，只能慨叹:“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这些“美人”并非不可求，若屈原只求女色，不问其他，宓妃随时可得;又假如屈原不守婚姻礼仪，不用媒母而亲自提亲，简狄或二姚垂手就怀。但屈原意不在此，他希望寻求共同理想而相知的生命同路人，可惜的是这些绝世佳丽，要不是性情反复，又或人为阻梗，即使求女成家的私事，也无缘实现。屈原可谓时穷，通向“美政”的目标的道路实在太遥远了。

“美人”固然为屈原倾心爱慕，却不能视为屈原理想的人格象征，其反复多变的行为特点便是与屈原理想人格 格的关键。“香草”萎绝和“美人”迟暮，虽是屈原伤痛之处，但以“香草美人”为屈赋艺术的象征，始终有些偏颇。

三 说琼佩——永恒不变的美

屈原对自己禀赋的美质极度自信，“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孟轲说“充实之谓美”，“内美”便是内在的充实，屈原引以为傲，认为是自己高出世人的特点。《离骚》多次宣示傲世不群的孤高情怀，甚至自比为鸷鸟，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认为自己超凡脱俗、孤高自赏是理所当然。极度自信已达到自恋的程度，构成对抗来自四方八面无理构陷诬捏的打击的内在力量，由是形成一以贯之坚持到底的精神泉源。永恒不变的内在美成为屈原灵魂深处的原质，象征这种高尚道德情愫的是玉。

屈原于《离骚》沉痛斥责当世淆乱是非黑白的作恶小人:“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 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痛斥奸党小人连本能嗅觉也和正常人颠倒混淆，本能的视觉亦分辨不出美丑，则思想行为更乖离正道，美丑善恶的界限完全泯灭，以“内美”自傲的屈原当然更看不上眼，甚而欲夺去屈原的基本生存权。“珵美”正是屈原自恃之处，也是奸党最有意抹杀的对象。“珵 ”究竟是什么呢?“美”在何处呢?这两个相连的问题是很值得说明的。

王逸《章句》释珵说:“珵，美玉也。《相玉书》言: 珵大六寸，其耀自照。”《广韵》:“珩谓之珵。” 珵和珩同物异称。珩是一种佩玉，挂在身上，以玉音调节步行和动作的节奏。《玉谱类编》云:“《说文》:佩上玉也，所以节行止。通作衡。《礼·玉藻》注:衡，佩玉之衡也。”佩玉的上端称之为珩，珩悬挂玉片，稍动即叩响，形制大多半月形，两端穿孔，以系玉片，称为璜。自周至汉，士人习惯佩玉，《礼记》所讲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玉既作为身份象征，亦用以自励。《礼记·聘义》载。

孔子语谓:“昔者君子比德于玉。”佩玉有比德的 意义。屈原以身佩的 珩比德，显示自己独特的美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