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论文十篇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1

新时期以来出版了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分类史，但就不见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之所以没有，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比当代小说、当代新诗史、当代散文史难写得多：一是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与政治的联系比创作更为紧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难把握；二是评论对象大都健在，说好说坏都难以使人满意。当然，评论者不一定都要让评论对象满意，但有些评论对象身居高位，掌握着名目繁多的文学资源和话语权，谁也得罪不起。故有些聪明的评论家，做当代文论史（一般附属在当代文学史）时一般尽量拣好处说。不在评论中心的古远清与这些论者不同。他不顾忌别人的议论，硬是一人独立完成了70万余字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当代文论史之所以难写，还在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当论批评“无史”，因当代文论史被政治史所遮蔽；另方面，也没有杰出的理论批评大家及经典性的论著。古远清的写作在于说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有史。他认为：且不说新时期，仅“十七年”就有胡风这样的批评大家，还有朱光潜等人的经典性批评著作。到了新时期，经过文学观念的大变革，批评的主体性被进一步确认，批评自身的历史也不再被社会史和运动史所掩盖。这一事实均要求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应像创作那样拥有自己的历史研究，将中国当代文论史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还有人认为凡文学现象必须经过时间筛选才能写史，这是片面的。时间的筛选固然是最公正的，可文学史的整理与确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且应看作这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写文学史，古远清是主张私家治史的，这样观点和文笔容易得到统一，不必为贯彻领导或主编意图，将个人见解消融掉。对当代文论史的撰写，古氏还有一个“偏见”：最好不由圈中人执笔。正如该书后记中所说：以古远清来说，假如他是北京的评论家，与书中写的批评家私交甚笃，那下起笔来就难免瞻前顾后：或为贤者讳，或摆平方方面面，乃至把有一定知名度属可写或不可写的同事、同窗尽量夹带进去。好在古氏远离中心，所评对象大都缘悭一面，且不在有中文系的名牌大学任教，因而写起来人情因素较少。当然，不在漩涡中心便容易不知情，有些地方写起来难免会“隔”。何况，个人撰写不能集思广益，有些古氏不太熟悉的领域，亦不可能想像“编写组”那样请专家写得深入，这也就是前面说的“不是一本理想的”文论史的一个原因。

这部突破体例化和集团式的当代文学史框架、首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当代文论史专著，以宏阔的背景和冷静而具体的描述，再现了中国从1949年7月到1989年底大陆地区文学理论批评大潮那壮阔的景观、神奇的变幻乃至微妙的涟漪。那死水微澜，那汹涌波涛，都反映在此书的评论旋律里。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2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科目组

学制

考试科目

复试及加试科目

003人文学院 0535-6902001

 

 

 

030404中国少数民族史

01中国民族关系史

02中国东北跨界民族与地缘政治

03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04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宗教史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23中国通史

④823历史文选

复试：中国古代史

加试：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

050100中国语言文学

01中国古典文献学

02中国古代文学

03中国现当代文学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24中国文学史

④824文学理论与古代汉语

01复试：中国古典文献学；加试：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

02复试：中国文学史；加试：中国古代史；古代汉语

03复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加试：中国古代文学史

055200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

01 新闻实务

02 媒介运营

03 视觉传播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34新闻与传播专业综合能力

④440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

笔试：新闻传播学实务综合

面试：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

加试：新闻传播史论（含新闻理论、传播理论、中国新闻史）  

新闻基础业务（含新闻采写、新闻编辑）

0601L1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01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研究

02胶东先秦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725考古学专业基础 

④--无

复试：考古学专业综合

加试：古代汉语、历史文献学 

060200中国史

01中国古代学术史

02中国古代文明史

03中国古代民族史

04中国古代文化史

三年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③726中国史基础④--无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3

    《古史甄微》是蒙文通先生探究我国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学术名作。蒙氏《古史甄微》发表前后,正值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时人曾依学术研究风气将当时古史研究中的流派区分为旧史学派、新史学派和疑古派,①并对不同学派的学术风格作出如是评价:“所谓旧史学派者,一遵往古代代相承之说,亦步亦趋,不稍更易;或更博采诸子,以相涂附。新史学派则依地下掘得之新史料,以补旧史之偏而救其弊……惟真是求,惟信是录,态度最为纯正,成绩亦特为卓异。其疑古一派,则稍窥皮毛,率尔立异,师心自用,如饮狂药,一切旧史,目为土饭;以现代之理论,决遂古之事实;深文周纳,惟意所欲,裂冕毁裳,靡所不至……”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区分实仅属作者一己之见,对不同学派尤其是古史辨派学术风格的评价,也并非完全公允,但从以上文字,我们大体可以领略到,蒙氏《古史甄微》发表的时代,中国传统学术在经历了清末民初的低迷徘徊之后,正在中西文化思潮激烈碰撞背景下经历着新陈代谢,并向着科学和理性的方向发展。按照蒙氏《古史甄微?自序》的记述,《古史甄微》一书的撰着是受到其师廖平的一则命题的启迪:古言五帝疆域,四至各殊;祖孙父子之间,数十百年之内,日辟日蹙,不应悬殊若是。盖纬说帝各为代,各传十数世,各数百千年。五行之运,以子承母,土则生金,故少昊为黄帝之子。

    详考论之,可破旧说一系相承之谬,以见华夏立国开化之远,迥非东西各民族所能及。①廖氏命题提出于1915年春,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并力求符合科学精神的新史学尚刚刚起步,受到西方现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影响而引发的古史辨运动尚未展开,因此,从学术路径看,廖氏的这一命题大体上未超出中国传统历史考据学与疑古辨伪理论的总体范畴。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提出及由此引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王国维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古史新证的学术实践,不断从根本上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挑战。面对异彩纷呈的各种新旧学术思潮,直接师承经学大师廖平、刘师培的蒙文通先生,力图克服旧史学之杂糅、泥古等种种流弊,试图就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与甄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正是出于此种学术动机,蒙氏撰着了探究我国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学术名作《古史甄微》。该作发表后,长期受到中外古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值得注意的,在《三皇五帝》一章,蒙氏对流传数千年的古史系统大胆提出质疑。蒙氏引述谷永之说和师古注释,明确指示:“三皇、五帝之说,起自晚周”。蒙氏引证古代文献,论及“五帝固神只”,“三皇之说,本于三一,五帝固神只,三皇亦本神只,初谓神、不谓人也”。

    在对“帝”、“皇”本义作文字学考察的基础上,蒙氏指出:“撮周、秦书之不涉疑伪者而论之,孟子而上,皆惟言三王,自荀卿以来,始言五帝,《庄子》、《吕氏春秋》乃言三皇……则战国之初惟说三王,及于中叶乃言五帝,及于秦世乃言三皇”。②蒙氏在揭发三皇五帝之说发生次第的同时,依五帝、三皇说分别始见于《孙子》、《庄子》推测:“三五皆南方之说,驺子取之而别为之释,乃渐遍于东方北方”。③蒙氏在考察三皇说渐次发展演变之迹及三皇五帝古史系统形成过程的同时,对九皇及盘古的传说进一步提出质疑:“上古部落而治之时,各长其长,各民其民,乌有所谓三皇、九皇、盘古之说哉!”在《历年世系》一章,蒙氏发现,早在司马迁着作《三代世表》时,古代文献有关黄帝以来的年数,已无可考。班固《世经》及以下《帝王世纪》所记唐、虞、夏年数“固一家之言,未可据为征信也”。④征诸相关文献,蒙氏发现司马迁以五帝以来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自抵牾者”,⑤并由此得出结论:“三代世系之不足据,事甚明凿”。⑥所以,蒙氏评说“郑玄、谯周皆信《生民》、《玄鸟》之诗,共言五帝三皇传世之远,……则于《世本》众家所说之纷纭缴绕,如斩乱丝,廓清摧陷而无遗也”。⑦综上所述,蒙氏以古代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体系皆晚期之说,不足信据为证,彻底打破了流传已久的三皇五帝说,蒙默先生以此即蒙氏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⑧

    然蒙氏“并非娲燧牺农两皞祝共诸传说而摒弃之,故与疑古者流迥异其趣”。⑨由此可见,蒙氏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瑏瑠此外,《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章,蒙氏在打破传统的三皇五帝体系的基础上,力求进一步探究上古时期的部分历史真相。蒙氏尝试性地提出了“太古民族三系说”。他将我国上古居民划分为三个民族部落集团,谓其分别分布于江汉、河洛、海岱三个地区,其姓氏、部落、经济、文化各具特点。有的学者指出,蒙先生划分中国上古民族为三系的创说,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尤其蒙氏应用区系类型学的原理和方法研讨中国古史、古文化,强调上古部族、地域、文化三位一体的分布格局,对这一研究形式的建立有创始之功。瑏瑡由此可见,蒙氏“太古民族三系说”的建立,对日臻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的建立是有开创之功的。长期以来,从事古史研究的学者,一方面慨叹上古文献的相对贫乏,同时又注意到上古史料自身的复杂性。先秦史料“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瑏瑢对史料的考据辨疑为中国考据学的传统。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据守经籍,宗法汉儒学风的主导下,中国古代学者对上古史料的的辨疑长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蒙氏《古史甄微》发表前夕,顾颉刚先生仍较为客观地批评被誉为“新史学开山”①的王国维先生受“传统学说的包围”,其“《殷周制度论》根据了《帝系姓》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这是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②

    由此可知,蒙氏突破传统经学的藩篱,彻底打破流传数千年的三五体系,首次提出“太古民族三系说”,其学术价值和此前不久顾颉刚先生“古史层累地造成”说③及“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④的四条法则一样,“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⑤被学术界盛赞为是继崔述之后中国古史学上的“第二次革命”。⑥综上所述,蒙氏《古史甄微》“运用大量经典以外的材料去揭开早已被儒家经典一元古史观所淹没的古史”,“打破了古来一系相承的旧说”,学术界誉其“是革命性的论述”。⑦正因为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蒙氏有关传说时代及三代时期民族文化问题的探究,既不同于旧史学派,亦有别于新史学派和古史辨派,而是更多地在旧史学的基础上,借鉴现代科学方法,融入新的观念,开辟了一条旧中有新的学术路径。对此,时人曾对蒙氏学术理路有较为公允的评价:蒙文通先生“自树赤帜,发明古史三系之说,以推阐往事,不偏于新,不党于故,祛门户之成见,治今古学于一炉,博稽众籍,惟信是征,错综比较,以验厥情;其诚不缪乎近世科学精神,而深合乎培根之归纳法矣。”⑧沿着新的学术路径,蒙氏在打破流传数千年的三五体系说的基础上,“备言太古民族显有三系之分,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⑨在此基础上逐步完成了对中国上古民族、文化理论的建构。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与古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蒙氏以“太古民族三系说”为骨干的上古民族、文化理论不断迎接着学术界的是非褒贬,但历经八十个春秋,该理论的学术地位却在学术界的臧否中不断得到彰显。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蒙氏上古民族、文化理论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有助于系统考察民国时期中国古史的学术倾向和中国古典学的路径,因而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现代学术视野下“太古民族三系说”重新审视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66—03

为提高高等学校中国古代史教学水平，改进中国古代史教学内容与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史教学经验，共商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发展大计，2012年6月30日至7月2日，由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部级教学团队和《历史教学》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高层论坛”在兰州召开。来自台湾东吴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和《历史教学》编辑部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原始文献阅读、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改进、中国古代史教学与地域历史文化的结合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探讨，展示了各校在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中的亮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一、文献阅读与教学模式的改革探索

史料阅读能力是历史学本科生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应重视基本原始文献的学习》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加强基本历史文献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文献；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应重视原始文献的研读，不能仅靠输入一两个关键词来搜集材料。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国林教授在《试论“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的关系》中指出，历史文选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具体史料来反映古代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细节，以原典反映思想史脉络，以文献记载反映制度史源流，历史文选课讲授时应补充文化史常识，以弥补中国古代史教学之不足。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杜常顺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学生阅读及写作基础能力培养问题》中认为，基本史料的阅读可以使学生对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基础史籍和史料有更加感性的认识，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了解和认识，不断积累的阅读量，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解决古籍阅读的能力问题。

教材建设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宁欣教授在《中国古代史教学与教材建设》中认为：中国古代史分阶段、分层次教学，为教学与编写教材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新的挑战；在教材建设中，要做到教材、教学参考资料和教学指导书三位一体，编写适应时代需要和学生欢迎的新教材是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

关于教学模式问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苗书梅教授和展龙副教授在《高校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中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知识教育为依托，以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师生互动，共同探讨等多种教学形式；坚持在教学中贯穿问题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惠玲副教授在《高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模式与方法探讨》中认为：“研究性教学”教学模式要求在教学中引进学术研究的因素，通过阅读、思考、表述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展龙副教授在《高校历史专业本科生导师制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中，责任要明确，用信任建立良好的导学关系；工作要到位，用制度保证导学的正常开展；方法要得当，用沟通指导学生的人生规划。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祥学教授在《基于网络的（中国古代史）知识检测系统开发应用与实践》中认为，结合专业特点开发专业知识的自动检测系统，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进而拓展教学内容，推动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不断深入。

如何改革课堂授课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编排历史课堂小剧是一个新颖的探索。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牛宏教授在《关于历史课堂小剧的实践和创新》指出：历史课堂小剧的作用在于丰富教学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深化对学习内容的认识和理解；锻炼了学生的写作、编排、表演、朗诵、协调等多种能力。

二、中国古代史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5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算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6

【关键词】中国古代数学/运演工具

【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 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 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　 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　 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　 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　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　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　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　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　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　 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 《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9]　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5期，15—18页。

[10]　李国伟：“《九章算术》与不可公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53页。

[11]　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39页。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古代音乐史；美学史研究；多维度；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251-02

一、史海苍茫 岁月悠长――逻辑立体的著述方式

作者在整体架构中，从时间的纵向维度对中国音乐历史进行了梳理，第一章中由原始乐舞到明清乐声，提纲挈领地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进行了详略有别的论述。开篇作者以“考察原始乐舞的文化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是考察原始人类文化本身”，并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为开篇，对第一章节奠定了基调。笔者通过对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的学习，深刻感受到了著作中不论是题目还是所著述的内容无不透露出的历史厚重感。全书以不同以往的分类方法，将中国古代音乐历史和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述。全书三个章节各有侧重，特点鲜明，整体性强，各章节在突出特点的同时将全书浑然一体。

音乐学的总任务是透过与音乐有关的各种现象来阐明他们本质及其规律。先生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围绕着音乐的学科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同时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以辩证的思维和眼光来审视中国古代音乐史和音乐美学史。音乐史学作为音乐历史研究的学科，伴随着古代社会历史大环境而跌宕起伏，这本身就使其自身闪耀着历史的光芒，而本书带给我的正是于历史沉浮中探寻中国音乐历史独具的魅力和感染力。图勒对中国音乐这样评价，“‘中国音乐具有耀眼而坚实的色彩’‘中国音乐好像能够穿透最坚硬的石头’”，西方人能够给予中国音乐如此之高的评价实属罕见。①“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孔子已提出仁是礼乐的基础和前提，礼乐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外延，通过对礼乐制度的探求和生活体验的深入与升华，文化的本质性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不言而喻，音乐这一智慧的结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无可厚非。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写“是基于文化价值的反思”。“如何反思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亦成了本书撰写的一个要求”，这同样也是作者以“音乐史学、音乐美学两条腿走路的学术路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音乐是由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社会本应担负起这个使命。最合适的方法就是J真研究音乐的原则和功能，以便每个人都能从一堆杂乱的规则和奢华的‘文化’中抽取其精华”。精神文化是各种文化形态中最有活力的部分。②正因为如此，修海林先生通过文化这个音乐传统的核心决定性因素，来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以及美学史进行论述，这其中不但能够读出音乐文化的表达在文化历史沿革中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同时也通过横向阐述的方式论述了中国古代音乐审美的价值历史演变。

二、历史的呼应 思辨的审美――辩证考量的历史视角

作者在著述过程中，以动态眼光来分析历史发展，以思辨的方式来解读历史进程中的音乐形态。作者将古代美学审美思想的阐释与史学论述相互呼应，前后相随，不但整体性鲜明，同时各自特点也更加突出。在第二章中，作者从一个“乐”字的内涵和外延入手，进一步分析了音乐发展在历史和文化环境及社会发展中的演化规律，同时还从符号学角度将“乐”字的演化与文化心理特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本章尤以音乐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使用功能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思考。

通过对现有中国音乐史论著的搜集整理，大体是按通史的著述手法，以时间为主线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进行阐述，大体分期为远古音乐阶段、先秦音乐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音乐阶段、辽宋金元音乐阶段、明清音乐阶段等大致这几个时间节点。修海林先生虽然也采取了类似通史的著述手法，但在重点的把握上却有不同以往的阐述。通过对史论著作整理的同时加以比较后发现，修海林先生在该著中引用了与前者不同的著述方式，使之观点更加新颖，立意更为丰富。尤其是先生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有了纵向的专题式研究，历代美学精髓历览在目，不但使读者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有了历史性的学习，用时还能够在历史沿革上进行新的研究方向上的拓展，通过与第一章的史学内容进行联系，更能够得出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这是其他音乐史书所没有的。通过阐述方式和研究视角的创新性突破，能够引起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鸣，更给予读者以启迪和新的读史感受。

在第二章论述古代音乐审美意识中，作者以专题的形式逐个加以阐述。这也是通常史论著作写作的常规方式，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蔡仲德的《中国美学史》等史论著作。但作者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在开篇将“乐”字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不断演变作为切入点，由“乐”的变化昭示了原始先民生命的觉醒。这也更加呼应了本书开篇时作者提到的“如何反思中国音乐的历史文化价值”③。“‘乐者乐也’作为最早在审美中被规范化的、并作为一种值得肯定的审美情感态度，其最初蕴涵和具有的，恰恰是一种最具本能愿望的生存意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中，正如作者所表述的观点，以文化为核心，以“乐”作为载体。作者以“乐”而不以“史”的方式作为开端，更能使之表达更加灵活而不呆板，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作者正是能够把握这一点，从而做到了文而不史，史饰兼备。

三、高屋建瓴 有容乃大――博大的学术胸襟

“就像华夏民族历史形成的多融性那样，华夏古乐的发生、形成，同样具有多融性的特点。”“在世界范围的音乐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外来音乐文化对华夏音乐的传入并不是侵蚀、吞没它，而是反被吸收、消融在它自身的文化系统中，甚至转化并形成为一种新的民族音乐文化特质。”先生在第三章开篇中提出的这个观点且始终贯穿在整章的论述过程中，这不单单是叙述文化在横向平面上和不同地域的传播，更是将文化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以群体或个人迁移来实现的辐射式扩散。音乐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也很早就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社会学概论》中这样描述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文化固有的特性，是指由文化传播而发生的文化接触、文化冲突、文化采借与文化融合等过程。从早期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后发既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这样的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化的交流事例，在接下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都能见到诸如此类的文化现象。

修海林先生将社会学的方法融入其中，以文化的空间结构来论述华夏古乐与外族外域音乐的传播与交流，文化区是文化空间分布的最小单位，是“指一个在同一社会经济体系和文化中生活方式较为一致的地区。文化区的中心地带有共同的习俗”文化圈是指在地域上比文化区域更为广大，并在文化上（主要包括生活、艺术、道德、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有着联系的一个空间范围。修海林先生认为“从世界音乐文化的整体分布格局来看，‘华夏音乐’实际上代表着人类文化格局中一个覆盖相当大且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音乐文化圈，其文化辐射波及整个东方以至更广大的地域范围。”作者正是以这种高屋建瓴的视角来进行音乐文化的论述，使得读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以一个局部性细分的方式、整体性概览的视角和传播性流动性的学习思维来对整个章节予以更加深刻的认识。在第三章节中，作者依旧对之前的论述进行呼应，不但有音史学范畴的传播交流，同时也将古乐审美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论述，作者指出，“中国古代音乐审美观中，最早的带有自然地理文化意识特征的音乐观念形态，就是乐通阴阳的音乐观。”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后世由庄子阐述的“天人合一”思想概念的历史文化源泉。“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是一N状态，一种追求音乐的自然观的音乐创作的状态，《吕氏春秋・古乐》：“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这段话也同样说明了古人对音乐自然观原始的认识。

四、结语

通过对先生书著的学习，不但在今后自身的写作思路上有了开拓，更重要的是在音乐历史观上给予了更多的借鉴性内容。这不但是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新方法新视野的探寻，更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孜孜不倦的求索。音乐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每个时期的音乐历史的发展无不深深地镌刻上文化的烙印，研究音乐历史的发展，同样是沿着文化发展史和人类历史的脉络来进行的。在音乐历史研究过程中，进行多元的跨学科的写作方式，使得著述更具可读性和科学性，同时在更多的方面能够给人以启迪。

注释：

①《世界音乐通史》罗兰・德・康代著。

②彭华民《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年。

参考文献：

[1]马琴.尊重史实静水流深读《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有感[J].音乐时空，2015（10）.

[2]王青.从《古乐的沉浮》看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5（2）.

[3]戴嘉枋.从文化史角度审视古代音乐――读《古乐的沉浮》[J].人民音乐，1991（2）.

[4]修海林.《古乐的沉浮》再版自序[J].高校理论战线，1998（1）.

[5]修海林.古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M].上海音乐出版社，2013.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8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9

[关键词]傅斯年；古史重建；夷夏东西

一、“古史重建”说

毫无疑问，在研究傅斯年的时候，首先应当谈论他关于“古史重建”的见解，因为傅斯年进入现代中国学术世界的时代，恰恰是有关古史的大辩论时代。那个时候的古史辨运动，使得顾颉刚对古史的怀疑成为主流，就连此前人在国外的傅斯年，也曾支持过古史辨运动，很羡慕顾在史学界称“王”。根据徐旭生的描述，在1920年代，这是一个大潮流。中国各大学历史系除了信奉古史辨者之外，其余所剩无几，有的人甚至激烈到认为，汉平帝以后才有信史，以前皆为伪造。但是，傅斯年回国不久，他却成为顾颉刚这一历史观念的批评者，傅曾写过一个小故事以讽刺他的朋友顾颉刚和钱玄同，他指出：“傅氏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将古史的研究重新开启”，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如《左传》、《国语》、《周礼》等等，他在中山大学给学生讲课时就指出，“伪造”二字，并不都能适用于被发现的古史料矛盾上，汉代儒生尤其是刘向、刘歆父子在编定文献时也许有错，但并不是故意“伪造”。“是顾颉刚将古史旧的大厦推倒，却是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古史”

走出疑古思潮，来重建古史，并不等于是重新恢复传统的古史观，傅斯年所重构的古史图像与传统大相径庭，傅在重新拯救古史中，作为学术领袖，曾在历史、起源和文明方面，都有相当有意义的举措和论述。

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通过现代的考古发掘证明古代中国文明与历史。很少有人把中国辉煌的考古发掘和傅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联系起来，也很少有人提到后来几乎所有考古界的头面人物包括夏鼐都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训练出来的。其实，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到傅的重要性，他任命李济取代董作宾去领导安阳发掘，这便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如果说，擅长古文字研究却未必精通现代考古的董作宾仍在“掘宝”，即“金石学”和“挖古董”的意识中操作，并不知道考古分层的意义远在甲骨片数之上，那么，由考古学家李济领导的安阳发掘，不仅证实了殷代甲骨的可靠性，而且证实了殷商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还反驳了中华文明西源论。众所周知的是，这种中华文明西源论，自从拉克伯里以来，曾经被章太炎、刘师培所接受，和古史辨的观念一样，共同形成了对古中国文明和古代中国史的瓦解。

二、“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关于古史的一个重要论述，是以“夷夏东西说”重建了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当然，顾颉刚是率先怀疑三代一脉的线性传承的学者，虽然他启发了傅斯年把原来的一元古史说分解成了多个过程，傅斯年也曾在1920年代支持过古史辨运动，但他在1930年代就已经改变了看法。傅的一个笔记本，上面有题为“虞夏两系统”的笔记，也许就是后来著名的《夷夏东西说》的草稿大纲，傅和顾颉刚不同的是，“顾颉刚把旧的大厦推倒，而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多元论”。傅斯年提出，三代并非纵向线性嬗递，而是横向展开的，古代总有两个民族常常争斗，舜是东方部落的首领，而禹是西部部落的首领，他认为文化是从东到西传播的。同时他也瓦解了殷的腐败和周的圣洁这种“历史进步”说法，这种殷周文明论述，不仅是古代正统历史家的说法，也是自王国维以来一直是现代史学界的观点，但傅却对东方的殷商文明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种“文化多元说”在1927年深受廖平影响的蒙文通那里就提出过，但是蒙文通的文字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完全依赖文字材料，后来经由1934年傅斯年用考古发掘与文字资料并重的研究，也许还经由1943年徐旭生通过神话传说的研究关于华夏、东夷、苗蛮的见解，才真正重新奠定了多元古史源流的新见解。“蒙（文通）、傅（斯年）和徐（旭生）的有趣巧合，就在与他们全都在对古史辨作出回应，他们全都将非正史的资料视为比正史更有价值。这一对史料评价的立场逆转，帮助打破了古史研究的僵局”，不过，一方面，傅斯年在欧洲游学的经历也许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因为欧洲是多民族所组成的（105～106页），傅的公式就是“历史就是种族和地理的乘积”，另一方面，傅对中国文化起源于山东的说法甚为固执，“这种努力似乎部分源于他对故乡山东的浪漫情结，但是傅的方法的严谨以及他对求证的执著，使他的理论超越个人情感的内容和诚恳”，因此他并不仅仅像蒙文通和徐旭生那样，只是通过史料互证来完成他的假说，除了对考古发掘与文字资料的综合使用外，他对东方本地文化传统的认识，对欧洲历史的感受，使他并不同于前二人。通过对蒙文通（1927）、傅斯年（1934）、徐旭生（1943）这一对比，我们清楚地看到，傅斯年关于古代两个部落群体常相征伐的说法，直接与三代一脉和谐相承的传说相抵牾，粉碎了所谓“十六字心传”的神圣系谱，也改变了文明由西徂东的惯说，指出了文化的由东向西，这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傅斯年的影响最巨。

领导考古发掘，提出夷夏东西说，可能是傅斯年重建古史的重要贡献，徐旭生、王献唐以及拉铁摩尔都受其影响，与傅共事的三位考古学家李济、夏鼐和高去寻也始终坚持龙山文化有其独立本源，虽然张光直早年曾经因为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之上而倾向一元论，但在他1986年的《古中国考古》第四版中，也放弃了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论。可是，这种重要贡献却曾经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尽管安阳考古由傅斯年直接领导，傅斯年领衔的《城子崖》（1934）出版，曾是夏鼐承认的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事件，但是“”结束时夏鼐谈中国考古学与安阳发掘，竟然没有提到傅斯年的名字。而1987年逄振镐写《东夷古国史论》，明明用了傅斯年关于东夷的观点，却连一点点名誉都没有给傅斯年。

三、傅斯年的学术评价

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革命，始于顾颉刚而完成于傅斯年，换个说法就是“从破坏到重建”。王森曾在《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中就指出，这一过程是现代中国学术的逐渐形成历史。这本书中，他利用能够掌握的档案材料，为我们描述了顾颉刚和傅斯年由同盟到交恶的过程，因为这一过程并不只是个人恩怨，而是折射着那一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变化。

和顾颉刚逐渐“转向民间”也不同，从1937年起，傅斯年开始“转向经典”，对儒家道德哲学起源的探索，因为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初始和儒家道德哲学的源头。《性命古训辨证》不仅是历史学与哲学方法理想的结合，而且在看上去严谨的学问中，实际上有傅斯年的现实关怀。有的傅斯年研究者竟然完全忽略了它的意义。其实，如果注意到傅在1919年即五四时代所编的《新潮》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注意到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人们就可以发现傅的这一学术考证隐含的现实含义。早在1928年，傅就认为，“仁义”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所以他向来比较夸奖荀子而不很认同孟子，对于宋代以来儒者继承发扬孟子的心性说，傅是很不赞同的，他对新儒家即理学的蔑视，可以从贺昌群和傅的学生孙次舟给傅的信中看到，据说，劳就曾提到，傅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从不发表有关新儒家的东西。他也像阮元《性命古训》一样，试图给它做一个追根溯源的历史考察。不过，通过比较阮元和傅斯年的研究，可以看出傅、阮的差别，在于傅用了考古与金文的证据，而阮只用了古代书面文字的材料，阮元只是指出了“性”和“命”并没有神秘的意思，而傅认为这两个字压根就没有在西周典籍中出现，尽管这两个字的今义已经在东周可能出现，但直至汉代，“令”和“生”并没有被“命”和“性”所取代，是五经先秦的传抄者将这些字按照后来的意思抄写而成的。

将古圣人之说非伦理化，这是傅的一大贡献，在那个时代，接触考古和甲骨的李济、董作宾、徐中舒，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很多伦理思想从未出现在殷商时代，至于“心”、“性”这样的文字，也只是在周中期才有。这些说法显然可以帮助傅较阮更进一步，把这些伦理化的圣人思想放回历史。王森在傅斯年的几篇未刊手稿中也看到傅的这种非伦理化的倾向，他还用张政给傅的信，说明傅斯年“去神秘化”的决心。张在信中指出，他对金文的研究，支持傅的想法，就是“命”字在金文中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神秘指谓。而傅也指出，尽管儒家尤其是新儒家一直反对“生之谓性”，他发现在文献和铭文中，“性”总是作“生”，并没有任何道德伦理内涵，“命”与“令”的本意，并没有“归属”之意，而“人”字并没有广义的“人”的意思。至于很多古礼，则源于初民之图腾部落的仪式，但这些仪式后来在春秋时代被理想化了，比如《诗经》中的“有物有则”，其中的“物”字，可能是指性图腾，一旦这些被冠以圣人名义的伦理思想“去神秘化”，还其本来面目，也许更能让人看清其历史中的意义。

中国古代史论文篇10

一

十九世纪中叶，丹麦著名的考古学家汤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学中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作为欧洲史前技术发展史的三个阶段，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原始社会的发展历程。这一分期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为考古学界普遍接受。汤姆森的三期说于1848年被译成英文出版后，对欧洲考古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时隔半个世纪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梁启超首倡"新史学"，激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并拟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明了编写中国史的理论、思想、体例和分期等问题，其中第五节"有史以前之时代"即介绍了当时正在欧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学理论--汤姆森的三期说。"1847年以来，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为一学派。近所订定而公认者，有所谓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铜刀期；其三铁刀期。而石刀期又分为新旧两期，此进化之一定阶段也。虽各地长短久暂，诸地不同，然其次第则一定也。"梁启超将石器、铜器、铁器三时代划分理论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相比附"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现，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据此种学者所称旧新石刀两期，其所历年代最绵远，其时无家畜、无陶器、无农产业，中国当黄帝以前。神农已作耒sì＠①，蚩尤已为弓矢，其已经过石器时代，交入铜器时代之证据甚多，然则人类之起，遐哉邈乎，远在洪水之前者断然也。"（注：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很遗憾，梁启超未能运用史前三期说写出一部中国通史的远古时代篇，但是，他相当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学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发掘的作用。这种用欧洲近代考古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确实是一种十分进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金石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宋代以来就很发达，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降及清朝，金石学随考据之风的兴盛而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来的学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铭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辈出，著述如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第十六部分专论清代的金石学。他认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种学问"，并列举了一些研治金石学的荦荦大家，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名家名作。梁启超把清代金石学研究分作几派：其中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黄宗羲一派从金石中"研究文史义例"；此外尚有翁方纲一派"专讲鉴别，则其考证非以助经史矣"；包世臣一派"专讲书势，则美术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学范围扩大，考证商周铜器的"金文字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因为"储器文字既可读，其事迹出古经以外者甚多，因此增无数史料。"同时对美术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启超特别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虽然"惜文至简，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变迁异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简牍的发现，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且为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变起了推进作用。

此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论史料》中评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说意大利庞培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对中国古代遗迹遭到破坏则深表惋惜。例如钜鹿城"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在这里，梁启超把史料的获得分作两部分：即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前者的性质，又可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这些史料均属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范畴。梁启超不仅重视历史文献，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这在当时实具先锋意义。　 转贴于

1922年10月22日，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访问中国，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中外学者欢聚一堂，宣读他们撰写的关于考古学的论文。受聘于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时在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的梁启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0一。　）的讲演，在这篇演讲中，梁启超首先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时期，即北宋的金石学，列举了几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及其著作。如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金石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接着，梁启超重点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学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类，分别概述了各类研究对象，内容及成果。最后，梁启超作了展望，认为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很幼稚，可以发展之处很多，进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强田野考古发掘，并圈定中国几处最有潜力的发掘地区（新疆、黄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坟墓、大城名都、废墟等）；二是方法的进步，包括继承传统金石学研究方法，引进西方考古学新理论（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最后，梁启超希望不久的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均设考古学科，以期开辟中国考古学的新纪元。

三

"现代考古学，最要者为田野工作，包括遗址的搜寻和发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此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赞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注：李济：《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和人类学专业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来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这时，李济也从山西发掘地回到北平，开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华园与梁启超相见，两人谈及邀请梁思永回国参加考古发掘事宜。后来，李济把西阴村发掘所得实物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做公开展览，王维国、梁启超参观了展览，并与李济做了热烈的交谈。

1917年1月10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二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极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他首先报告了西阴村考古发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谈到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等，还提到了著名的半个茧壳，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梁启超特别提到了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二人）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整理那76箱东西，"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注：上引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转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