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家庭十篇

超级家庭篇1

不分唱法、不论外形、不问地域，只要喜爱唱歌，并年满16周岁的女性(没有年龄上限)，均可报名参加。也许不会再有其它的节目，会拥有比“超级女声”更多的演员。在万人海选阶段，平均每人只有几十秒钟的表现机会。一位位青春靓丽的少女展开歌喉，如流水般在镜头前闪过。

“超级女声”不仅仅是在“粉丝”中间火了，更让千千万万个有女儿的普通家庭都对自己的女儿抱有期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女儿长大了，也如“超级女声”般美丽动人，歌声动听。最起码，大家都羡慕“超级女声”冠军的聪明才智与出众的表现。

然而，能把梦想变成现实是要有一定条件的，而且成就一个出众的人，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尽管“超级女声”总冠军得主被称为“超女”，却也不是完人，但是经过万人海选，又层层“过关斩将”，最终成为年度唯一，她身上确实应该具备更多超出常人的优秀素质。因此，一个普通女孩在这种被称为是尊重“草根阶层”、“起点公平”的民众性活动中，被千千万万个不相识的热心民众评选出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机遇和巧合这些偶然因素之外，你必须做到在各个方面尽可能出类拔萃。

作为《家庭・育儿》杂志读者的家庭孩子还小，将来也不一定就要让你的女儿参加“超级女声”大赛或者让你的儿子参加什么“超级男声”大赛，但有一点是每个家长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出类拔萃的人。要做到这样，就必须让你的孩子尽早具备许多条件。这些条件中，更重要的还是需要让孩子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善良正直的为人、机智灵活的头脑、相对完美的体形以及优美大方的形体语言和表达能力等等。

超级家庭篇2

据加拿大公民、移民部长康尼的观点，每年加拿大移民部都收到超过4万至5万份新的家庭团聚申请，现时移民部积存了超过16.5万份申请，致使目前该类别审批的等候时间达到7年，这是不能接受的。若不采取行动，积压情况会继续恶化，等候时间可能长达10年。

重压之下，移民部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暂停接受父母或祖父母受担保来加团聚移民的新申请，一方面推出“超级签证”，让处于团聚移民申请轮候期的父母或祖父母，与居住在加拿大的家人有更长时间相聚，而加国又不用负担他们的福利。另外，移民部2012年还将大增父母或祖父母永久居民人数6成，由2010年的接近15,500人增至2012年的25,000人，这将是近20年来接纳父母或祖父母担保移民最多的人数。换言之，如果以同一速度审批，将可提早4年清件。

加拿大联邦政府坚定承诺要帮助家庭团聚，而作为父母或祖父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能与子女、孙辈一起共度时光。移民部长认为这个超级签证应已可满足很多人的需求，他的原话是“很多家庭告诉我，老年人并不希望永久居留于加拿大，因为他们在原居地有安定的生活，他们只希望可在加国逗留更长时间。”

超级签证基本条件

加拿大新的签证类别“超级签证”，适用于加国居民或公民的处在移民申请签证审批轮候期之父母和祖父母，有效时间长达10年，获签者每次留加时间最长24个月，且在此期间不必更新签证。申请该签证，需符合以下几项基本条件：

1、父母和祖父母需通过体检。超级签证体检合格的要求，与现行的探亲和移民签证相同，加国政府不会接受已经患有严重疾病的申请人来加。

2、居住在加拿大的子女或孙子女要达到最低收入要求，并对申请赴加大父母或祖父母作出财务支持承诺。移民部表示，联邦推出超级签证是一项十分慷慨的创举，要求担保人有足够的收入照料申请人，既是为了保护申请人与其家人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加拿大纳税人的利益。移民部的信息显示，对担保人最基本的收入要求，个人年收入最少在1 7万元以上。

3、必须提供已经购买加拿大境内有效的私人医疗保险的证明。加国政府认为，探亲者在健康方面的花费是家庭成员的责任，而不应给加拿大纳税人增加财政方面的负担。正如加拿大人外出旅游购买保险是件很平常的事一样，来加探亲者也需要购买保险。

另外，超级签证收费150元，获签者每两年须出境重办入境手续，届时要提供更新的医疗保险证明。

超级签证8周内签发

移民部表示，一般情况下，加拿大签证部门在收到申请者完整申请资料后，可在8个星期内发签证。这意味着，父母或祖父母可在大约8个星期内来到加拿大，与居于加国的家人相聚，而不是要等待8年时间。

不过移民部预计将会有数千人申请“超级签证”，签证推出初期可能会因大批申请涌人而影响获批时间。此外，移民部强调超级签证属于临时居留签证，父母或祖父母持超级签证在加拿大居住期间仅是暂时居留，因此一旦他们获批成为永久居民，此前在加逗留的两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能累计计算在申请公民身分时所需住够的居留时间内。

“加快家庭团聚”两年内推出

需要了解的是，“超级签证”只是加拿大移民部“加快家庭团聚移民计划”第一阶段的其中一项措施。新设计的父母和祖父母团聚计划，将会作为第二阶段的“加快家庭团聚移民计划”于两年内推出。移民部称在咨询公众意见后，到时会推出吸纳这些担保移民的新准则，其中包括减少申请数目。

移民部长表示，“也许我们可参考澳洲模式，考虑申请来加的人是否有大部分的家庭成员都住在这里，而不是原居地……也许我们会要求申请担保父母移民来加的人，预付他们的医药费；或提高申请家庭的收入要求；或像美国一样限制申请人数，再从中抽签决定处理的个案；或只容许本国公民，而不是永久居民，为父母申请担保移民；或许我们将混合以上各种模式。”他透露加国政府会在明年年初推出咨询文件，与公众会面和通过调查等方法搜集民意。

超级鉴证Q＆A

1、超级签证与已有的旅游探亲签证有何不同?

目前，持探亲旅游签证入境加国者，一次停留时间最长仅为6个月。如想在加国逗留更长的时间，须在签证到期前申请延期，支付申请费，每次续签期限仍以6个月为限。而超级签证持有者可合法在加国一次停留最长2年时间，即大大延长了父母、祖父母与亲人在加国共同生活的时间段，又节省了办理续签的费用。

2、超级签证是多次入境签证吗?它与已有的十年多次入境签证有何不同?

是的。超级签证是有效期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它与已有的十年多次入境签证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每次入境停留最长可达2年，后者每次入境最多只能停留6个月。

3、如果父母和祖父母已经在加国，而其签证即将到期，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可以申请签证延期吗?

原则上续签应在加国以外的签证办公室完成。不过持超级签证的父母或祖父母，可以向位于阿尔伯塔省(Alberta)维格瑞维尔(Vegreville)的处理中心(Case Processing Centre)递交最长2年的延期申请。这类申请将以逐案审查的方式予以批核。

4、谁有资格申请父母祖父母超级签证?

加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父母和祖父母，首先必须符合一般“可容许入境加拿大”的条件。签证官在决定某人是否符合“可容许入境加拿大”的条件时，常通过以下几点判断其是否会在访问结束时选择离开加拿大：(1)此人与居住国的联结关系；(2)来访目的；(3)此人的家庭和财政状况；(4)居住国经济和政治方面整体上的稳定性；(5)加国方面的邀请。

此外，父母、祖父母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提供其子女或孙子女的书面财政支持保证，其子女或孙子女必须达到最低收入门槛；

(2)证明其已经购买了至少一年的加拿大医疗保险，该保险足够支付其在加国停留期间的医疗费用；

(3)完成移民体检(Immigration MedicalExamination)。

5、我是加国公民的父亲(或母亲)，符合申请超级签证资格，我在居住国有一个需抚养的家属(Dependant)与我一起生活。此受赡养者也能申请超级签证吗?

不能。这类人士不符合超级签证的条件，不过他们可以申请普通探亲签证。

超级家庭篇3

关键词：电子商务；村级物流；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6.6；F71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1

一、电商背景下村级物流发展现状

1.农村商品物流量大、种类多

从近些年来我国农村农产品商品总量、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农资市场容量等方面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农村商品物流总量非常大，例如2014年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已经超过了36亿，和上一年相比增加了13%，而农资市场容量也超过了1.5万亿，但是庞大的物流市场所涉及到的商品种类千差万别，例如日常生活用品、农作物生产用品、粮食产品运输等，但是目前农村物流体系的发展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庞大的产品运输需求，双向物流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协同解决，导致物流资源的严重浪费，所以必须尽快的优化整合产品运输。

2.农村物流组织形式多样

农村农业生产由于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相对较小，再加上收入十分有限，所以实际上物流需求相对分散，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现阶段我国农村存在两个传统性质的物流组织，首先是供销合作社，截止2014年底，农村供销合作社县级以上的有2770个，县级以下有25000个左右，和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连锁企业有2400多家，配送中心6300多个，县级以下的配送网点超过了36万个，日用品县级以下配送网点超过了33万个；其次是邮政物流系统，中国邮政目前对外的服务网点有70%左右都分布在农村地区，2015年中国邮政农村快递网点超过5万个。

3.物流基础设施落后

农村物流基础设施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缺乏有效的公共信息平台，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农村宽带用户比例较低，信息应用平台基础设施缺乏，另一方面物流公共信心平台重视程度低，投入不足；其次表现比较明显的是车辆设备技术水平较低，物流所需的重要交通工具过于落后。

4.农村物流政策落实困难

尽管我国近些年来十分关注农村物流行业发展，但是村级物流发展的实质性问题还是市场的引导，村级物流的发展属于市场发展行为，国家政策的落实十分关键，例如一些地方性的政策不能很好的推动农村物流行业发展，再加上没有大型企业的介入，村级物流无法实现良好的规模经营，资源整合能力差。

二、村级物流发展模式研究

1.建设村级物流综合平台

农村物流现阶段发展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所以需要通过物流综合平台的建立，规范化的发展建设村级物流网点，通过村级物流服务站的建设和引导，推动农村物流资源的整合。

村级物流服务站需要发挥自身在农村生活用品配送、农资产品配送、农产品收购、市场信息公布查询以及村级快递收发等方面的优势，整合各种资源，为农村提供综合一站式的物流服务。村级物流综合平台发展的关键要有大型企业的帮助，村级物流站是综合平台的枢纽，最终目的是推动农村物流服务网络朝着规模化经营方向发展。

2.村级物流服务站发展组织模式

村级物流发展组织模式的核心是村级物流服务站，然后结合企业和物流园区，发展资源整合型的现代化农业流通经济模式，实现企业、物流配送中心、用户（农户）和农村的有机结合，发展村级物流。村级物流服务站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结合村委会、村级超市、农村专业大户、供销合作社、农村专业合作社、社区服务中心、家庭农场等来构建农村专业的物流模式：

（1）企业+物流园区+村委会+农户

村级物流服务站位置的选择一定要方便物流园区产品配送，同时村委会对于物流服务站的支持和帮助能够有效的推动村级物流行业发展，通过企业带头，充分的发挥村级物流园区的配送作用，村委会提供场地支持，同时吸引农户加入，在村委会周围建设村级物流服务站。

（2）企业+物流园区+村级超市+农户

村级超市承担着我国农村80%以上的零售重担，农村日常用品的购买大多数都是通过村级超市实现的，村级物流服务站的构建需要充分的发挥农村超市商品展示和地理位置的优势，而企业物流园区则为超市提供物流产品配送，例如京东和阿里巴巴在发展农村电商的时候都是以农村超市为突破点，通过农村超市来连接企业和农村消费群体。

（3）企业+物流园区+社区服务中心+农户

社区服务中心能够为农村提供综合化、社会化的服务，例如农村市场购物消费、生产资料供应、农业产品的销售、科技信息服务、医疗健身以及文化娱乐项目等都需要社区服务中心来提供，截止2014年底，我国农村以供销合作社形式存在的社区服务中心已经超过了38万个，所以可以充分的利用社区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能力来推动村级物流服务站建设和发展，充分利用社区服务中心优势，结合消费购物职能、生产资料供应职能、农产品购销职能以及信息服务职能，同时带动农村个体户的参与，发展村级物流一体化模式。

（4）企业+物流园区+家庭农场+农户

近两年家庭农场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家庭农场对于农业生产资料、生活建设资料以及农产品销售等方面的需求正是村级物流服务站发展的追求点，利用家庭农场的这种需求，将其作为村级物流发展的重要对象，企业可以为家庭农场提供交通设备、人员技术和物流社会，而家庭农场为村级物流发展提供合作点，推动企业到农户的村级物流服务站建设和发展。

三、结论

村级物流的发展和网络布局并不像快递行业的发展，村级物流发展模式的建立必须抓住物流这个关键点，需要首先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物流体系落后的现状，通过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构建多层次的村级物流服务平台，充分的利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超市、村委会和家庭农场，整合农村物流资源，开辟新的村级物流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陈佳华.浅析农村电商及特色化进程发展[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5.

[2]李国英.“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现代农业产业链及商业模式解构[J].农村经济.2015.

超级家庭篇4

关键词：日用品购买行为 研究

目前我国零售业仍处于高速发展时期，海外与本地零售企业的竞争焦点已由上海、北京等攻坚城市向二线、三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扩张。事实上，一线城市昂贵的租金已经大大削减了零售行业的利润空间。同时，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二线、三线城市的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升，从而有效推动了当地零售业市场的繁荣。零售业圈地争夺战的号角已在全国各地响起，零售企业要想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优势，赢得当地消费者的信赖，了解他们的日用品购买习惯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正市场研究公司（以下简称大正）于2005年启动“中国消费者日用品购买行为系列研究”，选取一系列中国大陆代表性城市，从消费者实际购物行为切入，进而对其渠道商业价值进行了详尽分析。本文摘取东部沿海中级城市（研究编号EM市）的研究报告总结片断以供分享。

EM市背景及其代表性

EM市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陆地面积9，411平方公里与天津市和成都市相当，人口556万约为上海市的1/3，其中市区面积占16％，市区人口占26％。

EM市经济支柱以制造业（汽车整车，汽车零配件，塑料模具，医药化学原料，服装机械配件，家电及制冷配件等）与港口资源为主，民营经济发达，此外，EM市每百人拥有轿车14.7辆，为长三角地区之最。

大正在EM市各中心城区采样进行了消费者购物行为研究。数据采集方式是大规模入户，按人口自然分布抽取18-60岁之间的家庭购物决策者，最终有效样本量400。涉及零售业态包括：粮油烟酒副食品商店，便利店，迷你超市，百货商店里的超市，普通超市，大型超市，个体杂货铺，农贸自由市场，批发市场和品牌专卖店等。

各收入层次食品和日用品支出的情况分析

根据本次调研结果，可以按照被访者家庭月收入水平分为低收入组（1500以下）、较低收入组（1500-2999）、中等收入组（3000-5999）、较高收入组（6000-9999）和高收入组（10000及以上），详情如图1所示。

食品和日用品一般属于生存性消费资料，在家庭消费支出中是最基本的支出。而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其消费结构中各种消费资料所占的比重有一定的差异。 研究发现，在食品支出方面，各组中都有三至四成左右的消费者每月家庭食品支出在400-800元之间，尤其是占总体半数以上的中等收入组和较低收入组在食品支出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中等收入组的食品支出平均每月568元，而较低收入组为444元，如图2所示。由此可见，食品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消费资料，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的总支出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而“物美价廉”一直是超市食品消费者们最核心的价值追求。

然而，在家庭日用品支出方面，各收入层次的家庭则呈现出更明显的梯度。在低收入组中，九成以上的家庭将每月的开支控制在200元以下，有半数的较低收入家庭也是如此精打细算。而中等及以上收入组家庭的消费已进入享受和发展阶段，他们对日用消费品的品牌具有很强的偏好，因此，有超过半数的消费者家庭日用品开支超过400元；三成左右的较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家庭每月花费800元以上用于日用品开支，体现出与其他各层次消费者之间的明显不同，见图3所示。

私家车的普及扩大了商圈范围

在零售企业的商圈研究中，划分商店的核心商圈，次级商圈和边缘商圈时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包括商家所属零售业态、规模、与竞争者的距离、顾客的购买习惯、顾客往返时间和交通条件以及利用宣传工具的可能性等。

在EM市评估某普通超市业态时，笔者采用商圈距离居民区远近，步行5分钟，公交车10分钟，自行车15分钟计核心商圈的标准来测量。

研究后发现，EM市居民购物途中花费时间平均为12分钟，其中步行和私家车方式平均花费10分钟，而公交车，自行车，摩托车方式平均花费11-20分钟。除了自行车和步行仍是居民去超市购物首选交通方式，选择驾车购物的消费者高达8％。无疑私家车对居民区与核心商圈的距离有了新诠释。

初级交通者（如步行）的购物量模式：高购物频率×短逗留时间×小容量载体（手提）

高级交通者（如私家车）的购物量模式：低购物频率×长逗留时间×大容量载体

从消费者购物的频次来看，如图4所示，有超过半数的被访者每周购物1-3次，其中选择1-2次和2-3次的购买者分别为37.75%和23.75%。结合消费者所采用的交通方式，可以注意到，步行购物的消费者的购物频率最高，平均每月购物13.98次；以自行车、自有摩托车、公交车方式去购物的消费者的购物频率略低一点，平均每月购物9-10次，私家车购物的消费者的购物频率最低。

消费者在商店中逗留的时间与消费者购物的频次成反比关系，购物频次高的消费者一般在店内逗留的时间要比购物频次低的消费者短。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平均逗留时间为34.7分钟。大部分（61.75％）消费者在商店里逗留的时间在11－40分钟之间，很少消费者（4.5％）在商店内逗留不到10分钟。

在国人的传统观念里，食品的新鲜程度是食品质量的关键所在，尤其是作为三餐原料的蔬菜、水果、海鲜、鲜肉、熟食等。尽管大卖场和各类超市风声水起，但菜市场里熙熙攘攘的交易场面却昭示着，农贸市场作为传统鲜食销售渠道的绝对优势地位难以撼动。调查显示，EM市几乎近半数的被访者最常去农贸市场购买鲜食，远高于去普通超市（26％）和大型超市（18％）。而对于洗涤用品、饼干零食、家居日用品这类“保鲜次要”的商品，消费者更乐意去大卖场（近1/3）和普通超市（过1/2）（见图5）。

消费者购物的时间倾向

EM市有近七成的消费者在16点以后外出购物，18-20点是消费者购物的黄金时段。结合背景资料分析后，我们发现消费者的职业、学历构成与购物时间选择有很强关联。

由于民营经济发达（20％以上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业主），小业主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而经营时间又较长，因此分别有20％私营业主选择在8-11点购物，20％私营业主在晚间20-22点购物。

相比较之下，全职工作者的购物时间非常集中，近65％的全职工作者选择晚上18点后购物。

而全职家庭主妇、退休者和无业失业人员则往往避开购物高峰，倾向选择白天购物。

另外，各人群的学历特征也有较明显的差异，比如高学历的消费者更倾向晚间购物，见图6所示。

选择超市时， “促销活动吸引人”和“有合适车位”很重要。零售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消费者的选择也更多。我们针对消费者选择超市的考虑因素作出分析后，将之分为四大类型：商品的品质价格，交通便利程度，商场的硬件设施，促销。

超级家庭篇5

用自我超越生命意义量表、考试焦虑问卷和考试元担忧问卷调查了广州市1142名高三学生。结果 ①不同类型学校的高三学生自我超越生命意义水平差异显著，自我超越生命意义对考试焦虑有显著的调节作用；②高三学生考试焦虑属于中等偏高水平，男生比女生更焦虑；③考试过程、家庭冲突及前途命运是造成高三学生考试焦虑的主要元担忧因素；④家庭的元担忧对自我超越生命意义影响最大。结论 自我超越生命意义教育可作为缓解高考考试焦虑的重要策略。

【关键词】 高三学生；心理健康；相关研究；考试焦虑；考试元担忧；自我超越生命意义

Relationships among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Test Anxiety and Test Metaworries of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in Guangzhou. Xu Sian, Zhang Jiji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test anxiety and test metaworries. Methods A sample of 1142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in Guangzhou were administrated by SMLS, TAS and the questionnaire of test metaworries. Results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three types of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moderated the test anxiety; the degree of test anxiety was medium and the male was more anxious than the female; test process, family conflict and future destiny were the main source of test metaworries to test anxiety in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the most source of metaworries to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was family. Conclusion The strategy of test anxiety to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could be carried on the education of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Key words】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Mental health; Correlation study; Test anxiety; Test metaworries; Self-transcendence meaning of life

焦虑作为人类心理失调最经常出现的问题，一直是心理学中十分活跃的领域[1]。考试焦虑则是青少年最常见的焦虑种类。研究焦点之一是考试焦虑原因的探讨，而近年较为著名的是Adrian Wells的焦虑的二型担忧模型的研究[2]。他认为，焦虑是由担忧引起，担忧又可分为Ⅰ型担忧和Ⅱ型担忧。Ⅰ型担忧指对特定事件的担忧，而Ⅱ型担忧是在经历了Ⅰ型担忧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对担忧的担忧，即元担忧。其后，许多研究证实，元担忧对一般焦虑、考试焦虑都有重要影响[3-7]，是导致个体考试焦虑的重要认知因素。

那么，在教育中，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助学生调节认知因素以缓解他们的考试焦虑？近期关于生命意义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给我们以启发。研究表明，生命意义对压力和心理健康有重要调节作用[8,9]。有研究甚至指出，生命意义在个人危机和重大挫折时具有无可替代、独一无二的作用[10]。有学者还以东方佛教和道家哲学作为理论基础，提出应重视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压力应对和健康调节的作用[11]。其中，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包含了解并相信得和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都有意义、感知到并坚信得失成败的辨证关系、不惧怕丧失和失败这三方面内容[11]。上述研究触发我们思考：考试焦虑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已得到许多研究证实[12-17]，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对心理健康又具有调节作用，那么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是否对考试焦虑也有调节作用？它与考试焦虑、元担忧之间关系怎样？对高三学生而言，高考使得他们正处于高度应激状态，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作为一种教育策略能否有利于缓解考试焦虑？

1 对象与方法

1.1 测试对象 广州市3所中学的高三学生，1所是普通学校，1所为市一级学校，1所为省一级学校。样本总数为1142人。其中男生524人，女生618人。

1.2 测量工具

1.2.1 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量表（SMLS） 该量表由李虹编制[18]，由8个测量题目组成，量表为4点分数量表(1=很不同意，2 =不同意，3=同意，4=很同意)。量表信度指数α=0.79，量表与效标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30～0.70之间。

1.2.2 考试元担忧问卷 该量表由郑希付等编制，共40个题目，包括与考试有关的社会评价、考试过程、家庭冲突、前途命运、父母状况等5个方面的元担忧内容。问卷采用正向5点记分，分数越大，说明元担忧水平越高，问卷信度指数α=0.9746[7]。

1.2.3 考试焦虑（TAS）问卷 该量表由Sarason编制，共37个题目，每个题目要求作是或否的二择一回答。研究表明，该量表 α系数=0.64，折半信度r=0.60；总量表分和特质焦虑问卷（TAI）的担心分量表的相关r=0.48，P

1.3 施测过程 将打印好的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量表、考试焦虑问卷、考试元担忧问卷统一装订，为避免问卷题目产生的心理倾向性，问卷只写了指示语，将3份问卷标志为“问卷一”、“问卷二”和“问卷三”。测试程序是，统一发放问卷，在规定时间完成后，统一回收。测试结果用SPSS 11.0软件分析。

2 结 果

2.1 自我超越生命意义与考试焦虑、考试元担忧测试的总体情况

2.1.1 不同类型学校学生测试情况比较 见表1。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学校学生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测试得分差异显著，进一步LSD检验表明，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得分中，省一级学校学生得分最高，市一级学校学生次之，普通学校学生得分最低，P0.05。根据Newman[19]的观点，3所学校高三学生的TAS平均得分均在16分或以上，表明即将面临的高考已经给被试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不适感。此外，表1揭示不同类型学校学生对前途命运的元担忧得分差异显著，对前途命运的元担忧在普通学校学生与市一级学校学生、普通学校学生与省一级学校学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

2.1.2 不同性别学生的测试情况比较 见表2。

由表2可见，不同性别的高三学生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得分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性别学生考试焦虑得分差异非常显著，男生考试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女生，P

2.2 考试焦虑与自我超越生命意义、考试元担忧的回归分析

2.2.1 高三学生的考试焦虑与自我超越生命意义、考试元担忧的回归分析 为查清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和考试元担忧对考试焦虑的影响，对考试焦虑与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和考试元担忧做了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可见，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对考试焦虑有负面贡献，P

2.2.2 高三学生考试元担忧与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的回归分析 我们也对考试元担忧和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4。

多元逐步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试焦虑中，家庭和对将来工作的元担忧对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影响最大，P值分别小于0.001和0.01。这意味着，学生在对得失的权衡和分析中，家庭和前途是他们最担心的两个主要来源。

2.2.3 男、女学生的考试元担忧与考试焦虑的回归分析 我们将男、女学生的考试元担忧与考试焦虑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

从表5可见，对男生和女生的考试焦虑贡献都显著的考试元担忧因素有考试过程和家庭冲突。男、女学生的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前途命运的担忧上，男生比女生对前途命运更担忧。

2.2.4 男、女学生的考试元担忧与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回归分析 我们将男、女学生的考试元担忧与自我超越生命意义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

由表6可见，在考试元担忧的具体成份中，对男、女学生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得分贡献都显著的是家庭冲突，对女生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得分贡献显著的元担忧内容还包括考试过程和前途命运，对男生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得分贡献突出的元担忧内容还包括父母状况。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不同类型学校的高三学生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分数差异显著。省一级学校高三学生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得分最高，市一级学校次之，普通学校最次。这意味着，在3所不同层次学校中，对于得失、成败的分析，普通学校学生相对而言更难以超越自我。不同类型学校高三学生的考试焦虑差异不显著，表明所有被试都已明显感受到因即将面临高考而带来的相当程度的不适感，且男生比女生更焦虑。不同类型学校高三学生的考试元担忧仅在对前途命运的担忧上存在显著差异。普通学校高三学生对前途命运的担忧显著甚于市一级学校学生和省一级学校学生。因此，可以认为，普通学校高三学生的考试焦虑主要与对将来工作与生活方面的担忧有关。

自我超越生命意义对考试焦虑有显著调节作用。这表明，在面临高考的严重压力之下，如果能有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支撑，学生的考试焦虑程度就会减轻。因此，高应激状态下的高三学生能够从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中获益。这给我们以启发，即可以通过对面临高考的学生进行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的有关辅导和教育，以缓解他们的考试焦虑水平。

本研究表明，考试担忧是考试焦虑的重要成分。考试过程、家庭冲突以及前途命运是高三学生考试焦虑的主要元担忧因素。这与郑希付等的研究结果一致[7]。考试焦虑和考试元担忧的关系也有性别差异。一方面，对考试过程、家庭冲突的担忧对男、女高三学生考试焦虑的影响都很显著，说明对考试过程及对家庭的元担忧是导致高三男女生考试焦虑水平提高的共同担忧因素。另一方面，男生的考试焦虑更多地与对自己的前途命运相联系。

高三学生考试元担忧的性别差异突出，这与国内有关研究结果一致[6,7]。男生比女生在社会评价、考试过程、家庭冲突、前途命运以及父母状况方面的元担忧程度更高，这可能是男生比女生的考试焦虑水平更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考试元担忧对自我超越生命意义也有影响。研究显示，对家庭的元担忧对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影响最大，这意味着学生在对得失的权衡和成败的分析中，家庭问题是最困扰他们的主要因素。另外，对女生而言，考试过程和前途命运也是她们做出成败得失分析的主要考虑因素；而父母状况则是男生考虑的主要因素。这也给我们以启发，在进行自我超越生命意义的有关辅导和教育时，对高三学生应紧扣“家庭”这个主要的元担忧内容展开，并可考虑分别对男生和女生进行不同内容的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的教育。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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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家庭篇6

关键词:大学生;BMI;血压;肥胖;体重变动率;血压变动量

中图分类号:G804.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09)06-0067-03

A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ifferent Nutrition Factors on ChineseCollege Students' Obesity and Physical Health

YIN XiaoJian1, LI Ying2, JI ChengYe3

(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Ti 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Xianyang 712082, Shaanxi China; 3. Peking U 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of BMI, blood pressure, obesity andfamily financial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Shanghai. The result showsthat the obesity rate of urban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group; obesity male students' family average incom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that of normal group and thin group,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female st udents; obesity students' blood pressur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 rmal group and thin group; with the increase of rate of body weight change, rateof blood pressure change rises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BMI; blood pressure; obesity; rate of bodyweight change; rate of blood pressure change

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的改变以及体力活动日渐减少, 肥胖患病 率无论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在成年人和儿童中, 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经济迅速增长 的国家,患病率增长更为突出,因此预防肥胖的流行已成为2l世纪上半叶全球最重要的公共卫 生课题[1]。在我国高血压、心脏病、高血脂症、糖尿病和癌症等已成为国民健康 的几大杀手,而肥胖与这些慢性疾病的发生有着非常密切关系[2-4]。肥胖的发生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生物学因素(遗传等)和社会学因素等。本研究旨在以位于上海 市的N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大学生的肥胖、血压及其与家庭社会经济等因素间的 相互关系。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上海市N大学2003年9月入学的全部学生中除去不满17岁及资料缺省的学生,剩下 的2 420名(男850名,女1 570名,1年级男女平均年龄18.73±0.65;4年级平均年龄: 22.48 ±0.68)大学生。这些学生来自于全国各地,南至海南省,北至黑龙江省,生源遍及全国大 部分省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使用的资料来源于N大学定期健康检查卡及学生家庭情况登记卡。我们利用了定期健康检查 卡中记载的1年级学生(2003年9月测定)及4年级学生(2007年5月测定)的身高,体重,血 压[包括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 ]及学生家庭情况登记卡(2003年11月记录)中记载 的学生出身地,出生年月,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等资料。

城市和农村是根据地名来划分的(例江西省南昌市××路××号×室则为城市; 山西省远城 县×乡×村第××组则为农村)。因为, 城市和农村之间就业结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 很大的差别, 因此, 将它们分别作为一个综合的因素来加以分析。

1.2 测定方法主测者是N大学的在职专业人员(医生、护士) ,使用的器材是华师科教仪器厂BT-128型体重 -身高计,每次测定前均对器材进行校正,被测定者均脱鞋、穿薄衣。血压测定均采用水银 血压计,测定按双盲原则进行。

1.3 分析方法身高,体重,BMI[=体重(kg)/身高(m)2],血压,体重变动率,血压变动量及家庭人 均月收入均采用平均值比较方法。2组间的比较采用t及χ2检验法,3组间的比较采用F 检验法。

BMI分组依WHO标准[5]: BMI25为肥胖。

家庭人均收入=家庭总收入÷家庭总人数

体重变动率(%)={(4年级体重-1年级体重)÷1年级体重}×100

血压变动量(mmHg)=4年级血压-1年级血压

以上统计处理均采用SPSSv.11.5。显著性差异以P

2 结 果

2.1 城乡间学生肥胖状况表1显示,男生BMI无论是1年级还是4年级均为城市大于农村,有显著性差异,女生城乡 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从表2可以看出,总体而言,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正常组的比例相对 较高,但城市组肥胖人群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就男女间而言,男生城 市组肥胖人群的比例明显高于农村组,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2 肥胖与家庭人均收入由表3可以看出,就男生而言肥胖组的家庭人均收入均高于正常组及偏瘦组,存在显著 性差异,对于女生来说正常组及肥胖组的家庭人均收入均高于偏瘦组,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4也同样显示,男生的BMI与家庭人均收入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女生不存在显著性相关 关系。

2.3 肥胖与血压从表5可以看出,男女间,无论是1年级还是4年级均为肥胖组的收缩压及舒张压均高于 正常组及偏瘦组,存在显著性差异。表4显示,男女BMI均与收缩压及舒张压存在显著性相关 关系。

2.4 体重变动率与血压变动量 表6显示,男女均为体重变动率与收缩压及舒张压成显著性正相关关系。表7表明随着 体重变动率的增加男女收缩压变动量均逐渐增加。

3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肥胖组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性高于正常组及偏瘦组,女生则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大学生肥胖的城乡差异主要是由家庭人均收入这一因素造成。我国城乡之间存在着 较大的收入差异。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6]: 一个社会的基尼指数, 若低于0.2表示 收入 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 5～0 .6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0.4被视为警戒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呈逐年递增 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 2003年已经升至0.4 5 8, 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 到达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 20 0 5年逼近0.47。Fei Xu[7]等指出,在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因素与肥胖成负相关关系, 而在发展 中国家则成正相关关系。人们受教育的程度,家庭收入以及职业等社会经济因素经常会改变 人们的诸多生活习惯(如饮食习惯,运动习惯),这些生活习惯的改变必将促使人们在食物的 摄取,能量的消费以及能量的代谢方面发生根本的变化,进而影响到人们的肥胖程度。李明 等[8]的研究也表明,在我国家庭富裕的青少年的超重及肥胖风险是不富裕家庭的1. 6倍。因 此,大学期间应该加强营养教育,加强科学膳食、科学锻炼等指导工作,从而为大学生养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Malina 等[9]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因素(家 庭收入等) 对男性的体重影响较大,但是对女性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尹小俭等[10]的研究也 表明,社 会经济因素对男性的体格(体重等)影响要比女性大。本研究女生与男生不同,肥胖组、正常 组及偏瘦组之间家庭人均收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也许正是此原因之一。

肥胖组血压显著性高于偏瘦组及正常组。此结果与万里凯[11]等的研究(18～35岁 的研究) 不相矛盾。大量研究证明[12-13],BMI等的高低与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密切相关。B MI是衡 量超重与肥胖的公认指标,相关研究证明BMI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一项对中国台北1 366例 在 校学生的调查[14]发现,肥胖组学生的血压、TC、TG、LDL、ApoB明显升高,而HDL、 ApoA-I明 显降低;大约75%的肥胖男生存在有1项心血管危险因素,25%的男生存在2项以上的危险因素; 女生的结果与男生相似。一般认为,肥胖促使高血压发生的机理为:肥胖病病人体内脂肪组 织大量增加,使血液循环量相应增加,亦使小动脉的外周阻力增加,心脏必须加强做功,增 加心搏出量,以保证外周组织的血液供应,由此导致小动脉硬化,促使高血压发生,加上肥 胖病病人体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水钠潴留,进一步增加了循环血量,加重高血压的发生。另 外,本研究也表明,随着体重变动率的增加,男女生血压变动量均显著性增加。朱智明[2] 等指出,肥胖能引起心脏结构和功能的广泛性改变,尤其是重度肥胖或持续性肥胖更加明显 ,这种改变将直接导致血压的上升。Hubert HB等[15]的调查表明超过理想体重20% 或更多的 人,发生高血压病的机会是常人的10倍。在原发性高血压发生中,肥胖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 素,Pausova Z等心脏研究证实[16],体重每增加4.5 kg,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收缩压会增加4 mmHg。尽管体重增加导致血压升高的确切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肥胖作为人类 原发性高血压的原因越来越受到普遍关注。

4 结 论

本文以我国上海市N大学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和讨论了不同营养因素影响我国大学生 肥胖与体质健康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

1) 大学男生肥胖组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性高于正常组及偏瘦组,女生则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

2) 肥胖组大学生的血压显著性高于偏瘦组及正常组大学生的血压。

3) 随着体重变动率的逐渐增加,血压变动量也随之显著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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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家庭篇7

【关键词】 精神卫生；文化；宗教；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9)04-0360-02

精神信仰是与人的根本生命价值相联系，指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关系的核心价值原则［1］。中学阶段是个体成长的重要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初步形成时期，也是信仰体系初步建构的阶段。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信仰的形成是直接建立在中学阶段形成起来的价值取向基础之上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中国国民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信仰真空、信仰缺失、信仰庸俗化等问题日益凸显，给价值观处在形成时期的中学生带来影响。如何引导中学生积极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形成是摆在每个教育者面前的课题。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揭示中学生精神信仰的现状，为中学生信仰教育提供实证性支持。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包头市5所中学764名初二～高三的学生为被试。其中男生397名，女生367名；初二学生166名，初三学生151名，初四学生111名，高一学生118名，高二学生106名，高三学生112名。

1.2 方法 采用课题组统一编制的“大学生精神信仰问卷”收集资料。问卷由39个题目组成，包括超自然信仰、社会信仰和实用信仰3个一级因素，每个一级因素又包括若干维度，整份问卷由9个维度构成。其中超自然信仰包括、神灵崇拜2个维度；社会信仰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政治信仰3个维度；实用信仰包括金钱崇拜、生命崇拜、家族崇拜和家庭主义4个维度。问卷为5级量表，整份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1。

1.3 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用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中学生精神信仰的总体状况

2.1.1 精神信仰一级因素的多重比较 中学生超自然信仰、社会信仰、实用信仰之间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17.10，P＜0.01），每2种信仰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类信仰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信仰(3.820)、实用信仰(3.107)、超自然信仰(2.441)。

2.1.2 精神信仰二级维度的多重比较 见表1。

中学生精神信仰的二级维度的得分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31.84，P＜0.01），除政治信仰和家庭主义之间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他各信仰维度的得分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个信仰维度的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民族主义、生命崇拜、国家主义、政治信仰、家庭主义、家族崇拜、神灵崇拜、、金钱崇拜。

2.2 不同亚群中学生的精神信仰状况 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分别对精神信仰的9个二级维度进行多元方差分析，性别和年级的主效应均达到显著性水平（F性别=3.815，F年级=4.041，P值均＜0.01），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性别×年级=1.004，P＞0.05）。单变量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对超自然信仰的、社会信仰的政治信仰以及实用信仰的金钱崇拜、家族主义和家庭主义存在主效应，均表现为男生的信仰程度明显高于女生；年级对超自然信仰的神灵崇拜、社会信仰的民族主义、政治信仰、国家主义以及实用信仰的金钱崇拜、生命崇拜和家庭主义存在主效应。高一学生的神灵崇拜程度最高，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的学生；高一和高三学生的民族主义程度最低，并显著低于初三和学生；政治信仰总体趋势随年级升高而下降，初二、初三学生的政治信仰程度最高，并显著高于其他4个年级的学生；高一学生的国家主义程度最低，显著低于高二和初中学生；金钱崇拜程度随年级升高而升高，高一学生的金钱崇拜程度最高，显著高于初中各年级；初四学生的生命崇拜最低，显著低于初二和初三学生；家庭主义程度总趋势随年级升高而升高，高三学生的家庭主义程度最高，显著高于初中各年级。见表2。

3 讨论

中学生精神信仰一级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信仰、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相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2-4］，说明中学生精神信仰整体是积极的，认为民族、国家、政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9个二级维度的信仰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民族主义、生命崇拜、国家主义、政治信仰、家庭主义、家族崇拜、神灵崇拜、和金钱崇拜。民族主义得分最高，这一结果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浦卫忠等［5］对北京市青少年的调查表明，有91.2%的人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持肯定态度。生命崇拜得分其次，这与近年来倡导的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有关。9个维度中，和金钱崇拜得分最低，说明中学生虽身处市场经济，但并没有过多受“金钱至上”等思想的影响，信仰表现现实但不庸俗；同时因为我国并非宗教大国，宗教文化与宗教意识相对淡薄，使得中学生的表现程度最弱。总体而言，中学生具有比较积极的信仰体系，充分说明中学生主流价值观念是健康的，体现出我国的思想教育和学校德育是成功有效的。

男生比女生具有更强的、政治信仰、金钱崇拜、家族崇拜和家庭主义。田丽丽等［4-5］的研究都指出，男性比女性更看重金钱的重要性。在中国的文化中，男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经济收入成为对男性取得成就的评价标准之一；由于社会角色不同和性别差异，男性对时事政治、政权交换、参政议政有更多的热情和关注；同时传统观念赋予男性更多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使命，导致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家族荣誉与利益。戴建华［6］的研究表明，男生的亲情价值观在家庭责任方面显著高于女生。赵婧［7］的研究也指出，男生比女生更看重“合家安宁”。男生的程度高于女生，分析原因可能是中学阶段个体尚未形成明确、清晰的，而宗教的神秘色彩和力量更容易吸引男生［7］。

不同年级的中学生在神灵崇拜、民族主义、政治信仰、国家主义、金钱崇拜、生命崇拜和家庭主义上存在差异。神灵崇拜、金钱崇拜和家庭主义总体呈现随年级升高而加强的趋势，这是因为，年龄越大，对金钱、家庭及亲情的认识越深刻，越能感受到它们对生活的重要性。高中生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探求较多，对神灵等神秘精神现象较容易感兴趣。高一学生的神灵崇拜和金钱崇拜程度最高，因为高一学生处在初中向高中的过渡期，一方面开始摆脱初中生的半幼稚、半成熟；另一方面还未形成理性的判断和思维，自我意识发展尚未成熟，容易偏激和极端，更看重金钱等物质利益以及被神灵等超自然现象所吸引。高三学生的家庭主义程度最高，原因是高三学生面临高考压力，得到更多家庭生活关心和精神支持，更多体会到家的重要性。民族主义、政治信仰和国家主义总体呈现出随年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初、高中差异显著，这是因为初中生评价能力发展有限，评价参照仍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为基础，而高中学生较之初中生，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思维活跃，富有批判性，更关注个人的发展与前途，对国家利益、政治问题的兴趣减弱，常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些社会问题。初四学生生命崇拜程度最低，这一方面与初四学生的高压力有关，另一方面和高三学生比较，初四学生的心理相对脆弱，承受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较差，很难有效排解高压力带来的高焦虑与厌倦。一些研究也表明，初四学生的幸福感水平最低［8-9］ ，由此造成对生命价值和意义认同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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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家庭篇8

2017年，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新时期计划生育协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国计生协“八代会”暨八届二次会议精神，以“激情、干净、超越”主题作风建设为抓手，以“基层计生协组织建设提高年”活动为主线、以会员活动为载体、以宣传倡导、群众自治、家庭发展和生育关怀为重点，紧紧围绕省市计生协工作部署和全县卫计工作大局，立足群团职能、突出服务民生、彰显协会活力，努力实现全县计生协会工作追赶超越、快速发展。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强基固本，切实抓好组织建设。

1、继续深化计生协“两为两争”创先争优活动。鼓励和引导镇村协会开拓创新、打造亮点，树立典型、弘扬正能量，进一步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勇于追赶超越的决心。全县今年将继续评选县级“五好”协会6个、“五优”干部7名、“五星”会员10名。

2、扎实推进协会组织整建评估、动态认定活动。坚持“下评一级、分类整建、动态管理、年度考核”的原则，按照“一类协会创特色，二类协会抓提升，三类协会强整改”要求，逐级开展基层协会组织评估整建认定工作。把基层群众自治和流动人口计生协“四级联创”工作融入协会组织评估整建认定工作中，确保全县协会组织均衡发展。2017年全县拟创建省级诚信计生群众自治示范村1个，创建点确定为龙头镇龙头社区；市级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3个，创建点确定为莲花街道办事处庙坡村、沙河营镇范家营村和董家营镇董家营村；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示范点2个，市级创建点确定为博望镇、县级创建点确定为老庄镇。以上6个创建点要严格按照各级创建要求抓好落实，确保示范点工作成效突出、验收达标。全县创建县级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17个，各镇（办）计生协要确定1个创建点，认真开展工作，年底由县计生协会统一评估验收，对通过验收的创建点予以命名并奖励。各镇（办）协会要高度重视群众自治示范村创建工作，保障示范村质量，切实发挥示范村的模范带头作用，有力推动全县计划生育群众自治工作整体水平。

3、创新开展千人素质提升培训教育活动。紧密围绕新时期计生协

“五项职能”和“六项任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沉下去”方式，深入开展千人素质提升大培训活动。县计生协会以镇（办）、村（社区）协会干部为主要对象，积极开展素质能力提升培训教育活动，着力提高计生协会队伍的政治素养、服务意识、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各镇（办）协会也要结合实际，围绕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改革时期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积极组织干部、会员开展学习交流和教育培训等活动。

4、大力加强计生协志愿者队伍建设。广泛动员、整合资源、强化组织，不断加强全县计生协会志愿者队伍建设。各镇（办）协会要进一步组建完善一支以专业人士、骨干会员、普通群众等多元构成的志愿者队伍，推动各项公益活动逐步走向深入。

二、创新举措，大力发挥宣传倡导职能。

1、以会员活动为载体，力促宣传倡导工作扩面增效。

大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5.29”协会纪念日、协会新闻宣传好作品评选、“回顾协会历程、讲好协会故事”演讲、志愿者公益服务千人行活动，积极参与市计生协30周年成果展等系列活动。采取面对面宣传、心贴心教育及层层培训的形式，广泛开展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宣讲计划生育政策和健康知识，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全体干部和广大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效提升协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2、拓展宣传空间，加大宣传力度。要巩固和深化宣传工作中的好做法、好典型和好机制，创新理念，加大力度，充分运用新媒体提升协会宣传工作水平。2017年继续执行《2016年XX县计生协会新闻宣传奖励办法》新闻奖励标准。

3、进一步做好《人生》会刊进协会工作。积极组织和引导镇村协会干部和广大会员学会刊、用会刊、宣传会刊，力争使会刊进入更多计生家庭，确保会刊征订数量逐年提升。

三、强化服务，全力助推生育关怀行动。

1、抓好幸福工程贫困母亲救助工作。认真组织实施幸福工程——贫困母亲救助项目，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指导和监督，确保项目按期推进、资金使用规范；并逐步完善救助机制，加速贫困母亲脱贫步伐。

2、抓好特殊家庭帮扶工作。努力争取财政支持，围绕精神慰藉、生活照料、养老就医、保险保障等方面积极开展帮扶救助，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特殊家庭的良好环境。与XX县瑞源心理咨询工作室加强合作，邀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有需求的特殊家庭父母提供一对一心理疏导，帮助他们走出心理阴影，步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

3、抓好计生家庭创业扶贫工作。充分调研、精准发力、加大力度，积极筹集资金，认真组织实施计生家庭创业扶贫工程。今年全县新培育1个计生家庭创业示范基地，即沙河营镇司家铺村果品种植基地。继续大力推进往年4个省市级家庭创业基地建设：董家营镇董家营村元胡基地、二里镇大盘村苗木花卉基地、三合镇陈丁村大棚蔬菜基地、双溪镇滥坝村生态农产品基地。共扶持60户计生家庭致富典型树立为家庭创业示范户，帮扶200户计生贫困家庭脱贫。全力配合市计生协会筹备好全省2015-2017年度计生家庭创业工程现场会有关工作。

4、推进青春健康教育“三进”常态化。拓展青春健康教育“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活动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与县职教中心和城关中学加强合作，举办青春健康知识大讲堂不少于2次，并为学生开展一对一心理辅导。继续推进青春健康夏令营活动，动员更多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到活动中来，引导青少年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促其健康成长。进一步开拓思路，积累经验，扩大青春健康教育覆盖面，探索建立青春健康教育长效机制。

5、稳步推进计生系列保险工作。要以“三个100%”为总目标（保险服务指南、温馨提示卡和保单到户率、保险政策知晓率、优质服务理赔率），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服务水平，使参保家庭熟悉保险政策和理赔程序；继续加强与保险公司的紧密配合，全方位多角度服务计生群众，确保全年计生家庭理赔率稳中有升。

6、抓好生育关怀紧急救助。始终把计生特殊家庭、计生贫困家庭作为生育关怀的重点，探索建立计生家庭多层次帮扶的方法和机制，不断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开展形式多样的帮扶救助活动；认真组织开展“计生伤残家庭和阿尔茨海默症”为重点的专题调研活动，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为上级协会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超级家庭篇9

2008年最让人头疼的其过于油价节节的攀升，想要购买新车的家庭，这时也不得不停下手，观望观望油价的走势。也许是瞅准了购车人的节油小心思，也许是想要和高升的油价较量一番，东风日产的新一代天籁，广州本田的新款飞度，都打出了节油旗号，与那“油老虎”真正的对峙起来。无论怎样，想要置换自己座驾的家庭，何不自己亲自去体味一下。不用再去时时关注那讨厌的油表盘，放松心情，带上妻儿一同奔驰在秋天的美景中。可谓快哉!

家庭型的高级享受――新一代天籁

对于就好东风日产车的朋友来说，新一代天籁早已经成为他们的垂涎之物。从四月的北京车展到现在，新一代天籁从亮相到投放市场，一直都不乏崇拜者与追捧者。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气派的外观，更可贵的是极具“内在美”。在新一代天籁中，采用了V6+CVT动力组合，远超同级的动力系统。全新的第四代VQ(V6)引擎，经过了9项技术的改进，使其动力更强劲，输出更顺畅；航天级的缸体超低摩擦技术，降低油耗，提高了动力效能NICS可变进气控制系统和C-VTC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智能控制，使得油耗更低，从而轻松达到节油的目的，而对于家庭用车来说，除了发动机等“内在”高需求外，内饰以及舒适上，新一代天籁都做到了极致。静音是其一大亮点，用高级隔音材料、运用各路况吸引等降噪技术、发动机V6的低噪音设计，让他在静音性能方面超与同级车，完全可以媲美宝马5系。完全让熟睡中的宝宝，不受任何干扰，在旅途中做一个安静的童话梦。在新一代天籁中，还采用了超越同级的配备，如一键启动、TOPS随速转向系统，以及全景天窗、BOSE音响等。喜欢周末休假时全家一起驾车游玩的朋友来说，新一代天籁是最可心、最贴心的选择。

可爱时尚依旧――新飞度

在节油和舒适程度上，广州本田新飞度的表现也让喜欢它的人感到非常满意。从2001年第一代本田飞度与国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到今年北京车展上新飞度的亮相，六年的时间飞跃让飞度第一次彻底的换代大改款。动力方面，新飞度用了1.3升与1.5升两种选择。1.3升的车型搭载全新L13ASOHC i-VTEC发动机，提高了进排气效率和燃油性能，使得其无论低转还是高转都能获得相对突出的动力表现。而1.5升的L15A发动机通过低速和高速的VTEC转换，在6600转时可以爆发出120匹的最大马力，峰值扭力则为148牛米／4800rpm。两者都大大降低油耗，达到了节能环保的目的，新飞度的外观与内饰上，继续秉承了时尚的风格。动感、深色的内饰依旧是新飞度的主题。虽然材质上无法与高级车相比，但其精工细做也在同级车中保持领先地位。喜欢追逐潮流的家庭来说，这款节油时尚的新飞度，是最好的选择。帅气逼人的老公，娇媚可人的老婆，外带酷极的宝宝，驾驶新飞度出游，定能赚回不少的喝彩声。

超级家庭篇10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关 键 词：公私观念 认同单位 公共事务 家庭 宗族 行动逻辑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其中既有时代的差异，也有地域的差异，很难一言尽之。本文试着一般地、相对抽象地讨论传统中国社会中农民的行动逻辑。

所谓农民的行动逻辑，意指农民行动所遵循的原则与规律。大体来讲，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的行动逻辑，是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是特殊主义而非普遍主义的，这是其一。其二是中国人的行动特别关注公私的差异，这也是一种特殊主义的行动逻辑。当人们认为是私的领域，也就是“我们”的领域，人们的行为取向是“共产主义”的，而若是公的领域，即不是“我们”的，人们的行为取向就是工具性的。虽然一般来说，对于中国人，公私总是相对的，即越远的血缘关系就越成为公的关系，但因为传统社会中，农民安土重迁，长期在一地生活，而使宗族或村庄凸显，宗族或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构成了农民家庭以上的另一个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

一、宗族或村庄的凸显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聚族而居的村庄，则构成中国传统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三位一体的场所。正是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基本方面。日本学者稻叶君山说：

保护中国民族的惟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这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不上。一般学者都说古代罗马的家族制度精神之覆灭，是基督教侵入罗马之结果。但中国自唐代有奈思特留斯派（景教）传入以来，中经明清两代之传统以迄于今，所受基督教影响不为不久，其家族制度却依然不变。且反转而有使基督教徒家族化之倾向。佛教在中国有更长久之历史；但谓佛教已降服于此家庭制度之下，亦不为过。此真世界一大奇迹！我们说中国和欧美社会之间横划着一鸿沟，全不外这些事实。[1]

梁漱溟比较中西文化时认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周孔教化‘极高明而道中庸’，于宗法社会的生活无所骤变（所改不骤），而润泽以礼文，提高其精神。中国遂渐以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西洋则以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以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2]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以伦理为基础的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宗族的凸显，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凸显，有其内在原因，即传统国家事实上不能真正将触角伸入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无力解决村庄层面的公共事务，而家庭这个强有力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也不能提供超出家庭层面却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物品，尤其不能解决诸如农田灌溉和社会安全方面的问题，因此，农民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有了内在需要，国家又不能真正管理整个社会，社会便创造出地方性组织和规范来满足解决共同事务的需要。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精耕细作农业产生的高密度人口及由此而形成的村庄，本身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聚居防盗防匪等），而村庄也会产生公共事务的要求。在传统国家能力很弱，国家无力直接介入乡村事务，无力解决乡村公共事务，而家庭又不能满足公共事务的需要时，具有地缘性和血缘性双重特征的村庄就凸显出来。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流动性很小，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中，宗族和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的突显，必然对中国农民的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按杨国枢的说法，就是很容易产生社会取向的行为特征。杨国枢认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四大类主要的特征或内涵，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及他人取向，他认为这四种级次的取向主要是指个体融入或配合家族、其他个体、权威及非特定他人所展现之社会互动的风格与型态，而中国人社会取向中最重要的次级特征即是以家族主义为基础的运作方式。[3]

杨国枢引述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家族是传统农业社会之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核心，其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极其重要，因而形成中国人几乎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据叶明华的分析，作为一套心理行为的内涵及倾向，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在对家族的认知、感情及意愿方面皆有特点。在对家族的认知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主要是强调五种互相关联的事项，即家族延续、和谐、团结、富足及家族荣誉；在对家族的感情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主要会有六种相互关联的感觉，即一体感、归属感、荣辱感、责任感（忠诚感）及安全感；在对家族的意愿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包括八种行为倾向，即繁衍子孙、崇拜祖先、相互依赖、忍耐抑制、谦让顺同、为家奋斗、长幼有序及内外有别。综合而言，这三方面的特点所组成的是一种个人长期适应传统中国家族及其相关事物所形成的一套心理与行为倾向。[4]

杨国枢认为，“在家族主义的取向下，人们生活圈内的运作是一切尽量以家族为重，以个人为轻；以家族为主，以个人为次；以家族为先，以个人为后。更具体地说，是家族的生存重于个人的生存，家族的荣辱重于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团结重于个人的自主，家族的目标重于个人的目标。在此种历程中，个人不得不屈从或融入家族，其个性或独特性自然不受重视”。[5]杨国枢因此称中国人这种家族重于个人的倾向为家族集体主义，简称家族取向。“在家族取向之下，家族为中国人之生活圈中的社会环境的主要部分”。[6]

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村庄正是解决国家不能解决，家庭又解决不了的公共事务的重要单位，村庄凸显是两方面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硬规范，诸如族规家法，乡规民约，核心是在国家的默许下面，宗族等组织逐步获得了罚惩族人的权利；一方面是软规范，诸如儒家伦理，村庄舆论[7]。无论硬规范还是软规范，都是以个人义务为本位的规范（习惯法，地方性知识），这些强有力规范发挥作用的结果，就是血缘性和地缘性的村庄成为了传统中国农民认同和行动的一个基本单位，成为农民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成为强有力的地方共识[8]。而无论是软硬规范，都深刻影响农民的心理及行为，这种影响表现在对宗族利益的认同与维护上面，就是凡是与宗族利益相关的，作为族人的农民就应该维护之，无关则可以漠然视之。

二、公私之辨

由软硬规范共同作用维系的宗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公私观念。从不同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十分不同的公与私的涵义与结构。费孝通说：“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从这些事上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9]

鲁迅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10]

梁漱溟则说：“一则西方人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11]

林语堂说：“中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指导着自己的各项活动。互相帮助发展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一种道德义务和家庭责任荣誉感促使他们要互相提携”。[12]林语堂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13]，“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孕育了中国的个人主义”[14]。

以上文字深刻揭示出中国农民行动的一般逻辑。即，农民的行动一般以家为界线，凡是自家的事情，也就是私人的事情，农民会做得很好，而公家的事情，则与己无关。中国是一个以家为本位的社会，家构成了最基本的私的单位，在家庭内部，权利义务关系恰与家庭以外相反[15]。

公与私，自家与公家，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游移的边界。费孝通说“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清的问题”，即是说中国因为家这个基本的私的单位可以伸缩，而使中国人的行动会视情境而定，这种以可以伸缩的群已界线来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结构”。

公与私，在中国社会中，不是指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而是指公家与自家的关系。自家是指以已为中心构成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因为世系延续，而可以变得很大，成为家族。自家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由个人组成的家庭，这是理解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关键词，也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差异[16]。

划定群已、人我边界，与文化观念有关，而正是文化观念，构成了人们行动的下意识基础，构成了人们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当人们认同一个“私”的单位（自家）时，他不会问为什么，他会下意识地将个人与自家联系起来，绑在一起思考，他认同“自家”，自家就是自己，虽然中国的自家可能会扩大到一个家族。在自家认同基础上的行动，不需要也不会进行理性算计，而是依据个人的文化本能来尽义务。对于自家以外的事情，则一定会精于理性算计，以从中谋取所有可能的好处。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7]

王铭铭考察福建溪村发现，溪村“‘公’和‘私’的范畴有很大的相对性。全家族作为独立的整体与异族或村外人对照，被称为‘自家’，即‘私’或‘自己’的一个部分；对于聚落房支和个别家户而言，则转化为‘公’的单位。聚落房支于家庭而言，称为‘私房’，是‘私’的单位；而对于亚房和家户却被称为‘公’的单位，亚房对于家族、异族、聚落房支而言，都成为‘私’一级的单位；但对于家户和个人，成为‘公家’，也与它们一同称为‘家人’。家和个人的分别极小，家即‘自己’，‘自己’即‘家’”。[18]

王铭铭的发现，无疑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形象说明。不过，费孝通与王铭铭似乎都过于注重差序格局中“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方面，将差序格局看作均质的实体，而忽视了差序格局中各方事实上的非均质分布。正如王铭铭所发现的，“家与个人的分别极小”，家构造成了一个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在家以上的差序各方，王铭铭列举了为“亚级房支、聚落房支、家族—村落、村外”四个层级。事实上，建立在家以上的差序四级，并非均质分布的，而是有一级的认同构成是超过家庭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且因为这一级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存在，而压抑了其它各级的认同水平和行动能力。在一个村庄竞争激烈的乡村社会，“家族—村落”一级认同就会凸现，而其下各级认同受到抑制。而在聚落房支的认同与行动能力很强时，家族—村落认同则可能被房支竞争所切割与破坏。换句话说，虽然以已为中心，向外推的差序各方“愈推愈薄”，但实际上，因为超出家庭层面的差序各方，在不同的乡村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却可能会有不同的层级被作为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这个层级成为当地农民首要的认同单位，并因此成为决定该地村治特征的主导要素和决定农民行动逻辑的主导力量。

这样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公与私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一定的绝对性。同居共财的家，因为是一个经济共产主义单位，而成为一个基本的私，是中国人的基本认同单位。在家以外，因为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在维护传统社会秩序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软硬两套规范的约束下面，逐步构成为农民的基本认同单位，成为农民的“我们”的一部分，也就是成为了另一个超出家庭的基本的私。不过，因为这个超出家庭的基本的私，较家庭这个私的范围要广，因此也就相对家庭成为了公，成为了超出家庭的新的认同单位，新的“我们”群体。或者说，宗族在对宗族以外来说，才构成基本的私，构成与宗族以外力量的对立。

宗族或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作为功能性组织，具有软硬规范的约束能力，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约束能力的次生结构，这个次生结构，就是相对于向内看的房支及家庭的公的规范要求，[19]即宗族或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一方面以公的规范，要求内部的房支与家庭不得破坏公益公利，必须为公讲义，必须光宗耀祖，为宗族或村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20]一方面又以私的形式，将宗族或村庄利益内化为村民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使维护集体利益成为一种文化本能与文化自觉。

而就以上两个方面的关系来看，正是第一个方面即公的规范的要求及其实践，使宗族或村庄可能内化为村民的文化本能与文化自觉，并因此成为超出家庭这个基本的私以上的另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也就是成为超出家庭的农民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公的规范的突生，使同时相对的私被建构出来，这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的吊诡与隐秘之处。

因此，虽然从外向内看，差序格局中的各方都是私，或从内向外看，差序格局中的各方都是公，公私界线游移且不分明，但是，当差序格局中的某个层面在实践中凸显出来，尤其是产生了次生性结构，即公的软硬规范，则差序格局中的这个凸显的层面，就会构成对差序格局中的其他层面的抑制。举例来说，当差序格局中宗族被凸显出来，并成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时，宗族就构成为农民的基本认同与行动单位，一个超出家庭的基本的私的单位。虽然房支相对于宗族来讲，房支是私，而宗族是公，或者说房支内的认同应该大于宗族内的认同（因为房支内的血缘关系更近，是差序格局中更靠近“已”的一方），但是，当宗族凸显并成为具有软硬规范约束能力的次生结构（公）时，因为房支缺乏公的约束能力，缺乏实践本身，而不能将更近的血缘关系所应产生的更近的认同，变成事实上的更加强有力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宗族本身的实践，使农民认同宗族利益，认可宗族利益的合法性，认为不能因为房支利益来破坏宗族利益，因为公是正确的，不能‘以私害公’、‘损公损私’，虽然房支的血缘离自己更近。

再如，若宗族本身不能担负诸多社会性功能，不能成为农民实践的主体，而同一宗族不同房支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并因此将房支凸显出来，则激烈竞争的房支，就变得与农民利益悠关，农民的房支认同增强，而宗族意识淡化，房支认同凸显为农民超出家庭的基本认同单位。

换句话说，在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中，虽然存在以已为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推的情况，但在村庄范围内，差序格局的实践中，却并非均质展开，而会有一个除了家庭以外的在家庭之上的基本的层面被凸显出来。这个基本层面的凸显，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护需要有关，也与传统中国文化有关。这就带来两个推论，一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因区域差异和时代差异，会产生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维护需要的差异，这就可能凸显出差序格局的不同层面；二是当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护及传统文化本身发生变化，则差序格局中被凸显的层面也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正是我们当前研究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

总体来讲，传统中国社会中，村庄维护农民生产生活秩序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及因此的宗族层面，被更多地凸显，此方面又与族规乡约等结合起来，因此变得更加强有力。

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讲传统中国农村农民行动的逻辑，是从农民的文化无意识中讲的，但这种文化无意识，又不单纯是文化灌输的结果，而且与他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功能性需要有关。同时，农民的行动逻辑，又并非只是他们生产生活实践需要的简单对应物，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其变动，要慢于生产生活实践的功能性需要的变动。否则，我们就无需讨论农民的行动逻辑了。农民行动逻辑与农民生产生活实践的关系，正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虽然经济基础是更决定性的方面。

三、传统中国农村的双层基本认同

这样一来，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国家权力无法达到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而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家庭是中国人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而非以个人为本位，这是学界的共识。

家庭虽然可以解决大部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事务，却难以有效地解决超出家庭的一些公共事务。超出家庭的宗族或村庄认同，可以降低农民合作的成本，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费孝通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族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21]日本学者清水盛光和平野义太郎也认为中国存在“乡土共同体”，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村落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以家族邻保的连带互助形式实施的水稻农业要求以乡土味生活基础，以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作为乡土生活的原理；主张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的相互依存关系[22]。

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或者说这个组织必须有办法对付内部想搭便车的人。对付的办法有二，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让搭便车的人付出代价，这由上文所说的硬规范来规制。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让村民对功能性组织产生文化上的认同，使村民认为这个组织是“我们”的组织，“我们”要从组织的利益来考量自己行动的合适与否，这是以上文所说的软规范来达致的。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与家庭相似的 “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中国精耕细作农业和在此基础上的村庄生活，使中国农村建立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基础之上，这种组织与中国强调集体福利、重视传统、尊敬长者的文化之间，建立了选择性亲和关系。当村庄或宗族等超出家庭的组织的认同，内化为村民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时，在家庭以上的宗族或村庄的“我们感”，正如家庭一样强有力地存在[23]。“我们”内部当然也有远近亲疏，也有相互矛盾和冲突，但“我们”是不用质疑的存在，是村民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在传统中国社会，聚族而居产生的宗族，可能成为农民基本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是因为宗族组织与村庄这中血缘和地域组织能成为解决村庄内部合作和对外抗御的基本单位。强有力的宗族认同，使宗族下面的房支认同受到抑制，而隐伏下来[24]。

四、结语

对宗族或村庄的认同，并非仅是一个宗族或一个村庄的事情，而是一个时代的相当广泛区域的共识，正是这种广泛区域的共识，构成地方性勿庸质疑的道理，就使农民失去了反思能力，而进一步陷入到对超出家庭单位的认同当中。具体地说，虽然不同区域村民认同的特定单位不同，但一个地方，除少数边缘人（外人）以外，所有人都是有一个宗族或村庄归属的，所有人都认为，每个人应该有宗族或村庄的归属。这种认为应该有归属的认识，与宗族或村庄本身具有的实际功能，与宗族或村庄的软硬规范结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也正是因为宗族或村庄认同是一个时代的广泛区域的共识，也就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地方性知识，这种地方性知识，不是一个人，一个宗族，或一个村庄所创造及所独享，正因此，这种地方性共识，才对农民强有力，因为它使局中人失去了反思能力，并使超出村庄的区域具有了评判标准，它标示出何为正确，何为应该。

也因此，可以通过对特定时代的特定区域的地方性知识进行调查，发现整个区域的关于农民行动逻辑的奥妙，而不仅仅是某个特定宗族或村庄的农民行动逻辑的奥妙。转贴于

[1] 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35—36页。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6页。

[3] 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4] 参见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5]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

[6]杨国枢：“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7] 翟学伟认为：“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以家族和村落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并涉及民间信仰的价值体系构成了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基础。长期的农耕性的与聚居性的家庭生活要求人们在彼此的面对面的关系上将‘情’而非‘理’作为日常生活的核心。”“中国传统的家庭生活提供了一套以情为中心的规范体系和运作制度（早期为宗法制后来为宗族制）。”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以情为中心，村庄舆论力量强大有力，面子与荣誉成为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

[8] 农业社会中，不仅需要邻里在生产、生活和娱乐上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由此发展出聚族而居的村庄来，而且家庭内的家务合作也十分重要，所谓“男耕女织”，椿米织布，都是需要有很多人合作才容易完成的家务，因此，四代同堂的大家庭的普遍存在，既具有功能上的合理性，又受到文化上的鼓励。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兄弟不分家，妯娌婆媳相处，会产生出诸多纠纷，但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庭仍然是“自家”，是家庭中每个人认同的基本的“私”。

[9]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10] 鲁迅：《鲁迅全集》（卷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页。

[11] 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2]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13]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14] 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15] 中国社会中，在自家范围内，义务重于权利，而在公家范围中，却只愿意享受权利而不愿尽义务。这一点与西方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人信仰基督教，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父子也是如此，这种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中，重视权利，权利先于义务。

[16] 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私是指家庭，乃至扩大的家庭，而不是个人，这大约与中国没有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有关。西方社会中，“每个‘人子’，耶稣所象征的‘团体构成分子’，在私有的父亲外必须有一个更重要的与人相共的是‘天父’，就是团体”。（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中国儒家则强调孝、悌、忠、信，强调爱有差等。梁漱溟说：“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无自己；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于弟，弟之于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悌礼让之处，处处尚情而无我”。（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页。）也就是说，构成群已、人我界线的边界，并非普适的自然边界，而是与认同有关的文化边界。在基督教文化中，群已、人我边界就是个人与团体，个人是基本的权利享有与行动单位，在个人与团体之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缘于文化的行动单位，这种个人与团体关系的典型就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忠于国家，国家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群已、人我边界，往往要以家庭为基础向外推，家庭是基本的权利与行动单位，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与西方社会的个人一样，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金耀基说，“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家过分发达，以致于一方面没有能产生如西方的‘个人主义’，压制了个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没有能够开出会社的组织形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18] 王铭铭：《溪村家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19] 公的规范一语，十分重要。儒家学说向来是崇公抑私的，公本身具有正当性，为公比为私要高尚，被推崇。但公的道德含义只被中国人部分地接受，因为一个在宗族内为公，受族人尊敬的人，他可能对族外的事务变得十分地功利化，很自私甚或损公（本宗族以外的公）肥私（本宗族的私），这也就是梁漱溟讲中国人没有公德，即没有抽象的道德原因，及从超出宗族来看中国人，自私十分严重的原因。

[20] 此方面还一步发展成为中国人特别的“面子功夫”，具体可以参看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22] 转引自陆学艺主编：《内发的村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