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式的约分十篇

分式的约分篇1

也就是说分子与分母都乘（或除以）的整式必须是同时，并且是同一个整式. 

例1 在括号内填入适当的整式，使等号成立： 

（1） =； 

（2） =； 

（3） =（a+1≠0）. 

【讲解】紧扣“性质”进行观察、分析，通过比较等式左、右两边分式的分子、分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应用分式基本性质作出正确解答. 

解：（1） a（a+b）；（2） x；（3） （a+1）c. 

二、 注意理解②“不为0的整式”的意义 

我们在应用基本性质时，应首先考虑同乘（或除以）的整式的值是否为0. 如果为0，则分式的分母为0，无意义. 并且所乘（或除以）的数或式子必须是整式. 

三、 注意理解③“分式值不变” 

理解分式基本性质的实质是恒等变形，即“形”变而“分式的值”不变，不能等同于等式的性质. 

例2 不改变分式的值，使下列分式的分子、分母都不含“-”号. 

（1） ；（2） ；（3） . 

【讲解】（1） 同时改变分子、分母的“-”号，分式值不变；（2） 同时改变分子和分式本身的符号，分式值不变；（3） 同时改变分母和分式本身的符号，分式值不变. 

解：（1） =；（2） =-；（3） =-. 

【变式问题】不改变分式的值，使分式的分子、分母第一项符号为正. 

【讲解】此题要注意：分子、分母应先提取“-”号，再化简. 切勿把分子、分母首项符号当成了分子、分母的符号. 

解：==. 

下面我们再由分式的基本性质带来的两种重要的变形“约分”和“通分”做出一些解读. 

三、 约分 

利用分式的基本性质，分子、分母同时除以公因式，达到约分的目的. 若分子、分母是单项式：先找出公因式，后约去；若分子、分母是多项式时，先“准备”，然后因式分解，再约分. 

例3 约分： 

（1） ；（2） . 

【讲解】（1） ==； 

（2） ==-. 

四、 通分 

化异分母分式为同分母分式的过程称为分式的通分. 通分的方法是先求各分母的最简公分母，然后用每一个分式的分母去除这个最简公分母，用所得的商去乘它的分子、分母. 一般地，各分母的所有因式的最高次幂的积叫做最简公分母. 确定几个分式的最简公分母是通分的关键. 

例4 通分：与. 

分式的约分篇2

关键词：佃农理论 合约 交易费用 租值消散

合约的起源

现代合约理论的发展要追溯到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合约经济学的发展，是近四五十年来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主流经济学最具研究突破的方向之一。经济组织的方式，政府指定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本质上都是不同类型的合约。企业取代市场实质上是一种类型和合约取代另一种类型的合约（张五常，1983）。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的边界。而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活动中不同的组织、市场内部（或之间）的合约本质时，力求寻找出最优的合约安排方式，以实现最优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效率。

我们知道，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那时战争频发，商人借机发财。某些大商人联合起来为政府解决部分财政问题，政府则授权他们组成一定的商人组织，承包某些过去由政府控制的贸易，工程，甚至收税职能。从而出现了类似今天股份公司的组织。

在公司的起源中，合约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协调产生的交易成本远远大于商人。因此公司取代政府的一部分职能是必然的过程。不同合约组织形式伴随着不同的交易费用，因此，通过何种形式的组织生产，应当以所带来的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合约选择为依据，这已经是交易费用经济和合约经济学研究组织结构选择时心照不宣的准则。威廉姆森（1991）分析离散组织结构时，认为随着交易特性的变化，组织形式的成本收益选择会随之变化。认为不同的交易特性，要选择不同的合约组织形式。

基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费用假设下认定合约的不完全性是合约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选择合约以达到最优的产出效率，如何设计机制来保障不完全合约的履行。由于不确定性导致了交易属性的差异性，交易属性的差异性是合约多样性存在的基础。在涉及合约签订的执行过程中，源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在存在资产专用性安排的合约中，产生了“敲竹杠”、“套牢”、“要挟”来表达这种时候机会主义行为。威廉姆森认为，对于“机会主义”，它是有犯罪性质的寻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包括说谎、偷懒、欺骗等形式。更为一般的说，机会主义是与信息不完全、信息披露的曲解有关。而克莱因则认为依赖于非对称信息和当事人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分析现实中观察到的“敲竹杠”现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只是时候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情况，出于合约的不完全，合约一方当事人利用合约的漏洞侵占另一方的准租金。为了保障合约实施以及合约当事人的利益，需要设计适当机制防止时候的这种侵占准租金的现象。合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可以通过诉诸于法律、仲裁机构或第三方机构强制执行，或对违约方施加惩罚；或者是设计自我实施的合约，依靠习惯“信誉”信用机制来保证合约履行。在复杂的合约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法院或第三方机构不一定能够做出准确无误的判决，当事人倾向于选择非成文的长期合约关系。

但是无论是选择诉诸于法院或者第三方机构或是双边合约关系，其本质还是在于通过对违约方施加处罚，以保障合约的绩效。伴随违约相关的处罚足够大而且可信，合约双方会严格履行合约。与此相对应的合约激励的方面，往往可以看成是出于获得更大产出的选择。

然而，现实中往往有看似与经济理论相违背的事实，毕竟理论在于解释现实。

《佃农理论》对合约选择的经济解释

张五常可以算得上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可谓具有突破性。他在《经济解释》中提到，理论假设是否有效，关键是看由假设所推出的结论能否被观察到的事实所验证。有真凭实据在手，默默无闻之辈亦可和名门大家叫板，甚至将其拉下马来。1967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年仅31岁的张五常颠覆了前人对于地租的“偏见”，使得人们对于合约的局限条件和交易费用对合约的限制和选择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70年发表《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到1972年的《子女与婚姻合约之产权》再到1982年的《公司的合约本质》，从交易费用、产权、合约的选择这些独特的视角看待世界，得出了众多独创而又有价值的结论。

分式的约分篇3

【关键词】创业投资；风险分担；模式

一、引言

在高新技术商品化过程中，创业投资是解决其资金匮乏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创业投资对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虽然近几年创业投资在我国发展较快，但是没有形成蓬勃期，特别是没有充分发挥创业投资孵化高新技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作用。由于高新技术成果在转化为商品过程中的风险较高，创业投资机构为了避免高风险，不愿意介入早期高新技术企业等问题日益暴露出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新技术的发展。由于创业投资存在着多重财务契约关系以及财务契约明确了缔结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从而更有利于实现缔结各方之间的风险共担，因此本文从财务契约角度来寻找创业投资的风险分担模式，从而促进我国创业投资的发展以及加速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

二、创业投资风险分担模式

本文以创业投资机构和创业企业为主体，提出以下五种创业投资风险分担模式：

1.创业投资机构与保险机构风险共担模式

在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中，保险机构在分散和化解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创业投资过程中，创业投资机构可以借助保险机构的力量来降低自身所承担的风险。保险机构可以通过提供担保险种间接地参与创业投资过程中。在创业投资机构与保险机构风险分担模式下，保险机构主要通过为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提供保险来分担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失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保险机构在提供保险之前对创业企业的调研以及保险之后的监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创业投资机构的投资风险。

2.创业投资行业风险共担模式

创业投资行业协会是创业投资机构的重要自律组织，设立创业投资行业协会有利于创业投资行业的健康发展。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分担创业投资机构的风险：一是代表会员向政府呼吁，要求政府建立有利于创业投资发展的管理条例、税收政策和法律条文等；二是举办定期或不定期的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及理论探讨，并且编撰出版创业投资学术论文和年度报告，这对提高我国的创业投资理论水平，进一步指导创业投资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创业投资行业协会可以借助研讨会的契机帮助培训创业投资从业人员，向社会普及和宣传创业投资知识，促进我国创业投资业的发展；三是设立专门的创业投资机构互助基金，其来自于各会员缴纳的互助费，互助基金可以对会员的投资项目进行审核，并通过专业的角度对项目提出投资意见，有利于创业投资机构控制投资风险，同时专业的互助基金也可以在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失败时根据其损失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与赔付，从而降低创业投资机构的失败风险[1]。

3.创业投资机构之间风险共担模式

创业投资是创业投资机构对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一种股权式投资，在投资过程中由于高新技术企业自身存在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创业投资机构在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要比传统投资方式要高的多。同时，从国外的创业投资发展历程来看，创业投资机构对于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投资有最高限额的规定。因此，对于那些需要投入较多资金的高速成长的创业企业而言，单一的创业投资机构的资金量根本无法满足其资金需求。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创业投资机构必须寻找多家创业投资机构与其联合进行投资。

所谓的联合投资，是指建立在财务契约基础上两家或多家创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一家高科技创业企业的一种投资行为[2]。这种投资既可以在同一阶段，也可以在不同阶段投资。根据EVCA(2002)统计，2001年欧洲创业投资额约为22.331362亿欧元，而实行联合投资的金额达到6.979829亿欧元，约占全年投资额的30%。在美国，联合投资的比例更是达到90%以上[2]。由此可见，联合投资已经成为创业投资机构之间风险共担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投资策略之一。

4.创业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风险共担模式

创业投资在其运作过程中要经历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包括创业资本的筹集、创业投资机构的建立、创业企业的选择和运营及创业资本的退出四个阶段。创业投资运作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投融资财务契约的安排。依据这种财务契约安排，资金从投资者流向创业投资机构，经过创业投资机构的筛选决策，再流向创业企业，通过创业企业的运作，资本得到增值，再流回至创业投资机构，创业投资机构再将收益返回给投资者，构成一个资金循环。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形成创业投资的周转。在资金循环过程中要涉及到创业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之间的委托—关系。由于创业投资家与创业企业家双方的效用衡量标准及信息占有状况存在一定差异，其各自的相关行为可能在总体上对创业投资的综合利益目标产生消极影响。同时，创业投资资本市场存在着高度的信息不对称、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由此而产生道德风险等委托问题广泛存在。因此，为了减少投资过程中的成本，解决冲突问题，创业投资机构必须采取一种有效的投资策略来控制创业企业家风险，同时能够确保创业投资成功。创业投资机构采取的投资策略为分阶段投资方式。

分阶段投资是创业投资机构按照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分期投入资金，并且在每次资金投入时，都会签署一份契约。在不同的投资阶段，契约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创业投资机构会在契约中注明下一次资金注入的条件。

分阶段投资可以使创业投资机构保留放弃前景黯淡项目的权利，对创业企业家构成压力，促使其努力工作，从而降低道德风险。此外，创业投资机构分阶段投入资金也意味着其需更经常地搜集信息和严密地监督创业企业家，能够对创业企业实现强有力的控制，帮助创业投资机构消除创业者误导后续投资的动机，降低其投资风险。

5.产学研风险共担模式

产学研合作是创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等有关各方从各自的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出发，为了迎接激烈的市场竞争，抓住新的市场机遇，加快技术创新，实现共同远景、争取最佳利益和提高综合优势，结合彼此的优势资源而建立的一种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正式但非合并的合作关系

这里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主要是建立在财务契约基础之上的，所以又可称之为契约型产学研合作模式。这种模式是我国目前产学研合作中最主要的一种合作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合作各方以财务契约和经济利益为纽带建立起联系，共同投资（包括技术作价入股），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通常合作内容可以从技术、生产方面扩大到资金、设备、人才、管理销售等多个方面，合作过程也可以由技术协作、技术生产协作延伸到技术—生产—经济合作的全过程[3]。

三、结论

在以上五种风险分担模式中，创业投资机构与创业企业风险共担模式是创业投资过程中固有的一种模式，不可任由创业投资机构及创业企业选择。前三种模式主要是针对创业投资机构而提出的，创业投资机构可以根据其内外部环境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多种。而产学研合作风险共担模式是针对创业企业提出的，由于在创业投资过程中创业企业承担的风险大小都会直接影响到创业投资机构所要承担的风险大小，因此，产学研合作风险共担模式在降低创业企业风险的同时也间接地降低了创业投资机构的风险。此模式只能由创业企业来选择，创业投资机构没有选择的权利。

参考文献：

[1]王一军,林嵩.风险投资的风险结构及分担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2009.

[2]张新立,杨德礼.风险资本联合投资的激励契约设计[J].中国管理科学,2007.

分式的约分篇4

[关键词]执政方式；现代化；文化制约

党的执政方式体现执政理念，决定执政水平和绩效，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从文化视角来看，政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从传统到现代、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过程，然而，对照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当前党的执政方式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和不适应的地方。对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文化原因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分析，对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在更加科学、民主、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封建政治文化传统是制约党的执政方式的历史文化因素

政治文化传统是一种观念形态，具有延续性，即使一定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变更，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内涵还会继续存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不可能完全消失或者根本就不会消失。当今中国社会，封建政治文化传统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土壤、巨大影响的传统观念和历史惰性力，现在仍然植根于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之中，甚至渗透到政党执政的各个方面。

集权文化阻滞民主。集权文化“是中央集权和君主操权及其官吏弄权的一套制度规范体系即实体性和程序性制度文化和人们对集权制度价值功能认同的态度及对制度规范自觉遵循的习惯。”[2]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封建专制主义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从封建集权体制下的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行过程来看，它使权力私有化和专制化，民主政治缺乏生存土壤和生长空间，民众失去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机会，加之儒家文化对个体思想的禁锢，人们缺乏自主创新精神和责任感，正如曹德本教授所言：“专制主义的加强是对民主的否定，在专制主义思想影响下，使人们崇拜教条，迷信权威，唯命是从，安分守己，形成了缺乏责任感的消极影响。”[3]集权文化的消极因素表现为官民两个方面，至今仍有影响，如某些执政者的恶习、个人独裁的家长制作风、唯上不唯下和搞特权的官僚习性，一些人的盲目崇拜和顺从心态等都是古代集权文化或专制主义文化所带来的结果，与党的执政文化建设要求格格不入，严重地影响了党内民主的建设和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

礼法文化影响法治。礼法文化是中国古代形成的礼法体系及其先民们对礼法价值功能认同的心理倾向和对礼法规范遵循的态度和习惯。一是礼法制度强调等级规范，使等级制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中，在强力注入民主、平等要素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影响。如有的领导干部不尊重下级意见，唯我独尊，颐指气使，对下级态度简单甚至粗暴等，就是等级制观念的反映。二是礼法文化强调德主刑辅，先德后刑。从礼法合一到礼法分离，礼作为实质上的最高规范，作为一种“不成文之法”，见诸于历代统治者钦定的政治、伦理学说之中，有很强的威慑力和控制力，而法律只是政治统治的辅助，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利器使用，具有明显的工具性。三是“君权神授”的思想使得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并且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也充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具有很强的任意性和政治附属性，人治的色彩很浓厚。因此，中国从来就产生不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法治文化，充其量只有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的法制文化。从总体情况看，中国古代更多地强调和依赖道德约束，导致形成重视德治，轻视法治，习惯人治的治国文化，致使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法治观念缺失，这在当今社会十分严重。

宗法文化影响组织建设。李泽厚先生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认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4]同时还影响和决定了组织、制度所具有的特征。综合表现为十分重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为基础，以宗族为谱系建立政治组织，并以家族、族群为基础，构建庞大的宗族统治力量，依据伦常纲纪处理社会关系等。从而衍生为宗族主义、小团体主义、家长制作风、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不良风气。由于以血缘关系为特征而形成的观念、制度的影响具有人性的支撑，其影响是难以克服和消除的。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中国是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走向近代社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改变了封建制度，从制度层面根本否定了传统政治文化，但作为观念形态和社会心态的传统政治精神，并没有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彻底消失。相反，作为一种内隐的深层结构为社会心理所凝聚，在新制度的实现形式、具体操作程序、党的执政方式、人们的思维方法、行为模式、价值判断等方面仍可见旧的政治精神的陈迹”。[5]

二、党的高度集权的传统领导方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苏共执政模式对党的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深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迄今苏共模式的长期的、持续的烙印尚未完全消除。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很快发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俄国，要让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尽快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做到的。为此，他在俄共提出：“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6]此后，苏共便开始逐渐直接掌管国家权力，把党作为国家机器的核心部分，要求政府机关和人民团体完全以下级身份服从党的决定。斯大林掌权后，将党的领导推向了极端，他指出，必须把国家权力转入党的机关，使党的决议、指示和口号具有法律效力，政府机关唯一的任务就是执行党的决定。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苏共代行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国家权力基本集中在各级党组织手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尤其是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苏共未能适时进行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而是把革命时期形成的建党理论和模式神圣化，几十年中一直固守那一套僵化的模式，形成了所谓的“苏共模式”，其基本特点就是高度集权，实行列宁所说的“战斗命令制”。列宁曾经设想进行改革，扩大党内民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后来这种高度集权的模式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比过去大大发展了，形成了党的领导人的专制，使苏共越来越不能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最终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退出了历史舞台。问题在于，苏共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党、老党、曾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模式当时也成为一种典型的政党模式，二十世纪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其他政党都是按照苏共模式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我们党在执掌全国政权方面明显经验不足，加之当时受国内外各种因素所决定，我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乃至照搬了苏共长期积累形成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模式。此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为摆脱苏共模式作了许多探索。但是，由于认识所限，在改革开放以前，总体上我们始终没能突破这个模式的基本框架。

党领导革命方式也是形成党的执政方式的直接源泉。民主革命时期，如何更好、更有效地领导人民革命，使革命早日成功，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党领导革命的实现形式问题，譬如，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厉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严格党的纪律，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实行党对根据地领导的一元化，党对根据地的军事、党务和政府事务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等等，逐步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毫无疑问，在当时条件下，不仅是党对根据地实现有效领导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党长期探索、总结领导革命方式趋于成熟的体现和标志。应当说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的人自愿结成的政治组织，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全党只有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高度一致，才会有战斗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党领导人民所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党以铁的纪律，实行对革命事业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无疑为党实现革命成功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但事物总是发展的，党执政后，由于工作环境和所处地位等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过去党领导革命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可能在执政条件下就变得不能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虽然党明确认识到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变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要发生相应改变，但事实上，党依然把领导革命的一元化方式基本继承下来，形成了党在革命胜利后执政的主要方式。正是由于党更多地运用战争年代领导革命的手段和方式领导国家政权，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

三、不良的执政亚文化的侵蚀是重要的官场文化生态因素

“政治亚文化就是指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政治导向显然有别于该文化中的大多数人，或至少是有别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导向。”[7]“是与党的执政理念、方略和机制等不一致或不相适应甚至相背离的思想、观念、态度、潜规则、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2]

执政思想方面的亚文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执政思想文化建设，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执政思想文化方面还存在着亚文化群。一是在执政思想理论上，或思想模糊混沌，有的党员干部忽视或厌恶学习执政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却常常对其理论妄加评论，任意歪曲而按主观意志和经验办事。二是在执政理想信念上，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信心不足、缺乏方向感，利用手中权力捞私利为自己找退路、留后路。三是在执政价值目标上，有的干部歪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实质，忘记“共同富裕”和执政为民、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是执政为己，、侵犯民权、垄断资源、贪污腐化。

执政制度方面的亚文化。执政制度文化是执政党通过推行法律、制度、政策和权力运行机制而形成的治国理政的规制文化。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形成了良好的执政制度文化，为执政文化的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尽管如此，执政制度亚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如“人治”问题，又如“潜规则”流弊：集体领导中搞“顺向思维”或“违心表态”，揣摩领导意图，“看领导眼色”，有的以团结为名，搞一团和气，等等。由于受到恶性执政制度亚文化的侵害，有些执政者往往不遵循党的执政制度行事，潜规则代替制度规范，个人意志代替法律制度，党的执政制度和机制被扭曲，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受到严重破坏。

执政行为方面的亚文化。执政行为文化是执政过程和活动中形成的体现执政形象和效能的行为作风、传统、习惯和模式：一是形式主义。“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热衷于提口号、造声势，“只唯上不唯下”、“只唯书不唯实”、“只唯权不唯法”，方案计划一大堆，说过听过不落实。二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骄傲自满，官气十足，盛气凌人。三是专制主义。唯我独尊，个人说了算。四是老好人主义。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变相为“自我批评摆情况，相互批评提希望”。一些执政者受恶性亚文化影响的不良行为只会破坏党与群众的关系，损害党的执政权威，甚至会影响党的执政合法性，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参考文献]

[1]彼得·穆迪.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研究[J].国外理论动态，2010（11）.

[2]陈元中.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曹德本.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1989（1）.

[4]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吴家庆、彭正德.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演进[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3）.

分式的约分篇5

[关键词]创业投资；激励约束；素质培育；创业投资组织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8)05-0047-03

[作者简介]潘安娥，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资产定价和创业投资等；(湖北 武汉 430070)

罗 雄，中国农业银行江西省分行律师、经济师，研究方向为金融法。(江西 南昌 330008)

创业投资家是创业投资的核心主体，是创业资本转化为创业投资的直接组织者和推动者(如晶能光电、赛维LDK等公司的创业投资家)。创业投资家的素质是一种胜任素质[1]，是与创业投资卓越绩效内在相关的个体特征和品质，包括个人所具有的价值观、心理、认知、行为技能和创业投资专门知识与技能等。创业投资家的素质差异是决定创业投资机构业绩差异的根源。对于投资者而言，创业投资家素质是一种不对称信息，创业投资组织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不仅应发挥素质甄别作用，还需要能够耦合创业投资家个人需求与组织目标，激发创业投资家积极培育和提升自身素质。创业投资组织模式按照契约形式的差异，大体可分为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基金制。在公司制中，创业资本的投资者是创业投资公司的股东，公司按照《公司法》组成与运作；有限合伙制由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和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依据契约组成，前者享有全部的管理权，后者提供企业的绝大部分资本；信托基金制依据信托契约成立，以信托契约方式将投资者、管理公司和受托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加以书面化、法律化，监督和规范当事人行为。本文比较了不同的组织模式对创业投资家素质培育的影响，并针对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现状提出了相应地优化措施。

一、有限合伙制

(一)有限的存续期。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在组织结构上的一个特点是有限的存续期，一般为10年，经过协商后最多可以延长4年。有限的存续期使得创业投资家不能永久地控制基金的运作，并需要在存续期满时对基金进行清算。如果创业投资家在基金存续期间有过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或者业绩水平不佳，将会很容易在基金清算时暴露出来，影响他们的市场声誉和以后的资金筹集。有限的存续期激励创业投资家必须努力在一个基金的有限合伙期限内取得有限合伙人和市场认可的成功业绩。

(二)承诺资金投入制度和无过错离婚机制。Z在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投资者在基金到期之前如果发现创业投资家表现不佳或者投资失败时，通过承诺资金投入制度和无过错离婚制度(No-fault di-vorce)的契约安排可以及时停止资金投入。资金投入的承诺制度是指，有限合伙基金的投资者在基金募集阶段先期承诺投资一定数量的创业资金，但是在开始时实际上只支付承诺投资金额的25%～33%，其余的投资资金在基金成立后开展创业投资时，再根据基金的实际投资进度和业绩表现进行分期分批的资金注入，这种已经承诺投资但是并没有实际支付完毕的创业资金在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称为承诺资金(Committed capital)，这种分批投入资金的做法就是承诺资金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投资者可以根据基金的投资业绩表现和管理水平决定是否提供后续的资金投入，而每一次履行资金投入承诺，实际上就是投资者对创业投资家素质的一次评估。即使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创业投资家没有重大过错，只要投资者对其丧失了信心，就有权放弃继续投资的承诺，不再继续投入资金，但要受到已经投入资金减半计算的惩罚，所享有的权益也相应地减半，从而构成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独特的无过错离婚机制。承诺投资的分期投资制度和“无过错离婚制度”使投资者可以根据创业投资家在基金运作的不同阶段的素质表现作为选择约束或者激励决策的依据，有力地鞭策创业投资家积极进行素质培育以创造卓越工作绩效。

(三)声誉机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职业创业投资家，其事业和主要的报酬收入都来自于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在创业资本市场规模既定，而职业创业投资家群体存在众多的参与者和竞争者的情况下，参与者要长久的留在市场中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声誉(Reputation)对他们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约束力(Diamond，1991)[2]。创业投资家一般需要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努力才能积累和建立起良好的声誉，他们不会轻易冒损坏名誉的危险而去获得一时的蝇头小利。声誉机制是维系创业资本市场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激励和约束并举的机制。声誉使创业投资家不仅考虑当期报酬最大化，更需要考虑下期的融资难度，形成自我规范与约束行为的机制，真正实现个人目标和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的目标一致，并且有助于创业投资家获得胜任愉快，即创业投资家通过个人素质的提升提高了绩效，在“愉快”地获得组织的回报时，实现了自我价值。

(四)报酬制度。报酬制度是有限合伙制组织激励机制的核心要素，在协调职业创业投资家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组织中，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职业创业投资家的报酬包括固定报酬和变动报酬两部分：固定报酬主要采用管理费(Management fee)的形式，即按照基金资产总额的1%～3%的比例提取的基金管理费或者是按照基金已经投出资金的一个百分比；变动报酬是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净收益分享(Share of partnerships profits)，是普通合伙人在基金期限届满清算时获得的基金总的投资净收益的15%～25%的收益分成。投资净收益分享或提成是创业投资家最主要的基金管理收入来源，是职业创业投资家的专业技能特长、经验和知识等素质培育的投入所获得的相应的剩余索取权。这种赋予普通合伙人高比例分红提成权利的报酬制度和他们努力进行素质培育产生的业绩紧密相连，能够给创业投资家提供最大的动力。为了激励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创业投资家尽可能地关心整个基金组织的总收益水平，在计算投资净收益提成这一附带权益的过程中，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还引入了“爪回”(Claw Back)条款。即在普通合伙人收到附带权益之前，允许有限合伙人收回他们的投资和已经提取的管理费，并要求普通合伙人归还他们早期的利润分配。这一条款将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创业投资家的近期收入和远期收入有机结合，实现了个人与组织的利益协同。

二、公司制

在公司制创业投资基金的组织形态中，决策管理的职能委托给内部被雇佣的基金管理团队或者外部的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决策的控制权和监督权赋予享有投票权的股权持有者，即剩余资产的要求权利人――公司的股东。由于创业投资家掌握了日常决策权，而日常投资活动又不可能全部都经过董事会讨论和决策，同时，基金公司的创业投资家一般不持有公司的股权，基金公司的投资业绩表现的好坏虽与其有一定的利益联结关系，但远没有与外部勾结所带来的收益大。而公司制中的当事人约定权利义务必须受到有关公司法律强制性规定的约束，不能像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一样随意约定对创业投资家的约束条款。这种情况下，创业投资家的投资决策往往是凭职业道德来规范。

为了防范上述因信息不对称和激励约束不相容导致的创业投资家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公司制度也设计了多层次的约束机制，例如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团队的聘任、监督和解聘机制，董事会对重大投资和举债等决策的否决权，经纪人团队对董事会的定期信息披露和报告制度、董事会对经营管理团队经营业绩的定期审计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多层次约束机制又会使公司在运作时趋向于规避风险，寻找那些风险小且能产生正现金流的项目投资，违背了创业投资基金的初衷。而且这种随时可能遭受罢免的情况，会促使创业投资家注重短期收益，有损创业投资基金的长远利益。另外，公司制下，作为职业创业投资家的专业投资人团队一般仅能获得固定薪酬，对创业投资家的激励不足必然削弱其积极性，增加创业投资机构经营失败的风险。

三、信托制

(一)激励机制。在信托制创业投资基金组织中，作为投资者的委托人可以与作为基金管理人的受托人约定分配一定比例的基金投资净收益作为受托人管理和运作创业投资基金取得成功业绩的报酬，以激励职业创业投资家的管理积极性，从而增加基金投资成功的几率。但是在信托关系下的创业投资基金中，由于创业投资家同样可以提取固定比例的基金管理费，并且为了取得规模优势，专业投资人总是倾向于同时募集和管理尽可能多的创业投资基金，因此相对而言，他们所需承担的经营风险较小，委托人给予其基金投资净收益提成的比率较低，所以信托制创业投资基金的激励机制不如有限合伙制下的激励有效。

(二)约束机制。以专业投资人身份出现的职业创业投资家作为受托人，无需对信托型创业投资基金的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仅对由于其过错导致投资基金亏损的部分负有限责任，而且一般对于基金经营的亏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信托型创业投资基金的约束比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的创业投资机构要弱。此外，信托制创业投资基金可以通过信托契约规定创业投资基金封闭经营的年限、投资者分阶段投入资金制度以及阶段性强制分配投资净利润等，从而形成对专业投资人的约束机制，较为充分地保障投资者利益。但是，在信托型创业投资基金中，基金的信托契约具有连续性，作为投资者的委托人无权直接干预作为专业投资人的受托人对投资基金的经营管理权，只能通过基金托管人进行一定程度但不是强有力的监督和约束。另外，一般情况下，信托一经设立，信托人除事先保留撤销权外不得废止、撤销信托契约；受托人接受信托后，不得随意辞任；信托的存续不因受托人一方的更迭而中断。投资者并没有随意撤换专业投资人和托管人的权利，因此，相对于有限合伙制和公司制而言，信托制创业投资基金对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约束也很有限。

四、关于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的思考

(一)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的历史考察。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成立第一家创业投资机构以来，创业投资已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间，政府主导的色彩非常明显(刘曼红，2005)[3]。在创业投资基金组织模式方面，我国经历了一个从公司制向多种形式演变的过程。中央政府与一些地方政府从1997年起开始探索以新的方式来发展创业投资业，如江苏高新创业投资公司模式、北大招商创业投资(基金)公司模式等。2001年1月，北京中关村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发表了《有限合伙管理办法》，率先在全国明确了有限合伙制的法律地位。2007年，《合伙企业法》开始实施。创业投资理论和实践证明，有限合伙制是适应创业投资发展的制度创新，是最能有效激励创业投资家的组织制度安排，并且具有相对较低的运作成本，是创业投资发达国家的首选形式。但是目前，由于我国的信用制度、资本市场、创业投资家市场的不完善限制了有限合伙制的推广，而公司制由于法律环境成熟、运作较规范，因而成为我国目前创业投资公司的主要组织形式。

(二)我国创业投资组织模式的现实选择。本土创业投资机构目前普遍实行的是自我投资管理的公司制模式。这种投资管理模式对职业创业投资家素质培育的激励和约束效力远远不能充分发挥。为了增强对基金管理人团队或者外部的专业受托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的激励约束作用，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应该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框架，吸收借鉴有限合伙制的优点，对创业投资公司的内部制度进行优化设计。具体体现在基金公司组织架构设计、投资股权组成和业绩报酬制度方面进行制度的创新和变革。

首先，创业投资基金在募集公司资本和对外投资过程中，可以要求作为内部经营管理团队或者外部人的专业创业投资机构按照一定的配比比例，同步投入相应数量的资金，可以投入少量资金成为基金公司的股东，也可以在基金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按照基金对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配比投入一定数量的创业资本。这一比例与有限合伙制的制度设计一样，一般为基金公司资本组成规模的1%，或者在对单个项目投资时，配比投资比例一般为基金对项目总投资额的1%～10%之间，从而将基金公司的利益与基金经理人或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促使基金经理人或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为了基金公司的利益和价值最大化而努力进行素质培育。

其次，作为对基金经理人和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配比投入资金的激励，在基金公司进行业绩核算或者单个投资项目进行投资净收益核算和分配时，基金经理人和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可以享受超过其投资比例1%的业绩提成报酬，根据基金公司获得的投资净收益比率的高低，可以获得15%～25%比例的提成奖励。“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在中国的创业投资公司同时采用了业绩提成报酬、经理层持股和期权等报酬形式来最大限度地激发基金经理人和创业投资家的积极性。

再次，公司制创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中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设计机制，引入类似的“责任追索机制”，对于不是因为投资者(股东)或者基金(公司)的过错，而是因为基金经理人或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的管理过错而造成基金(公司)的损失、债务责任的清偿等问题，可以对基金经理人或专业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实行收回已经提取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报酬，以及实施有限度的、超过其投资比例的、有一定时效的追索和连带债务清偿制度，这与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组织中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制度具有较大的相似性。

参考文献：

[1]McClelland D. C.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3，28：1-14

分式的约分篇6

内容提要: 格式条款之民商事法理与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密切相关，格式条款是契约自由限制的方法之一，同时可节约现代民商事活动成本，有效提高交易效率。格式条款规制的根据来自其对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冲击。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立法规制、格式条款无效之规制、解释之规制，是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主要规制。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专门解释有其进步性，但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解释性规制，则使格式条款的效力形态尤其是无效形态的判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尚待此后相机调整和完善。

合同法解释（二）第6条第1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第2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第9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第1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这一系列解释规定涉及格式条款的相关民法理论及其运用。

那么，作为合同条款之一种，格式条款的契约法理依据何在？其与契约自由、契约正义、交易效率的关系又是什么？合同法为什么对其专门规制？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就格式条款订立、效力等规则的制度设计有何进步和弊端？本文拟以《合同法解释（二）》的上述规定为中心对此作一简析。

一、格式条款、契约自由与交易效率之辨证

格式条款之民事法理与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密切相关。契约自由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之一。德国学者指出：“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利，契约自由为一般行为自由的组成部分”、“（契约自由）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它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用新的目标。它也是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它使私人企业成为可能，并鼓励人们负责任地建立经济关系。因此，契约自由在整个私法领域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1]我国合同法也确立了合同自愿原则，即契约自由，它包括五种自由：一是缔约自由，即自由决定是否与他人订立契约；二是相对人自由，即自由决定究与何人订立契约；三是内容自由，即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契约的内容；四是变更或废弃的自由，即当事人可于缔约后变更契约的内容，甚至以后契约废弃前契约（合意解除）；五是方式自由，即契约的订立不以践行一定方式为必要。然而，任何自由都应受必要的约束与合理的限制，契约自由也不例外。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之旨意，应是保护当事人的自由与平等，并合理分配契约上的风险，实践契约正义。“无限制的自由，乃契约制度的自我扬弃。”[2]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是为保障契约正义，限制的方法很多，如方式法定、强制缔约、定性化契约等。格式条款即为其中一种限制。

格式条款属于合同条款之一种。作为法律文书的合同，其条款就是该合同内容本身。[3]在合同条款的分类规范上，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对合同条款作出不同的类型划分。例如，根据合同条款对于合同成立的影响力或者说根据合同条款在合同内容中的地位不同，合同条款可以分为主要条款和普通条款。主要条款是合同的必备条款，又称为必要条款或成立条款。究竟哪些条款可以成为合同的主要条款，各国法律规定并不一致。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合同的八项主要条款，对合同的签订和成立具有重要的立法参考作用；普通条款又称“一般条款”，即合同主要条款之外的条款，可以分为通常条款和偶尔条款。又如，根据合同条款的存在形式不同，合同条款可以分为明示条款和默示条款。[4]再如，根据合同条款的形成方式不同，合同条款可以分为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还可从条款的性质或条款对对合同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影响角度，将合同条款分为权利条款、义务条款和责任条款（包括免责条款），等等。可见，格式条款是合同条款分类规范之一种，我国《合同法》在立法文本中使用了这一分类概念，并在第39条第2款为格式条款作出立法定义，即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格式条款与个别协议互为对立物”，[5]在合同法理论上，格式条款又称为附合条款、标准条款，由此构成的合同是附合合同、标准合同。对此，传统私法褒贬不一，多认为标准合同违背了契约自由原则，把协商这一订约基础排除殆尽，使得意思表示难以做到真实，相对方的利益难以保护。[6]显然，对格式条款的这种认识，无疑是建立于对意思自治的过度崇尚之上，忽略了自治这一民法核心理念本应受到必要限制的本旨。如法国学者所指出的，“附合合同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虽然不能直接通过扩大法官审查合同的权力的方法对上述危险（指经济生活中强者剥削弱者的危险）进行补救，但是，它至少为实现这种补救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思想理论，从而激励人们去进行这种补救。”[7]

相对于非格式条款，格式条款的法律特征可总结为预先制定、重复使用、单方提出、未经磋商。所谓预先制定，即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磋商之前已经拟定好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重复使用反映了格式条款适应大规模重复易的特点，即该条款通常并不是为某个具体合同而量身定做，而是为某一类定型化交易；格式条款使用人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即单方面决定合同内容，可以说，单方提出是格式条款产生交易风险的核心原因，因其剥夺了对方当事人进行合同磋商的机会和可能，并通常导致对方当事人失去判断自由；单方面提出格式条款的结果则是对方当事人无磋商之可能。这在英美法系中被称为“take it，or leave it”（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如果一方当事人单方提出格式条款，但该条款订入合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自由磋商，则该格式条款已经演化为普通条款，其已不再具备格式条款性质。

可见，格式条款或格式合同的上述显著特征的存在，使其产生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从而大大节约了现代民商事活动的成本，有效提高了交易效率。“guest 指出，在目前普通人所订立的合同总数中，定式合同的数量大约占90%左右”。[8]需要指出，格式条款不同于示范合同。在实践中，格式条款常与示范合同相混淆。所谓示范合同，是根据法规和惯例而确定的具有示范作用的文件。在我国，房屋的买卖、租赁、建筑等许多行业正在逐步推行各类示范合同。[9]示范合同的推广对于完善合同条款、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减少因当事人欠缺合同法律知识而产生的各类纠纷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示范合同只是当事人双方签约时的参考文件，对当事人无强制约束力，双方可以修改其条款形式和格式，也可以增减条款，因此它不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是固定的、不能修改的，而示范合同只是订约的参考，因此是可以协商修改的。当然，在一个合同中可能存在两种条款，即格式条款和一般合同条款，确定合同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关键是看这些条款是否定型化、是否不能与对方协商。[10]

二、格式条款规制的根据：来自对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冲击

实践中，格式条款或格式合同极为常见。[11]其广泛应用无疑对契约自由又带来巨大冲击，因为在格式条款尤其是格式合同中，各项条款（合同的条件）都是由企业主单方制定或单方提出的，“至于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即消费者，对于合同只有全部接受与否的选择，而没有对于个别条款进行协议的自由，甚至不问对这种条款知与不知，都要受其约束。”[12]显然，这不仅对作为近代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构成冲击，也有对契约正义构成动摇之虞。结合前文述及的契约自由之内涵以及格式条款之诸项特征，可以将其对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威胁具体分解。

一方面，就格式条款对契约自由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缔约自由即决定是否签订合同之自由角度看，格式条款当事人各自经济地位甚至社会地位存在悬殊，缔约当事人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难以使其自由意志圆满实现。面对垄断性强势企业，欲在社会继续生活下去，不得不在无奈中于形式上表现其缔约自由，但这种自由之实现程度究竟如何，尚存较大疑问空间；第二，从相对人自由即当事人选择自由角度来看，因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大多为事实上或法律上之垄断组织或者垄断团体，缔约相对人缺乏选择缔约伙伴的完全自由；[13]第三，从内容自由即契约条款的协商式订入角度看，因契约一方当事人在缔约时只能就对方事先行拟就的条款作出取舍决定，即“取就成立契约，舍就没有契约”，这无疑剥夺了当事人一方在缔约时对契约内容（条款）进行协商的权利。

另一方面，就格式条款对契约正义的威胁，主要是格式条款自身存在非正当性可能空间，即格式条款提供者经常利用其优势地位，拟定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条款。此时，契约自由仅流于形式或成为破坏契约正义的遮羞布，这种格式条款严重背离公平与公正原则。缔约当事人的逐利本性带给格式条款的这一缺陷，使其容易产生通常所谓的“霸王条款”，如公交公司规定买票不找零；商场规定买一赠一活动中赠品和奖品不予“三包”，或者规定打折商品概不退换；儿童乐园规定儿童游玩发生事故拒不负责；银行公告用户必须统一办理银行卡，不允许用现金缴费，不办卡者不予代收水电费；等等。显然，这在事实上损及了契约自由之外的另一重要契约价值——契约正义。

因此，在充分应用格式条款的法律价值与维护契约正义之间，各国民事立法无不千方百计地作出立法努力，尽量维持两者平衡。这就是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制度，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一般包括行政规制、立法规制和司法规制。行政规制主要是通过行政权力即政府行为如许可、认可、审核、监督、批准等规范格式条款，防止格式条款背离契约正义，通常包括事先规制和事后规制，前者主要是行政监督管理机关对格式条款内容在使用前先行审核之后方可使用；后者则是在格式条款的实践过程中，行政监管行为的介入。司法规制主要是司法机关在合同纠纷审判过程中，运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利不得滥用等民法或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以及专门规制格式条款的具体规则，对格式条款所涉及到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及其自身效力等问题，进行司法审查并作出司法判断，尤其是对不公平格式条款作出限制或否定的司法态度。

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则是通过立法手段对不公平格式条款作出的规制，“通过立法规则以后，再交由当事人的意志和交涉缔结契约，即可以保障各种场合下的个案的合理性。”[14]立法规制包括一般立法规制和特别立法规制。前者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是通过民法典中的一般原则规定来实现的；而在英美法系国家，是通过一般商事法来实现的，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等。后者即特别法的规制，则是通过规制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以保护消费者的专门立法来实现的。例如，1964年以色列的《标准合同法》、1976年德国的《标准合同条款法》、1977年英国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法》以及1992年的《欧共体不平等条款指令》（草案）等，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立法。在我国，事实上也存在一个对格式合同的立法规则体系。在一般法的规制方面，《民法通则》中就规定有对法律行为的控制体系，如关于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的规定，关于民事行为的有效与无效的规定等即是。在特别法上，《海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合同法》等，都对格式合同的规制作了规定。[15]

三、我国合同立法对格式条款的主要规制及评析

就合同法的规制来看，鉴于实践中经常出现不利于消费者的霸王条款，对参与交易的一方合同当事人权益构成侵害，合同立法遂要求订立格式条款应遵循相应法律原则，以此规制格式条款。归纳起来，我国合同立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立法规制

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显然，该条规定赋予格式条款提供者应负担两个基本义务，一是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前文已经指出，格式条款对双方当事人造成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均衡，立法规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矫正这一欠缺对称和均衡的瑕疵，矫正的方法之一就是公平原则的介入，即以利益均衡作为价值判断的方法或准则来规制格式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应当做到权利义务确定时必须保证双方利益之均衡，而不应恶意限制对方权利、减低或免除自己义务或责任。否则可能会引发交易关系中的显失公平现象，并由此产生受害方的撤销请求权或变更请求权。二是提示和说明义务，即“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这一义务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或判例予以确认。原因亦不难理解，还是归于前文所反复述及之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均衡而容易暴露出的交易不公。

然而，何为“合理的方式”？合同法对此没有规定，合同法解释（二）第6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提示和说明义务，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合同法解释（二）第9条规定，对方当事人有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对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可见，无论是从民商事交易的公平情理，还是从契约正义的基本法理来看，“格式条款订入消费者合同，商人必须注意提请消费者注意格式条款，使消费者有合理机会了解其内容，同意将它订入合同。”[16]

显然，合同法解释（二）只规定了提示和说明义务之合理方式的判断。这对为司法审判提供裁判性规范提供了规则依据，无疑有利于格式条款的司法规制。但在提示和说明义务中，尚有一些问题亟待思考和解决，合同法解释（二）并未涉及这些问题。兹简析如下：

首先，关于提请注意之义务履行的程度。英国的判例认为，条款利用人仅仅把格式条款实际通知给相对人是不够的，还必须将格式免责条款合理地提请相对人注意，简言之，提请注意必须达到合理的程度，或说充分的程度。[17]至于合理或充分的承担判断，应以具体合同个案进行判断。

其次，关于提请注意的时间。英国的有关判例认为，提请注意只有完成于合同订立之时或者订立之前，免责条款才能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如果在合同订立之后才提请相对人注意，免责条款就不能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被告援用提请注意，该提请注意作出的时间非常重要。除非在合同订立前免责或限责的条款已被充分提请相对人注意了，否则，纵使援用者想得到该条款的保护，该条款也将毫无用益。延误的提请注意是毫无价值的。[18]提请注意义务的规定主要是用来规制格式条款尤其是防止格式条款的不公平，如果提请的时间安排过于延迟，将会使接受格式条款一方因未及时对此加以注意而使其权利行使成本增大。因此，提请注意的时间以合同订立之时或之前为宜。

再次，说明义务的发生前提及不履行说明义务的后果。《合同法》规定说明义务的发生以“对方要求”为前提，如果对方没有提出要求，格式条款的提供者只有提请注意的义务，没有对“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的说明义务。从保护格式条款的接受方权益角度观察，这一规定显然不尽合理。从立法规制的横向比较来看，相比《合同法》规定的附前提条件的说明义务，《保险法》则直接规定了保险人就免责条款的无条件说明义务，即无论投保人是否提出要求，保险人即格式条款提供者必须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即格式条款的接受方明确说明。在不履行说明义务的后果方面，《合同法》对此未置可否，《保险法》则规定“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合同法解释（二）改变合同法的沉默态度，对不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后果作出了规定，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提示和说明义务，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有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权利。从对格式条款立法规制的科学性上看，保险法之规制显然比合同法更加科学，比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也更加细腻。

（二）关于格式条款无效之规制

格式条款作为合同条款一部或全部，本身具有效力判断问题。合同法规定了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即具有无效合同的五种情形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19]此外，格式条款中如果存在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亦无效。前文已指出，格式条款产生风险的核心原因是单方提出，因此，对格式条款无效情形的规制应与非格式条款有所区别，即扩大格式条款无效情形，以体现立法对格式条款的限制。合同法解释（二）第1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从本条规定来看，对格式条款无效情形的解释有画蛇添足之嫌。合同法已规定了格式条款的无效情形，合同法解释（二）尽管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但以违反公平原则和提请、说明义务并同时具有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作为无效认定依据，实无必要，一是因为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无效情形规定得十分清楚，司法解释不必重复，二是因为对于违反公平原则和提请、说明义务的情形，司法解释赋予了当事人的申请撤销权。

（三）关于格式条款解释之规制

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除了上述两大方面之外，还有对格式条款解释的规制。即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法谚所谓“用语有疑义时，就对使用者为不利益的解释”，罗马法即有“有疑义应为表意者不利益解释”原则，后世各国的判例学说多予承继，我国合同法亦不例外。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冲突时，即发生优先适用问题。对此，合同法规定，非格式条款的优先适用：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20]此所谓格式条款解释中的“个别商议条款优先原则”。

结 语

诚如有学者所言，“合同法实际上已经演化为内在二重区分的双轨体系：针对经当事人自由磋商形成的合同和基于格式条款产生的合同（或者部分合同内容）”。[21]因此，如何继续科学合理地规制格式条款，应成为合同立法者和法律解释者今后仍然不能放弃的规制任务。应注意者，从法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和教育等规范功能来看，对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主要是调整格式（条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使其利益关系保证在地位平衡状态、利益对等状态、信息对称状态下充盈于民商事活动之中，但从法律规则对格式条款纠纷的司法裁判功能来看，对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主要为解决格式条款纠纷提供司法裁判规范。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专门解释，其初衷无疑是为有关格式条款方面的民商事审判提供更加可操作的裁判规范，但如前文所述，如果说，对格式条款提供者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解释，因其较为明确地指出了“合理方式”判断的操作依据，尚称此次司法解释的进步，那么，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解释性规制，则使格式条款的效力形态尤其是无效形态的判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尚待此后相机调整和完善。

注释:

[1][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2]王泽鉴：《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3]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页。

[4]英美合同法认为，除了双方曾明示之条款外，契约之内容亦可能自其已有之内容衍生出其他条款，或经习惯或法律或经法院之推论而成，此即所谓默示条款。参见杨祯：《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5]所谓个别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的充分表达即协商谈判达成的协议，又称为个别协定或个别约定。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6]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

[7]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8]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1页。

[9]过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和了系列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包括购销合同、建设施工合同、加工承揽合同、运输合同、借贷合同、供用电合同、仓储保管合同、财产租赁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参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司编：《中国合同范本》，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页以下。

[10]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24页。

[11]我国《合同法》立法中使用的文本术语是“格式条款”，主要从条款意义上对此进行立法规制。但在实践中，很多合同文本本身就是由格式条款构成，形成所谓格式合同，如人寿保险合同、铁路及航空客运合同等都属于常见的格式合同。

[12]日本大正四年（1915年）大审法院有一个判决：“当事人双方订立合同时没有特别表示不遵守保险条款的意思。在没有反证的限度内，就推定其有遵守该条款的意思。”引自谢怀?颍骸锻夤?裆谭ň??罚ㄔ霾拱妫???沙霭嫔?006年版，第214页。

[13]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拉郎配’变成了缔约的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页。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当诸如自来水、天然气、煤气、电力、铁路、电信、邮政等法律垄断型公司企业以及银行、保险、证券、运输等事实垄断型公司企业垄断市场之后，消费者只能且必须同这些企业缔约，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从而使消费者逐渐失去了选择相对方的自由。

[14][日]我妻荣：《债法各论》（上卷），徐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15]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516页。

[16]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3页。

[17]park v. south eastern rly co.,2c.p.d.416（1877）。转引自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本书中，作者认为，提请注意的程度，在不同合同类型中，法律的要求不尽相同。在相当的合同中，向交易对方出示格式条款或者载有格式条款的合同文件，就视为已经履行了提请注意的义务。但在某些合同中，提请注意的程度要求得要高些。例如，《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这表明，保险人仅向投保人出示保险文件，尚未达到提请注意的程度，必须是向投保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才算履行了提请注意的义务，免责条款才算订入了保险合同之中。

[18]cheshire fifoot & furmston law of contract，butterworths eleventh edition，152（1986）；韩世远：“免责条款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488页。转引自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19]根据《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规定，格式条款不得含有免除提供方下列责任的内容：①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的责任；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失的责任；③对提供的商品或者业务依法应当承担的保证责任；④因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⑤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责任。（第6条）格式条款不得含有加重消费者下列责任的内容：①违约金或者损害赔偿金超过合理数额；②承担应当由提供方承担的经营风险责任；③违反法律、法规加重消费者责任的其他内容。（第7条）格式条款不得含有排除消费者下列主要权利的内容：①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②请求支付违约金或者请求损害赔偿；③行使合同解释权；④就合同争议提讼的权利；⑤消费者依法享有的其他主要权利。（第8条）

[20]参见《合同法》第41条。格式条款的解释除了遵守《合同法》第125条普通合同条款共同解释规则之外，还要适用该第41条规定的特别解释规则，即通常理解解释、把利于提供方解释和非格式条款优于格式条款解释。显然，这也是通过立法规制的方法来公平调整格式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分式的约分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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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式的约分篇8

【关键词】约当产量；一次性投料；分段投料；均衡投料

约当产量法是根据完工产品数量和月末在产品的约当产量比例来分配生产费用，从而确定完工产品成本和月末在产品成本的方法，其实质是将月末在产品数量按其完工程度或投料程度折算为相当于完工产品的数量。为了反映完工产品成本构成情况，分配生产费用时，应按成本项目分别计算。在分配材料费用时，常以投料方式和投料程度来确定在产品约当产量。约当产量法在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中应用很广泛，不仅适用于同种产品的完工产品和在产品分配生产费用，也适用于不同种产品共同生产费用的分配计算，以下就此作细致的分析。

一、一次性投料方式下材料费用的分配

所谓的一次性投料方式是指在生产开工时一次投入加工产品所需全部材料的方式。这种情况下，月末在产品无论完工程度如何，单位在产品的材料耗用量与单位完工产品的材料耗用量相同，即投料率为100%。分配材料费用时可直接根据月末在产品的实际数量与完工产品的数量比例计算，不必求月末在产品的约当产量。

投料率与生产工序的关系如图1所示：

例1：东方公司的基本生产车间同时生产A、B两种产品，本月共同耗用甲材料120000元。本月有关产品定额资料如下：A产品材料消耗定额为5千克，B产品材料消耗定额为3千克。A、B两种产品本月产量及投料情况见表1及表2所示：

要求：在A、B两种产品在间分配甲材料费用。

解析：如表1及表2所示，可以知道生产A、B两种产品均属于一次性投料方式，所以月初在产品消耗的材料只与上个月的材料消耗有关，而与本月材料费用120000元无关。分配本月材料费用时直接根据本月的投产量进行分配即可。

A产品原材料定额消耗量=800×5=4000（千克）

B产品原材料定额消耗量=1200×3=3600（千克）

本月甲材料费用分配率=120000÷（4000+3600）=15.7895（元千克）

A产品应负担的甲材料费用=15.7895×4000=63158（元）

B产品应负担的甲材料费用=120000－63158=56842（元）

二、分段投料方式下材料费用的分配

分段投料方式是指原材料分次投入，并在各工序开始时一次投入本工序所需全部材料。单位在产品的材料耗用量与单位完工产品的材料耗用量不同，月初最后一道工序之前的各工序的在产品继续加工还需消耗本月的材料费用，月末最后一道工序之前的各工序的在产品的材料费用均不齐全，此时应按投料率来确定在产品的约当产量，并按约当产量分配材料费用。相应计算公式为：

某工序在产品投料率＝截止本工序累计材料消耗定额÷完工产品材料消耗定额×100%

某产品应负担材料费用的约当产量

=本月完工产品产量+月末在产品约当产量―月初在产品约当产量

投料率与生产工序的关系如图2所示：

例2：仍以例1资料为例，但投料方式改为分段投料方式，B两种产品投料情况见表3。

解析：原材料分段投入的情况下，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以通过表4及表5分别求出A、B在产品的约当产量。

A产品应分担材料费用约当产量=785+103-86.5=801.5（件）

B产品应分担材料费用约当产量=1185+136-124=1197（件）

本月甲材料费用分配率=120000÷（801.5+1197）=60.0450（元/件）

A产品应分担甲材料费用=60.0450×801.5=48126.07（元）

B产品应分担甲材料费用=120000-48126.07=71873.93（元）

三、均衡投料方式下材料费用的分配

均衡投料方式是指原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是陆续、均衡地投入的方式，单位在产品的材料耗用量与单位完工产品的材料耗用量不同，月初在产品继续加工还需消耗本月的材料费用，月末在产品的材料费用均不齐全，此时应按投料率来确定在产品的约当产量，并按约当产量分配材料费用。相应计算公式为：

其计算公式为：某工序在产品投料率＝（单位在产品截止本工序前累计材料消耗定额+本工序材料消耗定额×50%)÷完工产品材料消耗定额。

某产品应负担材料费用的约当产量

=本月完工产品产量+月末在产品约当产量―月初在产品约当产量

投料率与生产工序的关系如图3所示：

例3：仍以例1资料为例，但投料方式改为均衡投料方式，A、B两种产品投料情况见表3。

解析：原材料均衡投入的情况下，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以通过表6及表7求出A、B在产品的约当产量。

A产品应分担材料费用约当产量=785+85.25-70=800.25（件）

B产品应分担材料费用约当产量=1185+105.25-95.75=1194.5（件）

本月甲材料费用分配率=120000÷（800.25+1194.5）=60.1579（元/件）

A产品应分担甲材料费用=60.1579×800.25=48141.36（元）

B产品应分担甲材料费用=120000-48141.36=71858.64（元）

四、总结

综上所述，工业企业在计算产品成本的过程中，采用约当产量法不仅可以在同种产品的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材料费用，也可以在不同种产品的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分配共同材料费用。分配材料费用时在产品约当产量的计算，应结合不同投料方式和投料程度。在一次投料方式下，此时分配材料费用可直接按完工产品的数量和在产品数量比例分配，不必计算在产品的约当产量；在分段投料和均衡投料的方式下，均需以各种产品的材料费用约当产量来分配共同材料费用，则需根据不同情况计算在产品的约当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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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式的约分篇9

关键词：合作关系；正式契约；关系学习；关系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1)03－0060－05

一、引言

企业之间签订的正式契约就像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好，可以达到理想的企业目标，利用得不好，不但企业目标难以达到，而且会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后果。例如，2009年诺基亚公司的渠道风波就给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诺基亚公司与其内地省级直控分销商签订销售协议，协议规定如果分销商能完成销售任务，那么诺基亚公司会给其一定的返利，否则就会对其进行一定的罚款。但是全球经济下滑导致手机市场不景气，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诺基亚让给渠道商的利润越来越少，销售指标却是越来越高，有的区域内销货不畅，造成积压，厂家又不予以退货，经销商只好把商品拿到畅销市场销售。而诺基亚公司根据正式契约规定对经销商进行较大力度的惩罚，最终导致诺基亚公司与内地省级分销商之间矛盾的爆发，导致诺基亚公司在内地市场的销售持续下滑。在此案例中我们发现正式契约的正式化程度太高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这与kabaday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但也有研究表明企业间的正式契约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本文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研究企业间签订的正式契约与企业关系绩效的关系，以期解决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矛盾，同时运用组织学习理论，引入关系学习，以判断正式契约对关系绩效的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1、正式契约与关系绩效

正式契约是企业合作关系中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签订的协议，该协议中明确定义和规定了合作企业的责任要求及获得利益的条件。正式契约通过正式的规章制度、条款和程序详细地规定交易双方的义务和责任，明确规定合作企业间关系的基本要素和诸多关键方面，明确监督的过程和不服从规定的处罚，确定最终交付的收益或者产出。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产品责任、交易程序等)的处理方式，正式载明契约的当事方在一个时间跨度内的计划行动。

正式契约提供了一个法律和体制框架，该框架可以指导任务的执行并监督合作成员之间的交易。完备的正式契约能够帮助确定联盟成员对合作关系的贡献、每个企业的目标、不同偶然事件甚至意外事件的处理方式。因为正式契约可以明确企业的职责和预期，降低角色模糊性、不确定性、角色冲突和意见分歧。尽管在多变和不确定的市场，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备的契约来治理制造商和分销商之间的交易，但正式契约至少提供了一个有约束力的原则、一般程序以及参与者的职责。关系绩效可以定义为物流成本、柔性应对未预见的需求能力、产品质量、营销与销售的协同作用等，这些内容在进行正式签约前相对比较容易界定，且在正式契约的执行过程中比较容易测量，因此企业遵守协议比较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对正式契约内容的误解，正式契约执行不一致的情况将会减少，这会提高企业的关系绩效。

与此同时，正式契约也存在不足之处。正式契约明确阐述游戏规则和奖罚措施，规定双方必须遵守的目标和期望以及违约时的经济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合作企业在正式契约之外对关系承诺的动机，而且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严格的正式契约使得分销商战略僵化，降低或限制其寻求新商业机会的主动性。此外，签不签正式契约、何时签、细化到什么程度，都很有讲究。有时，签约时太较真，规定太细的正式契约往往会破坏交易者之间的合作氛围，被交易伙伴视为对其不信任，这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关系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h1：正式契约与关系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2、关系学习的中介作用

①正式契约与关系学习。关系学习是组织间学习，是合作企业之间的一种共享信息的共同活动，双方通过分享信息、理解信息并共同解释及将信息整合至关系领域专属的记忆中，改变潜在的关系行为。提前

写的正式契约可以有效降低违反合约的风险，提高了法律强制力。对于合作企业双方而言，被对方学习具有很高的风险，被对方学到知识有可能造成自身企业价值的损失，降低其在合作中的谈判地位。而正式的契约通过正规的形式明确了双方的利益，并对违约行为制定了惩罚措施，这有助于合作双方在合作中打消被学习的顾虑，使得企业能够顺利地进行关系学习。此外，如果在正式契约条款中明确规定双方学习的内容和程序，有利于合作企业按照事先约定好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学习，有效地降低了企业间的协调成本，提高其关系学习的效率和效益。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正式契约通过条款的形式确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了合作双方的基本利益，促使企业间进行基本的交流和沟通。但是由于正式契约签订得过细或在执行过程中严格遵守正式契约的内容，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双方的合作氛围，不利于更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此外，简单的学习内容可以在正式契约中明确表述，而对于复杂的学习内容或程序则难以在正式契约中明确规定，可见，过于正式化的契约反而不利于企业的关系学习。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h2：正式契约与关系学习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②关系学习与关系绩效。关系学习是企业扩大竞争优势创造关系收益的重要途径。通过关系学习，合作双方利用一套可识别方法来降低多余的成本，改善产品或服务的可靠性，并且增加合作企业之间交易(或合作)的速度和灵活性，丰富企业的管理经验，这对关系绩效提高存在正向影响。基于知识基础理论的观点认为，一方企业从伙伴企业获得相关知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例如，经销商可以通过关系学习更多地了解产品功能等相关信息，了解制造商的技术和能力，这有助于其更好地向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有效率地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而且，经销商获得关于产品、市场、竞争对手的相关信息都将有助于经销商提高自己营销的技术、能力，可以对市场上竞争者的行为及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进行快速反应，这将会大大提高经销商的关系绩效。

此外，从长远来看，由于两个组织相互学习，使得他们能更好地了解对方的需求和欲望，增加合作企业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做出相应的反应，降低了双方的协调成本。高水平的关系学习会促进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多的价值，帮助他们更好地为用户解决问题。合作双方经过关系学习所形成的知识共享惯例促进了双方知识的转移与共享，从互惠活动中获得了收益，减少了合作冲突，提高了互动效率和关系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h3：关系学习对关系绩效有积极影响

③关系学习的中介作用。正式契约通过在契约中详细地规定合作双方的职责和义务，鼓励合作企业之间信息交流与解释，同时明确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打消了渠道成员被学习的顾虑。双方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提高了关系学习的效率和效益。同时，企业成员通过关系学习能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提高其运营效率，减少合作冲突，提高互动效率、运营效率和效益，以及双方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促进其关系绩效的提升。但是，过于正式化的契约往往会导致企业运营的僵化，不利于企业应对不确定的环境，且企业无法将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详细地写入契约，这些都不利于关系学习及企业绩效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h4：关系学习在正式契约与关系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正式契约、关系学习和关系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见图1)。

三、研究方法

1、变量定义

①正式契约。本文借鉴了lusch等开发的关于正式契约的量表，测量的是渠道成员企业间所签订契约的正式化程度，具体包括：我们公司在和制造商签订的合同里详细地规定了双方的义务；我们公司在和制造商签订的合同里详细地规定了出现纠纷或分歧时的解决方式；我们公司在和制造商签订的合同里详细地规定了双方开展业务的方式；我们公司在与制造商的合作中，有时我们可能不一定遵守先前订立的合同(反向条目)。

②关系学习。本文借鉴seines等在2003年研究中开发的量表，采用6个指标测量关系学习信息交换、交流与解释和形成特定关系记忆3个方面的内容。具体是：我们公司会和制造商交换市场信息(包括顾客需求和偏好变化的信息)；我们公司会和制造商交换运营信息；我们公司会和制

造商共同解决运营问题；我们公司会和制造商共同分析和讨论战略议题；我们公司会调整对顾客需求偏好的看法；我们公司会调整订购一配送过程。

③关系绩效。在借鉴cannon等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关系绩效的量表设计出4个测量指标：我们公司与制造商的合作导致较低的物流成本；我们公司与制造商的合作导致较高的服务质量；我们公司与制造商的合作促进我们完成共同的销售和营销目标；我们公司与制造商的合作提升了我们的盈利水平。

2、问卷设计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问卷采用likert7点量表对相关概念进行测量。由于研究层次为企业，因此研究对象确定为有与其他企业有合作关系的企业。考虑到实际可操作性，笔者选择江苏省各地市汽车行业的4s店(分销商)作为调查对象，利用社会关系将纸质或电子问卷发放给调查对象。共计发放问卷700余份，回收320份，其中有效问卷225份。问卷填写者绝大多数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的可信度。

四、实证结果

1、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本文采用cronbach α系数判断量表的信度，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见表1)。本研究将利用lisrel 8,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各个测量项目在中国情境中的一致性进行评估，通过模型的拟合指数来判断本研究的测量模型是否与数据相匹配，从而判断本文所涉及量表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通过分析问卷的卡方统计量x2和gfi、rmsea、nfi、cfi拟合优度指数分别为650.6、0.859、0.044、0.937、0.979，全部指标均超过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中的概念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本研究采用fomell等的检验方法进行区分效度检验，发现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本研究中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为0.007—0.677)，这表明本文所使用的7个概念的测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实证结果

本研究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6.0运用层次回归分析进行估计和检验。表2、表3是本文研究假设的实证检验结果。从表2的模型1来看，正式契约与关系绩效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假设h1得到了验证。从表3的结果来看，正式契约与关系学习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假设h2得到了验证。从表2中的模型2来看，关系学习与关系绩效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假设h3得到了验证。通过比较模型1和模型3，发现加入中介变量——关系学习以后，模型的显著性得到明显提高，且关系绩效对正式契约的回归系数小于关系绩效仅对正式契约进行回归的系数，说明关系学习在正式契约与关系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本文综合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对正式契约、关系学习、关系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契约与关系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假设h1)，即正式契约以正式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合作双方的义务和责任，按照预先设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合作企业关系绩效的提高。但是合作企业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中国情境下会产生很多不确定因素，无法在正式契约签署之前完全预计可能出现的情况，从而导致正式契约具有不完全性，而且正式契约的正式化程度过高，企业根据环境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成本就会较高，从而不利于其关系绩效的提高。该结论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正式契约与关系绩效的关系，同时也解释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矛盾，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并为今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此外，本文验证了关系学习对正式契约和关系绩效之间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2～h4)。结果说明合作企业间签订的正式契约是部分通过关系学习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组织学习理论的应用。

2、管理启示

分式的约分篇10

关键词：交易契约；交易费用经济学；农业产业化；企业家才能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3-0113-05

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农户与市场之间是通过各种交易契约联接在一起的。所以，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达成合理的交易契约。。那么，农户与市场之间应该采取何种契约联接方式?是商品契约、要素契约，还是两者某种程度的混合?或者说，达成一定的交易契约取决于具体的交易环境和交易特性，这其中又有什么值得遵守的共同法则?这些问题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理论界争议也较大，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文献综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农户与市场之间交易契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业产业化的研究上。许多学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的主要途径。从交易契约的视角来看，当前对农业产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和提炼契约联接方式、分析各种契约的产生原因、评价各种契约的现实效果、提出各种契约改进的路径和措施等四个方面。

在农业产业化的概念框架下，许多学者描述和提炼了农户与市场之间的契约联接方式。张晓山(2006)认为，农业产业化模式主要有“公司+农户”、“合作社(公司)+农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三种形式。郭晓鸣等(2007)将农业产业化分为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三种模式。龙方等(2007)将农业产业化产业组织模式分为纵向兼并型和横向一体化型两种。

农业产业化中各种交易契约的产生，一般来说，是农户、企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当然，也有政府撮合或干预的原因，特别是在“公司+农户”等形式的订单农业中，这一现象较为普遍。龙方等(2007)认为，纵向兼并型产业组织模式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消除由于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降低交易成本；龙头企业横向一体化的产生主要是为了优化组织结构和提升竞争力：而农户横向一体化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提升谈判地位、消除买方垄断以及减少不确定性。

对农业产业化交易契约进行评价的文献较多。刘凤芹(2003)认为订单农业履约率低，其内在原因是契约的不完全性。周立群等(2001，2002)通过对山东的调研认为“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农户”这两种农业产业组织形式存在缺陷：前者受制于资金不足和缺乏抵押性资产；后者契约不能对当事人构成有效约束。为克服这些缺陷，需引入组织中介，形成新的组织形式：“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或“龙头企业+大户+农户”。他们还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李静(1996)认为在农业产业化交易契约中，龙头企业处于绝对的领导位置，农民则处于附属地位。郭晓呜等(2007)认为，农业产业化模式呈现出由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向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和合作社一体化模式逐次演化的路径。

农业产业化中各种契约改进的路径和措施，一是像上面提到的契约联接方式的改进，大致路径是由商品契约演进到混合型契约直至要素契约；二是契约主体之间通过进行专用型投资和建立声誉机制来稳定契约联接(周立群等，2001)；三是通过规范契约、法庭和政府行为来避免契约的不完全性(刘凤芹，2003)；四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政府在龙头企业组建的时候，用给予政策优惠的承诺换取企业对消化农产品的承诺等(李宏明，1999)。

分析以上文献，我们认为有如下几点值得商榷和进一步研究。一是这些文献没有对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纯商品契约。进行研究，更没有将其与其他交易契约一道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这里的暗含假设是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因为纯商品契约造成的，正是由于这种契约的不完善才需要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出现新的契约联接方式。这种暗含假设的悖论是为什么现实中农户与市场之间的纯商品契约还是占大部分?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为什么不积极改善这种状态?这其中一定有我们忽视的经济原因。二是没有将交易对象本身即农产品的交易特性纳入分析框架。这里的假设前提是所有农产品都是同质的，它们对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契约联接方式的选择没有影响。可现实中农产品是异质的，不同农产品所具有的不同交易特性对市场主体之间交易契约的选择有重要影响。三是正是因为没有将普遍存在的纯商品契约和不同农产品具有的不同交易特性纳入分析框架，因此对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交易契约研究主要集中在契约方式本身的不完善上，提出的改进措施当然是如何稳定和完善契约联接。其实现实中的契约都是不完善的，并不是所有农产品交易契约都要求达到像我们学者提出的那种稳定和完善的状态。也许换一个角度思考更有意义：为什么农民与市场之间存在各种不同契约联接方式?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一般性地评价在农产品交易中是商品契约、混合型契约还是要素契约更好或更不好。四是农民在交易契约中的地位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或隐含着假设，农民在农业产业化的交易契约中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农民确实存在集体行动困境，但除非存在外界强迫，不然农民至少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摆脱交易契约中的不利地位。其实农民主动违约的例子在农业产业化中也随处可见，用稳定和完善交易契约的办法来维护农民利益恐怕适得其反。

二、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及其应用

交易费用经济学起源于科斯，通过威廉姆森、克莱因、克劳德福和阿尔钦等人的工作，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理论框架。威廉姆森是交易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一书是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将每次交易视作一种契约。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交易涉及的资产具有专用性，因此求诸第三方(比如法庭)来维持契约关系，不仅成本巨大，而且可能根本无法证实。这就需要求诸一种私人秩序或者治理结构来“注入秩序，转移冲突，实现双方共同利益”。不同性质的交易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的契约，对应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聂辉华，2004、2005)。

威廉姆森(2002)提出，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有三个，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及交易频率。资

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性投资一旦作出，不能转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产性价值的损失。资产的专用性至少可分为四种类型：专用地点、专用实物资产、专用人力资产以及特定用途的资产。进行专用性投资，从技术上来说能节省成本、提高效率，但由此形成的资产很难改变用途，会造成锁定效应，面临敲竹杠的风险。资产专用性是区分交易的三个标志中最重要的标志。不确定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有限理性无法预知未来和适应性处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交易频率也可以表述为交易规模。资产专用性越强的交易越适宜于采用专用治理结构，但这种专用治理结构是要花费较高成本的，只有频率高、规模大的交易才很容易补偿专用治理结构所花费的成本。根据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维度，可将契约分成不同的类型，对应不同的治理结构。不存在专用性投资的标准契约，无论交易频繁与否，以及不确定性程度如何，都属于古典契约，适用于通过市场来完成；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交易频率较高以及不确定性较高的交易属于某种关系型契约，主要依靠统一治理，通过科层(即企业或者纵向一体化)来完成；处于两者之间的属于新古典契约和另一种关系型契约，分别对应于三方治理和双方治理，通过除市场和科层之外的混合形式来完成。混合形式包括质押、互惠、特许权和管制等(聂辉华，2004)。在假定不确定性程度为已知的情况下，上述治理结构与各类交易的恰当匹配情况见图1。

交易费用经济学根据交易环境(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交易特性(资产专用性)的差异区分交易类型、寻求有效治理结构的理论框架，可以较好地解释当前农户与市场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契约联接方式。现在农户与市场之间存在最多的契约联接方式是较为纯粹的商品契约，即农民直接将农产品卖给厂商。一般来说：通过商品契约交易的农产品以粮、棉、油等普通大宗农产品为主。这类农产品的生产量比较大，分散于千家万户，生产的技术专用性、设备专用性、位置专用性都不强，农民很容易根据市场信号对产量和种类进行调节。而收购这类农产品的厂商多而分散、规模不一，基本处于充分竞争的状态。农产品交易双方只需根据自己的经验即可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双方的身份变得无关紧要，交易对象选择的灵活性形成了很强的激励机制，而且这类农产品的交易频率高，生产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相比其他农产品都要低，所以农户与厂商就这类农产品交易只需要标准化的市场契约，不需要其他结构复杂、交易费用较高的契约联接方式。

农户与市场的契约联接方式一端是商品契约，另一端是要素契约。要素契约化市场外部交易为组织内部交易，通过科层和权威关系进行统一治理。农产品要素契约的载体主要包括企业、合作社和大户等三类组织。这三类组织通过“直接租地”、“反租倒包”和“农地入股”等形式，变原来的商品契约为要素契约。根据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以及不确定性程度都较高的农产品交易就需要通过要素契约进行统一治理。例如烟台中粮公司为获得稳定而高质量的葡萄原料，先租用农民的土地，经整理后再反包给农民，公司提供水、肥、苗、种、电及设备，并帮助农民传授和培训技术，规划园林管理工作(秦业权，2001)。烟台中粮与农户之间为什么要采取“反租倒包”的要素契约形式来实现交易呢?首先是生产和加工葡萄的资产专用性。对于公司来说，已经投入了大量生产葡萄酒的专用性设备，必须获得稳定而又有质量保证的葡萄原料；对于农民来说，生产葡萄与生产传统的农产品相比，需要更专用性的技术和农田设施。其次，生产高质量葡萄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都较高。第三，大量高频率的葡萄交易能补偿要素契约下统一治理带来的内部组织成本。

商品契约和要素契约是契约联接方式的两端，中间还存在许多混合型契约联接。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处于中等的农产品交易适宜混合型契约联接。在实践中，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是混合型契约的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契约主要通过质押、互惠等方式实现契约内部治理。比如在公司+农户这种形式的订单农业中，公司向农户提供种子、肥料和技术等，以一种质押的方式实现对公司守约的约束。在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形式的契约联接中，互惠是实现内部治理的主要方式。农户向合作社按时按质提供农产品，合作社向农户提供稳定的价格、长期有保障的收购渠道并根据农户交易的农产品数量提供分红。在混合型契约中，不确定性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当不确定性变大时，混合型契约将向要素契约转化；当不确定性变小时，混合型契约将向商品契约转化。一般来说，一个行业发展越成熟，其不确定性也就越小。例如一个资产专用性处于中等的农业新品种，在推广期它的自然和市场风险都较高，企业、合作社和农户都倾向于混合型契约甚至是要素契约，但随着技术成熟、市场扩大，市场主体交易各方的不确定性变小，混合型契约就有可能向商品契约转化。在实践中，蔬菜、水果新品种的契约联接方式大致遵循以上变迁路径。

三、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不足及其完善

交易费用经济学根据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区分交易类型并提出相应治理结构的理论框架能较好解释农户与市场之间形成的各种契约联接方式，但它的不足在于，不能解释在交易环境(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交易特性(资产专用性)大致相同的初始条件下，为什么不同地方的农民与市场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契约联接方式。比如同样是种植蔬菜，有的地方农民通过商品契约直接与市场进行交易，有的地方农民通过合作社或大户等混合契约与市场进行交易，有的地方则是企业或合作社通过“反租倒包”这种要素契约的形式与农民进行交易。为什么?虽然可以有诸如不同地方农民的效用函数不同、农民的合作习惯和能力各异、乡村集体支持程度的差别等各种原因的解释，但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是否存在具备企业家才能的市场主体以及激励市场主体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制度环境。企业家才能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要素，可以说是土地、劳动、资本以外的“第四生产要素”。具备企业家才能的人能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就稀缺资源的配置作出判断性决策并取得成功，而缺乏企业家才能的人可能就只能被动接受市场的安排。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不仅与企业家自身的知识、能力、个性有关，而且与周围的环境及氛围也有莫大的关系。如果市场主体通过发挥企业家才能创造的成果，其本人不能享受或与其付出不相符，他就可能选择隐藏自己的企业家才能或者离开他所处的制度环境。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逆向淘汰的现象非常严重，有知识、有能力、有资本的农民大都离开了农村，使得农村缺乏具备企业家才能的市场主体。另外，农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制度环境也很难激励市场主体企业家才能的发挥。这也是当前大部分农民被动接受市场安排、大部分农村地区纯商品契约流行的另一个原因。

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能是怎样在交易契约中发挥作用的呢?一般来说，资产专用性这一交易特性很难改变，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能主要通过影响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来影响交易契约安排。例如一种资产专用性中等、交易频率低、不确定性又较高的农产品，在初始状态，农民如果仅仅通过商品契约与市场进行交易，可能无法扩大生产，甚至会不断萎缩。假设当地涌现出具备较高企业家才能的农民，通过成立合作社与市场进行交易，他的经营能力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声誉机制使得合作社对外能稳步扩大市场，对内又能节约组织成本，这样，生产该农产品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交易频率的提高又能足够补偿合作社这种混合型契约带来的内部治理成本，这就是农村较为常见的“能人经济”。当然，具备较高企业家才能的厂商也一样，他们能够根据资产专用性程度，通过影响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在商品契约、混合型契约和要素契约之间实行动态选择，实现对最大利润的追逐。

在分析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契约联接方式时，加入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能这一变量后，三种类型的契约联接方式出现了动态变迁。其实，商品契约、混合型契约和要素契约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公共领域”(主要由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组成)，给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能留下活动空间。特别是在资产专用性处于中等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能的活动空间更大。以上分析可用图2进行简略表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农户与市场之间为什么存在各种不同的契约联接方式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并提出了与之匹配的契约治理结构。农户与市场之间之所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契约实现联接，主要是因为各自交易环境和交易特性的不同。根据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尺度，农户和市场之间主要存在三类契约，即商品契约、混合型契约和要素契约，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契约治理结构，即市场治理、双方或三方治理、统一治理。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存在不足，它不能解释在交易环境和交易特性大致相同的初始条件下，为什么不同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契约联接方式。本文认为，由于三种类型的契约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公共领域”，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能通过影响交易环境，在交易契约的选择上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农户与市场之间到底采取何种契约联接方式，取决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才能四个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得出两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