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十篇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1

关键词：当代；中原乡土作家；文化情结；嬗变

乡土文学是重要的一种文学类型，它始于鲁迅的《故乡》，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文坛上出现。在当代文坛上，一批比较熟悉农村的年轻作家的出现，使得我国的乡土文学创作更加丰富。提到乡土文学，一般会让人们联想到诗意盎然和乡土气味非常浓重的田园诗意生活。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乡土文学具有一定的超然美学特征。有人认为乡土文学是对人心灵净土的一种叙述或者是对田园风光的一种诗意的描写。这其实是不够全面的，很多时候乡土文学所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返璞归真的思想，一种追求美的思想。和乡土文学共同发展起来的，还有乡土作家。乡土作家是乡土文学的主要缔造者，他们的存在使得乡土文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对于乡土作家来说，他们有着独特的文化情结，同时，他们的文化情结也会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嬗变。

1中原家园情结

对于中原乡土作家来说，中原的乡土家园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他们心中不可抹去的文化情结，并且会慢慢积淀成为一种心理记忆，在他们的思想中进行储存，最终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家园的内涵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家园不仅仅是人们的生存空间，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和文化网络，因此，家园情结也会慢慢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目当中。从古至今，凡是有着浓厚乡土意识的文人，都会对故土家园进行歌颂，古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典型的代表，体现的是诗人对乡土的浓浓思念。在中原乡土作家中，沈从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对中原乡土的浪漫想象体现出他在中原乡土文化中对自己理想家园的找寻。新时期以来，中原乡土作家笔下的家园情结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在新时期广大乡村需要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诞生的。对于文人墨客来说，他们希望生活能够尽快地走出贫穷与落后。因此，在后续的中原乡土文学当中，家园文化情结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经济发展的呼唤。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典型的代表。这种中原家园文化情结的嬗变不仅仅是中原乡土作家情感的一种变化，更是他们在社会发展背景下自身情感的一种转变和对社会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体现。

2反城市文化情结

在当代中原乡土作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明显地潜藏着一种反城市文化情结，突出体现在作家心理上对城市的隔膜。即便身处城市当中，他们也难以认同和融入城市生活模式。在一些中原乡土作家眼中，城市是一个异己的存在，自己在城市中像是一个漂泊者。这种反城市文化情结比较典型的代表有李佩甫的《送你一朵苦揀花》和张宇的《城市逍遥》。这种没有办法融入城市中的异己感会随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甚至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演变成了对城市的仇恨情结。在这种观念下创作出来的乡土文学作品，主人公往往把城市作为征服的对象，对城市产生着歧视，通过侮辱的方式以牙还牙，倾己所能展开疯狂的报复。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还有的作家会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把对城市的不满情绪转换成乡下人对城市女人的征服，张炜《古船》里隋见素对周燕燕的征服姿态就是代表。在这里，城市女人已是城市的一种象征，男人和城市的女人恋爱并非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些女人，而是希望通过对她们的征服，最终达到自己报复城市曾经的歧视和侮辱的目的。对于反城市文化情结来说，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原因。首先，农裔城籍作家的文化怀乡情结使得反城市文化情结的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也会使阶层出现心理反应；再者，反城市文化情结和作家的地域环境也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些原因的存在使得当代中原乡土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反城市文化情结，同时，这种文化情结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不断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反城市”的原因和“抵触”的对象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情结上的嬗变。在过去，贫富之间的差距和二者之间的摩擦形成了中原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推进，这种情结会更多地在社会中沉淀下来，最终形成了文化情结的嬗变。

3返璞归真情结

对于乡土文学创作来说，返璞归真情结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情结，也是在乡土文学作品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情结，同时它也是在不断的嬗变中。在过去，当代中原乡土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这种返璞归真的情结会更多地体现在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一般是对过去自己田园生活的一种怀念。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喧嚣，因此，返璞归真的情结会更多地体现在对于物质社会的一种批判。对物欲横流社会的不适应，使得他们更加怀念过去简单的生活，从而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产生出了返璞归真情结。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品质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因此，人们普遍对健康更加关注，产生了健康方面的追求，最终使得乡土文学的创作在返璞归真情结上凸显出了人们对于绿色生活的追求。任何文化情结，总是在不同社会的背景下呈现不同的状态，且会在不同的作家思想引领下产生不同的效果。对于乡土文学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贴近人们最原始生活的文学创作，因此，它的文化情结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就返璞归真这个基本的文化情结来说，在过去更多体现的是对于过往生活的一种怀念，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人们的这样一种情怀会不断地提升到品质和精神上的追求层面。正是由于文化情结的嬗变，才使得乡土创作更加丰富，所产生出来的乡土文学作品更加具有时代意义。

4结语

任何文学的创作都会有着独特的文学情结，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独特的文学情结会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有不同的韵味和特点。当代中原乡土作家的文化情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也不尽相同，总体上会体现在家园情结、反城市情结和返璞归真情结方面，并且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产生嬗变，提升了乡土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作者:郑琳娜 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裴玲.论90年代乡土小说的家园情结［D］.南京师范大学，2008.

［2］李达.当代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5）：88-89.

［3］张丽军，刘雨，国昊芳，佟小杰，张元珂，贺进，缪慧，王菲，孔铎，徐菲，孙琳.追寻人类精神天空的高度、困惑与局限——关于格非《人面桃花》的研讨［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2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文化变迁；洋家乐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6-0267-02

一、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与现状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指出，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建设一批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名村。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推进，农家乐凭借乡村的优美环境和低廉的价格蓬勃兴起，已形成规模效应，如安吉、临安等地的农家乐，满足了城市居民返璞归真和放松心情的需求。但总体而言，乡村旅游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乡村旅游的客源单一且数量有限，而且旅游产品同质化程度高，软硬件水平较低。农家乐形式的乡村旅游遭遇瓶颈，乡村旅游亟需新业态形式，“洋家乐”凭借其创新的理念和准确的市场定位开始抢占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农家乐市场。

根据《2014―2018年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显示，全国乡村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2 000亿元；每个黄金周形成大约1亿人次规模的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旅游发展的潜力之大吸引大量的人群开始着眼于乡村旅游的开发，伴随乡村旅游开发而引起巨大变化的乡村文化变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二、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变迁的概念

乡村文化，是人类与乡村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事物和现象的总和，是在乡村环境中长期孕育发展的，渗透在乡村的建筑及居民的思想言行中，因此乡村旅游文化也渗透在吃、住、行、游、娱、购的各环节，渗透在旅游的全过程。

张晓萍等提出文化变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大规模变异的社会文化变迁现象。乡村文化变迁是指发生在乡村环境中的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现象，乡村旅游文化变迁则是指依赖于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发展而产生的文化变迁现象。

三、乡村旅游的乡村文化特征

1.传统性。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农村是社会的根基，农民是社会的基础理论。农村有着最传统、最原始的中国特色文化，不论是历史悠久的农耕五谷文化、精雕细作的建筑文化、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还是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都依附于乡村文化而存在，这些乡村文化在经历了几千年历史依旧能历久弥新，在于乡村文化的传统性特征。

2.原生性。乡村旅游地区景观具有独特的自然生态风光，村民相对朴实，人口分布集聚，农业化程度高，保存着生态环境的相对原始状态，并且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也相对保留着自然原始状态，因为乡村地区的相对封闭性，乡风民俗在乡村地区也能得到完整的继承和延续，而且乡村建筑文化和社会文化也能得到继承和延续，不受外来因素的干扰。

3.脆弱性。旅游过程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相互接触、排斥或融合。城市游客本身所携带的“强势文化”会对“弱势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由于文化本身的价值趋向性，旅游目的地就在游客游览的过程中吸收了旅游者所携带的“强势文化”，因此，乡村旅游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

4.亲缘性。费孝通在其论著中形象地指出了我国农村文化血缘性的家族观念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传统乡村社会“乡村”不过是“家族”的一种放大而已。村民的社交网络呈现由点到圈的过程，“点”即小家庭，“圈”则是所处的乡村。对于中国的乡村农民来说，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每个家庭就成为单独的、互相孤立的细胞。

四、以三九坞为例的乡村文化变迁

1.乡村旅游发展的建筑文化变迁。乡村建筑文化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乡村文化与精湛技艺相融合的结晶，我国的乡村建筑形式多样，类型丰富，如土楼、竹楼、吊脚楼、窑洞、徽派建筑群等。就三九坞而言，乡村居民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自然而然地摒弃了原有的古村落建筑风格的房屋，选择乡村所特有的二至三层的小洋楼，而三九坞“洋家乐”秉持的理念是古色古香的乡村气息的建筑群，偏好选用木头、石头、竹子等天然建筑材料，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乡村发展的同质化进程，恢复和保护了乡村建筑文化。

2.乡村旅游发展的旅游景观文化变迁。乡村发展前，三九坞与普通的村庄一样，植被景观顺其自然生长，景观特征不突出，而乡村旅游发展后的景观更多地满足了旅游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适应外国游客及高端游客的需求，突出了强烈的乡村旅游景观特征。三九坞在维持原有的乡村本色基础上，构造小溪、流水、石板桥、石子路、木板凳等乡村特色以及维护莫干山特色的原生态竹林，与“洋家乐”的理念相辅相成。

3.乡村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变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三九坞”洋家乐“乡村旅游的嵌入使得乡土社会的生活圈扩大，村民逐步与外界建立联系，并且他们本身的生活圈子因为游客的加入，尤其外国创业团体的出现而被打破，至于他们本身，也建立起团体、协会之类的社交圈。

4.乡村旅游发展的经济文化变迁。“三九坞”在乡村旅游发展前，乡村发展速度缓慢，老一代村民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桃花源生活，年轻人则选择外出。“洋家乐”吸引外地游客入驻与消费的同时，也吸纳着当地村民从事经营活动，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调查，德清西部山区受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限制，产业发展滞后，“洋家乐”发展依赖，“洋家乐”坚持就地取材的理念，水果蔬菜全取自当地应季时蔬，使得当地农产品有了出处也卖出了好价钱，如莫干山里茶园会所以高于市场10%的价格收购水果用于酿酒，促进了农户水果种植的积极性，三九坞还聘请当地村民从事“洋家乐”各种工作，如管家、家庭厨师等，这为村民人均增收人3万多元；且每年约2万～3万元不等的房租也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

5.乡村旅游发展的理念文化变迁。三九坞在“洋家乐”席卷而来之前，过的是世外桃源般生活，日出而起，日落而归，偶尔向往城市生活和泛滥的城市加工品。2007年以后，“洋家乐”提倡低碳环保的设计经营理念，对村民原有的房屋进行租赁后对其改造，对自然物如木头、木桩、竹子等进行个性化创新，让其物尽其用。而在此游玩的游客则被建议摒弃大城市中的电器设备和喧嚣，回归原本的生活方式。就村民而言，村民的环保意识、卫生意识也逐步增强，在村民的交往过程中，方言不再是唯一的语言，普通话、甚至简单的英语都很常见。

五、乡村旅游开发的文化保护路径

1.区别对待“显在文化”和“隐在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提出文化是人类环境的人造部分，它包括显露在外的、人们可以直接感知的所谓“显性文化”和不表现在外的由知识，态度、价值观等构成的所谓“隐在文化”。乡村旅游的商品化现象和同质化现象破坏了乡村原有的传统和封闭性特征，也造成了游客的乡村旅游的审美疲劳。乡村旅游的开发者和经营者应区别对待“显在文化”和“隐在文化”，对“显在文化”进行提炼和加工成旅游商品提供给旅游者，而对“隐在文化”则要好好地保护和继承，以保持乡村旅游的独特性。

2.乡村旅游开发实行差异化战略。乡村旅游的发展如火如荼，就目前来看，农家乐依赖其清新自然的生态环境、价廉质优的服务而占据了乡村旅游的大多数，但农家乐的同质化现象严重。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发展可开辟一条“中西”模式，以优势资源为吸引，鼓励国内外创业者、文化创意者投资乡村旅游，融合当地民俗与西方文化、传统理念与现代文明，开发新业态旅游产品，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品牌化、国际化。

3.理性对待乡村文化变迁。乡村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至一定时期的产物，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乡村文化变迁而言，是催化剂的作用，即便不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文化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中，文化变迁无法用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因为无法确定文化变迁的基数。不能断言乡村文化变迁是不利的，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势必会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我们应该理性对待乡村文化的变迁，并尽量引导文化变迁往利好的方向。

4.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旅游社区参与是典型的变迁策略，因为通过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的个体、群体、国家三方的行为得到有效的协调，从而实现了文化的指导变迁。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是指社区旅游发展事务由居民选举的代表与居民直接参与共同决定。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利于让社区居民在参与过程中既能够发展甚至弘扬本地文化，又能够接受、享受外来文化以及其成果，也是保证社区参与文化资源的延续性的必然途径。

六、结语

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乡村文化变迁将是不可阻拦的潮流。如何在保持乡村的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如何将乡村文化的变迁这一无法改变的结局转换成为利好的方面，值得做深一步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张晓萍，李伟.旅游人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 石群.中国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建设探析[J].旅游论坛，2011，（5）：89-92.

[3] 王国胜.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文化变迁探微[J].理论探索.2006，（5）：12-14.

[4] 何玮.社会参与视角下的乡村旅游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5）：94-97.

[5] 郭凌，杨启智.乡村旅游开发与乡村文化变迁[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3

关键词：社会转型；精神家园；人文关怀

贾平凹是一个时刻都背负着精神重负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追寻精神家园的强烈意味，从文化寻根、人性反思、都市文化批判到超越乡土与都市文化而直探人类文明本源，作家进行精神探索的心路历程在其小说创作中留下深深的印痕。贾平凹这些年来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或心理轨迹，其中既有绝望的批判，又有矛盾而困惑的进退两难，从中传达出现代人精神无处扎根的感伤与茫然以及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贾平凹的精神探索和文化价值追寻充满矛盾困惑和走向迷茫虚无，这其中蕴涵着贾平凹的文化人格及其内在矛盾冲突。

一、营造精神的乡土

阎连科曾深有感触地谈到：“作家精神的故乡，就是产生一个作家独有的一种精神的那块土地。我们只有找到了那块土地，才能使我们的种子在那里种植和结果。贾平凹也深怀感念地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商州成了他创作的根据地，他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从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干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在时代变化不息的思潮里，贾平凹始终在自己的世界中开拓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坚持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商州不仅是生养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沃土。商州不仅成为贾平凹认识世界、历史、人生的一个法门，而且还是贾平凹精神世界的一个“乌托邦”。故乡永远是人类心灵的家园。“故土”和“家园”的回忆已不仅是一种心灵获得暂时安慰的手段，更是一种获得力量的途径。贾平凹从小在农村生活了19年，长大后，读书写作进城，城市文明使他有了新的视角。在极大的变化和文明反差中，回视曾经生长的乡土，乡土迫使他逃离，乡土又令他魂牵梦绕。在告别乡土的过程中徘徊反顾，寄情于村野，托志于乡情，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商州世界与他的生命有着一种内在的交融与对应，商州情结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成为他观照和反思都市生态的参照尺度，贾平凹在困惑与浮躁中构筑着自己心中的商州乡土圣地，以此对抗现代文明，坚守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的《山地笔记》就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以充满真挚与热情的孩子般清澈的眼光回望滋育他成长的苦难而饱含温情的故乡母亲，用散淡纡漫的笔调创造了温情脉脉的田园般的商州乡土氛围，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温馨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好了歌》、《二月杏》、《厦屋婆悼文》、《晚唱》等反思讽喻型作品受到的批判让贾平凹感到异样茫然，也促使他寻找创作上的变化，他找到了“心灵根据地”，用“商州系列”构筑乌托邦式的商州世界，并进行文体试验，刻意追求形式的自觉，把拙厚、古朴、旷远的美好追求与中国农业文化的优美之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乡风民习的挚爱和对纯朴人性的赞美。从此，他魂归商州，从商州故土及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随后，贾平凹一方面进行文化寻根，另一方面反映时代的变革。《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浮躁》这四部反映农村生活变动的小说在普通农民浸着古风的日常生活情态中，通过商州农村变革与传统文化人格的冲突，传达出时代变革的律动。对变动着现实关系的态度，最直接地牵动着人们对传统的态度，对于商州，贾平凹有着复杂的感情，从文化的依恋走向文化的批判，又努力在文化批判中寻找着文化的精魂。

二、失园者的焦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失落的家园的苦苦追寻。贾平凹浮躁不安的灵魂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飘荡，不断地寻寻觅觅以安妥自己的灵魂。从《废都》开始，透露出一股浓重的迷失家园的沮丧感。《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和《高兴》这些长篇小说表现出贾平凹对精神归宿的痛苦追寻。

与其说《废都》表达的是作家一种文化批判态度，不如说是作家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痛苦追寻。《废都》中的庄之蝶集迷醉与清醒于一身。小说主人公庄之蝶在“废都”中由颓废而不甘沉沦到迷途，则代表了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焦虑。庄之蝶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有所作为：“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写作或许能解脱我”，他不止一次地呼喊“我要写书啊！我是作家，我很想静下心来写我的书！”，身为知识分子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痛苦、无奈、酸楚溢于言表。他想抗争，却无法突围和超越自我，最后却在温柔乡里难以自拔，放纵，寻找感官刺激，他失去了麻木，在放浪形骸、自暴自弃中实现自我消解，结果，他毁了自己，也毁了他所爱的女人，庄之蝶最后试图逃离西京，隐喻着他企望精神突围和灵魂自救，却中风倒在车站，他的出走并没有找到精神归宿。庄之蝶对人生的痛苦和焦虑，暴露了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和作家心灵的痛苦无助、精神的迷茫，对现实的困惑失去精神家园的悲凉，《废都》表达出对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焦灼。

《废都》还通过牛的境遇表现出强烈的“生存焦虑”，牛的话语背后是无比的苍凉、孤独和寂寞，灵魂的无所依靠，精神的无所寄托。牛哲理性的话语提醒现代人因脱离自然的天性而导致的人种和身体病变。作家是借牛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反思，站在农耕文化的基点上来批判、否定城市文明，以警诫世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和迷恋，防止人的本真生存价值的丧失，“作者对当代城市文化的一种悲怨、失望之情，而愈益反衬出作者的乡村、自然、田园情结之浓烈，寻找精神家园的焦灼。”

如果说《废都》表现了贾平凹对失去精神家园的痛苦与悲怆，《白夜》则表达了作家追寻精神家园而不得的悲哀。《白夜》写了在物欲横流的现世中一批小人物的抗争与沉浮、寻求与悲欢及他们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以颜铭等为代表的对现实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失败，和以虞白等为代表的精神贵族们的悲凉和孤独的命运，而兼具白天与黑夜即雅与俗双重性格特征的夜郎试图超越自我再生，却像精卫填海那样成为非人非鸟，找不到应有的精神归宿，他们都在都市之海中浮沉、挣扎着。《白夜》寄寓了作家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严肃思考，注目于当代文化转型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痛楚与蜕变，探寻的悲剧表达了作者深重的忧世情怀和内在精神的彷徨。

在《废都》、《白夜》这两部以西京城为背景的长篇里，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置身于当下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于是，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地——仁厚村。《土门》写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寄寓着作者对理想生存方式的思考与追求。《土门》通过成义的毁灭和仁厚村的消失，真实地再现了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胜利，仁厚村的必然消亡象征着农业文明的没落，整个西京城在物欲支配下呈现出的冷酷与浮躁，作者同时展开对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农耕文化的双重批判。城乡文明都是残缺的世界，理想的生存家园在哪里呢？作品提到了神禾塬，它是一个理想的生态乌托邦，作者在寻求一种独立、健全的文化理想来调和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冲突。然而，无家可归如丧家之犬的仁厚村人在寻找生存的归宿，梅林找到的却是母亲的子宫，“呵，我们没有家园了，不是真正的家园而暂居这里的阿冰也没有了家园和生命。真正的狗没有了，我们成了又一群丧家的犬，我们将到何处去，何处将怎么等待着我们呢？”这种慨叹，传达出的是双重文明意义上的无家感。人们在寻找新的家园，然而却又疑惑、茫然。乡村城市化，既可以反映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能表现人的选择的困惑。“《土门》把背景放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揭示了乡村的城市化问题，对城市文明的野蛮无情和乡村文明的保守落后进行了双向批判，同时表现出在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时下，人们的选择与困惑。作者既认识到城市文明的发展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却又满怀对城市文明侵吞传统农耕文明的焦虑。

《土门》和《高老庄》是贾平凹精神旅途中的两部重要作品，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以及中国人普遍的无归宿感，留下了作家心灵探索的轨迹，他在城与乡之间挣扎着，寻找着。作为精神上“被抛于都市”的作家，贾平凹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尤其是坚守文化理想与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因而，贾平凹创作《高老庄》，进一步在文化选择的困惑与矛盾中寻找文化理想与精神家园。回到高老庄是人们在城市与城郊寻找精神归宿而不得之后的无奈之举。《高老庄》展示文化的冲突，进行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高老庄》体现了贾平凹精神还乡的尴尬，诗意的乡村看不见了。《高老庄》暴露了存在于贾平凹精神深处的一种文化迷茫和困惑。他留恋着乡村，但又痛感它的种种弊害，乡村严峻的真实在他笔下流出，揭示着人种退化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表现的是作家对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焦虑与忧患。从都市里进行精神突围的子路回到《高老庄》仍逃不出精神重围，子路又要回城了，要出走了，要再度去继续他的精神漂泊和文化追寻，家园不在，正映衬着精神上渴望家园存在的巨大心灵伤痛。子路的还乡是贾平凹长期以来致力于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艺术的呈现，子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寓含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文化选择的矛盾与困惑，这意味着创作《高老庄》时的贾平凹是痛苦的，进退失据，但还无法摆脱内心的精神困境。这种回归与逃离的悖论，是一切具有怀乡情调的乡土作家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贾平凹创作中长期存在的难题之一。一方面，他对乡村的民间传统和精神文化充满着眷恋，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充满着失望。

贾平凹在《怀念狼》中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命力萎缩和精神危机的焦虑。作品表现出一种人类生存、人存在的焦虑，一种生命的困惑与恐惧，甚至一种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寻找狼”的过程本来出于保护目的，最终变成对狼的杀戳过程。这一过程却尽显现代物质文明面对自然和人类生命本真的无奈和尴尬。作家正是出于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忧患意识，对人类自身的生命状态的改善和强化表现出深切关注。《怀念狼》是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思想矛盾和精神冲突的一个继续，作品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境地，作家由对现实的忧患与批判转向了对人类环境与生存的忧患与批判，这应该说是贾平凹文化关注的深入，是他自觉的文化探寻领域的扩展。展现出作家对人类文明的疑虑和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隐含了作家对当下人类困境的忧虑和对东方“天人合一”观的怀念。

真正宣布了乡土家园失去的是《秦腔》。“《秦腔》是贾平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它记载着作家30年寻找的心路历程，也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故乡的失去。在《秦腔》中读者能感受到作者面对30年来农村变化时精神与情感上的强烈困惑。经历着情感的困惑与悲虑，作为精神流浪者的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种心灵栖息，他把最后的目光投向了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当他面对以往的熟悉时，竟然惊恐，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慰藉，作者对变化着的时代有惊恐感，对乡村世界及其文化即将消失这一事实怀着惊恐。贾平凹写作《秦腔》时满怀着内心的惶惑和悲怆，他复原了这个世界，却对这个世界不安心，对故土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

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今天正在经受着深刻的裂变，当下的农村，不可避免遭受着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新一代农村也不可避免要面临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解体，现代化带给人民的，不仅仅是幸福的承诺，它被遮蔽的灾难时时在其进程中显露出来，现代化不是令农民失去家园便是直接摧毁文化传统，它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深的精神困境，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处于两难境地。贾平凹一直关注乡土精神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展示乡村文化的尴尬境地，对正在蜕变的乡土精神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家园已被摧毁，还乡寻根的可能性正逐步丧失，精神家园已失却，使作家感到滞重、困惑与绝望，贾平凹在《秦腔》中写出了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这表现了贾平凹对都市对乡村的冲击，现代对传统的侵蚀的深深忧虑，表达了他思索和展示文化转型所致的思想困惑和价值冲突。

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观察分析与思考担忧，形象地反映在其对清风街乡民的生活描写中，小说以凝重的笔触对当下农村作了全景式的展示，贾平凹为家乡立的这块碑文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贾平凹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讲述故乡的现实，讲述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深刻变化。作品讲述了农民从土地剥离的解脱与无奈，失落与无助，期待与努力。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正在面临着破裂和毁灭。作者寻根的过程其实也是失去根的哀叹，就像一曲绝唱。秦腔成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精神情感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秦腔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意向消失，是一种纠结太多矛盾的尴尬。夏天智、白雪、王老师等对秦腔精神的坚守也无法挽回秦腔衰落的局面。贾平凹很关注社会变革对农民的传统心理与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强烈撞击以及引发的后果，“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传统村社文化的“仁义礼智”的精神的失落和现代商业文明的急功近利行为的茫然。”深爱着故土的作家内心已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感伤与困惑，贾平凹的乡土情结经历了一个感伤与焦灼的阵痛，《秦腔》表达出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带给人们的生命情感的无归宿和精神飘游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困惑、眷恋与挽留、叹息，表达了对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

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继续追寻这些开始脱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贾平凹诠释的是农民工在城市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漂泊。都市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使乡村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生存困境和都市的诱惑，使这些身份难以确定人开始了都市的漂泊生涯。他们离开故乡便开始了身体与灵魂的飘泊，他们靠捡破烂维持生计，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作品着重描写了小人物刘高兴的悲喜剧。刘高兴努力地活着，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城里人，刘高兴在坚韧中享受生命的自在和生活的情趣，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伤感、落寞与悲凉。作为光棍汉的刘高兴，他来城市的目的，除了找到另一个肾、挣了钱做城里人，另一个目的是寻找他的爱情。可那仅有的浪漫是沉重的，颜色灰暗，迷茫痛苦。刘高兴为这一份不太可能成为婚姻的爱情付出了全部，甚至同伴五富的生命。失去了五富，刘高兴仍然在城市漂着。农民所具有的坚韧性又使他毅然、决然地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去不去韦达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的，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做伴”刘高兴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得到什么？他以后真的能成为城里人吗？能寻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吗？值得深思。

三、魂归何处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文学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作为文学的时代条件，它们的丰富性必然在历史转折时代尤为明显。时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他焦躁不安的灵魂时刻在历史和现实、现代和传统之间游移不定与漂泊，从特有的中国文化困境中作艰难文化选择和反思。贾平凹执著精神家园的求索和追寻，随着贾平凹对时代、人生感悟的日渐成熟，他在小说中表现的追寻家园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4

关键词：乡村；文化生态；乡村儒学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3-0027-04

DOI：10.13483/j.enki.kfyj.2015.03.006

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尔德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文化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概念，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顾名思义，文化生态是指文化的生存状态。与环境相区别，生态跨越了空间的相对性，是包含主体在内的复杂关系系统。因此，文化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文化及与文化生存发展相关联的各层次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系统内部的平衡、环境的保护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

乡村文化生态是指在乡村生产生活的特定区域内所产生的文化及其与影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联系和状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在深化改革、加速转型的同时，为乡村文化提供了新的生存土壤和发展际遇。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社会文化体系的各组成要素不断更新，加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基层文化建设的关注度、扶持度和投资力度不断上升，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就。但不容忽视的是，社会变迁带来了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紊乱和滞后，物化世界的各种利益和诱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宁静与和谐。

一、乡村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生态现状

在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浪潮的冲击下，农业、农村、农民的体系格局与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反映其变化的乡村文化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农民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也随之发生演变，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现象日渐严重，主要表现为内生力不足、发展迟滞、总体式微等。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因此，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不可避免地引发乡村文化生态问题。

首先，就乡村文化的自然生态而言，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作为承载文化主体的农民数量在迅速减少。农民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然而，在农业生产方式发生现代化变革、城镇化建设带来就业机会和利益诱惑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农村社会的农民群体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和转移。以青壮年为主的农村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形成颇具规模的农民工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游离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并随着生活观念的转变，逐渐与土地和以乡土为生发土壤的乡村文化开始出现剥离。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离土又离乡的社会流动和生存状态，“使得他们从未真正从事农业生产，城市和非农业生产的生活已经抽空了他们对农村和农业文明的文化认同，家乡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陌生的文化存在”。更让人堪忧的是，农业劳动力的分流，加上农民子女的城市身份转移和国家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推进又直接导致了自然村落的消减，反过来加重了乡村文化的主体危机。

其次，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规范农村秩序的传统伦理道德出现滑坡，乡亲间的人情关系逐渐疏离。村庄是乡村居民在生活过程中从事生产和交往的共同体，不仅为村民们提供了生产生活的天然条件，也是人们相互交往、礼尚往来的公共关系领域。在地缘和血缘基础上融合而成的乡规民约、宗族文化、传统习俗等伦理道德标准深刻影响着乡村人民的行为，维系和守护着乡村社会恪礼守道、尊卑有序、崇尚和合的文明秩序。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乡村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地位和作用在物质利益诱惑下发生动摇。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利益驱动促使农民个体的思想异化，伦理情感日益淡漠，行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受封建迷信、低俗文化和道德发展水平的制约，基层村民的道德底线受到频繁冲击，家庭、邻里、宗族之间的各种纠纷和矛盾多发叠加，不断啮噬着敦厚质朴的乡风。

第三，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农村改革的负面效应渐进衍生出农民社会责任感的弱化倾向。社会责任感主要强调的是个体对他人、对集体的伦理关怀和责任义务，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的重要考量。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农民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义务观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一方面，从政社合一的集体劳动模式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分散经营模式，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弱化，农民个体对集体组织的生存依赖相对减少，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功能日渐松弛。而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又直接切断了因税费所产生的农民与国家间的义务关系。另一方面，农民自身固有的小农意识和社会发展焕发出来的公民权利意识，促成了当下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强烈诉求。在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处理上，讲求回报与奉献的人逐渐减少，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果蔬食品安全问题成为部分农民唯利是图、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主要反映。

最后，从文化层面上说，乡村社会在传统文化价值发生裂变之时亟须重建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农民的文化心理、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等在各种思想的相互激荡中面临着由传统走向现代，由落后走向先进的机遇和挑战。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民群体的文化价值观在传统观念和现代追求的博弈中、在中西方文化相互较量的综合作用下开始明显分化，呈现出新旧混杂的局面。部分乡村优秀文化尤其是很多具有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缺乏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而出现流失，尽管这与乡村文化本身所依存的土壤发生改变有着一定的关联，但乡民文化价值追求的改变却是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多元多样思想文化的冲击下，“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文化培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从而失去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在农村传统文化价值体系慢慢解体的同时，重新聚合乡土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与主流文化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体系，是促进农村文化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乡村儒学的现象解读

乡村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沃土，在农耕环境里长期积淀而成的乡村文化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反映，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农业发展状况的改变，乡村文化也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而儒学入乡为改善乡村文化生态现状，促进当地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我们探析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考。

从2013年1月开始，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的学者义工们定期于月中和月末开设两次乡村儒学讲堂，面向村民讲授孝道、知行礼仪等儒学文化。听课人数从开始的数十人到一两百人，参与态度从最初的不情愿到后来的自觉自愿，开课地点从一个村子到周围几个村子甚至范围更大，时间的累积和参与的逐渐广泛换来了村风民情的改良，孝亲敬老、守望相持的景象取代了尊卑错位、情感淡漠等文化失范行为。继尼山乡村儒学活动之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的韩屯镇道德学校、潍坊青州市的“孝礼儒学讲堂”、德州市新四合社区的“周六道德讲堂”等也加入了传统儒学的学习与传播中，山东各地陆续呈现出乡村儒学建设的新热潮，学界将其称为“山东乡村儒学现象”。

笔者认为，乡村儒学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批学者发起的一场文化改良运动，也不能看作是儒家思想的文化复辟。它是促进乡村文化生态建设，重塑乡村文明的创新探索，是乡村民众在社会变革中对基层文化发展需要的自觉选择，是儒学经典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寻之路。无论发起者的初衷为何，其客观结果和深刻反响对于农村伦理道德的重建乃至整个人文环境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儒学是将优秀文化传统、基层文化需要和当代价值追求有效衔接的积极尝试

一方面，当代社会所宣扬和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儒学有着客观的历史传承关系。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厚滋养。在现代社会，重温儒学经典，汲取儒家思想精华，既是社会各界兴起的文化热潮，也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实际融入过程。另一方面，基于乡村基层文化发展的需要，乡村儒学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特定的乡土环境下发生联结。“文化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农村，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如今农村又成为汇聚古今文化精神的实体，在土地上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联动和统一。乡村儒学讲堂不仅使传统文化深入农村、走近农民、贴近生活，推动了乡村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在弘扬传统美德的同时，促进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认同。

（二）乡村儒学是社会力量参与治理，与政府协同管理的具体实践

从政治修辞的角度看，“治理”代表着新的政治理念，是政府管理模式发生转变的重要标志。从2004年建立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提出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写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政府在社会体制改革的推进中，不断整合社会资源，致力于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共同治理格局。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社团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而乡村儒学的创办正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具体体现。尼山圣源书院是北京和山东的一些学者在泗水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书院的学者义工是儒学建设活动的传播骨干和主要推动力量。他们深入农民中间讲授儒学思想，不但分文不取，而且自愿出资设立乡村儒学建设基金，为村民印制课本、发放补助，并邀请其他领域的专家开展义诊活动、教育宣传活动等。书院辐射领域内的治安案件、案件随之明显下降，在促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同时，乡村儒学得到山东省、市、县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推广，打造出了一种极富文化特色的官民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三）乡村儒学是有效回应乡民文化需求，努力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的有益探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指出，要“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以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导向……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乡村儒学建设活动能够结合当地老年人落魄的生活境遇，以孝道教育作为切入点，契合敬老孝老的现实需求，围绕着最基本的人生礼仪和道德修养展开对村民们的伦理教化。为了获取基层民众的自觉认同，提升文化服务的效能，儒学讲堂采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方式，通过评选奖励的机制来激发当地百姓积极参与到学习和交流中来。值得称道的是，讲堂还联合志愿者演出团选取反映孝顺主题的话剧用地方话进行演出，促使村民在欣赏表演的愉悦中不知不觉地受到启发和教育。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乡村儒学讲堂”开办了76期，听课村民累计达2.3万余人次，在乡民的积极回应中得到不断推广，服务成效也日渐显著。其中，老人和妇女、儿童既是文化学习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又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不仅享受到更多地文化权益实惠，充实了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大地改善了生活处境，而且成为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推动乡村文化生态建设的路径思考

在文化强国和文化繁荣发展的态势下，相对薄弱的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显得尤为迫切。乡村儒学现象促使当地居民的家庭邻里关系出现回暖，促进了文化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促进发展中的作用发挥，使乡村文化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实现了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关系的协调和统一。从一定意义上说，乡村儒学现象为乡村文化生态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借鉴思考。

第一，要自觉发挥文化的传承功能，在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融合中培育新的乡村文化价值观。“文化的继承就是作为主体的国家、民族、人民以‘扬弃’的方式使适合本国及民族发展的文化保留下来，并在‘扬弃’的过程中不断以理性的方式内化为公共价值的内核，这一内核又会以理性的方式进入到下一轮‘扬弃’的过程。”乡村文化既是世代农民在生息繁衍中创造的智慧结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不断扬弃和积累再造。尽管历经沧桑，仁、义、礼、智、信等价值精髓始终贯穿于乡土文化的变化发展中，成为构建乡民价值追求的历史根基。因此，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建需要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再认同，来激发村民对当代价值追求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进而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收和内化。这不仅仅是在乡村伦理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对传统规范和现代价值的凝练与契合，更是广大村民在新时代面临的一次心灵洗涤和精神净化旅程，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修养，改善乡村人文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要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动员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来，形成多元共治的文化发展格局。社会公益组织开展的文化志愿活动是基层政权组织有限文化服务能力的有效补充，也是社会力量对乡村文化发展需要的人文关怀和自觉回应。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源自志愿精神的爱心传递，善举本身就是对村民的一种教育和感染，有助于乡村文化秩序的正向发展，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文化之间、乡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中提出，“要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这就需要在推动文化志愿活动与乡村基层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文化志愿服务的长效发展机制，保障志愿服务活动的常态化、可持续化。以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为例，要想建立行之有效的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就必须搭建可靠的文化服务平台。校地共建能够将学校的人力资源与地方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互惠共赢，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途径和办法。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5

存在人类社会，便不断地上演各不相同的纠纷。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早期人类面对纠纷的普遍选择，在后来的国家法建立的过程中和之后，尽管国家法试图将这一领域纳入到自己的治理范围，可是调解的方式仍然顽强而富有生命力，内容逐渐丰富，方法日渐多样化而趋成熟。

对于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纠纷案例，比虚拟的案例更有价值，比逻辑推理更有血色，纠纷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与真实，因而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去揭示纠纷案例背后所掩藏的行为逻辑。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纠纷研究的一项研究，其中将不涉及具体案例，展现纠纷研究的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并试图对其进行简单评述。

一、村落社会纠纷研究的社会背景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1}.费孝通先生是通过绅士权力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的分析，揭示中国社会中央官僚制帝国与皇权不下县的背后逻辑{2}.但是当前中国村落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所述“乡土社会”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以至于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试图揭示变迁中的村落社会的现实情景。弗里德曼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从宗族的视角揭示了汉人社区是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关联{3}.杜赞奇试图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4}.黄宗智则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是如何突破了“过密化”的运作方式{5}.事实上，这些研究将研究点放在乡土社会，而研究的对象则是“村落”。村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观察、分析村落便可以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本色和乡土社会的变迁。

对于是否可以将村落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的出发点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也有学者跳出村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乡土社会的结构。魏特夫从水利的角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可以通过大江大河——大水利——小水利到基本农田的灌溉形成农耕社会的图景，从而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6}.施坚雅则从市场出发，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市场结构理论。他认为“基层市场共同体”是中国乡村的基本单位，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首府，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图景{7}.

尽管分析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于解释乡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变迁对于乡土社会的分化、解构、重建的影响，这些模式难以让人信服。自20世纪40年代（恐怕还要往前推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事件主要有两件：国家政权建设{8}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贺雪峰先生在对中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生存方式的区域分析中，称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化约能力一步步消释、瓦解乡土社会的传统，构建新的乡土社会，提出了“新乡土中国”{9}，从而有了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研究转型期乡土社会的性质的学术使命与命题{10}.但是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或曰吉登斯民族——国家形成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化约乡土社会的传统，重新构建新乡土中国却未展开论述。

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化约与瓦解的背后是现代化，是通常所说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到近年来极为流行的“后现代”、“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裂社会中，如何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断裂的背景下，在由生活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转变，在资源重新聚集下，底层社会（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构成）形成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则是另一个问题{11}.

当前乡村社会的纠纷研究所面临的正是这一背景：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外生型国家通过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呈现的纠纷。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等相互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乡土中国的景象，只是学者们知识背景不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所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二、法律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法律社会学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现象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在于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1.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研究

这是对于纠纷解决研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体现这种关怀的著作或论文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梁冶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2}中的文章、范愉的“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14}、谢晖编《民间法》{15}、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16}、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1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18}、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19}等。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20}，“在新的民族国家成长并试图确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中，历史被重新定义，社会被重新界定”{21}.中国由于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社会变迁呈现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实现，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费孝通）。乡土社会代表着传统的习俗、习惯被视为旧的、落后的，而被所谓新的、先进的所替代。在国家法大规模“下乡”的过程中，即苏力之送法下乡，蕴涵的正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法制化进程中已经定下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然而，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治、依法治国等口号下，国家法形成侵蚀之气势，但是伴之而来的是民间传统、习俗复苏的现象，如王铭铭在闽台三村的观察{22}.家族法规、村规民约等民间法遭遇到国家法借助政权下沉而形成的“重创”之后，逐渐退居为内在的观念形态，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形成“地方性知识”，并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人情、面子的关联下{23}，在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中{24}表现出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命运成了纠纷观察者的理论关怀点。

2、法治与本土资源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6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在我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中，隐约萦绕着一种愈益浓烈的被称为“文化乡愁”的历史焦虑情绪，其负面效应已初见端倪。这种全球化的文化乡愁本质上导源于现代性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物理距离的终结，以及全球化、“景观社会”或“拟像”世界的形成等现代性后果；而中国文化语境的特殊性更使这种文化乡愁被赋予了悲壮性的使命。以健康、理性的文化心态去面对当前全球格局中的文化冲突，是走出文化乡愁情结、重整中华文化气象，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选择。

一、文化乡愁析义

应该说，乡愁意识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自然的心理机制和普遍性情绪体验。在西文中，“乡愁”和“怀旧”基本上是同义词，源于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algia，含有回家、返乡和思乡的意思。1688年，瑞士医生霍弗尔首次使用了nostalgia一词，专指当时一种军队中士兵由于远离祖国和亲人而产生的强烈思乡病，并导致的身心上的不适反应。霍弗尔认为，思乡病的生理原因在于“轻快精神经由中脑纤维的持续运动，而中脑中仍然粘附着关于祖国思想的印痕”。1770年前后该词被引入英语。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与都市化发展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流动的人群普遍怀念曾经的稳定生活，nostalgia的词义也就随之由个人的思乡扩大为一种集体心理情绪，抽象为一种时代的症候，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人群的漂泊状态。在汉语里，“乡愁”一般是指漂泊在外的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恋情怀，当然这与中国长期的传统农业社会性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学者王一川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乡愁在当下则“一般是指身在现代都市的人对于飘逝的往昔乡村生活的伤感或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往往伴随或多或少的浪漫愁绪”。可见，乡愁是人们感时伤怀的一种情绪，是人们对于过去的一种含有情感的记忆与回望，它本身蕴涵着强烈的怀旧情绪。自19世纪末2O世纪初以来，西方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使得“乡愁”、“怀旧”逐渐成为心理学科的重要范畴；而从上个世纪5O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导致了“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及文化变迁”，这一概念的病理学、心理学内涵在这个变迁的大背景下渐渐地被淡化，而其社会学、文化学的意蕴则愈益凸现了出来。以至于一种作为思想运动的所谓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已经悄然兴起，并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乡愁、怀旧是潜藏于每个人心底的一种思念情绪，一旦远离过去与故土，它便会或急或缓地涌流而出。一般而言，乡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亲友、乡亲、同胞的思念；第二层次是对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的怀念；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的，就是对作为安身立命根本之历史文化的深情眷恋。前两个是其形下层面，后者则是其形上层面。乡愁既是一个时空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首先，乡愁是心理学的概念，它是人类羁旅异域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其次，乡愁是个地理和距离概念，离故乡愈远乡愁愈浓重强烈。再次，乡愁是个时间概念，乡愁的内容和对象往往是记忆中昨日的人与事。最后，乡愁还是个文化概念。因为有时，“故乡”或故园不仅是狭义上的出生地或是籍贯地，更包括了广义的精神家园，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把这个说成是“文化乡愁”，并曾解释道：“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但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无独有偶，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其新作《秦腔》后记中也表现出了同样浓烈的文化乡愁情怀：“我要以它(《秦腔》)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故乡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写作的根据地，但我的大量作品取材于一个商州概念的‘泛故乡’，真正描述故乡的作品，《秦腔》是第一部。可以说，《秦腔》动用了我所有素材的最后一块宝藏，倾注了我生命和灵魂中的东西。”评论界有关专家认为，《秦腔》敏感地捕捉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农村巨变中的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古老乡村的一曲挽歌，也是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的具有史诗性意义的重要作品。的确，物理外壳上的家，并非人之真正安居的家。真正的安居之所，乃在于那种能安顿灵魂的，文化、精神和心灵的认同和承认的“家”。进言之，传统的乡愁往往指向有限的场景、人和事，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抽象、模糊的意象，或者说是概念上的、象征性的，它并不一定有具体的实指对象。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传统怀旧是在寻找乡愁，那么，现代怀旧却正是乡愁本身。

二、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乡愁

伴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现代生产交往方式的日益扩展和相互渗透，这种从欧洲发端的资本主义生产交往方式，逐渐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并通过无形的手影响着全球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取向。这是一种地域性因素压倒另一种地域性因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的思维空间、精神与民族心理等都发生着微妙的相应变化。

对于参与全球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在来势凶猛的西方强势文化的面前，短时间内还来不及多想，“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似乎原来熟悉的、习以为常的一切规范都要受到西方的影响与冲击，都要被全球资本的消费逻辑格式化而重新编码。在剧烈而快速的时空置换中，正如美国学者斯诺所说，本世纪以前“‘社会变化’慢到一个人一辈子都看不出来什么。现在，变化的速度已经提高到我们的想象力跟不上的程度。旧的文化习惯的被迫断裂和在新的生存方式面前的生疏与不适感，带给人们的震动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在前全球化时代，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交通工具的限制，人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和狭隘地域统治，服从宗族关系基础上的“地方性联系”，“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在全球化之世界性交往普遍化的状态下，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变动性、功利性特征，人们的存在已经是“世界历史陛而非地域性的存在。例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中剥离出来，背井离乡，四处奔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口在全球无声地流动、游走。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文学引以自豪的诗意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书写已经被挤到了边缘，呈逐步衰减之势；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已然成为主流。这一生存悖论使得这个时代的人们的乡愁更为浓烈和真切。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无情地敲碎了中国人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天朝大国”之文化心态。被迫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后，我们才发现，不仅自己的文化只是世界文化家族中的普通一员，而且由于超长期的自我封闭和超强度的自我一体化，我们自己的文化确实已经远不如某些他者文化那般富有活力和魅力。由是，中西之间呈现的土与洋、旧与新、落后与先进之别，不仅具有事实差异的描述性意义，而且也同时有了文化比较的价值评价意味。此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开始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和平衡，而有了痛苦、失落、焦虑的负面体验；自大与自卑两种极端的心理在此情形下得以同时产生。一概排斥外来文化、固守传统，以及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心理似乎成为近代以降许多中国人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以西方文化为榜样的文化激进主义和以唯传统文化是尊的文化保守主义两种对立的声音在我国从来就未断绝过；即便是走“第三条道路”的中西文化“结合论”的思路，也常常因为难以在彼此之间掌握好分寸而左右为难。卷入潮流常使人身不由己，而在潮流中沉浸既久又让人顿生进退失据、无家可归的伤感，这或可谓之现代性文化乡愁的表征之一种。而令人伤感的是，我们不是自觉自愿地而是带着许多无奈、牵挂、甚至怨恨而被迫“离家”出走的。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抑或受人提醒)自己的离家出走有可能踏上一条不归之路，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亲近我们的家园时，我们便会禁不住驻足回首，遥望身后那渐去渐远、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家园风景。在此意义上，马尔科姆·蔡斯和克里斯托弗·萧在《怀旧的不同层面》一文中认为：“怀旧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同时为确定性和解构提供肥沃的土壤，它是对现代性中的文化冲突的一种反应。

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具有本民族的体温。换言之，中国人的文化乡愁尤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究其原因大概是：

第一，由于长期处在封建农耕文明时代，中国人天然有着深深的恋家情结和乡土情结。家乡、故乡的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根敏感神经，它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归拢着中国传统的长幼亲情，形成整个民族共同的心理趋向。“家”通常被视为生命的本源，所以中国人常常是安土重迁、故土难离。游子思归、落叶归根、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最深切、最浓郁、最真挚的一种“恋家”情结。正是这种恋家的情结，牵引着一代又一代游子思乡的神经。

第二，中国人由于具有厚重的乡土意识，所以常常是身在外而心在“家”，出门“在外”的“孤儿心态”或是边缘心态比较明显，更易体验到异域文化的陌生感和生存的痛楚感。一方面失去与家乡、亲友的联系，失去了旧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在新环境里无助无望，原有的自我意识在新环境中得不到认同与赞许，就会产生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空间距离等方面的疏离感和漂泊感。

第三，相比起其他民族，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愈益强大的内聚性，海内外炎黄子孙对文化寻根的愿望非常执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内在行为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域外华人，由于所处的特殊环境，这种确认就显得更为重要，文化寻根就是要确定“文化身份”，所以对他们而言，故土不仅仅是一种地域上的归属，还是一种文化归属。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乡愁也变得更为厚重和悠远。

三、以理性的心态面对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

从其效果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文化乡愁与传统怀旧相比，它所指涉的范围更为深广，显然拓宽了后者的视域而具备了开阔的历史跨度。现代怀旧通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造，作为一种“疗伤”或“修复”的手段，不自觉承担起了对人类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救赎”与抚慰功能，真正体现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所以，怀旧心理可被看做是现代人要求把握现实、防止自我在虚幻和迷茫中自我迷失，与现代性对立的一种批判力量；其实质是对现代性为自然和传统“祛魅”过程的对抗和逆转，即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复魅”，以恢复大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

但是，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有其限度的，我们也不可过分地高估文化乡愁的意义。一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怀旧主要体现为回归的姿态，它可以是而且应该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望乡”现象。怀旧能够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思作用，有助于人类总结经验，及时地调节前进的方向和坐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觉察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乡愁与怀旧乃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躲避和逃遁，它把我们所不想回忆的痛苦和压抑置于意识的底部而隐藏、忘却了，以致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再想起；同时，它又把我们过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大大强化了、美化了，过去被赋予了一种温暖的激情、甜蜜的忧伤、神圣的价值和绝对的善，以致人们把自己营造的回忆当做历史的真实，其实过去未必就真的那么美好。因此，就文化乡愁、怀旧本身来说，在怀旧中寻找童稚与宁静本无可厚非，但要防止这一情绪的过度泛化而带来的消极性后果。

那么，究竟如何解决现代文化乡愁情结呢?在笔者看来，当前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几点问题。

首先，必须顺应时代潮流，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进程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发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合力”的结果。全球化反映了西方掠夺性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实质就是西方大垄断资本企图凭借经济实力逐步控制全球经济。当前，资本向全球扩张，“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是世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且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天荒地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依照文化传播理论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所以，我们要认清、承认这一现实。

其次，要以自信、健康的心态，大胆地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交往和交流。无论中西文化，还是南北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写道：“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拟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亦效仿拜占庭帝国。”从罗素简短的历史概括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借鉴是先进文化兴盛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寻求自己的发展，都必须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常言道“有容乃大”，一种文化的容纳能力取决于它对其他文化的接纳程度和给予其他文化多大的空间，而文化容纳空间的大小又与这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所持的态度密不可分。在“全球化”时代，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文化视野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文化上的各种中心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是不和谐的引。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7

关键词：乡村政治文化；文化变迁；脉络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6-0108-06

收稿日期：2008-10-07セ金项目：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课题“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与村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之关系研究” （CX07B-019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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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正林（1969-），男，安徽繁昌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新闻系副主任。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产生的。农业立国、文明的早熟、小农经济的发展、宗法制度的确立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也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培育了乡村“政治场域”中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历史的坐标上相互协作和竞争，它们之间力量上的互为盈缩直接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演变的主要脉络（如下图）。

ヒ弧⒅泄乡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主要脉络

オブ泄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的互为盈缩。在1949年之前，虽然这三股政治力量从未停歇过博弈，但是家族势力基本上处在乡村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加快了向乡村渗透的步伐和力度，很快主导了乡村政治生活。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国家权力开始有限地退出乡村，乡村的民间力量开始崛起，并且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

ィㄒ唬1949年之前：家族势力主导时期

フ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政治文化的面貌。我国是个以水为生、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早在父系氏族社会，锄耕农业就让我们的先民有了最早的社会保障。农业生产需要水利灌溉，然而，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泽，既能带来灌溉之利，又可招来洪水之灾。为了保证农业的丰收，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在寻找治水的办法。为了战胜洪水，禹在治水的时候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1］，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在经济上，“夏禹能水土以品庶类”［2］，按地位高低分配治水成果。这样，原来维护氏族共同利益的灌溉机构就演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3］。“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建立和金属器具（青铜或铁器）的制造作为一个‘原生型’文化形成的标志。”［4］到了商、西周时代，三种文化形成的标志在中国先后出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框架逐渐形成。

ピ谂分蓿古希腊、古罗马是在使用铁器的情况下，通过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用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原始性的集体协作生产，发展家庭私有制，进入文明社会。而中国，则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没有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被瓦解的情况下，直接将治水组织演变成国家机构。这种早熟的文明形态，保留了公社组织，带着氏族的脐带跨入文明的门槛。正是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使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即一脉相传的专制制度和带有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的结合。马克思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来描述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亚洲国家在社会经济形态上的特征，这个特征包括三个要素，即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

ブ泄社会是一个农业立国的社会，乡村一直是古代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历代王朝都提倡“重农抑商”，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然而，国家管理乡村社会的难度太大，因此，在不影响稳定的情况下，国家权力退出了乡村，通过在乡村培养人来管理广大的乡村。当国家权力管理力不从心的时候，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场所，家族势力在得到国家权力许可之后，成了乡村政治文化中的主导力量，乡绅势力既要帮助国家做事，也要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因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家族势力在中国乡村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ィǘ）1949-1978年：国家权力主导时期

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各种政权虽不断更迭，但国家权力却始终没有放弃深入乡村的努力，可是这些努力几乎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朱新山认为传统中国乡村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对乡村的控制除了确保税收和维持治安之外别无它求。后来的内忧外患和推进现代化，国家需要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传统税收关系是国家与个人（纳税人）之间的关系，而近代国家“资源动员”的需要，使常规的税务持续演变成了非常的政治动员，税收变成了国家与社区（行政单位）间的关系。

ソü后，人民政权面临着两大重要任务，一是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二是改变中国在世界工业化潮流下的落后局面。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需要新政权强化国家权威，从统一中国版图、整合社会心理、再造民族精神等方面塑造新的国家形象。乡村是中国版图的主要部分，国家权力必须强化对乡村的管理才能体现国家真正的统治。同时，世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国家工业化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来自乡村，因此，国家只有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才能保证从乡村社会汲取更多的工业化资源。因此，建国后，“国家机器在实际运转中承认了村庄整体的重要性”［5］，村庄作为乡村管理的重要机构被纳入到国家权力体系中。

ス正林将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53年），国家通过运动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确立党和政府在乡村社会崇高的道德威望，把农民动员到国家政权建设中来，“解决社会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6］。第二阶段（1954-1958年），用宪法形式确立乡级政权的法律地位，加快农村党建步伐，大大强化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渗透，完成了对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三阶段（1958-1983年）是时期，这一时期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管理体制、“政社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的社员参与体制等一整套体制，国家权力试图全面管理乡村事务。

ゾ过国家权力的下沉运动，村庄被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国家动员和调控的对象，村庄内部阶级分化的被抑制消灭了乡村社会传统的精英阶层，再造和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管理组织。在新的乡村组织中，国家权力确立了自己绝对的权威。

ィㄈ）1978年之后：民间力量崛起时期

1970年代末，中国政府

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坚决地告别原有的计划体制。郭正林认为，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第四个阶段出现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村级组织原有的计划管理功能基本完结，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的关系进入到以村民自治为特色的“乡政村治”阶段。

ピ诟母锟放之初，国家肩负着追赶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快速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重任。为了完成国家现代化的重任，国家需要乡村为城市化和现代化贡献更多的资源，为此，乡镇权力得到加强，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功能得到更多完善。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对乡村汲取能力的强化、自身约束力的减弱，少数基层政府完全蜕变成赢利型经纪人，成为收费性、掠夺性政府。而在村庄内部，土地承包、分散经营导致村级组织失去了对农民的约束能力和管理能力，乡村公共事务无人问津。刘世定发现，改革开放导致了乡村社会管理出现“末端失灵”现象，在广东省，由于“面对大量外来劳动力的流入，乡镇政府从本地发展的利益出发，对许多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方法，既缺乏动力，也缺乏能力来严格贯彻。”［7］

サ毕绱迳缁岢鱿种刃蛏系奈；时，中国农民开始自发地参与乡村政治制度的重建和创新。广西农民在1980年代初，为改善乡村治安状况的自治活动，很快受到中央的重视，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村民自治逐渐成为乡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ゴ迕褡灾蔚耐菩校一定程度上使乡村社会从精英解释村规向村民参与决策过渡，民间力量在乡村崛起，并成为乡村政治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民间力量的崛起及村民自治活动的加强，精减乡镇成了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社会推行村民选举与自治是乡村政治制度的重要转变，它必然对乡村社会以“契约意识”为特征的社会转型产生深刻影响。

オザ、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主导的社会心理

ピ谙绱迳缁嵴治文化场中，受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影响，国家权力、家族势力和民间力量不断地互为盈缩。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三种政治力量虽然在势力上有所调整，但是，政治文化的变迁并不是一种模式完全覆盖另一种模式，而是基于乡村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沿着“家族主导――国家主导――民间主导”的方向演进。在乡村政治文化演进过程中，三种政治势力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村政治生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受主导的政治力量的影响，农民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也会做出新的调整，其中与政治文化演变的主流脉搏共振的社会心理，必然会在乡村社会发挥着更大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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ニ谓宗法就是以家族为中心，按照血统远近区别亲疏的法则。宗法制度是在原始氏族社会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长达几百万年的远古时代，包括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的大部分时期，维系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纽带就是人类自然繁衍的血缘，可以说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起点。

ナ献迳缁崛嗣堑难缘关系简单而粗糙，因此，家族势力在氏族制的环境下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进入文明时代后，原始的宗法思想被理论化、制度化，并作为中国文化的因子积淀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基础就是以宗法制度和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基础的，它以纲常名教为基本教义，以忠孝为人们感情的聚焦点，以皇权崇拜为核心，以成为圣人为人生最高境界。儒家学术之所以能够从先秦各家之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就是因为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宗法社会结构的特征和中国人的心理结构。

ピ诩夜同构的社会中，家与国的概念混淆不清，因此，宗法意识成了古代中国主导的社会心理。在乡村社会，家族既是农民的依靠，也是农民与国家联系的纽带。在乡村生活中，农民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回报却是微薄的。对自然和社会变故的脆弱承受力，使个体离不开家族的关心和保护。另一方面，乡绅往往既是大家族的族长，也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对于乡村，他们扮演着保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对于国家，他们则又是政府的代表。在家国同构中，农民接受家族统治，遵从家庭伦常，信奉“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信条，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标。

ィǘ）国家权力主导时期：集体意识的垄断

ネ豕斌认为，国内外学者将中国未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原因归咎于三大罪魁。这三大罪魁包括：国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而阻碍进步，帝国主义迫使中国经济变化屈从于外国利益，封建势力为保护其社会地位而反对进步［8］。建国后，帝国主义势力被赶出了中国，封建势力得到批判和打击，国家政权被转移到人民手中。历史发展无法摆脱惯性的影响，新中国虽然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它无法绝对地斩断与历史的联系，封建思想的残余还比较多地存在于国家建设中。

ピ谙绱迳缁幔生产队是带有地域界限的居住单位，“带有建立在婚后从夫居规范之上的清晰的父系继嗣偏见。”［9］随着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乡村中的宗族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和压制，乡村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组织，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集体意识成了乡村权力运行的主要动力。“在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于其所隶属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而且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也被其所依赖的集体所控制。”［10］虽然在时期，按照当时制度，生产大队的干部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但公社对大队干部选与不选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权。

ィㄈ）民间力量崛起时期：契约意识的形成

ジ母锟放之初，为了获得更多的工业化资源，国家在乡村加快了权力建设的步伐，乡镇政府职能迅速得到强化和扩张。然而，一方面包产到户政策结束了农民的集体生产，小农经济重新成为乡村主导经济模式。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复兴，使乡村社会人口流动加快，村庄利益来源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汲取工业化、城市化资源的重任，使乡村权力组织降低了“服务性”，几乎完全成了“赢利型经纪人”。然而，小农经济微薄的回报，使乡村很难完成国家下达的各种任务；分散的家庭经营降低了农民对国家的依赖，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出现了断裂；乡村经济的多元化更加弱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于是，在乡村社会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一种新的乡村政治文化得到建构，契约意识逐渐在村民意识中形成。

テ踉家馐兜牡谝桓霰硐质桥┟褡晕乙馐兜男纬伞0⒍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应该逐渐走向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政治文化中，社会公众越来越重视在周围世界中可以把握的因果关系，人们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自信拥有改变外部环境的能力，社会评价越来越注重个人成就而不是世袭地位。”［11］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由集体生产退回到小农经济环境中，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农业生产和成果支配的主人，农民的自我意识开始出现。

テ踉家馐兜牡诙个表现是反抗意识的增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崛起，民工大规模进城，农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同时，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的发达，使农民的现代意识明显增强。在计划经济年代，人的价值和权利曾经遭到过极度否定，然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却越来越关注自身的权利，当他们的权利被恶性剥夺时，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去抗争。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当农民难以承受沉重的负担时，当他们遭遇到野蛮行政时，当他们的权利受到无理侵犯和削弱时，他们或依照法律程序，或走上抗争之路，去索取自己的权利。

テ踉家馐兜牡谌个表现是村民自治的推行。

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影响力减弱，乡村公共事务出现了危机，作为村民自救的产物，村民自治诞生。而国家推行村民自治的目的是重新借鉴民间力量，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理。“随着经济的增长、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或政治利益。”［12］不管目前村民自治在各地的发展水平如何，村民在选举与自治中契约意识都明显地得到了增强。

オト、乡村权力结构变化与乡村政治文化的调整

ジ母锟放以来，乡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权力虽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它的影响力却在弱化；民间力量虽然还很弱小，但成长的势头却令人关注；家族势力虽有所抬头，但与时代潮流不符，应该成不了气候。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孜孜以求、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真正转变成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绝大部分人口居住在乡村，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不仅是共产党执政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前提。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契约精神在乡村社会不断加强，草根民主正在改变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并对中国现代政治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秉承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律，尊重基层民主发展的现实，调整管理乡村的政策和策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发展。

ィㄒ唬┎莞民主的社会地位

ハ绱迳缁崾且桓鲎愿自足的社会，因此英国统治者关于乡村社会的早期记载中就认为：“乡村带有一点共和国的意思，自给自足，有自己的负责人，能在整个帝国的崩溃中幸存下来。”［13］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是一个散漫的、平铺的、自然的社会，在乡村社会，皇权从来就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正是由于皇权在管理乡村社会时力不从心，因此，传统社会自古就有一定限度的自治和民主。李昌平认为：“在封建社会，家庭是不民主的，但家族是讲民主的。行里是不讲民主的，但行业是讲民主的。”不过，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民主是自发的、内生的、有限的民主，它没有得到国家法律的认可，也难以形成令世人瞩目的政治力量。

ソü后，国家力量虽然深入渗透到乡村，但是村庄内部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自由政治空间，只是这个空间依然是内生的、有限的，难以摆脱“工具化”的性质。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动的加快、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农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农民的民主素质、民主能力和民主热情都得到空前提高。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从温饱的困境中挣脱了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自身的尊严和权力问题。正是乡村社会的发展促使广大农民重新寻找“人的价值”，在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上，很多农民已经不再把人看成国家的工具，而是向社会要求把人作为出发点，尊重农民，重视农民，帮助农村走向现代化。

农民正在从思想上把自己从“国家的工具”转变为“自己的主人”。主体思想的确立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促进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

ゴ迕裱【偈桥┟褡约旱拇丛欤后来得到国家认可，并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逐渐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村民选举在乡村的推行，使农民通过村委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法定组织，获得了利益表达的法定渠道。利益表达渠道的建立又反过来提升了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使农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我的权利，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通过利益表达渠道主动地影响公共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追求和维护自身的合理要求。当农民的契约意识不断形成并走向成熟的时候，国家对乡村的管理就必须尊重草根的力量，让农民作为自己的主人决定自己能够决定的乡村事务。赵心树认为，一套制度的正当性有两个关键内容，一是合法，一是合民意。当合法度不变时，民意就成了决定因素［14］。民间力量的崛起使国家权力必须尊重民意，在法制的轨道上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ィǘ）国家权力的有限退出

ピ谥泄近代史上，各种政权都力图在乡村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然而，“从近代以来村治兴衰的整个过程来看，政府的一厢情愿是乡村政权建设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5］政府的一厢情愿造成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以后，国家对乡村管理采用的是两手策略：在经济上，通过扩展基层政府的规模和权威，全面控制乡村的经济资源，以消化工业化、城市化所支付的社会成本；在社会上，国家权力退出乡村，放弃乡村公共事务的建设责任，要求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管理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为国家消化了改革成本，但是，随着乡村社会过度输血之后的“贫血”，随着乡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管理遭遇到局部的、根本性的危机，在少数地方，农民的增多，政府行政受到较多的抵制。

ピ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末出现的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还权与民的重要举措，即通过村民自治，利用民间的力量，化解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节约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进入新世纪，国家更是把乡村的发展摆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今日的乡村社会，随着村民选举的推行、乡村社会民间力量的崛起，事实上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已经降低了。然而，少数地方政府受传统的乡村权力的影响，不愿或不敢接受村民契约意识觉醒的现实，往往采取保守的方式，维护自身传统的权威。当然，农民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确实给基层管理者带来很多挑战，“失败的风险使公共管理者常常想回避公民参与的要求，或者将公民参与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化。”［16］然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基层政府都不能违背时代潮流，否则会让自己陷入到治理的尴尬之中。

ハ执社会是公民意识觉醒的社会，虽然农民总体的现代意识落后于城市市民，但是，乡村社会民主化道路必然是向前延伸的。在现代乡村，那种单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手段，对乡村资源进行全面控制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在乡村社会，国家权力应该坚决地、适度地退出，让农民真正拥有实质意义上的自治权。在实施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的国家，政府往往尊重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不提炼主导意识形态，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很多威权国家，都开放具有一定竞争性或‘半竞争性’的各项选举。”［17］当然，威权体制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现状，我们不能动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但是，我们可以对威权体制进行批判的吸收，抛弃具体的社会制度；我们可以从管理原则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为治理乡村所用。按照威权体制的做法，国家权力可以有限退出乡村，尊重乡村社会的多元价值，限制威权领袖个人或集团权力的行使。

ィㄈ）家族势力的回光返照

ブ泄是一个农业国，人们附着在土地上很少迁徙。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借一位“研究语言的朋友”的口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费孝通总结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即使在流动的情况下，也会形成新的宗法社会。“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命运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18］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法意识一直在乡村占据着主导地位，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往往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而是由家庭或婚姻关系规定的。

ァ芭┟裥哪恐械募易寮体主义情结，是家族在共同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识。”［19］这种共同体意识对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政治文化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政权建设中，乡村社会的家族势力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家族势力在乡村政治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自己往日的能量。、社会主义思想改革运动、“破四旧”等运动，最终使乡村家族势力几乎无立锥之地。改革开放后，小农经济地位重新恢复，国家权力退出乡村公共事务，乡村家族势力有所抬头。在一些地方的村民选举中，出现过家族势力操纵选票，造成旧时代的沉渣泛起，少数地方家族势力、黑势力、地方恶霸重新登上乡村政治舞台，给基层民主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ゴ由缁岱⒄沟那魇评纯矗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已经大大加快，乡村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快速走向多元化，少数地方家族势力的恢复应该说只是一种回光返照，不会给乡村政治文化带来太大的影响。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应该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目前乡村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了物质现代化，村民的精神现代化也在发展中，而村民选举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旧时代产物的家族势力会在特定条件下对乡村政治文化有所影响，但是，它已经赶不上村民契约意识的发展，在乡村社会，农民个人之间自由缔结的契约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正在代替以家族所赋予的身份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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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8

    1  引言

    乡村有景观吗? 乡村有园林吗? 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 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 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 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 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 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 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 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 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 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 故而, 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 , 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 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 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 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 然而在“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 的基本原则指导下, 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 其中, 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 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 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 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 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 治病” “健身” 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 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 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2  乡村景观园林的含义

    “乡村景观园林” (rural landscape and garden) 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 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 它由“ 乡村” 和“景观园林” 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 乡村” 而没用“农村” 一词, 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 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 如今在农村, 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 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 因此, 用“农村” 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 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 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 建成区以外的地区, 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 景观园林” 的定义可以分解为“ 景观” 和“园林” 两个方面。对于“景观”, 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 笔者曾有阐述: 扼要地讲, 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 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 , 1996 , 1999) 。对于“园林”, 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 园林” 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 , 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 下了定义: “ 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 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 在有限的空间里, 创造出视觉无尽的, 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因此, 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 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 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 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3  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目标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 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 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 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 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然而, 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 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 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 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 人们发现, 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 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 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 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 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 。因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 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 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 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 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 年底, 全国有建制镇17015 个(不含县城关镇), 集镇29118 个, 村庄3557700 个, 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 个, 集镇减少1206 个, 村庄减少101635 个(1998 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 。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 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 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 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 一方面, 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 另一方面, 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 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 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 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4  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动态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 landscape) 、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 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 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 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 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 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 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 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 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4.1  传统地方性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舒楠1997 , 陈志华1999) 。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程极悦1987 , 肖国清1988 , 殷永达1993 , 张浪1996) , 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4.2  传统乡土建筑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 为代表, 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 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 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 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 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

    4.3  历史文化传统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 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刘沛林1995 , 1997) , 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 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 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 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 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 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 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4.4  空间格局演变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 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 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 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 分析其演变发展(刘滨谊, 毛巧丽1998) 。

    4.5  现代人类聚居环境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 刘滨谊1999) , 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 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 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5  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 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  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  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  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  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  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  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  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  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  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  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 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 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 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 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6  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方法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着很多, 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 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 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 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 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 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 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 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 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 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 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 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 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 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 因此, 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 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 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 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 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7  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意义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 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 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 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 从艺术追求而论, 如果说, 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那么, 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 宛自人开”, 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 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 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 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 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 因此, 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7.1  建立乡村景观园林的观念意识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 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 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 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 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 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7.2  发掘保护传统乡村景观园林环境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 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 因此, 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 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713  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 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 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 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 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 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 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 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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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9

【关键词】贾平凹；乡村意象；转变

贾平凹早期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之风，对山地野情的歌诵、对乡间纯朴民情人性的赞美是他小说创作的主题。但是到了后期的小说中，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现代乡村衰败态势的描写。同样是一个商州，在《商州三录》里原始、美好；到了《怀念狼》时，却是满目疮痍。短短二十年，乡村里自然景观、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精神家园正逐渐丧失。贾平凹对此的感受是深刻而全面的。

一、从田园牧歌到乡村荒野

对山地乡土的咏吟是贾平凹前期小说的主题，其中《山地笔记》最具代表性。小说里营造出来田园牧歌的明丽清新的风格，商州世界绚丽多姿的山川风貌，成为一幅幅浓彩风景画。乡村的山水、清泉、河渡、人事无不充满着前工业时代的无污染状态的纯静与宁静。

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总结出乡土小说的三大文体特征是“三画四彩”。他认为，“风景画可以被理解为承载乡土小说美学风貌的重要母体，是乡土小说赖以生存的巨大审美理由。” 【1】

自现代文学开始，地方色彩便成为乡土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周作人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他强调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丁帆指出“从周作人、王伯祥到鲁迅，对乡土小说最初概念的阈定，即把 ‘地方色彩’和‘风俗画’作为最基本的手段和风格。” 【2】

这里乡村指的是某一地域内特殊的自然景观、风俗习性和文化精神等方面的融合。这样的山水画面，乡村生活图景和文化精神面貌在20世纪乡土小说中丰富多彩：鲁迅绍兴老家的温馨、纯朴平和的净土；废名的灵秀古朴、冲淡平和、清新素雅的小镇；沈从文秀丽、旷美、宁静的湘西边地；孙犁清新的荷花淀；汪曾祺幽静、亲切的苏北高邮；李锐厚重、朴质的吕梁山；莫言原始、粗旷的高密东北乡；张炜的奔放、自由的野地；贾平凹浑厚的商州山水……无不倾诉着中国乡村的博大精深。

“不同的地理环境制约着各自的风情民俗的不同，保持了各地文学的存异。” 【3】商州地处秦岭腹地，南接楚地，北入关中，正是南北文化的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既有北方文化质朴雄浑，又有南方文化的清秀诡异。贾平凹在对商州历史文化的揭示中，将地域的历史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思考。因此，透过商州这一历史文化形态，可以窥见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商州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中，窥见中华民族文化的演变过程。

如同其他的农裔作家一样，贾平凹有着浓重的故乡情结。贾平凹涌动在心底的故乡情结便常借助异常美丽的明月、山石、林木、河流、白云成为他倾诉内心情感的对应物，整合进他对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神共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解中。山村古寨、溪水明月、茂林野地、古寺道观、乱崖渡口，参天古木、山地人家等秀美的景观跃然眼中，在《远山野情》、《天狗》、《小月前本》、《古堡》等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

贾平凹的乡村地域景观风貌各不相同，有的清新，有的蛮荒，有的古朴，有的宁静，有的神秘，有的丑陋，但都透露了山野自然的气势。幽静凄清的月和轻柔神秘的水，构成贾平凹小说常见的意象，他最喜欢的女性常用小月、小水、香香命名。将一个山地女子柔美、善良、纯朴之气栩栩如生的描绘出来；除了柔情似水的女子还有山野纯朴、纯洁的爱情；最具代表性的水是州河、丹江、汉江等河流；最有人情味的是浪里打滚的山里汉子和漂流河水之上的情歌。

在1983年前后，贾平凹小说风格发生了变化，由空灵、轻巧、优美转向了平实、稚拙、朴素，并且渐渐雄浑苍凉、意蕴混沌与驳杂。贾平凹将目光转向了探讨新型社会结构和经济变革对商州的冲击，城乡冲突正式进入他的视野，贾平凹开始转向了对农民的心理结构变化的关注，转向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与不和谐的关注。这种转变早在寻根文学之中已初见端倪，到了90年代之后更为明显。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曾说：“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 【4】今天的中国，也正好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改变，两种文明的转换，给乡土小说创作带来了无穷的资源和发展的契机。同时也给作家带来在大时代面前前所未有的茫然、困惑。贾平凹一直在担心：“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 【5】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古老的商州和外界逐渐沟通起来，外面世界的变化冲击着传统的农耕文明，地质队、电影剧拍摄组进山了，带来新的观念；商船商队跑的更远了，带来城市的新衣服、新观念；电来了，车来了，商州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物质文明的改变使人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深山人一日日刁蛮起来，卖山货帐算得极精细，遇到陌生人漫天要价。豆腐里搅包谷面，辣面掺谷皮，白菜里冻冰，待人越来越不诚实。山里的人情渐渐淡了，话里不是挖苦话、牢骚话、奚落话，就是刻薄又尖酸的话。外在的冲击与传统的积淀中丑的东西相结合，滋生出新的丑恶。这种情况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俯手皆拾。《土门》中仁厚村到处充斥着疾病、丑陋、争吵。《高老庄》里乡村小路变得尘土飞扬。在谁砍谁得的利益驱动下，太阳坡被封育十多年的山林，在人们的疯狂砍伐中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乡村的失衡首先在人心态的失衡，人性的沦丧，使乡村生态随之失衡。同时，水土的变化，人与自然的疏离而导致的人种退化，生育将成为新的困境。

随着作者这种忧虑的加剧，自然生态的恶化在《怀念狼》达到极致。《怀念狼》在开篇说：“这仍是商州的故事。”但是1999年商州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彻底改变了人对同类与异类态度，人伦的温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生存状态已不复存在。商州呈现的是惊世骇俗的荒野景观。同一片土地，有一边听着《二泉映月》一边从活牛身上现取器官烹食的凶残而虚伪的食客；有表面朴实厚道夺取金香玉时狡诈的巧取豪夺的山民；有对狼群赶尽杀绝的山民们。

乡村的失落从《土门》中土地的消失，到《高老庄》中故乡的失去，再到《怀念狼》中和谐的失去，到《秦腔》中终于演变成了村庄消失，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破坏，而是乡村伦理道德的全线崩溃。

二、从现实描摹到文化重建

“文学意象的创造，最终目的在于传达作家之意。” 【6】乡村这个大意象在贾平凹构建的文化家园之中具有明显的变化特征。从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的动态发展来看，总趋势是由展示乡村外在的生活向追求人内在精神价值的转化，到人主体精神的建构。由对乡村牧歌纯美人性的赞美、对改革开放的欢迎与拥护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困境和乡村历史文化未来的反思。贾平凹90年代以前的作品中，《商州三录》、《古堡》、《小月前本》、《天狗》、《浮燥》等，就其整体而言，是侧重于对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展示，写实性更强一些。90年代之后的四部乡村为主题的小说《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侧重于作家主体精神的建构。虽然写的仍是乡村现实生活、历史文化的真实描写，但这个乡村已经不是客观现实的乡村，而是借以构建作家文化理想的载体，是主体想象性的表现。

1.现实心态的裂变与错位

贾平凹在80年代初的创作包括《商州初录》、《小月前本》、《商州》、《鸡窝洼人家》、《浮燥》等。这些作品真实的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观念、情感和心理的历史蜕变的历程。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时代，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物质的诱惑面前急遽变化。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一方面热衷于描写这种社会变化的实况；另一方面热衷于揭示文化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原因。贾平凹很显然受到影响。在反思文学中创作了《镇夜店》、《夏家老太》等小说；在改革文流之中，创作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浮燥》等反映农村社会改革小说；在寻根文学中创作了《太白山记》等小说；在传奇文中，创作了《白朗》、《地》等土匪系列小说。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创作，他是要“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从而较深地去感受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的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的变化。” 【7】 《商州初录》是个富有异趣野情的山野世界，充满了原始的、纯真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商州初录》以清新急切的笔调，掠景一样扫过整个商州，讴歌了改革和经济进步。

《浮燥》是贾平凹创作的一个里程碑，是商州系列里的集大成之作。浮燥，是一种时代心态，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普遍意识。”是由于“主题意识的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 【8】 所产生的时代心理失重，其本质表现为狂燥、自信、惶惑不安。浮燥与燥动在金狗和雷大空两上人身上有充分、具体的体现。他们都具有顽强的农民意识，所不同的是金狗的心灵蜕变“具备某种比较开阔的社会目的性与自感神怪的历史拯救观念。”而雷大空则是“一个无敌而自信的以毒攻毒的殉葬者。” 【9】

《浮燥》是现实与历史、传统与文明，还有人的精神、生命、道德、理想等各种因素的一种综合。它既是变化的过程，也是阻碍进步的一个因素。新的心理社会结构在骚动的社会情绪中潜在的重建着，浮燥过去必定是对心理建构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与呈现。

2.人性美的追求与重建

贾平凹《远山野情》《人极》、《黑氏》等小说的创作重点在于追求人性美及其回归的过程。如香香、吴老三（《远山野情》）、黑氏（《黑氏》）等人。这种觉醒和回归不是自觉独立的完成的，而是在特定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地位的改变，才有了可能性。

《黑氏》里黑氏一步步的觉醒。它真实的告诉我们，哪怕是一个卑微的人，在艰难困窘中也不停的伸张着人的本性。《远山野情》中的香香迫于生计不得已以自己的身体换取夫妻苟活的贫乏的物质需求。在遇到吴三大以后，她终于毅然地离开了跛子，寻找失落的人的尊言，她生命中人性美的勃发，是超越自我的新生。

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对本身的超越。80末到90初贾平凹的一组写土匪的地域风情小说，包括《五魁》、《白朗》、《地》、《晚雨》等，具有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叩问的意义。这些作品的核心问题是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么的生存？贾平凹在这一类作品中，开始了由社会外在形态探寻人的内心状态，对现代文明冲击之下的人心理裂变和自我意识的完成进行思考，渡过这个困惑与追寻期，到1993年《废都》的出现，贾平凹开始进入更深层面的关于乡村、城市；历史、文化，民族与家园的整体建构系统。

3.乡村传统文化的建构

90年代以后，贾平凹小说中的乡村叙事转向了对乡村文明、乡村文化的思考和重建之中。《土门》展示的是中国乡村文明困境；《高老庄》展示的是中国乡村文化的衰败，《秦腔》展示的是乡村的道德伦理的丧失。乡村传统文化的衰败与贾平凹的家园情结连接起来，从传统文化构建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土门》写了一个即将被消灭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仁厚村不可避免的被消灭的命运，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之中乡村被逐渐消灭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在《浮燥》及商州系列里，农民的心理结构受经济改革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趋向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那他们仍然是在保有传统的乡村文化伦理的基础上，在生存的压迫之下所做出的自觉性选择：摆脱贫困的生存现状，人的自我尊严和人的价值借助经济地位的提高得到实现。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种自觉追寻的土壤已不复存在，而是裸的逼迫与占领。现代化必然使固守传统乡村文明的人们付出惨重的情感代价。在仁厚村人的抗争过程中，现代化不仅以强迫的方式改变着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空间，而且以强迫的方式使抵制它的人们在文化价值观念上有着巨大的改变。这才是传统文明与文化真正失落的表征。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代表着落后，仁厚村的消灭可谓说是历史的必然。在矛盾之中，贾平凹提出新的命题，那就是农民自我更新的问题，农民如何保有传统文明散发出的魅力，使农业文明继续下去？如何在社会实践层面解决农村农民的问题？贾平凹在双重的批判之中，对乡村文明的魅力仍保有极大的热情。他意识到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异质文明的输入才可能有换血而后重生的希望。

《高老庄》中的高子路就是抱着这样换种计划携高大的后妻西夏返回到高老庄的。但是他面对的却是近乎琐碎的日常生活；他想替人排解困境却无能为力。他的矛盾与痛苦正揭示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复杂性。高老庄里除了高子路所代表的正统的儒家文化传统之外，还有西夏所代表的有生命力的外来文化，和苏红代表的现代都市实用主义功利文化及胡迷叔和石头等代表的乡村神秘主义文化和蔡老黑代表的民间侠义文化。现代与传统、主流与民间各种文化汇集在乡村，各种文化之间矛盾冲突和各种文化内部的冲突与变迁，正是中国当代语境中文化的困境。乡村承载了这些困境。作者试图在这个大的融炉中将他们整合、转化、迁移，从而形成崭新的乡村文化。

《秦腔》所展示出来的是一幅乡村败落史，正如洪治纲所说：“《秦腔》写的是一座从精神到物质，从伦理到人性完全废败的村庄。” 【10】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秦腔既无力承担文化隐喻的重任，自身也难保，由人们的精神食粮衰退到无人喝彩的地步。其盛衰都反映了贾平凹极为复杂的心理特征。他在后记中说：“为故乡树一块碑子。”【11】应该说从《土门》对乡村文明失落的追问，到《高老庄》里传统文化的衰败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与困惑，到了《秦腔》里，乡村已经呈现全面衰败的态势。“行将消失的棣花街啊，行将消失的乡村再也找不到精神的故乡。农村真的会消失吗？消失之后又会怎么样呢？” 【12】

4.天人合一的祈歌

《怀念狼》是贾平凹创作于1999年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从人类生存角度，探讨了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危机，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者以寻找狼，保护狼为契机，一方面表现人对传统乡村文明的依恋；另一方面表现出人类现代性祈求正结出灾难性的恶果的现实。贾平凹将关注点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转向了对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审美观照。在人类生命力萎缩，人种退化的生存危机面前，如何为现代人类找到一条摆脱危机的自救之路？贾平凹在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中，对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生存提出了质疑，打狼、保护狼、投放克隆狼，人类征服自然和保护自然环境，都是以人类为目的、为中心。然而人类能主导一切吗？大熊猫繁殖基地里大熊猫生育的失败和养殖专家的发疯给我们敲了一个醒钟，促使我们在有关人类生存危机和环境恶化盛世危言之下，探索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存在的可能性。

纵观贾平凹小说中乡村意象的转变，究其原因与贾平凹个人审美意识与世界观的变化分不开。尤其是90年代以后，贾平凹倾心于意象世界的营造，乡村意象由单一变得整体化、混沌化，各种意象群的设置也丰富、密实。他对现实生活的反思，热情积极介入但很多时候又颇显介入的无力，对传统文化的追问与家园重建的努力却以微茫的希望结束。因此，他更倾向于以更生活化、日常化的叙事手法展现乡村世界的裂变、人性的丧失、和价值伦理的失范。多种杂乱的想法汇集在一起，左突右冲却始终找不到突围的出口，于是，只有极大限度地将信息浓缩在文本之中，结构设置上因此便由早期的清晰、疏朗变得密实、厚重，并极有爆炸的可能。这既是贾平凹的一个主动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困境和困惑无处解答的表现。

注释：

[1][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2，14.

[3]贾平凹.静虚村散叶[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157.

[4]转载自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5]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J].十月，1984（6）.

[6]韩鲁华.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2.

[7]贾平凹.《腊月.正月》后记[M].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

[8]贾平凹.浮燥[M].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321.

[9]周政保.浮燥：历史阵痛的悲哀和信念[J].小说评论，1987（4）.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10

【关键词】架上绘画 西北地区 改革开放 乡土现实主义 民族性 西部精神

引言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随后的5年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形成总体开放格局，2001年至2008年入世中经济的持续发展。在中国经济转型到发展近30年里，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化，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城市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城乡关系开始由原来的乡村围绕城市和乡村供养城市的关系，转为城市经济辐射乡村，城市文明带动乡村的新型关系。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热点，开始围绕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和城市消费而展开，这同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格局有了很大的变化。

城市化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进程，从90年代开始，具备了更加广泛的影响整个中国社会活动的倾向，比如人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现代城市的影响力日趋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城市作为聚居地的地理上的意义，同时还表现为城市新的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开始向周边地域及乡村的辐射与渗透。无论是生活在城市或者乡村，作为人的情感和感觉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种城市文化的建设，无疑也转移了艺术家的视线，创作题材的转变是对这种变化最直接的回应，一些艺术家开始介入城市。

1 城乡变迁下的西北地区架上绘画

1.1 乡土现实主义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为摆脱影响，整个国家的艺术界都试图大胆突破艺术，艺术家们积极探索实践经验，面向现实，从生活中获得真切感受，努力在创作实践上摆脱陈旧模式来回归艺术创作正确道路的方向。“乡土美术”思潮应运而生，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陈丹青的《组画》、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都是当时经典的乡土现实主义绘画作品，多以中国农村或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这股形成于80年代初期的乡土现实主义的绘画思潮是新时期艺术中最早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思潮之一，它不仅在主题上反映了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即将过去的历史时期的反思，在风格上也较早地反映出油画语言在技术上的独特魅力。

架上绘画中的新古典画风就是在对这种语言技术特征重新审视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反观此时期西北地区的绘画创作，却以其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崭露头角，受到美术界的关注。在这有着多民族构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背景下，孕育出张介平、杨鸣山、娄溥义、陡剑岷等一批知名画家，此时期的西北地区架上绘画形成了区别于当时的乡土现实主义以及中东部地区的绘画样式和语言风格，具备以下特点。

一是西北地区本土文化的自觉性，它表现在绘画题材的广泛和地域情感浓厚；二是同时期西北地区的美术家在其作品的形式语言上大胆创新，将传统写实的现实主义样式与西北地区的传统艺术元素如敦煌壁画艺术、民族艺术元素中的装饰效果相结合在一起，在西北地区特有的民族、民俗文化影响下使得绘画作品具有明显的装饰性倾向，形式明快，色彩表现单纯兼具张力。

1.2 城市化进程中东西部差异下独特的艺术景象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强大内驱力与经济全球化的外力的双重作用下，以城市的大规模扩建以及市民消费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就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城市无处不在，即使在物质性上并非如此，至少是社会现实，现代社会中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形态，其中大部分仍然延续了某些显著的特点，如人口集中、建筑环境优先于自然环境等。这种剧变反映在城市中就是景象打造出一个公共的环境空间，也造就了现代人的内部心理景观。

事实上，现代绘画中的许多作品就直接取材于街景。无论主题如何，城市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家的审美，这使得“乡土”一去不返，譬如80年代初部分乡土写实画家创作主题的转变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分画家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在其作品中最初表达出的艺术情感都带有宗教信徒式的情愫、真诚而执著。但随着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那种富有乡土情感的质朴开始慢慢消褪，80年代对乡村题材的表现看似一种乡村自觉，实则还是一种城市自觉。乡土现实主义时期的画家罗中立在继油画《父亲》等乡土题材的作品之后，创作了一系列以巴蜀山村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描绘出许多具有浓厚的原始主义倾向的乡村景象，作品质朴而神秘，有评论家称之为“后乡土”。这种“后”与其说代表了一种继承和延续，不如说是一种都市自觉，意味着转换，虽然仍是乡土题材和语言，但却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乡土关怀，而是一种基于现代生活背景下的对于传统乡土的记忆与怀旧，这种对乡土的关注或者坚持，已非昨日的乡土，而是开始通过都市文化的眼光和都市时尚的语言去进行观照。

2 西北地区架上绘画对城市化进程的回应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同不同于欧美的独特性，整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同步的、统一的整体，东南沿海与西部内地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不同大小的城市之间的发展也存在着巨大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反映在发展规模上，同样反映在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和文化表达方式上，城与城之间、城乡间的变化与差异最终导致社会结构和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人的精神活动，城市自觉成为现代艺术的普遍表征及艺术家的观念所在。所以，当架上绘画主题和题材发生变化时，这不仅是艺术家主体观看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这种社会变迁的回应。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以城市为题材的架上艺术作品，譬如画家叶永青、张晓刚、毛旭辉的个人作品以及浙江“85新空间”展览的作品，都是以城市生活和个人生活经验为主的绘画作品，作为西北地区，其绘画创作活动以及架上绘画无疑也受到经济发展、社会变革以及现代艺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但也有着不同于当时风行的“后乡土“以及中东部地区的现代绘画视觉样式和语言风格的艺术现象在发生着。

西北的省会城市兰州，这座全国较早介入当代艺术实践的城市，与率先开始经济发展的中东部地区不同，80年代、90年代的兰州经济上不发达，但恰恰与经济的不发达相对应的是活跃的现代艺术活动现象。二者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尤其是1985年前后是兰州现代艺术展示活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又称“鸽子”画展的“小星星美展”，画家们展出了一些具有新形式意味的绘画作品，让人们感受到一种自由创作的清新空气。“85新潮”时期，兰州举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现代艺术展览――“八五・八新艺术展”，艺术家曹涌、成力、刘新华、杨树峰、梁宗孟、刘正刚、杜瀚陀、马云飞、范炳、刘小棣、王向平、梁肇光等展出了他们的装置、拼贴、绘画及摄影。

与80年代前后的乡土写实画家不同，这些最早介入西北地区现代艺术的是一些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出生的画家、艺术家，他们有着不同的学业背景和生活经历，但大致相同的是这个时期的画家少有乡村生存的经验，他们基本成长在城镇，大多有学院的背景，又适逢改革开放的大潮，这导致他们个人的价值观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以往大有不同，他们的艺术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知识和经验，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整个80年代，“在偏远的西北地区的城市中，能够坚守这样一批执着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文学、批评、诗歌、书法、设计、等领域构成了与其文化极不协调的图景，兰州当代艺术在它自身环境里有着特殊的行动轨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西北地区包括兰州的现代艺术家“大迁徙”，根本目的是要摆脱封闭的艺术生存环境，前面提到的画家刘正刚、刘新华等先后迁居北京，杨树峰、曹涌、杜瀚陀等去了国外，王志刚、由旭声、刘小棣又先后调往外地，驻守在兰州的现代艺术家已越来越少。现在回头反观整个80年代后期发生于西北地区的这场美术运动，实际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现代形式建构的探索，表达了开放形势下的新的社会心理结构。这时期的艺术家敏感于城乡间的变化，开始把目光从乡村转向城市。但是，中国乡土现实的局限终使得都市艺术未能大面积出现。但就是这“对当时开放形势下的新的社会心理结构的关注”，可以说是西北地区的美术活动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带来影响的最初回应。

结语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西北地区美术的发展与活跃，明显地改变了中国美术的时空格局，时至今日，其独特的人文与艺术资源仍在吸引着各地区的艺术家纷纷“西行”，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架上绘画精品，深深影响着中国美术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加快实施和推进，不仅为更多艺术家新的“本土西行”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遇，更是为本土文化走出西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契机。

参考文献

[1]田卫戈先生编著.《兰州记忆――兰州现代艺术历史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