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学范文
时间：2023-04-10 0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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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2-0088-05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是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伦理。从历时态来看，行政伦理可以理解为凝聚在政府过程诸环节中的伦理，即有行政之处即存在伦理；从共时态来看，行政伦理是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在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所具有的行政道德理念、行政制度规范以及行政道德行为的总称。伦理的社会基础是利益，但作为公私利益观念体系的行政伦理则更加关注权利义务关系，而权利义务关系的施动者是行政主体即行政人员个体及各种行政组织，且行政组织伦理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我如何才能防止本组织的成员从事不道德行为?”因此，无论是动态上还是静态上，行政人员伦理是行政伦理的关键性要素。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行对自身的行政行为以及完整意义上的行政组织行为都影响深远，行政伦理的落实最终必须以“现实的人”的视角来推进并以人的特征及其“类本质”来考量。因此，“现实的人”构成了行政伦理学的出发点；另外，人学实现了人学历史上新的哲学范式，它也为理解行政伦理中的“人”提供了新的方式和理路。
一、行政伦理学的起点：现实的人
作为行政人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伦理体现，行政伦理学主要关注的是行政学意义上的人在行使公共权力和处理权利义务关系时自身行为所凝炼的道德价值。从“现实的人”来看，也即在处理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时，它所体现的对“现实的人”的个体存在形态、群体存在形态以及类存在形态的伦理关照。
(一)作为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的“现实的人”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行政伦理学兴起的直接动因是行政实践中突出的伦理问题，且单纯从实践或理论领域都无法达成现实的目标，因此，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为必然。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来看，其先后经历了科学管理时期、行为科学时期和管理科学时期等阶段。二战后，公共行政领域内的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分析模式一直是主流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突出，那种在行政研究中忽视“价值”的模式在挽救危机和解决矛盾时显得十分苍白无力。于是，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基督教神学、民族主义、绿色运动、女权运动逐渐发展，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人权等概念与思潮再度引起关注，公共行政领域从最初推崇事实上的“效率至上”逐步过渡到不再拒绝“价值”讨论；“水门事件”的发生，撬动了行政伦理学在美国兴起的契机，此后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改革则使改善行政伦理成为一种世界趋势。这样一来，伦理价值开始重新作为行政活动的普遍理念和行政行为的重要标准。因此，从人学的视角来看，尊重人的人格与价值并体现公共行政与公共服务组织的价值，将伦理目标作为行政人员履行职责的行为的价值导向等实际上都是人们对自身的现实生存环境反思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现实的人”的现代性症候与生存境遇转化开启了行政伦理学的前行航向。
从整体发展历程来看，行政现象与行政活动可谓错综复杂、光怪陆离，而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归宿的人学则为理解行政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钥匙；以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学说将“现实的人”确定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前提，并强调社会政治过程产生于“现实的人”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而他们理论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里的人并“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学将人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揭示了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等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现实关系，给“人为何成人”这个重要论题提供行动指南，并从生存论的角度为理解行政伦理学开辟了新的人学范式。
(二)“现实的人”之存在方式
在人的存在问题上人学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革命，并返归人类自身寻求在实践基础上的人之现实存在。在马克思那里，个人具有三个层次的存在形态：人作为人的“类存在”；人作为群体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人作为个人的个体存在。其中，人的社会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人的三种存在形态中起着中介的作用。这是由于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而且还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们为了生存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然而，当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在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时，人们必须以相互协作与建立联系的形式才能在大自然面前体现主体性并实现人的“类存在”。因此，“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必须通过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中介并在社会群体的主体性中才能历史地实现作为“类存在”的人。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一个发展的活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物质生产、人类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处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国家的组织活动”即构成了行政；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活动即国家意志的执行与贯彻。然而，“每一个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准则是以利益关系为根源的，而公共行政作为脱胎于国家和社会并对社会有机体中的行政领域进行的管理活动，在提供稳定而公平的秩序供给的同时，它同样必须解决利益问题――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问题，抑或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问题。由于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国家意志大都由行政人员执行，因此，行政人员及行政体系在社会有机体中的道德实践使得道德准则不断内化并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逐渐强化，而且这一过程贯穿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历史发展之始终；由于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处理即对于“国家的组织活动”并不能单纯地作为工具性、自发性秩序存在――公共行政牵涉到稳定而有序的秩序供给，牵涉到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社会群体的主体性，牵涉到作为“类存在”的人之整体的自由、平等与幸福道德追求与伦理需要，所以诸如正义、公平、审慎、责任等行政领域的道德观念与伦理关怀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即作为行政管理活动而存在的人，行政管理的存在方式即“现实的人”之存在方式，而“现实的人”的社会存在也决定了行政伦理的存在。
二、人学基础上的行政伦理学
人学的“出场”实现了传统入学的感性生存本体论的价值转向，它更加强调人的现实本质、人的主体性与价值、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这样一条实践人学的道路为理解行政伦理学的生成方式与内容开拓了新的视域。
(一)“人的本质”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根本前提
与马克思对人的三种存在形态的论述相对应，人的本质也是人类的“类本质”、社会群体本质以及个体的本质三者的统一。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地自觉地活动”；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个体的存在，人的本质是实践基础上的“理性、自我意识”。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逻辑思路，以人的方式生存是以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前提的，因此，从物质动因上来看，“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然而，“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作为实践之集中表现的劳动不但创造了人本身，也是人类的本质活动；而且社会化的劳动是人类劳动的基本形式，社会出现在劳动过程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生产和交往的过程中，人与社会之间存有统一的辩证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的实践存在，人把活动的对象变成客体，同时自己成为主体的存在。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人在个性上的差异与个体本质。由此观之，个人的个性本质是在社会本质与“类本质”的基础上形成的，孤立的个人在转化成现实的人的过程中必须采用社会关系这一特殊组织形式才能成为现实的人。
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处的社会关系是包含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在内的复杂的社会交往关系，伦理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的组成部分，是蕴藏于社会生活并受社会关系制约的一种社会秩序。公共生活的规则与秩序以及共同的道德要求反映在行政领域，即体现为行政个体对行政领域人际关系的道德内化和社会整体对行政人员的道德确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人的本质更多地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属性，体现的是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在这一类“虚幻的共同体”中“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在这种导致人的本质异化与劳动异化的社会形态中，站在人的社会本质基础上来反对资本主义“实然状态”的观点俨然成为行政伦理生成的根本前提。
(二)“人的价值”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价值准则
人的本质存在于现实性的社会交往之中，这种特殊的存在和本质决定了人的价值与意义。而在人的价值这一问题上，人学认为，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对人自身而言是辩证统一的；每一个人既是目的又是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做自己的手段相互利用。”因此，从人类整体而言，人通过自身对自然存在物的能动性创造活动使得物具有了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属性，这实际上是作为社会的人通过创造价值的活动满足自己需要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即“大写的人”，人既是社会的工具又是人自身的工具，社会是目的而人自身也是目的。就人类个体而言，个人既有自身的需要，也有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因此，个人同时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体。
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萌发了人类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狂热崇拜，作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社会治理结构之典型形式，现代官僚制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组织形式的“合理类型”，“官僚制的挺进也摧毁了并不具备这里所指的理性意义上的支配结构。”用而现代行政过程中的官僚体制同样是理性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实际上，这种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要求相契合的形式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理性相背离的，它在否定价值理性的同时将手段变为目的，使人变为工具继而丧失了人自身的价值，因此，“人的价值”理应复归为行政伦理的价值准则。
(三)“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应然要求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活动，人类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历史。从唯物史观来看，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祥地”而人民群众则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非但如此，作为历史的“剧中人物”与“剧作者”之辩证统一的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人们在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过程必须体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因此，人以能动的、自觉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来表现自身的同时，人也在不断地对生产活动的加工和改造中，使得自身在人和世界、社会的关系中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像任何社会活动一样，行政活动也以“现实的人”为承担者。作为社会存在物，行政体制、行政机构、行政发展等客观存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对于行政人员而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人也是主体规定性的存在物，行政人同时又可以从创造价值活动的自为性出发，运用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去创造与开发新的行政环境。尤其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生产力的发展迫切地要求政府突破“官僚制”并恢复“服务”这一价值理性；至此，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关系开始生成，并进一步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规范提出要求，而作为“剧作者”与“剧中人物”之辩证统一的行政人员的主体性则必须得到高扬。
(四)“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行政伦理学生成的理想导向
从根本上说，社会发展即人的发展，而且由人的活动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历史也是通过实践不断地实现人的价值与自由的过程。作为追求自由的存在物，人类在实践中努力地掌握必然并争取自由，而这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全体人类的解放。从社会历史领域来看，“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也就是人类的解放，它包括人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思想上得到解放等等；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则是在消除了物对人奴役和人对人的奴役基础上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在追求自由和争取解放的过程中人本身也得到了发展，“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作为对行政过程中行政人行为的伦理价值关照，行政伦理学中必然涉及行政行为的归宿与目的问题：对依附型及工具型行政人格的摆脱、行政伦理观的正确定位、实现社会理想与行政理想的有机统一等问题都必将会涉及到人的问题。因此，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人的全面发展的这一形式来实现行政发展，是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导向。
三、行政伦理学的人学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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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各组织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在充满竞争的动态环境中，挑战与机遇并存，正如Choppin所说：“无论是技术的发展，还是组织形式的变化，21世纪上半叶的真正挑战将是对动态变化的成功管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靠大量的、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生活标准的相对降低，任何组织试图利用未受教育的劳动力，采用降低工资的经济方式参与竞争，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各国政府为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并不断追求卓越，保持竞争优势，首先要营造主动学习的氛围；其次，要把教育过程作为个人与组织终身学习的过程，对外部变化的调整及适应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来实现。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与中国入世过渡期的逐渐减少使得我国政府建立学习型组织成为当前的迫切要求。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建立学习型组织势在必行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特征，传统的行政观念已无法适应“市场化”时代的变化，政府在行政观念上要作出适应新的“时代”调整，即由传统的行政向学习性管理观念进行转变。政府在面对“全球性”市场时所应作出的调整，应是用管理中的学习理念来改造传统的行政理念。重要的是依据政府活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简言之，就是政府官员要实现从“官僚理念”向“学习理念”、“经营理念”、“责任理念”的转变，即改变原来那种只强调政策的执行而忽视大量资源投入后所产生的实际结果的状况。如今，在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产生认同的情况下，对建立学习型政府的必要性也形成了一种广泛共识。“全球性市场”时代要求对官僚体制的政府在结构上作出重大改革，以适应社会的动态发展变化。社会生活节奏的缓慢是官僚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这种条件下官僚政府利用其层次系统的权威和功能使大规模的复杂任务得以有效完成。但进入80年代后期以后，全球信息、知识以无与伦比的速度扩展开来，社会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而传统的官僚政府体制严格的层次架构使之无法对社会的动态变化作出灵活的快速反应。官僚政府体制的滞呆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的时宜性差。这是因为官僚体制的政府在对大量信息进行处理的流程经常出现阻塞，从而使决策层不能作出及时决策，影响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及时处理。二是官僚体制的政府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于资源使用的决策权与资源使用的执行权呈现分离状况，因此就出现了有资源配置决策权的却不了解社会需求的动态变化，而决策的执行者虽了解社会的动态需求变化却又没有资源配置的决策权。出于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增强政府对社会需求变化的敏感度，对官僚体制政府进行改革、建立学习型政府的必要性显得日益突出。中国加入WTO后要求建立学习型政府组织
中国入世，首先是政府入世，是公务员的观念、素质和能力要入世。入世对我国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职能、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的挑战。我国入世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主要承担三大职责：第一，我国政府必须保证WTO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第二，我国政府必须保证管理经济行为的公开、透明。第三，我国政府必须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其实施的管理经济的行为有向法院提起司法审查的权利。为了保证我国政府入世后能全面履行上述三大职责和相关承诺，我们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观念，改革行政体制和方法，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建立学习型政府。首先，要建立有限权力政府，从而在权力的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控制行政权的惟我独尊，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限制行政权的无所不管，转化行政权的无所不能。其次，要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具体表现为必须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平等原则、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再次，要建立责任政府。责任是法律的生命，政府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主导方面。没有政府责任，行政权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不可能真正推进。我国入世以后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公民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深刻转变，保证政府始终对人民负责，对人民制定的法律负责，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责任政府。最后，要真正认识到建立学习型政府是实现以上目标的根本途径。建立学习型政府组织的基本要素
在学习组织中，组织学习的内容不仅包括而且远远超过学校教育的内容，在建立学习组织的过程中，应注重如下基本要素。
1、结构化的培训过程：结构化的学习在发展初期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同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培训应该与改进小组的工作要求相一致，在这里，教育和文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有利于组织对动态变化做出快速响应。
2、结构化的信息过程：事实上，用结构化的方式传授知识和技能，必须在掌握外部变化信息和内部变化信息的基础之上进行，这也是开发组织策略所必需的。3、过程管理：只有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才能体现出知识的价值，过程管理的实践远远超过任何培训，引入具有交叉功能的过程管理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如若不具有关于过程的全面知识，改进组织是不可能的。
4、改进小组：团队是连续改进和连续学习的核心，由此引起的比、学、赶、帮、超的学习热情将是组织实现最终目标的关键，因此，改进小组是教育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在结构化的连续学习过程中，改进小组不再是非正式组织，而是必要的管理工具，有效的改进总离不开改进小组的贡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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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对象和业务范围来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是一项包含甚广同时又具有专业性要求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当前越来越多的高校规模都在逐渐扩大，管理工作更要体现专业性，尤其是在教学管理、人事管理等部门，只有实现科学管理，才能保障其职能发挥和高校的正常运转。行政管理在处理业务活动中，要从学校管理目标出发进行教学、人事等方面的科学安排和部署，必要时还要做好协调，与此同时，行政管理还要对正在进行的教学、科研和人事管理进行监督、评价。因此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不但具有行政性，更体现着专业性，在管理人员上也要求具有行政管理技能和专业技能，才能保证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有效进行。
2.我国高校行政管理的现状
近年来在教育改革的整体推进过程中，高等教育阶段的改革也体现在了行政管理方面，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包括管理理念上有了更新，在行政管理职能的定位上也有了一定的转变，一些高校行政管理已经初步实现了管理形态的创新。但是纵观国内大部分高校，在行政管理方面还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
2.1行政管理机构庞大涣散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由来已久，但是多年以来很多高校的行政管理部门都没有进行过精简，造成当前行政管理机构庞大的问题。在这一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体系下，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能却划分不清，权利责任不明晰，使得在工作执行上经常出现无人管理或者多部门共同管理。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下缺乏统一协调性，工作涣散，使得行政管理经常性的出现混乱。
2.2行政管理缺乏服务意识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从其本质属性上来看就是服务于高校整体管理的一项活动，但是在目前大多数的高校行政管理部门，尤其是一些个别的管理者在行政管理中明显缺乏服务意识，总认为行政管理掌握着的是权利，缺乏服务意识而导致在工作中积主动性不足，积极性不高，应当由行政管理落实的许多工作没有落实，工作效率不高。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时存在官僚作风，尤其是在服务学生的就业指导、档案手续等具体事务上存在态度傲慢等问题，这也影响了高校的整体形象。总之，高校行政管理缺乏服务意识造成对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职能发挥、效率等问题，也影响着高校教学、科研等工作的进行，对学生和高校的共同发展都是不利的。
2.3行政管理专业性不高
上文提到专业性是高校行政管理的重要特点之一，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性上都不高，尤其是年龄较大的行政管理人员，都是过去从事其他职务的人员调任而来，而高校面对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也不多，这些人员在行政管理岗位上多年也只能进行一般性的行政管理工作，在专业性知识和技能上普遍不高，因此在一些体现专业性较强的行政管理工作岗位上，无法满足工作的要求，使得岗位职能的发挥不尽如人意，这也是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难点问题之一。近年来，许多高校在人员选聘上强调专业性，但是由于在编人员的数量较多，专业性不高的问题在当前还是比较严重的。
2.4行政管理职能不尽
高校行政管理是服务于高校的教学和科研的，应当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各项资源条件和合理配置，为科研工作创造氛围、提供资源支持等，但是在一些高校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过度膨胀，已经形成了对高校教学科研以及正常运行的干预和不良影响，因此在近年来关于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也逐渐引起重视。行政管理的职能不尽体现在，对于已经掌握的服务于教学和科研的各种资源不能依据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规划进行分配，尤其是在学术问题上，如果院系、专业或者科研人员没有办法得到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就无法获得开展学术活动的资源支持，即使拥有了进行学术创新的理念和构想也无法正常开展学术实践活动，这就严重阻碍了高校的学术创新与发展，对于高校来讲也是巨大的损失。
3.高校行政管理改革与创新的对策
高校行政管理是保障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需要，也是提高高校竞争力的基础支持，发挥高校行政管理的职能对高校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针对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行政管理上的问题，有必要进行高校行政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对此笔者结合以上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改革与创新的对策。
3.1完善行政管理结构，明晰行政管理权责
针对当前高校行政管理机构庞大涣散所带来的权利责任划分不清，执行行政管理职能不到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一定要以改革为先，结合高校自身的办学层次进行准确定位，通过系统思考和进行科学的整体设计，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结构，明晰行政管理的权责。将没有部门管理的问题以及多部门交叉管理的问题进行梳理，重新进行权力划分并明确责任，并将各部门和各个岗位的权责通过制度化加以明确，要建立岗位工作责任制，来确保在实际的行政管理中形成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完善行政管理结构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牵头人，要把握好改革的方向，确立服务的目标，将行政管理工作真正改革成为高校发展的服务保障机构。
3.2强化行政管理的服务意识
高校行政管理本身就是一项服务性工作，但是由于掌握权力的广泛和逐渐扩大，使得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权力膨胀，服务意识逐渐淡化，影响了服务职能的发挥。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改革过程中有意识地增强服务意识，要在行政管理工作人员之间倡导为高校学生、教师、职工服务的意识，以服务意识为指向，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同时还要在强化服务意识的同时，强化行政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确保行政管理的职能发挥和有效发服务。
3.3提高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专业性水平
按照上文所述，高校教学行政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兼具行政性与专业性的活动，那么作为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就要同时具有行政技能和专业技能，鉴于当前高校行政管理中专业性不强的问题突出，有必要通过培训、招录等方式来创建一支具有专业技能的行政能力强的队伍。人才的培养与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需要高校从多方面着手进行，针对当前在职的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组织进行专业性的技能培训，鼓励行政管理工作人员自我提高，还要在今后的人员招录过程中，以岗位实际需要为原则进行专业人员的选拔与招录。
3.4加强制度管理，保障行政管理的职能发挥
学术研究是高校的重要工作内容，对高校自身的建设发展和水平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行政管理部门也要将支持学术研究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要以服务和支持为原则对学术研究提供资源上的支持。在这一问题上，有的高校已经在行政管理制度上进行明确，这将有效避免行政对学术的干预，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学术项目的申报与进行能够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改革对策，高校行政管理的改革与创新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探索，关键是要结合高校自身在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才能真正解决高校发展的支持保障性职能的有效发挥。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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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体制存在的问题
课程组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当前由于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体制和模式都存在不足。
（一）双语教学体制环境不完善
黑龙江大学自2002年开始双语教学改革实践，但重点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2]，行政管理专业并非双语教学改革的重点。且学校双语课定位存在模糊性，在课程名称、课程层次、课时设计、授课规模等方面，双语课程与中文专业课并没有明显区别，只有教师在双语教学中使用外语多少的区别。
（二）双语科目单一且与专业外语设置混淆
行政管理专业自2003年开始双语教学尝试，由于教师外语能力及学生外语水平的局限，开设双语课程的热情较低。到目前为止，仅开设了管理学基础一门双语课程，且由于专业整体课程体系、学时匹配、学分设置等方面的限制，一直占用专业外语必修课的课时，学生在第一学年学习管理学必修课之后，在第三学年还要再学习管理学基础。这给双语课程定位和教学模式选择造成了困难，使原有的专业教育目标受到影响。
（三）课堂规模过大且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管理学基础双语课程每年的授课人数都在200人左右，课堂规模过大，影响了教学效果和课堂互动。该课程的教学语言为英语，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非常明显。极少数学生已通过六级考试，能接受全英授课，多数学生刚达到四级水平，仅能接受半英半中授课，还有部分学生没有通过四级考试，甚至有极少数完全听不懂英语，只能接受中文授课。教师在授课中如果采用同一种教学模式，无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听课需求，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进度；而同时采用多种模式又会影响课程的统一性，增加教师的备课难度。
（四）双语课程质量评价标准缺失
到目前为止，学校没有针对双语课程设定独立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而是与其他中文专业课一致，采用《黑龙江大学本科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指标及等级标准》和《黑龙江大学本科理论类课程评估指标及等级标准》，评价标准不具有针对性。在评价指标等级设定上过于简单、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如在评价标准中“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等级标准是：A级为“经常使用双语讲解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C级为“有关键词的中外文对照”[3]，“教学改革”项中“使用外语授课”的等级标准是：A级为“用双语授课（中外文混用）或使用原版教材授课”，C级为“只限于用中文授课”[4]。
（五）双语教师激励和培训力度不够
学校规定双语课程的工作量按1.5倍核定[5]，但行政管理专业如何执行还不甚明确；双语课程对教师能力与工作量都有较高要求，但在评价指标和等级鉴定上的激励力度不够；学校规定优先选派双语课程教师出国进修[6]，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每年选派的双语教师出国进修的人次却非常有限；学校预计每年培养25至30名左右双语教师[7]，实际上，由于培训课时设置过于密集，与许多青年双语教师的博士攻读、教学任务相冲突，每年能够参加培训的教师并不多。
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体制改革方案设计
（一）根据课程性质选择双语科目
在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中，并非所有科目都适合开展双语教学，应选择概念原理及知识体系的国际通用性强、且知识点浅显易懂的科目，如行政组织学、公共行政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政策学等。一些原著导读课程也比较适宜，如行政管理原著导读。一些科目课程组认为不适宜开展双语教学，包括专业性较强、专业术语较多且需要深入阐释的科目，如政府经济学、社会保障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等；本土化较强的科目，如中国政治思想、中国行政管理史、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等；操作性较强的科目，如行政公文写作与处理、社会调查方法、公务员应试技巧等。
（二）根据学生层次和个性化需求分班授课
双语教学应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选拔合适的双语教学对象[8]。不能单纯为了迎合双语教学趋势，勉强开设双语课程而忽视专业知识教学效果；也不能强制学生必须接受双语教学。课程组主张针对适宜的科目，同时开设双语班和中文班，由学生根据自身英语水平和个性化需求自主选择。既能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听课需求，又能减小课堂规模，避免大班授课的从众心理，改善参与和互动效果。在学分设计上建议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以中文课为基础学分满足学分制要求，同时增加双语课学分，比如，中文班4学分，同科目双语班可为5学分。同时，为保证学分积累上的公平性，双语班应较中文班设置更长的学时和更难的考核方式，并配以选修课学分设置方面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三）加强双语教师激励与培训
与中文专业课相比，双语课程在教师工作量、工作难度、教学能力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要求。建议明确落实双语课工作量核定，针对双语教学特征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并在教学质量等级认定、教学评优及职称晋升中给予更多激励。应加强双语教师的培训。丰富培训课程内容；根据不同职业阶段双语教师的工作任务和培训需求，安排弹性化的课程时间；根据不同学科教师的专业需求，提供相应的交流、进修机会；增加双语教师，特别是中青年双语教学骨干教师出国进修的机会；经常组织双语教学观摩等。
行政管理专业双语教学模式建议
（一）教材选用
基于以上双语教学体制的设想，课程组建议双语班采用原版教材，既能保证课程内容与国际接轨，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快达到学科前沿，又能通过独特的内容编排体系，使学生跳出传统中国教材的逻辑模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还能通过原汁原味的语言风格，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逻辑，体会英语文化和思考方式。同时，教材选用还应注重难易适度、案例生动、内容丰富多彩，以增强教材的吸引力。此外，在采用外文原版教材的同时，还应注重与本土化实践应用相结合。
（二）教学语言模式
在教学语言模式上，建议整体上尽量采取沉浸式，即全部使用英文授课，但要注意两点，一是在课程开始的几周内，为了使学生适应新的全英授课模式，要适当采取过渡模式；二是根据课程内容的重点、难点和本土化内容，适当采用中文进行讲解，以便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准确、深入理解。
（三）课程内容设计
课程内容体系的设计应以专业性为核心，注重实用性和趣味性。专业性包含实用性和趣味性，而实用性和趣味性会带动并巩固专业性。专业性内容是课程体系的主体，应注重政治学、行政学思维方式的培养，注重行政管理理论和方法的传授；实用性是课程体系的特色，因为行政管理的人才培养目标本身就是面向广泛社会管理实践的，应当以实践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分析能力，比如，新闻视听等；趣味性是课堂的剂，建议以幽默、漫画、电影、纪录片等形式，增加内容的新鲜感和学生的关注度。
（四）教学方法
为保证双语教学质量和效果，应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以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帮助实现教学目的。比如，贴近现实的词汇和用法总结、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生动的案例分析、针锋相对的观点辩论、展现自我研究能力的主题演讲等。这些方法都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行政管理专业领域的实践发展、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兴趣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综合能力。同时还应配以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以增加课程内容的形象性。
篇5
内容摘要：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理论是近年来管理学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前人相关理论进行述评的基础上，着眼于组织管理的实践要求和可操作性，提出了学习型组织发展的整合理论模型，并对该模型的学习层次、运行方式、推动因素和知识管理进行了阐述，最后提出了今后探索的方向。
关键词：学习型组织 组织学习 整合模型
1978年美国的Argyris和Schon出版了《组织学习：行动透视理论》一书，标志着国外学者对组织学习系统化研究的开始。他们提出的组织学习过程的本意是指“发现错误，并通过重新构建和调整组织而进行修正的过程”。1990年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引起了人们对于学习型组织研究和实践的热潮。Senge认为“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中，成员得以突破自己的能力上限，创造令人满意的结果，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抱负，以及不断一起学习如何共同学习”。随后，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不同类型的组织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笔者结合前人的理论研究和自身的实践认识，探索出学习型组织发展的整合理论模型，以供大家分享。
学习型组织和组织学习经典模型回顾
有效的组织学习才有助于学习型组织的发展。下文简要回顾了Senge的学习型组织五项修炼和Crossan的组织学习过程动态模型，以此作为本文模型的理论基础。
（一）Senge学习型组织五项修炼模型
Peter Senge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实务：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改善心智模式和团队学习，是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基础。自我超越和建立共同愿景，形成组织向上发展的张力。系统思考是核心，改善心智模式和团队学习如果不进行系统思考就不能打好基础。自我超越和建立共同愿景这两项修炼如果不放在一个系统中来进行系统思考，就不可能产生向上的张力。
Senge的理论为我们创建学习型组织提供了基本思路与有效方法。但该模型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创造知识的公司》一书的作者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认为，Senge关于“学习型组织”的观点存在着三点严重的缺陷：第一，其大部分组织学习的理论都陷入一个“刺激一反应”的行为概念中，从根本上缺乏知识发展构成学习的观点。第二，其大部分理论仍然使用个人学习的隐喻，并没有对到底是什么构成“组织”学习做出全面的说明；第三，其理论没能提出知识创造的观点。
（二） Crossan组织学习过程动态模型
Crossan等人提出的组织学习系统模型对个人、团队和组织三个不同层次的学习间的动态联系做出了详细的解释。该模型从组织战略出发，清晰表达了组织学习过程所包含的四个子过程及其所依托的组织层次。
第一，直觉感知是指个体从外界或自己的经验中获得某种知识或新的行为，或者通过直觉产生某种新的知识，它只发生在个人层次。
第二，解释说明是指通过言语或行动向自己或他人解释某种观点或观念，该过程既可以指个体的自我解释，也可以指团队成员间的相互解释，因此它是介于个人和团队层次之间。
第三，归纳整合是指个体间达成共识并通过相互调节采取合作行动的过程，可以发生在团队和组织层次之间。
第四，制度化是指把个体或团队所学渗透到组织系统、结构、程序和战略中去的过程，从而确保规范行动的实施，它发生于组织层次。
上述模型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在各层次间相互溢出和关联。随着跨层次学习的不断深入，就会产生对消化吸收新学内容（前向反馈）和开发利用已学内容（后向反馈）的需求。通过前向反馈的学习过程，新的知识和行为由个人而团队，进而对组织产生影响。同时，通过后向反馈的学习过程，已学到的东西由组织而团队和个人，影响组织中团队和个人的行为和知识（戴万稳等，2006）。
Crossan等人的模型看到了组织学习的动态性，但这个模型特别强调的是组织中的潜在直觉的学习，过于注重无意识学习的作用和知识的产生过程，从而忽视了一般意义上的外显的、知识获得的常规学习过程；而且这个模型没有包括组织间的学习（于海波等，2006），对组织学习的实践也难以形成切实可行的指导。
学习型组织整合理论模型的提出
本文在Senge和Crossan等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整合和创新，从有利于组织更好地管理和推动学习的角度，笔者认为学习型组织应当是一种具备全员学习特征的组织，其组织发展过程是个体－团队－组织－所有伙伴组织构成的组织链/网络，该过程是能有意识地、系统地和持续不断地通过计划、执行、检查、处理以产生和获得新的知识和行为，并对其进行感知、解释、整合和制度化的循环上升的互动学习过程，其目的是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由此，本文提出了学习型组织发展的整合理论模型（见图1）。这个模型的前提假设是：任何组织都存在学习行为，学习型组织的发展是伴随着有效的组织学习的进行而发展的。而有效的组织学习离不开推动因素（如战略领导和组织氛围）的作用。因此从整体来看，该模型是“动”和“静”二者的结合，离开了组织学习的“动”态发展过程和PDCA的“动”态循环上升运行方式，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就失去了一个有效的发展途径；离开了以系统思考为核心的五项修炼和各种推动因素的“静”的作用，学习型组织的发展就脱离了良好的保障条件。
（一）学习型组织整合理论模型的学习层次
从组织学习发展的层次来看，学习型组织的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由点到面、由个体到团队，再到组织整体，最后到所有伙伴组织的渐进式发展过程（黄宝凤，2004）。
第一阶段的学习型个体是构建学习型组织的起步阶段，组织要协助和帮助每位成员进行“自我超越”的修炼。第二阶段团队层次，是在个体学习基础之上的整合和飞跃。团队的学习也可以反过来增进个人的学习，促进更多的个人成为学习型个人。学习型团队是构建学习型组织的基础。在这一阶段“心智模式”和“团队学习”的修炼非常重要。在学习型团队的基础上要形成学习型组织，“共同愿景”的修炼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当一个组织产生了众多的学习型团队，并且具有共同愿景的时候，这个组织就开始变革为学习型组织了。而一个组织自身修炼为学习型组织不是其学习的完结，只是其学习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它还要和与之协作的多个组织共同学习，形成学习型组织链/网络，使组织链/网络中的所有组织培育出共同愿景，相互协调，共享知识与信息。这些组织链上的成员共同持久的学习才有助于形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学习型组织。第四阶段组织链/网络中的每个成员进行“系统思考”的修炼就至关重要了。
（二）学习型组织整合理论模型的运行方式
要顺利地通过学习型组织发展的每一阶段，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本文在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提出的PDCA循环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改进，如图1所示，PDCA循环的各个过程都以系统思考为核心，其它四项修炼也影响PDCA循环的各个环节。PDCA循环的持续改进使组织学习不断上升到更新的层次。此模型中PDCA循环的内容是：P―计划。通过分析共同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发现问题；用系统思考的方法找出问题背后的原因；根据“最短板原理”制定出解决问题的行动计划。每个学习层次在确定问题时要求通过实践获得（比如了解客户的需求）。D―执行。以不断学习的方式执行行动计划。C―检查。以包容错误的心态总结计划执行的结果。A―处理。以持续改进的策略推广取得的成果或解决新的问题。
（三）学习型组织整合理论模型的推动因素
推动因素的作用能使组织学习得更快、更好，更有助于学习型组织的发展。组织学习的主要推动因素随着学习型组织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在第一阶段，组织应努力为每位成员创造持续学习的机会，并致力于建设具有质疑、反馈和尝试特点的组织文化。在团队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成立的每一个学习型团队中都应该有不同的客户代表参与。因此，这一阶段的客户导向非常重要。通过协助取得良好的团队绩效。进入第三阶段，组织迫切需要具有支持学习的硬件设备和便利条件，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积极营造合作、共享、进取的组织学习氛围。最后，战略领导和有效授权是推动学习型组织链/网络形成的“催化剂”。
（四）学习型组织整合理论模型的知识管理
伴随着PDCA循环的上升，组织知识产生于四个互动的组织学习子过程：直觉感知、解释说明、归纳整合和制度化。直觉感知仍只发生在个人层次，其余三个组织学习子过程均发生在两个相邻的层次之间。在组织知识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两个信息或知识的流动过程：前馈学习（从个体、团队和组织层次向组织间层次流动）和反馈学习（从组织间向组织、团队和个体层次流动）。需要突出强调的是：团队层次在组织学习发展各层次之间的关联角色，它是共享和整合知识的桥梁和核心。因此学习型团队的活动是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孵化器”，应当明确学习型团队活动的程序并制定完整、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以便于学习型组织发展的知识管理。
结论
笔者将Senge和 Crossan对学习型组织和组织学习的模型进行优势整合，提出了学习型组织整合理论模型。该模型首先突出强调了组织学习发展的四个层次：个体、团队、组织和组织间，尤其是第四阶段――组织间学习的发生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组织。其次，对于跨层次组织学习过程的动态演进采用“动”、“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PDCA循环这种“动”的因素的引入对组织学习的实践能够起到切实可行的指导。同时结合各阶段各不相同的“静”的因素的推动，使组织学习能够向着有利于学习型组织创建的方向发展。再有，该整合模型也同样关注了组织知识的重要性，将学习型组织、组织学习和知识管理结合起来研究。
基于该模型，本文还得出了今后需要继续探索的方向：首先，对某个组织所处的组织学习层次进行判断，为其更快地迈向学习型组织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其次，对四个阶段的组织学习过程如何与相应的推动因素之间实现最优化匹配进行深入探讨。再有，组织学习过程演进的特征节点博弈分析。
参考文献：
1.戴万稳，赵曙明，蒋建武，Steve F Foster.复杂系统、知识管理与组织学习过程动态模型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6)
篇6
【关键词】行政生态环境；社会模式；自然因素；人类活动
一、里格斯行政生态学主要理论
里格斯在《行政生态学》（1961年）一书中将行政生态学定义为“自然以及人类文化环境与公共政策运行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形”的科学。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着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工业化社会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社会三种基本社会形态，里格斯分别对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沟通网络、符号系统以及政治构架五种行政生态要素与公共行政的关系对三种基本社会形态的行政系统进行了“结构—功能”分析，进而提出三种行政模式：
（一）融合型行政模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即为融合型行政模式。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功能扩散的社会”社会结构混沌未分，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下，行政行为与经济、政治、立法等社会行为混杂，不存在专业化的行政机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
（二）衍射型行政模式。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相适应的为衍射型行政模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的融合型行政模式相比，现代工业社会是“功能专一性的”社会，存在着细致、明确的社会分工，与此相适应，其行政机构也有明确细致的分工，不同机构各司其职，讲求行政效率与科学性，且通过法治而非人治来维系社会运行。
（三）棱柱型行政模式。与过渡社会相适应的是棱柱型行政模式。过渡性使其兼具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在里格斯看来，在了解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利用上述三种行政模式的理论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社会中的行政行为。
二、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理论的局限性
丁煌教授在其著述中提到：“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说在某些方面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例如，他热衷于模式的建构，而缺乏对整个行政生态环境作系统完整的考察，进而使其理论有‘挂一漏万’之嫌；过于追求术语的新奇，而忽视了其理论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为建立一种所谓价值中立的行政生态模式理论，而不符合实际地忽略了具有明显价值取向的公共行政研究目标。”
唐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总结里格斯理论局限性表现为：（1）行政生态研究法忽略了行政研究的最终价值与内涵，缺乏对政策价值以及为实现相关目标所应采取的行动的关心。（2）行政模型大都是基于直觉和先验的假设，在发展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时，受到了严重缺乏经验基础的阻碍。（3）忽略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使其生态环境分析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唐兴霖教授则认为该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里格斯的行政理论模型源于西方国家，不能用作发展中国家分析；第二，里格斯的生态环境分析缺乏完整性，他只列举了五种生态因素加以分析，但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自然因素有所遗漏。
三、对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研究局限性的补充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认为里格斯行政生态学研究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缺乏完整性上，即里格斯在研究中对自然因素未作任何分析。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时，由于自然因素与政府行政相互联系影响，在行政生态环境的构建中，自然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一方面，自然因素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出台政策、法律；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对自然因素产生了影响。
自然因素在三种行政模式中的表现：（1）融合型行政模式。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互惠一重配”结构，在农业社会中，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力水平并不发达，同时科技水平也较为低下，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没有开发自然的条件，对于自然大多怀有敬畏之心，对于自然环境与其变化多为“顺应”的态度；相应地，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尚在自然自我调节的承受范围之内，包括自然灾害等在内的自然因素的变化也都是顺应自然规律的表现。（2）棱柱型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已初步实现社会的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呈现“集市—有限市场”的结构，“价格不可决”使得交换存在一定的非理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呈现“矛盾”的关系。在工业迅速兴起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诱惑促使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一旦开发过度即造成自然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同时，类似“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等错误观念的盛行，更加激化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此时，自然因素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社会，自然条件与环境愈发恶劣，自然资源的缺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3）衍射型行政模式。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呈现出一种高度分工与专业化的特征，同时，经济遵循价值规律进行运作。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均处于相对稳定、成熟的状态，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较为稳定，也能对其进行有序有度的开发；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与自然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逐渐完善，一方面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依据，另一方面，也对人为造成环境破坏的行为作出惩处，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人与自然地和谐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因此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衍射型工业社会，人类社会与自然因素将呈现一种“和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唐蓉.行政生态学视域下地方政府规模适度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5月.
[2] 唐兴霖.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评述[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3）.
[3] 杨瑾.行政生态环境中的自然因素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3月.
篇7
高校的行政管理是为了实现学校教育工作的目标，依靠一定的机构和制度，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发挥管理和行政职能，带领和引导师生、员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的完成学校工作任务，实现预定目标的组织活动。
所以高校行政管理在高校各项管理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本质是培养人才。由于大学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与学生间差异的增大、对学生管理服务形成了很大的压力。第一，大学生的职业诉求和人生规划的变化以及教师的差异，也为高校行政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第二、高校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具体表现为经济压力、就业压力、学习压力以及个人生活不适应带来的各种问题等，这使得学生管理服务的任务更为繁重，二者之间的协作，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高效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现状分析
1.体系不同
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管理系统不同，工作队伍各自独立，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设置沿袭一套固定模式：如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工会等等，这些都是侧重于思想组织上的管理，和教学关系不大，更似乎远离学生。而学生管理是由主管领导、学生处干部、辅导员、班主任等组成。是两个不同的工作体系。
2.缺乏沟通、互不了解
行政工作管理的人员没有学生管理工作经验，接触学生时间少，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不了解行政相关管理工作，两项工作既有交叉，但工作性质、内容、方式等相互独立。
二者最终工作服务的对象都是学生，两个系统的工作应该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但实际运作中，总是或多或少出现对一些情况，模凌两可，互相推诿。如果二者之间可以协调配合，必将显著提高教学质量。所以，总体目标的一致性、工作对象的统一性在客观上要求这两个作业群体在工作上相互促进，形成积极的协作关系。
二、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协作的必要性
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协作服务在整个高校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教学质量和学生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对高校行政管理和学生管理服务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重视二者的协调协作，才能避免管理资源的浪费。通过协作能够使二者达到双赢，使学生培养管理体系更加科学。
三、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协作的原则
1.规律原则
各高校的办学方针都根据自身实际出发，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协作不能脱离各高校自身的办学方针。例如，研究型校和高职型学校的协作模式应该是有差异的。因此，协作下的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必须符合学校总体运行规律，能适应学校各职能部门管理模式的需要。二者协作，需要高校领导者的重视和参与， 从而形成长期有效的协作。
2.自主性原则
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职能上有较大的交集，但不能说明两者就可以相互替代，更不能简单地把两者混为一谈。在立足高校办学差异的前提下，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人员安排和工作协作。如学生组建的管理委员会有权将学生对教学的意见、教学设施的使用和维护情况等向学校教务部门反映并要求及时作出反馈，协助完成学校教学事务的具体管理工作。除此以外，学生组建的宿舍管理委员会、膳食管理委员会、网络管理委员会等自治组织都可以在充分汇集学生意见的基础之上代表学生参与各相关部门的管理工作。全面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统筹利用资源，充分利用管理的互补、互助、协作性，力求管理效益的最大化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3.以人为本原则
处于青年中期的大学生，心智较为成熟，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期望能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学生自我管理、学生活动等方面。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学生的知情权、决策权、评价权、监督权等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满足和实现。大学生在校学习与生活会涉及方方面面，大学生的发展也需要各方面的教育和支持。要求学校涉及学生的各个部门，树立起学生为本的核心思想，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大对学生日常教育管理的力度，建立课堂内外多方位管理体系，实行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育人管理模式，即广泛调动、充分利用各层面管理育人的积极作用，多渠道收集教学信息，确保教学反馈信息的畅通和管理措施的落实，有效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激励”等功能，尽可能消除质量隐患，最大限度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四、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协作的方式
1.资源共享
校行政管理部门和学生管理服务部门做好相关信息的收集、资源整理和传递，实现信息资源等共享。部门之间应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为两者的协作创造前提。工作时可在议事等方面采取联合办公的方式.为工作人员及时有效地了解学生相关情况提供参考，实现教师、管理人员、学生之间的信息对称，已成为高校管理中迫在眉睫的重大事项。
2.拓展能力
校园文化开展，可提高在校学生的综合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处世方法、合作能力。通过举办歌咏比赛和合唱、合奏等活体活动形式，使艺术教育价值展现，让学生懂得协作配合的重要性，有利于学生形成具有统一意识和共同情感的团结的集体，而且个体会自觉自愿地接受规范纪律的约束，从而形成遵守纪律、协调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实践架设平台，组织开展公益活动、志愿活动、社会调查、勤工俭学等社会实践活动，有益于实现高校“培养人才、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三项基本任务，有益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当代大学生。
3.加强协作
增强高校行政管理与学生管理协作服务，工作队伍具有较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积极性。协作机制下的工作服务则要求有高素质的工作队伍来开展协作机制下的各项工作，要求对原有队伍进行相关的业务技能培训，提高部门之间协调办公的能力。
4.学风建设
篇8
“翻转课堂教学”在现阶段已被广大教育工作者认为是即将影响我国课堂教学的重大技术变革。在中国的教育界，翻转课堂带来的高效的教学成果影响着我国教育者的思考，一时间备受广大教师的追捧。是坚守传统教学模式还是与时俱进，自我改变，接受新的教学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传统的教学模式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新知识，然后老师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由其在课下完成，通过课后作业的练习来巩固课堂所学。这种教学模式包含了知识的传授和知识巩固内化两个阶段，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采用。而本文所讨论的“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在家通过自学并观看教师所录制的微视频来学习知识，课堂不再是老师一个人的舞台，由老师一个人唱独角戏，翻转的课堂变成了师生和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课堂上学生自主讨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生在课堂上通过练习巩固自学成果，老师负责答疑的一种教学模式。因此，在“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下，教师应在课堂结束后，对本次课堂活动进行分析，通过学生反馈，系统性地总结与反思，布置好下一次课的学习计划。
一、设定“翻转式”课堂主体及教学内容
由于行政管理学课程的理论及实践特殊性，我们在“翻转式”课堂教学改革中采用了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行政管理学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和学习效果，我们只选取出部分相对简单易懂的章节进行翻转教学。在翻转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改变了往日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形式，改由学生在课下自主学习，通过观看微视频解决疑惑。在课下学习的过程中由学生提出自己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课堂上汇总由学生讨论。每一章节习题不再像传统教学模式那样由老师讲解，学生记笔记的形式出现，而是学生自由讨论并完成。
具体操作方式为：“学生自由分组”，“课下小组讨论”，“课堂成果展示”三结合方式。具体做法是：“学生自由分组”，即学生采取自由组合的形式，每一个小组5人，以小组形式学习，这一模式可以有效带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课下小组讨论”，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将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来，通过小组讨论来解决，这一环节是对学生知识上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课堂成果展示”，即在课堂上每一个小组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总结阐释，并提出自己的问题，之后由小组之间相互解答疑惑，教师在这一个环节中主要对学生讨论内容的重点性、准确性进行把握，对于学生无法讨论出的内容进行引导性的解惑。最后老师将习题列出，由学生在课堂完成。
二、翻转课堂学习效果检验
在采用翻转教学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具有较强的自觉性，较强的自学能力，往往会发生偷懒的情况。为了尽可能地杜绝这种情形的出现，在课堂中，老师的作用不可忽视。虽然翻转课堂学生是主体，学生在课堂中自由讨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应随机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
在讨论过程中，老师也应该抛出自己的问题随机地让学生来回答，并给出练习题，由学生来完成。在每一堂课后，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讨论情形，小组整体表现以及课堂练习情况对每一位同学作出准确的评估。翻转课堂为一些原来在课堂上对知识领悟力较差的同学，在课下提供内化知识学习提供可能，有利于每一位同学发展。同时，通过翻转课堂，通过学生在课堂的表现，老师也对学生有了更加理性清晰的认识，改变了以往老师靠印象评价学生，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
三、鼓励机制的建立
布鲁纳曾说过：动力与激情是学习的源泉。因此，要让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激发出学生的学习激情就尤为重要。而要想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就应该建立必要的奖惩制度。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课堂上，老师在布置课下任务的时候，知识点不宜直接展现在学生面前，如果知识点过难，直接导致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因此老师应将知识点分解成若干小问题，由学生一个一个去解决，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成就感和满足感。
另一方面，为了鼓励学生自主学习，每堂课老师可以选取一定的奖品带上课堂。对于在不同的任务场景里，每一位表现好的同学可以任意选取一样奖品。当然，不同难度的知识，对应的奖品也应该不同，总的来说，难度越大，奖品品质越好。当然，建立必要的惩罚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有制度才会有规范，这样也能够提醒督促学生认真学习，有利于他们取得学习上的进步。
以上三个步骤在“翻转课堂”应用中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必将导致这一教学模式最后流于形式，不能对行政管理学的教学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语
“翻转课堂”在实际教学中也存在诸多诸如学生能否自觉抵制网络诱惑和学生学习自觉性的问题。但是，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如何利用好网络资源以及提高学生自觉性，需要老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努力。需要说明的是，“翻转课堂”并不是在线看视频，而是一种学习的方法，是让学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一种手段，老师不再是站在讲台上单纯的传道，负责讲授知识，而是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翻转课堂”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在学习中培养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还需要老师和同学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完善翻转教学的各个环节，找出适应我国教育发展和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1］曹一珂.浅谈“翻转课堂”式教学对新课程改革的启示［J］.人文教育，2012.4.
［2］张金磊，张宝辉.游戏化学习理念在翻转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3.3.
［3］张金磊，王颖，张宝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2.4.
［4］赵德钧，李路.大学数学课程分级教学的现状与启示［J］.大学教育，2013.
［5］张跃国，张渝江.透视“翻转课堂”［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2.3.
［6］张金磊，张宝辉.游戏化学习理念在翻转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2013.2.
［7］陆涌莉.一个由课堂遗憾“翻转”出来的微型课题［J］.江苏教育，2013.8.
［8］井淑川，孙淑艳.网络教学资源制作方法初探［J］.天津电大学报，2012.12.
［9］金利.云计算在教育信息化中的应用与思考［J］.电子制作，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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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习型组织；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
一、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内涵特征
学习型组织虽然目前没有统一的定义，但也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学习型组织是一个有持续学习及创新能力、能不断创造未来的组织。它就像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一样，能在组织内部建立起完善的自我学习机制，将员工的学习和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使个人、团队和整个组织得到共同发展”。对学习型组织的主要特征作如下归纳：（1）学习方面：包括个人学习和团体学习，是一种全员学习、全程学习，将终身教育的理念贯彻其中。（2）组织方面：表现在组织的边界被重新界定，更多的考虑组织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的互动关系；突出表现在良好的组织文化方面，是一种进步的文化、开放的文化，充满着支持的组织气氛。（3）个人方面：强调自我的超越，专业能力的提升，心智模式的改善和系统思考。（4）环境方面：信息畅通，资源能得到广泛、有效的利用。（5）管理方面：采取扁平式组织结构和平面化的管理模式，强调组织成员的自我管理。由此，学习型组织的内涵可以归结为：一是在于通过不断学习，提高组织的竞争力和革新能力，二是实现组织成员与其工作的真正融合，使他们在学校工作中不断重新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重新认识自己与组织及其他成员的关系，从而实现工作与生活的相互平衡。
二、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存在的问题
（1）理论指导薄弱，思想观念落后。长期以来，高校管理工作具有复杂性，传统的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如不思进取、崇尚权力、轻视真理和知识、只唯上不唯实等等，构成了提高高校行政效率的巨大障碍。（2）传统的管理观念把教师和学生看作管理的对象，在工作中表现为消极地执行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制度，没能把教师和学生作为服务对象，不能主动地改进工作方法、制定人性化的管理制度，创新理念不够。（3）工作积极性不高，管理效率低下。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张，高校行政管理人员所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待遇与教师队伍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管理人员人心不稳，缺乏工作热情，没有充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管理效率低下。（4）部分从事行政管理人员素质不高，无法适应现实需要。行政人员素质如何，对行政效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觉悟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沦丧；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现代行政管理，要求行政人员具有现代化的管理意识，既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又要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此外，还应有健康的体格和充沛的精力。（5）管理技术匮乏。主要指各级行政管理手段不够现代化，运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各种现代化先进技术手段收集信息、分析决策能力较差，无法很好的运用这些先进技术进行日常管理工作，整体工作效率不高。（6）人员流动性强，管理队伍不稳定。（7）高层次管理人才缺乏，对高等教育管理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研究，专业性和知识性不强，仅凭经验办事，并且人员更换频繁，使管理工作不能够连续进行。
三、学习型组织理论在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1.在文化上：积极构建学习型的组织文化
学习型组织强调一种持续学习的组织文化，学习者皆抱有终身学习的态度，学习型组织理论在高校行政管理的最大功能，在于提供管理人员成长的动力。实际上，管理人员进修的功能和需求都很强，但目前有些管理人员的进修机制并未能全面建立，进修的渠道仍有不足。因此，应先塑造学习型的组织文化，相互激励、相互学习，相互成长，并借助行政机关的力量，研修并放宽相关进修学位的规定，配合管理人员分级、绩效奖励等措施，以鼓励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积极进修，蓄积学习的能量，为高校发展提供动力。
2.在结构上：有效调整扁平化的高校组织结构
学习型组织是一种持续转型、不断地进行变革的组织模式，强调需具有能变迁的组织形态与结构，但是高校行政管理在现有的组织结构下，仍存在有诸多的困难。因此建议，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推动组织革新，最上面的决策层到最下面的操作层，减少中间相隔层次。尽最大可能将决策权向组织结构的下层移动，让最下层单位拥有充分的自，并对产生的结果负责，调整组织结构趋于扁平、精简与弹性，使学校蜕变成为更具有学习能力的组织。
3.在策略上：鼓励发挥资深引领示范作用
一般而言，资深、年长的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最能明显感受到学习型组织理论中系统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等各向度的精神与做法，并能在学校行政运作方面充分应用。因此建议，如能鼓励资深年长的管理人员，提供经验分享、担任导师，发挥示范、引导的作用，将更能有效促进团队学习和共同愿景的建立。
4.在心态上：重视改变传统的心智模式
学习型组织重视创新发展，鼓励追求新知，愿意不断尝试，并能从错误中学习。因此，如何改变高校管理人员传统保守的心态，改变传统的心智模式，益显重要。学校应该建构完善的训练与学习系统，协助管理人员自我成长。
5.在方法上：鼓励积极参与教学科研工作
学习型组织支持个人、团队、组织及行动的学习，重视团队工作的方式，强调学习过程的开放与方法的快速有效，并且致力于实验性、相关性的学习，一般而言，学校管理领导者在学习型组织理论各向度的得分，有高于其他管理人员的趋势，在学校行政运作上固然可喜，然而对于学校整体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因此建议，鼓励管理人员多参与教学与科研工作，发挥所长，协助推动各项业务与教学活动，促进不同职务管理人员的沟通、了解与交流，对于学校的整体发展必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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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演进历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只能产生警察行政法观，国家干预主义可以产生福利行政法观。而当代行政法是实质的服务行政法，服务与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进社会福利，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价值追求。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
行政权力
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性行为。”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期行政法治不仅应重视服务的结果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而且还应强调行政程序，即服务与合作的过程。通过行政程序，扩大行政民主，调动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或参与，增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使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对人的意志，使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权在其作用领域中的滥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因对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行政强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的增强，必然会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此，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方兴未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