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报任安书十篇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1

《报任安书》究竟有没有向我们展现一个庸常的感性的司马迁？如果没有，争辩对话又何在呢？

曹老师在文中也承认“《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回信”“信中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此外，作者在信中委婉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和有所追求的良苦用心”。对于这一点，我非常同意。《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回信应该答复任安信中的请求。任安给司马迁写信是要求司马迁“推贤进士”，司马迁觉得“仆非敢如此也”，“请略陈固陋”。从书信内容看，司马迁除了向任安表达不能推贤进士的意思之外，还陈述了自己隐忍苟活以完成《史记》的理由。那么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探究二者关系也许为我们准确解读《报任安书》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实际上，这封书信从始至终都是将陈述不能推贤进士的理由与隐忍苟活以完成《史记》的选择交织在一起的。节选部分看起来似乎侧重于后者，这就为正确理解《报任安书》增加了难度。书信一开头司马迁先从自己的祖先说起，“仆之先”掌管“文史星历”，“固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也”。自己的祖先被皇帝耍弄，被世俗的人看不起，地位低下。自己与祖先担任同样的官职，同样人轻言微，说的话根本没人当回事，所以自己没有能力“推贤进士”。

接下来，司马迁又推一步，说如果这时自己“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根本没人理会；世上的人也不会“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这种死“与蝼蚁何以异”，死得没有价值。那么，什么样的死才有价值呢？司马迁说人有两种死：一种“重于泰山”，一种“轻于鸿毛”。怎样死“重于泰山”，怎样死“轻于鸿毛”，是由“用之所趋”，即运用死的地方不同所决定的。这就为下文写司马迁自己的生死选择做了铺垫。

在写自己的生死选择时，司马迁先列举受辱的十种情况，表明自己所受的腐刑是人世间所受到的最大的侮辱。接下来，书信引用《礼记》中的“刑不上大夫”，这句话说明惩罚侮辱是不能随意施加于士大夫身上的，应当尊重他们的人格②；用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与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作喻，说明自己在受到腐刑之后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异常沉重，自己在受辱之前就应该自杀。司马迁描述受辱时的情形：“交手足，受木索，暴皮肤，受榜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那种精神状态，简直是生不如死。从这一段往下几段文字是曹老师觉得最让人费解和吃惊的文字，他认为“刑役之人受尽折磨与污辱，在残酷无情的‘势’‘形’面前，自己的精神已‘怯’且‘弱’，逐渐志气衰微，如此而言，死亦难矣！”据此曹老师得出结论这段文字：“不仅与下文所写自己‘不怕死，必死相矛盾，也袒露了一个平凡庸常怯懦畏葸的灵魂’”③我觉得不然。司马迁说“祸莫潜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认为宫刑是人生最大的耻辱。他历数从古到今刑余之人的遭遇“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耻之”，说明“中材之人”，只要“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④从古至今受过腐刑的人莫不如此，司马迁也不例外。你想，司马迁本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一个胸怀大志的男子汉，如今却受到腐刑，变成了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怪人，这样的人怎会为人世所容？家人怎样看自己？同僚怎样看自己？百姓怎样看自己？自己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此时，让司马迁忍辱偷生，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书信最后说自己“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表明司马迁生存的社会环境极其艰难，一个刑余之人不会为世俗社会所容。自己遭遇腐刑，被同乡邻里耻笑，使自己的祖先遭受极大侮辱，那感觉简直就是无地自容。这时的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此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可言？所以，司马迁所感受到的已经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苟且偷生的痛苦。与其这样痛苦活着，不如干脆一死了之。这分明是写苟且偷生的痛苦，哪里是写自杀之难呢？哪里袒露了平凡庸常怯懦畏葸的灵魂呢？又哪里有英雄的司马迁与庸常感性的司马迁的争辩对话呢？在我看来，司马迁不惧死，不畏死，如果没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司马迁一定会义无反顾地选择死亡。

再接下来，司马迁又想到了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季布、灌夫等人，这些人“身至王侯将相”，“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为什么呢？曹老师是这样解释的：

“自杀，容易吗？加缪说：‘真正严肃哲学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加缪《西西弗神话》）诚然，自杀是书写生命尊严与价值的最后最高的形式，是对生命求生本能的超越，但司马迁却列举了一连串的英雄，包括那些把头拴在裤腰带出生入死的英雄，包括韩信、彭越、周勃、魏其、季布等，说他们‘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也没有选择‘引决自裁’。

在非人的折磨中，英雄之气逐渐颓唐。英雄还原成庸常，不都是英雄的耻辱。因为庸常，才更让我们亲近。因为有勇气袒露庸常，才更让我们尊敬！人不过是脆弱的苇草（帕斯卡尔），无视这一点，总是醉心于焊接钢铁巨人，情怀可嘉，但让我们觉得生硬。”

按照曹老师的说法，司马迁所想到的韩信这些人物之所以没有自杀，是因为这些人“在非人的折磨中，英雄之气逐渐颓唐”，是因为这些人在生死面前死也不易，是因为这些人贪生怕死。因为这些人贪生怕死，才使“英雄还原成庸常”，“才更让我们亲近”。否则，就是“醉心于焊接钢铁巨人”，会“让我们觉得生硬”。果真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司马迁下面的论述。

在联想到韩信等英雄人物之后，司马迁接着说：“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意思是落入微尘一般轻贱的境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怎能不受侮辱呢？言外之意，从古到今的英雄都不能避免受辱，我只是个小人物，怎能避免受辱呢？司马迁又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勇敢怯懦、强大弱小，都是由人的地位和所处的形势决定的，该自杀时却没有自杀，到了受到侮辱时才想到死，晚了。推人及己，自己要自杀，也要在受到腐刑之前就自杀，现在已经受辱了，再想到自杀，同样也晚了。由此可见，司马迁联想到韩信等人，并不是为了证明他们和自己一样活者不易，自杀更难，并不是为了展示其庸常的一面，而是为了说明即使是死，也要死得其时，也要在受辱之前死。否则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只是“轻如鸿毛”而已。不顾这些，断章取义，才更让人觉得生硬。而且，自己忍受屈辱活着，并没有什么不好，“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免哉”，为了气节而死就是勇敢吗？未必。勇敢的人不一定会为气节而死，他们一定还有比气节更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他们做出选择：当这种东西需要他们去死时，他们会死得义无反顾；当这种东西需要他们去活时，即使他们受到奇耻大辱，痛不欲生，即使他们面临灭顶之灾，危在旦夕，他们也要想尽千方百计活下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所以自己也要效法先人，要好好活着。为什么活着呢？“恨私心有所不尽”，如果“鄙陋没世”，那麽“文采不表于后世”。于是司马迁又想到了周文王、孔仲尼等古代先贤，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思垂空文以自见”。自己和他们的处境一样，为什么不好好活着以完成自己的著述呢？至此，司马迁完成了对自己、对中华民族、乃至对中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生死抉择。在这里，我们非但看不到一个庸常感性的司马迁，反而看到了一个勇敢、理性的司马迁，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的司马迁，一个伟大的、永恒的司马迁。

历来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司马迁的生死抉择，其实还有一个抉择人们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司马迁此时此刻该不该推贤进士，司马迁为什么不愿推贤进士。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司马迁李陵之祸的本末，就必须了解经历了李陵之祸后司马迁的人生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实，司马迁原本也是一个胸怀远大报负，希望建功立业的热血男儿，他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怀才不遇，心中郁闷。后来“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汉武帝对他有知遇之恩，于是司马迁忠君报国，“绝室客之知，忘室家旧业，日夜思竭其不肖才力，务一心营职”。司马迁“求亲媚于主上”，心系国家，此时此刻，如果让他“推贤进士”，他是很乐意为之的。但在李陵事件之后司马迁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司马廷与李陵“素非相善”，“趣含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关系一般。但司马迁看他“事亲孝，与士信，临取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认为他有“国士之风”，所以在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宫中后据实相陈，仗义执言，体现了司马迁秉性正直的一面。李陵没有失败之前，“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失败之后，“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积极上言，“用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是为主分忧，为国尽责。而且，司马迁所陈述的理由，公正，客观，事实求是，确实是处于“拳拳之忠”，可是武帝“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把司马迁逮捕下狱，让他到司法官接受审问，后有司定为“诬上”之罪。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遂受腐刑。此时此刻，司马迁感受到的是汉武帝的薄情寡恩，众大臣的落井下石，朋友们的明哲保身；是世态炎凉，孤独寂寞；是孤立无援，求告无门；是心灰意冷，惶惶不安；是心中郁闷，愤愤不平。这时再要求司马迁求贤进士，谈何容易！

其实，撰写《史记》不仅是司马迁一人的责任，更是司马迁家族的责任，他一人肩负着父子两代人的使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死之前“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接着，司马谈追述自周公以来到孔子修史的传统，慨叹“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的现实。分析形势“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指出“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司马迁诚惶诚恐：“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⑤可见，司马迁早在年轻时就立下了要写一部史书的志向。这种志向的确立，有家族的因素，有父亲的嘱托，有自己的内在动机。这种志向在司马迁心中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是任何人、任何干扰、任何命运的变化都不可能动摇的。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最后说：“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就是别人怎样我怎样，就是保全自己，就是避祸。而任安却要求司马迁“推贤进士”，这无疑是与司马迁的私心相违背的。这里的“私心”，不是一般的内心，是前面所说“恨私心有所不尽”的“私心”，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理想抱负。

综上所述，我们从《报任安书》中所看到的是一个品德高尚、正直无私的司马迁，是一个知恩图报、直言敢谏的司马迁，是一个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司马迁，是一个深谙世事、心灰意冷的司马迁，是一个看透人生，颇懂进退的司马迁。他正直，却可亲可敬；残废，却顶天立地；疏淡，却并不颓废。这就是《报任安书》向我们展示的司马迁的形象。

【注释】

①③ 见《中学语文教学》第四期第48页.

② 陆精康《“刑不上大夫”和“施刑于大夫”》，见《中学语文教学》2007年第7期第53页；莫如彪《为何“刑不上大夫”》见《语文学习》2010年第2期第40页。陆老师认为“刑”即悟性五刑，包括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是侮辱性惩罚。莫老师则进一步认为其中的“刑”指刑辱，不是一般的“五刑”.

④《汉书·司马迁传》见内蒙古出版社《二十四史》第45页.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2

【关键词】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原因

司马迁著作《史记》最初的动机，莫过于接替并守护其父亲司马谈太史公的职责和荣誉。其父亲司马谈一直以一位正统的史官自居。在临终之时，就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妆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有此可见，司马迁在一个世世代代以作为一名史官而自豪的家族中成长，他的骨子里也无时无刻也有着一颗振兴太史之家的理想。

史官，最早追溯是夏朝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地位特殊性是当今常人无法想象的。在上古神话时期，文字的发明与创造是与神话祭祀相关的。现今出土的金石和甲骨上的文字也多是宗教仪式活动的产物，所以最早能运用文字的人是巫师祭司。由于日后生产方式的进步，从事祭祀的巫师也开始用文字记载日常生活的事件，所以最早的史学的雏形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随着商周之际对宗教崇拜的下降，人们更开始重视人事的考究，于是主要记载人言人事的史官也就从巫师祭司的行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单独的职位。因此，史官在古代，至少是先秦时代以前，都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文人对他们也是甚为推崇。西汉汉文帝时，淮南王刘安，在其《淮南子》末篇《要略》中，论述宗周初年以至战国时期的学术，说：“文王四世累善，情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分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尔后另列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等七家共八家进行点评。尽管里面的点评有些偏颇，但是将太史引为一家，也足以说明史家在先秦学术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当时对于国力已然渐渐强盛的统治者来说，物质文明的建设已经算是顶峰了，而在遭受过战国混战及秦始皇焚书坑儒过后的文化建设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但是统治者又不想全力复兴春秋战国百家时期的学术自由的环境，毕竟这样对其的统治力是有所冲击的。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即符合国情的需要，也满足了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就这样，原本已经受到战乱冲击的史家，在武帝朝又面临了该抉择的十字路口了。不过，也正因为董仲舒的思想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采纳，侧面也成就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作《史记》的成就。

司马迁自小就拜在董仲舒等儒家大师门下，其自身以当时看来可以算是一名儒生了。而对于司马迁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儒家经典《春秋》了。司马谈在就对司马迁说过：“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评述过：“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对于《春秋》的推崇由此可见，非同凡响。

对于振兴太史之家的司马迁，如今恰好也迎来一个非常巧合的契机。《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就是说周公五百年后孔子作《春秋》，现今恰好是孔子去世五百年，是该有继承孔子作《春秋》之意的人了。而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儒家、墨家、法家等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归纳总结，最后发现它们有着许多的共通点，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无非是给予了司马迁一个“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动力和借口。

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记言记事，更多的是要立言于世和劝归教化世人。正如孔子作《春秋》是为宣扬礼义一般，劝人从善。但是，如果仅仅是按《春秋》模式去写史，那莫不过于如写《春秋》续作一般，是毫无新意的。更何况，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内容和主旨都是在围绕着儒家思想来表述的，这对于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来说，就有很大的阻碍了。所以，司马迁在接替其父亲为太史公时，必然就已经准备好作一部旷世奇书，并且为了它哪怕付出所有一切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司马迁做到了。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3

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的意思是比泰山还要重。形容意义重大这则成语是比喻人生价值的轻重悬殊。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公元前110年，司马迁回到长安。病危中的父亲向他讲述了想写一部史书的志愿，可惜未能实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个任务。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他广泛阅读宫廷中的藏书和档案，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开始了《史记》的著作工作。公年前99年，汉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由于家里穷，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自赎，结果受到了腐刑（残害生殖器的酷刑）。受刑后，司马迁的心情非常痛苦，一度想死去。但他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没有完成，强忍痛苦，坚强的活下去。出狱后，他担任中书令，怀着满腔悲愤，坚持写作，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历史巨作《史记》。司马迁在给老友任安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死的看法。他认为，人本来都有一死，有的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死的比鸿毛还轻，这是由于死的原因不一样造成。

（来源：文章屋网 ）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4

这件事也彻底铸就了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司马迁。司马迁，一介文人，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极力为他辩护，从而冒犯武帝，被下狱。第二年，即公元前98年，被判死刑。

同样不甘心就此“轻于鸿毛”地死掉，“没世而名不称”，司马迁也选择了活下来，为此不惜接受最为耻辱的宫刑。

人类的悲剧是文学的温床。这件事引出了汉代最著名的两封书信：李陵的《答苏武书》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而《报任安书》，则写尽了一个人被自己的政府羞辱，被人群歧视，在濒临崩溃的边缘，如何独力支撑，为了某种希望，所能承受的人生耻辱的极限――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在人生的所有耻辱中，“最下腐刑极矣”！

这封书信，显示了作者内心在巨大的打击和耻辱感下深重的矛盾痛苦，以及在对抗这种痛苦中显示出的坚忍的个性力量，读后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受。它是散文体的《离骚》，甚至比《离骚》更杰出，因为它的作者司马迁最终以个人的坚忍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所以，如果说屈原是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则是成功的伟人。

大约在公元前87年，《史记》横空出世。而它的伟大创作者――司马迁的行踪却消失了。

那死去的孤绝的生命，在《史记》中得到永生。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5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运用方向】

勤勉奋发，刻苦用功——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经过十六年的艰苦努力，并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终于拿整个生命写成了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坦率直言，忍辱负重——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司马迁则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因此而被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而是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参透生死，崛起逆境——腐刑既残酷地摧残身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为了《史记》，为了两代人的心愿，为了崇高的精神信仰，他选择了痛下蚕室。他精神恍惚，承受着朋友的误解，承受着来自各界的嘲笑侮辱，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痛苦。

【运用示例】

读·感悟

读司马迁，读到的是刚直与坚韧。面对残酷的刑罚，面对众人的嘲笑，他没有屈服，他依旧屹立在历史的巅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正是太史公的凛然正气，才能使得他站在人生的高峰上呼啸：“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想起英雄司马迁

我甚至替这位痛苦的史学家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半轮冷月凄美地挂在天穹，远处野狗在低沉地嗥叫，司马迁孤独地坐在一间屋子里，沮丧地打量着自己的下身，墙角一粒如豆的灯火明明暗暗地映照着他双眉紧锁的额头……

他在思考什么呢？

据后来他写给朋友的书信可知，对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还有远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要做——他答应过死去的父亲，要写一部大书，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与梦想、苦难与悲怆。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6

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民族，就连犹太人的乞丐也是离不开书的，即使在乞讨，他们的身边总会带着每天必读的书，更别说衣食无忧的人了。

在以色列，书刊价格非常昂贵，每本书的售价在20美元以上，每份报纸也在6美元以上，但普通以色列人对购买图书和订阅报刊都十分慷慨。这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持有借书证的就有100多万人，是全世界人均拥有图书最多的国家。

“安息日”是以色列犹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日，在“安息日”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停止所有商业和娱乐活动，商店、饭店、娱乐等场所都得关门停业，公共汽车要停运，航空公司的班机要停飞，人们只能待在家中“安息”祈祷。但有一件事是特许的，那就是全国所有的书店都可以开门营业。而这一天光顾书店的人也最多，大家都在这里静静地读书。

一个崇尚读书学习的国家，当然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以色列人口稀少，但人才济济，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8个。以色列环境恶劣，但以色列却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绿洲，而且生产的农产品不但自己吃不完，还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其他国家。他们凭着聪明和智慧，创造出惊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历史上的虞姬没有自杀？

《霸王别姬》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虞姬这个人？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应该是真有其人，因为两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以及司马迁的《史记》都提到了虞姬这个人。陆贾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离楚汉争霸时代相距不远，所以他们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虞姬的描述非常简单，只是说她是一个姓虞的美人：“有美人名虞。”到了唐代《括地志》一书中才出现“虞姬”这个名字，但“虞姬”的意思，并非“姓虞名姬”。“姬”在古代只是女人的一种代称，很多人把它理解成是姓虞名姬，实在是一种误读。

那么，历史上的虞姬真的自杀了吗？应该是没有。历史上最早记载“霸王别姬”这段故事的，应该是《楚汉春秋》，但这本书在南宋之后就失传了。现在能看到的对霸王别姬故事记述最早的史书就是《史记》，而《史记》中的记载很可能是司马迁从《楚汉春秋》中转述过来的。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7

当了太史令的司马迁为了完成其父遗愿可谓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借其职务之变，我有幸能够博览大汉的皇室藏书，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知道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而就在司马迁而立之年执笔著书之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始料未及的事。

天汉二年，汉武帝派李陵和李广利带兵攻打匈奴。李陵兵拜投降，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怒，朝堂之上歇斯底里欲诛李陵全家。满朝大臣两股战战，无人敢言。而此时司马迁站了出来，为与自己毫无交情的李陵鸣冤。此时此刻的汉武帝自然会迁怒于他，几番怒言之后司马迁无辜入狱，　以观其变：若李陵真的回来，则释放司马迁，否则的话就视为同党处死。我听闻此事后暗暗为司马迁叫冤。司马迁他头脸发热不说，汉武帝也更是昏庸之极。可即使他所做如此，但汉武帝还是处死了李陵家人

。

我以侍官的名义探监，见到司马迁时他正一动不动地坐在牢房里的砖木床上，倚着墙抬首望着牢顶天窗，日光穿过天窗射进来，冷冷的没有一点热度。

我清楚地知道他心里在想着眼什么：一旦李陵真的投降不归，自己则必遭杀身之祸，这样的话父亲的遗命便无法完成。

司马迁见我来了，便下床拖着重重的脚镣缓缓走近，沉重的金属碰撞声听着异常刺耳。没问别的，只是关心材料的整理情况如何，我告诉他还可以，就等您出来后接着写了。

司马迁闻言怅然叹了口气：“生死未知，谈何出狱？怕父命难遂了！”

我这时正可以将腹中愁惑向他抛出：“主公，您与李都尉并无交情，可又为何明知后果地替他辩护呢？”

司马迁抬头望着牢房顶，良久，才缓缓地道：“子波，你知道作为一个史官，职责如何？”子波是我的字。

“真实地记录前期朝及当朝所发生的事。”

“不仅仅是这点，还要记载各朝奇人异事，山川河流　，更重要的是，永远地坚持正义与真理。”　缓缓道来，不紧不慢。

我还要说些什么的时候，门外传来叫嚷声：“喂！时候差不多了，快走快走－－－－－”

告别之后，站在牢门之外，我的胸口很是压抑，许久才能舒出一口气来。可是，自己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呢？

李陵家人被杀的消息数天便传到匈奴之境，不久之后匈奴那里也传来李陵真正投降的讯报。

我闻此大呼不好，考虑再三还是委婉地把消息告诉了他，即使不说，他迟早还会知道。司马迁明晓后先是一怔，然后便跌跌撞撞伴着杂乱的铁器撞击声走向砖木床，仰面躺下后一动不动。周围很安静，我看到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甚至可以听到他那沉重的呼吸声。而我只能站在那儿无能为力。

要想不死，当时只有两种办法：交钱或宫刑。司马迁为官清贫，又少与人交往，自然拿不出那么多钱，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道只能单选的多选题！

卑贱的生，或壮烈的死！

日光照耀下，我清楚地看到泪水在他的眼角划下一道刺眼的泪痕。多么沉重的男儿清泪啊！敢问泱泱大汉怎能承载它的重量！

我无声地离开了，我无法忍心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就在当天晚上，一纸公文被送往牢房－－－－－－－－司马迁最后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刻还是来了。

我忽然想起司马谈临终时的情景：重病缠身，卧在床上一息奄奄。司马迁握着父亲的手跪在床边，痛哭无声。司马谈呼吸艰难，可幽忧的眼神仍盯着案牍上的资料，司马迁明白父亲的意思，当司马谈的眼睛望向他之时，他深吸了一口气，万分坚决地点点头，似是领兵上阵阵的将士。

我不知道为何会想起这个，但可以肯定司马迁必定想起过这个情景。身兼此任，他要完成，也必须得完成，不仅存为父亲，更是历史的重托。

司马迁意料之内地承受了宫刑，我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历史呵！为何你总是让人别无选择？

我去看望受刑之后的司马迁。他躺在床上以泪洗面。他见我来了，无语。是啊，这时候还能说些什么呢？即将到来的冷嘲热讽该如何面对，九泉之下该如何去见列祖列宗？事已至此，无法挽回，至少，自己对得起大汉。既然选择活着，就必须完成诺言。

每次看他，他都沉默不语。终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代我去司马氏祠堂那儿上柱香吧，跟他们说说情况，我已无颜再面对他们了！”

我点点头，当天便收拾行李赶往他的老家夏阳。无奈他们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后，无论如何也不让我替司马迁上香，我好说歹说，又是苦衷又是皇上的，他们才勉强道着对司马迁的恶言恶语允许我进去。事毕他们便下了逐客令，而“司马氏的脸都让他丢光了”这句话却迟迟回荡在我耳边，连带我也让他们说得一无是处，这倒是我没能想到的－－－－－－试想连我都遭到如此境地，司马迁的状况可想而知。

昔日里与司马迁交往甚密的好友人间蒸发般不见了踪影，但我却不能像他们那样，我也有自己的诺言。

至于司马迁为维护我所说的过激话略去不谈，终于在一个月后，司马迁足不出户，闭门在家开始了《史记》的编纂工作。而我，则是见证这个历史上伟大工程的第一人。

而后，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司马迁抵着压力及众人的耻笑，毅然接了关于汉武帝对其中书令的任命。也许是汉武帝良心发现，这是个职权远高于太史令的官职。可我清楚，这样一来他的内心将更加痛苦。

我曾看过一封司马迁回给他朋友信。其中的一段话令我记忆深刻：“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退而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这何尝不是在说自己？与他们相比，司马迁受到的伤害更深！即使是死，他也要死得其所！

春去秋来，花落花开，历经十载，终成大作。司马迁把那本史书定名为《太史公书》，并交给我妥善保管，有朝一日公诸天下。我并未独自保管，这本流传出青史光宗耀祖的著作我另记一分后将原本送去了夏阳，可惜他们有眼无珠竟然不肯接收。几经周折，我终于找到了司马迁的一个侄子，他倒不计较司马迁所受的刑罚，当即表示接收此书，并允诺其子嗣会将其公诸于世。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8

关键词：司马迁;宫刑;生死观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如此评价宫刑后的自己：“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①”宫刑后极度痛苦煎熬，内心抑郁忧愁显然易见。身体受到蹂躏，内心自我价值定位降低，“谁为为之，谁令听之？②”的内心独白令人心酸。很明显，接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而本人也为此忍受了极大的苦痛。

传说早在夏代就有了宫刑之名，当时的宫刑是对“淫行”的处罚，后来人们将宫刑与不耻的荒淫联系在一起，受到极度鄙视。即使后代的宦官与荒淫的行为无关，但同样受到蔑视。在司马迁的眼中宫刑是最为耻辱的刑罚“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③”宫刑在司马迁的身体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在他的心上更是一种不孝不敬于父母祖先的行为。《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④”接受宫刑后，司马迁丧失自我定位，失去了所谓的阳尊，心如死灰抑郁忧愁，处处小心谨慎“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⑤”宫刑，具有如此巨大的摧毁力。那么，曾义气方刚的司马迁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是贪生怕死？还是另有原因？

（一）司马谈临终前的谆谆嘱托是司马迁选择受辱而活的重要原因

司马谈这生最大的理想和愿望就是重振史官世家，著书立说，以此流传百世。然而，临死前他遗憾自己未能完成这样一个雄伟的愿望，未能著成一本像《春秋》一样的鸿作，并将这个严峻的任务留给了自己最为看重的儿子司马迁。

司马谈在临死前这样叮嘱自己的儿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招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父亲真切动情的嘱托使著书立说成为司马迁这一生最重要的使命。

司马迁在面对着选择死亡还是忍辱而活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不会不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愿，不可能忘记父亲曾为著书立说付出的辛劳？如果此时此刻选择死亡，则所有的努力都付水东流，面对黄泉下的父亲他哪还会有脸面？如果选择忍辱而活，在悲痛屈辱中，在延长自己的生命中，将这部著作完成，至少可实现父亲的遗愿。在司马迁的心中，父亲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已远远超越了生命和屈辱。忍辱而活是推延死亡的唯一办法，让尚存的生命去抒发灵魂的声音，借助着这架残破不堪的躯体将所有的愤怒哀怨书于纸上，是在完成父亲的愿望，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来弥补对祖先的不孝。

（二）汉武帝时代掀起一股建功立业的潮流，司马迁深受潮流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盛世的年代，整个时代都充斥着积极上向的进取精神，广阔的生活场景，繁华富裕的经济使得人们拥有比别时更多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在这样一个空前强盛的时代中，谁能不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呢？司马迁也是这个时代的一员，他也深受着这个时代氛围的鼓舞，渴望有所作为。他将自己的精力更多的放在了著书立说的上面，然而不幸发生了。命运要他进行抉择，但他不想就这样轻易地被现实所打败，建功立业的那种暗流依然在他的心底不停的涌动，所以他决定忍辱存活，是为了将一部宏伟巨作流传于后世。

（三）司马迁深受孔子的影响，他们在精神上的契合，都有立名的观点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傥非常之人称焉。⑥”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说的就是君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死亡后名声不被流传。在此，可以看出孔子对立名极大的重视。司马迁受到孔子很大的影响，他也有着立名的观念。因此，他写出了自己的豪言壮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⑦”

在司马迁的眼中，要想立名的最佳途径就是著书立说，让自己的著作从此流芳百世，让后世的人们了解自己的遭遇和痛苦，这是唯一让自己不朽的方法，也是自己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司马迁忍辱而活的选择也是基于这种观念之上。

（四）发愤著书以求精神上的慰藉，甚至是对自己当局的复仇

宫刑之后的司马迁备受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发愤著书成为他自己每日抒发的途径和手段，并成为他精神上的慰藉，在对《史记》中人物的命运的评价中，他加入了自己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并在此把自己的哀怨抒发出来。

司马迁之所以选择忍辱而活的原因就在于他想要为自己伸冤，为自己所经受的苦痛变方式的讨个说法。如果选择死亡，一切苦痛哀怨冤屈都会化作乌有，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他的故事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快被人们所遗忘所不了解。到时，后世的人们就不会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他和他的故事在时间的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他选择活下来，那么他就可以通过这样一部书达到声名远扬的目的，甚至，可以让后世的人们知道他悲惨的遭遇，并责罚昏庸的当局，从而他的忍辱达到了复仇的目的，也为自己的遭遇达到了伸冤还清真白的目的。

（五）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司马迁曾说过一句被我们历代人所常常吟诵的句子“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⑧”

司马迁在经过深思之后，发觉如果自己选择死亡则毫无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⑨”他觉得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至于自然，当然也会回归于自然，死亡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逃避的问题，但是有的人的死亡却是有意义的，例如那些舍生取义的人，有的人的死则是毫无价值，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给后世。司马迁在度量之后，认为自记如果就这样死去，那么就是轻如鸿毛的死亡，毫无任何的价值。他渴望的是重于泰山的死，他想留下点什么东西给后世，所以他忍辱而活了下来。他所重视的，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能否借着推迟死亡，使生命继续存在，从而可能实现生命中的某种目的，如报恩、复仇。他的内心是毫不惧怕死亡的，随时做好了死去的准备。他只是将尚存活的躯体作为一件工具，为自己完成《史记》提供现实的可能。

司马迁选择了屈辱而活，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对的选择，他并不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更不是想要苟延残喘的过活。他活下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完成一部经典的著作《史记》。正如他自己所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⑩”这实现的不仅仅是他父亲的愿望，更是他自己的理想，也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很好的抗争。他的选择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饱腹经纶的司马迁。人们同情他的遭遇，并在他的书写中看一个顽强抗争的魂魄，体会到了他滴滴的血泪。一部《史记》，让司马迁实现了复仇的目的，使很多很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司马迁。他和他的故事从此名垂千古。（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李长之，三联书店1984版

[2]《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与<史记>悲剧精神》刘兴林，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3]《史魂司马迁传》陈桐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4]《论司马迁的生死观》赵林娜，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四期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9

关键词：《史记》、人物刻画、艺术

《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司马迁在人物刻画技巧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离不开他对前人卓越成就的继承，但更离不开自身的吸收和创造。

一、遭受宫刑的潜在影响力

谈及悲剧性，伏尔盖特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非常精细的分析使之具有独特的见解。他概括为：“强烈的、异乎寻常的苦难，使它的牺牲者通过身体的毁灭或精神的崩溃，甚或两者同时并至，而走向最后的灾难。”①根据伏尔盖特的论述，《史记》无疑充满着悲剧精神。而司马迁悲剧的一生无疑使他成了伏尔盖特笔下的悲剧英雄。

司马迁写《史记》前后共花了十一二年，当他写到第六年时，因李陵打败仗并且被匈奴所俘这一事件，司马迁出于一腔不平之气替李陵辩解，不曾想到触怒汉武帝，被罚以宫刑。自古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②这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人生顿时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中。司马迁一共罗列了十种受辱之事，而对于腐刑更是用了“最”、“极”之词，由此可知其所受之苦到了何种程度了。然而正是这难以道明的伤痛让司马迁的思想得到了升华，让他更加透彻的了解到统治集团的残酷和黑暗，这正是司马迁《史记》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这样特殊的经历，使得《史记》的思想内涵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在其叙事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带有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深刻的批判之意，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民主因素，更有一股浓郁的悲剧氛围。通读《史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全书大大小小的悲剧人物竟有一百二十多个，而以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的竟亦有五十七篇。韩兆琦先生在《史记：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中指出：“《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是一部悲剧故事集。”由此可以探知，司马迁特殊的生命历程对《史记》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了。

二、作者情感的主观影响力

司马迁在塑造和刻画历史人物时，熔铸了其鲜明的爱憎情感，强烈的感染力让读者产生共鸣，从而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和富有立体感。且看司马迁在书《李将军列传》即能深明其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③，短短的两句诗虽不能总括李广不平凡的一生，但亦能使我们一窥全豹。李广一生功名显赫，然而天嫉其才，致使他一生时运不济，未能够封侯。李广于文帝之时，就已然崭露头角，然文帝虽识广之才，却并未重用李广。到景帝之时，跟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战功显赫，然只因李广私接梁王所授将军印而没有得到景帝的封赏。时至武帝，统治阶级的无情残酷让他心中的最后的烈火彻底的熄灭。三朝元老，虽有功有才，只因不得帝心，而落得如此境地，不可谓不悲，司马迁亦是为其不幸而深叹统治阶级的黑暗。司马迁在书写《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对卫青和霍去病却是缺乏应有的激情和重视，思索之或许多少都有李广的因素。卫青可以说是李广自刎身亡的帮凶之一，而霍去病就更加的可恨，射杀身为郎中令的李广的儿子李敢，只因汉武帝的包庇，徇私使得李敢枉死。由此观之，司马迁的情感偏颇是十分的明显，正是因为司马迁在李广身上注入了其诸多的情感和心血，才使得李广的形象有血有肉，才使得飞将军之威名千古不衰。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其所欣赏和赞叹之人毫不吝惜笔墨。《平原君列传》中的食客毛遂；《魏公子列传》中的夷门监者侯赢，于市井中的屠夫朱亥。这些人虽只是小人物，司马迁亦用饱含热情去刻画他们的光辉形象。有褒自然有贬，对于那些暴君酷吏，司马迁也是不吝惜笔墨加以贬责和批判，使之其恶行遗臭万年。或许正是司马迁爱的深切和恨的深切，才使得他在字里行间不自觉的喷薄着爱憎情感的波涛，如此的动人心弦，给读者内心以强烈的震动。

三、作者与历史人物悲剧情怀的共鸣

《史记》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气息，主要体现为人物的悲剧，然其背后多少都是有司马迁的影子。《老残游记》的作者曾说过这样的话：“《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司马迁于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悟出了人生真正的价值，提出了震古烁今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④更是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念，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申述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业。⑤

这些皆是司马迁引古自喻，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磨难的人才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越王勾践受辱于会稽，被囚于吴，从万人敬仰的君王到阶下囚，对其打击可谓是十分大。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卧薪尝胆，最终得以灭吴雪耻。

以上所写的人物在《史记》中不胜枚数，然此中皆有司马迁之意志所融。司马迁刻画和塑造的历史人物有许多，他们之中有为坚守新事物而身死的商鞅；有才华出众、满怀爱国之心的仁人志士被谋害或被昏庸的君王杀害的；就连帝王也是虽其建有不世之伟业，却最终难免一死；有声张正义，视死如归的程婴和公孙杵；有坚守操守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这些人皆让人十分的同情。以上所举事例亦难总概全书，整部《史记》皆被司马迁的世界观所覆盖，故《史记》的悲剧气氛无处不在。不过《史记》悲剧人物的整个基调却不使人感到消极悲沉，反而能够激发读者的“士气”。《史记》和西方的悲剧以及中国后代的悲剧风格不是一个风格，其皆因司马迁独特的生命历程及世界观所影响造成的。

四、结语

总的来看，《史记》中运用了多种技法来刻画人物，并在刻画人物之时熔铸其鲜明的爱憎情感，从而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司马迁作为纪传文学的鼻祖，其杰出的人物刻画艺术，在文学方面，对古代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1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施丁，廉敏.史记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

[4]韩兆琦.《史记》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注解：

①伏尔盖特《论悲剧的美学》转引自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蒋孔阳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228页

②孔安国（《古文孝经・开宗明义章》）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一版，第2页

③王昌龄，《出塞》出自管工光、杜贵晨，《唐宋诗选》，北京：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第44页

司马迁报任安书篇10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

遍览群书，《左传》里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泰戈尔则下笔壮阔：生于夏花之灿烂，死于秋叶之静美。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展现出的生死观却是：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用之所趋异也。

择生还是择死，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津津乐道。司马迁笔下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深有所感：择死，是义无反顾，舍生取义。虽然人类命运的终点本就是死亡，但为了坚守心中的大义轰轰烈烈赴死尤其令人动容。

西楚霸王项羽，可谓一代枭雄，哪曾想也会有一日兵败无颜面对父老江东，死亦有道，于是他在滚滚江水面前自刎而亡，千余年过去，只留下李清照那句“至今思项羽，不敢过江东”，令人唏嘘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他对尊严的执着。

侯嬴北向自刎、程婴之死，则是对知己，对君主的忠贞不渝，是使命达成后的自我升华。有时生存比死亡要难得多。正如程婴所说的“死易，立孤难耳。”活着的人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苦痛，即便如此内心也依然空虚。舍生取义，为义而死，对他们而言，才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道德理想。

《人民日报》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句话：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的心。心中藏着天下，这样的人叫英雄。心有勇气，提刀慷慨赴秦，箕踞骂而被诛，荆轲作为一名刺客，他或许早知选择了一条必死的道路，但他没有退缩，“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他的战歌，也是他毕生的信念。

人类对于死亡、消灭这一类的字眼有一种出乎本能的恐惧，它天然带着悲剧感，在讲究“花好月圆”的中国，更容易引起人们心中的抵触情绪。因此敢于直面死亡，向死而生者更值得倾佩与尊敬。

我们都知道儒家提倡“士可杀不可辱”，汉代士大夫崇尚“死节”，也就是说，宁可死亡也要保持操守。然而，在司马迁的笔下除了感受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大义凛然之外，还展现出他们不死小义，成就大义的气节。司马迁的一生，可谓是忍辱求生，能屈能伸的生死观的真实写照。

讥评堪过耳，心本勇绝何惧人言。纵入火海，仍抱怀垂怜。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专心创作之际，因为替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于是天降横祸，虽免一死，却被判以“宫刑”，引起轩然大波。他痛心疾首道：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在那时，阉割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不仅是肉体上的痛苦，也意味着对他人格上的侮辱。此时，我似乎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深深的煎熬。生，意味着他必须一辈子背负着天大的耻辱，忍受着世人对他的指指点点，从此名誉扫地；死，看似一了百了，但父亲遗愿未成，大志未报，着实意难平……

择生还是择死，在这种极致的两难中，司马迁选择了前者，“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对后人来说，应该庆幸司马迁的选择，才能让我们今时今日有机会触摸历史长河里那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应该庆幸他忍辱负重，用笔杆书写历史，著述历史，让后来者以史为鉴；应该敬佩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

像这样忍辱求生以成其志的人物形象在《史记》中并不罕见，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饱受命运摧残，辗转流离，隐忍复仇的故事；韩信为远大目标甘受胯下之辱……无不彰显出司马迁不因一时之辱而轻生的生命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