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十篇

司马迁写史记篇1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职尽责。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司马迁写史记篇2

江苏省常熟市谢桥中心小学六（3）班 谢怡洁

读了《司马迁发奋写＜史记＞》这篇文章后，我受益匪浅。

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是：司马迁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对历史很感兴趣，他读了很多历史书，游历了许多地方，积累了大量历史资料。父亲临终时，嘱托司马迁完成他平生想要完成的史书——《史记》。正当司马迁专心致志写《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在他的头上。原来，他因替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因而受了残酷的宫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想到自己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没有完成，便打消了这个轻生的念头，坚强地活了下去。

司马迁写史记篇3

司马迁，字子长，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他出生在夏阳，今天陕西的韩城。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经传，后来向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的时候，他离开当时的京师长安，到四方游历。之后在汉武帝身边做官，多次随驾西巡，也曾经奉命出使巴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官任太史令，在朝廷编写国史，管理图书。公元前108年的时候，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执掌天时星历，管理国家图籍，参与了历书的改编，随后他开始撰写《史记》。有一年，汉武帝要封禅泰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很伤心，也很气愤，感到自己可能不会久活于世，便和司马迁有一段非常感人的对话。他说：“我们祖上都是王朝的太史，是史官，我如果死了，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历史职责和文化责任。现在的汉王朝实现了大一统，出现了很多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我们作为太史，一定要做详细和真实的记录，不能废天下之史文。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把历史记录下来。”司马迁流着眼泪说：“我一定记住”。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汉武帝时代。汉武帝在位5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在位时间比较长的皇帝。汉武帝雄才大略，又尚儒术，文学之士在武帝左右者甚众。汉武帝时代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时代，社会生活节奏比较快的时代，世事百变，人才辈出。司马迁这样一个文化人物，能做出巨大的文化贡献，是离不开汉武帝时代这个舞台的。

司马迁一生中游历的地方非常多。他这方面的人生经历对于他知识的充实、性格的养成、学问的大成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游历过程中，他接触了各个阶层的民众，了解到各项新兴建设事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曾经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他考察过各地的江河。他到过大梁之墟。到过鲁地孔子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到过长沙和屈原自杀的地方。他跟着汉武帝到北边长城沿线，看到蒙恬修的直道工程。他到过淮阴韩信早年生活的地方，他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又西征巴蜀。研究《史记》的专家认为，这种游历不仅是游览，而是“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 “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所以他的文章变化自如，艺术感染力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史记》一书，不是专靠书面史料完成的，更重要的，还是靠他实地采访所得的实际材料。

《史记》是司马迁的发愤之作

公元前99年的时候，因为一次特殊的事变，司马迁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折。当时汉将李陵出击匈奴，李陵带着5000步兵突击到匈奴后方，被敌兵包围，兵败投降。司马迁在廷前辩论时，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汉武帝暴怒，最后把他打入狱中，并施以宫刑，就是把一个男人的生殖器官进行了手术处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后获赦出狱，任中书令。他忍辱负重，说一定要完成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史记》这部书。司马迁说：“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以此激励自己，表示要继承古来贤圣的做法，“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而至汉武帝止。这部史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是也是一部传记文学巨著。读《史记》，我们会发现《史记》有许多不同于别的史书的特点。梁启超说司马迁是史界之造物主也，其书亦常有国民思想。项羽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汉王朝统治的时代，作为汉王朝敌对一方的政治领袖的项羽，却被司马迁列在本纪里面。《史记》中的十二本纪都是写皇帝的，项羽被排在汉高祖之前，秦始皇之后。陈涉是一个起义的农民，也放在写贵族的世家里面。他在列传中写了儒林、游侠、刺客、货殖（商人），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些是以前没有过的，皆有深意存焉。司马迁选择的人物都与时代有关系之人，选择的非常准确、合适。

历史学家侯外庐说：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的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现在我们一些历史剧作者热衷于写皇帝，而且只要是皇帝，大都是好皇帝。这是个历史观的问题，当时的皇帝是不是个人作用就那么的突出，剧作者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看，不进行认真历史思考。当然历史学家也有责任，历史学家不愿意做些普及性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工作，在书房里面写自己的专著，写出来的专著大家又不太愿意看，这是我们这个方面的问题。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汉高祖的时候，不是很恭敬的，对他的言行做了真实的记录甚至有所讥讽。比如现在有的史学家在分析项羽失败的原因时说是因为项羽政策残暴，屠城。但是在《史记》中我们看到关于刘邦屠城的记录，比项羽多得多。《史记》被有人称为谤书，这可能是因素之一，他不仅把这个汉武帝而且还把汉武帝的祖宗汉高祖一块骂，该骂的就骂，该揭露的就揭露，该批评的就批评，这就是司马迁的人格。

翦伯赞说：与一般 “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 不同，《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农民起义的首领陈涉写世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为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 “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在民族关系上，《史记》也有它的特点，司马迁给少数民族拿出一部分篇幅来记述，在之前的史书没有这样子来做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司马迁不取，司马迁为匈奴这样的民族单独立列传讲述他们的历史，他尊重他们的文化。列传中讲了汉王朝叛变的一个大臣，在和汉王朝的使节辩论的时候，讲匈奴文化有他的优越之处，讲了很多条，汉王朝的时节也不能一一反驳，司马迁把这样的话记录下来。

《史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当代史。写历史写当代的难度很大，有很多的纠纷不好处理，有很多敏感的问题，不好写。《史记》中写当代史的有66篇，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是后前一代的历史。班固在司马迁传里评价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记录历史的真实看作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

翦伯赞说：司马迁是历史学的开创者。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郭沫若1958年在陕西韩城的时候曾题诗：

龙门有灵秀，锺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司马迁写史记篇4

"这句话的注释是"想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类。"我以为这个

注释是错误的，对"天"的注释应当"古代君王"，这样才符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关键词:课文注释矛盾疑问探讨商榷

我教授高中语文多年，每讲到第五册书中"司马

迁"单元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面对着课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心里总是疑云一团，蹊

跷再三。

当然如果按照现代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孤立地单

就这一句话解释，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类，确实能

自圆其说，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到司马迁

《报任安书》一文中，立足整体，瞻前顾后，思考教科

书这一句的解释就觉得这条注释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

《报任安书》里和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作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史记》一书的写作目

的的全面阐述。《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历尽艰辛，耗尽

心血撰写的，记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

四年，共约三千年历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记述人事为主

要内容的记传体史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他阐述 自己写作《史记》之目的的第一句话。而按照教科书中

的解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史

记》一书的写作，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

觉得这样认为不大合适。依照汉朝当时的自然地理现

象、司马迁的阅历和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都不可能

在当时把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奋斗写作《史记》的

首要目的。《史记》一书作为史书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盖面，凭一部社会科学的著作就能异想天开地

完成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学属性的课题。

我认为首先汉代，人和自然的矛盾还没有形成，或

者说还没显露出来，那时的自然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范围日益扩大，沙尘暴频频

暴发、侵袭人类。那时还没有因为人为的诸多因素导致

出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不协调，也没有像现在那些由现

代工业引发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存，据

史书《汉书・匈奴传》记载，那时我国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带还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蒙古人统治这些地方

的时候，我国西部边远的地方，人和自然关系和谐，各

自相安，没有暴露出相互对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司马迁超前客观真实，把

这个尚未形成的自然问题作为自己协作《史记》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认为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

一课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尽管汉代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分野还远不像现代这样清晰，但司马迁毕竟不

是张衡，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文学家，最多只

能说是个社会科学家，从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的具体

内容，也能看出来他在书中对自然现象没有什么描述。

纵观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和《史记》的内容结构，"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

之纪，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

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

书》）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主要以人物传

记为载体，以人事为中心内容，来研究人际（君臣）关

系，历史兴替规律为宗旨的书。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春

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虔心着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至于自然现象如何、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关系怎

样，书中却从不见其涉笔。我想世称"史圣"的司马迁

该不会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驾权不了笔墨，偏离自

己的写作目的吧，更不要说当时中国通往西亚、欧洲的

丝绸之路远未打通，中国人当时只知道"天圆地方"，

根本就无从知道"人类"――地球上其他洲还有人。

对于司马迁阐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中的"天"、"人"到底应作何

解释，我也查过几本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汉语大字典》（主编宛志文，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没有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把

"人"解释为人类的。与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汉语

大字典》）"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辞

海》）但这两个字都分别还有其他的义项。《汉语大字

典》中的"天"字条对"天"解释义项第14则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我认为司马迁在这句话

中把"天"和"人"并列对举，"天"之义应该为"古

代君王，人伦中的尊者"，而"人"应为《辞海》中

"人"字条之第②条义项；"泛指民众"。即《书》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时"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们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能把司

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所写的内容统

一起来了，化解了教科书中因解释之误造成的《史记》

写作目的的内容不统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径和遭

遇来看司马迁有没有研究国君和人臣之间关系的心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及自己的遭遇和写作《史

记》的心愿时说李陵征匈奴兵败被擒，"主上为之食不

甘味"，自己"诚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广主上之意"，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遂遭冤狱，被迫处以宫刑，"重为乡

党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写成《史记》，才能

"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或许能够有

力的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前后耿耿于怀的心结和他自

己所述写《史记》目的中的第一句话的意思。他要以史

为鉴，研究国君与百姓、皇上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惟有

这样理解，才符合《史记》是一部社会科学类巨著的本

质属性，才不至于由于人为的解释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个整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和《史

记》一书的具体内容弄得支离不堪，前后矛盾。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从他

一生的遭遇、心结以及他所写《史记》的实际内容来

看，我认为把《报任安书》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

"天"解释成"君王"或"人伦中的尊者"妥当，于情

于理于事实都无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对举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过《史记》写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关系，通晓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规律，成就

司马迁写史记篇5

陈麦青（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以下简称陈）：司马迁及其《史记》，是我国几千年史学的巨匠丰碑。今天的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司马迁史学的开创性？

朱维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以下简称朱）：作为名列中国史学大家之首的司马迁，他的《史记》，是公认的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历史著作。《史记》的写成，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初。它到底最终完成与否，究竟完成了多少，又被毁掉了多少，现在都已无法弄清楚。现存《史记》的内容，当然有后人的补写，除褚少孙之外，可考知的还有十余人。但不管怎样，全书的基调，应当还是司马迁的。

司马迁之前，已有诸如《春秋》等注意历史时间联系的编年史；又有像《国语》那样记述历史空间差异的国别史，以及个人或群体事迹活动的传记史的雏形《世本》等。司马迁综合这些编纂成果，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新形式，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以及七十列传五类体裁，共一百三十篇。不同的历史记录形式相互配合，构成有机整体，使《史记》成为同时代世界史学的一朵奇葩，无人能否认它的原创性。编纂形式涵泳着历史认知。《史记》由外在形式体现的认知高度，正是它的后继者难以企及的，因而在中世纪，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司马迁的写作动机，却都难以全面超越他首创的这一编纂形式，也就不能不将《史记》奉为“正史”编纂的圭臬。

司马迁的历史认知，便体现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以往中外学者论司马迁治史的这三原则，很少注意他对时代统治思潮的批判。其实，他在《儒林列传》序里，引述公孙弘申述的汉武帝的诏书律令，将儒者的任务，规定为“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已表明他的异化取向。你看，他把“明天人分际”，改成“究天人之际”，把“通古今之义”改成“通古今之变”，一二字之差，意义就大不一样。就是说，天人相关律仍然不明，古今变化的道理，也仍然未通。仅此一端，便意味着他在向现存的王法肯定的意识形态挑战，当然是离经叛道。

假如从这个角度审视司马迁的三原则，那就不能说对其人其书的研究，已无剩义。

例如吧，我们对他的“究天人之际”，弄懂了多少？西汉的太史令即是御前天文占星官，因而司马迁的本职，为主管天文历法占星候气，主持修订历法的工程。那时代，对于天体运行的观测，主要对于日月五星的运动周期的观测，精密与否，直接关系着历法的周密程度；而历法的误差，又直接对农业生产、宗教生活、思想信仰、皇权神威的混乱与否，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经验事实，使司马迁不能不相信天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律。他希望找到这个相关律，而且自以为找到了，那就是《史记·天官书》描述的以数序为表征的“天运”：“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个结论凸显七曜运行服从几个“大数”，正是由三、五体现的时段，支配着人间帝国的盛衰兴亡，无疑很神秘，没有超出传统占星术对历史变异的旧知，如《孟子》已有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类。过去一直讲这是反科学的迷信。但上世纪中叶以来中外天文史学者的研究，无不证明那是用占星术语表达的古典科学认知，是司马迁通过历法天文学实践概括的一种新知。它既纠正了荀况的天人无关论，也冲击着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说，而后者正是汉武帝钦定的“明天人分际”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柱。我们不能因为近代人文研究与自然科学的隔阂，以致史家多半将科学与迷信剥离的历史过程置诸度外，甚至把自己不懂的东西简单地以迷信来否定了事。关于这一点，我在《司马迁》一文中，曾经尝试予以厘清。

又如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已有上千种论著，并早有学者揭示司马迁主要考察的是当代史，要弄清秦亡汉兴的秘密。二十多年前，为了备课，我遍读海内有关司马迁历史观的论著，发现时贤大都避免直接讨论司马迁阐述“通古今之变”时再三强调的八个字：“承敝易变，使民不倦”（意为改变前朝留下的劣政，使民众不厌弃本朝）。这可能是环境造成的过度谨慎。但我以为，不指出这一点，便不能理解司马迁将人间变革同“得天统”与否的认识联系，因而在《司马迁》一文中说“通古今之变”，聚焦点就在“承敝易变”。近年的史学史论著，已对此点多有考察，是很对的。只是将它与司马迁的天人相关律结合起来研讨，似乎仍有不足。

总之，司马迁能实现“成一家之言”的取向，正在于他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品格，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坚持写出他相信是事实的东西，而不顾经义或时论是否认为悖谬。要说《史记》所以有原创性，这应是根本的动力所在。

陈：在后现代史学看来，所谓历史其实就像虚构的小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看《史记》，尤其是书中许多精彩的细节乃至生动的人物对话等等，难道都是作者纯凭想象的“神来之笔”？要是这样的话，那又如何解释上世纪初王静安先生由考索出土甲骨文献后写出的《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论文，从而证明《史记》所述殷代世系确属可信之类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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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史记》是司马迁根据他所掌握的史实材料作出的一个历史陈述。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地写得直接、明白，并且优美、可读。但后来的人一直不太承认他的准确。直至王国维的考证，才通过二重证据法，确定《史记·殷本纪》所述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基本可信。而近年陕西出土的二十九件西周青铜器中有关于西周孝王的铭文记载，又一次证实《史记》所述西周列王谱系是言之有据的。这表明，我们对《史记》中的历史陈述，包括那些细节描写、人物对话的真实与否，都不应该无端怀疑。作为太史令和受刑后的中书令，司马迁无疑能够看到当时宫廷藏书和档案材料，加上他游学的见闻和宦途交往，广泛了解历史遗存、人物踪迹和口头传说，使他据以撰写《史记》的素材，肯定包含随后湮灭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一个反证，就是历父子三人写成的《汉书》，“以论带史”，却对《史记》的历史陈述，有删改而无增补，还承认“其言秦汉详矣”。千年后人们不断重写秦亡楚败汉兴的那段历史，竟用《汉书》质疑《史记》，恰好表明彼辈同样陷入“以论带史”的怪圈。

至于西方后现代史学的说法，恐怕和他们的史学传统有关。比如稍晚于孔子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的观点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只是告诉别人曾经有人说过什么，而不必为这些说过的什么是否正确负责。但中国史学从孔子开始就很重视材料是否足征，讲求征而后信，强调多闻阙疑。这也是司马迁讲历史与先辈的一种共识。这种传统，对世界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从十九世纪初的黑格尔起，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没有历史哲学。这话又对又不对。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寓论于史，谁说中国中世纪没有历史哲学？但明清以来，统治者只许以君主的种种陋识统死全国的思想。例如清代的所谓乾嘉史学，最终与经学一样，被驱赶到狭小的考据天地，体现出权力干预的可怕。然而即使是乾嘉史学，出发点也是疑古，借口“六经皆史”，将怀疑的矛头直指构成意识形态基石的儒家经传及其历史依据，谁说那时的学者重“器”不重“道”？

历史研究，不能用逻辑推理来代替历史本身的研究。通观现在的史论，既不理会近代西方史学的逻辑思维，又不了解中国史学求真征信的传统，从某种程度上已陷入邯郸学步的窘境。

因此，需要重申马克思强调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马克思所代表的，当然也是一种西方的传统。但在方法论上，我以为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陈：其实，从历史上看，有关司马迁其人其书，好像一直是纷争不息的话题；而从近世以来的学术研究来说，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那么，我们今天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思路和方法来深化对其人其书的认识和理解？或者说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朱：首先，不能只停留于那些空洞、肤浅的赞美，或者同样皮相的质疑或批判。我还是固执陋见，以为对历史，除非已知“是什么”，就很难质疑“为什么”。比如对司马迁在史学编纂上的开创性，虽然一直在讲，但他如何开创？原创性的表征为何？迄今缺乏实事求是的见解。又由于长期以来过细的专业分工，我们这些人文学者，往往既不懂自然科学，又不善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常常抱残守缺，以袭取百年来陈说为能事。当然，更糟的是跟风，以揣摩时尚的流行色为能事。以此论司马迁，没有不堕入伪史学窠臼的。

第二，要注意历史研究决不等同于“传统国学”。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不是为皇帝写的，他想写出历史的真实。这样的历史，与别人包括皇帝在内喜欢不喜欢、书中揭露的那些史实是否中肯，是两回事。因此，说司马迁如何如何进步，其《史记》具有人民性、进步性等等，这类论调之所以很难获得史学史家的认同，理由也许在彼不在此。

第三，是必须注重史实的考信。有人把对材料的不重视归咎于五四，这是错解。真正怀疑《史记》述古真实性的，是《古史辨》学派。他们的见解，其实源于魏源、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派。还在清末民初，章太炎等已批评这班疑古论者的方法论错误，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史实的有据、考信。随着甲骨金文研究和殷墟发掘提供的史料，连《古史辨》的实际首领胡适，也不得不声明要转而“信古”。时过八十年，那些满脑子历史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论者，从中获得怎样的教训？难说。

第四，司马迁的《史记》不仅遣词造句十分注意准确，而且行文明白流畅，描述生动优美。他总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来得出结论，而不是抽象地高谈理论。这一点，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恐怕就很少能及得上。

司马迁写史记篇6

关键词：《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刘邦；尊崇汉朝的程度

《史记》与《汉书》位居二十四史的前两史，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常被誉为中国史学上的“双子星”[1]。一部是纪传体通史的鼻祖，一部是纪传体断代史的典范。可是历来对马班异同的专著不多，而对《史记》的研究较多，在今人的研究，以我国学者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以及韩国学者朴宰雨的《比较研究》等几部论著最有代表性。

在当代随着我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史记》和《汉书》的研究视角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两书中的相同人物刻画的角度，司马迁和班固的经历对比等诸方面对《史记》和《汉书》进行对比，而从尊崇汉朝的程度而言，《汉书》比《史记》更深。下文从《史记・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的文字处理，对刘邦的描写，以及影响马班的尊崇汉朝程度的原因等方面，加以论证《汉书》比《史记》尊崇汉朝的程度更深。

一、两书中对刘邦的称谓不同

在班固的《汉书・高帝纪》中，对刘邦的称谓多用敬称，用“高祖”一词39次[7]，“帝”一词7次，“上”一词75次，显得非常地统一而且恭敬有礼。司马迁的《史记》则不然。虽然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称刘邦为“高祖”的，可是在记载刘邦自起义到称沛公之间的事情时，是称刘邦为“刘季”，《高祖本纪》中用了“刘季”14次[7]。季是刘邦的排行，司马迁用刘邦的排行来取代其名。仅从这一点看，司马迁与班固的毕恭毕敬有很大的不同，体现出的尊崇汉朝的程度较弱。

二、班固为维护刘邦形象，在《高帝纪》中有意删改

在《汉书・高帝纪》中可以看到对于一些不利于高祖形象的事情，班固有意删改内容。例如鸿门宴一事，在《史记・高祖本纪》曾记载：范增对项羽说，如果今日让刘邦活着回去，以后项羽军中人必定成为他的俘虏。“对于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司马迁用了1500字来描绘，可以说刻画得十分精彩。然而到了班固的《汉书》中却被删减成了大约500字，去掉了近三分之二，只留下对事件的一个大致刻画，这不能说是无意而为之。”[1]而在楚汉相争中，刘邦处于劣势，项羽处于优势地位的相关史实，班固则有意地进行压缩，增加了能够突出刘邦英雄形象的史料，如安排了刘邦出生和斩蛇的神话，来树立刘邦的光辉形象，这也显现班固的尊崇汉朝的程度较深。

三、两书对刘邦的赞语的不同

在《汉书・高帝纪》赞语云：“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在此只能看出本于五德终始说的尊崇汉朝的意思，而看不出《史记》的另一种通变古今的精神。而《史记》中也或有尊崇汉朝的意思，《史记・高祖本纪》赞语云：“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但比起《汉书・高帝纪》赞语，其尊汉之意颇弱。

四、《史记》与《汉书》尊崇汉朝的程度不同的原因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汉书》比《史记》的尊崇汉朝的程度更深。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一结果呢？

（一）家庭出身

司、班都是陕西人。司马迁的出身在并不显要的史官家庭。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虚心请教，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而班固出身在显要的外戚家庭，有正统的家学传统及良好的教育环境，并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可见，一个是好学、善于主动求教，思维活跃、观点独特，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被动的接受传统，死板束缚，缺少见识。不同的家庭出身对两位史学家以后著史有着一定的影响。

（二）写作性质、目的

《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私人著书；而班固撰写《汉书》则是为了“纬六经，缀道纲”，为朝廷办事，谨守传统，宣扬汉室，有所顾虑。在班固“综其行事”，进行写作时，他是时刻注意“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的。他融汉代儒学，通过写史来为汉王朝既定统治服务的目的非常明确。故此，《汉书》的尊崇汉朝的程度必定比《史记》的浓厚。

（三）司马迁与班固的所用材料、写作风格

司马迁少年时代对生活有丰富的体验，做了太史令后因职务之便阅读了许多书籍，后来随驾巡行，实地考察，接触现实，这种经历使他的视野开阔，取材甚为广泛。而这种亲身游历和调查，使得司马迁更具有求实得精神。班固曾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班固所用材料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再就是刘向、刘歆、扬雄等人的成果，以及班固引用了大量辞赋散文，影响了叙事的连贯性和人物的刻画，并且文中多用古字、古训，使阅读起来比较艰难，少了《史记》的批判锋芒，从而更显《汉书》的尊崇汉朝的思想浓烈。

通过阅读分析比较《史记・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可以看出，《汉书》比《史记》的尊崇汉朝的程度较深。这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家庭出身，写作性质与目的，所用材料与写作风格不同。班固的《汉书》是官修史书，为统治者服务，必然有所忌讳，无法像司马迁一样就事论事，批判求实。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汉书》的价值所在。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著作，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郑丽冰.《史记》与《汉书》批判精神之对比[J].文教资料，2011（12）.

[2]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M].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3]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41―394页.

[4]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4页.

[5]刘雪彦.《史记》和《汉书》的比较[J].历史学研究，2011（1）.

司马迁写史记篇7

两千多年后，有个叫高光的作家把笔伸向了司马迁，然后向世人交出了一部与《史记》的文字量几乎相等的长篇历史小说《司马迁》。高光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告诉人们司马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写作《史记》这部煌煌巨著之中和之后，其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落寞、煎熬和震颤。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有着浓浓烈烈的入世情结，他们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当生杀予夺的大权系于皇帝的一时喜怒之时，自认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显得不那么合时宜和识时务了。如此，他们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剧的色彩。

高光用悲悯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司马迁，几近轻柔与心疼。当司马迁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那样被汉武帝刘彻后，在世人眼里，苟延残喘的司马迁只剩下了卑微琐碎，躯壳已经残损，男人的生命在顷刻间坍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损的人写下了《史记》这样的不朽篇章。

《司马迁》是一部充满激情并令人震撼的作品。作者将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放置在历史和生命的十字路口――他们在迷茫，在徘徊，在选择，同时也在自我袒露与解剖。那种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政治命运和遭遇，在历史深处显得那么无助和悲凉，那么摄人心魄，令所有的人在读过书后都如同历经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噩梦。不论是帝王刘彻还是文人司马迁，不论是丞相田还是优人东方朔，不论是豪强郭解还是酷吏张汤，不论是西域归来的张骞还是在大漠呼号的苏武，他们都在进行着自己人生的选择与放弃，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他们在选择与放弃间癫狂和悲哭，在选择与放弃间书写着自己的《本纪》《列传》。或飞扬跋扈，或处变不惊，或尴尬苦笑，或八面玲珑，或慨然自尽。或卑琐求生，一个个人物就那样鲜活地存在于历史的生命中。

历经心灵的疼痛与抽搐，作者用自己的文字将那段历史的悲壮、凄凉、凛傲、卑微、哀怨和无奈娓娓道来，不缓不急，却又那么真实，简约，洞明，犀利，直面生命的惨烈与重量。透过大汉皇宫腐暗昏黄的窗棂，透过那阴森骇人的牢狱之刑，透过那冷艳凄美的绝世恋情，透过那古老高亢披发踏足的远古歌舞，作者让我们在心悸之余阅尽了命运的多舛、生命的迷雾、政治的凶险、人心的繁复。“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残阳如血，长歌当哭，让你血脉贲张、爱恨难言。

梦里不知身是客，司马迁一生都以为自己在进行一项不朽的伟业，他一次次咬紧牙关强行嚼碎了他作为男人所遭受的天大的屈辱，他以为完成《史记》之后他的死就随之变得重如泰山，然而。在汉武帝刘彻的心里，他的死却依然轻如鸿毛。因此，刘彻把杀死司马迁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有如给后人留下一件礼物。

可以想象，当作者在追溯司马迁内心世界的那种尴尬、无奈和痛楚的时候。他自己也无法平静下来，无法不痛心疾首，并被司马迁一次次带入一个万劫不复之地。我们甚至能看到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那只手一直在颤抖，看到他在隆冬的写作中一次次大汗淋漓。写着写着，高光竞物我两忘，以至分不清到底是他在写《司马迁》，还是《司马迁》在写他自己了。于是他在写完《司马迁》之后，说：“司马迁在生命过程中的种种努力，成了一代代文人的生命写照。也就是说，你只能像他，你舍此无他，你只是他的一个翻版，被他二，代代一次次一层层地翻印。”

思筹之路

当一个响彻古今的姓名，跟自己的内心一拍即合时，这会是怎样的一种震撼与感动!高光写《司马迁》，是一种灵魂的书写，一种精魂的提炼。而李丹阳用一颗敏感的心去触及作者的每一次捕捉、每一丝悸动，这是一种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实战演练

1　为什么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剧的色彩”?

2　根据上下文，解释文中画线句子的含义。

(1)在选择与放弃间书写着自己的“本纪”“列传”。

(2)分不清到底是他在写《司马迁》，还是《司马迁》在写他自己了。

3　文章末尾引用高光的原话，表现了高光怎样的感情?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答案解析

1　因为中国传统文人有着浓烈的入世情结，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但皇帝一时喜怒间，他们往往就不那么合时宜和识时务了，这必然会遭到皇帝的厌弃甚至杀害，所以说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生便注定要烙上悲剧的色彩”。

2　(1)高光让小说伺马迁》中的人物用自己的选择和放弃完成了自己或壮烈或卑微的人生历程。

(2)高光写小说《司马迁》写得物我两忘了，他的内心世界也像司马迁那样尴尬、无奈和痛楚了。

司马迁写史记篇8

据第10册《司马迁发愤写史记》一文，我们能丛冢了解到《史记》是司马迁在监狱里写的．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会入狱呢？原因就是因为李陵事件．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心投入转写史记时，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那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率领士兵讨伐匈奴．在对匈奴的作战中，汉武帝用亲戚，擅长于乐器的李广利来担任总指挥．李陵不甘心让这个不学无术的庸才当总指挥，就请求带5000士兵作战．他正苦恼能不能行时，汉武帝居然答应了，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汉武帝是这样想的：看你如何残败！

李陵如愿以偿了，他经过八个昼夜昏天黑地的战斗，杀死了10000多匈奴，但是，李广利和他因为汉武帝的原因，本来就有些不和．这一次李陵得不到他的后援，不幸被俘虏了．

李陵打了败仗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本希望他能在这次战争中死亡，但听说他投降于匈奴，十分愤怒．满朝的文武官员察言观色，顺着汉武帝的看法，前几天还称赞着李陵的英勇，今天，却因为怕小命不保而纷纷顺着汉武帝的意指责李陵．汉武帝发现司马迁沉默不语，便询问他对这事件的看法．司马迁一边安慰汉武帝，一边尽全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很孝顺他的母亲，对朋友也很讲信义，对别人也很谦虚礼让，对士兵也很有恩信，国家的大事常常奋不顾身地去努力把它做到最好．他说：＂李陵只率领5000步兵，就能杀死10000多兵，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奋勇杀敌．他投靠了匈奴，一定是想日后寻找适当的机会报答汉族．＂

他的直言激怒了汉武帝，他认为司马迁是在贬低他夫人的哥哥李广利，所以他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不久，又有传闻说李陵带匈奴兵来打汉族，昏庸的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替李陵辩护而被判死刑．司马迁因为想到还没有完成史记，才忍辱负重地活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留下了流传至今的著名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就这样,司马迁发愤写作，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完成了辉煌的

司马迁写史记篇9

关键词：《史记》、人物刻画、艺术

《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司马迁在人物刻画技巧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离不开他对前人卓越成就的继承，但更离不开自身的吸收和创造。

一、遭受宫刑的潜在影响力

谈及悲剧性，伏尔盖特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非常精细的分析使之具有独特的见解。他概括为：“强烈的、异乎寻常的苦难，使它的牺牲者通过身体的毁灭或精神的崩溃，甚或两者同时并至，而走向最后的灾难。”①根据伏尔盖特的论述，《史记》无疑充满着悲剧精神。而司马迁悲剧的一生无疑使他成了伏尔盖特笔下的悲剧英雄。

司马迁写《史记》前后共花了十一二年，当他写到第六年时，因李陵打败仗并且被匈奴所俘这一事件，司马迁出于一腔不平之气替李陵辩解，不曾想到触怒汉武帝，被罚以宫刑。自古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②这对司马迁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人生顿时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中。司马迁一共罗列了十种受辱之事，而对于腐刑更是用了“最”、“极”之词，由此可知其所受之苦到了何种程度了。然而正是这难以道明的伤痛让司马迁的思想得到了升华，让他更加透彻的了解到统治集团的残酷和黑暗，这正是司马迁《史记》成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是这样特殊的经历，使得《史记》的思想内涵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在其叙事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带有对统治阶级的一种深刻的批判之意，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民主因素，更有一股浓郁的悲剧氛围。通读《史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全书大大小小的悲剧人物竟有一百二十多个，而以悲剧人物的姓字标题的竟亦有五十七篇。韩兆琦先生在《史记：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中指出：“《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是一部悲剧故事集。”由此可以探知，司马迁特殊的生命历程对《史记》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了。

二、作者情感的主观影响力

司马迁在塑造和刻画历史人物时，熔铸了其鲜明的爱憎情感，强烈的感染力让读者产生共鸣，从而使得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明和富有立体感。且看司马迁在书《李将军列传》即能深明其意。“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③，短短的两句诗虽不能总括李广不平凡的一生，但亦能使我们一窥全豹。李广一生功名显赫，然而天嫉其才，致使他一生时运不济，未能够封侯。李广于文帝之时，就已然崭露头角，然文帝虽识广之才，却并未重用李广。到景帝之时，跟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战功显赫，然只因李广私接梁王所授将军印而没有得到景帝的封赏。时至武帝，统治阶级的无情残酷让他心中的最后的烈火彻底的熄灭。三朝元老，虽有功有才，只因不得帝心，而落得如此境地，不可谓不悲，司马迁亦是为其不幸而深叹统治阶级的黑暗。司马迁在书写《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对卫青和霍去病却是缺乏应有的激情和重视，思索之或许多少都有李广的因素。卫青可以说是李广自刎身亡的帮凶之一，而霍去病就更加的可恨，射杀身为郎中令的李广的儿子李敢，只因汉武帝的包庇，徇私使得李敢枉死。由此观之，司马迁的情感偏颇是十分的明显，正是因为司马迁在李广身上注入了其诸多的情感和心血，才使得李广的形象有血有肉，才使得飞将军之威名千古不衰。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其所欣赏和赞叹之人毫不吝惜笔墨。《平原君列传》中的食客毛遂；《魏公子列传》中的夷门监者侯赢，于市井中的屠夫朱亥。这些人虽只是小人物，司马迁亦用饱含热情去刻画他们的光辉形象。有褒自然有贬，对于那些暴君酷吏，司马迁也是不吝惜笔墨加以贬责和批判，使之其恶行遗臭万年。或许正是司马迁爱的深切和恨的深切，才使得他在字里行间不自觉的喷薄着爱憎情感的波涛，如此的动人心弦，给读者内心以强烈的震动。

三、作者与历史人物悲剧情怀的共鸣

《史记》全书洋溢着浓郁的悲剧气息，主要体现为人物的悲剧，然其背后多少都是有司马迁的影子。《老残游记》的作者曾说过这样的话：“《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司马迁于人生最痛苦的时刻悟出了人生真正的价值，提出了震古烁今的至理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④更是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念，他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申述道：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业。⑤

这些皆是司马迁引古自喻，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磨难的人才能够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越王勾践受辱于会稽，被囚于吴，从万人敬仰的君王到阶下囚，对其打击可谓是十分大。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卧薪尝胆，最终得以灭吴雪耻。

以上所写的人物在《史记》中不胜枚数，然此中皆有司马迁之意志所融。司马迁刻画和塑造的历史人物有许多，他们之中有为坚守新事物而身死的商鞅；有才华出众、满怀爱国之心的仁人志士被谋害或被昏庸的君王杀害的；就连帝王也是虽其建有不世之伟业，却最终难免一死；有声张正义，视死如归的程婴和公孙杵；有坚守操守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这些人皆让人十分的同情。以上所举事例亦难总概全书，整部《史记》皆被司马迁的世界观所覆盖，故《史记》的悲剧气氛无处不在。不过《史记》悲剧人物的整个基调却不使人感到消极悲沉，反而能够激发读者的“士气”。《史记》和西方的悲剧以及中国后代的悲剧风格不是一个风格，其皆因司马迁独特的生命历程及世界观所影响造成的。

四、结语

总的来看，《史记》中运用了多种技法来刻画人物，并在刻画人物之时熔铸其鲜明的爱憎情感，从而引发读者强烈的共鸣。司马迁作为纪传文学的鼻祖，其杰出的人物刻画艺术，在文学方面，对古代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1.1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施丁，廉敏.史记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1

[4]韩兆琦.《史记》解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注解：

①伏尔盖特《论悲剧的美学》转引自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蒋孔阳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第228页

②孔安国（《古文孝经・开宗明义章》）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一版，第2页

③王昌龄，《出塞》出自管工光、杜贵晨，《唐宋诗选》，北京：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第44页

司马迁写史记篇10

《〈史记〉选读》主要分八个专题对《史记》作具体介绍。前六个专题以《史记》选文为载体，从司马迁其人其事和《史记》的体例、史家传统、理想人格、人物刻画艺术、叙事艺术等六个方面对《史记》作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其专题名称分别为：“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学究天人 体贯古今”“不虚美 不隐恶”“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摹形传神 千载如生”“善叙事理 其文疏荡”。剩余的两个专题“正史鼻祖 文章大宗”和“研究《史记》”则重点介绍了《史记》的影响与研究。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史记〉选读》实施教学呢？我想我们应该将它放到选修课教学的大范畴中去考虑。选修课有别于必修课，必修课强调基础的夯实，而选修课则强调发展与提高，因此我们不能将必修课中的那一套完全照搬到选修课的教学中来。落实到具体的《〈史记〉选读》教学，即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文言文知识的传授，满足于对文言故事的了解，我们还要努力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其实，细心研究教材的人便会发现，教材的每一个专题都给了我们内涵的启示，作者司马迁的每一个伟大精神都在专题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具体来讲，这些精神内涵分别为：

第一，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众所周知，司马迁创作《史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当《史记》“草创未就”之时，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激怒了汉武帝，身陷牢狱，遭遇腐刑。可贵的是，在屈辱面前，为了不辜负父亲临终的嘱托，为了履行史官的神圣职责，为了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司马迁能够直面人生，从容就辱，自请腐刑而无愠色。也正因为司马迁以最大的勇气，忍受了“最下”的屈辱，才为《史记》的创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种为理想而忍辱负重，为理想而执著追求的精神，不亚于文王、孔子、屈原等任何一位古人，实在令人钦佩。《〈史记〉选读》第一个专题“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收录了《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存目）》两篇文章，对司马迁的远大志向、坎坷经历和执著精神，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第二，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史记》是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历史巨著。全书囊括了政治制度、军事斗争、社会经济、学术思想、典章文化等各个方面，贯穿了作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求索精神。《〈史记〉选读》第二个专题“学究天人 体贯古今”选录了《夏本纪》《鲁周公世家》《河渠书》和《六国年表》四篇，极好地体现了作者探究天道人事关系、通晓古今变化规律的修史宗旨。在《夏本纪》和《鲁周公世家》中，作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客观史料的基础上，通过苦苦思索，深刻揭示了为民救民则兴、祸民害民则衰的历史发展规律。在《河渠书》和《六国年表》中，作者则以史讽今，既对汉治水的迷信思想做了揭露，又力挺秦国，批判了汉完全否定秦之贡献的偏见。

第三，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求实，即要求史学家作史有根有据，求是存真。这就要求史学家既要持严谨审慎的态度去说真话，又要有勇敢无畏的胆量去抒真情，真正做到不掩盖历史真相，不作出有失公正的评价。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优秀。他记述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不作全盘的肯定或否定，而是依据事实给予客观辩证的评价。即使是一些大人物，到了司马迁笔下，也被拂去神圣灵异的光环，还之以普通人的本来面目。《〈史记〉选读》第三个专题“不虚美 不隐恶”有《高祖本纪》和《李将军列传》两篇，其中既有刘邦的雄才大略、礼贤下士，又有刘邦的奸诈圆滑、不讲信义；既有李广的勇武不凡、廉洁爱士，又有李广的小肚鸡肠、公报私仇。此两人一为当朝的先祖、开国的皇帝，一为后世的英雄、人民的偶像，在作者笔下却依然瑕丝缕缕，其秉笔直书的求实精神可见一斑。

第四，凸显灵魂的人本精神。司马迁是极具人本精神的人。他善传游侠，是第一位以人为本来记载历史的人。他为人作传，重视挖掘人物内在的灵魂，不仅仅满足于人物做了什么，更要探寻人物为什么这么做。他喜欢将人物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结合人物所处的环境氛围，思考支配人物命运发展的潜在力量。当然，司马迁的人本精神最主要还体现在，他推崇、赞美拥有高贵品格和精神的人，并竭力以此为范，去教育、感召后人。在这层意义上，《〈史记〉选读》第四个专题“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节选了《孔子世家》《管仲列传》和《屈原列传》三篇。读《孔子世家》，我们会感受到孔子的博学乐学、沉静坚强，为他的高贵品格和永不言弃的精神所折服；读《管仲列传》，我们会感受到管仲务本求实、以民为本的为政见解与才能，被他因势利导、转败为功的政治家风范所折服；读《屈原列传》，我们会感受到屈原爱国忠君、坚贞不渝的情感，为他出淤泥而不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洁人格所折服。

第五，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司马迁的为文精神是一丝不苟的、认真的。他善于通过尖锐的冲突、生动的细节、个性化的语言、精彩的议论写人，善于采用烘托、描写、夸张以及互见互补等手法，细致认真地将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形神兼备。《史记》全书记录了上自帝王将相、国戚朝臣，下至刺客游侠、士农工商，乃至医卜倡优、番夷首领等四千多个人物，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一百多人。司马迁的叙事也是极其认真讲究的。他叙事脉络婉转多变，有合传有分传，有详写有略写，常常追根溯源，揭示隐藏在深层的决定性因素。他尤其善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他能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手法，将宏大场面与琐碎细节自然和谐地组合为有机的整体。《〈史记〉选读》“摹形传神 千载如生”专题有《项羽本纪》一文，文章以极尽辗转腾挪之能事的笔法，描绘出项羽性格的多个侧面：或英雄气短，慷慨悲歌；或愤懑不平，决死快战；或叱咤阵前，神威不减；或兵败自刎，坦荡磊落……淋漓尽致地传达出项羽这一悲剧英雄的形象与神采。另外，“善叙事理 其文疏荡”专题中《秦始皇本纪》的叙事手法也堪称一流。文章以秦始皇和秦二世的活动为中心，逐年叙写，简中有繁，概括与重笔相间，通篇读来，不仅给人以历史的原貌，还可以使人感到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两代帝王的形象活脱脱地呈现在眼前。

第六，不拘一格的开创精神。《〈史记〉选读》第六个专题“正史鼻祖 文章大宗”分别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对这一精神进行了阐述。就史学而言，首先，它开创了纪传体的先河。《史记》以纪、传为干，综合古体体裁，体例完备，是中国第一部“纪”“传”“表”“书”俱全的正史。其次，它开创了全面摹写历史的先河。以记载人事而言，“本纪”“世家”“列传”各有侧重，它所要记载的人物不限于王侯将相，而是遍于社会各阶层；以记述层面而言，它包罗万象，不限于政治范畴，学术思想、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有所涉及。再次，它还开创了通史体裁的先河。在《史记》之前，古史大多以编年为主，且多缺乏完整性与统一性，惟有《史记》贯通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当然，在文学方面，《史记》的开创性也是很明显的，无论是传记文学，还是小说、戏剧、诗歌，都受到了它的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