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十篇

司马迁史记篇1

司马迁和司马光不是哥俩，两个人一个在西汉、一个在北宋，相差了1000多年。之所以他们的姓名里面有两个字相同，是因为他们的姓是“复姓”，姓就有两个字。作为姓氏的“司马”来源于古代的官职名称――“司”有“主管、负责”的意思，“司马”就是管马的官。可是您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官，同样是管马，它和孙悟空当的那个“弼马温”是有天壤之别的，它是负责军务的国家最高官员之一。

怎么会这样呢？管马就那么重要吗？回答是：对的！因为马进入军队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兵种――骑兵，这对战争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原先的步兵来说，骑兵的出现是一场噩梦，他们速度快、机动性强、冲击力大，还可以用马拉动战车――简直就是古代的坦克。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常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国”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强大实力，比的就是战马和战车的数量。所以司马是最高官员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最先用“司马”作姓氏的人，不是做过司马，就是祖先有人做过司马。这样的家族在最早的时候有教育资源上的优势，后来也往往传承了重视教育的家风，所以子弟中成才的比例也会很高。司马家族出来的大人物就有司马迁、司马光、司马相如、司马懿等等。然而，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并不一定会成为人才，他们能够成才还是因为具备了优秀的品质。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棒的史书，作者司马迁因此被称为“历史之父”，他又有哪些过人的优秀品质呢？

司马迁从小就是个刻苦、自立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司马迁就在父亲的启蒙下开始习字读书。还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到京城担任记载史事、编写史书的太史令，而留在家乡的司马迁一边学习种地、放牛，一边自己刻苦攻读。后来，他的水平越来越高，但仍不断学习，被两位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接受为学生。孔安国是孔子的十世孙，他和董仲舒都是当时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在他们的指导下，司马迁的学问更加深厚，并且建立了成熟的历史价值观。

司马迁也是个十分勤勉、认真的人。长大成人后，司马迁到京城投奔父亲，在父亲身边学习历史知识，对史学的兴趣更加浓厚。20岁的时候，父亲让司马迁去游历天下，搜集流散在民间的遗闻旧事。他从现在的陕西西安出发，足迹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水陆交通是远没有现在发达的，出门旅行是一件特别艰苦和危险的事情。但司马迁不怕苦累，在游历中印证自己所学，并采集了书籍上没有记载的大量史实。

司马迁还有着正直、求实的性格品质。游历归来后，司马迁在朝廷担任了官职，用心结识天下贤能之士，其中包括贾谊、樊哙、冯唐的子孙。后来又担任了太史令。在他47岁的时候，将军李陵在西北与匈奴作战时被俘降常汉武帝十分愤怒，群臣也都声讨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说：“李陵对父母孝敬，与人交往讲信用，为国打仗奋不顾身，一向有国士之风。况且他带五千步兵，深入敌后，吸引敌军主力，杀敌上万，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他之所以被俘未死，是想建立曹沫那样的功绩呀。”曹沫是春秋时鲁国大将，因劫持齐桓公而要回了鲁国被占领的国土（故事见2016年第7-8期《武艺高强的刺客们》）。但汉武帝没接受司马迁的说辞，而将他定了死罪。

司马迁在面对困境时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了人生追求而忍辱负重。当时的死罪可以有两种办法赎代，一种是用大量金钱赎买，一种是用宫刑代替。但很多没有钱的人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意受宫刑的屈辱。司马迁没有钱，也不想受辱，但他想到没有完成的史学事业，想到孔子在困顿时作了《春秋》、屈原在流放时作了《离骚》、左丘明在失明之后完成了《国语》、孙膑在被切掉膝盖后编纂了《兵法》，于是他选择为了追求而活下来。

《史记》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首，也是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年间3000多年的历史，无论从体例上、叙事手法上还是思想价值观上，都对后世史书有巨大影响。它还兼具极高的文学价值，被现代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能完成这部恢弘的巨著，正是刻苦、自立的性格为他打下了学识基础，勤勉、认真的态度为他积累了史学知识，正直、求实的品质为他确立了写作原则，坚韧不拔的精神为他铸就了人生辉煌。

司马迁史记篇2

关键词：司马迁 史记 文本 生死观

司马迁作《史记》“成一家之言”，《史记》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件事件，除了基于史实之外，更多的是寄寓了司马迁本人的主观思想，融合了自身特殊而深沉的情感，渗透了他对人生、对生死全面透彻的理解与感悟。所以我们读《史记》，评析作品里面的人物形象时，都是在读司马迁的故事，在读司马迁本人。

一、司马迁身世以及经历对《史记》生死观形成的影响

司马迁忍辱含垢作《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姑且不论其在文学界、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单就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不可胜数，我们也从中获益良多，其一言一行都传递着一种悲壮，从他本人身上就可以读出他对于生死的态度。

（一）以生死争正义，史官的抉择。史官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奇特的官吏之一，他们为前代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他们存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朝的控制力。史官这种官职并没有什么实际职权、反而有不小的风险，也因此成为了能够左右世人思想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从他数十年著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史官是他最为认同的身份与角色。

（二）为忠臣义士辩护。对于李陵这件事，司马迁一直是心有余悸的，对同朝为官的同僚们的那样一种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充满了愤慨，同时对李陵本人，他也充满了同情。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的时候，他便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坦率地说了他的看法。司马迁说出了肺腑之言，这也为自己的活罪埋下祸根。

敢于说真话，勇于说实话，太可贵了，只是源于他有一颗正直的心，一个刚正不阿的灵魂，这才能让他永不朽！

（三）含恨承志著青史。人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是要让它闪光，要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而待后人评说，仅仅以一死来抗争黑暗，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无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

二、《史记》中蕴含的生死观

《史记》中描写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身上都有司马迁给他们贴的特定“标签”，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牵动着司马迁的心，这些人物的生死抉择不尽相同，本节将从人物命运的角度来分析《史记》中所蕴含的生死观。

（一）讲求道义精神，甘心为知己者死的生死观。《史记》中充斥着一股蓬勃的道义精神。这也是司马迁的文化人格在作品中的折射。道义精神在《史记》中是指一个人在行动中必须尊奉的基本准则，是上古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理念精神。

鲁仲连为人重义，“好奇伟锻傥之画策”，好持高洁而不仕，喜爱替人排忧解难。他游于赵国，会秦围赵，而魏亲秦，魏将新垣衍欲令赵国尊秦国为帝。鲁仲连义不帝秦，面对辩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最终令新垣衍心服口服：“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他，他却再三辞让，终不肯受。后齐将田单反攻聊城，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仲连于是写信给燕之守将，动之以利害，使燕将自杀，聊城乱，不战而下。齐欲爵赏他，他却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言出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司马迁肯定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重道义，为知己者死，体现了士人们高昂的精神理念和讲情重义、知恩图报、勇于赴死的文化精神。

（二）“忍辱以求生”的生死观。和“士可杀不可辱”相对应的另外一种生死观是“忍辱以求生”，这样一种生死观讲究人生的价值、注重生命的质量，一时的屈辱算不了什么，痛定思痛，暂时忍辱来求得生存的伟大。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有时不得不使自己忍受在精神尊严等方面让人难堪的耻辱。

在这方面，司马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在被怀疑是有“诬罔”这样的“大不敬”的欺君之罪之后，司马迁其实是有两个选择可以免死的：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正所谓“募死罪入赎钱五十减死一等”，二是景帝时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于是只能在死和腐刑中做选择，他最终选择了腐刑。司马迁十分痛苦，陷入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话语一直萦绕在他耳畔，声如洪钟，使他不得不记住自己的使命。

楚国伍子胥，父兄都被楚平王杀害，他先是逃到郑国，后来由于太子建对郑国图谋不轨而事败，只好冒着凶险逃过昭关，在渔人的帮助下，逃到吴国，沿途乞讨，受尽屈辱。然而，深藏在他心中的复仇烈焰始终不灭，最后他终于干成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司马迁以欣赏的语气评价说：“太史公日：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三、《史记》中司马迁生死观的具体表现

（一）面对死亡，从容坦然。项羽垓下战败，乌江不渡，自刎以谢江东父老，以殉霸业；伯夷、叔齐让国不就，及周伐纣，义阻武王，不为见纳，退而不食周粟，采薇作歌，饿死于首阳山；屈原生而具有“内美”，终身实践一个“修”字，然而却为小人所忌，被谗见疏，终为放逐，直至“伏清白以死直兮”（《楚辞・离骚》），“不毕辞而赴渊兮”（《楚辞・惜往日》），是为理想和高尚的节操而殒身；白起宁死不做败军之将；李广引刀自刎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二）善于权衡，明于生死。《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所囚，楚平王以伍奢名义派人来召伍氏兄弟回郢，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情势是一样的。于是兄弟二人分别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一个束手就擒回去陪着父亲一起死，一个杀出重围历尽磨难逃到吴国。在这里，伍氏兄弟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日后能报大仇的，那就“活”下去，因此不必顾忌眼下被人视为大逆不道；日后无以有所作为的，那就不如现在“死”，还能落一个忠义孝顺之名。最终，伍子胥不仅报了杀父之仇，而且成就了功名事业。

四、结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司马迁在人格尊严受到了巨大伤害面前，没有选择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了延续自己的精神。保存自己的价值，用写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立言”的方式来践行人生价值。从《史记》文本中就可以窥探出司马迁生死观的特殊含义，这个时候司马迁创作的行为本身已经具有了生命意义，这个时候躯体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选择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并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程捷.试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J].人文杂志， 2002（02）.

[2]刘道锋.从“史记”文本看司马迁的生死观[J].语文学刊， 2009（1）.

[3]张黎.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5（1）.

[4]时红明.“报任安书”，让你了解真正的司马迁[J].文学长廊.

司马迁史记篇3

1 多方游历走遍神州，考察历史文物，躬行核证文献传说

司马迁一生游历很多地方，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二十岁那年，他就开始了漫游生活。此次远游历时两三年，司马迁穿过了今陕、鄂、湘、赣、苏、浙、皖、鲁、豫九省，走访古迹名胜，考察史料文物，行程近三万里，采集了大量旧闻传说。

回到长安以后，司马迁“仕为郎中”，被派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安抚边民。“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他借机深入调查西南各地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用一年多的时间，踏遍西南，直到云贵一带。以后，又多次侍从武帝巡狩封禅，在考察游览名山大川的同时，熟悉地理、采风察俗、考证文献典籍，获得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对后来撰写《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游历，司马迁实地调查历史踪迹，用自身见闻来研究审核档案典籍文献传说，《史记》读来格外真实生动。

根据实地考察，他还核查订正了一些前人的说法，网罗了大批的散佚旧闻。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与秦朝时间上相距不远，发生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多有遗迹或传人。所以，司马迁的多次游历不仅考察了前朝的足迹，探访了历史主人公的后人或村人，搜集了大量的散佚旧闻，使《史记》的内容更加丰满可信，而且因为实践探访得来的材料本身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对于考证文献记载的真伪意义更为重大。如，《淮阴侯列传》中关于“韩信容忍胯下之辱”的故事，《项羽本纪》中，关于刘邦为争霸不顾其父安危的无赖形象等，这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在汉朝官方的正史文档中都是不可能有的，为今天能够更好地了解楚汉及其以前将相名臣的行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在游历的过程中，他还目睹、实地采访了很多人，收集了很多民间口述档案和旧闻传说，考证了文献史料。如，在《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他否认荆轲刺伤秦王的说法就是依据当事人后代的证言……这种实地的调查采访，为后来撰写《史记》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2 旁征博引档案史料，精心撰写《史记》巨著

2.1 灵活引用摘录汉朝宫廷档案。汉初，官府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和保护工作,建造了众多的档案库房用以保护档案典籍，如天禄阁、石渠阁、兰台、东观等。这些库房所藏档案资料十分丰富，既收藏了很多前朝的律令、图籍、典册及各类秘书档案图籍，又收集了很多汉代历朝皇帝的制、诏、律令、章奏及各类舆图和州郡上交的计簿等档案资料。先后身为太史公、中书令的司马迁能够阅读并充分利用这些库房中的档案材料及当朝中央政府和各地形成的文书档案,为撰写《史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史记》中，灵活引用摘录公文档案材料的例子随处可见。如，《燕召公世家第四》中的“（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等。书中记载的年号纪年，用第一人称“我”字来记述燕国历史，显然是燕国史官记注本国史事的口吻，可见是摘录燕国档案的证明。在其他的《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中，直接引用或摘录诏书、奏折等档案材料原文内容更是不胜枚举，司马迁创造了收藏利用档案与编修史书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2.2 广泛查阅图书典籍，著述翔实丰满。汉朝建立以后，“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武帝时代，广开献书之路，搜集与整理书籍形成热潮。《汉书》记载：“于是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官府搜集的丰富藏书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创造了良好的查阅文献基础和客观条件。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曰：“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指的就是他广泛阅览整理国家档案库房里的文书典籍。身为太史公，这也是司马迁的岗位工作，他充分利用了职务职责优势。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可以很方便地查阅浩瀚的图书文献，并在著述中活引活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最多的文献是《尚书》、《左传》、《国语》、《诗经》及《论语》、《战国策》等经典。后世有学者统计司马迁在《史记》各篇中谈到的材料，取材总数有一百多种。难怪班彪说“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3 司马迁对档案典籍利用的贡献及与后世出土竹简档案

3.1 “述而不作”，“整齐世传”。司马迁在阐述撰写《史记》的目的时说：“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表明自己身为太史公，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记载天子的明圣盛德和名臣贤大夫的功业，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在这里，他强调自己所作的只是“述”，缀述旧事，记录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故事，整理贤君名臣英雄豪杰的家世传记，而不是所谓的创“作”，意即只述而不作。《史记》中的人物和事件，远古的多采自《尚书》、《春秋》等典籍或史书，汉朝当代的则主要采用官府文书及档案资料。

3.2 “疑则传疑”、“疑者阙焉”。面对浩繁的档案文献资料，司马迁不是随便引用,而是经过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订选材，对没有鉴辨清楚、难做结论的问题则交代明白，或者列出存疑。如，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上有醴泉、瑶池’……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实事求是，自己不能确定的决不随意去写。

司马迁史记篇4

写作背景：

一，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

二，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三，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此期间他坚持编写《史记》。

（来源：文章屋网 ）

司马迁史记篇5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隐士；辩证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212-02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鹤立独行的群体。在历史的潮流中，他们若隐若现，却长存青史。范晔在《后汉书》中阐释士人归隐的原因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或许是气性高节而不与现实污浊为伍；或许是在洪流般的中明哲保身。尽管归隐的心态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归隐情节不仅是历代士人所追求的境界之宗，并且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另人倾慕的精神语境。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隐士以及“归隐”的看法。

一、得仁而有所怨，司马迁的同情与褒赞

《史记・伯夷列传》将伯夷和叔齐定型为中国隐士的最高标准。司马迁引孔子之言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表达了对伯夷叔齐的肯定态度。但他又补充道：“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可见其与孔子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司马迁用一“悲”字表达对以伯夷和叔齐之类的隐士的经历的感受，区别于孔子所谓“得仁”而“又何怨”，即“得仁”而“有所怨”。

司马迁有着与伯夷和叔齐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反对当政者的不礼的暴力施政，他们都执著的坚持着自己的思想。司马迁感叹着为什么历史上的人才都不能被重用，他发出了“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伯夷和叔齐是不可否认的善人，然而终以饿死收场，司马迁在批判天道，其实也是在批评君道。他认为自己和伯夷叔齐一样，都生不逢时，所以悲从中来。正是司马迁这种曲折的经历使他与这些先贤在坚持个人主、不畏强权的领域达成了一致，所以他同情、赞美伯夷和叔齐，“悲伯夷之意”。

二、湮灭而不称，司马迁的怀疑与思考

司马迁对于伯夷与叔齐对“仁”的执著大加赞赏，但他却对于他们归隐乃致“不食周粟”绝食而亡的具体做法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以《屈原列传》做对比，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的赞美之情溢于纸上，并且多用抒情手法，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但在《伯夷叔齐列传》中，司马迁仅用叙事手法将他们的一生潦草带过，随即又将笔触延伸至颜渊一事，通过伯夷叔齐与颜渊的类比而感慨：“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归隐虽能内向性地修身达仁，但若不是因为孔子的褒奖，那么世人可能早就忘记了伯夷和叔齐二人了，如此而湮灭于历史之中，岂不更加可悲？可见，司马迁对于伯夷和叔齐的具体“达仁”的做法有着自己的怀疑和思考。

司马迁将伯夷和叔齐的遭遇根源就在总结在一个“怨”字之上。司马迁试图揭开的就是他们归隐之后的隐痛。他深刻地感知到了隐士行为的结果与原因的悖论――初心是对世界怀有强烈的尝试的欲望，但最终不得不以彻底脱离社会和政治告终。他们不是无怨的，相反，他们的怨之深、情之切是世人所无法理解的，

同时，司马迁打破了归隐传统在历代文人中所形成的文化接受模式和心理默认定式。自古以来，每当提及隐士之名节，往往如数家珍的列举着深山名士的名单和事实，往往以隐士的名字来牵强的符合归隐的高洁。这是一种传统，亦可以说是心理传承。当我们把陶渊明、伯夷和叔齐、坡甚至孔子放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来看，会豁然发现，他们在归隐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在归隐心态上却从本质上存在着一致性。并非沽名钓誉、也非徒想安逸，他们是在用行动来体验着一种精神的放逐。在放逐中不断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在司马迁看来，虽然归隐作为一种的群体现象是值得认同和赞许的，但要体悟真正的归隐，必须从动机着手，这也是司马迁为何在列传的开篇先引列孔子之言，随后表示自己的怀疑，然后再阐述史实的原因。在他看来，伯夷叔齐的归隐行为并非及仁无怨，实际上是基于积怨过深而采取的消极抵抗。隐士不同于英雄，他们并不积极地改变世界，而是选择离开。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策，但又何尝不少了几分项羽乌江自刎、屈原汨罗投江的壮怀激烈，所以，归根结底，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固守着个人精神世界的高洁品质的失地者或是失国者。

司马迁还从某种意义上一言道破了伯夷叔齐经历中的悲剧性。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说到关于伯夷和叔齐的经历时，他所悲的是他们的德行不能被彰显，他们的名声不能被远播，在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社会悲剧，还是性格悲剧。性格悲剧最终战胜了社会悲剧，因为隐士的性格在历史中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一方面，他们的性格特征具有明显的群体表征，这是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熏染着世人；另一方面，隐士的性格中的隐忍也是软弱的一种表现，

所以，司马迁对于隐士的态度就是这样辩证的，他一边肯定着他们的固守精神和意识领域的坚持，一边又带有抱怨的说着他对隐士的叹惋和悲怜的，这种人格魅力没有被广大世人所接受，在司马迁看来，就是因为能像伯夷和叔齐这样的隐士的性格中软弱性。司马迁看中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所以在才会不吝辞采的讴歌历代君主和圣贤，所以对于伯夷和叔齐的消极避世的态度采取将赞许一笔带过，却将埋怨留于纸背之后的方式，这与他在《屈原列传》、《汲郑列传》等中的强烈措辞截然不同，充分的体现了他对于隐士辩证的态度。

“归隐”是司马迁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英雄主义相悖。“面对这坚持与妥协的呼声，他们终止了全部视听。他们是耳目闭塞的游戏者，行走在世俗暴力的外面，拒绝对一切罪行做出判决。当英雄在血泊中翻身时，隐士正在演奏着古琴，眺望天边的的鸟群。隐士说，我是与世无关的人，我虽然醒着，可是我睡着。隐士就这样旷达地取消了英雄的悲剧意义。”司马迁在大的历史观中将伯夷和叔齐定性为失落的政治家，他们尽管心性高洁，却也不乏对后人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让他们在面临穷途末路的失落时，除了像屈原、项羽那样的决绝以外，还可以借隐士为口实来归隐田居，不问世事。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但司马迁认为，这种榜样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权衡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

三、结语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取材《庄子・让王》中的故事，用以议论兼叙述的方式，借伯夷叔齐积仁洁行的故事，言及颜渊、盗跖，展开强烈的对比，议论恶人终身逸乐而善人终遭灾祸的普遍现象。但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司马迁对隐士的态度。在肯定了伯夷叔齐一类的隐士的个人品质和魅力的基础上，司马迁以博大历史观来参照隐士的归隐心理和消极影响，除了亦悲亦怜的感情认同之外，还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批判性视角，从侧面反映出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和人才观。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M].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58.

[2]司马迁著，张大可注.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俞樟华著.史记艺术论[M].华文出版社，2002.

司马迁史记篇6

司马迁，字子长，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了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行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五十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历史画卷。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司马迁难解的生卒年月和死因之谜，始终未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司马迁的生年推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迁生龙门”。即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但司马迁的出生年月没有正史记载。

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持此说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对《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照此推断，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张此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 说者，除依据张守节注称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者说是论据。第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四十二”是正确的。第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第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乎较为合理。

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持“汉武帝建元六年”说者，依据是来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这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张此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但是，一般史记，采用前者说为多。

司马迁的卒年及死因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正史中没有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司马迁死的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阳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在《西京杂记》也有类似记载。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他毅然选择了最残酷、最痛苦的腐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长安书》而死的，且死于作《报长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长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恰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性”（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而死。桓宽《言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日下蚕室，创未疗，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或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记载，司马迁被行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卫宏提及太史公及司马迁行事的四条记载，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愿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酷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不过，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生在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宴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助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仁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再从《史记》记事的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有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照此说，那么司马迁的辞世应该是公元前91年。

司马迁史记篇7

从学术史上看，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　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从《史记》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　直书精神等方面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的评价对后人认识和　理解《史记》影响很大。(注：参见赵光贤：《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史学　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　995年第4期。)此后很多关于实录的讨论都是围绕班固之评展开。时至今日，论说《史　记》实录成就者不少，但一般还未从考镜源流上考察实录传统的形成过程，司马迁和《　史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未能彰显，本文试就此作一点尝试。

一、史料采用与实录传统

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　审慎的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　动，不记诬妄之说。他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他说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些观　点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　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　、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　子”(《史记·孔子世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　》)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　，为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为确，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　[1]。这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后代史家和学者继承了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在史料采撰上培育了　实录传统。

在这方面，班固可以说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自觉继承者。《汉书》于汉武帝以前的历　史，多以《史记》为据。班固还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绝不妄添，必须确凿有　据，才予增补，否则阙如。如《汉书·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　，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是基于班固对《史记》“实录”价值的认可，也是他忠　于“实录”原则的表现，说明他对《史记》史料运用方法和实录精神有很好地理解。

对这种实录精神的进一步审视和推崇，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清代学　者，他们针对汉代以来人们争讼颇多的问题，从司马迁史料采撷的可信、审慎严谨的态　度和考信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司马迁在史料运用上的实录之功。

首先，辨明司马迁采撷史料的可信。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的评价是有其时　代局限性的[2]，后来史家往往拘泥于班固之评，在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于儒家　经典的同时，还对《史记》中史料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清代史家在辨明司马迁思想旨趣　的同时，阐释了《史记》“考信于《六艺》”的准则。王鸣盛认为从《史记》取材之慎　可看出司马迁史识所在，他说：“迁所采书只有五六种。张守节《正义·论例》云《史　记》采六家杂说。六家即班氏云云，杂说则六家外或间有，然亦仅矣。盖其采之之慎如　此。”(王鸣盛：《蛾术篇》，卷九，《司马迁所援据之书》)冯班针对“爱奇”说加以　批评：“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既博，必取信于《六艺》。’又曰：‘诸家言黄帝，文　多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不爱奇也明矣，芟之或未尽耳，杨雄以为多爱不忍，　非也。”(冯班：《钝吟杂录》)他是从司马迁取材的宗旨和标准出发，充分肯定了司马　迁取材的审慎和可信。

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评　论以夸大《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　作。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　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钱大昕批评“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　论”，并且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　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　，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他认为司马迁作《史　记》的宗旨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　现自己看法时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　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以考据见长的　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认识，足见其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的相通之处。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　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　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　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　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　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　《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　，缺之，史阙文也。”[3]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　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　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　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4]。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在此　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精神，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　运用。如崔述作《考信录》，书名即取自《史记》，以明其求真之志。他说：“司马氏　曰：‘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考信录提要》　)在具体的研究中，崔述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　事，运用了一些传说资料，引起后人关于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之界限的争论。崔述对司　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的史料运用方法加以肯定，并以　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扬司马迁实录求　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　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　：“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　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　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　厉和确定了。”[5]可见，无论是清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家，还是近代疑古派的代表学者　，在实录精神上都与司马迁有某些契合之处。

司马迁作《史记》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民间，从生活中，甚至从历史见证人那里　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参证[6]。这种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和　风尚，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它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　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后来史家作史，多能参其深意，故笃行不辍。如谈迁著《国　榷》、顾炎武作《日知录》、史念海撰《河山集》等。梁启超曾就司马迁作《孔子世家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而评论　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7]可以说，这　是对司马迁实地考察史迹的求实精神的最高评价。

总之，在《史记》史料运用的评论上，无论是广搜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　法的总结和运用，后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　从而使《史记》在史学编纂上的实录价值得到丰富阐释。

二、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

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　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　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　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　，才算历史的真实[8]。

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　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　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　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有事实为依据。班固这个评论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　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尽管二　者不尽相同[9]。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　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　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　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

对司马迁作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　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王充：《论语·案书》)，“太史公书　汉世实事之人”(王充：《论语·感虚》)。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主观臆断　之处，都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如实记载了汉代历史。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　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　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　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和实录精神的　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史记》也有指责之处　，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著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由　此可见，汉代学者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要比先秦史家的“书法不隐”　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要求史家有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态度，还要求史家在具体史事　的记叙中表达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看法。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　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马。”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　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以之为作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　遍认可。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　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　的束缚，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多以司马迁“实　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实录”。东晋时孙盛著《晋阳　秋》，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辞直而理正”(《晋书·孙盛传》)的良史。华　峤修成《汉后书》，朝臣“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　表传》)。《晋书》卷82“史臣曰”这样评价陈寿：“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　西京，骋直辞于东观。……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据《晋书》陈寿本传记载　，陈寿为人正直，不屈于权贵；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来看，陈寿叙事往往能做到隐　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正是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继承。　而当时史家评论对这一传统已做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

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而这种认识　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作　史态度的斗争紧密关联。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　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　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　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　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王肃认　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实录的性质。这是史学在发　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统治者对实录既需要又害怕的矛盾态度，是司马　迁实录精神历来遭到种种毁誉的根源。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　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很多人以批评班固　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　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注：《　傅子·补遗上》，转录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　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的实录在价值判断上堪称良史。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　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　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　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　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葛洪：《抱朴子·　内篇》)《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　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　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史学发展上人们自觉意　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比较也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得到进一步　确认，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

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　、“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　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　奇反经”。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　，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　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　一准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　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　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主观褒　贬的关系问题。

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直书”来反对“曲笔”。　“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刘知几：《史通·惑经》)的偏颇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　《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　、隐讳事实。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　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刘知几：《史通·申左》)刘知　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作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　。而《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只能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几：《　史通·惑经》)。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不是把实录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评价简　单对立起来。他承认史家的主观情志会影响史事记载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　要写出信史，还要有“鉴识”、“探赜”的修养，才能“铨核得中”(刘知几：《史通　·鉴识》)。《史通》卷七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　就是刘知几构建的史家主体修养的理论框架。这是刘知几为探讨史学价值判断标准做出　的进一步努力。由此，宋人吴缜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夫为史之要有　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　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　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　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0]他认为事实是史书的第一要义，褒贬、　文采都以此为基础。这样就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　从而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明确了“实录”的标准。

与此同时，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仍然存在于史学领域，尤其是宋代，理学　义理思想的盛行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　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　南为岛夷”(郑樵：《通志·总序》)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　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　、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　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郑樵：《通志·总序》)。

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　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认为史之为用在记载国家典章，史家对史事的历史评价没有　什么用处。这既是一个史学中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又是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问题，　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他心目中仍以《史记》、《汉书》记事为史册“详文　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真实历史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　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可以说，由于史学与政治及经学思想的复杂关系，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　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实录标准的矛盾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这种矛盾斗　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　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矛盾的　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　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　学固有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实录精神　在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作用。

三、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

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　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　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

杨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　曰实录。”杨雄没有对“实录”作进一步解释，但他已抓住了《史记》作为历史著述的　本质特点，可以说杨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总的来讲，就是简洁、准确、质朴、生动，这　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　准。后代史家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　，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理论。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　而事详”(《后汉书·班彪传》)，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　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的。晋张辅曾以　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　单。其实，他是用比较来强调《史记》简洁、真实的实录文风，他说：“迁之著述，辞　约而事举”，“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　书·张辅传》)就是说《史记》文辞简洁而能叙事完备，就在于它写人能够使文辞语言　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叙述历史事件则能符合事实，有条有理。这把《史记》记事、写　人的风格揭示得更加清楚了，是对班固之评的进一步发挥。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　中专门讨论史书的叙事，提倡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他说：“言尽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他认为史书语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样才能文字俭　省、事实清楚而作者意旨亦明，并举《左传》和《史记》的例子来说明，从理论上探讨　了《史记》文辞简约而叙事真实的风格。明代何乔新说《史记》：“上自黄帝，下讫汉　武，首尾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　国则据《左氏》，言秦间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　核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很明显他也是从文字简洁和史事可信两方面来理　解《史记》“文直事核”的风格的。清代蒋彤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总结：

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　，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　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　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　《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他以“无虚假无疏漏”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是讲史家　的剪裁之功，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　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　“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

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　《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作史　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　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为标准，　他批评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刘知几《史　通·鉴识》)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撰史应以司马迁《史记　》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唐代史家和学者多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　刘知几的《史通》本身就有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　》，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旧唐书·路随传》)，都反映了直书的　精神和质朴的文风。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　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的“峻洁”　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他们追踪司马迁，开一代新风　，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　，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　，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章学诚：《文史通义·　墓铭辨例》)由此出发，章学诚还针对史学领域出现的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　，提出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　史家作传的表述要求。

第三，真实生动。清吴敏树说：“《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　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详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　所称，皆目睹事迹……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吴敏树：《史记 别钞·平准书》)这是说其他史书作志大多排比史料使叙次明晰，而司马迁作三书是根据 自己亲身经历描写当代史事，能使当时的情形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读了如身临其 境。这一比较使《史记》的实录超越了记注史料的层面而揭示了它在史著表述上的创造 性。不惟如此，即使描写非亲身经历的人事，司马迁也能贯彻这种实录笔法。清熊士鹏 说：

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　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　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　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guāng@①洋倜傥之状，读《韩　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　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　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②执辔蹑珠之状，余不暇枚举，然若此　者何哉?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杨雄称之为实录(熊士鹏：《鹄山　小隐文集》，卷二十四，《释言》)。

他所举的都是《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列传，表明司马迁写人能够“各因其人之　行事而添颊上三毫”，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选择突出的事件或细节把他们的性格特　征描写出来，使人物生动而传神，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产生如在目前的感受。明清以来　此类评述多有，但还没有人把《史记》这种生动传神的风格归结为“实录”。实际上，　这可以说是《史记》“实录”风格在文字表述上的鲜明特点，也是历代史家赞叹不已、　追慕不已的一个目标，是史书实录风格的较高要求。

总之，在漫长的史学发展历程中，人们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表述特征和　精神实质，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此过程中，《史记》实录精神影响着后代史　家和史著，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寿彝先生说：“司马迁《　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司马迁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　史学大师。”[11]不仅如此，直到今天，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仍然启发着我们的历史　研究和历史撰述。过去的史家难免受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但他们始终坚持以实　录求真反对虚妄矫饰。从班固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确认到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　更加丰富和深刻。近年来出现的怀疑历史真实性的思潮，只是实录传统发展长河中的一　个小小的回旋，这样的回旋以后还会有，但我们坚信只要紧紧把握司马迁以来的实录精　神，它仍将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近真理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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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篇8

诸子学与史学本各有其不同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刘知幾说：“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史通·惑经》）章学诚说：“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2]（《文史通义·原学下》）刘知幾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1]（《史通·叙事》）说明诸子学是主于思想、议论、博学多闻，史学是主于叙事直书。

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四部中属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赵翼称之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东汉时尚未有四部之分，《汉书·艺文志》列《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后，《春秋》为鲁史，仍是史书。史学的含义，即如班固所说，首在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汉书·司马迁传赞》）对此，刘勰也曾有所讨论，说：“开闢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5]（《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载籍”、“载笔”、“主文”，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真实可信。《春秋左传》宣二年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实录”、“良史”二语，最足以说明史学的基本原则。

《史记》向以“文章”[4]（《汉书·公孙弘传赞》）著称，文笔“疏荡”、“有奇气”，[6]（《王安石集·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7]（P59）但将其归为史书一类，应无异议。章炳麟说：“《史记》为诸史之宗，文章虽美，而用在实录，勿以文人之见求之。”[8]（《菿汉三言·菿汉雅言劄记》）然而，《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其所为作，上受命于其父司马谈，下传继于外孙杨恽；其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章学诚说：“《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2]（《文史通义·释通》）“太史公”犹言“司马子”。而司马迁的著述意图，更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如刘知幾所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为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1]（《史通·辨职》）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5]（《文心雕龙·诸子》）以现存古籍而论，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理。实则子学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士人，只要能“入道见志”，只要有言论载籍，有一人即是有一子。由此而论，司马迁所著《史记》又完全是一部子书。

扬雄评价司马迁，一则称其“实录”，[9]（《法言·重黎》）一则称其“爱奇”，[9]（《法言·君子》）扬雄的评语恰好说明了司马迁的二重特点。司马迁是兼有史家与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性质。一官所守，一技之专，皆可以入道言治，皆可以为子学。伊尹之子学在于“五味”，师旷之子学在于“五音”，司马迁之子学则在于其“良史”。

以《伯夷列传》为例。《伯夷列传》于七十列传位居第一，葛洪称其作传意图为：“迁发愤作《史记》，其以本于居列传之首，以其善而无报也。”[10]（《西京杂记》卷四）《伯夷列传》的传主是伯夷和叔齐二人，但史迹只有一事，今排版多作一段。全篇共计788字，自“其传曰”以下为史迹“正文”，仅218字。“正文”前后全为议论，计570字，超出“正文”一倍以上。全篇引用孔子之语四处，谣谚四处，贾谊之语一处，议论辗转反复，而终之以疑问。后世“正史”之中，此类传记文章实为绝无仅有之作，以至刘知幾从史学体例一方面对他提出批评，说：“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岂知史书之大体，裁削之指归者哉？”[1]（《史通·论赞》）但是也有与刘知幾相反的批评，如文中子王通就说：“史之失，自迁、固始也，记繁而志寡。”[11]（《中说·天地》）则是认为司马迁于议论方面尚且不足。实则《伯夷列传》自子家角度审视则甚为正常，自史家角度审视则确有不宜。

先贤钱基博有论：“昔太史公宏识孤怀，意（即“入道见志”之志）有所郁结不得通，录秦汉，略迹三代，上纪轩辕，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当作史记读。心知其意而无其人，故曰藏之名山。余亦有别识心裁，寄意是书，略人之所详，扬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学，而人或作方志读。心知其意之期来者，亦只俟之其人。……太史公原始察终，以史之体为诸子，吾则欲取精用宏，通子之意于传记。”（《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余论》，P104。）钱穆论司马迁《伯夷叔齐列传》亦谓“《太史公书》于上古三代人物，仅传伯夷、叔齐。于春秋，仅举管仲、晏婴。此非史公之疏，亦非史公之奇，乃史公之自有其成为一家之言之所在。”（钱穆《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P1049。）

今人研治先秦汉代思想史，《史记》为必备文献。《史记》七十列传的前二十五篇先秦人物列传中，今人多视为思想家，特别是有著作流传的，管子、晏子列在第二，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在第三，司马穰苴列在第四，孙武、吴起列在第五，孔子弟子列在第七，商鞅列在第八，苏秦列在第九，张仪列在第十，孟子、淳于髡、慎到、驺奭、荀子列在第十四，屈原、贾谊列在第二十四，吕不韦列在第二十五，几乎全为思想家。再加孔子列在世家，先秦诸子所占比重可谓不少，体现出司马迁作为子家与侧重子学的性质。

特别是在这些列传中，司马迁多写有史论史评，以发挥此类人物“入道见志”之处。班固讥刺司马迁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汉书·司马迁传》）由史家的原则而论，则司马迁所为确有不宜，但是由子家的原则而言，则只要符合“入道见志”的标准，自然亦得入史。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与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汉以后一直是历代文化的主干，而孔子与老子二人在《史记》中都得以入传，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一大见识。章炳麟说：“铺观前世史家，以子长为上首，而世人忽其微旨。案其深远要眇，通知政俗学术消息之故，发言往往中要害。班孟坚所不与知，他亡论矣。”[8]（《菿汉三言·菿汉微言》）所说“政俗学术消息”，大抵不离于子学范围。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其撰著《史记》的动机有二，其一是司马谈的遗命。所说“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之意，即指上古史家“世官世畴”的职守。《史记·龟策列传》载卜筮之官：“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章学诚说：“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2]（《文史通义·史注》）既是“世官世畴”，则其各代传人个人的观念以至生命势必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以其所执掌的此一种特殊文化与技艺，而世代承袭此一世官。能够继承其特殊文化与技艺的，称为“不失其守”，不能继承其特殊文化与技艺的，称为“失其守”，此可谓上古“世官世畴”状态下的一种生存原则。由上古史学传统而言，鲜有如司马迁这样“先黄老而后六经”的。班固承其父班彪之业，犹有上古“世官世畴”的遗风，他对司马迁提出批评，是很可以理解的。

其二在于效法孔子。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前者所述为孔子编定《春秋》的心理动机，后者所述为孔子借助“行事”的史学，来表达其子学的“是非空言”。由此可以看出在现实关怀一面，司马迁是得孔子真传，与孔子一样充分体现出先秦子家特色的。

傅斯年《史记研究》讲义论《史记》之卓越，列举三条，第一条为“整齐殊国纪年”，第二条为“作为八书”，第三条为“疑疑亦信”，称赞其文献不足，多见阙疑。[12]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司马迁的态度实际上是比较保守的，或者说他主要是依循了史家“良史”、“实录”的传统。如对黄帝史迹的分析，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3]（《史记·五帝本纪》）因之恪守儒家《五帝德》、《帝系姓》一种文本，只写出《五帝本纪》，而没有《三皇本纪》，以至到唐代司马贞要补作《三皇本纪》。又如称《山海经》：“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3]（《史记·大宛列传》）以至影响后世对于《山海经》这部书的价值多存疑惑。“信信疑疑”是在古代很早就已讨论过的有关问题，荀子有“缘天官”之说，[14]（《荀子·正名》）意谓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所能感觉得到的事物。我们在对《史记》抱持遗憾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对司马迁恪守史家原则的做法给予理解。

司马迁的这一做法，也体现在他对于先秦诸子所作的列传中，从而使得这部分列传同时兼有了子家与史家的二重身份。以老庄列传为例，司马迁总括老子的学说大旨，是“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1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老子的思想旨趣，学界纷纭由来已久，但是司马迁的这二句概括则为千古不易之论。如果从史家的一面看待司马迁，则不能不承认他对于诸子之学的领悟也已具有很高的水准。李长之先生曾说：司马迁“有着对于老学之极中肯的理解”，[15]（P188）是十分正确的。

关于庄子的学术归属问题也是这样。庄子属于战国时期“其学无所不窥”[13]（《史记·老子列传》庄子附传）的一类学者，《庄子·天下篇》实际上是庄子自述其学术经历，所提到的共有六家，而司马迁称其“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术”。东汉以后“老庄”并称，足证司马迁所说亦为不易之论。

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老庄这二位大思想家的记述，总是力求由史实一面着手，由此而不能认可其作为哲学思想的独立价值。其中记述老子的史迹，只有孔子适周见老子一事，与今传《孔子家语·观周》所述大致相同，可能均出于儒家一系。而庄子作为一位避世的隐者，其史迹本无可寻。司马迁在庄子附传中只记述了楚威王厚币迎庄子一事，这件事在庄子的诸多重要思想学说中所具有的意义实不足道，但是在记述庄子生平事迹方面，则几乎为绝无仅有的资料，所以司马迁便加以引述，其细致与无奈可以想见。刘向称列子：“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16]（《别录·列子书录》）然而由此而来，在阐明庄子思想一方面，司马迁亦不免多所忽略。傅斯年即由此批评司马迁说：“太史公以庄释老，遂取庄书中不甚要各篇，当时儒道相绌之词，特标举之，甚不知庄生自有其旨。”[17]在记述《庄子》篇目时，司马迁的态度也是一样，出于强调《庄子》寓言性质的目的，而仅将其《渔父》、《盗跖》、《胠箧》、《畏累虚》、《亢桑子》（《庚桑楚》）五篇篇名列出，其他数十篇则一律忽略，由此而引发出千古争论。至于他说庄子“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与批评孟子“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一样，也是专由现实政治一面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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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16]刘向.别录[A]. 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P8.

司马迁史记篇9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运用方向】

勤勉奋发，刻苦用功——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经过十六年的艰苦努力，并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终于拿整个生命写成了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坦率直言，忍辱负重——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纷纷指责李陵的罪过。司马迁则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因此而被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而是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参透生死，崛起逆境——腐刑既残酷地摧残身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为了《史记》，为了两代人的心愿，为了崇高的精神信仰，他选择了痛下蚕室。他精神恍惚，承受着朋友的误解，承受着来自各界的嘲笑侮辱，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巨大痛苦。

【运用示例】

读·感悟

读司马迁，读到的是刚直与坚韧。面对残酷的刑罚，面对众人的嘲笑，他没有屈服，他依旧屹立在历史的巅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刚正不阿，留将正气冲霄汉；幽愁发愤，著成信史照尘寰”。正是太史公的凛然正气，才能使得他站在人生的高峰上呼啸：“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想起英雄司马迁

我甚至替这位痛苦的史学家设计了这样一个场景：半轮冷月凄美地挂在天穹，远处野狗在低沉地嗥叫，司马迁孤独地坐在一间屋子里，沮丧地打量着自己的下身，墙角一粒如豆的灯火明明暗暗地映照着他双眉紧锁的额头……

他在思考什么呢？

据后来他写给朋友的书信可知，对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重要的是他还有远比生死更为重要的事要做——他答应过死去的父亲，要写一部大书，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与梦想、苦难与悲怆。

司马迁史记篇10

"这句话的注释是"想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类。"我以为这个

注释是错误的，对"天"的注释应当"古代君王"，这样才符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关键词:课文注释矛盾疑问探讨商榷

我教授高中语文多年，每讲到第五册书中"司马

迁"单元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面对着课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心里总是疑云一团，蹊

跷再三。

当然如果按照现代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孤立地单

就这一句话解释，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类，确实能

自圆其说，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到司马迁

《报任安书》一文中，立足整体，瞻前顾后，思考教科

书这一句的解释就觉得这条注释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

《报任安书》里和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作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史记》一书的写作目

的的全面阐述。《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历尽艰辛，耗尽

心血撰写的，记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

四年，共约三千年历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记述人事为主

要内容的记传体史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他阐述

自己写作《史记》之目的的第一句话。而按照教科书中

的解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史

记》一书的写作，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

觉得这样认为不大合适。依照汉朝当时的自然地理现

象、司马迁的阅历和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都不可能

在当时把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奋斗写作《史记》的

首要目的。《史记》一书作为史书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盖面，凭一部社会科学的著作就能异想天开地

完成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学属性的课题。

我认为首先汉代，人和自然的矛盾还没有形成，或

者说还没显露出来，那时的自然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范围日益扩大，沙尘暴频频

暴发、侵袭人类。那时还没有因为人为的诸多因素导致

出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不协调，也没有像现在那些由现

代工业引发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存，据

史书《汉书・匈奴传》记载，那时我国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带还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蒙古人统治这些地方

的时候，我国西部边远的地方，人和自然关系和谐，各

自相安，没有暴露出相互对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司马迁超前客观真实，把

这个尚未形成的自然问题作为自己协作《史记》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认为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

一课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尽管汉代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分野还远不像现代这样清晰，但司马迁毕竟不

是张衡，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文学家，最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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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

CONSTRUCTION

能说是个社会科学家，从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的具体

内容，也能看出来他在书中对自然现象没有什么描述。

纵观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和《史记》的内容结构，"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

之纪，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

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

书》）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主要以人物传

记为载体，以人事为中心内容，来研究人际（君臣）关

系，历史兴替规律为宗旨的书。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春

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虔心着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至于自然现象如何、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关系怎

样，书中却从不见其涉笔。我想世称"史圣"的司马迁

该不会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驾权不了笔墨，偏离自

己的写作目的吧，更不要说当时中国通往西亚、欧洲的

丝绸之路远未打通，中国人当时只知道"天圆地方"，

根本就无从知道"人类"――地球上其他洲还有人。

对于司马迁阐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中的"天"、"人"到底应作何

解释，我也查过几本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汉语大字典》（主编宛志文，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没有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把

"人"解释为人类的。与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汉语

大字典》）"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辞

海》）但这两个字都分别还有其他的义项。《汉语大字

典》中的"天"字条对"天"解释义项第14则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我认为司马迁在这句话

中把"天"和"人"并列对举，"天"之义应该为"古

代君王，人伦中的尊者"，而"人"应为《辞海》中

"人"字条之第②条义项；"泛指民众"。即《书》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时"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们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能把司

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所写的内容统

一起来了，化解了教科书中因解释之误造成的《史记》

写作目的的内容不统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径和遭

遇来看司马迁有没有研究国君和人臣之间关系的心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及自己的遭遇和写作《史

记》的心愿时说李陵征匈奴兵败被擒，"主上为之食不

甘味"，自己"诚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广主上之意"，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遂遭冤狱，被迫处以宫刑，"重为乡

党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写成《史记》，才能

"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或许能够有

力的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前后耿耿于怀的心结和他自

己所述写《史记》目的中的第一句话的意思。他要以史

为鉴，研究国君与百姓、皇上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惟有

这样理解，才符合《史记》是一部社会科学类巨著的本

质属性，才不至于由于人为的解释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个整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和《史

记》一书的具体内容弄得支离不堪，前后矛盾。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从他

一生的遭遇、心结以及他所写《史记》的实际内容来

看，我认为把《报任安书》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

"天"解释成"君王"或"人伦中的尊者"妥当，于情

于理于事实都无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对举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过《史记》写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关系，通晓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规律，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