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故事十篇

陶渊明的故事篇1

古代人读书为了做官，而陶渊明却想远离这一切，比起官宦之旅，他更向往“种豆南山下”得田园隐居生活。在他所描绘的桃花源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或许这就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可惜他生不逢时，在那个年代，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下面是小编为你们整理的关于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的内容，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一溶溶月，淡淡风，终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无影无踪，可是历史却为我们记载了你，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曾祖父是大将军，你笑之以对，未因此而骄傲。八岁丧父，十二岁丧母，未改变你乐观的人生态度。当家庭衰落后，你出仕做官，却因看不惯官场的浑浊讨厌人与人之间的假面相对阿谀奉承，更不因为五斗米而折腰，毅然辞官而去。“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你体内最深切的呼声；“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是你内心最向往的生活。

面对南山，你选择忘记，忘记所有的不快，这是心灵的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清宁恬适的生活让人心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你洒脱旷达的心境让人敬佩；“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你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让人叹为观止。这就是你，一位不慕名利、只求淡雅的菊花君子。

尽管家境贫寒，罢官归乡的你却不改豁达本性。“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人以流憩，时矫首而暇观。”一句句淡雅的文字勾画的出一幅幅令人向往的乡村生活图，字字珠玑之中洋溢着乐观与从容。

你的一生是不屈的一生，是让无数仁人志士敬佩的一生。你如莲般高洁，如菊般隐逸，如梅般坚贞，如竹般清正，花中四君子也难以比拟你这生于污浊却清于世的真君子。面对死亡的威胁，你吟唱着“死去何所得，托体山阿”的磅礴词句。你的精神如何能让人不去敬佩不去传颂呢？

千古的文章已经流传了千古，你——陶渊明将永远伫立在历史之中。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二回顾历史的长卷，有豪放洒脱的诗仙李白；有忧乐天下的范仲淹；也有文武兼修的辛弃疾……而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位诗人，他叫陶渊明。

陶渊明自小便志向高远，希望长大后为国家，朝廷效力。他学识渊博，天资聪颖。然而他初到官场处处碰壁，不愿恭维小人，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于是毅然辞官返乡，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有人说陶渊明是消极的，也有人说他是率真洒脱的。在当时那个追明逐利，奢靡之风盛行的东晋，陶渊明是一朵逆流而上的浪花，抨击了当时追求荣华富贵的玩乐者。陶渊明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社会没给他仕途发展的机会，却让他离开了那个纷纷扰扰，尔虞我诈的朝堂。在诗坛上独辟一块新的田园。

又有谁人能像陶渊明那样拥有“晨光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种悠远的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孤傲、高洁、素雅，独自屹立于寒霜之中，傲霜斗雪。周敦颐说：“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不与牡丹争华贵，不与杜鹃比明艳，而是独自傲然开放，陶渊明喜爱菊花，菊花也同样映衬出陶渊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雅。菊花就是渊明，渊明犹如菊。

他一生的诗篇以田园诗为主，写了他归隐田园后的心境。他是《归去来兮辞》中那个“登高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悠然自乐的诗人，同时他也是《饮酒》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士，更是“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农夫。这就是身在田园，心有诗意和远方的陶渊明。

一簇簇幽香的菊花在院子中竞相开放，漂亮的蝴蝶在花丛中飞舞，泠泠的清泉在山涧流淌，这时，一位和蔼的老人扛着锄头，向院外走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他步履轻松，悠然地走向南山。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三陶渊明其人其文章与品格能够流传千古，依我看，正是因为一个‘真’字。

有晋一代历来注重一个人的出生门第，而陶渊明正是东晋名将陶侃的后代。按照门第来看，陶渊明极有可能步入官场后平步青云，如果他又可以‘聪明’地搜刮些民脂民膏，也许陶渊明会荣华富贵一生，成为下一个石崇王恺。

但也许是看透了官场污浊奢靡之风，无力改变却又不想同流合污。也许是顺应自己返璞归真的天性，陶渊明先后五次辞官，过上了自己想要的山水田园的幽居生活，超脱与俗人俗事，与山林鸟兽共休息。陶渊明找到自己的‘真意’，那就是道法自然，与自然万物生灵休戚与共。就是这样‘真’的人，才能无视金银财帛与功名利禄，就算是连自己最喜欢的酒也喝不上，却写出了‘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样的句子。做到‘悠然’--发自内心的快乐恬静。就是这样‘真’的人，才能在‘短褐穿结，单瓢屡空’的窘迫中说自己是生活在葛天氏，无怀氏时代的人。自然自然，自然而然，遵从内心，即是本真。世间能够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很少，而陶渊明却可以做到，正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真谛，只要过着自己理想的生活不论是满目萧然还是春和景明的境地都会被他忘怀，洒脱地投入到大自然中。就是这样，养养菊，种种豆，写写文章，便是最大的享受。

有‘真’者，亦有‘不真’者，古今亦有。诗名大如孟浩然者，在山中‘假隐’多年以求一官半职然而却终不得唐玄宗赏识，郁郁而终。我们也不乏是这样的人，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率真？这谈何困难，又谈何简单。看看陶渊明吧让我们这些‘鸢飞戾天者’可以‘望峰息心’，找到属于自己的‘真’之所在就是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四陶渊明，一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乡里小儿，做了80多天彭泽令就弃乡归隐，躬耕田园的伟大人物。

他喜爱恬淡自然的田园生活，他厌弃官场政治的腐败、门阀制度深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辞官归隐。他归隐田园后家乡遭焚，生活陷入困境，但他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与世隔绝。

骀荡的江风，吹得他衣袂漂浮，如仙人一般笼中的鸟儿此时重返自然了。他的快乐又有谁能体会呢？人生的美好难以企及时，便在于心灵的自然与悠然；人生的永恒瞬间，也常常缘起于那片刻的安闲：只不过是轻轻飘过的一缕云烟，便有了难言的满足；只不过是闲叙几句家常，便有了一整日的温暖。在那个并不富足的田园里，他欣然开怀，洒脱自在一如那朵无心出岫的白云。其实，田园处处可寻，千载难逢的是那般快乐而满足的心。

陶渊明的喜欢听那汩汩流淌的泉水，喜欢看那民风朴素的乡野村民，告别了昨日的喧嚣，这一刻，这美妙的幽静，只属于他陶渊明。

南山之下，独坐着他，田园生活，怡然自得。告别昨日的浮华，更喜那桃源的幽雅。

他散落天涯，像一个流浪的侠士，而笔则成了他手中的利剑，揣着它，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啊，走啊！

锄头不如笔拿来顺手，自然庄稼也有点儿不争气，可是没关系，让可贵的倔强把功名利禄丢了吧！

杂草在他的田里蔓延滋长，他不介意，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生存的底线，用美妙的文字虚拟土壤，给心灵安一个家。他不后悔自己的一切，他如今，只喜欢这田园诗情了。

麻布衣比绫罗绸缎有何相差，就让那些贪官污吏狂妄吧！不羁的个性就活得比别人潇洒！享受着来之不易的自由，再也没有什么报怨啦，终日劳作又有何不可？

看着美丽的朝霞，映红了那美丽的天宫，他坐着，他的心潮澎湃，那美丽的色彩，是那天国的盛装，风吹来了稻子的清香，令人眷念的黄昏过渡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美丽的夜呀，这一刻，是如此皎洁，这一瞬，是如此辉煌，这一刹那，我明白了：唯有放弃，才有我今宵的获得！这一生，我为我吟唱！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五年级读后感五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人称其为“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他的诗多描写田园风光，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

在古代，若想大展身手，只有进入仕途。陶渊明二十岁时就开始了自己的游宦生涯，但他渐渐看透了，厌烦了官宦生活，最后“不为五斗米折腰”，解印辞官，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陶渊明的一生似乎与菊花有着不解之缘。北宋的周敦颐曾在《爱莲说》中写道：“晋陶渊明独爱菊”“菊之爱，陶后鲜有闻”。那么陶渊明为什么这么喜欢菊花呢？

首先，陶渊明的原配妻子陈氏十分喜欢菊花。陈氏去世之后，陶渊明思妻心切，又在梦中见到了妻子。陈氏告诉他自己做了菊花仙子。陶渊明醒后在墙角见到一株茂盛的菊花。从此，他便爱上了菊花。

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证实，但在历史上陶渊明与妻子的确恩爱有加。陈氏死后，陶渊明还特地写了《闲情赋》来追忆亡妻。一向潇洒，豪放的陶渊明也会为儿女情长所困，可见他也是一位多情，浪漫的诗人。

其次，菊花有着隐逸的气质和孤标傲世的性情，它“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菊花不像牡丹那样富贵，不像玫瑰那样妖娆，不像桃花那样美艳，它只在深秋默默开放，这正是陶渊明的精神追求。

古代人读书为了做官，而陶渊明却想远离这一切，比起官宦之旅，他更向往“种豆南山下”得田园隐居生活。在他所描绘的桃花源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或许这就是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可惜他生不逢时，在那个年代，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

陶渊明的故事篇2

关键词：陶诗；日常生活；诗化；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009-02

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陶诗的风格有其平淡质朴，清新自然的一面，也不缺乏其沉郁豪放的一面，二者的共同点都是“真”。所谓“认真无所先”，淘诗的叙事、写景和抒怀，无不以“任真”为先，处处真意淋漓。陶渊明善于用贴近生活的语言词语来描绘田园的风光景色，字里行间表达出他深刻的生活体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可以领悟到他的人格与思想魅力，陶渊明以这种真诚、笃实、纯朴的行为及诗作独树一帜。这样的陶诗，这样的陶渊明不仅仅在中国古代被历代文人墨客所景仰，被奉为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典范，尤其对现如今社会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仍有指导意义。

一、从陶诗的类型分析陶渊明对田园的热爱和对政治的关心

陶渊明的诗歌通常分为两类，田园诗和咏怀诗，其中以田园诗最为著名，如《归园田居》（其一）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直接表达了他对对田园生活的热爱，除田园诗外，也不乏优秀的咏怀诗篇，如《杂诗十二首》（其一）中“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等，表现了陶渊明归隐后对政治的关心。这两类诗是陶诗的主体，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陶渊明的志趣和他退隐后所关心的事情，而这些又都是陶渊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些诗作，陶渊明将日常生活诗化并且达到很高的造诣。

（一）田园诗和厌恶官场、向往田园

陶渊明并非生来即厌恶官场、向往田园，年轻时的他学富五车，也曾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鸿鹄之志，但是，由于他生不逢时所处社会皇室王朝更替不断，庶族寒门出生的陶渊明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他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最终，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从此开始了他的隐居躬耕生活。

陶渊明将美好的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写作素材，用质朴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入微地描写自己的劳动，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自己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透漏出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侧面反衬出对官场的厌恶。陶渊明将田地、草屋、树、山、飞鸟，花，这些随处可见的意象用简单的语言组织起来，构成一幅美丽舒适的画面，使他的文章处处充满浪漫的诗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篱下采摘菊花，悠闲自在，不经意间抬头喜见南山绝妙的景色。一中平常事的物，一个简单的动作，在陶渊明的笔下却是那样富有诗意，这两句诗将作者闲适的心情，田园生活带给他的惊喜描写的淋漓尽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几句诗写出了陶渊明在年少时就没有迎世媚俗的本性，生性喜欢简单自然。无奈做官后的生活实在有违自己本性，因此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就像束缚在笼中鸟怀恋旧时山林，池中鱼思念故时深渊。“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写出了他久处于争权夺利，黑暗腐败官场的厌恶以及重新回归田园自然后的欣喜。

（二）咏怀诗和坚忍的性格

陶渊明的诗作中除了广为人知的田园诗，也不乏的咏怀诗。读这一部分陶诗，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在对现实强烈不满中表现出的刚健和豪放的风格。

例如《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首诗中陶渊明借助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赞叹荆轲的英勇壮举，同时对他的刺杀的失败表示遗憾惋惜。陶渊明将家喻户晓的平时生活中人们经常讲述的历史故事，用诗的形式写出，其中寄托自己的情感。这便是陶渊明真性情的流露。也是他家族气质的一种流露。陶渊明的咏荆轲、咏夸父和咏精卫、刑天，不为五斗米折腰，回绝太守馈赠的粱肉等一系列“带性负气”的诗歌和行为无不打上了家族气质的印记。

陶渊明将自己性格特点寓于日常的各种事情之中，如饮酒作诗，采菊见山，，读书感怀等，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抑或所见所感描述的通俗简单且淋漓尽致，陶渊明的嗜酒如命、对政事的愤慨激昂、以及他性格喜怒等全部通过诗化的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读后有与诗人面对面交谈之感，共鸣强烈。将自己的生活入诗，将简单变得诗意，这才形成了陶渊明的诗作独特的特点。

二、从陶诗的艺术特色探讨陶渊明对日常生活的感悟

陶渊明得诗作总将写作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方面，这是他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所致，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写就什么样的诗歌。而陶渊明总能将这些再普通平常的简单事物赋予绝妙的诗人感受，又不乏深刻的道理，我们可以从陶诗的艺术特色来探讨陶诗为何能够给我们这种感受。

前人常用“平淡朴素”来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在平淡中告诉世人一些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朴素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绮丽的风格。陶渊明归田以后，长期生活在平凡朴素的农村，游于斯，乐于斯，所见之景为村落、山岚、清溪、草木、农田、飞鸟…&hellip ;所交游之人为江州下层官吏、农夫、野老。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到的，比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等，这一切照实说来，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甚至连我们常用的修辞手法都很少，仅仅是白描。陶诗的特点在于在平淡的背后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热烈的思想感情。陶渊明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溶入丰富的感情，化为心灵的光辉，再以朴素平淡清新自然的语言，映照在诗作中，萌生出深邃的哲理，树立了一代哲理诗的风范。

（一）清新的笔法

初读陶诗，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陶诗清新的笔法。陶渊明刻画自然风景、日常生活，绝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变幻的修辞，而是原物还原，清新自然，这给当时以玄言诗为代表的诗界注入了一股清新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讲述了作者劳动的场景，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清新朴素，不带半点修饰。同时这首诗写出了劳动的艰辛，但在艰辛之中有快乐，因为作者不用为五斗米折腰，不必忍受黑暗的官场，暗含作者对田园生活的赞美和对腐败官场的讽刺。

（二）细腻的描写

陶渊明生活在田园中，从文人化身农夫，日常生活的一草一木都能在他的笔下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的活灵活现，赋予生命的气息。“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浊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拄着拐杖，从崎岖弯曲的山间小路回来，先在山涧小溪中洗一洗走的发烫的脚，然后斟满一壶酒，宰杀一只鸡，请来邻居，痛饮几杯，太阳下山了就用火把照明。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物经诗人润色，便有了如此情趣，表现了诗人善于观察并总结日常事物的本领，通过自己细腻的描写，将他们赋予美，种种事物更是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读后想亲自经历一回这样的事情，令人回味无穷。

（三）质朴的语言

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被代代文人所铭记，与他质朴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陶渊明生活在田园中，又加上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文人身份，使得他可以通过文人的笔触将田园生活刻画出来，而简单的生活环境又促使他通过质朴的语言，不加修饰的辞藻，白描的手法将田园景色描绘出来，形成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春秋好天气，登山作诗，路过邻家，把酒言欢，农忙各自回家，闲下来即相互思念。思念即披衣串门，说笑起来都不考虑时间。在大多数人看来平淡枯燥的生活在陶渊明笔下却如此富有生机，他用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朴实无华却琅琅上口，总能用简单的文字在读者面前描绘一幅美丽的画卷。

三、陶诗对现代生活的意义

每一首诗都有其成诗的背景，作者或结合自身经历或结合历史事件，用自己的语言将所感所想描述出来，用精炼的语言汇集成精妙的文字，以期达到表达自己心静甚至教化世人的愿望，很多诗歌能够流传千古，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美妙的文字，华丽的辞藻，更多的是因为其有着跨越年代，穿越时间的意义，陶诗就是这样的一类有着深刻教育意义的诗，或许陶渊明在作诗时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心境，并没有想到会流传千古甚至有此效果，但是正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人在陶诗中发现了陶渊明伟大的人格和陶诗所传达出的深刻含义，并认真研学，最终使陶诗的意义最大化。

陶渊明之所以被称为田园诗派的鼻祖，陶诗被称为田园诗的典范，与陶渊明个人魅力和陶诗的风格有关。如果不深究陶诗所表现出的深刻含义的话，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陶诗的平淡质朴，清新自然，这也是陶诗最具有识别度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与陶渊明的生活阅历和归隐田园后的生活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少年时的陶渊明胸怀大志，试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抱负，只能在芝麻小官上作出一点业绩，但终究因不能忍受官场的种种而辞官还乡，归隐田园。一句“但使愿无违”道出陶渊明渴望退隐的希冀，追求内心平静的愿望。田园生活的平静安宁使得陶渊明能够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切回归自然，顺其自然，自此即使生活艰难，他也变得快乐许多。

陶渊明洒脱，超凡脱俗，我们由他的诗作可以看到他晶莹剔透的鲜明而独立的人格，生命存在的本身就自成目的，这正是陶渊明生命意识中关键而独特的存在，假如一个人的生命自身不自成目的和不具有价值，那么他与前代、同代和后代的联系中也不可能获得价值，不论这种联系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不论时人后人是赞美还是唾骂，都不能赋予或抹去生命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身处现代，依然有类似古人的无奈，陶渊明所追求的自在简单，仍是今天的我们在一直寻找的理想的状态，我们何不学习一下陶渊明任真自得，削尽浮华尽显本色呢？陶渊明的诗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他将自己的生活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生活的诗化，这种人格与艺术素养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1]龚斌.陶渊明传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陶渊明的故事篇3

公元384年，20岁的陶渊明以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成年：仗剑独行，远游北方。当时是淝水之战结束后的第二年，前秦战败后，北方大乱，四分五裂。陶渊明在这种情势下，故国神游，是很“壮且厉”的。一年后回家，他发现原先在他父亲任安成太守时置下的田园被人侵夺，侵夺者便是淝水之役的大英雄谢玄。一下子家产大幅缩水，全家只好迁居，从大宅院搬到了小宅院。几年后，陶渊明给自己造书堂，结婚生子，兴建新房，又跟和尚慧远合资建造了一座寺院，到29岁的时候，家底露出来了，不知不觉中已是亲老家贫，该挣钱养家了。

陶姓是大族，虽不如王、谢这样的世族，但家族的荫庇仍足够让陶渊明人生的起跑线很靠前，找工作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随时可以吃皇粮。陶渊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地方政府部门担任公职，职称叫江州祭酒。江州是座重要的州府，祭酒又是个重要的职位，掌管着兵、贼、仓、户、水、铠诸曹，号称“僚佐之上”。薪水不低，又受重视，大有可为。陶渊明带着一家老小，满怀希望，从老家康乐县义钧乡搬到江州府治浔阳，住进浔阳祖宅，走马上任。干了一阵子，觉得不得劲，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神神叨叨让人受不了。

王凝之是书圣王羲之的次子，写得一手好字。王氏一家世奉五斗米道，也就是现在的天师教。五斗米道将信徒分为鬼卒、鬼吏、奸令和祭酒四个等级，祭酒是最高等级。王凝之名士气太重，具体的事一概不管，沉迷于五斗米道中，有时就分不清下属和信徒有什么区别，将他们视为鬼卒鬼吏。陶渊明是来工作而不是来信教的，他儒生的信念也不容许他跟着上司糊糊涂涂疯疯癫癫。于是陶渊明写了封辞职信，也不等答复，就不再上班。没几天，王凝之派人来请他回去，说这次要让他当州主簿，那可是“诸职之首”，是“参与机要，总领府事”的官。陶渊明想想，在老王手下当什么官都是换汤不换药，于是就推辞了，开始他一波长达五年的待业。

第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王氏病故，陶渊明很伤心，当成是十年中的第二次打击。家产被侵占时他刚弱冠，20岁；妻子死时他刚而立，30岁。好在命运随后给了他很好的补偿，在31岁的时候，一个叫翟玉英的女孩走进他的生活，做了他的继室。翟玉英肯定是个很优秀的女人，之前写“怨诗”的陶渊明为她写了《闲情赋》，其中有“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的句子，一时脍炙人口，陶渊明因此知名度大增。再婚后的那几年，是陶渊明一生中难得的罗曼蒂克时期。

罗曼虽罗曼，家业依然消乏。光靠在城市的边缘种点田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而在34岁的时候，家里还添了对双胞胎，吃饭的嘴又多了，还是必须出来工作，拿工资才是正道。公元399年，江州刺史桓玄，火并了荆州刺史殷仲堪，自领荆、江二州刺史。就在这一年，陶渊明去了江陵，出仕为桓玄军府参军。

桓玄是大司马桓温的幼子，桓温当年有个幕僚叫孟嘉，孟嘉的第四个女儿是陶渊明的母亲，因此，陶渊明是桓家的门生故吏的后裔。这层关系，是陶渊明决定再度出仕时投奔桓玄的主要原因。正好桓玄需要培植自己的势力，像陶渊明这样的自家门生故吏的后裔，而且又是小有名气的文人，桓玄还是很欢迎的。

这一年，东晋发生了五斗米道徒叛乱事件，五斗米道徒在首领孙恩的带领下，攻陷会稽，杀死了同为五斗米道徒的朝廷命官王凝之，兵锋直指国都建康，屡败官军，一时全国鼎沸。领有东晋三分之二实力的荆、江刺史桓玄这时打算起兵，想打着勤王旗号，做着王室的打算。好在镇北将军刘牢之手下一员叫刘裕的猛将，将孙恩击退，使桓玄失去出兵的借口。

但桓玄还不死心，一再派遣人到建康，在朝野散布舆论，说自己的辖区一再出现祥瑞，给自己应天顺人造势。陶渊明就曾被桓玄派过干这种差事，这令他很痛苦。帮魏篡汉的华歆，帮晋篡魏的贾充，都是陶渊明意识形态中所批评的人，而他自己现在深陷于桓玄篡逆的泥沼之中，弄不好就要成为软性打手。怎么办？违背自己的道德信仰还是甩手而去？桓玄的气量没有王凝之高，陶渊明就只能消极反抗，磨洋工。于是，在重新参加工作后的一年之中，陶渊明频繁请探亲假，回浔阳，在家躲着。公元401年冬天，母亲孟氏病故，陶渊明正式以丁忧离职。三年后，桓玄被刘裕击败，后被杀，陶渊明因未参与桓玄篡逆而不受任何追究。

持丧的三年，是朝廷的法定休假期。守制期满，他就被起用为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一年后调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此时陶渊明已经40岁了，他想到自己40岁还屈沉下僚，以后还能有什么发展呢？加上母亲病故时他远在江陵，使他更加对为一口饭出远门工作有无意义产生疑问。而厕身幕府，看到执政者名士气的、野心派的，在江东这蜗角蝇头之地争着，全无向北恢复的志气，少壮时期“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雄心也随“荏苒岁月颓”，27岁时写下的《五柳先生传》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生活可以考虑考虑了。当年三月，新上司刘敬宣派他去建康投江州刺史解职表。从建康回来，他转道安徽钱溪，去看望嫡系族叔陶夔，希望他能给自己介绍个离家近的工作，打算再干一年，置办些许田园，便安心归隐。八月，新任命下来，他调任彭泽县令。彭泽，离浔阳仅百里。

新职位有一个好处，就是有100亩公田，其谷物可做工资的羡余。工资寄回家，公田全部种上秫，以便酿酒。但妻子儿子坚决要求种一半粳，那东西饱肚子。好吧，一半精神食粮，一半物质粮食。80余天之后，收获在望，一年一度的官员公务检查如期而至。县吏提醒他，见督查员要穿戴整齐态度恭敬，便能免于吹毛求疵，而皆大欢喜。陶渊明也是在官场上混过的，原先在幕府，知道督邮是基层县官们的脂膏，“能令公喜，能令公惧”，有钱贿赂金钱，没钱献上尊严。而他，此膝不向人屈已久，又怎么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那么——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悬印公堂，敛裳宵逝。

回家真好啊，妻子儿子欢欣迎接，家中一切打理得井然有序。放松羁宦心情，且饮一杯家中酒，不觉已是光阴流转。而邻里乡亲也前来问候，谈及现在将春至，该谋划一年之计了，在城西的田园上有得忙了。

回家的前三年，陶渊明农事之余，则“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寻丘问壑，自给自足，不赶时间，不差钱。在“既耕亦已种”后，他还是“时还读我书”，只是对原先自己所处的“智识阶级”则是“息交绝游”，不和有车一族交往了。

公元408年，陶渊明辞官回家后的第三年，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将他的老宅焚烧殆尽，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业，又付之一空。全家六口，只好栖息于一条船上。

生活还得继续，只要田地还不荒芜，一切便能从头开始。

一邻居见他勤苦如此，携酒慰劳。酒话中就劝告起来，官宦子弟何必与我们搅在一起？去和光同尘做官吧，旱涝保收，还不怕金融危机。陶渊明答道，他不是不能放弃隐居出去做官，只是他的性情太不适合做官了。非要勉强出仕，违背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快乐呢？现在不是挺好吗？累点，苦点，但精神愉悦。

在眼一睁一闭的重复中，又十年过去了，陶渊明再度被朝廷想起，征为著作郎。这已是东晋的夕阳晚照之年了，陶渊明不就职。“吾驾不可回！”陶渊明道。他在故里秀溪环秀居开了个讲坛，后人将之称为“贤讲”。之后没几年，晋这只迷鹿终于被刘裕逐得，天下称“宋”之时，陶渊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潜”。他实在看不下去了。

陶渊明的故事篇4

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陶渊明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他的一生平淡无奇，不但没有名垂青史的功业建树，而且没有激动人心的复杂经历。他曾做过几任小官，后来便在家乡浔阳隐居终老。他留下的作品只有120多首诗歌和12篇辞赋、散文，这些作品内容朴实，风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壮采见长，当时几乎没有受到文坛的注意。但是陶渊明身后的声名却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受到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坡是才华横溢的天才，却认为李白、杜甫都不如陶渊明，并且“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与子由书》）。辛弃疾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却对陶渊明极表敬意：“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水龙吟》）清代龚自珍甚至说：“渊明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舟中读陶》）一位终生隐居的穷苦读书人，竟会与功盖三分国的诸葛卧龙一样雄豪？陶渊明故居的平常松菊竟会成为万古高标的象征？让我们从他的生平说起。

陶渊明在《晋书》《宋书》《南史》中皆有传，此外梁代的昭明太子萧统也撰有《陶渊明传》。陶渊明于东晋兴宁三年（365）生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宋元嘉四年（427）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三岁。他在东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入宋后生活了七年，其生平正当晋宋之际的乱世。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身为东晋重臣，官至太尉、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进赠大司马。陶侃是东晋的重臣，为稳定东晋政权立有大功，功勋和地位并不亚于王导、谢安，但是他本是南方的溪族，年轻时曾打渔为生。在那个特别看重门第的社会里，陶侃虽居高位，仍不免被出身贵族的温峤骂为“溪狗”。陶侃身后不久，其家族就衰微了。以至于连陶渊明的祖、父叫什么名字，现已不很清楚。陶渊明虽为陶侃这位曾祖感到自豪，但他从来不认为自己出身贵族，相反，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总是“贫士”。请看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的自述：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篇短文并未声称是自传，但是沈约《宋书・隐逸传》称“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亦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见人们公认它就是陶渊明的自传。凡是传记文字，第一要务是交代传主的家世。然而《五柳先生传》中开篇即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这固然是故弄狡狯的文学手法，但也透露出作者对于郡望、阀闾、族姓等决定士人身份高下的种种因素的蔑视。陶渊明死后，其好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以哀悼之，诔文中说陶渊明“韬此洪族，蔑彼名级”，正是对这种精神的准确叙述。“韬”者，敛藏也。“洪族”者，大族也。

陶渊明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二十九岁入仕，历任江州祭酒、荆州刺史幕僚、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职，四十一岁辞去彭泽令，从此归乡隐居，终身不复出仕。被后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为什么几度出仕？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得很清楚：“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可见他是为了养家活口才勉强出仕的。颜延之的诔文把陶渊明出仕的原因说得更加清楚：“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李善注指出后面二句包含着两个典故：一是《韩诗外传》所记战国时人田过之语：“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二是《后汉书》所载的毛义之行为：“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可见陶渊明所以出仕，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奉养母亲。在这方面，田过的言论和毛义的行为就是陶渊明心中的出处准则。陶渊明的出仕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正因如此，陶渊明虽然几度出仕，但在职时间一共不过数年。他初作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后来的几任也都很短：任荆州幕僚达三年，当镇军参军仅一年，建威参军仅五个月，而最后一个官职彭泽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晋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为彭泽令。“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他从此彻底摆脱了官场的羁绊，像出笼的鸟儿飞向蓝天，《归去来兮辞》中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r，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乡以后，陶渊明在家乡隐居。在当时的条件下，隐居生活毕竟是清贫，乃至艰苦的。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繁重的农业劳动是格外的艰辛。陶

渊明家境贫寒，耕种所得不足维持全家温饱，有时竟不免向人乞食。但即使如此，陶渊明还是坚决拒绝地方官府乃至朝廷的征召，这是高风亮节，这是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和抗争！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官归隐，六十三岁去世。这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涯，就是一部精神抗争的历史，是高洁的品节战胜富贵荣华的诱惑的胜利记录。请看在陶渊明去世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上门来拜访，这位檀道济不但是江州的地方长官，而且是刘宋皇朝的宠臣，他闯进陶家，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规劝陶渊明出仕，说什么“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秉性贞刚的陶渊明早已绝意仕途，况且檀道济还不合时宜地把刘裕已行篡弑之事的当时誉为“文明之世”，这更使对刘裕篡晋极为反感的陶渊明忍无可忍。尽管此时陶渊明贫病交加，处境窘迫，但他断然拒绝了檀道济的劝说。话不投机的檀道济临走时竟然“馈以粱肉”，公然以权贵的身份对陶渊明进行物质赏赐，这种“嗟来之食”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所以陶渊明坚决不肯接受，“麾而去之”，即挥挥手让他拿走。一向待人彬彬有礼的陶渊明为什么会不顾礼数地“麾而去之”？因为檀道济的举止触犯了陶渊明的道德底线，“麾而去之”是对“嗟来之食”的拒绝，是对物质诱惑的坚决抵拒。

陶渊明终于在贫穷艰难却又恬静安宁的隐居生活中走完了人生。临终之前，他作《自祭文》云：“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果然，他的身后相当凄凉。挚友颜延之作诔哀悼，并与其友好商议后私谥曰“靖节征士”，此外无人为作哀吊文字，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赠。以至于在他身后不久，沈约、萧统等人对他究竟是名“渊明”字“元亮”，还是名“潜”字“渊明”，就已不甚了然。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陶渊明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终于成为仰之弥高的人格典范。请看南宋辛弃疾在《鹧鸪天》中对陶渊明的礼赞：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二、污浊泥塘中的皎洁白莲

陶渊明生活的晋宋之际，堪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在陶渊明出生的四十多年前，东晋的第二个皇帝晋明帝向宰相王导询问晋朝的开国史，王导就把当初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残暴过程说了一遍。明帝听了，羞愧得把脸伏在床上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正如当时北方前赵的石勒所说，司马氏的政权是用狡诈和残暴的手段从孤儿寡妇手中夺来的。正因晋朝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朝廷甚至不敢提倡忠君，整个社会便陷入缺乏道德准则的混乱状态。晋代的历史学家干宝写了一部《晋纪》，一般来说，叙述本朝历史的史书总要歌功颂德一番，可是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却对本朝政治严厉批评，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尤其感到痛心疾首：“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及至晋末宋初，士大夫更加道德沦丧，寡廉鲜耻。在那个充满着污泥浊水的泥塘中，陶渊明像皎洁的白莲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成为那个浊世中独一无二的人格高标。那么，陶渊明的人格究竟有哪些不同于流俗的体现呢？

首先，当整个社会都争先恐后地趋附权势与财富时，陶渊明却以清高、狷介的品格鹤立鸡群。晋朝的门阀制度根深蒂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既非德行，也非才能，而是门第。所以左思愤怒地说：“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茎寸径，荫此百尺条。”（《咏史》）枝叶繁茂的松树长在山涧底，柔弱的树苗长在山顶上。那棵只有一寸粗的小树苗竟然遮盖着百尺青松！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便是当时门阀制度的准确概括。当时不但王谢子弟聚居在建康城的乌衣巷里妄自尊大，社会上的其他人也对高门贵族心怀歆羡，直到梁代，连那个一心要造反的侯景都向梁武帝要求向王谢之家求婚。门阀制度下的价值观必然导致全社会追逐富贵的不良风气，正如干宝《晋纪总论》中所说，当时的士风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士人不但追求官位，而且裸地追逐财富。王戎身居高位，家财百

万，还每天晚上与妻子在烛光下摆弄筹码算账。和峤家财万贯却为人吝啬，人们说他有“钱癖”。正是在晋代，鲁褒的《钱神论》中出现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的话，故后人称钱为孔方兄。在这样一个污糟的环境中，陶渊明以我行我素的态度遗世而独立。陶渊明对以王谢为代表的高门贵族从未投过一丝歆羡的目光，相反，他对历史上那些贫寒终生的高士极为倾慕。他写了《咏贫士七首》，专咏那些安贫守贱的古代高士，比如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咏黔娄的一首，诗中说：“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后二句说既不以高贵的爵位为荣，也不接受丰厚的馈赠，这正是陶渊明自己的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陶渊明才到中年便辞官归耕，其后即使生活贫困乃至艰辛，也坚决不应朝廷的征召，这是对“不义而富且贵”的彻底拒绝，是对趋炎附势的世风的尖锐批判。有些论者强调陶渊明对晋室的忠诚，说他归隐不仕是出于反对刘裕篡晋。陶渊明确实反对刘宋篡晋，渊明的曾祖为东晋重臣，也曾仕晋，自然会有忠晋的意识。况且刘裕以狡诈残暴行篡夺之事，更使陶渊明十分反感。晋恭帝被弑后，陶渊明作《述酒》一诗，用瘦词隐语抒哀悼之意，便是明证。然而陶渊明归隐的意义远远高于不事二朝。他辞去彭泽令是在义熙元年（405），下距刘裕纂晋尚有十五年，此时刘裕纂晋之势尚未形成，陶渊明不能未卜先知。其实陶渊明对整个晋宋之际的黑暗政治都深恶痛绝，他竭尽全力去维护的目标是内心的操守。正因如此，志行高洁的萧统颂扬陶渊明：“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南宋隐士朱敦儒晚年被迫出仕，后深感懊悔，作诗说：“而今心服陶元亮，作得人间第一流！”

其次，当整个社会弥漫着虚伪、浮躁、放纵的风气时，陶渊明却以真诚、纯朴的行为鹤立鸡群。道德沦丧的社会必然是虚伪的，晋代士人的假清高便是明证。比如享尽富贵荣华的王衍，竟然“口不言钱”。又如潘岳作有《闲居赋》，表达了恬淡高洁的情怀，但他事实上是个“望尘下拜”的卑劣小人。陶渊明对此深恶痛绝，他在《感士不遇赋》中痛斥：“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陶

渊明自身的行为则纯粹出于天真的本性，从无丝毫的伪装或虚饰。陶渊明彻底看穿了官场的黑暗本质，便决然归隐，决不做暂栖山林而心在魏阙的假隐士。朱熹说得好：“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朱子语类》）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与当时的风气背道而驰。晋代士人多有放诞、等病态行为。西晋之初，阮籍、嵇康等名士蔑视礼教的放诞行为是为了抒发内心的苦闷，也是对于黑暗现实的反抗，但后来的士人袭其外表而失其精神，遂流于放荡纵恣，装疯卖傻。葛洪在《抱朴子》里揭露他们的丑态是：“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放狗。”陶渊明生性真率，不修边幅，他有些行为也好像异于常人，比如当着旁人的面取下头上的葛巾来漉酒，漉完后又戴到头上去。又如与客人共饮而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如果陶渊明身为贵族中人，这些举止多半会被刘义庆视作风流轶事写进《世说新语》。陶渊明的行为与上述狂士貌同而实异：那些狂士的放诞行为，多属装腔作势，颇像现代人吸引目光的“行为秀”；而陶渊明却一任情性，绝无伪饰。坡说得好：“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

辞官归隐是陶渊明个人的人生选择，清高、耿介及真诚、纯朴，是陶渊明个人的人格特征，这些都与当时的世风南辕北辙，为什么会得到后人众口一致的高度赞颂呢？换句话说，陶渊明特立独行的个人行为，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众所周知，只要不是无政府的社会，便需要有人做官，一个人选择做官为职业，当然是正当的权利。财富是生活的必要条件，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当然也是完全正当的权利。但是，由于官员和富豪都能占有远远多于普通人的生活资料，都能获得远远超过普通人的物质享受，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的行为就难免包含着比较庸俗乃至卑劣的动机。况且一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的总量是有限的，一部分人占有太多，势必会损害其余的人。所以毋

庸讳言，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这两项行为中并不包含任何道德价值。假如一个社会的成员全都不顾一切地追求官职，而做官的主要目标仅是猎取荣华富贵甚至贪污狼藉；或者一个社会的成员全都不顾一切地追逐财富，而发财的目的仅是挥霍奢华甚至为富不仁，那么这个社会靠什么道德准则来维系？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必然会陷入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境地。古人为什么要提倡廉退之风？其深层原因就是想用此来调节社会的秩序。春秋时代的伯夷、叔齐，平生并无功业建树，他们的事迹只是在继位问题上互相推让，武王伐纣后又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然而孔子称扬他们“求仁而得仁”，孟子甚至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树立廉退之风的典范。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都需要提倡廉退之风，更不用说晋宋之际那种道德沦丧的乱世了。所以陶渊明的出现，确实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陶渊明用他一生的行为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不但是封建时代的道德制高点，也对现代社会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

即使对于个体人生，陶渊明的人格高标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正如上文所述，担任官职和追求财富都是人生的正当选择。但是假如你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假如你为了达此目的不择手段，那就会在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从而丧失自我，你就会被官职、财富这些身外之物异化。如今有许多人志在必得地参加公务员考试，如果屡考不中，便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他们不知道人生有多种途径，不入政界未必便不能度过有意义的人生。还有些人一心想着致富甚至一夜暴富，如果美梦破灭，便终日惶惶不安，或自轻自贱。他们不知道生活有多种形态，过多的财富其实并无实际价值。从唐宋到元明清，不知有多少士人在陶渊明面前顶礼膜拜，因为他们从陶渊明身上找到了精神的归宿，领悟了人生的真谛。难道在现代社会里的我们就不再需要陶渊明了吗？不！在这个浅薄、浮躁的时代里，许多人在精神上陷入了坐立不安的焦虑状态，陶渊明就是能帮助我们退烧的一帖清凉剂。陶渊明的人生观能够引导我们保持原有的善良、纯洁的本性，并抵御尘世的种种诱惑。

陶渊明的人格意义，就是其诗文的价值之所在。陶渊明诗文的最

陶渊明的故事篇5

关键词：陶渊明 饮酒诗 人生 乐趣

陶渊明是历史上第一个大量写作饮酒诗的，他的饮酒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及其感悟，是文学园地里很宝贵的珍品。

陶渊明的经历并不复杂，但隐而仕，仕而隐，几经曲折，终于他明白了自身的人生定位，在饮酒与作诗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先生的饮酒诗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体现了他豁达大度的人生态度，亦可领略到诗人纯真而又质朴的个中乐趣。

一.隐居纵情之乐

陶渊明一生都在追求“真实、淳朴、自然”。尽管出于生计考虑他常常不得不出仕为官，但是他并不能纵情尽兴。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认为自己的为官生涯是“误落尘网中”，可见诗人对于“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的轻松自在是多么向往。陶渊明每一首饮酒诗都从自然之景或者闲适生活中得出自己的领悟，表明自己的心志。《饮酒》其一表明他已经参透了天道和人道，所以并不将一己的穷达放在心上，而能安平守拙，躬耕自乐，尽情追求内心的平静欢乐。他以故秦东陵侯邵平入汉成为瓜农的史实为例，来说明荣衰不定之意。认为人道每如天道，寒暑既有代谢，人事亦有荣衰，贤明的人明察时机，誓将不再疑惑。又比如“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以幽兰自喻，希望有清风吹来。重复以往的的道路或许可以通达，然终非良计，鸟尽而良弓藏，归隐才是唯一出路。其实，清风难至，任道难通，幽兰终处幽谷，贤人终当隐居。当陶渊明明白了这人生至理后，他就捧起酒杯，在饮酒中忘却了世俗的利害，抛弃了名缰利锁，即使所谓人之常礼对他来说也是多余的，隐居就不需要卑躬屈膝，饮酒就能释放心中的郁结。陶渊明放纵不羁的性格受阮籍影响很大，但是较之阮籍，他的思想平静得多，显得更超脱，也更真纯。

二.农忙稼穑之乐

陶渊明没有采取传统的隐居山林的方式。隐居之后没有避世不出，他不像中朝名士那样或身居高位而不务实务，或者占有山水庄园徜徉其间，也不像江左名士那样有距离地欣赏自然，而是将自己融入自然之中，在山水田园里体会稼穑之乐。“晨曦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渊明的农耕主要目的应该不是为了生计，他想要的是那种寄情山水、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他整日介于沉醉清醒之间，开荒南山，稼穑扶锄，像一般农民那样在田间忙碌，劳作之后“斗酒聚比邻”。尽管此时生计难以维持，但诗人的心境眼界却是开阔的，他依然说“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酒酣之时，感慨韶华易逝，人生苦短，于是众人通宵达旦，把酒共饮。正如孙人龙缉《陶公诗评注初学读本》卷一所言：“田家真景，令人悠然”。此时的他不是一个居庙堂之高的高官，而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务农老汉，与酒为伴，体会着四季交替的简朴的快乐。在《饮酒》诗中：“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言乱，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醉酒后物我两忘是诗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地，所以可谓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劳作之中或之余，与邻居村民在田间地头饮酒欢乐，彼此之间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不需繁文缛节。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毫无讲究，不存在“不敬”之罪。这种劳动中建立起来的感情与乐趣，纯而又纯，没有互相利用之虞，没有心机巧诈之虑，但是这恰恰是人世间最纯真的感情与乐趣，也包含着人生至理。在《陶渊明集序》中，梁昭明太子萧统第一次说出：“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意焉”，以其独特的视角道出了陶渊明诗中的深意。

三.三教并存之乐

宗教一般是“不二法门”，信奉了某一宗教就不得再染指其他类别的宗教。古代中国也有儒教中人诋毁释道的，自然也有释道互相批评的现象，但是对于陶渊明来说似乎“来者不拒”。陶渊明生活在玄学、佛学盛行的时代，其思想以儒家为本，同时也接受了老庄与佛教的影响。其诗文中所体现出来的儒家的浩然正气与安贫乐道、道家的避世隐遁与生寄死归，历来为众人所津津乐道。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学术界公认。陶渊明归隐后也潜心自然，开创了田园诗派，他也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词语来表达自己的信仰，“采菊”、“东篱”、“悠然”、“南山”、“自然”等词就表明了他接受了崇尚自然天籁的道家思想的影响。诗人对自然的追求是对形体和精神双重自由的渴求。生活在东晋的庐山脚下的陶渊明，和当时的佛界领袖慧远关系甚密，浓郁的佛教氛围对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陶渊明诗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空”，这与佛学中的四大皆空具有相似性。陶渊明最终回归自然、走向田园，固然有其道家因素，当然也离不开佛教的影响。陶渊明平静看待生死，这种人生参悟也极具佛教意味。佛的四大皆空、看破生死，可以化解人生各种烦恼，使人以一种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死。“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各养千金区，临化消其宝”。陶渊明一生坎坷，三仕三隐，面对世事、祸福、得失，能以一种豁达的胸襟泰然处之。特别是对于生死问题，他能淡然处之，不以生死为累。他认为人有生必有死，这纯属自然规律，人应该正确看待生死。而陶渊明虽然隐居，却并不推崇老子“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他没有一味地追求超凡脱俗，反而乐于与人沟通，追求自然之乐。他于人世之间出而入，入而出，这种介于出入之间的状态正是儒道释三教并存无碍的境界。也正是这个原因，陶渊明的饮酒诗体现了思想无界，胸怀无限的无限阔大之乐。

陶渊明的饮酒诗诗风独特，冲淡平和，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把一生的感情都寄托在酒里。靖节先生人格之高洁，襟怀之超旷为后代树立了典范，也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至真至善的理想王国。他诗中之乐几乎囊括了人生的所有方面，蕴含着深邃的思想。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3月

陶渊明的故事篇6

陶渊明生在官宦世家，他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级的官，家庭影响使他从小就树立了大济苍生的远大志向。但到陶渊明的时候，陶家已经衰落，在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前已到了“耕植不足以自给”的程度。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时期，少年时期就“猛志逸四海”的陶渊明无法进入社会上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此他很是苦闷。上级来视察，要他整衣冠来迎接，这只是他辞职的偶然因素，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他对官场的不满。但陶渊明这样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会心甘情愿、快快乐乐地做隐士吗?

其实，即使在辞职之初，陶渊明也不是毅然决然的。《归去来兮辞》开头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兮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可见，“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说得坚决干脆，但那只是陶渊明一时激愤所说的气话。他对官场并不是一点儿也不留恋，因为只有为官从政才能实现他大济苍生的志向，更因为他还有一个家需要他来支撑，当时他的心情处在一种矛盾痛苦状态之中。

辞职之初，他的家庭状况还是不错的，尚有“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经济情况每况愈下。陶渊明是一个书生，又不是农家出身，他怎能靠种田养活全家?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他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草比苗盛，陶渊明之不善农业生产可见一斑；晨起夜归，陶渊明之辛苦可想而知。虽然辛苦劳作，但陶渊明后来还是穷得几乎要讨饭了。在《乞食》里他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陶渊明能闲适起来吗?

陶渊明的痛苦不但有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他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现实却让他处处不如意，这使得他有一种怀才不遇的痛苦。在《杂诗》(其二)中他写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其中“终晓不能静”很好地证明了他有颗不安静的心。

对自己的辞职，陶渊明也有过怀疑。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他先说了两句激愤话：“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接着说起自己的过去：“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后面则是描写自己的贫困：“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陶渊明认为“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意思是说，生活贫困，其原因完全在自己，又何必去怨天呢?但是想到这一生所遭受的忧患，又感到很忧伤。在这里可以看出他对隐居的后悔之意。

陶渊明的故事篇7

[论文摘要]陶渊明思想之新与深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态度，二是创作态度。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在看待生命问题上。他委运大化，顺其自然．表现出超然无惧的清旷风度；在看待生活问题上，他贵身尚生，遗形取神，表现出应物而不累于物的处世风貌；在看待归耕问题上，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超尘脱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问题上，他称心足意，归朴守真，反叛“诗言志”，表现出体同大化的名士风貌。

陶渊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长之先生认为陶渊明是“儒家而进入道家”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人自然为一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尊天师者也。”同时陶渊明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玄学，形成自己鲜明的思想特点。玄学家认为，“自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治世原则。阅读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陶渊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一、委运于自然造化——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重视实际的人生，认为肉体成仙说不足为凭，人总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万物终归于空，成仙之说实为荒诞。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传说中的神仙却无一存在：“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既然如此，最现实的就是享受恬静、自适的生活：“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饮酒可断绝各种杂念，甚至忘掉上天，这是因为“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听任自然，不矫情，享受生前实际的人生生活。郭象注《庄子·太宗师》说：“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既然活着已经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称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鄙弃身后之名，而注重实际优游的人生，体现的是玄学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认为形神相依，形灭神亡，否定佛教的形灭神不灭的生死观。《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归结为“恋生”，而“形”与“影”现实忧惧的背后，则是对死亡的焦虑。惧怕死亡，而使神为物累，都违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呢?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或喜或惧，都会对自然与生命造成伤害。只有“乘化以归尽”(《归去来兮辞并序》)，委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坦然地拥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这是他委运自然、随顺自然的开放、通达的生死观。

二、应物而不累于物——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从不同角度、层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学的依循自然，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观念。弃官返乡，不为荣名所系，其原因是涵养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即：“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难活百岁，岁月又催人老，如不放弃贫富贵贱的迂腐想法，去追逐荣华名利，一旦身殁，皆随之而去，深为可惜。“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就应该充分享受它，让它充满欢声笑语，“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贵身尚生，就是要区别身内身外，就是要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虑的是“身没”，“影”焦虑的却是“名尽”，“影”劝告“形”：不要为了“身”之畅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却了对“名”的热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这是济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张委运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消释了“形”与“影”的世俗情怀，不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极大的幸福，就是享乐和满足自身，何必还要有求于其它呢?

人在三才之中最灵智，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没有去追求声色犬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张湛继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个性人格思想，发展了物质享乐的一面，鼓励及时行乐：“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列子·杨朱》注)而归居茅屋“养真”的陶渊明，对物质的态度是“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时运并序》)。他不为物欲、情欲所缨，是因为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灵智的，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对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真实、简淡干净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生活：“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此幽居。”(《答庞参军并序》)“我唱尔言得，洒中适何多。”(《蜡日》)“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躬耕之余，喜欢读书、抚琴、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并乐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适。鲁迅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态度是不易学的。“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确实体现了难得的“自然”。荣祖肇先生说：“他是很能欣赏自然，服从自然，以及放纵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说：“他自己放纵性情，有时只求个性的适合，决不顾社会的礼教，以及他人批评。”

真正欢乐自适逍遥的人生，最终是要追求实现精神心灵的彻底解放，要遗“形”取“神”。而遗“形”取“神”，便要心地闲静虚一，不以物务营心，应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质累形，不以形体累心。这正是玄学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行为的理论准则。

三、质性自然——陶渊明退隐归耕的意义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为了回归本性(性本爱丘山)，故退隐。但是，他退隐的原因是对上古贤德之君羲皇、神农、炎帝之后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他认办“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朴素的世风不见了，真正的怀德之人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他于是退隐回归了。

他退隐的动机，身处“大伪斯兴”的时代，虽无力移风易俗，但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不把自己人格丧失掉，这就是他弃官的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道丧向千载”(《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他奉劝诸位好友，“从我颍水滨”，随我像许由一样隐居颍水之滨。身处如此时代，他怀念上古的淳朴和三代的太平，认为那是真正人性的世道：“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并序》)“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并序》)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即“桃花源”似的社会。王弼认为上德社会是从宇宙本体“无”中生出的混沌状态。这样的社会一切都处于“朴”、“真”之中，也就是在纯粹的“因物自然”中。由此而来，陶渊明认为，上古之时人民最淳朴、最合真性：“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他(陶渊明)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和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陶渊明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事有其极清醒的认识，因此在退隐中，能忍受饥寒劳苦，总不改其初衷。“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他忧惧的不是饥寒，而是“道(自然)”是否取胜?如果“道”取胜，则笑逐颜开。有“志于道”，所以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隐居已非个人行为，实际是一种政治态度，是一种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不承认现实政权的合法性。

陶渊明退隐躬耕劳动，认为劳动是人类和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的躬耕劳动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陶渊明以耦而耕的长沮、桀溺白况，这分明是要走“小人”樊迟学稼的道路。他躬耕南山，对“樊笼”与“自然”两种环境中的不同人际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误落尘网中”的诗人，“但畏人我欺”(《拟古九首》其六)，“世俗久相欺”(《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二)。躬耕南山之后，则是“闻多素心人(《移居二首》其一)。与“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欺诈与冷漠，有的只是村舍里的质朴、纯真，一切归于自然。与他们相交往来的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而他们“言笑”的话题，也与其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这种山中农民的淡泊淳朴，恰与诗人的自然之本性相契合，他追求的正是这种纯真自得的精神境界。葛晓音先生说：“诗人认为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意，并从中领受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一种超尘脱俗的人格精神。

四、对“诗言志”的反叛——陶渊明的创作态度

陶渊明改变功利的创作观念，一变而为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转变，这便是“通悦”。“通悦”，在内容上表现为“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想怎样说便怎样说”。建安文学“通悦”的实质是摆脱旧传统、旧教条的束缚，是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解放。以诗而言，“通悦”的核心是把诗歌从儒家的“诗言志”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变成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更便于抒发感情即“缘情”的工具。很明显，陶渊明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受“通悦”的影响很深。

陶渊明的故事篇8

关键词：文心雕龙;陶渊明;缺席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而代表了魏晋以来诗歌最高成就的陶渊明，其诗歌注重写意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启示性，诗风自然浑融。然而，就在这样一部文艺巨著中却独独缺少了对陶渊明的评判，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有人论证刘勰编著《文心雕龙》时并没有见过陶渊明的诗，但有考证陶渊明生于352或365年，卒于427年，而《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501至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这说明，在刘勰生活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看到陶渊明的诗作的，所以，只能从其他方面来论证刘勰不关注陶渊明的原因。

一、当时社会风尚并不重视陶诗

在当时的年代，陶诗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刘勰也没有看到陶诗的过人之处。因为对陶渊明的作品表示肯定的萧统编选的《文选》，成书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以及在刘勰稍后的钟嵘所著的《诗品》中有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也只是将其的诗作列为中品。在徐公持先生编著的《魏晋文学史》中提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历数‘晋世群才’及于‘宋初文咏’，包括‘张、潘、左、陆’，郭璞、张协，以及‘袁（宏）、孙（绰） 以下’，终不言陶;其《时序》篇亦详称‘王、袁’，‘颜、谢’，‘何、范、张、沈之徒’，而无视渊明，与沈约眼光，几同一辙。”这表明在南朝时期，重“文”的时代风气，使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陶渊明作品中自然浑成、融理于趣的美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刘勰着眼点主要集中于贵族范围

刘勰在《时序》篇中，对近世的一般文人只列举了“王袁”、“颜谢”、“何范张沈”等数家，且都把数人合为一句评语，极其简单。而且这几家均为当时的名门望族，刘勰在其后补充说明“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这句话的潜在含义是指，文中所列举的几位代表文人是闻名于世的，这是世人之所见，而非其个人的看法，故略举大较，而陶渊明在当时并没有闻于世，便没有列出了。

三、刘勰文中有其他诗人作为例证

对近世人物不作定论性评价似乎是古今一般学者的共同做法，因为一个作家被世人完全认识往往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陶渊明大致生活在晋宋之际，而刘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际。纵观刘勰《文心雕龙》全篇，所论及的作家大体是宋以前的，而陶以后的作家仅寥寥数十位，且未作具体的评价，仅是一笔带过，这与其论述和评价陶之前的作家的态度是有明显不同的。本文论的主旨是论证“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所列举的必然是这一时代主流的文学发展现象所代表的文人，来论证文学和时代密切的关系，所以所列的都是代表其时代主要创作潮流的文人，而对于疏离于时代文风的陶渊明，也便没有列出来了。

四、刘勰与陶渊明为文原则不同

《文心雕龙》中的各个篇章，都离不开“为文之用心”这个宗旨：首先，“文之枢纽”阐明了为文的指导思想，即主张以儒家之道为根本，师法圣人之作文，以经书为体制，酌情汲取纬书的精华，变化于骚体来为文;接着，“论文叙笔”遵循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具体论述了三十余种文章如何为文的要求、原则和方法;然后，“剖情析采”又在“论文叙笔”的基础上阐明只有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才可能实现成功地作文。而且刘勰极为重视语言形式的“丽”，这是刘勰对于文学作品形式主要包括辞藻、对偶、声律、用典等方面总的美学要求。

而陶渊明的诗向来以平和冲淡为总的艺术特征，语言清雅脱俗、富有哲理。而虽然刘勰反对过分修饰和浮夸的文风，但在《情采篇》中却否定了近乎口语般的文字。他讲究“衔华佩实”，并在《熔裁篇》中论述注重词句斟酌的重要性，认为文章如果太平淡那便不叫文章了，因此，刘勰与陶渊明在为文原则方面是有差异的。

五、刘勰对于玄言诗的偏见影响了对于陶渊明的评价

“淡”是玄言诗人的审美理想，是玄言诗的主要风格特点，玄言诗人将理想贯彻在诗歌里，便形成了玄言诗简约清淡的美学境界。而生活在东晋中后期的陶渊明，将田园风光和个人情感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寄托心灵而又能揭示客观事物内在美的艺术境界，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纯自然的态度，决定了陶渊明自然平淡的诗学风格。而田园所具有的这个审美本质，决定了人必须与它平等交流而非凌驾其上的审美态度，要人须有与它相一致的本质力量，从而结合出陶诗的完美境界。陶渊明的诗与玄言诗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陶诗源于玄言诗，而又超越其上。

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涂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所以，刘勰对玄言诗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诗歌原则，他继承了先秦汉魏以来的诗言志的传统，是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出发来反映现实的，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玄言诗也是一种反映晋人心灵的现实诗作。因此，刘勰在作品中才没有列举出与玄言诗有渊源的陶渊明。

六、刘勰与陶渊明截然相反的政治观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大部分是对自然景物、田园生活的欣赏和赞美，也有一部分是讥讽时事，抒发不满，反映诗人质性自然、玄远放达的适性之作。而刘勰的政治观及处世态度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刘勰有着明显的儒家入世思想，强调“君子处世， 树德建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他写《文心雕龙》的动机不仅是要纠正当时的“讹滥”文风，但也不无把它当作走上仕途的敲门砖的意图，书成之后他以此拜谒权贵沈约就是明证。

刘勰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出的规定性，就是“雅”。刘勰深受儒家传统影响，这一传统在文学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功利性， 它要求文学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已经成为儒家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刘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正是运用了这一标准。这种把作家的创作活动与政治功用统一起来的要求，实际是刘勰积极出世思想在文学方面的反映。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尽管刘勰并未要求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来写作，但至少对“达于政事”、有益时用的文学作品从内容上是极力褒扬的。

总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没有提及陶渊明的现象，从古至今都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考证，有从外部因素，有从内部因素进行论证，综观全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需要全面完整的看待这种现象。（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杨满仁. “《文心雕龙》不言陶渊明”考[J]. 九江学院学报， 2007， （5）： 9-11

[2]陈令钊， 丁宏武. 《文心雕龙・明诗》篇对陶渊明五言诗的偏见[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0， 10（5）： 106-109

陶渊明的故事篇9

关键词：陶渊明；山水情怀；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山水性情

论文类型：理论研究

史论陶诗，一般多以“萧散冲淡”（朱熹）[1]、“质而自然”（严羽）[2]，“冲淡高洁”（梁启超）[3]、“和谐静穆”（朱光潜）[4]等作概括，认为它自然情深，可以与《诗经》三百篇相媲美。本文着重从“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和“山水性情”三个方面对陶诗做一点浅层次的分析，聊以探求陶诗中的山水意境以及深蕴在这意境中的诗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理想，即山水情怀。

一、陶诗中的山水情结

陶渊明擅长“以情造境”，他的诗歌古朴自然，诗意深醇，且能天然入妙，体现山水情怀，究其源动力，在于他的山水情结。相较于一般文人，“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5]诗缘情而发，他从山川河泽中得到美的感受付之以诗，他的诗“论怀抱则旷而且真”[6]，读者能触景生情，情以景观。陶诗中出现的物象诸如山和泽大多包含着诗人欣豫自远、委心事外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山水情结的实体化。

具体而言，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性本爱丘山——骨子里存在着亲近山水的基因

陶渊明的一生是与山水结缘的一生，单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这十个字，我们便可感知回归自然是与他的人生追求相契合的。“爱丘山”的意思就是“爱自然”，“性本爱丘山”说明他的骨子里存有着亲近自然的因素。他渴望并在后二十年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中，已融成大自然的一员，他不再是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山水早已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虽然曾经“误落尘网中”（同上），还“一去三十年”（同上），但就像羁鸟恋着旧林，池鱼思着故渊，他“目倦川涂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无时或忘地“心念山泽居”（同上），最后“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向往山水的心被彻底放飞，即使面对死亡，他也可以高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词三首》其三）从他的诗句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领略到诗人对山水的喜爱和眷恋。那些山，那些泽（水），以及山泽间的动物和植物，都充满着一种非凡的魅力，诱惑着他走近。“山泽久见招”（《和刘柴桑》）——山泽哪里会真的招呼人，只因为诗人心思归隐，在山水情结的作祟下，他才会觉得山水见招。这是情结与实物之间的通感。也正因为诗人“性本爱丘山”，拥有着妙造自然的山水情怀，所以别人都瞧不上眼的山野景观在他笔下却显得格外亲切，他的诗歌才能任怀得意，营造出一种属于山水独有的意境。

2、怅恨独策还——黑暗社会压迫下渴望回归自然

陶渊明生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年少时，他也有过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但他真醇的秉性受不了宗室斗争、军阀夺权的政治野心，受不了不断的血腥杀戮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更兼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便选择了归隐这条路。选择归隐，证明他“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归隐后，可以“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久去山泽游”（《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可以尝试“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可以怀想“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二十首》其十）。总之，山与水可以缓解他心头的压力和疲劳，洗去他因见过太多世俗社会的黑暗和污浊而引发的厌世情绪。与山水相融，把山水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宿，是陶渊明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作出的明智选择，作用其中的除了他骨子里拥有的高尚节操和爱山又爱水的真性情，当然也离不开黑暗社会压迫人性的反面驱动。

“性本爱丘山”和“怅恨独策还”（《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分别是山水情结形成及表现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作用在陶渊明的诗歌写作上，便形成一种冲淡自然、清新流畅、古朴质直、醇厚隽永的诗风，感情真挚而富有奇趣，故金代元好问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醇”[7]总括其诗歌特点。他的山水情结与他诗中的山水意象巧妙融合，一起构成一种浑融的山水意境。

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意象

陶渊明的诗歌抒情沁人心脾，写景豁人耳目，深得隐逸之趣。在他的众多诗歌中，山水意象的运用极其频繁，惯以清新之景、清新之物写清新之境。这些意象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都体现自然的特点，即以山水为美的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对美的要求。其中，广义的山水意象包括山、泽、松、兰、鸟等与山水相关的生命和物事，狭义的山水意象则单指山与水（主要是泽）。下面，我们便从山与水的意象分析陶诗的山水意境，探求陶诗的山水情怀。

1、山的意象

陶渊明的诗歌中山的意象繁多，有陵岑、南山、西山、东岭、曾丘等，不同的意象与不同的时令、景物和心情相结合，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尤其以南山最具典型性。

南山这个意象分别出现在《饮酒二十首》其五和《归园田居》其三中，它既是一座实体的山（指陶渊明住所附近的庐山，古称南障山），又作为诗人心中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信念而存在。以《饮酒》其五为例，按照古汉语的原则，第三联后半句“悠然见南山”既可理解为“悠然地见到了南山”，也可理解为“见到了悠然的南山”，所以，在这里，山与人一样具有“悠然”的性情——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邈远。它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中渴望回归自然，像山水那样自在的理念和追求。而一个“悠然见”展现了诗人闲适的生活和超脱的心境，当然也把美好的风光囊括在其中了。整首诗虽然无一字实际写情，却句句关情，意境迥然，可以说是得尽风流。在诗中，景物、情理水乳交融，有神无迹，所以温汝能所撰《陶诗汇评》中有“渊明诗类多高旷，此首尤为独绝。境在寰中，神游象外”[8]的说法。此外，“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杂诗十二首》其二）、“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游斜川》）等诗句中山的意象也都呈现出冲淡自然、清静渺远的意境，很好地表现了诗人渴望栖隐山林、归复自然的情怀。

2、水的意象

陶渊明诗歌中水的意象也十分丰富，有江、海、湖、泽、涧等，尤以泽的出现次数为多，且多与山连用，“泽”作名词在《古汉语常用字典》中被定义为“聚水的洼地”[9]，在陶诗中显然是指与水有关的东西或地方。“山泽久见招”、“心念山泽居”、“久去山泽游”、“寒气冒山泽”（《于王抚军座送客》）、“迥泽散游目”、“和泽周三春”（《和郭主簿二首》其二）、“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饮酒二十首》十二）等诗句，或寄托向往山水的情怀，或描写水滨隐居之人的高尚品质以表达自己的仰慕效仿之心，任真自得，深得“渐近自然”[10]之趣。职称论文

陶渊明是以意写境的高手，他的诗歌以写意为主，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平实的笔法精炼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以达到写意传神的效果；并融兴寄于自然美，使景物人格化。意象本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在陶诗中，山的意象与水的意象一体浑融，绝不孤立。诗中的意象往往构成一个整体的画面，且具有渺远的意境。这种渺远是意象使然，也是诗人的心境所致。例如，“心远地自偏”（《饮酒二十首》其五），“远”突破山水有限的形体，使人的目光伸展到远处，从有限的时空进到无限的时空里，进到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宗白华先生曾说：“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11]陶渊明便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游心”，他把山水意象融而为一，连同自己本身达到物我谐忘的境界，使本来的山水述怀变作山水情怀，从而营造出一种自然而有奇趣的山水意境。故宋代苏轼盛赞陶渊明作诗“才高意远”[12]、“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13]

三、陶诗中的山水性情

陶诗的真趣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出来的，饱含着诗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切感悟，是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求，是主观与客观的浑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4]这便是对陶渊明运用“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刻绘。就像庄周梦蝶一样，陶渊明早就与山水融为一体，山水的性格便是陶渊明的性格。

孔子也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同样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钱穆先生对此解释为：“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知者似之，故乐水。山安固厚重，万物生焉，仁者似之，故乐山。”[15]大抵是说，山的特点厚重卓拔，与仁者相似；水的特点圆融通脱，与智者相似。这是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解释“仁”和“智”的内涵。从陶渊明的诗作和生平来看，他的性格中这二者兼而有之。鲁迅先生曾说：“陶潜诗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6]这更加证明了陶渊明的性格中刚和柔是兼济的。

1、山一样的性情——厚重卓拔、独立自持的仁者风范

山独立无畏。只要它存在，它就坚定地独立，不依附哀求别人，更不会为着私利、为着五斗米向人折腰屈膝。它稳重且懂得自持，在原则上固守节操，具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卓拔。

陶渊明性格的卓拔体现在他不畏权势所迫，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上。当他对统治者失望之后，选择归隐，更体现出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和坚决的反抗精神，他的《饮酒二十首》，通过回忆过去生活，写出了他从出仕到归隐种种生活的观感和体验，传达了对污浊、险恶的社会的痛心和不满。例如《饮酒二十首》其六中，诗人借酒抒怀，感叹俗世里做人行事的无原则性。“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寥寥数语，把表面现象可以蒙蔽人们眼睛，社会舆论可以给人错误导向的通病尽显无疑。言辞咄咄，体现的正是山一般的卓拔。《饮酒二十首》其八中，诗人以孤松自比，表现自己高洁坚贞的人格。在寒冷的季节里，“众草没其姿”，而它却依然挺立，折射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了诗人以清高自许，不愿“随波逐流”、哪怕守穷也要学高山青松卓然而立的品性。同时，他的厚重表现在对山川田园的喜爱和对劳动人民的亲近上。再以《饮酒二十首》为例，第九首中“父老”提酒邀饮，诗人“倒裳”而迎，表明诗人生性的冲淡，与农民间毫无隔阂、融洽无间；而诗的后半部分写诗人与老农促膝相谈，老农劝诗人处世不要那么认真，还是出去做官的好，这番“父老言”有点像屈原与渔夫的问答，类似于陶渊明的自明心迹。于是诗中接着道，“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意思是说我隐居的决心已定，再不会重返仕途，与世同流合污。正是诗人能和农民倾心相处，他才深知人民的疾苦和真诚。投桃报李，他在他的诗歌里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回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2、水一样的性情——圆融通脱、上善大度的智者气质

山水相依，正如仁智不可偏废。智者首先必须是仁者，不是仁者，没有真智。水的特性在于柔和多变，遇事容让。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说的正是它的有容乃大。同时，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使得它拥有遇形象物的本事，体现在为人处事上，即是圆融通脱的生存方式。而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水的性情始终贯穿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和处世之道上。

至于陶渊明性格的圆融通脱，在为人处世的率性方面极具代表性。水遇物则变形，陶渊明的性格也是行云流水一般，洒脱不羁。苏轼曾经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饥则相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17]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陶渊明少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请人引荐，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任江州祭酒，丝毫不以求官为嫌，但不久因受人轻视，“有志不获骋”[18]，自觉不快，更兼不堪承受小吏生活的繁琐和拘束，“少日自解归”[19]。当别人再次请他出山的时候，他没有应允。直到后来迫于生计才去当了个小小的彭泽令，又因为不愿向督邮“折腰”，再次挂冠而归，从此再不出仕。但他的隐居之乐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乎山水田园，在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他不以隐居为高，却始终坚守着自己隐居的志趣，没有半点虚伪，饮酒作诗，一字一句都是真性情、真心境的表现，绝不像有些人，身在江湖心怀魏阙。

同时，陶渊明如水的性格还体现在与人交往上。江州刺史王弘想结交他，苦无路可走，听说他要游庐山，于是请他的朋友庞通之备酒席候于路中，二人正畅饮时，王弘闯到席间，言谈大欢，因而结识了他。还有莲社高僧慧远结社时特意邀请他，他回信说要准他吃酒才去，慧远居然为他破戒置酒，渊明到了，忽“攒眉而去”[20]。足见其性格中如水一样的灵动和洒脱。再有，从他的无弦琴和“我醉欲眠，君可去！”[21]等物事和言语中亦可窥其性格的真率。

古人说，文如其人，诗亦如此。陶渊明的山水性情其实就是陶诗的山水性情。境由情生，情以造境。陶诗中的山水性情与诗歌意象互相叠加与融合，便成为组构山水意境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丰赡作者人物形象和雕琢其山水情怀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陶诗，郑振铎曾有过精当的论断：“陶渊明诗虽若随意舒卷，只是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我们如果喜欢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便也会永远忘不了渊明的小诗，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些诗都是五言诗里最圆润晶莹的珠玉，他们有一种魔力。一捉住了你，是再也不会放了你走的。他们是那样的深入于读者的内心，不是以辞语，而是直捷的以最天真最浓挚的情绪与你相见的。”[22]

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举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清新自然、冲淡古朴、物我浑融、富有真趣，而且他的诗重在写心，即骨子里的山水情怀的自然流露。陶渊明作诗，意存笔先，往往“无意于诗而意已至”。此外，陶诗中的景物在描绘过程中往往被人格化，题材和内容贴淡的日常生活，诗歌形式上也体现朴实无华的特点，意境渺远。在许多诗歌中，陶渊明寄寓的是一种与山水一样平实的情怀，是一种与山水一样高远的理想，是一种作用于诗人心灵感官的山水情结，而围绕山水情结款款而述的文字里展现的是一幅幅人与自然物我谐忘的画面和一个个或山或水的意象，意象累积，画面延伸，综合成一个浑融完整的山水意境。透过山水意境，反映出诗人不慕荣利、回归自然、关心下层人民生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质。

参考文献：

[1]朱熹．朱子语类〔m〕．见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85．

[2]严羽．沧浪诗话〔m〕．见王瑶．中国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9．

[3]参见徐慧珍，彭公亮．“沉醉”与“心远”〔j〕．湖北：理论月刊，2002：43．

[4]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a〕．见朱光潜全集〔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396．

[5][10]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343；569．

[6]萧统．陶渊明集序〔a〕．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7]郝树候．元好问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0．

[8]参见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575．

[9]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68．

[11]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9．

[12][13]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14．

[14]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

[15]钱穆．论语新解〔m〕．上海：三联书店，2002：158．

[16]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7．

[17]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a〕．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4．

[18]参见曹明纲．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

[19]参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09．

[20]参见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79．

陶渊明的故事篇10

论文关键词：陶渊明 田园诗 理想现实

陶渊明可谓是田园诗的开山祖师，历代也有不少人写田园诗，可后世田园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说几乎未有逮及陶诗的。原因在于两点，其一是陶诗中体现出肃穆、和谐、优美的意境，这种意境折射着陶渊明理想的光辉，因而充满了诗意和美感；其二是陶诗中对田园生活真实、深入的描写，体现出人与自然契合的情境，是对现实田园生活的真切写照。

一、陶渊明诗中理想的田园生活

正如歌德所说，“艺术家拿一种第二自然奉还给自然，一种感觉过的、思考过的，按人的方式使其达到完美的必然。”陶渊明的诗便是描写经他感觉过的自然外物，他笔下那和谐、优美的田园，正是他理想的写照，平凡的乡村景色在诗人欢欣目光的沐浴下散发着无限的诗意。

（一）在陶诗的理想国里，田园景色宁静优美，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陶渊明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官，但他在官场中战战兢兢、格格不入，只有回到大自然中他才感到自由舒畅。刚欲归田时，乡村田园便是他的理想国，在他的想象之中，乡村没有官场与政治的黑暗和浑浊，清净淡远，那里是他最亲切的身心所安之居。他在《归去来兮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这描写了他归田前悲伤怅惘的情景。接下来，他想象归田时的情景：“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自酌自饮，无比自在，亲戚看望，叙旧道新，弹琴看书，忧愁烦恼不翼而飞；春天即将到来，农事也接踵而至，生活将忙碌而实在，归田后的日子安宁而美好。

归田前后陶渊明写了不少田园诗，《归园田居》、《饮酒》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在这些诗里，田园景色优美，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由自在，心灵得到了解放。例如，在名作《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一诗中，诗人把他归田喻为羁鸟恋林、池鱼乐水，可见他对田园怀着多么深厚的热爱之情。在这首诗里，诗人还描绘了一个宁静、朴素而优美的世界：十余亩方宅，八九间草屋，绿树成荫，绕屋而列；远可见炊烟袅袅的村子，狗吠深巷，鸡鸣桑树，诗人身处田园，自由而快乐。在《饮酒》其五里也表现了同样的佳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庐在人境，能无车马喧吗？当然不可能。诗人却并不觉得，他以一句简洁而意味深长的话道破了心中奥秘——“心远地自偏”，诗人的心中一片安宁欢欣，因而他看到的田园是那么悠然自在。这句诗可以说是陶渊明许多田园诗的解释：虽然事实上的田园也许并没有那么美，但正如辛弃疾所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心境决定情境。在陶渊明的诗中，自然景色和谐静美，而且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如鸟与林、鱼与水。

（二）在陶诗的理想国里，呈现了真淳和谐的人际关系

陶渊明厌恶虚伪的社会风气，痛感“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认为移居田园、坚守自然可对抗庸俗世风。他在诗中表现了田园中人诚朴快乐的形象，描绘了人们和谐共处的乡居图。如《移居二首》中的描述：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其一）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其二）

在第一首诗里，诗人说他想居南村的原因是听说那里多有淡泊之人，邻里往来，纵谈往昔，奇文共赏。在第二首诗里诗人说到春秋天好，登高作诗，邻人过门相呼，喝酒闲话，总不厌倦。这里远离危险的、黑暗虚伪的浑浊官场，人们相互之间毫不设防，和谐而真淳。作者在为官时盼望归田，认为淳朴友好的人际关系更适宜于人类生存，这可以说是他对人际关系的一个理想。诗人多次描写了这样的邻里关系，如“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酌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十四）等。在诗人的笔下，披草来往，松下共饮，人与人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有的只是亲切真淳之情。

由以上论述可见，陶渊明的田园诗自然是美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上述诗歌大多是他五十岁之前所作，那时归田不过十年，生活也尚宽裕，田园曾是多年的梦想，因此他眼中的田园一切都很美好。诗中描写的读书耕地、弹琴赋诗、采菊饮酒、邻里相契这种田园生活正是诗人中年时的田园理想。

陶渊明具有自然、和谐、完美的人格，任真自得，固穷守节。晚年他生活逐渐困苦，天灾虫害，屡有不幸，“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愈老愈困，甚至有时要靠乞讨生活（《乞食》）。但他并没有因此麻木，在对现实失望后，重建了自己的田园理想。这集中表现在《桃花源诗（并记）》里面，他描绘了一个桃花源世界，那里景色优美，没有剥削和压迫，“童孺纵歌行，斑白欢游诣”，男女耕种、怡然自乐，人与自然、人与人都是那么和谐自得，生气勃勃。它集中反映了陶渊明晚年的理想，也是陶渊明田园与社会理想的终极设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陶诗中，除田园诗外，咏史诗、抒怀诗、刺世诗和杂诗，常常也有描写田园的诗句，如“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停云诗》），“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归鸟》），“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其三）等等，这些诗句可以说是田园诗描写的补充，它们和田园诗体现了一致的感情。

二、陶渊明的田园思想和实践

陶渊明是个士人，读过很多书，曾经也是“猛志固常在”，在短暂的出仕生涯中，他对官场的黑暗险恶感到失望。在归田后的二十余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虽然也不时想起大济苍生之志，自感壮志未酬，因而伤感以致难以入眠，不过，他还是在农村待下来了，无论生活优裕还是困苦，他都固守田园。他的诗歌和行事显示，他不仅是一个执着于理想的人，还是一个踏实生活的人。正是因为他深入农耕生活，真正懂得田园的苦乐，所以其田园诗尤其是后来的作品写得愈加朴实真切。这一点正是后来的田园诗人难以企及的。

（一）崇尚自然的田园思想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具有抱朴含真的自然天性。《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集中体现了这点：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草木繁茂，环绕房屋，我爱我屋，或耕或读，没有达官贵人登门，也少了老朋友的拜访，清静悠闲，酌酒摘菜，雨微风好。只有对自然具有深切的热爱之情，才能把自然描绘得如此细致真切、富有情意。

由于这种质性自然的气质，陶渊明萌生并发展了崇尚自然的田园思想，在诗文创作中体现出浓郁的哲理意味。如《自祭文》中写道：“茫茫大块，悠悠高曼，是生万物，余得为人”，从天地宇宙的广阔视野中看到人只是自然万物的一种，人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委运任化随顺自然、居于山林躬耕田园最符合人的本性。可以说，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返回自然的思想，包含着对于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厌恶与鄙弃。虽然它的方式只是消极的逃避，其中却有反抗黑暗、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积极意义。陶渊明对社会的不满与厌恶，主要是因为社会道德的堕落以及因此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他努力探求一个抱朴含真、自给自足的社会。因而，陶渊明不仅爱田园之景，而且尊重农人及其劳作，劝人耕种。如《劝农》诗中有：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

此诗写道人们自古以来就通过种田，达到朴与真的境界；民生就该勤劳，只有耕耘才会有收获。《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不仅劝勉农人，也有勉励自己的意思。诗曰：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藐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歇，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这首诗表达了陶渊明早年朴素的田园思想和劳动观。虽然儒家先师孔子早有遗训，要忧道不忧贫，但是陶渊明没有被先人的教训束缚住，他有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强迫自己去接受先师的思想，不如背着农具欢欢喜喜地去干农活。

中晚年的陶渊明躬耕愈久，愈加深刻地体会到朴素的人间真理。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在收获稻谷的过程中感悟到人生之道衣食为首，这看似简单的常理，却往往被追逐功名和坐而论道的人们遗忘。

现代工业社会造就了诸多自然生态灾难和人类精神危机，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于观照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二）农耕劳动，身体力行

陶渊明与其他山水田园诗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愿意身体力行，参加农耕劳动，很多诗歌都记叙了他的劳动生活。如《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全诗叙述描写，十分真实：辛勤种豆，豆苗反而没草长得好，这真有点可笑而又无可奈何；早出晚归，道狭草长，衣裳被露水沾湿，惟愿收成不错。一个没有真实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这种情景的。

陶渊明四十四岁时家曾遭火，此后家境便逐渐穷困，但在困境中他仍然踏实地生活生产。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里他提到自己已归田，从事农耕多年，人渐渐老去，但仍然没有放弃农耕。在自然和劳动之中，人往往会更深刻地理解自我和世界。正是这样，陶渊明的诗真实而深刻，无矫揉造作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