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饮酒十篇
时间：2023-04-01 12:09:35
陶渊明饮酒篇1
自然景物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却说：“自然的东西都不是美的，美的东西一定不是自然的。”美就是形式与情感的统一，二者结合方能达到美的熏陶。人们的审美观会以一种情感观照的方式来审视事物。这样看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师，同样也是一位美学大师。
一、诗中朴素真实的自然美与社会美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单纯的自然景物本身还不能算是自然美。西岳华山陡峭挺拔，高不可测，但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开凿山路，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来这里登顶作赋，作为一种人生标志，一种人生挑战，那华山又有什么美感可言呢？如果没有审美主体的关照，人也没有对其形成审美关系，那它只具有成为自然美的潜质。不过诗中已明显将诗人的情感倾注于自然景物中，在自然之中见到美，是由于人和自然的契合。正是由于此时此景，诗人在心中形成一种对田园风景的热爱和追求之情。
社会美是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美。诗人隐居于田园之中，与功利性的官场分离，摆脱了尘俗烦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通过参与同现实功利隔断的生活活动，改变人的生活境遇从而感受到自由、活力，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满足。他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沉醉在美妙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让读者十分羡慕。诗人在田园生活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感到一种内心舒展后的满足和平衡，产生了社会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自然的环境已与诗人的心境合二为一，诗人浑然忘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已经钟情于这种自然环境，并且欣喜到无法言语的地步。所以，人处在纯粹的审美体验中，此时社会生活就具有美感。
《饮酒》中字句间表现出美感的层次性，美感包括感官层次、心意层次、万物一体层次等三种层次，三者的关系是逐渐递进的。首先，这首诗融情于景，写出了诗人对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的追求和喜爱之情。就是因为感官的作用，风景让诗人得到了感官上的舒适。这也就是感官层次的美感。其次，在这种田园生活中，诗人感受到了鄙弃官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隐居乐趣。《饮酒》后六句写了南山的宁和平静与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洁人格。心里所想要的跟田园的生活方式结合，领悟到审美对象所蕴含的意义、情感而产生的欣喜感，这是所谓的心意层次的美感体现。陶渊明的这首诗达到了美学的最高意义，人类与自然的抗衡斗争中取得了最终平衡。
二、美感的超越性
人们大多时候对于自然景物的欣赏只是停留在景物作用于人的眼、耳，产生的悦耳目的感官愉悦层面，但诗人的美感享受不止于此。陶渊明一生坎坷曲折，仕途不顺让他对官场产生了厌恶，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理念的指引下，反而将自己的心归隐与山水。山间生活自然美好，诗人与读书耕作和自然为伴，以自然的真纯为精神归宿，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展现出美感是具有超越性的，是诗人审美追求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超越性不仅是美感活动的象征，而且是整个人类审美活动的最高境界。
首先，超越性具有超功利性。它不否定与人的认识、欲求和道德功利的关系，但它只是从更高的精神层面上表现人的生存与追求。《饮酒》中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追求就是一种人格的超越，一种美学的超越。其次，超越性还体现在人对自由理想精神通道的不断追求。美感会引导人的精神，使人向自己想要求得的方向进发，充满自由，对自身进行超越。席勒认为美是自由的象征，黑格尔也认为审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质。陶渊明正是在美感的指引下，向往一种脱离官场、回归人性、回归自然的自由，得到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解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认为其中蕴含着人生的真正意义，却不知怎样表达，这种审美境界和精神超越，可以说是大部分人无法企及的。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万花筒，精彩纷呈地展现着生活中人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美的存在。审美的类型有很多种，有声音，如中国戏曲，铿锵有力；有语言文学，如小说和诗歌；还有表演，如美术、书法等。陶渊明正是通过诗歌的方式，展现了美的形态，也表达了自己对美的理解，融情于景，意味深长。这首诗用词朴实，简单的线条勾勒就给人呈现了一副山水美景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韵律自然，读起来朗朗上口，自然给人以美的享受，体现了一种形式美。同时，这首诗还注重意义美，动静结合的景物描写，再加上含蓄的情感表达，表现了深刻的意境，中国诗歌中独特的美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三、结语
陶渊明饮酒篇2
诗人《饮酒》组诗中描写了自己的隐居生活。与动乱的社会现实相比,诗人的内心是任真自得,生活虽有清苦但却闲静安逸。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饮酒》其十四
这首诗就是讲隐居后故人来访共同饮酒畅谈的乐趣。陶渊明隐居后,偶尔有志趣相同的朋友来拜访是一件乐事。陶渊明的自然之性使朋友们也不必客气和拘谨,只要带上他最爱的酒就可以了。“班荆坐松下”中“班荆”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老朋友遇见了,找一些干草铺在地上,坐在上面吃东西、聊天就好。所以,陶渊明是这样一份对故人的情趣,大家在喝酒中逐渐放松,在很多场合不敢说的话也可以放开谈论。在喝酒时体现出朋友间的友谊和情趣是那么难得和可贵,那时候是“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诗人认为人之所以有许多烦恼,是因为“我”字当头,把“我”看得很重,心里就有许多人我利害的计较。如果把“我”字放下,以“道”的眼光来看外物,就会觉得那些外物的贵贱得失都是无所谓了。也正是因为饮酒,在沉醉的世界中,一切物我的计较、烦恼都变得很远很远,所以这才是饮酒的最高境界。
但是,诗人的隐居生活中很多时候还是落寞的,朋友不常来,因此只能劝慰自己,因此,有了下面这首诗:
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其十五
诗中前四句:“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的描述同他的另一首诗中:“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其一)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他选择了隐居种田,离开了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家境贫困住的偏僻,所以,没有交际,也很少有人来看望他。陶渊明看着那些“翔鸟”反衬出他内心的寂寞。但是陶渊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从宇宙无限与人生短暂的对比上得到超脱,他没有迷失自己,在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白头,人生的时间更加的短暂时,他要的是心灵上的平静与解脱,他必须放下以前的政治理想,只能做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安贫乐道,独善其身。
陶渊明隐居后,在落寞的时候除了在自己房屋周围踱步思考之外,他还会接受自然的馈赠,感受心中的真义:
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饮酒》其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
这两首诗写的都是诗人隐居生活中的一个片段,诗句“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中的“独”、“自”衬托出他在生活中那种幽微深细的感受:一个人喝酒,喝完了再自己倒上,是一种在自得的喜乐和孤独的寂寞结合起来的感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也非常直白的写出他居住的地方远离闹市,周围安静且没有人烟。
这两首诗中还都提到了菊和鸟,这两种事物其实是在陶渊明生活中常见的。于是,他自娱自乐的隐居生活是赏菊、采菊、饮酒。诗人熟谙屈原“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用心,想用饮酒的方式来荡涤胸中的尘垢,使他自己的精神从世俗羁绊之中得到解脱。当诗人看到听到“归鸟趋林鸣”、“飞鸟相与还”时,陶渊明就如同感觉到自己回归自然的欢喜和自由,因此,诗人用“啸傲东轩下”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慨,这种感慨是不能用文字来表达的,所以,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感受自己的隐居生活,感受自己所处的环境,他在与大自然景物的融合之中体味到了一种人生的意味,体味到了“真”。
二、《饮酒》诗表达出陶渊明坚定的人生与精神归宿――“终死归田里”
《饮酒》组诗中的第九首表达了陶渊明找到人生与精神归宿后,不再动摇的决心: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这首诗是《饮酒》组诗的钥匙,解释了《饮酒》组诗序中的“偶有名酒”的由来,也因此引出了陶渊明为什么再次表达决心的原因。首句“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好像是在说因为拜访的人来的太早,天没有亮看不清楚,所以把衣服穿倒了。“倒裳往自开”其实引用了《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中:“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的意思。他之所以没有穿好衣服就去开门,因为那是“自公召之”,是政府的使者来找他。所以,“田父”也并非种田的农夫,而是陶渊明的一个假托。这些事他不能够很明白的出说来,只能隐晦其中。“田父”是“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并劝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愿君汩其泥”出自屈原的《渔父》,《渔父》中渔父对屈原说:“世人皆浊,何不其泥而扬其波?”而在《渔父》里,屈原和渔父的问答与本诗中诗人和田父的问答非常相似。清人方东树在《昭昧瞻言》里评价:“此诗夹叙夹议,托为设问,屈子《渔父》之旨。注谓时必有劝公出仕者,是也。”
诗人对田父的回答是:“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我天生的气质和性情就与大家不同,不适合做官。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我去做,我也可以学着做;但是,那样就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岂不是最大的痛苦和迷失?于是,陶渊明坚定的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除了这首诗有陶渊明不能明说的原因之外,整个《饮酒》组诗都是在易代的关键时期所写,因此陶渊明写下了较隐晦的一组诗,并在最后一首诗的结尾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以此来解释写饮酒诗的缘由,以免因诗而招来灾难。但是,诗人又不吐不快,用饮酒来平复心中的波澜,而酒果然又给了他按照自己的路前行的力量;陶渊明坚定的人生之路是“归田”。
“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其六)、“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饮酒》其十)、“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饮酒》其十二)、“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饮酒》其十六)、“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饮酒》其十七)、“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其十六)。这句子都是诗的最后两句,表明了陶渊明继续归隐的决心,他看透了名利的虚无、善恶报应的无常、既然不能达则兼济天下,那么在“世俗久相欺”、“鸟尽废良弓”的形势下,也只能自保“聊复得此生”。田父的出现,不管他是外界的诱惑,还是内心的挣扎,最后也找准了自己的路线,一直走下去,他也继续与世俗“遂尽介然分”(《饮酒》其十九)。
而过去的十几年的隐居生活的寂寞和苦楚,陶渊明已经尝的非常透彻,但是,他仍能以“松、菊、兰”在自比,保持高尚的节操,并在隐居生活中找到“真、道”,能够上升到精神上的随行和自我满足:“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陶渊明“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更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己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决志”。因此,不论时光怎么流转,不管过了几个“亭亭复一纪”他都决定“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九)。
陶渊明“终死归田里”的选择,不仅是他决定终生躬耕田里,而且是他内心的归隐。诗人虽失去了建功求名的希望,经历着“弱年逢家贫,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生活,精神上郁积着种种苦闷和悲愤,但是,却没有走向沉沦和绝望,而是坚守着“自我” 为本位的人生思考,以一种清醒而自觉的意识调适自我,在“物”和“我”之间建立起一种贵“我”轻“物”的理想范式,正如《饮酒》诗中说“不知觉有我,安知物为贵”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诗人在面对“物”的诱惑时才会拒绝说“违己讵非迷”。世俗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惟有自我心灵的快乐、心趣的满足,才是人生第一要义、至上的价值,他从内心厌倦、抛弃了功名利禄和仕途的追求,遵循内心安定、返自然的意愿,选择了终生躬耕垄亩。可以说,陶渊明就是凭借对自然的审美才舒缓了人生种种苦难带来的不安和焦虑。所以,在《饮酒》诗中有诗人的不满、对社会的抨击、对现实的揭露,但贯穿其诗文始终的是某种程度上的自足、自得、自乐之情,一种真正的“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也正是诗人虽然“结庐在人境”却“心远地自偏”的原因。
参考文献:
陶渊明饮酒篇3
关键词 苏轼 陶渊明 冲突 分裂 整合
古今论陶者多矣。陶渊明与苏东坡可谓旷世相契，尤以东坡左迁惠、儋时为最。东坡昂仰渊明，“以晚节师范其万一”（《和陶饮酒二十首》并叙），因此，才会有124首《和陶诗》的出现。坡公自己编纂、结集，并嘱弟辙为序，可见，他对自己《和陶集》的重视。
陶渊明何其幸也，六百年之后的苏轼理解了他的灵魂与诗意；苏轼又何其幸也，他在孤独与苦难中发现了陶渊明。
《和陶饮酒》二十首，写于元祐七年（1092），时年公五十七岁。这组作品是和陶的开始，是他到扬州任之后不久的作品。此前，苏轼受人构陷，因“乌台诗案”被捕，几乎被杀。经多方营救，终贬黄州。哲祐年间（1086－1093），因重用旧党，苏轼被召用。总之，元祐年间，苏轼“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降尚书，三忝侍读”（《谢兼侍读表》，《苏东坡全集》第595页），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仕宦生涯的高潮时期。而正在此时，苏轼却产生了追和陶渊明的冲动，并几尽和其诗乃已！二者对自身及时代都有着深刻的思考，有着宏大的关怀，便注定有着更加难以释怀的灵魂的痛苦。苏轼在与陶进行对话的、理解的同时，借之抒写了自己内心的苦闷。本文拟以《和陶饮酒二十首》为主要对象分析苏轼诗中所体现的内心同外物的冲突与整合及内心的分裂与整合。
一、内与外的冲突与整合
“苏公一生凡九迁”（元·脱脱《宋史》卷九第527页）得意时少，失意时多。元祐时苏轼的仕宦生涯表面上似乎是正值佳境，但实际上他的生存境况非常艰难而又危机四伏，常常遭到异己的攻击，他不得不一次次地向皇上解释并乞求外任，诗人复杂的身境和心境当可以想见。
《和陶饮酒》其五云：“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暄。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欲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小舟在急浪中一夜度过千山万水，虽然诗人的语气及其平缓，但政治形势的危急和险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平淡的文字传达的是不平静的心境。
苏轼是一位纯真的诗人，他可爱、高贵而又富有魅力，他对于看不惯的事情和人物，总是“多嘴”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去想这样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谪居黄州时曾作《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诗中有句：“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这是他经过宦海沉浮之后对自己精神的概括。然而，越是“纯真”的灵魂就就会被丑恶残忍地揉搓，而且越捏越起劲。高雅的灵魂和文雅而又富有逻辑的语言在丑恶面前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余秋雨散文》中这样描写小人：“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是身如虚空，谁受誉与毁”（《饮酒》其六），然而，在此一时期内，苏轼一直处于被群小攻击的境遇之中。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当有更深透的理解。
司马光为相时试图全部废除新法，苏轼与之论免税法的利害，引起司马光的不悦，苏轼一度申请外任，未果。然而一些想借司马光之权势上爬的官员，在司马死后，深恶苏轼“以直行己”群起而攻之。元祐三年，以文章规切时政，群小馋谤，“上书力乞郡”，不许。元祐四年二月，又以论事为当轴者恨，赵挺之，王觌攻之尤甚，苏轼连续上章乞外任。还有必要提一下理学家程颐，苏轼因讥笑他循古礼而“不近人情”与之结怨。《栾城遗言》中对此事有记载。怨由所生，而群小欲进，遂附以“党争”，把苏轼推上了“蜀党”头子的险境。元祐六年七月，贾易（程颐门人）、杨畏论浙西灾伤不实，乃累书乞外。八月，贾易诬诋苏轼诽谤先帝，苏轼见上具辨其事，复请补外。
在群小中，章惇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元祐前二人关系较为融洽，交恶是在元祐以后。《高斋漫录》记载：“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苏轼之言在自己的身上得到了验证。元祐年间，章惇被元祐大臣弹治，因此心存怨恨。苏轼与之渐行渐远以致成为政敌。《东坡事类》卷六（清潘永固辑）对章惇的冷酷和狠毒有详细的记载，云：“苏子瞻贬儋州、子由贬雷州、黄山谷贬容州，俱配其字之偏旁，皆惇所为也”。手中的权力被滥用为报复的工具，小人的内心已经极度扭曲和变态。《宋史·章惇传》还记载有他对子由的迫害。在章惇身上将人性中最恶的一面暴露无疑。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陶作品中所流露的感情，更多的是感慨和无可奈何。载着沉重的外物的心灵自然不能如陶渊明那样潇洒地一走了之。既然心灵如此痛苦，却又找不到新的出路，那就将他们通通忘掉吧。永远忘却又不可能做到，于是，只能在酒乡梦境中求取解脱，这是诗人找到的整合内心与外物冲突的一个方式。
其一，以酒解愁。东坡爱酒，从他的《酒子赋》对酒的精细描绘中不难看出。东坡酒中生涯，与渊明非常相似：既喜欢与朋友共饮，喜欢独饮，乃至沉醉于大自然中。师陶，有其不得已处。“人生识字忧患始”，一生愁苦，感慨系之。“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事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饮酒》其六：“得酒未举杯，丧我固忘尔”，在酒中忘掉现实的烦忧，以至忘掉肉身的自己；《饮酒》其七：“床头有败榼，孤坐时一倾”，这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孤苦无告，对于一个伟大的灵魂，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了。“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和陶饮酒》十三）孤独在酒中，解脱也在酒中，惟有在酒中能洗去人生的喧嚣，与陶渊明在酒中对话。最好的隔绝人事的方法，自然莫如饮酒。转贴于 有时，东坡在饮酒中将人生际遇与感慨融为一体，其意蕴更具多向性，如《满庭芳》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暮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这与渊明所说“忘彼千载忧”可以互为注脚。
其二，酒与真浑合。萧统曾评：“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寄酒为迹也”。苏轼《和陶饮酒》组诗中也几乎篇篇有酒。在组诗的序中，苏轼这样说道：
“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然吾中了然，终日欢不足而乐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苏轼的似醉而醒，郁闷不欢，其不可名、说不清的东西正是他对内心“真”的呼唤。险恶的环境下，只能借助于“酒”来表达那些“不可名者”，在酒中可以摆脱一切名缰利锁的束缚，恢复个人的本真的存在。当人一旦从社会羁绊中脱身而出，就有可能回到赤子的纯真世界，陶渊明诗中的“真意”，也就是他所谓的“自然”。这也是和陶饮酒诗中苏轼仰慕陶渊明的原因，且与苏轼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此时的苏轼更多的是体验着陶渊明，还没有把他作为一种清晰的理想。
酒，可将外物与内心相互作用。及至沉醉，便会模糊现实带来的苦难，便可与外物浑融一体。苏轼的饮酒没有达到陶渊明的那种终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外物的境界，他总是处于半酣状态，从渊明的酒杯中取一瓢来自斟自适，因此，注定比渊明感受更细腻，也更痛苦。“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王瑶《文人与酒》）“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戏书》）“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饮酒》其一），“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饮酒》十三），东坡醉后，思绪甚明，一生际遇所感，随酒散发。人的感情在醉中才是本真的，而梦中亦如醉中。《饮酒》十二云：“我梦入小学，自谓总角时。不计有白发，犹诵论语辞。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人生非游戏，然游戏却是真人生。返“真”就是返回到自己的本心，返回到自己内在的自然，袒露自己的本真存在。这是一种暂时超越生死、梦醒、与外物融合一体的境界，而这需要借助于酒的作用。
二、内心的分裂与整合
苏轼在元祐年间，尽管表达了“我缘在东南，往寄白发余”（《和陶饮酒》其十）的向往，然而，他的《和陶饮酒》中透露了他对仕隐选择的思考。这种思考当然是针对现实和理想的考量。他看到了现实的阻力并对这种羁绊表现出了不满，他也以陶渊明为征引对象表达了欣慕的理想，但此时他并不肯定入世一定是自己的归宿。《和陶饮酒》其四：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粘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诗中蠢蠢欲动、仰慕高飞的食叶虫，如果有一天真的破茧化蝶，举翅高飞，现实中又会面临“粘网悲”的可能；厌巢的小麻雀，以为沮泽之地是自己的归宿，但如真的让它去赴水，就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的老巢。此诗正是诗人对于自己人生道路的思考：食叶虫有何尝不是现实中的自己呢？想解脱做不到，欲罢又不能。而厌巢的小雀又是作者对离开仕宦生涯之后是否可以找到归宿的思考和疑问。去追逐陶渊明回归田园、回归自然应是一条不错的选择吧，但遭遇挫折之后该何去何从，哪里又是归宿呢？这首诗几乎是扬州时期苏轼仕与隐矛盾心情最真实的写照，此时的他对陶渊明的世界是向往的，虽然还没有成为很明晰的理想，只是一种寄托。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诗人解决这对矛盾的方法，“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他对二虫的选择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无奈的一笑之后，苏轼找到了调解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的工具是酒。
在“世事缠绵”的仕途中，苏轼对出与入作了深刻地思考。对“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饮酒》其三）的适然表达了由衷的欣慕，但现实与理想矛盾又使他感到难以释怀的痛苦，苏轼找到了应对的方式，即“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饮酒》其一）、“醉中有归路，了了初不迷” （《饮酒》其九）。
陶渊明在苏轼的心中，是一个理想的追随对象。虽然此时和陶的想法和风格远没有在惠、儋时那样清晰和成熟，但真正和陶的帷幕已经拉开。如果说苏轼经历冤狱生死之后，在黄州过着陶渊明一般的隐逸生活时，陶渊明只是他灵魂歇息的精神家园，那么，此时他却用诗歌表达出来了，使我们看到停驻在他内心深处的陶渊明的身影。
酒，是一种消解忧愁和悲剧的方法，酒搭起了一座让人能够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自由出入的桥梁，让人在模糊了的现实世界中寻找一种快感，并将人内心的混沌状态美化了。陶诗“酒能消百虑”，苏词《水调歌头》：“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但同时苏轼自己提出了“无愁可解”的命题。词《无愁可解》云：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滋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的。……道即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酒的麻醉也只能是暂时的，醒来后会更痛苦。因此，消解忧痛、整合内心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智慧。苏轼处世的大智慧，在于他深刻理解了人世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找到了一个“身世两悠悠”的契合点，即不为外物所累的宁静的心境，而这种心境的获得需要超越常人的人格和智慧，而《和陶饮酒》正是这种心境付诸于诗歌的开始。
虽然扬州时的他还没有对陶渊明太多的心领神会，更多的是貌和神离，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依然隐隐可见，与渊明的彻底否定官场、回归田园相比，其鲜明性不可同日而语。但诗人在自己的境况中寻求适合自己的智慧的生活方式，寻找自己可以憩息的精神家园，“追求和探索另一种他认为美好的生活情趣的建树和憧憬”（朱靖华《苏轼论》）。诗人一生感慨，都放入酒中，如其《念奴娇·中秋》云：“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
苏轼能于渊明杯中取一瓢共饮，幸也。
参考文献
1.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
2.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
3.宋·苏轼著.苏东坡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根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本
4.晋·陶渊明著.王孟白校笺.陶渊明诗文校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
5.元·脱脱等编修.宋史.中华书局，1977
6.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
陶渊明饮酒篇4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艺术风格；成因
田园诗以书写田园景物与农民、渔人等于其中的活动为主，要歌咏的便是人在田园中的劳动与生活。作为唐代诸多诗歌流派之一，田园诗的代表诗人主要有王维、孟浩然。陶渊明虽写下大量田园诗，但是他在诗文上的贡献和成就，则是在他去世很久之后才逐渐为人重视。也是从那时开始，陶渊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袁行霈曾经说过“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1]。陶渊明一生写下许多诗，尤为值得一提的便是他的田园诗，风格自然平淡，景色自然寻常，语言朴实无华，意境淡然优美，最为后人尊崇。陶渊明把归隐生活中接触的美丽的田园风光作为描绘对象，做诗歌颂着自己与农民朋友一起躬耕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的生活，这些愉悦的情绪在陶渊明的诗中比比皆是，与当时的玄言诗相比，陶渊明的田园诗像是一股清流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一个崭新的领域，从此田园诗成为诗歌的一个派别，与此同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2]。
一、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一）景色自然寻常
众所周知，陶渊明的田园诗给人的感受是很平淡和亲切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陶渊明在写诗的时候，所选的题材都是非常平常的景物以及很寻常的人和事。陶渊明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与社会的黑暗，无比向往隐居田园的躬耕生活，只有在田园生活的淳朴之中，他才能忘记尘世间的种种烦恼，置身于大自然当中，欣赏着田园优美的景色，享受惬意的风光，陶渊明内心感到非常满足。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月风霜、桃李杂草、鸡犬飞鸟等非常平常的景物，陶渊明将这些自然寻常的景物写入诗中，让人感觉到妙趣横生[3]。比如在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首诗中既有像“丘山”、“榆柳”、“桃李”等自然景观，又有如“池鱼”、“草屋”、“户庭”等平常之物，其中描写到的“鸡鸣”与“狗吠”更是田园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这些田园生活的自然之景作为田园诗的主要内容，在陶渊明的笔下显得如此动人，不禁让人感觉到诗意盎然。陶渊明在田园诗中描写的都是极其平常的景物，反映的亦全是农忙、闲居以及饮酒作乐这些极为平常之事，如在《归园田居》其三中，陶渊明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又如在《饮酒》其五中，陶渊明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些景物与劳动生活虽然平常，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如此丰富愉悦的生活给陶渊明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心情，反映出的也是不同当时人的惬意。
（二）语言朴实无华
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对田园风光还是劳动等俗事，陶渊明都是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描述。比如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这句诗中，陶渊明用一个“见”字便简单准确地表达了自己在采菊之时不经意间猛然发现南山时的喜悦之情，可以说这个“见”字让诗中的意境有了飞动之趣。又如在《归园田居》其三中，陶渊明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之所以选择用“带月”而不是选择运用描写客观景象的“披星戴月”中的“戴月”，则是因为陶渊明希望表现的是人与月亮紧密相连相融在一起，用“带”字描绘人带着月亮一起前行。在创作手法上，陶渊明极少使用夸张的手法与华丽的辞藻，陶渊明更倾向于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如实描述写的对象，那些诗中常见的如鸡犬、桑麻等事物被陶渊明平淡地描述出来，虽然没有夸张的手法以及华丽的辞藻，但是在平淡中，我们也可以咀嚼出赏心悦目的韵味。不可否认，陶渊明田园诗中的语言虽然平淡质朴，但是都含有丰富的情感，描绘的景象与事件也让人为之所动，比如在《移居二首》中，陶渊明写道：“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几句诗看起来虽然平淡无奇，但是展现出的，是生机勃勃的田园生活，在美丽的景色中饮酒作乐，处处体现着快乐的声音与和谐的气氛。又如在《和郭主簿二首》中，陶渊明写道：“蔼蔼堂前林，中夏贮青荫。”这样一个传神的“贮”字让陶渊明描绘的景色瞬间形象生动起来，仿佛夏日里的清凉是可以贮藏起来的，给人一种惬意之感。
（三）意境淡远优美
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每日过着躬耕的生活，闲暇时间便欣赏大自然优美的景色与邻里亲朋饮酒作乐，可以说他沐浴的是淳朴的民风，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以平常的景色及人物生活为主题，并通过运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营造出很多闲适淡薄明净的意境，让读者在无穷的想象中感受田园生活之美。以《饮酒》其五为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虽然生活在尘世之中，但是身边并无车马喧嚣，这是陶渊明喜爱的生活，他不想和庸俗之人为伍，所以一心想要过清心寡欲的生活。“心远地自偏”便道出了陶渊明的心声，只要心中不去挂念世俗，哪怕身处喧嚣的环境之中，也像是居住在很遥远的地方一样。而在采菊之时不经意间见到了南山时，一个“见”字全然烘托出当时的意境，那是一种怡然自得的恬淡之境，也可以称之为犹如“无我之境”。纵观诗歌全篇，陶渊明所选的景物极为平常，语言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与夸张的手法，却给人行云流水般的感觉，仿佛让人置身其中，感受着田园生活的美好，在夕阳西下间，看到飞鸟在天上盘旋，一位采菊之人悠然自得的观景，这样的意境不仅淡然，也美丽动人。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经常用秋菊、青松、飞鸟等意象比喻自身高洁的品质，如在《饮酒》其八中，陶渊明写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这里的“青松”，便是陶渊明人格的写照。陶渊明将自己的人格与情绪赋予这些意象，通过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展现独特的意境，强调自己高洁的品格，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二、陶渊明田园诗艺术风格的成因
（一）独特的个性与心境对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田园诗艺术风格的形成，与陶渊明独特的个性与心境是息息相关的，陶渊明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的个性与心境，可以说，是田园生活的平淡，以及日常生活的平凡和个人心境的自由平静使陶渊明即使“结庐在人境”，也可以做到“心远地自偏”。陶渊明从小便生活在景色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对自然的喜爱胜过他人，于是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在进入官场之后，陶渊明心怀伟大抱负，想要报效国家，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然而朝廷的腐朽和官场的尔虞我诈让陶渊明的抱负始终得不到施展，于是在极度的失望之后，陶渊明毅然决然退出了官场，从此归隐田园。在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对自然的热爱变得更加浓郁起来，他追求的“质性自然”的心境让他写下了多首纯朴自然的田园诗，其中的意境感人至深。田园生活的经历让陶渊明的情趣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喜欢读书，在读书之时能够“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他还喜欢饮酒，在饮酒之时能够“试酌百情远，重觞勿忘天”。在读书与饮酒作乐之时，陶渊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情愉悦，他可以在千古神游，也可以在酒醉之时怡然自得，足以看出陶渊明个性的纯真。不可否认，陶渊明田园诗的成因与其个性的纯真与心境的平淡自然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陶渊明田园诗才可以拥有纯真以及质朴的优美意境。
（二）儒道两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
除了现实生活以及个性与心境的影响，陶渊明田园诗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儒、道两家思想对陶渊明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陶渊明以老庄哲学作为核心，将儒、道两家的思想进行了取舍，进而调和成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于是在陶渊明的心中，他期望的理想社会便是这种“自然”的社会。在出仕的时候，陶渊明是有着伟大的政治抱负的，他崇尚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想要有一番作为，然而始终不得志。在归隐田园之后，只得实行“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老庄思想对陶渊明田园诗影响最大之处，便是促成了其自然冲淡的艺术风格。老子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是“自然”的，所以推崇“原天地之美”，受到了道家“自然无为”观念的影响，陶渊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极度追求自然以及自由，排斥外力役使与物欲异化，并将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写入田园诗；庄子崇尚自然之美，他认为自然是有着伟大而崇高的美的，而人与外物一样，都是自然的，所以应该抱着欣赏的态度观赏自身和外物的变化[4]。陶渊明把庄子的思想作为自己的写作原则，从而写出了质朴自然的田园诗。也正是因为此，陶渊明热衷于田园诗的创作，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高婧雯 单位:佳木斯大学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吴军.形似而神异———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不同艺术风格之比较[J].文教资料，2009（06）.
陶渊明饮酒篇5
陶渊明是名士。纵观名士生之渊薮，又分入世与出尘。以心之明镜观辨清浊深浅，入世乃众人皆醉我独醒，出尘为众人皆醒我独醉。而前者，是修为；后者，是情调。两者的隔膜之中，飘荡着的，是魂魄一样的酒香。
陶渊明的饮酒诗一共有二十首，皆与酒相关，却又独立成篇，各有真意，亦非一时所写，所谓笔墨挥洒，全凭兴致。在诗前，他所作小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此时，他已辞官归田多载。夫耕于前，妻锄于后，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日子过得清贫而淡泊。隐逸的生活，虽让他与救济苍生的伟大理想相去甚远，但还是迎合了他那“性本爱丘山”的思想本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事，不完满，却安然。更何况，他还有酒相伴，有菊可赏。
南山之侧，云霞织锦，草树成章，日夕入幽谷。东篱之下，一帘清风，几处闲田。生活，是如斯简单，如斯娴静。
相传陶渊明在他的草屋前后遍植，一入秋季便可收获满目佳色，情意葳蕤。他还嗜酒如命，凡有友来访，只要家中有酒，必与人同饮，又每饮必醉。若此，酒，用以解忧；菊，用以忘物。结庐于乱世之中，亦可不染车马喧嚣、名利权贵，怡然自足，陶然自得。
宋代朱熹有言：“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的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苏轼亦如是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光阴百代，高情千载，可谓深情中肯。
元嘉四年（427年）秋，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在经历二十多年的隐逸生活后，他终于将身心全部归于自然。此后，世间的每一朵菊开，都有东篱的香气。
明代画家张鹏绘有一卷《渊明醉归图》，观来就满纸醉意。仿佛他真的去了一趟东晋，又独偷了几分陶公的风貌与神韵回来。
图中，一位醉眼蒙的老者，由一个童子搀扶着，缓步走在松风飒飒的山道上。树木枝叶很是粗犷，与他们的衣物线条相互对应，宛若倒影。那童子有年华赋予的结实，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手中举着一枝折下的新菊，像举着一面带有姓氏的旗帜――想来，作者是以此来表明老者身份，陶渊明是也。
而那老者，则是袍袖低垂，须发飘逸，微翘的嘴角里，隐约露出几丝笑意，恍然之中好像刚与身边的童子交代过什么，神情中藏着一闪即过的自嘲苦涩，压在时间的波纹里。如那画上两行题字：“酩然尽兴酬佳节，指恐梅花催鬓霜。”
黄花过去，梅花来。绿鬓不禁秋，流年不经老。而那珍贵的醉意啊，就像绽开的暗香，是时光的考验，更是岁月的恩泽。
陶渊明饮酒篇6
1、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
2、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菊花酒由菊花与糯米、酒曲酿制而成的酒，古称“长寿酒”，其味清凉甜美，有养肝、明目、健脑、延缓衰老等功效。菊花酒有枸杞菊花酒，花糕菊花酒，还有白菊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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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饮酒篇7
[论文摘要]陶渊明思想之新与深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生态度,二是创作态度。陶渊明人生态度的总体特征是崇尚自然。在看待生命问题上。他委运大化,顺其自然.表现出超然无惧的清旷风度;在看待生活问题上,他贵身尚生,遗形取神,表现出应物而不累于物的处世风貌;在看待归耕问题上,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超尘脱俗的人格情操;在看待精神问题上,他称心足意,归朴守真,反叛“诗言志”,表现出体同大化的名士风貌。
陶渊明先儒后道,由儒人道。李长之先生认为陶渊明是“儒家而进入道家”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人自然为一体。”“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舍释迦而尊天师者也。”同时陶渊明糅合了当时流行的玄学,形成自己鲜明的思想特点。玄学家认为,“自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也是一种最为理想的治世原则。阅读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是陶渊明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
一、委运于自然造化——陶渊明的生命意识
陶渊明重视实际的人生,认为肉体成仙说不足为凭,人总是要死的,“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万物终归于空,成仙之说实为荒诞。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是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传说中的神仙却无一存在:“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连雨独饮》)既然如此,最现实的就是享受恬静、自适的生活:“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饮酒可断绝各种杂念,甚至忘掉上天,这是因为“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听任自然,不矫情,享受生前实际的人生生活。郭象注《庄子·太宗师》说:“死与生,皆命也。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既然活着已经得到了善,那么死后也可以称善,又何必去追求善呢?“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他鄙弃身后之名,而注重实际优游的人生,体现的是玄学的思想特征。
陶渊明认为形神相依,形灭神亡,否定佛教的形灭神不灭的生死观。《形影神并序》中“形”之念身,“影”之念名,都可以归结为“恋生”,而“形”与“影”现实忧惧的背后,则是对死亡的焦虑。惧怕死亡,而使神为物累,都违背了自然之性、自然之理。如何从这种焦虑中解脱出来呢?
甚念伤吾身,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追逐功名,耽溺于任放,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或喜或惧,都会对自然与生命造成伤害。只有“乘化以归尽”(《归去来兮辞并序》),委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坦然地拥抱生活,淡然地迎接死亡。这是他委运自然、随顺自然的开放、通达的生死观。
二、应物而不累于物——陶渊明的生活态度
陶渊明从不同角度、层面上充分肯定了玄学的依循自然,尽情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只有一次的生命和人生生活的观念。弃官返乡,不为荣名所系,其原因是涵养自己本真之性,很好地保持自己的名声,即:“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人生很难活百岁,岁月又催人老,如不放弃贫富贵贱的迂腐想法,去追逐荣华名利,一旦身殁,皆随之而去,深为可惜。“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五)。生命既然如此短暂,那就应该充分享受它,让它充满欢声笑语,“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十二首》其一)。贵身尚生,就是要区别身内身外,就是要重视生命,重视生活,这就是生存的意义。他的《形影神并序》中,“形”焦虑的是“身没”,“影”焦虑的却是“名尽”,“影”劝告“形”:不要为了“身”之畅快而任放(竹林名士的追求),冷却了对“名”的热情。“立善”可以精神不朽,这是济世之志、功名之念,是名教的要求。“神(自然之道)”主张委运于自然造化,听凭于大钧之力,消释了“形”与“影”的世俗情怀,不为外物所累。生活本身就是极大的幸福,就是享乐和满足自身,何必还要有求于其它呢?
人在三才之中最灵智,陶渊明“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没有去追求声色犬马、耳目口腹的感官享受。张湛继承郭象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个性人格思想,发展了物质享乐的一面,鼓励及时行乐:“夫生者,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而好逸恶劳,物之常性。故当生之所乐,厚味、美服、好色、音声而已耳。”(《列子·杨朱》注)而归居茅屋“养真”的陶渊明,对物质的态度是“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时运并序》)。他不为物欲、情欲所缨,是因为他“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
既然人是三才中最灵智的,除了对物质生活的享受外,必然对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真实、简淡干净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美感生活:“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此幽居。”(《答庞参军并序》)“我唱尔言得,洒中适何多。”(《蜡日》)“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躬耕之余,喜欢读书、抚琴、饮酒,欣赏大自然美景,并乐于此,安于此,怡然自适。鲁迅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态度是不易学的。“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在日常生活中,他身上确实体现了难得的“自然”。荣祖肇先生说:“他是很能欣赏自然,服从自然,以及放纵自己身心于自然的陶醉中的。”又说:“他自己放纵性情,有时只求个性的适合,决不顾社会的礼教,以及他人批评。”
真正欢乐自适逍遥的人生,最终是要追求实现精神心灵的彻底解放,要遗“形”取“神”。而遗“形”取“神”,便要心地闲静虚一,不以物务营心,应物而不累于物,不以物质累形,不以形体累心。这正是玄学人士所希冀憧憬的人生哲学和人生行为的理论准则。
三、质性自然——陶渊明退隐归耕的意义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他因“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为了回归本性(性本爱丘山),故退隐。但是,他退隐的原因是对上古贤德之君羲皇、神农、炎帝之后的封建社会的否定。他认办“三五道邈,淳风日尽”(《扇上画赞》),“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二十)。真淳、朴素的世风不见了,真正的怀德之人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他于是退隐回归了。
他退隐的动机,身处“大伪斯兴”的时代,虽无力移风易俗,但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不把自己人格丧失掉,这就是他弃官的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道丧向千载”(《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他奉劝诸位好友,“从我颍水滨”,随我像许由一样隐居颍水之滨。身处如此时代,他怀念上古的淳朴和三代的太平,认为那是真正人性的世道:“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并序》)“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并序》)陶渊明“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即“桃花源”似的社会。王弼认为上德社会是从宇宙本体“无”中生出的混沌状态。这样的社会一切都处于“朴”、“真”之中,也就是在纯粹的“因物自然”中。由此而来,陶渊明认为,上古之时人民最淳朴、最合真性:“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他(陶渊明)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和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陶渊明对黑暗虚伪的世道、人事有其极清醒的认识,因此在退隐中,能忍受饥寒劳苦,总不改其初衷。“刍藁有常温,采莒足朝餐。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其五)。他忧惧的不是饥寒,而是“道(自然)”是否取胜?如果“道”取胜,则笑逐颜开。有“志于道”,所以不以“恶衣恶食”为耻。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隐居已非个人行为,实际是一种政治态度,是一种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不承认现实政权的合法性。
陶渊明退隐躬耕劳动,认为劳动是人类和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的躬耕劳动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陶渊明以耦而耕的长沮、桀溺白况,这分明是要走“小人”樊迟学稼的道路。他躬耕南山,对“樊笼”与“自然”两种环境中的不同人际关系有着深切的体会。“误落尘网中”的诗人,“但畏人我欺”(《拟古九首》其六),“世俗久相欺”(《饮酒二十首并序》其十二)。躬耕南山之后,则是“闻多素心人(《移居二首》其一)。与“素心人”之间的交往,既无豪门的矫情与造作,更无官场上的欺诈与冷漠,有的只是村舍里的质朴、纯真,一切归于自然。与他们相交往来的是:“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而他们“言笑”的话题,也与其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其二)。这种山中农民的淡泊淳朴,恰与诗人的自然之本性相契合,他追求的正是这种纯真自得的精神境界。葛晓音先生说:“诗人认为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意,并从中领受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他追求质性自然,保持个性舒展,表现出一种超尘脱俗的人格精神。
四、对“诗言志”的反叛——陶渊明的创作态度
陶渊明改变功利的创作观念,一变而为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转变,这便是“通悦”。“通悦”,在内容上表现为“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想怎样说便怎样说”。建安文学“通悦”的实质是摆脱旧传统、旧教条的束缚,是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解放。以诗而言,“通悦”的核心是把诗歌从儒家的“诗言志”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变成一个更有生命力的、更便于抒发感情即“缘情”的工具。很明显,陶渊明娱情称心的创作态度受“通悦”的影响很深。
陶渊明饮酒篇8
九月九重阳节的来历30字源于汉代的道学。道家奉为经典的《易经》中，把奇数视为阳数，偶数视为阴数，阳数中“九”又被视为“极阳”，九月九日是两个“极阳”相遇，所以称作“重阳”。阳又表示钢，重阳是“二钢相逢”而相克，所以被视为“厄日”，登高和系茱萸，目的是为了“解厄”，重阳习俗由此而来。
重阳节的习俗登高
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并饮菊花酒
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插茱萸和簪菊花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重阳节喝酒风俗重阳佳节，我国有饮菊花酒的传统习俗。菊花酒，在古代被看作是重阳必饮、祛灾祈福的“吉祥酒”。
陶渊明饮酒篇9
关键词：陶渊明；山水情怀；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山水性情
论文类型：理论研究
史论陶诗，一般多以“萧散冲淡”（朱熹）[1]、“质而自然”（严羽）[2]，“冲淡高洁”（梁启超）[3]、“和谐静穆”（朱光潜）[4]等作概括，认为它自然情深，可以与《诗经》三百篇相媲美。本文着重从“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和“山水性情”三个方面对陶诗做一点浅层次的分析，聊以探求陶诗中的山水意境以及深蕴在这意境中的诗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理想，即山水情怀。
一、陶诗中的山水情结
陶渊明擅长“以情造境”，他的诗歌古朴自然，诗意深醇，且能天然入妙，体现山水情怀，究其源动力，在于他的山水情结。相较于一般文人，“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5]诗缘情而发，他从山川河泽中得到美的感受付之以诗，他的诗“论怀抱则旷而且真”[6]，读者能触景生情，情以景观。陶诗中出现的物象诸如山和泽大多包含着诗人欣豫自远、委心事外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山水情结的实体化。
具体而言，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性本爱丘山——骨子里存在着亲近山水的基因
陶渊明的一生是与山水结缘的一生，单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这十个字，我们便可感知回归自然是与他的人生追求相契合的。“爱丘山”的意思就是“爱自然”，“性本爱丘山”说明他的骨子里存有着亲近自然的因素。他渴望并在后二十年完全生活在大自然中，已融成大自然的一员，他不再是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更不是占有者，山水早已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里。虽然曾经“误落尘网中”（同上），还“一去三十年”（同上），但就像羁鸟恋着旧林，池鱼思着故渊，他“目倦川涂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无时或忘地“心念山泽居”（同上），最后“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向往山水的心被彻底放飞，即使面对死亡，他也可以高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词三首》其三）从他的诗句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领略到诗人对山水的喜爱和眷恋。那些山，那些泽（水），以及山泽间的动物和植物，都充满着一种非凡的魅力，诱惑着他走近。“山泽久见招”（《和刘柴桑》）——山泽哪里会真的招呼人，只因为诗人心思归隐，在山水情结的作祟下，他才会觉得山水见招。这是情结与实物之间的通感。也正因为诗人“性本爱丘山”，拥有着妙造自然的山水情怀，所以别人都瞧不上眼的山野景观在他笔下却显得格外亲切，他的诗歌才能任怀得意，营造出一种属于山水独有的意境。
2、怅恨独策还——黑暗社会压迫下渴望回归自然
陶渊明生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年少时，他也有过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但他真醇的秉性受不了宗室斗争、军阀夺权的政治野心，受不了不断的血腥杀戮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更兼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便选择了归隐这条路。选择归隐，证明他“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归隐后，可以“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五首》其三）、“久去山泽游”（《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可以尝试“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可以怀想“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饮酒二十首》其十）。总之，山与水可以缓解他心头的压力和疲劳，洗去他因见过太多世俗社会的黑暗和污浊而引发的厌世情绪。与山水相融，把山水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宿，是陶渊明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作出的明智选择，作用其中的除了他骨子里拥有的高尚节操和爱山又爱水的真性情，当然也离不开黑暗社会压迫人性的反面驱动。
“性本爱丘山”和“怅恨独策还”（《归园田居五首》其五）分别是山水情结形成及表现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作用在陶渊明的诗歌写作上，便形成一种冲淡自然、清新流畅、古朴质直、醇厚隽永的诗风，感情真挚而富有奇趣，故金代元好问以“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醇”[7]总括其诗歌特点。他的山水情结与他诗中的山水意象巧妙融合，一起构成一种浑融的山水意境。
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意象
陶渊明的诗歌抒情沁人心脾，写景豁人耳目，深得隐逸之趣。在他的众多诗歌中，山水意象的运用极其频繁，惯以清新之景、清新之物写清新之境。这些意象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都体现自然的特点，即以山水为美的对象，追寻山水，主要是为了满足追寻者对美的要求。其中，广义的山水意象包括山、泽、松、兰、鸟等与山水相关的生命和物事，狭义的山水意象则单指山与水（主要是泽）。下面，我们便从山与水的意象分析陶诗的山水意境，探求陶诗的山水情怀。
1、山的意象
陶渊明的诗歌中山的意象繁多，有陵岑、南山、西山、东岭、曾丘等，不同的意象与不同的时令、景物和心情相结合，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尤其以南山最具典型性。
南山这个意象分别出现在《饮酒二十首》其五和《归园田居》其三中，它既是一座实体的山（指陶渊明住所附近的庐山，古称南障山），又作为诗人心中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信念而存在。以《饮酒》其五为例，按照古汉语的原则，第三联后半句“悠然见南山”既可理解为“悠然地见到了南山”，也可理解为“见到了悠然的南山”，所以，在这里，山与人一样具有“悠然”的性情——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邈远。它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中渴望回归自然，像山水那样自在的理念和追求。而一个“悠然见”展现了诗人闲适的生活和超脱的心境，当然也把美好的风光囊括在其中了。整首诗虽然无一字实际写情，却句句关情，意境迥然，可以说是得尽风流。在诗中，景物、情理水乳交融，有神无迹，所以温汝能所撰《陶诗汇评》中有“渊明诗类多高旷，此首尤为独绝。境在寰中，神游象外”[8]的说法。此外，“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杂诗十二首》其二）、“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游斜川》）等诗句中山的意象也都呈现出冲淡自然、清静渺远的意境，很好地表现了诗人渴望栖隐山林、归复自然的情怀。
2、水的意象
陶渊明诗歌中水的意象也十分丰富，有江、海、湖、泽、涧等，尤以泽的出现次数为多，且多与山连用，“泽”作名词在《古汉语常用字典》中被定义为“聚水的洼地”[9]，在陶诗中显然是指与水有关的东西或地方。“山泽久见招”、“心念山泽居”、“久去山泽游”、“寒气冒山泽”（《于王抚军座送客》）、“迥泽散游目”、“和泽周三春”（《和郭主簿二首》其二）、“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饮酒二十首》十二）等诗句，或寄托向往山水的情怀，或描写水滨隐居之人的高尚品质以表达自己的仰慕效仿之心，任真自得，深得“渐近自然”[10]之趣。职称论文
陶渊明是以意写境的高手，他的诗歌以写意为主，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平实的笔法精炼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以达到写意传神的效果；并融兴寄于自然美，使景物人格化。意象本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在陶诗中，山的意象与水的意象一体浑融，绝不孤立。诗中的意象往往构成一个整体的画面，且具有渺远的意境。这种渺远是意象使然，也是诗人的心境所致。例如，“心远地自偏”（《饮酒二十首》其五），“远”突破山水有限的形体，使人的目光伸展到远处，从有限的时空进到无限的时空里，进到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宗白华先生曾说：“画家诗人‘游心之所在’，就是他独辟的灵境，创造的意象，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中心之中心。”[11]陶渊明便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游心”，他把山水意象融而为一，连同自己本身达到物我谐忘的境界，使本来的山水述怀变作山水情怀，从而营造出一种自然而有奇趣的山水意境。故宋代苏轼盛赞陶渊明作诗“才高意远”[12]、“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13]
三、陶诗中的山水性情
陶诗的真趣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出来的，饱含着诗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切感悟，是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求，是主观与客观的浑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4]这便是对陶渊明运用“以物观物”所创造的“无我之境”的刻绘。就像庄周梦蝶一样，陶渊明早就与山水融为一体，山水的性格便是陶渊明的性格。
孔子也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和水的特点同样反映在人的素质之中，因此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钱穆先生对此解释为：“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知者似之，故乐水。山安固厚重，万物生焉，仁者似之，故乐山。”[15]大抵是说，山的特点厚重卓拔，与仁者相似；水的特点圆融通脱，与智者相似。这是用“道法自然”的方式来解释“仁”和“智”的内涵。从陶渊明的诗作和生平来看，他的性格中这二者兼而有之。鲁迅先生曾说：“陶潜诗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6]这更加证明了陶渊明的性格中刚和柔是兼济的。
1、山一样的性情——厚重卓拔、独立自持的仁者风范
山独立无畏。只要它存在，它就坚定地独立，不依附哀求别人，更不会为着私利、为着五斗米向人折腰屈膝。它稳重且懂得自持，在原则上固守节操，具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卓拔。
陶渊明性格的卓拔体现在他不畏权势所迫，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上。当他对统治者失望之后，选择归隐，更体现出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和坚决的反抗精神，他的《饮酒二十首》，通过回忆过去生活，写出了他从出仕到归隐种种生活的观感和体验，传达了对污浊、险恶的社会的痛心和不满。例如《饮酒二十首》其六中，诗人借酒抒怀，感叹俗世里做人行事的无原则性。“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寥寥数语，把表面现象可以蒙蔽人们眼睛，社会舆论可以给人错误导向的通病尽显无疑。言辞咄咄，体现的正是山一般的卓拔。《饮酒二十首》其八中，诗人以孤松自比，表现自己高洁坚贞的人格。在寒冷的季节里，“众草没其姿”，而它却依然挺立，折射在现实生活中，表达了诗人以清高自许，不愿“随波逐流”、哪怕守穷也要学高山青松卓然而立的品性。同时，他的厚重表现在对山川田园的喜爱和对劳动人民的亲近上。再以《饮酒二十首》为例，第九首中“父老”提酒邀饮，诗人“倒裳”而迎，表明诗人生性的冲淡，与农民间毫无隔阂、融洽无间；而诗的后半部分写诗人与老农促膝相谈，老农劝诗人处世不要那么认真，还是出去做官的好，这番“父老言”有点像屈原与渔夫的问答，类似于陶渊明的自明心迹。于是诗中接着道，“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意思是说我隐居的决心已定，再不会重返仕途，与世同流合污。正是诗人能和农民倾心相处，他才深知人民的疾苦和真诚。投桃报李，他在他的诗歌里表达了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如“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回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2、水一样的性情——圆融通脱、上善大度的智者气质
山水相依，正如仁智不可偏废。智者首先必须是仁者，不是仁者，没有真智。水的特性在于柔和多变，遇事容让。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说的正是它的有容乃大。同时，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使得它拥有遇形象物的本事，体现在为人处事上，即是圆融通脱的生存方式。而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水的性情始终贯穿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和处世之道上。
至于陶渊明性格的圆融通脱，在为人处世的率性方面极具代表性。水遇物则变形，陶渊明的性格也是行云流水一般，洒脱不羁。苏轼曾经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饥则相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17]人贵真，诗亦贵真，诗真乃由人真而来。这就是陶诗具有经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陶渊明少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怀着“大济苍生”的抱负，请人引荐，于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任江州祭酒，丝毫不以求官为嫌，但不久因受人轻视，“有志不获骋”[18]，自觉不快，更兼不堪承受小吏生活的繁琐和拘束，“少日自解归”[19]。当别人再次请他出山的时候，他没有应允。直到后来迫于生计才去当了个小小的彭泽令，又因为不愿向督邮“折腰”，再次挂冠而归，从此再不出仕。但他的隐居之乐不在于别人的评价，而在乎山水田园，在可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他不以隐居为高，却始终坚守着自己隐居的志趣，没有半点虚伪，饮酒作诗，一字一句都是真性情、真心境的表现，绝不像有些人，身在江湖心怀魏阙。
同时，陶渊明如水的性格还体现在与人交往上。江州刺史王弘想结交他，苦无路可走，听说他要游庐山，于是请他的朋友庞通之备酒席候于路中，二人正畅饮时，王弘闯到席间，言谈大欢，因而结识了他。还有莲社高僧慧远结社时特意邀请他，他回信说要准他吃酒才去，慧远居然为他破戒置酒，渊明到了，忽“攒眉而去”[20]。足见其性格中如水一样的灵动和洒脱。再有，从他的无弦琴和“我醉欲眠，君可去！”[21]等物事和言语中亦可窥其性格的真率。
古人说，文如其人，诗亦如此。陶渊明的山水性情其实就是陶诗的山水性情。境由情生，情以造境。陶诗中的山水性情与诗歌意象互相叠加与融合，便成为组构山水意境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丰赡作者人物形象和雕琢其山水情怀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陶诗，郑振铎曾有过精当的论断：“陶渊明诗虽若随意舒卷，只是萧萧疏疏的几笔，其意境却常是深远无涯。我们如果喜欢中国的清远绝伦的山水画，便也会永远忘不了渊明的小诗，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些诗都是五言诗里最圆润晶莹的珠玉，他们有一种魔力。一捉住了你，是再也不会放了你走的。他们是那样的深入于读者的内心，不是以辞语，而是直捷的以最天真最浓挚的情绪与你相见的。”[22]
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举例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清新自然、冲淡古朴、物我浑融、富有真趣，而且他的诗重在写心，即骨子里的山水情怀的自然流露。陶渊明作诗，意存笔先，往往“无意于诗而意已至”。此外，陶诗中的景物在描绘过程中往往被人格化，题材和内容贴淡的日常生活，诗歌形式上也体现朴实无华的特点，意境渺远。在许多诗歌中，陶渊明寄寓的是一种与山水一样平实的情怀，是一种与山水一样高远的理想，是一种作用于诗人心灵感官的山水情结，而围绕山水情结款款而述的文字里展现的是一幅幅人与自然物我谐忘的画面和一个个或山或水的意象，意象累积，画面延伸，综合成一个浑融完整的山水意境。透过山水意境，反映出诗人不慕荣利、回归自然、关心下层人民生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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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曹明纲．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
[19]参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209．
[20]参见朱光潜．诗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79．
陶渊明饮酒篇10
【关键词】 陶诗；实字；虚词
陶渊明诗之风格向以平淡著称，但读者往往又能从这平淡的字眼中见出诗人不平淡的情思。这是缘于从方法论上讲是诗人善于使用警策之字、散文化的虚词，从人格上讲是诗人的人生境遇与人生理想发生矛盾而形成的人格内蕴所造成的。
陶诗中看似平淡却又很精彩的字往往能达到一语惊人的程度。如《杂诗八首》中屡次表时光流逝之句。其一曰“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其二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其五曰“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其七曰“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同一个意思用不同的语句表达，都锤炼得十分精粹。“待”字、“掷”字、“颓”字、“催”字下得有力，把岁月赋予了生命，写出诗人在时光的流驶中，有志难伸、悲慨万千的心情。又如“中夏贮清阴”（《和郭主薄》其一）诗句中的“贮”字描写出林阴的浓厚，把无形的林阴写成了似乎可以贮存起来的有形的东西；“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句中的“翼”字在这里名词作动词用，形容出新苗在南风的吹拂下像羽翼似的微微摆动，形象生动、亲切至极；“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拟古》其三）句中的“骇”字写百虫在春雷中惊觉，“舒”字写草木在春雨中恣意滋生，显示出大自然不可遏阻的勃发生机，造语警秒。明人钟惺说:“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之外，使人心平累消。”(《古诗归》卷九)
在陶诗中有些字频频出现，如“孤”、“拙”、“奇”、“之”等。这些字眼都从不同的角度在某种程度表现了诗人性格的一面。以下就通过这些诗中之妙字来把握陶渊明的情思与意趣。
“孤”。“孤”字在陶诗中多次出现。“中宵尚孤征”（《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孤”字写出诗人对行役之旅的孤苦与劳累；“总发抱孤介”（《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孤”表现诗人耿直而不随和的品性；“挥杯劝孤影”（《杂志》其二）展现出诗人内心的寂寞苦闷无人了解；“孤云独无依”（《咏贫士》其一）中的“孤”字象征着诗人孤高的品格。再加之“独”字的诗句。“春醪独抚”（《时运》）与“一觞虽独进”（《饮酒》其七）两句中的“独”字说明诗人的孤单寂寞之情；“自我抱孤介”（《连雨独饮》）的“独”字指诗人独自抱着“任真无所先”的思想，不与俗同流；“日暮犹独飞”（《饮酒》其四）的“独”字是以写鸟的孤独被遗落来寄予自己的形单影只。在陶诗中，“孤”字加之“独”字诗人有意识无意识地共用了40多次，从中可看出陶渊明是孤独的。为官行役之际、归田躬耕之时都总是那么孤独。孤云、孤鸟也是其品格的象征。可以说陶渊明生前是孤独的。他的诗歌是一个孤独者的自白。
“拙”。陶渊明总是把与官场生活相对立的田园生活自视为拙，实即不拙，所谓大智者大愚。陶渊明自称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说明自己在社会人事关系上笨拙，不会逢迎取巧。同样的诗句有“人事固以拙”（《 咏贫士》其六）、“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拙生失其方”（《杂诗》其八）。其余如“卫生每苦拙”（《影答形》）的“拙”字表现对死生之事随和的态度；“栖迟岂为拙？”（《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正话反说，坚定自己的隐居躬耕之生活；“叩门拙言辞”（《乞食》）句中的“拙”字、“扣”字涵蕴丰富，耐人寻味，不只是动作，还伴有丰富的心理活动。“叩”写出了诗人一边轻轻地敲门、一边思忖着屋里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出来会是什么态度?我又该如何应对?“拙”写出了诗人面对主人时的难为情。
“奇”。“奇”字在陶诗中也多次出现，用于对事与物的描写上，突出一种不寻常。如“云鹤有奇翼”（《连雨独饮》）、“青丘有奇鸟”（《读山海经》其十二）、“章山有奇歌”（《蜡日》）、“奇功遂不成”（《咏荆轲》）、“奇文共欣赏”（《移居》其一）、“良辰入奇怀”（《和刘柴桑》）、“遥瞻皆奇绝”（《和郭主薄》其二）、“毛色奇可怜”（《读山海经》其五）、“独树众乃奇”（《饮酒》其八）。从中可探视出陶渊明是个尚奇之人。
陶诗不仅善于使用实字，虚字的使用也自如精到、随心而出、随手拈来，起到了刘勰所称许的虚字之效能:“之、而、于、以、者，乃扎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文心雕龙・章句》)虚字虚词的妙用，扩大了陶诗的感情内蕴，冲淡了诗句固有的稠密、凝重，为其诗带来了一种清新、疏雅之美。如:“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杂诗》其八)、“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也可奈何”、“已矣夫”，三个甚至是四个虚字的连用增强了诗人的感彩，充满着一种无可奈何或果敢决绝的感情。清人方东树评《有会而作》说:“读此乃见公用笔之变，用意之深曲，文法妙不测。后人学陶，意腐语直，势平语钝，安能梦见!”(《昭昧詹言》卷四)
再如“之”字。钱钟书先生认为，陶诗中的“以‘之’作代名词用者亦极妙”。这里的“之”有的代具体的事物，如“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 的“之”代微雨、“有酒斟酌之”(《移居》其二)的“之”代酒、“觞来为之尽”（《饮酒》其十八）的“之”代酒杯、“日日欲止之”（《止酒》）的“之”代酒、“霜露荣悴之”（《形赠影》）的“之”代草木。这样避免了同一字的重复出现，给人一种疏淡之感。有的代指整个诗句，再现了一种思想、情绪，以小总大，加强了感情的深度。如“念之动中怀”（《游斜川》）的“之”代“吾生行归休”、“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的“之”代“运生会归尽”、“念之五情热”（《影答形》）的“之”代“身没名亦尽”、“念之中心焦”（《已酉岁九月九日》）的“之”代“从古皆有没”、“我今始知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的“之”代“自古叹行役”。
总之，陶诗用字讲究、精妙奇绝，即钟嵘说的“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诗品》中）。其诗融注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让人“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诗品》中）。
参考文献：
［1］唐满先.陶渊明集浅注[M]. 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