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尊严十篇

生存与尊严篇1

编者语

寒来暑往，冬季又姗姗而来，大地万物凋零，唯有耐寒的松柏还顽强地傲立于朔风之中。孔子曾赞叹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元帅也说：“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这正是因为松柏有值得尊敬的品质――在寒冬中不屈的尊严。

对于万物灵长的人来说，更需要不屈的尊严。李阳海老师说：“尊严，是一个支撑信仰与生命的支架；尊严，是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铮铮铁骨；尊严，是人类走向文明、走向兴旺发达的动力和希望。尊严是太阳，高山仰止；尊严是江河，浩气磅礴。做人不能没有尊严，犹如太阳不能没有炽烈的光芒，犹如江河不能没有豪迈的奔涌。”

有了这个认识，相信对你来说――这个冬天不太冷。

移民温哥华后，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我开始为生活开支担心了。

赴加拿大之前，我满怀自信和喜悦，心想凭着自己的才干、学历和留美积累的海外经验，以及准备吃苦的创业精神，成功移民是不成问题的。

从接受移民局祝贺成为新移民开始，新鲜感和兴奋感还没完全消失，消费的水喉便已拧开了，特别是我在本地举目无亲，由打电话、乘车入市区、住旅馆，到租房、买家具电器、买车、购买生活日常用品等等，生活仿佛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花钱如流水，存款渐减；另一方面工作无着落，前途渺茫；且为找工作而投入的隐性开支渐增。比如评审学历动辄上百，换驾照验眼兼换眼镜付出数百。加上太太孩子后期抵埠后的费用，使我更觉经济危机。在走访社区和咨询相关人士后，我终于决定“骑驴找马”，在寻找专业工作的同时先打份工以解燃眉之急。

经过一番联络奔波，几天后我接到了一家推销公司面试后录用的祝贺。第二天清早由列治文赶到本那比上班。首先在公司将推销的儿童读物一箱箱搬到自己的车上，约十本书一套。每天定额起点是一百套，搬货加清点要在半小时内完成，错数自赔！然后开车赶往阿玻斯福，挨商铺写字楼推销，请人家先免费阅读，三天后再来收钱或收书。报酬是收回钱款的百分之五提成，没有任何额外的补助和津贴福利。我问经理为何不安排我去近一点的地区推销，答案是附近地区已安排别的雇员了，新来的人只能向发展。

工作倒不复杂，挨门抱书上前自我介绍，这些新书敬请留下，三天后好则付书款，不满意则将书退回。记下门牌号码就算推出一套。但往往走访十家没有一家是愿意要的，而且每到一地停下车，先要将书由纸箱内取出归类，然后抱上十来本书上门重复同样的说词，发出去一套人已经满身是汗了。一天下来没有闲一分钟，午饭也未进，只喝了罐饮料，也只发出去四十套。天黑前还要返回公司结帐，归还未发出去的书本并搬运入仓。回到家人已经累得不想再动弹了。检查车表，跑了近二百公里，耗了大半箱油，起码支出二十元，还一分钱没赚到。这样的“美差”还干不干下去呢？表面上看，我在十几个竞争者中获胜得到的这份工作自由度高，也不强调本地经验，而且报酬与业绩挂钩，似乎合理。可是这样的工作能持续多久呢？这种推销方式的市场到底有多大？现在是晴天跑跑尚可，天阴下雨下雪还能长途跋涉去干吗？但生存大于一切，先顾眼前再说。干！我咬咬牙暗自鼓劲，万事开头难，不就是多吃点苦么？在加拿大找份工作也不容易，不能出师不利就打退堂鼓。

第二天清早到公司，经理劈头便是一顿埋怨，昨日任务未完成今天起码要完成一百六十套，不行就请让贤，在加拿大等工作的人在排大队呢。仿佛受到沮丧心情的影响，今天发出去的书比昨天还少，太阳都偏西了才只发出二十几套。在一家商场外误泊于一字迹模糊的预留车位又获得一张罚单。当我拖着饥饿疲乏的身体进入一家公司推销时，几个面目不善的西人讥笑到：如果你留下这些垃圾我马上扔到垃圾桶去。本已麻木的我当即气得转身离去，积压在心中的忿懑一下子爆发出来。难道我从事的工作只是在倾销垃圾吗？我一个堂堂的中国知名医师兼讲师，满怀专业知识和技术来到加拿大，忍辱负重放下架子出卖体力打工，既非取巧也不投机，吃苦受罪咱也认了，无非先借此赚取生活费维生，以图将来的发展和振兴。但肉体痛苦的同时不能让灵魂也受罪，这种侮辱人格的工作我是没法再做下去了。当回到公司对经理说不干了时，心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感。这就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份工作！没有一分钱报酬的工作。

回家的路上，在阻塞的车流中，我并不担心面对妻女的窘景和无奈，反而坚定了我自强自立的决心和信心。在加拿大找工作难，找专业工作更难，除了机遇与偶然性之外，也有其社会本身的弊端。当然在加拿大只要愿意工作，并且不介意吃苦与否，是绝不会饿死人的。即使再差的工作，收入也绝对会比在国内强。我不排斥将来还会打工，我可以出卖体力干加拿大本地人所不愿干的粗活累活，洋插队弥补加拿大人力资源的不足也行，反正一切是暂时的。但绝对不能把自己置于贱民的地位。我也庆幸自己被这当头棒喝所打住，如果一切顺利知足常乐地打工下去，不再思进取了，就决非我移民的初衷。与其随波逐流，被生存和生活的重担所压倒，还不如背水一战，尽力在专业领域一搏。这条路也许很艰难，很缓慢，犹如我面前这条缓缓的车流。但在生存与尊严之间，我宁可选择后者。

生存与尊严篇2

关键词：尊严的本质；人的价值；基本权利；诉求；实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2000105

收稿日期：2012-05-08

作者简介：王大贤（1966—），男，安徽含山人，副教授，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研究工作。

人对人自身问题的认识往往是不全面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比对自然界的认识有时还要肤浅。理论的认识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的实现程度。让人们生活得更有尊严，要求人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尊严”的本质特征，否则，人们对尊严的追求就会误入歧途，就有可能变成对尊严的扼杀，人类在这方面的实例太多太多。人的尊严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人对尊严的诉求各不相同，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着人的尊严实现的广度和深度。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就是充分尊重和满足人的尊严实现的社会，因此，要认真分析我国当代中国人有关尊严的基本诉求，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他为”和“自为”两个方面促进人的尊严的实现。

一、尊严的本质特征

人的尊严既是具体的，又是历史的；既有客观标准，又有主观感受；既有过程的考察，又有结果的体验；既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因素，又包含政治和法律因素等。正是尊严涉及到上述诸多方面，要想给其下个准确和科学的定义是非常难的。鉴于学识水平所限，笔者在探讨尊严的相关问题时，只能对“尊严”的本质作如下描述。

1.尊严是人的最高价值

尊严是对人生存价值的尊重和肯定，过有尊严的生活是人的本质落实的具体体现。人是有价值追求的有目的的存在物，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不断追求生存价值实现的过程。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追求和实现呈现不同的层次性，由低级向高级逐层递升，直到价值的最高理想状态，这种价值状态就是人的尊严。尊严的存在是以人的存在为理由，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应该具有的，任何人都不能或无权怀疑它存在的合理性，相反，只能采取措施不断促进人的尊严的实现。尊严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理由，正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目的王国中的一切, 或者有价值, 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它东西所替代，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替代，才是尊严。”［1］

尊严虽然是人的最高价值，但尊严实现的广度和深度必须与具体的社会条件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相结合，社会和个人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人的尊严的实现程度，超越社会现实，仅从理想的高度谈论人的尊严是没有意义的。

2.尊严主体应是个体的人

尊严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价值，它必须具体地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尊严的追求与实现在客观上必须要恪守个人本位主义，它要求尊重个性，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和尊严应有机地融入集体利益和尊严之中。现实生活中，的确有许许多多的人自觉地将个人的利益与尊严统摄于集体之中，出现过一大批为了集体的利益和尊严而牺牲和放弃个人利益和尊严的事例，乃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毫无疑问，这种把个人的尊严置于集体尊严之中的做法，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但前提条件是他必须自愿这样做。既便如此，但这也决不能成为我们要求个人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和尊严的理由。尊严必须是具体的人的尊严，必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人的尊严只有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时才是其本质，如果把人的尊严理解为“人民的尊严”的话，往往会出现藉口“人民的尊严”而干扰和破坏个人尊严实现的情况。

尊严主体应是个体的人，还表现在这样的人还包含一切人、任何人、每个人，它不能以是知识、美德、能力的大小等人格因素为条件，也不能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更不能以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来肯定或否定某些人的尊严。尊严的主体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人。它只有一项依据，即是最低限度的无差别的“公因式”的人。一切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除非他自愿放弃和让渡。亡者也具有相应的尊严，罪犯除了被依法剥夺的那部分权利所对应的尊严外，其他方面的尊严同样具有。

3.权利是尊严在法律层面上的反映

人的最高价值是尊严，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尊严的不断完善，因此，社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人的尊严不被侵害，促进人的尊严的不断实现。在社会能采取的所有措施中，法律尤其是宪法无疑是最具有意义的措施。前文已经说过，准确定义人的尊严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如何将这难以定义的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到法律的具体条文中，并在实际生活中予以落实？法律能做的只能是将涉及到人的尊严诸方面，尽可能地通过具体的“列举”方式来化为自身的文本，并冠以“权利”的概念来加以体现。很显然，要想通过“列举”的方式，穷尽人的尊严所有内涵，法律是无法做到的。一般认为，凡未被法律列举的权利“皆由人民保留”。法律总是按照人的尊严的诉求变化，采取修改或重新制定的办法来不断“列举”人的权利，法律是随着人的尊严诉求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人的尊严的诉求变化是法律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生存与尊严篇3

论文关键词 人格尊严 权限 宪法保障

人格尊严无论与社会伦理亦或与法律法理都是一项复杂的、触及原则问题的系统工程。工程的基础不但需要人本的思想道德，还需要人制的法律法规。当然，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根基也是必不可少。

一、人格尊严

（一）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来自于英文的“Human Dignity”，简单翻译就是“人性的尊严”。对这个词汇，各国学者都作出了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我国社会学者梁慧星就指出尊严就是社会公民在社会和他人面前能得到的最起码的地位与权利，是一个人对自己社会价值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这种评价与认知取决于人个体所处于的社会环境、声望、地位、家庭关系等等各种客观条件。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尊严是社会等级制度中高阶层人们才能拥有的声望和地位，国王、主教和贵族才配拥有尊严，所以人的尊严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

（二）人格尊严的主要构成

1.主体。人格尊严包含了主体与客体，首先说主体。人格尊严的主体就是指人这个个体本身，即有生命的自然人个体。当自然人一出生于这个世界中，它就有了作为人的尊严。所以人格尊严的实质就是一个人作为个体的资格与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我国法人是不被当做人格尊严的主体来看待的。因为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它不带有任何情感与思想，也不存在任何精神利害，所以法人的名誉一旦被侵犯在我国只做财产损害的赔偿，而不存在精神层面的赔偿。

2.客体。人格尊严的客体则是指作为一个人的个体，它享有人格尊严时所依赖或以表示存在的基础与对象。人格尊严客体中是包含法律权益层面的要素的，所以在法律的名义上人格尊严的客体不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也具有相当的精神利益。再从人格尊严客体本身来看，是分广义与狭义的。广义的人格尊严客体包括了人的肖像、姓名、性别、生命、名誉、身体、隐私等等多个领域；狭义的人格尊严客体则根据不同国家的法律而定，在我国，则包括了姓名、荣誉、自我决定等等与人格价值有关的要素。

二、人格尊严与现代法律

在我国，德治具有很高的说服力和劝导力，它提高了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与道德觉悟，所以人格中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当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这段话明确的揭示了在我国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它们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人的客观需要。它们共同保障了人作为社会个体的价值与尊严的实现。

（一）人格尊严实现过程中的道德与法律

道德与法律在人格尊严实现的过程中是相生相依，缺一不可的。首先，人格尊严的实现需要道德。道德之于个体、之于社会存在的价值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道德能指导个人的行为，从而循序渐进的改变社会，使社会靠其来运转。其次，人格尊严的实现也不能缺少法律。法律是用来捍卫正义和正当的社会关系，没有法律就没有权利保护可言，而人格尊严恰恰就是人作为个体最基本的精神权利。

（二）人格尊严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因为人格尊严是人作为社会个体存在的价值根本，所以法律就必须调整它的社会关系与存在价值。法律有通过人格尊严来实现对人的人格利益维护的权利，也就是说，人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只有在各种法律法规的设计和维护下才有可能得到幸福。正如台湾学者王泽鉴所言：“人和其法律定义上的人格尊严应该是整个法律秩序中的最高原则”。所以人格尊严以及对它的保护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是占据重要地位的。

（三）人格尊严在宪法中的地位

人格尊严在宪法中的涵义就是指在社会中的自然人所享有的源于人身固有的被人类文明所公认的尊严。在各国立宪的具体规定中来看，宪法的法理基础就在于让自然人享有其固有的人格尊严，尊重人格尊严和权利，也是政府对于公民的基本义务。在近代宪法所产生的理论也是要求依靠法律对国家及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制，来达到赋予个人主体地位，保护个人利益的最终目的。所以无论何时，公民的人格尊严对国家都是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无权对其进行剥夺和限制。在这一点上，各国的宪法基本都达成了共识，即对人格尊严的保障就是国家宪法的基本权利与核心内容。

（四）人格尊严在民法中的地位

所谓民法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赋予公民以法律人格。民法中详细规定了公民作为人的个体的各种权利，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法律体系。比如公民财产权和公民人身自由权。具体来说，人格尊严是民法所规范的人格权利的重要核心，它包含了例如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和隐私权等等，它们整体集中的维护了人格的尊严。作为以对人关怀为出发点和己任的法律机构来说，民法对于人格尊严的维护是最直接也是最具体的，它切实的涉及到了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公民可以从民法中直接体会到自己人格尊严的被维护。就像孟德斯鸠说的那样“民法就像慈母一样，在民法体系下，每个人的权利与利益就是整个国家的权利与利益。”民法应该是人格尊严的直接归宿，具有着极强的亲和力。

三、海外国家对人格尊严的宪法保护

二战战败以后，德国开始越来越重视人格尊严在国家宪法保护中的价值与地位。在德国国家基本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人性尊严是不可侵犯的，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公权力应尽的义务，德意志人民承认这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是人类社会与世界和平正义的一切基础。”所以，在德国人看来宪法与人格尊严是紧密相连的，它也昭示了宪法保护人格尊严的精神与实质。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基本法中人的尊严与人格权是分立的，但它们都处于客观价值秩序的核心地位。所以围绕这两个核心，德国学者将它们归纳为四个影响德国人看待人格尊严这一概念的重要命题。第一，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体系下，德国基本法的最高价值就是人格尊严；第二，人之所以拥有尊严是因为他作为人存在于社会之中；第三，一切人权都应该建立在人格尊严之上；第四，德国基本法也有义务保护公民的人格性。从这四点可以看出，虽然可以将人格尊严定义于一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但实际上在德国，人格尊严更多倾向于以最基本的权利体系解释宪法为出发点，从而做到指导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向和目的。德国宪法的成长历程是沿着众多具体案件所前进的。从1957年的“同性恋案”、“旅行护照案”到1977年的“终身监禁案”等等，每一个具体案件都为德国宪法提出了新的责任和任务。它们促使德国联邦宪政院修订了基本法法案，将人格权定义于民事法律领域中，从而使宪法基本权利具备了对抗第三者的可能。在著名的Herrenreiter案中，德国宪法又进一步的认定了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性。借此，德国开始真正的建立更详细的富有实效性的宪法诉讼机制，对原有的人格尊严保护权限进行扩展，使得人格尊严在宪法中的意义更加丰富和重要。就像德国法律学家阿列克西所说“主观权利的产生让宪法保障下的人格尊严产生了法律的效果”。

四、我国宪法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及意义

通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基本法宪法中也完善和丰富了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条例与思想，一扫中国传统立法中对人格尊严的忽略与缺乏等现象。但是，虽然我国对普通公民的人格尊严保护已经加以改善，但对中国人传统思维定势中的“底层人群”这些特殊群体的人格尊严保护还并不到位。在中国，这些特殊群体亦或是被现代社会的目光所鄙疑，亦或是被传统道德所批判，严重的缺乏人格尊严。

随着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城市大军，直接推动了社会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过去20年中，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这其中农民工劳动力从农业转向第三产业所创造的生产贡献率就达到20%。然而，农民工自身的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并没有在贡献如此之大的现实下得到社会的重视和城市人群的认可，他们的人格尊严依然缺乏实质性的维护。

生存与尊严篇4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的变化对法律特别是民法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保障人们的生存权，而更应当保障人民幸福、有尊严地生活。

人格权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活得更有尊严。人之尊贵与荣耀，及其享有尊贵与荣耀的权利，理应是人类社会一切法制的发端与目标。民法上的人格权就是指民事主体对其生命、健康、姓名（或名称）、肖像、名誉、隐私、信用等各种人格利益所享有的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就自然人而言，人格利益是其享有的最高法益。如果说保护财产利益旨在为主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那么，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则旨在维护人的主体性存在。这种存在是主体得以从事财产活动的前提和载体。因此，人格权所捍卫的核心价值理念应当是人格尊严。

“私法的基本概念是人。” 因此，民法在某种意义上也被称为人法。现代民法就是要充分体现人本主义精神和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民法的理念集中表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之上。基于此，民法必然要求尊重个人人格，这就是说，不仅要尊重个人的主体地位，而且要充分尊重人格尊严。然而，传统民法中，人格权制度长期缺失，其虽然重视人，但未真正全面确认人格权，未实现对人格尊严的全面展开。尤其是近代民法以财产权利为中心，主要体现为对外在财富的支配。这显然忽视了人的存在中的精神性的一面，人的内涵中的多样性被简单地物质化了。在这样的体制中，人格独立于财产而存在的价值并不明显。

人格权制度的勃兴乃是现代民法的产物。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深感人权被侵害的切肤之痛，因此，在战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运动获得了蓬勃发展，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人格权制度的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联邦基本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人的尊严不受侵害”，把“人的尊严”规定在基本法中，并由此衍生出一般人格权的理论，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人格权制度的完善。进入21世纪之后，尊重与保护人权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而尊重且充分保护人格权也成为当代民法关注的重心。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重视个人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但是由于封建主义传统和极“左”思想的影响，对人格权和人格尊严没有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以致在“”期间，出现严重侵害个人人格权、践踏人格尊严的现象，使亿万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灾难。正是基于对“”暴行的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逐步加强对人权的保护。1982年《宪法》确认了公民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基本权利，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专章规定民事权利，并明确确认了人身权，这是我国人权保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我国立法实践中真正确认人格权制度，应该说就是从《民法通则》开始的。自《民法通则》后，侵害个人姓名、名誉、肖像等的人格权纠纷案件，才开始进入法院并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2004年宪法的修改第一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载入《宪法》，成为我国各项立法的基本准则。人权入宪为民法规定人格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立法渊源。

人格权法律制度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事业的进步。但我们在看到人格权法律制度已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实践发展对人格权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再次，随着互联网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人的姓名、肖像等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人格权法律纠纷越来越多，这也为人格权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未来民法典有必要采纳人格权的独立成编的做法，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对人格权法作出系统的规定。

生存与尊严篇5

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上虽然仅有“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和条款，而缺落了可以与诸多立宪国家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又或“个人尊严”相提并论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但彼此之间在语义脉络上也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正因如此，同时也基于对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本身内部规范结构的规范分析，吾人也可以对这一人格尊严条款作出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此即本文所提出的“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

一、引 论

“人”在公法上的问题，应可理解为宪法学的一个重大原初问题。有鉴于此，近年来笔者较为集中地关注“公法上的人”之学理，并在此延长线之上, 进而思考“人的尊严”这一主题。而在宪法之中，“人的尊严”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甚至被德国学界定位为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oberstes konstitutionsprinzip）、“宪法之基本要求”（grundforderung der verassung）、“客观宪法之最高规范”（oberste norm des objektiven verfassungsrechts）或“实质基本规范”（materiale grundnorm）等等， 可谓构成了宪法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之一。

然而，综观迄今为止有关“人的尊严”原理的研究，特别是联系到中国宪法上的自身状况，这一论题也面临着如下两点问题。wWW.133229.cOM

其一，有关“人的尊严”之研究，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法学界已有汗牛充栋之观，既便在当今华人圈法学界之内亦并不鲜见，但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仅有“人格尊严”（第38条）之谓，而无“人的尊严”之说，为此, 如何在中国宪法的语境中把握这一概念及主题，也便构成理论上的一种挑战。

其二，这一论题还因其本身直接派生于“人”在公法上的问题之故，为此，许多研究多从抽象的理论层面加以探究，而结合有关宪法规范之理解的诠释，则往往受到了忽视。这一点在国内的已有研究中尤为显见。诚然，这与我国现行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之文本状态不无干系，但也正因如此，在把握“人的尊严”之原理的同时，如何理解我国现行宪法上与此最为近似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并对相关的条款（第38条）作出合理解释，就成为宪法解释学上的一个悬念。

基于以上情形，本文一方面将避开在前人研究上“架床叠屋”之畏途，另一方面则因应上述两个研究状况，力图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通过对有关“人的尊严”的七个相类似或相近似的宪法（学）用语之意义的比照与澄清，考察“人的尊严”之宪法原理的具体内涵及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规范宪法学的方法，直接返观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尝试对其提出一种具有填补意义的解释方案。

二、关于“人的尊严”之概念：一个综观性的比较考察

我国现行宪法第 3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这是我国现行宪法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发生侵犯和蹂躏人格尊严事件的惨痛历史教训，并参考了国外宪政主义的经验所作出的一项规定。

然而，现行宪法第38条中所言的“人格尊严”，乃是一个极为难以界定的概念。在我国宪法学界，过往的一种极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从道德上讲，人格尊严是指人的自尊心和自爱心，就是指作为一个正直、品质端正的人，都有他的自尊心和自爱心，不允许别人侮辱和诽谤”；而“法律规定公民人格权的内容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人身权”。较为晚近的一种观点明确地指出“人格的尊严是人格权的基础”，同时亦认为“其内容包括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与人身权”。

其实，就用语而论，参酌各国宪法条文、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与“人格尊严”相类似或相近似的用语（包括其外文中译用语），至少尚有其它六个，即“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类尊严”、“个人尊严”、“个人的尊重”以及“人格的尊重”。

在这些用语中，“人的尊严”一词较为广泛地得到采用，其典型者首先可见诸德国基本法的条文（第1条第1款）及其有关的宪法判例和学说之中。但值得指出的是，该词的德文原文die w ü rde des menschen一词，在我国台湾地区宪法学界则同时也被译为“人性尊严”与“人类尊严”，质言之，所谓“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以及“人类尊严”，均是同一个德国宪法（学）用语的不同中文译法而已。 此外，除了德国基本法之外，意大利宪法在第41条第2款中也沿用了“人的尊严”（ alla dignità umana ）这一用语，而环顾英语世界，国际人权公约中即有“人的固有的尊严” （the inherent dignity of the human person） 之表述，美国宪法理论中同样也有“人的尊严”（ human dignity ）之用语。

然而，在此需要特别澄清的是，美国学者虽然使用“人的尊严”这一用语，但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道德哲学，其本意强调的乃是“个人的尊严”（ individual dignity ， the dignity of individuals ） 。 在这一点上，美国式的“人的尊严”或“个人尊严”，其实有别于德国式的“人的尊严”，因为后者并非完全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而是含有人格主义的哲学底蕴。

这种人格主义视角下的“人的尊严”观念，乃是在将人作为人格的存在之前提下，强调“人格”（pers ? nlichkeit）的尊严，而这种“人格”则被认为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与发展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曾在判例中明确指出：“基本法中的人之形象，并非一个孤立的绝对化的个人”，而是在“共同社会”中受到社会关系约束的人。 毋庸置疑，这种观念其实乃源自于康德哲学，其中的“人”，即是那种在 道德上自治并负有伦理责任的人。易言之，这种“人”，一方面并非国家作用的客体，其拥有“人格的自主性”，并“以其自身为目的”，而另一方面，借用德国宪法判例的经典表述而言，“作为不会丧失人格的人的尊严”，正是存在于“人”作为“承担自我责任的人格”而得以获取的承认之中。

对此，日本的研究者也曾进一步指出，德国的“人的尊严”之中的这种“人”，既非全体主义国家中单纯作为受命者而存在的“个人”，亦非立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抗式结构之上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独立自足的“个人”，而是在与他人共同生活中为了形成“亲自承担责任”的生活而拥有的一种“人格”。 这就是所谓的“人格主义”。质言之，它既不同于西方其它国家 ( 包括当今日本 ) 的个人主义，又有别于那种与个人主义根本对立的全体主义（如历史上的纳粹主义）。如果说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个人尊严”，强调的是人作为“个人”而拥有尊严的话，那么，从人格主义哲学立场出发的“人的尊严”，则强调的是个人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拥有尊严。

受到美国的影响，战后日本宪法也引入了“个人尊严”的观念，但在宪法条文上，作为体现了基础性价值的用语，则采用的是“个人的尊重”。这一用语可见诸于该国宪法第13条中“所有国民，均作为个人而受尊重”的表述，但日本宪法在其第24条有关婚姻、家庭、两性的条款之中，则采用了“个人的尊严”这一用语。而根据日本有力说的见解，所谓“个人的尊重”与“个人的尊严”，在含义上并无二致。

相形之下，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中所采用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则并不多见之于外国宪法条文之中。曾有一种可能影响了我国现行宪法文本表述的重要见解认定：战后的意大利宪法在其第 32 条与第 41 条中采用了“人格尊严”的用语，然而，该宪法第32条原文中相当于该用语的 dal rispetto della persona umana ，实际上可译为“人格的尊重”；而第41条原文中所沿用的 alla dignità umana ， 实际上也未必可译为“人格尊严”，而乃相当于德国式的“人的尊严”。更饶有趣味的是，前述德国的那种人格主义的精神在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文面上并没有直接得到明示性的表述，但在意大利宪法第2条中，类似人格主义的意涵则得到了颇为明确的宣明。该条规定：“共和国承认并保障作为个人的、且在作为其人格发展之场域的各种社会结合体中的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同时要求其履行不得有悖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性之连带的各种义务”。

综上所述，有关“人格尊严”，各国宪法所采用的类似或近似的用语虽有一些交叠或相通之处，但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而我国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这一概念，则更是俨然有别于其它各国宪法所采用的相应用语，甚至可推断为有可能是出自对意大利宪法中有关近似用语的一种误译。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的是：无论是在（法）哲学还是在法教义学中，其实“人格尊严”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仍然可以成立的。稽诸西方思想史，表达了“人格”一词的persona，原本具有哲学以及神学上的含义，乃源自经院哲学，在整个中世纪均通用于表明“具有理性之本性的个别实体”，为此既被用于指称天使，也被沿用于指称世俗的人。而托马斯?阿奎那则应是最早将“人格”与“尊严”直接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家，其精要的表述就是“人格即含有尊严”，甚至指出“人格可认为是尊严的名称”。时至近代，康德哲学就在继承这一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是有理性的，能够作为伦理上自由的主体，不依存于必然规律而服膺于道德律（ sittengesetz ），并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为此具有“人格的尊严”，故谓“人是目的本身”。这种观点，也被称之为“人格尊严”理论。

以上追溯的虽然只是西方（法）哲学上的概念发展史，但我国现行宪法上的“人格尊严”，其实与其他国家宪法中的这些近似性用语，在意义结构上也可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有关这一点，则留待下文详论。

三、作为基础性价值原理的“人格尊严”

通过上文的比较考察与梳理，“人的尊严”以及其它各种相近似的用语之规范内涵，业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澄清。而在此过程中，吾人也不难发现：无论是德国基本法、意大利宪法上的“人的尊严”，还是美国宪法观念以及日本宪法中的“个人的尊严”或“个人的尊重”，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其实也是属于一种表明了人权保障之哲学立场、价值基础或逻辑起点的概念，为此一般也均运用于人权保障的原则性的概括条款之中。

就以采用了“人的尊严”的德国基本法而言，该法乃将“人的尊严”与“人格权”的保障分别规定在第1条第1款与第2条第1款之中，而主流的宪法理论和主导性的宪法判例虽然均认同二者共同处于由基本权利所形成的那种“客观的价值秩序”的核心地位，但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基础，诚如我国台湾学者李震山所言，这种人的尊严乃“居于人权保障的核心”。而根据德国法研究者的概括，围绕着“人的尊严”的含义，在解释学上已然确立了如下四个重要命题：（1）人的尊严乃是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德国基本法的“最高价值”（der oberste wert）；（2）人因作为人格而拥有尊严；（3）所有的人权均立足于人作为人格所拥有的尊严这一基础之上；（4）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2条保护的是人的人格性（personhaftigkeit），但与第3条保障各个人的人格的自由发展不同，第1条所强调的与其说是个人，毋宁说正是这种人格性。由此也可看出，人的尊严虽然也可定位为一种基本权利，但其在宪法上更倾向于是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或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用于指导国家权力之运行。而有别于此，德国基本法之中的人格权则被理解为直接体现了“人的尊严”之内在要求的一项个别性的基本权，其主要内容具体包括有关个人一般私生活的权利以及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以及自我决定权等与人格价值有关的各种权利。

与此不同，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则似乎难以谓之为是一个体现了宪法的本质性价值或整个人权保障体系之价值基础的概念，甚至也未像德国的“人的尊严”那样，可被视为处于宪法价值秩序或人权保障的核心地位之上，相反，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而言，它容易被解释为一项个别性的权利，而与它最为近似的权利类型，就是宪法上的人格权。

之所以如是说，理由也是颇为充分的，主要有三。第一，从立法原意而言，如前亦有所述，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乃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发生肆意侵犯和蹂躏特定公民（尤其是当时的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格利益事件的惨痛历史教训所作的一项补救性规定，但在规范的根本依据和价值基础上，并未抽象并上升到某种可与“个人主义”、“人格主义”之类的哲学原则并驾齐驱的层面；第二，也正因如此，在整个宪法权利规范的序列结构中，第38条乃被置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条款（第37条）之后、住宅不受侵犯条款（第39条）之前，而这种勾连结构的具体形态也意味着“人格尊严”可被倾向于理解为只是一项个别性的基本权利；第三，从现行宪法第38条本身的整体内容及性质来看，该条与德国基本法所揭橥的“人的尊严”之条款（第1条第1款）或日本宪法所宣明的“个人的尊重”之条款（第13条）判然有别，虽然其前段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也含有一般性规定的性质，但第38条整体并非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原则性条款。也正因如此，我国迄今的许多学说虽然也苦于探寻我国宪法又或其人权保障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但如前所述，一般均只好承认现行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人格尊严”只是一项个别性的权利。如此说来，我国现行宪法就一个缺落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一种基础性价值原理或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之明示性表述的宪法。

有关这一点，吾人必须承认，我国现行宪法的确存在了一种缺憾，至少不得不说是存了立法技术上的缺陷，为此有待于未来通过修宪加以圆满的解决。但在此之前，通过宪法解释来补正有关规范内涵，则无疑乃是最佳的选择。在此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刻意拘泥于那种类似于“原旨主义”的解释立场，即仅仅只去寻求立宪者在过往的时代那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意旨，而是努力探求存在于该条文自身内部合理的规范性内涵，俾能与当今转型时代里业已变化发展了的中国社会实际乃至人权保障的国际化潮流相应合，那么，对上述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把握，确实也可获得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方案。

窃以为，在第38条规范性语句本身的结构中，其实也存在了可容纳新解释方案的回旋空间。如所周知，本条的规定颇为简约，全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根据传统解释学的技术规则，该条虽然仅有一款，但可分为前段与后段两个部分，而如若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其中的前段与后段之间，其实存在了某种微妙的双重关系。第一重是颇为直观的直接勾连关系，即：前段是具有一般性的规定，后段则是以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对前段进行补充性的展开，使前段的抽象内容在解释学的框架里可得以具体的确定与理解。第二重则是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彼此相对独立关系，表现在前段可视为一个具有一定概括性的一般规定（类似于一般条款），而后者则可视为是以前者为基础的特别规定（类似于特别条款）；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后者只是对有关禁止性侵权行为类型的不完全列举，未已完全将前者的内容加以具体化。

以吾人之见，在上述双重关系之中，前后两段之间所存在的直接勾连关系自然是无可完全否定的，但如若重视第二重的相对独立关系，那么，前段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亦可相对独立地视为相当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前段中“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或日本宪法第13条前段中“所有国民作为个人而受尊重”的那种原则性的概括条款，为此体现了整个人权保障体系的基础性价值。

如此说来，问题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在规范性表述的语句形式上，是否可以容纳类似德国的“人的尊严”又或日本的“个人的尊重”之实质内涵的解释学空间。这就涉及原理性的问题了。然而，对此的答案应是肯定的。诚如日本当代宪法学家初宿正典教授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绵密分析之后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其本意实际上也就是将人作为人格的存在而强调这种“人格”的尊严。 也就是说，“人格尊严”实际上与“人的尊严”具有相通之处。而日本著名宪法学家佐藤幸治教授也曾更为明确地指出，日本宪法第13条有关“个人的尊重”的条款，其实就是宣明了“人格的尊严”或“个人的尊严”之原理。 质言之，人格尊严与（个）人的尊严，在语义脉络上具有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在规范性表述的语句形式上可以容纳类似德国的“人的尊严”又或日本的“个人的尊重”之实质内涵的空间，那么，吾人是否应该在“人格尊严”的概念之中充填“人的尊严”这种概念之中的价值理念。对此，答案也应是肯定的。笔者就曾指出：前述德国的人格主义，其实最为适合于作为建构或诠释我国宪法权利规范的核心原理，甚至可借鉴以作为当代我国法秩序整体的哲学基础。这也是因为，如果考虑到“人格主义”这一思想的脉络，德国基本法上的“人的尊严”，在规范意义上其实恰好也可转换表述为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德国的这种人格主义，其实既不排斥我国正统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完全排斥个人主义的精神，甚至还可容纳美国90年代之后沛然兴起的、以阿克曼 （ bruce ac k erman） 等人为代表的有关共和主义的宪政观。

当然，最后的问题是，在我国现行宪法整个权利规范的序列结构之中，毕竟存在了前述的双层勾连结构，即包括第38条与人身自由保障条款（第37条）和住宅不受侵犯条款（第39条）之间的勾连结构，以及第38条自身前后段之间的那种直接勾连结构，为此，将第38条前段的“人格尊严”条款，单独提升为可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前段中“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或日本宪法第13条前段中“所有国民作为个人而受尊重”的原则性的概括条款相提并论的地位上加以理解，究竟在解释学上是否可行。

必须承认，现行宪法在权利规范序列结构上的这种安排，就属于前文所言的那种立法技术上的缺陷了。但从解释学的立场而论，考虑到我国现行宪法整个权利规范的序列结构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非规整性倾向，而从一般的理论上而言，作为政治决断之产物的宪法，其规范序列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非逻辑性，本身也就是立宪主义无法完全克服的一种宿命，其他典型的宪政国家的宪法亦有将“人的尊严”或“个人的尊严”置于类似结构之中的情形，为此，将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前段的“人格尊严”条款，理解为宣明了“宪法枢纽的基本原理”或“人权保障的核心”之观念的基础性价值原理，在宽泛的意义上而言，亦似无不可。

四、 作为个别性权利的“人格尊严”

尽管如上所述，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前段有关“人格尊严”的规定，可相对独立地理解为一项体现了人权保障之价值基础的一般性准则，但这仅是该规定之规范属性的一个面向，而另一方面，从前述的各种理由视之，尤其是从第38条前后段之间的直接勾连关系来看，前段的规定，同时还可理解为是确认了作为一项个别性权利的人格尊严的条款，而后段则是以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对这一权利进行补充性的展开。而这项个别性的基本权利，乃相当于宪法上的人格权。

综观中外法学迄今的主流理论，人格权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括性权利，乃有广狭两义之分。广义的人格权，被视为广泛地包括了生命、身体、贞操、名誉、信用、姓名、肖像以及像隐私权这样的与私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权利等。现代日本宪法学家芦部信喜就曾指出，对于各个人的人格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身体、健康、精神、自由、姓名、名誉、肖像以及生活等有关利益的整体，均被广泛地称为人格权。而狭义的人格权的定义，虽因受到各国不同的实定规范之约束而呈多歧状况，但一般主要指的是包括了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以及隐私权、自我决定权等与人格价值具有密切关系的权利。无需赘言，从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尤其是从其后段的禁止性规定加以逆反推演，该条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作为一项个别性权利，似乎应可理解为乃相当于狭义的人格权。

然而，究竟这种狭义的人格权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基于前述第38条前后段之间的双重关系，这也相应需要从两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基于第38条前后段之间的直接勾连关系，吾人可从后段的禁止性规定中去直接反向推演人格尊严的内容。但由于后段只是列举了有关特定的侵犯行为类型，即只是规定了“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为此，其所对应的应受保障之人格利益，也就主要只限定于名誉权与荣誉权，在宽泛的意义上至多可延至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如前所述，我国迄今的主流学说，除个别观点例外，基本上也只认同此种范围。 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仅是“人格尊严”最低限度的内容。

第二，然而，如果我们从第38条前后段之间的相对独立关系出发，将二者视为一般规定（“一般法”）与特别规定（“特别法”）的关系，而且考虑第38条前段在整个人权保障体系之中所兼具的原则性条款之规范性质，那么，对第38条中“人格尊严”之内容的理解，则可以不完全拘泥于该条后段的限定，而是同时可相对独立地从前段的规定之中直接推演其所可能包括的各种具体内容。

当然，这并不等于可把人格尊严视为一个极为宽泛的概括性权利，因为，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的约束之外，这种扩大解释在宪法价值秩序内部也仍然需要规范意义上的“客观”依据，为此也存在着解释学意义上的守备范围。以吾人之见，这一价值依据就是基于前述人格主义的立场，个人应享有作为人而在人格意义上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这一原理。与此相应，人格尊严的内容，从最为宽泛的意义而言，也就应理解为包括了对于各个人的人格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身体、健康、精神、自由、姓名、名誉、肖像以及私生活等有关利益的整体。如此而论，第38条所保障的人格尊严，就接近于前述的广义人格权了。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宪法第37条中的人身自由已经包含了这一广义的人格权中有关身体的权利，所以，最后确定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之内容的范围，必须对此进行排除。

通过如此界说，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之内容的范围大致已臻于清晰，惟其中所包含的“自由”则需略加说明。

从宪法原理而言，此处的“自由”，自然并非指的是一般自由权，亦不完全等同于诸如美国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中的那种“自由”（ liberty ）， 而是指与人格的自律之形成与发展具有本质意义的自由，如自我决定的自由（在宪法学上通常被称为“自我决定权”或“人格自律权”）以及具有人格利益的一般行为自由等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自我决定权也可被理解为包含了隐私权，或与隐私权的概念互相交融。在美国宪法的理论及实务中，其所谓的隐私权即是如此。而所谓的“一般行为自由”，则指的是人在诸如着装、饮酒、跳舞、健身、吸烟、讨厌吸烟（厌烟）、恋爱、在校园里接吻等等通常行为上的自由。这种自由虽然亦伴随着内在的界限，但从理论上而言，亦受宪法的保护，只是从严格的意义而论，宪法所保护的一般行为自由，同样仅限于那些个人作为人在人格的自律之形成与发展上具有本质意义的“一般行为”的自由。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理解我国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之解释学意义上的守备范围时，德国宪法理论中的“一般人格权”概念亦具有较大的借镜意义，第38条前段中的人格尊严，在一定的意义上就也可理解为一般人格权。德国的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就曾将《基本法》第 2 条第 1 款中所言的“以人格的自由发展为目的的权利”理解为是以“人的尊严”（《基本法》第1条第1款）为基础的“一般人格权”， 它自然不包括基本法第 2 条第 2 款中所规定的生命、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以及人身自由，但其内容也颇为丰富。如在 1980 年的艾普拉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曾重复强调了过去业已指出过的观点，即必须从第 1 条第 1 款所言的“人的尊严”的角度出发理解第 2 条第 1 款中的一般人格权，并明确判示，其所包括的具体法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私人领域、私隐领域以及个人私密领域；

2、个人的名誉；

3、对有关个人记述的处分权；

4、对有关个人肖像、特定语言的权利；

5、免受被歪曲捏造地加以描述的权利。

由于受到实定宪法规范的约束，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前段的人格尊严所涵盖的范围，则未必可理解为与此完全均等，但由上可知，即使在解释学意义上的守备范围之内，现代宪法上的人格权之内容也已有了新的发展。对此，当代德国著名法学家阿列克西（ robert alexy ）的观点值得参考。他认为，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亦可认为一般人格权不仅保护个人“做” (does) 什么，而且保护其“事实上和法律上是” ( factually and legally is ) 什么。

五、结 论

总之，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上仅有“人格尊严”这一用语与条款，而无与德国基本法上的“人的尊严”相提并论的“最上位之宪法原则”或“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宪法理论上也不存在像美国宪法中的那种“个人尊严”的基本观念，加之迄今的主流学说一向对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加以较为严格的限定解释，使得我国现行宪法俨然缺落了一个可以体现宪法之基础性价值或整个人权保障体系之出发点的概念与原理。这不得不谓兹事体大矣！

然而，从规范宪法学的角度出发，吾人可以发现，尽管西方各国有关“人的尊严”或“个人尊严”有着种种不同的表述，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其实与其诸种近似的用语在语义结构上也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同时基于对现行宪法第38条本身内部规范结构的规范分析，我们也可以对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作出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从而实现其规范意义的重构。而这种解释方案的要点如下：

第一、该条前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一句，可理解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规范性语句，表达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的具有基础性价值的原理，作为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础性的宪法价值原理。

第二、该条后段“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同时又与上述的前段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规范性语句，结合成为一项个别性权利的保障条款，而这项权利乃相当于宪法上的人格权，其所包涵的具体范围大抵可确定在国际学术界所厘定的人格权的狭广两义之间，而在有关语义的关联结构中，前段中的“人格尊严”也可理解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

上述这一解释方案，姑且可简称之为“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

生存与尊严篇6

关键词：福利权；社会保障权；人格尊严；宪法文本

中图分类号：D 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2）04-0345-06

由于盲目向欧元区发达国家看齐，近年来希腊政府大举发行国债，使国民享受高水准福利待遇，但其经济水平并无力承担此程度的福利支出，债台高筑终致危机爆发。该情况也存在于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等国，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法国和德国也因沉重福利负担承担巨额赤字；而美国由于国家债务逼近14.294万亿美元上限，于2011年8月被国际评级机构降低信用评级。欧美各国目前均在削减福利水平以降低债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次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也是福利权危机，福利权的积弊，今天终于暴露为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保障事业亟待发展的中国，应吸取欧债危机教训，被誉为“欧元之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能够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什么经验的话，就是不要引入欧元区的社会模式，即这种福利社会模式。欧元区的赤字、高额的债务，以及没有充足的流动性来偿债等问题，使得欧元区面临金融灾难，政客们为了能够连任，取悦于选民，不断向选民承诺更高的养老金，以及更加便宜的医疗保险制度。而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甚至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没法承担这么慷慨的支出”。中国不宜引进易导致财政陷阱的西方“福利权”概念，而应坚持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社会保障权”概念，循序渐进地发展相关制度。而虽出现福利权危机，也不应因噎废食，社会保障事业还需继续发展。本次西方福利权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对福利权界限的忽视，盲目提高福利待遇，因此最值得反思的是福利权或社会保障权的底线何在。

虽然在不同语境下，社会保障权和社会福利权内容可能存在不一致，但“两个概念都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保障概念包含狭义的社会福利概念，广义的社会福利概念也包含狭义的社会保障概念，这是与争论无关的共识。关键的问题是，广义的社会保障概念与广义的社会福利概念是否一致，我们认为，从各类文献的表述和各国实践以及争论双方的界定、论述来看，二者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基于福利权和社会保障权均是公民积极受益权利，具有本质上相同的内容，本文将在广义上混同使用这两个概念，以便比较和讨论。

一、人格尊严与福利权的底线

1 回归福利权的底线：人格尊严

欧债危机所揭示的正是如何把握福利权的底线问题，如果不能为福利权设置一个界限，膨胀的福利权将使政府不堪重负。有学者认为福利权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可解决其界限问题：“广义‘社会福利’制度指国家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福利’状态所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增进收入安全的‘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狭义的‘社会福利’则指为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疗救社会病态而提供的社会服务”。西方社会学者Lebeaux和Wilensky则认为社会福利权可分为“补缺型”和“制度型”两种，“补缺型”福利权是程度较低的有限水平保护，而“制度型”福利权则是制度化的较高水平保护。当国家无力承担“制度型福利权”时，可将保护水平降至“补缺型”福利。

然而，这些类似分类并未给出实质标准区分两种福利状态，没有解决福利权界限问题。而如Lebeaux和Wilensky的“补缺型”和“制度型”福利之间的进退，仅以国家财政负担为标准，也缺乏明确的正当理由和其他限制，可能导致政府对公民福利权的漠视与侵犯，因此在公民权利保护立场上，仍需为福利权寻找一个规范上的底线。笔者认为，作为福利权理论基础之一的“人格尊严”是一个较好的方案，可解决福利权水平的界限问题，同时也不会伤及公民权利。福利权与社会保障权不仅保障人的生存，也与人格尊严息息相关：“在未牢固确立社会保障权的国家，接受救济往往要使人身、人格和精神权利和自由受到限制和剥夺。而反观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普享型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权在增进公民的人身、人格和精神权利和自由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人真正享有体面的、自由的、文明的生活。因此，社会保障权对保障人身、人格和精神权利和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2 宪法人格尊严的含义

宪法人格尊严是开放性概念。与中国同为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宪法中，都有“人性尊严”或“人格尊严”的相关规定。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人性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第2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不违反秩序或道德者为限”。日本宪法第13条“对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的规定被理解为广义的人格权。“对于各个人的人格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身体、健康、精神、自由、姓名、名誉、肖像以及生活等有关利益的整体，被广泛地称为人格权。”可见宪法人格尊严最大特征是“概括性”：即基于人性尊严，保护人之所为人的自由发展其人格的各种权利。“特别是人的生命健康、生存发展方面的权利，奠定了人格尊严权的权利基础，并与人的自主人格构成人格尊严权的核心内容。”而为保护人的尊严，则需国家履行相关的保护义务。

3 福利权原初的“社会救济”内涵

从历史视角看，原初意义的福利权发源于救助生存困难的社会救济制度。“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内容是实现生存权，而生存权又是人权的首要内容。”生存权包括生命权和尊严权，获得必要生活资料的权利，提高生存质量的权利等方面的子权利。福利权或类似的权利除保证人民生存权利外，另一目的是保障人的尊严，使人不必为了生存而牺牲人格尊严去流浪和乞讨。在资本主义早期时代的英国，自由竞争的残酷使很多人难以维生，“当政的伊利莎白女王于1601年颁布了著名的《伊利莎白济贫法》（Elizabethan PoorLazes），史称‘旧济贫法’。旧济贫法是英国也是世界历史上解决贫苦问题的首部立法，它将已有的救济贫民的惯常做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由官方划出一条贫困救济线，对穷人提供帮助”。“二战”中英国按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的规划开始筹划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于1950年宣布成为世界第一个“福利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随后也普遍建立了现代意义的社会福利制度。《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我国加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也表明：“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和住房，并不断改进生活条件。”至今的整个福利权制度发展史体现了对人格尊严保护不断完善的轨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福利权范围相应扩展，从单一的社会救济拓展到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制度，保障程度也提高了，人的尊严得到了更高程度的维护。

4 自主决定与福利权

人格尊严可作为决定福利权底线的理由，除了福利权从社会救济开始的历史轨迹外，还在于人格尊严的“自我决定权”本质内涵。“人格权是人格领域的‘自由’发展亦或自我决定权。每个人可以自由决定自身是否或怎样发展，个人在自我发展方面也享有自治权。”“人如果处于被支配、被决定的地位和境地，人则空有其表，实质上已经沦为了物。”人格尊严的自我决定内涵对福利权提出以下的要求：

第一，国家对福利权的保护，不应使人产生依赖性从而丧失那种“自我决定的意识”。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模式使人产生了惰性和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出现很多游手好闲的群体。本次欧债危机中，当希腊等国政府为削减债务而减少福利开支时，习惯高福利而不愿靠自我努力获得幸福的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把国家施舍视做理所当然。

第二，福利权不应只是对公民单一的物质施予和救济，这样可能会滋生懒惰和公民的失败感，通过培养公民谋生的能力以实现其工作权比单纯的物质施舍更有价值。这种帮助方式不仅可减轻被帮助者的羞耻感，更可教给个人自我发展的技巧。如北欧三国也是福利国家，但在欧债危机中却可独善其身，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北欧福利制度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它更强调对个人自我工作技能的培养，这不仅有利于社会活力的激发和财政负担的减轻，也有利于个人自我决定的人格尊严的实现。

因此，基于福利权保障人格尊严的本质，政府确定福利水平时，应围绕“人格尊严”来确定福利权的底线，即首先从社会救济这一基础层次构建保障制度，而非不计边界向上扩张福利权内容，而且“行政手段的强势干预则可能扭曲市场关系，抑制经济活力，损害经济效率”。由于各国宪法（尤其是大陆法系宪法）大多都规定了“人格尊严”或“人性尊严”的内容，以此来确定福利权的保障水平也为其提供了正当性。当然，福利权保障以人格尊严来划定底线，并不意味着该解释方案只提供最低的救济，以至于与现实脱节，随着人格尊严社会观念的发展，福利权保障水平也可随之提高；人格尊严之下的福利权内容也并不只意味着物质意义上的帮助，“人不仅是一个生物性存在，更是一个精神性存在。满足人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基本精神需求或日最低精神生活保障，也是使人成其为人的重要一环”。

二、人格尊严与中国社会保障权的扩张解释新方案

社会保障事业是我国亟待发展的事业，随着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实施，社会保障权的法制化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热点问题。人格尊严不仅可成为福利权或社会保障权的底线，也可作为其扩张方案。如日本“将宪法第13条——‘对于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解释为‘生存不可缺少的利益’或称为人格权”。其中的“追求幸福的国民权利”即可作为社会保障权的扩张解释工具。人不仅需要那种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也可基于罗尔斯的那种正义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第一，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来获得国家的帮助。

1 中国宪法的人格尊严条款

在中国宪法第38条里，人格尊严是这样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从立法原意看，它是基于等政治运动践踏人格的教训制定的，只规定了不得侮辱、诽谤等少数具体人格权。我国宪法没有像德国基本法那种作为基本价值的“人性尊严”条款，也无德、日宪法那样的人格权系统。

林来梵教授基于德国基本法“人格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与中国社会及政治意识形态的相通之处提出中国宪法的“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他认为从人格主义哲学立场出发，可参照德、日学说，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把保护一般人格权的价值灌注到中国宪法第38条中，前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可理解为基础性价值的“人格尊严”，作为一般性准则；后段“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则以反向的禁止形式对前段进行补充性强调和拓展，与前句一并构成了个别性的宪法人格权保障条款。整个第38条可成为具有广泛内涵的“人格尊严条款”。笔者在此采用林来梵教授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述。

2 社会保障权如何依据“人格尊严”进行扩张

社会保障权本身也可能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如英国旧济贫法和新济贫法时代，接受政府济贫虽可免于死亡，但接受济贫院的救济就要穿上统一服饰，也不得擅自离开济贫院，这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个人失败，是对人格的贬损。又如社会保障中的一些制度，易给受助公民带来耻辱感：“如家计调查中的‘张榜公布’、‘群众监督’、‘入户’调查以及邻里访问等防范道德风险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申请人的隐私权”。可见社会保障制度是一把既可保护人格尊严，又有可能伤及人格尊严的双刃剑。我国宪法和法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存在使公民人格尊严遭到伤害的制度缺陷，宪法文本中社会保障权的实现条件较高，只有较“悲惨”的不幸才可能得到国家帮助，即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残废、负伤或盲、聋、哑之时。而结合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来看，社会保障权严苛的实现条件有可能与宪法人格尊严相抵触：如果只有达到以上情况国家才给予救助，公民人格尊严在这些生活惨境之下或已遭受损害。

社会保障权与人格尊严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提及，但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论述。笔者在此提出基于人格尊严的具体社会保障权扩张解释新方案：从保护人格尊严立场出发，可将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内涵通过“可能性”概念注入宪法第14条、第45条等条文中，以扩大解释社会保障权。“可能性”概念是指：国家不仅要在宪法条文明确规定的公民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残废、负伤或盲、聋、哑时给予其社会保障，而且为更好地保障人格尊严，国家应在出现这些情况的“可能”时，适当采取预防性措施，防止公民进一步陷入这些悲惨情况，避免人格尊严遭受损害。具体述来，“可能性”包含以下三种情况：

（1）程度上的可能性

事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达到困境并非一天造成，因此当公民有困难状况之虞，有可能滑向这些不幸时，国家应给予“预防性的救助”：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公民应对进一步不幸的能力，以保障人格尊严。如公民虽没有年老，但因接近年老，身体机能、劳动技能逐渐降低而处于不利地位，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的中年“4050人员”时，国家可考虑加强这些“亚年老”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采取措施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和对其进行适当的身体照顾，否则待到真正年老之时，他们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又如虽未陷入疾病，但一些公民须长期接触易致病环境，国家可采取相关社会保障措施，尽量避免这些群体滑向疾病状态；一些公民虽未丧失劳动能力、残废、负伤，但时常处在容易导致这种危险的状态，国家可采取保护措施，预防或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公民虽没有出现盲、聋、哑等病状，但对于易生产这些遗传疾病患儿的孕妇，国家可采取孕前免费检查或产前干预治疗的社会保障措施，避免这些情况的出现。

（2）范围上的可能性

通过人格尊严来对“程度上可能性”扩张社会保障权仍有可能不足，在现代风险社会，公民因遭受生活困难、收入降低等使人格尊严遭到损害的可能性大增，如经济危机、地震、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不幸或暂时生活困难，城市化进程中住房的稀缺等等，需要引入“范围上的可能性”继续对社会保障权进行扩张。人格尊严“范围上可能性”的要求是：不仅在宪法规定的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残废、死亡、盲、聋、哑几种有限情况下，公民可享受社会保障，为防止公民人格尊严遭到损害，对存在造成人格尊严的损害“可能”的其他情形，也可适当纳入社会保障范畴，“预防”那些原本轻微的其他情况发展成宪法所规定的“不幸”，谨慎地拓展社会保障权的保护范围。

（3）存储的可能性

程度上和范围上的“可能性”扩张，已部分满足社会保障权的发展需要。但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低水平的窘境仍有待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权仍需更广阔的解释场域，获得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更好生活条件，将使人格尊严得到满足和张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规定：“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和住房，并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其中“相当的生活水准”也是更高层次的人格尊严满足感。为更好地保护人格尊严，国家、社会、个人都应该存储物质力量或制度力量来应对社会保障权的扩张，人格尊严“存储的可能性”对社会保障权的意义是：①国家财力应对“可能性”的存储：社会保障权是积极权利，“所谓积极权利是指国家必须履行积极作为的义务，才可以实现的权利”。因此不论是补缺现在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亦或发展未来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都需要政府财力支持。因此国家一方面应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另一方面应经营好现有的巨额国有资产，并作好将其用做社会保障事业的转换规划。更为重要的是，应树立“民生财政”的理念，“公共财政的基本特性是公共性，其职能就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集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出发点。因此公共财政的实质就是民生财政。近十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政府财力充裕，但很多政府部门并未树立“民生财政”理念，如最近媒体曝光的“年末突击花光预算”事例即是明证之一，财政资金大多投向与GDP增长有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有待进一步提高。②社会力量对“可能性”的存储：“我国社会保障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保障资源稀缺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和困境，仅仅依靠各级地方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和市场部门来进行协助，其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就是各类社会保障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存储的“可能性”需要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遵守国家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缴纳相关社会保障费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采取各种行动支持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③个人对“可能性”的储存：作为人格尊严的享有主体，个人不应把生存和美好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于国家和社会，自强自立而得的生存和提高生活质量才是最能够提升人格尊严的方式，这也是由人格尊严的“自我决定权”所决定的。因此存储的“可能性”要求每一个人要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知识水平、身体素质、经济实力，更多地自我解决困难。

（4）可能性概念的意义

由于制定时间较早，我国宪法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较为狭窄，仅包括抽象宏观的几种制度，如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随着新情况的出现，衍生了许多新制度，这些具体制度大多是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之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规范，是一种行政主导的模式，虽然“无论是学界还是法律实务中对于行政给付是否应受法律保留原则规制的纷争始终没有停止”，但如果对社会保障权的保护完全无宪法或法律依据，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就有可能导致权利保护的懈怠甚至侵犯。而且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还有可能违反《立法法》，“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八）项的规定，涉及基本经济制度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进行规范。一国的福利制度涉及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应当属于一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因此对于福利制度的规范只能由法律作出，其他法规、规章等都无权在没有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创设和规范福利制度”。“行政权扩张的结果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它积极的影响在于增进公共利益，推进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发展。但行政权的扩张使行政权力的固有范围被突破，自由裁量的幅度被扩大，同时由于行政权必然由自然人来行使，行政权力的扩张（尤其是恶意的扩张）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自然人的主观意志。”因此，虽然具体的制度可能并不必然需要宪法上的明确规定，但还是需要能提供价值支撑的宪法条文作为具体制度扩张解释工具，从而论证住房公积金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4050人员”就业保障制度、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大学生创业支持制度、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婚前免费婚检制度、艾滋病免费治疗制度等新出现的社会保障措施。当然，“在改革中，需要考虑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形成持续动力，保持稳定，实现改革，促进发展”。宪法人格尊严的“可能性概念”可为中国这种行政主导的社会保障权模式提供正当理由。

生存与尊严篇7

“尊严”概念无用论在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许多著名学者都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刊发麦克琳文章的《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30多篇快评，许多生命伦理学学家卷入争论，甚至包括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这表明，“尊严”概念无用论不但是一个学术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议题。这一议题触动了伦理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敏感神经。在这场讨论中，绝大多数学者承认，“尊严”概念的确存在含义不清晰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一问题，简单的抛弃并不是好办法，设法澄清其含义才最重要。学者们从三个方面对麦克琳的思想做了批判。首先，人们不能以“模糊性”作为抛弃一个概念的理由。许多概念含义都是很模糊的，在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中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可能有不同的阐释，然而它们不但未被抛弃，实际上还被频繁使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如平等、正义、善、公正等概念便是如此。“尊严”其实也是这样的概念。其次，含义模糊并不一定意味着概念无用。就“尊严”概念而言，在许多领域，如学、法理学以及生命伦理学领域，它都是相当有用的，往往被用来表达丰富的思想，这样的概念不应被随意抛弃。对于这样的概念，人们要做的事情是对其进行更加精致和细密的哲学分析和理论探讨，而不是简单抛弃。最后，“尊严”概念和“尊重自主性”也有差异。“尊重自主性”主要指对人类理性的尊重，但对那些缺乏理性的人类个体，我们允许使用人制度，因此可以不再考虑这些个体的自主性。例如，深度昏迷病人、休克病人以及婴幼儿。但是，我们不能因这些个体缺乏理性而不考虑其尊严，随意处置甚至侮辱他们。相反，我们必须认真看护他们，敬谨地对待他们。“尊重自主性”与“尊严”不能等同的情形很多。例如:一个人的自主性未被违背，却可能有失尊严;一个人的自主性受到了侵犯，却可能未失尊严。前一种情形，如那些来自贫穷地区，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得到医疗服务的病人;后一种情形，如一个自杀者被强制送医等。可见，“尊严”概念与“尊重自主性”可能在含义上有重合之处，但两者并不等同。西方学者除了对“尊严”概念无用论提出批评意见，也对“尊严”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索。一般来说，尊严意味着“某种值得赞誉或崇敬的东西”，或者是某种杰出或非凡的特性。在“尊严”概念的历史沿革中，康德在理论上做出的贡献最为重要。康德关于人之所以都拥有尊严是因为他们都拥有理性的自觉，人的尊严与人本身的固有价值相联系的观点对当代“尊严”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无论“尊严”概念的含义如何演变，“尊严”概念都应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关于“尊严”概念是否有用，是存是废，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学者大多肯定“尊严”概念在各个学科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比如，关于“人的尊严”到底在生命伦理学中有何用途的看法，韩跃红就认同生命尊严应当成为现代生命价值观的内核的观点［4］。张国安也坚持认为“人的尊严”乃生命伦理学之重要概念，具有不可替代性;“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它在其概念体系中处于较高层次，统摄其他概念［5］。甘绍平明确表示:“研究尊严理念，从而更好地坚守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是今天人们的一项重要职责。”［1］可见，国内学者大多对“尊严”概念持肯定看法。

二、“尊严”概念的价值

(一)“尊严"概念所代表的价值，人类不能使用其他语言来进行表达

持“‘尊严’概念无用论”观点的人认为，“尊严”这一概念完全可以使用其他语言来代替，如“人权”或“人的自主性”等。在他们看来，“尊严”概念并未提供超出这些概念的更多东西。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进行细致分析，就会发现“尊严”概念的涵义不但区别于其他概念，而且实际上内涵更为丰富，它所反映的某些价值无法使用人类的其他语言来进行表达。许多人以为在某些场合中“尊严”概念完全可以被“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来代替而并不损失任何含义。事实上，“尊严”概念和“人权”与“人的自主性”都仅仅只是含义交叉的关系，并不能互相代替使用。首先，“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都只含有“尊严”概念的部分涵义，二者都不能完全包容“尊严”概念所含有的伦理意蕴。例如，孟子讲:“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艰难境遇最能展示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处于即将饿死的境遇中却拒绝嗟来之食，是有骨气的表现，是一种做人的尊严。然而，有骨气与“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之间却并没有必然联系。孟子把这种骨气称之为“浩然之气”，其“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显然都不能包容这种含义。又如，英国学者泰德提到一种未被侵犯人权，也没有被违背自主性的典型情形，就是那些因身体退化失能又缺乏儿女照顾而不得不孤单地在养老院里生活的老年人。这些人早已退出社会生活，终年没有人探望，他们常常产生被社会和家人抛弃的感觉。虽然政府的高福利制度使他们没有衣食之忧，但是他们感到缺乏“尊严”［6］。对这些老年人而言，缺乏尊严有何伦理意蕴?这伦理意蕴便是:这些老年人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已经失去价值，因而他们自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感。这一伦理意蕴显然与“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之类概念的意蕴完全不同。其次，由于涵义交叉，“人权”与“人的自主性”中的某些涵义实际上也无法被“尊严”概念包含。例如，当一个人人权受到侵犯时，或者当其“自主性”被剥夺时，很可能与其“尊严”毫无关系，甚至反而展示了个人的“尊严”。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形，如一个人因坚持正义而为恶势力所不容，惨遭杀害，其人权受到侵犯，却并未丧失“尊严”。为正义事业献身倒是一种英雄壮举，反而展示了个人“尊严”。“人的自主性”被剥夺的情形，在学上有一个典型案例，足以说明人的自主性与人的“尊严”并非同一个问题，这个典型案例就是法国的“投掷侏儒案”。1994年，法国奥日河畔莫桑镇(CommunedeMorsang－sur－Orge)镇长了一个禁止在这个镇的舞厅进行“投掷侏儒”演出的命令，认为这种演出伤害了人性“尊严”。然而，当事人认为镇长的决定没有道理，就诉至地方行政法院，请求撤销镇长禁止“投掷侏儒”演出的命令。案件反复审理，最后上诉到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最终作出了该行为“与公共秩序(orderpublic)不相容”的裁定［7］。当事人认为，“投掷侏儒”演出乃是其自主自愿选择的行为，而镇长的禁止命令违反了其自主性。可是镇长却认为，不允许“投掷侏儒”表演是维护当事人的“尊严”。在这个案例中，当局诉诸“尊严”，而当事人诉诸“人的自主性”，两者的结论与主张截然不同，表明“人的自主性”与“尊严”有时并非同一回事。这种情形也典型地体现在发生于中国某地的“女体盛”事件上。2004年，某娱乐公司推出“女体盛”，以女大学生的身体当食器盛菜，引发争议。随后，某妇联发表文章怒斥“女体盛”侵犯女性“尊严”，而当事人却称行动出于自主选择。可见，尊重人的自主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尊重人的“尊严”。所以，“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与“尊严”概念在含义上有实质不同，尽管某些情况下其含义确实有交叉，但彼此并不能互相代替。“尊严”概念所表达的某些重要价值确实不能在其他概念中找到或用其他言辞来确切表达。当然，到底何种重要价值只能通过“尊严”概念来表达，也许还需要深入研究，但是毫无疑问，“尊严”概念是不能被其他概念取代的。概念含义模糊的情形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很常见的，如法学中的“权利”、哲学中的“理性”等概念，都是如此①。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至今仍在不断探讨中，甚至每一项涉及这些概念的具体研究都要首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二)“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

与医学伦理学不同，生命伦理学并不只是关注行为规范，而是要研究作为行为规范之依据的价值观念，如“正义”“平等”“德性”“权利”“义务”等，但这些观念中所体现的核心价值乃是人性“尊严”。诸如安乐死、人工流产、放弃治疗、器官移植、基因工程、人工生殖等当今生命伦理学研究中的主要生物医学议题几乎都与“尊严”相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有可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价值，而某些传统价值乃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其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秩序的根基而不可被动摇。人性“尊严”就是这样一种基础价值，是当代生命伦理学辩护的核心价值观念。显然，把“尊严”作为生命伦理学研究和辩护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性“尊严”思想的萌芽出现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就是先贤对人性“尊严”思想的哲学启蒙。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性“尊严”思想越来越为哲学家们所关注，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都对“尊严”思想有过深刻阐述［8］。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目的论思想奠定了现代人性“尊严”观念的理论基础，并使“让人拥有尊严”越来越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人类能够追求“尊严”，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自尊、自信、文明与开化的体现。就此而言，在现代生物医学科技背景下，在人性“尊严”面临工具理性威胁的道德境遇中，生命伦理学把“尊严”作为核心价值来研究并非来自某些聪明人的偶然灵感，而是合乎文明社会发展逻辑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支柱与结果。

(三)“尊严”概念帮助人们对抗工具理性，拯救人性迷失

生存与尊严篇8

《海上钢琴师》讲述了一个诞生在Virginian号豪华邮轮上的钢琴天才1900的传奇的一生。1900，一个随意起的名字却似乎意味着不平凡的命运，而事实上，他的确预言了一个与新时代共同诞生的天才。在他眼中，众人钦佩的目光、肯定的掌声和让人羡慕的荣耀都抵不过自由和自我，也即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尊严”更多的是对自由与自我的尊重与维护，也正是通过维护自由与自我的尊严，体现了他对自己尊严的尊重与维护。

虽未踏上过自由女神像矗立的国土，但他骨子里有一种对于自由的渴望。1900的自由更多的指的是心灵的舒适。对于他而言，八十八个键盘的物质世界就已经很满足了，但内心的音乐世界是无限的，在他看来，没有哪个世界比他内心的音乐世界更美妙。陆地的世界让他找不到尽头，面对绵延的看不到头的城市他疑惑尽头在哪里，而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他。就像他所描绘的，从第一个音到最后一个音，钢琴有八十八个琴键，琴键是有限的，音乐是无限的。他能在有限中创造出无限，也能接受无限的发自心灵深处的音乐，却不愿让自己也暴露在无限中。因为陆地对他来说像是无限的琴键 ，让他无所适从 ，他惧怕自己会迷失在无限的琴键中或者自己被无限的琴键所束缚，从而弹不出让心灵舒适的钢琴曲。他不安于凡人所渴望的那种生活：在数不清的街道，找一个女人，盖一间房子，买一块地，开辟一道风景，然后一起走向死路。这种生活会让他精神崩溃。所以，他愿意留下陪这艘船。索甲仁波切《生死书》有一句话或许可以描述凡人的生活：“……我们都是依循着既有的模式活着：年轻时候我们都在接受教育；然后，找个工作，结婚生子；我们买个房子，在事业上力争上游，梦想有个乡间别墅或第二部车子。……我们的生活步调如此地紧张，使我们没有时间想到死亡。……我们甚至不曾为今生花过太多的时间和思考。”不可否认，在那个物质已经悄悄侵蚀人们大脑的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的人不能超越时代的“印记”，他们规矩地顺应“潮流”，留意于看不到尽头的城市的浮华生活，追逐名利，沉迷于灯红酒绿。1900却把心灵的舒适看的比生命还重要，为了维护这种自由，他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

虽然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并且在每次的旅途结尾之际在人群的沸喊中成为孤单的被遗弃者，1900却是一个对于“自我”有着强烈认同感的人。“自我”意识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从古希腊“自我”问题的酝酿阶段到中古“自我”问题的发现与搁置，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早期。近代哲学家笛卡尔以命题“我思故我在”成为自我问题研究的开创者，近代的许多哲学家在此问题上多有涉猎，后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谢林等的发挥，出现了“自我意志论”“自由意志论”“自我设定自我与非我的哲学”等关于“自我”的哲学理论。在此基础上，现象学派及存在主义学派的诸多哲学家又进行了各方面的论证，一直到今天，在“自我”这个问题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者还是未能给出一致的解说。其实，“自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简单而又意蕴很丰富的概念，不论前辈和后人如何解说，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总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的。虽然没有接触过哲学，然而就像没有上过钢琴课却能弹奏出众人皆喜欢的钢琴曲一样，1900对“自我”这个概念理解的一点也不错位，最终他的死亡也正是一种对自我的捍卫，是对自己的这样一种人生哲学的尊严的捍卫。1900对于“自由”的渴望与追寻就是其“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自由”与“自我”是不可分割的一对概念，在自由的基础上才可以谈自我，有自我意识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一个连自我意识都没有的人很难意识到自由的意义，更谈不上为自由而牺牲！其次，1900的“自我”意识体现在钢琴上。1900在有限的八十八个键盘上1900可以弹奏出无限的表现自己内心的音乐。所以，他可以根据轮船上旅客的表情和身份即兴弹奏出不一样的音乐，也可以为自己所爱的美丽少女时即兴弹奏一曲浓情蜜意的爱的乐章。最后也是重要的，是1900对自我的回归。在1900看来，二十世纪初期的人类什么都有了，那繁琐的、复杂的没有尽头的城市什么都有，人类就这样迷失在了没有尽头的世界里却不自觉。他不愿跟众人一样没有自我，自我对他来说比生命还重要。所以，当他面临自我与生命的选择题时，他选择了回归自我！这种回归，同样也维护了自己人生哲学的尊严。

我们以为，尊严的死乃是这样一种死亡：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意义有清楚的体认，并作出积极的肯定性评价；当死亡不可避免时，能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死去。这种对死亡的尊严的理解蕴含着以下意义：死者曾经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与体认自身的生存与死亡。尊严的死亡意味着个体能从人生终极意义的角度反观自己的生存，前瞻即将到来的死亡。因此，尊严的死亡首先应该是深思熟虑的、有准备的死亡。死者对自己曾经的人生有清楚的体认，通常没有懊悔之心，并且对自己的人生意义做出积极的肯定性评价，并在这种评价中伴随着相当的心理满足。他对自己面临的死亡有充分的思考和选择，并能够有条件按照自己选择的死亡方式死去，使个人的自主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2】1900选择死亡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的。他对自己曾经的人生也有着清楚的体认：自由和自我是他自己人生哲学的两大主要方面，他在自己的人生中一直追寻着自己的人生哲学。在他看来，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迷失自己，迷失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如有尊严地死去。这种死亡既是对自己生命尊严的维护也是对自己所奉行的人生哲学的一种维护与捍卫！

参考文献：

生存与尊严篇9

这是我最近从乡土调查到数据分析得到的强烈感受。

在去泉州访问兰田村的飞机上，我随手翻开当天的报纸，赫然看到这么一条消息：“2011年11月28日，调研范围涵盖全国31个省的《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出炉。报告称，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等情况下，农民的尊严感或继续下滑。过半的受访者认为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其他人低一等。”

我心中顿时产生强烈反应。因为正好在一天前，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对全国31省的中国农民进行的电子商务调查数据，刚汇集到我这里。我用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为数不多的显著相关数据中，最突出的就是电子商务让农民尊严感上升的结果。

同是31省农民调查，一个尊重感下降，一个尊重感上升，这个黑白反差实在太大了。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希望到被称为世纪之村的兰田村，好好调研一下农民尊严问题。

尊严：下一次现代化的主题

尊严到底有多重要？

尊严是人的自我实现价值的标志。一个让数亿农民感到失去尊严的社会，同一个让数亿农民获得尊严的社会，哪个离和谐近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汪向东给我们展示过一幅照片，一个农民工，呆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巨幅标语牌下，无精打采。如果中国的未来，就是这样一幅场景，农民进城了，收入增加了，但却失去尊严，生活真的会更美好吗？恐怕“美好”只存在于GDP中，而非幸福感中。

人的价值可以分为生存价值（衣食）、发展价值（住行）和自我实现价值（尊严）。GDP可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谋幸福才能满足自我实现需求。前者决定碗中有肉没有肉，后者决定饭后骂不骂娘。

所以说，尊严问题，与骂不骂娘，是同一个问题。凡是出现“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定就是在生存发展满足后，没有满足自我实现造成的。

换个角度说，人的价值获得肯定，可以从实体、价值和意义三个阶段来看。吃饱饭，是实体上肯定；有钞票，是价值上肯定；认同，则是意义上肯定。

尊严，就是对“自我”在意义上的认同。

农民会不会由于处在人权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不在意尊严呢？不是这样的。

潘春来一次吃饭的时候跟我讲，他回到村里后是怎么观察到农民需要尊严的。他发现，村里的妇女许多干着沉重的农活，才挣几十块钱，而旁边的小姐坐台可以挣几千。农民虽然人穷，但志不短，是十分在意尊严的。可以说，兰田村歌，唱的就是农民的这种心声。

潘春来一介村官，在实实在在为社会的和谐着想，并往和谐的根上想。

尊严真的严重到可以影响社会和谐的程度吗？

纵观现代化历史，在大部分资源用于维持生存的农业社会，造反往往是因为吃不饱；在大部分资源用于维持发展的工业社会，造反往往是因为贫困。但当全世界各国都在生存发展上达标，将主要资源转向意义认同后，那些大部分资源还仅够维持生存发展，无法让农民满足尊严的国家，和谐的压力不就越来越大了吗？

更高标准的现代化，应该是能满足人的尊严的现代化。下一代现代化，也就是信息化，第一主题不是吃馒头，也不是发大财，而是让人认同存在的意义。这才是信息派上的最重要用场，是信息化在现代化上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信息化可以让农民获得尊严

中国有两条现代化的路，一条是上一次现代化的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留下两方面和谐隐患，一是农村可能让生活不美好；二是农民进了城，因为失去尊严，仍然生活不美好。另一条是下一次现代化的路，“农村让生活更美好”，在两方面“补天”：一是农村让生活也同样美好；二是农民因为有了尊严，生活变得更美好。兰田模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从大的方面说，为什么兰田模式实现了“农村让生活也同样美好”呢？因为马克思说过、而一般人已经不相信的一条道理起了作用，这就是先进生产力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有了互联网，农民可以“在家办公”，就象他五千年来一直在家办公那样，舒舒服服地实现收入增长。这是潘春来所指“转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请注意，潘春来的追求，不是收入增长就完事，还要用比城市化、工业化更先进、更现代的方式实现收入增长。

我用全国范围的数据，来验算兰田模式这一条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我们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民网商中，64%在家里上网从事电子商务活动。做网销之前，他们大部分都在本乡企业打工和在外乡企业打工，部分本身就是做生意的，这3部分的人占据了总数的3/4强。说明网销有助于城里的农民工返回农村，并实现在家就业，减少城市压力，又解决农村空槽现象，电子商务人均月收入集中在2000至5000元。证明有了先进生产力，“农村让生活也同样美好”。中国不是只有铁公鸡开道，用300年前大建城市的陈旧做法，才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为什么兰田模式能实现“农民因为有了尊严，生活变得更美好”呢？首先，将信息化定位在“以人为本”的高处，把“以人为本”从一般理解的物质层（温饱）、金钱层（先富后富，共同富裕），提升到了意义层（认同），把“以人为本”，落在了实现温饱、富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到关系幸福感的尊严实现上。真正抓住了人之根本。其次，解决了领导力的问题。信息化的带动作用，要通过人的领导力实现。没有领导力，就没有带动力。作为村官，潘春来是村级组织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中枢。他找到了信息化这种先进生产力特有的带动力所在，这就是信息对称的力量，这是工业化永远不具有的力量。当信息对称碰向政治时，就变成村务的公开透明，村民的放心满意；当信息对称碰向经济时，就是解决买难卖难；当信息对称碰向文化时，就是阳春白雪变成草根文化，人人喜闻乐见。

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作为书记，潘春来怎么做党务。村里的大部分党员都在外打工，按一般情况，书记说了算，这些人并无意见。但潘春来非用信息化手段，把所有党员联系起来，事无巨细，一一商量；而且首先是为人人服务。这显示出一种变代议为一对一直议的P2P风格，这种先进性，放在美国都是非常前卫的。兰田村的和谐是有道理的。

生存与尊严篇10

一、影响中小学教师职业尊严的因素

1、社会的市场化和信息化

随着社会对教师专业化的关注，中小学教师队伍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来补充“血液”，需要更多的热爱教育事业、能在教育教学生涯中实现“教学相长”、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尊严和快乐的人来参与其中。然而，市场经济的冲击让中小学教师队伍也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一些有能力的教师纷纷“下海”、“跳槽”。为什么教师队伍留不住优秀人才?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教师职业尊严感的缺少。尽管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许多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对教师职业也十分“青睐”，出现了多人竞争中小学教师少量岗位的现象，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有多少人是真正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这是一种暂时的过渡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究竟在这些竞争教师职业岗位的人中间有多少优秀人才?有多少人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们没有统计，也不可能获得一个真实的答案，但市场经济对教师职业特别是对教师职业尊严感的影响却是我们不应忽视的。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多渠道、方便和快捷，使传统的教师角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教师已不再是知识的“权威”，相反，培养学生如何整合各种信息资源，如何正确辨别和处理信息等能力则成为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教师只有不断提升自我，面对而不是回避挑战，尽快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对教师的要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如果一味固守着陈旧的思想和教学方式，就会让学生或家长对教师产生误解，继而对教师职业也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2、学校环境

学校是教师工作和生活的“家”，是教师在一生当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最重要的场所。所以，学校环境的好坏，对教师职业的尊严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前，一些中小学校仍然过多地从升学、考试和社会需要的角度对教师进行外在规范和要求，按照上级领导部门给定的标准去设计教师的教学方式、内容和目标。教师在职业生涯中个体生命的意义、教师职业的尊严感、教师职业的价值等却被忽略了。这就使得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缺少自主选择的权利和余地，缺少自由的空间和开阔的视野，缺少自我对教育深层次的参与。教师在这种被动、封闭和单调的环境中，不会去考虑教育的意义，也不会去反思如何让教育生活更加丰富，对教师职业的尊严更无暇顾及。只有一个学校的存在价值“不再停留和满足于传递、继承人类已有知识，实现文化的‘代际遗传’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复制式再生产，而是追求为社会更新性发展、为个人终身发展服务的存在价值，使教育成为人类社会更新性的再生系统”时，教师才能融合于学校的变革和发展之中，在为学校的发展奉献智慧的同时，教师本人才会得到一种内在价值的提升，对教师职业的尊严感也才能真正得以提高，他们会为自己是一名教师而感到自豪，会因为从事教师工作而感到满足。

3、教师专业化的发展程度

教师专业化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教师职业的性质究竟是“专业”“半专业”或“准专业”等仍还存在诸多争论。在当前社会职业划分中，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即只有专业化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我国目前的一千多万中小学教师中，难免有一部分人不合格、不称职，尤其是小学和初中教师的合格学历起点偏低，其专业性还不够强，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上述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职业尊严感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另外，社会对教师寄予了太多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却没有考虑目前的中小学教师到底该承受多少专业性的要求。其实，教师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决定者，从考试制度的执行、教育管理的实施、教育评价的运用到职级的晋升等等，其职业行为的自主空间仍是相当狭窄的，这使得我国教师资格证书在某种意义上毫无价值，因为它根本就不足以作为教师进入专业领域自主教学的凭据。

4、师德对教师职业尊严的影响

师德是教师职业素质的核心素养，“是教师为人师表最基本的资质和资格，是教师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根本标志，是教师之灵魂”。不同的教师用不同的立场去看待自己的职业，是一种谋生劳动还是一种自由劳动，是一种为了生存而不得已为之的工作还是一种乐于其中、愿把自己的精力和青春都奉献其中的事业，这其实牵涉到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程度。例如，把教师职业看做是一种为谋生而劳动的人，更关注的是付出与回报的关系，“给多少报酬干多少活”，在他们眼中有职业而没有多少尊严，或没有时间去考虑职业的尊严：把教师职业看做是一种自由劳动的人，更多的是考虑教师职业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和成长的契机，自己在职业活动中所获得的创造的乐趣和“教学相长”的内心体验。而“师德实际上是一位成熟的教师对教师职业的理解、对教育的信念与对教师人生的追求的集中表达。师德不仅仅是引导教师积极有效地完成教书育人的工作，更是把教书育人作为神圣而内在的使命，从而唤起个人对教师职业的尊崇，激发教师职业的尊严感，提升教师职业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增进教师人生的幸福感，让朴素而平凡的教师生活富于智慧与人格的挑战，让日常教育生活焕发出无限的魅力”。所以，师德是教师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认识到这一点，教师才能更好地理解教师职业的神圣与崇高，不断追求个体职业人生的完善，使自己的职业人生不断焕发出道德魅力。

二、维护中小学教师职业尊严的策略

1、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使其与社会对教师的要求相一致

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的素质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因而，改善和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维护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尊严，应成为当前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当我们要求教师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具备广博的知识和完美的职业道德，对待学生要有爱心、尊重之心和宽容之心时，我们也许把教师“神圣化”了，没有考虑到教师也是普通的人。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农村和经济不发达城镇，教师在学校不但是“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她)还是一位父亲(母亲)，还是一位儿子(女儿)，还要承担起他(她)所要承受的诸多负担，当他们因生病或生活中的其他不幸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时，或当他们因工资的不足而难以让家人生活得幸福时，他们作为教师的职业尊严又如何体现呢?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一些媒体过分宣传个别教师的一些违反职业道德的事件，这不仅在无形中扩大了对整个教师群体的不良影响，甚至在一些学校还出现了学生威胁、打骂教师的现象……所以，提高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决不是一句口号喊喊而己，而应尽快落实，使其与社会对教师的要求相一致。譬如，国家应不断改善包括舆论环境在内的教育大环境，对中小学教师职业角色建立合理的期望，“作为社会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有责任运用行政手段为培育教师的职业尊严感保驾护航。政府的责任在于制定恰当的制度和规则，改变社会对教师的评价和观念，吸纳更多的精英人才选择教师职业，保证师资队伍的优质和相对稳定”等。当然，不可避免地也有些中小学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怀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根本看不起自己的职业，缺乏起码的职业尊严，即便社会给他们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要他们产生出热爱本职工作的情感和献身教育事业的决心，也是相当困难的，此另当别论。

2、关注教师的精神环境

笔者曾在基层中学工作多年，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深有体会，对教师精神环境缺乏关注更是深有同感。如社会对教师的超乎常人的高标要求：既要教师“学高为师”，又要教师“身正为范”；既要教师在专业学科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方面达到专家水平，又要在师德素养方面成为“圣人”，而往往忽略了对教师精神世界的关心。在当今社会，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受、个人利益最大化，却要求教师“安贫乐道”，废寝忘食而不求回报，“吃的是草吐出的一定要是奶”……这种要求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在自身实际与外在标准的巨大差距面前普遍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不仅如此，在一些中小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定、晋升和教师评价等还缺乏科学的、客观的依据和标准，随意性也很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情、关系、拉帮结派”等不良的竞争环境，给教师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这些来自精神方面的痛苦是深刻的，压力是巨大的，对教师个体来说也是难于战胜与克服的，因此，许多中小学教师经常有一种身心疲乏、力不从心的感觉，对个人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对自身职业也感到失望，教师职业的尊严感更是无从谈起。

3、学校应该积极为教师提供一个能独立创造的环境，加强教师职业的内在尊严

从理想状态上说，“教师，是一种使人类和自己都变得更美好的职业，是一种使每个从事并愿尽力做好这份工作的人，不断去学习、充实和发展自身的职业；是一种不仅具有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内在尊严与欢乐的职业”。但实际上，教师职业的尊严更多地来自社会公众的外在承认和给予，来自家长和学生对其教学的肯定，也就是说，教师职业的尊严主要取决于过程的结果而不是过程本身，教师的工具价值、功利价值被突出。与此相对应，教师的角色基本定位在传递人类文化、知识和技能上，停留在让学生只知学习与继承、不思也不会创造的水平上。而从教师本身来说，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过程的创造等也仅仅是个形式。马克思在论及职业选择时，曾写过一段令人难忘的名言：“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所以，教师度过生命的日常方式往往会决定教师成为怎样的人，会决定教师的职业是怎样的职业。由此，教师要想成为有尊严的人，就应进行独立的创造，并以创造性的劳动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享受因过程本身而带来的自身生命力焕发的欢乐。这就要求学校解放思想，大胆变革，积极为教师创设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学习环境、生活环境以及有利于教师独立创造的学校文化环境。

4、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主动去赢得教师职业的尊严

教师的命运不完全掌握在社会和他人手里，教师的职业尊严也不是靠社会或他人的恩赐和同情才能维护的，教师的职业尊严更多地掌握在教师自己手中，掌握在教师的自我修养中，掌握在对社会、对他人、对自己职业和自己的尊重中，掌握在自尊、自强和对教师职业美好前途的自信中。这就要求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中，教师要首先注重自我基本素养的提高，正确认识教师职业的价值及时代意义，加强自我发展的内在追求，“用自己的努力来充实自己的生命，用每日的进步证明自己的成功”。其次，教师还应加强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专业素养等教师专业素养方面的提升。只有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将教师的上述综合素养转化为真实的教育力量，转化为教师新的行为能力、习惯与专业生存方式，教师才能为提高教师职业的尊严赢得主动。再次，教师要自觉提高师德素养，激励自身不断从敬业走向乐业。因为“一个师德素养较高的教师，才能积极有效地引导学生的道德成长和智能成长，在事务的层次上完成教书育人的使命，做到敬业履职；才能创造性地提升自己教育生活的品位，美化自己的职业生活，寄予个人职业生命以心向往之的迷魅，在审美的层次上享用教育生活之美，做到乐业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