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环境范文10篇

生存环境范文篇1

任何生物，都有赖于特定的环境而生存。环境的不同，会导致同种生物的异化，或者异种生物的同化，学术界称为“趋异进化”或“趋同进化”，前者如：“江南为橘，逾淮为枳”，后者如沙漠中的植物大多是肉状茎与针状叶，不管其原为何科属种。如果物种不能长期进化以适应新的环境，则存在被淘汰的可能。

人类也需要适应环境以求生存，不同的是，人类是高等级动物，有一定的改造环境或者破坏环境的能力，借助自身发明的各种工具，能够适应环境而生存，因此人类几乎生存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除非是特别险恶的环境条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然环境已经不是人类生存的限制条件。由于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其自身形成的社会环境，才是需要人类各单一个体去努力适应的，否则，容易出现个体或群体的生存危机。

二、导游的现状

导游，既指活动，也指从业人员。这里我们指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即导游员。由于导游就是把熟悉的东西介绍给对此不熟悉的人，因此从本质上讲导游是一项十分简单的工作。但是，随着旅游活动的大众化，旅游活动的跨地域性，使得原本简单的导游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而要做好导游工作，或者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游员，要通过国家为此设定的进入门槛。导游应该是经有关部门组织考试并通过从而“取得导游证，接受旅行社委派，为旅游者提供向导、讲解及其他旅游服务的人员”。导游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方方面面，面广而难度大，需要智力与体力的结合。

1、从国家干部到自由职业者

新中国的导游最早出现在1954年，随着中国国际旅行社的成立，导游开始出现。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导游的身份一直是国家干部，工作性质也是以政治接待为主，因此，导游的地位也很高，进入的门槛也高，主要是大学外语专业的毕业生。虽然与今天需要通过硬性考试才能成为导游有所不同，但导游的素质普遍很高是不争的事实。总理甚至对导游提出过“政治过硬、业务过硬、外语过硬”的要求，不具备很高的素质是很难达到“三过硬”的要求的。二十多年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对外打开国门，国外旅游者蜂拥而入，中国旅游业出现了以国际入境旅游为主导的高速发展期，形成卖方市场，且时间长达十余年。那时的旅行社业成为高成长行业，也是暴利行业，导游这一职业成为高收入的职业。操着一口流利的外语，陪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到处参观，出入当时就已经与国际接轨的豪华旅游酒店，导游这一职业成为许多在校大学生的理想职业。8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旅游的兴起，汉语普通话导游开始大量出现，市场开始出现不良的苗头，国家统一的导游执业资格考试开始了。

中国的旅游业经过80年代末的洗礼后，开始形成买方市场，旅行社行业也由暴利行业逐渐转变为微利行业，导游的管理方式也开始出现变化，导游不再是旅行社的固定职工，而是由各地的导游服务公司代为管理的，淡季临时失业，旺季临时被旅行社聘用的自由职业者。

2、从高收入职业到收入不稳定职业

上世纪80年代始，由于旅游业处于卖方市场，以及人民币的比价效应，整个旅游业处于寡头垄断阶段，是暴利行业。整个八十年代全行业的利润率最高可达60％，导游也成为高收入职业，其收入包括工资、出团津贴、回扣、小费。进入90年代，随着相关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旅行社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后，国际社与国内社的数量大幅增加，形成自由竞争的局面，旅行社逐渐成为微利行业。其间，导游员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后，导游员队伍出现社会兼职导游为主，专职导游人数大量减少，成为自由职业，导游员的收入及社会保障变得极不稳定，老导游员纷纷转行，导游员出现年轻化的现象。导游职业缺乏认同感，出现导游职业倦怠。

3、从以工资收入为主的职业到以灰色收入为主的职业

由于社会导游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使得导游行业的游戏规则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导游变导购”，回扣与小费成为导游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全国上下开始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导游所得的回扣被定义为“商业贿赂”，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导游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化，不违法但违规的小费也就成为导游员收入的主要来源。

导游曾被称为“城市名片”，“民间大使”，现在却成为无社会保障、无固定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成为舆论、媒介及社会公众经常指责的对象，这样的变化，可能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导致这一职业氛围变化的原因，则是导游的生存环境的变化。

三、导游的生存环境分析

导游的生存环境，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以下组成成分：旅行社(雇主)、旅游消费者、旅游景点、相关旅游服务企业，当然，还包括相关的法律与法规。

1、旅行社

旅行社是导游的雇主，导游必须经旅行社聘用才能上岗，才能被称为导游。导游生存环境中，影响最大的环境因子莫过于旅行社了。由于旅行社的发展经历了寡头垄断向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旅行社的数量不断增加，竞争不断加剧，1989年和2003年两次市场大动荡，使得旅行社认识到了风险的存在及竞争的残酷。为了生存，大家使出各种招术来降低成本，首选的是减少专职导游员的数量，将旅行社的部门及人员都降到最低，大约90％持证导游被转到导游服务公司，有些旅行社甚至将外联与计调人员都予以裁减，把这些功能都集中在外聘导游身上，从而将成本降到极点，同时也把旅游产品的价格降到了最低，出现所谓的“零团费”或“负团费”。当然，旅行社不是活雷锋，他们把赚取利润的艰巨任务全部压在了导游身上，迫使导游想方设法为旅行社赚取利润，或者让导游上缴“人头费”“上团费”作为旅行社的利润，对导游如何填补资金缺口则不闻不问。

2、旅游者

旅游者是旅游市场参与者，是旅游消费者的另一种称呼，是旅游业的衣食父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旅游市场的消费者以海外旅游者为主，在闭关锁国几十年以后，开放的大门激起了西方世界的人们对东方古国神秘文化的探索冲动，旅游者蜂拥而入，形成旅游业发展初期的卖方市场，加上人民币的比价效应，使得他们大多对价格不敏感，从而形成旅游市场的高价及旅游业的暴利，导游的生存条件十分优越。进入九十年代后，国内旅游开始兴起，在人均GNP及GDP都没有达到人们普遍认为会对旅游活动形成支撑的情况下，国内旅游是在政府拉动内需的行政政策的强力作用下，旅游被当作一种时尚而迅速兴起的。

随大流的、不成熟的、消费能力有限的旅游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具有很强的价格需求弹性的，对具有无形性的旅游业服务质量的关注度则非常低。因此，国内旅游消费者从一开始进入市场就是有缺陷的，这也从需求层面促成了中国旅游市场价格竞争的局面，也使旅游者自己成为市场竞争的受害者，从而很快将自己置于与旅游业对立的状态。

3、旅游景点

在中国，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文化资源都是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都不得占为己有。景点生存的依据就是旅游资源，都是国有的，进行商业经营是受到各种限制的。现实中，旅游业中的各种三角债是十分普遍，唯独旅游景点例外，因为门票是不允许赊账的。因此，旅游景点也就没有给回扣一说。然而，自1985年河北正定的西游记宫始，全国各地的人工景点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尽管这些人工景点中的80％先后因为各种原因关门倒闭，但在他们存续期间，投资者为了快速收回投资，吸引更多客源，利用各种手段来扩大销路，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给导游高额回扣。由于这些人工景点是新生成的，一般旅游者不知晓，在传统旅游线路中也没有反映出来，就为旅行社留有操作空间。通常的做法在旅游活动期间增加“自费项目”。这些所谓的自费项目，大多是人工景点，也有极少数是承包租赁给私人经营的国有景点，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门票价格高，回扣也高得离谱。当然，除少数具有地方特色的人工景点(包括体验性娱乐项目，如海底潜泳)，一般的景点都让旅游者有“没看有点遗憾，看过之后更加遗憾”的感受，这也是人工景点生命周期短，不断有新景点来取代旧景点的一个原因。人工景点(包括少量租赁承包的国有景点)这种短期行为，为旅行社名义上的零团费旅游线路提供了实际的利润来源，也从客观上为导游压缩传统景点，而拼命要求增加自费项目提供动力支持。

4、旅游相关服务企业

旅游相关企业非常多，这里主要分析六大要素中的行与食两类企业。旅游车队是类特殊的相关企业，因为移动性，车队的员工随着旅游者一起活动，其性质与导游十分类似，可以从旅游者身上榨取油水。因此，旅游车队也往往采用与旅行社同样的做法，也就是零利润或负利润来争取市场，而把赚取利润的任务交给司机来完成，逼迫司机成为导游的帮凶。所以，回扣一般也有司机一份。旅游餐饮企业则不同，他们是旅游回扣的提供者，为了赚取利润，降低产品(食品)质量是惯用手法。因为餐饮企业的利润率非常高，是有能力将利润中的一部分返还给旅行社或导游的。5、特殊的企业：旅游购物商店

在导游的生存环境因子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旅游购物商店，因为，这才是“导游变质”的根本所在，也是旅游者与媒体最为关注的。对旅游购物商店在旅游回扣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析文章可以说是最多的，也是分析得最透彻的，即现如今的导游可以说绝大多数是靠旅游购物商店而生存的。

6、法律与法规

在中国，法律与法规不可谓不健全，仅涉及导游生存环境的就有《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试行)》《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出境旅游领队人员管理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对旅行社及导游的行为都有着严格的规范要求，如果大家都严格依法办事的话，则导游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几乎很少有导游将这一职业作为终身职业，千几年，钱赚够了就转行的思想在现在的导游心里十分普遍。当然，这里面还有个原因，那就是，导游的职业定位存在偏差。导游职业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类别，导游职业虽有等级划分，却不是职称的划分，使得导游这一职业的从业人员没有归宿感。

四、改变与适应导游的生存环境

1、法律法规的修改

在导游生存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应该是法律与法规，因为法律与法规是对人们的行为起保护与约束作用的，规范了日常行为中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法律界定使得人们会对某一事物产生同样的看法。导游在人们心中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正是由于导游本身的许多行为是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而造成的。当然，导游的做法也是形势所迫，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即有关的法律法规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可以说，我们的许多法律法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虽经过不断修改，但仍有些法律与法规，尤其是法规是不合时宜的。就导游职业或服务相关职业而言，小费是被明令禁止的，而小费在西方国家却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许多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对服务行业的管理仍沿用此前的“为人民服务”的管理思想，禁止收取小费成为一贯的指导思想，已经不符合中国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形势了，更不用说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了。

中国的法律是在不断地适应新形势的，这从有关的法律多次被修订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导游收取回扣按照以前的法律与法规，只能算违规，而现在导游所收取的回扣是商业贿赂，收取了则违法，性质要严重得多。这是法律变严的例子。当然，法律法规也应该适当变宽，以给导游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更宽松的生存空间。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广东旅游条例(修订稿)》中，“导游服务费”被明确提出，以法规的形式将导游此前收取小费合法化，即，此“费”是导游的劳动所得，是“服务费”，而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小费”。同时，服务费在旅游合同报价中就明列出来，是向每一位游客收取的，而“小费”则是游客自愿支付的，二者有根本区别。“导游服务费”的出现，为导游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空间，导游再也不用为了增加收入，在少有游客自愿支付“小费”的情况下而想方设法诱逼游客“自愿”支付该项费用了。

现在只是少数省份将“导游服务费”明确提出并合法化，还有许多省份是空白，即使这样，这样的合法化的范围及权威性都是要大打折扣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务院有关旅游管理部门的法规中能将也就是说，过去的全包价是人们所理解的交了费用之后，就可以再不用掏一分钱，就能完成这次旅游活动了。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应该对全包价正名，不应该再叫全包价旅游，而应该叫旅游费用，并且从管理层到最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旅行社门市人员，从学者到旅行社的从业者，都要改变看法，不再在教科书及各种媒介上出现“全包价旅游”这样的说法，即这一名词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这样，从根本上让旅游者能接受“自费项目”的存在，认为“线外加点”是一种正常现象。

总之，目前的导游生存环境不是十分理想，但也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只要与旅游业有关的各界齐努力，就能培育出更好的导游生存环境。“导游服务费”明确提出并加以合法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导游的生存环境，净化中国的旅游市场。

2、提高准入门槛，控制旅行社及导游规模

许多学者都认为，导游生存环境的恶劣，源自于旅行社数量的庞大及导游人数的众多，从而形成许多不规范的竞争行为，因此削减旅行社的数量与导游人数是可行的策略，具体做法就是要提高准入门槛。其实，在中国，设立旅行社的门槛应该说是不低了，不应该再把门槛加高了。而提高导游的准入门槛则是有可能的，全国导游队伍中，素质结构是不尽合理的，学历层次偏低，高中(中专)学历占大多数，汉语导游更是如此。因此，应该提高导游职业的准入门槛，将最低学历提升为大专以上，以提高导游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3、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业的重新认识

曾几何时，在人们心中，包价旅游就是只要交了旅游费用之后，旅行社就包吃住包游玩，自己不用再掏什么钱了。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每一条线路都存在着所谓的“线外加点”的自费项目，导游在行程中总是热衷于推荐这样的“自费项目”。从字面上来理解，包价旅游项目是与“自费项目”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情形的，似乎包价旅游不是旅游者自己掏钱，是“公费旅游项目”。其实，笔者认为，所谓“自费项目”的存在，只是旅游者与旅行社双方，即旅游市场的买卖双方对传统的全包价旅游的内涵理解开始出现变化。

生存环境范文篇2

任何生物，都有赖于特定的环境而生存。环境的不同，会导致同种生物的异化，或者异种生物的同化，学术界称为“趋异进化”或“趋同进化”，前者如：“江南为橘，逾淮为枳”，后者如沙漠中的植物大多是肉状茎与针状叶，不管其原为何科属种。如果物种不能长期进化以适应新的环境，则存在被淘汰的可能。

人类也需要适应环境以求生存，不同的是，人类是高等级动物，有一定的改造环境或者破坏环境的能力，借助自身发明的各种工具，能够适应环境而生存，因此人类几乎生存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除非是特别险恶的环境条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自然环境已经不是人类生存的限制条件。由于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其自身形成的社会环境，才是需要人类各单一个体去努力适应的，否则，容易出现个体或群体的生存危机。

二、导游的现状

导游，既指活动，也指从业人员。这里我们指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即导游员。由于导游就是把熟悉的东西介绍给对此不熟悉的人，因此从本质上讲导游是一项十分简单的工作。但是，随着旅游活动的大众化，旅游活动的跨地域性，使得原本简单的导游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而要做好导游工作，或者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游员，要通过国家为此设定的进入门槛。导游应该是经有关部门组织考试并通过从而“取得导游证，接受旅行社委派，为旅游者提供向导、讲解及其他旅游服务的人员”。导游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方方面面，面广而难度大，需要智力与体力的结合。

1、从国家干部到自由职业者

新中国的导游最早出现在1954年，随着中国国际旅行社的成立，导游开始出现。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导游的身份一直是国家干部，工作性质也是以政治接待为主，因此，导游的地位也很高，进入的门槛也高，主要是大学外语专业的毕业生。虽然与今天需要通过硬性考试才能成为导游有所不同，但导游的素质普遍很高是不争的事实。总理甚至对导游提出过“政治过硬、业务过硬、外语过硬”的要求，不具备很高的素质是很难达到“三过硬”的要求的。二十多年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对外打开国门，国外旅游者蜂拥而入，中国旅游业出现了以国际入境旅游为主导的高速发展期，形成卖方市场，且时间长达十余年。那时的旅行社业成为高成长行业，也是暴利行业，导游这一职业成为高收入的职业。操着一口流利的外语，陪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到处参观，出入当时就已经与国际接轨的豪华旅游酒店，导游这一职业成为许多在校大学生的理想职业。8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旅游的兴起，汉语普通话导游开始大量出现，市场开始出现不良的苗头，国家统一的导游执业资格考试开始了。

中国的旅游业经过80年代末的洗礼后，开始形成买方市场，旅行社行业也由暴利行业逐渐转变为微利行业，导游的管理方式也开始出现变化，导游不再是旅行社的固定职工，而是由各地的导游服务公司代为管理的，淡季临时失业，旺季临时被旅行社聘用的自由职业者。

2、从高收入职业到收入不稳定职业

上世纪80年代始，由于旅游业处于卖方市场，以及人民币的比价效应，整个旅游业处于寡头垄断阶段，是暴利行业。整个八十年代全行业的利润率最高可达60％，导游也成为高收入职业，其收入包括工资、出团津贴、回扣、小费。进入90年代，随着相关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旅行社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后，国际社与国内社的数量大幅增加，形成自由竞争的局面，旅行社逐渐成为微利行业。其间，导游员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后，导游员队伍出现社会兼职导游为主，专职导游人数大量减少，成为自由职业，导游员的收入及社会保障变得极不稳定，老导游员纷纷转行，导游员出现年轻化的现象。导游职业缺乏认同感，出现导游职业倦怠。

3、从以工资收入为主的职业到以灰色收入为主的职业

由于社会导游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使得导游行业的游戏规则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导游变导购”，回扣与小费成为导游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全国上下开始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导游所得的回扣被定义为“商业贿赂”，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导游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化，不违法但违规的小费也就成为导游员收入的主要来源。

导游曾被称为“城市名片”，“民间大使”，现在却成为无社会保障、无固定收入的自由职业者，成为舆论、媒介及社会公众经常指责的对象，这样的变化，可能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导致这一职业氛围变化的原因，则是导游的生存环境的变化。

三、导游的生存环境分析

导游的生存环境，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以下组成成分：旅行社(雇主)、旅游消费者、旅游景点、相关旅游服务企业，当然，还包括相关的法律与法规。

1、旅行社

旅行社是导游的雇主，导游必须经旅行社聘用才能上岗，才能被称为导游。导游生存环境中，影响最大的环境因子莫过于旅行社了。由于旅行社的发展经历了寡头垄断向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旅行社的数量不断增加，竞争不断加剧，1989年和2003年两次市场大动荡，使得旅行社认识到了风险的存在及竞争的残酷。为了生存，大家使出各种招术来降低成本，首选的是减少专职导游员的数量，将旅行社的部门及人员都降到最低，大约90％持证导游被转到导游服务公司，有些旅行社甚至将外联与计调人员都予以裁减，把这些功能都集中在外聘导游身上，从而将成本降到极点，同时也把旅游产品的价格降到了最低，出现所谓的“零团费”或“负团费”。当然，旅行社不是活雷锋，他们把赚取利润的艰巨任务全部压在了导游身上，迫使导游想方设法为旅行社赚取利润，或者让导游上缴“人头费”“上团费”作为旅行社的利润，对导游如何填补资金缺口则不闻不问。

2、旅游者

旅游者是旅游市场参与者，是旅游消费者的另一种称呼，是旅游业的衣食父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旅游市场的消费者以海外旅游者为主，在闭关锁国几十年以后，开放的大门激起了西方世界的人们对东方古国神秘文化的探索冲动，旅游者蜂拥而入，形成旅游业发展初期的卖方市场，加上人民币的比价效应，使得他们大多对价格不敏感，从而形成旅游市场的高价及旅游业的暴利，导游的生存条件十分优越。进入九十年代后，国内旅游开始兴起，在人均GNP及GDP都没有达到人们普遍认为会对旅游活动形成支撑的情况下，国内旅游是在政府拉动内需的行政政策的强力作用下，旅游被当作一种时尚而迅速兴起的。

随大流的、不成熟的、消费能力有限的旅游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具有很强的价格需求弹性的，对具有无形性的旅游业服务质量的关注度则非常低。因此，国内旅游消费者从一开始进入市场就是有缺陷的，这也从需求层面促成了中国旅游市场价格竞争的局面，也使旅游者自己成为市场竞争的受害者，从而很快将自己置于与旅游业对立的状态。

3、旅游景点

在中国，自然资源与人文历史文化资源都是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都不得占为己有。景点生存的依据就是旅游资源，都是国有的，进行商业经营是受到各种限制的。现实中，旅游业中的各种三角债是十分普遍，唯独旅游景点例外，因为门票是不允许赊账的。因此，旅游景点也就没有给回扣一说。然而，自1985年河北正定的西游记宫始，全国各地的人工景点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尽管这些人工景点中的80％先后因为各种原因关门倒闭，但在他们存续期间，投资者为了快速收回投资，吸引更多客源，利用各种手段来扩大销路，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给导游高额回扣。由于这些人工景点是新生成的，一般旅游者不知晓，在传统旅游线路中也没有反映出来，就为旅行社留有操作空间。通常的做法在旅游活动期间增加“自费项目”。这些所谓的自费项目，大多是人工景点，也有极少数是承包租赁给私人经营的国有景点，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门票价格高，回扣也高得离谱。当然，除少数具有地方特色的人工景点(包括体验性娱乐项目，如海底潜泳)，一般的景点都让旅游者有“没看有点遗憾，看过之后更加遗憾”的感受，这也是人工景点生命周期短，不断有新景点来取代旧景点的一个原因。人工景点(包括少量租赁承包的国有景点)这种短期行为，为旅行社名义上的零团费旅游线路提供了实际的利润来源，也从客观上为导游压缩传统景点，而拼命要求增加自费项目提供动力支持。

4、旅游相关服务企业

旅游相关企业非常多，这里主要分析六大要素中的行与食两类企业。旅游车队是类特殊的相关企业，因为移动性，车队的员工随着旅游者一起活动，其性质与导游十分类似，可以从旅游者身上榨取油水。因此，旅游车队也往往采用与旅行社同样的做法，也就是零利润或负利润来争取市场，而把赚取利润的任务交给司机来完成，逼迫司机成为导游的帮凶。所以，回扣一般也有司机一份。旅游餐饮企业则不同，他们是旅游回扣的提供者，为了赚取利润，降低产品(食品)质量是惯用手法。因为餐饮企业的利润率非常高，是有能力将利润中的一部分返还给旅行社或导游的。

5、特殊的企业：旅游购物商店

在导游的生存环境因子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旅游购物商店，因为，这才是“导游变质”的根本所在，也是旅游者与媒体最为关注的。对旅游购物商店在旅游回扣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析文章可以说是最多的，也是分析得最透彻的，即现如今的导游可以说绝大多数是靠旅游购物商店而生存的。

6、法律与法规

在中国，法律与法规不可谓不健全，仅涉及导游生存环境的就有《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管理办法(试行)》《导游人员管理实施办法》《出境旅游领队人员管理办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对旅行社及导游的行为都有着严格的规范要求，如果大家都严格依法办事的话，则导游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几乎很少有导游将这一职业作为终身职业，千几年，钱赚够了就转行的思想在现在的导游心里十分普遍。当然，这里面还有个原因，那就是，导游的职业定位存在偏差。导游职业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类别，导游职业虽有等级划分，却不是职称的划分，使得导游这一职业的从业人员没有归宿感。

四、改变与适应导游的生存环境

1、法律法规的修改

在导游生存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应该是法律与法规，因为法律与法规是对人们的行为起保护与约束作用的，规范了日常行为中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法律界定使得人们会对某一事物产生同样的看法。导游在人们心中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正是由于导游本身的许多行为是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而造成的。当然，导游的做法也是形势所迫，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即有关的法律法规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呢?可以说，我们的许多法律法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虽经过不断修改，但仍有些法律与法规，尤其是法规是不合时宜的。就导游职业或服务相关职业而言，小费是被明令禁止的，而小费在西方国家却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许多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对服务行业的管理仍沿用此前的“为人民服务”的管理思想，禁止收取小费成为一贯的指导思想，已经不符合中国经济主体多元化的形势了，更不用说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了。

中国的法律是在不断地适应新形势的，这从有关的法律多次被修订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导游收取回扣按照以前的法律与法规，只能算违规，而现在导游所收取的回扣是商业贿赂，收取了则违法，性质要严重得多。这是法律变严的例子。当然，法律法规也应该适当变宽，以给导游等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更宽松的生存空间。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广东旅游条例(修订稿)》中，“导游服务费”被明确提出，以法规的形式将导游此前收取小费合法化，即，此“费”是导游的劳动所得，是“服务费”，而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小费”。同时，服务费在旅游合同报价中就明列出来，是向每一位游客收取的，而“小费”则是游客自愿支付的，二者有根本区别。“导游服务费”的出现，为导游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空间，导游再也不用为了增加收入，在少有游客自愿支付“小费”的情况下而想方设法诱逼游客“自愿”支付该项费用了。

现在只是少数省份将“导游服务费”明确提出并合法化，还有许多省份是空白，即使这样，这样的合法化的范围及权威性都是要大打折扣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务院有关旅游管理部门的法规中能将也就是说，过去的全包价是人们所理解的交了费用之后，就可以再不用掏一分钱，就能完成这次旅游活动了。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应该对全包价正名，不应该再叫全包价旅游，而应该叫旅游费用，并且从管理层到最直接与旅游者接触的旅行社门市人员，从学者到旅行社的从业者，都要改变看法，不再在教科书及各种媒介上出现“全包价旅游”这样的说法，即这一名词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这样，从根本上让旅游者能接受“自费项目”的存在，认为“线外加点”是一种正常现象。

总之，目前的导游生存环境不是十分理想，但也并不是不能改变的，只要与旅游业有关的各界齐努力，就能培育出更好的导游生存环境。“导游服务费”明确提出并加以合法化，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导游的生存环境，净化中国的旅游市场。

2、提高准入门槛，控制旅行社及导游规模

许多学者都认为，导游生存环境的恶劣，源自于旅行社数量的庞大及导游人数的众多，从而形成许多不规范的竞争行为，因此削减旅行社的数量与导游人数是可行的策略，具体做法就是要提高准入门槛。其实，在中国，设立旅行社的门槛应该说是不低了，不应该再把门槛加高了。而提高导游的准入门槛则是有可能的，全国导游队伍中，素质结构是不尽合理的，学历层次偏低，高中(中专)学历占大多数，汉语导游更是如此。因此，应该提高导游职业的准入门槛，将最低学历提升为大专以上，以提高导游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3、旅游消费者对旅游业的重新认识

曾几何时，在人们心中，包价旅游就是只要交了旅游费用之后，旅行社就包吃住包游玩，自己不用再掏什么钱了。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每一条线路都存在着所谓的“线外加点”的自费项目，导游在行程中总是热衷于推荐这样的“自费项目”。从字面上来理解，包价旅游项目是与“自费项目”存在着一定的对立情形的，似乎包价旅游不是旅游者自己掏钱，是“公费旅游项目”。其实，笔者认为，所谓“自费项目”的存在，只是旅游者与旅行社双方，即旅游市场的买卖双方对传统的全包价旅游的内涵理解开始出现变化。

生存环境范文篇3

关键词：留守儿童；土掌房；生态恢复；游乐系统

农村留守儿童是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而产生，并是将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从风景园林的角度出发，发挥学科特色，思考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不仅是风景园林学科应用的一个新方向，亦是风景园林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1安龙堡村留守儿童生存环境现状

1.1安龙堡村土掌房聚落概况

云南省楚雄市双柏县安龙堡村是一个彝族聚居的古村落，地处贫困山区，有丰富的彝族文化传统，土掌房和梯田是极具民族特色的当地景观。安龙堡村坐落在哀牢山山脉腹部山脊之上，面向横跨谷底的绿汁江，海拔1820m，干热河谷气候，现有人口80户，大约280人，村民主要以种植、养殖为主，生活条件较差，属于贫困村[1]。蜿蜒穿梭于哀牢山山脉的弹石路乡道，是村寨和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干道。

1.2“森林、村庄、梯田、河流”垂直生态系统安龙堡村土掌房聚落的选址综合考虑了气候、地形、水源、农牧等各方面的因素而确立，为了效的利用自然能源，形成“森林-村庄-梯田-河流”特殊的垂直生态系统。森林位于山顶，涵养的大量水资源，是村落梯田湿地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它为梯田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提供水源保证，也是村民祭祀的重要场所。安龙堡村落位于森林之下的山腰，四周梯田层层围绕可供耕种，村后山林既可放牧，又可伐树打猎。村民可通过地表径流和沟渠形式将森林中的自然水系引入村寨中，以解决村民饮用和灌溉问题。位于森林和村庄下方为梯田湿地,广泛分布于中下山，是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系统中，来自森林的天然水和村庄中排出的生活污水，经过梯田的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最终汇入下方河流，即绿汁江。四个要素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构成稳定和谐的生态系统。该垂直生态系统正是安龙堡村留守儿童所生存成长的大环境，但目前也面临严重的生态问题：森林不断砍伐，森林覆盖率不断降低，涵养水源的能力不断减弱；气候干旱，水资源不足且利用率不高，加之土掌房村落基础设施较差，导致森林、村落、梯田、河流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减弱。生态系统的破坏，不仅仅造成了村民生存环境的恶化，还直接给留守儿童造成了更多的劳动负担，尤其体现在引水困难和灌溉劳作加重。

1.3安龙堡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

安龙堡村近些年外出务工人员人数不断增多，村内留守儿童数量也在不断增大（图2）[2]。生态环境恶化，村落基础设施较差，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不容乐观，其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行为与学业发展等方面均处于弱势。通过访问与研究，改善安龙堡村的留守儿童生存环境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引水灌溉效率得以减轻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生活和生产负担；二是如何基于当地现状和文脉创造一个直接的、生态的、快乐的、属于儿童的游乐空间。

2改善安龙堡村留守儿童生存环境探索

2.1修复垂直生态生态系统

修复生态系统，改善生态环境，是解决安龙堡村民的生活、生产问题的首要任务，且有利于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舒服的生存环境。垂直生态系统若得以恢复，劳作负担也随之降低。

2.1.1植被修复、涵养水源。整个垂直生态系统中，森林涵养的大量水资源是形成完整生态系统的决定性因素，它为村落、梯田湿地的健康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保证。由于安龙堡村所处地理位置气候干旱，水资源尤其宝贵与重要。随着森林逐渐被砍伐，森林覆盖面积逐年减小，造成水源不稳定，利用率降低。要修复改善垂直生态系统，森林的保护与再生是重中之重。科学有效建立森林保育区，通过合理的绿道规划，森林、村落、梯田、河流进行有机整合连接，才能改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

2.1.2合理开源引水，建设高效灌溉系统。在科学保护森林水源的同时，开源引水，通过自然溪流与挖建沟渠两种形式引水下山，一利于灌溉，二便于生活。安龙堡村下的梯田拥有高效合理的灌溉系统是减轻当地村民尤其是留守儿童劳动负担的重要措施。传统灌溉体系中，地表径流是原始的排水方式。但这不仅使水资源利用率底，还造成了水土流失。安龙堡村处于干热河谷气候，水资源不充足，因此建设高效节水灌溉系统迫在眉睫：在梯田纵向挖建主渠，并在村落挖建多个人工池塘，将人工池塘与主渠连通。人工池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用来储水；一种用来积肥（栽秧时节，启动山水，搅拌肥塘，乌黑恶臭的肥水顺沟而下，流人梯田，即“冲肥”灌溉）。在梯田横向挖建支渠，与主渠相接。水流和肥料通过渠道系统由高处和村落流入梯田进行灌溉和施肥，最终形成高效的灌溉施肥系统，提高农作物生产量，也为当地村民和留守儿童减轻劳作负担。

2.1.3构建蓝绿基础设施。在提高灌溉效率的同时，水源经过村庄，为村民提供生活用水及景观用水。村内建设绿色廊道与村落链接并且渗透，构建纵横交错的水网系统，与绿色廊道交织，构建蓝绿基础设施，实现生态净水、高效灌溉、绿化覆盖，环境友好，从而满足生态、景观、生活、游戏、灌溉生产等多功能的需求。

2.2基于土掌房平台体系的儿童游乐系统构建创想

修复垂直生态系统能改善留守儿童生存的大环境，但我们景观设计师也试图去探寻能够直接让儿童触摸到、直接激发释放童真的措施，更而体现景观设计师社会责任感。村落土掌房具有的显著特征给来了创新可尝试的机遇。

2.2.1特有的屋顶平台空间利用。村落的土掌房顺应着地形层层叠叠分布坐落在山体上，每座土掌房背坡面谷，且平行于等高线均匀排列。由于土掌房建筑密度较大，导致地面活动空间有限，所以灵活利用屋顶平台空间成为土掌房的空间特色。土掌房屋顶平台创造了一个与地面分离的开发空间。该空间独立于地面，即可视为第二层地面空间[3]。土掌房村寨阶梯层叠、上下相通、左右相连成片的屋顶不仅仅是当地村民晾晒生产的平台，还是人们包括青少年儿童的交流、生活的乐园。

2.2.2发达便捷的交通平台体系。土掌房各个平台由爬梯、独木桥等水平和竖向交通构件连接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系统完整的平台交通体系。竖向交通主要竹梯或者木梯，连接地面—屋顶平台空间和上下屋顶平台空间，水平交通主要独木桥，连接水平上的屋顶平台空间，且有时两个屋顶会连接在一起。土掌房村落各个屋顶平台高低叠落，犹如梯田，连接成片，形成了土掌房民居特有的屋顶平台体系。这个平台体系也是土掌房村落赖以生存的根本。

2.2.3基于平台体系的儿童游乐单元及系统设计。如上文所述，云南省彝族人民的传统住房土掌房，具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依山而建的跌落式土掌房平台空间和联系不同空间的爬梯、独木桥等交通构件。因此，为了改善儿童游憩环境、增加儿童的童年乐趣，在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之上，结合一种中国传统儿童智力玩具“神龙摆尾”的原理和形态，生成此次设计的概念：就地取材，设计不同类型的方块形游戏单元（图3）。游戏单元将分成三种类型，分别以滑梯、迷宫和蹦床为主要游戏空间，对应0~5岁、6~11岁、12~14岁这三种不同年龄层儿童需求的差异。这些游戏单元安置在土掌房特有的屋顶平台系统上，可固定，也可自由移动，由爬梯、独木桥等交通构件将一系列游戏单元串联起来，即为安龙堡村的留守儿童创造一个位于屋顶平台上的儿童游乐设施系统（图4）。且这儿童游乐设施体系与平台系统融为一体，真正融入村民的生活之中，为当地的留守儿童创建饶有趣味的游乐环境，激发童真童趣，也让这些经历沉淀为宝贵的童真记忆，更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

3结语

生存环境范文篇4

关键词：城市规划人居生存环境结合重要性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战略在空间上的落实和具体化，是城市各种建设的总体部署与安排，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而人类生存环境的含义极其广泛,既包括自然环境,又包括人工环境或建筑环境,也包括社会、人文环境。科学的城市规划，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人居生存、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规划发展的新理念

人类已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趋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城市的发展不仅面临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而且还将遇到经济实力强劲的国外城市的挑战。如何从城市规划角度奠定城市发展基础，创造城市发展条件，提高城市效益和竞争力，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也是城市规划高标准、严要求的新课题。

1.从城市整体布局出发；审时度势，量体裁衣，系统整合。城市规划必须具有战略眼光，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要根据城市未来的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人口规模、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历史人文环境，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包括海港、空港、公路、铁路、通信、供水、供电等方面的发展，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做出科学的预测和规划。每个城市必须以自己的优势为依托，走发展特色经济之路，塑造城市鲜明的个性和形象，以避免城市之间的重复建设，减少城市之间的无序竞争。城市规划往往要通过建筑语言来表达，为此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发挥建筑师的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使自然、环境建筑、文化等融为一体，形成城市的独特风格。

2.加强城市规划中的城市形象设计，实现具有自身个性化的园林城市；注重突出自己的特色、风格和品位，依托自然和人文景观，挖掘文化内涵，源于自然而又高于自然；承接传统又求新意，传统风格与时代气息并重；园林规划、建设、管理三者并驾齐驱；巧用造园造景艺术手法，以绿为主，以美取胜。北京是首批园林城市，北京在创建园林城市中，着力保护古都风貌，用绿化来体现古都的庄重和历史文化风范。传统风韵与时代气息并重，古典与现代融合，实现了古都风貌与时代精神的巧妙结合。

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城市规划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城市总体功能能否有效发挥,关系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能否协调发展。城市规划是一项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工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制定好城市规划,要按照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要求,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统筹兼顾,综合布局。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近期与长远、需要与可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进行现代化建设与保护历史遗产等一系列关系。通过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工作,促进城市健康发展,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制定城市规划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多方比较,反复论证,经过法定程序审批,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规的权威性,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人不能随意更改。

二、人居生存环境——生态城市的产生

18世纪末到19世纪，工业革命给城市带来的人口拥挤、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等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人们要求与大自然融和、恢复良好生态环境的愿望日益强烈，如傅立叶的“法郎基”、欧文的“新协和村”、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美好愿望，但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后来人们又提出许多理论，如意大利嘎涅的“工业城”、法国柯布西埃的“光明城”、赖特的“广亩城”等，其基本思想都体现了生态规划的原则，实现城市的生态良性循环。而真正进行有意识、有组织地系统性的研究始于近代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复兴于60～70年代的环境和资源危机引起的系统生态学的研究，繁荣于80～90年代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1981年前苏联科学家由此衍生出“生态城市”的概念，提出“生态城市”的理想居住模式，生态城市建设才开始真正走向其实施阶段。

生态城市的含义就是指生态上健康的城市。它是技术和自然地充分融合，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这里的“生态”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二是人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协调。换句话说，就是指按生态学原理建立起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即高效、和谐的人类栖地。从目前的认识水平和建设生态城市的需要出发，可以将生态城市的含义作如下理解：（1）从生态哲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实质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城市的价值取向所在。且只有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态意识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能实现；（2）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经济重在质的发展，而不仅仅是量的增长；（3）从生态社会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等都将生态化；（4）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稳定，达到动态平衡状态；（5）从城市规划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6）从地理空间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复合体，城与乡融合、互为一体，这里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与传统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二元经济模式有本质区别。

生态城市是一种以和平为功能的建设观。建立生态城市不仅仅涉及城市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改造和建设，还涉及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伦理和生活方式，因此需要各学科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综合分析、系统进行。

三、剖析城市规划与人居生存环境相结合的必要性

生存环境范文篇5

媒介生态学是中国的原创概念，是指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学说。它试图将媒介领域理解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相互作用系统，用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来想象媒介与媒介、媒介与媒介生存环境的关系。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生态系统”，同样，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对于媒介生态系统概念的界定，亦秉持生态学的基本观念，多从媒介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着眼，如王炎龙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在特定传媒时代传媒系统内部结构之间，传媒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节机制”；许永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媒体之间所形成的平衡结构和整个媒体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并进而认为，媒介生态系统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子系统：“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内生态，而把媒介群落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动状态称为媒介外生态”。据此，我们可以将媒介生态系统分为内外两层，一是媒介经又竞争而形成的媒介群落，一是媒介生存环境。因此，所谓媒介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不同生态位的媒介之间的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及其与生存环境通过信息、能量和物质的流动而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基本结构如图1)

从上述结构图来看，媒介生态系统的内层——媒介、媒介与媒介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是新闻史的烛照中心，媒介根据其从环境中获得资源的方式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

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生存环境中，能满足媒介生存的资源是恒定的，在资源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时，个体间所发生的资源争夺现象，即是竞争。在一个特定的媒介生态系统内，竞争是媒介生存交往关系的核心，媒介通过竞争所组成的媒介集合体就是媒介群落。

媒介生存所需的资源是由媒介生存环境提供的，“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个事物有关的周围的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所以我们理解环境，它一定是先确定中心。”媒介生态以媒介生态为烛照中心，将环绕媒介的周围事物都视之为媒介的生存环境，它包括国家作为公权力持有者层面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层面的资源环境、受众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国际环境和非常态下战争环境。简言之，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所组成的集合体。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媒介通过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与媒介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整体就是媒介系统，它是一个以媒介为生命有机体，以地域环境为依托，以服务受众为旨归，以法律制度为经络，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媒介竞争为机制的人工生态系统。

二、媒介生态学的资源观与新闻史研究

媒介生态主要是研究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对媒介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观照。它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如下解释假设：媒介生存需要资源，资源占有只能从环境中获取。因此，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的交流是媒介生存的前提，如此，媒介才能生存发展，新闻史才能绵延不息。

1信息资源

作为社会巨型系统的子系统，信息传递是媒介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其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媒介是新闻信息传播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从事“新闻信息”工作的专业组织，其所生产的产品也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物质产品，而是信息产品。“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媒介的产生、发展即源于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信息的需要，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媒介的职能在于对新闻信息进行采集、筛选、加工、处理和传播，使得这些信息真正能够达到受众的面前。受众通过新闻信息的传播，从而不断地改造世界。因此，丰富而又能自由流动的信息环境是媒介生存的要素之一。

2能量资源

媒介与生存环境进行能量交换，主要是指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新闻人来看，新闻人在其自身的新闻实践中，要消耗能量，作为专业的社会分工，新闻人只有通过新闻信息的生产，以新闻为商品与外界进行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其后代的繁衍；二是从媒介本身来看，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产物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以能源的消耗作为其运转基础的，从蒸汽动力到电力的运用，其消耗的能源都需要从生存环境中得到补充，才能维持媒介的生存。

3物质资源

媒介与生存环境的物质交换，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人才，媒介是现代分工的产物，是一项具有相当智力要求的专业活动，其从业人员必须接受新闻专业的训练，才能适应新闻媒介工作，人员素质是影响媒介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闻人的老化与死亡使得媒介必须从其生存环境中获得人才资源的补充，因此，媒介生存环境能够为媒介提供何种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才，以及规定了媒介通过何种方式来录用和淘汰人才，这是基于媒介生态的新闻史研究新范式的分析要素之一。

二是技术，媒介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其生存发展对媒介技术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另外，邮政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也是影响媒介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之所以说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因为传播科技的进步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导致了传播观念的进化和高能记者的养成。”

三是广告，现代新闻媒介其产品销售与其他商品销售的区别就在于，新闻作为商品要经历两次销售，第一次是将新闻销售给受众，第二次是将版面、时段销售给广告主。大众媒介通过广告获得销售收入，维持大众媒介的生存并扩大生产。

在媒介生态学看来，媒介的生长状态是由环境所提供的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项资源状况决定的，它决定着媒介的新闻生产、媒介组织与媒介观念，而这各种因素是以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态势对媒介生存与发展产生作用的，同时，这诸多因素又具有不等价性。在诸因素中必然有起主导或决定作用的因素。媒介生态学视域中思考物质，才是与媒介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物质，才是具体的物质，而不是仅仅为演绎一个历史的刚性规律所必须设定的逻辑前提，才能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因此，在媒介生态中，资源观体现了物质的观点、结构的观点和运动的观点的统一，和唯物辩证法关于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结构是物质的空间分布、内容决定形式等观点完全统一起来，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的认识，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在考察媒介现象时必须摒弃既往的机械决定论思维，而是运用过程论思维、关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来思考媒介问题。

媒介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资源的流转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命脉，法律制度对媒介控制，往往就是控制其资源的流转，因而最终得以控制媒介。媒介的生存方式——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满足其生存的信息、能量与物质等资源——深刻地影响到新闻的生产、管理与观念，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媒介状貌。媒介生态演替的实质是媒介系统内部产生了一种新的稳定的资源流动方式，媒介的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是媒介内部的资源流动方式变化的表现，媒介的资源流动方式的变化创造了新的媒介生态。在媒介生态学视野里，新闻媒介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历史。

三、媒介生态学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启示

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的新闻史研究视角，以媒介与其生存环境关系为烛照中心，把新闻媒介的发展历程看作是对其生存环境适应的自然过程，在一个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上思考中国的新闻史，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1在地的新闻史

新闻事业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它必然受文化母体的影响，有其很强的传承性，由地理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新闻事业上反映出来，简言之，新闻媒介是在一个个“文化非同质”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媒介生态”所秉持的“生态哲学是后现代哲学世界观”，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叙述中纳入了地域这一范畴，新闻史不应外在于地域，视媒介现象、新闻实践是大众媒介对其生存环境的一种生态性适应行为，“媒介现象”与地域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相关。它放弃了普世话语的冲动，解构中心主义的历史话语，视世界历史为一分支过程而不是一线性过程，它坚持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与生存地域密切相关，媒介生态理论认为，媒介在组织新闻生产时，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相当地方化的、具有很大差异性的地域资源作为背景，对媒介的描述不能脱离其地域进行抽象的演绎，认为历史叙述应该走向地域化和多元中心，它对本土经验的重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进入路径。

因此，媒介生态作为分析新闻史的方法和视角，主张回到中国新闻史的感性经验，把中国新闻史视为一个具有其历史连续性的整体，媒介的落脚处——“中国”——这个媒介的生存地域中来提炼出我们的问题意识与发问方式，探究中国新闻媒介的源头活水，提出符合本身历史脉络的诠释，重新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正像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所指出的：“每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简言之，媒介生态式的具有“在地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可以了解新闻媒介的生存环境——中国国情，揭示被显在的媒介现象所遮蔽的历史，让历史变得“澄明”，逐渐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新闻媒介乃至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过程；同时通过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亮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

2整体的新闻史

基于媒介生态学的新闻史研究范式从“生态隐喻”出发，坚持一种整体的研究视野，正如萨克塞所言：“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为我们研究新闻史提供了新的分析途径，一方面，它考察媒介与媒介因为竞争生存资源而形成的媒介群落；另一方面，它考察媒介生存与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统一与媒介基于生存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所构成的媒介生态系统，凡是同媒介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种因素，都是新闻史研究分析对象。整体的新闻史放弃了本质主义式的思维原则，它以“新闻媒介”为历史主体，以“新闻实践”为观照中心，将“新闻媒介”与其不在场的“存在者整体”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关联起来，综合为“共时性整体”。新闻媒介的历史演进不是纵向的线性决定，而是横向的多维影响，把单一的经济决定的历史演绎转向横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媒介生态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既有纵向的发展，又有横向的展开；既看到媒介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又看到媒介的演变、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由是形成了对中国新闻史的整体、全面、系统的观照，一方面，我们既关注了媒介自身生存发展的经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了媒介在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其对社会的作用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对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在对新闻史的分析过程中，必然会将其放置到整个大的社会系统中，以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媒介与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社会系统中与媒介关系密切，对媒介自身的决策和运作产生直接影响的要素，在剖析要素对媒介产生制约作用并达到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显示出中国新闻媒介的独特发展历程，探寻其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整体的新闻史研究，才能如黄旦先生所说：“认定报刊为报刊史的主体，当然不意味着报刊史是封闭的和绝缘的，不需要研究报刊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政治、文学、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派别与政党等等，不能使用除了报刊以外的诸种资料，不必了解其他学科对历史报刊之研究”，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画卷。

3生成的新闻史

媒介生态学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思考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媒介生存设定为新闻史的研究本体，媒介的生存实践创造了新闻史，所以，一部新闻史就是媒介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就是新闻媒介如何同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历史，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媒介生长史。

媒介生态学从“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生命性出发，把政治、文化、经济作为媒介整体的生存环境来加以理解，媒介基于生存与外界的生存环境交往，因而不断向外开放，永远保持生命活力。新闻媒介的历史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媒介在生存中开辟着自己的历史，并且不会完成于某一状态，而是向未来、向新的可能开放，而新闻史研究，就在于通过揭橥源头活水的“本真存在”，使被机械的物质决定论所遮蔽的历史得以呈现。从而显示出历史的全部丰富性。在这样的维度内，“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运动史和政党史，这是因为各时期的新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这是因为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新闻事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媒介的生境因素才能与媒介相通相融，才能内化为媒介自己的本已属性，既往对新闻媒介考察，放弃了媒介生存来思考媒介的发展，对于外在环境的考量，总是与媒介扞格，很难与媒介联系成一个整体。缺少生命的属性，外在的客体如何融入媒介?

生存环境范文篇6

一、人类活动与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递进过程

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1]，每一个人都是这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影响着人类活动的内容、方式，外在表现为人类活动的作用及其效果。

人类活动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然环境的作用。人类诞生以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争取生存条件，扩大生存空间，提高生存质量，人类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改造自然的意义，正是人类对自然逐步的改造，才使洪荒原野上出现了城镇、道路、农田、水库、大坝、矿山、工厂等人类社会的标志，所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改变。二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作用。社会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思想文化因素等五大类基本要素[1]。人类活动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其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数量和质量不断增加，社会规范愈来愈完善，社会文化不断繁荣，物质生产愈来愈丰富，技术进步不断加快。

由于人类活动的作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时而发生冲突，历史上，已引发四次大规模的生存环境危机。

由于不断新陈代谢，人口数量不断扩大，人类为了生存，早期是依赖于周围的自然环境，并逐渐使用天然火来改变进食方式，烧熟的食物提高了食品的可消化性，减少了食物中毒危害，促进了原始人类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这时普遍引起原始部落原有生存环境内的食物资源相对不足，原始人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迁徙。当地球人口密度很小时，迁徙是恢复生存环境活力的有效方式，但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高频率的迁徙就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这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第一次生存环境危机[2]，从而迫使人类寻找新的生存途径，原始工具的使用为人类解决第一次生存环境危机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原始工具的使用和采猎能力的不断增强，人类的食物供应有了进一步保障，这就促进了人类的交流和人口数量的进一步增长，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地球上人口数量已由100万年前的12.5万增加至500万人[2]，旧的采猎方法已无法获得更多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生存环境危机，这次生存环境危机的解决得益于农业的诞生。

在农业诞生后的最初5000千余年时间里，农业经营方式主要停留在游耕农业阶段。随着医药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这时可供游耕的土地不断减少，不同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争夺土地资源的矛盾日趋尖锐，不断引发大规模冲突。大约在距今5000余年前后进入第三次生存环境危机时期，这次生存环境危机的最终解决得益于金属工具的发明。人类逐步结束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定居生活的传统农业生产。随着金属工具——特别是机械的使用和逐步完善，工业化进程加快。约在公元1763年，结束了长达8000多年的农业社会时期。

工业社会自17世纪～19世纪的工业革命产生和发展，随着蒸汽机、电力等机械动力代替人力、自然力之后，大规模的工业体系开始形成，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和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消耗。在短短的200多年时间内，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世界人口不断膨胀，人类不仅只需解决生存问题，还努力提高生存水平，因此加大向自然界的索取和改造，其范围从生物资源到矿产资源扩展到生态资源；同时人工合成物和其它生产的废弃物引发大气、水和土壤等污染加剧。致使能源、水资源等基本生活物质和生产资料短缺问题日趋严重，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生态问题日趋恶化，引发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

二、水资源与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关系

水圈是仅次于大气圈的广阔的生命维持系统。有机体本身大部分是由水构成的。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的有机体在内，其组成至少有60%甚至高达90%以上都是水[3]，水也是多种生物的栖息地。

水资源问题成为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关键与水资源属性相关。由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可知，水虽是非耗竭性资源，但是易误用、易污染的资源。自从地球相继产生水和诞生人类以后，水发挥着生命资源、生活资源、生产资源和生态资源等作用，当生产力不发达、人口规模较小时，水足以维持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其“不可替代性”、“有限性”、“稀缺性”等资源属性呈“隐形”状态，而未被人们所关注。笔者认为水源和水资源是有区别的，地球上所有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天然水应称为水源，具有“量”与“质”并可被人类利用的水源称为水资源。

一部分在时间或空间上不可以被利用的水源在经过适当的物质和知识资本作用后可转变为水资源，水源具有非耗竭之特性。但水资源在时空尺度和质与量等方面都是有限定性的。地球上陆地水量为0.48亿km3，占地球总储存水量的3.5%，就是在陆面这样有限的水体也并不全是淡水，淡水量仅有0.35亿km3，占陆地水储存量的73%，其中的0.24亿km3分布于冰川、多年积雪、两极和多年冻土中，现有技术条件很难利用。便于人类利用的水只有0.1065亿km3，占淡水总量的30.4%，仅占地球总储存水量的0.77%[4]。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也有很大差异。巴西、俄罗斯、中国、加拿大、美国、印尼、印度、哥伦比亚和扎伊尔等9个国家就占去了水资源总量的60%，在中东、南非等地区水资源贫乏。在时间分配上，降水主要集中于少数丰水月份，而长时间的枯水期是少雨或无降水，这种集中降水又往往集中在几次比较大的暴雨中，极易造成洪涝灾害，给水资源的充分利用带来不便。

人类活动影响。一方面由于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水资源需要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生产污染水源加剧，水资源可用量减少；再是浪费水资源现象严重，水资源无效使用量增加。现代工业生产以大量消耗能源和水为其特征，每生产1吨合成纤维需要2500-5000吨水，生产1吨铝比生产1吨钢需要多15倍以上的能源和10倍以上的水。目前全世界每年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对水的需求达3500立方公里，几乎占世界径流量的1/10[3]。这是以工业社会为背景，以生活、生产、生态所需水资源短缺成为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主要特征的根本原因。

当代水资源问题的形成是由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活动在现代水问题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正如环保科学家保拉·迪萨多所言：“地质时期也曾发生过长期的干旱，但是自然界中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最终使生态达到了平衡。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人为造成的后果，自然界本身没有错误”[5]。

人类活动改造自然环境和改变社会经济形态之作用，对水资源造成影响，从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类活动愈来愈普遍，规模愈来愈巨大，影响愈来愈严重。

透析现实中的水资源问题及其成因，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重要启示。一、水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人们依水而生、择高而居，近代以来人类兴修水利工程，只能一时或局部地解决水灾害及其水资源问题，现代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需要把水资源问题放在与水相关即“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之中，采取各种技术、经济、行政和法律等综合措施才能解决长期和根本性水资源问题。二、水资源复合系统实际是“天—地—人—水”互相耦合的复杂巨系统。水资源的自然补给来源主要由气候环境中的降雨、蒸发等因素决定，相对于某一地区其变化幅度小且时间尺度长，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的产生及循环与地理环境（下垫面和地层结构）密切相关；人类活动一方面作用于水资源形成和循环过程，表现为影响水资源的产水量，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又在不断地“供、用、耗、排”水资源，表现为影响水资源的用水量和质量。

三、节水是协调人类活动与水资源关系的重要途径

依据水资源复合系统中“天—地—人—水”互相耦合关系，可以分析某一区域或流域内形成水资源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一定区域和时间尺度内，①降雨量和蒸发量变化幅度较小；②由于人类活动改变下垫面条件引起产流量的变化有增加和减少两种情况，例如：太湖流域人类活动剧烈，流域下垫面变化较大，根据太湖流域1956至2000年降水系列，采用“水资源产水量模型”计算得出，2000年太湖流域水资源产水量为161.4亿m3，建国以来该流域水资源产水量增长10.2亿m3，增长了6.7%，水资源产水量增加不多，这是南方水网地区的普遍情况，我国北方地区，由于下垫面改变，同样降雨条件下水资源产水量减少，例如海河、黄河流域产水量近20年来减少10%-20%；③社会经济发展使用水量大幅度增加，例如：太湖流域2003年水资源总用水量达到306.3亿m3，其中生活和生产用水量共298.3亿m3，占总用水量的97.4%，2003年总用水量比1980年的234.6亿m3增加71.7亿m3，增长了30.6%，其中一产用水量减少33.8亿m3，二产用水量增加77.8亿m3，三产用水量增加7.7亿m3，生活用水量增加12.7亿m3。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是必然趋势，生产和生活用水量将随之增加，但必须有效控制。这是形成水资源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社会可以自我调控的最主要途径。

我国一方面供水量不足，另一方面用水浪费，用水效益低下，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显突出。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单位GDP产值的用水量高于英国、日本的数倍，1997年，中国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726m3。1990年，美国平均每万元GDP用水量为177m3，日本每万元GDP用水量仅为60m3（折成人民币）[6]，分别是中国当前水平的1/4和1/12。中国不同时期用水指标见表1。

表1全国不同时期用水指标

年份

年人均用水量

（m3）

单位GDP用水量

（m3/万元）

农田平均

灌溉定额

（m3/hm2）

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

（m3/万元）

人均生活用水量

（L/人·日）

城镇

农村

1980

450

3208

8745

365

117

71

1993

443

1017

8085

190

178

73

1997

458

726

7740

136

220

84

注：资料源于参考文献[6]

农业用水方面：在我国的灌区，由于灌溉农田不平整，习惯于传统漫灌方法，使灌溉定额居高不下。缺水与浪费水的矛盾在中国农业用水中十分严重，全国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平均在0.45，与先进国家的0.7～0.8相比，中国灌区的用水落后了30～50年[6]。北方是非常缺水的地区，但其灌溉定额每公顷达7500～12000m3，高出农作物实际需求2～5倍，据估计，农业浪费水每年就超过1000亿m3[6]。

工业用水方面：我国工业用水浪费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艺、设备比较落后，单位产品耗水量大。以钢铁工业为例，国外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吨钢耗水量先进指标为6m3。在我国，钢铁工业吨钢耗水量全行业平均为30m3左右。二是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据统计，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30～40%，实际可能更低，而发达国家为75～85%。我国工业万元产值水量是发达国家5～10倍。

城市生活用水：1997年我国城市人均生活用水220L/日，县镇人均日用水量更低，只有50～60L左右。但仍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尤其是公共用水部门，如宾馆、学校和商业等部门。居民生活也同样存在浪费用水问题。城市生活用水具有较大的节约潜力。

综合以上分析，节水是解决水资源紧缺的关键。而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少，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因此水污染形成快、程度严重。工业废水处理率低，废污水排放量大，节约生产和生活用水同时可以减少污染。所以节水是协调人类活动与水资源关系，缓解人类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的重要途径。

四、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是管理的进一步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著名管理学家钱德勒首开研究之先河，目前已普遍应用于企业、非营利组织、行业、区域和政府及其事物的各项管理中，战略管理是某一组织形式（事物）高层管理者为了该组织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在充分分析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基础上，确定和选择达到目标的有效战略，并将战略付诸实施和对战略实施的过程进行控制和评价的动态管理过程。

建立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我国政府以缓解人类第四次生存环境危机，解决水资源问题，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在充分分析水资源及生态与环境危机的外部因素和内部条件基础上，选择和确定的有效战略。

确定节水型社会建设是缓解水资源危机战略选择的理念十分重要，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例如：水资源问题不是单一的技术问题，而是系统管理问题，在以往的水管理中，管理中心和重点在于技术和工程管理，而战略管理思想较为缺乏。也就是说，水是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互相耦合，客观存在“天—地—人—水”循环与互动关系的战略性资源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因此，在管理水资源的过程中，没有建立科学系统的观念，没有从战略高度建立复合管理系统。

选择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实现战略目标，重要的是将战略付诸实施并对战略实施过程进行控制和评价。在这方面政府与学术界已有很多成果。例如汪恕诚部长提出节水型社会工作十大重点，并指出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念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制度建设的一场革命。胡鞍钢教授等提出节水型社会建设最能够反映对治水模式转型的要求，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的过程，需要水管理职能部门和各级政府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微观上资源利用的选择，中观上资源配置的高效益，宏观上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

依据战略管理理论，管理有效的硬性要素是战略和策略、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软性要素是人员、作风、技巧、最高目标（共同价值观）。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管理也是如此，特别要注重组织结构、机制和制度这两类要素。

节水型社会建设战略实施组织是全社会，不仅仅是水利职能管理部门和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职能管理部门发挥具体策略、监督、管理及其推进作用，全社会成员和多样组织参与，是节水型社会建设有效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经过：大凡涉及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也是很少有人关心的事物，对于公共河流及水资源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公共资源属于自由进入、不能排他的物品，追求个人最大化的行为也就驱使个人只管使用，而不愿管理，以免支付一定的成本。国家以授权的方式允许各种性质的组织和个人介入资源管理，让多种类型的组织来履行和实现国家对集体资源的控制权，改变资源管理的单一结构，建立集体规范，使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沟通、监督和管理更加方便，使公众在节约用水、合理用水、保护资源等方面实现合作，实现自利与互利的协调。

机制和制度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在公共资源的提取和使用方面，自利和互利的一致性常常并不明显，在公共领域，以自利原则为基础的自发合作行为，局限于一定的层次、范围和条件。自利与互利、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一致，需要建立特定的机制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在涉及公共的、长远的利益方面，自发合作机制并不一定能确保所有人都遵守合约，因为在别人都遵守合约，进行合作的时候，自己如违背合约则可能受益最大，所以，公共领域的组织制度，不能只依靠自发合作的契约机制，而需要依赖于伦理、法律、制度性的控制和强制。

生存环境范文篇7

一、人居环境与建设性人居环境

人居与自然生态环境是人们寻求生态性生存的物性基地。人居环境是每个个体在家庭、群体、社会中从事各种生存活动的必要场所，是人类生存家园的基本载体。人类未来生态化生存的条件之一，就在于不断地创制生态化且艺术审美化的人居环境。

自然生态是人类以及一切生物体共同生存的家，相互间在自己的家中生存、繁衍和共同消长。当人类创生以来，自然生态及它所促生的生物多样性的生命机能，不仅是人类生存、繁衍和进化中生存的自然，同时也是对应的环境。自然生态环境不断创生且激活着生命的多样性，有了生命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成为可能，美与审美的存在也成为可能，自然生态审美与人居环境的审美化亦成为可能。自然生态在未来的人居环境中既是基础，也是环境构形的参照。生态审美化不仅合理地促进人居环境的生态化，而且是未来环境系统构成的必然趋向。人居环境作为近年来唱响的一个环境构成术语，既深蕴着理论化，又直接关涉到人们的当下生存和未来性优存；既灌注“人本化”，又内存对人的现实生存的指导性。

人与环境是人居环境的两大要素，人与环境的构成及其和谐关系的建设则是人居环境的基本运作机理。就人的要素说来，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成。就环境要素而言，首先，环境是适宜于人们聚居的环境，它应该包括本源自然环境、人工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环境；其次，易于人们聚居的环境应该是复合性环境，呈现趋于和谐生存的网络性结构。复合性环境构成关系的和谐程度直接关涉到人们生存和发展的质量。为此，人居环境问题已经被人们倍加重视，并且成为加快社会发展，保障人类永续生存的重要条件。尤其在当前促进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人们普遍追寻的绿色行动中，人居环境的生态化亦成为一个重要指标体系，由此，在学界就构成了一种被称为“人居环境学”的科学形态。

德国建筑学家道萨迪亚(C.A.Doxiadis,1913—1975)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人类聚居学”，他着重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关注。道萨迪亚把人类聚居分为内容(人及社会)和容器(有形的聚落及其周围环境)两大部分。在进行细分时，道萨迪亚又将其划分为自然界、人、社会、建筑物和支撑网络等五大要素。我国著名的建筑家，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曾深刻研究了道萨迪亚的思想，从而构建了“人居环境学”的学术框架。在《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中，吴良镛先生这样界定人居环境：“人居环境，顾名思义，是人类的聚居生活的地方，是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它是人类在大自然中赖以生存的基地，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按照对人类生存活动的功能作用和影响程度的高低，在空间上，人居环境又可以再分为生态绿地系统与人工建筑系统两大部分。”[1](P38)吴良镛先生还提出了“人居环境系统学”的思想，并以“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界定人居环境系统，同时他以分系统、分层次的研究方法，将人居环境系统分为居住系统、支持系统、人类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等五大系统，其中每个系统又分为若干个子系统。

建设性人居环境尽管是以人的自然性生存结构为基础，但所彰显的人的社会、精神存在状态，更使其成为一种文化性生存环境构型。建设性人居在人居环境系统中必然显现这样几个基本理论要素：一是基础性要素。它需要以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为基础，形成建设性环境构成的参照，趋向环境建设的自然生态归位。二是平衡性要素。它要寻求环境系统的平衡状态，以多样化的系统结构在和谐、平衡结构中作用于人的聚居。三是健康性要素。这一要素的目的就是突出以健康性的生存而表现人们的优化存在，所谓健康，一方面是生态系统结构的健康及环境建设的健康，另一方面，就是人的和谐化生存的健康性。四是修正性或是“返魅”性要素。这是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畸形的人居环境，尤其是针对自然生态环境屡被破坏而生成的修正性理念；在非生态化的人居环境形式中，生态、平衡与健康倍遭“祛魅”，而在“修正”形态下，所祈望地则是不断地寻求其“返魅”，以及构建“返魅”的方法。对于“修正”，我们可以借用大卫·格里芬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表述，她说：“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从这四种要素的综合效应来看，建设性人居环境必然要通向人的生存环境的生态性归位，需要通过优化人的生态性生存结构，不断地提高当下人的生存质量，旨在指向人的未来性生存。建设性人居作为生态智慧的表征，在追索人的生存环境与自然的和谐中，并不是简单地变异自然环境的物理状貌，也不是利用人类的“强力意志”将自然生态规复人类所有，而是祈望以生态审美为“润化”机理，通过展示未来趋向的生态文化、生态技术和生态经济在艺术审美化上的合奏，呈现人的健康性生存和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并由此而生成优化状态的人类生存环境。

建设性人居构建的突出视点旨在合理地认识人类在自然中的生态归位。人不可能回复自然的原生状态，但在朝向未来性的生存祈望中，人类是完全可以，且必须体认自己的“生态位”。没有对这种“位置”意识的强化，人们要构建建设性人居，并经由此而达到优化人的生存活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目的是决然不可能的。

二、建设性人居环境的生态化和审美化追求

人总是生存于一定的环境中。随着生存理念的现代性转换，时下，人们对于优化自身生存环境的渴求愈发加重，于是人们总是希求生存环境的生态化、艺术化、审美化，并且又总是将这种优质化环境的求索不断地转换为绿色征象。于是乎，绿色的思绪总是萦绕在人们的心田，渴求绿色的生存条件、器物、方法及绿色环境，就每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而对绿色的追思往往又幻化为对艺术与审美的寻求，或者是以艺术审美化的程度作为衡量“绿色”的尺度。

环境的生态性意义在于：一方面，环境显现着生态系统结构及生命共同体的构形；另一方面，环境生成、激发、活化着人类生命的存在。在环境与人的结构性关系中，环境与人共同生成和创造，因此，恩格斯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当然，恩格斯主要是从人类自己创设的历史与经济氛围中论述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且所论述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但其出发点，以及所揭示的人之存在的前提却都是现实的、历史具体的人的活动。因为人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环境与人的互为创造性，就在于环境与人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作为共生的生态性存在物，相互间应该在共同的生存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着自身的能力，也应该在共同的维护与创生中趋向未来性的存在。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1972年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开宗明义宣布：“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在漫长和曲折的进化过程中，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由于科学技术发展速度的迅速加快，人类获得了以无数方法和在空前的规模上改造其环境的能力。人类环境的两个方面，即天然和人为的两个方面，对于人类的幸福和对于享受基本人权，甚至生存权利本身，都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权利也是共生的。一方面，人类要享有幸福与保障基本生存权，就必须认定自然与环境也享有基本存在的权利；另一方面，人类只有保障了自然与环境所享有基本存在权利，才能最终保证人类的生命存在，保证人类终极发展所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因为人类的生存权利必须是在地母“盖娅”的亲情抚慰下才能获得，才能永远保持下去。从另一个角度说，自然与环境的存在，作为生态支持系统和生态服务系统，为人类的权利和发展提供了一切可能性与现实性，为人居环境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和生态基础。

吴良镛先生说：“人居环境的灵魂即在于它能够调动人们的心灵，在客观的物质世界里创造更加深邃的精神世界，如今我们在建设人居环境的建设时，更要利用多种多样的新技术，作为艺术手段，探索新形式，表达新内容，使我们的生活环境更加丰富多彩。‘为人生而艺术’必随生活发展永无止境，日益容扩。”人居环境作为人们聚居的场所，也是人们寻求幸福与享有基本生存权的载体，但这并不仅仅是满足于个体肉身存在的“栖居”，其“为人生”也不仅仅只为感性躯体的人生，同时它作为人们精神和灵魂的栖居地，更需要有利于构建承载丰富精神—文化活动的人生。人们在这种生存环境中互动、互生，并且从事生产、劳作、交往、休闲、学习且“诗意的栖居”，在心灵的宁静与安适中，不断地丰厚自己的精神—文化世界。人们要寻求这种心灵的栖居地，必然需要两大元素的复归，即自然与艺术。自然与艺术触发着人们“诗意的栖居”的生命祈求，两者也需要整合，需要在生态化和审美化的系统构成中融合。人居环境作为“为人生而艺术”范本，并且是直接作用人的现实生存的范本，也是每时每刻都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存载体，必然需要自然与艺术的生态化和审美化的系统整合。自然与艺术两大元素的系统整合，就显现了自然生态化和艺术生态化的统一，或者还可以呈现为自然生态艺术化和艺术生态归复自然化，而这多重机能相统一的人居环境，在其不断的构成中，就创设着我们期望的建设性人居环境。建设性人居环境在生态化和艺术化的合成中，使得人们能够在环境生态化的情境创制中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的生态化合成，在乐观、积极的，在希求一种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的生存态度中生成美好的生存家园。

人居环境生态化不外是居住条件生态化和城市环境生态化，两者必然需要通过自然生态和艺术生态的有机统一，而趋向生态审美化。环境构成的自然生态化的内涵有三：一是本源性自然生态环境，二是人化自然的环境，三是人工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应该说，三者都以“自然”为本源，为参照，为环境建设的尺度，相互间也不同程度的折射着对环境存在的自然状态的还原。自然状态的还原作为一种“荒野”效应，实际就是创设“绿色空间”。这种“绿色空间”既是自然资源，也是文化资源。吴良镛先生在评述这种资源状况时讲道，“我们的审美观念不能只停留在一些风景名胜震撼人心的地貌上，而应该同等地对待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必须强调绿色空间不仅是为了游憩与观赏，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正在被破坏和失去的绿色空间，作为自然一贯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就环境的生态化构成而言，只要是人自身创造的环境，拟或是人居环境就不可能是本源性的自然环境，而只能是人工自然环境。活动于人工自然环境中，自然物的生命情境与物理状貌同人化的技术性与理性相组合，其组合与构成的方式就是人机化、技术化和艺术化的有机合成，而建设性的人居环境往往是以人机化为指向，以技术化和艺术化为手段，在融合的氛围中和有机统一中构成。我认为，最能够适宜于未来人类生存的人居环境，除了其技术化的程度外，更重要地还在于它的艺术化、审美化程度的展示，以及能否和谐自由地表现审美化的目的和趋向。吴良镛先生在分析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引述了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的话，福楼拜说：“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在塔底分手在塔顶会合。”吴良镛先生进一步说：“科学追求与艺术创造殊途同归，理性的分析与诗人的想象相结合，其目的都在于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给人类社会以生活情趣和秩序感，而这正是人类在地球上得以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

人居自然环境的建造不可能没有科学、技术与资本的参与，但如若要呈现其审美化、生态化的机能，在生态、审美与科学的和谐融入中，必然应该调适技术性和资本符号性支配性。这样至少应该表现两种条件下的还原：一是自然生态性还原，即从自然的外在物象到内在的灵性的还原。这是借助自然事物的物性形态，以及自然物之间交往与能量互动等生态关联的方式和方法，配以人对自然生态活化条件的理解和掌握，而进行的一种还原，具有“人法自然”和“道法自然”的特征。自然生态性还原的方法一般是复制性、仿生性、移植性、生成性，其中也必然包含技术性的内容，在其方法的实施中也内含着鲜明的宜人性、目的性和功利性。简单地说，就是为了适宜于人类的生存活动而生成的人工自然生态环境。在自然生态性还原的诸种方法中技术性是统贯的，其他几种方法都要依赖于技术性的生成，需要有功利驱动下的适宜于人的生存目的的技术性生成。二是作为本质意义上的生命意识和生命体验性还原。由于在生态环境的转换中始终不可能脱离生命活动的现象和活化生命体验的目的，那么，生态还原也必然要寻求自然生态环境中诸种生态因子的生命存在与人的生命自由存在，并表现那种“天工自然”与“心师造化”的契合，使之成为人化的自然，宜人性的自然，并且转换为既合理地演替生态节律，遵循生态规律，又适宜于人类生态性生存活动的环境构成。

三、建设性人居环境的优化原则

建设性人居环境彰显的不是“物竞天择”，也不是“适者生存”，而是人们为了生存的主动性抉择，因而它必须体现生态化和审美化的优存原则。面对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不论城市建设、景观设置、社区规划、建筑物及群落分布，以及城市系统支撑网络、服务系统等，都必须直接与人们的生态性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必须体现出对于人居环境生态化和审美化的优化原则。

人居环境优化包括个体层面与社会层面。个体性人居环境是以家庭为主脉的生存环境构成，社会性人居环境主要是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态系统为主脉的生存环境构成。不论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性的人居环境，其自然生态化的环境构成应该是本源性、基础性的。生态本源性的人居环境，凸显的主要是自然生态化的环境构成，自然生态化的人居环境是人居生存的“返魅”，它体现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永恒性追求。但任何人居生存环境都是人为创制的，是属人性的生存环境，是人的社会性生存结构的体现，是自然“人化”的表征。而我们之所以在人居环境构成中析理这种自然生态化，其目的还在于探求一种生态优化性的“张力”显现，同时也需要生成一种对于自然生态化复归的态度，以形＊＊们对于“绿色”情境获取的共识。在这里，绿色实际就是生态之色，绿色之地也是生态之地，人们对绿色生存的追寻实际就是对生态生存的追求。显然，从这种意义上说，建设性人居环境实际就是绿色人居环境，生态化和审美化的融合方式实际也是归复绿色的构合方式。

表现适宜于优化性的人类生存结构的人居环境必然需要两种参照，一是自然生态本源性的参照，这从本源意义上通向优化性的人居环境；一是艺术生态化的参照，这从“属人”性的角度走向优化的人居环境。两种参照是构成建设性人居环境的关键，它要求适宜于人类优化性生存的建设性人居环境，必须体现自然生态化与艺术化的统一。建设自然生态化和艺术审美化相融合的绿色环境，其建设性、宜人性的构建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

首先，复合系统原则。直接关注人们未来生活的建设性人居环境必然是复杂的系统，必然是一个复合性结构，是以突出人的生存活动为中介的自然—社会—文化/精神的复合性生态系统结构。建设性人居环境的构建，必须适宜于人的生态化、审美化的生存趋向，并本着这种复合性生态系统的构成原则，在其中，需要特别注重文化/精神环境构成融合机理，以使人的生活始终处于自然、和睦、自由的诗意化氛围内。

其次，多样化原则。多样化的基础是生物多样性，其活化机能是艺术的多样化、个性化，但呈现多样化，首先必须突出个性化。任何环境建设不可能是千篇一律，而必须是个性化多样化的，同时艺术审美化的环境本质就是要求这种个性化、多样化。多样化既有整体环境构成的多样，也有环境功能的多样化；既有景观、建筑的多样，也有色彩、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多样化还必然兼容时间与空间的多样性，即历史及文化传统传承的个性化的多样化以及地域、国家等文化借鉴的个性化多样化。只有突出个性化、多样化，才能在斑斓的色彩中达到对人居环境的优化。

再次，协调性原则。环境建设的协调体现在城市建设、景观设置、社区规划、建筑物，以及生态支撑网络和生态服务系统等各个方面。这里，既有这种环境整体的协调，也有整体与各个部分的协调；既有外环境的协调，也有内环境的协调；既有自然环境与突出文化特色的环境构成的协调，也有文化传承与合理借鉴外来文化的协调；既有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协调，也有软环境内部人的精神风貌、道德风尚与文化基因之间的协调。

第四，文化亲和原则。未来的建设性人居环境更突出的是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生态化和审美化的统一，在大的范围内，彰显的就是文化生态的和谐。文化生态对于人的未来性生活方式来说，其基础层面就是要突出生态亲和力，没有亲和力的环境建设不可能是生态化的，更不会是审美化的。亲和力的本义应该是在情感、意志体验下使人与自然都能够在主动性的生态交往中，情感性的体验对象，认同对象生存的权利与价值。文化构成的生态亲和力主要是通过作用于人的精神和心灵，通过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的建设，硬环境与软环境的建设突出人的生态性的生存权利和生存价值认同，但这种认同又必须以对自然生态的价值体验为载体。

生存环境范文篇8

1.美术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与心灵的沟通

美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关注思想、情感、直觉和感悟的表现，揭示自我的独特之处，来沟通心灵与心灵间、心灵与宇宙间的神秘联系。

19世纪末期至今的现代艺术流派，由于个体意识的解放，艺术家更关心个体内在的精神冲突，强调个人的独立价值，常用强烈、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充满矛盾冲突的个体精神和心理要求，关注和探索人类各种精神现象。凡·高生动地表现了一种内心最深处的痛苦的感情，在他的作品里，风景反射着人自身的情感，在整个大自然里直接看到人类命运和生机力量吞噬一切的洪流所表现的面貌，“我在全部自然中，例如在树木中，见到表情，甚至见到心灵。”①

美术感化和沟通人类的心灵，这种沟通超越语言和种族，超越时间和空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会不断地扩大，扩大了的沟通也传达了其他的文化，联结人类与文化、过去和现在。过去创造了现在，透过美术作品，我们可以认识、理解已逝去的过去，也因为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和创造未来。

2.美术所传达的历史事件中的精神内容

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事件总是以某时某地某人某事的刻板面目出现，美术作品中也有大量的历史题材作品。作为一种鲜活的历史档案，通过艺术家的诠释，传达给我们历史事件中的人性因素、精神内容，其作品本身就是对历史事件的感情阐释。

对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刺杀马拉事件，也许后人有不同的观点，但是透过法国画家达维特的《马拉之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事业而死的烈士，达维特以一种极端的冷静手法来再现了悲剧发生的场景，表现力求单纯，让人感觉到好像就是现场的记录，却又能让人联想到基督受难的崇高意义。贡布里希称：“这是感人至深的纪念，一位谦卑的‘人民之友’正在为公共福利工作的时候成为烈士死去。”②作品具有极强的震撼力，更深刻地表现了历史，深化了历史的意义。

同时，美术作品通过艺术家的观点和态度，对历史做出各种诠释，会形成复杂的意义，并引发观众深度的反思与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艺术家为我们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作品，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以强烈的变形的视觉形象刻画了德军轰炸格尔尼卡小镇时的恐怖场面，借用具有深刻含义的视觉形象符号，记录下战争的灾难和人们绝望的呻吟，强烈谴责法西斯的罪行。这幅作品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时刻，也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3.美术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省与批判

美术不仅可以记录社会生活，同时也能参与社会生活，艺术家以各种不同的观念和视点对之做出深刻的反省与批判。工业文明带来了精神危机，物质性窒息了精神性，过度地追求物欲和功利，人的情感、直觉、感受力受到了压制，人们常感到失去精神的家园。艺术家通过美术创作，将这种“异化”和“焦虑”现实化和视觉化，从而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和体验。表现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现代艺术，无不反映了时代的焦虑和异化。美术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在新的文化情景中不断返回起点，即返回人的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以保存人之为人的本性，是精神对物质、对现实、对人的生存欲念的一种观照和提升，把人提升为具有本质力量的人的意向正是一种对于人的终极性的关怀。美术的最高旨归就在于对人性的复归。

美国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利用各种包裹的方法改变着大地的景观。包裹的范围包括日常用品、建筑及自然景物，这些东西被包裹以后便改变了原有的意义，具有新的语言含义，给观众带来新的心理体验，它表达了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沉思，引发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验艺术，最为敏锐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巨变——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消失，新型都市文化的兴起，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一大批视觉艺术作品，包括绘画、摄影、行为、装置及录像等，这些作品共同反映的是人们处于剧烈变化的社会中的现实，是对于人性的反思与剖析。

4.美术是宗教的符号和代言者

美术的直观性可以用图像形式纪念崇拜对象，阐述精神追求和宗教教义。欧洲造型艺术的全盛时期是宗教动机驱使的结果。美术把世俗之物描绘或装饰成宗教景象和教义，而宗教则是那个时代世界观中的根本成分，大量洞窟壁画、雕塑、建筑都与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宗教与美术往往相互推动、互生互长，宗教的发展、兴盛推动着美术的繁荣；同时，美术也成为宗教的代言者，由美术所营造的神秘的、崇高的氛围，才使宗教情感得以实现。教堂可以说是基督教的精神符号，如哥特式教堂以尖顶和穹拱将人引向上苍，向上飞升的大教堂象征了人的精神和灵魂的上升。在我国，艺术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佛教，佛教的兴盛，给我们留下了敦煌壁画、龙门石窟等这些艺术瑰宝。最初的山水画，也不是为了记录湖光山色的动人之处，而是描绘一种精神，所以在山水画中，往往蕴涵着神秘的、灵动的宗教意味，唐代诗人王维就创作了大量禅意盎然的水墨山水。

宗教的价值在于它能消除在世俗基础上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所形成的心理压力，而美术创作就是以艺术的形式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作出探索，不断地反省、消除人性的异化，也就是在寻找精神家园。美术在本质上与宗教有某种相通性，即精神和情感的无功利的投入，审美价值和信仰价值相似，都有终极性。宗教情感与审美情感一样，远远超越于日常的世俗情感，使人的心灵得以超脱，得到慰藉、满足与激励。但美术创作是一个深入本质的过程，只有在艺术中，物质才在精神的照耀下，精神在物质的启发中不断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美术也有其超越宗教的意义”。③

5.美术是对生存环境的创造与介入

美术创作不仅仅表现在与精神世界的联系，而且直接进入人类的生存空间，并成为生存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服装衣饰、商品包装、居室住宅、城市建设、自然景观等，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给人的精神感官以影响。人们所制造的生存环境，是一种文化观念的产物，巩固和强化其赖以产生的文化。人类最初只能依附自然，穿着树皮、兽皮，过着巢居、穴居的生活，从第一座能遮风避雨的茅屋诞生起，美术就介入我们的生存环境，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希望生存的环境具有内在的意义，具有审美愉悦感。金字塔、方尖碑、万神殿等都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体现了它们所属时代的精神。进入现代，人们生活方式日趋多元化，更具自由意识和开放精神，生存环境应该能满足多种精神文化需要，同时又能充分展示自身环境的特殊魅力。20世纪30年代的摩天大楼，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纪念碑，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标志。60年代的比基尼、松糕鞋、喇叭裤，成为年轻一代追求个性解放的视觉象征。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艺术的发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是美术对现代生存环境所作的最壮观的介入与创造，人们的生存环境被大众文化所包围，美术成为一种包装文化，“从肥皂到服装到观点和政治家，一切都在视觉可及的范围内向公众出售。”④现代、后现代艺术把各种生存环境的物质材料作为美术创作的媒介，直接把生活中的现成品拼合在作品之中，直接介入现实生活，介入公共空间。后现代美术突破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沟通科技和艺术、商品和文化、个人创造和社会生产的联系。瑞典艺术家奥尔顿堡把蛋糕、三明治、冰激凌等翻制成巨大的石膏来作为艺术实体，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作品用商品社会给定的东西，如可口可乐瓶、汤罐头、纸盒子等，就像在超市的货架上见到的一样，无休止地重复排列，机械地重复给人以失真的感受，而无需更多的解释。后现代艺术对生存环境的介入和创造，是对大众文化作出的敏感的反映，使我们观察到所生活的世界，意识到组成我们生活的物质材料、象征符号的存在，认识到它们意想不到的视觉和触觉感受，致力于呈现当代文化的精神现状。

美术是一个时代文化和社会最敏感、最直接和最富于象征的表现。作为一种引领心灵和谐、追求美的真理的文化，给人们带来心灵的滋养，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沟通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们期待美术文化在现代社会里能够进一步提升人的精神，使社会的精神与物质文明得以和谐发展。

注释：

①(德)瓦尔特·赫斯著，《欧洲现代画论》，宗白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英)贡布里希著，《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生存环境范文篇9

首先，按照最通常的理解，所谓金融就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资金的融通必然牵涉到不同的主体。在现代金融制度中，资金的融通至少牵涉到资金供应者、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机构三个最基本的主体要素，三个主体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难以达成现实的金融交易。因此，研究金融生态不仅要以金融机构为着眼点（尽管金融机构是现代金融活动的组织者和金融市场的构造者），而且要以其他主体要素为着眼点，即要全面研究和揭示金融主体要素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但是，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的现有诠释基本都以金融机构为视角，忽略了其他金融主体的存在及生存状态，因而难以完整地透视金融生态这一范畴的全部内涵。

其次，在生态学中，生物的性态特别是作为万物主宰的人类的生存状态，既受各种客观生态因子即环境条件（如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生物条件、地理条件等）的影响，也受人类自身行为因素即人为条件（如开垦、采伐等）的影响。而且，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逐渐恶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源自人类自身对生存环境的过度索取和破坏。因此，研究自然生态的变迁虽然不能忽视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主要地应是加强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控制。如果把生态学的上述观点移植到金融生态的分析中，笔者认为，即使我们仅从金融机构的视角诠释金融生态，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关注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法律、经济、信用和市场等诸环境的同时，不能忽视金融体系自身的因子条件在金融生态变迁中的作用。依此而论，目前学术界仅仅将金融生态诠释为金融业或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再次，现代金融活动既包括通过银行进行的间接金融交易，也包括资金供求双方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直接金融交易。因此，研究金融生态应当着眼于“广义”的金融，而不应采用我国传统的“狭义”金融概念。但是，考察一下国内现有的关于金融生态的研究成果，便不难发现，这些成果大多以“狭义”金融即间接金融为对象，并多以银行业生态作为金融生态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外部边界。至于直接金融的生态状况，特别是对直接金融中作为资金供应方的中小投资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却研究较少。这种从“狭义”金融的角度对金融生态进行的诠释显然难以覆盖金融生态这一范畴的完整内涵。

鉴于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解的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应当对金融生态做如下界定：所谓金融生态是指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

如果这样理解金融生态的内涵，则不难发现，金融生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征：

第一，金融生态具有关联性。如同自然生态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紧密关联一样，金融生态的各种要素之间也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首先表现为金融活动主体内部的相互关联，就是说，资金供求者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相互交易，维持着金融系统的日常运转。其次是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状况。

第二，金融生态具有适应性。在自然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一方面，外界环境条件的不同会引起生物形态构造、生理活动、化学成分、遗传特性和地理分布的差异；另一方面，生物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也必须不断调整自己。金融生态也是如此。由于各国的法律体制、经济条件、社会特性、文化传统等各种外部环境不同，必然会造成各国金融生态具有不同的印记。同时，为了适应各自特殊的外部环境，一国的金融活动主体也必须动态地调整自己的交易原则和交易策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发展金融时，绝不能简单拷贝成熟市场的金融生态，而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给出中国特殊市场条件下的金融发展模式。

第三，金融生态的各个因子之间具有相互依存性。在自然生态中，各种生物之间由于食物链的存在而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也存在依赖关系。金融生态也不例外。

金融生态的相互依存性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金融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例如，资金供应者为资金需求者提供的融资为后者的生存和发展增加了动力来源；资金需求者又为资金供应者创造出运用多余资金获得收益的机会和渠道；资金供求双方的融资也为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了业务内容和利润来源；金融机构的活动便利了资金供求双方的资金调剂，促进着双方资本运作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收益的提高。

生存环境范文篇10

首先，按照最通常的理解，所谓金融就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资金的融通必然牵涉到不同的主体。在现代金融制度中，资金的融通至少牵涉到资金供应者、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机构三个最基本的主体要素，三个主体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缺失都难以达成现实的金融交易。因此，研究金融生态不仅要以金融机构为着眼点（尽管金融机构是现代金融活动的组织者和金融市场的构造者），而且要以其他主体要素为着眼点，即要全面研究和揭示金融主体要素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但是，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的现有诠释基本都以金融机构为视角，忽略了其他金融主体的存在及生存状态，因而难以完整地透视金融生态这一范畴的全部内涵。

其次，在生态学中，生物的性态特别是作为万物主宰的人类的生存状态，既受各种客观生态因子即环境条件（如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生物条件、地理条件等）的影响，也受人类自身行为因素即人为条件（如开垦、采伐等）的影响。而且，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表明，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逐渐恶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源自人类自身对生存环境的过度索取和破坏。因此，研究自然生态的变迁虽然不能忽视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主要地应是加强对人类自身行为的控制。如果把生态学的上述观点移植到金融生态的分析中，笔者认为，即使我们仅从金融机构的视角诠释金融生态，那么，我们也应当在关注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外部法律、经济、信用和市场等诸环境的同时，不能忽视金融体系自身的因子条件在金融生态变迁中的作用。依此而论，目前学术界仅仅将金融生态诠释为金融业或金融机构运行的外部环境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再次，现代金融活动既包括通过银行进行的间接金融交易，也包括资金供求双方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的直接金融交易。因此，研究金融生态应当着眼于“广义”的金融，而不应采用我国传统的“狭义”金融概念。但是，考察一下国内现有的关于金融生态的研究成果，便不难发现，这些成果大多以“狭义”金融即间接金融为对象，并多以银行业生态作为金融生态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外部边界。至于直接金融的生态状况，特别是对直接金融中作为资金供应方的中小投资者群体的生存状态却研究较少。这种从“狭义”金融的角度对金融生态进行的诠释显然难以覆盖金融生态这一范畴的完整内涵。

鉴于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理解的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应当对金融生态做如下界定：所谓金融生态是指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动态平衡系统。

如果这样理解金融生态的内涵，则不难发现，金融生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征：

第一，金融生态具有关联性。如同自然生态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紧密关联一样，金融生态的各种要素之间也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首先表现为金融活动主体内部的相互关联，就是说，资金供求者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及其相互交易，维持着金融系统的日常运转。其次是金融活动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系统的平衡状况。

第二，金融生态具有适应性。在自然界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一方面，外界环境条件的不同会引起生物形态构造、生理活动、化学成分、遗传特性和地理分布的差异；另一方面，生物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也必须不断调整自己。金融生态也是如此。由于各国的法律体制、经济条件、社会特性、文化传统等各种外部环境不同，必然会造成各国金融生态具有不同的印记。同时，为了适应各自特殊的外部环境，一国的金融活动主体也必须动态地调整自己的交易原则和交易策略。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发展金融时，绝不能简单拷贝成熟市场的金融生态，而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给出中国特殊市场条件下的金融发展模式。

第三，金融生态的各个因子之间具有相互依存性。在自然生态中，各种生物之间由于食物链的存在而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也存在依赖关系。金融生态也不例外。

金融生态的相互依存性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金融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例如，资金供应者为资金需求者提供的融资为后者的生存和发展增加了动力来源；资金需求者又为资金供应者创造出运用多余资金获得收益的机会和渠道；资金供求双方的融资也为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了业务内容和利润来源；金融机构的活动便利了资金供求双方的资金调剂，促进着双方资本运作规模的扩大和资本收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