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拜师教学设计十篇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1

《孔子拜师》是三年级上册的教材，这篇课文讲述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拜老子为师的故事，体现了孔子谦虚好学，孜孜以求的治学精神和老子诲人不倦、爱护晚辈的品行。这堂课教师由谈话导入，首先提问：“你们知道孔子是谁吗？”学生根据课后资料袋的材料回答后，教师再补充介绍孔子。接着教师让学生快速轻声读课文，想想课文写了几个人，写了他们之间的一件什么事？检查学习情况后，教师再补充介绍老子。随后开始第一自然段的学习，教师让学生自由读，圈出重点词句，可批注，写出自己的体会。教师检查学生的自学情况时，有一个学生说圈出“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渊博，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开家乡曲阜，去洛阳拜大思想家老子为师。”这句话，教师马上问：“孔子‘三十岁’还要去拜师，你体会到什么？”没想到班上有个满脸稚气的小男孩抢着说：“我觉得孔子太丢脸了，三十岁了还要去拜师。”教师一下子愣住，慌忙让小男孩坐下，继续按照自己课前预设的教案往下教。这堂课一结束，我就询问那位小男孩，他还是认为孔子三十岁去拜师太丢脸了。望着孩子纯真的样子，我不由地陷入沉思……

上述案例中，教师完全依据预设的教学目标和教案进行教学，忽视了课堂的动态生成，未能意识到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也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

在动态生成的课堂中，教师往往会遭遇一些生成性的问题。我认为把握这些生成性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课前教师对教材的认真钻研，牢记本课的教学要点。例如：《孔子拜师》教学要点之一就是 “学习是没有止境的。”这是孔子对学习的理解，也是孔子拜师的根本原因。其次，教师要分析学情，对学生可能出现的情况要进行多种预设，“以学定教”，即关注学生的原始知识情境；最后教师在课堂中“顺学而导”，也就是教师随时关注学生学的情况，并根据学情灵活调整教学思路，创造性地利用课堂中的生成性教学资源。只有这样教师才能随机应变，真正做到为学生的学习服务，让预设与生成和谐相生，使课堂“无意插柳柳成阴，有心栽花花更发”，呈现出勃勃生机！

此次调研中，我还发现尽管时下有新课程理念的引领，但古诗教学难有突破，学生古诗难学，教师古诗难教，仍然是阅读教学的一大难点。为了改变“就诗教诗”的传统教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和区骨干教师共同备课，设计了四年级语文上册20课《古诗两首》第二课时的教案，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本节课主要设计两个环节：①观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送元二使安西》两首古诗的多媒体课件，诵读并归纳送别诗的共同特点。②学生自行组织《飞向火星》的活动。

第一环节是根据直观教学原理来设计，赫尔巴特倡导表象力学的统觉原理，作为整个教学的基础。感悟诗句，不在诗句的字面意思，而在诗句背后的情味和意蕴。因此，我们以儿童已有的经验事实为基础，通过多媒体课件将平面的诗句变成一幅幅鲜活的画面、一段段感人的旋律、一幕幕立体的场景，扩大学生已有的表象群。当学生对古诗内涵有了更深层的感悟后，再让学生用“读”来传达自己的感受、作者的情怀。我们从学生声情并茂的朗读中，可以看出学生已融入文本，实现与作者的情感共鸣。

第二环节根据活动原理和兴趣与自发原理，设计由学生自行组织《飞向火星》活动，活动由两名同学主持。活动设置的场景一是地球人派出代表与小天使告别。地球人派出的六位代表陆续上台与小天使告别。他们朗诵自选的或自己写的送别诗。其中连君小朋友写的送别诗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称赞。（附：《地球送别小天使》 连君 天使从地球来，要往火星去。地球之人，舍不得，挥挥招手，道别去。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接着主持人宣布火箭升空。同学们聚精会神地观看《飞向太空》录象，教师根据录象讲解杨利伟飞向太空的过程，最后宣布小天使成功到达火星。活动设置的场景二是火星人欢迎地球人。火星人欢迎地球人的诗（词）都是学生自己写的。翁丹枫等同学致欢迎词，表达火星人的良好祝愿，并告诉小天使，他们把心愿写在朵朵白云上，希望地球人看见。接着小天使和宇航员发表演讲，希望与火星人友好相处，并告之此行的目的。

整堂课，孩子们在一个个充满“磁性”的课堂情境里十分愉悦地畅游于古诗词的文化之海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仁爱、充满情趣、充满欢乐的阳光课堂，那一张张由充满丰富想象的稚拙而又富有灵气的诗文、绘画组成的手抄报，令人耳目一新。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2

――顾拜旦

顾拜旦（1863―1937），法国著名教育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

第二天一早，小孔丘顺利地通过了母亲的考试。母亲惊喜地说：“这孩子真神了，前天教了他那么多字，只过了一天，就如此滚瓜烂熟，将来准能干大事！”

孔丘望着母亲欣喜的面容，高兴地笑了。

只有站在旁边的哥哥知道，孔丘超人的天资中，更多的是那份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刻苦勤奋的汗水。（叶乔 改写）

顾拜旦的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对这个最小的儿子宠爱有加，一有空就给他讲一个个优美动人的希腊神话。希腊，在小顾拜旦的心里充满了神奇瑰丽的色彩。

妈妈发现小顾拜旦似乎与其他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无非是在农庄里的小河边戏戏水，在花园中捉捉蜻蜓。而小顾拜旦却喜欢在自己家后面一个池塘边上一呆好几个小时。妈妈悄悄地躲在树丛后面看，这才惊讶地发现，这里已经成了小家伙的独立王国。

原来，小顾拜旦用石头、瓦砾和树枝为材料，自己充当了城镇设计者、建筑师、园艺家、铁路工程师、城防总司令、服装设计师。他甚至用一叠厚厚的树叶，装订并出版了一本官方杂志，煞有介事地对臣民们作慷慨激昂的演讲；他为这个想象中的王国设计了国旗，创作了国歌。在这里他仿佛建立起了他梦想中的希腊。

1890年，27岁的顾拜旦参观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当他看到古奥运会的遗址时，激动万分，他仿佛得到古希腊诸神的神秘指令，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灵光一闪：“为什么不能恢复她的光荣呢？”

1892年11月25日，顾拜旦在“法国体育联合会”成立三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复兴奥林匹克》的演说，公开和正式地提出了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倡议。两年后“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来自9个国家37个体育组织的7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4月在希腊举行。以后按照古代奥运会的传统，每四年举行一次。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顾拜旦收到希腊首相特里库皮斯寄来的一封拒绝在希腊举办第一届奥运会的信。顾拜旦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如果第一次成功复兴的奥运会不能在她的故乡希腊举行，那这种复兴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了。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3

论文关键词：文化自觉；儒学；寻根之旅；本根教育；人文素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家战略，发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动员令，明确提出“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的使命。如何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效地对大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者和积极弘扬者，成为当代先进文化及文化强国的合格建设者，是当代大学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 大学生人文素养需要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中国高等院校一定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中国的大学生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得到熏陶和滋养。培养既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气质和深厚文化底蕴，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中国高等院校肩负的神圣职责。然而，长期以来，在教育实践中，由于过分看重知识教育的工具价值，过于强调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忽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轻视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致使相当一部分学生人文素养堪忧，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的人文素养也不容乐观。仅就大学生而言，有的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基本的认知和认同，对中华优秀文化缺乏起码的温情和敬意，有的则对真善美的价值缺乏执著与追求，甚至不知道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做人的道理。这种无根的教育已成为困扰当代教育的难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此灿烂辉煌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正如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26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珍视是中华民族屹立千年的基石，民族文化也理应成为当代青少年教育的宝贵资源。一个人只有耳濡目染，深切了解和感知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才能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才会真正意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当今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中外文化全面交流的崭新时代，难免会出现种种思想混乱现象。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在这一时期固其本根，给予充足的精神营养，就难以使他们成为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栋梁。

以培养未来工程师为己任的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作为一所工科院校，认真研究培养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工程师的有效培养模式，尤其是在引导学生熟悉中国典籍，加深国学修养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学校特别强调继承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鼓励和要求学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阔视野，树立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同时促使学生立足现实，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紧紧联结在一起。“儒家文化寻根之旅”作为该校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策划的系列文化素质教育活动之一，就是该校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而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西有泰岳、东临沧海、北有黄河、南有圣人的齐鲁大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鲁国故地，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之誉。前往齐鲁大地修学，漫步“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之圣迹，就地聆听儒学名师教诲，探寻儒家文化之源流，必将得到不少教益和启示。几经切磋琢磨，反复酝酿和论证，“儒家文化寻根之旅”于2011年7月初顺利成行。寻根之旅的核心成员是来自学校各个院系22名大二年级的学生，他们或是选修过《论语讲读》和《孟子讲读》课程，或是参加学校“人文知识大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对孔子、孟子及其思想有了初步了解，多数对中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敬意。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寻根团队也包括25名来自教学一线的任课教师和管理人员。

二、 探寻儒学源头活水，滋养学生人文情怀

孔子开宗立派，首创儒家学说，然而，追根溯源，其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正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开山鼻祖——周公。“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二子”，正所谓“孔子习周公者也”。基于此，寻根之旅从探访孔子所崇拜的周公之庙开始。想当年，孔子怀着温情与敬意，“入太庙，每事问”，盛赞“周公之才之美”，感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表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感叹“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此足可以想见孔子对周文化尤其是周公满怀的敬佩之情。沿着先师的足迹，寻根团队怀着崇敬之情过“棂星门”，静观东西两边刻有“经天纬地”、“制礼作乐”的石坊；入“成德门”，康熙御碑前体会古代帝王对周公的由衷敬仰；进“达孝门”，元圣殿前瞻仰周公塑像，欣赏“明德勤施”雕龙金字巨匾和由清乾隆帝手书的“官礼功成宗国馨香传永世，图书象演尼山绕绪本先型”之楹联，感悟周公这位西周杰出政治家的“敬德保民”的民本思想和“制礼作乐”的丰功伟绩。

知孔子其人必先知其身世，有必要寻访圣人诞生之地。告别周公庙，寻根团队驱车来到距曲阜市区25公里的孔子诞生地——尼山，下榻在尼山脚下的尼山聖源书院。尼山拥有许多反映孔子生平和文化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景观，这里虽无三山五岳之雄奇，却因孕育了圣人孔子而历史独有，文化独具，资源独占，地位独享。寻根团队在尼山孔庙拜祭先师和七十二贤，启圣王殿前追忆陬大夫的赫赫战绩及其启圣之不凡；颜母祠前感念颜征含辛茹苦抚育孔子之艰难；智源溪畔寻找仁德化身和智慧源泉；观川亭上试听“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慨然长叹；中和壑（尼山砚沟）里体会孔子渴求万事万物达于和谐境界的中道观；夫子洞（坤灵洞）前感念“祷于尼丘得孔子”及“凤生虎养鹰打扇”之美谈。回到尼山聖源书院，寻根团队聆听了儒学研究专家、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刘示范教授的专题讲座——《夫子洞前学孔子》。刘教授介绍了孔子的生平事迹及其所处的时代、孔子的思想及其影响，带大家重温了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论语》。他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讲解，使听者仿佛走进历史的隧道，亲聆圣贤的教诲，也让大家在尼山圣地进一步认识了孔子。观山之意不在山，在乎寻古沐圣灵。伫立于五老峰前，站在山枣丛针刺倒长、“扳倒井”井壁倾斜和柏之似笔的神奇之地，师生们惊叹于五老峰的瑞气，尼山的灵性，感悟孔子从山水和自然当中汲取灵感，创立儒家学说，开创私学之先河，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茫茫宇宙，星有明灭，唯有圣贤的思想与之永恒！

尼山，孔子出生之地；孔府孔庙，留下了孔子讲学和生活的圣迹；孔林，孔子安息之处。从出生地到葬身处，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生轨迹，记载了孔子73年人生岁月的不朽历程。孔子被尊崇，在孔庙一座座门坊招牌上得到活灵活现的体现。“棂星门”，寓意孔子犹如天上文星而感召天下文人学士集学于此；“圣时门”，借孟子之言称颂孔子是最顺应时代的圣人；“弘道门”，指孔子弘扬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大成门”，昭示孔子是集先贤之大成的人；“金声玉振坊”，借孟子之言赞美孔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太和元气坊”，表明孔子的思想如同天地化育万物；“德配天地坊”，彰显孔子的道德像天地一样伟大；“道冠古今坊”，意味着孔子思想古往今来一以贯之。步于其间，不时涌起一种深沉凝重的民族自豪感。寻根团队大成殿前祭拜先师；东西两庑瞻仰历代贤人；成化碑前感念动乱留下的遗憾；“诗礼堂”中领悟“诗礼传家”的意蕴；鲁壁旁遥想历史风云几多变幻。驻足于杏坛之前，追忆授徒三千的盛况，仿佛看到孔子“循循然善诱人”令弟子“欲罢不能，既竭吾才”的场景，想见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路的忠厚率直，子贡的聪颖善辩，曾晳的潇洒脱俗，确有当年司马太史“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之感。游走于圣迹殿内，感念孔子不辞辛苦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无奈和凄凉，在清贫与困厄中仍“弦歌不绝”、“习礼于大树下”的执著，情不自禁地吟诵圣迹殿内留下的那首《大哉孔子》赞歌：“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寻根团队在孔府里体会“天下第一家”的特殊地位和非凡气派，感悟一句句沉淀千年的治家箴言；孔林里膜拜于“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前，徘徊于“子贡庐墓处”，思索儒学之厚、礼学之深，感动于弟子与孔子留下的深厚情谊。拜谒孔府、孔庙、孔林，犹如与一页页风干的历史对话，深深地震撼着心灵。齐鲁的水土养育了孔子，也滋养了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两千多年来，人们尊孔，敬孔，也不乏批孔甚至倒孔，但孔子的思想却依然影响着人们，历久弥新，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生活于“礼崩乐坏”、“世道衰微”、“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动荡不安、新旧交替时代的孔子，心忧天下、修己安人的担当精神深深触动着每一位寻根学人。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这是孔子晚年所删定的《诗经》中对泰山的赞叹。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借助泰山之力而开阔眼界和胸襟；孔子临终所唱“泰山其颓乎！梁柱其摧乎！哲人其萎乎”的最后歌声，竟然将自己的生死与泰山相联系。难怪明代严云霄在《咏孔子庙》中曾有“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之誉。沿着孔子“过泰山”“登泰山”的足迹，寻根团队来到坐落于五岳独尊的泰山和泰山学院。泰山学院是我国唯一一所以“泰山”命名的大学。该校深受厚重的泰山文化的滋养，形成了鲜明的泰山文化特色。寻根团队在泰山学院副院长、著名旅游策划专家、泰山研究院院长王雷亭教授的带领下，参观了湖光山色、美丽如画的泰山学院校园，听取了著名泰山文化学者、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院长周郢老师的学术讲座《天下泰山》。周郢老师娓娓道来，向大家讲述了泰山从儒学圣山到帝王之山的历史。他充满深情的诠释，加深了大家对泰山深厚文化内涵的理解，也强化了大家迫切登游泰山的心情。登泰山，艰苦而快乐，不仅检验了师生的体力，磨炼了师生的耐力，更见证了不离不弃的真挚友谊及“泰山石敢当”的担当与威力。寻根团队从岱庙出发，一路攀登，过孔子登临处，越中天门，登十八盘，到南天门，至瞻鲁台，夜宿泰山顶。从山脚到山顶，三里一旗杆，五里一牌坊，摩崖碑刻林立，宫观庙宇点缀，登游其中，宛如穿越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大山因圣人的光顾而成为文化的巅峰，五岳独尊；圣人因大山的滋养而成为文化的巨人，千古独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当热汗被天风拂干，激情被理性冷却，沉静思考，感悟宇宙的浩茫、自然的博大、时空的倏忽、自身的渺微；进而慨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激励自己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奋进之信心，奉献之无穷。

三、 寻根之旅意味深长，本根教育任重道远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根，不懂得、不认同中国文化就很难算是真正的中国人。弘扬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文化精粹，呵护和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形成的核心价值观、核心精神理念、核心道德信仰，应成为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根基。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儒家文化，作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积淀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群体智慧和对人生的关怀，对中华民族品格和特性的形成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作为一种文明成果，是今天进行大学生素质教育得以借鉴的宝贵遗产。石本无火，相击乃迸发灵光；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成涟漪；圣迹本属文化遗产，游学能唤醒“沉睡着的力量”。游学就是与圣贤晤面和对话，分享其思想、情感，受其智慧的启迪，获取心灵的滋养。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的鲁国，既属于那个时代，更属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探究孔子和儒家文化，既要考虑其时代性特征，又要注意其地域性印痕，只有这样，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认识才会更客观，更接近真实。儒家文化寻根之旅以“走近孔子——探源儒家文化”为主线，通过“以学为主，学游结合，学为先导，游为延伸”的活动方式，实地实事地探访鲁国故城遗址和周公庙、孔子诞生地尼山、泗水源头泉林、曲阜孔府、孔庙、孔林以及美丽如画的泰山学院和五岳独尊的泰山，期间贯穿以学术讲座，交流讨论，对师生展开深层次的文化浸濡。活动将师生置于先师孔子亲自触摸过的山水间体验儒家思想，净化心灵，在凸现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基本特点的同时，做到与齐鲁大地人文资源的有机结合，从而把“山水圣人”的旅游之地变成了学习传统文化的又一课堂，使师生在游学体验的过程中，对中华文化增添了一份温情和敬意，同时体悟了生命，陶冶了情操，增长了知识，提升了境界。诚如在交流讨论中一位老师所说，“本次活动是一趟寻根之旅，一趟文化之旅，也是一趟心灵之旅，孔子一生不畏艰难，上下求索，‘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崇高人格和教化力量深深震撼着我们！亲临儒学圣地，感悟儒家文化的魅力，既是普及传统文化知识，更是对师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熏染。大家在游学过程中，接近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增强了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成功的人文教育，必“读其书，知其为人”，必“知人论世”。“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正如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所解释：“吾人读书，未有不欲知其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之时代若何，所学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也。”读万卷书学而时习之，行万里路实践出真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游学”的传统，游学活动以其特有的魅力备受古今学者文人的青睐。从游学洛邑考察周文化的孔子，到游历稷下学宫讲学的孟子荀子，从寻访人文史迹的司马迁，到游遍山川实地取材的郦道元，无不在游学中汲取中华文化的精髓，实地体验其丰富内涵。可以说，游学活动为古今学者文人成就梦想、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儒家文化寻根之旅通过实地实事的“耳濡目染”的游学活动，使参与其中的师生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之渊源有了直观认知，对儒家文化的精髓有了深切感悟，其人文情怀在“润物无声”中得到了熏陶和涵养。

唐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强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利用中华文化沃土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资源，积极而系统地开展中华文化本根教育，是一件富有远见卓识、带有根本意义的大事。儒家文化游学活动是一种效果直观而持久的素质教育模式，是教育过程中最生动活泼而行之有效的一个环节。通过将大学生置于中华民族大的“时空观”的教育体验活动中，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利于大学生人格完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为其终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知人论世”的方法可解决读其书不知其人的缺憾，其“实地实事”的特点可调剂现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弊端，其“知行合一”的性质可弥补“死读书”的弊端，其人格培养的功能可对症当今人文关怀的欠缺。同时，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增强其育人智慧，有利于丰富学校教育的内涵。本次儒家文化寻根活动主要组织者、人文社科学院院长闫笑非教授深有体会地说：“今天的很多老师，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很好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在他们成为老师后怎么能够教育学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呢？不是不想教，是不会教。文化游学活动是给老师和学生补上这一课的最佳载体。”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寻根之旅启程之前，每名师生都根据活动安排做好前期准备。出发前，学院编撰了《儒家文化寻根之旅手册》，作为此次寻根之旅的文化基础，人手一册。每天活动结束后，主讲《论语讲读》、《孟子讲读》、《中国新诗阅读》课程的老师都要组织大家座谈，就地畅谈收获，及时交流心得。会计学专业费晓宇同学感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智慧结晶，映射着理性光辉，充溢着浓厚的人文色彩，我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感到自豪。”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李杨同学在发言中谈到：“寻根之旅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也让我明白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含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陈泽同学则说，“此次活动，对于我而言收获的不仅是文化本身的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经过此次活动我对自己的生活态度有所反思，有所感悟。”市场营销专业吕凯士同学说“我要以孔子为榜样，把行为守礼、做事守义，处事守仁、好学多知和交友守信作为自己修身的标准。”英语专业潘九丞同学表示，现在很多“90后”对孔子的了解只局限在书本，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诵读经典和文化寻根之旅等类似的活动。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4

关键词：尊师重教；院校教育；关键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记·学记》认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指出尊师重教的重要性。

一、尊师重教是国家之根本，院校教育之关键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朱舜水集·劝兴》中说“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认为重视教育是建国的根本，培养人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荀子·大略》中也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深刻地阐明了国家兴衰与重视教育、尊敬教师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我国第一部教育学专著《学记》提出了“教学为先”的思想，认为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2600年前，管仲就提出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观点；3000年前的周代，按行政区域划分设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学校。春秋时期，孔子开办私学，提出人无论贵贱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现在，我国把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以此表明重视知识，尊重老师。

教育的重视决定了教师的地位。总理在第25个教师节前夕，在北京一所中学调研时指出：“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一个国家重视不重视教育，首先要看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是先进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是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只有教师受到尊重，人们才会重视教育，人们接受了教育才能懂得很多的道理。因为知识为人类开辟了认识世界、堵塞愚昧、通往宇宙之路，教师则是带领我们打开知识大门的领路人。因此，《吕氏春秋·劝学》中说：“疾学在于尊师。” 一个人，无论他后来地位有多高，成就有多大，生活有多富有，但他都不应该忘记老师在其成长的路上付出的心血与汗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饮水思源，怀师感恩。

古人云：“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王，莫不有师。”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有作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都很重视教育，尊重教师。在北京的孔庙里，挂着清代多位皇帝为孔子题写的牌匾，传达了这些帝王们对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的无比景仰。

孔子学徒三千，个个对老师尊敬有加，他们经常四处奔波，传播孔子的仁政和教育思想。其学生子贡，聪颖好学。他认为老师孔子是光彩照人的太阳和月亮，非常人可超越。孔子死后，子贡悲痛万分，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一直守墓6年。

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无钱上学。私塾老师周侗免费收岳飞为学生，并教他射箭绝技和立身处世精忠报国的道理，后来岳飞率军收复失地，屡建奇功，成为一代英豪。周侗去世后，岳飞却披麻戴孝，以父礼安葬老师，之后无论在外行军打仗还是驻扎军营，每逢朔望之日他都祭拜恩师，不忘师恩。

在新时期军事变革和军队院校改革的前景下，军队院校教育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规模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军队院校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尊师重教也是军队院校教育的关键。

二、尊师重教需锻造优秀的教师队伍

总理说：“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直至“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师恩惠惠，润物无声。一个没有教师、没有知识的社会，恰似一片荒凉贫瘠的沙漠，无人浇灌。

学生尊敬老师，热爱老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工作并不惊天地、泣鬼神，他们在三尺讲台上只是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平凡而艰辛，这就决定了作为一名教师要甘于寂寞，要修“师德”、铸“师魂”。“师德昭昭如耿介拔俗，明月独举。”因为“无德之师，难以造就有德之生，无德之师，难以成就有学之业。”所以，教师要“塑造”别人的灵魂，首先要纯洁自己的灵魂，锻炼自己的品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教师的言行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和品德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一个好的教师应具备优秀的品质、良好的操守、渊博的知识，循循善诱，甘于奉献不计得失，他才能在教学中以崇高的思想境界，纯洁的言行举止，言传身教，用一种无声无形的教育力量去感召学生，启迪学生，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这也是教师赢得尊敬的根本之基，社会之基。

军队院校教育中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全面提高军校教员队伍整体素质，锻造优秀的教师队伍，夯实教育发展的基石。作为军校教育工作者，更要紧密结合新时期下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转变观念，拓宽思路，不断创新，踏实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完成各项工作，努力提高教学水平，时时处处以良好的师德示范人，影响人、塑造人，赢得学员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戴。

三、尊师重教要重在行动，落在实处

尊师重教要落在实处。无论是国家还是军队院校教育，都应尊重教师，理解教师，关心教师，提高教师在学校管理中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激发他们作为主人翁的责任感，使他们成为学校的真正主人。同时，要把加强教师的政治思想、师德操守教育和提高教师待遇，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努力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育人环境，为办好院校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尊师重教要重在行动。首先要尊重教师的劳动。教师的辛勤付出体现在教书育人上，作为学生要尊重老师的劳动成果，具体体现就是要虚心学习，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以取得良好的成绩回报老师。其次要尊重教师的人格。作为学生应从心底里敬重老师，爱戴老师，而不是虚情假意。见到老师要礼貌问好；和老师谈话要恭敬有礼；有不同看法时不能顶撞老师，甚至不能私下谩骂老师，而应及时与老师探讨、沟通，虚心接受老师批评帮助。

尊师亘古有之，尊师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程颢、程颐兄弟俩是宋学大家。进士杨时年已四十，学问很好，却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先拜程颢为师，虚心求教。后程颢死，他又拜其弟程颐为师。一日，他和朋友游酢一起向程颐请教学问，却不巧遇上老师正闭目养神，这时候，外面开始下雪。为了不惊醒老师，他们二人静立门口，任雪花飘洒。等程颐睁开眼睛时，才赫然发现门外站着两个雪人。后人便用“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来赞扬那些求学师门，诚心专志，尊师重道的学子。

195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3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元帅身穿便服，准备接见北京市部分中小学教师代表。工作人员对他说：“彭总，您是国防部长，应穿军服才好。”彭总说：“今天是去见老师，学生见老师应穿便服。如今有些人受旧思想的影响，瞧不起中小学教师，我们应改变这种不良风气。”接见时频频向老师们问好。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5

关键词：初中语文；趣味教学法；教师；学生

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新课标要求“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努力形成教学个性”。然而，初中语文教学长期采用“课堂+课外练习”的魍辰萄模式，学生围绕着教师的指挥棒转，忽视了学生学习语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而学生的创新思维受到束缚，表现出厌学情绪。要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在课堂教学各个环节中增“趣”添“味”是一种很有实效的做法。

现代初中生，充满活力，涉猎面也广，思想活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对母语的感觉各有不同。

一、母语激趣法

新课标明确规定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情感”。而这一点往往被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忽略了。因为他们认为中学生已经属于“大孩子”了，不需要像教小学生一样，对他们进行热爱母语的情感渗透。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常常为学生在默写和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而头痛，而高考中的辨别错字题，往往是得分率很低的题。

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文字感悟能力的培养。每天都要利用早读、午读或课前的几分钟时间让学生进行文字接龙的活动，或进行“咬文嚼字”的纠错能力大比拼，或进行成语故事赛讲，进行几分钟的“美丽演说”。这些活动每天并不会花多少时间，但是，由于坚持不懈，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首先，它让学生对令他们头痛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种追根究底的激情，因此，最直接的效果便是错字率大幅度的降低，每次测验，笔者班学生在这种题目上总是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学生对我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从他们所了解的字词中，他们明显感觉到我们祖先造字的伟大和神奇，对我国的汉字产生一种崇拜感，这也就间接地帮助了他们对文言的理解。再次，学生的表达欲望与表达能力大大提高了，这是与我们的新课标精神完全一致的。

二、魅力激趣法

新课标提到：“教师要努力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继续学习，更新观念，丰富知识，提高自身素养”。教师的人格魅力与学识魅力，在教学中的作用往往被教师所忽视，而学生中普遍存在一种情况：喜欢哪位教师就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他（她）所教的那门课，所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这样说过：“我们做事要感到有乐趣，如果不是精神愉快，而是愁眉苦脸地在那儿教，愁眉苦脸地在那儿学，效果决不会好。”确实这样，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一手好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抹快乐的微笑、一种儒雅的风度都能够深深地吸引已经有自己审美观念的中学生，潜移默化中会使学生对教师产生一种崇拜感，既崇拜就会努力去学、去模仿，久而久之，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便产生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亲其师，信其道”的效应。只有时刻注重自己的品格修养才能使语文教师具有一种人格魅力，这是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的最直接的动力。

三、情景熏陶法

教师挖掘教材丰富内涵，弄清课文包容的科技、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诸多材料，围绕教育教学目的的要求，加以梳理设计，使之与课文内容水融，给学生及课堂教学营造一种情景，使学生在这种情景中得到教育受到熏陶。

四、设疑刺激法

即对课文内部“资源”进行挖掘整理，采用技术加工，以“新、巧、奇”的形式来刺激兴趣。如在教范仲淹，《岳阳楼记》时，可设计谜面为“丘”，猜课文一句（调头格，谜底：山岳潜形）在讲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时，可设置谜面：“蜜蜂”，打曲中句子（亥豕格，谜底：峰峦如聚）。这样使学生豁然开朗，妙趣横生，增强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知识性、刺激兴趣，培养了学生思维创新能力。

五、双关类比法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6

新课程 语文 趣味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005（2013）02-0150-02

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着， 新课标要求“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努力形成教学个性”。然而初中语文教学长期采用“课堂+课外练习”的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围绕着教师的指挥棒转，忽视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因而学生的创新思维受到束缚，表现出厌学的情绪。要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增“趣”添“味”是一种很有实效的做法。它能刺激学生积极去学，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参与实践的能力。

现代初中生，充满活力，涉猎面也广，思想活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对母语的感觉各有不同。因此，对初中生语文兴趣的激发是一重要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

1母语激趣法新课标明确规定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的情感”，而这一点往往被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忽略了。因为他们认为中学生已经属于“大孩子”了，不需要象教小学生一样，对他们进行热爱母语的情感渗透。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作为语文教师，我们常常为学生在默写和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而头痛，而高考中的辨别错字题，往往是得分率很低的题。

因此，在日常的教学中，笔者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文字感悟能力的培养。每天笔者都会利用早读、午读或课前的几分钟时间让学生进行文字接龙的活动，或进行“咬文嚼字”的纠错能力大比拼，或进行成语故事赛讲，进行几分钟的“美丽演说”。这些活动每天并不会花多少时间，但是，由于坚持不懈，效果是特别显著的。首先，它让学生对令他们头痛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种追根究底的激情，因此，最直接的效果便是错字率大幅度的降低，每次测验，笔者班学生在这种题目上总是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学生对我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从他们所了解的字词中，他们明显感觉到我们祖先造字的伟大和神奇，对我国的汉字产生一种崇拜感，这也就间接地帮助了他们对文言的理解。再次，学生的表达欲望与表达能力大大提高了，这是与我们的新课标精神完全一致的。因此，利用母语激趣，能够促使学生更深层次领悟祖国文字的精妙，从而更热爱祖国语言文字和灿烂文化，并更有兴趣去学习和运用它。

2魅力激趣法新课标中提到“教师要努力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继续学习，更新观念，丰富知识，提高自身素养”。教师的人格魅力与学识魅力，在教学中的作用往往被教师所忽视。而学生中普遍存在一种情况：喜欢哪位老师就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他（她）所教的那门课，所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这样说过：“我们做事要感到有乐趣，如果不是精神愉快，而是愁眉苦脸地在那儿教，愁眉苦脸地在那儿学，效果决不会好。”确实这样，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一手好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抹快乐的微笑、一种儒雅的风度都能够深深地吸引已经有自己审美观念的中学生，潜移默化中会使学生对老师产生一种崇拜感，既崇拜就会努力去学、去模仿，久而久之，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便产生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亲其师，信其道”的效应。只有时刻注重自己的品格修养才能使一个语文教师具有一种人格魅力，这是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的最直接的动力。

3情景熏陶法教师挖掘教材丰富内涵，弄清课文包容的科技、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诸多材料，围绕教育教学目的的要求，加以梳理设计，使之与课文内容水融，给学生及课堂教学营造一种情景。使学生在这种情景中得到教育受到熏陶。

4设疑刺激法即对课文内部“资源”进行挖掘整理，采用技术加工，以“新、巧、奇”的形式来刺激兴趣。如在教范仲淹，《岳阳楼记》时，可设计谜面为“丘”，猜课文一句（调头格，谜底：山岳潜形）在讲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时，可设置谜面：“蜜蜂”，打曲中句子（亥豕格，谜底：峰峦如聚）。这样使学生豁然开朗，妙趣横生，增强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知识性、刺激兴趣，培养了学生思维创新能力。

5双关类比法对课文的外部有关“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巧妙地引导学生联想或合理推理，创造性的开掘学生思维的空间，产生神韵无穷的兴趣，运用得好就会产生神奇的教学艺术张力，使课堂教学增强辐射力，开拓了学生丰富的想象空间。如教《孔乙己》时，教师用沉痛悲凉声情并茂的声调说：“孔乙己这个封建科举造就的畸形人，不仅灵魂受到了摧残，而且还摧残了他的身体，他是用自己的手走出了咸亨酒店，离开了社会舞台。”一边轻缓地檫去醒目的题目：孔乙己。这样不仅创造性地构成了学生视觉上的“空白”效应，而且重要的是艺术的启发学生对孔乙己悲惨命运的联想和补白。

6角色意境法通过演唱、对白、采访等方法，创设意境，模拟情景，使学生进入一定角色，身临其境，受到感染从而增加兴趣。如教《刘胡兰慷慨就义》，可分角色对白，通过对刘胡兰、阎军的对话，从中感染学生，加深刘胡兰“慷慨 就义”的体会，使学生的思想品德方面经受一次洗礼。再如教《白毛女》时，采用演唱的手段，使学生欣赏感受戏剧的艺术形象和表现方法。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7

拜访谁？自诩为“军事怪杰”的我当然要去拜访古代大军事家孙子喽。

我轻按电钮，眼前顿觉银光闪闪，机器瞬间就进入了时空隧道。不一会儿，眼前豁然开朗：阳光明媚，到处莺歌燕舞；绿树掩映，村边小溪潺潺；茅檐低小，竹篱笆环绕着几间小木屋。我快步走向前，正欲扣门，忽有一洪亮的声音从屋内传出：“足下莫非宫常？老夫未及远迎，还望见谅！”

门开处，见一老人鹤发银髯、精神矍烁，含笑着缓缓走出。我惊异之下脱口问道：“先生何以知在下姓名？”

“哈哈，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嘛 。”老人笑着说。

“您一定就是孙老先生了，晚生此厢有礼了。”我恭敬地说道。

“承蒙足下喜研征伐，偏爱军事，与老朽可谓千年交谊，今得一见，甚慰平生，还望多多赐教！”

一阵寒暄之后，老夫子将我让到屋内。不一会儿，有小童端上茶水。“乡野山村，缺少美味，请足下饮此薄茶。还望见谅！”孙子道。

我赶忙接过话：“老先生您太客气了，晚生此来，全因仰慕，只盼先生赐教！”

孙老夫子实在健谈，一席话后，更令我折服得五体投地。我毫无隐晦地把原本想好的问题和盘托出：“先生您神机妙算，上可算五千年，下可算五千年。请问，当年曹操何以用五千兵马，大胜袁绍十万精兵？”“袁绍不能识人重用，自傲轻敌，且军粮远离军营，犯兵家之大忌。是以自毁。”

“诸葛亮痛失街亭，孔明先生以‘正军法’为名杀了马谡，您以为如何？”“马谡实乃将帅之才，但自负清高，孔明既已知之，却坚持用之，是谓不明也。”

“可是，诸葛亮却能以一空城设计，吓跑司马懿百万大军啊！”“司马氏天生多疑，孔明正是利用其不足，巧施以‘空城’，换作他人，孔明危矣；当是时，孔明兵疲力乏，不得已而为之也，此乃孔明机智所在。”

说着说着，我便把话题引到了近现代：“您以为千年之后的锦州战事如何？”

“锦州乃东北门户，围住锦州，绝其外援，东北之敌如笼中之鸟，随时可擒之。此策甚高。”

“那么，台湾与大陆似乎形同陌路，欲一统中华，您以为该如何为好？”“台湾、大陆乃金瓯一体，且为骨肉同胞，不宜阋墙争斗，应以和议为上；若和议无功，则以海战为佳，可免更多生灵无辜而遭涂炭。”

……

弹指间，不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我只好起身告辞。只见孙老夫子手持一束竹简，说：“此乃老朽近期所著《孙子兵法之续编》，虽谓‘兵法’，亦适于当今诸多行业，间关人伦交涉。老夫千余年后尚可知遇足下，实乃幸甚，谨赠于你，聊慰知音。”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8

目前，小学阶段教师大多只注重培养学生对文章的感受和理解能力，而忽视了阅读教学的欣赏与评价能力，这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小学生只有学会欣赏，才能去思考领悟语言的内涵、文字的精髓，从而最终在不自觉中将课文的语言内化为自己的语言。

[关键词]

阅读教学；欣赏；评价；朗读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阅读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这种综合能力的培养，各学段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应把它们机械地割裂开来。”阅读教学中的感受，体现的是阅读的初读感知，阅读教学中的理解，是由直观感知向理性认知的自然过渡，而欣赏和评价，是建立在感受、理解之上的认知升华。小学生虽然语文基础较浅，思维经纬度也非常有限，但其思想认知也必然要经历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等过程。教师要重视阅读教学中的欣赏和评价，从朗读切入，从经典语言展开认知欣赏和评价，实现阅读欣赏评价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全面提升学生的阅读品质。

一、朗读切入，直观感知文本内涵

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阅读欣赏时，要根据学生不同学力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举措。以教材为载体，以朗读为突破口，这应该是小学阅读欣赏的重要选择。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生在对文本展开朗读时，需要先理顺文意，解决字词，大体了解文本内涵，掌握作者作品情感趋向。通过反复朗读训练，学生感知也会随之得到强化，由直观感知向理性感知过渡。学生对文本一旦形成较为深刻的理解，自然会对文本经典内容形成美感体验，阅读欣赏自然生成，阅读评价也会随之萌生。

在学习《金色的草地》时，教师先让学生自主阅读文本，然后让学生听范读音频，教师给出朗读指导：朗读需要掌握作者情感方向，要读出文本情感因素，找准朗读语气、语调和语速，特别是抑扬顿挫朗读技巧的把握，需要从文本细微之处做起。教师组织学生自由仿读，再进行小组内朗读展示。教师给出思考练习问题：①为什么说草地是金黄色的？②找出文本最经典描写，体味其内涵。③根据文本填空：早晨，花朵（ ），是（ ），草地是（ ）。中午，花朵（ ），是（ ），草地是（ ）。傍晚，花朵（ ），是（ ），草地是（ ）。学生继续朗读文本，找到文本相关内容，解决这些思考练习题。

教师引导学生朗读课文，并设计具体思考练习题目，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对文本形成理性认知。学生通过朗读文本，大多能够顺利解决这些问题。这些训练任务看似简单，但学生需要整理思维，对各种感知信息进行整合归类处理，这样，才能形成阅读认知。如找出课文经典描写，进行品味体验，这已经是标准的文本欣赏了。

二、体味经典，理性解读文萃精华

让学生对文本中经典语句进行欣赏，这是阅读教学常态方法运用。但很多教师只会从语言应用角度展开赏析，特别是修辞角度，是很多教师阅读欣赏的重要选择。语言表达的确是阅读欣赏重要切入点，但单纯进行语言赏析是远远不够的，学生思想感触联系不到位，其收获也会太过单一。只有从不同维度出发，对文本经典展开多元探索，才能获得丰厚的欣赏成效，形成重要的阅读能力。

例如，在学习《风筝》时，教师可让学生阅读文本，然后利用多媒体展示一组鲜花盛开的画面。教师让学生总结一下自己的感受。学生思考片刻，有的说：花朵美丽，让人赏心悦目；有的说：我看到了蜜蜂和蝴蝶，它们应该是花朵的好朋友；还有的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是因为生活美好了，我们的环境改善了。教师继续引导：看到鲜花，我们感触颇多，找找课文中最精彩的描写，说说你喜欢的原因。有学生找到第一段说：这一段描写非常精彩，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花朵写活了。教师对此给出肯定评价。

从学生感知来看，学生对文本经典内容有深刻体味，欣赏评价也是水到渠成，这说明教师引导学生感知经典方法对路，学生不用绞尽脑汁地冥思苦想，也可以顺利获得阅读感知体验，对文本展开的欣赏和评价可谓是顺手拈来。

三、多元评价，展示个性阅读观点

阅读评价是阅读认知的至高境界。小学生认知基础较差，很难对文本展开批评性评价，但学生情感呈现多元性，阅读评价也是重要至极，教师不可轻视，更不能忽视。学生对文本展开个性评价，正是对阅读认知的整理、归类、优化、应用，实现阅读思维的自然升级。教师不能因为学生阅读评价幼稚而剥夺其评价权利。相反，教师必须给予学生积极鼓励，让学生大胆发言，说出自己的感受，亮明自己的观点。教师针对学生认知进行对应引导、探讨、交流，可以有效提升学生认知维度，帮助学生阅读认知的健康成长。

例如，在学习《孔子拜师》时，教师设计了一个课堂演绎活动，让同桌学生合作，分别饰演孔子和老子，进行现场展示。教师指名让学生演绎，并让其他学生展开评价。第一对演绎结束，有学生评价：孔子拜师应该是诚心诚意的，不应该嬉皮笑脸；第二对演绎结束，有学生评价：孔子和老子都属于大学问家，其思想一定很深刻，我们要展示其形象，需要从语言、表情、动作等多个方面考虑。教师根据学生评价进行针对性引导：孔子和老子都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他们身上自然具备特有的气质，庄重、朴素、专注、平和、睿智等品质非常突出，需要大家细心体会。

教师让学生从学生演绎角度展开评价，表面上看是对学生演绎好坏进行评说，其实不然，这是学生对文本进行的欣赏和评价。学生从孔子、老子身份地位展开评价，正是对文本深层意义展开的欣赏。

四、拓展域度，提升师生阅读水平

在阅读教学中，要提升欣赏和评价水平，首先要求教师自身欣赏评价素质过硬。教师不仅要保证自身阅读欣赏和评价水平维持在一定高度，还要有科学有效的教学素质，要给学生以正面的积极影响，这样，才能引导学生学会欣赏和评价。其次是制定阅读教学策略。教师要对学情有明确认知，根据不同群体学生的不同需要制定教学设计，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获得阅读认知质的提升。再者是增加学生知识量。小学生阅读欣赏评价能力较低，与其知识占有量有重要关系，要想办法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加学生认知厚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阅读欣赏评价水准。

例如，在学习《五花山》时，学生阅读文本之后，教师板书题目：五花山。教师设问：为什么叫五花山呢？是不是山上有五种花色呢？找找相关的描写，综合一下。学生迅速进入文本阅读，很快就找到了相关答案：五花山的春天、夏天和秋天都很美，特别是秋天，颜色丰富，有的树林变成金黄色、杏黄色、火红色、紫红色、翠绿色，这就是五花山的来历。教师继续拓展：同学们想一想，你熟悉的山，和五花山相比有什么特别的景色呢？教室内顿时热闹起来，大家讨论充分，学习渐入佳境……

总之，教师让学生总结五花山名称的来历，然后展开认知横向联系，将阅读视野向周边延伸，学生思维顿时呈现发散状态。学生认知开始拓展迁移，这自然是阅读教学的重要追求。教师让学生进行横向比较，已经将学生思维充分激活，学习效果当然是值得期待的。

总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替代学生的阅读实践，这是新课改极力倡导的阅读教学意识。让学生在阅读中形成思想情感认知体系，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学习印象，还能够给学生带来情感熏陶和思想启迪，充分享受美文带来的美感，提升学生审美水平，培养学生阅读欣赏和评价能力。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9

关键词：民国；孔教会；尊孔；儒学；国教运动；康有为；袁世凯；张勋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128-10

辛亥革命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西方近代政治文明，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政治、三权分立等均在中国引入并开始尝试，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被废止，大学也废除了“经学科”，儒学失去了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独尊地位，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民初政治和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带来了人们对新社会秩序的怀疑和迷茫，也导致了空前未有的信仰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朝野上下的守旧势力在“尊孔”的旗帜下力图重建新的信仰和道德秩序。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组织孔教会，发起了国教运动；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强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民国初年出现的这股尊孔复古潮流，因与复辟帝制有着较为密切的内在关联，故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烈批判，孔子及儒学的独尊地位亦随之瓦解。

一、民初的信仰危机与道德危机

中国君主政体之所以能够存在二千多年，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血缘政治、宗法政治以及小农经济形态相吻合。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的废除，对于当时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知识的中国多数民众观念所产生的冲击是强烈而深远的。专制君主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后，新的政府首脑暂时难以获得民众思想意识上的认可，加上民国初年军阀擅权、武人专制，政府的权威并没有树立起来。正是在这种皇帝被、新权威尚未建立之际，国人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产生了怀疑感及危机感，多数民众既对新社会秩序感到迷惘不解，又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旧有社会秩序怀有眷恋之情，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

民初国人的信仰危机不仅在政治层面凸现，而且在社会道德价值层面也开始呈现。1912年初，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规定“小学废止读经”。后来，教育部重申“废止读经”规定，废除跪拜孔子之礼，禁止使用前清学部颁布的各种教科书，旧时“御批”各书和《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一概禁止讲授。随后，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废除“经学科”，把十三经分别列入文科的相关学科，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从此，儒学失去了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独尊地位，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不复为人们必读之经典，中国开始进入没有“经典”的新时代。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主张“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者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故其将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修改成为符合共和民国精神的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教育。内务、教育两部通告全国各省，文庙暂时照旧致祭，但不再下跪磕头，只进行三鞠躬，祭祀时所穿衣服也改用便服。在这些法令的影响下，有些省、市、县把子L庙改为学校，将庙产(主要是祭田)充作学校经费。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地的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把孔庙改为学校或习艺所，停止了祀孔典礼。1912年7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学校不应拜孔子案》，阐述了禁止学校拜孔之三条理由：“前清学堂管理通则有拜孔子仪式，施行以来，窒息殊多。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自有其道，今乃以宗教仪式崇奉于学校之中，名为尊孔,实不合理。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一。教育与宗教各有目的，不宜强合为一，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仪式行于学校，既悖尊孔之义，尤乖教育目的，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二。宪法公例，信教自由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学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弟子，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学，既悖宪法公例，尤与教育普及大生障碍，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三。有此三理由，故学校之中，宜将此项删去。”随后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拜孔仪式逐渐废止。

这些改革措施，被一些守旧者称为废弃孔教，禁十三经，毁孔庙。上海《时报》发表社论批评说：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部“所汲汲以为先务之急者，乃惟是学堂罢祀孔一事”，蔡元培之所为“不至举数千年来流传之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烧之不快”。在中国传统社会，孔庙遍布于省州府县各地，庙学一体的教育体制使得各地的孔庙据有大量的庙产。辛亥巨变后各地的孔庙无人管理，随后的社会动荡致使各地的孔庙遭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失。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孔教组织纷纷在其会章中规定：孔庙就是孔教组织的财产与活动场地。民国肇建，百废待兴，教育部也要求各地教育机构将各地的孔庙庙产补助当地的教育经费，教育部的措施随即招来孔教会的反对。由教育部令引发的各地孔教会人士对孔庙财产的争夺的记载，更是广见于《孔教会杂志》各期之中。

自西汉以来，孔子及儒家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而得到推崇，不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儒学虽非典型意义上的制度化宗教，但实际上充当了本由宗教来承担的社会教化功能，支撑着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辛亥革命之后从根本上废除孔子和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原则，而代之以西方民主共和思想，不仅关涉着中国政治教育的发展，而且触及到中国民众的社会信仰问题。以政府的权威强行要求人们信仰孔子和儒家学说固然与信教自由不相适应，而以政府的权威强行废除儒学独尊地位，并改变人们对孔子的尊奉，也很难说符合信教自由。因此，儒家经典尽管从政治教育领域退出了，但并不意味着孔子和儒学的精神权威就彻底丧失了。对孔子的尊奉与信仰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这种事实的形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倡导，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则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国人的孔子信仰。因此，关于孔子学说的存废问题便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只能有待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根本改观。辛亥革命虽然带来了急剧的政治变动，但社会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在短时期内

发生根本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骤然废止孔子及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虽然是社会进步的标识，但难免带来社会价值标准的紊乱，也确实导致了国人空前未有的信仰危机。因此，民初出现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混乱，除了地方势力破坏之外，主要是由于国人信仰体系的崩溃。对此，康有为哀叹道：“以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清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沈，故人人彷徨无所依，呼吁无所诉，魂魄迷惘，行走错乱，耳目不知所视听，手足不知所持行，若醉若狂，终之惟有冷死沈溺而已。若今之中国，其情实已然也。”康氏之言尽管有夸张的成分，但其所描述的民初国人精神信仰的危机感是真切的。

在新的信仰体系难以确立之际，社会民众要么归于复旧的信仰，要么处于无所适从的茫然状态。如何尽快地收拾世道人心，统一国人思想观念，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规范，整合社会伦理秩序，重树国人之信仰，便成为民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迫切问题。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共和原则下的新观念与新道德在新知识分子阶层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下层的民众来说，新道德与新观念毕竟影响甚小，民权自由之说尚不足以成为社会道德的主流，孔子及儒学对民众思想观念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深厚。故那些受孔子及儒家文明熏习的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欲存中国必先救人心、善风俗、拒邪行、放淫辞。而欲做到这些，则舍尊崇孔子及倡导孔教之外无从下手。这样，面对民初社会价值和信仰体系的危机，尊孔崇儒便成为很自然的选择，国教运动因此应运而起。

辛亥革命后孔子及儒学地位的根本动摇，对康有为等保皇派产生了巨大刺激。他严厉批评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采取的激进政策，斥之为“扰民害民”，导致了“礼崩乐坏”，并对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不满：“经传不立于学官，庙祀不奉于有司，向来民间崇祀孔子，自学政吴培过尊孔子，停禁民间之祀，于是自郡县文庙外，民间无祀孔者。夫民既不敢奉，而国又废之，于是经传道息，俎豆礼废，拜跪不行，衿缨并绝，则孔子之大道，一旦扫地耗矣，哀哉!”1912年7月30日，其《致仲远书》云：“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惟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呜呼痛哉!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他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法令是废除孔教之举。他说：“今天坛不祀，殆将经年，其他百神，殆将废祀，甚至孔子文庙，亦废丁祭，遂至举国礼坏乐崩，人心变乱……并五千年中国之礼教而去之，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有知，应无不悼心而泣血也。”

如何拯救礼俗教化?康有为提出了创立孔教会的主张。他指出：“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吾欲复立孔教会以振之。”为什么要立孔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特征，“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孔教是宗教，可定孔教为中国国教。康有为指出，欧美发达之国均信奉基督教，法国革命与日本维新皆保存“国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与生番野人等乎?”他力图将孔教宗教化，以使孔教符合宗教定义。他说：“孔子尊天事帝，无二尔心，明命鬼神、为黔首则，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而知鬼神之情状，孔道何所不有?孔子弟子传道四方，改制立法，实为中国之教主。”既然孔子创设了圣教，则宜遍立孔教会，广为传布，以治人心，定风俗。第二，孔子之道亘万世而常新，适合于共和时代。他指出，“或者谓儒家经传，多重伦纲，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诸经旧义，窒碍难行，其道既不适于今时，其教即难施于世宙”，是“未知孔子之大者”。他强调孔子大同之道适合于共和之世：“孔子之为道，博大如天，兼备四时，故《礼运》备孔子大同之道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若至太平大同之义，则稍微其文，以待后圣发挥其义。”“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吾国人正可欢喜恭敬，讲明而光大之。”孔子太平大同之义，只需经重新诠释，自能发现近代人道、博爱、平等、自由之说，因而适合现代社会。第三，尊孔与帝制无必然联系。康有为赞赏欧美各国“妙用政教之分离”，政治与宗教两不相碍，两不相失。孔教可相对独立于政治，提倡孔教与帝制复辟也无必然联系。

如何组织孔教会以倡行国教?康有为提出：“今以人必饮食男女，则已为儒而非释。人必尊祖敬宗，则已为孔而非耶。以此语人，计必易人。趁方今旧学士夫诸生遍于全国，及今令人人人会，计必景从。议入会者，五分男女老幼，一律注册……每乡必一会，举讲生讲焉。以来复论孔子而说经,借地为之，不必迁设席。……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康有为开孔教会的目的：“及遍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此又所谓远之而近之也。吾欲决开是会，欲付托于弟，而宪子、君勉皆强力者，相与成之，必能尽收全国，可断之也。”可见，康氏成立孔教会也是抱有一定政治目的的。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君主制之后，提出了“虚君共和”设想，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依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后裔是最合适的选择：“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夫立宪君主，既专为弹压不争乱而立，非与之事权，待其治世也，诚合乎奉土木偶为神之义，则莫若公立孔氏之衍圣公矣。孔氏为汉族之国粹荣华，尤汉族所宜尊奉矣，舍孔氏亦无他人矣，主民族革命者，应亦同心而无词矣。”康有为认为，将孔教定为国教，与宪法中的信仰自由根本不相冲突，这既有外国法律的先例，又是由儒家的宽容性所决定。其云：“若中国以儒为国教，二千年矣，听佛道回，并行其中，实行信教自由久矣，然则尊孔子教，与信教自由何碍焉。然则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自乡达县，上之于国，各设讲师，男女同祀，而以复日听讲焉，讲师皆由公举。其县会为教谕，由乡众讲师公推焉；其府设宗师，由县教谕公推焉；省设大宗师，由府宗师公推焉；国设教务院总长，由大宗师公推焉。”康有为及孔教会积极提倡读经,认为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设立“读经”课程是必要的。康有为对教育部废止读经和将学田充公作为小学经费这两项对于儒家生存极为不利的新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致教育部函云：“闻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丁祭……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

田充公，以充小学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

民初的尊孔活动，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虽然君主专制政体了，但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些本来就对辛亥革命抵制和仇视的前清遗老，企图利用孔子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狂热地鼓吹尊孔复古；而多数民众则是在新旧鼎革之际，仍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认同传统儒学，并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习俗。道德伦理和精神信仰上出现的严重危机，是民国初年尊孔的重要思想基础。对此，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作了深刻揭示。其云：“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历代本其训诂、词章、性理、制艺之说以诠孔学，名为尊孔，而实则乖。兹拟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就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为辅。一面厘定教育要目，自初等小学以迄中学，其间教材之分配，条目之编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获以善诱之法，树厥初基，按之全国人心，亦克衷至圣之言，范其趋步，崇经学孔，两利俱存。庶几救经学设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

1913年《孔教会杂志》第一卷五号在发表康有为严厉抨击教育部将孔庙学田充作小学教育经费一文中，附有陈焕章的一段话：“教育部既废孔教，于是全国文庙多被破坏，以孔子为二千四百余年之教主，乃既被摈斥于学校，复不得自保其庙堂，谁不尊亲，睹孔教之废坏，至于此极，殆无不痛恨教育部之为祸首也。近因收没文庙学田之事，尤犯天下之公愤。”同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复学校祀孔”命令，接着教育部又将“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在该校行礼，以维世道，以正人心,以固邦本，而立民极”。康有为表示赞同并发表演说：“孔教之精华在经，故小学读经，尤为当务之急。往昔士大夫劳精疲神。致其力于八股之中，吾人辄厌弃之，乃倡议兴学堂，废科举，及今思之，已十九年矣。回国之后，考查所得中学，已日就茶敝，西学则仍多故步，数年之后，读书者日益少，离经叛道者日益多。欲祛其弊，惟有昌明经训，使之敦品励行，以维持于不敝而已。”

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论，强调尊重儒家文化传统，并试图以西方近代精神对儒学作出转换性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不仅康有为及孔教会发动国教运动旨在挽救民初道德信仰危机，而且掌握国家政权的袁世凯也看到了民初社会秩序及信仰危机的存在，并以此为借口尊孔复古，借恢复孔教而达到社会秩序稳定之目的。1914年9月25日,哀世凯在《祭孔告令》称：“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尽管康有为倡导的定孔教为国教运动与袁世凯尊孔复古的政治动机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均认为孔子学说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持续稳定的根本条件，其思想原则不仅合乎帝制时代，而且与民主共和的原则并无根本滞碍。两方势力在“尊孔”问题上达到某种程度的认同，使民初康有为等人的国教运动与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活动纠缠在一起，增加了孔教问题之复杂性。

二、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

康有为的幕后策划和直接授意，促使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1912年1o月7日，陈焕章、麦孟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推康有为为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并创办《孔教会杂志》，其宗旨是拜圣读经，昌明孔教。陈焕章在《孔教会杂志》第l卷第1号《孔教会序》中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谋诸嘉兴沈乙盒先生(曾植)、归安朱先生(祖谋)、番禺梁节先生(鼎芬)，相与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兰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孔教会把儒学当成真正的宗教，尊孔子为教主。对于创立孔教会之宗旨，陈焕章也作了明确阐述：“有人道之教，有神道之教，道虽不同，而皆名之为教，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故乐记曰，明则有礼乐，出则有鬼神，是孔教之为宗教，毫无疑义。特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乃偏重人道耳。”其复云：“今乃谓人道之教非教，是何异谓冬之裘不是衣，夕之飧不是食也，有是理乎?必谓如西人之神道教者方可为教，则是食饭者不得谓之食，必食面包而后可也。用丝者不得谓之衣，必用洋呢而后可也。若必谓非迷信不得为宗教，则何不曰茹毛饮血不得为食，非衣其羽皮不得为衣乎?亦太不识宗教进化之理矣。夫神话时代，则野蛮世界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若人文时代，则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于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可见，陈焕章所阐释的孔教，是以儒学为学理基础的，走的是儒学宗教化之路向。

孔教会成立后，立即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孔教会开办简章》初步确定了孔教会的宗旨、组织等事宜。《孔教会章程》将会务分为“讲习”和“推行”两部，前者以研习孔教经典为主要任务，后者负责传教、养正、执礼、济众等职责，并规定了相关的祭祀、庆典礼仪及颂圣读经制度。12月12日，孔教会发起人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等人发出《孔教会公呈》，分寄大总统、教育部、内务部，争取立案，取得组织的合法地位。1912年12月23日，教育部批准孔教会立案并嘉奖：“呈及简章均悉，当兹国体初更，异说纷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所请立案之处，自应照准。”次年1月7日，内务部批文准予立案：“该发起人等，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义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发起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并尽纳其事于讲习、推行两部，务去浮文，力求实际，具见保存国粹之苦心，所订开办章程尚属切实妥洽，自应查照约法，准予立案，并仰将详细章程续呈本部核定可也。”2月，孔教会的机关刊物、陈焕章任主编的《孔教会杂志》在上海正式出版。

1913年3月22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自任主编。他先后发表《中华救国论》、《中华学会报题词》、《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等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尊孔保教主张，建议国会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在全国各地孔庙举行宗教仪式。

其云：“昔之专制君主，以其无德无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国民，以神明圣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犹愈乎?姑宜复崇天坛，改祈年殿或太和殿为明堂，于冬至祭天坛，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义之至也，礼之崇也，无易之者也。……其在天坛明堂，则总统率百官行礼；其在地方乡邑，则各立庙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学宫因文庙之旧，加上帝于中，而以孔子配可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孔教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宣扬“孔教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孔子受命立教论”，探讨“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形成了尊孔祟儒浪潮。到1914年初，孔教会在上海、北京、天津、济南、西安、成都、兰州及纽约、东京等地建立了130多个分会。除了孔教会外，此时在全国各地还相继成立了孔道会、孔社、孔道维持会、宗圣会、庚子读经会、孔教尊经会、尊孔文社等名目繁多的尊孔组织，以讲明圣学、尊崇孔子为号召，提倡尊孔读经，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1913年夏，孔教会派陈焕章北上，一方面在北京组织成立孔教会，另一方面联合各种尊孔势力对国会施加压力，力求在即将起草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孔教为国教。8月，陈焕章、严复、夏曾佑等孔教会代表人士向北京政府呈送《孔教会请愿书》。请愿书指出，孔教作为国教自汉代已经确定，已经施行二千多年：“周秦之际，儒学大行，至汉武罢黜百家，孔教遂成一统。自时厥后，庙祀遍于全国，教职定为专司，经传立于学官，敬礼隆于群校。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对于在民主共和时代为何立孔教力国教，孔教会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一是定孔教为国教乃尊重“民意”之必然，二是定孔教为国教与信仰自由可以并行不悖，并不违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信教自由”之规定。其云：“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今日著于宪法，不过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信教自由者，消极政策也；特立国教者，积极政策也。二者并行不悖，相资为用。”故其提出“适当新定宪法之时，则不得不明著条文，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强烈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

康有为等定孔教为国教之论,试图以近代精神对儒学作出转换性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故《孔教会请愿书》公开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孔教会东京支会向袁世凯提交请呈云：“盖孔教者，一国精神之所寄，而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亡则国亡。……孔教为我国之国教，考之二千余年之历史,证之各国伟人之品评，无有异议者。今欲救国危，宜先保孔教；欲保孔教，非定为国教不可。”因而提出建议：“窃愿于正式宪法尚未颁布以前，饬令国务院谘请宪法起草员定孔教为国教，垂诸宪法，昭示来兹，以正人心而定邦本。”美国传教士、尚贤堂主持人李佳白在《孔教会杂志》第l卷第8号发表《读书后》，积极为孔教会的请愿活动辩护。他称赞孔教会的请愿活动于国有益：“若不明定准,则势必渐趋于无教之状况。而中国无形之维系于出垂绝，大非民国前途之福。今观该会呈文所要求者，大致分为两途：一为明定孔教会为国教，一为许信教自由。可谓斟酌时宜，折衷至当。盖孔教崇道德，尚伦理，尊为国教则民德无堕落之虞。此利于国者一也。孔教多言政治，包含各种重要之学科，尊为国教尤足以植政学之基础。此利于国者二也。”呼吁民国政府能够体察民情，批准孔教会的请愿。

孔教会在提交请愿书的同时，于8月下旬在曲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祭孔大会是民国初年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尊孔活动。据载：“尊亲孔圣，举国同情，赴会者竟异常踊跃”，“与祭者二千余人”，除了孔教会的各省代表外，全国各界也派人参加。与会记者也不能不感叹：“自开会至闭会，如期七日，均秩序整然，庄敬而和乐，实难得之事也!”

这场轰轰烈烈的祭孔盛典，既有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的支持，又有袁世凯复辟集团的襄助，他们在尊孔的旗帜下尝试着重建新社会的道德秩序。张尔田在《孔教会杂志》第1卷5号上发表《与人论昌明孔教以强固道德书》，认为孔教可以改善人们的道德：“立国之本，基乎法律与道德。法律所不能治，道德能治之。故道德之领域，较法律为尤广。其巩固国础也，较法律为尤要。”“而欲强固其信仰与敬畏，舍我孔教诚莫属矣。”他还在第8号上发表《论孔教与东南兵祸之关系及一年来对于孔教诋毁者之心理》，把国家的安定与否与孔教联系起来，认为“国教定，吾人身家性命财产始有安定之一日，国教不定则争杀劫夺，大盗横行,小则乱于野，大则乱于朝。吾人之身家性命财产，将永远为彼毁教者殉葬品矣”。他赞同定孔教为国教。同时，立宪派朱瑞、旧官僚赵炳麟分别提出的《上参众两院请尊孔为国教文》、《致宪法起草委员会请定孔教为国教书》等，力争在宪法中写上“中华民国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本”。日本人贺长雄也在《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7号撰文《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阐述宪法与孔教并不矛盾，宪法应当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国家既于宪法保证信教之自由，而复公认一宗以为国教，而特别保证之，利用之，此与立体，未尝相戾。”

副总统黎元洪及山东都督靳云鹏、浙江都督朱瑞、河南都督张镇芳、安徽都督倪嗣冲等十余省的都督或民政长官先后通电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之议写入宪法。一时间，立孔教为国教的请愿活动形成高潮。黎元洪称：“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速定国教，藉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说斯息。惟是历闰既更，丁朔亦改，常祭大祀，宜有准期，并应明订章程，厘定礼节，转请政府迅饬颁行，岂徒为崇拜至圣之虚文，仰以标范围人心之正鹄。”福建民政厅长刘次源请尊孔教为国教电，积极响应黎元洪之提议：“值此大命将倾之际，求一起死回生之术，非扶翼孔教、培植人才，绝无余幸。副总统所陈，洞中膏肓，实深佩服。”山西都督阎锡山上书袁世凯，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窃谓仰体天道，俯察民情，惟有以孔教为国教一条。即日提交议院，一俟两院议决，编人宪典，使……望治之苍生，咸知趋向之所在，风声所树，寰海咸钦，坚华侨内向之心，遏伏莽反侧之念，礼乐复而教化行，国本安而固，远功近效，缕指莫殚，惟我大总统之速决之也。”教育总长汤化龙亦赞同道：“比年以来，我国教育界所最滋物议者，靡不曰道德堕落，少年徒逞意气，无以为之准绳。忧时之士，思而不得其故，爰倡二说以图补救：(一)中小学校课读全经。俾圣贤之微言大义浸渍渐深，少成若性。此厚根

柢之说也。(二)以孔子为国教，一切均以宗教仪式行之，俾国民居于教徒之列，守孔子之言行如守教诫，此崇信仰之说也。”

但孔教会的孔教主张和请愿活动也受到了章太炎、蓝公武、马相伯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抨击。许世英发表《反孔教为国教呈》、艾知命发表《上国务院暨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等文，针对孔教派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定孔教为国教于宪法的提议，认为孔教不是宗教，把孔教规定于宪法中是违背信教自由、破坏五族共和。议员何雯、伍朝枢等人也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阐述了孔教不应定为国教的四条理由：中国非宗教国；孔子非宗教家；信教自由宪法之通例，如定孔教为国教，与宪法抵触；五族共和，孔教之外仍有喇嘛教、回教等种种，如定孑教为国教，易启蒙藏二心。章太炎撰写《驳建立孔教议》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孔教非教”观点，严厉驳斥康有为的国教理论，论证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定儒教为国教之说。其云：“舜敷五教，周布十有教，皆掌之司徒，其事不在庠序，不与讲通，是乃有司教令，亦杂与今世教育同类，非宗教之科。《易》称圣人以神道设教，斯即盥而不荐之说也。孔子不知，号曰设教，其实不教也。”在他看来，孔子为“百世之英，人伦之杰，与尧、舜、文、武相伯仲，未尝侪之圜丘清庙之伦也”。他强调：“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则不传，学术不起，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列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把孔子视为中国文明创造和传承人，这是孔子应当受到尊敬之处，而不宜以“教主”冠之。既然孔子本非教主，中国历史上也并无孔教，那么所谓孔教的废兴便是子虚乌有。

蓝公武撰写的《辟近日复古之谬》，从历史进化观念来论证孔教就是礼教，把矛头直指“体制儒教”，认为礼教“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违背”，并提出了五条理由：(1)礼教与近世国家之有机组织不相容；(2)礼教与近世之经济组织不相容；(3)礼教与近世之法治不相容；(4)礼教与近世教育制度不相容；(5)礼教与近世人格观念不相容。由此，他提出了如何对待孔孟和礼教的看法：“持以为改革之道者，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礼教而在科学；不欲以孔孟之言行为表率，而欲奉世界之伟人为导师。”这些观点超越了孔教是教非教和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争执，直接将矛头指向孔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之先声。此外，蔡元培发表《在信教自由会上演说》、常乃德发表《我之孔教观》等文，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9月23日，赵炳提议孔教案当属宪法大纲外经表决应列入之议题。随后，国会围绕着孔教是否宗教及拜神自由是否与国教抵触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此时国会立孔教为国教的争论，体现的是对于儒家的矛盾态度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宪法中将孔教定为国教，可视为在现代宪法的框架下将儒家制度化的有效方式，但与古代中国将儒家定于独尊方式不同，定孔教为国教必须妥善处理好宪法中“信仰自由”原则和独尊“孔教为国教”之间的矛盾。这是倡立国教与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者争论的焦点问题。

10月28日，在孔教案三读会上，汪荣宝率先提议在第3章第19条后加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蓝公武、陈铭鉴等人分别提出在第19条后增加“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抵触共和国体者为大本”等。最后，黄云鹏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修正案，经表决通过。lO月31日，国会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的第19条第2项中确定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条文。《天坛宪法草案》这种提法显然是双方争论和妥协的结果，因为孔子之道并非宗教教义，其伦理道德学说首在修身，“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暗含了否定孔教为宗教而只以孔教为人生修养之根本。这种提法尽管离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因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取消议员资格，致使国会开会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1月4日被迫解散，孔教定为国教案亦随之被搁置。

袁世凯称帝之前，孔教会安徽支会会长马其昶致函袁世凯，指责其“名不正则言不顺”，再由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潘若海及蔡锷等人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阵营，致使袁世凯下令内务部逮捕了孔教会的两名干事，并勒令孔教会曲阜总会改名。康有为被迫从上海赴杭州“自游西湖”以避风，而身在北京的陈焕章亦“韬光养晦”，闭门撰写《孔教经世法》。此时的孔教会除了全国孔教大会继续如期举行外，几乎各地的支分会都处于低迷状态。

1916年6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病死。国会恢复后重开宪法会议，讨论孔教问题，孔教会再次展开了国教请愿活动。9月20日，康有为致电政府，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人大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污莱，勿得以他职事假赁侵占。且令议员有司，永不提议”。陈焕章等人也上书国会请定国教，并在社会上掀起了定孔教为国教、以孔教人宪法的请愿活动，遂使孔教问题成为宪法会议的重要议题。陈焕章在《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中强调孔教的存亡与国家存亡的关系，将孔教视为保存“国性”的重要指针：“中国若果不亡，则孔教必为国教；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故吾民之请定国教也，非独尽忠于孔教也，其尽忠于中国尤挚。”

此时国会中对“孔教定国教”的争论更加激烈，分歧也更大。而且国会关于孔教之争论，已非是否立孔教为国教的问题，而是《天坛宪草》中第19条第2项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是否合适的问题，即是否取消该项条文的问题。张鲁泉、何雯等人建议从宪法草案中删除此项条文，理由是：孔子学说主要是作为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适应于专制政体，与共和国体不相符合；宪法别强调孔子之道的地位，与信教自由的宗旨不符合，有压制其他宗教之嫌；国民教育问题属于行政范围，不应由宪法来规定；修身大本属于道德领域，与宪法的性质相违背，而且国民教育是强迫教育，如果将孔子之道列入宪法，那么别的宗教信徒的信仰就会被视为非法。故其提议“废弃原案，以免锢蔽国民思想，阻塞文化进步，且避耶、佛各教教理之嫌，保持信教自由之真谛”。而汤松年等人则针锋相对，主张维持原草案之规定，其理由是：孔子之道是教育问题，而非宗教问题，因而与信教自由无关，更不会引起宗教争端；全国人民依然信仰孔子，而孔子之道是培养社会道德的基础；在别国的宪法中已经有类似的做法可资效法。

1916年12月28日，宪法审议会审议国教专章，王敬芳、程大璋等人提议宪法中加入国教专章。而吕复、何雯等反对者则认为，宪法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定孔教为国教违背自由原则，易生宗教事端；孔教与现实的共和政体不合，只能择其道德部分作为国民教育修身教科，而不能将其定为国教。这样，赞同与反对者在宪法审议会上展开激烈辩论，双方均未达到2／3的多数票，难以形成决议。尽管可以将尊孔派与反对

派在宪法审议会上的争论视为捍卫宪法的根本精神与维护传统势力的较量，但从双方争论的实质上看，“双方分歧的根本之所在，不是在于对宪法性质的理解和自由、平等、民主、共和之义的接受不同，而是在于对孔教、孔子之道的性质的理解出现了差异”。

国会持续而无果的争论，显然不利于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为了向国会施加压力，1917年3月，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组织请愿团解决国教问题。5月14日，刘恩格等人提出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附议者30多人，属多数而获得通过。这样，国会不但没有接受康有为的建议，而且连原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也被“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所取代。康有为及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运动再次受挫。

1917年6月8日，倡导尊孔并在国教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的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人拥戴废帝溥仪复辟。“衍圣公”孔令贻致电贺道：“日月重光，毅然殊猷，普天同庆。”康有为、沈曾植、任弼德等孔教会核心成员参与了帝制复辟，并宣布立孔教为国教，恢复孔教的至尊地位。但张勋复辟仅仅12天便宣告失败，康有为受到牵连被通缉，并于次年辞去孔教会会长一职，孔教运动因之遭受沉重打击而趋于消沉。

康有为及孔教会发动的两次国教运动，试图在民初社会政治大变动之际，通过对儒学进行宗教化阐释，使之成为挽救当时思想混乱、精神迷惘、信仰缺失的精神力量，以维系中华儒家文明之不坠。而其采取的途径，是谋求在新的法律体制内为儒家寻求制度性保护，希望通过立法途径将孔教定为国教。但这种国教活动最后还是失败了。究其失败原因，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过分扩大儒学原有的宗教性，特别是不恰当地推崇孔子为教主，宣扬孔教，促使儒学宗教化，有悖于儒学的历史发展路向和人文教化、实用理性的本质，从而使儒学革新变成了尊孔复古，难以吸引国人倾心相从；二是采取了借政治力量来推行宗教的思路，把孔教兴盛之希望寄托于政府，企图依靠国家政治力量将其确定为国教，进而重现汉儒独尊的思想统一格局，从而使国人很容易将国教活动与帝制复辟相联系。政治上的帝制失败，必然牵连国教活动的挫折和孔教的衰亡。对此，萧公权分析道：“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以及十二年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同时，他首倡儒教运动无意间使儒术复与王政结合，而有碍于此一运动，因此在主张共和者的眼里，儒学的信誉全失。我们可以理解到，何以儒学被斥为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的障碍。”

三、袁世凯的尊孔复辟

在康有为及孔教会发起国教运动的同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也竖起了“尊孔”旗帜。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提倡祀天、尊孔、读经，借以维持民初道德秩序和社会风化。1912年9月，袁世凯的《尊崇伦常文》宣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儒教“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命令全国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1913年3月19日，依照袁世凯的指令，国务院训令各省民政长，“将天坛改为礼拜堂配祀孔子”。6月22日，袁世凯《尊崇孔圣令》，强调：“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其云：“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既安，放之四海而准者。本大总统证以数千年之历史，中外学者之论说，盖灼然有以知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也。……值此波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因此命令：“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1913年9月17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通电各省，宣布定孔子的诞辰日(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并举行祀孔典礼。11月26日，袁世凯的《尊孔典礼令》称：“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气，咸蒙覆帱，圣学精美，莫与比伦。溯二千余年，历史相沿，率循孔道，奉为至圣。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并且规定：“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惟尊圣典礼綦重，应由主管部详稽故事，博考成书，广征意见，分别厘定，呈候布行。”

1914年1月，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祭天祀孔案，立即获得通过。政治会议议决：“崇祀孔子，乃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该长官主祭。”2月7日，袁世凯《规复祭孔令》，通令各省崇祀孔子。其中规定：“崇祭孔子，乃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祭，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长官主祭，如有不得已之事故，得于临时遣员恭代。其他开学首日，孔子生日，仍听各从习惯，自由致祭，不必特为规定。”

2月20日，北京政府《崇圣典例令》，详细规定了曲阜孔庙的组织和制度，并重新颁发“衍圣公印”。其中第一条规定：“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第四条规定：“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3月，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梁士诒至北京孔庙代行祀孔礼。礼毕，梁演讲《论语》中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章。

9月25曰，袁世凯《祭孔告令》指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故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规定每年旧历9月28日中央与各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本大总统谨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各地方孔庙由各该长官主祭，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群相兴感，潜移默化，治进大同。”9月28日，北京政府依照政治会议的决定，在北京孔庙举行了秋季祀孔典礼。袁世凯率各部总长并文武官吏，穿着新式祭服参加，并亲自主祭。鲁迅在日记中曾记载当时祭孑L情景云：“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

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袁世凯的“尊孔”之举，影响到教育部对儒学及孔教的政策。1914年6月，教育部指令，要求京城内外各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1915年1月2日，袁世凯在回复教育部《拟定提倡忠孝节义施行方法呈》中强调：“惟初等小学应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俾资诵习，用端趋响。”2月，袁世凯颁布《教育纲要》，规定小学校初等小学讲读《孟子》，高等小学讲读《论语》，中学校节读《礼记》和《左氏春秋》，并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10月，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致电赞成袁世凯称帝。孔令贻还领衔以孔、颜、曾、孟四姓“奉祀官”名义电称：“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君主立宪，已征大同于民意，惟我大总统……亟宜早正帝位，统驭群伦。”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元洪宪，国号“”。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撤消帝制。教育总长范源濂随后表示，要确实执行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撤消了袁氏政府颁布的《教育纲要》和《特定教育纲要》，再度废除小学读经。

袁世凯对尊孔的积极倡导，无疑推动了民初的孔教运动，但袁世凯提倡尊孔与孔教会推崇孔子及孔教，其立意有所不同。1913年6月25日，上海《中华民报》发表社论，批评袁世凯尊孔祀孔令是“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指责其计虽至巧，然明眼人多能辨之。“由各方面观之，袁世凯近日之乱命，仍是愚民与防民之故智耳。”因此，袁氏推祟孔子，有着利用孔教来维护和加强其专制统治之意。

孔子在西汉以后享有尊崇的地位，儒学成为历代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及儒学所代表的中国固有道德文明是维持社会风化和伦理秩序的精神力量。政府的尊孔崇儒有利于民初社会秩序的重建，袁氏推崇孔子，显然有着利用孔子重建社会秩序的意图。袁世凯在1913年4月庆祝北京“孔社”成立祝词中明确指出：“中国之尊孔，有数千年历史之关系，四万万人心理所同，况共和政治为人民全体己成，思想发达，言语自由，尤非专制时代学说，定于一尊可比。”他认为，孔子之学博大精深，与世推移，“以正君臣为小康，以天下为公大同”，包含有与共和之世相适应的大同、共和、选贤与能之义，值得推崇。他在《尊崇孔圣令》中指出：“近者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乎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所以，袁氏申明自称尊孔祀孔、发明孔道之目的在于：“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这就是说，要通过尊孔崇儒来“欲遏横流”、“以正人心”，达到重建社会秩序和维持社会风化之目的。

与孔教会将孔子视为“教主”不同，袁世凯尊崇之孔子，是视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圣人”，而不是将孔子当作宗教家加以崇奉。同时，袁氏也不赞同将孔学及儒学等同于“孔教”，故其的尊孔告令中多用“孔子之道”而少用“孔教”一词，也反对孔教会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主张。1914年6月，《教育部为订定崇经尊孔教育方针致大总统呈》中明确提出：“微论孔圣，未可附会宗教之说，以相比伦。而按之国情及泰西宗教之历史，均难移植，致失孔道之真，而启教争之渐。”随后的《亲临祀孔典礼令》中，袁世凯再次强调：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而“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而黉舍鞠为荆榛，鼓钟委于草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藩篱而维持不类。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有心知血气之伦，胥在范围曲成之内，故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地将袁氏尊孔崇儒之理由作了系统阐述。有人研究后指出：“其提倡尊孔，是要提倡儒家之道德，不是变更政体，不是要化儒学为宗教；是要使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是要通过儒家道德之熏陶教化，使群相兴感，潜移默化，进而实现治进大同，而不是要立孔教为国教。”因此，袁世凯尊孔是欲以孔子之道维持社会秩序，与孔教会之尊孔及国教运动有着很大差异。

孔子拜师教学设计篇10

1.魅力激趣法新课标中提到“教师要努力适应课程改革的需要，继续学习，更新观念，丰富知识，提高自身素养”。教师的人格魅力与学识魅力，在教学中的作用往往被教师所忽视。而学生中普遍存在一种情况：喜欢哪位老师就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他（她）所教的那门课，所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这样说过：“我们做事要感到有乐趣，如果不是精神愉快，而是愁眉苦脸地在那儿教，愁眉苦脸地在那儿学，效果决不会好。”确实这样，一个好的语文教师，一手好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抹快乐的微笑、一种儒雅的风度都能够深深地吸引已经有自己审美观念的中学生，潜移默化中会使学生对老师产生一种崇拜感，既崇拜就会努力去学、去模仿，久而久之，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便产生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亲其师，信其道”的效应。只有时刻注重自己的品格修养才能使一个语文教师具有一种人格魅力，这是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的最直接的动力。

2.情景熏陶法教师挖掘教材丰富内涵，弄清课文包容的科技、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的诸多材料，围绕教育教学目的的要求，加以梳理设计，使之与课文内容水融，给学生及课堂教学营造一种情景。使学生在这种情景中得到教育受到熏陶。

3.设疑刺激法即对课文内部“资源”进行挖掘整理，采用技术加工，以“新、巧、奇”的形式来刺激兴趣。如在教范仲淹，《岳阳楼记》时，可设计谜面为“丘”，猜课文一句（调头格，谜底：山岳潜形）在讲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时，可设置谜面：“蜜蜂”，打曲中句子（亥豕格，谜底：峰峦如聚）。这样使学生豁然开朗，妙趣横生，增强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知识性、刺激兴趣，培养了学生思维创新能力。

4.双关类比法对课文的外部有关“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巧妙地引导学生联想或合理推理，创造性的开掘学生思维的空间，产生神韵无穷的兴趣，运用得好就会产生神奇的教学艺术张力，使课堂教学增强辐射力，开拓了学生丰富的想象空间。如教《孔乙己》时，教师用沉痛悲凉声情并茂的声调说：“孔乙己这个封建科举造就的畸形人，不仅灵魂受到了摧残，而且还摧残了他的身体，他是用自己的手走出了咸亨酒店，离开了社会舞台。”一边轻缓地檫去醒目的题目：孔乙己。这样不仅创造性地构成了学生视觉上的“空白”效应，而且重要的是艺术的启发学生对孔乙己悲惨命运的联想和补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