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证明十篇

亲子关系证明篇1

1、通过公安户政部门证明，找派出所开证明，一般来说公安户政部门存有户口信息，如果之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存有亲子关系的信息，就可以证明了。

2、找户口所在的居委会开证明。居委会计生等部门，一般都存有居民怀孕生产的信息，通过这些查证也可以起到证明作用。

3、找到出生时医院开具的出生医学证明书。出生医学证明书是法定出具的证明亲子关系的权威证明。

4、如果上述方法都不行，那就只能去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检测进行亲子关系鉴定。医院会对双方的DNA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出具报告以此证明亲子关系。这个检测的费用是比较贵的，一般要大几千块！

（来源：文章屋网 ）

亲子关系证明篇2

【关键词】亲子诉讼；亲子鉴定

一、亲子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及其审查判断

亲子鉴定结论在亲子关系诉讼中是关键性的证据，在审查亲子鉴定结论的效力时，应遵循严格审查的原则，其审查要点为：

1、客观真实性标准。客观真实性是民事证据效力认定的前提，亲子鉴定结论亦应以客观真实性为前提。实践中，影响亲子鉴定结论客观真实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主观方面，如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人的资格、鉴定人的能力与水平等；二是客观方面，如检验方法、检验程序、仪器设备等，这些都会影响鉴定结论的真实性。我国目前对鉴定机构尚缺乏统一、专门的管理，对鉴定人资质、鉴定技术质量标准等规范不够。法院在审查亲子鉴定结论时，应该全面考虑各种主、客观因素可能对鉴定结论的客观真实性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结论的审查，更应采取严格的审查标准。

2、证据锁链标准。所谓证据锁链标准，是指审查亲子鉴定结论是否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在亲子诉讼案件中，当事人一般都会提供较多的间接证据或者进行相应的事实陈述以证明亲子关系的存在。如男女之间亲密关系的事实陈述，证明当事人之间亲密关系的照片、书信，共同租房的租赁协议，证人证言，居委会证明等书证物证。法院在裁判亲子关系案件时，除依法认定亲子鉴定结论的效力的同时，还要同其他证据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审查，相互印证。只有亲子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时，才能形成法官裁判的内心确信。

3、人类学理论、产科学理论相辅助原则。人类的外形相貌具有遗传性。因此，在亲子关系案件中可以辅助运用人类学理论比较子女性状与父母性状的相似程度，进行面相、身材、耳、鼻、眼、皮肤颜色等方面的特征对比。又如，某些亲子关系案件中男方是否具有生育能力会成为判断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亲子关系的重要判断因素。

二、诉讼外亲子鉴定结论的法律效力

当事人将自行委托鉴定的结论作为证据提供时，法院如何认定其效力，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两种观点：其一是肯定说，认为当事人可以直接聘请有资质的鉴定人进行亲子鉴定，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和效力。因为允许当事人自行鉴定，可以使当事人充分发挥其诉讼上的防御作用，承担自己的诉讼风险；我国法律亦未禁止当事人聘请鉴定人，且从国外立法来看，多数国家允许当事人聘请鉴定人。其二是否定说，认为鉴定人参加鉴定活动只能由司法机关聘请，只有经当事人申请并经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其鉴定结论才具有证据能力。因为鉴定是司法机关为查明案件事实而进行的调查活动，鉴定活动是司法机关决定采取的诉讼活动，鉴定人只能由司法机关聘请。2我们认为，法院是否确认诉讼外的亲子鉴定结论的效力，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双方自愿委托鉴定人所做的亲子鉴定结论，法院在严格审查其客观真实性、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等内容之后，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当事人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有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权利，而鉴定结论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之一；另一种是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所做的亲子鉴定结论。因一方当事人擅自所为的亲子鉴定行为，多以侵犯他人人身权益为前提，在价值取舍上显然不应保护侵犯公民人身权益的行为，故此种情形下的鉴定结论原则上不应认定其有证据能力。

三、严格适用推定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我们认为，司法实践中，在一方拒作亲子鉴定的情形下，法院适用推定规则应当从严掌握。适用推定规则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夫妻一方或当事人一方已提供必要证据，证明不存在亲子关系或存在亲子关系；其次，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符合上述条件的，法院可以依法推定亲子关系成立或不成立。

张某和王某原系男女朋友关系，两人曾经同居过，后王某怀孕生下一子。王某至法院，要求确认张某作为孩子的父亲，承担起抚养责任。王某向法院提供了与张某的亲密照片、来往邮件、租赁协议、居委会证明、证人证言等证据，欲证明张某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张某则予以否认，并拒绝进行亲子鉴定。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提供的证据虽真实有效，但对张某和小孩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证明力不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王某应当提供必要证据证实其与张某的关系。现王某未能举证证实其在受孕期间和张某仍处于同居关系或存在两性关系，故不能证明小孩与张某之间是否存在血缘关系，遂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表明，王某和张某曾经谈过恋爱，并曾同居，双方关系密切。王某怀孕后，张某及其家人曾要求其堕胎，遭王某拒绝，双方为此产生矛盾。法院认为王某已提供了必要证据证明小孩和张某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可能性，张某未能提供必要证据予以反驳，且拒做亲子鉴定。故法院推定小孩和张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张某须承担抚养责任。

上述案件中，一、二审法院判决结果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对亲子关系推定规则的把握上存在分歧。我们应当认识到，亲子关系诉讼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应遵守“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民事诉讼证明规则，但亲子关系诉讼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单纯依靠一方举证是无法确定亲子关系的。若法院一味要求一方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亲子关系的存在，会超出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有违公平合理原则。因此，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适用，在考虑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则的同时，还应充分注意该类案件的特殊性。上述案件中王某已经提供了相对充分的“必要证据”，以证明其所生之子与张某存在亲子关系的可能性，此时举证责任即转移到对方；对方当事人张某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以王某所提供的证据，其又拒绝配合鉴定。此时法官内心已经形成了确信，可以适用推定规则。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审理难点或者说举证责任何时发生转移是关键点，这就涉及到法官的“自由心证”对“必要证据”认定问题。实践中一般可以综合考虑以下因素：（1）婚生子女须先排除孩子与丈夫之间的血缘关系。若子女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育的，应推定丈夫为其生父。只有排除了小孩与丈夫间的血缘关系，才有可能推定与他人的亲子关系；（2）有证据证明双方在受孕期间有过性关系。比如双方都承认有过性关系、双方同居的事实等。如上述案件中王某提供的居委会证明、租赁协议等同居的证据，可以推定两人之间有性关系的事实。（3）其他间接证据。如双方之间的书信、邮件来往、亲密的照片、亲戚朋友的证人证言等都可增加法官的内心确信。

【参考文献】

亲子关系证明篇3

    重庆市首例推定血缘关系案近日在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法院判决该案中血缘关系的认定不适用推定原则。

    1983年，重庆市民刘新成（化名）与赵珊（化名）登记结婚，婚后赵珊先后生育了两个女儿，二女儿刘利（化名）于1988年8月24日出生。2004年1月4日，经重庆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进行亲子鉴定，结论为赵珊于1988年8月24日所生女孩刘利与刘新成不是亲生父女关系。同年1月18日，刘新成与赵珊协议离婚。刘新成认为赵珊曾与一名叫张越明（化名）的男子发生过性关系，认为张越明就是刘利的生父。于是刘新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刘利与张越明、赵珊两被告之间系父母子女关系；判令两被告赔偿相应的损失费。张越明以刘新成在举证期限内未申请对他与刘利进行亲子鉴定为由，拒绝进行亲子鉴定。刘新成以张越明拒绝亲子鉴定为由，认为应推定其与刘利系亲生父女关系。

    法官说法，公民的人身权应受法律保护。亲生父母子女关系是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人的身份关系，不能没有科学依据的情况下随便推定；确认亲生父母子女关系，要有推断的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上的证据，才可适用“推定”原则，否则不适用推定原则。本案刘新成只举证证明亲子鉴定证实与第三人刘利不具有父女关系，并没有举证证明张越明与赵珊在1987年底前有同居、发生性关系的证据，也不能仅凭赵珊的陈述与张越明有性关系，张越明拒绝作亲子鉴定，就推定张越明是刘利的亲生父亲。遂判决不适用推定原则，驳回了刘新成对张越明的诉讼请求。

新华网·方剑磊 黄豁

 

亲子关系证明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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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人伦亲情立法，其发展演变及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亲属免证权在我国建构的可能性，更是有利于证人作证权利的保障。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

〔关键词〕 亲亲相隐；证人证言；亲属免证权；人证；科学证据

〔中图分类号〕D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90-05

发现真相是刑事诉讼追求的重要目标，而证人证言则是庭审中运用得最为普遍的证据之一。但是国家是否可以要求公民配合追诉犯罪，是否任何人都有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的义务，“事实上，刑事责任上亲疏有别、尊卑有别，是中西法律的共同原则，是中西法律惊人的不谋而合之处。”1 “亲亲相隐”原则在当前注重保障人权的大前提下，越发受到重视。本文尝试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在维护特定的社会价值与发现真实价值的博弈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关注“亲亲相隐”原则应有的作用和功能。

一、 我国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原则

我国的《法学词典》将“亲亲相隐”表述为“亲属容隐”，为中国旧制，指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而论及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原则，基本上相关论文都是追溯到春秋时期。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代表，赋予为亲属隐罪行为以伦理上的正当性。但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只是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不能作为“亲亲相隐”产生的证据，不具有国家法上的意义，仅仅只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而孔子学说并非当时治国的主导思想，因此，其主张不可能在法律制度上体现出来。

（一）“亲亲相隐”原则的起源

有的文章认为，秦律中“非公室告”制度是“亲亲相隐”之滥觞，3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非公室告”的概念出自《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中，是秦朝重要的诉讼程序规定。而秦律是根据法家的治国理论制定的，法家认为“民人不能相为隐”，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大力推行奖励告奸政策。《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其实也是鼓励妻子控告丈夫的，不仅不被连坐，而且还可以保住自己个人的财产。“夫有罪，妻先告，不收……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这与“亲亲相隐”原则的禁止性有本质区别。

当然，法家在父权和家族利益没有对君权和政权利益构成威胁的情况下，也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这也同样记载于《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但是非公室告仅限于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其适用范围远小于“亲亲相隐”原则的规定范围。更重要的是“勿听”仅仅是不予受理，前提是认可家长的行为要承担责任，这也与“亲亲相隐”原则将“子告父母”作为犯罪有很大的差别。

①最典型的例证为《唐律疏议》中关于告发的处罚、元代《诉讼律》中关于“干名犯义”罪名的确立。

②参见《民事诉讼法》第70条、65条，《刑事诉讼法》第45条。

本文认为正式的“亲亲相隐”原则最早是西汉初期的董仲舒在春秋决狱过程中于司法实践中创立的。董仲舒确立了封建宗法伦理制度，“亲属相隐”即为其中的表现之一。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案件据《后汉书》记载有“二百三十二事”，据《通典》卷69载：“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坐。”4类似于“父为子隐”案件的记载应该是我国最早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亲亲相隐”原则的例证。

真正以成文法形式确定“亲亲相隐”原则是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以诏书的形式第一次正式确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5该诏令不但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亲亲相隐”原则的合法性，更具体规定了其适用范围。

至此，我国法律传统中实践了长达近两千年的“亲亲相隐”原则，不断地丰富和完善，成为封建法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历代所遵循，长盛不衰。

（二）清末法律制度的移植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亲亲相隐”原则自发于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6以刑律的方式来维护传统的“礼”，维护家族制度，故“亲亲相隐”原则一直强调的是“禁止亲属作证”①，到了清末，我国开始大规模效仿德、日法律制度而进行修法。1906年，沈家本、伍廷芳编订完成的《刑事民事诉讼法》中设有“证人”一节。一方面规定了证人作证的义务，另一方面在第241条又规定了“不得强迫亲属作证”。7虽与传统的“亲亲相隐”原则只是三四个字的差异，但清末的容隐制度规定更是赋予了证人作证和不作证的选择权。

虽然清末的法律并没有真正得到实行，但却成为了后来立法的样本。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实行的《刑事诉讼条例》第105条规定：证人同案件被告人有法定关系，可以拒绝作证。这些关系包括：证人为被告人之亲属或者曾为被告人之亲属，证人为被告人之未婚配偶，证人与被告人具有法定关系、监督监护关系、保佐关系。第106条规定：证人作为医师、药师、药商、助产士、宗教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业务上佐理之人或曾任此等职务之人，就其因业务上所知悉的有关他人的秘密之事项接受讯问，除经本人允许外，得拒绝证言。1935年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制度规定得更趋严密。该法第167条规定：“证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1）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第169条规定：证人为医师、药师、药商、助产士、宗教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业务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职务之人，就其因业务所知悉有关他人秘密之事项受询问者，除经本人允许外得拒绝证言。

本文认为自清末修法开始，立法参考国外的证人免证权制度的痕迹非常明显，基本上已经取消了“亲亲相隐”原则中义务性的规定，全面采用了“得拒绝证言”的权利性条款，我国的法律制度从“亲亲相隐”原则到亲属免证权的转变，就这样创造性地完成了，尤其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目前仍然在沿用，并且免证适用的主体范围更为广泛。

二、“亲亲相隐”原则贯彻的现实基础

“亲亲相隐”原则贯彻的现实基础有证言采信的原则、刑法谦抑性的客观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所在、司法证明的科学性。

（一） 证言采信的原则

我国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对于发现真实的强调都是比较突出的。从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司法机关是期待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作证的，唯有此，才能迅速查明案件的真实真相。②

但对于亲属的证言，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低于其他证人证言；……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出具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而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和第77条又再次确认了1998年的规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法院不但在期待亲属或利害关系人作证，更期待该证人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证言，因为只有这种证言才是真实、客观的，才是可以采信的。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亲属的证人证言往往也是用来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有力证据，从而更印证了犯罪事实的客观存在。即使少量的亲属证言为其“脱罪”，公诉人也往往会在证据出示或质证时做出提示法庭注意与被告人利害关系的说明。

作为一种义务，司法机关强调亲属必须作证，更为关注或采信对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据，这不仅会伤害到基本的社会关系，触及一个正常人在面对所谓“正义”和“良心”抉择时的尴尬，甚至会危及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对司法目的的情感认同。8

（二） 刑法谦抑性的客观要求

谦抑、公正、人道是刑法的三大价值理念。陈兴良教授指出：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者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一般来说，具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第一，无效果。所谓无效果，就是指对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规定其为犯罪，并且处以刑罚，也不能达到预防与抗制的效果。第二，可替代。所谓可替代，就是指对某一危害行为来说，不动用刑罚手段，而运用其他社会或法律的手段，也足以预防和抗制这一危害行为。第三，太昂贵。所谓太昂贵，是指通过刑罚所得到的效益要小于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动用刑法，就是刑罚不具有无可避免性，因而，刑法应当谦抑。9

据此观之，“亲亲相隐”原则乃是人之天性，出于对人类原始亲情的爱护、维系，亲属之间的相隐更是对彼此感情的尊重。完全禁止“亲亲相隐”，不具备刑法的期待可能性。因为“法治所要求和禁止的行为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待去做或不做的行为。……它不能提出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义务。”10即使把其规定为犯罪，也无法预防和抗制类似的行为，因而是无效果的。更重要的是，若以刑罚来对待“亲亲相隐”确实太昂贵了，因为其对家庭隐私权、人伦亲情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追诉几个犯罪所带来的效益，其实则撼动了人伦的基石。因此，对“亲亲相隐”动用刑罚不具有无可避免性，而“亲亲相隐”原则客观上完全符合刑法谦抑性的思想。

（三） 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础，也是最直接、最亲密的关系，它是社会和谐的重要黏合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家庭关系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缩影。“国家的长远利益就在于民众淳厚、社会和谐、百姓亲法，如此才能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要达到这一目的，法律必须立足于人情，必不能悖逆众情人心，必不能强人所难。”11无论是在乡土时期的中国，还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当下，“家”的概念仍然还是一个凝聚感情的场所，亲人都是可以依赖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秩序下，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危机，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脆弱的“短板”。而道德不可能从根本上约束欺诈、机会主义，只有制度、只有法律才能弥补这一空缺。对于交往的信赖感与社会关系的维护仍然是和谐社会所必需的。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现代司法不应再强调报复和惩罚，而应更多地重视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解。“亲亲相隐”原则恰恰避免了亲属作证时的情感痛苦、亲情关系的撕裂，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毕竟，通过其他证言要比亲属作证在程度上要缓和得多。

（四）司法证明的科学性

司法证明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神誓和神判为主的证明形式；第二个阶段是以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为主的证明方式；第三个阶段就是以物证或者科学证明为主的证明方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司法活动已然进入了科学证据的时代，司法机关应用科技成果的领域在不断延伸，言辞证据不再作为认定犯罪的唯一依据、唯一基础。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帮助司法机关获得证据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技术侦查、电子监听、声纹鉴定、足迹鉴定等技术不断在扩充着司法证明的“武器库”。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的司法证明就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我们要转变以“人证”为主的司法观念，养成以“科学证据”为主的司法理念。科技含量和水平在司法证明活动中的不断投入，必然为“亲亲相隐”原则的贯彻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三、 我国“亲亲相隐”原则与西方证人免证权制度的比较

“亲亲相隐”原则与证人免证权都强调亲属之间隐匿犯罪证据、互不为证，都表现出对家庭关系的保护，对亲情和伦理价值的重视。但是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

①鉴于大量的论文介绍了西方亲属免证权的内容，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予以赘述。

（一）“亲亲相隐”原则与证人免证权所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亲亲相隐”原则是建立在封建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基本上以“为尊者隐”为主要内容，而“为卑者隐”是次要的，还有亲疏远近亲属间的不平等，即：“准五服以治罪”，更多地体现出对小农经济社会现实的家庭本位的关注。证人免证权制度是基于民主、平等、自由、权利的价值观念，更多地体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色彩，强调亲属间的平等，如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规定对尊卑亲属的诬告、杀伤等处罚平等。虽然规定亲属间人身伤害之处罚重于常人，但亲属圈内却无尊卑之别，而英美法系国家更是通过判例予以确认。

（二）“亲亲相隐”原则只是强调了亲属之间的互不为证，而证人免证权的主体适用范围广泛。本文认为“亲亲相隐”原则属于血缘亲情伦理立法，而家庭本位的理念使得“亲亲相隐”原则的范围直至清末期才扩展到妻亲，即岳父母和女婿才列入相隐的范围。但基于权利本位的转化，西方证人免证权的权利主体则除了亲属关系外，还包括职业关系、公共利益关系等。①

（三）“亲亲相隐”原则体现的是一种义务，而证人免证权则是一种权利。“亲亲相隐”原则实际强调的是一种隐匿义务，从作为后世典范的唐律至清末修律前都明确规定：审案时如果命令得相守匿的亲属作证，涉案官员处刑。尤其是“十恶”罪中的“不睦”、“不孝”罪名的适用，还有元代确立的干名犯义罪名“凡子证其父、奴讦其主、妻妾弟侄告发夫兄叔伯等诉讼行为，都是大伤风化的干名犯义，一律禁止。”12都属于剥夺证人资格的规定，而非权利。证人免证权作为一种权利，以维护个人权利为本位，来源于对人性的尊重、对个人隐私权的维系。权利既可行使也可放弃，因此，证人既可以主张免证权，也可以放弃免证权，司法机关要给予同等尊重。从证据的角度讲，证人免证权是并不否定证人的作证资格，而恰恰是以证人的适格为前提从而赋予证人自主决定权。作为一种义务而存在的“亲亲相隐”，是亲属必须承担，不可放弃的。

四、在我国刑事法律中构建证人免证权的对策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本土资源，毕竟只是一种法律文化的基础，而不能简单地将之复活，更不是简单地把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的亲属免证权规定“整合”后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法律制度中来。尤其是近年来，各国对于证人免证权范围反思的趋势更是值得我们深思。

（一）将证人免证权改为亲属免证权，明确 “亲属”范围

应当说我国在法制的态度上一直采取国家主义倾向，重国家利益轻社会利益，重整体利益轻个人利益。基于这种国家本位思想，任何包庇、隐匿犯罪分子的行为都是对国家司法利益的破坏与否定，应当毫无例外地依法予以惩治。但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和谐稳定与整个社会的安定祥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法律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加以特殊保护。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谐家庭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和谐的家庭关系，也就谈不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我国立法中引入“亲亲相隐”原则，体现了我国法律的文明程度和所蕴涵的人伦精神，维系了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法理上说，“亲亲相隐”原则更多的是剥夺了证人的主体资格，证言是绝对不被采纳的。我们所构建的亲属免证权实际上是一种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的选择权，证言是否可以成为证据取决于权利人的选择。“亲亲相隐”原则更多地体现了不作证义务的下限，而亲属免证制度则体现了权利的下限。

本文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亲属免证权的主体选择。我国台湾地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亲属特免权范围是最为广泛的，但免证权范围过大，无疑将增加查明真相的成本，阻碍发现真实的途径，故2003年台湾地区又进行了修法对范围进行缩限：证人可因“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直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二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而免于作证。即使如此，学界仍有进一步缩限的要求。有资料表明，在我国，家庭已日趋小型化，家庭关系也趋于简单，亲属关系内的小型家庭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也不再频繁，从1985年的平均每户4.5人下降到2000年的3.5人，预计到2015年会降至2.7人。13因此，本文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规定：“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 ”完全可以作为亲属免证权的基本主体范围。

（二）设置例外情形

凡是原则皆有例外。“亲亲相隐”原则也规定：谋反、谋大逆等侵犯皇权得重罪以及亲属间互相伤害罪是不允许相隐的。因此，本文认为以下罪行不适用亲属免证权：第一，危害国家安全、国防利益、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力型犯罪。国家安全、国防利益涉及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诸如抢劫、爆炸之类的破坏社会安定秩序的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之所以设置亲属免证权旨在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法律在体恤亲情、人性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国家、社会的利益。第二，针对亲属的犯罪。亲属间的遗弃、虐待，乃至伤害，本身有违人伦、亲情，更是与设置亲属免证权制度的宗旨背道而驰，此等亲情关系已遭破坏，也无维护的必要性。第三，职务犯罪类型犯罪。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时期，反腐败斗争形势较为严峻，人民群众对此极为关注，腐败现象已严重侵蚀了国家政权的基石，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职务犯罪的特殊性、隐蔽性决定了该类型案件不适用亲属免证权。

亲属免证权毕竟是一种权利，权利主体具有自主性。在司法机关对其取证时，权利主体完全可以主张享有免证权而拒绝作证；如果权利主体同意，又可以放弃权利，提供相应证言。

五、结语

我们必须承认：人们必须要排除感情偏私来实现公平、正义。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如果追求公平、正义的要求超出了社会所能承载的限度，触及了社会底线，会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本文认为惩治犯罪的司法过程不应是不顾一切的历程，而应要建立在权衡社会价值的基础之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的义务，但对于证人的权利却从未提及。面对着社会利益与司法利益的博弈，适度保全社会关系应当是理性的选择，因为这非常重要。自清末修法以来，“亲亲相隐”原则所蕴含的维护家庭稳定及人文关怀精神为亲属免证权的移植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或者我们可称之为“本土资源”。正是这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才使得清末、民国时期引入的亲属免证权的其他内容，特别是职业特免权和公共利益特免权在当时适用了几十年，至今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沿用。

〔参考文献〕

〔1〕 范忠信.“亲亲尊尊”与亲属相犯：中外刑法的暗合〔J〕.法学研究，第19卷第3期（总第110期）.

〔2〕论语.子路〔M〕.

〔3〕范忠信.中西法律传统中的“亲亲相隐”〔J〕.中国社会科学，1993 ，（ 3）.

〔4〕转引自程树德.九朝律考〔M〕.中华书局，1963.164.

〔5〕汉书.宣帝记〔M〕.

〔6〕曹自立.现代孝亲意识的唤醒〔J〕.天府新论，2010，（5）.

〔7〕〔8〕吴丹红.特免权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9.

〔9〕陈兴良.刑法哲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8-9.

〔1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35.

〔11〕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5.

亲子关系证明篇5

[关键词]：亲亲相隐、窝藏、包庇、合理性、限制

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当前司法实务界及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大难题。同时我国刑法规定窝藏、包庇罪在司法实践中追究的对象大量的是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的近亲属，夫妻、父子、兄弟双双入狱，留下的是孤儿寡母、老弱妇孺这种状况也令人于心不忍。笔者详细考察了古今中外关于“亲亲相隐”制度的规定，结合我国否认此制度在现实中的危害，分析现阶段确立“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认为“亲亲相隐”制度的确立与限制是解决证人出庭难以及窝藏、包庇罪主体扩大化这两大难题的最佳平衡器。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国外立法例

“亲亲相隐”制度是指亲属之间可以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制度从纵向来看贯穿于中国古代历朝各代，从横向来看近及日、韩远至德、意。可谓古今相通，唯中国当代例外。

1、中国历朝各代立法状况：“亲亲相隐”的雏形最早可以上溯西周。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这两条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基本原则发展至战国时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继承周礼传统。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① 孔子的这句话成为日后“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汉代初期将儒家经典作为裁判案件的理论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②，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所特有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卑幼首匿尊长者，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者，除死刑以外不负刑事责任。到唐宋时，“亲亲相隐”进一步扩展，推及同居亦可相隐。《唐律疏议。名例》卷六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外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③宋刑统各例律第六卷亦作了相类似的规定。《大明律》虽较唐律严苛，但同样规定了“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事实上中国历代法律不但鼓励相隐，而且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官府将以“不孝”罪对儿子处以重刑，更有甚者历代法律还规定司法官员若强迫血亲相证犯罪同样也是犯罪，乃至外族统治的清朝也无一例外地规定“子告父、若取告不实，子当处绞刑，若取告属实，子亦受杖一百，徒三年之刑”。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亦继受“亲亲相隐”这一法律原则且相隐的范围更大。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相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基于强调法的阶级性，奉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绝对化，才将二千多年的这一法律制度随着“六法”彻底废除而作为沉渣、流毒被抛弃。从而主导中国二千多年的人们为亲属利益而知犯不举、掩盖犯罪、通风报信、资助逃跑、藏匿窝赃、毁灭罪证可以不受刑法处刑的“亲亲相隐”制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

2、港、澳、台“亲亲相隐”制度的传承：众所周知，香港法律承袭于英、美法系，澳门法律承袭大陆法系，台湾法律虽以大陆法系为主又采英美法系之长，都已脱离了中华法系的窠臼，然而这三个地区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充分感受西方民主科学气息，但都无一例外地仍然坚持“亲亲相隐”的历史传统。香港《诉讼证据条例》第6条规定：“本条例的规定，并不使丈夫有资格或可予强迫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为妻子提供证据或提供证据指证妻子，亦不使妻子有资格或可予强迫在任何刑事法律程序中为丈夫提供证据指证丈夫。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121条规定：”下列之人有权拒绝以证人身份作证：①嫌犯之直系血亲、卑亲属、兄弟姐妹、二亲等内的烟亲，收养人、嫌犯所收养之人及嫌犯之配偶，以及与嫌犯在类似配偶的状况下共同生活的人，就婚烟或同居存续期间发生的事实“。台湾《刑事诉讼法典》第180条规定：证人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得拒绝证言：①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之配偶、五亲等内之血亲，三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家属者；②与被告或自诉人有婚约者；③现为或曾为被告或自诉人中一人或数人有前项关系而就仅关于他共同被告或他共同自诉人的之事项为证人者，不得拒绝证言。

3、国外“亲亲相隐”制度立法例：“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是中国古代及港澳台所独有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就反对子告父罪，而在古罗马法中关于亲属相容隐规定则更多，甚至亲属之间相互告发要丧失继承权。源于罗马法而自成体系的大陆法系，国家坚定地移植了罗马法中亲亲相隐的精神，直至十八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明确反对基于出卖、背叛的证词，他认为出卖、背叛是连犯罪者都厌恶的品质，不能以罪犯都鄙夷的行为来对付犯罪。在这一论著的影响之下，1994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以下人员有权拒绝作证：①被指控人的订婚人；②被指控人的配偶、即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③与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

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第3款，1953年《韩国刑法典》第151条等均规定了婚姻关系的配偶，直系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英美法系中虽然没有“容隐”之规定，但其证据法中都有“夫妻互隐”的特权规则。

从以上对中外古今法律状况的考察，笔者认为无论是作为“亲亲相隐”制度还是作为拒绝作证的权利，其制度由来已久，古今中外均趋于一致，唯一例外的是当代中国，完全将“亲亲相隐”排除在外。这既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抛弃，也是对世界通行立法例的反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亲亲相隐”制度之合理性分析

上文详细考察了“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展过程以及国外立法状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源于中国古代惠及日、韩的制度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亦得到传承。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成为全世界的连锁店？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法系均趋于一致，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亲亲相隐”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简单的抛弃并非明智之举。

1、“亲亲相隐”制度人性论的分析：刑法是以规范人的行为为内容的，任何一种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⑤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而能使家庭得以维持和持续的最基本因素无疑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起点，亲情联系是一切人类无法逃脱的联系。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不可能不考虑到其调整对象主体的最基本需求-亲属之爱。“亲亲相隐”正是体现人作为人的基本要求，是从捍卫家庭的人性本能角度出发，将一些个案的司法价值让位于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在人性理论支配下的“亲亲相隐”制度其意义在于法律极其重视人之本身以及人赖以生存的家庭，宁愿在惩处犯罪上作出一定的牺牲和让步，以减少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分裂，清除可能由此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让夫妻反目、父子互质、兄弟相残等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现象不至发生。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人也不可能义无返顾地抛弃亲情，否则他可能会付出惨重的名誉代价。试想如果夫妻之间秘密交往在他日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还有何安全可言，如果你每时每刻都在“大义灭亲”里挣扎，人类社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能存在吗？“亲亲相隐”恰好是法律在人情面前，在伦理面前作出让步，其目的也在于“屈法以伸伦理”，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特点。

2、“亲亲相隐”制度“熟人社会”论分析：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社会流动缓慢，社会变迁迟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相对固定，社交圈狭窄，使大多数人生活在“熟人社会”里。尽管社会发展至今天，陌生人社会已初具规模，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同性为根基，日出而作，日息而居，出则夫妻同行，战则父子同伍的熟人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占据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村仍然是主流。而“熟人社会”理论告诉我们，因为熟人之中更容易产生责任和制约。“亲亲相隐”制度得以存在并被保存至今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熟人社会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如果妻子指证丈夫，子女指证父母，兄弟相互背叛，指证之人，背叛之就无法在原来的生活圈中生存，其后果只能是众叛亲离，背井离乡，如果法律禁止“相隐”，则任何人的隐私都可能面临最严重的威胁，留下的更多的是“保留，隐瞒、忧虑，猜疑与害怕”。稳定的社会基础将会被粉碎，熟人社会中的互帮互助、一呼百应、一人有难众人扶持的和谐局面将会被打破。其结果必然会造成比放纵一般案件中的几个为亲属所庇护的罪犯更为严重的后果。关于这一点中国古代的例证比比皆是。如秦自商鞅“不告奸者腰斩”之法到秦朝严刑峻罚，背离人情，使秦朝历二世而亡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3、“亲亲相隐”之法价值论分析。笔者认为法律的价值是一个多元化体系，它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利益、公民自由，司法公正等各种价值因素。就刑事诉讼领域而言，刑事诉讼活动不仅是一种以恢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是一种程序道德价值目标的选择和实现过程，其追求的价值主要有实体价值、程序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当实体价值与程序、社会价值相冲突时，就存在一种价值取向的问题。“亲亲相隐”制度正是法律在权衡这一利益冲突时作出的无奈选择。这种选择尽管不是最完美的，但确是最现实的。个案的实体真实与民众的心理承受力之间，法律的无情与婚姻家庭的稳定之间，公民在是“大义灭亲”换来的众人鄙视还是隐瞒包庇获取的邻里乡民赞许进行痛苦的选择和法律的宽容之间等等，立法者选择了后者。因为立法者在价值选择时从有利于其统治，有利于公民承受力，有利于以德治天下换取民众的信任等价值出发，选择了“亲亲相隐”，牺牲了部分事实真相其代价是值得的，说明个案的真实并非法的唯一价值，更重要的价值是顺民心，合民意。

4、“亲亲相隐”制度之人权论分析。近年来，人权观念已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笔者认为“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持续二千余年就是人权观念入律的鲜活例证。在“亲亲相隐”制度下，一方面亲属之间的隐私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有限度的沉默权，证人拒绝作证权等一系列现代西方所标榜的人权均在其中，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国古代法律体现人权保障比现代西方的人权宣扬更具理性，权利更为广泛。汉宣帝确立“亲亲相隐”入律时所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亡。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其人性本能，人权意识跃然纸上。另一方面西方人权观念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亦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我们从“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制度的设计之初是作为一种义务而存在，体现了是人性之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它已经成为一项权利，体现了伦理道德观念，与人道主义精神不谋而合。与当代人权保障有异曲同工之妙！

5、“亲亲相隐”制度之证据论分析：证据制度是当代诉讼制度核心内容。而证据的证明力与可采性一直以来是证据制度研究的重点。笔者认为证据证明力与可采信取决于证据的真实性。“亲亲相隐”制度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对具有相隐关系的亲属不得提供证言，解决了因为考虑证人的身份进而怀疑证据的真实性问题，试想如果让妻子指证其犯罪，其证言的证明力及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如其让司法官员挖空心思来判断该证言的真实性，倒不如从根本上排除妻子指证丈夫以提供虚假证言的可能性；其次，现代证据规则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言词证据要经过法庭交叉询问，质证方能成为定案的依据，要让妻子面对着昔日恩爱丈夫，面对着旁听席上父母、子女，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谁又能保证不翻证？最后，中国古代确立“亲亲相隐”制度未必没有考虑证据问题。正如日本著名证据法学者松冈义正在分析源于中国的证人拒证权时认为：“证人为原告或被告之亲属，或为原、被告配偶之亲属时，其所以得能拒绝证言者，诚以为证言之结果，不仅有害亲属之和谐，而且如为不利亲属之证言，终为人情所不忍，强使为之，自有违反善良风俗及陈述不实之避害，故法律承认有此关系之证人具有证言拒绝之权利”。⑥

三、抛弃“亲亲相隐”制度之危害

“亲亲相隐”制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封建主义垃圾已被我国当代法律所抛弃。但简单地抛弃并不代表其精神的消亡。笔者结合我国现行窝藏、包庇罪的司法现状。认为“亲亲相隐”制度被彻底否认和废除并不科学。禁止“亲亲相隐”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显端倪。

1、禁止“亲亲相隐”导致诉讼制度受到损害：首先是证人出庭率偏低。证人出庭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就有了众多人把目光投向如何保证证人出庭上，甚至不惜设想用强制手段保证证人能出庭。然而在拒绝作证的证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有难言之隐。“熟人社会”理论告诉我们让一个在“熟人社会”里的证人去指证其亲属，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亲属憎恨，朋友厌弃，社会圈被阻断，群体凝聚力消失。法律对他们来说未免太过苛刻，这些证人不愿出庭的现象与我国抛弃“亲亲相隐”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其次，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受损。一旦证人拒绝作证，刑事诉讼法设置的证人证言需经当庭质证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成为一纸空文，交叉询问，控、辩双方对证人质证等进程无法实现，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刚刚建立就面临着崩溃，整个先进的诉讼制度面临灾难；第三，法律的权威性降低。禁止亲属相隐毕竟背离人性，背离人情，即使是忠诚与孝顺受到现代思潮冲击，人们仍然对背信弃义者敬而远之。法律设定任何人均有作证的义务其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背离人性的法律是“恶法”，强迫人们遵守“恶法”最终的结果是民众在心里诅咒它，厌恶它，抵触它。这种法律也就失去了意义，法律在公众的心目中的权威因此而扫地，而一旦法律规定被公众鄙视，法治社会的建设将更加艰难，依法治国的道路将荆棘重生。

2、禁止“亲亲相隐”导致变相株连现象出现。法律不允许亲属之间相互包庇，意味着公众要在“亲情”与“大义”中作出选择，如果仅此为止倒也不为过。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窝藏、包庇者已经触犯刑法，对亲属之间拒绝作证等行为要受到刑法处罚，这就未免有点骄枉过正。意谓着知悉犯罪情况的人的亲属不能沉默，不能说谎，不能让犯罪嫌疑人躲在家里，不能供其吃喝、穿戴、不能让其外逃，不能在亲情、友情、爱情与国法之间作选择，只有一条路，向司法机关举报并如实指证亲人犯罪，否则就要受到刑事追究。实践中有大量的案件是丈夫犯罪，妻子窝藏，兄弟犯罪姐妹包庇，儿子犯罪父母资助逃亡天涯。当犯罪者被缉拿归案时，妻子、姐妹、父母均因窝藏、包庇、伪证等罪刑亦锒当入狱。笔者曾办理过多起类似案件，在这一类案件中因为亲情而使自己身隐囹圄不能不说是株连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当我们面对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情形，面对老弱病残无助的眼神，面对父母均入狱而无力交纳学费的子女流落街头，甚至成为犯罪的后继者等等现象时，我们是否应当反思我们的法律设定窝藏、包庇、伪证罪主体上是否具有正义性？

3、禁止“亲亲相隐”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刚刚从十年“”梦靥中醒来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为了“阶级斗争”与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划清界限，儿子可以坦然地批斗年迈的父亲，妻子可以义无反顾地出卖相濡以沫的丈夫，十几岁的少年带领红卫兵抄、砸自己成长的家庭，昨日互吐心声的至交一夜之间毅然决然地揭发你，只因为他们相信牺牲了亲情是为了江山社稷之“大义”。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被一个“斗”字所控制，其结果是加倍地满足了个人私欲的膨胀，“”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中和平时期“动乱”的代名词。当私情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当传统的人伦关系被冲垮，当道德观、价值观出现了疯狂，社会也就失去了可以用“良风正俗”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中的那些泯灭人性现象，正是禁止“亲亲相隐”所带来的后果。亲属必须作证作为一种法定义务仍然被国家意志所认可，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不能不说是二千多年中国法学体系的悲哀。

4、禁止“亲亲相隐”导致人权保障难以实现，在人权观念倍受重视，人权内容更加丰富，人权外延更加广泛的今天，人权已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学上的果实。我国已经加入了多项人权国际公约，近期人权入宪说明我国的人权观念与宪法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容有“沉默权”“不被强迫的自证其罪权”“个人隐私权”“拒绝作证权”等多种人权内容的“亲亲相隐”制度却一再被抛弃，使得我们的人权保障在法律体系内缺少应有的载体。当我们在为“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变相关押证人”等违法违规现象探求对策时，接纳、继承“亲亲相隐”制度不失为一剂良药。否则我们一边在高喊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又在法庭上痛斥窝藏、包庇者的情形将继续沿续，真正的符合人性的人权终究难以实现，国际社会对现状的攻击也将持续，法治社会的形象也大打折扣。

四、限度确立“亲亲相隐”制度之设想

笔者并不否认“亲亲相隐”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也无意认为该制度具有无上功能。在宗法制度下或三纲五常原则下其浓厚的封建色彩，等级观念、家长制度仍应受到批判。见义勇为，大义灭亲、行为高尚，仍应受到鼓励。但基于上文分析，笔者认为简单地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并不明智，有限度地借鉴、继承才是其应有之义。笔者的设想是：

1、通过立法确立“亲亲相隐”制度，在现代法学上使用“拒绝作证权”。对于拒绝作证的主体应确立在：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姻亲，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这一范围的确定，笔者认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若干年后独生子女成为社会的主流时，其“相隐”的范围将逐步缩小，诸如兄弟、姐妹等亲属日益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也将逐步减弱，它与我国古代“亲亲相隐”中突出的家长制，男尊女卑制等有着本质的区别。

2、应设置“拒绝作证权”例外情形。这一点中国古代也有体现，诸如古代法律规定“十恶”者不得容隐，我国当代应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动摇统治基石的犯罪排除“相隐”之外，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亲属不得拒绝作证。

3、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其拒绝作证权也应进行限制，鉴于当前“丈夫用权、妻子收钱”腐败现象突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职务犯罪，犯罪者的配偶不得拒绝作证。

4、窝藏、包庇、伪证罪、主体应当是特殊主体，即除上述应受限制的罪行外，此类犯罪主体不应包括享有拒绝作证权的证人。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人性乃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⑦一部良法、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符合人性的。孟德斯鸠亦说：为了保存法纪，反而破坏人性是为恶法。⑧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法的规范，我们更需要法对人性的容忍和认可。“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一旦被法律所确认，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了一个台阶，正如古人云：“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太平”。

参考文献

①《论语·子路》。

②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③《唐律疏议》。

④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⑤《付子·法刑》。

⑥ [日]松冈义正著，张知本译《民事证据论》（上）第260页。

亲子关系证明篇6

关键词 亲亲相隐 传统法律文化 亲属拒绝作证权

一、案例展开：亲亲相隐的审视

“亲亲相隐”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亲亲”、“尊尊”制度，至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正式提出“亲亲得相首匿”原则，也就是亲亲相隐原则，其核心内涵是亲属之间有罪应当相互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在《论语・子路》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中意思大概是：叶公对孔子讲述一个故事，在叶公的家乡，有一个很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这个人作为儿子出来指证。孔子听了就对叶公说，他家乡也有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他的做法不一样，而是父亲替儿子遮掩，儿子替父亲遮掩，孔子并认为正直就在这中间了。这就是亲亲相隐理念，这一理念影响及至后世。

而典型案例则见诸于董仲舒在春秋决狱中的一件案子。“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养之，以为子。及子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在该案例中，案情清晰，但问题的结症在于乙为甲的养子，甲能否为其隐罪。而最后的结果是乙不当坐。对养子的“隐”充分体现了儒家经义中的亲亲相隐。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结构性变迁，亲亲相隐在我国现代社会中逐渐式微。其重要的方面是在法律中得不到立法者、司法者的认同。

其中，在轰动一时“佘祥林案件”中发生在佘母身上的悲剧也值得我们反思。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因精神病走失，张的家人怀疑她是被丈夫所杀，最终，佘祥林在199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佘祥林母亲杨五香因反复上访和申诉，被有关部门认定为“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公正”，关进看守所长达9个月，身心备受折磨，回家后3个月，这位倔强而爱子心切的母亲在郁郁中去世，年仅54岁。这后果的造成表明现行法律否定了“亲亲相隐”的家庭本位亲情伦理立法。

直至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的生效才令人感受到亲亲相隐理念在法律中的体现。新刑诉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新刑诉法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明确免除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出庭作证义务。这一体现“以人为本”精神的规定无疑是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

二、当代价值：亲亲相隐的合理性分析

至此，通过对亲亲相隐理念的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亲亲相隐理念与法律有着不同的交集。在古代，由于强调礼法合一，重视国法与人情的结合，亲亲相隐理念得到了认可，从而出现了亲情义务法律化之现象。而到了现代，特别是“”之后，过于强调大义灭亲从而使得亲亲相隐理念的式微，同时，刑事侦查的需要也不允许亲亲相首匿，以至于妨碍司法、包庇犯罪现象多有出现。然而，经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学术界以及法律界才逐渐开始承认亲亲相隐理念并在立法中有所体现，那就是新刑诉法的修正，承认了亲属的拒绝出庭作证权。因此，对亲亲相隐理念承认与否的核心问题在于对其价值的考量。

基于此，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亲亲相隐其弊大于利，主要体现在：第一，亲亲相隐制度带有明显的等级色彩，是封建糟粕；第二，亲亲相隐制度不利于刑事侦查，可能使得犯罪分子逃避法网，难以实现法律正义；第三，亲亲相隐制度有违法治精神。然而，这些观点是难以站住脚的。虽然亲亲相隐制度曾扮演了一个尊卑双方的容隐权利和义务不同的角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取其合理内核。至于对阻碍刑事侦查观点的回应，我们认为只要了解西方的沉默权，就不难发现刑事侦查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并非取决于口供，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侦查技术的提升。另外，亲亲相隐也并非违背法治精神，相反，纵观被我们认为的法治国家，他们都体现了这一理念。譬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2条规定：与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或前配偶（被指控人）现在或曾经是直系亲属或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内有血缘关系或者三亲内有姻亲关系的人，皆有权拒绝作证。

值得肯定的是，从新刑诉法对亲亲相隐理念的吸收中我们可以看到亲亲相隐理念在当代呈现出其自身的价值。以下，笔者主要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层面对亲亲相隐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以显示亲亲相隐理念在当代的法律价值。

亲亲相隐的当代价值之一在于其符合人性，有利于个人对法律的遵守以及犯罪分子的改造，无论是在直接上抑或是间接上。对人性的热切关爱，这或许是亲亲相隐制度的生命之源。而这一出发点在直接和间接上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其一，有利于增强个人的守法意识。我国受上千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家庭观念和亲情观念深入人心，如果法律的制定违背了人们最基本的情感和价值观念，那么只会导致公众对法律产生叛逆心理。相反，如果在法律中融入亲情义务，那么社会公众自觉守法的意识就会加强，从而增强法律应有的效力与意义。个人能自觉遵守，他人能从间接受别人行为影响而遵守。其二，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改造。可以想象，犯罪分子的惩罚是基于亲属的大义灭亲的行为，亲情伦理就会在其内心崩溃，会出现痛恨自己亲属的心里以及报复社会的动机。若允许亲亲相隐，则会消除其中的不和谐因素，犯罪分子基于内心的愧疚，真诚悔过并积极回报社会。

亲亲相隐的当代价值之二在于保护了家庭的伦理关系，体现了法不强人所难，融家庭之情入法。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国家法律本应以家庭亲情为基础，亲属之爱是一切爱的基础，是人类感情的基础，人们在面对这种本能的情感时，一般不计较其他社会关系和利益得失。家庭的伦理关系对于社会、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当我们反思“”时期的大义灭亲，相互举报的情形，自然会明白过中的重要意义。法不强人所难，“一部要求人们做不可能之事的法律是如此的荒诞不经，以至于人们倾向于认为：没有任何神智健全的立法者、甚至包括最邪恶的独裁者会出于某种理由制定这样一部法律。”一旦法律规定并鼓励大义灭亲，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要求人们做其不可能之事。

亲亲相隐的当代价值之三在于缓和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维系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每个社会的存在都有其道德基础，一旦法律规范违反了社会道德和亲情规范，如让亲属中的一人来证实另一人有罪那么他们之间必然会产生不信任和隐痛，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因此会失去平衡和安宁，结果可能还会导致整个社会充满不信任从而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当今，我们所强调的是建设和谐社会，对于社会关系的维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亲亲相隐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该角色，从而使人们感受社会的信任。

亲亲相隐的当代价值之四在于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国家的安定。一方面，允许亲属之间相互指证，难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因为从人性角度看，大义灭亲毕竟不是首要选择，而为了避免这一选择，亲属作证也只是形式上对司法的满足，实质上难以提供有利害关系的信息，而法庭还需要浪费人力物力来审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在立法中融入亲亲相隐理念就在国家层面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使得资源能用在最需要的环节上。另一方面，亲亲相隐理念入法，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前面所论述价值之最终价值。从对个人、家庭、社会的价值上而言，逐步推进，最终意义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定、和谐。反之国家的安定和谐能促进个人的发展、家庭关系的维系、社会关系的稳定。

三、有限回归：亲亲相隐理念的限度

亲亲相隐理念价值之所在，要求我们在当代应予以重视，但这必须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必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亲亲相隐理念以何种姿态回归？

2013年8月22日8时43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受贿、贪污、案。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希望谷开来能出庭作证，但审判长引援新刑诉法第188条的规定，认为谷开来在法庭依法通知之后，明确表示拒绝出庭作证，法庭不能强制谷开来出庭。而谷开来对的指证主要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证明贪污、受贿行为。基于此，有观点认为虽然谷开来没有被强制出庭，但是她通过视频指证了丈夫的罪行，从而使得直呼：谷开来“变了”，“疯了”，“经常说假话”，是破坏了家庭伦常，有违亲亲相隐理念。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有违亲亲相隐理念的。这就涉及到亲亲相隐理念回归的限度问题。对亲亲相隐的吸收是有限度的，正如古代法律规定“十恶”者不得容隐，我们应当明确亲属拒绝作证的案件范围，即在该范围内亲属可以拒绝作证以体现亲亲相隐，在该范围以外则需根据所知事实来作证。现有的关于亲亲相隐理念的规定主要见于新刑诉法第188条，但是该条文对亲亲相隐理念的价值并不能很好地实现。我们认为有两类案件是不能行使拒绝作证权的，一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因为该犯罪涉及到国家利益以及整个社会利益，关系到每一个个体的安危；二是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如贪污、受贿等，因为该类犯罪多见于“丈夫用权，妻子收钱”，为人民所深恶痛绝。而在“案”中则属于后者，

而另一个限度则在于一个选择原则。我们在对亲亲相隐理念吸收的过程中，不应该加以倾向性的导向，而是设计一种中立性的选择，应在中立的意义上让当事人进行选择。毕竟，在亲亲相隐的人性对面还存在着对法律正义的追求，只要是在中立的意义上作出的，不论是亲亲相隐还是大义灭亲，我们都应该尊重。

因此，我们从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谈及其当代价值之所在，要求我们在当前的法律环境下应充分实现其价值，但是充分实现是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便是一个限度，一个有限性原则。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是以一种中立的、能为人选择的，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和国家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为例外的姿态回归。

参考文献：

[1]论语・子路[M].

[2]程树德.九朝律考[M].中华书局，2003：161.

[3]冯文杰.国外的“亲亲相隐”制度[N].人民法院报，2012-2-17（08）.

亲子关系证明篇7

1990年，24岁的农村女孩彭绣花来到江苏省南通市寻找工作机会，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与44岁的尤光祖相识。彭绣花人生地不熟，孤单寂寞中急需关心与帮助。尤光祖竭力投其所好，有意培养彭绣花的依赖心理。尤光祖的投入到底没有白费，渐渐地，彭绣花对尤光祖产生了依赖。1992年底的一天，尤光祖终于把小自己20岁的彭绣花揽入怀中。

尤光祖有家室，也曾多次言明不可能离婚娶彭绣花。彭绣花下定决心离开尤光祖，开始自己的新生活。1993年1月30日，彭绣花与汪康华结婚。然而，婚后双方竞未成功进行过夫妻生活，汪康华是个性无能者。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彭绣花发现自己怀孕了!显然，这是尤光祖的种。

尤光祖知道后非常惊慌，只是逢场作戏的他无意再为自家添丁进口，让彭绣花立即打掉，但彭绣花坚决不肯，对尤光祖说：“你不要担心，我自有办法。”

彭绣花当时的想法是，只要和老公进行过一次成功的夫妻生活，就可以瞒天过海。何况，汪康华的状况，可能以后真的不能带给她孩子，这个孩子她更不能轻易打掉。

可惜的是，无论彭绣花和汪康华怎么努力，也没有成功过。1993年4月，彭绣花劝汪康华一起去医院检查，最后医院确诊汪康华因生理疾病影响，随后汪康华进行治疗。但这时，彭绣花的小腹毫不客气地隆起，暴露了她和尤光祖之间的秘密。汪康华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1993年5月27日，彭绣花与汪康华在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

离婚后的彭绣花怀孕待产，死心塌地地做起了尤光祖背后的女人。1993年10月，彭绣花的女儿彭梅枝出生。自彭梅枝出生后直至2006年底，尤光祖一直支持着彭绣花母女的经济和生活，为彭绣花、彭梅枝陆续支付了费用共计七万余元。2007年起，尤光祖迫于家庭压力，不再与彭绣花母女联系，也不再给予经济支持。彭绣花只有靠自己打工收入勉强维持母女两人的日常生活。委身尤光祖17年，除了多了个还要靠自己独力抚养的女儿，彭绣花一无所得，她非常后悔自己年轻时的愚昧和荒唐。

不幸的是，2009年11月，彭绣花被南通市妇幼保健院诊断为官颈原位癌、子宫肌瘤而住院接受治疗。彭绣花不仅没有了工资收入，还要花大笔的钱看病，家庭经济顿时陷入困境。16岁的彭梅枝已是一名高中生，却连学费都交不上了。在此种情况下，彭绣花让彭梅枝向父亲尤光祖求援，没想到无情的尤光祖说他没有这个女儿，一分钱都不肯出。彭绣花又气又恨，病情越发加重了。后来经过娘家人的帮助，才把治疗继续下去，身体有所恢复。

悲愤母女法庭讨公道

原本活泼开朗的彭梅枝受不了父亲拒认的打击，性情大变，整天不是沉默不语就是以泪洗面，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她责问彭绣花到底谁是她的父亲，责怪母亲不该让她来到这个世界。看见女儿这样，彭绣花心如刀割。为了挽救女儿濒临崩溃的心理，也为了向尤光祖讨个公道，2011年4月6日，彭绣花以女儿彭梅枝的名义向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讼，请求法院判令：依法确认尤光祖与彭梅枝的生身父女关系；由尤光祖承担自1993年11月起至2011年6月期间彭梅枝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人民币10万元。

在法庭上，尤光祖承认他与彭绣花曾关系密切并发生过性关系，但提出彭绣花在彭梅枝出生前曾和他人存在婚姻关系，不排除彭梅枝是他人女儿的可能，否认彭梅枝是他的亲生女儿。尤光祖还说即便如此，过去他已多次支付钱款七万余元作为彭绣花母女的生活开支，他已经很尽责了。

彭绣花代表彭梅枝指出，尤光祖没有证据证明他与彭梅枝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如果尤光祖不承认，请求进行亲子鉴定。但尤光祖既不承认与彭梅枝的父女关系，又不同意做亲子鉴定。他以为不经鉴定，法院就不能确认他们的父女关系，也就不能判决他承担抚养女儿的义务。但是他想错了!法官向尤光祖指出，如果彭梅枝确实不是他的女儿，他可以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明；没有相反证据的话，就应该积极配合亲子鉴定，让鉴定结论来告诉彼此事实真相；而不同意配合亲子鉴定，并不能否认父女关系，法院可以综合彭梅枝提供的有关事实和证据推定父女关系成立。但尤光祖仍然拒绝与彭梅枝进行亲子鉴定。

拒做亲子鉴定也难逃责任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尤光祖与彭梅枝的母亲彭绣花自1992年底至2006年底期间虽未以同居方式共同生活，但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并多次发生性关系，尤光祖还在彭梅枝出生后为彭绣花、彭梅枝陆续支付了七万余元费用，以上事实足可认定该期间内作为有妇之夫的尤光祖与彭绣花之间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由于尤光祖与彭绣花于1992年底开始有多次发生两性关系的事实，从彭梅枝出生于1993年10月的时间推算，彭绣花受孕时间与尤光祖以及彭绣花本人陈述并确认的发生性关系时间是吻合的，因此彭梅枝与尤光祖之间存在有亲子关系的可能性。彭梅枝提供的现有证据虽不能完全证明其与尤光祖之间存在亲子关系，但根据上述事实和分析，又不能完全排除彭梅枝与尤光祖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可能。在此情况下，彭梅枝为进一步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书面申请与尤光祖进行亲子关系的司法鉴定，尤光祖不同意配合，经法院释明后其仍拒不配合彭梅枝进行亲子鉴定，尤光祖的该行为构成了举证妨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综合本案查明的各种事实和情况，法院推定彭梅枝关于其与尤光祖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主张成立，对彭梅枝的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中，尤光祖作为非婚生女彭梅枝的生父，有义务为女儿的健康成长提供各种有利条件，并应承担支付部分生活费、教育费的义务。尤光祖在彭梅枝出生后已经向彭梅枝、彭绣花支付的部分钱款，可视为尤光祖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的行为，该部分款项可直接冲抵其应付彭梅枝的生活费。鉴于彭梅枝今年10月将满十八周岁，且尤光祖也已陆续支付了彭梅枝的部分生活费，故对彭梅枝及其法定人彭绣花要求尤光祖再支付100000元生活费、教育费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由于彭梅枝尚未独立生活，彭绣花又身患重病，彭绣花母女目前经济、生活较为困难，因此尤光祖对其应承担的抚养子女的法定义务仍需适当履行。考虑本案的现实情况，法院酌定由尤光祖一次性再支付彭梅枝生活费20000元。据此，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尤光祖与彭梅枝之间存在生身父女关系。尤光祖一次性支付彭梅枝生活费20000元，此款由尤光祖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一审宣判后，尤光祖不服，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过程中，法院法官进一步向尤光祖释明了不同意配合亲子鉴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但尤光祖仍拒绝对其与彭梅枝之间的关系进行亲子鉴定。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在彭绣花受孕时与案外人汪康华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在此期间汪康华因生理疾病不具有生育能力，直至与彭绣花离婚时其仍在治疗，因此可以排除彭梅枝是彭绣花与汪康华婚生女的可能。在发现彭绣花怀孕后，尤光祖曾要求彭绣花将小孩打掉：在彭梅枝出生后，尤光祖还陆续为彭梅枝及彭绣花支付了七万余元费用：据此，可以认定彭梅枝与尤光祖之间有存在亲子关系的重大可能。在此情况下，彭梅枝为进一步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书面申请就其与尤光祖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尤光祖不同意配合，在原审法院向其释明不配合进行亲子鉴定所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后，其仍拒绝配合进行亲子鉴定，在本院审理过程中，尤光祖亦拒绝进行亲子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之规定，彭梅枝已经提供了必要的证据证明其与尤光祖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尤光祖未能提供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本院推定彭梅枝请求确认其与尤光祖亲子关系的主张成立，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作出彭梅枝与尤光祖之间存在亲子关系的推定亦无不当，尤光祖对彭梅枝应当承担的法定扶养义务仍需适当履行，原审法院酌定尤光祖再一次性支付彭梅枝生活费20000元并无不当、

亲子关系证明篇8

办公证常遇见的问题

若证明本人与本人档案没有记载的亲属关系 可以由有关亲属的单位分别开出证明，证明他们各自的亲属，直至能够说明本人与该证明的亲属间的关系。例如证明姑表兄弟，可以由父亲和姑姑的单位分别证明他们的兄妹（姐们）关系及各自的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

若毕业时成绩单由学校直接交给录用单位存入个人档案，本人手中没有成绩单 可由档案管理部门将存入档案的成绩单复印出两份，在其中的一份上。

申办结婚公证而不能提供结婚证的 一般应由当事人双方到原登记机关申领《夫妻关系证明书》，然后到公证机关申办夫妻关系证明书的公证。如某种原因不能领取《夫妻关系证明书》 ，应由原婚姻登记机关（或档案馆）根据档案记载，开出有关结婚的证明，提交给公证机关。在1950年婚姻法实施前结婚，不能提供有关结婚证明文件的，除提交单位证明信外，需由夫妇双方共同写成文字材料加以说明。

要证明本人与本人档案记有记载的亲属的关系 可以由有关亲属的单位分别开出证明，证明他们各自的亲属，直至能够说明本人与该证明的亲属间的关系。例如证明姑表兄弟，可以由父亲和姑姑的单位分别证明他们的兄妹（或姐妹）关系及各自的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

被公证证明的文件上的名字与户籍、身份证或档案记载的名字属同音不同字的 如果两个名字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是错误的，应当到原有关机构或部门更改正确的名字，但由于有的已时隔多年，更改确有不便，可提供能够证明两个不同的名字确系一人的文件。可由公证处另外出具两个名字关系的公证书。

毕业时成绩单由学校直接交给录用单位存入个人档案，本人手中没有成绩单的 可由档案管理部门将存入档案的成绩单复印出两份，在其中的一份上说明与存档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由申请人交给公证处存卷。另一份交公证处做公证。

毕业证书（学位书证等）已经带到国外或丢失的 应将该证书带回国内，交公证机关审核后方能为其办理学历公证书。毕业证书丢失的，可到原发证书学校补发毕业证书或出具学历证明，公证处证明补发的毕业证书或学历证明。

工作经历证明书中确认技术职称（职务）的起任时间 工作经历证明需要证明专业技术职称（职务）的，应向公证机关提交科干局核发的职称（或职务）证书，其起任时间以该证书标明的为准，其职称的专业以该证书标明的为准。

申办在职证明公证 可由现任职单位开具规范的证明信，其内容可以仅证明现在该单位的任职；也可以证明从何时起至今在该单位所从事主要工作的内容及自何时起任现职务。

公证收费

公证收费严格按照北京市物价局、北京市司法局[1999]第039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涉外民事公证收费一般有以下几种：

一、 证明出生、无罪、婚姻状况、学历、学位、成绩单、经历、亲属关系、独生子女、曾用名、驾驶证、国籍等。中英文正本每件104元，中英文副本每件10元。

注：

1.上述公证的证书原件需翻译英文的（指结婚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驾驶证、职称证书、厨师证等）。每件24元。

2．大学成绩单、判决书、调解书、授权书（委托书）、营业执照、资信证明等内容较为复杂的文件需公证处送指定的翻译公司翻译，翻译费按翻译公司收费标准收取。

3． 根据美国、奥地利、韩国等国的要求，申请人办理的上述公证书后面还需附该公证书译文与原公证书内容相符的公证，因此凡办理发往以上国家使用的公证书，公证件数及费用相应增加（104元×2）。

二、 申请人办理上述各项公证只需中文本的。正本每件80元，副本每件10元。

三、 公证处办理上述各项公证的期限一般为七个工作日，申请人申请加急办理的，视具体期限加收翻译费。

证明信参考样本

申请人到公证机关办出生、未婚、未受刑事制裁、工作经历等公证时，须向公证机关提供其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信，申办学历等证书时，除向公证机关提供有关证书原件外，还须提供相关部门提供的证明信。

现提供以下证明信参考样本：

出生证明书：

×××（性别）于××××年×月×日在××省××市（或县）出生。×××的生父是×××，×××的生母是×××。

经历证明书：

×××（性别，出生年月日）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在××单位（应写明全称）任××（职称或职务），××××年×月至××××年×月在××单位任××（或从事何种工作）。

学历证明书：

×××（性别，出生年月）于××××年×月入××大学××系学习××专业，学制×年，于××××年×月×日毕业。

域外亲属关系证明书：

×××（性别，出生年月日，现住北京市××区）是居住在××国××市×××（性别，出生年月日）的××（相互关系）。

亲属关系证明书：

×××（性别，出生年月日）的配偶是×××（出生年月日），子（或女）是×××（出生年月日），父亲是×××（出生年月日），母亲是×××（出生年月日），哥哥是×××（出生年月日），弟弟是×××（出生年月日），姐姐是×××（出生年月日），妹妹是×××（出生年月日）。

未受刑事制裁证明书：

×××（性别，出生年月日，现住×××）在中国居住期间没有受过刑事制裁。

书写人：

××年×月×日

注：（1）证明信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的档案管理部门，如人事、组织、劳资部门或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根据掌握的真实情况负责书写，并写明出处，有书写人签名，加盖专用章。凡由当事人本人书写的证明信一律无效。

（2）证明信为二页以上的，需加盖骑缝章。

（3）申办哪种证明，提供哪些内容，不办的不必提供。

亲子关系证明篇9

【关键词】刑事证人 作证义务 拒绝作证特权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

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作为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代许多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证据立法中均已得到明确规定。承认和赋予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对完善一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和实现法律的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价值分析

第一，赋予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有利于保障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改变证人作证难、出庭难、作假证的状况。如果刑事诉讼中证人不享有拒绝作证特权，则证人极易陷入法律和道德的两难境地：选择作证面临着丧失亲情、违背职业道德等风险，而选择不作证则违背了法律关于作证义务的规定①。实践之中，证人往往出于亲情或职业原因拒绝提供证言，或是即便提供证言，其所提供证言的真实性让人怀疑，这都使得证人证言这一重要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大打折扣。因此，建立刑事证人拒绝作证制度，确认特定身份的人享有拒绝作证特权，对于证人更好地履行作证义务，保证证言的证明力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赋予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有利于促使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实现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天然处于弱者地位，即使是在辩护律师的帮助下，辩方也无法同作为控方的强大的国家公诉机关相抗衡。赋予辩护律师拒绝作证特权，一方面有利于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交流，全面了解和掌握案件事实；另一方面，在为辩方武装上这一权利武器后，辩方的力量稍加强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②。

第三，赋予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有利于维护家庭关系和特定职业活动中双方的信赖关系。强制要求具有特定关系的证人作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尽快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提高办案的效率，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可估量的。强制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作证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亲情关系的破裂；强制具有特定职业关系的证人尤其是强制辩护律师作证则会导致委托人与律师之间信赖关系的破坏，最终还会影响律师行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在某些情形下，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考虑，相对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免除部分证人的作证义务才是理性的选择③。

第四，赋予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法律与时代的共同呼声。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充满亲情的社会，它强调以人为本，用亲情来调整亲属之间的关系。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作证，则会使亲属之间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和信赖可言，亲属之间会互相猜忌、互相提防，这必将会破坏家庭和睦，破坏社会和谐。强制具有特定职业关系的辩护律师作证，也会破坏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影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交流的充分性。因此，赋予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有利于维护亲情关系和职业道德，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和谐社会，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意义深远④。

我国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相关问题分析

将作证规定为证人的义务，权利义务不对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应当受到惩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惩罚和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免受犯罪行为的侵犯，不仅是公、检、法的职责也是我们全体公民应尽的义务。《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明确了证人作证的义务，很显然，我国立法认为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⑤，只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却没有证人在一定范围内的特权，将作证义务绝对化，权利义务存在不对等的情况⑥。现代法治社会，尊重人权、保护私权越来越被重视，刑事诉讼活动中也同样重视保障人权，如果只强调司法审判发现案件的真实，只强调证人的作证义务，其结果是严重而悲哀的。

基于亲属关系的拒绝作证特权问题分析。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在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中吸收了一些合理的建议，明确了强制证人到庭的例外情形，从其表述和立法初衷来看，似乎是赋予了特定范围的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与之前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对于证人作证例外情形之规定完全空白的状态相比无疑是很大的进步⑦。但是对法条加以推敲便不难发现，本条规定中的但书并非是确立了亲属间证人的拒绝作证特权，其与“基于亲属关系而享有的拒绝作证特权”仍有较大差别。

第一，现有的规定仅是对特定对象免予强制出庭。该项规定只是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排除在强制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之外，只将配偶、父母、子女拒绝作证的权利限定在审判阶段，没有涉及到侦查与审查阶段的拒绝作证问题。也就是说，在侦查、审查阶段，即使是配偶、父母、子女仍然需要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供证言，所以，现行的规定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拒绝作证的特权，仅仅是对特定对象免予强制出庭。另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对配偶、父母、子女免予强制出庭的情况下，其在侦查阶段、审查阶段提供的证人证言笔录仍然可以当庭宣读。这样说来，现有的规定与真正意义上的拒绝作证特权相差甚远。

第二，免于出庭作证的亲属范围过于狭窄。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内容来看，免于出庭作证的亲属范围限定为配偶、父母、子女，这与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近亲属范围不一致⑧，免于出庭作证的亲属不包括同胞兄弟姐妹。而在现实生活中，除了配偶、父母、子女外，兄弟姐妹的亲情也是最为重要的。与其它法律相比，《刑事诉讼法》对近亲属的范围规定本身就已经略显狭窄，而出庭作证的亲属又除去同胞兄弟姐妹，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太合理。

辩护律师的拒绝作证特权问题分析。辩护律师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为了能发表有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在接受委托后自然会与当事人进行交流，而在交流的过程中就可能会知晓一些当事人的秘密信息。为了保护这种特定职业的信赖利益，为了保证辩护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律师法》第三十八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律师的执业保密制度。辩护律师执业保密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还会影响到辩护制度的长期有效发展问题⑨。

关于律师拒绝作证特权的内容就体现在律师执业保密制度的规定中，对比《律师法》第三十八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这两个条文，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律师法》规定的“应当予以保密”是从义务的角度免除律师的作证义务，《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权予以保密”是从权利的角度免除律师的作证义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权予以保密”看似是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既然是权利，辩护律师就可以选择放弃该项权利而将委托人的情况和信息肆意泄露，而由于委托人无权要求辩护律师保密，这条基于辩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信赖利益而规定的权利也就很难真正起到保护委托人权益的作用。

第二，《律师法》比《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密范围要宽，律师不仅要保守委托人的秘密，还要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其他人的秘密。

第三，《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内容依然是语焉不详，都只是规定了律师要保守秘密，并没有体现出辩护律师可以拒绝作证的内容。

第四，《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有关于但是的规定，所以此两条规定的内容，恐怕重点是在但是后，强调的是辩护律师的及时告知义务，看似规定的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实则主要强调辩护律师的及时告知义务。

我国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和证人的特殊利益，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明确规定近亲属之间、关于职业事项的特定证人，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并且应当说明其拒绝提供证言的理由，这样可以弥补证人作证制度方面的不足。

明确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的性质。法律规定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制度是为了保障人权和体现对人性的尊重，是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和特定职业的社会关系，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体现对亲情的重视和对特业职业关系的保护。证人拒绝作证特权是对证人作证义务的免除⑩，其是建立在证人作证义务基础上的，如果法律没有规定这样的证人作证义务，也就不需要特权对证人的作证义务予以免除。同时，拒绝作证特权是证人在特定环境下的一项权利，基于此，证人既可行使这项权利而拒绝作证，也可放弃这项权利而主动要求作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应该进行干预。但是，辩护律师的拒绝作证特权不能放弃，除非得到委托人的同意，因为辩护律师的执业保密包含保密特权和保密义务两方面的内容。

亲属间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构建。亲属拒绝作证特权应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考虑到亲属出庭有悖伦理和影响家庭和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允许被告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可以不出庭作证。但是，其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只限定在审判阶段，因而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拒绝作证特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应规定亲属之间的拒绝作证特权，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一定亲属关系的证人有权拒绝作证。一方面，不同于古代要区分尊亲属和卑亲属，现代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一定范围的亲属关系，不分尊卑，都有权拒绝作证；另一方面，拒绝作证的特权应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在侦查阶段，有权拒绝向公安机关作证；在审查阶段，有权拒绝向人民检察院作证；在审判阶段，当然也有权拒绝向法庭作证。

明确享有拒绝作证特权的近亲属范围。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建立亲属间拒绝作证特权制度，对于享有拒绝作证特权的近亲属范围不宜太宽也不能太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近亲属范围本身已经狭窄，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免予强制出庭的范围则更加狭窄。为了保持与其他法律的一致，把享有拒绝作证特权的近亲属范围限制在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外）孙子女比较适宜，也符合家庭成员之间感情亲疏远近的实际情况。

明确亲属间拒绝作证特权的例外情形。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都适用拒绝作证特权显然不太合理，所以必须限制适用的案件范围，在例外的情形下不能适用拒绝作证特权，证人必须履行如实作证的义务。第一，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护律师及时告知义务的规定，对于特定类型的犯罪，证人不享有拒绝作证特权。第二，对于亲属之间的犯罪不适用拒绝作证特权。设立亲属之间的拒绝作证特权就是考虑到家庭关系的维系，如果亲属之间一方对他方实施了虐待、遗弃或者故意伤害行为，亲属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已经遭到破坏，已经没有维系的必要，所以此类亲属之间的犯罪不适用拒绝作证特权。

辩护律师拒绝作证特权制度的构建。辩护律师的执业保密制度包括保密特权和保密义务两个方面的内容。保密义务是相对于委托人而言，律师有保守执业秘密的义务，其着眼于辩护律师的自我约束以期获得委托人的信赖，从而促使委托人能与辩护律师充分交流。保密特权则是相对于律师与委托人之外的第三方而言（主要是对针对控方和法官而言），在被赋予拒绝作证特权后，辩方的力量得到加强，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控辩平等向前迈进，最终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保密特权是建立在保密义务基础上的，二者不能相互代替。基于此，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中的“有权予以保密”应修改为“应当予以保密”，此时的“应当”就在于强调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另一方面，应当明确规定辩护律师的保密特权，否则，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需要作为证人来揭露被告人隐瞒的罪行，破坏的不仅仅是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恐怕对律师行业的发展也会带来致命性的打击。因此，我国立法应该明确规定：“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信息有权拒绝作证。”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和辩护律师的执业保密制度，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之处。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些规定依然存在着局限性和不完整性，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制度，我们需要逐步对其予以完善。我们相信更为全面、合理的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会在立法中逐步呈现，刑事证人拒绝作证特权制度也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作者单位：太原工业学院思政部与法学系；本文系太原工业学院院级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依法治国背景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及其保障”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RY01）

【注释】

①宋宏飞：“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亲亲相隐原则”，《渤海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147～148页。

②彭凤莲：“亲亲相隐刑事政策思想法律化的现代思考”，《法学杂志》，2013年第1期，第70～79页。

③夏萌：“论刑事诉讼证人拒绝作证权”，《怀化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81～82页。

④叶萍，彭志刚，张峰：“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90～94页。

⑤程荣斌，王新清：《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4～150页。

⑥韩露凝：“论我国刑事法律领域亲属容隐权的回归”，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步洋洋：“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淮海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9期，第24～25页。

⑧“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

⑨鲍佩佩：“辩护律师职业保密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⑩卞叶：“拒绝作证特权称谓之辨”，《法制博览》，2015年第21页，第173页。

陈效：“律师免证特权在我国的确立―以《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第46条为视角”，《中国司法》，2012年第2期，第50～55页。

雍自元，廉彪：“亲亲相隐回归刑事法律的思考”，《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第69～76页。

钟燕：“亲亲相隐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5期，第13页。

亲子关系证明篇10

原来，冯强去世后，自称是冯强儿子的冯兰向冯洁索要继承财产。冯兰称，冯强当年非婚生下了他，冯强去世，自己作为其亲生儿子，有权继承遗产。冯强去世时留有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小区房产一栋，冯强除原、被告外没有其他继承人，原告方就遗产分割问题与被告协商未果，故原告冯兰将冯洁告上法庭。

审理过程中，冯兰并不能证明自己与冯强系父子关系。冯兰只提供了一份《抚养协议》，协议内容：“现就双方之子冯兰抚养事宜，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协议如下：1、孩子冯兰由女方李某（冯兰母亲）、男方冯强（孩子父亲）有权参议冯兰的生活教育问题;2、自2011年1月起冯强通过银行汇款每月向李某支付孩子生活费2000元，直到孩子长大成人参加工作。”

原告冯兰请求法院判令原告依法继承冯强房产的一半。被告冯洁辩称，冯强只有被告一个女儿，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协议中“冯强”并非父亲的签字。亲属关系认定的法定形式应是由派出所、居委会等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出具的证明，故原告不能证明其父子关系。

经审理，根据法院从房管部门调取的资料显示，该房产已于2004年转卖给他人，并非冯强的遗产，故原告要求继承该房产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另外，原告也不能证明其与冯强之间的亲子关系。故其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评析]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就本案而言，原告冯兰主张其与冯强系父女关系（非婚生子），却没有出具有力证明，被告冯洁也否认这一事实，原告应先提起确认之诉，确认与冯强系父子关系，依据确认之诉的结果再决定是否提起继承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