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十篇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1

一、问题设计要围绕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课堂教学的核心内容，也是教学目标的集中体现。问题设计就要紧扣课堂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设计问题的目的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而不是为了追求课堂教学的“热闹”场景。设计的问题不宜太多，过多的问题设计容易将课文肢解，冲淡主题，问题设计太少会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的质量，不利于提升课堂学习效率。

学习《皇帝的新装》时，确定了这篇课文的教学重点：学习通过对人物言行、神态、心理活动的具体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的方法；理解这篇童话的讽喻意义，认识封建统治者虚伪、愚蠢的本质。课文的教学难点：通过人物形象的分析，学习表现人物的方法，理解童话中想象和夸张手法的艺术特点。为此，笔者设计出这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1. 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些大臣们又是什么样的人？

2. 骗子何以能行骗成功？

3. 一眼就看穿的骗局，为什么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没有人敢于揭穿，最后由一个孩子说出了真相呢？

4.课文通过哪几个方面的描写，反映人物性格的？

二、问题设计要有梯度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用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问题，要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设计，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是引发讨论探究，有的是引起学生注意，有的是引起下文。但是，不管哪种问题设计，都应该有梯度，才能使课堂学习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使结构紧凑合理、逻辑思维缜密。

学习《皇帝的新装》时，为了探究皇帝的性格特点，我列出了4个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1.皇帝的新装有何特点？这样的衣服你认为会不会存在？既然大家一读就知道新装是假的，为什么两个骗子还有那么大的胆子去骗皇帝？

2.皇帝一心想穿上这件新衣，为何没有一开始就亲自去看布料？当他亲自去了，面对空织机时有何心理活动？

3.当他觉得老百姓的话似乎是真的时，为什么还要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

4.请你根据以上问题给课文加一个副标题：一个 的皇帝。概括皇帝的特点。最好能结合课些解释。

以上4道题在难度上呈现一定的梯度，既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同时又富挑战性。通过这4道题，层层推进，最终得出皇帝爱慕虚荣、穷奢极欲、昏庸暴虐、荒废朝政的性格特征。

三、问题设计要有层次性

初中生由于水平的限制，阅历还不丰富，学生认知有些差异，设计“问题串”应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使每个学生都要思考，且都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确保所有的学生都有展示的机会。设计的问题应注意由知识层面逐步上升到理解与运用层面，然后上升到综合评价层面，从而逐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其由感性认识过渡到理性认知。

学习《皇帝的新装》时，为了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至课文最后，笔者设计了4个问题：

1.“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这句中“天真”的本意是什么？在这里怎样理解？

2.“他觉得百姓们所讲的话似乎是真的”一句中“似乎”一词能否去掉？为什么？

3.“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什么也看不见”的原因是什么？皇帝听到“他实在没穿什么衣服呀”之后，“有点儿发抖”的原因是什么？

4.用横线画出描写皇帝心理活动的句子，用曲线画出描写皇帝神情的句子，并说明这些描写揭露了皇帝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问题设计有层次性，大家一起讨论时能畅所欲言，每个人都有成就感，同一个学生回答不同层次的问题，能将思维逐步引向深入。

四、问题设计要有延展性和开放性

具有延展性和开放性的问题，能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锻炼学生对未来知识的探索能力，在探索解决含有延展性、开放性的问题时，学生的潜能得到开发，追求成功的潜在动机被调动起来。这些问题的解决，能使学生逐渐掌握学习和探究的方法，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习《皇帝的新装》，在课堂的结尾部分笔者设计了两个开放性的问题：

1.游行结束，皇帝回到皇宫。你认为皇帝会怎样做？请你通过合理想象，续写一段故事结尾。

2.如果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会说真话吗？再过20年，你长大了，遇到这种情况，你又会怎么做？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2

一、创设矛盾冲突，引发阅读辩论

要辩论，至少要有一个包含对立双方的辩题。“针锋相对”的论辩，常能更有效地推进对复杂问题的深刻认识，找到更周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些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比较复杂，学生读出他的某个侧面时，也往往容易忽略人物的多侧面，从而影响对人物作出全面而深刻的评价。

例如，在教学《风筝》这篇课文时，课堂上我为学生设置了这样一个辩题：文中的鲁迅对弟弟是虐杀儿童天性，还是恨铁不成钢？然后按同学们的主张倾向快速将他们分为两大方阵：一方认为鲁迅对弟弟是虐杀儿童天性，另一方认为鲁迅对弟弟是恨铁不成钢。观点不同的两方进行辩论，辩论的过程中同学们异常主动，他们积极地从原文寻找相关线索和关键资料来佐证己方的观点。辩论中，主张“虐杀”方主要围绕：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的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的人性；主张“恨铁不成钢”的同学主要围绕：从手足之情上看，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了小兄弟有出息，那是恨铁不成钢。当他们的辩论相持不下时，我抓住课文中的鲁迅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恕，而小兄弟却全然不记得有这回事加以点拨，让两派同学一起做出合理的综述。这样的矛盾对立又统一的过程，是同学们独立解决问题、自我表现、自我完善能力的提升过程。

二、制造矛盾冲突，推进阅读讨论

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在突破阅读难点时学生常会因其艰难而导致思维抑制，兴趣下降。此时如能制造一些刺激因素，将会打破这一停滞状态，重现生机。而矛盾的产生，往往会像一剂活态激素，激活思维，让思维保持活跃并进入兴奋状态。

例如，学生在学习课文《皇帝的新装》时，对文中两个骗子为什么能够得手的理解就是一个难点，它的解决有助于学生找到贯穿故事始终的主线。开始许多同学只是简单认为皇帝有喜欢穿新装的怪癖，骗子正好迎合了他。此时我觉得不妨紧追一步，提出讨论：除了皇帝的原因，大臣们就没有责任吗？在这一有关思辩的矛盾论题诱导下，同学们热烈地讨论起来，开始追寻大臣们的外在表现和内心想法。讨论向纵深发展，从而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大臣和随员虽然都没有看到所谓的新装，但为了不让别人说他们不称职或愚蠢，都不住口地夸赞所谓的布料美极了，揭露了他们的虚伪和自欺欺人的本质……最终绝大多数的同学认为：骗子行骗，赋予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的“新衣服”一个奇怪的特性――任何不称职的或者愚蠢得不可救药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三、借助矛盾冲突，引导文本“改编”

文本是作者思想感情表达的载体，蕴含着作者的意识目的。但读者毕竟不等同于作者，两者间甚至可能存在着诸多的距离。特别是学生这一阅读群体：阅读水平有限，生活时代和作者很不同，很可能读不出或读偏误了作者意图。于是我想尝试让作品的关键情节向相反方向发展，再与作者原设计比较。也许逆向思维反而让人更快找到理解问题的缺口。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3

一、儿童音乐剧概述

1.儿童音乐剧的含义。音乐剧，亦叫音乐喜剧或音乐剧，是一门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新兴综合艺术表演形式。儿童音乐剧又是音乐剧中的一个类型，集音乐、文学、喜剧、舞蹈、美术、表演等于一体，以儿童为重点，内容基本上全是儿童熟悉的学习、生活等日常事物。

2.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应用儿童音乐剧的意义。与传统小学音乐教学不同的是，儿童音乐剧通过学生亲身参与音乐表演，利用故事阐述等方式，不但能使学生融入到故事情境中，获得丰富的情感体验，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以及对音乐的理解。对教师而言，由于其在儿童剧的筹划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也可在筹划过程中引导学生参与到儿童剧的选题、编排、表演中，使学生能在此过程中发挥自身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也可根据学生的年龄大小、教学实际来制定与学生相符合的音乐剧，不但可丰富学生的音乐知识，而且还可促进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对学生而言，在儿童音乐剧中，除了基本的音乐元素外，还融合了舞蹈、表演、艺术设计等元素，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将潜移默化地得到全方位的提高。

二、儿童音乐剧在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1.引导学生进行音乐剧表演。通常而言，儿童音乐剧都包含有较深刻的寓意，因此教师可尽量选取一些学生感兴趣、喜爱的寓言故事、成语故事等作为音乐剧的内容。比如，教师可以《皇帝的新装》为题材，组织学生来表演音乐剧，并通过这一故事让学生做一个心地纯洁、真诚的人，不要因自己一时的虚荣而放弃了自己真诚的心。在表演前，为了让学生能投入更多的情感，教師应先给学生讲解故事内容以及寓意；其次可引导学生进行分角色扮演，用心刻画故事中的人物，如皇帝的愚蠢，大臣的谄媚、迂腐，百姓的依顺等；最后，教师要帮助学生一起准备道具，设计对白与表演，以使学生对音乐剧的了解更加深入。

2.分组合作。为了使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参与到音乐剧表演中来，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参与度，教师在进行编排前，还需根据学生的情况，将其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并根据音乐的故事情节给组员安排指定的任务。如在具体表演中，有的学生负责舞蹈、有的学生负责刀具、有的学生负责表演，有的学生负责伴唱等等，这样在教师的合理分工下，学生各自负责自己的任务，进而完美地展现出音乐剧的魅力。例如，在表演音乐剧《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时，由于部分学生对教师分配的任务不满意，会出现几个学生争当主角的情况。这时，教师就要发挥出引导作用，让学生明白配角同主角的位置是一样的，都非常重要，从而使每个学生都处于最佳的演出状态，让学生感受到儿童剧的魅力与快乐。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4

珐琅彩的由来：瓷胎画珐琅是珐琅彩瓷的正式名称。是专为清代宫廷御用而特制的一种精细彩绘瓷器，部分产品也是用于奖赏各功臣的。据清宫造办处的文献档案记载，欧洲传教士带来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的工艺品，敬献给当时的康熙皇帝。这些珐琅器不仅技法十分精细，而且装饰风格也十分华丽典雅，所以备受康熙皇帝的喜爱。

康熙时期珐琅彩的发展：于是，他想让中国的画师也掌握这门西洋技巧，因此，到处寻找会做画的欧洲传教士，不仅让这些技师教中国师傅珐琅彩技术，而且想把这些技法运用到中国的器物上。康熙经过多次的实验，终于想到在中国的特产，陶瓷上。因为陶瓷洁白如玉，那珐琅彩的颜色就能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这个想法很快就能实现了，从此以后中国就有了新的瓷器技法，珐琅彩。并且烧制珐琅彩的作坊，被设置在养心殿，以此为了方便康熙的亲临现场指导。于是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之下，由造办处珐琅作的匠师将铜胎画珐琅之技法成功地移植到瓷胎上而创制的新瓷器品种，这种品种就叫珐琅彩瓷器。珐琅彩的瓷器，一直为皇家所独有，所以显得高贵而神秘。在经过多年的实验以后，在康熙皇帝的授下，我国的珐琅器瓷器有了一些代表作，比如：《蓝底牡丹纹碗》，这个蓝底牡丹纹碗显得尤其珍贵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珐琅料非常的稀缺，蓝色的就尤为少见，这个碗在宝石蓝色的衬托下，以紫红，金黄，草绿色绘成的缠枝牡丹，娇美异常，具有康熙朝珐琅彩瓷器的典型的特征，从康熙时期的珐琅彩器物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的特点，都带有欧洲铜胎画法的风格，且图案都是以花卉为主。这是因为从当时掌握的技法有限。但是不管怎样，康熙皇帝开创的珐琅彩瓷器，不但把中国陶瓷发展推向新的高峰，而且为瓷器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

雍正时期珐琅器的发展：雍正皇帝继位以后，继续发展了珐琅彩画法，甚至亲自设计图案的样式和上面的装饰图案。雍正皇帝甚至想出办法，自己研制生产珐琅彩的颜料，不再从国外进口，以便于加快珐琅彩的发展，最后研制出来的珐琅彩的色彩品种比当初从国外进口的还要多。宫廷技师也加入到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当中来，把珐琅彩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潮。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的特点，已经摆脱了铜胎模印，而是以色地装饰，直接就在洁白如玉的色釉上进行彩绘，。这些白瓷胎除了极个别为清宫收藏的明代永乐百瓷外，绝大多数是由当时的景德镇御窑厂特制提供的。雍正珐琅彩瓷器在图案装饰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那就是由原来康熙皇帝的珐琅彩只绘花卉，有画无鸟的单调局面转为大量的花鸟，竹石，山水等图案。空白处再配以与画面内容相应的诗句。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了诗，书，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品，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书画的意境。比如《松竹梅纹橄榄瓶》，此瓶就是以珐琅彩绘“松竹梅”的图案，松树苍劲，翠竹挺拔，梅花秀丽，绿叶村托红花，画笔委婉细腻。图案上方墨书“上林苑里春常在”七个字。在诗句的上、下方则是用胭脂彩画成印章式款，分为“翔彩”、“多古”、“香清”三组。足底青花双圈内楷书“大清雍正年制”6字款。此瓶造型是橄榄状，又称橄榄瓶，这款瓶，造型优美，工艺精细，胎体轻灵。是雍正时期珐琅器瓷器的杰出代表。

乾隆时期珐琅彩的发展：雍正皇帝去世后，乾隆皇帝继位，虽然是位年轻的皇帝，可是与自己的主父和父亲一样，十分中意和青睐珐琅彩，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的装饰题材较雍正时期更为丰富。除山水，花卉和花鸟外，还有中国或西洋人物。那时受西方洛可可艺术风格影响的各种洋花图案，同时还有许多新的器形的诞生。代表作：西洋人物图葫芦瓶《婴戏图两组》一组画面中四个孩子，在与三只羊戏耍，寓意为三羊开泰；另一组为九子嬉戏图 寓意为多子多福。这款瓷器

总结：在中国八千年绵延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古陶瓷顶峰的作品。不仅作为清康雍乾三代皇室的秘制秘藏之物，而且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在艺术格调上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瓷器艺术品制作的崇高成就。由于其创制初衷和工艺要求的特殊性，其艺术成就空前绝后。他也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由于珐琅彩瓷器烧制费时费力，让本来产量不高的，再加上有些还在战乱当中流失到海外。因此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珐琅彩瓷器数量有限。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陶器》 张旭 著 地质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1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5

一、课堂提问必须围绕课堂教学目标与重点。

课堂教学内容及具体环节步骤的设计，无论它欲直先曲，还是多么花样翻新、跌宕起伏，但始终不能够脱离该课文、该节课所确定的目标与重点，只有围绕目标与重点的“问”与“导”的有的放矢，“帮助学”“指导练”（董菊初语）的教与讲的作用才称得上正确发挥，教师才会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真正实现“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叶圣陶语）这个教学最高、最终目标。让学生在学习语汇、篇章、字句、声调时把握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凭借语言文字“打通”语言文字触及作者之心；学得习得关于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的知识，获得听、说、读、写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等知识主体。

二、课堂提问必须考虑难易程度相对适中。

某老师在讲授《皇帝的新装》时，从“默读‘提示’（权威的阐释，笔者注）第一段，读后请同学们说说介绍作者这部分内容，应该抓住几个要点？”到最后“那个小孩在这个故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总计有近二十个问句，可以说前一个小问题引出后面的小问题，后一个小问题解答又导致新的更新层次的小问题产生。《皇帝的新装》这篇课文的内容情节读懂并不难，七年级学生大部分可以被其故事情节深深吸引，所以老师开始就从提问进入教学“课境”，设计若干个简单问题，并且这些问题的回答总是层层关联，一环套一环，一环紧一环，最后问及学生“那个小孩”在该故事中的“作用”，即最后破解文章主题的外衣，真话与假话，行骗与出丑。它可以让学生在这则近似笑话一样的故事中，得到这样的启发：假的终究是假的，丑是不能够代替美的，丑是客观存在的，美也是具有社会共同标准的。它深刻揭露了人性的悲哀，皇帝和大臣们的丑恶灵魂，也嘲讽了普通人被扭曲的精神。从该老师的课堂教学后面也可以看出，学生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还有一位老师在讲授《吆喝》一课时，从“再把课文大声朗读一遍，并找出课文里提到的叫卖物品，看看这些物品涉及到哪些行业？”到最后“睡竹床、打赤膊，为什么就是热情豪放呢？”，也总共设置了二十五个以上的问句，每个前面的问题设置总是为着后面问题的逐个产生，前后各个问题本身及回答内容不仅是形象的，彼此间也是逻辑联系着的，顺序不可颠倒或某项阙如。宜昌学生和武汉学生对北京的一些饮食文化恐怕并不是太熟悉，学习这篇课文时，王老师在指导学生初读课文后，则从提问“叫卖物品”涉及的“行业”开始，这样学生就当然容易感兴趣也方便理解了，且为后面循序提问做了个精彩的开端。

她的二十五个以上的提问，每一个难度都不大，主要是顺着教学目标和重点的要求，在教师激情饱满的引导和鼓励下，一步一步带着学生走进文化大世界，感受中国文化的灿烂与美妙，无论在宜昌讲课，还是在武汉讲课，学生都从她的《吆喝》中品尝到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大餐。 初中学生的认识是一个正在发展，由形象思维较为活跃阶段进步为与逻辑思维并重发展的时期。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学生又略呈阶梯性状，教师提问应该考虑他们不同的年龄、思维和思想认识的不同状况，分别提出不同的问题。提问应该针对学生认识事物的特点，尊重由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的认知规律，决不能老师越俎代疱，以自己的观点完全代替学生的认识，以自己一名教者或鉴赏者的价值取向代替本应由学生“习”得的认识。另外，前述及“教例”中的提问基本属于面向一个班的全体学生的，并未针对个别发展差异的学生实际，所以在实际教学中还须根据一些特殊、个别的学生情形进行问题设计。

三、课堂设问必须做到前后内容紧密关联。

还是《皇帝的新装》这一课，老师开始让学生通过上十组反义词的练习，如虚假、虚伪、假意与真实、真诚、真情等，接着问“今天我们就到《皇帝的新装》中去打一回假。大家说说看，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听说这个故事的，当时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由这个提问，通过前述语言形式练习层次升华到它的意义层次，即从这几个词的单独练习进而延展、切入本节课学习最核心的东西，让学生清楚皇帝及一帮大臣们为什么会“骗”，彻头彻尾的骗人的。从老师的第一步“聚焦：撩开虚假的存在”到第二步“转述：体味人物的内心”是紧密联系的，两个环节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必然性，不撩开虚假的一面，则不能够体味出人物的极端丑恶内心；只有撕开假面具，才能发现人物灵魂的丑恶。这两个步骤之间不可颠倒，更不可缺少。再从教学课堂中窥察，如第三个环节“冥思：虔敬童年的真实”，当学生们说到因为“爱美”过度的时候，老师则因话利导：“哪里过度了？”学生们说，“所有的钱都拿来买衣服”“连军队都不关心了”“不理朝政”“因为钱财、官职、荣誉说假话”等，学生已经认识到这些，的确不错了，老师接着要学生推测，皇帝“骄傲地游行”会有怎么样的结果？这样，逐层引导学生认识到了皇帝及一帮大臣的虚伪，并想象到如此将误国误民的后果。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6

一、“自主认知”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自学关键是教师必须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自学方法，整个深层次教学的成败也在此一举。学生有能力自学，教师就可淡化知识的讲授，否则仍不能脱离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窠臼。在“学”与“导”的关系上，主要靠学生学，但关键又在教师“导”。“导”既要指向，即引导学生进行有目的的自学，又要激趣，即激发学生学习有关课文的兴趣。例如，必修一:“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一课，我在学案的【自主认知】部分是这样设计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1．确立至高无上的皇权(1)皇帝称号的由来。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决定从“三皇”中取一个“皇”字，从“五帝”中取一个“帝”字，合成“皇帝”，作为自己的名号，以显示其权势和地位。从此，“________”成为我国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称谓，历代沿用。(2)皇帝的权力。全国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一切大权由皇帝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由皇帝任免;军队的调动由皇帝控制，调动军队的凭据_______由皇帝控制、发给。(3)特征。秦始皇首创的皇帝制度，一方面以_______显示了权力的不可转移，另一方面以______________显示了地位的不可僭越。这是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2．建立较为完备的中央官制(“三公九卿”制)(1)职能。秦始皇建立的中央机构中，_______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_______兼理监察事物，_____负责全国军事事务。丞相之下还有______，分别掌管着国家的各项具体事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2)评价:①秦朝中央的主要官职，在_____、______和权________方面相互配合，彼此牵制，军政大权操纵在皇帝手中。②然而，对于军政大事的决策，一般先由丞相、御史大夫和诸卿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裁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君主专制下重大事情的决策失误。这个案例是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的教学，如果不用学案，只由老师用叙述性、描述性的语言讲授，学生只是听和看，学生的思维、学习情绪得不到充分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处于较被动的状态。而用上面的学案把教学内容设计成阶梯式的填空题，通过自己完成这些由浅入深、由事实到结论的渐进式练习，使学生熟悉历史史实，归纳出结论，从而产生成就感，达到活学、乐学。这样的课堂教学，学生参与性强，学习处于较为自主的状态。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既促进全体发展，又关注个体提高。

二、“正确点拨”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学法指导是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核心因素，是学生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学法指导是“教会”学生学习的前提和保证。第多斯惠曾深刻地提出:“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因此，在学案设计中，学法指导应该贯穿始终，如学案中的学习目标设计、疑难问题提示、解题思路、方法、技巧等指导性内容和因素，构成一条明晰的学法指导线索。为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条件。例如，必修一古希腊民主制度这一课中，如何认识城邦政体对雅典文明的影响是一个难点。在学生合作探究、总结认识的过程中，得出的观点大都是不系统的，或者不太理解城邦政体。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应该这样引导:什么是城邦?希腊城邦发展有什么特点?对希腊文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小国寡民，有利于实行直接民主;独立自治，有利于希腊文明的延续性。)学法指导就是“指点、启发”，学案导学要体现“导”字，自主学习不等于完全自学，放任自流，课堂上教师应该讲解重难点知识，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在学生思考的瓶颈时期要注意适当点拨，使学生的认识得以提升。

三、“巧用表格”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这一环节特点是“精”。内容、语言要精。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教材的知识结构。为了节省时间，我将知识结构预先写在幻灯片或小黑板上向学生演示讲解。不讲具体的知识点而是讲教材内容的“框架”。例如，必修二:中国民主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曲折发展历程一课我设计成表格。通过完成表格，既加深学生记忆，又有利于促进、完善，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如果只靠老师讲，学生印象不会深，还容易混淆，因为讲述是传输态的信息，讲过了就没有了，甚至一不留神没听到就更是空白。而学案是存贮态信息，且知识点需要学生填，可以在课前初步整理，课上修正完善，课后复习巩固，考前还可以拿出来浏览。有一个不断完善、优化和巩固的过程。

四、“巧设练习题”巩固新知识

练习的目的是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检查教学效果。一节课的成败关键是在学生是否理解和掌握了历史基础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练习引导学生探索历史事件发展的规律。必须紧扣一节课的能力培养目标，巧设疑问。例如，必修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一课设问如下:(1)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的背景;(2)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标志;(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成;(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5)布雷顿森林体系评价;(6)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练习，使学生认识到美国在战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使学生掌握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评价历史事件的方法和能力。试题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准确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材料中强调了美国关税壁垒对世界各国的直接影响，A项符合史实和题意，B、D两项于此无关，C项是其间接影响，故答案选A。此题是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从材料选择题到材料题，从单方面信息入手到材料题多方面信息分析总结，让学生的能力逐渐的提高，更好的适应高考。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7

在俄罗斯三百余年的帝国历史上，只有两位皇帝获得了“大帝”的名号：一个是帝国奠基人、铜像的原型——彼得大帝，另一个就是女皇、铜像敬建者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大帝是后世对沙皇彼得一世的尊称，彼得一世（1672—1725），原名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之子，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第四代沙皇，1682年彼得一世即位之前，俄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教育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当时资本主义在尼德兰和英国已经确立，而在俄国依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1697年起，彼得一世隐姓埋名游历英国、荷兰、德国各地，考察西欧文化、科技。在位期间彼得一世推动欧化运动，实行富国强兵的政策。他建立了正规的陆海军，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振兴教育，刷新文化，改革货币制度，建圣彼得堡，并于1712年迁都至此。他制定的西方化政策是使俄国变成一个强国的主要因素。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原为德意志一公爵之女，1745年嫁给俄皇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宫廷中废黜彼得三世，并登上皇位。她大刀阔斧，力行革新，掌控与操纵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国家达三十多年之久。因治国有方、功绩显赫，其才干与名气闻名海内外，成为俄国人心目中仅次于彼得大帝的一代英主，被尊称为“叶卡捷琳娜女皇”。她对外两次同土耳其作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把克里木汗国并入俄国，打通黑海出海口，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俄罗斯帝国。

事实上，早在彼得一世生前就曾有一位意大利籍法国雕刻家拉斯特列里为其作过一座骑马铜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761年，纪念碑还没有建成。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后，一直以启蒙运动庇护者的形象自居，同欧洲的著名学者狄德罗、伏尔泰等常通书信，并试图把俄国的一切文化改革措施都归功于自己。叶卡捷琳娜二世深知，为帝国奠基者树碑，既有利于巩固政权，对俄国教育和启蒙运动亦有好处，因此决定重新设计雕刻彼得一世纪念碑。

1766年，时任巴黎艺术学院教授的狄德罗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推荐了法国雕塑家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1716—1791）来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建筑。狄德罗称：“在他身上（法尔科内）既有着无穷的细腻的审美、才智和温柔，又兼有粗犷、冷酷和怀疑一切的特质。”法尔科内当时是一家陶瓷工厂的设计师，但一生都梦想着铸造一座纪念碑式的作品，梦想着“赋予无生命的材料以鲜活的、震撼的、富有激情的灵魂”。1766年，50岁的法尔科内同自己年仅17岁的助手、学生玛丽，安，科洛来到彼得堡，女皇热情接待了雕塑家，但是很快，法尔科内异常严苛的要求和严肃的态度让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厌倦，他的设计理念也往往同女皇及大多数宫廷显贵的意见大相径庭，叶卡捷琳娜二世逐渐将注意力转向俄罗斯艺术学院主席、廷臣公爵伊万，别斯基，但是别斯基同样对纪念碑的设计有着自己的想法。这也使得别斯基同法尔科内的关系剑拔弩张。雕像的设计与铸造工作进展得十分艰难。

铜像设计之初，狄德罗曾向法尔科内推荐当时的传统程式：以身披动物皮毛并用凶狠眼神注视彼得大帝的野蛮形象和向彼得大帝伸出双手、在大地上享受和平的“人民与民族的爱”的形象来环绕铜像，以此来诠释彼得一世的不朽功绩。然而脾气暴躁的法尔科内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回复狄德罗：“我设计的纪念碑将是简练的……我不想把他表现为伟大的统帅或胜利者，虽然这两者他都兼而有之。我想表现这位英雄的个人品格。他作为自己国家的创造者、立法者、改革者是更主要的、更应该展现给人民的。”同时他也拒绝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希望将彼得大帝塑造成手持权杖高踞骏马之上、像罗马大帝一样的形象的想法，他在给别斯基的信中写道：“难道您能够想象一位被选中设计如此一尊恢弘的纪念碑的雕塑家，会让其他人的意志操纵他的双手？”法尔科内最终决定将铜像设计成策马奔腾的骑士——如狄德罗所言——既是统治者又是守护者，这一方案最终也得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赞同。

为了使骑士雕像形象更逼真生动，依照女皇的命令，在专门堆起的一座小山上，找一位跟彼得一世身材相似的将军策马冲上山丘，在峰顶上勒缰立马，循环重复直至完美地将这个瞬间完成，连马“模特儿”都是从皇家马厩里精挑细选的。而关于彼得一世的衣着，法尔科内不想套用传统的做法，穿着罗马式的服装，认为应该使之具有时代的气息。起初，他决定采用俄国服饰，但因彼得大帝生前不喜欢穿俄国服饰，法尔科内最终没有在纪念碑中让彼得穿纯粹的俄国服装，而是让骑士穿一身过膝的、宽大的半大衣，肩上一条类似披肩的织物经过前胸从后肩下垂到马背上，更是加强了雕像跃进的律动感。法尔科内认为它与伏尔加河上纤夫的衣服有相似之处，这一类似古代和俄国民间的、经过艺术家改造的服装，不仅契合了纪念碑题材和构图的风格，更使彼得一世的形象既贴近人民又不失大帝风采。

纪念碑铸造过程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会引发争论和怀疑。特别是关于将邪恶与嫉妒的象征——蛇的形象置于马蹄之下的想法，叶卡捷琳娜称自己“不喜欢也不讨厌”。法尔科内向女皇解释，一切伟人——不论是彼得大帝，还是叶卡捷琳娜本人，都战胜过不知感恩的人的嫉妒，因此被践踏的蛇的形象是不能省略的。因自己被和彼得大帝相提并论而心情大好的女皇最终同意：“古老的歌谣里唱道：如果需要，那便是需要。这就是我的回答。”最终这一设计由俄国雕塑家戈尔杰耶夫完成了。事实上，除却象征意义之外，将蛇和马的尾巴连在一起的设计，使其整体成为铜像的一个支点，使跃起的马看上去似乎只有两只后蹄支撑于地面，造成一种震撼的艺术效果。

而对于铜像头部的设计，法尔科内进行了三次尝试，却都不能让叶卡捷琳娜满意，而玛丽，安，科洛的设计草图则被女皇采纳，据传，年轻的艺术家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彼得一世头部的雕刻，而且被公认与彼得一世惊人的相似，经由法尔科内的修改，彼得头像最终完成：头上戴着树叶编成的桂冠，额头高而有体积感，额上有皱纹和眉弓，脸颊微垂，鼻子略尖，坚毅且棱角分明的下颌和上扬的眉线都突显了彼得一世的冷峻与威严。科洛更是因为自己杰出的工作成为俄罗斯艺术学院的一员。

依照法尔科内的设想，纪念碑的底座应该是一块完整的原石。从1767年开始，人们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却还是没有合适的石头。《圣彼得堡简报》刊登声明，奖励能够提供有用信息的人。终于，在彼得堡近郊拉赫吉一位农民带来消息，在他家附近有一块理想的巨石：长13.42米，宽6.71米，高8.24米，重约1600吨，该石曾被闪电劈中，中间裂了一条大缝。石头找到了，运输又成了大问题。叶卡捷琳娜亲自来到拉赫吉，观察指挥如何运送石头，最终，由四百多人组成运输队，特制一辆铜车装载，下面以圆球滚动，历时九个月，才终于将巨石送抵彼得堡，其间女皇曾数次视察了这工程。巨石制成的底座前端被设计成高山的悬崖，骑士高踞崖顶，后端则刻有倾斜的、通向悬崖的路。最高处骑士的前面是一个形似水浪的陡峭面，裂缝则刚好用来固定铜像。

铜像的选址用了四年时间。最终，叶卡德琳娜决定把纪念碑放在彼得堡的中心——参政院广场。广场面临涅瓦河，视野开阔，两旁是彼得一世时代建成的参政院和海军大厦，无疑是安置铜像最合适不过的地点。

然而就在这项伟大的工程即将完成的时候，法尔科内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女皇对法尔科内的工作很不满意，认为他独断专行，并不再邀请他来王宫，她也不再监督工程的进展，同时在彼得堡出现传闻，称雕像的设计完全由别斯基一人负责，法尔科内仅担任了技术工作。1778年，距纪念碑竣工四年之前，深感受辱的法尔科内离开工作了12年的彼得堡，俄国建筑师费尔腾接手了他大部分的工作。其后的十年间，法尔科内深受瘫痪的困扰，再无其它作品问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雕像铸造期间，由于熔融钢铁冲破模具，导致工作间内发生火灾，工人纷纷逃生，唯有铸造师叶梅利扬，霍伊洛夫冒着生命危险扑灭了大火，才使众人数年的心血得以保存。法尔科内曾就此事写道：“我们务必要用成功来回报他的英勇。”事实证明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8

1.创设生活情境

小学生年龄较小，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自己熟悉的事物，对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使用教材，发扬民主，努力创设更符合本节课的生活情境，有效地把所要教授的内容直观地传授给学生，从而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轻松、愉快地掌握所学知识。

2.组织各种活动

小学生生性好动、好奇心强，喜欢新鲜的事物。在教学中，我常常举办一些与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活动，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学习《愚公移山》一课时，我将课文内容编成了课本剧，让学生分角色表演，并在表演后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容，评论了表演优劣。这样教学，既为学生提供了显示表演和活动才能的机会，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起了学生的求知欲，从而让其在活动中轻松掌握了做人的道理。

二、转变观念，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与学生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教师很难放下架子，学生害怕与教师交流，师生之间俨然树立着一座高墙，导致了课堂教学沉闷，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就应改变长期以来以自己为主体的教学观念，放下教师权威的架子，主动去接近学生，与学生友好相处，进而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具体说来，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笔者认为，可抓住以下几点：一是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学生。教师对待每一个学生都要用同样的态度，不仅要爱“白天鹅”，还要乐于接受“丑小鸭”。对优等生不能放纵其缺点、错误，要让其知道自己也有不足，进而自觉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二是教师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师生间没有有人格上的尊卑、贵贱之分，我们应把学生看成是自己的朋友、人格独立平等的主体，而不能辱骂、训斥、体罚和侮辱学生的人格，这样学生才会信任老师，进而在自然和谐的气氛中快乐学习。三是要善于理解学生。面对学生因幼稚、不成熟而造成的过失或错误，教师应学会“心理置换”，把自己摆在学生的位置，体验学生的心理，以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对待学生，使其体会到教师“慈母”般的爱，自觉改正错误。

三、精心设计课堂提问，促使学生积极思考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9

关键词：阅读教学；创造力；思维

《语文课程标准》把“在发展语文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活想象力和创造潜能”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目标，这就告诉我们，在语文课堂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成为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如何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呢，下面笔者结合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谈一点体会。

一、以导为主，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语文课的阅读教学是课堂教学的重头戏，也是学生掌握语文知识的重要途径。其教学过程,对教师来讲，就是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灌”，而是“导”。“导”的中心，是为学生提供掌握知识的必要思路，使学生遵循正确的思路去学习，并掌握学习内容，这样才不会禁锢学生的思维，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阅读教学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学生带着课文和自己的初步理解与感受走向教师，向教师求教，而不应该是教师带着已经准备好的对课文的理解走向学生，把结果讲解给学生听。因此，要培养学生的理解和创造能力，学生和课文的直接对话是阅读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要认真地引导。首先要有充分的时间保证，不能仅仅是敷衍地预习一下。其次，要有计划地提供一些必需的阅读背景资料。为此，阅读期待、自由诵读应成为阅读教学过程不可缺少的起始环节。

为了让学生与课文直接对话，我们甚至可以事先不限定目标和目的，完全让学生接近文本，充分自由地去接近作者的心灵，去触摸作者的思维和情感世界，去和作者沟通，去自由地想象，去进行再创造。

二、营造民主氛围，培养集体性思维

营造民主、和谐的班级氛围，是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重要前提和保证。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引导他们敢想敢问，创设自由空间。正如陶行知所指出的：“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民主的教学气氛有利于学生减轻学习负担与精神负担，易于进入自由、自在、自觉的精神状态，使学生在教师热爱、尊重和期待中保持好奇之心，激发探究兴趣，激起创造欲望，激活创新意识。

教学中的“集体性思维”，就是以班级为基础，在相互交往中探讨所提示的学习课题的过程。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敏锐地察觉和果断地把握全班集体性思维的流向，在适当的时机提出适度的问题，以组织和促进班级集体性思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特别关注学生在理解课文中显露出来的大量的创造性意见，鼓励学生继续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还应该提出新鲜的课题,引申课文意义。例如，在教学《我的叔叔于勒》时，教师可以提出“贫与富”、“钱与情”、“我们身边的菲利普夫妇”、“若瑟夫长大了会怎样”、“假如回来的叔叔是百万富翁”等话题，引导学生阅读小说，观照人生，观照现实，激发他们再创造的欲望。

三、阅读要借助想象和联想,进行创造性思维训练

情节续写、内容扩写、仿写、改写等是比阅读更进一步的对原作的再创造。如教学《皇帝的新装》一文,我要求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对皇帝的性格进行想象。皇帝在游行完毕后会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学生有的想象皇帝受骗后恼羞成怒，派人捉拿骗子，但骗子早已逃之夭夭；有的想象皇帝受骗后迁怒于小孩，将他抓来并责问他为何要说真话，昏庸愚昧至极。有一个学生则想象皇帝因游行时没有穿衣服而受了风寒，回宫后发烧求医，谁知医生仍是这两个骗子乔装的，骗子用锅底灰和野草屑做成几颗黑糊糊的药团换取了皇帝的大量金银珠宝，而皇帝服药后上吐下泻，令人捉拿骗子时，骗子早已逃的不见踪影，皇帝也一命呜呼。再如要求学生为皇帝的游行大典进行创造性复述，扩展故事情节，让学生大胆地去创造去想象。经过这样的训练，不但加深了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对人物性格的认识，而且使文章内容得到了再创造，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在训练中自然得到了培养。

四、阅读教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语文知识可以延伸到数学，艺术等学科中，借此实现学科与学科的融合、综合性学习，强调运用各学科知识来探寻与求知，注重学生知识视野的开拓，真正实现阅读与听、说、写能力的整体发展，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

皇帝的新装教学设计篇10

关键词 天文仪器 欧洲化 清朝观象台

abstract

in 1669, the belgian missionary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was in charge of guiding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an ecliptic armillary sphere, an equatorial armillary sphere, an azimuthal instrument, a quadrant, a sextant, a stellar globe, which superseded such chinese-styled instruments as the armillary sphere and the simplified instrument in the observatory of peking in 1674. he published 16-volumed xinzhi lingtai yixiang zhi in 1674, which specialized in explaination of the design, manufacturing, installment and usage of his instruments. verbiest’s work enabled the precision of china’s instruments to come up to an unprecedented standard. it was obvious that verbiest consulted tycho’s design in the book astronomie instauratae mechania (1598), and absorb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lastic arts.

in 1715, bernard-kilian stumpf (1655-1720) equipped the observatory with an azimuthal-quadrant again. according to the qianlong emperor’s desire, ignatius koegler (1680-1746), augustein de hallerstein (1703-1774) and their chinese co-workers made an equatorial armillary sphere for the observatory from 1745 to 1754. the instrument followed the system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millary sphere, and adopted 360°sexagesimal, precise graduation, screws, spare part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which were used by verbiest. essentially, it restored ancient ways.

key words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europeanization, the observatory of pek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中外学者曾对明末和清朝前期传入中国的天文仪器技术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但仍留下了不少有待澄清的问题。本文试图系统地描述清朝前期观象台的天文仪器的欧洲化过程，以及其中的某些特点。

明末，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52-1610)、罗雅谷(jacques rho, 1590-1638)、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等传教士向中国人介绍了1619年以前的绝大多数欧洲仪器①，并与中国人合作试制了部分仪器。入清以后，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传教士在欧洲式仪器的制造和使用方面走得更远。

1．南怀仁与成套欧洲式仪器

南怀仁于1623年10月生于比利时布鲁日（bruges）的皮特姆镇（pittem）。1640年10月入鲁文（louvain）大学艺术系学习，这里的学生在前两个学年要学习哲学、自然科学和数学。当时多数鲁文大学的教授把托勒密、哥白尼和第谷的体系当作假说[1]。1641年9月他离开这所大学，加入耶稣会。两年后他回到鲁文的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1645年获得哲学学位。在耶稣会学院的科学训练对南怀仁来说非常重要。1652-1653年在罗马学习了一年多的神学。1655年在塞维利亚（sevilla）获神学博士学位后，他要求去中国传教，获准。这可能是受到卫匡国（martin martini, 1614-1661）的影响[2]。在离开欧洲之前，南怀仁在葡萄牙教数学。1657年4月，他随卫匡国的传教组扬帆启程，1658年7月抵达澳门。

1660年，皇帝批准汤若望的请求，召南怀仁来钦天监协助工作。大概汤若望比较看重南怀仁的数学家名声。1661年顺治帝作古，朝政被保守辅臣把持。1664年9月，杨光先（1597-1669）控告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汤、南等人遂遭审讯。次年1月，刑部拟定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为死罪。至4月和5月，南怀仁、汤若望被赦出狱。1666年7月汤若望故于寓所。1665-1668年，杨光先、吴明?@等守旧人物把持钦天监的历法测算工作，而南怀仁则忙于制造日晷和其它装置，以及气象观测等。

1668年12月，南怀仁奏报吴明?@所推算的七政历、民历有严重错误。年轻的康熙帝令大臣会同杨光先、南怀仁等共同以实测来验证历法。南怀仁在拉丁文的《观测之书》（compedium liber observatonum）中记述了他们的测验和所用的仪器，这些材料后来被他编入《欧洲天文学》（astronomia europaea）一书：1668年12月27-29日，南怀仁以圭表观测证实了他的推算与太阳的实际位置一致。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1609-1677）善于制作精巧的机械仪器和各种灵巧的装置，受到皇帝的器重。他在一夜之间为南怀仁的第二次观测制作了一具带有调节螺钉的新圭表。1669年2月1日，南怀仁到观象台，为火星和太阳位置推算的验证观测作准备。那里安置着一架 “黄道春秋分浑仪”、一架青铜象限仪、一架铁纪限仪。他调整了浑仪的环和照准器、象限仪的方向和照准仪。2月3日，火星果然处于浑仪照准器对着的位置，太阳处于象限仪和纪限仪的照准器所对准的位置。1669年2月18日，南怀仁再次用象限仪观测太阳纬度，又应验了推算的结果。当晚，他还用黄道春秋分浑仪观测了月亮的位置，结果与推算吻合。观测时间是靠事先计算的室女宫的角宿一与子午环之间的距离确定的，观测时用赤道浑仪找准这个位置。南怀仁还把一架直径差不多2尺的天球仪带到了观象台，以便向陪同的官员们讲解他的观测[3]。面对测验结果，杨光先仍为自己辩解，指责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4]。然而，这种说辞再不能打动皇帝了。

南怀仁在《观测之书》和《欧洲天文学》中简要描述了他使用的仪器。青铜象限仪的半径为2.6中国尺，每度又分为60′，装在一个带三个调解螺钉的桌子上。铁纪限仪的半径为5或6几何尺①，带有青铜支翼、照准器和中心管，弧刻度的每度分为60′。“黄道春秋分浑仪”的直径2.5尺（一中国尺约等于一古罗马尺）的。春分点和秋分点是黄道环与赤道环交点，“春秋分”暗示着赤道环的存在。由此推测，黄道春秋分浑仪就是明末《崇祯历书》中所说的“黄赤全仪”。

我们可以肯定，仪器是前人留下的！旧的圭表和赤道浑仪是明朝使用的中国式装置。黄道春秋分浑仪、青铜象限仪、铁纪限仪和天球仪等欧洲式仪器应当是邓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汤若望和罗雅谷主持试制的，它们起初可能被安放在历局或传教士的住处，后来曾被移到观象台。黄道浑仪或许是明末制造的黄赤全仪。 不过，南怀仁所说的尺寸与徐光启（1562-1633）造仪计划所说的尺寸不同。或许徐光启的计划在执行时曾被修改，可能性更大的是南怀仁对仪器尺寸的描述有误，甚至把自己后来制造的的仪器误记为别人的作品。据考证，拉丁文的《观测之书》在1671年或稍晚时与《测验纪略》一起出版过[5]，那时南怀仁还没有制造完新仪器。

我们再看一看南怀仁在1674年的一段说明：

“康熙己酉八年正月初三日[1669年2月3日]，是日立春”，“于本日午正，仁测得太阳，依象限仪，在地平上三十三度四十二分；依纪限仪，离天顶正南五十六度十八分；依黄道经纬仪，在黄道线正中，在冬至后四十五度零六分，在春分前四十四度五十四分；依赤道经纬仪，在冬至后四十七度三十四分，在春分前四十二度二十六分，在赤道南十六度二十一分；依天体仪，于立春度分所立置表，则表对太阳而全无影；依地平所立八尺零五寸表，则太阳之影长一丈三尺七寸四分五厘。六仪并用而恭互之，而立春一节皆合于预推定各仪之度分如此；则历凡所推之节气，其合于天行无疑矣。然非籍有合法之仪，又何从测而得之？”[6]

如果南怀仁没有记错日期的话，上述引文所说的仪器肯定是汤若望时期留下的仪器。在六架仪器中，有圭表，无地平经仪。黄道春秋分浑仪被写为“黄道经纬仪”，赤道浑仪改称“赤道经纬仪”，天球仪得名“天体仪”，而“表”则是中国传统的圭表。有学者认为，2月3日南怀仁所用观测工具是预先制造的木模[7]。这种猜测缺乏足够的依据，并且与南怀仁自己的描述相左。

1668年底和1669年2月的观测使传教士命运有了转机。由于杨、吴等所做推算与实测不符，而南怀仁据圭表观测和西法所做的推算皆与观象台的实测一致，1669年3月11日礼部建议授南怀仁钦天监监正，但南怀仁推辞不就。4月1日康熙帝下旨任命南怀仁负责“治理历法”。

欧洲人编算历书时采用60进位制，分周天为360°，引入黄道坐标等。若继续使用中国传统仪器的刻度，就要做繁复的换算。南怀仁决定把360又1/4度和百刻制改为便于划分刻度的360°制和60进位制。

观象台的明朝圭表、简仪和赤道浑仪年久失修，零部件形状有所变化，因而精度会降低。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七月，南怀仁的对手、钦天监监副吴明?@就指出：“推历以黄道为验，黄道以浑仪为准。今观象台浑仪损坏，亟宜修整”[8]。因此，他曾提议为观象台添造一件“滚球铜盘”。

尽管南怀仁夸赞1668年底和1669年2月所用的黄道浑仪、赤道浑仪、象限仪、纪限仪等“尺寸合适，完全适合于精确的观测”[9]，但还是计划另造新仪器。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他在奏章中说：

“恭遇我皇上面询臣艺业，如测量奇器等制。臣少时涉猎系所长，容臣按图规制各样测天仪器，节次殚心料理，以备皇上采择省览。”[10]

近来有人发现了南怀仁作于1664年的《仪象图》序言，文中提到他为观象台绘制一系列欧洲式仪器图[11]。在南怀仁的《仪象图》的拉丁文本liber organicus（仪器之书）中，标题页写的是1668年。这可能说明那一年南怀仁正在设计天文仪器。1687年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在1696年的著作中称，南怀仁劝说皇帝制造新仪器的[12]。而南怀仁对欧洲的耶稣会士们却说，到过观象台的最重要的高级官员们[应当是礼部的]上奏皇帝，建议由他负责制造新式仪器，取代观象台的旧仪器[13]。此前，他已经为礼部官员和皇帝准备了设计“式样”。南怀仁的说法较李明的更为可信。他可能认为旧仪器构造和功能不够理想。

1669年8月底，礼部获旨同意换下旧仪。9月10日，康熙帝批准礼部“照南怀仁所指式样速造”新仪的建议：

“……因康熙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题，八月初一日奉旨，这观象台不必开展建造，旧有简仪、浑仪仍着收存，毋致损坏。其新制仪器作何安设，礼部祥看议奏。钦此。

钦遵于八月初三日到部。臣等随到观象台，有得台基长十庹[一庹约合五尺]二尺八寸，阔十庹二尺五寸；简仪长二庹三尺八寸，阔一庹四尺三寸五分，高一庹三尺一寸；浑仪长一庹二尺六寸，阔一庹一尺六寸，高一庹四尺；星球[天球仪]长一庹六寸，阔一庹六寸，高一庹二尺八寸。随问南怀仁：新造仪器共几件，大小式样若何？据称，台上新安仪器共六件，东南角黄道经纬仪，西南角地平经仪，当中赤道经纬仪，正东象限仪，正西纪限仪，正北星球[天体仪]。每件仪器约高一丈，圈径约六尺。俱用砖台基，约高四尺，宽长约一丈二尺。台上板房一间。因遮仪器不便测星，应将板房移在临城东墙。风杆原在东南角，今有碍测验，应移在北方等语。该臣等议得见，在观象台旧简仪等三件仪器若仍存在台，则南怀仁新造六件仪器难以安设。俟南怀仁所造新仪器告成时，将简仪等旧仪器应移于台下厢房收存，令当值满汉官员看守，挨班交付当值官员。既称台上板房一间遮蔽仪器，应移在台东靠台，将门向台造作。风杆因碍测验，将风杆亦应移在北方。其新造仪器并安设仪器台基，应听工部俱照南怀仁所指式样速造可也。

康熙八年八月十四日题。本月十六日奉旨依议。”[14]

设计制造工作由南怀仁主持。参加此项工作的还有工部官员郎翁英、图哈齐，钦天监官员刘蕴德、孙有本和天文生等30人。在1670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南怀仁说仪器已经完成了一半：

“我寄给您工部以我提出的原型为基础负责制造的最佳黄铜天文仪器的设计或草图，目的是一旦将旧仪器迁走，就把它们放入‘数学塔’[观象台]。我称之为草图是因为这些设计与已经完成一半的那些仪器并不完全一致，在上帝的帮助下，那些仪器肯定要在今年内完成。”[15]

1673年3月以后，工部没有再为造仪器支付物料和工价。按南怀仁的记述，他用了四年时间才造完六架仪器[16]，仪器的弧背或立柱上刻有“康熙癸丑岁日躔寿星之次治理历法臣南怀仁立法”字样。1674年1月25日以前，工部已经验明了制成的仪器，准备交与钦天监[17]。这就是说，黄道经纬仪（黄道浑仪）、赤道经纬仪（赤道浑仪）、地平经仪、地平纬仪、纪限仪和天体仪制成于1674年1月25日以前或1673年下半年①。《大清会典图》说康熙十二年制六仪，这是有根据的。

1674年3月6日，吏部奏报，“钦造之仪象告成”，另有供皇帝御览的书表[18]。“书表”指的是《灵台仪象志》，其中收入了技术图，以及南怀仁在制造仪器或其它公共事物中用过的几条力学“定理”[19]。康熙帝看到这些书，很高兴。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皇帝加封南怀仁为太常寺卿职衔[20]。1678年，南怀仁将32卷《康熙永年表》呈现给皇帝，得通政使职衔。1682年又加工部右侍郎衔。

1674年新制六仪被安装在观象台上，但具置与事先的计划有出入。天体仪象征着天，被看作最重要的仪器。大概是受中国人敬天传统的影响，天体仪被安置在南侧的中间 [21]。从东南角向西、向北、向东依次为赤道经纬仪、天体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风向器，东侧中部台基上有一座方塔，塔的中间设一个取暖炉。观测者在方塔上观测天象、大气现象。台上东北角的房子用于避雨或其它不良天气。台下的建筑里安装着漏刻，院内有青铜圭表。原有的其它中国式仪器不再用作正式观测工具，简仪、浑仪等被移到台下。这标志着以中国传统仪器为主要皇家观测工具的时代结束了。

为了解释仪器的构造原理，以及制造、安装和使用方法，南怀仁撰写了《新制灵台仪象志》，前14卷是《仪象志》，后两卷是《仪象图》。书中明确指出：将它们“公诸天下，而垂永久之意”，“要使肄业之官生服习心喻，不致扌干格而难操。传之后世亦得凭是而有所考究焉”[22]。 1674年3月6日奏请刊行《新制灵台仪象志》。康熙帝甚为满意，次年下诏准行。《灵台仪象志》刊刻之后发挥了重要作用。至1744年，它仍是钦天监天文科推测星象的常用书籍[23]。1714年，该书在朝鲜再版[24]。

南怀仁还用拉丁文把他们的活动介绍给欧洲的教士们，“以便类似的事件再发生时他们能预备要做的工作”[25]。附有《仪象志》序文的liber organicus（仪器之书）可能是从1668年开始编写，到1674年或此后才写完[26]。南怀仁把它献给了罗马教皇[27]。1675或1676年，他写出astronomiae apud sinas restitutae mechanica centum et sex figuris adumbrata （简称mechanica），描述了《仪象图》的106个图版。在中文记述、liber organicus和mechanica等论著的基础上，南怀仁在1678年至1680年初之间完成了《欧洲天文学》的拉丁文书稿[28]。1683年，书稿随柏应理（ph. couplet，1624-1692）到达欧洲，1687年在德国迪林根（dillingen）出版。书中记述了1668年12月至1669年4月欧洲天文学在中国的恢复，以及此后耶稣会士在天文仪器、日晷、机械学、数学、弹道学、水力学、静力学、光学、透视画法、蒸气动力、计时技术、气象学和音乐学等14个领域的活动与成就。作者介绍这些科技成就的目的是：第一，他想让每位读者都清楚，耶稣会为获得皇帝和王爷们的仁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便打开传教的通道；第二，他想鼓励未来可能继承中国教区的人以极大的细心、尊敬和爱来拥护最美的数学之神，因为她们将帮助传教士接近皇帝和王爷们，从而保护宗教事业；第三，他在liber organicus中已经描绘了天文仪器和其它有关的仪器[29]。

与写给中国人看的《仪象志》不同，《欧洲天文学》等拉丁文论著记下了作者的一些心里话，字里行间流露出欧洲科技的优越感，甚至把传教士在中国的历法改革夸赞为“一场天文学革命”[30]。南怀仁告诉他的欧洲读者，当那些不懂天文学的官方“裁判” 注意到有些事与天不合时，他们既不把差错归于仪器的建造，也不把它们归于自己不知道的仪器的方向；相反，他们指责天文学家的推算偏离了天象，甚至怀疑欧洲天文学与天相矛盾。因此，他的工作难度很大，需要仔细的注意力和敏锐的眼力[31]。

南怀仁的中文和拉丁文著作没有明确交代他的仪器技术出自何处。《仪象志》谈到有关历法的内容和仪器的理论根据，南怀仁有时请读者参考《崇祯历书》的书目及所谓“举重学”或“重学”。的确，他承袭和发展了罗雅谷和汤若望在《崇祯历书》中关于仪器的讨论。另外，从《仪象志》所描绘的仪器特征来推断，他主要参考了第谷的《机械学重建的天文学》[32]。比如，第三十一图就原封不动地复制了第谷的钢纪限仪图。

据《康熙永年表·提稿》记载，新制六仪安装到观象台以后，朝廷又“命造内庭备用测天诸器，如黄赤二道、天体、星球、圭表，并测地高低近远等项之仪器”[33]。我们估计它们尺寸较小，精度不高。1682年春，南怀仁随皇帝出巡关东，奉命随带内廷测天测地仪器，以便应用[34]。

徐光启曾强调，用漏刻测星定时“止可得其刻数”，须再用星晷测量，及用恒星推算时刻；漏刻“特以济晨昏阴雨晷仪表臬所不及，而非定时之本”[35]。尽管如此，漏刻仍然是钦天监必备的计时工具。南怀仁在描写日食或月食观测时说，天文官员要提前三天准备一个由若干青铜桶组成的大漏刻，看它是否严格与天象相符[36]。相反的说法是，清代钟表盛行，钦天监员生值班时，多视漏刻为“具文”[37]。这可能是较晚的情景。南怀仁未曾提议为观象台制造欧洲机械钟表这类计时器，可能是因为传教士认为一般机械钟表的精度还达不到天文计时的要求。清代测时大都用测中星法或测中天附近恒星的时角法[38]。

南怀仁还为皇帝制造了各种日晷和星晷。他的合作者闵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1639-1712）擅长利用光学原理或水力制作献给皇帝的精巧装置，比如计时、报时和模仿天象的复杂装置。南怀仁认为观象台和其它地方的旧漏刻存在“许多问题和错误”，于是试制了一种兼有计时和演示星象功能的新式水钟，但它不是那种天文观测所需要的精确时钟而是要献给皇帝的礼品[39]。所谓的“问题和错误”恐怕主要是针对非天文用途的说法。南怀仁去逝后，徐日?N（thoma pereira, 1645-1708）、苏霖（joseph suarez，1656-1736）也曾为康熙帝制造天文仪器。传教士制造一些实用的或用作消遣的机械装置，满足了皇帝和权贵们的需要和好奇心，也为自己创下了好名声。

1678年8月15日，南怀仁在致欧洲耶稣会士的信中说，天文学、光学、数学、静力学等受中国人的欢迎，“用天文学装饰起来的基督教易于接近高官们”，并希望增派传教士[40]。这封信引起了法国人的注意。1688年2月7日，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李明等法国传教士来到进京，带来了法国皇家科学院赠送的天文仪器[41]。洪若翰负责天文观测，以便与巴黎天文台的观测做比较。他们带来的仪器应当是比较先进的，但它们游离于清朝以历法为中心的天文工作之外。中国人尚未掌握这些法国仪器及其所蕴涵的技术。

2．旧式仪器的添造

18世纪，观象台的人员仍使用南怀仁的仪器，并补造了旧式仪器。

2.1. 纪理安与地平经纬仪

德国传教士纪理安（又译作纪利安或纪里安，bernard-kilian stumpf，1655-1720）于1694年7月来华，1711-1720年在钦天监负责“治理历法”。《钦定仪象考成》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命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即地平经度象限仪[42]。《皇朝文献通考》补充说：“五十二年二月，命臣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以铜为之，其制……”[43]。《钦定大清会典图》则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合地平、象限二仪为一”[44]。按这个时间差来推测，纪理安等人用了两年的时间为观象台制成了这个装置。

目前掌握的历史文献说明不了朝廷添造地平经纬仪的动机或起因。按理说，既然南怀仁的地平经仪和象限仪还能正常发挥作用，那似乎就没必要再造兼具两者功能的地平经纬仪。是谁提出添置新仪的呢？

难道纪理安觉得没有必要再像南怀仁那样为仪器写一部图说？人们找不到关于这架仪器的详细记载，它的身世引起了后人的不同猜测。美国1900年司密逊学会的报告书认为，它是法国路易十四赠给康熙帝的仪器。常福元怀疑，纪理安把法国的礼品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以博取皇帝的欢喜[45]。

传教士肩负开拓宗教事业的使命，在中国权贵面前一直比较谨慎。为了保住在北京的立足点，传教士未必胆敢犯欺君之罪。纪理安要绕过钦天监的其他人员，以及礼部和工部去欺骗皇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记载，礼部左侍郎张照在1740年8月10日上奏请求保护旧仪器，并责备纪理安：

“元臣郭守敬仿玑衡遗意，制造仪器，向置观象台上，留传至今四百余年。嗣因西洋人纪里安，因制造新仪，将旧仪销毁，惟存简仪、浑仪、仰仪等数件。今又有交养心殿改造器皿之议。窃思羲和以来，中国所存躔度遗规，惟此一线，良可爱重。岂宜销毁？乞敕下礼部，会同钦天监，查观象台旧仪完全者几座，不全者几座，开造清册三本，分贮内阁、礼部、钦天监，以昭慎重从之。”[46]

这段奏文支持了纪理安造仪器的说法。

再者，与18世纪的法国天文仪器相比，纪理安的仪器显然是过时。如果认为法国人故意把落后的装置当成精品送给中国皇帝，这似乎不合情理。我们认为，纪理安在中国监造仪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能在清朝礼部或工部的文献中找到有关的记述，那我们就可以作出一个肯定的结论。

地平经纬仪的设计风格完全是欧洲古典式的。它等于把南怀仁的地平经仪和象限仪又合成一架仪器，其主要观测部件与罗雅谷的《测量全仪·仪器图说》中描绘的地平经纬仪基本相同，与第谷的地平经度象限仪相近。

这架仪器在结构设计和零件设计方面与南怀仁的仪器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它的象限仪立轴与南怀仁象限仪的轴一样。伏兔（轴座）的结构与南怀仁地平经仪的伏兔没有差别。它的地平圈和象限弧的角度刻度划分方法与黄道经纬仪相同，最小刻度也是1′。简略的文字记载没有说明窥衡上是否有一种能够细分1′刻度的指线。1902年，法国人归还地平经纬仪时，上边缺少了窥衡。铜器铺的师傅为它配制了一条窥衡[47]。1995年，修复者补制了窥衡、铅垂，窥衡上没有细分1′刻度的指线。我们不知道补制的窥表（照准器）是否与原设计的完全一样。

它与南怀仁仪器的设计风格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首先，它所用的刻度数字是阿拉伯数码，边上只有 “三十度”、“四十度”等少数汉字标记。其次，黄铜表尺是镶嵌在仪面上，而不是在仪面上直接刻出的。第三，象限弧正面的靠近内缘处安置了一列细小的铜柱；它们抵住照准仪，目的是防止照准仪磨坏刻度面。第四，从补制的窥衡来看，窥表与南怀仁的象限仪不同，采用了中心开小圆孔的立耳结构。第五，座架的造型和装饰风格是欧洲式的，不带任何龙、流云、狮子等中国传统造型。第六，上面没有刻制造年代和监造人的姓名。最后，座架周围未砌石台阶，操作和读数都比较费力。如果一直就没有台阶，那说明平时很少使用。它的设计者可能就是远离欧洲技术发展主流的传教士纪理安。圆明园的某些建筑采用了典型的欧洲造型艺术，观象台的地平经纬仪设计成欧洲式造型不是不可能的。

康熙朝后期，传教士还为皇宫制造了日晷、星晷仪、象限仪等礼器。据《大清会典》记载，钦天监于康熙五十三年“遵旨制中表、正表、倒表各二具，均高四尺；铜象限仪二具，半径均五尺，昼测日影，夜测勾陈帝星，测得畅春园北极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秒，黄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比旧少一分三十秒”[48]。这两架仪器很可能是一种便于拆装和搬运的仪器，刻度划分至少达到了1分甚至30秒。

2.2. 戴进贤、刘松龄与玑衡抚辰仪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纪理安等传教士的仪器都属于欧洲式的设计。到18世纪中叶，又出现了另一种尝试。

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 1680-1746），曾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stadt）大学教授数学和东方语文。1716年8月抵澳门，翌年奉召到北京，在钦天监佐理历政。1722年初接任“治理历法”。1725年升任钦天监监正，六年后加礼部侍郎衔。1742年，他和徐懋德、明安图（？-1764）、何国宗（？-1766）等编就《历象考成续编》。耶稣会士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 1703-1774）于1735年入京，到钦天监协助戴进贤工作，1743年升补监副。

戴进贤等“据西洋新测星度，累加测验”，发现使用已久的南怀仁星表与天的运度不符，“理宜改定”[49]。遂于1744年11月9日与同仁一起奏请增修《灵台仪象志》，被批准。此举引起乾隆帝对观象台的注意。同年11月30日，皇帝视察了观象台。看了台上的仪器后，他认为浑仪符合中国的观测传统，而西法在刻度划分方面却占优。后来，他在为《仪象考成》作的序中道出了遗憾：南怀仁的六架仪器“占候虽精，体制究未协于古。赤道一仪，又无游环以应合天度”[50]。

1744年12月20日，和硕庄亲王允禄等迎合照皇帝的意愿，奏请制造三辰公晷仪：

“三辰公晷仪制规仿玑衡，其用广大简易，为从前所未有。请制造大仪，安置观象台上，以便测量之用。”[51]

是年12月24日，皇帝批准了允禄的请求，并就造大仪作了指示：

“观象台所存旧仪、座架废铜著即为制造新仪之用。”[52]

我们认为，“用旧仪、座架废铜铸造”，恐怕不是刻意要销毁旧的中式仪器，而应当是为了减少开支①。

允禄的那段话暗示，当时已经有了尺寸较小的三辰公晷仪。据文献记载，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制作镀金铜制三辰公晷仪[53][54]。据何国宗书写的《三辰公晷仪说》记载[55]，它没有地平圈，用游表而不用窥衡，借助螺旋调节水平，引入了天体仪调节北极高度的原理，因而具有欧洲仪器的结构特征。同时，它将赤道环再次分为中国简仪上的那种天常赤道圈和游旋赤道圈。我们认为，它的主要设计者是既理解中国传统仪器，又熟悉欧洲仪器技术的人。如果戴进贤与何国宗这样的中国学者合作，他们设计三辰公晷仪是不困难的。由于尺寸小，它不能作为精密观测的实用工具。

允禄等考察了南怀仁的黄道、赤道二仪，于1745年5月1日向皇帝报告了在雍和宫铸造大仪的计划：

“今应按其尺度制造，谨用五分之一拟制式样，恭呈御览，伏候圣训，再铸造仪器。……今郎中佛保现在雍和宫办理铸造之事，请就便交与佛保处，遵旨用旧仪、座架废铜铸造。如有不敷，再行配搭添补。臣等已派出内务府郎中杨作新、公议副总领叶文成、臣馆算学教习何国栋、原任钦天监五官正刘裕锡，会同监制督工。臣等不时前往查看，一切作法仍会同西洋人戴进贤、刘松龄等商酌办理。”[56]

乾隆帝对上述请求作了如下批示：

“好。照议办理。依此五分之一式样制造铜仪一座进呈。”[57]

与戴进贤、刘松龄等人商议“一切作法”这个说法表明，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指导了制作工作。1745年8月14日，允禄等在奏折中再次提到仪器模型，并称大型仪器为“三辰仪”：

“臣等随令郎中佛保等将五分之一铜仪一座现今敬谨制造外，其观象台添设三辰仪。”[58]

1746年春，戴进贤去世。5月6日，刘松龄继任监正，继续做编书和制造浑仪的工作。在三辰公晷仪的基础上，钦天监先制成了一架黄铜镀金的小三辰仪，子午圈的侧面镌刻着“大清乾隆丙寅年刻”。何国宗在1747年1月或2月初为此写了《三辰仪说》，多半文字与《三辰公晷仪说》相同[59]。《皇朝礼器图式》绘制了三辰仪插图[60]。《皇朝文献通考》几乎完全重复了《皇朝礼器图式》的文字说明，但把它错安在“三辰公晷仪”的名下。与三辰公晷仪不同的是，三辰仪强调了测赤道经纬度的功能，增加了窥管的过极游圈变成了中国传统的四游仪。

1754年1月27日，允禄等报告，已经铸成并安设了大仪。他们认为，此仪“若仅名三辰，于义未备”，故请求皇帝赐名。乾隆帝将它定名为“玑衡抚辰仪”。4月8日在仪器上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御制玑衡抚辰仪乾隆甲子造”。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架大型浑仪，安装在观象台的西北角。负责监造的人员有内务府的佛保、杨作新、公义、舒山、叶文成，以及钦天监的何国栋和刘裕锡。从仪器构造的中国化推断，中国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甲子造”指的是乾隆九年制造三辰公晷仪的时间，目的是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

有关玑衡抚辰仪的情况被编成《玑衡抚辰仪说》两卷，列为《仪象考成》之卷首，并补上“御制”二字，于1757年刊印。此书是中国仪器史上对技术内容作文字描述最详尽的专书。其中，《制法》一节可以看作是对南怀仁《仪象图》的制造工艺部分的文字补充和诠释。玑衡抚辰仪的制造者基本上承袭了南怀仁用过的制造工艺。

据《御制玑衡抚辰仪说》的《仪制》记述，最后的成品基本上是中式的三重环结构。它既继承了三辰公晷仪的过极圈（赤极经圈）与游旋赤道圈相连的结构，又选择了三辰仪的过极游圈和窥管（四游仪），并采用中国浑仪的典型子午双环和过极双环（赤极经圈），以及欧洲式的刻度划分方法、螺旋和垂球。由于仪器被固定在北京的观象台，设计者放弃了调节北极高度的结构。因此，它本质上成了中国传统浑仪的改型设计，“即玑衡遗法”[61]。

和历代中国浑仪相比，玑衡抚辰仪结构简洁，刻度精，设计和制造时间长，装饰造型华丽。因此，有人称赞它是“清朝一代最杰作的天文仪器”[62]。然而，从仪器的技术特点和功能来审视，这种赞誉似言过其实，因为它有不容忽视的铸造缺陷[63]，它的刻度没超过南怀仁的仪器。虽然它的带十字线的窥衡要比南怀仁的缝隙式照准器的瞄准精度高，但比当时欧洲仪器上带测微计的望远镜照准仪落后得多。参与制造的传教士仅遵皇帝的意愿而对欧洲的新技术视而不见；中国匠师对欧洲新仪器了解不够或者不得要领，似乎对另一个世界（欧洲）的技术进步有很大的距离感。

综上所述，制造者先以“三辰公晷仪”为基础制作了模型“三辰仪”，最后制就成品“玑衡抚辰仪”。设计思路与观象台仪器的欧洲化趋势相反，中国的铸造工艺还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这表明，清朝的仪器技术经历了一个欧洲化的过程，但并没有实现彻底的欧洲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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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曹仁虎等，皇朝文献通考，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图书集成局据武英殿聚珍版印本, 3。

44． ??冈等，钦定大清会典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石印本。

45． 常福元，天文仪器志略，京华印书局，1932, 33。

46． 清实录，第十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一百二十一，中华书局，1985, 778-779。

47． 常福元，天文仪器志略，京华印书局，1932, 33。

48． 允?等，大清会典，雍正十年重刻本, 13-14。

49． 戴进贤等，钦定仪象考成, 1757，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 1350, 1346。

50． 戴进贤等，钦定仪象考成, 1757，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 1344。

51． 戴进贤等，钦定仪象考成, 1757，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 1348。

52． 戴进贤等，钦定仪象考成, 1757，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 1348。

53． 白尚恕、李迪，从三辰公晷仪到玑衡抚辰仪，中国科技史料，第3卷（1982年），第2期。

54． 曹仁虎等，皇朝文献通考，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海图书集成局据武英殿聚珍版印本, 3。

55． 白尚恕、李迪，从三辰公晷仪到玑衡抚辰仪，中国科技史料，第3卷（1982年），第2期。

56． 戴进贤等，钦定仪象考成, 1757，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 1348。

57． 戴进贤等，钦定仪象考成, 1757，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 1348。

58． 戴进贤等，钦定仪象考成, 1757，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 1349。

59． 白尚恕、李迪，从三辰公晷仪到玑衡抚辰仪，中国科技史料，第3卷（1982年），第2期。

60． 允禄等，皇朝礼器图式，康熙二十四年（1759年），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1975, 169。

61． 戴进贤等，钦定仪象考成, 1757，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七），大象出版社，1998, 1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