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成长计划十篇

皇帝成长计划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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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成长计划篇2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与其他王朝皇位继承制度迥然不同之处。它先后有过四种皇位继承形态，经历了从不立储君，到公开建储，又到暗定储君，再到不立储君的曲折变化；它所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解决了皇储矛盾与储位之争问题，是对中国皇位继承制度的重大改革。

本书直接采用第一手材料满文档案，并广泛搜集、运用其它史料，将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嬗变与清朝皇权的产生、发展、中衰、消亡进程作为一个总体，从历史、政治、文化、心理等不同视角，进行了综合考察。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皇权与皇权传承

第二节 清朝皇权与皇权传承

第三节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研究回顾

第二章 汗位推选制度

第一节 汗位推选制的产生与实施

一、 后金汗权的建立与努尔哈赤选立继承人的失败

二、 八王共治国政制与皇太极继位

1、建立在八王共治国政制基础上的汗位推选制

2、八王共治国政制对于皇太极的"保护"作用

第二节 崇德时期的皇位传承

一、 天聪汗权向崇德皇权的转变

二、 皇太极的建储意图

三、 形同而质异的汗位推选制

第三节 汗位推选制的消亡

一、 清朝入关与皇权高度集中、强化的奠基阶段

二、 顺治帝的建储意图

1、孝庄母子关系探析

2、储君人选的分歧

三、 顺康之际皇位交接

第四节 关于汗位推选制的几点思考

一、与氏族推选制及世选制的异同

二、短暂的最高权力传承制度

三、天、崇、顺、孝（庄）权力传承思想之演变<p>第三章 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上）

第一节 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实施的政治环境

一、康熙朝皇权的集中与强化

1、清除鳌拜集团

2、改进中枢辅政机构 解决皇权与阁权的矛盾

二、崇儒重道方针的确立

三、建储前政治形势概观

四、满汉朝臣对建储的态度

第二节 康熙帝对子嗣的教育

一、以满文化为本、汉文化为用的教育宗旨

二、文武兼备的培养目标

三、注重实践的施教特色

四、亲自谕教 严格要求

第三节 权力关系：皇帝与储君、储君与皇子之间

一、皇储关系的嬗变

1、皇太子的成长环境

2、皇储矛盾的积累深化

二、太子党的构成特点

1、皇太子与汉族大臣的疏离

2、太子党中的满族大臣

3、索额图的谋主角色

三、皇子中反太子派的形成

1、天潢贵胄的地位与权势

2、反太子派成员综述<p>第四章 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下）

第一节 两废太子

一、皇权的限度：嫡长子皇位继承制下储权对皇权的反作用

二、反太子派与太子的第一次较量：一废太子

1、"帐殿夜警"与皇长子等在一废太子中的作用

2、 皇太子的"狂易之疾"

3、 满汉传统观念的冲突与复立太子

4、 一废太子的社会反响

三、反太子派与太子的第二次较量：二废太子

1、 反太子派的倒太子活动

2、 二废太子的导火线：景熙首告托合齐结党会饮案

3、 太子再废 反太子派受挫

四、康熙朝晚期的储位之争

1、 废太子的潜在威胁与康熙帝的防范措施

2、 皇八子的角色转换 皇四子的韬晦之策

3、 康熙帝晚年的忧虑

第二节 秘密建储计划

一、秘密建储计划的形成

二、康熙帝的秘密建储思想

三、皇十四子西征

四、功亏一篑

第三节 关于康熙朝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几点思考

一、与历代汉族王朝不同之处

二、严格与宽容： 两种文化形成的差异

三、下五旗王公所扮演的角色

四、对嫡庶有别原则的部分背离

五、康熙帝的性格、作风因素

六、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态势的影响

第五章 秘密建储制度

第一节 秘密建储方针的成功实践

一、雍正帝急于秘密建储的背景分析

二、雍正帝的秘密建储思想

三、雍正帝杀子辨疑

第二节 秘密建储制度的确立

一、秘密建储制度化与乾隆帝的建储思想

1、乾隆帝的秘密建储

2、乾隆帝对康雍二帝建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3、乾隆帝的重要贡献

二、弘??"心怀异志"案剖析

三、乾隆帝内禅与秘密建储

第三节 成为"家法"后的秘密建储制度

一、继续专权 颓势难挽

二、嘉道二帝建储

三、清朝中衰之势在皇位传承中的反映

第四节 关于秘密建储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对秘密建储制度的总体评估

1、中国皇位（皇权）传承中的制度创新

2、对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立储原则的局部扬弃

3、秘密建储制度的局限性

二、皇权极度集中与强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秘密建储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

四、秘密建储制度的多元文化特色

五、两种皇位继承制度下统治集团成员的不同关系与心态

第六章 懿旨确立嗣君

第一节 晚清皇权

一、不断丧失与皇权的重大变化

二、慈禧专权

1、皇权衰微与辛酉

2、垂帘听政体制的确立

3、慈禧专权的四个阶段

4、慈禧长期专权的原因

三、 地方势力的增长

第二节 内外矛盾交织下的皇位传承

一、秘密建储制度的终结

二、光绪帝继统

三、戊己废立

四、最后一次皇位交接

第三节 慈禧的权力传承思想

一、对秘密建储制度的吸收借鉴

二、传位不传权的主旨

三、联姻的策略

结语

附表一 清朝皇帝简表

(一) 清朝入关前诸帝

（二）清朝入关后诸帝

附表二 清朝皇子简表

（一）太祖天命汗诸子

（二）太宗崇德帝诸子

（三）世祖顺治帝诸子

（四）圣祖康熙帝诸子

（五）世宗雍正帝诸子

（六）高宗乾隆帝诸子

（七）仁宗嘉庆帝诸子

（八）宣宗道光帝诸子

（九）文宗咸丰帝诸子<p>主要参考文献与书目

后记<p>

【原书结语】<p> 在中国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发展演变历程中，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不同于历代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的独特之处。

同历代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相比较，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所具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皇位继承形态的复杂性、多样性。

清朝皇位继承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曾先后出现汗位推选制、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秘密建储制、懿旨确立嗣君等4种模式。此外，康熙帝的继位主要由孝庄皇太后而定，雍正帝则是利用康熙帝实行秘密建储计划中的失误，侥幸取得皇位。晚清三次以懿旨确立嗣君方式出现的皇位继承个案（包括未能成功的己亥建储），继承人与皇帝的辈份关系及其承继关系，也各不相同。

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恪守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无论在实施中出现何种情况，这一制度本身，并未发生变化，其发展轨迹具有静态特征。与此不同，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呈现出不断改革调整，以便更加适合客观形势需要的演变轨迹，具有动态的发展特征。这种制度化与灵活性相结合，不拘泥于已有模式的限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原有制度及时做出更改、修订，甚至废弃的特点，反映了满族统治者的创新、务实精神。

清朝皇位继承形态的不断变化，实际上主要是择嗣标准的反复变化，以及储君、储权的时有时无。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中选立储君的标准，有过数次改变。

汗位推选制下，八王（诸贝勒）以贤能与否作为唯一标准，在八王范围内推选汗位继承人。

康熙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时，以皇子是否具有嫡长身份，作为择选皇位继承人的唯一标准。

秘密建储制下，皇帝是从选贤的标准出发，择定皇位继承人，但优先考虑具有嫡长身份的皇子。

上述三种皇位继承形态中，择嗣标准出现了由贤能到嫡长，又到二者兼顾，既择贤而立，又重视嫡长的变化，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轨迹。

懿旨确立嗣君的皇位继承形态下，血缘关系与年龄因素，是慈禧所考虑的主要方面，即在去世皇帝无子情况下的嗣君人选，除去是近支宗室成员外，还要具有叶赫纳拉氏血缘，同时必须是幼龄。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中，储君与储权时有时无，而且两者的变化并非完全一致。

天命、天聪、崇德三朝确立、实施的汗位推选制度，以及顺治朝的皇位传承，均无储君，亦无储权。

康熙前期与中期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公开册立储君，储权随之而生。

康熙后期实行秘密建储计划，以及雍、乾、嘉、道各朝实施秘密建储制度的过程中，均有皇帝所暗立的储君，但储君身份不公开，因而不存在储权。

咸、同、光、宣各朝，既未公开建储，亦无暗定储君，储权无从产生。至于己亥建储，属于特殊情况，大阿哥溥?y虽然身在储位，并无储权可言，惟有听任慈禧的摆布。

概言之，清朝4种皇位继承形态演进过程中，在册立储君问题上，曾先后出现3次重要转折，即从不预立储君（汗位推选制）到预立储君（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又到暗立储君（秘密建储制），再到不预立储君（懿旨确立嗣君）。另一方面，储权也经历了一个从无（汗位推选制）到有（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又到消失（秘密建储制度与懿旨确立嗣君）的变化历程。

此外，东宫机构建制，即“东宫官属”的有无及其实际运作，则与储权存在与否相一致。有清一代，只有康熙朝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37年期间，存在储权和名实相符的东宫机构詹事府。康熙以降，直至光绪年间，[1]詹事府虽然继续存在，但已无从司其职。乾隆四十八年（ 1783年 ）九月乾隆帝曾指出，“现在詹事官属虽沿旧制，而其实一无职掌，只以备员为翰林院升转之资耳。”[2]

清朝皇位继承形态所以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满汉文化为主的多种文化的有机结合，互相补充，是这一特点所产生的根源所在，也是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有别于历代王朝皇位继承制度之处的核心内涵。

明朝建州女真居住在浑河、牡丹江、松花江三河上游以及鸭绿江、图们江一带，长期处于汉族、朝鲜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之下。其先世斡朵里部、胡里改部等，在元代居住于牡丹江下游今依兰一带，与蒙古文化多有接触。所以，建州女真是在其本民族文化与相对先进的上述三种文化的长期交往、相互影响下，逐步成长起来。[3]

这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环境，是女真族的一个得天独厚之处，有利于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女真族上层在考虑与规划本民族的未来前景时，存在多种参照，这使其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拥有多样选择机会。他们比较善于吸收、借鉴明朝、蒙古、朝鲜的诸多长处和经验，制定出符合本民族发展实际的各种方针、政策，并有效实施。十六世纪以降，当明朝、蒙古各部日益衰落之际，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地方政权，又于1644年借助李自成农民军明王朝的时机入关，经过长期征战，终于成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相对丰富的文化资源，赋予清朝皇位继承制度较大的包容性。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历程表明，清朝统治者并非一成不变地承袭汉制，或因袭满洲旧制，而是将保留、吸收相结合，既学习、借鉴汉族有关经验，又尽可能地保持满族传统制度与习俗的某些特点，将其溶为一体，有所创新和发展，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与需要，不断予以改进。这是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在实施中，所以相对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辽、金、元等朝，也曾不同程度地学习汉族王朝统治者的做法，立嫡立长，但是，它们都未能较好地处理采用汉制与保留本民族传统旧制的关系，因而皇位继承大都处于无序状态，对其统治造成程度不同的危害。

满汉文化相融合的土壤，以及清朝内外形势所构成的压力，滋养、造就了清朝几代杰出帝王，康、雍、乾三帝是其代表。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两次重大变革（从汗位推选制到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又到秘密建储制），都出现在康、雍、乾时期，三帝在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演变中所起的至要作用，为其他清帝所不及。康、雍、乾三帝均处于清朝的上升时期（乾隆后期开始停滞），尤其是他们都具备较为深厚的满汉两种文化素养，因而能够多视角地考虑如何促进皇权集中、强化与改革皇位继承制度问题，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此外，三帝的统治时期长达百年以上，这也是其能够在上述两个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客观条件。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反映出满汉文化相互撞击、交流、融合的清朝历史特色，也为我们观察清朝皇权政治，提供了一个窗口。

还应指出，中国皇帝制度近两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历代统治者已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清朝统治者在此基础上，又提高一步。因此，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出现较大变革，乃是水到渠成之势，是中国封建政治已趋成熟的体现。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历史性地扮演了对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总其成的角色。

与其他封建大一统中央王朝相比较，清朝皇位继承形态虽然复杂多样，但是，其皇位传承却相对平稳。如果将清朝入关前皇太极承继汗位包括在内，清朝在将近300年中，累计完成11次皇位交接。少数情况下，皇位争夺也很激烈，如皇太极去世后曾出现继统危机，康熙后期诸皇子角逐储位，以致雍正帝侥幸继位后大规模清洗政敌。但是，虽然最高统治层内部出现激烈纷争，却皆未酿成内乱，11 次皇位传承，大都比较平稳，统治秩序基本上未受过多干扰。不仅如此，清朝前期与中期的一些皇权传承个案（如顺、康、雍三朝的皇位传承），从其结局与效果看，还促使清朝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以及历次皇位交接的相对平稳，都推动了皇权的集中与强化，使清朝大政方针在制定与贯彻中始终保持沿续性与稳定性，清朝在较长时期内，拥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内部环境。在此前提下，出现了康乾盛世，中国作为一个广土众民、泱泱大国的统治格局，最终确立。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在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一定开创性，然而其终极目的，是延续已经腐朽、没落的中国皇帝制度，维护并促进清朝皇帝的绝对专权，所以它又是保守、落后的最高权力传承制度。正是中国皇帝制度与清帝的专权统治，以及其他原因，严重地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社会转型，致使中国进一步落后于西方，造成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长时期的深重灾难。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早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我们应当采取辩证的态度，看待它的功过得失，以资借鉴。

[1]《清德宗实录》卷49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戊子条载：“谕内阁，詹事府系沿前明官制，名实本不相符，应即归并翰林院。”

皇帝成长计划篇3

那么，古都北京是按什么原理规划和设计的呢?那些设计格局具有什么象征意义，其含意是什么，其作用和用途又是什么?笔者经过对古都北京进行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发现古都北京是按照中国古代最高传统文化――《周易》原理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是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建造的，古都北京的每一处古老的建筑，都蕴含着《周易》古哲的不朽光辉。

《周易》是中国历史上上古时期的一大奇书，其寓意博大精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之渊源，是中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古代最高水平的哲学著作和最具权威的历史文化典籍。《周易》在中国历史上被尊称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和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只有沿着《周易》这条脉络去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一 古都北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

是按《周易》先天八卦原理设计和建造的

北京古城分为内城外城两部分，今人称为凸字形城。凸字城的北边部分称为内城，建城较早，它是在明朝初年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照明初都城南京城和明朝中都（安徽凤阳）的设计方案建设起来的。凸字形南边部分叫外城，建城较晚，它是在明朝后期嘉靖年间建设起来的。打开古都北京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古都北京内城之外的南北东西四个方位上，分别建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个古祭坛建筑。

天坛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一座古代皇家祭天建筑，它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南方，公元1420年明朝永乐18年由朱棣皇帝下令修建，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于每年“冬至”祭天、“孟春”祈谷、“夏至”祭雨的地方。地坛是公元1530年明朝嘉靖皇帝9年所建，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北方。因祭坛拜台周围设计有方形泽渠，故原名方泽坛，明朝嘉靖13年改名为地坛。地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祖“皇地祗神”即地神的地方，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祭地建筑。日坛、月坛均为公元1530年明朝嘉靖皇帝9年所建。日坛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东方，又叫朝日坛，是明清两朝皇帝在每年“春分”之日祭祖“太阳神”的地方。月坛又叫夕月坛，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西方，是明清两朝皇帝于每年“秋分”之日祭祖“夜明之神”即“月神”和天上诸星宿神的地方。

祭祀天、地、日、月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代，祭祖天、地、日、月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战国时期秦始皇曾在威山（山东荣城成山角）祭日，在莱山（山东掖县）祭月。西汉成帝年间在当时的都城长安城南郊曾修建“天地之祖”以祭天地，修建“东君祀”以祭日。魏晋南北朝时有春分东郊朝日，祭祖天地神，至今遗名尚存。明朝两代皇帝修建大型专用建筑祭祖天、地、日、月。至今我国有些地方的民间仍保留在春节祭祖“天地之神”的习俗，可见我国祭祖天地日月的习俗渊远流长。祭祖天地日月是我国古代国家的盛大典礼之一，是帝王统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历代皇帝都极为重视。

1．古代皇帝和臣民崇拜天地日月的观念是从周易而来

《周易·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意思是说，八卦中的乾卦代表天，被尊称为父亲。坤卦代表地，大地被尊称为母亲。周易《系辞》曰：“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交融，万物才能变化而完美，阴阳雌雄两性交合，万物才能产生变化”。《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交合才能化生万物，有万物才能产生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万物离开天地就无法生存，天地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所以古人非常尊崇天地，敬重礼拜天地，形成了按节气定期祭祖天地的礼仪制度。

《周易·系辞》又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霍，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古人认为，宇宙中日来月往，月来日往，日月相推，才产生白天和夜晚，光明和黑暗。正是日月的运行，才产生寒冬和夏暑，寒往暑来，暑往寒来，寒暑相推才产生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岁月变化，才产生一年又一年。古人认为，日月是岁月形成离不开的天象，因而就产生了祭祖日月的习俗。

2．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是按《周易》先天八卦方位建造起来的

古代的帝王为什么将天坛建在北京内城的正南方、将地坛建在正北方、日坛建在正东方、月坛建在正西方?其理论根据就是《周易》先天八卦图。

《周易·说卦》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古人依据这一段话，提出先天八卦论，按照先天八卦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东南、艮西北、震东北、巽西南。

《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离为火为日……坎为水为月……”这就是说乾为天在正南，坤为地在正北，离为日在正东方，坎为月在正西方。古人认为，先天八卦方位才是天地日月的本来方位。古人为了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与先天八卦方位对应起来，于是就按照先天八卦方位将天坛建在北京古内城的南方，将地坛建在北方，将日坛建在东方，将月坛建在西方。而四坛中间就是皇帝的都城，由此可见，天、地、日、月坛所代表的卦位，与故都北京内城构成了先天八卦城。

3．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也是根据周易而来

天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圆形，地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方形，日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亦以圆形为主，月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方形，为什么天坛建成圆形，地坛建成方形，日坛亦建成圆形，月坛亦建成方形?原来这也是根据周易而来。

《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圆……坤为地……《周易·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这就是说，乾卦代表天象征圆形，坤卦代表地象征方形。据此古市人认为天是圆形的，大地是方形的，天看起来像一口大锅一样扣在大地之上，这就是古人“天圆地方”说的由来。按照周易这一原理，古代帝王为了更好的与天地感应，获取天地之神的佑护，于是就将天坛建成圆形，将地坛建成方形。天坛内的主要建筑祭天用的祭坛圜丘是三层圆形平台，台面中心为一圆形太极石，太极石外面为9块扇圆形石头圈圈相围，圜丘下面的围墙亦为圆形。存放皇天上帝牌位和皇帝祖宗牌位的皇穹宇也是圆形的，皇穹宇殿内地面亦为圆形，其中心为圆形石面，其外第一圈按八卦方位围列着火块扇圆形石头地面，皇弯宇外面的围墙为圆形，这就是有名的回音壁。皇帝祈谷用的大殿祈年殿顶部为三层圆形建筑，祈年殿内的地面亦为圆形地面，中心为一圆形石块，其周围按八卦方位的规律排列扇形石头；祈年殿的基座也是三层圆形平台，祈年殿外面的围墙也是圆形，天坛整个围墙北部亦为圆形。因此圆形是天坛建筑的突出特点。

地坛内祭坛拜台为二层方形建筑，其坛面石头为方形，舞台周围的泽渠的形状亦为方形，拜台周围的两层围墙亦为方形。可见方形是地坛建筑形状的突出特点。

《周易·说卦》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离为火为日……为乾卦……”。按照后天八卦方位，离卦为南，坎卦为北，分别与先天八卦的乾坤二卦位相重，因此，日坛与天坛一样建成圆形，月坛与地坛一样建成方形，现在日坛月坛的形状已不是原来的形象，据现存的明朝初年设计的明中京（安徽凤阳）的设计方案，日坛的祭坛是方形的，但紧紧围绕祭坛的围墙是圆形的，月坛的祭坛是方形的，围墙也是方形的，明朝修建天地日月坛时就是参照明初南京和明初中京的设计方案建造的。

4．天坛、地坛内涵的“数”符合周易原理

《周易·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王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按照这一论述，一、三、五、七、九为奇数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偶数为阴数，阳数中最大的数为9，阴数中最大的数为10其次为8。天坛为天为阳，故其内涵的数为阳数单数，比如，祭天之坛圈丘建为三层，最上一层圈丘直径9丈，第二层直径15丈，第三层直径21丈，最上层坛面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称太极石，太极石周围第一圈有9块扇形圆形石头相包围，第二圈为18块，第三圈为27块，按fn=9n的数学规律排列。圈丘最上层为9圈，第二层为9圈，第三层亦为9圈，三层圜丘之间的台阶均为9级。祈年殿的底座为三层，祈年殿顶又为三层，祈年殿从基座到顶部共9层，寓意9重天，祈年殿内地面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称中心石，其周围第一圈按八卦方位由8块石头组成，第二圈16块，按fn=8n的数学规律排列，共9圈。皇穹宇殿内地面亦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其周围第一圈按大势方位排列着8块扇形石头，向外依次按fn=8n的数学规律排列共9圈。地坛为地为阴，地坛建筑的数为偶数阴数。如：地坛中心建筑祭坛拜台为正方形二层，上层坛面尺寸为6x6丈，下层为l0x10丈，两层之间的台阶为偶数8阶。地坛祭坛坛面由方形石组成，上层坛面中心为6x6=36块大方石，其外接八卦方位排列为(8x8)x8=512块较小型方石，下层为(8x8)x16=1024块小方石，地坛祭台墙2重。日坛内的建筑的数为奇数阳数，如，一层祭台尺寸5x5丈，高5尺9寸，9级台阶，外面一层圆形围墙。月坛内的建筑的数多为偶数阴数，如，祭坛坛面尺寸4x4丈，高4尺6寸，台阶为6级。由上面可以看出，天、地、日、月坛建筑中运用的“数”符合周易原理。

5．按《周易》“元、亨、利、贞”命名坛门

天坛内主要建筑圆丘周围围墙有4个门，东门曰泰元门，南门曰昭亨门，西门日广利门，北门曰成贞门，这4个门名称的第二个字组成元、亨、利、贞四个字。元亨利贞是《周易》中乾卦之四德，《周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天坛祭坛圜丘周围4个门用“元亨利贞”四字命名，更加说明天坛是按《周易》原理设计和建造的。

天坛的占地面积273公顷，地坛占地面积37公顷，天坛比地坛大8倍，也就是说天坛面积大，地坛面积小，《周易·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吉、亨”，否卦卦辞：“大往小来”。周易认为，泰卦上卦为坤，下卦为乾，否卦上卦为乾，下卦为坤。乾为阳为天为大，坤为阴为地为小。所以天坛的面积比地坛大。

二 古都北京的内城、皇城、皇宫是按《周易》原理设计和修建的

1．按《周易》“天地人三才”设计都城

《周易·系辞》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意思是说《周易》这部书，广大而全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天地人三材而两两与之相对应，故一卦含有六画。六画不是别的，就是“天地人三材”之道。根据这段话，古人认为，宇宙有“天地人三才”，天在上，地在下，人是天地交合之产物故在天地之间，具体到中国神州大地，则天在南，地在北，人在南北之间。

据此，明朝皇帝在古都北京内城之南建有天坛，北有地坛，北京内域位于天地二坛中间。又如古都北京的皇城南有天安门，北有地安门，皇域位居天安门与地安门中间。再如，皇宫内南边第一道大门明朝初年原名奉天门，清朝中期改为太和门，皇宫内北边第一道门叫顺贞门，按周易讲，坤为顺为地，所以顺贞门象征地门，皇宫内的宫殿都处在奉天门(天门)和顺贞门(地问)之间。再如皇宫后宫三殿，南为乾清门，北为坤宁门，中间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依据周易乾为天，坤为地，后宫三大殿仍居天(乾清)、地(坤宁)之间。

由此可见，古代人们从《周易》那里已经深谙“天地人三才”之道，并将其运用在都城建设中。古人用天地人三才之道设计和命名建筑，目的就是达到“天地人”合一，使人得到“天地”的保佑，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2．按 《周易》“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 图设计都城

古人认为，在先天八卦方位中，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叫四正方位，其他四方位叫四隅方位。古人认为先天八卦是一种和谐稳定的平衡状态，顺则吉，逆则凶。古都北京的一些建筑就是按先天八卦方位设计的。如，北京内城，南有天坛，北有地坛，东有日坛，西有月坛，这是非常明显的先天八卦四正方位。又如，皇城四个门，南为天安门，北为地安门，东为东安门，西为西安门，如前所述，按先天八卦方位，离为东为日，坎为西为月，故从天安门、地安门这种排列可以判断，这种排列仍为先天八卦方位。再如，皇宫内廷后宫，南为乾清门，北为坤宁门，东为日精门，西为月华门，中间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这又是非常典型的先天八卦四正方位。上述几种情况有力说明，古都北京内城是按先天八卦方位建造的，皇城也是按先天八卦方位建造的。

皇宫中除按先天八卦方位建筑外，有些建筑是按《周易》后天八卦方位设计和建造的。

后天八卦方位为：坎北、离南、震东、兑西、乾西北、坤西南、艮东北、巽东南。

古都北京内城按《周易》后天八卦方位设计和命名的建筑有皇宫四宫门：南门午门，午为离为火，北为神武门，原名玄武门，清朝康熙年间为避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之讳改为神武门，玄即黑，水为黑，玄武即北方坎水之位；东门东华门，东为震为木，西为西华门，西为兑为金。从皇宫的南门午火，北门玄武可看出皇宫四宫门是按后天八卦方位排列和命名的。

元代元大都有11门，东门三门曰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震为东为木为仁，巽为“齐”为木；南门三门曰文明门、丽正门、顺承门，离为南为丽为文明、故“丽”、“明”象征南方离火；西门三门曰平则门，和义问、肃清门，兑为西为义为肃杀，故“义”、“肃”象征西方兑金；北门二门曰健德门、安贞门。《周易说卦》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意思是说，北方坎卦之位为万物劳倦需归而休息之处，故为“安”，“安”象征坎水，所以安贞门即北方坎位。由上可见，元大都城门名称基本上也是按后天八卦命名的。

3．《周易》的“中”“正”思想与皇城皇宫的“居中得正”

《周易》特别崇尚“中”“正”。《周易·文言》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意思是说，伟大啊乾阳，刚劲强健，“居中得正”，可谓至纯粹至精美。《文言》又曰：“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意思是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孔子曰：龙，有德而行道“既正且中”之大人也。

古代的皇帝认为，乾为阳为天为君王，刚健中正，皇帝做为“皇天之子”而受命于天，亦应和天一样，中正刚劲强健，皇帝是一国之主，都城是国家的统治中心，皇宫是皇帝坐朝理政的地方，皇帝要“居中正坐”，这样才能显示出皇帝的尊严，为此，皇帝把皇城皇宫建在古都北京的中轴线上，中正威严，危襟正坐，虎视天下。

我们知道，古都北京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这就是永定门、正阴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鼓楼、钟楼一线，北京古城以中轴线为轴线，东西域对称，这设计也是基于《周易》。周易历来强调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则万物和谐。古代皇帝在都城南面而坐，在皇帝看来，左为东为阳，右为西为阴，只有东城西域对称才能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则万物和谐。所以，古都城池形状对称，城门对称，一些地名也对称。如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东直门、西直门、东便门、西便门、左安门、右安门等。

4．从皇宫三大殿三大宫的名称看《周易》在古都设计中的主导作用

在皇宫中轴线的正中位置上，是皇宫内最大最重要的前朝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在太和殿的前边，南为太和门，东为协和门，西为熙和门。在三大殿之后是皇宫内廷后三宫，即乾清宫、交泰宫、坤宁宫，在三大宫南为乾清门，北为坤宁门。太和殿是明清两朝新皇帝即位登基之地，是皇帝册立皇后，派将出征以及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日三大节日及国家其他重大庆典时，皇帝举行仪式和百官朝贺的地方，中和殿在太和殿之后，是皇帝在举行大典之前暂坐休息等候上朝时辰的地方，在接受百官祝贺后再去太和殿。保和殿在中和殿之后，是皇帝册立皇后，册立太子、大臣上表时举行仪式受贺之地。内廷后宫的乾清宫是后宫正殿，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寝宫，也是皇帝日常活动和平时处理政务的地方，每年元旦、灯节、端午、中秋、冬至、皇帝生日等节日，皇帝在此举行皇族家宴。交泰殿在乾清宫之后，是皇后每逢大典及生日接受祝贺的地方。坤宁宫在交泰殿之后，是皇后的寝宫和皇帝大婚洞房之处。

从皇宫前朝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后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用途、活动和建筑规模可以看出，前朝三大殿和内廷三大宫是皇宫内最重要的宫殿，是皇帝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也是皇宫内的中心建筑。如此重要的宫殿及其门阙用“太和”、“中和”、“保和”、“太和”、“协和”、“熙和”与“乾清”、“坤宁”命名，足见“和”、“乾”、“坤”几字在皇帝心目中的重要。“太和”两字取自周易的《象·乾》，“乾”、“坤”两个字是周易经文中前两卦卦名。《象乾》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乾道即天的法则时刻都在变化，在此变化中孕育生成的万物各按其本质规律被正确确定其生命和本性，保全合住宇宙“太和”之气，保持自然界的大和谐，万物方可沿着既定的生命轨道正常发展变化。“和”即和合、和谐、和睦，“合”即同心合力、协同合作，“中和”即阴阳中和平衡，只有“和”才能上下合一，万众一心，只和“和”才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只有“和”才能使帝王江山永续不断。

乾清宫的“乾”为天为轻清为动，坤宁宫的“坤”为地为静，乾为君，“乾清”即君主永远“清正英明”之意；坤为地为母，“坤宁”即皇后永葆“宁静贞正”之意，“交泰”即乾坤相交，天地相交吉利平安地化生万物之意。

5．北京城建筑形象特点符合《周易》

在古都北京除一些象征性的祭坛外，古都北京三重城池全部都为方形。比如金代金中都城池是方形，元代元大都是长方形，明代内城、外城、皇城均为方形。总之，方形是古都北京城市建设的特点，亦是古代北方城池建设的特点。为什么古都建成方形呢？按照周易河图和后天八卦原理，东为木，南为火，西为金，北为水，土居中央。皇帝居中正坐，五行属中央土。前面谈过，坤为土地为母为方，为了使中央土与坤为地为方的特点相一致，所以都城皇城，皇宫都建成方形。皇宫内前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皇帝处理朝政大事的地方，这前朝三大殿均建在三层基座之上，且三大殿的三层基座连成一体。特别有意义的是，这三层基座由北向南和从上向下看来，正好组成一个“土”字型，而且“土”字“居中得正”。这正说明，皇家自认为是“中央土”，“土”要永远“居中得正”。

6．《周易》与皇宫建筑颜色装饰

古都北京的皇家建筑具有特定的颜色。比如，宫殿顶用黄色硫璃瓦，宫墙用红色，社稷坛中的土为五色土。

前面谈到，皇家属中央土，按照周易五行原理，土为黄色，古人认为黄色为正色，为尊贵之色，所以皇家建筑都用黄色，黄色是皇家建筑的专用颜色。从高处看皇宫简直是一片金碧辉煌的世界。

皇宫的墙用红色有两种解释。一是红色为火，火生中央土，皇宫用红色饰墙是为了火生土，便皇家天下有稳固的基础和有力的支持。二是，明朝的“明”字为光明为火，红色宫墙意和“明”火之红色相一致。再加上明朝皇帝姓朱，朱者，赤也，赤为火。红墙又表示明朝天下姓朱。

皇帝成长计划篇4

太子落马

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在贞观之初已经确立为太子。作为唐太宗的长子，早年状况令人十分满意。但是到贞观后期，问题开始显现。魏王李泰似乎更受皇帝喜爱。每次皇帝出巡，都令太子监国，但同时，总是让魏王随行。唐太宗并不想隐藏自己对魏王的欣赏，皇上喜欢魏王，人人皆可眼见。事后看来，有才华的魏王，一直在按照父亲的路径前进，目标设计也一模一样。有一段时间，唐太宗喜欢每天跟魏王聊天，为此就安排魏王干脆住进皇宫，魏王的日常费用也没有什么限制，甚至超过了东宫太子的用度。这些，虽然大臣褚遂良努力劝说皇上有所收敛，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到，比起太子，皇上更重视魏王。

与此同时，太子承乾则频出状况。他有一个男性情人叫“称心”的秘密被人爆料。唐太宗派人杀了称心，但太子随后的动作又被全面报告给皇帝，说他给称心修了墓，让东宫的人去拜墓。承乾跟李泰的发展路径不同，他似乎认为武功更重要，经常在东宫练兵，但是在历史书写中，这被描述为学习突厥人的生活，尤其扰民严重。显然，承乾知道针对自己的力量来自何方，魏王府是阴谋中心。有一天，有人到皇宫报告，说魏王如何如何。但是，来人是匿名的，转身失去踪影。这样的报告没有什么杀伤力，阴谋性更强，人们的判断指向东宫。是东宫的阴谋，还是魏王府的阴谋，现在已经无法判断。

不过，比较起来，魏王府的斗争水平更高些。仔细寻找资料，现在都无法找到魏王府的阴谋确证。凡是东宫的毛病，似乎都是东宫自己暴露出来的。魏王府到底干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太子危机在继续。李承乾斗争经验不足，身边都是文人大臣，他们满足于正面教育，对于太子最担心的问题，这些老臣不介入。朝中大臣，很多人是魏王的支持者，比如韦挺，当年是李建成一党，如今走入魏王阵营，为魏王奔走，出过大力。其实，魏王党最大的人物是房玄龄，他的儿子房遗爱是魏王的心腹，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多是房玄龄的部下。

支持李承乾的最重要人物是魏征。魏征保持自己的一贯忠诚精神，继续当保皇党。他是反对政治折腾的人，出发点依然是江山社稷。但是，魏征长期独立朝廷之上，并没有结成自己的一派。所以，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去世，如同李承乾的靠山立刻崩塌。当然，李承乾最糟糕的动作是制定谋反计划。这也可以看作是学习当年秦王李世民的一部分。

李承乾的落马根本原因还是自己的应对失误。如果李承乾真的能够听从那些文人师傅们的话，老老实实，按兵不动，什么也不做，那么魏王府再多的阴谋都无法发挥作用。李承乾太紧张，玄武门事变的故事，可能成了他的内心阴影。他担心玄武门事变再次爆发，认为不主动迎击就会陷入被动，结果每每落入对手的陷阱。

魏王失算

贞观十七年三月，齐王李v发动叛乱，很快被平定。在追查齐王叛乱案过程中，李承乾的谋反计划被泄露出来。太子再也无法保全了，落马成为定局。

谁来接替太子？这立刻成为朝廷的核心议题。显然，魏王李泰的呼声最高。皇上看来已经拿定主意，非李泰莫属。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李泰面前。不是李治，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反对李泰接任太子。这出人意料。长孙无忌这么多年，虽然有三公高位，但是作为皇帝的大舅哥，他其实一直不管具体政务。皇帝是信任长孙无忌的，在关键时刻他站了出来。

反对李泰，凭什么？长孙无忌不是一个人，褚遂良就紧紧站在身边。凭的就是这么多年魏王府的一系列阴谋诡计。李泰逼得哥哥承乾走投无路，甚至甘愿冒死谋反。李泰对兄弟们的态度，让人无法承认他们是兄弟。如果他当未来的皇帝，那么皇帝的其他儿子，就难保平安了。如果魏王成为太子，那就是鼓励这种政治阴谋。褚遂良说话更直接，那就是魏王的错都是皇帝惯出来的，如果让魏王当太子，现在就该处置好晋王李治。这画外音就是魏王早晚会杀掉李治。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都在指出一个近在咫尺的危机：兄弟相残，就在不远的前方。这样的理由，何止击中了魏王李泰的要害，更重要的是击中了太宗的要害。唐太宗在长孙无忌面前，忽然犹豫起来。看来，皇帝还是掌握魏王府的某些动作的，长孙无忌的话，让他不能不担心。皇帝的犹豫，让李泰的支持者们都退缩了。房玄龄一辈子唯唐太宗马首是瞻，当初支持李泰，看的是皇帝欣赏李泰；现在皇帝犹豫了，自己何必再坚持？

李泰失算，自然是晋王李治获利，长孙无忌的反对，成为重要因素。事实上，长孙无忌的真正理由在于，如果李泰上位，支持李泰的一派自然随着上位。自己一派没有支持李泰，未来必然会边缘化。朝廷的政治斗争，围绕最高权力展开，胜者通吃，败者一滴不沾，这是规律。在这样的规律面前，权力斗争才会吸引所有的势力，形成复杂的政治漩涡，除非对权力没有兴趣，否则无人能够避免卷入。

皇帝成长计划篇5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预言流传广，群众基础深，影响面大，因而它也常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争夺帝位和巩固政权的舆论工具。由此，便演出了一幕幕历史丑剧……

为夺帝位，制造预言

在中国历史上，利用预言大肆宣扬改朝换代有理、夺取帝位有功的，当首推西汉的外戚王莽。

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王莽扶立年近9岁的平帝登基，自己做了掌控实际大权的“安汉公”。这时，便不断地有人报告出现了“祥瑞”，所有“祥瑞”都预示着汉朝气数已尽，新天子将要出现。于是王莽就将小皇帝毒死，另立了一个两岁的婴儿做天子。

当月，就有人呈上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说是挖井时挖出来的，上面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红色大字。这分明是说，老天也在催促王莽当皇帝，“天意”怎能违迕?于是王莽依据这条预言，顺顺当当地当上了“摄皇帝”。还有一个叫哀章的人，精心准备了两个铜柜，一个上面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上面写着“赤帝行玺某传与黄帝金策书”。这里“赤帝”是指汉高祖刘邦，“黄帝”是指王莽，“行玺”是皇帝的大印。意思很明白，天帝和汉高祖刘邦都示意皇帝的宝座应该传给王莽。第二天王莽便赶到高祖庙，拜受了这两个“神柜”，接受了汉高祖传给他的“行玺”，并昭告天下，堂而皇之地废了汉帝，当起了新朝皇帝。

铲除异己，利用预言

在争夺帝位中和夺取帝位后，为避免皇权旁落，有些野心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剪除异己。为此，他们也常利用预言作为借口。

南朝宋明帝是个猜忌心很重又非常狠毒的家伙，他即位后先把孝武帝留下的27个儿子全部杀光。因自己不生育，他又把诸王怀了孕的姬妾纳入宫中，生下孩子后把母亲立即杀掉，将孩子交给宠姬养育，冒充自己的儿子。他又担心孩子幼小，万一自己不行了，几个兄弟会来抢夺皇权，于是又陆续将几个兄弟杀死。最后他又把目标瞄向自己的大舅子王景文和大将张永。他想自己死后，皇后临朝，王景文自然就是宰相，肯定要篡位；而大将张永身经百战，军中官长多是他的亲信，也是发动的祸根。这二人不除，他死不暝目。于是，他便编造了一个蹩脚的谣言：“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让人在民间广泛传播。“一士”是“王”字，指王景文；“弓长”是“张”字，指张永。既然天降谶语说这两人该死，自然应替天行道，把他俩除掉。可惜明帝的行动晚了一步，他死前只把毒药赐给了王景文，却未来得及收拾张永……他死后不久，刘宋的江山就被萧道成篡夺，他留下的小皇帝也被杀掉。

巩固政权，禁绝预言

尽管预言帮了一些皇帝的大忙，但他们却对预言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当预言对他们有用的时候，他们视若珍宝；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视若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加以禁绝。在取得帝位的前后，这两种态度的反差尤为明显。

隋文帝杨坚也是利用预言广造舆论，夺取后周政权的。但他当了皇帝后，深知舆论导向的厉害，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明令禁止谶纬(即谶书和纬书，亦即预言)流行。他还不准民间撰写国史和褒贬人物，想把自己不光彩的篡位历史一笔抹掉。

隋文帝的禁令尽管严厉，但远不及其子隋炀帝杨广来得彻底。通过精心策划登上皇帝宝座的杨广，上台伊始，就操控舆论，下令严禁谶纬传播，并派出使者到各地搜书，凡跟谶纬有关的图书一律焚毁。若查出有人隐匿不报，立即处死。诏令之后，民间有关预言的藏书以及一些内府秘籍，都被付之一炬。两汉以后盛行的谶纬之学从此几乎灭绝。

皇帝成长计划篇6

高欢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骁将，在北魏末年混乱的情况下，他从河北起兵，诛除乱臣，稳定局势，扶立元修，应该说是功莫大焉。因此元修当上皇帝，拜高欢为大丞相、大将军、太师。君臣之初，相处还是不错的。

但高欢既是扶立社稷的人，又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难免有一些擅权的事情。当时的都城在洛阳，而高欢将自己的大丞相府建在太原，时常有丞相的话从太原传过来。偏偏这元修又是一个意欲励精图治的人，不喜欢国家大事都由丞相说了算，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些人不断嘀咕，于是，皇帝和丞相之间渐渐产生了隔膜、龃龉和猜疑，最后，终于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元修以将伐南朝的名义，大集兵马，准备渡过黄河，讨伐高欢于太原。高欢得信，也集结军队，南下而来。于是，皇帝与丞相的军队就隔着黄河打了几小仗。高欢见元修不敢过河，就指挥自己的军队渡过河来。谁知元修虽有雄心壮志，却没有多大才干，手下的军队及其将领，或是佩服高欢，或是害怕高欢，当高欢的军队过来时，竟然兵无斗志，一哄而散。元修无奈之下，只得西奔长安，投靠另一军阀宇文泰去了。

同样是皇帝讨伐丞相，元修比曹髦幸运多了，毕竟手下还有一支军队。没想到老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皇帝造反，比秀才也好不了多少啊。

高欢再次打下洛阳后，又立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帝，史称孝静帝。

高欢立元善见为帝之后，对这个皇帝倒是恭恭敬敬的。这样，魏静帝算是过了十几年平安日子，并出落得一表人才，文武双全。据说他能挟石狮子攀逾宫墙。又喜文学。然而，在权臣之下，文武双全又有何用！当高欢死去，他的儿子高澄继位当上大丞相大将军之后，魏静帝的日子开始难过了。有一次，魏静帝在郊外打猎，马稍稍骑得快了一点，监视的人马上就在后面叫道：不要骑得那么快。大将军要生气的。还有一次，他与高澄饮酒时，自称为朕，高澄就怒骂道：朕，朕，狗脚朕！并令人狠狠打了他三拳。

魏静帝受不了这种侮辱，就和一批大臣商量，要想办法除掉高澄。这批人想了半天，想出一个绝代佳计：高澄的府邸不是离皇宫不远吗？我们在皇宫中挖一条地道，不是可以一直挖到高澄的床下吗？挖好了，派人冲出去，不就可以杀掉正在鱼水欢乐或正在梦乡闲逛的高澄了吗！

妙计想好，似乎高澄的脑袋已在囊中，于是动手开挖。起先倒还顺利，谁知挖到宫门口时，却被守门人听见了地下的响声。守门人并不知道皇帝要造反，还以为土行孙要潜进来杀皇上了，于是大惊小怪起来。这一来，秘密泄露，高澄马上带兵直闯进宫，责骂皇帝道：你为什么要造反？我们父子对国家有大功，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魏静帝正色道：自古以来，只听说臣反君，没听说君反臣的。你自己想造反，又何必说我！我杀你则国家安宁，不杀你则终有一天要被你杀的。你要杀我，就杀吧！不知为何，高澄并不乘机杀他，只杀了几个为他出谋划策的人就了了此事。可怜魏静帝造反不成，从此更成傀儡了。

皇帝成长计划篇7

关键词：定陵 朱翊钧 五室三隧 九重法宫

九宫格坟墓本是埋葬死者的地方，在原始社会初期，人死了只是随便掩埋而已，甚至有将其弃置不加掩埋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宗教迷信的产生，对死者的埋葬问题，逐渐发展成一件大事，今天世界上保存下来的许多重要文物古迹，不少就是坟墓的遗迹、遗物。如著名的埃及金字塔，就是四、五千年前奴隶主的陵墓。由于我国的历史连绵不断，封建社会的时间很长，历代帝王陵寝几乎遍布青山绿野，难以胜计。它的占地之广，建筑规模之大，达到了惊人程度。

我国古代的墓葬文化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特别是帝王级陵墓，因墓主社会地位至尊，以及当时推崇宗法礼治、追求墓葬防盗耐久、讲究风水择吉而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其不仅在建筑规模的宏大方面远胜人臣墓葬，而且更富于神秘莫测的特点。因此，古代的帝王陵墓不仅是当时墓葬的最高等级形式，而且也是当时政治制度、宫廷礼俗，以及建筑、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反映。

一、十三陵——中国的“帝王谷”

熟悉世界考古知识的人都知道，埃及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是世界著名的皇家陵地，埋葬着古埃及自中王朝以后的60多个法老。殊不知，我国的明十三陵皇家陵园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规模、出土文物等等，都不逊色于它，而且在陵园布局设计上更胜一筹。

十三陵距北京约50公里，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的陵墓。陵内除葬有十三位皇帝外，还葬有皇后23人，皇贵妃1人，以及数十名殉葬宫人。此外，陵区内还建有7座妃子墓和1座太监墓，以及为帝后谒陵服务的行宫、园囿等各式建筑。陵域周围则因山设险，在10个天然山口修建了城垣、拦马墙等军事防御工事。

明十三陵的领域面积达80余平方公里。巍巍燕山山脉自西北逶迤而来，在陵域周围形成了天然屏障。环山之内，使洪水冲刷而成的小盆地，山壑中的水流在平原中部交汇后曲折东去。绿树浓荫之中，一座座红墙黄瓦的陵园建筑金碧辉煌，坐落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其中，长陵位于北面正中位置，余陵分列左右。整体布局庄严和谐，宾主分明，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显得格外肃穆幽雅。

十三陵从建成到现在已有四、五百年了，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得比较好的一处，而且建筑雄伟，体系完整，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保护这一文物古迹，从解放初期就开始进行维修，并将十三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加以保护。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为北京市第一批重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区为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之一。1991年，十三陵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之一。1992年，十三陵被北京旅游世界之最评选委员会评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至2003年被世界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二、“五室三隧”的定陵玄宫

定陵是十三陵中唯一向世人开放地宫的陵墓，也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发掘的皇帝陵。1955年10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茅盾、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国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朱棣的陵墓——长陵。中国考古巨匠夏鼐先生明确表示反对，他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著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郑振铎一起陈述利弊，后来经过激烈的商讨和实地勘察，国务院决定以定陵为试点进行发掘而放弃长陵的发掘计划。目前，由于科技方面的原因，对十三陵各皇陵地宫的发掘问题只能是推迟，待有足够的文物现场保护能力之时再作决定。因此，对十三陵地宫的研究只能先从定陵着手。

定陵是明代后期万历皇帝的陵墓，修建于1584年，历时6年，耗银800万两才建成，30年后孝端王皇后和万历皇帝先后埋葬进定陵的地宫里。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史称明神宗，十岁登基，次年改元万历。万历四十八年（1629年）七月二十一日崩逝于崇德殿，享年五十八岁，十月三日葬于定陵，是明代享国最久的帝王，也是典型的荒淫怠惰之君。

在民间，在百姓中，皇陵因为其墓主人身份至尊的原因，往往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皇陵中的地宫更是一块遥不可及的禁地。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凭借着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地宫更成了探险者们的乐园，有着数不尽的珠宝和难以预知的恐惧。据传说，当年夏鼐先生领导的考古小组在发掘定陵之时，就有一“神秘人物”在现场周围不时出现，自称祖上是参加定陵修建的工匠，有张宝图，据他说，万历爷墓道中有一条小河，墓道口处有一条小船，只有坐船才能到达墓室的尽头，沿河而下，河水流入一条万丈深沟，沟壁布满铁钉，而深沟的另一侧就是皇帝的墓室，灵柩就漂在一汪水上。这些话给墓室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考古不是文学，考古更不是传奇，这只是江湖骗子唬人的把戏，真实的地宫情况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定陵玄宫（明代称地宫为“玄宫”或“玄寝”，墓主的梓宫所在，为陵寝建筑的核心部分）的建制可用“五室三隧”概括。

“五室”即玄宫的殿室共有五座组合而成。其中，后室又称后殿，为玄宫主室（明代文献称之为“皇堂”），平面做横向长方形。室内面宽30.1米，进深9.1米，顶高9.5米。顶部为横向的条石拱券，断面呈尖顶，两弧相交的“锅底券”形制。室内地面铺砌着打磨平整的正方形花斑石石板，里侧居中的部位设有宝座（棺床）一座，宝座之上铺砌同地面一样的花斑石，周围以汉白玉石镶边，做须弥座形。宝座中央部位留有左右长0.4米，前后宽0.2米的方孔，内实黄土，是风水术中所讲的“金井”。宝座上陈设着帝后的棺椁及随葬器物箱。神宗皇帝的棺材居中，覆金井之上，孝端、孝靖两后棺材分置左右。随葬器物箱多置宝座两端。

中室，又称中殿，位于后室之前。它与前，后，左，右四室相通，在五室中处于枢纽地位。室内平面作纵向长方形，面宽6米，进深32米，室顶高7.2米，为纵向的条石拱券结构。室内地面铺砌细料方砖。西部陈设着一帝二后的神座、五供和长明灯。神座，白石雕刻而成，制如帝后生前所用的御座。皇帝的靠背之上雕有四个龙头，背后雕一整龙，龙头伸向靠背前作戏珠状，靠背内侧，浮雕的宝珠两侧雕饰龙纹。两侧扶手之上也各雕龙头。扶手内外两侧及靠背的外侧则均雕云纹。皇后的神座式同皇帝神座，但靠背及扶手上各雕凤头，靠背内侧也雕饰凤纹，两扶手内侧则雕龙纹，其余部分同皇帝神座一样。五供均为黄色琉璃制品，帝后各一套，分置神座之前。每套各有香炉一个，烛台两个，花瓶两个，分置白石座上。还有长明灯，又称万年灯，均以高和口径为0.7米的青花云龙大瓷缸为灯具，上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缸内储油，油面有铜制圆漂一个，内置灯芯。

前室又称前殿，平面亦做纵向长方形，顶高面宽尺度及起券形式、地面铺砖均同中室，不同的是进深为20米，且室内无任何陈设。

左右室，又称左右配殿或侧穴，对称的设于中室两侧。平面均做横向长方形，面宽各26米，进深各7米，顶高各7.4米，券顶同前、中、后三室。室内地面各铺青白石石板，里侧各设宝座（棺床）一座。宝座形制亦为白石须弥座镶边，长17.4米，宽3.7米，高0.4米。宝座上部平铺方砖，中部亦各设一金井。室内无陈设。

“三隧”，是指该玄宫共设有三条隧道，与前室相通的是主隧道。据发掘资料记载，这条隧道分为砖石两段。从宝城右侧的隧道门至明楼后这一段，为砖隧道。砖隧道的尽端终止于一道略呈弧形，有四层城砖砌成的矮墙。由矮墙往里，对着玄宫不远的地方为石隧道的起始处。石隧道的走向通往玄宫前殿，其两侧墙壁，除接近金刚墙部分用城砖垒砌外，均以花斑石砌成，且随着隧道的逐步加深，由一层最后递增至十七层之多。石隧道总长为40米，宽8米。

左右配殿的隧道，即宝城墙内侧石条上刻写的“左道”和“右道”，其全程走向虽因未经全面发掘而不能详知，但从已发掘的局部情况看，其与左右两室相接的部分情况与主隧道和前室相接之处的做法却基本相同：都有保护石门的砖券顶的“隧道券”，且隧道券的外侧都有横截于隧道之前的“金刚墙”。

三、十三陵与“九重法宫”

明十三陵中，长陵至昭陵九陵的玄宫未经发掘，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但根据文献资料所记，可能和定陵一样，同属“五室三隧”之制。理由如下：

首先，陵寝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与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一样，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恪守祖制”、“法先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定陵为明朝中后期的陵墓建筑，其玄宫制度自然应源自其先前九陵的玄宫制度，也就是说，九陵的玄宫制度应与定陵的大体相同，至少相去不远。

最重要的是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采用的是一种九宫式的，亦即井田式的格局，与皇帝生前所居的皇宫内廷建筑布局颇为妙合。其中定陵玄宫的前、中、后三室尊居中路，与内廷建筑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座建筑的布局相合。左右配殿对称的分布在中室左右，又与对称于交泰殿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布局相合。定陵玄宫制度的这一特点无疑是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核心——“事死如事生”礼制观念的体现。而根据《明实录》等文献的记载，明长陵及明永陵等的玄宫制度也是按照明朝皇帝所居的皇帝内廷建筑布局进行规划、设计和建造的。有史料以下为证：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七记，嘉靖十五（1536）年五月，明世宗朱厚熜在讨论永陵的营建时，曾对辅臣李时、夏言等说：“寿宫规制宜逊避族陵（指长陵）节省财力，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止，工力甚巨，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但大臣们对世宗皇帝一心要仿造长陵建造寿宫的真正用意是心领神会的。于是，诸臣议奏：“皇上亲为卜兆，惓惓以避尊节财为谕，执谦虑远，臣等所当将顺，但恐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拟请量依长陵规制，其它地中宫殿等项，仍请稍存其制。”大臣们的意见得到了世宗皇帝的同意，传旨“俱如拟其未尽事宜，俟朕亲往决之”。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长陵的地下宫殿是仿造九重法宫建造的。永陵的建造，大臣们的建议虽称“稍存其制”实则是一种文饰之词，真正的意图却是仍仿九重法宫建造。

那么什么是九重法宫呢？

“法宫”一词见于《前汉书 晁错传》：“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魏人如淳谓：“法宫，路寝正殿也。”又，清经学家惠栋在《明堂大道录》中则又称：“明堂天法，故曰法宫。”可见古代法宫最初所指是帝王日常所居的宫室建筑路寝，或天子朝诸侯，享上帝，临朔布政的礼制性建筑明堂。

明朝时的法宫，根据明代文献记载，可指皇帝日常所居的乾清宫，

也可指皇帝内廷或整个皇宫建筑。如，《明臣奏议》卷十三辑正德九年（1514年）张原《时政疏》由这样的话：“伏望陛下念祖宗付托之重，思天下仰赖之广，体圣贤善治之言，尊皇祖垂世之训，身居法宫，尊严简出……。”这里的法宫是概指整个皇宫建筑。又，《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五记万历二十四年（1596）乾清、坤宁二宫悉被火灾……而法宫严寝一时灰烬。“则这里的法宫有泛指皇宫内廷建筑或乾清宫。而前所述定陵玄宫五室的布局与皇宫内廷建筑布局的妙合关系，正是定陵玄宫遵从长、永等陵祖制仿明代九重法宫建造的有利诠释。

四、九宫图与玄宫设计

明代的九重法宫乃至地下玄宫之所以会采用具备前、中、后、左、右五个方位的殿室格局进行规划和设计，是有着十分渊源的历史文化源流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具备这五个方位的建筑群绘制成平面图，将他们放在网格之中，就会发现他们所构成的图案原来正是在我国起源甚古，并曾被赋予了各种神秘观念的“九宫”图案。

“九宫”图案，即今人所称的“九宫格”，由纵横各为“三”数的方形网格组成。早在奴隶社会的殷周时代，就已是人们心目中一种极为神圣的图式。尽管那时“九宫”这种名称还没有出现，但“大而分周，小而井田，莫不以九为则”却已是史家公认的史实。存世的先秦著作中，记有九畿[1]、九野[2]、明堂九室[3]、以及“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4]等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一系列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布局图案就是最鲜明的例证。先秦著作之一的《易纬乾凿度》则进而将这一图式加以神化，并赋予其一定的数理及哲学含义，于是这一图式又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运行规律（包括事物发展规律），亦即“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该书认为在《易经》中，天地阴阳之数（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相合等于十五的发展变化关系（郑玄注《易》，五为天数，十为地数，合为十五。又，老阳数九，老阴数六，少阳数七，少阴数八？老少阴阳相合亦各为十五，）是“道”亦即宇宙规律的体现。所以，太一神（又作太乙神，天地之别称，为天神中最尊者）“取其数以行九宫”，留下了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二四六八为四隅，五为中宫，经纬四隅，交络相值，均得十五的“太一九宫图”。此图中宫为太一神所居，余八宫为八卦神所居，于是九宫图式又以神话的方式被赋予了古代哲学观念中的“八卦”含义。地上的皇宫模式仿照天上的“太乙宫”而建，这就是追求“天人合一”观念的一种表现吧。

此外，后世儒家绘制的河图洛书也是以九宫图式为基础的图案。

河图洛书，见载于《尚书 顾命》、《论语》、《礼记 礼运》、《易 系辞》等先秦文献中，是古代传说中的天赐神物。汉朝时的儒家多用他们解释《周易》八卦和《洪范》九畴的起源。认为伏羲氏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于是伏羲氏据图画成了八卦；大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负洛书，禹因此第之以成九类，即《洪范》中的九畴。还有些儒家认为河图洛书同出自伏羲氏时。总之，说法不一，亦无图样传世。

到了宋朝，儒家们始考据出如下两种有关河图洛书的图案：一种，据《大戴礼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将从一至九的九个数字（奇数用白点表示，偶数用墨点表示）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位于中”的方式排列，式同太一九宫图；另一种据《易？系辞》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将从一至十的十个数字（同样以黑白点表示）按照“六一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右，四九居左，五十居中”的方式排列，融入了哲学中的“五行”含义。

这两种图式，儒家们有的以九为洛书，十为河图，也有的以十为洛书，九为河图，说法不一。但就图案的构成而言，却均未能脱离九宫图案的模式，只不过从一到十的图案只是占据于九宫中四正及中央五个方向之宫罢了。

九宫图式的运用在我国古代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图案所蕴含的内容又如此神秘，可见，力主尊儒复礼的明朝统治者将它奉若圭臬，以它作为皇城，皇室，乃至陵寝等重要建筑规划设计所遵从的神圣模式是必然的。

注释：

[1] 九畿：先秦文献所记载的一种行政区域：以王畿为中心，周围每五百里为一畿，布列诸侯及外族所居之地。

[2] 九野：古天文术语。指中央的钧天、东方的苍天、东北的变天、北方的玄天、西北的幽田、西方的颢天（亦作昊天）、西南的朱天、南方的炎天、东南的阳天。（见《吕氏春秋 有史》、《淮南子 天文训》）

[3] 明堂九室：见于《大戴礼记》。该书记载，古帝王朝诸侯、施政令的明堂建筑，“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北周卢辩注：“记用九室， 谓法龟文，故取此数，以明其制也。”宋儒朱熹亦谓：“论名堂之制者非一。窃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此恐然也。”

[4] 《周礼 考工记》。

参考文献：

1. 窦忠如、彩杰。 追忆明清皇陵[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 胡汉生。 明十三陵[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3. 胡汉生。 十三陵[M]. 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4

4. 范成玉。 邓世祥等明清皇家陵寝[M].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2

皇帝成长计划篇8

严格的读书家规和大内读书生活

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生活，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幼年皇帝和皇太子、皇子、皇孙的启蒙培养；一种是成年皇帝的经筵典学。

对皇子皇孙的培养教育，是关乎一个王朝兴衰继绝的基本国策，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十分重视，清朝尤为甚之，而且做得更好。早在入关之前的后金时期，他们就对家族子孙读书学习有了严格的规定，入关后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发展完善，到乾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皇家读书管理制度。

首先，皇子均较早入学。清朝入关前，皇太极就要求，满蒙将领的子弟“但有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俱令报名读书，不许姑息容忍”，甚至他将是否送子弟读书作为将领能否从军出征的条件。“如有爱惜不令读书者，其父兄也不许披甲随征，可与子弟一起在家闲处。”从康熙朝起，对皇子皇孙的学习，有了更严格的规定：皇子6岁入学，“就师读书于上书房”。康熙认为，一个人幼年所读之书，将会终身受益。七八岁所读之书，五六十年犹不遗忘，二十以外所读之书，数月不温，即至荒疏。“成就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应须早学，勿失机会”。

其次，对皇子学习时间严格控制。读书的皇子，每天寅时（清晨3—5点）开始进书房，一边早读一边等师傅。5点至7点，师傅到书房后开始上课。中间用膳两刻钟，下午3点至5点左右放学。每年除了元旦、端午、中秋、皇帝皇太后生日、本人生日外，再没有其他假期，直到嘉庆十二年开始才规定，夏至至立秋期间，因天气炎热，每日上半天功课。这种规定对于五六岁的幼童几乎不近情理，但是清朝从顺治到康熙直至清末，除同治小皇帝常常以生病为由偷懒过外，始终被严格遵守。清朝皇子们读书的情景，连当时的一些汉族大臣也不得不折服。乾隆年间在军机处入值的赵翼曾说：“余内值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唯内府苏拉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依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对此，赵翼当时感叹到：我们专门指望读书吃饭的人，还不能每天那么辛苦地学习，而人家帝王之家的子孙却能天天如此，他们怎会学得不好！可以想见，当年每天清宫中起床最早的，是那些要上学读书的皇子皇孙们。

皇子们学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先从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进行启蒙教育，一边学识字，一边学句读；然后学《四书》；再学《五经》；进而学《帝鉴》《资治通鉴》等；幼帝还要加上学读奏折，以训练当皇帝的基本功。以同治皇帝为例，同治四年之前（10岁前），主要学《四书》《庭训格言》；同治五年起，加讲《孝经》《诗经》；六年起，加讲《史鉴》和《圣训》；八年起，加讲《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提要》；九年起，加讲《易经》《会典》《左传》，并开始增加读奏折课程。十月十五日这天读“丁宝桢奏江北漕船挽入东境折”；十六日读“李鹤年雨雪粮价折”；十七日读“曾国藩府县期满甄别折”；十八日读“吴棠奏各营驿站马匹并无缺额折”；十年起，加讲《明史》《地图》和《读史略论》。所以，清朝不仅“宫中无不读书之子”，而且单从经史子集诗书画，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国学”内容来讲，我们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恐怕也没有清朝皇子们学的多。

清朝成年的皇帝，学习内容更加庞博，除《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主要是史书，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等，另外还有佛、释、道，诸子百家，以及诗、赋、书、画。读书最博泛的是康熙皇帝，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学等等，几乎无书不读。他说：“凡事可论贵贱老少，唯读书不论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为保证读书学习时间，他们还给自己定了规定：一是每天早起必须读《圣训》一章。清朝皇帝大体都是每天早晨4点半至5点起床，洗漱、拜佛毕，就进行早读。所以，每天鼓楼上五更的亮更鼓尚未敲响，城里的人们还沉浸在黎明的睡梦之中，在城中心的紫禁城里，已经有两处亮起了读书的灯光：一处是当政的皇帝在寝宫里开始读列祖列宗的“圣训”；一处是幼年的皇子皇孙开始了在上书房里一天的功课。《圣训》是其祖父辈皇帝一生重要诏令、谕旨的汇集，对后继位的皇帝来说，《圣训》就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和准则。读《圣训》既是为了从其祖宗教诲中学习治世经验，也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不忘祖制。二是隔天进行一次日讲。即由“日讲起居注官”给皇帝讲解经史。为了每天能多学习一些内容，康熙朝日讲一般每次至少要讲一二章，也有时一次讲七八章。三是每年春秋两次在文华殿举行经筵。即皇帝和大臣集体学习四书五经。一般是提前定好选题，先由侍讲大臣讲，再由皇帝讲，更多的时候是皇帝自学。虽然自学不算是制度，但是从顺治起，理政之暇自觉读书学习，几成了清朝皇家家法和祖制。在《康熙起居注》中，有多处记载他理政之余抽时间读书的事迹，如康熙自己所说“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朝于斯，夕于斯”。“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至于听政之暇，无问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

面对略显枯燥和晦涩的经史子集、国学文典，清朝皇帝采取的是反复习读，由多而精，由博而通的方法。康熙时期，他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皇子皇孙的读书要求都是：读书要读120遍，背书也要背120遍，写字要写几十遍，诵读经书要达到“纯熟舒徐，声音朗朗”，对经义讲解要达到“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写字、书法更是要持之以恒的学习，康熙练习书法达到“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清宫中的数千法帖，他都临写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人者不下数千”。清后期的皇帝虽没能像康熙那样坚持下来，但是一般读书也要读几十遍。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他们有时也采取一些新的学习方式。例如，在清宫皇帝学习用具档案中，有一张《大学图》，这是把儒家经典《大学》的内容归纳提炼后，用表格形式制成的一张挂图，图中包括“内圣、外王、继天立极之道、心图、操存、省察”几部分，每部分用经典的词语层层分解，然后再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连接成大图，使人既可以一目了然理解大学的精神内涵，又能够容易记忆，还可以随处张挂，方便随时随地阅读。

为求得实学，他们在学习中，还利用日讲、经筵等形式与讲官和大臣开展互动，进行讨论，遇到问题或有何感想，则随时提问。同时做到学思结合，知行并重。用康熙的话讲就是：“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也就是说，即要相信书中的道理，自己也要认真思悟，分辨出精华和糟粕，读出书的神韵，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做到信而不迷，正是学而不思则罔矣。

读书对每个皇帝执政能力的影响

清朝皇帝虽然都能严守家规，重视读书学习，但是由于每个人生活时代、读书环境不同，悟性资质、刻苦努力程度不同等，每个人读书学习的成效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明显表现在他们的执政能力上。

我们先从清朝四个统治阶段分析这个问题。清朝入关后共268年，加上入关前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1644年顺治入关的60年，共十三朝12帝328年，可以划分兴、盛、衰、亡四个时期。从1583年至1683年，即从努尔哈赤1583年起兵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三藩，，稳定了南中国，共100年为兴起时期；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乾隆三十年至四十年（1763年—1773年）前后统一北疆，确定了全国版图，清朝社会经济文化均达到鼎盛时期，约100年为清朝鼎盛时期；从乾隆四十年（1774年）前后到光绪二十年（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约110年为衰落时期；从光绪二十一年（1896年）后到宣统三年（1911年），约15年为清朝最后的灭亡时期。

在这四个时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兴盛时期的皇帝，普遍比衰亡时期的皇帝学习修养好。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虽然终日南征北战，但他们绝对不是一介武夫，而是都很善于学习，努尔哈赤提出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创造了满文文字，从而结束了满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皇太极最喜欢读史书，他曾命人翻译了《辽史》《宋史》《金史》《元史》部分和《三国演义》。在清太宗实录中有50多处记载他运用史书经验指挥战争的事例，我们熟知的崇祯诛杀袁崇焕事件，就是皇太极用了《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计谋——反间计，使崇祯皇帝听信讹言，误以为袁崇焕私通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和康熙皇帝，都是幼年继位，当时清朝江山未稳，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希望自己尽快成长，建立巩固的大清朝。雍正皇帝虽然45岁才登上皇位，但是他当皇帝前参加了康熙朝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处理过大事大案，他的学习是在韬光养晦，并非死读书。雍正最得心应手的就是驾驭百官，他上台以后首先连发12道谕旨，从中央到地方谈的全是吏治，学习和实践驾轻就熟。到了乾隆皇帝，虽然他也是在书斋长大的，但他一是参加过一定的社会实践，从雍正十一年起，“每岁代祀北郊”；参加西北用兵和西南改土归流决策。特别在其前半朝，还有创业兼守成，完成大一统的巨任，其学习也不是空读书。

所以在清朝入关后的皇帝中，康雍乾三帝，文韬武略，学识渊博，文化修养最高。康熙有御制诗1147首，乾隆御制诗41800首；康熙、雍正、乾隆均写得一手好字，都懂泼墨挥毫等等。广博的读书学习基础和修养，使他们能够在执政中鉴古知今，得心应手。清朝许多重要的方针政策，都是入关时发轫，康熙时制定，雍正、乾隆时完善。如清朝在边疆民族宗教上，采取的是尊其教，重其俗的政策，包括加封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四大活佛；康乾两朝建立避暑山庄外八庙，用于接待蒙古王公大臣；每年派大臣到参加熬茶仪式等等。又如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满蒙联姻政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娶了9位蒙古族妻子，顺治的6个姊妹嫁给了蒙古王公，康熙皇帝20个女儿，除12个未成人外，其余8位有6位嫁给了蒙古王公。对边疆民族的管理，则根据地域等多种情况采取了多种方式：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在实行驻藏大臣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制；在东北实行将军衙门制；在新疆、青海实行伯克制。这些政策和制度对稳固清朝北部陆路边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康熙曾自豪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再如，清朝的后宫管理制度。清朝能够统治268年的一条重要原因，是后宫安宁，没有出现过去封建王朝惯于形成的太监干政、后妃干政或外戚篡权现象。清朝入关后接受明朝太监外戚干政的教训，顺治时期就严格规定，太监不许干政，并制定铁牌挂在宫中太监集中的地方。雍正四年再进一步明确规定：太监品级不能超过四品。所以清朝前期虽然出现孝庄皇太后佐三代君王定江山的事情，但她自己始终没有走上前台，只是扮演一个“贤内助”的角色。清后期出现了慈禧皇太后，开了后宫干政参政先河，但是她娘家人并没有过多干政参政，慈禧始终依靠的是爱新觉罗兄弟，所以减少了许多皇帝家族、朝廷大臣和外戚的矛盾。即便如此，这也是清朝衰亡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盛世没有太后干政现象。

又如，在吏制和用人上，康熙、雍正和乾隆在日讲和经筵中都曾多次和讲官大臣进行讨论，认真吸收汉族官制的经验，形成了“知人则哲”，“才有大小，学有浅深，朝廷因才使器，难拒一格”，选人“先观人心术，次才学”等用人思想，逐渐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官员任用考察监督管理制度：包括康熙时期开始实行秘密奏报制度，雍正、乾隆时期确立和完善了官员上任前的引见制度、任官500里的回避制度，三年“大计”、五年“京察”的考核制度；言官可以风闻奏事的参奏制度等等。这些政策和制度，都是促成清朝盛世的保障和有效经验。

但是乾隆四十年之后，清朝皇帝的读书功底虽然还在，但已经是盛极而衰，大清国力也开始日趋下降。进入守成期的嘉庆、道光和咸丰都是纯粹的书斋书生，嘉庆、道光在书房读书超过30年，读书范围也就是四书五经，其不论是知识的广博、扎实程度，还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都远不如康雍乾三帝，他们虽然在其师傅的引导、教诲、帮助下做了皇帝，但师傅并没教会他们怎么当皇帝，上台以后越来越显实践经验少，人也变得越来越保守。最后的三位皇帝，都是幼年即位，同治是清帝中学习最差的一位，常托病逃学，有时上课没精打采，或嬉闹玩耍。其学习能力也较为一般，某些文章段落，其甚至要背诵若干年才能记住。光绪比较爱学习，但是在两宫垂帘的特殊环境下，埋没了他的天赋，控制了他的自由，成了死读书。

对皇子的学习制度，从乾隆中期开始，也逐渐趋于懈怠，表现在上书房读书制度松弛，皇帝本人缺少康熙帝持之以恒的自学精神，日讲没有严格坚持，甚至出现师傅旷职、皇子逃学的事情，这都是在清前中期不可想象的事情。到咸丰朝以后，皇没有儿子，入上书房的只是皇亲国戚，虽然小王公也是天未明就入书房，但是天亮就放学回家。光绪年间京曹何刚德记述说：“近支王公子弟，令在上书房读书，余带引见，进内时，天皆未明，即见小王公纷纷下学。”“儒者有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语，今则甫经上课，至五更鸡鸣，则已回家安歇矣”。

清朝中后期皇帝这样的学习和功底，显然难以与前期的皇帝同日而语。文化修养的低下，直接影响其执政能力和水平。如康熙时期每年都要到避暑山庄接见蒙古王公，乾隆共去过山庄40次，嘉庆去过8次，道光之后，去得越来越少，同治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外八庙，从而失去了外八庙联系蒙古王公的功能；又如，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尚在眼前，慈禧太后便毅然晋封宠信太监李莲英官级从二品，破坏了太监不许超过四品的规定等等。而在这些事例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在康熙和同治、光绪对台湾和琉球事件的不同处理上。

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帝力排众议，大胆启用施琅，统一了台湾；又在一片反对声中，再从施琅意见，留台置县，开始了对台湾的有效管理。而到了同治十一年，日本以台湾“番民”杀害了琉球难民为由，出兵台湾。实际当时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解决问题应该是中国和琉球间的事情。另外，中国当时兵力、国力都强于日本，并且在战争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清朝还向日本赔偿了50万元军费，从而开启了日本吞并琉球、侵略中国的野心。再到光绪五年（1879）日本灭琉球置冲绳县之前，琉球政府几次派员到清朝请求保护，在美国调停下，提出了“两分琉球”方案，即将南部八重山划归中国，北部划归日本。清朝政府即没能力保护琉球不被日本吞并，又孤陋寡闻，认为琉球南部是不毛之地，要了没价值，致使琉球问题不了了之。清朝舍弃琉球南部八重山等地，不仅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也给问题留下后患，更失去了尊严。台湾则在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后割让给了日本。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清朝后期的皇帝拥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眼光，自然应该对清代之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台湾、琉球群岛等问题有所知，有所思，也自然会恪守祖宗之制及战略安排，不致酿此大错，一改历史走向。在这里，可以说清朝皇帝的读书成效决定了他们的历史眼光，也决定了他们执政能力的高低，甚至决定了当时中国历史的走向。

清帝读书“偏科”与死读书的教训

清帝的读书与执政，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和启示。统治了268年一代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长久的，但是面对一些后进国家的迅速崛起，为什么清朝帝国迅速走向了灭亡？如果深入思考，众多历史原因之中，清帝读书学习的一些不足应当列在其中。那就是，在清朝皇帝的读书学习生活中，有几个致命的问题——只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没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只读了中国的书，没读关于世界的书；中后期纯书斋的学习脱离实际，为读书而读书，只为竞争上岗当皇帝而读书，很少考虑为治世而读书。

翻开清朝皇帝读书的记录，除康熙皇帝自己读过一些西方数学、地理、医学等书籍，光绪皇帝学过英语，读过一些西方的书之外，其他皇没学过西方文化，而即便个别皇帝学习过西方文化，也仅局限在宫中了解。

如乾隆时期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曾带来了西方的望远镜等科技仪器，但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些仪器都还存在清宫库房里，从未被认真学习和研究过，更甭提向社会推广。所以，若说在清前期，世界各国都还在中世纪徘徊，清朝在当时还是个发达国家，不读世界的书产生不了大的危机。但从乾隆中期以后，世界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法国发生了的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建立，及至19世纪，俄国废除了农奴制、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而这时的清朝皇帝还沉醉在天朝大国梦中，抱残守缺，只读《四书五经》，不了解世界发展大势，所以造成落后挨打，最后被侵略、被瓜分的残局。

皇帝成长计划篇9

嬴政的招贤政策是颇有吸引力的，始皇继承了更完善了秦国人才政策。他主动寻求人才，使用人才。顿弱颇富才名，“秦王欲见弱”，而顿弱却傲气地提出一个苛刻条件――“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可’秦王许之”。韩非是鼎鼎大名的法家，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求才之心可见一斑。

招揽人才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还要重用人才。尉缭，魏国平民，来到秦国后给秦王献了一条行间六国的妙计，秦王“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李斯，楚国百姓，身为吕不韦的“舍人”，但他鼓动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且有治国贤才。于是，他由长史、容卿升为廷尉、丞相。嬴政重用人才，不论其出身、阶层、国籍、只重其才华和能力。假如重而用之，却又猜忌或节制，也非善用人才，而嬴政却为他们能发挥才能提供了便利条件。行间六国，费用三十万金，全权交于游说之士使用。

用才之君最难做到宽容人的缺点和错误，而嬴政却做到了。在灭楚战争中王翦曾骂秦王：“秦王恒而不信人。”这是气话，后来嬴政将全国兵力交于他一人之手，任其指挥而未加节制。吕不韦是秦王政敌，严重威胁秦王的权力，又牵涉了之乱，“王欲诛相国，为其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游之甚众，王不忍致法”，嬴政并最终给以“其与家属徙居蜀”的宽大处理，而其舍人李斯仍受到重用。水工郑国本为韩国间谍，在行间过程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但他是个出色的水利建筑师，又愿为秦建万代之功，因而终未受法，并获得修渠全权。

诚然，始皇在人才问题上也曾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如诛杀韩非，误用方术之士，后又偏重法术之士等等。但以上事实仍能说明嬴政是真正爱惜人才、善用人才的君主。

一、统一天下

统一天下是战国时代不少国君更是秦自孝公以来历代国君梦寐以求的伟业，他们都曾为此作过努力，但谁也没有把它作为最高国策确定下来并付诸实施。秦王执政时，统一天下作为秦国最高国策是屡经大臣们积极建议，谋划以后才定下来的。吕不韦摄政时就曾执行过削弱六国、吞并诸侯的战略，尉缭一到秦国便立即鼓动秦王发动统一战争，而终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李斯，《史记・李斯列传》载，公元前237年，李斯说秦王曰：“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怎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力，不能并也。”

李斯的劝说深深地撼动了秦王，秦王听其计，终于决定发动统一战争，把它作为国策确定下来，并付诸实施：拜李斯为上卿，任为长史；外交上，切实执行行间计；军事上，配合外交而远交近攻，发动强大攻势，各个击破。一场伟大的统一战争开始了。

二、权力世袭与禅贤大争议

这是一场权力问题的大论战，也是军事民主制与君主世袭制的最后一场生死较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昔者五帝禅贤，三王世袭，孰是，将为之’”一场大争论开始了。从《吕氏春秋》来看，禅贤制在秦王执政时期是不乏市场的。在权力问题上很多人主张禅贤制反对世袭制。而始皇本人在这场讨论中是处在一种复杂而又痛苦的心理状态里，他既十分羡慕历史上的圣贤功名，而又颇有些自傲自私，谁知这种心思被鲍自令之揭穿，鲍自令之坚持禅贤主张，又明知不能成功，因而怒骂嬴政是“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不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这可大大惹怒了秦皇，他“遂罢谋，无禅意也”他选择了世袭制。王位世袭制早已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但始皇敢于把权力移交问题拿出来让群臣讨论，并表明愿意从中选择，仅此一项就该让我们对秦皇刮目相看，重新打量。

三、皇帝之号

它是秦皇集思广益的创造，它同样也是在一场大讨论中产生的。其后为历代君主所沿用。公元前221年，“秦初并天下。（始皇）令丞相、御史曰：‘……其议帝号’”,这场大讨论的规模是客观的，确定了系列名号：“皇帝”、“始皇帝”、“二世”、“诏”、“制”、“玺”、“朕”，这就标志着君主制的最后完善与法律确定。

四、郡县制

它起源甚早，但作为一种全国通用的行政管理制度，是在一次群臣讨论过程中，经李斯大力提议后才定下来的，他标志着中央集权制的最后确立。公元前221年，丞相绾建议分封诸子为侯，“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便就郡县制与分封制展开了讨论。李斯力驳群论，极力主张实行郡县制，得到了秦始皇赞同，“廷尉议是”。

五、刻石颂德与封禅祭礼

秦皇进行这种国家宣传与祭祀活动也曾与鲁地儒生进行讨论。“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郡县，……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事”。

六、焚书

皇帝成长计划篇10

康熙皇帝姓名爱新觉罗玄烨 年号康熙 庙号清圣祖 字国讳 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在世1654年-1722年 在位1661年-1722年 清圣祖康熙(仁）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字国讳。 清圣祖，名爱新觉罗·玄烨（公元1654－1722年），顺治皇帝第三子。顺治病死后继位，为清入关后第二个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病死（另一说为大臣隆科多害死），终年69岁，葬于景陵（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 康熙帝玄烨，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四日。玄烨的即位与其父不尽相同，应该说是一连串巧合的结果。玄烨六岁的时候，一次与其他皇子去给父皇请安，顺治皇帝问他们长大要做什吗，老二福全说要做一个好亲王，辅佐皇帝治理天下；老三玄烨则说要做一个好皇帝，为百姓谋福，他的回答得到了顺治皇帝的褒奖。但好景不长，顺治皇帝深深地爱上了董鄂妃，而且，不久生下了皇四子，顺治皇帝为表达对董鄂妃的一片真情，立即决定立皇四子为太子。就在这时，玄烨得了天花，在古代，天花是不治之症，眼看玄烨就要死去，为了避免传染，玄烨被移到了宫外救治。谁知，天花不知从何途径传染给了皇四子，虽经太医的轮番诊治，皇阿玛，皇额娘的精心照顾，这个还没来得及取名的小孩还是匆匆离开了人间。而不久，玄烨却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失去了竞争对手，又得过天花得他，无疑成了继承皇位的最佳人选。 顺治十八年（1661年），弥留之际的顺治皇帝顺理成章地将皇位传给了玄烨，为大清王朝，也为黎民百姓选择了一位好皇帝。如果说顺治皇帝的即位是孝庄文皇后的英明决断，是人力所为的话；那么康熙皇帝的即位就应该是上天的安排，是老天爷为黎民百姓选择了一位好皇帝。 康熙继位时，年仅八岁，由鳌拜等四位大臣辅政。致使鳌拜结党营私，严重危害了皇帝的统治。康熙八年，年仅十六岁的康熙成功的翦除了专权鳌拜及其党羽，随后康熙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开始了其雄才大略的进取，其文治武功都值得称道，使得康熙由守成之君变成了创业之君，缔造了“康乾盛世”的辉煌。 康熙的文治有许多可值得称述的。他在位期间，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废除了原先满人执行的圈地制度，减少农民的赋税，使耕者有其田，大大加速了农业的发展。康熙还修治大运河，使其全程畅通，沟通南北经济的交流。在用人方面，康熙健全科举取士，开博学鸿词科，破格荐用人才；笼络汉族地主阶极，团结汉族部分知识分子；又开明史馆，组织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书籍。 唐熙还大力提倡自然科学，进行全国土地测量，完成《皇朝全览图》的绘制，在此基础上进行税制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法令，规定人丁税根据户籍册上现有的人数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康熙在位期间还多次蠲免赋税。粗略统计，康熙时期蠲免赋税达五百多次。这些措施对巩固和加强多民族的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繁盛、统一的封建强国。 作为一代雄主的康熙，他最大的建树，还应该说是那赫赫的武功。首先是平定三藩之乱。所谓三藩是明朝的三个降清将领，三藩手握重兵，形成割据势力。康熙为了加强统一，于康熙十二年（1673）下令撤藩。三藩联兵，声势浩大，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作出果断的军事反击，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康熙的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从此政治趋于稳固。 其次是降服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挟平定三藩胜利之势，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攻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爽投降。至此，在清初割据了四十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大陆的怀抱，维护了全国领土的完整。 再次，康熙驱逐了入侵后盘据雅克萨的沙俄军队，遏制了沙俄帝国势力的侵略。沙皇俄国乘清朝内部动荡之机，入侵中国黑龙江省流域，并盘据雅克萨城。康熙派兵驱逐了盘据黑龙江省流域雅克萨的沙俄势力，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部边界线，并设立黑龙江将军，驻守北部边疆。 随后康熙进兵新疆和西藏，平定了回疆、准噶尔等反动贵族的叛乱，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今日的疆域，这是康熙皇帝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康熙帝年近七十，他为了表示敬老，曾将65岁以上的满汉在职官员，以及告老还乡，得罪被遗送回原籍的旧官员，统统召入乾清宫，饮酒吟诗，直到黄昏才散席。参与盛会的有一千多人，故称为“千叟会”。 和康熙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诸子为了抢夺储位，各自拉帮结派，明争暗斗。他为挑选继承人问题而费尽心血。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熙立刚满周岁的嫡长子允釢为皇太子，三年后感到不适当他废掉。两个月后，又重新立允釢为皇太子，二十四年后他感到太子权力过重，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皇权，同时生前过早地公开立储君的弊端过多，所以他再次废掉其长子，准备在临终前留下传位遗诏，暗立继位人。他晚年最中意的是十四子允题，他特地任命允题为抚边大将军，派往边陲去扭转关系重大的西北战局，以让他建立功绩，提高威望，为继承皇位创造条件。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八日，康熙得了感冒，浑身发烧，经太医医治后好转，就在畅春园静养。据说，此时康熙亲手写了立允题为继承人的遗诏。当时唯一能接近康熙的大臣，是负责京师警卫的步军统领隆科多。此人是皇四子胤祯的舅舅和亲信，一心想让胤祯继位。然而康熙却不中意于胤祯。隆科多趁机将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传成“传位于四子”。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突然死去，很可能为隆科多所害。 有些学者认为，康熙在病危之际曾将诸子至面前，公开宣读遗诏，除远在西北的允题和被拘禁的允釢外，众皇子大多在场，遗诏不可能被改纂改。并且遗诏用满文写就，纂改之事是子虚乌有。还有学者认为，康熙是突然死去，不可能留下遗诏。 另有一说认为，皇四子胤祯素为康熙钟爱，8岁时随康熙出关北巡，10岁时出猎封为贝子，32岁时又晋封为亲王，曾奉命掌管朝廷军政、钱粮大权。当诸皇子露骨地为抢夺储君而争斗时，胤祯虽暗中培植势力，表面上却置于事外，博得了康熙的欢心，使康熙决意在皇十四子和皇四子之中选择一个继承人，最后选中了皇四子胤祯。 康熙死后的庙号为圣祖仁皇帝，史称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死因 玄烨政绩非常突出，但立储，几立几废，身心受到严重刺激，开始患病，从他数次发病情况看，他患的可能是高血压、心脏病。当时他“伤心不已”，“渐觉虚弱”，“胸中有结”“日日不能释然于怀”。到五十一年再废太子时，就已“心思用尽，容颜清减”。六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玄烨去南苑行围，时值天寒地冻，他已近七十高龄，体弱多病，于十一月初七“偶冒风寒”，当日回到畅春园，传旨“整日即出透汗，自初十至十五静养斋戒”，但这次患病，来势较猛。病中派皇四子胤代行祭天大礼有五子允祺前往孝东陵典祭，实际是支走其子，便于向隆科多口授遗嘱，致使心力憔瘁，气力不支，于十三日丑时病情突然恶化，遂将其八个皇太子召至御榻前宣布四子胤禛即位，戌时，耗尽心血的玄烨结束了生命，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