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范文10篇

子女范文篇1

一、独生子女和双女户优惠政策落实情况

（一）农村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优免补”政策得到较好落实

年，全市总人口为258.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03.4万人，占总人口的78.9%。农村人口一孩家庭80273户，截止年末，已有36661户农村人口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占农村人口一孩家庭户的45.7%，农村人口双女户42663户。年6月至年12月止，在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36661户农村人口中，有24169户享受一次性奖励，共兑现奖励资金1969.2805万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资金1659.665万元，市级资金投入309.6155万元）；20889人（次）农村人口计划生育家庭享受了养老生活补助，其中独男户10051人（次）、独女户8425人（次）、无子女户2413人（次），共兑现补助资金1446.57万元；19347人（次）独生子女享受了教育奖学金，其中小学生14135人（次）、中学生4723人（次）、考取高中的436名、考取大专的31名、考取本科的22名，共兑现奖学金1194.3136万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资金投入1001.47万元，市级资金投入192.8436万元）。

（二）农村人口计划生育家庭特别奖励扶助政策全面落实

年，农村49岁以上应享受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1392人（次），其中独生子女伤残家庭90人（次）、独生子女死亡家庭1302人（次），发放资金164.88万元。

（三）农村人口独生子女保健费及时兑现

年6月至年12月止，各县（区）按时兑现了农村人口独生子女保健费982.1215万元。

（四）农村人口“少生快富”工程推进顺利

年，我市西盟、孟连、澜沧、江城四县被列为我省“少生快富”工程试点县，有双女户161户享受到有关政策，年将有双女户家庭11121户、独生子女8556户享受到有关优惠政策。

（五）各县利用“三结合”帮扶资金给予双女户在生产生活上的帮扶

各县（区）利用“三结合”帮扶资金给予双女户在种养殖产业上的帮扶，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在关爱女孩的活动中给予关怀。思茅区每年给予贫困双女户每户1000-3000元不等的资金，累计帮扶104户双女户种养殖业发展生产；县积极参加由县妇联发起的“城乡姐妹共建新农村”活动，看望慰问独生户92户，计划生育困难家庭36户；景谷县财政设立5万元计划生育帮扶资金与省帮扶资金5万元相配套，以每户1000-3000元不等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滚动式发展经济；澜沧县筹集10万元，帮助166户计生贫困户脱贫。

二、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初见成效

（一）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计划生育各项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广大计划生育家庭真正得到了实惠，使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关怀，加深了对党的“执政为民”理念的认识，进一步改善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这对于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一项得民心、顺民意的好政策。

（二）促进了计划生育管理理念和工作机制的创新

计划生育各项优惠政策的实施，使计划生育管理理念实现了由忽视农民基本权利，以工作目标为本向关注农民切身利益和以人为本转变；使计划生育管理机制实现了由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推动工作向依法管理、利益导向和优质服务方向转变，由以“处罚多生”为主向以“奖励少生”为主转变。

（三）改变了农民群众的生育观念，为稳定低生育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

自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执行以来，计划生育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得到的待遇和实惠，对其他群众产生了政策示范效应，“生男生女一样好”、“多养儿不如听党的话得实惠”的观念逐步形成，广大农民群众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自觉性日益增强。我市人口出生率由年15.8‰下降到年的12.43‰，下降了3.37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由年的8.9‰下降到年的5.86‰，下降了3.04个千分点；计划生育率一直保持在97%以上。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独生子女和双女户优惠政策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是政策支持力度弱。与其他惠农政策相比，计生家庭奖励经费投入较少，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发展后劲不强，对广大群众吸引力不够，不能充分体现少生的好处。

二是政策覆盖人群少。根据规定，符合条件的夫妇“年满60周岁”才能领取国家规定的奖励扶助金，而且受益人群在农村计生家庭所占比例太低。与即时兑现的农村低保等普惠政策相比，一些育龄群众感到奖励扶助政策是遥远的“期货”，对政策的长期性和预期效益心存疑虑。

三是政策设定标准低。无论是“奖优免补”政策、奖学金政策、死亡扶助金还是独生子女保健费，都存在制定标准较低，与现阶段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的现象。调研中基层普遍反映，在惠民政策广泛实施的背景下，计生奖励政策由于没有在标准上做到“水涨船高”，原有的政策激励效应日益弱化。

四是政策执行不到位。如：根据《省农村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规定》，独生子女16岁前，免除其父母所承担的农村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但是由于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其执行的一些制度，需要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调整，省以下的规章和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在少数乡（镇）、村（组）存在独生子女家庭没有减免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现象。

（二）普惠政策对计划生育优惠政策形成冲击

一是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激励作用不明显和普惠政策的一视同仁，甚至有的政策还存在相抵触的现象，挫伤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目前推行的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助以及各项惠农政策，无论在资格条件还是在享受标准上，均没有体现对计生家庭的优先优惠和区别对待，违法生育的家庭照样可以享受政策待遇。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往往因人口少、负担轻反而不符合扶助条件享受不到优惠政策，使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相对弱化。另一方面，这些惠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抚养子女的教育、医疗和生活成本，使得多生孩子的负担更轻、顾虑更小了。由此让群众感到“多生孩子不用愁，少生孩子不沾光”，在部分地区群众中甚至出现了“种田不缴税了，读书不收费了，看病也不贵了，超生无所谓了”的观念。

二是按“人头”计算的分配方式刺激了群众的生育愿望。《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发展经济，给予资金、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优惠；对农村独生子女困难家庭，在扶贫贷款、以工代赈、扶贫项目、社会救济以及划分宅基地、介绍就业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但是，过来执行的很多惠民政策大多按照家庭人口数进行减免、补助或救助，不仅没有体现对计生家庭的倾斜，相反多子女家庭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优惠”。因此，“超生获利”的现实不仅是对违法生育的姑息纵容，客观上也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这与现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政策导向相矛盾。调研中基层反映，过去不少超生的家庭现在劳动力多，得到的政策实惠也多，现在多为当地的强势人群和大户，而实行计划生育的守法群众非但难以“少生快富”，反而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三是社会管理改革中相关政策的调整弱化了对生育行为的综合调控机制。如原来登记、办证、审批等环节中涉及计划生育的前置条件被取消，兼顾育龄人群生育管理方面的政策功能基本丧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违法生育的社会制约能力，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计划生育综合治理无论在宏观政策层面还是在微观管理层面都没有实现制度化和常态化。调研反映，一些违法生育的个体私营企业主照样能得到有关部门的表彰和扶持，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和政治荣誉，对周边群众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给计生工作带来了尴尬和被动。

（三）政策运行的保障机制不够完善

一是地方政府在落实计划生育优惠政策上资金配套有较大困难。根据《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农村人口的奖励政策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县、乡财政共同安排解决。由于基层政府财政困难，配套资金不到位，给政策落实带来很大难度。

二是计生工作保障机制不健全。各项优惠政策的引导逐步成为国家指导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手段，对计生工作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也存在农村计生服务站设施不健全、农村计生工作人员待遇较低等问题，

四、几点建议

深化改革，推动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1、提高政策支持力度。争取提高省级以上财政对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形成以法定奖励优惠政策为重点，以地方性配套政策为补充，与普惠政策协调衔接，奖励、优先、优惠、扶持、救助和保障多策并举的新型计划生育导向制度，确保奖励扶助制度等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工作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扩大政策覆盖面。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子女范文篇2

各位亲朋、各位好友：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年××月××日××时××分，我的爸爸──××同志走完了他坎坷而又绚丽的一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告别仪式，寄托我们的哀思。

首先，谨让我代表我的母亲，代表我的兄弟姐妹，代表我们全家，向今天参加追悼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向我的爸爸作最后的告别。在爸爸生病住院期间，承蒙各位领导和亲朋好友的关怀，多次探望、慰问，给了爸爸莫大的安慰！作为家属，我们也心存感激。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单位，近年来，爸爸身体一直欠佳，我们又忙于工作，是××单位，给了爸爸和我们全家悉心的帮助。在此，我们对这些汇聚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慰问，再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爸爸的离世，带给我们深深的怀念。爸爸原系××××××××××××。作为儿子，我无法用简单的言语去总结爸爸的一生，因为他不仅是我慈爱的爸爸，也是××××系统的元老，他曾用自己辛勤的耕耘，改变了许多人一生的命运。爸爸的人生准则简单得只有十二个字——“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而这恰恰是他一生的写照。在他长达年的教师生涯中，为国家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真是桃李满天下！可以说，爸爸的一生，是勤恳踏实、严谨治学的一生；爸爸的一生，是稳健坦诚、无私奉献的一生；爸爸的一生，同时也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师德修养光彩四射的一生。无论对于事业还是对于家庭，爸爸总是把自己看得很轻。他不仅是学生们的好老师，同时也是妻子最尽责的好丈夫，儿孙们最慈爱的好长辈。他不但抚养我们成长，而且秉承了良好的家风，言传身教，培养我们成人，我们为有这样一位爸爸而感到骄傲，同时为失去这样一位爸爸而感到万分悲痛。

现在，敬爱的爸爸永远地走了，我们再也无法亲耳聆听他的谆谆教诲，再也无法亲眼面对他的音容笑貌，只能在心中深深地缅怀敬爱的爸爸，怎能不感到极度的哀痛和绵绵的思念？！爸爸，您就放心的走吧，我们自当化悲痛为力量，竭尽全力孝顺好健在的母亲，让她老人家的晚年更加幸福、身体更加安康；我们自当牢记爸爸的遗训，清清白白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扎扎实实工作，像他那样，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生价值；我们自当继承爸爸留下的良好家风和优良品德，一定会善待和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把他们培养成出色的人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一定不让您失望。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对您在天之灵的最大告慰！并以此来回报爸爸的养育之恩，回报社会，回报各位领导、各位尊长和各位亲朋。

敬爱的爸爸，今天，您最疼爱的儿孙们来送你了，您的生前好友们都来送你了。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们想以泰戈尔的一句诗为您送行：生如春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亲爱的爸爸，您安息吧！

最后，我代表我的母亲和家人，再次向出席告别仪式的各位领导、同事、同学、学生以及所有的亲朋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子女范文篇3

第一天，我们的火车之旅在凌晨的时候结束。来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扫卫生，为下午的座谈会做准备。学校的会议室时由各界社会人士捐钱筹建的，是学校里面最好的地方，可是由于漏水，会议室很脏。我们二话不说马上去整理了。下午的桌谈会不算很成功，但进行的十分顺利。大家都在认真听着校长激情澎湃的解说，让大家了解了很多有关沙城三小的情况，为我们后期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唯一的遗憾是，沙城镇任命政府对于我们这次的活动也十分关注，但由于公务繁忙，未能出席这次的座谈会。

第二天的活动是家访，做问卷，收集外来务工人员提出的对于孩子教育方面的问题。在接着的两天里面，我们与孩子们一起度过。给他们讲授天文知识，台风知识，还有结合学校之前举办的“世博月”活动，给孩子们讲了世博会的起源于意义。我们积极的备课，孩子们认真积极的上课，我们十分满足。看到他们的笑容，我们笑得十分幸福，疲劳也就忘之脑后了。

学校里面还有像是机房，跆拳道舞蹈室房等，十分重视孩子的个性发展。据我们团队的了解，学校也很重视培养孩子情感上的感恩。这所学校在社会的关注与帮助下，发展到了今天，离不开学校老师的努力，在这里感谢学校的所有老师。

子女范文篇4

有幸也主持过这样的宴请，不妨留个纪念。

尊敬的各位领导、先生、女士和小朋友们，中午好！

院满春晖春满院，门盈喜报喜盈门。XXX先生的爱女XXX，经过十二年寒窗苦读，终于不负众望，金榜题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XXXX大学（学院）XXX专业。这是X氏家族的荣耀，也是在座各位的光荣。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X氏家族对大家的赏光表示衷心的感谢！第一，感谢各位多年来在工作中对X氏家族的关心和帮助；第二，感谢各位多年来在生活中对X氏家族的厚爱；第三，感谢各位多年来对XXX夫妇爱女XXX成长中的呵护和关注。总之，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都难以表达这份感激之情，所以只能在这里备几桌便宴，略表一点心意。

（1）XXX先生早憋了一肚子感激和感谢的话要说，却总找不到合适的场合和机会，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XXX先生致答谢词……

子女范文篇5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弱势群体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适应市场对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涌向发达地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流动中家庭迁移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学龄儿童随父母流入城市，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儿童问题越来越突出，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上，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总书记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执政理念充满了人文关爱，让人不禁对社会、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期待。

目前，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约为1982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在全部流动儿童中，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的占74%。也就是说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从数量上看已将近1500万。他们不能接受或不能良好地接受义务教育，这不仅仅会影响儿童个体的发展，同时也影响我国“普九”工作的深入进行，影响社会公平体系的建立，以及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必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解决这一庞大群体的教育问题刻不容缓。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分析

关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就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流入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切实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费用负担。2004年3月份，国家又出台规定，从2004年秋季开始，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实际中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政府都对教育资源进行了整合，公办学校资源紧张，而且各地教育局又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加上公办学校的高消费超出农民工家庭的承受能力，城市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困难。当前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方式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家庭教育。

（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现状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借读，仍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这对于广大处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能够承受的不在多数。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教学环境的改变、使用教材的迥异、课程进度和难度的不同也都会影响其选择借读。同时，农民工身份遭受的社会歧视也会给其子女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有些家庭即使具备经济实力，最终还是把孩子送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相对低下的农民工子女，除了一部分在公立学校借读外(具体数字不详)，很多家庭只好将子女送入外来人开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就读。这类学校或被称为“棚户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它们根本不能被称为是学校，因为多数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充其量只能算作“民上自发办学点”。但这类学校在城市发展十分迅速，数量增长快，学生人数增加也十分迅速。

总体上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是投资来源以个人投资办学为主，办学层次以小学教育为主；学校多设立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地区；达到正规办学水平标准的寥寥无几，学校收费低廉，教学环境差，办学条件简陋，很多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室、课桌椅、教学用具，更不要提活动场地；学校规模差异也很大，从十几人者到几百人者均有学校的师资水平良芳不齐，许多管理者与教师根本没有教育教学经历，状况令人担忧。

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硬件设施落后。从学校规模来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之一是规模大小不等，有的学校学生人数几十人、几百人，有的学校则有上千学生。学校的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教学安排都将带来一定困难，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从基本设施来看，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属于个人投资，基本设施依靠个人解决，经费来源大都来自学生学费，招生对象又是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阶层，这就决定了学校基本设施状况的紧张与简陋。由于经费有限，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当简陋，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第二，农民工子弟学校软件建设滞后。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全部实行聘任制，但真正签合同的为数极少，学校的人员管理比较松散，教师的流动性人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利于教学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运作的特殊环境，师资水平与公办学校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第三，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不高。由于受到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制约，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素质教育的今天，这类学校教学中还只是偏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培养。学校缺乏教学设施，加之教师水平有限，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薄弱，年级越高，表现越明显。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现状

家庭教育对子女的人格、个性、智力、自我观念、学习成就感都有密切关系，但凡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越多，给子女的指导与鼓励、肯定越多，子女的发展就更为健全。学校的教育，如果缺乏家庭的配合，其教育功能有多大，令人怀疑。由于特殊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农民工在对其子女教育观念、态度、行为等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表现出许多不同，而且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与家长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有关，一方面与其群体特征、经济条件、生活环境有关。

第一，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方法落后。农民工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上，有以下特点：一是重言传，轻身教。许多家长对子女提出合理要求，但在日常行为中自己却不拘小节，难让孩子信服；二是训斥多，表扬少。农民工家长工作繁忙，自身素质不高，往往以命令指责的形式教育子女，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实简单粗暴的方式不但难于收效，往往适得其反。

第二，家长与子女缺少沟通。由于家长工作忙碌，常常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辅导子女功课，加上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学习上为子女提供很多帮助，协助他们解决课业上的疑难。有些家长对子女的考试成绩比较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在行动上具体指导。其次，家长很少为子女购买课外读物。一方面家长缺乏经济实力为子女购置学习图书。此外由于时间和经济等原因，家长很少陪子女外出活动。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原因分析

城市农民工在城市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对农民工子女来说，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受教育的公平环境，农民工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我国现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缺乏为每个人提供同等教育机会的物质基础，教育机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对于以农民工为主的广大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平等更为严重。

第一，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尽管1979年以后，我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开始不断弱化，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但是户籍制度依然对农民的身份、就业、教育、生活水平等起到钳制作用，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即是受户籍制度影响的结果。没有城市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不论这些孩子是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还是在城市出生且生活在城市，在所居城市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被排斥在城市和乡村的教育体制之外，而被迫以体制外的市场化方式来解决。

第二，现行教育制度的制约。自1985年以来，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经过三次改革：即“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在国务院领导下，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三次改革，都始终坚持着“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户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实施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和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财政拨款进行配置地方政府是筹集经费、设置学校的主要部门。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分离的特点，使其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产生矛盾。一方面，流出地政府虽然对其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接受义务教育负有完全责任，但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的就学情况进行管理和监督；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出地流入地政府在法律上也不承担经费等主要责任。这样，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在对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均处于“无责任”的境地。相应的教育法规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出现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二）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有限

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主要途径仍然是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造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狭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的紧缺，公办学校大都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在公办学校辐射不到、流动人口密集的区域，民办(简易)学校的出现不可避免。其难。以汉南区为例，“九五”期间，众多流动人口居住在这些城郊结合部。大量人口的涌入，给这里的公办学校带来巨大入学压力。众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借读，只好选择农民工子弟学校。

第二，子弟学校发展缓慢。中国义务教育财政分权背景下，流动儿童教育机会的供给主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因此流入地政府财政实力直接影响流动儿童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尽管部分地区在资助辖区流动儿童教育上投入了巨大热情，但长远来看，当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在当地入学时，当地财政将面临巨大压力。无论在民工子弟学校的经费保障、师资配备还是在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因为财政压力往往都疏于扶持、管理和监督，使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长期停滞不前，农民工子女无法接受正常的、良好的义务教育。

（三）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保障制度缺失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障，然而当前相应制度及法律、法规的空白与缺失，造成了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窘境。

第一，现行《义务教育法》不能适应人口流动趋势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户籍就成了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而城市农民工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的特点，这样一方面跨地域的流动使流出地政府不便对这些流出本地的适龄儿童少年的就学情况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当外来学童随父母流动时，并没有也不可能将户籍所在地应对其投入的教育经费带到流入地，流入地政府既无义务也不可能投入大笔教育经费完全承担众多外来人口子女就学的责任。这种地方负责的管理体制，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在对待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处于一种“无责任”的境地，消解了政府管理、支持和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积极性。

第二，相关政策执行不力。虽然各地都对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是实际中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没有明确的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专门负责，这类学校几乎处于自发办学状态，比较混乱。各地相应的财政拨款也往往被挪用为当地公办学校的发展

三、解决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随父母流入城市的广大农民工子女如何接受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与城市本地儿童一样，农民工子女同样是祖国的花朵，他们的教育应当受到重视，但是他们作为流动人口中的脆弱人群，权益容易被忽视。再过十多年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些民工子女都将逐渐长大成人，因此，关注他们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对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负责。公务员之家

（一）加强户籍、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制度，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

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是城市的合法纳税人，按照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他们理所当然应该获得城市的公共福利，其中也包括利用城市的教育设施的权利。为此，有关政府部门有责任帮助其子女解决好教育问题，要充分认识农民工子女就学与城市长远发展的关系，改变单纯把外来人口儿童入学问题看成包袱的思想，树立人口流动观。一方面要建立所有适龄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比较可行。登记卡在各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都要有，家长也有，当人口流动时，登记卡连同流动人口的三证（暂住证、身份证、计划生育证）一起经有关部门检查登记，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减少入学手续上的繁琐，避免政策不健全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和剥夺教育权现象发生。另一方面要按照“高中向城区和县城集聚、初中向建制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集聚”的原则，制定并实施新一轮各类学校布局调整规划，合理调整城乡中小学布局。把他们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纳入城市管理范围内。

（二）明确政府责任，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管理体制

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中的责任，首先要加强流入地、流出地教育部门之间的沟通，明确各自在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管理中的职责，将其就学管理落到实处；其次，要明确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且密切联系、通力合作。公安部门做好本地区流进、流出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调查摸底工作，并及时向教育部门提供有关情况，人事、劳动部门应禁止经商办厂或从事其他劳动的组织或个人使用童工，物价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学校收费情况等；最后在教育经费中专门分类设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专项拨款，用于资助农民工子弟学校或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改善其办学条件与质量，经费来源依靠财政拨款。

（三）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

拓宽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途径，给农民工子女选择的余地有利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发展，为此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挖掘办学潜力。

第一，充分利用公办学校资源。公办学校可以利用闲置的教育资源，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当生源数减少时，可将其实验设备、运动场地、图书、等硬件设施支援给农民工子弟学校。城郊结合部的一些分散的村校被撤消、合并后的教育资源(例如校舍、师资)将可以将其改造为民办公助学校，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并制订政策鼓励和支持公办学校的富余教师流动到民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任教。另外，在公办学校还可以成立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班级。

第二，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吸引本地就学。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根本在于实现儿童教育权的平等。我国的义务教育发展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之所以把子女带到城市，就是为了子女能够接受城市的较高质量的教育。这就要求国家应把教育投资重点转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增加教育机会，缩小质量差距，吸引一部分儿童在本地就学。

第三，鼓励社会办学。发挥社会力量，鼓励支持社会团体、个人举办服务于广大农民工子女的民办学校。在土地、办学条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对这些学校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营造此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氛围。而且，要采取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等形式，壮大办学实力，提高办学质量。

（四）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管理

教育行政部自要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常规管理，这不仅包括对办学者办学行为的管理，还包括对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籍、学习质量等的管理，是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它们的督导评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符合农民工子弟学校特点的评价、监测指标体系，并把其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使他们由地下转为地上，由无证转为有证，由无序转为有序。要依法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全面推行教师聘任制，激活用人机制，拓宽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来源渠道，利用一些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到学校任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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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范文篇6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类型分化；社会融入；制度策略

【正文】

之前，社会各界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关注，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上。然而，随着农民工子女的分化现象凸显，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障碍，不仅存在于义务教育阶段，并且义在务教育前和义务教育后所遭遇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也越来越尖锐起来。于此前提下，已经分化了的农民工子女群体，正在不断地向社会发展提出新的拷问：传统的社会融合理论与制度实践，把所有农民工子女群体“捆绑式”对待的思维方法是否可行？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的战略方针及制度规范，是否应当根据类型分化这一客观特征来科学构建？诸如等等，这些严峻而现实的关切农民工子女命运的重大问题，已经日渐浮出水面。但是，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不得不令我们高度忧虑。蒙呼吁之责，本文拟首先对农民工子女的类型化现象及个体特征作一个系统考察，然后以此为基础对传统社会融入理论的科学性进行评价分析，最终概括性提出我国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应当遵行的制度构建的策略方向。

一、农民工子女：从类型分化到个性多元

实践中，随着我国进城务工农民工群体从“单身外出”、“夫妻外出”向“全家随迁”的流动模式转型，农民工子女的内在结构也相应地呈现出分化态势。为方便问题讨论，这里主要以“就学状态”为标准，将农民工子女群体简单区分成三大类型，即学前教育阶段的“幼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中”农民工子女和义务教育后的“大龄”农民工子女。如果基于这一划分前提，那么，促进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必须首先回答如下问题：这三大类型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需要是否相同？若不同，他们各自最为突出的个性需要是什么？

（一）、“幼年”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资源短缺与负担承重

因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化”、“稳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由此产生了大量0—6岁的“幼年”农民工子女。对于“幼年”农民工子女，最为突出的个性问题是卫生保健、疾病预防和学前教育。从近年来国家与各地方政府的政策供给及执行情况看，0-6岁低龄流动儿童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渐渐得到落实。但是，在学前教育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制度缺陷，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遭遇到了重重困难。其中，“学前教育资源短缺”和“无力承受经济负担”尤为严重。从上世纪末开始，学前教育体制推行市场化改革，政府在学前教育领域逐步淡出，学前教育办学主体走向多元化。进而，公办幼儿园的数量相当有限，即便由政府重点投入的所谓“优质”学前教育机构，更多地也是被本就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优势群体所享受，农民工子女几乎被排斥在外。对于那些民办的优质幼儿园，收费十分昂贵，农民工子女也只能望而却步。大部分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无奈地进入劣质幼儿园，这些农民工子女幼儿园多为个体开办，不少为无证经营的“黑户幼儿园”，师资水平、硬件设施和卫生状况极为令人堪忧，严重威胁着就学儿童的生命权与健康权，有的甚至一度被政府关闭或取缔掉。那么，数量越来越多的低龄农民工子女到哪里去接受学前教育呢？

（二）、义务教育中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机会与过程不平等

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在年龄上一般介于6-14周岁之间，构成了农民工子女群体的主体。对于这一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来说，最突出的个性问题是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与过程是否平等。

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平等，强调的是所有适龄儿童都应当拥有一张无需交钱而由国家提供的课桌。从立法层面看，2006年新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农民工子女与居住地儿童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由流入地政府负责。新《义务教育法》让我们可喜地看到，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终于在法律保障层面有所进步，特别是“国民待遇”和“流入地政府责任”的法律定性，使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人群”的农民工子女看到了在同一片蓝天下公平享受国家教育资源的期望。然而，“流动性”对流动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和分布相对集中的城市带来的压力十分巨大，由于地方政府执行新法是一项“没有新资源”的负担，流入地政府在利用既有资源来执行新《义务教育法》过程中往往陷入资源困境。因而不少数量的农民工子女至今仍然只能就读于“民工子弟学校”。那么，那些继续被迫留在“民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儿童，如何保障他们的就学机会平等呢？尽管这一问题十分棘手，但国家有责任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解决方案。

实现接受义务教育的过程平等，解决的是“读好书”的目标。从我国《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确立的公民“受教育权平等”原则来看，“读好书”是指所有适龄儿童都应当无差别、无歧视、无缺陷地完成完整的义务教育学业，即不仅要实现就学机会平等，而且更需要强调整体上的学习过程平等。显现的问题是，即便是部分农民工子女在有幸获得“同一张课桌”后，由于他们与城市户籍儿童在占有资源和现实条件上的明显落差，仅仅靠提供“同一张课桌”还完全不足以消除他们在接受义务教育过程中的种种不平等。如，频繁的流动常常令农民工子女半途中断学业，使他们无法拥有城里孩子一样稳定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家庭经济环境恶劣，父母文化水平低下，使农民工子女很难获得有力的教育支持，更无法拥有城里孩子一样的家庭辅导等等。那么，如何实现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过程平等？这同样是一个不容小视更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三）、“大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与社会化无出路

所谓“大龄”农民工子女，主要是指义务教育后的农民工子女群体。按《义务教育法》规定，6周岁为开始接受义务教育的法定年龄，正常情况下12-14周岁就读初中段，15-17周岁就读高中段或辍学。因此，我们粗略地把初中毕业后或年满15周岁的的辍学农民工子女一并包含在“大龄”中。对于“大龄”农民工子女而言，最为突出的个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处于读书状态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出路如何解决？即是说，义务教育后到哪里读高中？高中段的农民工子女到哪里考大学？二是义务教育后（或义务教育期间）已辍学的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出路在哪里？这些沉甸甸的问题，正在不断地重复出现于每个“大龄”农民工子女身上。

从我国的中考与高考政策实践看，至今为止，初中毕业后的“中考”，除个别流动人口较少的地方向农民工子女适度开放外，其它流动人口相对集中的所有省市均处于封闭状态。与“中考”相比，“高考”的制度障碍更加严密。在国家层面，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十分明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由省级招生委员会按照以考生户籍为主、以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期年限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以及报名条件、时间和有关条件作出具体规定。而各地方政府在执行实践中，往往倾向于局部利益的保护需要，几乎都是严格执行户籍所在地报考的原则，事实上彻底堵死了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的通道。

如此一来，农民工子女即便有机会在居住地接受高中教育，升入大学的权利也要遭受不公正对待，残酷地压缩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能力增长空间。由于制度剥夺及其它种种原因，外出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以后，正在面临着从“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向“第二代农民工”加速转变的威胁。需要高度警惕的是，辍学“大龄”农民工子女群体有其相当的特殊性，这个阶层从诞生源头上看就携带着许多非常可怕的“不公”因素，要么是城市流动儿童升学无门被迫流入社会而来，要么是农村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监管和亲情关怀环境下隔代抚养长大的“问题人群”。他们的就学、成长过程几乎一直处于不公正及歧视环境之中，如果在流向城市社会后仍然无路可走，恐怕很难接受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打道回乡的妥协方案。据笔者观察，积怨深重的“厌世”情绪极容易引发有两种可怕苗头：一是以偷、杀、抢等为代表的“暴力型”倾向；二是以黄、赌、毒等为代表的“麻木型”倾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危险倾向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在“正道”无望时也就难免陷入“逼上梁山”式的“反道”行径中。也就是说，如果对这个阶层不给予及时的救助性引导，他们大多数都可能重复“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成为所谓的“第二代农民工”，但他们的社会尖锐性却将远远超过“第一代农民工”。因此，国家和政府需要高度重视辍学农民工子女的特殊性，在步入社会之初就应当开展积极的救助性引导，让他们具有向“正常人”过渡的机会。

二、社会融入：从整体推动到“混同”困境

诚如上文分析所及，农民工子女因年龄及学习时段差异，日益分化出诸多类型。相同的情况是，所有类型的农民工子女都在遭遇着重重生存与发展困境。原由何在？依理说，近年来国家、各地方政府及理论呼吁、新闻媒体对农民工子女问题均倾入了较高关注，但现实结果却恰恰相反，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进度特别地不尽人意。症结到底出在哪里呢？显然，要破解这一复杂问题并非易事，它可能涉及社会系统的方方面面。为了得出相对客观的判断，本文拟对传统的理论认识及实践运作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评价分析（一）、“社会融入”的理论认知

理论探讨层面，近年来学界针对社会融入的研究，大都围绕“农民工”这一整体对象来展开，少有顾及不同类型农民工主体的特殊性。众研究中，“两段论”和“两化论”相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两段论”认为，我国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区分为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两阶段。社会适应是农民工为改变生存状态而单向的努力过程，农民工的自身条件是关键影响因素，包括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卫生礼仪等，外部环境在这一阶段发挥作用有限，并不对其社会适应产生实质性影响。而“社会融入”，是指农民工与迁入地社会实现较好融合的过程及状态，这个过程及状态是由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和环境对个体的积极回应双向互动来完成的。社会融入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社会生存下来后所面临的如何发展的问题。在这一阶段，自身条件不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了，相应的外部环境成为了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民工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谋求在城市中永久居住和生活，必然要考虑到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依靠农民工自身努力是难以有所改善的，环境必须回应才有助于消除农民工融入的障碍。[1]“两化论”认为，基于我国城乡人口转移“先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从农民工到市民”，因此需要用“农民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理论”来解释我国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国家应当通过制度力量来推动。在具体的制度创建上，应当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环节进行。在农村退出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耕地流转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农地征用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在城市进入环节，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户籍制度的转型、城乡一体化就业制度的变革、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投资与积累，及农民工城市安居工程的构建；在城市融合环节，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社会化和生存环境的市民化。[2]

“两段论”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我国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入的阶段递进关系。在适应阶段，国家和社会应着力解决农民工的文化素质、生活习惯等自身能力建设方面；在融入阶段，则应当妥善解决农民工群体未来发展涉及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福利、就业等作为一个城市公民的必备支持条件。但是，不同农民工群体适用什么样不同的具体制度？“两段论”研究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两化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宏观探讨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构建框架。但是，对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融入需要和自主权研究同样没有涉及，这方面恰恰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易言之，传统社会融入理论鲜有把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类型来深入研究，更没有根据这一类型主体的个性特征，给出社会融入的可行方案。籍此，在促进我国农民工子女群体的社会融入进程中，理论构建上必须对传统的“混同思维”有一个实质性超越。

（二）“社会融入”的制度实践

实践操作层面，从目前有关“农民工”的各类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来看，制度领域已经涉及到农民工的就业、工资、子女受教育、社会保障、司法救济等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各个方面。总体而言，制度供给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向权利确认及权益保护转变的重点倾斜过程，制度价值则从20世纪80-90年代的以限制、歧视为主向2003年后的以提供平等机会、救济保护为主趋势转向。如1995年出台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突出强调了加强流动人口社会治安、计划生育方面的管理控制；而2003-2006年期间，出台、修订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司法部、建设部关于为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废除了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歧视规定，开始全局性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明确要求解决好农民工的工资拖欠、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并一定程度地保证了农民工利益受损后的司法救济权。

遗憾的是，上述所有涉及“农民工”主体的制度规范及其相伴相生的实施模式，均将所有农民工群体“捆绑打包”一视同仁地对待，对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一刀切”的整体推进策略，即便有个别法律条文细化到了某类型农民工主体的特殊事项，其深入程度仍然十分肤浅，不足以较好地解决已经出现的各类社会矛盾。例如，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是关联“农民工”的法律法规中规格最高、特别规定了“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全国性法律，但是这部法律中的相关条文内容明显没有将“幼年”农民工子女和“大年”农民工子女考虑其中，致使客观存在的该两类型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机会一直陷于无合法性根据状态。种种迹象表明，整齐划一的制度供给模式客观上很难应付农民工群体加速分化后的实际局面，它既无法弥补差异化主体的“缺权”空间，又容易鱼目混珠地派发“闲权”造成资源浪费。所以，在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进程中，合理的制度策略是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在内实践运作走向科学化、高效化的逻辑起点。问题在于，针对农民工子女群体的特殊性及内生分化现象，制度创设如何才能突破传统的“混同”思维瓶颈进而趋于科学有效呢？

三、主体需要：从公平正义到差别补偿

本质而言，所谓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其反应于真实生活世界的最终感性标准就是能享受“市民待遇”，即获得完整的“市民权”。目前，迫切需要通过制度力量赋予他们“市民权”进而完成“市民化”的角色转换。即是说，要凭借“外力推动模式”下的制度增权过程，逐步消除他们过度弱势的现实处境，扩大他们的可能性和潜质性的社会交往范围，使其能力和技巧得到更充分的培养，进而获得更多控制他们应当的生活资源及生活手段。

显然，制度“增权”的核心要义在于让原本处于歧视境遇的农民工子女获得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这就要求制度内容本身必须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那么，在制度创设过程中何以做到公平正义呢？罗尔斯认为，社会基本制度在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时要遵循两个正义原则：（1）平等自由原则；（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a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b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3]笔者认为，罗尔斯的观点对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在制度供给方面很有指导意义。首先，农民工子女应当得到平等关切。当下，尤其需要弱化社会待遇与户籍挂钩的制度安排，彻底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一切不合理的功能和利益，消除因户籍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使农民工子女和城市户籍儿童享有同等的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待遇以及接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其次，农民工子女需要获得差别补偿。目前而言，我国农民工子女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对公共资源的占有极端匮乏，这种非对称的结构关系至今毫无减弱迹象。并且，农民工子女的不利处境很大程度上肇始于多年来推行的城乡非均衡发展策略。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消除社会和制度的影响。然而，针对原本处境不利农民工子女进行的不合理制度改革及社会歧视消解，仅仅强调一视同仁或机会均等还永远不够。曾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作了一个形象比喻：“想像在100米冲刺时，两个人中有一人戴着脚镣，他只跑了l0米，另一个就冲过了50米，那时，裁判员认定这场比赛不公平。他们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仅仅是摘下脚镣让比赛继续进行下去，然后说‘现在机会均等’了吗？但是另一个运动员已经领先了40米。如果让原先戴脚镣的运动员先赶上这40米或两人重新开始跑，不是更公平一些吗？这就是我们为了平等要采取果断的行动。”[4]约翰逊的这段话表明：现有不平等是造成弱势群体的根源，现有的社会不平等是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已经作了很好回答，即对弱势群体在分配社会资源时进行弱势倾斜，通过弱势“优先扶持”的路径，用对待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手段达到真正的地位平等目的。

“平等对待”与“差别补偿”如何付诸于具体化的生活实践呢？就现象层面看，“平等对待”主要强调的是没有歧视和排斥，对是否“平等”的判定，一般以政府的角色及其制度安排为考量重点。在我国，农民工子女的诸多平等权实现正在遭遇“虚置化”风险的关键是，个别地方政府的作为不当或不作为以及非人性化歧视制度的排斥所致。由此，针对政府行为或制度规范不公平对待所生的利益受损，建立健全相应的救济机制特别是司法救济已经势在必行。[5]“差别补偿”如何具体运作？彼得·霍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对该问题进行了全面回答，认为：“制度是个体行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在制度与个人行为的关系问题上，个体对规则与制度的这种改变，是受他们不同的利益偏好影响的。”“规则之所以被遵守着，最主要的是因为不同的利益偏好而通过对规则的不同诠释而达成了共识。”[6]显然，在霍尔和泰勒看来，社会个体与组织对制度有创生、促进及矫正等诸多功能，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否适宜，就要看能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与制度对象的利益偏好相适应。就此而言，制度设计不单纯是一个对制度规范的程序进行科学设计的问题，还是、并且更是一个制度条文与主体利益之间寻找合理平衡点的过程，是个制度规范与接受主体之间建构和谐关系的过程。所以，对于农民工子女“差别补偿”的“差别”把握，需要重点考虑不同类型农民工子女的个性利益需要，这是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认认真真地参照的基本依据。自然，由于个性利益需要在不同历史结构及其社会主体之间纷繁多样，这就要求制度供给应当主动避免千篇一律的“混同”模式，至少首先必须是“分类”的制度形态，然后是“适宜”的制度内容。换言之，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赋权”，应当抛弃传统“捆绑式”地以某种条规、法案或文件而一叶障目了了之的应付观念，在全面深入调查、总结农民工子女分化后个性需要的基础上，通过出台一系列分门别类的政府政策及法律法规体系，构建“适宜”不同类型主体的差异化的补偿制度。

具体地讲，基于“分类”、“适宜”、“补偿”的总体策略，那么，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的制度构建，除居住条件、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可与其它农民工群体“混同”布局外，其它个性问题则各有侧重而应当区别对待，操作实践中应当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学前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该类型农民工子女最为突出的“个性”问题是学前教育不平等。从英、美、印等国的经验看，我国政府应当给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学前教育资源，在公立学前教育资源充足的地方，有必要考虑让他们按地域标准平等就读；在公办幼儿园供应不足的地方，政府则需要从财力等条件上给予合理补偿，让他们具有就读优质“民办”幼儿园的能力。第二，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来说，如何促进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与过程平等最为关键。对于义务教育就学机会平等的实现，国家立法层面已经有章可循，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作为。因此，如何监督各级政府的不作为，以及政府不作为对民众利益造成的损害如何进行救济等等，应当是目前制度完善的重点与难点。[7]对于义务教育过程平等的实现，国家应当考虑对农民工子女给予适当的义务教育补偿，让他们获得相同的人生起跑线。[8]第三、义务教育后的“大龄”农民工子女。“大龄”农民工子女的主要问题是升学去向和社会出路。对于“大龄”农民工子女的升学问题，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高中准义务教育化”[9]的成功经验，考虑将高中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对于辍学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出路，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后义务教育支持制度”[10]，应尽快完善社会救助性质的义务教育后培训制度及执行机制，为使辍学农民工子女的能力增长提供可靠保障。

总之，只有以农民工子女的类型分化及其由此产生的个性利益需要为基本依据，构建分门别类的差异化补偿制度体系及实现机制，才足以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权益平等，从而也才能使制度具有正义性，最终为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发挥良好的引导功能。

摘要：近年来，农民工子女的类型分化日渐明显。由于各类型农民工子女的个性特征不同，进而导致他们的社会融入需要也逐步呈现“多元”趋势。但是，传统的社会融入理论与制度安排，还没有充分顾及到农民工子女群体的这一特殊本性，以至很难指导与规范实践问题的妥善解决。籍此，在推动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进程中，不管是理论创建还是制度确立，都需要有突破传统的实质性超越。从社会公平立场看，以农民工子女的内生需要为基本依据，建立健全分门别类的差异化补偿制度及其实现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类型分化；社会融入；制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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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范文篇7

一、农民工子女市民化及其市民权的实现

1.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内在本质农民工子女①的市民化，本质而言就是指获得流入地户籍儿童完整的市民权，进而实现“同城化”待遇的身份转换。②通常认为，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从两方面来积极推进:一是外界赋予农民工子女完整的市民权进而实现相对公平的“同城化”待遇;二是农民工子女内在性地对新环境的接纳与认同(对新文化的服从、同化与内化)。对于前者，主要依赖于制度的引导;而后一方面，则主要是主体的继续社会化过程。相比之下，制度引导应当先行一步。这是因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往往可以给每个公民带来稳定的追求预期，非常有利于推动“继续社会化”的健康环境快速生成。就此而言，即刻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化转换的权利保障制度，是当下政府义不容辞的一项责任。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农民工子女群体由于受自身的年龄及成长特征决定，对市民权的实现内容及制度引导的要求，都有相当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有何特殊内涵?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等等，也就成为了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实质性问题，当然也是本文力求重点澄清的对象。2.农民工子女市民权的构成体系所谓“市民权”，就是指与公民、市民的资格相关的身份及权利。在我国，“市民权”概念因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而产生。原初意义上，“市民权”被指外来农民工拥有居住地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身份及相关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居住权(如提供公益性住宅、廉价商品住房、住房补贴等等)、政治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享受城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的权利，还有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权利等等。①从实践层面看，农民工子女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一个衍生类型，除政治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年龄条件不符而无关联外，其他诸如居住、教育、就业、福利、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和最低生活保障)及公共服务等，都是他们市民化演进中应当涵盖的权利内容。其中，尤以“受教育保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和“医疗保障权”等权项，获得市民化待遇的需要最为迫切。因为事实表明，这些权利内容的严重缺损状态，已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子女群体的基本生存及未来发展，不允许再以“看着办”的态度无限拖延了。3.农民工子女市民权的实现保障从权利的逻辑形态看，权利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通常认为:“要认真对待权利，就应关心应有权利，注重法定权利，着眼于现实权利，使权利内化为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普遍性力量。”②这就意味着，权利的最终归宿在于权利的实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利，才能成为或再现生活的事实，才对人具有实际价值，才是可求和完美的。否则，权利只能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可望而不可即。问题在于，权利如何才得以付诸真实的生活世界呢?仅就表象层面看，权利实现总是遵循着“应然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应然权利……”这样一种不断满足社会个体与社会集体发展需要而螺旋上升的递进过程。即是说，某一具体权利的阶段性实现一般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将应然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第二步再将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对于这“两步走”的技术操作问题，近年来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应然权利”向“法定权利”的演进，“法律认定”发挥主导作用，是权利实现的奠基石;而“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的演进，则“法律救济”必不可少，这是权利实现的核心。③该观点，笔者同样持支持态度，这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作为一种权威性社会规范，具有普遍实用性、稳定持续性和明确规定性特征。“法律认定”如何实现权利?法律对权利的认定通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最大化地将公民的权利纳入立法规制范围，二是最大限度地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基于前者或后者，凡立法义务，均为当今政治国家必须积极履行之责。这是因为，立法承负了现代社会的资源配置、冲突协调等关系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特殊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要求国家提供立法给付，“是期望国家能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满足……体现人们……‘从安全到完美’的变迁”④。如此“期望”与“要求”的真实动因在于，“国家对财政、经济的投入有赖于立法机关参与外，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的调和，这也都属于国家政治决策的内容，行政机关受权限制约根本无能力作出这种判断，立法机关无疑是天然的主导者”⑤。就此而言，致力于农民工子女的权利保障立法，通过“制度赋权”的外力推动模式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身份转换，并非一种恩赐，实为各类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的分内职责。“法律救济”如何实现权利?“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建立足够完美的救济机制，是权利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备性载体条件。通常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就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总是站在权利救济的第一线”⑥。从客观上看，法律救济大致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恢复性救济，即通过法律强制力的救济干预，排除违法侵害行为，约束冲突主体继续履行义务，促使原有权利得到恢复或者实现;二是替代性救济，即在“恢复原状”不能之情形下，通过补偿或者赔偿等救济干预，保障法定权利或应有权利的替代性实现;三是具体化救济，即在法律对于权利的规定过于抽象或过于原则而处于“难以操作”之情景下，以“权利具体化”的救济路径，让一些必需的社会性权利走向人们现实生活中，如“平等受教育权”等。三种法律救济中，前两种已是通用的执法或司法行为，而第三种的“权利具体化救济”，则还是我国现行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市民权实现而言，“权利具体化救济”的重要价值将日渐凸显出来，因为他们大量保障性权利的实现，正期待着依赖这种救济方式来完成。

二、农民工子女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原则

必须明确，之所以主张即刻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制度机制，其基本要义在于，以期通过“法律力量”的外在推动，逐步消除农民工子女的过度弱势处境，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转换。所以，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保障机制构建，有着特殊的原则要求。1.完善立法与杜绝限权相统一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都是农民工子女迫切需要市民化待遇的权利内容。这些权利应当有法律条文做逐一规定。从实践运行层面看，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工子女的生存与发展保障，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的国家立法及支持政策。但是，这些立法及政策意见，或涉及范围十分有限，难以全面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权利，如2006年《义务教育法》，仅仅明确了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机会权，无法解决他们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后升学等困难;或过于原则、效力不高，难以付诸具体操作，如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尽管范围甚广，但没有上升到法律强制力层面，从而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侥幸行为提供了寄生温床，农民工子女不能真正受益。客观而言，除“义务教育机会权”外，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补偿、义务教育后公平升学、医疗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市民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权利内容，至今为止大都还处于“立法真空”状态。不言而喻，在国家立法严重滞后的前提下，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及其市民权实现进程，如果仅仅寄希望于地方立法或地方政策来做应对性干预，难有所建树。因为，地方立法特别是地方政策，出于财政支出、资源供给及管理成本等因素考虑，“限权”冲动往往是无法得到有效克制的。从上述简略的背景分析可看出，着眼于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立法完善进程，最起码应当践行“两步走”战略:一是要积极完善国家立法，即国务院行政法规以上效力等级的立法，应当逐步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纳入规划范畴;二是要全面杜绝“限权”立法，即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以下效力等级的立法及规范性文件(即所谓的“政府红头文件”)，在“补缺”国家立法或具体化上位法的过程中，不仅有及时作为的义务，而且万万不能因顾及局部利益而限制甚至架空宪法原则乃至上位法赋予的权利范围。2.积极执法与自主行权相统一从理论上讲，在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演进中，必须尽快妥善解决的受教育保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和医疗保障权，都属于典型的行政受益权。①而行政受益权的实现，实践中大都以政府提供必要的给付条件为基础。并且，行政受益权对于受益人而言，主要意味着权利，对于行政主体而言，主要意味着义务。由此，促进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行政执法机制构建，并非以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型”执法为主导，而应当以履行给付义务为基本方向的“服务型”执法占据中心地位。笔者认为，“服务型”执法的良好践行，并非行政主体的单向垄断行为可以包揽，必须有赖于“积极执法”与“自主行权”的高度统一。首先，行政主体要积极履行各类给付义务。政府的作为义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直接为给付请求对象，但应当积极进行相关制度建设，这类主体的义务在于根据宪法、法律及上位法的规定制定并解释相关政策法规、转移财政资金、提供信息和指导性建议等;另一类则是具体实施主体，直接为各种给付条件。这两类主体中，前者兼有执法和立法的双重义务，后者仅负有执法义务。目前看来，无论基于哪一类行政主体，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均与农民工子女的权利实现需要差距甚远。其次，行政相对人要充分行使自主权利。行政受益权的实现，通常表现为依申请进行特定行为和依政府职权主动进行特定行为两种。客观上，农民工子女公平接受教育、医疗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市民权的实现，显然大都依赖于“依申请进行特定行为”的充分行使。这是因为，各项权利条件之满足，往往会因为流入地公共财政、行政成本等方面的付出而加大行政给付启动难度。因而，适当赋予农民工子女自主权行使空间，强化他们的程序发动权，不仅可以借此提升他们的法律地位，而且还能充分发挥他们有效监督行政主体的作用。①目前而言，此类自主权启动程序的制度规范还表现得极端贫乏。3.便捷司法与救济创新相统一如前所述，法律救济是现代社会权利实现最为可靠的保障方式之一。不过，对于农民工子女群体而言，目前还至少面临着“无力承担高昂救济成本”和“权利具体化救济渠道不畅通”两大现实难题。因此，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救济机制，应当以“便捷司法”与“救济创新”并重双向推进。首先，应快速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救济分摊机制。众所周知，农民工子女群体无论在经济能力还是其他社会资源拥有上，都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因而，当他们的权益受损时，若按照传统的救济方式对待，往往都会因为“经济负担不起”或“时间消耗不起”而绝望放弃，进而最终会导致他们的权利实现陷入遥遥无期。所以，对农民工子女的权利救济，需要探索费用减免、政府担保、法律援助等多元整合的救济分摊机制。目前，由于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完善，这种救济分摊的整合机制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救济分摊机制”应当如何建立?显然，这无疑是构建农民工子女权利救济制度急需解决的一道现实难题，本文将尽力作进一步阐述。其次，应创造性拓展权利具体化救济的实现渠道。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本质就是实现“市民待遇”，而“市民待遇”的实现又必须以政府积极履行给付义务为前提。所以，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侵权，必须得到有效的救济防范。政府不作为，一般分为具体的行政不作为和抽象的行政不作为两类，前者如不履行法定职责，后者如不履行上位法授权的立法义务。目前而言，对于抽象的行政不作为特别是“立法不作为”，在我国还是一个法律救济的难题。恰恰因为“立法不作为”的普遍存在，致使农民工子女的大量应有市民权只能停留在“方针条款”层面，没有获得具体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按我国现行的司法惯例，严格遵循法律条文是行使司法裁决权的必要条件。由此，农民工子女的应有市民权即便遭遇实现不能时，也因缺乏法律依据支持而根本无从得到有效救济。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破冰之策并不多，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创造性地拓展传统司法的实现方式，即在借鉴国外成功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深度结合国情实际，探索既可行又有效的权利具体化法律救济机制，确保农民工子女市民化进程中必须拥有的市民权最终能走向真实生活。那么，“权利具体化救济”应当如何开展?这在我国还是一个十分艰难的研究课题，尽管如此，本文也将做一些尝试性探索。

子女范文篇8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外来务工就业人员，是指在我市城镇各类用人单位务工但在务工地没有常住户口的人员，包括农民工、经商人员、办企业人员等。

本办法所称普通教育，是指义务教育（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教育。

第三条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

第四条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校要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保证符合入学条件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能够与本地学生平等接受普通教育。

第五条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学校布局和容纳能力的实际情况，指定部分学校主要接收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

第六条小学和初中在国家规定的班额内（小学45人，初中50人）有空余学位的，不得拒收居住地在本校招生区域内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高中学校要创造条件接收经流出地教育行政部门认定高中学籍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

经批准进行“小班化”试点学校的班额标准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另行确定。

第七条各学校应当及时将本校各年级空余学位情况向社会公布，并通过发放明白纸等方式，宣传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入学政策。

第八条扶持以接收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为主的社会力量举办学校，在办学场地、办学经费、师资培训、教育教学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指导。将此类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管理范畴，依法制订设置标准和管理办法，并对办学成绩显著的予以表彰。

第九条学校要关爱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生活等情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第十条有条件的学校可通过设立助学金、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生活费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捐款、捐物，资助家庭困难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

第十一条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入学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父母至少一方与我市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并在我市务工一年以上；

（二）父母至少一方持有公安部门核发的“**市暂住证”，并在务工地有稳定的住所（有自有住所或办理正式租住手续的住所）；

（三）符合我市规定的入学年龄。

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初三第二学期、高三第二学期不接受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申请。

第十二条符合入学条件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免收借读费。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应当按规定以学期为单位交纳借读费。就读期间（包括由小学直接升入初中）达到入学条件要求的，从下一学期开始免收借读费。

第十三条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申请入学，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父母一方在青劳动合同或工商营业执照；

（二）父母一方在青暂住证；

（三）父母一方在青房屋产权证或房屋租赁证明；

（四）学生及其父母在原籍户口簿；

（五）原学校同意外出就读证明、原学校学籍档案或复印件；

（六）初一入学还需提供小学毕业证书或义务教育证书。高一入学还需提供流出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当地当年度中考考试科目、中考录取线等材料及有关高中学校提供的高中学校录取通知书，并经流入地所联系的学校考试合格后方能入学。

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期间，接收学校每学期审查一次入学材料（第一项至第三项）。

第十四条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入学应当遵循以下程序：

（一）申请：学生父母填写《**市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申请表》，并持有关材料向居住地就近学校提出申请（小学一年级入学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报名、统一安排）。

符合入学条件但没有联系到接收学校的，可持有关材料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审查：接收报名的学校审查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是否符合入学条件，符合条件的，经学校签章同意后，到接收学校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办理借读手续。直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查，符合条件的，一般在其居住地4公里范围内安排就读学校。

（三）建档：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建立正式借读学籍，高中阶段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在借读学校不建学籍，学籍仍旧保留在原学校。

（四）入学：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持教育行政部门签章的《**市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申请表》和相关材料，到接收学校报到、入学。

第十五条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一）在接受教育教学、参加团队组织、担任学生干部、评优奖励、参加校内外活动等方面与本地学生享有同等待遇。

（二）符合入学条件并完成小学教育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可以继续升入初中就读，其升学方式、收费项目和标准等与本地学生相同。

（三）符合入学条件并完成义务教育的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可以继续升入高中就读，其报名规定、录取条件、收费项目和标准等与本地学生相同。

（四）完成小学教育，经考核合格，由接收学校发给小学毕业证书。完成初中教育，经考核合格，由接收学校发给初中毕业证书。高中学生应当回学籍注册学校参加高中毕业考试，由学籍注册学校负责发放毕业证书。

（五）到民办学校就读的，按民办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就读，其父母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主动与暂住地学校联系，依法送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子女入学，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

（二）配合学校每学期进行的入学条件审查，按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配合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确保子女的正常学习。创设有利于子女进行普通话交流的环境，帮助子女度过“语言关”。

（四）按时足额缴纳课本费、作业本费、借读费（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免收借读费）等按规定应缴纳的费用。

子女范文篇9

时下，离春节不远了，谁都希望回家和父母团聚，而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大年三十没人陪。由于现在一个家庭一个孩子，到谁家过年，成了这些独生子女夫妻遇到的一个难题。

子女这样想

据了解，独生子女夫妻有些年三十在男方家过年，初二时再去女方家拜年。但这样一来，女方的父母只能在家里自己过春节。于是有的独生子女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春节和双方老人一起过。

刘小姐说，我结婚算是比较早的了，又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独生子女，平时我和先生都很忙，两人很少在一起做饭吃，大多数都是在双方父母家吃。春节我们准备好好陪陪双方老人，我同先生商量过了，春节前预订一个饭店，大年三十和双方老人一起过，同时也是让双方老人沟通感情的好机会。

孙先生是一位记者，他说：“大学毕业刚一年我就结了婚。我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从事的工作又是天天跑外的记者，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平时无法抽出时间陪父母。‘常回家看看’我和妻子都没有做到。2004年春节我和妻子都在外采访，当时的情况是跟本就不能回家。没办法，我给在家等我们过年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为这事儿，父母和我们翻了脸。今年春节不能再让父母伤心了，我们这样打算：我回我父母家过年，妻子回她的父母家过年，我想双方老人会理解的。虽然我们夫妻不能一起过春节，但我们的心是温暖的，毕竟是为我们双方的父母。”说到这儿，孙先生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现年27岁，从事软件开发的朱先生说，我和妻子都是四川人，又都是家中的独苗苗，双方父母也都生活在四川。我们夫妻俩来到哈尔滨闯世界。本想今年春节回四川看望父母，由于我们的积蓄不是很多，回去一趟要不少钱。所以我们只能打消回家过年的念头。外面的世界虽精彩，但是离家在外的人是不容易的。为了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我和妻子只能告诉他们，由于工作忙，春节不能回家看他们了。

父母如是说

“传统的习俗不能轻易改变。”孙师傅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孩子们结了婚，男方就是家中的‘顶梁柱’。过春节，女方就应该和男方的父母一起过，正月初二再回娘家去团聚。在这一点上，儿子和儿媳做的特别好。现在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儿媳就准备着购置年货，把家里搞的热热闹闹的。”

做开通的父母，孩子们到谁家过春节都一样。现年49岁的金女士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年轻人工作以外还要承担家庭责任，实在太累了，做父母的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平日里儿媳和儿子工作学习都很忙，尽管这样，一到过年过节，两个孩子总是奔波于双方老人之间，忙这忙那。这一切，我们做父母的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我觉得，为人父母，应该从孩子的角度为他们考虑。春节到谁家过，我们尊重孩子的想法。

吴大爷是个离休老知识分子，儿子和儿媳都在美国，谈到独生子女夫妻春节到谁家过的问题，吴大爷讲了一段他在某网站上看到的一个报道：我国的父母们应该学会自己过年，父母都希望孩子能早些独立，而等自己步入老年却越来越依赖儿女，这不是积极的生活观。老人应学会自己创造乐趣。吴大爷笑着说：“这种观点我同意。春节啊，就是一个乐儿，和老伴轻轻松松看晚会，跟远在美国的儿子儿媳通通电话。不给子女压力，自己也乐得轻松，中国父母应该学会‘独立、独乐’。”

公众这样看

小宁（在校大学生）：虽然我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但我觉得，这种事儿是夫妻俩人的事，不能一方说了算，而另一方就妥协，夫妻两人应该互相理解和尊重。我和女朋友都是独生子女，感情一直很好，如果有一天，我们也在为春节到谁家过年而发愁的时候，我会和她商量。商量好以后，再做双方父母的工作，这样不至于为到谁家过年的问题而产生矛盾。

姜先生（大学教授）：现在看来年夜饭仍然是父母心中一年到头最重要的一餐饭。这是因为独生子女夫妻在平时的生活中没有很好地为父母着想，或忙于工作、或忙于别的事情，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时间陪父母，忽略了亲情（看望父母）。所以父母最盼望春节可以和儿女团聚。

子女范文篇10

一、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各级政府要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大力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1、切实抓好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机制改革。按中央和省要求，从20*年春季起，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按规定比例足额落实所承担资金，对上级拨付资金不得有任何截留、挤出和抵顶等行为；按规定要求足额安排中小学财政预算内公用经费，并确保逐年增加；确保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确保学校正常运转所需各种资金。20*年，市安排资金1300万元，用于维修改造农村中小学陈旧校舍8万平方米，各县（市）区要确保配套安排并不得有任何截留、挪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确保校舍安全。

2、进一步加大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改造力度。20*年全市投入3000万元用于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改造，按照科学化、标准化、集约化要求，加快学校规范化建设，改善部分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落后、办学水平偏低等问题，利用3—5年时间，使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基本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办学水平。加强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管理和使用，20*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城市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建设；积极开展现代远程教育示范校创建活动，创建示范校50所，使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全市所有的农村中小学校（教学点）。

3、切实保障每个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做到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在切实满足群众要求，方便群众子女入学的前提下撤并和改造学校，切忌单纯为了追求形式而搞强行撤并。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发挥政府、社会及家庭的综合职能，与学校紧密配合，确保农民子女的入学率和巩固率，特别是下大力气解决初中在校生巩固问题。切实把中小学建设纳入城市住宅小区和旧城改造总体规划，按规定和群众就学实际，配套建设中小学和幼儿园，确保每个新建小区的群众子女都有学上。加快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断扩大省级示范性高中公助生指标分配比例，到2010年力争达到80%，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达到100%。

4、认真抓好校长和教师队伍建设。按规定足额安排教师培训经费，积极开展农村中小学师资培训，抓好骨干教师培训和农村中小学薄弱学科教师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师资水平；建立和完善校长和教师的交流制度，20*年暑假，各县（市）区都要选派一批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充实到薄弱学校，尽快提高薄弱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

5、做好农民工子女入学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进城务工农民流入地政府要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不合理费用。同时，认真做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二、继续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各级政府要大力支持职业教育，以就业和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培养社会经济急需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专业人才。

1、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不断规范招生行为，拓宽就业渠道，20*年，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达到4.6万人；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保持在10万人左右。积

极探索以公有制为主导、产权明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办学体制，鼓励创建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办学联合体。

2、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从20*年开始，重点抓好*市劳动高级技工学校、*市对外经济贸易学校、滦县职教中心、遵化职教中心等学校的迁建扩建工作；城市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期间，全市力争有5所以上县级职教中心进入国家重点扶持的1000所、省重点扶持的100所示范性学校行列；有5所技工学校升入国家和省级重点技工学校，再办1—2所高级技校和技师学院。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明显提高，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布局和结构。

3、不断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能力和办学水平。切实加大专业调整力度，积极发展与我市产业链紧密结合的专业，打造一批精品专业、示范性专业。加强实训基地建设，20*年，建设一批部级实训基地和省级实训基地，“*”期间，建成3个装备水平较高、资源共享的区域性综合实训基地和一批专业性实训基地。加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培养一批职业教育名师、专业带头人和“双师型”骨干教师。积极推行“订单培养”，“*”期间，全市计划培养高技能人才3万名，中级技术人才5万名，初级技术人才12万名。

三、切实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救助力度

进一步加强贫困家庭学生救助工作。逐步建立覆盖全市各级各类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救助机制，加大救助力度，确保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切实抓好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救助。20*年，在认真落实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保障机制的同时，为6万多名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为城区义务教育阶段2000名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各县（市）区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安排资金，按初中每生每年400元，小学250元的标准，为义务阶段贫困家庭寄宿学生提供生活补助，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适当提高标准。

2、逐步建立高中阶段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制度。各县（市）区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普通高中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制度，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资助普通高中贫困家庭学生，普通高中学校要从收取的学费和择校费中，提取5%作为助学金、奖学金。落实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根据国家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在籍的在校一二年级（包括高中毕业、学制为一年的中专生）所有农村户籍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资助1500元生活费。

3、进一步加大高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各高校要与银行积极沟通协调，做好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市级财政要按政策安排贴息资金和风险保障金，各高校要安排好学校应承担的风险保障金。各高校每年要从学费中提取10%左右的资金，专门用于勤工助学工作；加大高校学生奖学金、助学金的资助范围，力争达到在校生的20%，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要区别情况实施减收或免收学费；严格落实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制度，确保每一名大学生顺利入学。

四、进一步规范收费和办学行为

进一步增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力度，规范办学行为，加大对各种违法、违规办学行为和案件的查处，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1、严肃查处各种教育乱收费行为。全部取消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取的杂费；取消国家规定以外的各种代收费，如教辅材料费、学具费、校服费、保险费、体检防疫费等；取消各种服务性收费项目，如电影票费、存车费、热饭费、饮水费等，相应合理支出纳入公用经费开支范围。严禁各级各部门向学校摊派收费，普通高中要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限钱数、限人数、限分数”的“三限”政策，实行“阳光招生”。各高校除按国家和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不得以任何借口提高收费标准，对巧立名目、违反规定乱收费的行为必须坚决查处。

2、切实加强学校管理，规范办学行为。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保证学生的体育锻炼和睡眠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禁止择优选拔新生，禁止设置重点校和重点班，禁止乱办班、随意延长学生在校时间、乱补课等行为，并严肃查处以此为借口的各种乱收费问题。对违反规定乱补课、乱办班、乱收费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和当事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