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教育论文十篇

子女教育论文篇1

1调整课程结构

课程设置应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即从社会实际需求出发、从学校的特色出发、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具体来说：第一、从社会需求出发。所有的学校都有服务社会的义务，但不同类型的学校服务社会的方式应该是有差别的。女子高校的定位一般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其服务社会的方式就是为社会培养一线人才。因此，专业课程的设置必须面向时代、面向社会，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相连。第二、从学校的特色出发。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的角度来看，女生和男生之间都是有很大区别的，女性性别的特征和优势在于其右脑比较发达，思维上特征表现为比较感性和直观、语言能力和形象思维较强，女学生富于情感，对生活实践活动有兴趣，易投入等特点。因此，女子高校学前专业在课程设置上要针对女性的特点。第三、从学生的实际状况出发。课程设置应当围绕学生适应现实和应对未来设计所需的最基础的知识和最基本的技能，充分考虑设置的课程对于学生今后的工作究竟有多大的作用等状况出发。通过以上研究，女子高校对本科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构想主要有以下四个模块：全校公共通识教育课程、学科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集中实践环节。（以湖南女子学院为例）

（1）全校公共通识教育课程

包括思想素质系列课程、身体素质系列课程、文化素质系列课程、女校特色系列课程四个部分。在这类课程中，尤其针对女大学生的特点与优势，开设了一系列文化素质课程和女校特色系列课程，如投资与理财、就业指导、合唱艺术、创业学等，现代礼仪、女性学、家庭生活科学、女性教育学、女性成才学等。这类课程的开设，一方面旨在拓宽女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生活的适应性，提高生活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旨在培养女大学生的“四自”精神和性别意识，提高女大学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2）学科通识教育基础课

包括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大类通识课程，如教育心理学、生理解剖学、中外教育史等。这类课程是帮助学生掌握有关的教育教学的基本知识。

（3）专业教育课程

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在这个模块，我们根据学前教育机构的需要和从发展学生的个性出发，做了比较大的调整。第一、在专业核心课程中，增加了艺术类课程（钢琴、美术、舞蹈）的课时，通过艺术类课程教学，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艺术技能技巧，重点放在幼儿歌曲弹唱和伴奏、幼儿舞蹈创编以及儿童画创作、手工制作和幼儿园环境布置等方面，同时培养学生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第二、增设专业方向选修课课程和专业拓展课。专业方向分为学前英语类模块、学前教学法类模块、艺术类模块、学前理论类模块，专业拓展课有奥尔夫音乐、民族乐器、0-3岁婴儿教育、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等。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和职业规划需要来选择课程，一方面，有利于充分挥学生的个性，培养个性化的人才；另一方面，有利于满足社会对多样化学前人才的需要，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4）集中实践环节

我国学前教育课程的一大缺陷就是实践性课程薄弱，增加实践性课程的比重和内容显得十分重要。湖南女子学院本科学前教育专业除毕业实习外，增加了保育和保健见习、教育见习、教育调查、幼教宣传和咨询、课程实习、教育实习，使实践性环节贯穿教学全过程，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缩短与学前教育机构之间的距离。

2改善课程实施途径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是教学，因此，教学模式改革是课程改革系统工程中重要的一环。

（1）改革理论课程的教学

过去学前理论课程的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讲、学生听，学生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收效甚微。教学是教师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的过程，但从本质上说，是学生自己的学习过程。因此，应该改革以往的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前专业理论课既要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除必要的课堂讲授外，还应该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启发式教学、专题讨论教学、参与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实习式教学、情境教学、尝试科研等方式，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质。

（2）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

幼儿教师作为一项专门的职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社会对幼儿教师的专业化要求也日益提高。女子高校本科学前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因此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要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必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确立实践教学目标、建立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构建实践能力考核的教学评价体系。

3优化课程评价方式

既然学前教育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需要改变，那么对检测教学效果的评价方式也应进行相应的改革。传统的教学效果评价方式是以试卷考试为主，主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而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却很难看到。所以，在教学评价方面应以试卷考核与实践考核有机结合，试卷考核占60%，实践考核占40%。其中实践考核可包括：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教学、成果展示等，这种考核方式才能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总结

子女教育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教育理想；对策

国家非常重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1996年原国家教委制定印发了《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就此联合下发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了“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重视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基本上确定了流动儿童教育“两个为主”的方针。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改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把占流动儿童少年的绝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从“流动儿童少年”群体中单独提出并突出强调，这是首次从政策上强调了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意见》指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费用负担的措施还有：根据学生家长务工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制订分期收取费用的办法；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查处。2004年1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城市的正常财政预算。2004年3月，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各级财政部门进一步清理的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收费。今后在城市中小学就学的农民工子女，负担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将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

依据国务院确立的“两个为主”等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方针，各城市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制定了相关政策，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有了很大程度的解决。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存在。鉴于该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更多学者从深层次对该问题进行长期的研究，才能从根本意义上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问题，从而保证我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一个基本前提：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扩大进城务工农民规模

并产生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研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效率空前提高，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各项建设规模的扩大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又需要大量的劳务工。这样．进城务工农民的规模就不断扩大。

由于存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前提，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主要产生三个方面的差距：其一是地区差距。尤其是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差距太大。各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教育等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常住人口对本区域有相对的适应性。而流动人口不同，其主要特点是流动性，为了求生存而奔波，哪里有钱赚就赶往哪里，这种赚钱的机会对流动者来说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务工农民的流动性给其子女的教育带来很大的困难。由于我国教育体系是以公立学校为主体。而公立学校又具有很大的地域性，进城务工就业农民自身在不断适应区域生活差异的同时，其子女也要不断面对区域生活差异、文化差异、教育差异的挑战。其二是城乡差距，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水平、文化环境、交通条件、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在教育的软件和硬件方面也有较大差距。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及子女要尽快适应这样的差距，不仅存在制度上的障碍，其自身的适应能力就是一大问题。其三是身份差距，我国建国以来，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人口管理主要是实行身份管理和单位管理。如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教师、军人、农民等。不同的身份对其职业、待遇、机遇、流动等都有较多的制约。虽然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对人口管理的改革方向是：让人由身份人成为职业人。由单位人成为社会人。但是原有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制度体系需要完善。在我国，这三大差距还会在较长时间存在。这是我们研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二个教育理想：各种数字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比例占大多数。

对于义务教育而言，追求教育公平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和理想。关于教育公平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人们很难有统一的认识。一般来说，从教育过程来看，有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从教育质量来看。有机会公平、质量公平；从其实施来看，有政府给予的公平、有社会给予的公平、有学校给予的公平、有家庭给予的公平。笔者认为，针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解决而言，有两个公平最为重要，一是政府给予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少年的经费支持应当公平；二是政府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少年的上学机会应当公平。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少年来说，不管他(她)流动到自己祖国的任何一片土地，政府都要努力实现这两个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公平，这既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少年公民的权利，同时也只有在充分实现这两个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公平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义的义务教育。

如果政府努力实现了这两个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公平，笔者认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基础和保障，就有可能采取措施跨越或缩小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前提所产生的种种差异和障碍。否则，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这个问题很难根本解决。因此，政府给予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少年的经费支持实现公平，以及政府提供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少年的上学机会实现公平，可以称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两个教育理想。

三个关系层面：从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直接影响方面来看，主要有三个关系层面：

一是学校影响学校方面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直接影响包含许多因素。其一，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事业，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实现地方负责和分级管理，城市以市或者市辖区为单位组织进行；农村以县为单位组织进行，并落实到乡镇。这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从法律上就没有异地实施的依据。

尽管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重视解决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基本上确定了流动儿童教育“两个为主”的方针。但是，各地在积极落实国务院《决定》时的措施又是因地制宜、五花八门，其结果是效果不理想、又有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法律制约着公立学校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二，从户籍的角度看，我国义务教育及普通高中教育实质上是实行户籍管学籍的制度，由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户籍不在流入地，致使当地的公立学校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采取许多不平等的措施，比如，收借读费、单独编班、拒绝接收等。户籍是制约公立学校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关键，是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直接原因。其三，从义务教育的经费看，法律规定以地方为主，地方又是以户籍为依据，因此，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流人地的公立学校是不能获得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这就直接制约了公立学校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发挥应有的作用。其四，公立学校的地方意识，往往从思想上影响着学校的领导和数师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提供教育服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即使进了公立学校，也很难消除来自多方面的歧视。对这部分少年儿童的心理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其五，不同地域的学校在教学软件环境和教学硬件环境包括教师水平、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给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学习带来一定难度，加上有的进城务工农民经常流动，也就进一步加剧其子女接受教育的困难。

二是社会影响社会方面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有以下直接影响。其一．社会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教育问题的轻视。进城务工农民携子女进城是比较早的事情，其子女的社会教育一开始就是问题，由于开始时数量不多，也由于社会教育问题的凸现有一定的滞后期，因此，当社会普遍在歌颂市场经济和人口流动，既解决农民就业和增收问题，又促进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时，却忽视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教育问题。直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教育问题影响到家庭、影响到社会、影响到一大批少年儿童的成长时，人们才越来越重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教育问题。其二。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边缘身份影响其成长。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由于是流动进城，不具有城市人的身份，从很多方面难以融进城市。比如，从人们的观念看，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在城市里被看作“乡下人”和“乡下人的后代”，这种观念会在较大范围内存在，会影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教育；从户籍管理制度看，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的户籍在农村，而城市的社区文化及社区教育资源是依据户籍来配置的，不向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子女开放，既有身份的限制，也存在资源不足的问题。其三，无选择的宣传媒体及网络误导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宣传媒体及网络面向整个社会。对社会、自然、人性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精神与物质、理智与情感等，出于不同目的会从多方面多角度给以宣传和展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对城市的丰富多彩的宣传媒体及网络很有好奇心。我们知道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大多数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少年儿童，是处于缺乏正确判断力、道德观念不稳定、人格没有定型的年龄。正是各项心理素质成长较快又极易被影响的时期。如果不加选择地让他们接触城市的丰富多彩的宣传媒体及网络信息，尤其是有关暴力、凶杀、黑社会、色情、等不良信息，会误导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思想及行为，会影响他们健康人格和健康心理的成长。

三是家庭影响家庭方面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直接影响，有以下方面：其一，抚养人的责任不到位。对进城务工农民而言，他们一是没有时间照顾子女，每天忙于打工忙于生计；二是没有能力教育和辅导子女，自身的素质很差，文化程度低，不是文盲就是科盲，更谈不上懂科学的教学方法，有的只是望子成龙之心。他们当中能与子女和睦交流、不经常以粗暴态度对待子女者比较少。其二，进城务工农民的家庭条件差，是影响其子女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三，进城务工农民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存在误区，他们认为子女上学了，教育的一切责任都交给了学校，自己可以不管，这是家庭教育失误的前提。

四个主要原因：笔者认为。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教育经费不足从理论上讲，义务教育有三大特征：免费性、普及性、强制性。从免费性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未能实施真正的免费教育，实施的是“省地两级管理”，家庭适当分担，中央财政少拿钱，因而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上存在的较大差距，制约着进城务工农民义务教育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从根本上讲是教育经费不足，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上存在的较大差距，有的地方有能力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实现五年义务教育都有困难，出于地方保护和资源分割，会制约进城务工农民义务教育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从普及性来看，我国社会发展处于先进与落后并存，尤其是东西地区之间经济上存在较大差距，在东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部分城市可以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在西部地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不高，少数地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不到70％从强制性来看，由于实施的是地方财政分级负责，当地方财政不足时，强制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户籍制度制约从我国国情出发．户籍制度可以说从许多方面。从较深的程度影响着每一个公民的生活和待遇。户籍制度影响着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机遇和资源分配。在这样一种国情下，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当然会受到影响。对义务教育而言，是户籍决定学籍，户籍决定入学权利。户籍决定是否享有义务教育经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流动到异地，而户籍又在原地，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当然会有问题，主要是入学权利和资格。从道理上讲，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一个儿童，不管流动到祖国的任何地方，都应有权享受国家的免费义务教育，本来就不存在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问题。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使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权利不能保证，因而也就引发许多农民工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问题。

三是义务教育体制落后我国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方面，除了受以上所说的经费不足和户籍制度的直接影响之外，还受到义务教育管理地方化原则的影响。政府对义务教育管理是以县为主，以前是以乡为主。从理论上讲是遵从了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哲学原则。但是由于我国地方之间的差距太大，这样就使义务教育管理形成较大的地方特色，使义务教育管理在教师培养和培训、教学方法、教学评估、教师待遇、教育收费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城乡之间差距更大，长期以来也就形成了城乡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上的二元化或双轨制的局面。然而，义务教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也是一项基本的国民待遇，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致性和普适性，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才能保证义务教育的真正落实。如果说过去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政策是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么现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较高，国民生产总值有较大提高，应当将义务教育管理的中心上移，由以县为主一以省为主一全国一致。改变城乡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上的二元化或双轨制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保证义务教育公平性、一致性和普适性。

四是教育质量差异由于种种原因使流出地与流入地存在教育质量上的差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就成为问题。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教师水平上的差异。在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师学历较低，以中专师资和民办教师为主，专科学历的教师比例不多，本科学历的教师比例更是较少。而在城镇义务教育的教师学历普遍能够达标，本科学历的教师比例也是较高，而且有比较多的进修和培训机会。其二，教材选用的不同。由于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使用多种教材改革试点，这种多元化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是有利于教学改革，有利于人才培养的。但是，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的义务教育就存在衔接问题，容易形成不适应或知识脱节等问题。其三，教学设备条件上的差距。由于经费投入上的差距，使城乡中小学在教学仪器、实验设备、信息化教学手段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必然会极大地影响教学效果。其四，校园环境的不同。说到校园环境的不同，城乡中小学的差距就更为明显，在农村有的地方还存在危房校舍，而城市里的很多学校则配有计算机房和各种实验室。

五项关键对策：一是实施“教育券”制度，让政府给予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儿童的经费支持实现公平。教育经费不足和不均衡是形成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流动时接受异地义务教育问题的关键，义务教育体制障碍就是其基本表现。实施“教育券”制度，是希望建立以国家财政为解决义务教育经费的主渠道。让政府给予义务教育阶段的每个适龄儿童以经费支持而实现公平。具体做法是将国家财政承担的人均义务教育经费制作成“教育券”，分发给每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他们流动到哪里就将自己的“教育券”交给当地的政府，当地政府有“教育券”的多少作为国家财政划拨其义务教育经费的直接依据。

子女教育论文篇3

关键词学校；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全纳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09)04－0026－03

全纳教育是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首次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它容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需求”。在教育实践领域，它缘起于世界特殊教育改革，后扩展至普通教育领域，其价值取向是：关注所有儿童的教育需求，关注集体，关注合作。它所倡导的民主、平等和“零拒绝”的原则以及更多地关注和接纳被排斥的人的主张对我们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有深刻的启示。

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有人这样说过：你想了解中国的国情吗?请从走近一个农民工、走近一个农民工家庭开始吧!农民工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苦难，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正是由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思索的心情一直难以轻松。

(一)学校教育机会不均，教育质量堪忧

作为全纳教育的核心理念，教育公平主要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人人享有受教育权，即教育起点公平，这是教育公平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为受教育者提供平等(即同一水平或同一待遇)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即教育过程公平；第三，受教育者的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效果相等或基本相等，即教育结果公平。“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是总理于2003年教师节视察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打工子弟学校时的题词，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切，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数量与“可能就读”学校的数量不成比例，教育质量不容乐观，歧视性收费现象比较普遍，失学问题日趋严重。目前，接受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城市公立学校主要包括城市中基础薄弱的学校和城郊的乡镇学校。除此之外，便是打工子弟学校，这是存在于国家义务教育体制之外的一种办学形式。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点一般包括：私人办学，不少学校被完全置于追求利润的私人操控之下；许多学校不具备合法的办学手续；主要招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收费低廉且方式灵活；教师流动性大，缺乏责任感；教学质量普遍不高；校舍简陋，教学器材缺乏；缺乏有力的监督和指导，学校突发性事件频发。许多城市公立学校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单独编班，这样人为地将城市与农村孩子分校或分班而治，无疑是将他们隔离了，这正是全纳教育理念所提到的显性排斥(身体上的)。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8.3％的农民工子女不喜欢，甚至讨厌北京的孩子，其理由是“他们欺负人”的占26.2％；“看不起人”的占37.1％；有3.1％的来京农民工的子女甚至从来没和北京的孩子接触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项名为《打工子弟择校意向》的调查发现，经济因素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择校的重要因素，但却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他们还面临着与城市文化融合的难题。由于幼小的心灵承受着家庭经济的压力和来自社会的压力，地域差别与成绩不理想的现状，造成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学校里更多地选择沉默和独处。而这则是全纳教育理念所提到的隐性排斥(情感上的)。

(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力与缺失

在城市文明的熏陶下，进城务工人员对提高生活质量、改变社会境遇，特别是对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普遍持有较高的期望，对孩子们进行全面的、正确的教育，也是每一位家长的愿望。但是，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较低，从事的主要是简单体力劳动，工作环境没有保障，工作时间也不固定，经济收入在整个城市生活中居于偏下水平，居住条件及环境普遍较差，这些因素导致他们的家庭教育不力甚至缺失，在配合学校教育上基本处于受动性位置，教育引导能力不足。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进城务工人员流动频繁，导致其子女变换学校也很频繁。

由于经济、心理、语言、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差异，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实际上处于近乎隔绝的状态，人际交往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这就大大影响了他们在文化层面与城市文明的融合。城市居民的自我优越感和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误解、偏见与歧视，势必引发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居民的不满与对立，从而加剧二者之间的隔阂与紧张，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所以，今天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就是明天的社会问题，社会教育责无旁贷。

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归因分析

全纳教育的核心就是将教育视为个体和社会发展基础的一种承诺。2006年3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城市公立学校不得向农民工子女加收任何费用，以流入地政府为主，负责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以全日制中小学为主，接受农民工子女人学。我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导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现行制度的制约

全纳教育关注所有学习者，尤其是那些在传统上被排斥于教育机会之外，或是虽有入学机会却无法接受优质教育的边缘儿童，这种排斥现象导致许多儿童丧失了发展自身能力和改善生活的机会，进而阻碍他们合理参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活动并作出必要贡献。

户籍是享受义务教育的主要依据，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具有明显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相分离的特点，与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产生矛盾。因为这种管理体制使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基本处于“无责任”境地，消解了政府管理、扶助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积极性。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门槛最低的应该是公立学校，而现在一些城市公立学校却以收取高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为名，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拒之门外。而对于他们能够上得起的打工子弟学校，有的流入地政府又往往采取两种极端措施：或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任其自生自灭；或是采取粗暴的全部取缔手段，致使打工子弟学校陷入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这就相当于政府放弃了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责任，是政府公共职能的一种缺失。

(二)资源与环境的制约

英国全纳教育研究中心编写的《全纳教育指南》认为：“障碍是由学生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其根源在于对差异的无法忍受。”“《全纳教育指南》关注的是学校环境的改善，而不是学生个人的鉴别。”由于城市公立学校的吸纳量有限，因此，在公立学校辐射不到的流动人口密集区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打工子弟学校，但是，打工子弟学校存在的悖论又始终困扰着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必须采取制度化措施，这种教育的财政责任不能仅仅由流入地政府负担，中央和省级财政也要负担相应的投入比例，对流动儿童较多的城市，中央政府应该实施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三、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措施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上是劳动力流动衍生出的作为社会问题的第二代移民教育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全纳教育引入中国已有十余年，全纳教育的理念也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全纳教育：坚持全纳教育理念，建立全纳教育体系，实现制度性保障

全纳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拒绝排斥，强调参与”。尽管质量和效益对于教育而言不可或缺，但这绝对不应成为漠视甚至剥夺个人权利的借口。坚持全纳教育理念，首先必须创造一种全纳氛围，通过集体合作与相互帮助，促进所有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满足他们的各种不同需求。并且应给予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同城待遇”，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融合的全纳教育体系，使所有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都能在就近的学校接受有效教育。

人口流动是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历史现象，只有打破教育二元结构，实行适应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户籍制度，人口的合理、自由流动才有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权利也才能得到真正实现。为了最终建立以纳税人身份为基础的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体制，目前可以建立学龄儿童义务教育登记卡制度作为过渡。登记卡由各地教育部门、公安部门和家长三方持有，当人口流动时，登记卡连同流动人口的“三证”(暂住证、身份证、计划生育证)一起经有关部门登记检查，并作为随时入学的依据。

同时，还要采取积极措施开通并强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转入城市公立学校以及接受城市初中后教育的“绿色通道”，努力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融入城市主流教育，最终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体现教育公平。

“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情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因此，必须建立并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扶助制度，对他们进行利益倾斜，逐步缩小其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

(二)全纳学校：创建欢迎所有学生的学校，承认并赞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差异

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和固定机构，全纳学校的目的旨在“让学校为所有学生服务”。各级政府应该在接受全纳理念、鼓励全纳的前提下，为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认真挑选实验学校，从宏观上给全纳实验提供计划支持，以确保学校接受全纳教育理念，切实执行全纳计划。由政府牵头，教育研究机构与各地教师培训机构合作，在各地组织培训小组指导实验学校的全纳计划实践。教师培训机构与实验学校密切合作，成为传播全纳实践的地方资源中心。由于全纳计划是在现实的非理想状况下推展，因此凡是赞同全纳教育理念、拥护全纳教育思想的公立学校都可以成为全纳实验学校。

在政府选定全纳学校之后，实验全面铺开。首先政府要在尊重学校自主性的前提下，推动学校进行系统改革，采用多样化的课程、教学和评价，通过让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班就渎的形式，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其次，要帮助教师树立全纳理念，并提供专业指导与培训，使他们能够承认并赞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差异，充分利用差异资源和学生的多样性自主开发教学策略。最后，要积极争取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家长的密切配合，通过家校合作，促进学校不断调整全纳实践，成为真正的全纳学校。

同时，学校还应加强校际合作，包括实验学校之间的合作和以实力较强的城市公立学校为主要责任方，与打工子弟学校“结对子”组成城乡教育共同体，从而构建合作平台，实现共享，创造一定的规模效益，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目标。

“实施此种全纳性方针的普通学校，是反对歧视、创造欢迎残疾人的社区、建立全纳性社会和实现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径；进而言之，他们为绝大多数的儿童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教育，提高了整个教育体系的效益。”由此可见，建立全纳学校，对全面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意义重大。

(三)重视合作精神，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合力

从广泛的全纳社会观出发，全纳教育主张在学校(教师)、家庭(家长)、社会(社区)之间营造全纳氛围，通过全纳学校实践，最终实现全纳社会，即社会公正、机会均等和民主参与的社会。

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中，社区不仅是一个社会空间概念，而且更是一个文化群体概念，应该建立、健全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所在社区的登记管理制度，由社区牵头为其家长开办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提高他们的家庭教育能力。

子女教育论文篇4

关键词：贵族女子文化教育；《红楼梦》；家庭文化教育模式；三从四德

古代社会中女子文化教育的产生及其发展状态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父权家长制的社会政治结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构、男尊女卑的文化背景是女子教育赖以生存的土壤，它是以提高女子修养、培养男权社会需要的“贤妻良母”、维护传统家庭和社会稳定为取向的。

女子教育观念的形成始于先秦，经历两汉和唐朝的发展，直至明末清初才基本成熟，这种目的性、指向性极强的女子教育观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教育思想体系，刘向《列女传》所树立的各类才华超群的妇女典范即为后代女子教育所推崇的标尺。“言行仪表符合封建礼仪道德的母亲，用以教育后代，以兴教化：行为仪表，言则中义，养子孙，以渐教化，即成以德，致其力业。”①

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十分有特色。首先体现在教材上。女子教育有一套比较系统的教材。“中古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散见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阃范》《女范》各有发明，近世蓝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赡。”②其次体现在技艺上。技艺教育主要是女红，包括纺织、浆染等。女红伴随女子一生，对社会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第三是女子的德育。这主要是女德和母德教育，即如何做贤淑女子和贤惠母亲的教育。作为研究清代女性的最好参考书――《红楼梦》。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清代上层社会中女子生活和文化教育现象。

一，“书里书外”看清代贵族女子文化教育观念

(一)《红楼梦》中表现出的女子教育观念

《红楼梦》以贾府为一个社会缩影，展示了清朝社会的各个方面，作品中最具特色的是几百个性格各异的女子形象，《红楼梦》中，处于封建贵族阶级的小姐，如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元、迎、探、惜四姐妹等皆是饱读诗书、多才多艺的女子，“自与别个不同”③。由此可见，在贾府中，无论贵族小姐还是丫鬟奴仆，或多或少都能受到读书、习字、做诗等文化熏陶。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就提到古代封建家庭中，家长对女子读书的关注。“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一边读书，听得个个都不错。”④第三回，黛玉初进贾府，凤姐便关心她的学习：“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⑤黛玉往王夫人处探望，王夫人嘱咐黛玉：“你三个姊妹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识字学针线。……”⑥贾母初见黛玉之后，也问起黛玉念何书，黛玉答道：“只刚念了《四书》。”⑦就连“愚顽怕读文章”⑧的宝玉，见了黛玉也要先问：“妹妹可曾读书？”⑨除去黛玉这一中心人物不论，即便是文中着墨不多的李纨之父，虽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却也让自己的女儿念了些《四书》《列女传》《贤媛集》，认得几个字。在元春省亲一回中有记叙：“宝钗、黛玉诸姐妹”每人新书一部、宝研一方。⑩

《红楼梦》中描写的赋诗、海棠结社、怡红行令、潇湘论文的情景，便是清代贵族女子文化活动的生动写照。由此窥见一斑，在中国古代贵族社会，女子读书无疑被视为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古代女子社会地位低下，并无文化教育而言。其实对于女子文化教育问题要分情况而定，就整个男权社会而言，女子文化教育确实是没有受到和男子教育相等的待遇，但在女性范围内，中上层的贵族女性比普通劳动家庭的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从许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数接文化教育的是贵族阶层的女性，还有一类接文化教育的女性群体是处在社会底层的青楼女子。下层劳动人民中的女子却很少接触文化教育，很少见诸于记载，这一类群体主要接受的是德育。

(二)关于贵族女子文化教育的清代社会实际情况

浓厚的读书和治学风气贯穿清一朝社会，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学术研究，其普及和深入程度都显著超过前代，这样的文化氛围自然也会影响到生活于其中的女性。在清代，由于名门望族对教育、科举、文学、藏书等方面的强烈追求，致使家庭文化气氛空前浓厚。这样的社会风尚和家庭氛围，促进了清代女子文化教育的繁荣，加之日趋成熟的教育观，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才女”。据统计约仅在康熙一朝就涌现出了4000位女诗人，其诗文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形成了中国女性诗歌史上最繁盛的时期。

此外，还产生了像顾太清这样当时在清朝就十分著名的女词人。她曾与当时京师的满汉才女结集秋红吟社，联吟诗词，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顾太清多才多艺，著作小说《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

清代的女子文化教育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足不出户而一举成名的女诗人、女词人，而且在清代以“结社”的方式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女性“知识分子”。如：清代“江右三大家之一”的著名才子袁枚，作园于江宁小仓山下，曰随园，世称随园老人。他曾公开招收女弟子数十人，并亲自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收女弟子28人之诗。

此外，清代女子还曾创办文学团体。康熙年间，顾之琼创建蕉园诗社，成员主要有顾姒、紫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史称“蕉园五子”B11。清中叶，女诗人张清溪曾创办清溪吟社，成员均为吴中人，被称为“吴中十子”B12。这些结社赋诗等社会活动，尽管屡遭保守势力的抨击，但也得到过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并被当时社会所认可。

清代虽然对女子的伦理道德禁锢更为严格，但在教育方面有意无意地瓦解了这种伦理道德意识，这是教育使人开明的客观结果，也是历史进程中的必要条件，对这些贵族女子自觉或者不自觉进行的文化教育，不仅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女性诗人、词人，而且在改变教育理念和社会认知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些实际生活中的现象在《红楼梦》中也有反映。如《红楼梦》第27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蘅芜苑夜拟题”和第70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从第27回大观园中结诗社这段描写中，我们还能看出这些女子不仅是建立了一个结社赋诗的“组织”，而且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李纨道：‘极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罚约……我一个社长自然不够，必要再请两位副社长，一位出题限韵，一位誉录监场。’”B13

二，贵族女子教育的社会家庭文化环境因素

清代社会中影响女子文化教育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皇帝的喜好决定了对于贵族女子的培养方向。

其一，决定女子的归属。贵族女子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一大部分原因是为了“入仕”，也就是能选进宫当“才人”，比如《红楼梦》中贾元春的形象，以及薛宝钗接受教育最初的培养目的就是为了能“充为才人”。皇帝的喜好影响着富贵人家的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方向。同时，皇室对闺中才嫒也是礼遇有加。如清初著名女诗人黄皆令的诗集曾传入宫廷，致使京城专门有人来聘她为女师。

其二，影响女性文学创作的体裁。《红楼梦》中有关女性做诗的描写很多，不论是结诗社这种正式场合的做诗，还是私底下自己做诗聊以解闷，都产生出大量诗作。最著名的有《葬花吟》《秋窗风雨夕》《五美吟》。那么，文学形式多种多样，为什么偏偏出现了这么多的诗歌，而不是词、曲、散文等其他形式呢？当时皇帝的喜好和社会的整个趋势有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喜好诗歌，尤其是乾隆，更有中国诗歌数量之冠的美名。他们曾经下令编过多种诗歌总集，如著名的《全唐诗》、《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

其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家庭环境。有了皇帝的喜好作为引导，还要有培养女子的客观条件。那么，历来都以“私塾”为主要教育方式的女子教育在清代也不例外的成了女性知识分子成长的“培土”。但凡有机会接触文化教育的女性以生活于望族或官宦家庭的女性居多。这些小姐们的生活条件较为优裕和闲适，她们不用担负繁重的劳动，有大把的闲暇时间读书、吟诗、作画。更重要的是出身贵族的女性还生活于良好的文化氛围之中，无论是学习条件、图书条件还是接触的“教学资源”都得到家庭很大的帮助。从《红楼梦》对于贵族小姐的生活场景的描述，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这些女性除了自己做些荷包香囊之外，更多的是写词赋诗、弹琴作画。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说：“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B14

最后，男性对女子教育的观念的转变。清代虽然是思想禁锢最严格的时代，但也有不少男性文人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权利的观点有所改变。他们为女性教育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减轻了女性自由接受良好教育的外界压力，无形之中促进了女性的文化教育。比如，我们上文提到的男性文人招收女弟子。男性招收女弟子在清朝是一个较普遍的文化现象，除著名的袁枚外，像钱谦益、毛奇龄等文人都招收女弟子，并给她们以切实指导。

三，贵族女子教育的社会家庭文化的形态及目的

(一)贵族女子教育的社会家庭文化的形态

对贵族女性而言，接受教育主要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基本脱离学校教育的轨道。社会是不设女校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少女性依然可以通过一些途径，学习文化知识、粗通文墨，甚至还出现了不少青史留名的才女。清代贵族女子的家庭文化教育形态有三种。第一种是家中设私塾，明清代官宦家庭允许其女儿与兄弟共学于私塾。不过，这种模式只在明朝部分家庭出现过，在清代没有太多的发展。

第二种是家庭熏陶。在中国古代女性无权接受社会文化教育的时代，通过这一耳濡目染的形式，使很多女性不仅粗知义理，有的还在经学、文学等领域小有成绩。一般在士大夫和读书人家中，这种机会普遍地存在。这些家庭中对女儿的好学乐问的倾向虽不鼓励，也不反对。在这样的夹缝之中，遂产生了一大批勤奋、好学好问、尤其是以诗歌见长的女性。这也可看作中国传统女性间接接受文化教育的例证。通过家庭熏陶获得知识的女性，与直接接受父母或老师等人文化知识传授的女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父兄、或老师是有意识地传授知识，其内容多是德行修养，为的是嫁为人妇之后相夫教子。前者则是在其父兄无意识地状态下传授，内容也偏向诗词曲赋等文化方面。自学是这些女性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与形式。

《红楼梦》第48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描写香菱学诗的故事。“香菱苦志学诗，精血成聚，日间做不出，忽于梦中得八句……”B15。香菱学诗痴迷到如此地步，可见其好学勤奋的程度，因为这种兴趣和精神，她也终于从不懂诗到最后做出了让大家称赞的好诗。

第三种是父母对女性的文化教育。对大部分贵族家庭的女性而言，十岁之前，由其母亲担任教育职责，这些父母所教的不过是妇道、婉容之类的女性伦常，还不属于文化教育的范畴。“长至十岁以后，才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B16《红楼梦》第二回就提到过贾雨村在林府担任林黛玉的家庭教师的事情。

(二)贵族女子的家庭文化教育的培养目的和影响

贵族女性家庭文化教育的培养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男权，因此对于女子的家庭文化教育还是在封建的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尽管在清代对于女子受教育的观念有了一定改观，但“男尊女卑”是信条，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清代的贵族女子文化教育其最大的目的就是给这些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洗脑”，让她们从小就接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心甘情愿为男人服务。《红楼梦》的四十二回，因为黛玉无意间说出了《西厢记》中的曲词，薛宝钗劝林黛玉的一段话：“咱们女孩家，不认得字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做诗写字这等事，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倒好……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织纺的事才是。……”B17

女性接受文化教育，是完全将自身置于家庭、家庭成员之下，在家庭伦理道德范围之下自我束缚。在封建社会女子文化教育观念和女子文化教育模式的熏陶与影响下，中国女性突出的特征是人格依附性，寻求人身依附成为女性生存选择的主要方式。实际上，封建专制时代从未把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赋予广大妇女群众，她们只能在不危及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学习。在这样的条件下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的宽大仁慈，皇恩浩荡，也就有褒扬女性读书有成者之举。此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并且利用一定数量和文化程度的女性巩固统治。

我们从《红楼梦》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尽管贵族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有很多的限制，以纲常伦理为前提，对女性接触的书、接受的思想以及行为规范各个方面做出规定。古代贵族家庭对于女子文化教育的重视是不可否定的，这种重视也客观促使了一部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性和对于这种伦理纲常的反叛，比如林黛玉的形象。

总的来说，整个封建社会，对于贵族家庭内的女子文化教育没有一个明确的系统和界定。女子文化教育是一种建立在相对停滞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意识形态。从根本上看，女子的家庭教育是封建宗法制度的附庸。女性服从男性，作为封建社会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三大部分之一，成为维系封建宗法关系的纽带，女学以三从四德为核心，成为宗法制度的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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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蓝鼎元.女学:卷六［M］.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集：第4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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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注解

① 《列女传》，第1页。

② 《女教》，《中国传统女学的终结与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第3-99页

③ 《红楼梦》，第24页

④ 同上，第24页

⑤ 同上，第28页

⑥ 同上，第31页

⑦ 《红楼梦》，第26页

⑧ 同上，第33页

⑨ 同上，第34页

⑩ 同上，第178页

B11 《中国历代才女小传》，第34页

B12 《清代社会文化丛书》，第134页

B13 《红楼梦》，第357页

B14 《广东女子艺文考》，第2页

B15 《红楼梦》，第459页。

子女教育论文篇5

自2000年以来，桐乡市的务工人员开始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伴随此现象产生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2001年桐乡市出现了第一所由外来人员私自创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后因新居民学龄子女的不断膨胀(自2004年到2007年四年间，桐乡新居民子女入学人数由13173人增至21587人)，此类学校快速发展，至2007年底，全市有民工子女学校14所(不含公办的新民学校)，其中市区6所，濮院镇4所，石门、河山、大麻、崇福各1所。但是，民工子女学校林立，其教学质量及教学设施根本无标准可言，一些教舍甚至是危房，一些教师自身仅为初中毕业生。因此，为保证新居民子女接受与当地居民同等高质量的义务教育，从2009年开始，桐乡市以全面实施“校安工程”为契机，按照“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中小学接纳为主”的原则，通过公办学校就近吸纳、新建公办新居民子女学校和整治关停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三大举措，优化新居民子女就学环境，保障其同享优质教育的权利。在努力改善新居民子女就学条件的同时，桐乡也在不断规范办学行为。2008年5月，市教育局出台了《桐乡市新居民子女学校星级评估方案(试行)》，从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和教育效果三个方面对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进行星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新居民子女学校实施补助与奖励。另外，从新居民服务管理和教育长远发展出发，桐乡市提出了进一步解决新居民子女教育问题的发展规划，即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方针，对新居民民子女学校进行优胜劣汰和资源整合，从而全面解决新居民子女就学和新居民子女教育质量问题，有效提升新居民整体素质，促进全民教育均衡发展。从长远来看，作为桐乡市的新居民第二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有利于桐乡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桐乡市未来城市的和谐稳定。

二、当前新居民子女教育管理的困难与瓶颈

(一)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需求不断膨胀之间的矛盾加剧

虽然桐乡已经在逐步加大对新居民子女教育的财政投入，但是面对新居民的大量涌入，新居民子女数量的不断增加，教育资源仍然十分有限。2012年16周岁以下新居民儿童数量为65879人，2013年达到了67924，增幅为3.10%。面对如此庞大的学龄期孩子的数量，政府不断加大对新居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但全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新居民子女人数只占了16周岁以下新居民儿童的38.48%，这意味着有近63%的适龄新居民儿童没有在桐乡接受义务教育。虽然桐乡已先后投入1.18亿、每年追加投入1亿多来优化新居民子女就学环境，保障其同享优质教育的权利，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仍需有大量财政投入，政府教育负担不断加重。从教育资源方面来看，目前桐乡在硬件设施以及教室上都显不足。每年入学新生约有5000多，但达到学龄的子女有无法全部满足其入学需求。而且在软件上，师资难以保证，按照师生比例20:1来计算的话，桐乡新居民子女教育需要两千多教师，因此，目前在新居民学校的教师有约三分之一是临时代课人员。而前来桐乡务工的新居民多半有多个子女，要逐一解决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不但挤占了桐乡本地居民的教育资源，同时由于人数众多，资源需求量过大，政府不堪重负。

(二)当前的户籍制度阻滞教育公平的实现

户籍制度是我国社会分层体系最重要的内容，具体到国家教育财政补贴方面。在新居民及子女离开户口所在地之后，其交纳的教育统筹费用没有根据新居民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划转，而新居民就业所在地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经费，其教育的财政补贴仍由当地政府支配，而不是随人的转移而转移。从人口流出地政府来讲，入学人数是越少，其教学资金不减;但对于人口流入地(如桐乡)，政府则是不堪重负。而流入地政府如进行收费教育，则违反了《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相应的管理人员必因此受到处罚。

(三)积分制准入门槛的设置加大了新居民子女就学困难

2013年6月，桐乡市政府出台了《桐乡市新居民积分制管理暂行办法》，《办法》的目的是对新居民进行“提质控量”。《办法》首先在新居民子女就学中采用，并试图以控制新居民子女在本地就学的数量来达到减少本地新居民的数量。对300个新居民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独生子女的家庭只占19%，43%的家庭是两个子女，31%的家庭是三个子女，因此，如果按照积分制管理的办法施行，那么新居民中将有约80%的家庭的子女将无法在桐乡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力。

(四)教育考核导向与教育目标不符，影响了城市对新居民子女入学的接纳

目前的教育考核机制是以升学率为导向的，地方的升学率直接与当地的教育考核绩效挂钩，因此，地方会努力追求高升学率。但是目前的现实是，新居民子女的成绩普遍较差，据调查，去年新居民600名多报考普高的新居民子女，只有15人上线，入取率不到3%，与本地居民的普高上线率50%以上相距甚大。如果把新居民子女也纳入考核成绩的话，将影响到整个桐乡的教育考核。因此地方上的多数学校不愿接纳新居民就读。同时对于异地高考，国家目前还未有相关的政策措施。而当前的各省市的中学教材不统一，高考内容不一，这也影响了新居民子女的高考，使义务教育的后续教育难以为继。加上其他经济、家庭教育、传统观念等等原因，新居民子女的学历提高缓慢。由于教育考核对普高的偏向，真正能解决企业用工荒的职业技术教育却逐渐的边缘化。虽然桐乡的职业学校的学生的就业率达到92%，但新居民子女却鲜有问津。一边是企业的用工荒，另一边是就业难;一边是要求提高文化素质、提高学历，另一边却是对继续教育的拒绝。这也是当前教育考核的导向所致。

三、接纳与融入:新居民子女教育公平的选择途径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新居民管理中，诸如计生、就业、治安等许多现实问题与新居民的教育素质有关，所以，应立足长远，本着公平正义原则，不断提高和加强新居民子女教育。

(一)逐步建立平等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

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是新居民优生优育的关键，也是逐步改变传统生育观的根本。新居民的多生、超生，往往是出于对养老、疾病等的恐慌，而我们所说的传统观念，也是与此相关。就我们对新居民子女调查的情况来看，80%左右的新居民有超生的行为。同时，而另一则调查数据显示了教育在新居民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容乐观，调查显示:由于不符合在桐乡本地就学，在子女回老家读书时，新居民会回去照顾子女的不到3%，绝大部分父母仍会选择留在桐乡工作。在生存与教育的两难选择中，教育是被放在生存的背后的。而这些回乡读书的孩子在老家或是由老人看管，或是独自生活，种种情况，令人担忧。如此成长境况会对孩子心理及日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甚至会成为社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在桐乡就学的新居民子女情况也是不容乐观，在走访中，许多新居民学校的班主任都谈到:“带新居民子女班累多了”，因为这些孩子基本都缺乏家庭教育，父母工作或是三班倒，或是上班时间远远超过8小时。平时连孩子的吃饭、洗脸、洗衣等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无法顾及，更谈不上对子女的教育与沟通。孩子的行为品德在学校得到培养，但是一回到家里就故态复萌。而且许多孩子的父母学历都是初中以下甚至是文盲，这些家庭一般都生有三个、四个孩子。根据对妇保院450份生育初胎调查的数据显示:母亲学历在初中以下的初胎的平均年龄为21岁，最小的甚至15周岁就生育了孩子。可谓是学历越低，家境越贫穷越多生孩子，结果是孩子多无法接受教育，导致更加贫穷。因此，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之圈，唯有提供更多、更平等的社会保障，提供更多更便捷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把新居民子女纳入正常的教育体系，让他们健康成长，提高素质，走出怪圈。

(二)统筹资源，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建立正当的教育衔接制度

教育财政是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和保证教育稳定与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联网，实现学籍划拨。对于在父母工作地入学的新居民子女来说，其所在地的义务教育的财政经费可以通过网络划拨到入学所在地，同时学籍也应该一并划入入学所在地，并做好学籍的无缝衔接。如此一来，既减轻了新居民子女入学所在地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减轻了新居民子女因不断转学而带来的心理负担与课业压力，还防止了新居民户口所在地政府对教育经费的不合理利用，将极大的促进新居民子女入学所在地政府公平对待新子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二是对违反计划生育者，一方面对于他们上缴的社会抚养费可以划入到教育经费当中;另一方面，可以要求雇佣违反计划生育者的用工单位支付一定的教育费用，这样不但可以促使用工单位较少雇佣违反计划生育的新居民，同时也能因此而迫使一部分新居民少生孩子，选择不超生，不违法计划生育。三是高考制度的衔接，让更多的新居民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发展。

(三)充分发挥积分制、网格化社会管理制度的积极作用

在积分管理中，以是否违反计划生育为积分门槛，采用一票否决制。但这样的措施由于会将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拒之门外，最后可能引起外来务工人员的不满，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应设“门槛”为减分，再适当提高父母的学历分，这样一样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落户桐乡。要在分数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最大可能滴满足新居民子女的教育需要。同时，网格化管理是要保证新居民的居住、用工等社会秩序正常化，在网格化管理中应关注新居民的出生率，计划生育问题等情况，以便于教育管理部门掌握情况，对当地教育作正常、适当的安排，更需要在新居民的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建立计划生育联网，两地联动，及时并确切掌握新居民的计划生育情况，对新居民具体情况实施积极化管理。

(四)改革教育考核制度，加强职业技术教育

调研中发现，使管理部门十分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新居民子女在当地就学会影响本地的教育水平，最直接后果就是影响当地的升学率。要解决当前的就业难与用工荒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职高教育。对300名初中在读的新居民子女调查结果显示，54%的学生表示在毕业以后想要进工厂工作。同时对一些公司的调研中我们还发现职高毕业生对新技术的掌握及动手能力甚至高于高学历的学生。所以，职高教育还是很有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职高应该更多的做好宣传，鼓励学生进入职高就读。而对于选择就读的学生，可以采取奖励、委培，定向毕业分配等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认同度和就业率，进而为相关企业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五)加快经济转型，以企业需求引导新居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企业对于教育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粗放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对工人学历要求不高，就会吸引大批学历不高的外来务工人员但如果是高新企业，则对文化要就提高。以桐乡著名的浅秋羊毛衫公司为例，在2003年浅秋公司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员工达80%，到2014年为35%左右，高中及职高学历在2003年是8%，现在是14%左右，大专及本科层次的人员从2003年只有3名，而今占了30%的比列。浅秋公司的发展历程说明，加快经济转型，能够推动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而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将不断引导学历高、素质高的外来务工人员来桐乡落户，进而将使新居民的人员素质水平不断提高。因而，桐乡应努力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未来行业，大力发展文化传媒，现代农业，旅游开发等对高素质人才需求旺盛的产业，以引导新居民文化素质的提升。

四、结语

子女教育论文篇6

关键词： 《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社会女性观 女子高等教育

由杜学元教授所撰写的《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一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是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女子教育研究方面的巨制。通读全书，该书有如下特色。

一、研究基础扎实

该书为西华师范大学筹建博士点基金资助项目“女子教育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女子教育改革研究”成果之一。研究者在撰写之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与本书内容相关的论文《民国之前女子高等教育的回顾与审视：男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比较》（《现代大学教育》2004年第3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04年第4期）、《中国男女分校与同校之争的历程、主要分歧及启示》（《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对父权制文化下女性教育的审视》（《传承》2008年第12期）、《社会性别制度在近代女子教育中的表现分析》（《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等，在此基础上撰成专著，经过修改出版。因而，该研究基础扎实，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

二、体系庞大

该书以社会女性观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按女性主体意识的压抑时期（先秦至两汉）、复苏时期（魏晋至五代）、初步沦落时期（宋元）、彻底沦落时期（明至前清）、复兴时期（晚清）分别讨论了各个时期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全书由“前言”、“导论”、“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和5章正文构成。导论介绍本书的女性主义研究视角，主要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的范围及意义”、“研究视角、维度与方法”、“基本价值观与理论假”和研究思路。第一章，论述了女性主体意识压抑时期（先秦至两汉）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包括先秦至两汉的社会女性观、女子高等教育目标的确立及实施、女子高等教育家班昭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第二章，论述了女性主体意识复苏时期（魏晋至五代）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包括魏晋至五代的女性观、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陈邈妻郑氏和宋若华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第三章，论述女性主体意识初步沦落时期（宋元时期）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包括宋元时期的女性观、宋元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司马光及《郑氏规范》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第四章，女性主体意识彻底沦落时期（明代至前清）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包括明清时期的社会女性观、明清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和明清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家；第五章，女性主体意识复兴时期（晚清）的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包括晚清时期的社会女性观、晚清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和康有为的女子高等教育思想。在“结束语”中，论述了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关系，交代了本研究对假设的印证及研究所获的四点启示。

三、内容详实

该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把女子高等教育的起源定为先秦时期，以女子主体意识的变迁为维度，将先秦到晚清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划分为女性主体意识的压抑时期、女性主体意识复苏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初步沦落时期、女性主体意识彻底沦落时期、女性主体意识复兴时期五个阶段，每一时期又相应的从社会女性观、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和女子高等教育家及其思想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在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部分，独创性地把中国古代的女子高等教育的实施体系分为家庭、宫廷、学校、社会、寺庙等五个层面，把女子高等教育的内容体系分为女子高等经、史、文教育，女子高等艺术教育，女子高等科技教育，女子高等家政教育，女子高等宗教教育五个部分加以说明。因此该书内容详实。

四、研究视角独特

该书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史。认为从“男性中心”视角看待整个世界及以此建立的学术规范，并不能成为女性研究的视角和立场，女性研究应该有自己特有的学术规范。女性研究应强调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男女在社会和生理上的差异不应该受到忽视，应该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同时要重视女性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传统的男性中心的研究视角往往忽视女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研究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问题，从而呈现了一幅全新的图景，给中国古代女子教育重新的定位，且分析了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种研究视角，破除了长期以来以男性主义研究视角的偏见，弥补了高等教育史研究上的不足，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起源进行了重新审视。

五、观点新颖独到

该书认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女子高等教育，而且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作者从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反观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历史，创新了中国古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判断标准，提出中国古代女子高等教育具有独特的形式，从“有性的”角度审视古代女子教育应有的地位，并肯定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存在女子高等教育的观点。（1）认为高等教育是相对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言的，是否存在高等教育是以受教育的水平为标准的，随着女子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高等教育就会出现。以中国古代教育偏重“德性之学”和中国高等教育“人文”阶段的学问不可能重在学校的观点为依据，提出了高等教育应该以传授高深知识、高深道德、高水平技能为评判准则。即中国古代女子高等教育即是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目标，虽然中国古代的女子在齐家、治国、平天下方面得到的机会不多，但仍有一些女性在这些方面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在重德育的中国古代社会，同样出现了大批德行极高的女性精英。从而使评判标准融入了本土性和时代性。（2）从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中国古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形式并非以学校为主，而是以家庭、宫廷、寺庙等教育形式为主。女子在没有学校教育的情况下，家庭教育、宫廷教育和寺庙教育分担其责且功不可没。在内容上，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不是单纯地以“知识之学”为主，而是重在人文精神的教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教练。（3）认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性质具有与男子高等教育不同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中国古代的男女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观念，其教育的内容自然有所差异，然女子的智慧与能力及女子高等教育的水平却与男子不相上下，应该给予培养女子高深学问、高深技能的教育以应有的地位。（4）提出研究女子高等教育必须从社会文化中的女性意识入手的论断。并在此理论基础之上，认为中国古代女子高等教育具有其独特的体系。他把中国古代社会女性意识分为压抑、复苏、初步沦落、彻底沦落、复兴等五个时期，以此为维度，把中国古代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分成相应的五个时期。在每一个时期，作者又把其实施体系分为五个系统：①家庭系统是主流系统；②社会系统是次主流系统；③宫廷系统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补充与延伸系统；④寺庙系统是上述三种系统的补充系统；⑤学校和留学系统是偶尔的系统。这种划分具有独创性。与之相应的，女子高等教育的内容体系包括：①女子高等经、史、文教育；②女子高等艺术教育；③女子高等科技教育；④女子高等家政教育；⑤女子高等宗教教育。还对各系统在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实际地位进行了分析。（5）充分吸收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女子教育的研究。如加拿大Rush Hayhoe认为，中国古代女子一直以来都在知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深深地扎根在对知识的整体认识中。

六、史料翔实

在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综合上，该书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填补了重要的一页，这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在本研究之前，虽然有不少学者的研究涉及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但基本上都囿于近现代范围。本研究的重点则在古代女子高等教育上，许多内容都是在原始文献中寻找的，仅参考著作就达三百余册，报刊数十种。这一史料的挖掘工作价值极大，也为他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翔实的史料也使该书的观点具有强力的支撑。因而，该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为他人研究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提供重要的史料线索。

七、结论正确

该书作者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的研究结论：认为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有着十分精密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壬子癸丑学制建立前的中国，社会女性观呈多元化趋势。社会女性观深受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综合反映，它深刻地影响、塑造和推进着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使之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独特的培养目标、实施体系和内容体系，还涌现了一大批女子高等教育家。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与同期其他国家的女子高等教育相比，其发达程度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女子高等教育与此后的女子高等教育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其培养目标、实施体系，女子教育家的思想也有一些不同。壬子癸丑学制建立前，多元化的社会女子观促成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丰富多彩性，而儒家女性观长期占统治地位与女性主体意识被压抑而沉睡甚至沦落，使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带有很强的儒家礼教色彩，并深刻地压抑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1］作者还认为：“社会女性观作为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的综合反映，在发生巨大变动的中国近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变化。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社会女性观受到了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女性观、资产阶级的女性观，以及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太平天国的女性观、洋务运动的女性观、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女性观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女性观等的冲击，其统治地位逐渐被资产阶级女性观所代替。女性的主体意识也经过压抑—复苏—初步沦落—彻底沦落时期，又再度复兴。伴随着社会女性观的变化和女性主体意识的复兴，女子高等教育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新式女子高等教育、留学女子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并被世人所接受；家庭女子高等教育、宫廷女子高等教育和社会女子高等教育在教育内容中增加了与时展相宜的新内容；寺庙女子高等教育除藏区外，呈现明显的衰落趋势。随着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复兴，无数女子积极争取男女平权，最终促成了女子高等教育壬子癸丑学制的建立，这为女子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随后，学校女子高等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女性在受学校高等教育后，其主体意识更加觉醒。”［2］这些结论都言之成理，并很有见地。同时也印证了本书开篇所提出的假设，即中国古代存在女子高等教育，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女性观强化着中国传统的女子高等教育，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变革传统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前提。

八、启示深刻

通过研究，作者获得如下启示：（1）社会女性意识的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促成的，其中文化因素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2）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是社会女性观在社会发展中的反映；（3）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4）女性主义视角对建立男女平等的研究观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启示深刻，对于当今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女子教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九、社会反响好

该书出版后，随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笔者于2012年4与25日下午4时以该书名“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为搜索词，在大型搜索引擎Google（谷歌）中搜索，获得搜索结果约63,200条；同样以该书名在大型中文搜索引擎Baidu（百度）中搜索，获得相关搜索结果约6,870,000条。可见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综上可见，《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一书，是一部集教育学、历史学、女性学与文化学于一体的学术论著，是近年来十分难得的深入探讨社会女性观与女子高等教育关系的教育史学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女子高等教育史研究的空白。而该书所获得的启示，对于当今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女子教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该书对中国古代女子高等教育的经验总结稍嫌不足，不过该书仍不失为女子教育史研究上的佳作。为此，笔者十分乐意向大家推荐此书。

参考文献：

［1］杜学元.社会女性观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M］.人民出版社，2011：312.

子女教育论文篇7

在中国传统社会，针对女子教育的读物最常见的是“女四书”，即《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宣扬“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到了近代，女子教育问题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宋恕、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康同薇等维新派人士曾为之奔走呐喊。20世纪初，中国人自办的女学堂数量从1903年的6所增加到1908年的512所，女学生人数也从1903年40名左右增加到1908年20557名。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高等小学堂要求开设“中国历史”，“其要旨在使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成国民之志操。其教课程度，则授历代帝王之盛业，忠良贤哲之事迹，及国民文化之由来，并本国与外国之关系。”女子师范学堂开设“历史”，“其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科程度，授中国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国历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历史之次序法则。”那么，在1911年前，至少有2万余名女学生接受了历史教育。这些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材大部分与男子学堂差不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季出版了少量以女性为素材的历史教科书，只供女学堂专用。这一现象至今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在晚清西潮的冲击下，当时女子历史教育深受西学影响。1901年《京话报》连载《泰西妇女近世史》，1903年赵必振翻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1904年启发社出版《世界妇女势力范围史略》、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等，用女性人物传记的形式，通过彰显西方、日本杰出女性的事迹，返观中国女界之情形，犹如天地之殊，“中国之女子既无高尚之旨趣，又无奇特之思想，既无独立之主义，又无伟大之事业，廉耻道丧，依赖性成，奈何奈何”(《神州女子新史・序论》)。赵必振也说：“晚近公理渐明，女权渐起，风潮所播，始自泰西。近三十年以来，自西徂东，东亚之黑暗世界，所现一线光明。然而数千年民贼之毒说，蒂固根深，如夫为妻纲、夫倡妇随之盲论，非一日所能划除者甚矣。”(《东洋女权萌芽小史・序》)其所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编辑明治以来“闺秀之见称于时者”之逸事，以助女权之发达。当时国人编写女子历史教科书一般都从经典和史籍中摘录出各种类型的女性典范，以表彰她们在文学、教育、武功诸方面的杰出成就，失去原来文本的脉络而被重新安置于新文本(教科书)之后，这些女性典范体现的不再是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是当下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女性自强、自立、尚武、爱国等特性，呈现出与新说某种程度的契合。历史成为女子教育的一部分，固然与传统社会一向注重历史教化有关，但也是在西方、日本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影响下的产物。清末从日本翻译出版了不少女子教育学著作，如永江正直著、单士厘译的《女子教育论》，成濑仁藏著、杨廷栋和周祖译的《女子教育论》，植山荣次的《女子教育学》等，都把历史作为女子教育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女子立身真鉴，实须学历史后，始可得”，“历史于女子身上，有适切关系，此所以在女子学中，为必要之科也。”(单士厘译《女子教育论》)在女子历史教育方面，日本强调的是历史在女子道德教化方面的功能，尤如中国女学章程谓“授修身者，务援引古今名人及嫒淑女嘉言懿行，以示劝戒”。清政府颁布的学制就是以日本为蓝本，故女子历史教育也注重修身。晚清女子历史教科书包括女子修身教科书，多摘录传统杰出女性的“嘉言懿行”编辑而成。不过，在欧风美雨下的晚清社会，时人对“道德”的看法颇具近代意识。女子历史教科书虽然依托传统资源，但多为“旧瓶装新酒”，从旧经典里读出新思想。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较少，笔者见知有：(1)1905年文宝书局出版《五千年女界史》，“不独节录正史，且多采之秘籍，从女娲氏起，五千年支那女界之特色，上自后妃，下及奇女，贤恶分晰，既开特色之眼界，更作女学之教本。”(《时报》1905年5月25日广告)(2)1907年乐群书局出版《初等小学女子历史教科书》(3册)，“是书用史谭体例，自上古以迄本朝，凡女子有德行、道义、智慧、文学、艺术者，无不选录，诚女学必需之书也。全书三册，共百二十课，足供小学三年之用。”(《中外日报》1907年2月19日广告)(3)文明书局发行《(女子适用)国史教科书》，出版广告谓：“历史学科，无男女之可分，而吾国四千年之历史中，凡涉及女子事略，可垂为法戒者，不知凡几。是编用历史科寻常之系统，而内容多配置以历史中女子之事实，注重在道德教育，而历史上女子美术之进步，尤所注意。程度合高等小学及中学一二年。用以为女子历史可，用以女子修身书亦可。”(章嵌《中国大历史》书后广告)此外，1904年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1906年咀雪庐主人的《祖国女界伟人传》，1912年徐天啸的《神州女子新史》，也曾作为女子历史教科书使用。

女子历史教科书大多能充分照顾到女子教育的特点。《女子新读本》，杨千里编，文明书局1904年出版，是一部两册的模范妇女故事集，上编十八章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如孟母、班昭、木兰、秦良玉等，“镜古得今，导源达流”，为“我中国新女国民已去之导师”；下编十章讨论近代的西方妇女，如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等，为“我中国新女国民未来之摄影”。《祖国女界伟人传》，“咀雪庐主人”(许定一)编，广智书局1906年出版。是书1册，采集战国迄清朝女子30余人，或长于文学，或工于武功，或知爱民爱种，以列传体叙述，各传后附加评语。人物取材的标准是“其精神活现，而关于国或种者”，那些称之为贞女节妇者，与国家进步发达无甚关系，亦多删之。这与传统儒家观念下的女性典范截然不同。这本小册子跟《女子新读本》一样，“作修身范本，或以为国文，或历史科”，封面题“女子高等小学及中学教科”。《神州女子新史》，徐天啸编，神州图书局1912年出版。这部书虽出版在1912年，但它构思、成稿都在1911年之前，延续了晚清学界重视女子历史教育之余绪。这部书分正编和续编，正编自有史以来迄于明代，续编自清代迄于辛亥革命时期，仍以人物列传为主，每载一人跋以短评，每终一代跋以结论。徐天啸是反清革命者，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是此书的指导思想。《神州女子新史》在清末民初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晚近世女学渐兴，间有一二著述家编纂女史，以为学校教本，取以比较天啸所著，便都作陈腐气”，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妇女通史。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数量不是很多，不少与修身教科书相混合，但专门以女性历史编写成教科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那些有如此远见的编者当可视为“神州史界之革命家”。历史教科书是经过筛选的“历史”，在清末如此众多的历史教科书里面，绝大多数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政治史格局，晚清学人意识到女性应该跟男性一样被书写进历史，这恐怕只是少数人的先知先觉。当时之所以出现以女性为中心的历史教科书，似乎不是要挑战男性历史教科书，而是出于女子学堂教学的需要，编写更适合于女子学习的教材而已。更何况，也不是所有女学堂都采用女子历史教科书，大部分女学堂仍然沿用一般的历史课本。女子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新事物，存在时间很短暂，民国成立以后，由于男女同校的缘故，女子历史教科书已悄然消失。可见，以男性作为历史叙述中心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古今中外概莫例外。然而，出现专门以女性为题材的历史教科书，在中国妇女史、史学史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子女教育论文篇8

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也是最初的教育，其中母亲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现实女子道德沦丧现象和我国古代女子教育状况，提出女子教育的策略，包括修清静之心，修自省之身，修贤良之德。

[关键词]女子教育道德修心

[中图分类号]G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80087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对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女子教育作为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予以充分梳理，剖析其教育现状，以此指导现代女子教育发展。

一、现实女子道德沦丧现象

近年来，社会上女子道德沦丧现象激增，大庭广众之下有的女子穿着暴露，校园女子暴力事件频发，大学女生堕胎现象严重，众多女子择偶要求有房、有车、有存款，有的女子甘愿成为已婚男子的情人，女幼儿教师“虐童”事件屡见报端，媳妇残害公婆现象逐渐增多，甚至有亲生母亲卖亲生儿女，有的女子因外遇而杀夫弃儿等等。凡此种种，皆因家庭、学校、社会对这些女子缺乏教育，她们的道德行为没有得到规范。一些女子没有操守和坚持，没有自尊，她们的眼里只有房子、车子、“好日子”，她们觉得那就是幸福人生。她们丧失了信仰，在人生价值上陷入了迷惘，把追求理想转向注重实惠，转向功利主义，片面追求物质利益。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重视对女子进行修心养德的教育。

二、我国古代女子教育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女子的教育是严格、系统且备受社会重视的。在中国古代，对女子的教育主要通过书籍教育及家庭教育等途径。且在教育内容方面，较为重视早教、人格、美德、妇道与母亲教育等，重视女子的贤良、仁义、孝顺与慈爱，注重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作用。

西汉刘向编写的《列女传》，是我国古代女子教育史上的第一本传记性质的教材。汉代女教育家班昭写成的《女诫》是与《列女传》相媲美的女子教育的范本。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可追溯至《礼记》的《曲礼》与《内则》。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历代古圣先贤、祖师大德都非常推崇对女性的德行教育。我国母教传统历史悠久，向来重视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据《韩诗外传》卷九记载，“贤母使子贤也”，即贤德的母亲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并培养其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贤母名母，她们遵守“妇道”，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国家培养出各类杰出人才，使母亲的教育力量得以充分展现。《女范捷录》有云：“上古贤明之女有孕娠，胎教之方必慎。故母仪先于父训，慈教严于义方。”古德云：“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由此可见母教的重要性。近代著名佛门大德印光法师曰：“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曰：“教子为治平之本，而教女更为切要。”“盖以世少贤人，由于世少贤母，有贤女，则有贤妻贤母。有贤妻贤母。而其夫与子之不为贤人者，盖亦鲜矣。其有欲挽世道而正人心者，当致力于此焉。”孙中山先生曾讲过：“天下的太平安危看女人，家庭的盛衰看母亲。”

三、中外教育家论女子教育

中外近代教育家都特别重视女子教育。印度妇女教育家卡鲁纳卡兰也曾经说：“教育一个男人，受教育的只是一个人；教育一个女人，受教育的是几代人。”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当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1995年9月5日，在北京举办的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向全世界发出呼吁：纵观全球，女子受到良好教育，则女子富贵；女子富贵，则其家庭富贵；家庭富贵，则其国家富贵。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倡导女子教育，他的惊人之论就是把女子教育与国富民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若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他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妇女没有知识，缺乏教育；“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将对女子的教育与国家富强紧密地联系起来。梁启超的《论女学》，更是开创近代女子教育之先河。1897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女学，一方面在社会上积极倡导女子教育，另一方面，在家庭教育方面起到示范表率作用。梁启超对四个女儿的教育非常重视，并且身体力行，为世人树立表率。在教育女儿方面，梁启超有其自身的特点，严慈并济，对女儿的错误行为进行严格约束，在教育中以宽厚为主，重视对女儿道德及品行等方面的教育。梁启超的四个女儿在其教育之下，个个事业有成，并成为爱国知识分子。

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蔡元培十分重女子教育，他提出了“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造就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养成女性高尚之品行，造就共和国健全之公民”等崭新的女性教育思想。蔡元培对女性道德教育更为注重，认为道德教育能够有效改善女性陋习，对女性美德进行激发，培养女性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强，激发女性的善良、仁爱及恻隐之心，进而塑造女性高尚的品格。

四、女子教育的策略

近几十年来，社会对于女性道德教育不够重视。当前社会的浮躁，究其原因，在于当代人缺乏传统伦理道德教育。许多女性无视我国古代女子的传统美德，为追求物质利益、寻求谋生路径，出卖自己的灵魂。在她们的观念中，物质远远高于精神，致使她们的人文素质低下，同时影响了社会对于女性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女德作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稳定作用。如果社会女性均贤良淑德，那么社会必定是祥和稳定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女德教育是人类社会安定和谐的根本因素，是对社会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重视女德教育，必定能有效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进而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女性发展，系于教育。教育是实现平等、发展与和平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要让更多的女子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就必须要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让更多的女子接受教育。女子素质，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优化和提高国民素质，尤其要重视和加强对女子人才的培养，也就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女性。优化女子素质应重视以下“三修”。

1.修清静之心

通常情况下，女性的虚荣心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物质性。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她们不安于现实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这类女性经常与他人比较，不管是生活条件、工作环境，还是家庭状况、情感状况等，如果自身条件优于他人，则满心欢喜、炫耀骄傲；如果自身条件比他人差，则容易产生嫉妒心理。不论拿自身优势与他人劣势进行比较，还是拿自身劣势与他人优势进行比较，都展现出这类女性的虚荣与道德缺失。

《大学》写道：“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当人有了情绪以后，心就不能中正，而心不正则身不修。《大学》主要讲如何修身、齐家、治国，直至平天下。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正心”二字呢？修身养性，就是使人心灵纯洁、本性不受损害，达到心态平衡、身心舒畅的状态。通过陶冶情操，对自身情绪进行自我掌控，对自身心情进行有效调节，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不妄想、不嫉妒，积极适应自然环境。在心情愉悦舒畅的状态下，心态平和，心理健康，生理机制平和、有序，进而促进人体身心健康。《大学》中曾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对于人类而言，正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宋代程颐曾讲道，进修之术，“莫先于正心诚意”。朱熹也曾将“正心”视作“万世学者之准程”。以上古训均充分说明修心对人的重要意义。

修心的过程，即人类回归本心的过程。不论何种修行，离开“心”便难以维持，所以说，心是根本，对人类的升降、沉浮起到决定性作用。“静则灵，灵则慧。”“若是不静，则见理不明，省身不密，一切皆浮。”也就是说，修心，首先就要修清净之心。要将自己的心沉下来、静下来，调整好心态，态度放平和，不论是学习、工作还是思考，均应保持平常心。生活在社会环境中，难免遇到名、利、权、位，对“名”应持平和之心，对“利”应持知足之心，对“权”应持敬畏之心，对“位”应持淡泊之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也就是说，修心，还要修勤俭之心。勤俭节约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五千年来流传至今的优良传统，作为中华儿女，应继续发扬传统美德。

2.修自省之身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自省，即自我反省，省察自身的言行有何过失，并对其进行适时纠正。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奥古斯特・倍倍尔曾说的，“一旦人有目的地介入自己的发展，人的身体活力和精神生活就会结出最丰硕的成果”。母亲的素质对子女今后的素质培养可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不论在为人处世、日常生活习惯上，还是在知识修养、思想品德上，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最为直接，且最细腻，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道德素质的发展方向，甚至影响子女的人生。因此，身为人母，一方面需要对子女进行良好教育，另一方面需要检查自身德行，为子女做出良好表率。“孟母择邻”“岳母刺字”中两位母亲就是教育子女的模范。母亲素质越高，对于子女的教育就有利。因此，可以说，母亲素质的提高，预示着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

3.修贤良之德

周朝时期，三太德行，照耀古今，母仪天下，为天下女子所效法。孟母三迁，为国家培养出儒家“亚圣”孟子；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夫人凭借自身才德辅佐于诸葛亮；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明大德，善于劝谏，以天下为重，是一位难得的贤内助。

古人强调女子要有“四德”，即德、容、言、工。其中德为道德，居于首位，可正身立本；容为相貌，居于其次，要求女子要端庄稳重，不可轻浮随便；言为言语，要求女子与人交谈时，能明其所言，并懂得何为该言、何为不该；工为治家之道，要求女子要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相夫教子。

女子教育是能够挽救世道人心的灵丹妙药，只要有更多的人为此作出努力，就会对整个社会及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石亚军.人文素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杨茂义.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简论[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3]杜学元.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

子女教育论文篇9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以德育人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尤其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特殊重要、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本周日是母亲节,省人力资源学会母亲文化专业指导委员会、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将举办“母亲文化与家庭教育高峰论坛”。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彭佩云昨日来汉,将出席该论坛。日前,彭佩云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您特别看重和关注家庭教育,我国家庭教育现状如何?

    彭佩云:中华民族素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在妇联组织、教育部门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家庭教育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家庭教育的水平逐步提高。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教育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比如,孩子及其家长、老师大多是独生子女;电脑、电视的普及减少了亲子沟通时间;网毒网瘾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带来许多问题;离婚率持续递增,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子女教育令人担忧;某些领导干部、富人和社会名流子女的不良行为引起公愤等。另外,近年来,未成年人性行为的随意与多发,引发了少女流产现象增多,不仅危害了她们的身体健康,也使青少年性犯罪增加。

    记者: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彭佩云:首先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强调家庭教育必须以德为先、以德为重,明确。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融入家庭教育,教育孩子学会做人。为此,要普及科学正确的教育理念,提高家长的素质和教育能力,使家庭与学校、社会紧密协作,帮助孩子们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特别要关爱和帮助各种困难家庭。希望各有关方面深入调查研究新时期家庭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对策和建议。

    记者:目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比例越来越大,您对目前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怎么看?

    彭佩云: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已经出现第一代独生子女养育第二代独生子女的情况。许多独生子女家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对孩子过高期望、过分溺爱、过度保护、压力过重、重智轻德、重知轻能、重养轻教现象相当突出,不利于孩子养成健全人格、提高全面素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与家长缺乏正确的育儿观、教子观密切相关。希望家长都能发挥言传身教作用,用正确的观念、科学的方法教育孩子。

    记者:您倡导要建设先进的性别文化,先进的性别文化内涵是什么?

    彭佩云:建设先进的性别文化,是要引导人们树立文明进步的男女平等观念,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思想领域一场除旧布新的斗争。

    父母的性别观念以及对子女的性别角色期待,对于建设先进的性别文化非常重要。家庭和学校都要重视培育下一代从小养成性别平等意识,懂得男女两性要平等相待、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共同进步、协调发展,鼓励男孩、女孩都自强自立。

子女教育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0--02

唐宋变革论早在上个世纪就已提出，并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公认。宋代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宋代科举制度在进一步发展完善，使得宋代教育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一般所指的教育都为男性所主导，女性往往被排斥在公共教育的门槛之外。事实上，宋代女性的教育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呈现出一片晦暗凄凉的景象，其教育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教育方式形式多样，教育成就光辉灿烂，并涌现出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女词人。其中就女子的教育成就来看，宦门女子教育最为突出了。就教育方式而言，受传统封建枷锁的影响，女子接受教育方式以家庭教育为主。故本文就试图从宦门女子的家庭教育这一视角出发，探析宋代宦门女子家庭教育概况及其影响，作为唐宋变革论在教育领域的一大佐证。

一、宦门女子家庭教育的方式。

1、家传之学

宋代宦门女子多半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兄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好的道德修养，他们往往很重视女子的文化修养，从小就受益于父母兄长的督课教育。如北宋名人沈括，母亲许氏，苏州吴县人，自幼 “读书知大意，其兄所为文，辄能成诵”。 [1]611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后官至龙图阁学士的王十朋，在其小女儿过生日时赋诗赞叹道：“林中萱四荚，吾女此时生。……提携仰慈母，教诲赖诸兄。”[2]452这就充分说明了宦门女子家庭教育的来源主要是父母、兄弟的教导。在家传之学中，又以母亲的教导影响最大。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母亲的言行举止，道德修养，对女儿的影响极大，故母亲往往是小女孩的最初的榜样人物。被誉为“全才”的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母亲是状元王?之长女，善长为文，父亲为礼部侍郎李格非，熙宁九年进士及第，也“善论文章”，著有礼记精义数十万言。父母皆是饱学之士，李清照后来的才华文采，与少女时期所受的家庭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2、夫妇研学，教学相长。

除家传之学外，宋代宦门女子也有一部分是与丈夫志同道合共同研究学问的，在长期的相互学习研究中，使得女性个人文化知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最典型的莫过于李清照了，她在《金石录后序》一文中生动的描述了夫妻二人共同收集，整理，研究探讨金石书画以及以茶斗学，以学为乐的情况。原文如下：

赵、李宦族……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每获一书，即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离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除了李清照夫妇，宋代宦门女子的家庭教育中夫妇相互研学，教学相长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胡宗?妻子莫氏，不但通经学，晓音律，并且作诗文如慧男子。莫氏三十岁与胡宗?结婚，夫妇志同道合，相敬如宾，“以诗书朝夕相摩”。[3]59史炎玉、张子履夫妇。子履赏其妻之才华，闲暇时节，夫妇以诗词酬唱为乐，日积月累，竟然攒积了一小箱子，炎玉将其整理编成《和鸣集》。[3]42在夫妻的琴瑟相和、相濡以墨中，女子的文化修养水平也在进一步提高。

3、名人传授

还有一部分宦门女子的家庭教育是父母请的一些社会名流来教导的。如浙江钱塘江女子韩玉真，自幼聪明伶俐，六岁时曾经跟随魏夫人学作诗词，又据《宫闺典?宫女部经事》记载监酒之女张氏，自幼聪明伶俐，六岁时曾经跟随魏夫人学作诗词，才华出众，后来被选入宫廷，册封为夫人。此外，还有一些宦门女子在与名人的一些诗词的接触中，也有助于她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据《西湖志馀》记载：朱淑真曾得到名人魏夫人的宴请，宴会上，小鬟遂舞，魏夫人以“飞雪满群山”为韵，请朱淑真作诗相赠，朱淑真爽快应诺，立成五绝，赞赏舞姿之妙词句艳丽，赢得满座宾客的赞赏。[4]4

二、宦门女子的教育内容

1、儒家经典和妇德的教育

宋人重视女子的家庭教育，常把家规家法形成条文，做为教育子孙的范本，其中也有不乏女子教育的规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与《居家杂仪》，基本把在室女十岁之前的教育内容，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化的教育，二是妇德教育。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说 “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其女功，则不过桑麻、织绩、制衣裳，为酒食而已。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子所宜习也。”[5]107《居家杂仪》中对女子的教育内容基本与《温公家范》一致。文化方面的教育，七岁时，教诵《论语》、《孝经》，九岁时能详细讲解《论语》、《列女传》、《女诫》及《孝经》等类书籍，另外儒家经典《诗》、《礼》也是女子的必读书目。妇德方面的教育是，女子一出生，便选择品行皆端的乳母养育，能说话便教习万福之礼，六岁教习女红之小者，七岁时就被告诫男女有别，八岁女子不出中门，温柔顺从，并教习女红之大者。这些内容在当时的士大夫之家的女子教育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此两本家范作为家训类典籍在当时广为流传，成为当时大部分宦门女子学习的教科书，也为后世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家庭奉为圭臬。南宋名士赵鼎就曾把它作为家训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子孙将“温公家范各录一本，时时一览，足以为法”[6]1。理学大儒朱熹也大为推崇，要求应为女子教育的必读书籍。

2、诗词歌赋的教育

宦门女子的家庭教育内容不尽相同，但有相当一部分宦门女子所接受的教育在四书五经女德女仪等基本规范之外，比如说诗词歌赋等，这一方面取决于该女子本人的态度，另一方面与其家庭的氛围有关。一般而言，较为开放的家庭较为重视女子的文化修养，较为保守的家庭比较重视妇德。如朝奉郎丘舜中，“诸女皆能文词，每兄弟内集，必联咏为乐”。[4]2094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卷二云：“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王安石的妻子吴国夫人、王安石的妹妹、两个女儿以及侄女，一家共出了五位擅长诗词的女子，不能不说这与他们的家庭重女子诗词教育的环境有关。[7]204

此外，还有书法绘画教育的。宦门女子中书画造诣高深的，最著名的首推朱淑真，后人评价其书法“秀骨天成，风华蕴藉，大为快意”。[8]

三、宦门女子家庭教育的意义

1、带动了女性词文化的繁荣

词兴起于隋唐，盛极于宋。宋代女性词的繁荣，尤以宦门女子成就最为突出。李清照、魏夫人、朱淑真等杰出女性就是其代表，她们的词作被千古吟诵，至今影响深远。她们对女性对爱情的追求，热情歌咏，成为千古绝唱。李易安的词作，是宋代词坛的骄傲，不仅是中国女性文学艺术的高峰，甚至对中国的整个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后人将其与李白并称。

从女性词的内容发展上，突破了隋唐五代的着重于人物服饰容貌，艳情风流的描写，多浅显直白，略显庸俗，少深邃意旨。而迨及宋代，这种注重外在的描述逐渐转化为内在情感的抒写。词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化。宋代女性词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内容，在宦门女性词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北宋灭亡，金人铁骑铜马蹂躏中原，部分宦门女性词的内容扩展到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人生命运盛衰的忧患意识上，这种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女性词史的顶峰。元明时代女性词不仅没有继承这部分内容，甚至还有部分丢失，清代至民国也不过是这些内容的进一步强化。

2、女性自我意识某种程度上的觉醒

女性自我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存在的强烈感受和对自我价值的反思。它主要体现在女性对个人命运和爱情的讴歌，甚至国家民族命运关怀。由于宦门贵族女子所受到的传统妇德的伦理道德最为深远，所以她们所受到的阻挠也就表现的最大，因此，她们所体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就最为充分。

爱情是人类亘古弥新的话题，既是令人羡慕的神圣天堂，又是使人痛不欲生的炼狱之所，因此，也是宋代女词人永不厌倦的题材。邓红梅说：“北宋前期的女性词在经过漫长的模仿与探索之后，突出地表现为女性对于两性之爱的盼望，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忧伤怨叹。”[9]其中，李清照的名词《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种闲愁。……”将女子队情人对爱情的思恋，完美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成为千古绝唱。朱淑真是宋代女性词人中对爱情最为执著的一位。她出身官宦贵胄，自小就接受了家庭艺术的熏陶，她不仅通音律，而且善工书画，诗词，但却丝毫没有大家闺秀的柔媚扭扭，她在不幸嫁与俗吏之后，郁郁寡欢的她竟与情人公然相会。大胆的追求自己所认可的幸福生活，这对当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僭越。朱淑真冒着身败名裂，危险与情人“携手藕花湖上路”，“和衣睡倒人怀”，不避礼教，不畏人言，以寻求感情的慰藉。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此外，随着宋代宦门女子的诗词的传播，对其他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平民女子来说也有着教育学习模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