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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屈原的诗十篇

时间：2023-03-31 00:12:09

关于屈原的诗篇1

哲王终未悟浊世若为亲

九死三湘水千秋一放臣

平生怀美政何意作时人

这首五律是前年偶读《离骚》时作的。自从诗人节被规定下来之后，屈原之为诗人，在历史上又多了一个证件。年年今日，文艺界的善男信女又得忙着开会纪念，给一些从来不关心于文艺的达官贵人，贩夫走卒，豪商富绅，劳农织女，乃至走私运土，侑觞卖笑之流，大声疾呼地提醒一下：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啊！

汉魏时代，知道屈原诗人的人不多，但每人皆知道屈原是一个在政治上不能见容于楚国的忠直之臣，他的所以为诗人，只是在无可奈何中“援天引圣，以自证明”而已。所以提起屈原，“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话必须从他的行事与辞赋同时提到，清高第一，文采第二。晋宋而后，直至明清，屈原虽然始终是一个未曾过时褪色的大文豪，而且知道屈原的人也格外多了，但他的《离骚》却成为风流才子的下酒物。“嘉其文采”也已经走进了邪路，“慕其清高”者也就渺然了。现在呢，印刷既方便，宣传又热烈，知道屈原的人可谓已经遍地皆是。“屈原是我们的大诗人，等于人家的檀丁，莎士比亚，歌德，”人人会这样说。不错，人家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于是屈原在二十世纪也还是一个挺时髦的人物，他是被用来作为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国际地位的帮闲诗人了。

呜呼，诗人节愈热闹，诗人却愈孤独了。

我怀疑屈原是否愿意与檀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同坐在一个国际享堂里共受膜拜。屈原从来没有自居于一个诗人。也没有写万行长诗的企图。也从来没有像杜甫那样地悲呼“文章憎命达”。他是因为命蹇才写文章的，并不是写文章以求命达的。屈原一生，始终在希望自己国家政治修明，至少要能够与暴秦抗衡，不受侵略。纵然自己不能执政当权，一展其抱负，也希望在位者能砥砺奋发，不贪污，不腐化。然而他终于失望了。失望之后，才写文章。这些文章是他的“苦果”，不是他的“武器”。所以这些文章当然也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于是他只好自杀。

屈原的自杀，是以一个被放逐的忠臣的身份自杀的，一点也不是一个失意诗人：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

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了。我的诗意只在指明这一点，故曰：“平生怀美政，何意作诗人？”屈原既不自认为诗人，我们为什么把他硬拉在一批逢人送行卷，或栖栖遑遑专找公爵伯爵做护法主人的无聊文人队伍中去呢。

把屈原的诗人身分提高，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分淹没了。大家闹嚷嚷地纪念屈原，很可能把他变做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

一个积极地与黑暗政治环境斗争的文人，当他知道终于不能获得胜利的时候，这悲哀是何等地深沉，何等地可怜。一人之得失成败，所关系者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从此被决定了覆亡的命运，这可不是细事。屈原之自杀，不是为了他个人之失败，而是为了他不忍看见楚国之日趋于覆亡之途。有心人在这样的场合，当然非自杀不可。但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能了解此意义者，似乎很少。儒家虽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积极态度，但孔子也还说过一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孔子而为屈原，我想也许还不至自杀，而宁愿遁迹海外的。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了解，又更远了。他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原自令若是。”啊呀，这样说来，屈原之自杀，竟是傻透了，在楚国做不到官，难道不能到齐秦三晋去钻营吗？中国士大夫的见解和抱负，从汉以来就这样地只关心着自己一身之得失，则虽为名臣廉吏，亦尚且不足以接武前修，屈原的悲哀，到底有几人能了解呢？

如果我们真能了解屈原，真在衷心地纪念屈原，我们第一要决不把他看做一个诗人，第二要赶紧使现代的屈原不再自杀。愈把屈原标榜作我们的民族诗人就是愈侮辱了屈原。只管纪念死了已久的屈原而不去援手一个快要自杀的屈原，就是丝毫没有纪念屈原。屈原早已死了，楚国也早已亡了。历史上的陈迹是无法翻案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纪念死去的屈原，而同时又都嫉忌他同时代的屈原，这史实也重复地显现到如今，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解呢？“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愿纪念屈原者，三复此言。

关于屈原的诗篇2

写在前面穿越历史的河流，依稀听见那位执著的诗人在江畔的沉吟；拨开岁月的烟尘，似乎还能望见那位不悔的忠臣投江的背影……就这样，他留给了我们恒久的感动、永远的景仰，更绵延成了一种不朽的精神，为我们的灵魂加钙加碘。这，或许就是下面这些文章所要告诉我们的吧。其实，细心的读者从中还能找到很多写作的鲜活素材，如忠贞、爱国、人格的力量、铭记与忘记、纪念、价值、胸怀、境界、传统文化等。

大地上/再度溢满了粽叶的芬芳//汨罗江里/又把催发龙舟的重鼓敲响//在这古老的端阳节里/我们都在把一位行吟的诗人/深深念想――

应该怎样纪念屈原

施蛰存

汉魏时代，知道屈原的人不多，但每人皆知道屈原是一个在政治上不能见容于楚国的忠直之臣，他的所以为诗人，只是在无可奈何中“援天引圣，以自证明”而已。所以提起屈原，“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话必须从他的行事与辞赋同时提到，清高第一，文采第二。晋宋而后，直至明清，屈原虽然始终是一个未曾过时褪色的大文豪，而且知道屈原的人也格外多了，但他的《离骚》却成了风流才子的下酒物。“嘉其文采”也已经走进了邪路，“慕其清高”者也就渺然了。现在呢，印刷既方便，宣传又热烈，知道屈原的人可谓已经遍地皆是。“屈原是我们的大诗人，等于人家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人人会这样说。不错，人家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于是屈原在20世纪也还是一个挺时髦的人物，他是被用来作为替中国争取文化上的国际地位的帮闲诗人了。

我怀疑屈原是否愿意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同坐在一个国际享堂里共受膜拜。屈原从来没有自居于一个诗人，也没有写万行长诗的企图，也从来没有像杜甫那样悲呼“文章憎命达”。他是因为命蹇才写文章的，并不是写文章以求命达的。屈原一生，始终在希望自己国家政治修明，至少要能够与暴秦抗衡，不受侵略。纵然自己不能执政当权一展其抱负，也希望在位者能砥砺奋发，不贪污，不腐化。然而他终于失望了。失望之后，才写文章。这些文章是他的“苦果”，不是他的“武器”，所以这些文章当然也不会发生积极的作用。于是他只好自杀。

屈原的自杀，是以一个被放逐的忠臣的身份自杀的，一点也不是一个失意诗人：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他自己说得很明白了。我的诗意只在指明这一点，故曰：“平生怀美政，何意作诗人？”屈原既不自认为诗人，我们为什么把他硬拉在一批逢人送行卷，或凄凄惶惶专找公爵伯爵做护法主人的无聊文人队伍中去呢？

把屈原的诗人身份提高，无形中就是把他的忠臣身份掩没了。大家闹嚷嚷地纪念屈原，很可能把他变做头戴月桂冠的楚国朝廷里的弄臣，屈原之灵有知，也该后悔当初干脆不必写下那些抒哀的辞赋了。

一个积极地与黑暗政治环境斗争的文人，当他知道终于不能获得胜利的时候，这悲哀是何等深沉，何等可怜。一人之得失成败，所关系者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从此被决定了覆亡的命运，这可不是小事。屈原之自杀，不是为了他个人之失败，而是为了他不忍看见楚国之日趋于覆亡之途。有心人在这样的场合，当然非自杀不可。但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能了解此意义者，似乎很少。儒家虽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积极态度，但孔子也还说过一句“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孔子而为屈原，我想也许还不至自杀，而宁愿遁迹海外的。司马迁对于屈原的了解，又更远了。他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原自令若是。”啊呀，这样说来，屈原之自杀，竟是傻透了，在楚国做不到官，难道不能到齐秦三晋去钻营吗？中国士大夫的见解和抱负，从汉以来就这样地只关心着自己一身之得失，则虽为名臣廉吏，亦尚且不足以接武前修，屈原的悲哀，到底有几人能了解呢？

如果我们真能了解屈原，真在衷心地纪念屈原，我们第一要决不把他看作一个诗人，第二要赶紧使现代的屈原不再自杀。愈把屈原标榜为我们的民族诗人就愈是侮辱了屈原。只管纪念死了已久的屈原而不去援手一个快要自杀的屈原，就是丝毫没有纪念屈原。屈原早已死了，楚国也早已亡了。历史上的陈迹是无法翻案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纪念死去的屈原，而同时又都嫉妒他同时代的屈原，这史实也重复地显现到如今，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解呢？

（选自《施蛰存文集》）

关于屈原的诗篇3

端午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在这个粽子飘香的日子里，捧读诗书，于古诗中去欣赏和领略古人是怎样过端午佳节，自是别有一番兴致与情趣在心头。

唐代诗人文秀的《端午》一诗，直抒胸臆，为屈原大抱不平，读之不禁令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宋代诗人张耒在《和端午》一诗里，对屈原蒙冤受难、毅然投江赴死有更深刻的感受和不平，言之凿凿，言之切切，掷地有声，颇似振聋发聩的格言，给后人以警醒和鞭策。明代诗人边贡在《午日观竞渡》诗中，对民间端午节赛龙舟的风俗习惯，进行了“临摹”般地“描绘”：“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流。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让人在字里行间，就能对龙舟竞渡的现场规模、气势氛围，有身临其境的直观化认知与了解，堪称妙笔生花，令人拍手称绝。

“当年忠血堕谗波，千古荆人祭汨罗。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如此故都何！流棹西来恨未消，鱼龙寂寞暗风潮。楚人犹自贪儿戏，江上年年夺锦标”。南宋诗人文天祥在《端午感兴》一诗里对端午节又有另一种感受，文天祥与屈原的经历有所相似，秉赋过人，中过状元，受命于乱世，倚重于上下。生不逢时和怀才不遇给了其重重的一击，哪怕是到了他临危受命之际，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朝廷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纵使有文天祥这样的有才之士，但却独木难支，南宋朝廷这座大厦将不可避免地岌岌可危、颓势将倾，直至难逃轰然倒塌的覆灭命运。

“五月五日追前贤，九歌九章鸣素弦。蛟人应泣鱼腹葬，龙伯合赠龟毛毡。招魂感旧痛梁坏，反骚媚新图瓦全。楚天尽处卧游去，舣舟酹月罗江边”。元代谢应芳的《端午日怀古》，是写于端午是日的怀古之作，从表面看上去是在追思与感怀屈原，而实际上是在用两组数字引伸出端午节和屈原的关系。接着，又用了二个典故来承上启下，借神话中的角色来烘托、彰显屈原的人性与人格的光辉。最后作者则表达了远离是非，归隐楚地的志向与决心。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作者才能与伟大的屈原进行心灵的对话，抒发人生感慨，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宁静，以及精神上的慰藉。

风日晴和，粽香飘扬，佳节又端午。作为与春节、清明、中秋并列的中国古代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以端午为题材的古诗词有很多，端午节自然离不开纪念屈原，因而，端午诗篇里涉及屈原本人以及相关故事的也有不少。“风雨端阳生晦冥，汨罗无处吊英灵”、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在古诗词里品赏与了解古人是怎样过端午节的，倒不失为一件乐事，在古诗词里“过”端午――我从那流传了千年的诗风古韵里，依然能够读出那时的人们对祖国、对人民，以及对生命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之情。

关于屈原的诗篇4

关键词：屈原；宋代士人；接受；精神榜样

屈原被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榜样。屈原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当他在受到国家危难波及且“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就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演绎的淋漓尽致。后世文人多在经历相似的国家命运与类似的个人遭遇仕途失意之时，回看屈原，从屈原的身上去寻求一种人生参考，来借屈原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表达他们末世里的思考，抒发壮志难酬的遗憾、以及家国倾覆之痛。宋代的文士，他们在国家形势的巨大困顿下往往从屈原身上寻求新的精神力量。

一、屈原是宋代士人的精神榜样

宋代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时代，外部的侵扰与威胁、国家内部和民族的矛盾与斗争、统治者的不思进取苟且偷安，不断挤压忠臣志士的生存空间，使之普遍经历屈原一样“忠而被谤，信而见疑”而遭受贬滴流放的政治命运，从而呈现了悲愤、对现实的控诉、以及惋惜等诸多心态。文人身上的怀才不遇之情和挥之不去的国家责任与参政之愿望促使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痛苦的挣扎。一些宋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国家倾覆、贬谪流放这一系列心路旅程后，最终与屈原的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本文依据在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由此将屈原文化人格精神与宋代士人心态联系起来，梳理考辩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挖掘屈原文化性格的深层次内涵，亦使宋代文士的精神形象得到理论和历史的升华。宋代文士对屈原有着亲切的追求和仰慕，如朱熹所说：“忠清洁白，无辩自显也。”[1]（P13）又如洪兴祖所叹：“其志洁，其行廉。”[1]（P12）班固所感“弘博丽雅，为辞赋宗。”[1]（P14）由于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个人的遭遇影响，宋代许多诗人都向屈原学习诗文，苏轼在《苏轼评楚辞》中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2]（P128）何乔新也曾在《重刻楚辞序》中提到：“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更为近古。”[1]（P17）朱熹在《六义》中所云：“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1]（P16）《楚辞后语》中所说：“屈原之心，忠正洁白。”[1]（P13）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极大程度上给那些宋代文士们指引出一条存正确道路。屈原那种“忠直”的政治品格与“高洁”的道德情操令宋代失意的文人们引之为心灵的榜样。

将屈原放在宋代的时空里，以屈原为人物线索，还原出宋代文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内心世界。这种把历史人物放在不同时代去具体分析、具体审视的研究方式，不管是人物本身，还是具体的时代，必将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宋代文人对“屈原文化人格”的接受研究，可以深入挖掘在宋代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

宋代文士崇拜屈原，并向他学习心灵与艺术的追求，屈原其人具有强烈的“忠君爱国”精神，无论是在国家倾覆还是在仕途失意都保持“忠直”的品质不改初心，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推崇从屈原，从屈原的文化精神世界汲取力量，指引自己迷茫而脆弱的内心。宋代士人对屈原接受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屈原人格之推崇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造成国家的衰弱，给了周边国家可乘之机，而“庆历新政”失败后，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又加重了国家的内部矛盾。在这样的背景影响下，宋代文人们的自身责任和参政热情越发的高涨起来，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屈原在此种情形下的忠诚与高洁更为仰慕。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臣之义，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恨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佯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其黄T，终寿百年，盍志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3]（P42）

洪兴祖表面上是在描述当时宋代形势，但其实是在这种形势下彰显了屈原的精神，从侧面表现出了他对屈原的推崇。宋代朱熹十分敬慕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楚辞后语》即云：“屈原之心，其橹仪褰喟祝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朱熹还在《楚辞集注序》中写道：“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1]（P16）除此之外，宋代的司马光也十分认同屈原，在赞扬屈原的同时，也寄托着自己对屈原的爱国情怀的仰慕。如司马光《屈平》所云：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2]（P123）

虽然屈原的精神后来有很多人模仿，但大多都不尽完美。而宋代最有标志性的文人代表当属洪兴祖和朱熹，他们对“忠正”、“忠立”、“忠贞”赞美屈原的表达上尤为赞同。洪兴祖《楚辞总论》中提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P12）在这里表达了屈原高尚的人格，他的忠君爱国、舍生取义的思想，以及他的人生与道德理想，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一代文人的人格的力量与精神之魅力。朱熹在《楚辞后语》中亦讲到：“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1]（P13）由此可见洪兴祖的思想对朱熹的“忠君爱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仅如此，除了洪、朱二人，晁补之《续楚辞序》中曾写到：“则世之所以贤原者，亦尤其忠死，故其言至于今不废也。”[2]（P135）由此表达屈原之忠带来的影响。班孟坚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忠诚之心给予赞赏，他在《离骚赞序》中这样写道：“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自已，故做《离骚》。”[1]（P9）诗人通过文章，抒发自己的忧思爱国情怀。这段话同样表达了对屈原的“忠”的赞赏及仰慕。除了这些还有间接的赞颂，如苏轼在《屈原塔》和《屈原庙赋》中就通过对诗歌的表述，间接表达了对屈原爱国精神的推崇和赞美。如上言论夥矣，不一一列举。屈原是后世之人的楷模，无论精神和品格都令人折服。诚如王国维《文学小言》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4]（P241）屈原用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并鼓励着宋代文士，陪他们度过那段黯然的岁月。

（二）对屈原遭遇之同情

屈原一生，几经波折，无论是面对国家倾覆、还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流放万里，但仍保持一颗爱国之心。把目光定到宋代不难看出，宋代面临的境遇与与屈原相似，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受到屈原及《离骚》的感召，对屈原的身世命运感同身受。如张咏在《吊屈原》中所云：“楚王不识圣人风，纵有英贤声少通。可惜灵均好才术，一身空死乱离中。”[2]（P113）张咏通过这首诗表达自己对屈原“忠而被谤”“壮志难酬”的同情。梅尧臣也曾表达对屈原的同情，他在《五月五日》中写道：“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容。何尝奈谗谤，徒欲却蛟龙。未泯生前恨，而追没后踪。沅湘碧潭水，应自照千峰。”[2]（P118）张耒在《和端午》中曾感叹道：“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2]（P138）张耒还在《屈原》中提到：“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2]（P138）由此来表达，自己对屈原的缅怀，对“千载冤”的同情，以及“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洪兴祖《九章・哀郢后叙》中写道：“心在楚国，徘徊不忍去，蔽于谄媚，思见君而不得。故太子公独《哀郢》而悲其志。”[1]（P31）在他看来屈原即使忠而遭到质疑，仍不忍离去，其爱国之心尤可敬亦可悲。洪兴祖还在《九章・抽思后叙》中写道：“己虽忠直，无所赴诉。反复其词，以泄忧思。”[1]（P31）表达了自己对屈子无奈与同情。除此之外，寇准也在《楚江有吊》中提到：“悲风飒飒起长洲，独吊灵均恨莫收。深岸自随浮世变，遗魂不逐大江流。霜凄极浦幽兰暮，波动寒沙宿雁愁。月落烟沈无处泊，数声猿叫楚山秋。” [1]（P114）以表示自己对屈子的同情之情。正如张咏《褊箴并序》中所言：“屈原流于湘滨，德与行光照如戴天：笃行不废恒为真贤。”[1]（P113）洪兴祖《楚辞总论》所叹：“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1]（P12）他对人生的遭遇的思索与他的作品一起，为宋代文士们搭建了一个精神的港湾。

（三）对屈原《离骚》之赞誉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爱国主义的诗人，他热爱国家、洁身自好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文人。诚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5]（P5）屈原《离骚》对宋代士人有着明显的影响，许多宋代的诗话、词话、宋人评注常暗含着屈原对《离骚》的称赞。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称赞道：

愚尝读《离骚》，见屈子闵宗周之阽危，悲身命之将陨，而其赋《远游》之篇曰：“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乃欲制形炼魄，排空御风，浮游八极，后天而终。原虽死，犹不死也。陶公《归去来辞》，愤其主s国亡，而未言游仙修炼之适，且以天容永固、彭殇非伦赞其君，极其尊爱至，以见乱臣贼子乍起倏灭於天地之间者，何足道哉！陶公胸次冲淡和平，而忠愤激烈，时发其间，得无交战之累乎？洪庆善之论屈子，有曰：“屈原之忧，忧国也；其乐，乐天也。[2]（P182）

宋代文人认为屈原“文约辞微”却又“文小而旨大也。”洪兴祖在《楚辞总论》中写道：“太史公作传，以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1]（P13）以此充分赞誉了屈原《离骚》之境界。李纲在《著迂韵有感》中提到：“屈原困椒菌，泽畔采薇旅。《离骚》髓夙雅，光可争日月。”[6]（P17688）李纲不但认为《离骚》继承了《诗经》的风雅，还高度评价《离骚》可与日月争明，由此可见李纲对屈原《离骚》的评价之高。吴仁杰曾在《离骚草木疏后序》中谈到：“仁杰少喜读《离骚》文，今老矣，犹时时手之，不但览其昌辞，正以其竭忠尽节，。凛然有国士之风。每正冠敛衽，如见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经品题者，谓皆可敬也。”[2]（P196）可见吴仁杰对《离骚》的高度推崇，以及离骚对诗人的积极影响。除此之外，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曾写道：“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5]（P5）由此可看出，屈原《离骚》极高的艺术成就。屈原的不朽诗作以及屈原的伟大人格，影响着后世无数的文人学者。严羽《诗u》有云：“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2]（P174）方回《送常德教w君》中赞道：“夙雅之筱简屈原，千古哀怨《离骚》傅。”[6]（P41766）方回把《离骚》和《诗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由此可见他对《离骚》地位的推崇之深。

对于宋代文人来说，一切遭遇与心境都可以在《离骚》得以抒发，因为他们对屈原的遭遇感同身受，也对《离骚》更为推崇。陈普《咏史》中叹道：“仲尼死后百年期，定把《离骚》继四诗。”[6]（P41792）诗人想象如果孔子与《离骚》的相遇，一定会将《离骚》写进诗三百中，由此肯定了屈原《离骚》的地位。吴子良在《吴氏诗话》中写道：

自《离骚》以草为讽喻，诗人多效之者。退之《秋怀》云：“白露下百草萧兰共憔悴。青春四墙下，已复生满地。”乐天《咸阳云上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僧赞宁诗：“要路花争发，闲门草易荒。”后山诗集：“墙头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后徐师川诗：“遍地闲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讥也[2]（P201）

由此可见，后世诗人对屈原《离骚》的继承，他们从《离骚》中汲取养分，并加以理解，成自家之文，可见《离骚》影响之深。陈辅之在《宋玉屈原》曾写道：“屈原《离骚》读之使人头闷，然摘三句反复味之，与《风》、《雅》雅无异。”[1]（P184）可见《离骚》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远。

屈原以其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洁身自好的品质流传于世，千载不违。他的《楚辞》、《离骚》等作品，便是他良好品质人生际遇的真实写照。朱熹在《楚辞后语》中评价道：“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尤必有可师者，况于屈子，乃千载而一人哉。”[1]（P13）屈原固守本心，在“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时仍忠君爱国，不改初心的品质，注定了得到生存在压抑黑暗状态下的宋代文人对他的赞同和崇拜。

三、结语

在那个国家面对外侵扰威胁，统治者不思进取的时期，屈原不顾个人仕途失意的遭遇，仍旧不改爱国之心，固穷高洁品行，滋养着宋代文人们受伤的心灵，为那些怀才不遇的文士们提供了精神依托。如朱熹《楚辞后语》所云：“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生限之矩度，则吾故已言其不能皆合于中庸矣。”[1]（P13）本文依据宋代史料、宋人诗集、宋人注本之中搜寻大量关于屈原的诗、文、评论著，把宋代文士用“屈原精神旨归”这条主线贯穿起来，尝试对宋代士人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心灵探索，审视着宋时期中国文士们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最终实现对宋代文士人精神面貌的总体梳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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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伟.元代苏轼接受研究[A].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5.

关于屈原的诗篇5

论文摘要：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光辉的诗篇和高洁的人品光照千秋。历来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屈原进行研究，而对于屈原在教育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则鲜有论及。其实，屈原同样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他既有较系统的教育思想、也有较丰富的教育实践，虽然他的教育理想并没有实现，他的教育事业也已失败告终，但他教育理想的光辉仍然如悬空的日月。本文再就屈原教育思想和教育行迹进行研究探讨。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人品和诗歌犹如高悬的日月，两千多年来一直光照我们这个民族，在赤诚爱国、人品修养、勇于探索、执着信念等等方面给予了中华民族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或许正因为他的人品和诗名太盛的缘故，人们大都只把他当作一个政治家和诗人。其实，屈原同先秦的许多“子”一样，不仅是一位极有才能的政治家、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理想主义教育家、一个为“教书育人”倾尽心血和生命的老师。考屈原一生，他所从事的“公职”基本上不出政治和教育两方面，至于写诗作赋，反而不过是他的“业余”所为罢了。只是作为政治家和教育家，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一个千古悲剧的扮演者。

有关屈原教育方面的文字，史料鲜有记载，人们也很少谈及。下面的论述依据主要有二，其一是史料有关屈原职官及生平事迹方面的记载;其二是他自己有关诗篇的记述。

史料记载：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向《新序·节士篇》等书载，屈原曾任过楚国的左徒官和三闾大夫。“左徒”一职仅为楚国所设，从“春申君曾有左徒迁令尹”的情况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它的职权范围很广，“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并且有时还得侍奉太子。可知“左徒”这个官职，对内要辅佐君王，侍奉太子，起草法令，参与国家最高决策;对外则要接待、出访，处理外交事务。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认为，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唐代的左右拾遗，是专司进谏、荐举的职官，这样看来，屈原这个“左徒”官还担负着培养、选拔、举荐人才的重要任务。

又，“三闾大夫”一称始见据传是屈原作的《渔父》，《渔父》又多为治学严谨的司马迁所引述，看来不会是子虚乌有之事。三间之职，王逸在《楚辞·离骚》序中解释说，是“掌王族三性，日昭、屈、景”。又说，“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昭、屈、景是与楚王同宗的三个大姓，屈原自己在《离骚》开篇就公开宣布自己跟楚王是本家，同是“帝高阳之苗裔”。“三闾大夫”，就是掌管这三大姓的官，大概与战国时些国家的宗族大夫之职相似。“序其谱属”，可能是些户籍、辈分、王姓支派等王族内务，而“率其贤良，以厉国土”，就属于国家公事了。“率”是率领、带领，查《说文》还有训导一层意思;“厉”是锻炼、劝勉。“贤良”和“国士”是王族中的优秀分子，也是国家栋梁之才。这种率领、训导、锻炼、劝勉贤良国士的工作，正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本职。由此看来，屈原所从事的是，由教育进而政治，由王族之事进而国家之事;屈原所追求的政治抱负就是通过管理王族之事从而管理国家大事，通过培养教育王族胄子，为国家培养举荐人才，从而实现振兴楚国、最终由楚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样的推断，与屈原一生的思想、性格、行事应该是相符的。

在屈原的光辉诗篇中，他用抒情的笔法远譬近比，叙写了自己的教育理想及其培养人才的种种努力。

屈原在自己遭谗被疏，从政界败下阵来后，曾把辅佐国君、改革弊政、修明法度的希望寄托在楚国新兴的进步力量上。于是他以极大的热忱，用他全部的心血、智慧和才能从事教育胄子、培养人才的伟大事业。他走的也正是“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在《离骚》中生动地剖白了一个教育者培养人才的心迹和愿望，他说：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

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荑与揭车兮，

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

愿俟时乎吾将刈。

这是一曲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园丁之歌”。“兰”按李时珍{=本草》所说，应指泽兰，其香幽雅淡远，有类人中君子。“蕙”即香草，类似兰草，故多以兰蕙称之。一些注释家认为屈原的诗多以“兰”和“惠”，当分别指令尹子兰和顷襄王，其它如留荑、揭车、杜衡、芳芷诸物，都是以芳草喻各种人才。其实各种植物具体指谁，没有必要去猜测，树木花草就是泛指所有学子，所要培养的人才。另外，“九畹”“百亩”，只是以所栽芳草面积之广来喻所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之多。这里我们应该特别留意诗人所使用的几个动词：“滋”是滋养、栽培，是用汗水和心血来滋润、浇灌;“树”是种植，有扶正、培植、使其存活成长的意思;“畦”本是田间沟垄，此处用为动词，相当于“种了一垄又一垄”的意思;“杂”是夹杂，套种。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动词有着诗人浓郁的感情色彩，较形象而具体地叙写了培养教育人才的过程和所采取的措施，表现了诗人作为一名教育者对教育培养人才殷切希望和所付出的心血，也表现出诗人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屈原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深深认识到，要刷新楚国政治，革除朝廷弊端，要修明法度，富强祖国，如果没有一大批德才兼备、思想解放、锐意革新的“贤良”，如果没有这样的进步力量来支持自己，那么一切都将归于失败，所以屈原才亲自去“滋兰”“树蕙”，栽培“众芳”，才对所教育培养的人才寄托那么深厚的希望：“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明确地道出了自己培养人才的目的，就是指望着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能为自己所用，为国家所用。

屈原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正”和“修”。“正”就是正直、正派、方正，端正，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也是理想人品的最高标准。在屈原诗歌中，多处出现“正”字。“正”是构成屈原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也是他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他的名字中就含有“正”字，说明他的“正”原白上天的旨意、来自祖先固有的血脉。他说：“耿吾既得此中正”(《：离骚>)，“求正气之所由”(<远游》)，“服清白以死直”(《离骚》)……可见“正”是他一生追求并恪守的人格标准。“修”是修炼，修养，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既包括修思想，修品德，还包括修才能，修仪表等;既包括修自己，也包括修他人。在屈原的作品中，“修”字共出现达三十多次。下面略举几例：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

又重之以修能。(《离骚>)

进不入以离尤兮，

退将复修吾初报。(《离骚>)

民生各有所乐兮，

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屈原就是这样，一生一世，律人律己都极高极严，特别是对自己，屈原无论在哪方面，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始终不懈地高标准要求自己，并通过自身“芳菲菲”的人品道德，去化育学生、影响他人。

这种“正”和“修”的教育思想，在屈原的<橘颂>中体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搏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可任兮。纷缰宜修，垮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元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关于<橘颂>前人多认为是屈原的早期作品，依据主要是“嗟尔幼志”“年岁虽少”两句诗。我认为，以此来断定此诗的作年理由并不充分。其实屈原作此诗的本意并不在夸耀自己幼志有异，年少可师。我们知道，屈原被怀王疏远很是痛苦，他一方面“复修吾初服”继续坚持思想品德的修养提高;另一方面就是积极从事于人才的培养擢拔。屈原在《橘颂>中所称颂的，很可能就是他所培养的对象。这个具有橘树品质的少年学子，可能是实有其人，比如象郭沫若所设想的婵娟之类，也可能是按照审美理想塑造出来的“希望如此”的人物。不管是实有还是虚构，屈原的本意就是为人们、首先是为他所培养的学生树立一个做人的榜样。

分析这个光辉的榜样，其最主要最基本的品性仍然是“正”和“修”。屈原首先赞美了橘树那种“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的特性，所谓“受命”是秉承天地之正气，“深”是根扎得深，也是天地化育之深。“不迁、难徙”是因承受天然秉赋而不会随意移动、改变。据<晏子春秋>：“桔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其土异也。”屈原这里借橘树刚正难移的特性，来赞美扎根故土、热爱祖国的品质。这些品德是屈原对胄子们的要求，也是屈原自己至死恪守的准则。屈原还赞美了橘树那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特性。“苏”就是醒，清醒，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横”是直立特出，方正忠勇。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屈原感到非常棘手的敌人，恐怕就是那些“并举而好朋”的世俗群小，他们结党营

私、投机取巧，争媚取容，又忌贤妒能，谗害忠良，这与屈原刚正不阿的个性和人品是多么格格不入。另外。橘树那种“廓其无求”“秉德无私”的特性，那种“闭心自慎，终不失过”的风格，与屈原严于律己、克己守正、公而忘私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屈原重“修”思想的体现。在l=橘颂>这首咏物言志的诗作中，屈原给自己胄子们开列了以“正”和“修”为核心的一系列做人的标准，同时也确立了屈原的教育标准。

不幸的是，屈原教育救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继屈原政治上惨败后，屈原的教育救国梦也破灭了。这是屈原所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中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不解、痛苦、愤怒又悲哀。他写道：

虽萎绝亦何伤兮，

哀众芳之芜秽!(<离骚》)

兰芷为而不芳兮。

茎蕙化而为茅。(同上)

何昔日之芳草兮。

今直为此萧艾也!(同上)

览椒兰其若兹兮，

又况揭车与江离!(同上)

这里所提及的荃、蕙、兰、芷、椒、揭车、江离等等，就是他在前面所说的“众芳”，就是屈原曾经在他们身上倾尽心血、寄予厚望的培养对象。“芜秽”有荒废和变质两重意思，成才而不见用是为荒废，由好变坏是为变质，“变而不芳”“化而为茅”“为此萧艾”，就是“芜秽”的具体表现。在屈原所培养的人才中，许多人离开了他，背叛了他，甚至成了打击他、排挤他、陷害他的政敌，比如他的学生司马子椒后来身为大夫却专权擅政、傲慢自恃，毫无忧国恤民之心;弟子令尹子兰更使上官大夫到倾襄王那里陷害屈原，使顷襄王怒而流放屈原。许多人经不起俗世诱惑，也加入到追名逐利的“党人”“众女”集团中。即使象宋玉、唐勒、景差这样的追随者(拟或学生)，也只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身前既不幸，身后复萧条，屈原教育的失败是惨痛的。屈原的死，与他教育的失败，由此对楚人的失望是不无关系的。至于“三户”亡秦是否与屈原精神有关，这是人们讨论的另一话题。

屈原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总的来说，是由他所处的那个悲剧性的时代以及他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所决定的。

屈原生活的怀、顷襄之世，楚国已象大厦将倾，颓败之势已定。昏君佞臣当道，贤能俊才遭弃，所谓“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鸟鹊，巢堂坛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在这样的局势下，靠政治改革既难以一救楚国，用教育来救亡就势难成功了。教育从来都不能离开社会政治、时代风尚而创造出奇迹。这个道理，屈原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的。他说，“户服艾以盈腰兮。谓幽兰之不可佩”(<离骚>)，假如“臭”成了一种时尚，人人去佩带艾蒿这样的臭草，那么幽兰这样的香草就会被丢弃，这就是时尚的力量。他认识到“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同上)“众芳”的芜秽，人才的变质，究其原因是时俗使然、时势使然。

其次，屈原培养的对象，也仅限于王族中的胄子，这些人由于出身于特殊的阶层，他们与旧贵族，与腐朽政治势力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因而很难成为革除弊政、修明法度的中坚力量。比如子兰、子椒之流，他们只能同自己那个腐朽的阶级一道埋人坟墓。另外。这些贵胄子弟，有着天生的弱点和陋习，苛求他人，猜忌别人，妒忌能人，中伤好人，庇护坏人，又往往宽恕自己，放纵自己。另外他们往往徒具外表的光鲜华美而内无美质，“无实而容长”(同上)，屈原分析他们变节变质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不好“修”的缘故，“岂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同上)又回到了屈原“正”和“修”的核心问题上;这些变节者正是由于缺乏“正”和“修”的优良品性，缺少坚守不移的特操。

关于屈原的诗篇6

中国是一个节日较多的国家，但大概是源于几千年来农耕经济的深刻积淀和影响，使得中国的节日大多与吃有关。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到了年终最大的春节则是吃饺子。

2008年是中国又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节日调整年，分别把清明、端午、中秋等文化节日从工作日中“解放”了出来。使得全国人民可以大摇大摆地扩大内需增进消费。6月8日，农历五月初五，第一个明确的端午节。一方面刚好赶上星期天，再加上又遇到了高考，一时间超市里粽子营销搞得如火如荼，诸如“龙粽（隆重）登场”、“状元高粽”之类的吉祥话充斥耳目，好不热闹。

但历史告诫我们，不能光“吃白食”啊，我们要“睹物思人”，沉痛缅怀当年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但我越来越感觉屈原的形象今天已经被泛政治化和泛工具化。其真正的历史原貌早已无从考证，只留下一段爱国主义的美名佳话供后世瞻仰。那么真实的屈原究竟是否如此？屈原的个人形象该如何评价？于是便有了我今天的这篇杂谈——《屈原个人形象公关的得与失》。我只想从公关角度来简要分析一下屈原的形象得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演化。

另一个角度解读“屈原之死”：

关于屈原的政治抱负、诗作才华、浪漫情怀，古往今来已多有传唱，我今天自不多言。但在过节之时，我们无疑要比平时更为关注这位核心历史人物。以下是我在网上无意搜到的著名学者朱大可分析的屈原之死真相，我略做了一些简单整理，感觉其推理也颇有道理——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约公元前339～约前278)。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同时他又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作为一个诗人，他是我国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提倡“美政”。但当楚国被秦国灭亡后，屈原怀着悲愤的心情跳汨罗江自杀了。

在传统的历史述说中，屈原被当作了国家伦理的英雄，也正因为如此，[九歌]和[楚辞]被视为爱国浪漫主义的不朽篇章。屈原的政治文学《离骚》，辗转复沓，怨艾悱恻，读之有心力交瘁之感。里面充斥着美人玉女、芳草佳人的意象。

但是，屈原真的是一位纯粹的爱国主义者吗？事实真的如这段史料所记载的那样吗？非也！据朱大可考证，屈原并不是投江自尽的，而是他与楚怀王的老婆通奸，给怀王送了一顶“绿帽子”，所以才被追杀，其实他并不愿意死的。

郭沫若曾说：“屈原好像是个独身生活者，他的精神确实是有些变态……读他的《离骚》、《湘夫人》等作品，不能说没有色情的动机在里面。”（郭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文1959年版）

从司马迁开始直到今日，所有的人都坚信此人因政治忧愤而投江自沉的动人故事，而其中的唯一证据，就是他被放逐后所写的《怀沙》。“怀沙”，即拥抱江底明净的沙土，表露作者自杀的心迹。诗人在诗中这样宣称：自杀方式已然确定，那就是向江中忿然一越，去拥抱（“怀”）江底的柔软泥沙。

然而，《怀沙》的用词遣句与屈原的文章模式不大相符，很可能是伪作，目的是掩盖屈原被杀的真相。如果说“伪作”难以证实，不妨转看屈原笔下“湘夫人”、“少司命”、“云中君”等的女神形象，“屈原死于谋杀”确有丝迹可寻。

如此一来，以现代侦察学的立场看，屈原的死因就变得非常可疑。为什么有人要伪造他的自杀遗书？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企图掩盖死亡的真相。这迫使我们发出下列追问：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屈原死亡的真相？

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谋杀！

在屈原生活的年代，许多人有杀他的嫌疑，如他的政治仇敌令伊子兰、佞臣靳尚等等，但由于屈原已遭贬窜，除非有极其特殊的原因，他们似乎没有必要再派刺客去追杀这个在仕途上已毫无希望的人。因此，在我看来，这个人的死，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结果而已。

屈原在爱情方面的浪漫特性是众所周知的。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篇都涉及了爱情。由于过分爱戴花花草草，身上整天佩带香茅，甚至屋里也到处装饰着花草，颇有龙阳癖之风，因而被猜疑为是个同性恋者，并与另一位年轻诗人宋玉有暧昧关系。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屈原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是当时的美男子，深得楚怀王的宠信，除了任官三闾大夫以侍奉内庭外，还被委以外交重任，更主要的是还被楚怀王纳为男宠。纵观屈的诗文多数是为情而造文，是中国个体诗人鼻祖，春风得意的屈原因此在诗歌中常常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进行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因为世风如此，所以人们并不以为出奇。

但这些推断终究缺乏充分的证据。他的情诗对象多用女神作为代号，如“少司命”、“云中君”、“山鬼”和“湘夫人”，这无疑就是有力的反证，显示屈原所关切的仍然是与异性的交往。以《湘夫人》为例。这个屈原心中的至爱，年轻貌美，拥有很高的地位，因囿于道德礼教（已为人妇的“妇道”）而只能与屈原暗中在郊野幽会。代号“湘夫人”的女子，无疑在屈原的情人中拥有最显赫的地位，因为屈原对她产生了狂热的眷爱，《湘夫人》一诗，写得感天动地，犹如一个苦苦单恋的少年。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三个方面的强烈印象：第一，此女美貌惊人，犹如天仙；第二，她拥有比屈原更高的社会活政治地位；第三，她因种种限制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地与之秘密幽会。在当时的楚国，符合这这三项条件的女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除了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再没有人能“印证”湘夫人的贵妇风范。其实这也可以从《湘夫人》的标题中赫然读出：“湘”就是楚国，“夫人”就是楚王之妻妾。楚怀王不可能连这么明显的双关语也不能“破译”，于是窥出屈郑二人的私通，遂把屈原流放到南方，让他与郑袖终生隔绝。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场狂热的爱情究竟是真实的偷情，抑或只是屈原自己的一厢情愿。但有一点似乎可以推断，屈原对其宠妃的暗恋，被政敌在添油加醋之后报告了楚怀王，导致他在政治分歧的名义下遭到放逐。尽管屈原拥有强大的帝王血统（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看《离骚》）。

更大的疑点是，十几年后，楚怀王驾崩，其子倾襄王即位，楚国的政治格局再次发生激烈改组。顷襄王即位不久，即传来屈原“自杀”的消息。顷襄王即位对屈原是天大的好事，可望重返京都掌权复职，为什么要自杀？惟一能解释的是，顷襄王是屈原和郑袖所生，一旦屈原回京，让顷襄王了解到自己的身世，谄害他的政敌们将面临灭顶之灾。刺杀屈原便是政敌们顺理成章的选择，于是，当屈原乘坐龙舟疾驶于汨罗江时，遭遇刺客追杀；为掩盖真相，政客们伪造了《怀沙》，宣称是他的自杀遗书。

不妨让我们设想一下当时的激烈场景吧：刺客在汨罗江上乘舟追杀，而屈原则乘坐另一舟船夺路而逃。这场惊心动魄的水上角逐以屈原的不幸落网而告终。冷血杀手把他装进麻袋，在捆紧了之后投入江心。随后，政客们伪造了屈原自杀的遗书《怀沙》，并且利用史官四处散布屈原与郑袖不和的谣言。一代文人英豪就此离奇地香销玉殒。

当时的人民目击了这场卑鄙的谋杀。他们渴望说出真相，但却畏惧权势。他们最终选择了一场象征的戏剧。这就是现下流行的民俗的起源：在屈原被谋杀的那个日子和那个现场（恰好也是另外一个遭到迫害的楚国英雄伍子胥的纪念日），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他们机智地用赛龙舟来隐喻当时激烈的追杀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变。其中，米饭象征着他的肉体，粽叶象征装他的麻袋，粽丝象征捆扎他的绳索，而于每年农历5月5日投粽于水，则象征着屈原遭人溺毙的真相。至于“端午”之名，“端”即端正、澄清，“午”为“忤”的通假字，就是澄清谎言的意思。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在屈原被杀现场附近的山上，仅仅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竟然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十二座坟冢，大多高为五米，底部直径为八米，四周环植苍松扁柏，墓前都树立刻有“故楚三闾大夫之墓”字样的石碑，但究竟哪一座是真的，世人实在无法辨别，这就是所谓屈原十二疑冢。有人认为其中必有一座是真的，而其它则都是克隆之物。

民间传说称，此举是为了防人偷盗墓中珍宝，又说为了阻止秦军掘墓复仇，其理由听起来都相当牵强。在我看来，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自圆其说，那就是要防止谋杀屈原的政敌前来掘坟毁尸。在发明了粽子龙舟仪式以传播真相的同时，民众还要精心制造伪墓来保存从水里打捞起的诗人遗骸。这是何等诡异和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它再度向我们证实了楚国政治的险恶以及人民的抗争智慧。

由于时间的流失，这些隐喻最终成为费解的谜语。至此，历史被收藏和掩蔽在了壮丽的风俗的背后。当然，“屈原被杀”只是个假说，但历史的事实，许多都是从假说开始翻案的。何况屈夫子自沉汨罗，凭的也是对《怀沙》的解读而非实据。

张会亭独家分析：屈原个人形象公关的得与失

在上述分析中朱大可先生自圆其说，倒也有理有据，头头是道。终究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屈子”形象。现在，假定朱先生分析为真，或者说至少存在这种被“情杀”的可能。我们就不妨做这样的递进思考，为什么千百年来屈原形象能从偷情的政客演变成为爱国主义的美谈？这里就不得不指出其个人形象公关传播的得失了。

（一）屈原公关形象之“得”：

1、爱国思想——这一点是首先要肯定的，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其政治形象和阶级立场。尤其是身处乱世，对自己的老板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终却能成就自我。

2、作品推广——孔子曰：“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正是因为屈原的《九歌》《离骚》《涉江》《怀沙》等传世诗作，才得以千古流传。犹如今天很多专家在网上开辟的专栏博客一样，能让更多的人快速知晓并奔走相告。试想如果他是一个文盲，则哪怕再有崇高的爱国思想也很难有完整的东西流传下来。

3、观点独到——语不惊人死不休，方可入木三分，铭刻史册。试想在文字记录非常艰难的远古时代，若不是屈原能有独到的观点和清醒的认识，则很难被后世的各个朝代所传唱，所以自然也就逐渐销匿了。

4、事件营销——屈原恰好死于夏历五月初五，日月同数，易懂易记。再想想一月一日（春节）、七月七日（七夕）、九月九日（重阳），古人很容易进行事件“结点”的归口记忆。无论是他故意选的日子还是偶然凑巧，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记忆结点。

5、故事传播——按中国古代“中原文明”和“农业经济”两大核心因素来推测，五月初五正是农民刚刚收割农作物的时令，此时各家各户都仓廪颇丰。再想想我在本文开篇所说的“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是吃的节日”的说法，就不难理解吃粽子为什么能快速传播了。因此，吃粽子（家有余粮）、赛龙舟（庆祝丰收）、挂艾草（夏季驱虫）等“中国古代农民在初夏时节生活的天然流露”表现被屈原之死巧妙进行印象叠加，并逐渐形成故事进行长期教育和强化传播，才得以在今天有此民俗。这正是传播的力量。将原本平淡的事件进行故事化编排之后进行高密度强化传播，这正是今天很多公关公司一直沿用的长项。

（二）屈原公关形象之“失”：

6、自命清高——这一点是屈原最典型的性格弱点。其名言“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是其自命清高性格的最真实写照。把自己和“举世”直接进行对立，直接与所有人都格格不入。好像就他一个能人，其他人统统都是混蛋。最终只能是毁了自己。

7、得罪领导——屈原天天看不惯自己的领导楚怀王，却还在暗地里泡领导的爱妃郑袖。殊不知中国传统思想里最在意的就是“朋友妻，不可欺”，而屈原却恶搞成为“领导妻，不客气”。再加上跟领导政见不和，多有冲撞，所以被放逐乡野定是必然。

8、树敌太多——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要团结一部分、联合一部分、争取一部分，最后去攻打剩下的那一部分。但可怜的屈原同志却把所有人都当成了打击对象。子兰、靳尚等皇上的重臣都跟他关系很僵。所以到了他一犯事，所有官员便群起而攻之，痛打落水狗。

9、超级自恋——屈原在《离骚》中写道：“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意思是说“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让我的切云冠高高耸起，让我的佩饰长长垂地。内在芳香与外表光泽糅合，只有我光明的质量没有毁弃。”套用陈凯歌的名言就是：“人不能自恋到如此地步”。当他天天都在骨子里高高在上的时候，就注定了他在日常工作中不可能低调做人做事。

10、风流成性——正如朱大可先生分析，屈原的性别认知和性取向都可能存在很大问题。一个大男人整天把自己搞的花枝招展，还天天写一些浮想联翩的诗去幻想着如何泡妞。用今天流行的话来形容就是：他如果不是在泡妞，就是在意淫泡妞的路上。试想这样的话，其日常行为必定怪诞乖张，与大多数正常男人都明显不一样。所以难怪被很多人看不惯和排挤。

总结语：纪念屈原还不如捐助四川灾区来得实惠

因此，张会亭坚持认为，好端端的一个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社会农民在初夏时节的一种天然流露行为。这应该是今天最科学的一种理解方式。今天，我们延续并传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其实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对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一种回望和感怀。或者更简单一点来理解，大家就当成是国家调剂五一长假的举措来平淡理解就可以了。

如果硬把这种天然流露行为和屈原的所谓感人故事拉扯到一起，只能是让大家过的更闹心、更沉重。到底是过节呢，还是开追悼会呢？到底是扩大内需呢，还是祭奠亡灵呢？我倒建议，与其有纪念屈原的这份相对虚幻的爱心，还不如好好工作，把更多的捐款和爱心都奉献给四川灾区的同胞们来得更为实惠。

汶川大地震让全国人民都体味到了“大善无言，大爱无疆”。但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四川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坚强乐观和幽默自信。仔细品读许三多的那句耐人寻味的名言，对灾区同胞来讲可能会更有同感：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而做有意义的事就是要好好活着。

关于屈原的诗篇7

屈原投江百姓闻之凄然，纷纷包粽子投入汨罗江，以保全屈原的尸体。消息传回家乡后，屈原的妹妹屈幺姑，天天登上家乡的山顶向南方呼喊：“我哥回！我哥回！”直喊到喉咙出血，抑郁而终。相传屈幺姑死后变成一只鸟儿，鸟儿喊叫的声音仍是“我哥回”，人们于是把这种鸟儿叫子规鸟，把屈原的家乡叫“子规”，以纪念屈原和屈幺姑的兄妹深情。后来“子规”渐渐演变成现在的“秭归”。

秭归乡土祭屈魂

“归来哟——归来哟——”用秭归方言唱和的招魂曲苍凉悠扬。又是一年端阳时，婉转悲恸的《招魂曲》，在屈原诞生地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乐平里上空久久回响。又是一年端阳佳节，自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秭归屈原故里端午习俗文化节便成为了部级文化节庆活动。6月16日上午，一年一度的秭归乐平里乡亲祭拜屈原仪式在屈原庙正式开始，这标志着2012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五大民俗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秭归县屈原镇群山环抱，山色空蒙，宁静安详，青青田埂。当地的父老乡亲、三闾骚坛社员以及来自归州镇万古寺村的屈氏后裔早早地聚集在屈原庙内。屈原庙坐落在乐平里北沿的降钟山麓，既是当地祭祀屈原的固定场所，也是村民谈诗论道的地方。这是峡江地区明清时期典型的民居建筑，青瓦粉墙，外有飞檐，四角高翘。庙堂内装饰着艾草、修竹和兰草，屈原塑像神色凝重，举步欲行，塑像前安放着屈原的灵位。

在这个只有200户村民的小山村，千百年民风民俗沿袭至今，当地人满怀对屈原的崇敬，依然保持着最原始、最传统的祭祀方式，搭建祭台、摆放供品，用民间的方式祭祀屈原。庄严肃穆的屈原像前，摆上了屈原笔下最为钟情的香草、兰花，庙内外门廊上挂满了艾草、菖蒲。屈原庙前广场上，数十面楚旗迎风招展。

屈原后裔们入庙后，在雕像前慢行一圈，正襟束带，进献祭品，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三闾骚坛名誉社长、“为屈原守灵的诗人”徐正端恭读祭文。83岁高龄的徐正端老人义务看守屈原庙二十余载。三闾骚坛的“泥腿子诗人”、身着素服的屈氏后裔，以及当地男女老少依次向屈原雕像跪拜行礼，寄托他们对屈原永远的怀念。

“归去来兮，天，不可上兮，上有云程万里……”这是屈乡特有的呼唤屈原灵魂的祭祀仪式——招魂礼。招魂曲是古代传承下来的，但祭文是主祭官根据自己对屈原的了解重新撰写的，每年的都不一样。今年追悼文是歌颂屈原的爱国之情。

屈乡乡民一直保留着先祖传下来的吟诵“楚辞”习惯。这里创立了全国唯一以咏“骚体诗”为主，以纪念屈原、宣传屈原为目的的农民组织“骚坛”诗社，延续至今。那时他们就用这种最传统、最古老的方式纪念屈原，每逢端阳节，这个“中国第一个农民诗社”社员们登台献诗，凭吊屈原，讴歌时代。在乐平里，男女老幼都好赶诗赛，诸事作诗，妇女、娃娃能随口出诗，堪称一绝。现代随着屈原庙的建成、政府部门的重视，民间祭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参加祭祀的人也从诗人扩大到周围的村民，远道而来的屈原仰慕者人数每年不断递增，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这里唯一不变的，还是这种古老的祭奠方式。

祭祀现场唯一的女性是57岁领唱招魂曲的屈氏后裔黄祥年，她身着白底蓝花旗袍，庄严而肃穆。她告诉记者，每年她都会参加祭祀活动，从懵懂少女到白发老妪，现在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她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过端阳盛新春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蒲草插在大门上，家家斟酒品雄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人人皆春色，处处是端阳。”诗意山村乐平里，处处炊烟袅袅，蒸粑粑、挂艾蒿、制作雄黄酒、贴对联等习俗一如既往地在每家每户上演。秭归人从农历四月底就开始忙：碌泡糯米，杀鸡鸭，扫庭院，备锣鼓，修龙舟。借此之机，端午前，秭归嫁出去的女儿们会被娘家召回，带着女婿一起归家观龙舟，过个团圆的端阳节。这里的乡民告诉记者，在秭归每年最隆重的节日就是端阳节了，村里的热闹程度盛于过年。

关于屈原的诗篇8

[关键词]屈原；宋玉；离骚；九辨；精神世界；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92-03

[作者简介]才学娟（1981―），女，河北唐山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一、《离骚》与《九辨》的作者

屈原与宋玉均是战国时楚国人，二人的遭遇同样不幸。屈原是《离骚》一文的作者，这一点毫无争议。这篇文章道尽了诗人上下求索而不得的实现与理想的哀痛。宋玉继屈原之后，同样以骚体的形式写了一部《九辨》，其主题和思想大致与《离骚》相似，但两人所处时代、生活经历、精神世界及文学发展状况的差异，使这两部作品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屈原与宋玉二人有师承关系，宋玉的《九辨》也有较多模仿屈原《离骚》的痕迹，所以有人认为《九辨》是屈原的作品，但目前将《九辨》视为宋玉之作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本文对后一种观点持赞成的态度。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详细论述这两篇文章在精神世界的表达、艺术特色的表现等方面的不同，并进一步论证宋玉而非屈原，才是《九辨》一文的作者。

二、作者的经历与作品内容的差异

据史料记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词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楚国的一名重臣，但由于受奸臣嫉妒而遭陷害，被楚怀王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宋玉也是楚国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在史书中没有完整而详细的记载，仅在《史记》《韩诗列传》《新序》等史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从宋玉的一些作品中大致可以知道，他在楚襄王时期曾做过官，但只是文学侍从一类的小官，后来被削职。

屈宋二人皆有报国之志，而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因此，这两部作品在表达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这一主旨上是相同的。但具体而言，两人的仕宦经历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屈原曾是楚国的士大夫，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前，他是治理国家、辅佐怀王的重臣。他本人对自己的才能和修养也是极其自信的。所以，屈原在《离骚》这部作品的开篇介绍自己的生平时，就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形象。他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体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接下来他又强调，自己不仅出身高贵，且具有极好的自身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么优秀的诗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趁岁月尚未流逝，抓紧时间去实现理想，成就一番事业。故而有这样的句子：“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几句诗中流露出诗人强烈的自信。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即是从这一点来讲。

相比之下，在宋玉《九辨》中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这种高度的自信。尽管文中也有对自己才能的称颂，把自己比作“惠华”“凤凰”“骐骥”，但诗人只是以此自比，并没具体陈述自己是怎样的“内美”和“修能”。而且诗人引用这些事物并不是为了凸出他们的美好，反而是强调他们的不幸。诗中反复陈述“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以为君独服此惠兮，羌无异于众芳”“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惶惶而无所集”。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哀怨，是对自身不幸的一种同情。所以诗人以蕙芳而无人赏，凤独而无所集，来表现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失意。诗人对于为何失意，对于君王的不赏识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慨，气势低徊。

与《九辨》相比，《离骚》则表现出更多激越之音。诗人对君王的反复，不分是非曲直表现出愤怒的呼声，且气势高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诗人刚直的性格表露无遗。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九辨》不是屈原所作，原因就在于“它（《九辨》）太少激越之音，太不近怒，太没有火气了，不见在屈原赋中常有的那一特点；相反，（它）太伤感了，太含蓄了，倒是有的，这可不是屈原赋的特点。”[1]两篇文章表现出作者如此巨大的性格差异，可作为《九辨》不是屈原之作的证据之一。屈原的作品中没有一部是以如此哀婉、伤感的情调写成的，故而将《九辨》视为屈原之作不妥。

三、作者精神世界与人生追求的差异

《九辨》中诗人回顾君恩时写道“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对君王的不重视自己的反应是“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所采取的方式是“愿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最终依然是“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王之无恙”。从诗人对君王的种种态度及他所采取的方式看，他感激于君王曾给他的恩惠，对君王依然恋恋不舍，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得君王的重用。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宋玉对君王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依附心理，是一种失意文人的心态，是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去乞求君王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当他在朝廷里做官的时候，曾经‘衔枚无言’，苟合取容，分尝过上层统治阶级的冷饭残羹。对这些施舍，他回想起来是感激涕零的。因此《九辨》是一出向上爬摔了跤的悲剧。”[2]219

在这一点上，《离骚》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屈原在其中不仅直斥怀王的昏聩，而且在被流放之后更想去寻求另外的解脱，但他热爱的故乡使他驻足了。既然怀王不信任他，故乡的牵绊又使他无法离开，那他只有一死了之。在这里，屈原以怨愤不平来直面君王，是以一种与君王平起平坐的方式面对君王，可以怨，可以怒。“《离骚》以世俗的眼光看待神明，又以神明的身份对待‘世俗’，神人一体，天地无间。屈原既信神，又忠君；但对神也好，对君也好，他却没有一点卑微的态度。”[2]3这是屈宋二人精神世界存在的巨大反差。相比之下，屈原更像是一名政治家，他所追求的不在于私利，而在于是否能够大展雄才，有所作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宋玉则不然，《九辨》更多展现的是失意文人的不幸和希望，相比之下则气势弱了很多，并多了一种柔媚之态，且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卑微之态。

两篇文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源自于二人的牢骚有所不同。“屈原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美政’）未得实现而愤慨欲绝，宋玉是为个人的不幸而痛苦。”[2]219正因为二人的精神追求不同，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

四、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

宋玉的《九辨》中对“秋”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颂。诗人情绪的抒发常借助特定的景物，是为“借景抒情”。“秋”便是宋玉借以抒情的景物。“秋”的凄凉、萧瑟正符合了宋玉落魄、失意的境况。《九辨》第一章便以“秋”起兴，以秋风、秋草、秋天、秋水等情景寄托失落之意，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由于诗人将身世之感，忧国之情与悲秋之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全诗洋溢着一种忧郁之美。”[3]鲁迅称之为“凄婉之音，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这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诗人之怨。这种“怨”是通过寄托于外物的方式来表现。

屈原在《离骚》中采取了“直言”的方式表达他的“怨”。屈原直言君王的善变，不体察诗人的苦心。这种直言的方式使得诗人之怨表现得更为强烈。此外，《离骚》中诗人以香草、美人自比，使作品呈现出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外部特征。诗中以神话为媒介，通过上天入地的情形表现作者上下求索以释放心中抑郁的情感。全文场面之宏大，气势之雄壮，正展现出屈原作为一名国家重臣所应有的气魄。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屈原的《离骚》是以一种政治家的气魄来表现诗人的不平，而宋玉则以失意文人的委婉凄绝来阐释自己的不幸。因此，《九辨》中时时透露出诗人的细腻与敏感。“增欷兮，薄寒之中人！”“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燕而南游兮，鸡啁哳而悲鸣。”“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的萧瑟使诗人联想到自身的遭遇，借以反复陈述，具有浓郁的文人色彩。

与屈原的《离骚》相比，宋玉《九辨》中的神话色彩并不浓厚，只在最后一章才有所涉及。除此之外，全诗的重点在于以身边的秋色寄托哀情。这就使之与《离骚》相比起来少了很多虚幻的色彩，从云端走到地面，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以切身的感受和体验来描写周围真实的事物所带来的凄凉。而“《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部隐去”[2]2。它采取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宋玉的《九辨》中却不是那么鲜明，《九辨》的写作手法更接近现实。

《离骚》与《九辨》两部作品，无论从内容及其表现出来的诗人的精神状态上，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手法上，都可以明显看出这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九辨》虽模拟《离骚》而作，但其中加入宋玉自身的身世之悲，并以一种创新的手法对“秋”进行描写，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表现出在前人基础上的对文学的创新和发展。虽在宏观的角度上，《九辨》远比不上《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感情激荡，但别有凄绝曲折之态，且在抒情上别具特色。

参考文献：

[1]陈子展楚辞直解[M]杜月村，范祥雍，校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66：709

关于屈原的诗篇9

[关键词]《哀郢》；创作时间；中心思想；流放原因；陵阳

由于时代之久远和史料之阙如，历代学者对于屈原名作《哀郢》的创作时间及所涉及的历史事件作了各不相同的推测与解释。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提出两点：一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百姓离散，“此《哀郢》之所由作也”；二是秦军攻破郢都后，将郢都的罪人迁往东部，“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故屈原“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辱，而感己去终古之所居”。汪瑗之说影响颇大，清代学者王夫之、戴震等，当代学者郭沫若、游国恩、陈子展、蒋天枢、马茂元、金开诚等，都认可或基本认可这一观点，现行的《辞海》、《辞源》及多数注解本亦均沿袭此说。其实，此说只是一种缺乏根据的推测，不足以令人信服。依据史籍和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哀郢》当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被“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兹考论如下：

一、《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首先，秦军不大可能将屈原列入“赦迁”的罪人之列。按汪瑗之说，白起攻下郢都之后，俘获了大量滞留郢都的楚国官民，然后赦免他们并将其迁往东方，屈原亦在“赦迁”之列。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多次作为使节前往齐国以促成合纵抗秦，是楚国抗秦派的领袖之一，当初秦相国张仪来郢都极力破坏楚齐联盟时，屈原进行过坚决斗争，秦国君臣对此不可能一无所知。如果秦军真的俘获了屈原，屈原能轻易被赦免吗?说屈原被秦人“赦迁”东方，实不足信。

其次，屈原在郢都沦亡后不大可能再流放到湘西。学术界普遍认为《涉江》是屈原紧接着《哀郢》之后自叙流放路线的作品。《涉江》日：“乘黔船余上沅兮……朝发枉隋兮，夕宿辰阳。”沅水、枉睹、辰阳皆为湘西之地。然而，郢都沦亡之后屈原实无再去湘西的可能。《史记·楚世家》云：“(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白起列传》云：“后七年(即秦昭王二十八年，亦即楚顷襄王二十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从《史记》这两段记载看，白起首先攻占了离秦国最近的楚国西北部分地区即“西陵”(今湖北十堰、襄樊一带)，然后向东南攻占了楚国都城“郢”及周边地区，迫使楚国君臣逃到东北部靠近齐国的陈城，但精明的白起深知楚国东部地区十分辽阔，其军事力量还很强大，贸然深入会遭到失败，于是“东至竟陵”(今湖北天门一带)便不再向东前进，而是转兵攻占楚国力量薄弱的巫郡、黔中郡等地以与巴蜀地区连成一片，古代巫郡、黔中郡相当于今天湘西、鄂西、重庆等区域。白起秦军以嗜杀闻名，湘西一片战火，而屈原偏偏“朝发枉睹”而“夕宿辰阳”却又只字不提湘西战事，岂非咄咄怪事?故秦军攻占郢都后，屈原不大可能有湘西之行。

再次，《哀郢》开头四句不能证明是描写郢都之沦亡。《哀郢》起首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是汪瑗、王夫之等古代学者认定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哀之，遂有其诗的主要依据。“震愆”，乃震动不安、遭灾受罪之意。而使百姓遭灾、亲人离散的原因有多种：或自然灾害，或流行疾病，或外来战争，或内部矛盾引起动乱，等等。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均认为《哀郢》的主旨是：“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即《哀郢》乃屈原遭放逐时哀念郢都而作。诚然，《哀郢》自叙忠心报国却遭弃逐的不幸遭遇，对郢都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对“谗人”的怨恨之情几乎占据了屈原心灵的全部。有学人指出，在郢都沦亡、百姓隆遭杀戮、楚国行将毁灭之时，再去刻意倾吐个人之恩怨而忘情国事，这显然“不合屈原的性格”罔。从屈原之人品和一贯的爱国思想行为看，这个分析合理。所以，说《哀郢》开头四句乃叙述郢都沦陷之悲未免失之武断。

又次，屈原自叙离开郢都的时间恰好证明了“郢都沦陷”说的不可信。诗中提到离郢的季节是“仲春”，即该年的第二个月；又说“甲之朝吾以行”，“甲之朝”即甲日的早晨。当年二月甲日是哪一天难以推算，诗言“方仲春”，应当在月中。从《史记》之《白起列传》、《楚世家》、《秦本纪》等传记看，白起是在楚顷襄王三十一年开始发起郢都战役的，即使从这一年的第一天算起，到二月中旬也只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郢都为楚国都城，楚国君臣再昏聩无能也不会蠢到毫无设防。白起攻占郢都北部的鄢、邓五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却在短短的一个半月内夺取了水网密布、重兵卫护的郢都，而夺取郢都之后去攻占郢都周边的夷陵和竞陵等地时居然又花了十个多月的时问，这可信吗?

由此可见，屈原《哀郢》不大可能作于郢都沦亡之时。

二、《哀郢》应作于楚顷襄王四年屈原东迁鄂东又再放江南之初

关于屈原流放问题，学术界有“放逐一次”、“放逐两次”、“未被放逐”等多种争议。游国恩主张“放逐两次”：“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在楚怀王朝，一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考之相关典籍，此说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应该指出，在放逐江南之前，屈原首先得到的处罚是“东迁”。

作为一名改革家，屈原最终被“迁”是有其必然性的。战国初期，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曾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力除积弊，国力迅速增强，使“诸侯患楚之强”。但由于吴起变法严重打击了楚国贵族利益，因而楚悼王一死，守旧的贵族势力便群起而攻之，乱箭射杀吴起并车裂其尸，使一场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就此流产。吴起变法失败后，楚国开始走下坡路，政治积弊愈深：贵族横行不法，权臣结党营私，贪腐之风盛行等等，严重地阻滞了楚国之发展壮大。而商鞅变法的成功则使得秦国一跃成为最强盛之国，不仅对关东诸国频繁出击，而且把目光转向南方楚国，并在楚怀王十三年(前316年)，成功攻占了长江上游的巴蜀之地，对楚国构成了巨大威胁，历史从此进入合纵连横的攻防时代。

鉴于外有强秦威逼，内存政治积弊，楚怀王起用年轻的屈原主持改革。《离骚》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可见屈原改革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举贤授能和以法治国。很显然，屈原同六十多年前的吴起一样都是针对楚国的病症而开药方，即一要打破用人世袭制，从基层选拔德才兼备的贤才；二要维护国法威信，严厉打击贵族阶层骄纵不法以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唯有如此，楚国才能富国强兵。然而怀王时代，守旧势力更加强大，怀王本人也远不及楚悼王有头脑和魄力，其支持改革的态度也远不及楚悼王坚决，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屈原终遭怀王疏远而失去了左徒之职，被迫中止了改革活动。但当时合纵连横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楚国保守派又是顽固的亲秦派，以子兰、郑袖、上官大夫等人为核心；变法派则是坚定的抗秦派，以屈原、昭滑、陈轸等爱国人士为代表。而怀王在外交政策上一直摇摆不定，时而畏惧秦国而派使节与秦联姻，时而憎恨秦国而遣屈原联齐抗秦。所以，屈原被疏离开权力中心后应该有相当一段时期仍在朝廷内任职，主要从事外交活动，《屈原列传》和《楚世家》都有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后谏怀王杀张仪的记载可作为佐证。

但是，随着秦国加大打击楚国的力度和楚国连续丧师失地，怀王的畏秦心理日益加重，屈原等人的联齐抗秦主张很难被接受，相反亲秦派的弃齐亲秦主张很容易占上风。《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四年，秦昭王继位，“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人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大约在此时，屈原有过激烈反对怀王与秦会盟的言行，在亲秦派的谗毁下，毫无主见的怀王罢免了屈原的一切职务，并将他流放到汉北之地。游国恩推测说：“按屈子初放之时，当在怀王二十四年，此可以从约之离合推而知也。”鲳此推测较为合理。

然而，秦国拉拢楚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怀王二十七年，“入质于秦”的楚太子横与秦国大夫发生冲突，太子横“杀之而亡归”，终于被秦国找到借口。怀王二十八年，秦联合齐、韩、魏等国进攻楚国，杀楚大将唐昧，夺取垂沙、重丘等重镇(今河南中南部)。怀王二十九年，秦再攻楚，夺八城，杀楚将军景缺及二万将士。政治腐败以及边关战争的一再失利终于引发了国内暴动。《苟子·议兵篇》云：“兵败于垂沙，唐蔑死，庄蹁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唐蔑即唐昧，“庄蹁起”，应是《吕氏春秋·介立》篇中所说的“庄踽之暴郢”这一近似于军事的动乱事件。苟子认为，不是楚国武器不锋利、将士不善战，而是楚国统治者政策严重失误，从而导致内外交困、国家支离破碎的可怕局面。

在内外交困之中，深为恐惧的怀王将流放汉北的屈原召回，“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而秦国则实施了更大的阴谋，即扣留怀王胁迫楚国。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写信约怀王到武关会盟，随后加以扣押。顷襄王乏年，怀王在气病交加中身亡，“秦归其丧于楚”。怀王屈死事件再一次引发了楚国政坛的骚动，也给屈原带来了更大的不幸。

《屈原列传》日：“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可见顷襄王上台之后，亲秦派更加得势，宿敌子兰大权在握，屈原处境更加不利。楚国议立新君时，屈原被召回不久尚未复职，尚无资格参加讨论，但他反对拥立子兰的态度不能不影响抗秦派人士的立场，这自然会使子兰等怀恨在心。而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终于成为当权的守旧派打击屈原的口实。

《楚世家》载，怀王尸首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怀王屈死于秦国之后，楚国民众的悲份愤怒之情自然非同寻常。尽管史籍留下可供参考的材料很有限，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顷襄王三年是楚国历史上的年，广大民众支持抗秦派、反对亲秦派的声浪绝不会微弱不振。屈原在这场风波中说了什么话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有借民众之力反击亲秦派的政治企图?不得而知。但从屈原作品中的抱怨情绪和事后楚王的严厉处罚看，屈原绝不会是安坐于家无动于衷的：《屈原列传》：“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这一次被“迁”，已经不是单纯的怀王事件引发的矛盾，而是保守的亲秦派和革新的抗秦派之间的一次总较量，其结果和当年吴起事件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吴起是客卿，惨遭射杀和分尸；屈原与楚王同宗，仅仅是被“迁”而已。

对于屈原第二次流放的具体年代，学者们众说纷纭。陆侃如确定为楚顷襄王三年：_怀王死于顷襄王三年，故放逐必在此时，他年四十八。其路程和日期，都详载在《哀郢》与《涉江》两篇中。”h-o-这个推断合乎情理，只是失之严密与精细。根据常理和《哀郢》所叙，将《哀郢》的创作年代确定为楚顷襄王四年是恰当的。因为怀王在顷襄王三年病情加重，从害病到病重再到死亡有一个过程，秦人将其尸首归还楚国亦需要时et，楚人举行国葬进行哀悼，然后发生，再到最终斗争结果的出现，均需要相当的时间。故《哀郢》自叙被放逐出郢都的时节是“仲春”，此“仲春”当是怀王病死的次年即顷襄王四年的仲春。

三、《哀郢》中部分诗句的真正含义

《哀郢》一诗涉及了许多地名、方位、事件等问题，对部分诗句含义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学术界关于作品写作背景与写作时间的严重分歧。兹就主要问题予以辨析：

1．“百姓之震愆”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这几句究竟指什么事件，除汪瑗等大批学者认为指白起攻破郢都外，还有朱熹的“适会凶荒”说以及今人姜亮夫、赵逵夫的“庄踽暴郢”说等。“庄蹯暴郢”事件当发生于怀王时期，与顷襄王再放屈原的时间不合。朱熹说屈原放逐时适逢人民逃荒，未免过于牵强与巧合。从这几旬的语气看，屈原情绪是十分激动悲愤的，如果不是遭逢重大事变，当不至如此。如前所述，这一重大事变当是楚国守旧的亲秦派对革新的抗秦派及其支持民众的无情镇压。封建时代对于政敌的打击历来非常严厉，动辄牵连无数家庭亲族，大批无辜者必被处死或遭流放迁徙或发配充军，所谓“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即指此事。屈原毕生怀报国之情，关心民生疾苦，而楚国却是小人奸佞当道，肆意残害忠良，不仅自己屡屡遭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还殃及了无数亲友和无辜民众，故而劈头愤怒地发出“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的责骂，天命无常，君昏臣乱，无辜百姓受灾遭殃，这难道就是公正无私的天理大道吗?诗人借责骂上天向倒行逆施的楚国当权者发泄了强烈的不满。

有学者指出，古人之“放”与“迁”存有差异。“放”是指流放个人到某地，一般不牵涉家族；“迁”即“迁徙”，“即将一个部族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在氏族社会中战胜的部族为了防止战败的部族在原地东山再起、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将战败的部族整体迁徙到边远地方安置的一种刑罚。这种氏族社会中的刑罚，被楚国沿用下来，作为对付同宗支系的一种惩罚方式”[51。这种看法有道理，怀王虽昏聩，但毕竟喜欢、器重过屈原，对其惩罚有所保留，允许其亲族留居郢都；而顷襄王较之怀王更加昏聩，又是个极易冲动的人(如意气用事怒杀秦大夫)，加上怀王屈死事件引发的直接威胁到其统治地位，因而在小人蛊惑下他作出将屈原及其亲族赶出郢都的决定实不难理解。屈原惨遭“迁徙”之刑罚在《哀郢》中可见

端倪：“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足见亲秦派是以在国丧期间参与煽动民众闹事的不慈不孝的罪名来诬陷打击诗人的；“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亦见诗人遭“迁”之后其情绪之低落悲伤乃至于绝望。毫无疑问，《哀郢》流露出的思想情感绝不是国都沦亡之恨，而是被迫离开“终古之所居”的悲怆。

2．“东迁”、“陵阳”、“两东门”

《哀郢》自叙“东迁”路线：“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是从夏水出发进入汉水再顺流而下至夏口(今汉口)呢，还是顺长江东下至夏口呢?古今学者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诗人最初是向东“流亡”的，并已到过夏口之东(“背夏浦而西思兮”说明船已过了夏口)。

那么，屈原“东迁”的终点在哪里呢?《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这是《哀郢》中歧义颇大的诗句。首先，对“陵阳”的解释不同。一种理解为“波浪”，如汪瑗《楚辞集解》：“此陵阳即阳侯也”，阳侯即波神。而更多学者将其理解为地名，如宋人洪兴祖、明人陆时雍、清人王夫之等等。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地名基础上首创“屈原放逐陵阳”说，认为诗人自叙“东迁”，而东迁目的地就是陵阳。他还说，《哀郢》所叙路线是“从郢至陵阳”，《涉江》所叙则是“从陵阳之溆浦”。游国恩、郭沫若、姜亮夫、汤炳正、金开减等当代学者皆认同蒋骥的观点，只是在细节上存有差别。其次，对于“两东门”何所指看法有异。朱熹《楚辞集注》：“郢都东关有二门。”后人多从此说，而且持“郢都沦亡”说的学者们将“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两句作为立说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有学者认为“两东门”非指郢都城门，如钱玉趾说：“《哀郢》‘两东门’是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两座东门，这‘两东门’的荒芜是指这两座城市的荒芜。”

古今学者大多将“陵阳”视为屈原“东迁”之地应是合理的。但作为楚国之地名，“陵阳”究竟位于何处?则众说纷纭。蒋骥以为陵阳在郢都东一千六七百里外的安徽陵阳，即今安徽青阳，位于长江之南。赵逵夫怀疑陵阳不至于那么遥远，以为“当指今武功山以南某地”。欧潭生以为“陵阳应是指夏浦北边楚国的军事重镇，即河南信阳的楚王城”。此外，还有“湖南岳阳”等说法。

如何确定“陵阳”的方位，还是应该以屈原作品为主要依据。古人称山之南面、水之北面为“阳”，称山丘、大土山为“陵”，所谓“陵阳”当指山南之地，因此许多地方均可称“陵阳”。夏口之东便是今鄂东地区，大别山脉横亘于其东北部，许多大小不一的山丘向南延伸至长江北岸，屈原顺夏水、汉水下浮至夏口，在长江北岸一带逗留过，此“陵阳”应在汉水、长江以北临近江滨的某一区域。三国时曹魏大将文聘曾据守军事重镇石阳城，石阳城位于今武汉新洲区、黄冈团风县一带。此“石阳”与“陵阳”是否有渊源关系，不得而知。但将“陵阳”确定在鄂东江北地区应该是合理的，因为屈原紧接着在后文说“淼南渡之焉如”，说明屈原是站在陵阳江滨南望长江波涛的。诗人在《涉江》中自述南渡长江经过南岸的鄂渚(今湖北鄂州一带)从陆路前往洞庭湖，亦足见陵阳与鄂渚隔江相望，位于长江之北。楚王将屈原及其亲族迁徙至大别山地区，并将大批支持改革派的民众充军至此，是极有可能的。

由此可知，“两东门”应指陵阳的两东门。古代城镇通常分为里城、外城，均建有东门，“两东门”即指此，将“nni´-j”解释为两座城市的东门或郢都的东关门，都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综合这几句诗来看，屈原很可能年轻时到过陵阳，这一次是故地重游。当他经过两东门离开陵阳城时，回首城垣，感慨万千，想不到这座当年巍峨繁华的古城如今竞如此破败，台阁丘墟，城门荒芜，真令人揪心。自怀王十七年秦国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将士以来，楚国在近二十年的战争中几乎次次惨败，无数将士战死沙场，国内军队、民夫被统治者抽调一空，致使大批城镇人烟稀少、破败荒芜，陵阳城当然不例外。诗人由陵阳的荒落景象联想到整个楚国即将残败没落的命运，不禁忧心如焚：“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可见，陵阳应是位于鄂东大别山南麓的一座重镇，将其推断为千里之外的安徽青阳或江西武功山某地或大别山北麓的信阳或长江之南的岳阳等地，都与屈原作品提供的线索不符。

《哀郢》叙述离开郢都时是“仲春”，《涉江》叙述从陵阳前往湘西时则是“秋冬”，说明屈原在鄂东陵阳一带仅仅呆了大约半年就又被放逐湘西。这不难理解，因为此次“东迁”的流放者大多与郢都发生的政治事件有关，在顷襄王和以子兰为首的亲秦派们看来，屈原是危险分子，必须让他同支持他的亲族、战友和民众分离开来。于是，屈原便有了独放湘西的处罚。《涉江》所云“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邪恶的小人都被重用，而高洁之士却日益远离朝廷)正是诗人“东迁”之后又旋即被流放江南时悲愤不平情绪的流露。

3．“至今九年而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