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过年的风俗十篇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1

一、民俗学意识中的城镇小说文化创作意识

新时期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有着比较透彻的民俗学意识维系。新时期小城镇小说中的民俗学意识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的过程。《水葬》《惨雰》《菊英的出嫁》等作品含有一定的民俗学描写，被视为现代文学阶段民俗描写的代表作，《水葬》等作品的作者对于客观的民俗的关注是一种无意注意，作品的整体描写并非从民俗学角度切。“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废名他们的创作有着丰富的民俗学内涵，但是他们并非具有清晰的民俗意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的乡风民俗描写是指向乡村乡土，而不是乡风民俗本身，他们并无意发掘乡风民俗的深层内涵，而是构建与都市对峙的世外桃源，虚拟寄寓。京派文化作家们的描述的人文景色，如古代犹存的“边城”、恬静的“竹林”、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桃园”、菜畦城垣等，以及笔下冰清玉洁或古道热肠的人物，如“翠翠、三姑娘、琴子、陈老爹”等。但这些阐述并不是用于展示风物风情之异，而是为了反对工业社会的骚乱，用来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很明显，作家们的整体阐述不是指向民风乡俗本身，不是构造作品的民俗学内容，不是参照民俗学事项本身，不是揭示民风乡俗的文化底蕴，而是指向作家的精神家园和作为心理乡土的乡村。正因为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的风俗民情阐述不是指向风俗民情本身，而是乡村乡土，所以我们明确的认为他们的风俗民情描写不是完全出自民俗学视角，他们的描写暂时还没有得到民俗学意识的支撑，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民俗学意识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普遍出现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的普遍出现，受到许多因素的驱动，如“文化热”、西方文化学思想涌人、“寻根”思潮的勃兴、工业时代到来、传统风俗在时代背景中的蜕变与磨蚀等等。作家们开始有意识的考察民俗事项，有意识地发掘民俗事项下所蕴藏的文化素质是民俗学意识支撑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显著标志。在许多作家笔下，民俗本身成为观感对象，在许多情况下，民俗事项被意象化。到了80年代初期，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老棒子酒馆》等作品展示自己的民俗学角度，带有某种幽雅的夸张成分。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的民俗学意识开始慢慢走向深刻。举例、民俗和地区的关系、文化与文化圈和民俗乡民的关系、文化与生态、民俗等这些话题开始引起部分作家的关注。像莫言的《红高粱》从地域、文化传承、经济等角度发掘了民俗民风背后久远的民族性格基因，解读了高密乡剽悍刚烈的民风。《那五》《俗世奇人》《白鹿原》《小巷人物志》《马桥词典》等作品的产生，也揭示着民俗学意识的新发展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创作意识。在这一创作意识的指引与带动下，作家们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的发现和沉思的文化考虑。

二、小城镇小说的风情风物描写与民俗学意识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2

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先生说：“人生活在民俗里，就好像鱼生活在水里，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合理利用民俗文化元素，利用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和形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其成为随处可见、可用的活教材，让民俗文化发挥其独特的教育价值，对促进农民工子弟教育、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地处浙江省绍兴市袍江部级开发区的群英小学是一所纯农民工子弟学校，近千名学生来自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18个民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俗百花园”。学校立足学生、立足生活和立足地域，开发与实施民俗风情“1+1”校本课程，提升农民工子女的民俗文化素养，促进流动儿童对家乡民俗文化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对异乡（绍兴）民俗文化的认同感和融入感，通过开发出生地和就读地民俗文化“1+1”校本课程，涵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三化一体，整合民俗“1+1”课程资源

（一）国家、地方课程校本化、民俗化

我们根据农民工子女学习的实际情况，进行分解与整合，让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学校课程有机衔接，使这些课程更符合学生发展的实际需求。以满足不同个性特征的学生需求为原则，尽量多地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学生感兴趣的课程，满足师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需要，构建了运动与游戏、美术与工艺、语言与故事、音乐与戏曲、饮食与特产、节俗与礼仪等六门民俗风情“1+1”课程。

运动与游戏这一课程，就是根据国家体育课程中的游戏教学要求，我们整合了绍兴以及学生家乡的游戏，以低段年级为教学对象，从玩法、技能、技巧进行分类组合，形成了民俗游戏的1+1，让学生在朗朗笑声与浓浓乡情中，传承各地民俗游戏文化，促进儿童体质的健康发展和良好意志品质的形成。美术与工艺课，我们选取国家美术课程中有关民俗的教学内容，进行拓展开发，如天津的泥塑、庆阳的香包、淮坊的风筝、绍兴的花雕、花边以及白族的扎染等，了解民间工艺文化的历史、起源、意义，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和审美素养。语言与故事课，我们立足民俗，辐射语言，以三年级语文教材作为参考的文本，对接绍兴与家乡，方言、俗语、谚语、谜语、对联、歇后语、绕口令等进行延伸、拓展，使之生活化、情趣化。童谣的音韵、神话的神秘、故事的有趣……这些民间文学正与儿童的好奇、天真、游戏心理契合，成为童年贴心的牵挂和营养，展示出民俗文化的异彩纷呈和自然亲切。节俗与礼仪课，穿越时空界限，从家乡来到绍兴，听听节日传说，学学日常礼节，品品民风乡情，体会礼俗文化的无穷魅力，做一个“知节俗、懂礼仪”的小绅士、小淑女，让礼仪之邦的美名传播四方、传承千秋。

（二）校本课程生本化、民俗化

走进群英小学，你就会感受到“民俗文化，群英荟萃”的氛围，学校积极开发学生喜欢、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民俗化校本课程。学校组建了小百灵社团（民族音乐）、小孔雀社团（民族舞蹈）、民间工艺社团（小画家、剪纸）、民间故事社团以及民俗风情小导游、民俗游戏等社团，让那些有梦想、有特长的孩子自己申报社团，并在每周五下午的校本课程中，由专任老师辅导，定时定点开展活动。

在群英小学，人人都是学校课程的开发者和实施者。学校要求每位教师开发一种学校课程或参与一个学生社团的辅导工作。为保证校本课程质量，学校在调动本校教师参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同时积极寻求校外合作，聘请了笛子、葫芦丝、跆拳道、国际象棋、书法等专业教师。

我们为学生打造的这些民俗化课程资源，犹如一道道营养丰富的自助餐，以其多样性、趣味性吸引着学生，让学生在尝试中学会选择，在选择中发现自己适合什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三）学生活动课程化、民俗化

在群英小学，每一次活动都纳入统一的课程管理，把活动与课程整合起来实施，使得学生活动更具计划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学校每学期举行一次民俗特色主题系列活动，大力营造“民俗百花园”校园特色文化。学校开展“民俗游戏游园会”“民族歌舞大奖赛”“民间故事大家讲”“民俗好声音”“民俗风情节”等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充分挖掘、展示各地优秀民俗文化资源，展现了群英学子勤劳勇敢、团结和谐的精神风貌，促进民俗风情“1+1”特色课程的推进。

群英小学“三化一体”的民俗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了富有个性的教育资源，为孩子们拓展了自由飞翔的天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三化一体”的民俗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共守民俗文化之根，为学生优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四步到位，推进民俗“1+1”课程教学

（一）课程资源的筛选

我们精选学生籍贯所在地的和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整合教材已有的和学生已知的内容，尽量贴近学生生活实际，与国家、地方课程配套（“我是绍兴人”课程和越城区的《越文化教育读本》），和幼儿园、初中乃至今后走上社会相衔接，凸显实用价值。

音乐与戏曲这一课程，我们撷取国家课程中民族音乐、民族歌舞的教学内容，彰显绍兴与家乡的民俗特色，进行拓展选材。细腻婉柔的小调、高亢嘹亮的山歌、激情奔放的狮舞、委婉优雅的越剧、滑稽幽默的鹦哥戏、神奇美妙的乐器……使学生一起听民歌旋律，唱地方戏曲，演民族歌舞，奏民间器乐，走进鲁迅笔下的绍兴社戏……有你有我，享受音乐，享受快乐！饮食与特产这一课程，我们有机地整合了科学课中饮食教学、越城区的魅力文化读本的内容。“南米北面”、“东甜、西辣、北咸、南鲜、中酸”，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口味、不同特产，当我们离开熟悉的家乡，带着自己“舌尖上的民俗”来到第二故乡，当舌尖遇到民俗，当“家乡的食俗”遇到“绍兴的饮食习惯”，这“1+1”的作用就这样妙不可言地开始发生。

（二）课程内容的编排

每册读本围绕一个主题，分设12个专题，每一课基本结合一学年时令顺序（9月―6月），每个专题以“绍兴+各地”进行对接，体现“1+1”的妙用，便于实践操作。

例如节俗与礼仪课的内容就是按时令顺序编排：中秋思亲、重阳敬老、春节拜年、清明祭祀、端午除五毒；美术与工艺课内容顺序：中秋放河灯、春节贴窗花、元宵挂灯笼、端午做香囊。

（三）课堂形式的呈现

以学生的认知特点为导向，力求儿童化，图文并茂，内容深入浅出、语言通俗易懂、活动寓教于乐，以学生亲身经历过的事件、平时常见的的场景为插图，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故事、游戏、儿歌等为载体。

下面以清明祭祀这一课的内容呈现为例来说明。学俗：知道清明节的来历；知俗：了解清明祭祀的各种习俗，诵读清明诗歌，参加清明诗会；入乡随俗：了解绍兴以及其他各地的祭祀习俗；移风易俗：我们提倡“鲜花献逝者，网上祭英魂”“诗歌寄哀思，青团忆故人”。

（四）课堂教学的推进

按“知识窗―实践园―拓展谷―展示台”主线徐徐展开，以“读一读、讲一讲、做一做、找一找、比一比、秀一秀、评一评”的板块层层推进，使读本编排体现一定的逻辑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激发兴致，体现童趣，便于教学。

知识窗以介绍本课教学内容为主旨，以故事或小知识的形式呈现；实践园以绍兴的内容为主；拓展谷以拓展、延伸的形式介绍学生家乡相关内容；展示台整合绍兴及家乡各地的内容，以活动、表演、制作等方式进行展示。

三、三个结合，提升“民俗1+1”课程实效

（一）乡土性与系统性相结合

乡土性即当地自然人文的特殊性，而系统性即知识的完整性。民俗风情是反映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自然要把乡土性放在第一位，使人们能强烈感受到写的是当地，而不是其他地方，但民俗风情应符合教学的规律，应具有系统性。民俗风情“1+1”课程把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一到六年级中分别开展运动与游戏、美术与工艺、方言与故事、音乐与戏曲、饮食与特产、节庆与礼仪教学，主题鲜明，层次清晰，既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反映了两地的民俗风情。

（二）专题性与拓展性相结合

专题性是各章节按典型的风情来编写，每一课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而拓展性是教师根据教材提供的材料，因地制宜地实施教育教学活动，鼓励并激发学习者完成一些开放的、基于问题解决的任务。民俗风情“1+1”课程用“出生地民俗风情+就读地民俗风情”，即“1+1”的方式把两地风情进行无缝对接，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有利于两地文化的融合。

（三）可读性与游戏性相结合

持续注意是儿童重要的思维品质之一。为了吸引学生持久的求知欲，民俗风情“1+1”课程在可读性与游戏性上下足了功夫。学习内容的呈现，以故事导读、图片点缀、活动体验的方式徐徐展开，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学习活动的深入，按知识窗、实践园、拓展谷、展示台的顺序环环相扣。这种强调教学过程中学生交往的社会性，摆脱了机械、封闭、沉闷的“独白”式的教学现状，改变了传统的注入式和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心智发展。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3

民俗村旅游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笔者比较了与之相关的“乡村旅游”和“民俗旅游”的相关概念,并对三者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关于乡村旅游的定义,世界旅游组织在《地方旅游规划指南》中的界定是:“旅游者在乡村(通常是偏远地区的传统乡村)及其附近逗留、学习、体验乡村生活模式的活动。该村庄也可以作为旅游者探索附近地区的基地”。刘德谦认为,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综合其共同点,乡村旅游地点发生在乡村地区,并且以乡村当地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为旅游吸引物。关于民俗旅游,刘德谦认为民俗旅游是以与城乡民众密切联系的民俗传承事象作为旅游主要目的对象的旅游活动。陆景川认为,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婚丧嫁娶、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民俗旅游可称为“民俗文化旅游”,是以民间传统和现代市井文化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民俗旅游的地点不仅包括乡村还包括城市,分为“乡村民俗旅游”和“城市民俗旅游”。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俗村旅游是乡村旅游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同时又是乡村旅游和民俗旅游的结合体。民俗村旅游的地域范围是在乡村,是以乡村当地旅游资源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应该属于乡村旅游的范畴;同时民俗村旅游的主要旅游吸引物为当地的民俗,包括风土人情、生产生活方式、建筑风格、节日节庆以及婚丧嫁娶等社会民俗。因此,笔者认为,民俗村旅游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乡村地区以其特有的民俗文化为旅游吸引物,吸引异地城乡游客前往观光、休息、体验及学习,具有民俗旅游特色的乡村旅游形式。

二、国内民俗村形成模式与类型

目前,国内发展比较成熟的民俗村旅游是在京郊地区,京郊地区现在大约有330个民俗村,其中市级民俗村达156个,从2007年开始,北京市旅游局先后完成了《北京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13个区(县)的“一区(县)一色”旅游特色功能定位、30条“一沟一品”的沟(带)地域乡村旅游规划和30个村庄的乡村旅游创意策划,使京郊地区的民俗村旅游更加规范化。国内其他地区的民俗村发展虽不是非常集中,但也各具特色。

(一)形成模式

1.历史积淀模式

历史积淀模式是指民俗村以其自有的民俗特色为基础,附之该地区优美、恬静的自然环境,没有经过太多的人工雕琢,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民俗村落的模式。该模式初期的旅游形式多以郊区农村观光、学生郊游和“农家乐”为主,逐步发展形成规模之后,形成独具当地民俗特色的村落。例如山东章丘朱家峪村,它是山东省第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祠庙、楼阁、古桥、古文化遗址等处处彰显其浓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形成了山东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村落。朱家峪村在早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使越来越多的游客流连忘返,逐渐形成了民俗旅游村,该民俗村的发展正是典型的历史积淀模式。

2.人工打造模式

人工打造模式是指该民俗村地区本来缺少民俗文化特色或民俗文化特色不明显,后经过人为规划、改造而形成的民俗旅游村落,其中也包括人为建造的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等,此种民俗村大多是以盈利为目的,通过丰富的民俗文化展示来吸引游客,此类模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华侨城集团旗下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它是中国第一个荟萃各民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共建有25个村寨,均按1:1的比例建成。通过民族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定期举办大型民间节庆活动,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出我国各民族原汁原味、丰富多彩的民风民情和民俗文化。

(二)民俗村的类型

1.古村落观赏型

古村落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建村,年代久远,且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地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的民俗、民风。游客以静观或踏看为主的游览方式,对其民俗设施、民俗陈列和有地方特色的民居群落进行观览。这种类型以浓厚的古村聚落文化和特色古村聚落建筑为核心吸引物,引导游客前往观光、游览。其典型代表有江西婺源古村落群,它是当今中国古建筑保存最多、最完好的地方之一。此外还有山东章丘朱家裕、北京门头沟区爨底下村、浙江丽水莲都西溪、安徽黄山西递古村。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同里、西塘等也属于此等类型。

2.农事体验型

此种类型是指在特定的民俗环境中,旅游者同当地人或表演者共同游戏、生活或劳作,诸如歌舞戏、种花养鱼、采摘果实、种植蔬菜、学做菜肴及其他家庭工艺等。这种类型与“农家乐”旅游非常相似,但游客收获更多的是对当地民风民俗的体会。例如北京东小河屯民俗村推出的“乡下有我一分田”,游客可认领土地,不但可以自己耕作,还享有耕地的管理权,真正地体验农家生活。类似的还有昌平麻峪房民俗旅游村和海南琼海椰寨等。

3.文化游览型

以当地人文特色为依托,由历史名人或历史典故等人文因素为主题发展起来的民俗村落,游客到此主要是观赏当地的人文建筑以及膜拜历史名人,重游历史文化。例如山东潍坊杨家埠民俗村(木版年画)、山东淄博蒲松龄故居、浙江瑞安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村、四川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母系文化)、福建永定土楼(古民居)等。

4.主题公园型

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民俗文化游览园区,通过定期举办大型文艺活动、民俗风情表演、民间手工艺展示以及参与性的民族游乐活动,展现各民族风情,吸引游客。如海南兴隆亚洲风情园、古都西安的大唐芙蓉园、宁波象山“中国渔村”旅游区、桂林漓江民俗风情园等。

5.休闲度假型

将民俗与休闲度假相结合,以度假为主,在水乡、山村或民俗园中小住数日,对游览地的衣、食、住、行作亲身体验,同时对当地的民间艺术、民间技艺、方言等加以了解。例如山西尖草坪区马头水乡北石槽村的世外桃源民俗村,该民俗村共投资2亿元进行综合开发建设,目前有六个基地:世外桃源民俗文化村、世外桃源水上乐园、世外桃源生态养鸡场、世外桃源飞人俱乐部、世外桃源花果山、世外桃源生态村,是一个集生态养生、休闲、餐饮、养老等于一体的民俗村。

三、国内民俗村旅游发展中的问题

(一)文化内涵挖掘不足,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早期的民俗村旅游是从“农家乐”发展而来的,但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的民俗村尚未充分挖掘出当地的民俗特色,文化内涵不够深厚。例如京西地区的民俗村旅游。京西地区以永定河文化为主脉,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但目前该地区的许多民俗村至今还停留在简单的食宿接待上,“民俗味”不够浓厚。当地的一些自采山茶、特殊风俗等活动尚未得到很好的开发,没有达到“品味民俗”的目的。而且出于经济利益和迎合游客心理的目的,很多地区在开发民俗项目时同质化现象严重,没有体现出当地民俗的特色性。例如南方各地推出的“江南古镇民俗村”、“水乡古镇”等很多民俗旅游项目都较为雷同,这会形成区域内的竞争和旅游资源的浪费。

(二)经营粗放,组织模式落后

目前很多地区民俗村发展的组织模式主要是农户自主经营。而随着现代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对旅游品质要求的增高,这种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旅游消费者的需求,他们需要一种更贴近农家生活的“生态”和“文化”的体验。而且这种单一式的农户自主经营的模式,进一步加深了产品的同质化,以及产品的低层次开发,最终导致区域性民俗村旅游“大规模扩张、低水平发展”,常此以往,必然会阻碍旅游经济的深入发展。

(三)部分地区出现“飞地化”现象

所谓的“飞地化”,是指城里人占据了乡村旅游业中的经营者地位,在乡村旅游目的地形成了城里人的“飞地”,使乡村旅游收入中的大部分被外来投资者带走。在乡村旅游业中,经营者的本地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乡村性,而“飞地化”是对乡村性的最大威胁。城市经营者一般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广泛的人脉关系,尤其是之前多年从事餐饮娱乐业的职业经营者,他们拥有丰富的餐饮经营经验,因此在乡村旅游经营中会对乡村本地的经营者造成一定的排挤,使农村地区大量的经济收入外流,造成了“飞地化”现象。

(四)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人才和管理体制不健全

由历史积淀模式形成的民俗村,由于其多以农户自主经营为主,因此资金投入方面不是非常充足,造成了基础设施不是很完善,比如住宿条件和卫生条件较差、床铺很硬、通讯设施不完善等。而且目前大多数民俗村旅游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自然形成的,缺少统一的管理,更谈不上人才引进和储备问题。部分地区即使是统一规划,也是在村民自愿的基础上由村委会统一规制,这种方式没有引入现代管理体制,不利于民俗村旅游的长远发展。相比较来说,人工打造的民俗村景区做得相对较好,在人才和管理体制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五)促销手段落后,市场开发被动

2004年,《北京市密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课题小组对北京市密云民俗村的旅游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进行调查,结果如表1:调查结果表明,密云民俗旅游村在营销中存在现代化的营销手段所占比例较少。在国内民俗村旅游中,大多数靠口碑宣传来招揽游客,极少采用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和营销方式。而且民俗村的市场开发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游客的逐渐增多导致民俗村的逐步形成,而不是民俗村自主开发来吸引游客,这种关系使民俗村的发展存在很大风险。

四、民俗村旅游发展的几点对策

(一)“借点极化”,打造主题民俗村

“借点极化”是指充分挖掘各民俗村的文化内涵,找准其民俗特点,有组织地发展特色各异的主题民俗村。极化则从两方面体现:一是在空间上,个别主题民俗村形成空间“点”,然后以“点”(村)带“线”(民俗村带)或“面”(民俗村网络),在旅游空间上形成民俗村区域旅游网络结构。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各民俗村要有自己的主打品牌,建造主题民俗村,将自然风光、文物古迹与民俗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特色,创出品牌。

(二)管理组织化,全面提升旅游环境

在民俗村有组织地构建旅游开发的统一管理机构,组建具有层级结构的民俗村旅游开发管委会,组建村级管委会,同时各民俗村选出代表组成县级管委会,以便于各民俗村间的交流和管理,做到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同时,对民俗村的整体旅游环境进行改造,塑造和谐的旅游氛围,其中包括道路、卫生、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硬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包括服务质量、旅游文化等软环境的提高。硬环境的改善重点应在集资和监督方面下功夫,而软环境的提高主要是加强对民俗户的培训和教育,可选择在旅游淡季定期组织民俗旅游接待户接受旅游培训和教育。

(三)坚持“本地化”,防止“飞地化”

乡村旅游经营者与劳动力本地化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发展民俗村旅游中应与当地的农民保持充分的联系,保证旅游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留在旅游目的地。例如北京市通州区大营村实行的“乡村旅游社区主导开发(CBD)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以产业链本地化、经营者共生化和决策民主化为支撑,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当地农民的利益。在其他旅游地的现实操作中,虽不必照搬这种模式,但是“产业链的本地化”以及“经营者共生”确实是一种很好地防止“飞地化”的方式。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4

中学语文教材有很多的篇目体现着各名族的风俗文化，例如《社戏》、《五猖会》、《云南的歌会》、《吆喝》等。在这些优秀篇目中体现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云南的歌会》讲述了作者记忆中的云南跑马节，沈从文先生在云南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中都能听到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歌声，云南的人民就是这样在美妙的歌声中生活着，作者通过细腻的描写写出了云南的歌会中年轻女子的活泼开朗、聪明智慧、淳朴本色。此外还有山路漫歌中的赶马女孩、山寨传歌中活跃的人们，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通过这些学习，学生们可以了解云南的地域特色和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吆喝》在作者看来，北京小贩货郎的叫卖声简直就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作者介绍了从白天的叫卖声到夜晚的叫卖声，从卖吃食的、放留声机的，到乞讨的，还有富有四季特色的叫卖声等等，从中流露出作者对北京的吆喝声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那就是愉悦和怀想。北京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持续时间之长，种类之多。以平易而又不乏生动幽默的语言介绍了旧北京街市上动人的一景，缓缓的追忆语调中流露出的是愉悦和怀想，让人不由自主地品味到生活中蕴涵的浓郁的情趣。这些优秀的篇目都是进行民俗文化教学渗透的优秀案例。

（二）通过古代诗歌教学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

在中学语文课本中，许多具有民俗风情的事物通过经典古诗词来表达，例如“月”“梅”“菊”“茱萸”等。教师在讲授这些优秀诗篇时可充分挖掘所含的民俗文化，例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离家的重阳节，王维独自登上异乡的高山，回想起遍插茱萸的团圆场面，大声地吟诵：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其中的茱萸一种有浓烈香气的植物（一种香草）古时候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这天，人们都喜欢插戴茱萸，据说这样可以避邪、消灾。这些可以是学生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了解节日里的风俗习惯。《水调歌头》里面让学生体会中秋节是中国人的团圆节，与亲人多年不见，思念之情、思念之苦可想而知。作者从失意、孤独中走出，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寄托对情人的思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都是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的很好的案例。

（三）在中学语文活动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渗透

“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在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语文活动进行民俗文化的渗透，在《黄河，母亲》语文活动中，让学生亲身领略到黄河的气势磅礴、泽被两岸万物生灵，体会到黄河对华夏民族、对自己的养育之恩，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保卫家园的感情。语文活动《戏剧大舞台》，戏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的戏曲在国外也享有盛名。在这个活动中让学生了解中华地域戏剧的特点，并从这些戏剧中感受民俗文化的发展。

（四）校本乡土教材教学中进行民俗文化渗透

乡土教材是进行民俗文化教学渗透很好的载体，开设乡土文化阅读课，在阅读中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发展，风土人情，地理特征，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在阅读中厚实学生的文化底蕴，深入的体会家乡民俗文化的魅力，让学生更加的亲近家乡，热爱家乡，传承家乡的民俗文化。随着对家乡文化底蕴的了解，把乡土民俗文化和语文的学习自然的联系在一起，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5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其产品的开发必将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方向和未来。贵州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既保持与国际接轨也体现贵州本土的特色，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一、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田园风光、森林景观、农林生产经济活动、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民俗文化为基础的旅游活动。是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吸引旅游者观赏、休闲、体验、健身、科考、习作、绘画、摄影、购物、度似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是开展乡村环境旅游还是乡村文化旅游，取决于该乡村的资源特征。如：平坝天龙屯堡文化旅游区，该社区是贵州省民族建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乡村旅游开发地区。在这一社区，主要开展的是乡村文化旅游。因为在这里保存了距今600年明朝江南的汉族文化，也就是被专家学者称之为活化石的“屯堡文化”。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有“老汉人”之称的屯堡人、信神拜佛的三教寺、屯堡特有的四种婚姻形式、原始拙朴的地戏、轻松诙谐的屯堡花灯等等。乡村秀丽的田园风光、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和宁静祥和的生活氛围是城市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之一。也就是说，乡村性和地方性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也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所以，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挖掘独特的地方特色、形成真实的乡村氛围，也是开发乡村旅游产品的基本要求。

二、乡村旅游的基本特征

乡村旅游始于19世纪的欧洲，1855年法国参议员欧贝尔邀请几位贵族来到巴黎郊外的农村度假。他们自己烧烤野味，划船游玩，学习制作农家食品，伐木种树，欣赏游鸟，学习养羊，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早期的乡村旅游具有比较明显的贵族化特点，普及性不强。1865年，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该类旅游形式在意大利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匈牙利将乡村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使游人在领略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的同时体味当地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我国乡村旅游则更晚。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为外事接待的需要，在山东省石家庄村率先开展了乡村旅游活动。20世纪60年代，西班牙开始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随后，美国、日本、波兰等国先后推出乡村旅游产品，乡村旅游逐渐盛行起来。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乡村旅游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且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通过乡 村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大自然的价值，加强了城乡人民的友谊，满足了都市人走进自然、求新求异的旅游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都市生活的压力。

从乡村旅游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乡村旅游活动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本质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一)观赏乡村景观。乡村景观指的是乡村物质文化景观。它是乡村人民集体或个体智慧的外在显现部分，它具有可视性、可触性的特点。它包括乡村建筑、乡村聚落、乡村服饰、乡村手工艺品、乡村田园风光。乡村建筑包括乡村民居、乡村宗祠建筑以及其他建筑形式。如朗德苗寨的吊脚楼、安顺滑石哨布依族村寨的石板房、平坝屯堡村寨老汉人的碉楼、丛江占里侗族村寨的风雨桥等。千姿百态，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乡村宗祠建筑那气派恢宏的祠堂、高大挺拔的文笔塔、装饰华美的寺庙无一不是乡村发展的历史见证，反映了乡村居民生活的一个侧面。乡村聚落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它既是人们居住、生活、休息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场所，也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的场所。乡村聚落的形态、分布特点及建筑布局构成了乡村聚落景观丰富的内涵。这种景观具有整体性、独特性和传统性等特点，反映了村民们的居住方式，往往成为区别于其它乡村的显著标志。乡村服饰是乡村人审美意识的外在显现，它具有一定地域性、时代性、民族性特点。如土家族的土家织锦、壮族的蜡染布、苗家的刺绣和银饰、屯堡老汉人的包头、发饰及围裙等。乡村手工艺品是乡村人所创，反映乡村人心灵手巧的一面。如：苗族的簸箕画、蜡染挂件，其自然淳朴，极富地方特色。还有蜚声海内外的贵州“三宝”：大方漆器、玉屏萧、安顺“三刀”。乡村田园风光是乡村景观中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它包括大规模或连片的农田带、多种类的经济果林与蔬菜园区、一定面积的天然或人工水面。乡村田园风光是一幅保持完好的自然生态风景画，是村庄与自然构成一种和谐和有机的整体，具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意境。游客置身其中会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达到休闲、身心放松和娱乐的目的。

(二)参与农事活动、感受农家生活。当今社会长期生活在都市的人们特别是少年儿童缺乏对农村、农事和大自然的基本了解，到乡村地区进行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通过对自然知识和基本农事的了解、学习，以玩的形式参与到当地人民的生活和农事中去，已经逐渐成为乡村旅游的出游动机和必不可少的内容。农事活动不仅为体验生活乐趣创造了客观条件，而且它还具有教育的特点。旅游者通过参加农耕、采摘等活动，了解我国长期． 积累起来的丰富多彩的传统农业文明，学习农业生活技艺，既丰富了阅历又增长了见识，达到悦神益志的境界。从乡村旅游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来看，参与性活动内容正在逐步深入，已经成为吸引旅游者的一大卖点。“住农家房、吃农家饭、干农家活”已是目前乡村旅游中比较盛行的活动，旅游者在享受质朴的田园风光时，深入到农户家庭去，同吃同住体验真正的农家生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农场(民宿)度假旅游，如英国的许多游客都偏好自助式民宿，并且对度假农场的品牌忠诚度很高，基本上有2-3次类似经验，通常停留时间为1周左右。

(三)体验乡风民俗。乡风民俗反映出特定地域上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是乡村民俗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对游客吸引力很大，是城乡之间可供交流的重要资源。饮食、服饰、生产交通工具、婚丧礼俗、节庆活动、娱乐竞技甚至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民间文学已经成为旅游者体验乡风民俗的载体。到乡村地区开展旅游活动的旅游者已从最初的休闲度假到自然体验，逐渐发展到了文化体验。自然体验和文化体验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乡村旅游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一主要内容也是乡村和城市的差异之所在，是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关键。乡村旅游产品就要满足城市旅游者对乡村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探索、体验和享受。

三、贵州乡村旅游市场的特点和需求

贵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只有不到10年的历史，乡村旅游市场启动晚，乡村旅游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所以，目前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零散、没有把点连成线甚至到面。现在开展乡村旅游比较知名的就是，郎德上寨、天龙屯堡、下五屯及千户苗寨，不具有普遍性。由于不具有普遍性，就形成了少数专业旅游村寨，开展乡村旅游没必要搞成全村寨都从事旅游活动，而应该根据各村寨的特色在村寨中添加有地方特色的旅游项目。村寨的人们应该按照自己日常的生活顺序来生活、生产，不应该完全放弃自己而去迎合旅游及旅游者的发展和口味。其次，贵州乡村旅游的主题单一，导致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现阶段贵州发展乡村旅游的一个很明显的目的就是反贫困，这就很容易导致在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上偏向经济效益，凡是能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产品项目就大力开发，对经济效益不明显的产品开发程度小。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我认为主要和现阶段消费需求层次的初级阶段有关，大多数旅游者的需求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度假、专题层次的需求少。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需求多极化发展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贵州乡村旅游的发展必将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体验、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对观光旅游的需求仍然会很高，但是旅游者对度假旅游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原始性、优美性上；对文化环境的古朴性、乡村性、地方性上；对旅游活动的参与性、体验性、新奇性上。同时，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休闲度假、保健疗养、享受天人合一的和谐将逐步成为乡村旅游的主要动机和主要目的。

可见，面对乡村旅游市场的特点和市场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乡村旅游产品中最迫切、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旅游产品的创新。创新是根据旅游资源状况构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不断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游客的期望，是为了延长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使旅游业保持持续性的发展。旅游产品创新的本质是对旅游地自然环境的真实展现和文化环境的深度挖掘，表现形式就是设计细分目标市场的旅游主题。

四、贵州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对策

就贵州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而言，贵州地处我国西南云贵高原，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97％。贵州是我国最大的岩溶分布区，岩溶形态特征堪称世界之最。无数的奇山秀水、瀑布溶洞、森林峡谷、温泉湖泊形成了遍布全省各地的神奇而美丽的自然景观。贵州美丽的风光、良好的生态环境往往分布在没有工业污染的贫困的山村，而这些山村又是贵州独特、神秘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留地。全省3800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8％，其中苗、侗、布依、水、瑶、彝、土家、仡佬等世居的少数民族达17种之多，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中蕴藏着久远的历史传统与多样性的原生文化。因此，这里的乡村不仅拥有淳美的田园风光，而且大都保持着古朴神秘的原生态。原生态的多民族文化与屯堡文化、夜郎文化、阳明文化、长征文化等特色文化交相辉映，形成遍布全省的“文化千岛”现象。

根据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点，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可初步分为三大产品类型。

(一)体现田园风光的旅游产品。这类产品就是利用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资源，开展如田园风情、环村步行等产品。目前，随着国内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者逐渐热衷于“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乡村风情旅游。贵州省有一批条件好的民族村寨，自然环境宁静、优美，如黔南州的巴拉河流域的苗族村寨等，通过精心设计旅游活动，可吸引需要放松心情、缓解压力、周末度假的城市居民和国际旅游者开展观光旅游。在此类产品的设计开发中，应把各个单体村寨连成线或面，形成旅游村寨群落，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单个村寨由于空间小，旅游者大量涌入后所带来的环境资源破坏，也可以延长旅游者的游览时间，形成相对独立的乡村旅游胜地的优势。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6

[关键词]清代；江苏督抚；教化；治政

江苏自康熙六年(1667)与安徽分省后，成为清代一个独立行省，由江苏巡抚管理全省行政事务，其衙门设在苏州。但在江苏江宁(今南京)，另驻有两江总督，统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事和行政，是两江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两江总督驻地江苏，相较于距离较远的安徽、江西两省，对江苏各项军政事务的管辖较多；换言之，江苏政务实质上是由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共同管理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都为封疆大吏，职责基本相同，地位平等，因此，本文将二者合称为江苏督抚。

作为江苏最高军政长官的江苏督抚，其权力涉及地方政务的各个方面，概而言之，包括如下数端：奏折咨请之权，监督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行政事务处理之权，节制绿营军队之权，对外交涉权，转移风俗、教育向化之权，以及一定程度的制定地方政策之权。清王朝正是通过地方督抚，集地方事权于中央，极大地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其中，江苏督抚对地方有转移风俗、教育向化之权，也就是对江苏地方负有教化的责任，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教”，《说文解字》曰：“上所施，下所效也。”即是施教、教育的意思。但也有学者认为，古代诸侯王公的文告一类的文体也称“教”，“教，效也。”上级的命令传达以后，百姓要照办，是为教化。显然，这应该是教育的引申义了。“化”字的甲骨文，左边是一个面朝左侧立的人，右边是一个头朝下脚朝上的倒人，可见这是个会意字，表示颠倒、变化了。所以，“化”字的本义为“变化”。引申开来，就有了“教化”之义，所以《说文解字》释曰：“化，教行也。”所谓“教行”，也就是“教化”。教化，是通过施教，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发生变化。应用在政治上，自古以来就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一种统治术，统治者通过推行政教伦理措施，使百姓效仿之，并内化为自觉行动，以建立一种清明稳定的有序社会，此即所谓“教隆于上，化成于下”。这也是《辞源》上所说的“政教风化”的意思。一般说来，地方大吏是教化的切实执行者，他们以儒家伦理思想为基本内容，实施对广大民众的教育。清代也不例外。

江苏是全国财赋首重之区，又是儒家文化最为兴盛之地，文风郁郁，尤其科甲之盛，他省无能与比。因而，《清朝续文献通考》称江苏“户口殷繁，物产饶足，财赋甲于全国，而人文蔚起，俗尚亦以侈靡焉”。如何在这经济发达、文化兴盛、风俗奢靡之地实施对士民的教化，既是江苏督抚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应当说，大部分江苏督抚都重视教化，不但采取了各种教化措施，也能做到身体力行，从而使有清一代江苏地区一如朝廷之所期待，士民能够遵循封建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稳定，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一、重视教化，以身作则

儒家历来倡导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治政策略，即道德教化在先、刑罚惩治在后，然后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清代也不例外。康熙帝谕群臣曰：“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教化是康熙帝欲实现其“至治之世”的重要法宝。大学士张英也认为：“治世之本，教化为尚”，“有教化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国有与立。”把教化提升到人才兴与国家立，即治理天下的根本“大务”的高度。

江苏督抚认真贯彻了皇帝重视教化的政策，并且能以身作则。他们懂得“民不从其令而从其好”的道理，即“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励操，肃以御下，民自观而化之”，督抚清正廉明，才能表率官民，成为官民效仿的楷模。康熙中期，两江总督于成龙开启了江苏督抚为官清廉勤政的风尚。上任伊始，他就郑重声明：“本部院下车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果然，终两江之任，于成龙苞苴尽绝，廉洁自奉，“坚守夙操，无间初终。”而他本人“苦节自厉”，几十年如一日，“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其倡导清廉、俭朴之风尚，在江南士民中引起很大震动，“居数月，政化大行。”卒后被康熙帝称赞为：“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正己率属，起到了“草上之风必偃”的效果。

在于成龙的倡率下，江苏督抚大多能做到清廉公正，这在清代官风不正、贪污案迭出的官场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江苏巡抚汤斌是又一杰出代表。在他就任前陛辞时，康熙帝谆谆告诫他：“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抵任以后，汤斌牢记皇帝的教诲，重视教化，努力移风易俗。他在治政中，坚持“以诗书礼乐为教，孜孜以人才、风化为先”。围绕着这一中心，他了很多告谕，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严禁旧俗陋习，倡导新的社会风尚。可以看出，汤斌“欲用禁倡破立之法，实行教化，端正人心，树立以儒家学派为正统意识的社会新风尚”。就如他所说：“圣贤语治不过教，以田里树畜，申以孝弟礼让，遂至比屋可封，刑罚可措者。”这是他提出的“教养二字，王道之本”的最好诠释。君臣对教化的重视，如出一辙。当然，汤斌的楷模作用也不可小觑，他告谕官民：自己上任伊始，即“誓之关帝神前，断绝交游，不畏强御，受贿狗情，神明殛之”。申明了严禁馈遗、整肃吏治从自己做起的决心。而他本人生活简朴，清廉自持，日日以野菜和豆羹为食，民间称之为“豆腐汤”，“其夫人暨诸公子衣皆布，行李萧然，类贫士。”在汤斌重视教化和表率之下，“政化大行，民皆悦服”，当内迁为礼部尚书时，吴民数万人遮道焚香送别，罢市三日。汤斌治苏尽管只有短短两年，但成效显著，这与他力行教化无疑是紧密相关的。

清代江苏督抚有作为者，代不乏人，张伯行、尹继善、徐士林、陈宏谋、林则徐等，都懂得治政“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因此，他们在江苏任上，都能依据吴地吏治民风的实际情形，“以教化为己任”，严惩贪墨，褒扬忠节，兴建书院，讲解乡约，禁止陋俗，提倡节俭，转移风俗，并能以自身清廉奉公作表率，以至风俗丕变，教化大行。

二、倡举乡约，旌善惩恶

乡约，原是指乡村、城坊的民众以淳朴风俗、弭盗安里为宗旨自发订立的公共契约，滥觞于北宋吕大均所创的《蓝田吕氏乡约》。乡约条规遵奉儒家伦理道德，劝善纠恶，由民众共同遵守，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明初朱元璋颁布《圣训六谕》作为教化万民的大纲，地方官以此为指导，参照《吕氏乡约》，制定各地的乡约，并择民宣讲。乡约遂成为社会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清代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教化形式，更已衍变为官方的行为。清廷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所，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这是用行政命令在全国普遍建立起乡约制度。

乡约制度被清代统治者视为对全国百姓实施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方法是通过地方讲约来贯彻实施。讲约设有约处所，由约正、约副在“乡约所任事”，每月朔(初一)望(十五)，齐集百姓，宣讲上谕。上谕是由皇帝亲自制定并颁布的，主要有顺治九年(1652)的“钦颁六谕”、康熙九年(1670)的“上谕十六条”，以及雍正二年(1724)颁布的《圣谕广训》。《圣谕广训》颁布之后，便成为各州县讲约的规定范本，直至清末。这些上谕，皆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劝说百姓安分守法，各务本业，以使“孝愈求孝，忠愈求忠，风俗、人心日益醇厚”。一般而言，乡约主要由地方州县官劝率举行，每月朔望他们还要亲自登台讲解上谕，这一条还被纳入官员的考成。康熙时“举州县卓异，俱开本官每月朔望，讲宣《上谕十六条》”；乾隆初督抚荐举属吏，首先也要看宣讲《圣谕广训》的情况。

州县官能否力行乡约，关系到地方风俗的淳朴与否、治安的好坏，这全赖督抚的倡举和督率。所以，江苏巡抚汤斌一上任，就“举行乡约以善风俗告谕”，要求州县官吏举行乡约，“定期每月朔望，会集士民于公所，其乡镇等处各择一空阔祠宇，选年高有德为乡人所重者，敬谨讲说，务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动。”两江总督于成龙上任后，也“弭盗安民条约”，其中即有“讲乡约”一条，要求州县官吏“务于每月朔望，躬诣明伦堂，督率教官，齐集诸生及父老子弟人等，将上谕一十六条内，教孝劝忠、和邻睦族、勤学务本、守法奉公等事宜，逐条详绎宣扬，婉转劝导，切实奉行”。安徽省太平府繁昌县知县梁延年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对康熙的“上谕十六条”逐条进行简单释义，并附以历代的史实作例解，配上图画，辑为《圣谕像解》一书，竭力宣讲，使合邑妇孺皆知。两江总督遂将其事迹奏报皇帝，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因而，州县官吏如对乡约“劝率有方，风淳俗美，阖境全无邪僻匪类者”，该管督抚察实后，即可得到举荐；反之，如地方官不实力奉行，督抚则可以据实参处。直至清末，清廷仍要求“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

“讲读上谕之后，兼行纠劝之法。”也就是说，乡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旌善惩恶，这也是统治者讲求乡约的最终目的。每逢宣讲上谕之后，由约讲会同里长、里老、乡耆、绅衿以及听讲的乡民共同举善纠恶，凡有淳良孝友、和睦乡里、力田崇俭、乐善好施、急公息讼等善举，皆由约讲记载在红面页的劝善簿里，“或给匾额，或当众称许，或量赏银米，或给帖免差，或详请优奖，以示风励”；凡有忤逆不孝、行窃、欺凌斗殴、邪教惑民等恶举，也由约讲记载在黑面页的纠恶簿里，“即传来严切警戒”，使观者知警。如作恶多端者，则须开其劣迹，投报州县，并拘捕示众，书其所为榜于其门，待其悔过自新，方可去之。

通过地方讲约，兼行旌善纠恶之法，“使民闻圣主之言，感道德之教而咸化于善；使民知朝廷之意、明善恶之辨，而总归于仁。”也就是要使封建统治者所提出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要求为全国民众所接受，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而达到正人心，厚风俗，家家衣食丰足，地方秩序安定的目的。总之，“乡约行，则一乡之善恶无所逃，盗息民安，风移俗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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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告谕，转移风俗

古人治理一方之政事，必“先采风俗而后进”，“因一方民风土俗之所便而与之委蛇，而后为宜民之政也。”因而，地方官莅任，必几条“告谕”，以整顿其风俗，而后着手理其政事，“修其教而齐，其政治理之权衡也。”所谓告谕，亦称告示、示稿、条约等，指地方官对所属官吏或百姓有所宣告时，、张贴于衙门前壁或其它场所的一种公文，或为激劝，或为禁令，告诫官民务必遵守。无论是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或巡抚的莅任，还是“为民父母”之州县新官的上任，都会一些告谕，亦即烧上三把火，振刷一下吏治，整理一下民风民俗，以示新官的到任。

也许大部分地方官员上任的告谕不过是例行公事，装饰门面，走走过场而已。但在江苏，一些督抚并非这样，而是“令期于必行。因为，江苏虽“地号繁盛”，“吴中人士文章藻丽为天下冠”，然风俗奢靡，浮华相尚，如清人汪琬之所言：“江南故习豪侈，而吴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节，又喜蒲博诸戏，岁时妇女争炫妆冶服，嬉游山水间以为常。”甚而连康熙帝都说：“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很多江苏督抚下车伊始，必先整顿奢靡淫乱之风，以期广施教化，转移风俗。汤斌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一到江南，他就了一系列整顿风俗的告谕。如针对吴地奢靡之风，“严禁奢靡告谕”，严令：自后“胥隶娼优，概不许着花缎、貂帽、缎靴”，“寻常宴会不过五簋，酒船伎乐、高果看席，及丧殡戏乐，概行禁止。如敢故犯，该地方官严拿究惩”；又有“禁赛会演戏告谕”、“禁龙舟告谕”，严禁城乡举办迎神赛会，搭台演戏，以及端午节龙舟竞渡等，以免徒劳无益之费。对于社会上其它一些不良风俗，汤斌连续了另一些告谕，如“严禁妇女入寺燃身以正风化告谕”、“严禁以绝盗源告谕”、“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等等，规定：妇女禁止游观，僧道及地棍无赖引诱者处罚；不得聚众，如有不法之徒开设，以及私造纸牌偷偷发卖，邻居、保甲人员等可以协力擒拿，按律从重治罪；提倡刊刻十三经、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及性理等书，严禁坊间私刻淫词小说、戏曲；厉行禁止火葬以及棺椁久不埋葬，令下之后，一年中报葬者三万余棺。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据说有求则灵，远近之人虔诚信奉，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阗。”汤斌认定此祠“荡民志，耗民财，又败坏风俗”，于是亲莅该地，拆毁该祠，将“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渊”，并将所拆木材用以修理学宫、城垣。毁“淫祠”事件，与上述严禁旧俗陋习一样，本为江苏地方转移风俗之事，凭藉巡抚职权，禁止告谕即能力行，然汤斌深知民间信仰根深蒂固，非地方官一时举措即能奏效，且担心自己一旦去职必又死灰复燃，特奏请康熙帝“赐特旨严禁，勒石山巅”，并将此事在全国推行。汤斌用皇权的威严达到了永禁“淫祠”的目的，这是其“移风易俗行政的重要一环”，从而为他倡导新风、革除其它陋俗铺平了道路。当时江南因长期遭受重赋压榨和水旱侵袭，汤斌认识到民力凋敝，教化不易实行，于是连疏奏请改并征为分年带征苏松积欠，豁免遭受水灾的淮扬徐诸州县田赋，蠲免明万历时历次所加的九厘银等等。在汤斌的倡导和厉禁下，“风俗大变”。而后继者如张伯行、徐士林等都是汤斌式的人物，他们在苏州任上，所作所为与汤斌颇为相似，“可谓汤斌的继任者。”

更有甚者，如两江总督于成龙，刚被任命，“即已廉得陋习数十事，比至，则揭之通衢”，要求所属官民革除。而江南闻于成龙简命，“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驺从，毁丹垩”，甚至“长干、朱雀、雨花、桃叶，旧时歌舞游乐之地，一旦阒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鸟兽窜”。还未上任，江苏境内风俗已大有改观。一到任上，于成龙就了一些整顿社会风尚的告谕，如“兴利除弊条约”、“弭盗安民条约”、“劝令节费谕”及“劝民节俭歌”等，惩刁顽，抑滥差、滥收，禁苞苴，革加派，禁奢侈，劝节俭等，数月之间，“政化大行。”可见，于成龙那种严惩不法，清廉节俭，实心爱民，政令必行，从而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形象已深入全国民众之心，也深深影响到两江地区，为他到任后转变风俗、治理政事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如赵弘恩，雍、乾之际任职两江总督，操守清廉，实力为公，后人把他任职督抚时的公文汇编为《玉华集》，其中有《两江示稿》计47道，这就是他任职江督三年四个月中对两江官民的告谕，藉此也可以观察到他是如何广施教化，整饬社会风俗，安定地方秩序的。

汤斌、于成龙、赵弘恩如此，作为清王朝财赋“要区”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们也大都如此。“风俗美，为政者之教化行矣。”他们频繁告谕，惩治不法，禁止陋俗，激劝新风，以此转移风俗，努力形成官民的自觉行动，以收教化之效。

四、重视学校教育，化导士子

“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通过学校讲授儒家经典，对士子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实施封建教化，从而把他们的思想控制在封建纲常范围之内，达到所谓“君子履信思顺以事其上，小人亦皆乐循礼而耻犯法”的目的，最终都能安分顺从地接受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江苏督抚非常重视学校教育，而且这也是他们在地方的一项重要职责，“封疆大员并有化导士子之职。”

江苏省学校由各府州县设立，分为府学、州学和县学，是实施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场所，教育体系完备，称为官学。士子们在这里埋首苦读，为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作准备。督抚任职后，对辖区的官学多能留心整饬。如江宁府学，顺治九年(1652)，由第一任两江总督马国柱题请明代南京国子监就其地改建为江宁府学，并进行了整修，仍支学田租银以供祀事，得到允准；以后的数十年间，两江总督郎廷佐、于成龙等又相继重修；至雍正十三年(1735)，两江总督赵宏恩又捐资二千五百两用于修治房屋，延聘学者，整修祭器、乐器，府学诸生则捐银一千三百两，“存典生息，岁时洒扫”，以历久远而生生不息。而苏州府学，自顺治十二年(1655)江苏巡抚张中元率属修葺后，几乎每一任巡抚都会对它进行修治。官学中，教官必须“文义明通”，方可训诲士子，选拔优秀，亦须秉公至当。但一部分教官“不谙文义”，更有甚者则涉私作弊，为此，督抚需会同专管文教的学政对所属教官不时进行考试，前三等“给凭赴任”，四、五等解任，学习三年后经考试合格再任职，六等“革职”。同时，督抚还要定期到官学课士，或课以经史，或课以诗赋，优者褒奖，以此劝勉士子，宣扬教化，使社会形成重教向学之风尚。

清初，沿明之制，要求各地设置社学和义学，主要对贫苦孩童进行启蒙教育，专以“养蒙育德”。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下令由官府拨款在各省会创置书院。嗣后，各府、州、县也相继设立书院。江苏私学较为发达，固然与本省经济发达及重教兴学的传统有关，更与督抚的重视密不可分。如汤斌非常重视“兴学育才”，要求苏州城“内外及乡区村镇大约二十家以上者，设社学一处”，供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本乡子弟入学学习，如“家贫无资者，该府州县量为设处廪谷，本院亦捐俸相助。丁日昌抚吴时，不但制定了完善的“社学章程”，还要求所属地方各县须创办社学不少于四所，以城镇馆所或庙宇为教学场所，并且自己也带头捐廉俸办学。江苏督抚对书院的恢复和创办贡献尤多。雍正二年(1724)，总督查弼纳在江宁府创建钟山书院，在全省选拔秀异士子入学读书，月给膏火，延聘经明行修之师讲授，雍正帝还亲书“敦崇实学”扁额赐之；十一年(1733)，雍正帝又赐库银一千两重加修葺。道光十八年(1838)，总督陶澍又在江宁盋山园建惜阴书院，并自捐养廉银一万两，“发典生息”，作为士子读书之资。但这两个书院同治年间都遭兵火焚毁，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兵乱后的各项急务中，先命建钟山书院，后继者李鸿章又重建惜阴书院，并以后湖租银、典商生息、淮盐引捐等为支出经费。光绪初年，总督沈葆桢筹增两书院常年经费，“专款并办。”而在苏州府，两江总督范承勋首先修整了文正书院，尤在其门外建“先忧后乐”石坊；巡抚汤斌也捐俸重修了鹤山书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巡抚张伯行又择地创建紫阳书院；到嘉庆十年(1805)，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志伊还创建了正谊书院，都崇祀朱子，讲明正学。江苏书院大都传授程朱理学，并对士子课以八股文，由此，书院事实上已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被纳入了官学化的轨道。督抚除聘请有一定声望、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担当掌院的山长外，并亲自制定书院规条，要求士子先要励志、立品，然后勤学业、穷经史，达到培育人材、兴行教化的目的。

一些江苏督抚利用公事余暇，亲自去官学或书院讲学。如汤斌到苏州府学“定期讲学于堂，诸生执经问业，远近咸集”；张伯行则每月三四次亲至书院讲学，与诸士子反复讨论朱、陆之异同，虽或议论不合，然言厉而色和，以至士子有圣人再现之感叹。两江总督德沛历官一地，“务立书院，聚徒讲学”，亦常到儒学，“讲《大学》，桥门俯听者千余人，皆悦服。”他如尹继善、陶澍等更常至书院讲学，并定期与士子作文、赋诗，广纳才彦俊士。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7

    关键词:长阳乡村旅游资源;现状及问题;对策

    乡村旅游亦称农业旅游,在东亚地区,将传统旅游称为观光的国家和地区则称为农业观光。所谓乡村旅游,学者们普遍认同的概念是: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农民所经营的土地、庭院、经济作物和地方资源为特色,以为游客服务为经营手段的农村家庭经营方式。2004年在贵州举行的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上,专家们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认为我国的乡村旅游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族民俗文化为灵魂,以此提高乡村旅游的品味和丰富性;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应主要定位为城市居民,满足都市人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的愿望。

    长阳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迎合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族文化为灵魂的内涵,从而满足现代人体会特异文化的心里需求。加之长阳保护很好的原生态环境,可以发展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上的原生态型乡村旅游。这种独特的原生态型乡村旅游只有在保持其原生态的自然资源和乡村特色文化的同时,才能保持市场优势,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层次上来讲,乡村旅游应该是一种在原生态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有自己文化特色、有一定民俗内涵的原生态旅游。

    一、长阳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资源

    长阳乡村旅游资源具有高品位的文化内涵,这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长阳是土家族的发源地,是土家人聚集最多的自治县。土家族自由特有的特色文化和民俗节庆,是长阳乡村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源泉。

    1、民俗风情文化。长阳的土家族在上千年的发展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如哭丧、哭嫁等;还有特色的节庆活动,如赶年节、过月半等,这些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独特性、传承性和模式性的现象。

    2、家庭生活文化。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其有别于具有“共性”特征的社会文化,显示出了个性文化的优势。长阳家庭文化丰富多彩而且是一种慢节奏的文化,具有文化性又带有休闲性。游客在长阳农村家庭生活文化的环境中,学习唱山歌、跳撒叶儿荷、听古老的传说等等,感受特色文化,缓解压力,增长见闻。同时,增强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使感情更加融洽,家庭更加和睦。

    3、乡村艺术文化。长阳是土家族自治县,聚集了几千年的古老民族土家族,也遗存了上千年的民族文化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经久不息代代相传。现存的撒叶儿荷、长阳山歌、南曲、花鼓子、吹打乐等堪称土家族的文化瑰宝,其中撒叶儿荷已经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除此之外有几项也已经被列入省级遗产保护项目。除了这些洋溢着生命的“活文化”外,长阳也有很多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有“土家族第一女故事家”之称的孙家香等一些故事家。

    4、居民建筑文化。由于独特的地形、气候、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长阳形成了自己的建筑——吊脚楼。几千年来,坐落在山中的一座座吊脚楼凸显了长阳建筑特色。这种特殊的建筑必将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

    (二)独特的自然资源

    长阳旅游资源赋存丰富,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宜人,境内山峰林立,千姿百态;山上草木繁茂,四季长青;江水清澈透明,绿水悠悠;正所谓“江作清罗带,山如比玉簪”。清江流经长阳148公里,清江梯级开发形成“一坝两库”,库容近40亿立方米,水面13.6万亩,县域以水域风光为主体,有名山、洞穴、岛屿、象形山石、生物景观等,形成了水清如镜、碧波涟漪,气候温润、林木葱翠,高山耸立、峰回峦接,飞瀑垂练、彩虹横空,溶洞天成、千姿百态,山水相映、幽深秀美的独特自然景观。

    综上所述,长阳旅游资源有别于以往的以农村田园文化为主的乡村旅游资源,告别了吃农家饭住农家窝的时代,进入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以独特文化为主题以特色建筑为依托的乡村旅游。

    二、长阳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近几年来,长阳在为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保护探索新的途经与模式的同时,不断地利用其自身自然资源的优势,逐渐走上了将其深厚的民族底蕴和旅游资源两者结合的模式,确定了以旅游资源为载体弘扬民族文化的旅游发展道路。为了全面分析研究长阳旅游发展的状况。笔者于2007年暑期,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长阳旅游现状做了调查。在本次调查中,共发放100份问卷,有效收回96份。有效收回率为96%。

    (一)长阳旅游发展现状

    1、长阳旅游发展迅速。近两年来,湖北省长阳县旅游发展经过一系列的大手笔重措施。已经步入了一个健康、良性并快速发展的时期。清江画廊秀绝天下的旖旎风光,浓郁迷人的巴土风情,秀美的山水风光,独特的土家文化,吸引了无数中外客人。通过图1来分析近年来长阳旅游的发展状况。由此可见,长阳旅游的发展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如此好的发展趋势将会托大长阳乡村旅游市场,提高知名度,为长阳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预计在以后的几年,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将稳步上升。

    2、长阳旅游开发的现状。在此次抽样调查中,首先考虑当地居民对长阳旅游开发的看法。是否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利益。调查结果表明,认为长阳旅游开发得当的人群仅占总人数的60%。他们认为旅游开发并没有认真落实。经实地调查得知,现在只被考古学家利用。也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真正的利益,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以打工为生,没有把旅游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当地居民希望通过旅游开发带来可观的收入、发扬本土文化、改善本地环境、提高交通条件等。

    (二)长阳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目前,长阳旅游的开发状况仍然表现出起步阶段的种种迹象:经营者对旅游的本质归属上不清楚,缺少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对传统文化的恢复和保护意识,把丰富的旅游资源作为资本进行大量开发利用。受旅游业长期以来形成的投资观念的影响,甚至存在着景点景观的建设轻环境营造的现象。2006年全县招商引资合同资金9.69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4个;截至2007年9月份,全县招商引资合同资金12.8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4个。这种急功近利的情况,不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挖掘,更不利于长阳乡村旅游走特色之路。

    长阳旅游在开发过程中,出现了中文化载体、轻文化内核,重有形文化、轻无形文化。通常忽视了乡村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资源的开发。因此,长阳乡村旅游的开发工作一定要系统、深层次的挖掘乡村文化内涵,突出特色,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只有高立意、高起点才能在保护原生态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源,实现原生态型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三、长阳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

    (一)深挖内涵,忠于乡土

    长阳乡村旅游产品必须创新,其切入点应是对当地民俗文化的深层次挖掘。长阳原生态型乡村旅游是在欣赏自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系统地挖掘乡村文化内涵,结合当地实际,突出特色,用“特色”这个招牌树立形象。挖掘特色,打造精品,增强参与性和知识趣味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旅游资源的文化特性不流于形式和趋同现代化,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品味,增强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乡村旅游必须走与文化旅游相结合的道路,挖掘民族文化中丰富的宝藏,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下去。

    (二)生态民俗,双重建设

    长阳原生态型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安排既有生态的又有文化的内容,建立合理的二元结构的复合式旅游产品。注重产品的多功能性,促进长阳原生态型乡村旅游的健康、持续的发展。

    长阳土家族节日文化多姿多彩,自年始至年终,几乎月月有节日,过赶年、六月六、女儿会等,体现了土家文化的特色,节日文化旅游应该是乡村旅游的重头戏,提高游客积极体验和积极参与的意识。在发展文化旅游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愚人岛、巴国古都、中华巴士圣山、柏元岛等为主要内容的清江画廊风景区的建设,从而构建一条以土家特色游轮为交通工具的旅游路线。游客坐游轮沿清江顺流直下游山玩水;感受旅游地的特色风俗文化;品味特色小吃和体验当地人的热情好客。这种把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休闲旅游相互结合的模式,能使游客的身心得到净化;同时,为使“清江画廊”成为全国知名品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三)重视文化,突出乡村特色

    具有几千年历史的长阳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大的历史价值。从1998年以来,长阳共收集、整理、编印出版了14部200多万字的长阳民族文化资料,内容涉及民族民间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孙家想故事集》、《长阳南曲》、《长阳对联大观》、《长阳地方名传奇》等。2002年和2003年又编辑出版了200多万字的《长阳巴土文化从书》。早些年的着作有杨发兴的《长阳发言志》,1996年出版了杨发兴、陈金祥的《彭秋潭诗注》,1999年出版了《长阳诗词民歌集萃》等。依据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长阳民族风俗文化,以及长阳土家族的服饰和手工艺品,在长阳分布凸显当地文化的多功能能博物馆。在博物馆划分出一个区域建立具有土家族建筑特色的民俗茶馆,一方面可以品茶,品尝当地美食;另一方面也为游客聚会、休闲和社会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场地。

    (四)特色宣传,特色品牌

    通过对外宣传,举办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推介活动,来提升长阳对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八百里清江美如画,三百里长阳似画廊”为宣传口号。积极参与各种旅游节及旅游会展;适时举办具有特色的旅游活动。如:举行以张建横渡对清江画廊为主题的旅游活动,“土家歌王”擂台赛等来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调动周边的旅游市场,提高知名度,打造全国品牌。更深层次上,可以发扬本土文化,创建有品牌的长阳非物质文化乡村民俗游。

    四、结语

    对于乡村旅游而言,越是原生态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高质量、高层次的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最有吸引力和最有实力的乡村旅游要求自然天成的生态环境,和最具有淳朴乡土味、浓郁民族味的传统文化,而长阳恰好符合这些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它远离都市,受工业化、城市化影响较小,有着近乎原始而又俊美的自然环境,还有传统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这种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将会对国外的游客造成极大的吸引力,将成为中国最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有很大的乡村旅游开发价值。

    参考文献:

    1、何丽芳.乡村旅游与传统文化[M].地震出版社,2007.

    2、王兵.从中外乡村旅游的对比看我国乡村旅游的未来[J].旅游学刊,1999(2).

    3、纪文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城环学院,2007.

    4、尉国富.广西上林县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广西地方志,2005(2).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8

关键词：本土；民俗文化；凸显；艺术活动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0-133-02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 “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施素质教育，为幼儿的一生发展打好基础”，“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和学习的空间。”“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一、创设环境，凸显本土民俗文化。

为了更好的挖掘本土民俗文化促进幼儿整体和谐发展，提高教师的课程意识和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能力，以“本土特色”为基础，把本土民俗文化融入幼儿园艺术领域。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本土民俗文化内容融入到幼儿园环境创设中。

1、创设以民俗民风、家乡文化为特色的环境。幼儿园整个环境体现民俗民风教育特色，各处墙面、角落、长廊都由我们家长、老师共同收集材料，布置凸现民俗文化的布狮布龙、赛龙舟、傩舞面具、擂茶铺、高峰农家乐等，使幼儿和家长一进校园就能感受到民俗民风的气息。在教室布置时，我们根据节日和主题活动的要求，尽量通过民间艺术的途径来反映内容，有的用剪纸的形式表现，有的用撕帖、拼贴、剪报的形式。

2、投放适宜材料，凸显本土民俗。鼓励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收集材料（如稻草、蓝花布、土布、成熟的棉花和稻穗、竹子……等等）。老师、家长和孩子还用稻草编织出稻草龙、用竹子制作竹排，如：大班小朋友用蓝花布、土布制作围裙和头巾，投放创设角色区中来布置家乡美食，中班小朋友在豆腐坊中用麻绳做窗帘，蓝花布、土布装饰磨坊屋檐，为孩子们设置场景贴近生活，形象，能更好地让幼儿通过游戏活动更好地感受建宁家乡最质朴本土的文化。

二、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拓展幼儿园美术活动内容

1、民俗文化定义界定。在园本教研中，教师也提出自己的困惑，到底什么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与本土民俗文化定义如何界定？如：景点名胜，地方戏曲、民间传说、民俗活动、建筑、人物、民间、服装与生活物品、地域文化等，分门别类设计成幼儿园美术活动课程内容。

2、挖掘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建宁历史悠久，民间传统艺术源远流长，且风格独特，形式多样，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民间剪纸、龙舞、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等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空间。围绕这些传统所包蕴的文化内涵及其制作实践的美术学习活动，有助于幼儿了解地方传统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有益于培养幼儿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激发幼儿将来长大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望。

3、利用地方现代文化资源。民居、街巷、小区公园绿地、特色雕塑、步行街、商业街、高层建筑、广告宣传、展演活动、消费文化、大众活动、群众文化节等等，既有表面的文化内容，又有深层的人文内涵。围绕这些贴近时代、贴近生活的地方现代文化资源进行相关的幼儿美术课程态设计，引入美术活动课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

4、开发利用生活材料资源。丰富幼儿美术活动的空间材料是幼儿在美术学习、创造的载体。是实施美术教育的物质基础。尽管《纲要》指出：“要指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制作的道具，竹编的蚌壳等。

根据《幼儿园教育纲要》精神，我们认为对幼儿的教育应从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入手；从周围生活入手，由近及远，充分挖掘本地特色的乡土资源。在实践研究过程中，我们通过收集、筛选和设计，尝试在艺术课程中开展民俗文化的教育，使幼儿园教育更加乡土化、民族化、生活化。

三、把本土民俗文化融入艺术活动中。

建宁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春节至元宵节期间，正是民间艺术大展时。建宁俗语云：正月闹得红，四季都太平。而闹红正月的民间艺术主要有龙灯舞、马灯舞、傩舞、花灯舞、蚌壳舞、伞灯舞、桥灯舞等，过去还兼之以古装戏，风格独特，地方色彩浓，为民众喜闻乐见。

1、民俗舞蹈欣赏：如：在艺术活动《傩舞欣赏》中，教师通过播放PPT，让幼儿先认识傩舞的道具百家伞、担子、线毯、鼓等，再了解角色分配，在傩舞中是角色的装扮，有假面、神像、圣相、头盔、鬼面、脸壳等多种称呼。主要有七人领头表演，一人扛百家伞，六人戴六种颜色的面具，即六个扮相，代表双、福、禄、寿、喜、全六位神仙。其中四位神仙肩挑担子，一头是线毯，一头是鼓。孩子们兴趣深厚，不由地模仿起来。

教师还向幼儿介绍傩舞的由来，傩舞是福建建宁历史最悠久的民间传统艺术之一，是一种祈深拜天的仪式活动。溪源乡大岭村至今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五还开展这一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孩子们通过此欣赏活动，对建宁民俗文化有了进一步地认识，并把此活动延伸到美工活动中，孩子们尝试用不同线条和色彩画出各种各样的脸谱，做出别样的傩舞面具。孩子们带上制作的傩舞面具表演，更好地体现了具有建宁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走进校园。

2、学唱民间歌谣。教师们为了收集更好地民间歌谣，发动家长到民间调研，到各乡镇收集资料。如：《雄伟的金饶山》《闽江正源头》《莲花歌》等建宁民间歌曲。教师们把收集来的资料筛选整理，精心设计案例，融入到艺术活动中，在活动过程中，孩子们通过歌词能更好地了解建宁有家乡文化，同时，幼儿园还开展家乡民间童谣征集活动，教师与家长、幼儿一起把民间歌曲改编成孩子喜欢通俗易懂的童谣。

结合乡土人情，让幼儿在民俗文化感受建宁传统艺术文化的特色融入艺术领域活动中。我们的活动策略是以艺术领域为基准，根据幼儿的能力及兴趣点把传统民俗文化内容融入到艺术领域教学中。。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Z].2001（9）

[2] 《建宁县民间传统艺术与时令风俗》[Z].建宁风俗艺术，2007（2）

[3] 《建宁民俗馆介绍》[Z].建宁风俗艺术，2007（2）

[4] 杜晓霞.《民俗文化在幼儿中的传承和继承》[J].魅力中国，2011（10）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9

儒家历来倡导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治政策略，即道德教化在先、刑罚惩治在后，然后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清代也不例外。康熙帝谕群臣曰：“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教化是康熙帝欲实现其“至治之世”的重要法宝。大学士张英也认为：“治世之本，教化为尚”，“有教化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国有与立。”把教化提升到人才兴与国家立，即治理天下的根本“大务”的高度。

江苏督抚认真贯彻了皇帝重视教化的政策，并且能以身作则。他们懂得“民不从其令而从其好”的道理，即“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励操，肃以御下，民自观而化之”，督抚清正廉明，才能表率官民，成为官民效仿的楷模。康熙中期，两江总督于成龙开启了江苏督抚为官清廉勤政的风尚。上任伊始，他就郑重声明：“本部院下车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馈送。”果然，终两江之任，于成龙苞苴尽绝，廉洁自奉，“坚守夙操，无间初终。”而他本人“苦节自厉”，几十年如一日，“日惟以粗粝蔬食自给。”其倡导清廉、俭朴之风尚，在江南士民中引起很大震动，“居数月，政化大行。”卒后被康熙帝称赞为：“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正己率属，起到了“草上之风必偃”的效果。

在于成龙的倡率下，江苏督抚大多能做到清廉公正，这在清代官风不正、贪污案迭出的官场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江苏巡抚汤斌是又一杰出代表。在他就任前陛辞时，康熙帝谆谆告诫他：“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抵任以后，汤斌牢记皇帝的教诲，重视教化，努力移风易俗。他在治政中，坚持“以诗书礼乐为教，孜孜以人才、风化为先”。围绕着这一中心，他了很多告谕，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严禁旧俗陋习，倡导新的社会风尚。可以看出，汤斌“欲用禁倡破立之法，实行教化，端正人心，树立以儒家学派为正统意识的社会新风尚”。就如他所说：“圣贤语治不过教，以田里树畜，申以孝弟礼让，遂至比屋可封，刑罚可措者。”这是他提出的“教养二字，王道之本”的最好诠释。君臣对教化的重视，如出一辙。当然，汤斌的楷模作用也不可小觑，他告谕官民：自己上任伊始，即“誓之关帝神前，断绝交游，不畏强御，受贿狗情，神明殛之”。申明了严禁馈遗、整肃吏治从自己做起的决心。而他本人生活简朴，清廉自持，日日以野菜和豆羹为食，民间称之为“豆腐汤”，“其夫人暨诸公子衣皆布，行李萧然，类贫士。”在汤斌重视教化和表率之下，“政化大行，民皆悦服”，当内迁为礼部尚书时，吴民数万人遮道焚香送别，罢市三日。汤斌治苏尽管只有短短两年，但成效显著，这与他力行教化无疑是紧密相关的。

清代江苏督抚有作为者，代不乏人，张伯行、尹继善、徐士林、陈宏谋、林则徐等，都懂得治政“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因此，他们在江苏任上，都能依据吴地吏治民风的实际情形，“以教化为己任”，严惩贪墨，褒扬忠节，兴建书院，讲解乡约，禁止陋俗，提倡节俭，转移风俗，并能以自身清廉奉公作表率，以至风俗丕变，教化大行。

二、倡举乡约，旌善惩恶

乡约，原是指乡村、城坊的民众以淳朴风俗、弭盗安里为宗旨自发订立的公共契约，滥觞于北宋吕大均所创的《蓝田吕氏乡约》。乡约条规遵奉儒家伦理道德，劝善纠恶，由民众共同遵守，是一种自发的民间行为。明初朱元璋颁布《圣训六谕》作为教化万民的大纲，地方官以此为指导，参照《吕氏乡约》，制定各地的乡约，并择民宣讲。乡约遂成为社会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清代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教化形式，更已衍变为官方的行为。清廷规定：“凡直省州县乡村巨堡，及番寨土司地方，设立讲约处所，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择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这是用行政命令在全国普遍建立起乡约制度。

乡约制度被清代统治者视为对全国百姓实施教化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方法是通过地方讲约来贯彻实施。讲约设有约处所，由约正、约副在“乡约所任事”，每月朔(初一)望(十五)，齐集百姓，宣讲上谕。上谕是由皇帝亲自制定并颁布的，主要有顺治九年(1652)的“钦颁六谕”、康熙九年(1670)的“上谕十六条”，以及雍正二年(1724)颁布的《圣谕广训》。《圣谕广训》颁布之后，便成为各州县讲约的规定范本，直至清末。这些上谕，皆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劝说百姓安分守法，各务本业，以使“孝愈求孝，忠愈求忠，风俗、人心日益醇厚”。一般而言，乡约主要由地方州县官劝率举行，每月朔望他们还要亲自登台讲解上谕，这一条还被纳入官员的考成。康熙时“举州县卓异，俱开本官每月朔望，讲宣《上谕十六条》”；乾隆初督抚荐举属吏，首先也要看宣讲《圣谕广训》的情况。

州县官能否力行乡约，关系到地方风俗的淳朴与否、治安的好坏，这全赖督抚的倡举和督率。所以，江苏巡抚汤斌一上任，就“举行乡约以善风俗告谕”，要求州县官吏举行乡约，“定期每月朔望，会集士民于公所，其乡镇等处各择一空阔祠宇，选年高有德为乡人所重者，敬谨讲说，务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动。”两江总督于成龙上任后，也“弭盗安民条约”，其中即有“讲乡约”一条，要求州县官吏“务于每月朔望，躬诣明伦堂，督率教官，齐集诸生及父老子弟人等，将上谕一十六条内，教孝劝忠、和邻睦族、勤学务本、守法奉公等事宜，逐条详绎宣扬，婉转劝导，切实奉行”。安徽省太平府繁昌县知县梁延年用浅显生动的语言，对康熙的“上谕十六条”逐条进行简单释义，并附以历代的史实作例解，配上图画，辑为《圣谕像解》一书，竭力宣讲，使合邑妇孺皆知。两江总督遂将其事迹奏报皇帝，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因而，州县官吏如对乡约“劝率有方，风淳俗美，阖境全无邪僻匪类者”，该管督抚察实后，即可得到举荐；反之，如地方官不实力奉行，督抚则可以据实参处。直至清末，清廷仍要求“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

“讲读上谕之后，兼行纠劝之法。”也就是说，乡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旌善惩恶，这也是统治者讲求乡约的最终目的。每逢宣讲上谕之后，由约讲会同里长、里老、乡耆、绅衿以及听讲的乡民共同举善纠恶，凡有淳良孝友、和睦乡里、力田崇俭、乐善好施、急公息讼等善举，皆由约讲记载在红面页的劝善簿里，“或给匾额，或当众称许，或量赏银米，或给帖免差，或详请优奖，以示风励”；凡有忤逆不孝、行窃、欺凌斗殴、惑民等恶举，也由约讲记载在黑面页的纠恶簿里，“即传来严切警戒”，使观者知警。如作恶多端者，则须开其劣迹，投报州县，并拘捕示众，书其所为榜于其门，待其悔过自新，方可去之。

通过地方讲约，兼行旌善纠恶之法，“使民闻圣主之言，感道德之教而咸化于善；使民知朝廷之意、明善恶之辨，而总归于仁。”也就是要使封建统治者所提出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要求为全国民众所接受，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从而达到正人心，厚风俗，家家衣食丰足，地方秩序安定的目的。总之，“乡约行，则一乡之善恶无所逃，盗息民安，风移俗易。”

三、告谕，转移风俗

古人治理一方之政事，必“先采风俗而后进”，“因一方民风土俗之所便而与之委蛇，而后为宜民之政也。”因而，地方官莅任，必几条“告谕”，以整顿其风俗，而后着手理其政事，“修其教而齐，其政治理之权衡也。”所谓告谕，亦称告示、示稿、条约等，指地方官对所属官吏或百姓有所宣告时，、张贴于衙门前壁或其它场所的一种公文，或为激劝，或为禁令，告诫官民务必遵守。无论是作为封疆大吏的总督或巡抚的莅任，还是“为民父母”之州县新官的上任，都会一些告谕，亦即烧上三把火，振刷一下吏治，整理一下民风民俗，以示新官的到任。

也许大部分地方官员上任的告谕不过是例行公事，装饰门面，走走过场而已。但在江苏，一些督抚并非这样，而是“令期于必行。因为，江苏虽“地号繁盛”，“吴中人士文章藻丽为天下冠”，然风俗奢靡，浮华相尚，如清人汪琬之所言：“江南故习豪侈，而吴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节，又喜蒲博诸戏，岁时妇女争炫妆冶服，嬉游山水间以为常。”甚而连康熙说：“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很多江苏督抚下车伊始，必先整顿奢靡之风，以期广施教化，转移风俗。汤斌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一到江南，他就了一系列整顿风俗的告谕。如针对吴地奢靡之风，“严禁奢靡告谕”，严令：自后“胥隶娼优，概不许着花缎、貂帽、缎靴”，“寻常宴会不过五簋，酒船伎乐、高果看席，及丧殡戏乐，概行禁止。如敢故犯，该地方官严拿究惩”；又有“禁赛会演戏告谕”、“禁龙舟告谕”，严禁城乡举办迎神赛会，搭台演戏，以及端午节龙舟竞渡等，以免徒劳无益之费。对于社会上其它一些不良风俗，汤斌连续了另一些告谕，如“严禁妇女入寺燃身以正风化告谕”、“严禁以绝盗源告谕”、“严禁私刻淫邪小说戏文告谕”，等等，规定：妇女禁止游观，僧道及地棍无赖引诱者处罚；不得聚众，如有不法之徒开设，以及私造纸牌偷偷发卖，邻居、保甲人员等可以协力擒拿，按律从重治罪；提倡刊刻十三经、二十一史、《通鉴纲目》及性理等书，严禁坊间私刻淫词小说、戏曲；厉行禁止火葬以及棺椁久不埋葬，令下之后，一年中报葬者三万余棺。苏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神祠，据说有求则灵，远近之人虔诚信奉，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昼夜喧阗。”汤斌认定此祠“荡民志，耗民财，又败坏风俗”，于是亲莅该地，拆毁该祠，将“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渊”，并将所拆木材用以修理学宫、城垣。毁“淫祠”事件，与上述严禁旧俗陋习一样，本为江苏地方转移风俗之事，凭藉巡抚职权，禁止告谕即能力行，然汤斌深知民间信仰根深蒂固，非地方官一时举措即能奏效，且担心自己一旦去职必又死灰复燃，特奏请康熙帝“赐特旨严禁，勒石山巅”，并将此事在全国推行。汤斌用皇权的威严达到了永禁“淫祠”的目的，这是其“移风易俗行政的重要一环”，从而为他倡导新风、革除其它陋俗铺平了道路。当时江南因长期遭受重赋压榨和水旱侵袭，汤斌认识到民力凋敝，教化不易实行，于是连疏奏请改并征为分年带征苏松积欠，豁免遭受水灾的淮扬徐诸州县田赋，蠲免明万历时历次所加的九厘银等等。在汤斌的倡导和厉禁下，“风俗大变”。而后继者如张伯行、徐士林等都是汤斌式的人物，他们在苏州任上，所作所为与汤斌颇为相似，“可谓汤斌的继任者。”

更有甚者，如两江总督于成龙，刚被任命，“即已廉得陋习数十事，比至，则揭之通衢”，要求所属官民革除。而江南闻于成龙简命，“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驺从，毁丹垩”，甚至“长干、朱雀、雨花、桃叶，旧时歌舞游乐之地，一旦阒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鸟兽窜”。还未上任，江苏境内风俗已大有改观。一到任上，于成龙就了一些整顿社会风尚的告谕，如“兴利除弊条约”、“弭盗安民条约”、“劝令节费谕”及“劝民节俭歌”等，惩刁顽，抑滥差、滥收，禁苞苴，革加派，禁奢侈，劝节俭等，数月之间，“政化大行。”可见，于成龙那种严惩不法，清廉节俭，实心爱民，政令必行，从而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形象已深入全国民众之心，也深深影响到两江地区，为他到任后转变风俗、治理政事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如赵弘恩，雍、乾之际任职两江总督，操守清廉，实力为公，后人把他任职督抚时的公文汇编为《玉华集》，其中有《两江示稿》计47道，这就是他任职江督三年四个月中对两江官民的告谕，藉此也可以观察到他是如何广施教化，整饬社会风俗，安定地方秩序的。

汤斌、于成龙、赵弘恩如此，作为清王朝财赋“要区”的封疆大吏，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们也大都如此。“风俗美，为政者之教化行矣。”他们频繁告谕，惩治不法，禁止陋俗，激劝新风，以此转移风俗，努力形成官民的自觉行动，以收教化之效。

四、重视学校教育，化导士子

“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通过学校讲授儒家经典，对士子进行儒家伦理教育，实施封建教化，从而把他们的思想控制在封建纲常范围之内，达到所谓“君子履信思顺以事其上，小人亦皆乐循礼而耻犯法”的目的，最终都能安分顺从地接受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江苏督抚非常重视学校教育，而且这也是他们在地方的一项重要职责，“封疆大员并有化导士子之职。”

江苏省学校由各府州县设立，分为府学、州学和县学，是实施儒家思想教育的主要场所，教育体系完备，称为官学。士子们在这里埋首苦读，为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作准备。督抚任职后，对辖区的官学多能留心整饬。如江宁府学，顺治九年(1652)，由第一任两江总督马国柱题请明代南京国子监就其地改建为江宁府学，并进行了整修，仍支学田租银以供祀事，得到允准；以后的数十年间，两江总督郎廷佐、于成龙等又相继重修；至雍正十三年(1735)，两江总督赵宏恩又捐资二千五百两用于修治房屋，延聘学者，整修祭器、乐器，府学诸生则捐银一千三百两，“存典生息，岁时洒扫”，以历久远而生生不息。而苏州府学，自顺治十二年(1655)江苏巡抚张中元率属修葺后，几乎每一任巡抚都会对它进行修治。官学中，教官必须“文义明通”，方可训诲士子，选拔优秀，亦须秉公至当。但一部分教官“不谙文义”，更有甚者则涉私作弊，为此，督抚需会同专管文教的学政对所属教官不时进行考试，前三等“给凭赴任”，四、五等解任，学习三年后经考试合格再任职，六等“革职”。同时，督抚还要定期到官学课士，或课以经史，或课以诗赋，优者褒奖，以此劝勉士子，宣扬教化，使社会形成重教向学之风尚。

清初，沿明之制，要求各地设置社学和义学，主要对贫苦孩童进行启蒙教育，专以“养蒙育德”。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下令由官府拨款在各省会创置书院。嗣后，各府、州、县也相继设立书院。江苏私学较为发达，固然与本省经济发达及重教兴学的传统有关，更与督抚的重视密不可分。如汤斌非常重视“兴学育才”，要求苏州城“内外及乡区村镇大约二十家以上者，设社学一处”，供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本乡子弟入学学习，如“家贫无资者，该府州县量为设处廪谷，本院亦捐俸相助。丁日昌抚吴时，不但制定了完善的“社学章程”，还要求所属地方各县须创办社学不少于四所，以城镇馆所或庙宇为教学场所，并且自己也带头捐廉俸办学。江苏督抚对书院的恢复和创办贡献尤多。雍正二年(1724)，总督查弼纳在江宁府创建钟山书院，在全省选拔秀异士子入学读书，月给膏火，延聘经明行修之师讲授，雍正帝还亲书“敦崇实学”扁额赐之；十一年(1733)，雍正帝又赐库银一千两重加修葺。道光十八年(1838)，总督陶澍又在江宁盋山园建惜阴书院，并自捐养廉银一万两，“发典生息”，作为士子读书之资。但这两个书院同治年间都遭兵火焚毁，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兵乱后的各项急务中，先命建钟山书院，后继者李鸿章又重建惜阴书院，并以后湖租银、典商生息、淮盐引捐等为支出经费。光绪初年，总督沈葆桢筹增两书院常年经费，“专款并办。”而在苏州府，两江总督范承勋首先修整了文正书院，尤在其门外建“先忧后乐”石坊；巡抚汤斌也捐俸重修了鹤山书院；康熙五十二年(1713)，巡抚张伯行又择地创建紫阳书院；到嘉庆十年(1805)，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志伊还创建了正谊书院，都崇祀朱子，讲明正学。江苏书院大都传授程朱理学，并对士子课以八股文，由此，书院事实上已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学校，被纳入了官学化的轨道。督抚除聘请有一定声望、学术造诣较高的学者担当掌院的山长外，并亲自制定书院规条，要求士子先要励志、立品，然后勤学业、穷经史，达到培育人材、兴行教化的目的。

一些江苏督抚利用公事余暇，亲自去官学或书院讲学。如汤斌到苏州府学“定期讲学于堂，诸生执经问业，远近咸集”；张伯行则每月三四次亲至书院讲学，与诸士子反复讨论朱、陆之异同，虽或议论不合，然言厉而色和，以至士子有圣人再现之感叹。两江总督德沛历官一地，“务立书院，聚徒讲学”，亦常到儒学，“讲《大学》，桥门俯听者千余人，皆悦服。”他如尹继善、陶澍等更常至书院讲学，并定期与士子作文、赋诗，广纳才彦俊士。

江苏督抚重视学校教育，大多自捐廉俸，或整饬官学，或倡办私学。他们还在公事之暇亲至学校，或传授程朱理学，或褒奖优异学子。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扶植士类，宣扬教化，使社会形成重教向学的风尚，正所谓“圣道明而后人心正，人心正而后风俗美”，以“庠序之教化”，收“表率民俗”之效。这就大大推动了江苏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

家乡过年的风俗篇10

关键词： 汪曾祺 文学作品 地域文化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现代西方文明被国人广泛认可和推崇的时期。在西方的价值观念被普遍接受的同时，中西方的文化冲突悄然而至。人们在感叹西方部分文化优越性的同时，也可能忽视本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中曾强调：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汪曾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1]“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2]风俗，即地域文化的外在显现。汪曾祺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他坚持在文学创作中回归传统文化，用文学中的地域文化叩响文化个性的大门。

自1980年开始，高邮作家汪曾祺开始了井喷式的创作，他用《受戒》《大淖记事》《异秉》《侯银匠》等小说和《故乡的食物》《故乡的元宵》《端午的鸭蛋》等散文精心营造着高邮水乡。他巧妙地运用对高邮乡土故人故事旧风旧俗的描绘，展现高邮的地域文化，构造高邮的地域特色。他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备受推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对高邮地域文化的精彩呈现，对乡土文学的全新演绎。鲁迅、赵树理等人的乡土小说虽也以故乡为背景进行创作，但是表现主题中多包含对愚昧的乡土旧礼俗的批判。而汪曾祺的乡土文学则另辟蹊径，他的创作紧扣高邮水乡的故人往事、街谈巷闻、市镇风俗，用质朴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为我们铺展开一幅幅具有地域特色的高邮风情画，为我们勾画出高邮这片土地的风俗美、人情美。他用文字全力表现高邮的地域文化，用文学竭力探索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地域文化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在水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和民间语言文化四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中的水文化

地域的最初形成，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江河湖泊，山川峰峦，不同的地理特征自然会形成不同的地域。高邮在地理环境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水。然而，高邮的水具有自己的特色。高邮地处里下河地区，大运河环城而居，不论是小镇还是乡村，河汊交错，渔网纵横。这里的水与西部澎湃的河水，江南温婉的小桥流水都不一样。高邮的水既有柔性，它任凭时光静走，缓缓流淌，涓涓流水，漫过小巷，淌过村庄；又有刚性，它投入大运河的怀抱，风吹波浪，承载着南来北往运输船只的重量。可以说，这里的水将韧性和柔美完美结合，形成了刚柔相济的水文化。

汪曾祺的作品中直接描写水的文字随处可见。汪曾祺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3]水作为高邮的地理环境的特色，自然而然成为汪曾祺探寻地域文化的一部分。汪曾祺的小说多以水为场景，《大淖记事》通篇都有水。淖字本就指水，大淖即水边的陆地。大淖记事也就是讲述水边人们的生活故事。挑夫，锡匠，卖紫萝卜的，卖山里红的，卖熟藕的……他们在大淖吆喝劳作，生生不息。《受戒》中主人公小英子的家在一个三面环河的小岛上，明海和小英子从相识到文末表达懵懂的爱意，都与水息息相关。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多是描绘这些傍水谋生的普通百姓的简单生活并且刻画在水的滋养下率性质朴的人物的。

水不仅构成了汪曾祺文学作品中的场景，还影响了汪曾祺作品中人物的性格。高邮的“水”，没有江南的水的秀气，没有长江黄河的气势，却多了几分安静、和谐、细腻。看那在沙洲上随风摆动的芦苇荡，那田野间欢乐打闹的天真孩童，那摇橹哼着歌的船夫，这样的生活画面平静中夹杂着些许热闹，柔美中含着几分朴实与刚毅。这里的人们依水而居，岁月游走，自然而然形成和高邮的水难舍难分的性子。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生活并不富庶，有万贯家财的人家几乎没有。但是人们的生活却总是安逸、简单、随性的。小城相对闭塞，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挑夫、工匠、店铺里的伙计、卖小物件的姑娘，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工作生活里，自得其乐，淡然随意。陈思和这样形容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4]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确是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朴实奔放，又顽强刚毅。这些人物不受旧礼教道德伦理的束缚，不受外面纷繁世界的打扰，率性生活。《受戒》里的和尚们，他们只是把和尚看成一种职业，和尚可以成家，可以找女人。他们过节会杀猪吃猪肉，会聚在一起打牌消遣。他们率性而活，不因为和尚的身份而克制自己，委屈自己，他们活得自得，活得自在。《薛大娘》中那个勇敢刚毅的女人，她和保全堂的吕先生好上了，别人议论她，她说：“我喜欢他。他一年打十一个月的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谁爱嚼舌头，让他们嚼去吧！”[5]也许在世俗的眼光里，这种做法是伤风败俗的，但是在这片打破世俗的高邮世界里，却是单纯美好的。薛大娘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没有被扭曲，被压抑。她的这种彻底解放是健康的、刚强的。《大淖记事》里的巧云，被号长破身后，没有绝望，和十一子过着虽贫穷辛苦但相濡以沫的简单生活。他们的爱情也没有遭到人们的嘲笑和斥责。相反，老百姓们还为巧云去闹事，他们的朴实与热心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共有的。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就是这般，既有水的质朴纯净、简单随性，又有水的坚韧顽强。他们虽经历过苦难，拥有生活的无奈，但总能积极乐观地面对，并且坚强刚毅地追求自由。

高邮的水不仅融进了依水而居的人们的血肉里，融进了他们的性格里，而且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气质里。作家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曾说：“我的作品受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6]其实，不仅他的作品涌动着超脱水性，他自己的身心也是如此。“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汪先生爱水，爱水的洒脱、淡然、随遇而安。他的一生不算传奇，但并不缺乏坎坷。他一直自觉避开政治，经历过失业的落魄，更经历过“”的苦难。“”期间，被划为，仅仅是因为指标没达标。他经历了各种改造，曾被关进“牛棚”。但是，他在散文《随遇而安》中自述，这是一次“很好玩”的生活经历。他搞话剧，给马铃薯研究站画过“巨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把改造生活玩得有滋有味。“”结束后又因为曾被启用写过样板戏，而重新接受审查。他并没有因为政治的打击而垂下脑袋，也并没有昂起头，与邪恶作不屈不挠的抗争。他选择了另一种超脱的方式，跳出苦难与争斗，追求内心的淡泊与平静。他品茶、饮酒、写字、画画，在纷繁的变幻时代下，坚守着内心的超然，品味着故土高邮带给他的文化与性情。他的这份淡泊与高邮水乡涓涓流淌的河水有关，与水土滋养下高邮人不喜争斗、不重权势的水性有关。高邮的水渗透到他的血液里，渗透进他的精神取向和生活态度里。

水是汪曾祺故乡高邮的一大地域特色，也是他的精神源泉。“古运河漫泅过秦邮故地，汪曾祺枕着运河的柔波度过他的儿童少年时代。水，成了灌注他生命的永恒力量，它是人生的源头，又是他人生的归宿。”[7]水文化构成了汪曾祺文学中的场景，造就了汪曾祺笔下质朴坚韧、刚柔相济的人物，也形成了他率性超脱、随遇而安的品格。

二、文学创作中的民俗文化

民俗，顾名思义即民间风俗。民俗源于民间，来自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某一地域的人们在长期的岁月打磨下，逐渐形成的并且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它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运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式物件，传达出此地人的性格、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多是通过民俗体现的。关于民俗的描绘使得文学具有地方色彩，这样的地方色彩使文学多样化，避免雷同，从而使文学产生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生命力。沈从文、古华、韩少功的小说中有披兰戴芷竞唱民歌，竞渡龙舟，有放蛊、沉潭、哭嫁、跳傩等民间风俗。高邮作为里下河地区的小镇，地理环境上的优势自然会聚集依水而居的人。长期的水边生活，民风民俗的形成顺理成章。汪曾祺尊重故乡的风俗，认为他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他为探求文化个性，一直坚守民族文化，他将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相结合，自然不会少了对故乡民风民俗的描绘。汪曾祺作品中包含对民间礼仪、节日习俗、民间艺人、民间作坊等的描绘。这些关于民俗的文字，不仅充分流露出汪曾祺对民间文化的认可与执著，更让读者感受到高邮这方水土的文化韵味和文化个性。

民俗首先体现在礼仪和节日习俗上。他说：“所谓风俗，主要指仪式和节日。”[8]汪曾祺喜欢描写民间的各种仪式和节庆，如《岁寒三友》中的“放焰口”，给我们营造了欢乐喜庆的氛围。《晚饭花·珠子灯》中在元宵节前娘家“送灯”求子的习俗，《故里三陈·陈四》中“神赛会”、“赛城隍”、“都土地”出巡等仪式。在散文《岁交春》中，汪曾祺写了家乡“送春牛”的仪式，即在立春日由穷人制涂了颜色的泥牛送到各家，有的还加个小泥人，被称为芒神。送到时，用唢呐吹曲，供于神案上。这样的仪式饱含农民们祈求今年粮食大丰收的美好愿望。汪曾祺认为送春牛仪式虽然不隆重，但很愿意站在旁边看，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这样的节庆仪式，是这片土地上劳动者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表现文化，这样的仪式诉说着他们对吉祥如意、福寿平安的希冀。这些民俗庄严而又充满活力，热闹中伴随着独特的传统文化气息，所以才让作者感动，感动于这些民俗事象后面所凝结的老百姓的朴实愿望与精神需求，感动于这些民俗所展现的高邮民风的淳朴圣洁，感动于这些民俗所蕴藏的中国的民族文化。这民俗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就是他深深探寻的中国的文化个性的一部分。

除了礼仪节庆外，他的作品中所涉及的民俗风情还体现在对民间艺人、民间作坊的描绘上。他在《大淖记事》中详细介绍了锡匠打制锡器的过程，对民间艺人锡匠作大篇幅的介绍，与小说十一子和巧云的故事主线并无多大关联，汪曾祺这样写的目的是出于他对民间技艺的认可与叹服，对高邮文化的喜爱，以及想要把这种文化用文字留存下来的宗旨。

汪曾祺用文字记录着高邮世界里市井村落的细碎琐事，描写最普通的民间生活情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从而勾勒出一幅幅浑然天成的民间风俗画，把浓郁的地域风情和地域文化展现于纸上，把高邮人对人生、对生活的美好企盼与内心的纯真安详刻画在笔端，让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体悟高邮的民俗文化所传承的民间立场与民族特色，从而体会中国的文化个性。

三、文学创作中的饮食文化

饮食与地域是紧密联系的，不同地方的人所喜好的吃食颇有差异。牛排、红酒是西方人的主食，而米饭和茶叶才是东方人的必备。在中国，北方人喜欢面食、粗粮，南方人喜欢米饭、甜点，这与北方人粗犷豪放与南方人温婉细致的性格不无关系。可以说，不同地域的饮食中蕴涵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从食材的选择、食物的制作、食用的方法中都可以窥见这个地方的风俗文化和此地人的性格与生活态度。因此，在“饮食”前冠以“民族”、“地域”的前缀，是不无道理的。汪曾祺深知这一点。他清楚地懂得饮食与地域文化密不可分。他曾说：“人到晚年，思乡之情变得强烈了，故乡的风土人情，总是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使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于是，家乡的各种食物：元宵、野菜、鸭蛋、螺蛳、炒米、焦屑……都进入了作者的文学世界，并且这些食物都打上了“高邮”的烙印。他借助这些饮食，书写着高邮的地域特色。

食物在汪曾祺的笔下是有性格的，是带有一方水土特点的。《异秉》里有这样一段：“这地方一般人家是不大吃牛肉的。吃，也极少红烧清炖，只是去熏烧摊子去买。这种牛肉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一大块一大块的堆在那里。买多少，现切，放在送过来的盘子里，抓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蒲包肉似乎是这个县里特有的。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9]“蒲包肉”这种高邮人独创的菜肴，将高邮水土里特有的蒲草制作与葫芦的巧妙设计融合，体现了高邮人的生活智慧。汪曾祺写《故乡的野菜》、《故乡的食物》，将我们通常意义上难登大雅之堂的吃食：炒米、焦屑、咸菜茨菰汤等简单的民间俚食写入文学作品，用平实的笔触将食物的颜色、形状、制作方法、味道等娓娓道来，并且介绍一些植物的生长情况，穿插带有考据色彩的文献资料和令人好奇的民间传说。在介绍吃食的同时，还偶尔引入与之相关的民间风俗。汪曾祺正是用这样细致的介绍、平淡的描述，为我们描摹高邮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对于美食的看法，对于充满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的追求。

汪曾祺笔下的高邮人不讲究食材的名贵，一盘菠菜、一碗茨菰汤，也能吃出人间美味。这是他们的自足，他们从简单中即能品尝快乐。但是，他们也讲究，一道菜的制作工序可以复杂冗长，这是他们的细腻，即使简单的食材也能从中找到绝佳的配料、制法，绝不嫌繁琐。他们尝到了美食本身带给他们的乐趣。朴素平淡，才能贴近生活，细腻讲究，才能活出滋味。汪曾祺笔下的饮食巧妙地展现了高邮人追求简淡，但在小细节上也颇有讲究的性情和生活态度。这种内涵的展现是汪曾祺笔下饮食文化的独到之处。高邮人的“淡而有味”的饮食习惯和文化，高邮人的“淡而有味”的生活态度都融在汪曾祺的笔端，浸润在汪曾祺的文字里，彰显著高邮的文化个性。

四、文学创作中的民间语言文化

语言是一旦习得，便很难淡忘的，特别是方言俗语。它们本身就包含某个地域的个性特色，是很难仿效的。一个地方的乡音方言会伴随着此地生活的人的一生。哪怕他离开了这片土地，故乡的乡俗俚语仍会停留在脑海，挥散不去。因此，这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部分。汪曾祺认为：“一个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理解其传神妙处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话。”[10]方言俗语是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它们通常带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曹文轩认为：“汪曾祺基本上属于一个地域性作家。”[11]那么，汪曾祺这个“地域性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自然渗入了民间语言。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中方言俗语的运用俯拾皆是。这些方言俗语散发着属于高邮的乡土气息，原生态地表达方式，让我们感受着民间语言的文化魅力。《大淖记事》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人家都不盘灶，烧的是‘锅腔子’——黄泥烧成的矮瓮，一面开口烧火。”[12]“锅腔子”这样的说法，通俗而生动，黄泥烧成的矮瓮做锅，一面开口，就像人打开的口腔，“锅腔子”这样简易的炊具在高邮农村日常生活中很常见，这个农村人惯用的叫法也混进了浓浓的高邮乡土味，唯有乡村才有这样简易的炊具，唯有乡村才有这样贴近农村生活的叫法。作者把这个词活用到文学作品中，让作品更添了一股高邮味道。再说《受戒》，《受戒》中的赵大伯是个“全把式”，赵大伯这个人十分能干，除了会种田外，还会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全把式”这个高邮俚语生动展现了赵大伯对任何事都很精通的特点，这样的方言词既简洁又深入人心。汪曾祺的作品中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的方言土语还有很多。这些方言土语不仅融合了此地生活的劳动者的乡风民俗，而且展现了此地人活泼俏皮的性格特点，让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平淡却不无味，让他的文字充满“接地气”的文学表现力。他的民间语言里透着高邮的民风民情，透着高邮的乡俗文化，透着高邮的文化个性。

汪曾祺这样一个重视地域文化书写的高邮作家，细致地将高邮文化中的地理环境、礼仪制度、风俗人情、价值取向、方言俗语相融合，将它们多样化、综合性地融汇在文学作品中。让我们在感受他的文学作品中高邮文化的清新独特的同时，也呼吸着他的文字里所流露出的文学新空气。这样文学性与文化性共存的文学作品才是汪曾祺这个作家的文学魅力之所在。他写高邮，写高邮的地域文化，高邮文化使他的文学创作之根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他的文学个性从那片文化的风土中长出来。

参考文献：

[1][2][8][1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6]汪曾祺.汪曾祺散文[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4]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9][12]汪曾祺.汪曾祺小说[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