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十篇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1

我们当然要有弘扬“电影亚洲”之风骨，涵养与培育电影王国的“亚洲性”，以及询唤更真挚、更具美学张力的恣肆的亚洲镜语的自觉。因为说到底，艺术是需要品味、针砭和估值的，深入探究亚洲新电影的成败得失，即是反思现代性进程中的亚洲――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甚至透过性格、情感和命运省思现今人类本身。本期“亚洲新电影研究”刊载的论文是讨论近年热映的《你的名字》（日本新海诚导演）、《釜山行》（韩国延相昊导演）、《七月与安生》（中国曾国祥导演）、《无穷动》（中国宁瀛导演）以及《我不是潘金莲》（中国冯小刚导演），话语触及“集体创伤与记忆”“女性主义的内涵”和现代电影的叙事空间建构等等，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

（主持人：周安华，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20、21世纪之交风靡全国的“城市边缘小说”《七月与安生》被改编成过话剧、电视剧、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本文以其电影版为例，从电影对原著小说的承袭与拓展两方面来归纳其改编技巧，通过对其主题内涵、叙事结构、视听语言和文化风格的细致剖析，来探讨名著改编电影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 《七月与安生》；改编；女性主义；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斩获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的《七月与安生》，是2016年由陈可辛监制、曾国祥执导的女性主义青春成长电影，由周冬雨和马思纯主演。该片根据作家庆山（原笔名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七月和安生两个女孩在13到27岁间相生、心灵交舞的成长故事。庆山初期的小说题材多围绕城市中游离者的边缘生活，探索人之内心与自身及外界的关系，故被称为“城市边缘小说”[1]；归属此类作品的《七月与安生》被搬上银幕，用“做加法”的改编方式，达到了名著改编电影的艺术新高度。

一、“断舍离”筛下原著精华

既然一部文学作品曾风靡全国，后又被改编成话剧（2011年舒心编剧、江一燕主演）、电视剧（由梁家树监制，寰亚传媒、SMG尚世影业等出品的40集电视连续剧亮相于2015年北京秋季电视节目交易会）、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可见其原著必然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华之处。因此，名著改编电影所具有的首要特质，就是要运用“断舍离”（1）思维，精准把握住原著的精华，承袭原著的传神之笔。

（一）当“三角关系”遇上“双女主”

中国著名的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有“文学是人学”[2]之说，可见人物塑造之于故事建构的重要作用。有人物才有人物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预示剧情走向。

《七月与安生》是一个典型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戏剧建构，从片名即可发现这是一个重点讲人物关系的电影。故事主要围绕三个关键人物展开叙述，其中两个女性七月与安生是核心“双女主”，另一个是她们都爱的男性家明。本片的英文片名Soulmate意为“精神伴侣/灵魂伴侣”，笔者认为它更为准地传达了电影的主题：即探讨人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精神诉求是什么――既需爱和相伴共享，又需界限和独立空间。英文片名还有一大作用，就是纠正了“基腐时代”广大观众对同性之爱的误读。本片的晌慌主角及男主角皆为性取向为异性的异性恋，但不妨碍同性好友之间进行“恋爱般的”精神交汇。这种同性精神之爱是人际交往的需求，是难能可贵的相遇之缘。

七月与安生正是这样相生、心灵交舞的一对闺蜜。林七月是广大幸福乖乖女的代表，家庭美满和谐，生活水平小康，升学工作顺遂，性格温和宁静；李安生是所有乖乖女都羡慕的“坏女孩”：放浪不羁、敢爱敢恨、天资聪颖、见多识广。小说情节比较单纯，直接采用“性格决定命运”的套路――如读者所料，七月与家明结婚了过上了平凡的日子，安生大胆走四方、“浪了一把”后把自己作死了，善良的七月帮她抚养了刚出世的孩子。电影亦承袭这个“二女爱一男”的经典人物关系，以观众喜闻乐见的“三角恋”作为开端和发展，采取观众习惯的观影感受来调动情绪，自然而然引入对于精彩结局的探索发现。

外国的名著改编电影也有此类“人物性格决定命运”式的设置。1998年安南德・图克尔执导，艾米丽・沃森、瑞切尔・格里菲斯主演的电影《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就是一部根据1997年杰奎琳・杜普雷的姐姐希拉里与弟弟皮尔斯合著的人物传记改编的影片，它融合真实与艺术，表现了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的另一面。这部片子的两位女主角亲姐妹希拉莉与积琪琳的模式和七月与安生一样：一个平和安稳、岁月静好，一个任性执拗、命运跌宕；也是属于互相羡慕又不能成为对方的类型。它简直就像外国版的《七月与安生》。

《七月与安生》小说的情节稍具体一些呈现出此脉络：七月与安生从13岁初中起成为好朋友，两人爱上了同一个男生苏家明。家明明着爱温和稳定的七月，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暗着爱浪漫不羁的安生。最终，家明与七月结婚。安生和她在上海认识的房地产老板去了加拿大，不久得知自己怀了家明的孩子，由于被房地产商抛弃，遂回国生子，难产而死。家明、七月夫妇抚养安生的孩子“小安”，他们没有生自己的孩子。安生怀孕期间把她们的故事写成小说寄给出版社，去世半年后小说《七月与安生》出版。

电影版把同样的故事改编成了倒叙套层结构。大架构围绕着“《七月与安生》的作者到底是七月还是安生”展开，小架构即电影主体部分是小说中的纪实性故事呈现，围绕“七月与安生两人最终怎样了”而探讨，次要情节才是追问“家明到底和哪个在一起了”。无论以怎样的技巧去讲述这个故事，大情节走向还是忠于原著的。

（二）抒写“宿命”的细节谶语

《七月与安生》的小说和电影中都设计了隐喻性的道具。小说中四次提到家明送安生的玉牌。第一次是七月发现了安生脖子上戴着的红丝线，拉出来看，安生撒谎说这是自己在城隍庙小摊上淘的，给自己避避邪气。第二次是安生怀着家明的孩子再次回来，从不摘下脖子上那块破掉的玉牌，由于戴得太久，丝线都快烂了。第三次是安生难产时，自言自语地说：“他把他的玉牌送给我，他说，我的灵魂在上面。跟着你走。”[1]348第四次是安生的孩子出生后，毫不知情的家明的母亲向家明要那块玉牌送给小婴儿辟邪，而玉牌已随安生火葬了。玉牌作为安生的护身符，一直戴到陪葬，象征着她对家明的爱一成不变，也体现着她直到死也不会在真正名义上与家明在一起，她会永远让着七月。

在电影中，玉牌被相似地置换成了玉观音挂坠儿，全片一共也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寺庙中安生第一次摸到家明身上的物件（图1）；第二次是安生第一次坐火车远行时，以送行者七月视角的特写镜头中，红线拴着的玉坠儿自然地从安生领口晃出来，明晃晃的鲜红刺痛着七月的心，仿佛在汩汩流血（图2）；第三次是安生第一次闯世界后再返七月家吃饭时，饭桌上摄影机特地给了安生灰色V字领毛衣领口一个大特写，一条红色的细线隐隐窥现，这同样也是以七月为视点的主观镜头，表示着七月的介意和防心（图3）；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安生的土豪男友的车祸现场，刚与家明喝完茶的安生无法接受男友暴毙的突发状况，疯狂地冲进现场，家明挤进围观人群去拦她，二人拉扯中安生脖子上的玉坠儿甩了出来，此时红绳已经换成了一条闪闪刺目的银项链，同样也是以大特写镜头展现（图4）。此番变化，真实体现了生活细节，隐喻着安生对家明的念念不忘。

此外，小说中还运用了一对玉镯子从买来到碎裂的经历，象征着七月与家明感情的变化。这一细节挪到电影中被更自然地置换成“手机屏摔碎了，屏幕是七月与家明的情侣照”（图5）。庆山的小说是有其清奇仙气风格的，所以用玉手镯更有文艺质感；而电影需要实现贴近生活的道具真实，故而采用了日常最能代表关系的情侣手机壁纸来呈现。改编成电影后虽说道具不同，在表意层面是遵循了细节真实的。

二、“做加法”式的电影改编技巧

电影《七月与安生》在第53届金马奖上，除了荣获“最佳女主角”奖项之外，还获得了其他6项提名奖：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造型设计、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最佳剪辑。“最佳改编剧本”提名奖（林咏琛、李媛、许伊萌、吴楠）花落此家，可见权威评审是认可了此番IP（2）改编成果的。那么电影之于小说，究竟做了哪些“加法”使之成就突破呢？下文将从主要的三个方面――叙事结构、文化风格、开放性结局来探讨电影改编的成功范例。

（一）套层结构――融合破案解谜元素更引人入胜

《七月与安生》小说是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线性写作的；电影则先从片中同名小说出版开始，开篇设疑，让观众带着悬念跟着倒叙影像一起“穿越”到两个女孩的青葱时代，再重新按照时间演进的顺序讲述故事。也就是通过安生的养女根据“问候家明”的明信片找苏家明，来揭密《七月与安生》的小说真正的作者是养母安生而不是七月，“七月”是她的笔名。也就是说，电影里怀孕而死的是七月，小说里死的是安生，此处编剧对原著文本做了人物命运的置换。七月与安生的成长线与小女孩寻父的悬疑线组成了一个大的平行蒙太奇，使得原本单薄苍白的小说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不再是一眼望到结局的人设和结局，取而代之的是突转和发现，更赋予戏剧性表达。因此，电影是一个集套层结构、倒叙插叙、双线并行的多重架构模式，融合了破案解谜元素的情节，比小说更上一层楼。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谈到了“情节”的重要性――在“悲剧六要素”（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唱段）中，情节是悲剧的根本，是悲剧的灵魂。“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3]63-65虽说人物性格在《七月与安生》中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完整的用来讲述给别人听的故事，性格最终还是为情节服盏模如亚氏所言，“性格的重要性占第二位”；但无论如何，人物与性格因素在艺术作品中（尤指本片）的地位，较亚氏所生活的时代，是大大提高了的。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就是一部性格悲剧，女主人公从自由恋爱到家破人亡，都是由她敢爱敢恨的激荡个性所决定的。古希腊的经典戏剧早已对亚里士多德进行了突破，当代亚洲的新电影，更应尝试除了情节主导以外的其他剧作法。这种变化和进步是必然的，也是相当成功的。

（二）女性主义叙事――女性的身体直接作为电影语言

《七月与安生》可称为原汁原味的女性主义电影。电影较小说，男主人公苏家明的身份更为弱化：读者看小说时主要的关注点还是在于“家明到底和七月还是安生结婚了”，说明这依然是一个男性视点的讲述；而在电影中，编剧并没有让七月或安生任何一方与家明结为连理，反而用安生在片头地铁上对家明说的话来讲，家明是“三个人中最先逃跑的”。这种结局安排，是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到两位女主角的关系发展上，重点不在这个男人，他只是个展现七月与安生性格和命运的“道具人”，是一个演员戏份重要但灵魂被架空的角色。

这就颠覆了“男权中心制”的传统社会定则，使电影叙事成为标准的女性主义叙事。比如，影片借着四次有关女性胸部的描写，来直接用女性的身体叙事：

第一次：两人13岁时，放学淋雨后一起到七月家泡澡，在浴缸里互相看对方的发育程度（图6）。这里表达的是二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里程碑。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2

《七月与安生》是由安建监制，崔亮执导，沈月、陈都灵、熊梓淇、邹廷威领衔主演，梁靖康特别出演的都市情感剧。该剧于2019年7月22日在爱奇艺播出，讲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都市女孩七月与安生从13岁开始相识相知、"相爱相杀"的成长故事。

电视剧版《七月与安生》的大结局是，七月的弟弟九月为救安生丧生，安生独自来到九月的墓前祭拜，并在墓前哭着说，自己过得很好，并且会替九月爱她的家人。南方小城，外放的安生帮助腼腆的七月追到学长家明，可家明渐渐地被不一样的安生所吸引;为了保全友谊，安生跟随酒吧歌手阿潘出走闯荡。职场上，七月和安生再次重逢，因为安生的介入，七月被开除，回到家乡，安生为求七月原谅，开了间酒吧陪伴左右，但七月的弟弟九月却为救安生丧生，父亲也因此病倒，使两个人的关系走到了冰点，但是命运仍然将两人紧紧地拴在一起，一贫如洗的七月为了家庭奔波，巧遇安生的亲生父亲，七月让父女重逢。最终二人历经万难，终于明白了友谊的真谛。

（来源：文章屋网 ）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3

关键词:人生模式;人格结构;本我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069-01

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我们看到了安妮宝贝,依然叛逆,却是不一样的叛逆。安妮宝贝早期的小说具有很固执的三种人生模式,这三种人生在她的小说《七月和安生》里激烈的碰撞在一起。她用简洁的句子结构和叙事方式描写了两个女孩(七月和安生)与一个男人(家明)之间漫长的友情和。《七月和安生》中的三种典型的人生模式,恰好符合弗洛依德潜意识论中的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依德在阐述人格结构时把它分为“自我,本我,超我”三部分。安生,家明,七月这三个典型人物分别表现了这三种人格特征。

一、“本我”安生――远走他乡的叛逆女子

“本我”即是按照“快乐原则”行事的人格类型,它是一种遗传下来的原始本能。弗洛依德说:“我们人格中模糊不清,无法触及的部分是一个混乱的地区,一口满是沸腾激荡的大锅。”“安生”是一个寂寞,阴郁,倔强,桀骜不驯的女子,看似坚强实际脆弱,她不停的去寻求,去抢夺,反而把自己弄的千疮百孔。就像长满硬刺的艳丽玫瑰,再坚强的枝叶也敌不过一把小刀。

二、“超我”七月――一辈子过安稳生活的平顺女子

“超我”是按“道德原则”行事的人格类型 ,它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准则。 弗洛依德说:“超我代表一切道德束缚,拥有追求完美的冲动,总之,它几乎等于我们从心理学角度解读人们通常所说的人类生活中的高尚事物。”七月这个人物正符合“超我”的人格特征,美丽而聪慧,脾气温良,成绩优秀,温暖的家庭,顺畅的人生,仿佛一切正面的词语都可以用在她身上。七月的美德和智慧是她适应这个现实世界的生存工具。外表柔弱的她其实是生命力顽强的懂得隐藏自己利爪的小猫。她深知这个世界的法则,一只服从。

三、“自我”家明――好丈夫与好情人

那么,家明的性格便是“自我”人格的体现了。“自我”是按“现实原则”行事的人格类型,既遵循道德,又满足自身的愿望。可以说,“本我”把人变成魔鬼,而“超我”把人变成天使,只有“自我”使人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正常人。家明这个男人是安妮宝贝笔下理想男人的类型:英俊,淳朴,温情,高学历,事业成功。但他背着爱人(七月)和别的女孩(安生)相爱,真相大白后,他毫无担当的回到家庭,当作什么也没发生的继续作一个好丈夫。安妮的爱情观在男人身上得到释放。轻易的接受爱情,并且毫不虚假的投入感情,但是爱情永远不会成为某种支撑和信仰。“为自己而活”――这才是人性。

四、人格结构与道家哲学

在小说中,富有生命力的安生死去了,而柔弱的七月却过上了她一直渴望的平淡生活,这样的结局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生存哲学:“本我”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超我”具有适应这个现实世界的卓越的生存能力,可以生活得随心所愿。

为什么“本我”一定会输给“超我”呢?为什么与世无争的七月最后战胜了经验丰富的安生呢?在这里,我不禁想到了道家文化中的“无为”。“超我”能够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这才打了胜仗。

(一)守柔处弱。老子以水比喻,意为水是自然界再柔不过的东西,然而水滴石穿,再坚硬的事物都可以被水化解。七月正是具有水的特质,她温柔、宽容,愿意分享。与安生相处,她作为实际上的强者却始终把自己处于“弱势”,乍看之下,七月就像安生的小卒,以安生为方向,但事实上,七月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样子,而安生早已物是人非。

(二)取后不争。老子讲求“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在他看来,不争的态度实有其特殊效用,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八章)。七月的聪明正表现在这里,她总是等安生做出选择后,自己再做决定。如同“孔融让梨”的故事,先选的人是不好意思拿大梨的。而“本我”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像“螳螂”一样,只看到眼前的“蝉”,而不会察觉身后虎视眈眈的“黄雀”。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4

延安市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1935年到1948年的十三年间，中国翻天覆地激荡山河的革命浪潮曾经从这里席卷全国。如今人们更习惯于将延安视为革命圣地，这里拥有的350多处革命旧址，无不镌刻着历史的脚印。而位于延安市区的杨家岭不但是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居住时间最长的驻地，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2015年2月14日，赴陕西考察调研的国家主席来到延安杨家岭瞻仰中共七大会址时曾指出，党的七大把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党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

对于这次大会，在大会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这样评价，“我们开了一次很好的会议，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这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来之不易。”

从六大到七大召开整整间隔了17年，这次被载入史册的党代会，历时五十天，期间举行的全体会议共计21次，这也成为中共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领导人在大会期间先后发表了11次重要讲话。 会议时间多次推后

中共七大的召开，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早在1930年12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中即提出了召集七大事宜。1937年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决定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为主席，王明为书记。后来，七大的准备工作实际是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执行的。

到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了十二月会议关于召集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并同意准备委员会向全会提出的报告。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此后不久，因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两次高潮，共产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军民打退高潮和粉碎日寇扫荡上，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

1941年―1943年期间，因推进整风运动，已经启动的中共七大会议进程再次被中断。直到1944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发出的通知中说：“为着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开七中全会。”中共七大虽然在无限期的推后，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在这期间无限壮大。

1945年4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会议历时50天

从1945年4月23日开幕，到6月11日闭幕，中共七大历时五十天结束。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在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他们代表着全党的121万党员。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据党史记载，中共七大代表大多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为了赶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绝大多数党代表首先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旅途中代表们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赶赴延安。据回忆，党中央领导人刘少奇从华中到延安途中历时一年，穿越了104道敌人封锁线才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而在赶赴延安的途中也走了近半年，海南岛来的代表则走了一年半。

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当、、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并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在会上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任弼时、陈云等二十多人也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

1945年6月11日，大会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中共七大会议的选举结果来看，会后、、刘少奇、、任弼时被选举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一书的作者李颖评价，确立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是中共“七大”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贡献。“它是承前启后，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党代会，承前17年，就是与1928年召开的六大相隔17年。启后11年，与1956年召开的相隔11年，这是一个最。另外，它也是在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指导和指挥的背景下，独立自主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它召开的地点很特殊，在延安。前几次代表大会，一大、二大、四大是上海，三大是广州，五大是武汉，六大是莫斯科，都是秘密状态。只有到七大的时候，我们才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也有了一个专门的礼堂，能比较从容地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所以七大的意义，团结、民主、胜利，七大的精神，我觉得现在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红色旅游成延安精神的传承载体

如今距离中共七大召开已经整整71周年，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现在已经被开辟为纪念会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永久保存下来。《小康》记者曾在2013年期间实地探访过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进入杨家岭沟口的中央机关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中央大礼堂，这里苍松环抱，依山耸立，占地1056 平方米，是由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才设计、中央机关同志自己动手于1942年建成的。

在会址后面的小山坡上，散落着一排窑洞，这就是、、、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们当年的住所。现在礼堂大厅内部是按七大会场原貌布置的。主席台正中竖立着和的画像。台前的桌子和椅子是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的座位。在主席台的顶端“在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是大会的政治口号。会场两边墙上的24面红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光辉战斗的24年历程。插党旗的“V”字形木座，是英文“胜利”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意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24年是胜利的24年，即将迎来伟大的胜利。后面墙上的题字“同心同德”是的手书。

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张雪冬介绍说，如今的延安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陕北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延安的红色旅游极受追捧，而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作为延安红色旅游的精品路线，是游客必到的一处地标性景点。张雪冬说，每年都有当年的“老延安”到此来寻梦，他们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多来延安看看。其中“红色后代”是杨家岭的常客，包括之女李讷、孙子毛新宇，刘少奇之女刘爱琴等人。

90后白领羽媚是延安本地人，家住洛川，著名的洛川会议旧址就在她的老家，她告诉《小康》记者，在外打工的这些年每当介绍起自己的家乡，就十分自豪。因为是革命圣地，延安市内的革命旧址，随便一处都能带出一长串宝贵的历史。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5

“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并不断在各地制造事端，企图全部占领中国。通过华北事件，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这让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但和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仍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企图彻底消灭红军。除将他的嫡系部队开往西北外，还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继续“围剿”红军。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对驻防在西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特别是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经过我党做工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萌生了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日的想法。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接触后，实现了停战，并秘密携手决定共同抗日。对于这些情况，早有所闻，于是他策划一系列活动来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与红军作战，来达到既可以削弱地方派实力，又可以打击红军的目的。10月22日，第一次飞赴西安督战。在临潼华清池，分别召见了张学良与杨虎城，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张学良不赞成，并说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发雷霆，厉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在接见杨虎城时，说：“剿共势在必行”。

见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话都不尽如意，决定以领袖的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宣扬他“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施加压力。10月27日，张学良、杨虎城等五六百名军官列队站在台下，登上讲台，先说了一通明礼仪、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痛，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最后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等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的这个讲话，都感到十分气愤。

10月29日，以躲避五十大寿为名，由西安来到了洛阳。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为着手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和西北大举“剿共”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和部署。他调集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共约30个师。他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要求具备容纳100架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10月30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去洛阳见，阵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回答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就是不接受，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1月1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张学良听了极为沮丧。

在这个阶段，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采取了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这一“逼”，更加剧了张学良、杨虎城与的矛盾，最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因此，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在原因或根本原因。

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兵谏

在洛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之后，于12月4日又到了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一到华清池他就紧张地分别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随后，就对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向他们提出两个办法，逼迫他们明确表示态度。第一个办法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如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 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学良、杨虎城所绝对不能接受的。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试图说服，两人争议达二三小时之久。最后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当晚回西安找到杨虎城商议，一见面就说：“失败了！”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被迫选择了兵谏。12月8日晚上，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再次商定：由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的南京军政人员，并解除西安蒋系势力的武装。

还有一件事加快了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的行动。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示威大游行。当游行队伍在清晨集合的时候，特务警察竟然在东大街向东北旅陕同乡所办的竞存小学学生开枪射击，并打伤一名12岁的小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游行群众的愤怒，于是整队向“剿匪”总部、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惩办枪杀爱国小学生的特务警察。最后游行队伍决定要到临潼华清池向请愿。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让待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的“胡闹”，不准到华清池来。张学良接到电话后，亲自驾驶汽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群众回去。学生群众怀着满腔悲愤，痛哭流涕地向张学良请愿。张学良深受感染，激动地对学生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学生群众才整队而归。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但不但丝毫不予考虑，反而怒气冲冲地指着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学生的立场呢，还是国家大员的立场？”这一天，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的顽固态度，给张学良很大刺激，进一步坚定了他实行兵谏的决心。过了3天，他就以惊天动地的非常举动实践了他对学生群众的诺言。

12月12日凌晨5时，西安事变发生。被押往西安新城大楼。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同时，张学良、杨虎城给陕北红军发电，请中共中央和红军立即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有计划的预谋，还是临时的偶发事件，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双方各有其可信的史实作为依据。笔者认为，就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来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红军北上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达成停战协定――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杨虎城被迫进行兵谏这个历史脉络来看，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迟早的事；就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来说，事件的发生则是偶然的。

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统一认识，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12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主要内容是：建议他以可靠部队守卫，应倾全力团结好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拟派去西安共商大计，征求张学良的意见；红军立即南下，向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党组织贯彻中央和平解决的主张，动员群众和舆论界支持，并联络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12月15日，、等15人致电南京政府，指出事变爆发“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国亡种灭”，恳切希望采纳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被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思想认识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只要接受抗日主张，即可放他；广大官兵却主张杀掉，打出潼关去。因此，张学良、杨虎城急切盼望中共代表团和早日到来。12月16日下午，中共代表团乘坐飞机到达西安，便投入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紧张战斗之中。当晚和次日，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与政策，充分地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爱国的正义举动，同时指出，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主张只要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至情至理的谈话，使张学良、杨虎城深为感动和佩服。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接受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心。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中共方面代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开始谈判。既坚持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又注重斗争艺术的灵活性，对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宋氏兄妹急于救蒋，又有英美的意图为背景，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六项协议。即：（一）改组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六条同中共的六条主张基本相同，宋氏兄妹答应这些条件，说明已经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6

名师来指导 研训立足“四个高效”

3月12日一大早，兰州市七里河区晏家坪第二小学的数学教师石国兰早早来到安西路小学多功能厅，打开多媒体设备，把自己精心准备的《数与代数》这堂课的教案PPT文件拷贝到了电脑里，并且忙着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对教案进行微调。石国兰看了看手表， “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你别说，面对这么多同行做教学展示课，还真有点说不出的紧张。”石国兰对记者说。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能容纳500人的安西路小学多功能厅已经坐满了前来听课的学生和来自七里河区各校的250余名小学数学教师。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石国兰自信满满地走上讲台，开始了自己的课堂教学展示。利用精巧的环节设计和多媒体技术全方位解读知识点，让在场的学生纷纷投入到了石国兰的教学中，参与听课的数学教师们也纷纷拿出纸笔，记录着教学过程中的精彩之处。

除了石国兰之外，敦煌路小学的俞俊、西果园中心校的石兴磊两位老师也为在场的师生们展示了《统计与概率》、《几何与图形》等两节生动、精彩的现场教学案例。据了解，这场汇集了全区数学教师的教学展示，是七里河区教育局面向全区1200多名教师开展的10个学科、30种课型的研训活动之一：“ 30节课堂教学展示中，既有全国著名教育专家的示范录像课，又有本区骨干教师执教的研训课。”七里河区教育局局长何能斌介绍，从3月11日开始，绵延两周时间的教学研训活动，是七里河区利用标准示范，多角度、全方位的方式来引领教师构建“四个高效”教学模式的重要举措：“高效备课、高效教学、高效评价、高效作业设计作为本次研训活动的主题，也是区教育局《三年行动计划》的落脚点。”何能斌说。

调查突出问题 三年计划引方向

据了解，《七里河区教育教学教研三年行动计划》的制定是在2014年初，“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发现当前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七里河区教育局向区内各学校师生、家长及教学管理者发放了2000份问卷调查表”。何能斌介绍，经过对问卷结果进行梳理，教育局发现当前教育教学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在课堂：有些教师课前准备不够充分，导致教学过程不够规范；有些教师教学评价指向不明，造成学生学习任务虚化；有些课堂教学效率不高，挤占学生课外时间，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较重等。针对这些问题，七里河教育局以促进 “四个高效”为切入口，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并且明确了“1318”的工作思路，即围绕“建设中心教育服务区，办有品质的教育”这一中心任务，实施“教育教学管理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三项工程，抓好以课程、教研规范化管理为龙头，并对名校长、名师、骨干教师进行培育为主的18项行动计划。

“立足‘四个高效’，提升研训品质，服务师生群众，也是我区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何能斌说：“区教育局的职责就是做好全区教育发展的服务工作，三年行动计划为全区教育发展找准了方向。我们力争通过三年行动，使全区教育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教师队伍素质逐级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全面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一线教师是主体 培养教育生力军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们需要这样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实践经验的‘接地气’研训，很多实践经验就来自我们身边，可以和我的工作实现‘无缝对接’。”一名参加研训的老师如是说。据了解，参与式研训是本次研训活动的一大亮点。在10个学科的研训活动中，组织者精心设计了形式丰富的参与式活动，参训老师在活动中或小组讨论，或模拟教学，或激烈争论，或团结协作，大家就各自教学实际中的问题、困惑、经验各抒己见。七里河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富军说：“研训活动特别注重对研训教师的已有经验进行挖掘，各学校代表为其他教师讲述本校在教学中的新点子、好方法，很多都是既有理论高度又经过实践检验的切实可行的好经验。”一名参加研训的老师在和区教学骨干交流时说：“听君一席话，胜教十年书。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好办法呢，回到学校，我一定把这些经验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

平等、民主的参与式研训环境为教师们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平台，而利用数字研训是本次研训活动的又一亮点，七里河教育局在研训活动中引进各种课堂评价量表，及时将研训活动中的各种量化数字真实反馈，在科学分析和真实数据中反思总结，监控课堂教学也监控研训活动本身。“面对真实数据，参训教师对自己的专业成长也就有了更加明确的努力方向。”王富军说：“尤其是对于新教师而言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该区开展的本次研训活动中，新教师是本次研训活动中的重要群体。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尽快度过教育教学适应期，早日站稳讲台，七里河区教育局除了积极拓展他们的培训渠道，更将建立青年教师成长“绿色通道”作为促进师资队伍水平整体发展的重要举措。“每一位新教师在上岗前都要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系统学习教育教学技能。新教师到岗后，区教育局通过‘师徒结对帮扶’、建立青年教师业务成长档案等手段，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王富军介绍，本次研训活动，共有100多名参加工作不足3年的新教师参加，他们在研训活动中收获了许多宝贵经验。一位参训的青年教师说：“怎样上好课是我最大的困惑，在本次研训活动中，看到这么多优秀老师的成功经验，我对自己以后的工作更有信心了。”

持续推进活动 实践强化教研

“本次研训活动中共向参训教师、学生发放各种问卷反馈表4000余份，各种数据真实反映了活动的有效性，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七里河区教育局局长何能斌介绍，为了促进全区各校扎实推进以“四个高效”为主题的研训活动，七里河区教育局于3月27日上午在安西路小学召开全区教学管理者“四个高效”研训推进会。七里河区教育局教研室全体教研员、区属各小学教学副校长、教导主任、教科室主任、农村中心校视导员共100余人参加了推进会。全区34所学校的代表立足本校实际，作了5分钟发言，陈述各校今后开展这项工作的思路和构想，对本学期研训工作作出了科学细致的规划。

为了将研训活动扎实有效的进行下去，七里河区教育局也持续进行了一系列的研训活动。研训活动中，各学科团队本着让事实说话，让课堂反映问题的原则，尽力减少理论灌输，加强实践操作，为广大参训教师提供了大量教学案例。

2014年4月17―18日，七里河区教育局的9位教研员深入西站小学，展开了为期两天的课堂教学情况调研。此次调研，教研员共听课42节，并进行了一对一的零距离评课。最后，教研室主任和各学科教研员针对两天的听课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有针对性的反馈，其中有肯定、有问题、有建议，老师们受益匪浅，尤其对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月23日，七里河教育局组织教培中心、教研室教研员走进王官营中心校，以专业教师“走校制”和“新教师诊断课、教学点数字化应用课”这“一制”“两课”为切入点，全面督查中心校各项工作，在督查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帮助学校、教师厘清发展思路。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7

会议地点几度变更、礼堂呈中西合璧风格

与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最终才落脚到了延安杨家岭。

随着各根据地的日益壮大，原有的代表名额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的要求又补充选举了一些代表。这样就必须要有个大一点的礼堂。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党的七大，并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可供大会用的礼堂。

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还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通过实地察看，他们觉得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当时形势下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可是，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代表来往十分困难；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许多问题难以衔接；三是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他们给中央汇报后，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安塞计划被排除后，有关部门就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这个地方有其明显的优势和特点：树木比较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人住处较近，便于有关问题的及时汇报与沟通；相对来说，延安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一些，便于与会代表生活物资的采购和供应。

于是，经中央同意后，便在后沟山坡上专门修了一座供大会用的大型礼堂，还打了一些供代表们暂住的窑洞。

然而，待一切就绪后，他们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根本供应不上那么多人的饮用水；而且水质也不怎么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不适宜。因此只得另找地方。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延安杨家岭。

因为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也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可作为与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会用的礼堂就可以了。

在党中央确定会址后不久，中央副秘书长兼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请来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材设计礼堂修建方案。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施工队伍是从当地请来的一些建筑工人，驻地部队也轮流抽出人员投入施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央领导人还挤出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由于军民通力合作，建设速度非常快，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42年就建成了。这个礼堂朴素大方、壮观美丽，并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特点――外观是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占地1056平方米，礼堂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11米，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当年，这是延安唯一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

七大会场是由鲁艺美术系教师钟敬之设计的，整体风格简朴而富有新意：主席台中央悬挂着、的巨幅侧面头像，两边各插三面党旗，主席台前后与左有两侧的长条桌后各陈放着五把椅子，供主席团就坐。主席台前沿的石拱上书写着“在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大幅标语，标语两侧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礼堂两边挂有六个很大的V字型旗座，旗座上插着党旗，并钉有一个标语牌，上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字，礼堂后墙上书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正厅摆放着200条长凳。千方百计筹集物资

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七大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

由于战争环境。加之的封锁，当时的延安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

七大需要赶印大量的会议材料，而纸张又恰恰是最奇缺的。这难不倒具有创造精神的延安人。在陕甘边区，路边旷野长着一簇簇绿色的马兰草，它的叶子又扁又长，很有韧性，是一种很好的造纸材料。于是，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以当时遍地都是的这种廉价的马兰草作原料，采用土法上马，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七大的会议材料包括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都是用这种马兰纸赶印的。

召开七大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取得显著成效，部分物资己可供应会议。1945年初，党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闻此喜讯，立即拍板定案：“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

四面八方代表冒着枪林弹雨千里迢迢赴延安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些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从代表赴延安的时间可以看出，七大代表早在离大会开幕还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因此，与会人员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从这时就陆续开始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或抗日根据地，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1942年1月13日，刘少奇正在主持中共华中局会议时，中共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七大。当时，华中局的同志为了挽留刘少奇，曾给中共中央回电说：“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然在华中局扩大会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动身。”

中共中央没有同意华中局的要求，于1月21日坚持要刘少奇返回延安，并让他顺道解决山东问题。

刘少奇赴延安之行牵动着和党中央。考虑到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日军和的占领区，安全是个大问题。极为关注和重视。

2月13日，亲自打电话给、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0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一口气连用了三个“须”，既可看出对刘少奇的战友情深，又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情况之复杂。

后来，想到刘少奇要经过华北根据地，又给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发出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3月21日和六七月间，又数次给刘少奇发出电报，

嘱咐：每次出行，“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对刘少奇赴延之行，如此操心，又如此细心，据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在一生里是非常少见的。

3月19日，刘少奇等人动身，穿越日伪军严密封锁的陇海路，于3月底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

刘少奇在山东期间，顺利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之间的团结问题。曾在7月初又给刘少奇发电报，说：“我们很希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在敌后要以依靠军队为适宜。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

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向陕北进发，于12月30日到达延安。

是在1943年11月从华中抗日根据地赴延安参加七大的。当时，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为了打击和排挤，发动了“黄花塘事件”。事后，饶漱石给、刘少奇发去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在电报中，饶漱石首先挑拨与、刘少奇的关系，接着又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攻击。饶漱石在电报的结尾要求中共中央：“速决定特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为了把拱走，饶漱石还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批评。

也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着力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表达了团结工作的愿望。

11月8日，复电并告饶漱石：“此次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的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然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其它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其职务由云逸暂行，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25日一早，踏上赴延安的路程，经过3个月的跋涉，于1944年3月7日抵达延安。3月16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成立，公推和张鼎丞任正、副主任。

和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他们去延安是参加整风运动，之后留在延安参加了七大。任晋冀鲁豫代表团主任。其他根据地的领导人、聂荣臻等也先后来到延安。

南方各省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历尽艰辛。1939年11月，香港党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有钟明等5人，分两批先后进入东江游击区，南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古大存等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广东代表团成员分别化装到桂林，在八路军办事处集中，换上了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后，乘新四军派来的军车到达黄山附近的太平镇。由于前面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先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又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9个地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共41人会合。根据东南局的指示，七大代表们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古大存任书记。这时，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来电指示，由于局势恶化，顽固派加紧，南方各省出席七大的代表不宜走西安等后方大城市，而要走敌后根据地到延安。这样，南方各省代表奔赴延安便更加困难。

1940年1月，新四军反“扫荡”取得胜利，铜陵、繁昌先后被攻克，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经打通，东南局让七大代表立即出发，经敌后根据地到延安。为保密起见，东南局规定这支由代表组成的队伍对外称“服务团”，指定古大存为团长。

1月20日，“服务团”在新四军军部一个连的护送下，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之后，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半塔集。当时华中局也驻在江北指挥部里。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给“服务团”每个人送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为他们学习的理论课本。

“服务团”在半塔集停留了半个月后，又向皖东北挺进，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过陇海路，经过台儿庄，抵达鲁南山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抱犊崮。经过一个星期的休息后，一一五师派老六团团长贺东生率一个加强连护送“服务团”去鲁西地区。在离大汶口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服务团”遭到了伪军的包围袭击。这天一早，钟明起来到外面查看动静，发现敌人的迫击炮弹已打到隔壁院子里。在行军路上，钟明负责医疗工作，并分配了一个卫生员随他保管药品。这些药品是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城市采购的，钟明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发现敌情后，他立即返回驻地找到卫生员一起收拾好药箱。但是，当他们冲到村口时，贺东生已带着大部分人员冲出村子，村口已被敌人的机枪封锁了。钟明只好和卫生员往回走。路上，他们又碰到一位掉队的同志。和队伍失散后，钟明等3人并没有惊慌，他们机智地翻越后墙，躲入玉米地里；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游击队。当天晚上，在游击队的护送下，回到了“服务团”。

钟明等人安全归队，使同志们惊喜万分，激动得互相拥抱，热泪直流。原来，大家都以为钟明等在敌人袭击时牺牲了。古大存更是心情沉重，还准备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引咎接受处分。钟明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向党支部汇报了掉队的经过及以后的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

大汶口遇险后，“服务团”又继续赶路，跑步前进越过津浦铁路上敌人的填充锁线，经泰西、东平、湖西、鲁西、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冀南军区派一个团护送过平汉路。平汉路是“服务团”赴延安途中最难逾越的一道封锁线。第一次过平汉路时，部队刚接近铁路。就被日军发觉。由于行动暴露，只好暂时撤退。过了10多天后，冀南军区派出一个营，再次护送“服务团”过平汉路。营长带一个突击组，迅速摸到哨所前，解决了敌哨兵。“服务团”立即跑步越过铁路，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进入冀西武安山地区。随后，“服务团”又在部队的护送下，到达八路军总部。当时正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后期，八路军部队经常转移，“服务团”西去的路线因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无法通过，他们只好等待时机，随同总部转移到太行山区。

9月，由山东经八路军总部去延安，总部派了两个团护送，准备一旦在通过同蒲路和汾河封锁线发生情况时就硬打过去。总部让“服务团”和同行。在从八路军总部到延安的途中，“服务团”连闯5道封锁线，有时一个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12月26日下午，经过艰苦跋涉的南方各省参加七大的代表，终于到达延安。其中广东代表从1939年12月底算起，整整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万余里，可谓一次艰苦的“长征”。南方各省代表尽管历尽艰险，又险象环生，但是在新四军、八路军的掩护下，41人全部安全抵达圣地延安，无一人减员。

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

七大途中也同样历经危险。194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决定，北岳区党委、冀中区党委、冀东区党委选出的七大代表在阜平县集中组成一个行军大队，由赵振声(李葆华)等带队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为了避免与敌人遭遇，代表们只能走山路、走小路。夜行军。行军非常困难，平均一天走六七十里路。但大家想到能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七大，都不怕苦，不怕累，情绪很高。

按照行军计划，队伍将从太原市西南白水镇通过铁路。那天晚上，他们通过了铁路后，沿着山路继续向前走。不久，日军发现了他们，在山顶上疯狂地向他们射击。这是晋察冀代表此行遇到的一个突况。当时，他们紧急从山路上撇下来，从山沟里突围。由于敌人不知虚实，没敢追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场战斗使晋察冀七大代表损失较大，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被俘。天亮后，幸存的代表们才陆续突围出来。最后，又经历几次险境，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晋察冀边区的七大代表于6月底到达延安。

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代表们的遭遇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扣押起来，最后全部被杀害。

到1945年4月，出席七大的代表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宝塔山下。一时间，延安群星璀璨，几乎中国现代史上所有革命精英都聚集在这里。当时延安的条件很差，大批的七大代表到延安后，由于没有大的招待所，代表们除一部分住到中共中央党校外，其余的分散住在附近的机关、部队、学校里。尽管到延安后住得很简陋，吃得也很简单，但来自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的代表们毫无怨言。他们来到延安，看到了延安的新气象，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因此，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

《历史草案》的制定曾十多次易稿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一个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并由他负责向七大作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对此，任弼时深感责任重大，在他的主持下，当天就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后又增加了博古)参加的“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准备委员会成立以后，任弼时很快就投入了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在当月就以《历史草案》为蓝本起草了一万两千字的《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草案初稿》从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和分析了大革命失败至抗战爆发十年问党发展的历史和“左”倾错误造成的错误，肯定了以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取得的胜利。

起草报告期间，任弼时还与王明进行了两次中肯的、推心置腹的谈话，听取王明对党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并将谈话要点进行整理，上报中央。

最终，在反复修改、集体讨论、十多次易稿的基础上，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定稿，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表决通过。《决议》的制定和最终通过，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为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会议许多珍贵瞬间被永恒定格下来

这次大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为大会摄影的任务就落在了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肩上。

为了拍好会议，电影团负责人吴印成于会前就赶到了会场，了解拍摄条件，反复研究，确定拍摄办法。

由于的经济封锁，胶片的来源在几年前就已经断绝了，但吴印咸一向节约使用胶片，并特意留有备用，所以，每当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召开时，他仍能使用仅有的一些胶片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记录下来。

为节约胶片，吴印咸首先了解了大会的主要议程，精打细算胶片的数量，从开幕到闭幕做了仔细而周密的拍摄安排。从任弼时主持开幕，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到最后所作的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每个重要的议程和会议瞬间，吴印成都没有放过。

会议期间，吴印咸和电影团的同志们忙得不亦乐乎，有的盯着电影机、有的拿着照相机，担当起为大会既拍电影又拍照片的双重任务。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礼堂内主席台的位置光线很暗，也没有照明设备，对于缺少闪光灯的吴印咸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既要拍好大会的全景，又要拍好大会主席台的近景，还要拍好领导同志报告时的特写镜头……怎么办呢?他开动脑筋，采取相应措施，最终保证了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

拍摄参加七大的中共领导人时，吴印咸独具匠心，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使拍摄的照片既反映了人物的真实面貌，又突出了每个人物发言时的不同特点。

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使与会代表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革命的前景更加充满信心，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吴印咸一边聆听着充满智慧的话语，一边还在不停地忙碌着，他既用摄影机又用照相机，多角度拍摄下了富有表现力的手势和神情。

在拍摄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吴印咸从侧面取像，将刘少奇身旁的一束鲜花纳入照片中，使这幅简单的人像摄影具有了艺术的美感。几十年后，这张照片被印制成邮票，成为人们收藏的珍品。

当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时，吴印咸将朱老总置于画面的左方，使主席台上的领袖群像巧妙地成为照片的背景，不但突出了人物，而且显示了拍摄的事件背景。当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时，吴印成大胆地采用了仰拍的手法，画面上部留出了大面积的空白，顶上一盏明亮的灯光进入了照片的左上角，使照片带上了浓厚的象征意义：中国人民的革命是在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照耀下前进的。

众多照片中，七大全景的耶张照片最费心思，也是流传最广的照片之一：醒目的标语和横幅，庄严隆重的大会场面，主席站在主席台上讲话，党的领导整齐地端坐在台上，代表们在台下认真聆听……

这张全景照片。看起来好像是用广角镜头拍摄的，其实，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吴印咸手中只有几部老式相机，而且都是固定的标准镜头，根本不可能拍出如此宽阔的场景。吴印成就想了两套招数：第一种方法是拍单幅的照片，第二种方法是用拍摄延安文艺座淡会的方法――接片来对照片进行处理。后来进行照片对比，人们一致认为还是接片的效果较好。

历时50天的会议，吴印成天天泡在会场上，就连吃饭、睡觉也想着拍摄工作。当他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时，整个人足足瘦了一圈。吴印咸率领电影团的同志们终于成功地把七大的全部过程记录了下来，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面面。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党的代表大会的影片资料。

七大的历史照片除了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些会场照片如、、刘少奇、、任弼时等在主席台上的照片以及一些代表在会场外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珍贵的全体代表合影。

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大代表合影，前面的代表是盘腿而坐，中间有两排高低有所不同的木板凳，可以辨认出来的、、、冈野进、徐特立、周恩

来、林伯渠、吴玉章等人，或坐或站，他们的前面挤着三四排人。刘少奇、、、任弼时、站在等人的后面一排。最高兴的是，满脸笑容。相比之下，其他人的表情就比较庄重而严肃了。

受当时条件局限，这张合影没有发给每位代表。七大代表750多人，加上工作人员将近1000人，给每人加洗一张照片是一个极大的数目。所以，几乎没有一位七大代表得到过这张照片。当时能看到这张照片的也是极少数。直到新中国成立，博物馆陈列出这张集体合影时，一些七大代表才第一次看见照片上的自己。中直代表团的代表赵毅敏回忆说，照相时中直代表团坐在前边，这也是很优待的事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延安县委书记的七大代表王丕年，白天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开会，晚上回西北局保安处住或回县委。因为工作比较多，大会中间有时休会，也回县委去：这样，他连全体代表照相都没参加成。因为回县委去了，不知道要照相。后来知道了，非常遗憾。这样说来，这张合影可能是利用大会休会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成的。好几百人照相，要把队伍整理好，也是很不容易的。

牵挂选举结果的来到计票现场

大会在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的基础上，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

高扬文作为太岳区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以前，高扬文被推举为计票员。投票之后，几个计票员正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口念，另一个人在候选人名下写“正”字)。这时，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主席来到了他们的工作现场。

计票员们个个惊讶不已，连忙给让起座来。

从容地坐了下来，笑容满面地对大家说：“你们辛苦了。”接着，详细问起每人得票的情况。

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他做了报告。他又很关心地询问洛甫与博古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的得票多少，能不能选上中央委员。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得票还可以，而秦邦宪和王明得票少，能不能选上还很难说。”

沉思片刻，然后说：“最好能选上。”略作停顿，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起码代表和他一起犯过错误的人。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

当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选上中央委员时，显得十分高兴，他对计票员们说：“这就好了，七大真正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

主席为什么这样关心洛甫()、博古(秦邦宪)，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

原来，七大以前代表们学习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弄清楚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使党和红军受到惨重的损失。洛甫在会上作了检讨，给了代表们一个较好的印象。对博古的检讨，代表们不很满意。而对“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王明更是恨之入骨。特别给他提了很多意见，谁也不想投他的票。对于博古进入中央委员会，许多人也想不通，会前党中央、一再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说明选上他们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还在另一次会上这样说：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经过反复做工作，代表们的思想上才有所改变。即使这样，仍然有一部分代表表示决不投王明的票。

过去，也说过，批判陈独秀时有些偏重个人责任，而对总结经验不够。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是的一贯思想。

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足见，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不计较过去曾经受过“左”倾路线的打击、而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何等的高风亮节。虽然后来王明叛变了，但当时采取的政策，确实起到了团结全党的作用。

中央委员的选举本来是45名，但王稼祥的票数没过半数而落选了。党中央、对王稼祥的功过有正确的评价，在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有意将王稼祥列为第一候选人。在给代表们做工作时说：王稼样同志犯过路线错误，但他是有功劳的。在二、三、四次反“同剿”战争中，他提出过正确意见，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作了正确的传达。选举结果，在33名中央候补委员中，王稼祥名列第二。

可以看出，知道了选举的结果，心情舒畅，便又起了较浓的谈兴。与高扬文拉起了家常。他首先询问了高扬文的名字。高扬文回答说，名叫杨文(这是当时的名字，未加高姓)。

微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

‘杨柳、文章，。”顿一顿，他又说：“杨树、柳树都是好树种，特别是柳树，把树枝插到地下，就会生根成活。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们要像柳树一样，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要到那里生根，和当地的干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

的这一番教导，对高扬文启发很大，影响了他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态度。

和大家一面交谈，一面在后台共用便餐，一起吃了一顿红烧肉。

七大始终充满民主、团结、融洽的气氛。王稼祥、关向应等同志因病不能到会，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亲自指派人将会议精神带给他们，请他们提意见。

保卫工作细致缜密而天衣无缝

这次会议，不仅规模大，而且时间长。七大前，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较大。

鉴于此，为了保证七大会议的顺利召开，保证与会领导和代表们的安全，在大会开幕前夕，党中央特地调集了防空部队，加强了安全保卫工作。

中央警备团于1945年2月底，冬季训练结束后，就开始做迎接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警备团组织部队整修了杨家岭的防空洞，构筑了从会场通往防空洞之间的防空掩体。警备团还在严寒时节，抢时间，争速度，修理了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水桥，保证中央领导同志和与会代表每日往返顺利过河开会和活动。

在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领导下，成立了大会秘书处、总务处、临时警卫处。中央社会部的陈龙和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吴烈负责警卫处的工作。

警卫处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内勤组由中央机关警卫科长杨时负责，担任会场内部的招待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随身警卫。警卫组由第一营营长刘辉山、教导员莫异明负责，担任礼堂门卫、会场周围、代

表驻地、往返路线上的巡逻任务。防空指挥组由第二营营长罗滋淮负责，担任对空监视和驻地周围山上的警戒。延安城内、南区、东区代表们经过路线的巡逻警戒，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周兴处长负责。

这次大会是公开进行的。因此，会场就成了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目标。为了防止反动派和日军进行破坏活动，警卫处根据大会会址杨家岭中央礼堂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治安情况，采取了对外严密控制，加强对空监视和巡逻警戒，对内加强中央领导的随身警卫。

警卫处在礼堂各大门和沿围墙以外的各山头、高地等要点，布置了内、外两层警戒，构成严密的警卫网。同时，在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通行的路线上，增设了固定的和游动的巡逻哨。担负这次大会警卫的第一连负责会场开大会和举办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以及礼堂各大门的检验入场证件、检查修理防空洞和杨家岭、延水桥的警卫。第二连、三连分别担负杨家岭礼堂围墙以外的山头、后沟隐蔽地点的控制，代表驻地、往返路线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戒任务。

高射机枪连重点布置在杨家岭、清凉山周围山头上，专门担负防止敌机空袭和对空射击任务。

骑兵连担负中央领导和代表经常通行的路线巡逻、护送等任务。除此之外，吴烈还挑选了会游泳的战士负责涉渡延河去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递送大会文件等工作。有时延河水猛涨，桥梁受到威胁，担任守桥任务的战士纪永常、李建国、杜林森等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下河与洪水搏斗，抢修和保护桥梁。战士王更臣同志在河宽、浪大、水流急的情况下，经常不分昼夜地涉渡延河，递送文件，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而愉悦身心

七大期间，代表们的业余生活是轻松愉快的。在戎马倥偬的抗日前线，难得有片刻的闲暇，代表们回到延安，就好像到了家一样。在七大召开的50天里，大会为代表们安排了比较丰富的文体活动，有体育活动，电影晚会、歌剧、话剧等文艺演出。会议休息时，有的代表在院子里聊天，有的则抓紧时间打乒乓球或克郎球。

七大期间的文艺活动更为丰富，每个星期六的晚上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都穿着布鞋或草鞋在王家坪的桃林草地上跳交谊舞。参加舞会也是要凭七大代表证才能进场。

七大召开前，延安上演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这是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七大代表们准备的节目。还在1944年秋，为了向党的七大献礼，彭真就提出，要集中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排演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的《前线》话剧。因此，集中了延安的优秀戏剧人才加以排演。七大期间，《前线》话剧给代表们演出，博得一致好评。剧中的戈尔洛夫、客里空，成为思想僵化、不接受新鲜事物和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编造假新闻的代名词。

除了舞会、话剧，七大期间还给代表们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电影。这些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没译制的就由苏联回来的同志当场做口头翻译。七大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比预想的发展还快。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希特勒服毒自焚。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七大代表们深受鼓舞，也充满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6月10日晚，全体七大代表观看大型歌剧《白毛女》，会场气氛极为活跃。由王昆主演的《白毛女》，南延安鲁艺根据当时流传于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集体创作。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感人的故事告诉人们，必须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才能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在七大上，进行专场演出的还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和李鹰航合作制作的《中国共产党颂――献给七大》大合唱。这台节目由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排演，并在大会期间为代表们进行了专场演出，受到代表们的好评。

闲暇的时候，代表们还在一起下象棋，打康乐球，到处呈现一派祥和、团结与愉悦的美好气氛。

珍贵纪念品寓意深刻而见证非凡

当时，为了庆祝七大的召开，有些机关和部队专门设计了一些纪念品，赠送给七大代表作为留念。

中共中央党校赠送的纪念品是：一个4.7cmx7.2cm的小本子，上面印着侧面头像，下面写着“敬祝七大代表健康”，落款为“中共中央党校赠”。

中央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赠送的礼物是：一个非常精美的笔记本，红、黑布包面，里面是延安自制的毛边纸，专门为每个七大代表制作的。扉页上方印有手迹“实事求是力戒空谈”，下方印有“献给七大代表”等字样。有的代表一直舍不得用，只写过几页。

中央出版发行部和新华书店两家联合制作“献给七大代表”的笔记本，扉页上方印着的半身像，下方则是手书的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两句话言简意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生动阐释，被许多七大代表奉为人生的座右铭。

延安鲁艺文供社送给七大的礼物是刻着像的纪念章。还有的单位把、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七大代表。有的七大代表得到了一张两寸大小的主席的正面照片，据说是专门发给七大代表的。他们一生都珍藏着。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赠送的纪念品是：一张秀形的柞蚕丝手帕，上方印着“拥护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印着五角星，五星中央是镰刀、斧头，下面落款是“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全体指战员同赠”。做手帕的材料是八路军指战员们的战利品――缴获的日军飞机降落伞。

贺晋年回忆说，七大结束后，每人还发了一个纪念册。说是纪念册，其实就是延安自己出的油光纸小本子。贺晋年也得到一本，印着为中央党校所题的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回到警备第三旅后，旅政治部的宣传干事见了，爱不释手。贺晋年见他如此喜欢，便送给他了。

来自晋察冀地区的七大代表杨春华，非常珍惜七大的纪念品，一直把这些纪念品当做最宝贵的东西保存着。在1945年到1949年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艰苦的环境里，他始终贴身携带着这些纪念品，细心保护着不让它们受损失，终于得以保存下来。

七大以后，杨春华到热河西部地委工二作。1946年2月6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五，敌人包围了热西地委驻地，情况十分紧急，子弹呼啸着在耳边穿过，敌人的刺刀闪亮都望得见，可以说已经是九死一生了。杨春华和部队的同志一起突围，什么都丢掉了，只有身边的挎包没有丢失，那当中就装着党的文件和这几件七大的纪念品。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8

——题记

2012年3月6日，在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随着法官的一声槌响，原周口市七一路派出所女警王海宇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至此，七年前震惊全国的河南周口警察杀人案终于落下帷幕。

听到这个消息，被害人李胜利的家属悲喜交加，泪流满面。随后，全家来到李胜利的坟前祭奠。李胜利的妹妹李艳红想起七年来走过的艰难道路，不由失声痛哭：“哥哥，最后一个杀害你的人也被绳之以法，你可以安息了……”

亲人“自杀”？悲愤难平讨说法

2004年9月20日，是李胜利的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李胜利，1970年生于河南省周口市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全家共有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四。哥哥李文栋和小妹李艳红都在周口市环卫处上班，大姐李连玉没有工作，二姐李金花在市中心医院门口经营报亭。

2004年9月20日晚，和往常一样，李艳红早早睡下。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她惊醒。她拿起电话，里面传来二姐李金花焦急的声音：“艳红，快来中心医院，你二哥出事了……”

当天晚上，李艳红和家人在市中心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李胜利的遗体：满脸血迹，面部严重变形，左眼乌青，肿得老高，全身上下伤痕累累，样子惨不忍睹。裤子上还有交叉重叠的皮鞋脚印，袜子也少了一只。

目睹亲人惨状，李家人哭成一团。李胜利的妻子周影霞大声哭道：“胜利，你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还跟我打招呼，怎么就突然走了？”

李金花哽咽着说：“刚才，医院的一个勤杂工跑到报刊亭找我，问我是不是有个弟弟叫李胜利，说下午3时左右，她看到急救车从七一路派出所拉来一个人，那人瞳孔已经扩散，好像是我们家胜利……”

李家人连忙跑到七一路派出所问究竟。派出所的回答是：李胜利非法携带管制刀具在移动营业厅闹事，被带到派出所二楼值班室反省，后来去4楼上厕所时，见没人看管，突然就从楼上跳下去了。

李艳红当即反驳：“我哥生性老实，怎么可能持刀闹事？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和睦，根本不可能自杀。”

李胜利读高中时，因意外右眼失明，辍学到纱厂上班，90年代初下岗后，在姐姐李金花的报亭帮忙。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往各报亭送电话卡的吕秋玲。吕秋玲想把自己位于人民路的移动收费厅转让，李胜利动了心。双方以8万元的价格初步谈妥。

出事前一天上午，李胜利去见吕秋玲，说钱已经准备好。吕秋玲让他回去拿钱。可是，40分钟后，李胜利和妻子周影霞带着钱再找吕秋玲时，对方竟然说：“你们来晚了，营业厅已经转给别人！”李胜利生气地责问吕秋玲：“你这不是耍人吗？”当时吕秋玲的弟弟——周口市川汇区法院书记员吕留生在场，见状上前和李胜利争执。双方闹得很僵。晚上，李胜利对妻子说：“没接过来就算了，明天我到街上看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门面。”

第二天，李胜利吃过早饭，骑车上街去找门面，临出门时跟妻子交代了一声，还和邻居开了几句玩笑。谁也没想到，他这一走竟然再也没回来。

事发21小时后，七一路派出所所属的沙南公安分局做出《关于李胜利在七一路派出所跳楼事件的情况调查报告》。报告称：七一路派出所副所长冷飞、民警孟军伟将李胜利与吕留生带到派出所后，安置在值班室，正准备登记时接到新的警情，两人便接警出门，只留值班员王海宇(女)看着。在这段时间里，吕、李二人在值班室内发生争吵，被王海宇制止。12时10分左右，王海宇到所内食堂吃饭，由民警刘青锋值班。下午2时40分，街上行人喊“有人跳楼了”，警察出来查看，见李胜利躺在地上，耳朵和嘴巴出血。警察拨打120，李胜利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后来死亡。

看到这份报告，李艳红悲愤难平：“哥哥死的时候遍体鳞伤，一定是遭人毒打，公安局难道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在李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有关部门对李胜利进行3次尸检。检验报告为：李胜利身上多处大面积青紫和皮下淤血，左眼眶乌青、颅底骨骨折，耳、鼻流血，左侧肋骨七根骨折，右侧肋骨3根骨折，左胳膊骨折，心脏、肝、肺、肾、脾、胃等多处破裂，膀胱大面积出血，双上肢多处创伤，左侧腰部大面积皮下出血，全身上下三十多处伤痕。

3份尸检的结论是这些伤痕均为坠楼所致。据此，周口川汇区检察院得出结论：警察没有违法行为，李胜利属自杀身亡。

这样的结论显然无法让李胜利的家属信服。李家人决心查清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此后，李艳红和家人开始一次又一次上访，奔波在周口、郑州、北京等地。

贵人相助申冤之路突现转机

2004年10月14日，李艳红和家人来到周口市委门口。几十名防暴警察赶到现场，不由分说，把周影霞强行带上警车。李金花见状，拿出相机拍照取证。警察野蛮地把相机砸到地上，将李金花扔到警车上。李艳红也被拖拽上车。

那天，她们被关在市火车站派出所讯问室。直到晚上8时，郑州一家电视台赶到周口采访此案，警方才将她们释放。

没过多久，环卫处领导找到李艳红和其大哥李文栋，说：“公安局领导要求你们以后不能请假外出，否则扣发工资，开除公职，连我们单位都会受到影响。”

一边是哥哥不明不白惨死，一边是家人上访无门，李艳红心如刀割，一度想放弃，可看到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捧着哥哥的照片，终日以泪洗面，哥哥年幼的女儿夜夜从梦中哭醒，闹着找爸爸时，她的心就坚定了。

2004年底，李艳红和姐姐李金花终于找到机会，“逃”出周口，到北京上访。偌大的北京城，姐妹俩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走了很多冤枉路也没有进展。正当姐妹俩感到绝望的时候，一位“贵人”突然出现，事情出现转机。

一天晚上，李艳红姐妹找到国家局，走到门口想把位置看清楚，第二天再过来。这时，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男人跑步从李艳红姐妹身边经过。李艳红再一次下跪。跑步的人停下来问：“你们干什么？”李艳红姐妹哭诉冤情，还把大河报的报道递给对方。男子看完后，对她们说：“明天晚上，你们还是这个时间到这儿等我！”

第二天，李艳红和姐姐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国家局的门口。那名男子把她们带到附近的一个值班室，打电话安排有关人员接收材料。此后，李胜利案成为督办的案件。

200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对李胜利案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严查。3月10日，周口市检察院接到最高检贾春旺检察长关于李胜利坠楼一案的批示，随即成立“9·20”专案组，将李胜利案由川汇区检察院提至周口市人民检察院组织侦破。

2006年4月6日，“9·20”专案组为李胜利做了第四次尸检。这次的尸检结果中多了一条这样的结论：不排除李胜利系被动坠地死亡之可能。

由于案件已过去近半年，证据几乎全部被毁，调查工作进展缓慢。李艳红担心专案组办事不力，就从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手中借来一台偷拍机，又到市场上买了微型录音机，三天两头往专案组跑，询问案件进展情况，实际上是在监督专案组的侦破情况。后来，她发觉专案组确实是一支认真办案的队伍，这才放下心来。

在繁杂的信息中，专案组一条一条地找线索。侦查员把案发当天周口市110派给七一路派出所的出警记录，与派出所交上来的记录进行对比后，发现少了一名叫董钊的报警人。历经4次询问，专案组从董钊那里获得一个事实：李胜利是被警察从派出所3楼扔下去的。

当时，董钊还在上中学，因同学被打，警察将他们带到七一路派出所调查。董钊进入派出所三楼一间办公室后，恰巧遇见四五个警察抬着昏迷不醒的李胜利往外走。当时，李胜利满脸是血。王海宇把董钊拽进另一间办公室，威胁他说：“你要是把刚才看到、听到的说出去一个字，全家小心！”不久，他就听到警察大喊“有人跳楼了”。为避免灾祸，董钊选择参军远离周口。

正是这个具有决定性和颠覆性的证据，让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自2005年11月始，七一路派出所原副所长冷飞、民警李立田、孟军伟、张伞、许磊、王海宇等6人及法院书记员吕留生因涉嫌故意杀人，先后被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关键证人还原真相艰难较量凶手受惩

检察机关通过调查，勾勒出当时的情况，李艳红和家人这才了解李胜利死亡的经过。

2004年9月19日，吕秋玲与李胜利因转让营业厅的事情产生纠纷。当日下午，吕留生找到他的朋友，七一路派出所片警李立田，说要教训李胜利。李立田提议：“你去买一把刀，我到时以李胜利带刀来营业厅闹事为由，把他带到派出所拘留。”随后，吕留生在周口市中州商贸买了一把尖刀，交给李立田。

2004年9月20日上午，李立田带着实习民警张伞、许磊，开车埋伏在移动收费厅旁边。吕留生见到李胜利后，上前把他拦住。李立田趁乱把尖刀放到李胜利的车篓里，然后对他说：“我们接到报警，说你带刀具过来闹事，请你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李胜利被带到派出所二楼值班室。中午，吕留生在饭馆宴请帮忙的警察，副所长冷飞、女警王海宇、李立田等6人和联防队员贾学会到场。席间，吕留生要众人好好收拾李胜利。

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回到派出所。李胜利被带到三楼的一个套间。李立田把李胜利左脚上的袜子脱掉，塞到其嘴里。吕留生抓起一件衣服，蒙住他的头，对其实施殴打。冷飞、李立田、孟军伟、张伞、许磊和贾学会一拥而上，对李拳打脚踢，直到李胜利躺在地上昏死过去，众人方才住手。

见李胜利伤势严重，李立田和吕留生提出：“把他从楼上扔下去，就说他跳楼自杀。”冷飞连忙制止：“等等，先把楼下院内等候处理的其他案件当事人召集到其他房间。”

见楼下院子已经没有人，李立田指挥其他人将李胜利抬出套间里屋。董钊就是在这时候推门走进来，王海宇连忙走上去，将他带到隔壁的房间。李立田、吕留生、孟军伟、张伞、许磊抬着李胜利走到三楼女厕所门口时，孟军伟、张伞、许磊松开手，李立田、吕留生二人将李胜利从三楼走廊栏杆处推下去。

得知李胜利死得如此悲惨，全家人抱头痛哭。

李艳红发现，凶手虽然被抓，但他们和涉案警察家属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在开庭前后的敏感时期，涉案民警家属打着标语横幅，要求司法机关公正审理此案。李艳红和家人则在市区公众场所广贴开庭公告，希望引起广大市民关注。

2007年5月10日，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立田、吕留生和冷飞为主犯，作出一审判决：李立田被判处死刑，吕留生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冷飞被判处无期徒刑。

3名主犯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院提起上诉。随后，河南周口警察杀人案进入二审。9月11日，二审第一次开庭，3名被告人在法庭上耍横翻供，休庭时被告人家属还鼓掌欢呼，大声喊叫：“坚持住，我们一定给你们翻案！”李家人气得直掉眼泪，李胜利父亲李清武当场心脏病发作。两天后，老人离开人世。

这些案犯不仅害得哥哥惨死，还把父亲活活气死。李艳红义愤填膺：“不管他们的力量有多强大，我们都要和他们拼下去。我不信，这世上就没有天理了！”

较量还没有结束。2007年11月16日，二审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李艳红和母亲乘坐出租车，来到周口市中级法院门口领旁听证。母女俩一下车时，就被二十多名男女团团围住。李艳红一看，这些人都是被告的家属。他们拦住李艳红母女的去路，对她们拳打脚踢。李艳红担心老母亲被打，边用身子护住老人，边拉着母亲跑进法院大院子内，躲在一辆警车上。

“出来！”“出来！”被告家属不肯罢休，嚣张地在大院内吼叫，侮辱、威胁不断。晚上7时，李艳红给记者打电话，称自己被困一个多小时，无法脱身。两个小时后，周口市检察院、法院派专车将母女俩送到家中。这次遭遇，令李艳红的头部、手以及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

第二天，庭审定于上午8时开始，可是，被告家属7时就将法院大门围住，致使法官和律师都无法进入法庭。法院方面正积极协调，突然，人群中有人发出尖叫：“快看，那里有人跳楼。”原来，被告家属有的跑到法院楼顶，扬言要跳楼，还有人强行冲进法官办公室，坐在窗台上，伸出一条腿在窗外。现场局面整个失控，案件不得不改期再审。

2007年11月18日，周口警察杀人案二审终于得以开庭。为避免出现意外，法院派出大量法警，从上午8时一直审理到下午3时30分，中午都未休庭。最终，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3名被告人上诉，维持原判。

2008年10月23日，李立田在周口市被执行死刑。此后，扶沟县人民法院以犯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贾学会、孟军伟、许磊、张伞8至1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李艳红终于露出难得的微笑：“执法干警，知法犯法，终于得到应有的惩罚！”

二审刑事判决确定后，李艳红和律师开始着手国家赔偿事宜。李艳红认为，哥哥是在派出所被警察所害，这不仅是行凶者的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应得到国家赔偿。在沙南分局拒绝赔偿之后，2008年5月21日，李艳红向周口市沙南区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最终，法院判定被告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支付受害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共计61万元。

不过，这起案件还没有最终结束。早在2006年9月7日，原七一路派出所女警王海宇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因怀孕被取保候审，在此期间趁机潜逃。2009年，经李艳红举报，王海宇被网上通缉。2011年11月，她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被捕。

最后一名嫌疑人落网之后，2011年12月23日，李胜利的遗体才得以入土为安。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9

走进一幢普通的公寓楼，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位端庄的女士，她就是我们要拜访的对象朱玲。只见她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面色红润，步履轻快，举手投足显出不俗的气韵和风度。房间也收拾得十分整洁、雅静，书房里陈放着各种书刊。

朱玲，1931年10月生于江苏省宿迁县埠子镇朱大兴庄一个忠厚传家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朱，字声远，是一个本分的读书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把子女送进新四军，本人也积极为抗日工作，受到邓子恢、刘瑞龙的表扬。朱玲的叔父正是老一辈革命家、被誉为“炮兵之父”的朱瑞。1925年，朱瑞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邓小平、杨尚昆同班。1927年，入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院，成为该校高材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任中央军委参谋、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参加过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屡建战功。1934年8月，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朱瑞参加了长征。七七事变后，朱瑞先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任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亲手创建了我军的正规化炮兵。1948年10月1日，在义县战役中不幸牺牲。

在朱瑞的带动和感召下，朱大兴庄先后有20多位有为青年走进革命队伍，而作为侄女，朱玲也先后进入抗日小学、江淮中学读书，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不到15岁就入了党，成为我党最后一批少年党员（党的七大决定不再接收15岁以下的少年入党）。

淮海战役结束后，17岁的朱玲随军南下到达合肥，1949年3月，在共青团安徽省委学生队工作，同年担任淮南大通煤矿第一任团委书记，后调任团市委组织部部长。1957年起，先后任淮南六中、三中、一中校长。“”期间，朱玲被关进“牛棚”、挨批斗，受尽折磨。1972年10月，被解放出来的她担任了淮南市教育局长。1974年5月，调淮北矿务局任宣传教育处处长、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5月，当选为淮北市副市长。1984年1月，平调淮北矿务局任副局长。

回顾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朱玲对我们说：“共产党是在艰难困苦中成长壮大的，苦难和挫折是党的财富，也是个人的财富，干任何事都不能怕吃苦。”1946年9月，调集重兵攻占苏北，随后又向山东发起猛攻。新四军主力部队北撤，15岁的朱玲奉命留下来组织转移“抗属”和群众，掩护伤病员，乘小船进入洪泽湖隐蔽。他们有时候几天睡不上觉，吃不上一顿饭，只能靠菱角、莲子果腹;秋季的夜间湖面寒冷，没有棉被冻得打哆嗦。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累，一心想着上前线与敌作战……

谈到自己的叔父朱瑞，朱玲讲起了一段往事。1935年10月，朱瑞长征到达陕北，红军官兵饥寒交迫，这时的黄土高原天气已经很冷了，战士们没有御寒的棉衣，没有果腹的食物。朱瑞辗转寄出一封写给哥哥朱的家信，细述困苦，盼哥哥接济。朱瑞的高堂老母已经十几年没见到小儿子了，知道小儿子来信了，放声大哭。听说小儿子在外头有困难，老母亲便敦促大儿子快去看看。朱凑足了40块大洋，于1937年春天送到西安。在西安，他通过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共产党员、苏北同乡宋绮云，见到了朱瑞。分别多年的兄弟俩有说不完的话，彻夜长谈。朱瑞把哥哥送来的这些钱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分给困苦中的同志们。朱要回苏北了，临行时，朱瑞把哥哥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灞上，“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朱流着眼泪对弟弟说：“别送了，你回去吧。”然后依依不舍地一步一回头，渐行渐远。这时，朱瑞突然向哥哥跑去：“哥，哥，你等等。”朱回过身来，兄弟俩难忍离别之苦不禁抱头痛哭。朱瑞说：“哥，看形势，中日必有一战，战端一开，共产党责无旁贷。我不大可能回家了。家里的白发亲娘，还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你肩上了。我这里先给你磕个头，你带给娘……”

七月与安生小说结局篇10

一年前，当主政雅安的徐孟加主动向媒体“曝料”自己的生活小节时，这位颇通些诗词韵律，又常以文人自况的地方“一把手”，多少流露出他“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收放自如。

一年后，当他突被免去雅安市委书记后，滚滚骂名随之而起，他在川西这片贫薄之地为官七年所积累的一系列负面政绩和官声，投射出他的权力观也陷进空当接龙式的游戏逻辑。

电脑扑克游戏空当接龙的最终目标，是要达成同一花色从A到K的严整排列，这一排列充满形式感、层级感，除此并无实际意义。实现目标的唯一手段，被设计为对52张扑克牌进行无休止的腾挪与空转。但一不小心，腾挪就陷入死局。此时，界面会弹出冰冷的提醒：“投降吧，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徐孟加在雅安的“空当接龙”，止于11月17日。当天，在雅安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他被四川省委组织部宣布免去中共雅安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随后，四川省纪委公告其被立案调查的消息。

“送瘟神”

“在市委机关里面，许多人不愿意和徐书记同乘一部电梯，”一位要求匿名的雅安市干部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不是怕他，是对他不满。”

本刊记者在雅安采访期间20余次乘坐出租车，对出租车司机进行的随机访问中，对徐孟加表达正面或中立评价者为零，负面评价的激烈程度却出人意料，辱骂尤多。

“不能说他无能，做官做到上至同僚下至百姓都骂，把一个地方的人得罪完，这也不是一般人。”对于这种状况，前述干部哂然置评。

徐孟加被宣布免职当天，晚上9点前后，雅安市中心区域的西康码头上放起了烟花。

西康码头是雅安主城的文化地标，也是雅安老百姓逢年过节燃放烟花爆竹的指定场所。此时非节非年，爆竹炸响声中有人打出一条长近三米的红布横幅，上书三个粗黑体大字，“送瘟神”。

一年前的3月31日，徐孟加仿照《七律·送瘟神》原诗及韵，手书《七律·颂天堂》。原诗如下：

一

绿水青山如此多，

得天独厚奈我何。

千村古道茶香史，

万户林海树放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西康事，

一样欣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奋进雅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甲金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诸君欲何往？

喇叭声声看今朝。

《雅安日报》紧急刊出该诗作，并罕见地配发徐孟加手稿照片。报社为此配发的“编者按”是：市委书记徐孟加感慨雅安的天然禀赋和人民群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热愿，结合雅安国际生态城市的破题，步1958年7月1日所作原诗及韵，赋诗二首，抒发带领雅安人民建设国际化区域性生态城市的豪情。

巧合的是，诗作刊出这一天，正值4月1日，愚人节。

一切都像是造化弄人。徐孟加免职以后的滚滚骂名，恰恰集中对准他的政绩平平、空谈务虚。“在雅安七年没干多少实事，尽是空对空地吹壳子。”前述受访干部说。

200米隧道修七年

2005年7月，徐孟加从川西工业重镇攀枝花市市委副书记调往雅安出任市委副书记、市长，一年后正式当选为市长，同年6月任雅安市委书记。

此时正值“十五”期末，“十一五”刚刚开局，2006年雅安全市GDP达148.91亿元，在四川21个地市级城市中，排名倒数第四。

徐孟加主政雅安七年，中间历经“十一五”五年及“十二五”两年，但雅安始终未能改变自己在全省经济中的落后地位，2012年，其GDP虽达到398.05亿元，却仍居全省倒数第四。

在2013年上半年该项排名中，雅安退至倒数第三，经济增速排名则沦为全省倒数第一。

这一现象引发市民不满。直到徐孟加被免职前一个月，市民仍在市政府官网质疑市委、市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无所作为。为此，雅安市发改委等经济部门纷纷出面解释、回应。发改委说：“雅安经济发展需要每一个雅安人的共同努力”。

七年前的12月，徐孟加上任雅安市委书记刚一月，便高调推动打通城区苍坪山隧道工程。这项工程为清除城市交通死角而建，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广大市民特别是城后坝片区市民的出行条件”，立即成为全市瞩目的民生焦点。

事实上，在雅安人的口碑中，徐孟加主政七年留下的主要政绩遗产，便是“上天入地”。“上天”，即在城区金凤山森林公园修造879级“西蜀天梯”，“入地”指的就是钻通苍坪山隧道。

苍坪山隧道全长224米，原本设计建设工期300天。但这项工程从2006年12月初开工之后，直到2013年2月7日方才正式竣工，实际耗时近7年。

“雅安人给徐孟加算了一笔账，照他修苍坪山隧道的速度，让他带领大家修川藏高速的话，300年才能通车。”雅安一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

如今的雅安城俨然如一座县城，交通通畅的情况下，乘车半小时可绕主城一圈。因此市区出租车起步价仍保持在3元水平。

虽然在此次徐孟加被宣布免职的大会上，上级组织部门意外未循惯例对其政绩、能力给予评价，但落后的城市面貌处处都是徐孟加施政成效的注脚，这也成为包括的士司机在内的雅安市民张口即骂徐孟加的直接原因，而并不是像网上传说的那样，全城皆骂徐孟加“三多”。

“我们准备不让外头的人来买房子”

徐孟加难以在雅安的发展问题上打开局面，这使相当一部分雅安人对他失去信心，进而心生抱怨。徐孟加对此有自己的解释，尤其近两年，他频繁通过媒体阐释他的发展观：宁要青山，不要金山。

2012年2月，在一次访谈中，徐孟加面向川内媒体系统论述了他的“两山”理念。

“我说过‘宁要青山，不要金山’。实际上，在雅安，青山才是我们的金山。我们追求的是这座城市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是追求GDP，不是追求政绩。”

“雅安不搞大城市。我研究过我们这个城市，就是说要运用生态景观学的观念来建设城市，不要人为地制造……我们城市里面没有大道，一般就是四车道，今后地面汽车车道上不停车。”

当媒体追问“为什么说雅安不做大城市梦”时，徐孟加态度坚决：“我们绝对不做，也不能做这个梦。”他甚至说：“我从来没有提宜居城市，我们准备不让外头的人来买房子，如果雅安人口整到500万，生态就没有了。”

脱去雅安的现实底色，这些言论更符合主流舆论及外界知识阶层对于地方官员的期待，而徐孟加也一直有意朝这个方向塑造自己的执政形象。

徐孟加尚在雅安任市长期间就率先开通市长信箱，以后出任市委书记仍延续这一做法，开通了“书记信箱”。

在前述访谈中，徐孟加也谈及“书记信箱”，他自己说：“据他们讲，信箱点击率，可以称作目前全国市州书记中第一。”

2012年底，随着全国百余家媒体被邀请至雅安集体采访徐孟加，他的“书记信箱”逐渐演绎成一道执政风景。十前夕，徐孟加作为十代表被邀请至人民网直播室，专门向全国介绍“书记信箱”经验。

2007年，徐孟加参加无偿献血，护士为他扎针的照片登在了《雅安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