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十篇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1

关键词: 《周易》 德育思想 道德修养

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道德”一词首先出现在《周易》中:“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尽性以命。”①《周易》是中国德育教育的滥觞。《周易》虽是一部古老的占筮书,但是它在向问卦者预示吉凶的同时,也在用一定的道德准则和应遵循的某种行为方式,向问卦者进行道德教育。《周易》蕴含的德育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周易》经传中蕴含的德育思想

《周易》经传中蕴含着重要的德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德育至上思想,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德育的功用等方面。

1.“四德说”――德育至上思想。

“德”在《周易》中位于无上的地位。“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②,“崇德”居首要地位;“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③,德行的崇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圣贤德业本身的身体力行当中。《系辞下》所说的“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是指人们利用自然以供自己享用,从而使身体安泰舒适,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而“四德”学说的提出,更是表明了在《周易》中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以及社会的道德水平。

“四德”是指“元、亨、利、贞”,亦即天的特性,以万物生长过程来比喻君子应当具备四种德行。《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贞。”④“元”,万物之始,品德是一切善行的首位;“亨”,把天道运用到人类社会,引申到人的品德,是嘉美的会合;“利”,使一切事物各得其宜,彼此和谐;“贞”,君子效法天道纯正,执著且不偏不倚。君子行此四德的目的是以德育为重,效法自然规律,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2.“蒙以养正”――教育的重要性。

“蒙以养正,德教为先”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历来主张。《周易》第四卦“蒙”上卦为艮,象征山,下卦为坎,象征泉,注曰:“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决之不一,不知所从,则复惑也。”⑤坎为险,山为止,遇险而止莫知所从,以此来比喻人的幼年,浑沌蒙昧犹如遇险而止,通过灌输一定的社会基本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来对幼稚而蒙昧的问卦者进行道德教育。所以“蒙・初六”爻辞说:“发蒙,利用刑人。”意即利用一定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习惯来教育人,从而“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蒙・初六・象),使问卦者形成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并按这种社会要求行动。因此,为当代青年输入正确的道德知识、道德准则、道德规范等,使他们在新形势下,努力提高自己分辨是非、识别和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是当代德育教育的核心。

3.“吉凶由人”――强调德育的功用。

古人用《周易》进行占筮吉凶,是为了趋吉避凶,抑恶扬善,反身修德。其卦辞、爻辞的内容十分丰富,结果既可预测未来吉凶,又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趋吉避凶,提高人的道德修养,给人以精神安慰和人生的启迪。如“损”卦曰:“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周易注疏》曰:“损者,减损之名,此卦明损下益上,故谓之损。”⑥惠栋解释:“泰初之上,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而失位,故名损。二坎爻,坎为孚,故有孚。与五易位,故元吉,无咎。”⑦意思是说,泰卦的初九从最下位升到最上位变损卦,下卦减去一个刚爻,上卦增加一个刚爻,只要心存诚信的美德,哪怕“损刚益柔”也必定大吉无咎;“离”六二爻:“黄离,元吉。”“象”云:“黄离元吉,得中道也。”六二因为得中正美德,故大吉。崇尚道德者吉,反之,凶。如“恒”九三爻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九三由于不能恒久地保持美德,故必将自取羞辱,遗恨无穷;如“萃”卦,君王必须用美德、正道聚合人神,汇通上下,才能亨通畅达。又如“蒙”卦象征“蒙稚”,通过尊师敬学来“果行育德”,即通过学习礼乐教化,培养并形成坚定的心志和美好的德行。再如“无妄”卦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指若背离正直的美德,则不仅有害于诸事,而且会有灾祸。

二、《周易》道德修养的途径

在《周易》64卦中,有许多卦具体描述了如何进行道德的修养,从而达到符合“四德”要求的圣人和君子的境界。

1.“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

在《周易》64卦中,第一卦为“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看到昼夜更迭、四时交替、永无止息、永无懈怠,提倡君子应效法天道,永不停息地发奋图强,这也是当代青年立德修身的关键所在。

“乾”卦六爻以龙为喻,从潜龙到现龙、惕龙、跃龙、飞龙、亢龙,形象地展示了阳气萌生、增长、盛壮,直到穷极衰亡的发展变化过程,暗示了人生奋斗的六个阶段。“初九,潜龙勿用”,初九是事物的发端,位卑力微,须养精蓄锐。“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阳刚渐增,头角初露,又在下卦中央,是为得中,是有利的地位,“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说君子已上升到下卦的最高位,既不在天,又不在田,是个危险而需戒惕的位置,故应警惕而奋发自强。“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四与君位大业的九五爻只一步之差。“或”,与“惑”通,作“疑惑”解,此爻是讲君子增益道德、营修功业,是想抓住机会进取,也是孔颖达说的:“意在于公,非是为邪也。”⑧“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九五,既得中又得正,九五中正是最理想最吉祥的位子。“飞龙”,伟人的品德;“天”,至尊至高的地位。“上九:亢龙有悔”。上九比九五的地位高,反倒不如九五吉祥。为什么呢?飞腾的龙已上升到极限,上而无位,下而不能,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因为物极必反乃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2.“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

在《周易》64卦中,第二卦为“坤”卦。“坤”为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应效法大地的美德,做人要有博大的胸怀,包容万物。《说卦传》:“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⑨坤卦中任意三爻均可组成“坤为地”,故说地势广大、宽厚,“坤”以宽厚的德行,负载万物,把万物囊括、包容在自己的怀里,就像仁慈、宽容、厚道、柔和的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一样。作为当代青年也要效仿大地,以宽厚之德,对待对待天下的事物,并把大地负载万物的法则化为崇高的德行。

3.蓄积贤德――“渐”、“升”、“坎”卦。

《周易・渐・象传》云:“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渐”卦下卦“艮”为山,上卦“巽”为木。“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⑩“居”,蓄积,“善”,引申为“移”或“易”,山上有木,渐渐成长,山也随之渐渐增高。君子应效法这一精神,渐渐地蓄积贤德,移风易俗。道德的修养是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一个人,要具备浑厚的德行贤德,就须注意平时渐渐蓄积。

在“升”卦中,上卦“坤”是地,下卦“巽”是木;地生出树木,不断成长,一旦停止生长,必会枯死。君子应效法树木天天升高的精神,不断加强首先修养,积小成大。

《周易・坎・象传》云:“水,至,习坎。君子以常德习教事。”“坎”卦中,内外卦为坎为水,故称“坎为水”。对“以常德习教事”可以理解为经常研习品德行为,不断锻炼教育方法。本卦中,上、下皆为水,水与水汇合,奔流不息,不分昼夜。君子应当效法这种精神,坚持不懈地修养自己的德行研习教化的方法。

4.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震”卦。

《周易》有着非同一般的忧患意识。“乾”卦中,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即指君子整天小心谨慎,晚上也不断内省反思。《系辞下》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11}意思是要始终保持谨慎戒惧的高度警觉之心理,居安思危,免于祸害。《履・九四》云:“履虎尾,逯占。”“履虎尾”喻人处境之险恶,但《周易》作者认为,当人处此险境之时,只要能够做到审慎修省,谦为本,就不但无咎,反而致吉,故《易传・象辞》在解释此爻义时说:“逯占,志行也。”

而忧患意思最强烈的非“震”卦莫属。“震”(震下震上)卦为雷,两震相叠,有巨雷连击,震惊百里之象,所以卦名曰“震”,用以喻天威莫测,灾祸难料,警戒人们敬天修德,省身远恶。《象》曰:“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初九,震来,后笑言哑哑,吉。”{12}主张把谨慎戒惧作为重要的道德修养内容,由于慎行获福而笑语声声。“震”九四“坠于泥”,就是因为耽于安逸,意志消沉,终致堕落。人之行事,犹如登山时小心翼翼,有惊无险,在平地时反而容易疏忽大意,马失前蹄。所以,当代青年应该从“震”卦中学会居安思危,警钟长鸣,修身自省,振作精神。

5.谦虚――“谦”卦。

《周易》特别强调人的谦厚之德。在《周易》64卦中,其卦辞、爻辞皆吉的卦不多,因初爻因处卑下始生之地,上爻因居亢盛强极之位,而“三多凶”,“四多惧”,{13}然而,有一卦例外,这便是《谦》卦。孔颖达解释说:“谦为诸行之善,是善之最极”其义为“屈已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14}《序卦传》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卦所阐释的基本原则就是谦虚、退让,不论地位高低,都应当本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去做事,这样就会无往而不利。反之,如果骄傲自满,自高自大,终将免不了失败的命运。《谦卦》全吉是相对于其它六十三卦而言的,而《谦卦》本身的卦辞、爻辞表面吉利,背后却始终充满着一种深沉的警惧意识,这正是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真理再往前迈进一步便是谬误,谦虚的反面是骄傲。

6.兴利除弊、知过必纠――“益”卦。

《周易・益・象传》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善,指善人、善行、善事。迁,追随、仿效。“益”卦的上卦“巽”是风,下卦“震”是雷。风愈强烈,雷也越响亮,风与雷相互助长,使气势增益。君子应效法这种精神,见到善人、善行、善事,就应该毫不迟疑,像风一般地追随、效仿;而一旦发现自己有过失,就毫不忌惮,像雷一般果断改正。“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是当代青年注重修养,追求崇高的人生价值的体现。

中国的青年是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德育教育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的命运。跨入21世纪,我国青年的价值观有很多突出的方面,如崇尚真理、注重实践、提倡科学、尊重自我、敢为人先等,但在某些行为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有所滋长,网络症候群逐渐蔓延,信用缺失、见利忘义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借鉴《周易》蕴含深远的道德义理,汲取与当今德育教育相统一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精华,来加强当代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子夏易传・说卦》[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116页。

②《子夏易传・系辞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95页。

③《子夏易传・系辞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102页。

④《子夏易传・乾》[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4页。

⑤[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337页。

⑥[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446页。

⑦[清]惠栋撰,郑万耕点校,《周易述》[M].中华书局,2007年9月,第113页。

⑧[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321页。

⑨《子夏易传・说卦》[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117页。

⑩《子夏易传・序卦》[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124页。

{11}《子夏易传・系辞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114页。

{12}《子夏易传・震卦》[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74页。

{13}《子夏易传・说卦》[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114页。

{14}[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1987年6月,第373页.

参考文献:

[1][清]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M].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影印.

[2]子夏易传[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

[3][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周易注疏[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

[4]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

[5][清]惠栋撰.郑万耕点校.周易述[M].中华书局,2007.9.

[6]胡朴安撰.周易古史观[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

[7]马恒君撰.周易正宗[M].华夏出版社,2004.1.

[8]张德利.周易理论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启迪[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5,(03).

[9]李学明.《〈周易〉道德教育思想对大学生德育的启示》[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4,(02).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2

论文摘要:分析了武当道教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指出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与宋元以后的道教劝善书相互呼应，对我国民俗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已是古代宗教重要的活动场所，许多达官贵人到此修炼。汉末至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仕，或弃家出走，云集武当辟谷修道。同时，出现了有关真武的经书。隋唐时期，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促进了武当道教的发展。宋元时，由于封建统治者极力推祟和宣扬武当真武神，使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玄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篆镶，强调忠孝伦理、三教融合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教最终形成，并随之呈现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作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武当道教的教理、教义与中国道教的教理、教义同出一辙，但同时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特性。就善恶伦理观而言，武当道教继承和发展了早期道教“天道承负”的教义，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因果报应的观念，而且通过“法忏”等形式全面灌输抑恶扬善、得道成仙的思想，并将之融人宫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之中。具体而言，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天道承负，善恶报应

“天道承负”，即相信天道有循环、善恶有承负，是道教的传统教义之一。“承负”之说，源自《太平经》，意思是祖先积德行善，则可荫及子孙;若先人屡屡犯过作恶，后人将无辜蒙受灾祸，即人们常说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惹祸，后人遭殃”，其特点是前辈后辈相承负。但对于“承负”的论述，《太平经》中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滴，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其二是，“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可见，其一说的是善恶承负，其二则是说天道循环。

    在“承负”之说中，道教还极力宣扬现世的善恶报应。早在先秦时期，人的行为善恶自有报应的思想就已形成。如《易经》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西汉末至东汉初，徽纬之学盛行，便又衍生出天地神灵监督人的善恶行为并予以报应的观念。如《河图·纪命符》称:“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恶事大者，夺纪。过小者，夺算。随所犯轻重，所夺有多少也。人受命得寿，自有本数。数本多者，纪算难尽，故死迟。若所察本数以上，而所犯多者，则纪算速尽而死早也。”道教诞生后，吸取了l纬学说中善恶报应等理论。如《老子想尔注》(传为张陵所著)中说: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也。认为吉凶祸福和生死都是随人的行善行恶来报应的，故欲求长生者，“百行当修，万善当著”。《太平经》也说: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太平经》还极力宣扬行善增寿为恶减算的思想，例如卷一百一十的(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称:“过无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恶之籍，岁日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同经《天神考过拘校三合诀)称，天地诸神共记人之罪过，三年一中考，五年一大考，“过重者则坐，小过者减年夺算”。《抱朴子内篇·对俗)则称:人欲求仙，“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而且具体规定:“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故善不在大，恶不在小也。”其后的一些道教经籍如《至言总》、(墉城集仙录》、《悟真篇》、(云岌七签》等，也多有类似记载。武当道教形成后，继承发展了善恶承负和现世报应的教义，并将“修人道”作为得道成仙的必经之路。

二、欲修仙道，先修人道

    (张三丰先生全集·大道论》说:“不拘贵贱贤愚，老衰少壮，只要素行阴德，仁慈悲悯，忠孝信诚，全于人道，仙道自然不远也。”而《太上真武妙经注》卷四则引真武《垂世训》云:“言夫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者，恭谦美众，慈惠温良，济物利生，钦心奉正，节俭事亲，修仁义，行方便，强莫聘，势莫恃，悯孤寡，垂慈念，此人道也。人道尚不能修，去仙道则远矣”。武当道教在强调“修人道”的同时，极力宣扬武当道教的主神—“真武”具有录善罚恶的伦理功能。《太上真武妙经注》卷四引《启圣记》载:“真武上诣太清境，朝渴本师太上老君，告曰:‘吾以汝降伏天下妖魔，清宁宇宙。尚诸众生，竞赴轮迥，经历地狱，汝当普度。见善者以福加之，化恶者以善解之，汝宜更修其果’。真武遵奉而作颂曰:‘众生造善，与吾齐身。我登证果，亦同好因’。”同书卷六称真武神“兼权三界，须臾迩遐，持恶录善，止摄奸邪……总咨诀北极帝命，报应出右胜府司。作善者降之百祥，庆流后代子孙;为不善者降之百殃，遗烈衰绝嗣续”。该经通过《真武启圣记》上的许多故事，做为真武神经常降于下界人间“录善罚恶，辅正除邪，济拔天人，祛妖摄毒”的例证，劝人行善积德，以获善报。类似内容，在《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和《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等武当道教经书中亦有记载。如“天尊告真武日:自今后，凡遇甲子庚申，每月三、七日。宜下人间，受人之酪祭，察人之善恶。修学功过，年命长短，可依吾教，供养转经，众真来降，魔精消伏，断灭不祥，过去超生，九幽息对，见存获庆，天下和平”。“大帝曰:此神是岁每月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诸天审察十洞巡游。正月七日、二月八日、三月九日、四月四日、五月五日、六月七日、七月七日、八月十三日、九月九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下降人间，剪灭邪魔，驱除瘟疫，保人庆寿，以全天命”。

    “真武”录善罚恶的神职功能，在《玄天上帝启圣录》中更是得到了集中体现。《正统道藏·洞神部·记传类)收录了(玄天上帝启圣录)八卷，共六万余字。全书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即卷一用三十一个互有衔接关系的段落，详细叙述了武当道崇奉之神—玄武大帝的神话传说:玄帝乃太阳之精，托胎于静乐国王善胜皇后，十五岁时受圣祖紫元君点化，辞别父母，人太和山修炼。四十二年后，于九月九日飞升成仙，被上帝册封为太玄元帅，领元和迁校府公事。后被派至下界降妖祛魔。玄武升真后，谓此山非玄武不足以当之，故将太和山更名为武当山……第二部分即卷二至卷八记述了北宋英宗以前真武神灵应显化事迹九十五条。各卷中都分有若干单元段落，每单元段落皆用四字标题为头，如“王宫诞圣”、“辞亲慕道”、“折梅寄榔”、“白日上升”等等。事迹所宣扬的思想，多为忠孝仁义、诚信不欺、抑恶扬善、劝善成仙等。如《启圣录》卷八“假烛烧尘”条云:南安军开隆观前有一杂货铺，铺主黄禹见“本观凡有会设合用物件，皆于此铺收买，惟蜡烛尤多，却将臭秽牛脂、触朱破布，伪作真净蜡烛出卖，不惟烟气薰触上圣，兼祭赛求福，反求秽读”，北极大帝令下天曹诸司检攒。后该观真武殿行者梦一神人，告诉他:“观前卖蜡烛者，曾三世为人，世世恶业，今姓黄名禹，犹卖秽脂假烛，触犯天曹，罪恶贯盈，永失六道，合为微尘”。次日，该杂货铺失火，“其黄禹因贪救物，致令火逼，烧为灰尘”。

三、跪诵法忏，弃恶从善

    武当道教不但以宣扬“真武”录善罚恶的功能来强化信徒头脑中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而且通过“法忏”等形式劝诫世人弃恶从善。所谓“法忏”—即依照有关戒律检讨忏悔前世今生罪业及犯戒之罪，乞求神灵赦罪赐福。道教戒律，在祖天师张道陵创教时已有。两晋南北朝后，道教戒律日趋繁密，从言谈举止到衣食住行，从贞洁持身到养生护命，几乎无所不包。但其目的皆大同小异，即劝诫信徒止恶从善，舍妄归真。如(玄都律文》称:“为善者自天佑之，为恶者天必殃之。”《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四亦称:“夫经以检恶，戒以防非。”由于道教戒律是世俗道德善恶观念和宗教信仰善恶观念的综合反映，故依照戒律检讨忏悔，可以起到扬善抑恶、坚定信仰等教化作用。

   《正统道藏·洞神部·威仪类》收录了(真武灵应护世消灾灭罪宝忏》一卷、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十卷、《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一卷(均不著撰人及成书时代)。《真武灵应护世消灾灭罪宝忏》先述真武之神职，又载天尊垂示消灾免厄之法，乃为道士、信士烧香持斋供奉真武时跪诵之宝忏。该书假托元始天尊告妙行真人云:常念众生处于三毒十恶之世，被六天魔王、五府瘟曹等妖邢伤害。天尊乃命北方真武神将巡察诸天，录善伐恶，辅正除邪。天尊又垂示消灾免厄之法，谓众生常以三元八节、甲子庚申等日，烧香持斋，志心归命朝礼北方四十九位灵应天尊，谢过忏悔，即可消诸罪决，免受厄难。该书部分内容文字与《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相同。《北极真武普慈度世法忏》为礼忏真武法文，系敷衍《真武本传神咒妙经》与《修真十戒》而成。书中假托无上赤文帝君金阂化身天尊告诉妙行真人曰:玄元圣祖伺念世间凡愚积恶造罪，无由冀仙，因此演说修真十戒。世人若能备列香花，虔心礼忏，誓依吾教，改往修来，即可名标丹籍，获福超升。妙行真人遂将此礼忏之法“散布人间流传”。正文十卷，每卷依次列举一条修真戒律，并劝人志心朝礼三清及诸天尊，阪依北极佑圣院诸神，此谓之“礼”。又劝人依照有关戒律检讨前世今生所犯罪业，乞求神仙赦罪赐福，此谓之“忏”。各卷除戒律不同外，礼忏方法大致相同。《北极真武佑圣真君礼文》以修真十戒为线索，自陈忏悔，礼拜玄帝。乃祭礼礼赞镇天真武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以祈福谢罪之斋仪。有启奏、志心归命礼赞三清及玄帝等神灵，忏悔、发愿、讽经等仪式。该书述称，信奉真武，必须发十愿礼文:一愿天地常清静，二愿国家永安宁，三愿九祖尽生天，四愿丰都皆罢对，五愿二羔无愈伏，六愿五谷悉丰登，七愿永劫息干戈，八愿四时无疫病，九愿众生离业网，十愿学道总成仙。发愿的目的，是祈求真武默佑，广结善缘，立功立德，证真成道，普度众生，同登道岸。

    总之，武当道教有关“真武”的各种经书均体现了劝善去恶的伦理思想。凡虔心奉神，一意行善，待人以仁义者，神会登录仙籍，长享福寿;凡不敬神明，作恶多端，不仁不义者，皆有报应，或恶死、或怪病，多有煎熬。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转祸成福，久久必获吉庆。值得一提的是，武当道教的善恶伦理思想与宋元以后的道教劝善书相互呼应，对我国民俗教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3

时代召唤，命运垂青

我出生在河北省景县牟榆林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代，正值日寇入侵，军阀混战。这里的农民和全国的百姓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上小学时，幸运地遇上了两位老师――贾春涛和刘建章。这两位班主任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不仅教我们学文化知识，还对我们进行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我永远感激他们。小学毕业后，我就参加了进步组织“读书会”。1936年1月，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家也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我和哥哥牟海秀都加入到了抗日救国运动中。

在党的领导下，十几岁时，我就前往天津执行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我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得不返乡革命。回乡后，我担任村农民抗日救国会主任、县农筹会主任、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等职。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曾参与组织过各种革命活动。

1939年9月的一天，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天，我接到五地委组织部长王青同志的通知：让我作为代表，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日夜兼程，奔赴圣地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当年20岁、时任景县县委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的我，欣喜万分，激动不已。能够到革命圣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去开会，并亲耳聆听党中央的最高指示，这是多么大的殊荣啊！但是，这份喜悦只能由我一个人来体会，因为开会的事情属于党的机密，根据保密纪律，家人都不能告知。出发前，只有区委书记稀光同志为我送行。当时，代表们在南宫县和威县交界处大宁村集中，统一换上了八路军军服。然后由冀南军区部队护送向延安进发。整个冀南地区的“七大”代表有：于光汉、马国瑞、王从吾、陈化争、袁泽民、兴、杨春华、杨俊亭、程玉林和我，共10人。这个组成是考虑了各地委的，我是五地委的代表。冀南代表团的团长是于光汉（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副团长是王从吾（冀南区党委委员兼豫北地委书记），还有一个副团长是马国瑞（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

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只能夜间赶路，白天休息。第一次出发的一天夜里，由内丘县境路经平汉铁路时，被敌人发现，未能通过封锁线，退回巨鹿县西部。正当我们研究好对策准备再次前进时，忽然接到中央通知，让暂缓来延安。我们只好又返回家乡。返乡后，我在县里工作了两个月。11月，命令传来，我再次出发。第二次出发时，在部队的掩护下，代表团顺利地通过了平汉铁路。到达晋东南革命根据地时，我们住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武乡县王家峪村，后来又转住下北漳村。原计划从西安去延安，但这时正发动第一次高潮，军队对八路军的军事进攻在三个地区―一陕甘宁边区、山西、冀南豫北地区展开，代表团不能由此西进。当时，只有八路军总司令，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才能走这条路。我们与山东和晋东南的代表团汇合后，一起进入北方局党校学习，等待上级的安排。期间，杨尚昆为我们辅导了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我们做了形势报告。

北方局考虑到，当时日寇对太行区的封锁太严，决定冀南、山东、太行、太岳几个代表团随聂荣臻同志率领的晋察冀讨顽部队过正太路，先到晋察冀根据地，然后过同蒲铁路，经晋西北根据地过黄河，再到延安。于是，l940年5月后汇合的几个代表团，一起绕路晋察冀根据地继续前进。这年8月，我八路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华北地区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利用“百团大战”的有利时机，我们开始向晋西北根据地进发。

通过了同蒲铁路后，我们在敌占区一个小村庄休息后又出发。这时发现敌人在山上挡着去路。护送我们的骑兵团与敌人交火，战斗中我骑兵团伤亡十余人。其中我团代表陈化争同志被敌人子弹击中受伤。我们穿过敌战区，渡过沙河，来到晋西北根据地娄烦镇第120师兵站，然后到达第120师驻地兴县县城。这个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这时正是中秋节，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这里已经是比较和平的环境了。等领导同志还给我们做了有关时局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的报告。代表们情绪始终十分高涨。后来，从兴县经过黑峪口、神木，过了黄河，进入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一一陕甘宁边区。紧接着，我们沿黄河南下，经佳县、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于1940年10月10日终于看到了巍巍的宝塔山和清澈的延河水，到达了同志们一心向往的目的地――延安。从出发之日算起，差不多走了一年的时间。几天后，、等党中央领导专程来看望大家，并与我们一一握手问候。

延安四载，我的大学

到达延安后，根据国内外和党内外形势的变化，并没有很快召开“七大”会议。但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年多，才迎来会议的召开。这段时间，我们在延安主要是参加学习。在生活上，我们住的是排列整齐的窑洞，四、五个人一间，两条凳子搭上小板作床，有的还铺上草垫子。吃的一般是小米饭，每周改善一次伙食：吃馒头或面条。在学习上，中央组织部先安排我们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即）。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史、世界史、联共党史等科目。很多有名的人如艾思奇、王思华、范文澜、柯柏年、吴亮平等都曾在这里任教或作报告、演讲、辅导讲座。这里的环境和氛围使我们感到格外高兴，做梦也没想到真的过上了“大学”生活。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家积极参加。我学会了纺羊毛和棉花线，还为自己织了一套毛衣毛裤过冬。陈光才同还为我编了一双草鞋。后来，党校、西北局党校、女大、马列学院等合并组成为中央党校，共分六个部。校长由兼任，副校长彭真，教育长张秀山，秘书长黄火青。一年多以后，我们转到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党校第一部基本由“七大”代表组成。1942年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学校门上由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赫然醒目。主席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央作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规定》，同时决定停止过去党校安排的课程，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时，在延安的中央和地方各党政机关、团体、单位都一边工作，一边整风。

1943年秋，整风转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阶段，目的是提高思想认识，增进党的团结。学的文件主要是中央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及部分马列原著。经过学习，我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级关系变化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了实质性的认识。党校的学习使我开阔了眼界，学到了理论，提高了认识；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做人、办事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怎样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怎样身体力行地去干革命的事业。四年半的学习，使我永生难忘，终生受益。

“七大”精神，意义深远

1945年4月23日，期盼已久的“七大”终于正式开幕。会议地址是在杨家岭专为“七大”修建的中央大礼堂。正式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8人。参加会议的代表证，我珍藏至今。它是紫红色绸布面的，很小，只有67mm*90mm，看起来十分朴素。证上写着：第44号，坐号8排7号。会议期间，还发了一个47mm*72mm的侧面头像像章，下面写着“敬祝七大代表健康，中共中央党校赠”。开会时，代表们坐的是木制长条靠背板凳。

“七大”会议召开时，、、刘少奇、等领导同志走进会场，全场起立抱以热烈的掌声。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开会并致词：我们党已有24年历史，经过北阀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我党的主张获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在24年的奋斗过程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思想已经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掌握，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在这巨大的事变中，我党采取什么政策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他指出“七大”是关系中国人民命运的大会。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会议期间，又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并多次讲话。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做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做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

会议最后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产生我党的领导集体。选举过程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先是“海选”，即由代表广泛地提名，由大会秘书处集中，再反馈给各代表团。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预选，再集中、反馈。这样反复几次后，才提出了一个最后的等额选举候选人名单。我们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同志还传达了关于动员大家选举犯过路线错误、并加以改正的同志的提议。还动员大家：照顾历史，选王明一票（王明当时已不在书记处）。

6月11日，大会正式闭幕。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愚公移山》，把代表们的情绪引向了高潮，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七大”召开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距“六大”已有17年之久。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十字路口。两股力量在作最后的较量。“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以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指导思想，在中共党史上都是第一次正式提出米的。“七大”路线名符其实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七大”的召开标志着党的团结与成熟。

“七大”闭幕后，各代表团陆续返回原地区。1945年9月2日，我随新组建的1200人干部团出发，挺进东北。于10月末，到达沈阳。在沈阳郊区马三家子住了一周左右，于11月中旬到达了当时黑龙江省会所在地北安县。后来，黑龙江省委决定派我去黑河地区孙吴县开展工作。黑河地区位于中国最北部的黑龙江畔，与苏联只有一江之隔，地处边境线上，政治形势复杂。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我们按“七大”指引的方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落实“七大”路线，建立人民政权。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4

关键词：S.373；诗歌；作者；抄写时间；中心思想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049-03

敦煌文献S.373，正反面共计抄诗10首。其中，正面抄诗5首，依次为：1.《皇帝癸未年膺运灭梁再兴（缺）迎太后七言诗》。2.《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3.《题南岳山七言》，原卷题旁注“直在江南”。4.《题幽州盘山七言》，原卷题旁注“在幽州北”。5.《题幽州石经山》，原在题旁注“在南”。《斯坦因劫经录》著录为“李存勖诗五首”。背面亦抄诗5首，依次为：1.《大唐三藏题西天舍眼塔》，原卷题旁注“在西天”。2.《题尼莲河七言》，原卷题旁注“在西天”。3.《题半偈舍身山》，原卷题旁注“在西天”。4.《题童子寺五言》，原卷题旁注“在太原，便是北京”。5.《题中岳山七言》，原卷题旁注“在京南”。《斯坦因劫经录》著录为“大唐三藏诗五首”，并说明：“显系后人所作，伪托玄奘”。

郑炳林认为这10首诗既不是李存勖所作，也不是玄奘所作，而可能是后唐时期河北地区（或定州一带）的僧人范海印所作，他曾游历全国并于后唐末年经敦煌去印度求经①。徐俊同意《皇帝癸未年膺运灭梁再兴（缺）迎太后七言诗》为李存勖所作，后四首诗“诗中涉及的地域和诗中流露的思想、情绪等看，与李存勖生当战乱之世，戎马一生的君王身份、生平经历等亦不相符，显非李存勖之作”，但断为唐时期的僧人范海印所作，则缺乏根据②。关于《大唐三藏诗五首》，巴宙认为：“‘大唐三藏’普通为玄奘法师之尊称，但亦可以用于其他译经高僧。故此诗是否为玄奘之作品则待考。”③徐俊认为，“其作者应即‘大唐三藏’，至于‘大唐三藏’是否指玄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即使‘大唐三藏’指玄奘，亦不排除其诗仍有依托的可能。”④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把这五首诗收入玄奘名下，我们姑算作玄奘的作品。现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对S.373存见10首诗移录如下，对作者生平及作品存佚情况、作品抄写时间予以考证，并概括诗作中心思想。

《皇帝癸未年应运灭梁再兴［缺］迎太后七言诗》

禁烟节假（暇）赏幽闲，迎奉倾心乐贵颜。

燕语雕梁声猗，鹦吟渌（绿）树韵开（间）关。

为安家国千战场，思忆慈亲两鬓斑。

孝道未能全报得，直须顶戴绕弥山。

本篇作品还见于P.3644卷，题目作《今当圣人诗歌一首》，“今当圣人”和S.373卷之“皇帝”，都指后唐庄宗李存勖。《全唐文》卷104李存《亲至怀州奉迎太后敕》，谓天下已定，理应到汾州亲迎太后，不得已只到怀州迎接。所写的内容，与此诗相类似。所以本诗为李存勖所作，当无疑义。诗题“癸未年”即同光元年（923）。P.3644为类书习字残卷，内有《礼五台山诗四首》，《今当圣人诗歌一首》。另有诗二首，李正宇定名为《店铺招揽叫卖口号二首》，并考定为同光年间（923-926）抄。黄永武定此卷为《俗名要务林》。李存（885-926），沙陀部人，本姓朱耶氏，小字亚子，盐州（今陕西定边）人。唐昭宗乾宁后，曾遥领隰、汾、晋三州刺史。天佑五年（908)李克用死后，嗣位晋王。同光元年（923）即后唐皇帝位，同光四年（926）死于乱中。《全唐诗》卷889存其诗4首，《全唐诗续拾》卷41补诗5首，《全唐文》卷103-105存其文78篇，《全唐文补编》补文19篇。生平事迹见《旧五代史》卷27-34，《新五代史》卷4-5。本诗以一久经战阵的儿子的口吻，述说了自己为安邦定国而长期在外征战，故未能对慈亲尽孝的遗憾，同时表达了自己在终得安定之际，思忆慈亲两鬓斑白，奉迎慈亲以尽孝道的急切心情。

《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

昔时童子募（慕）清闲，今古犹传在此山。

百峥嵘流海内，千溪透云间。

猿啼岭上深幽静，虎（啸）岩边去复还。

想翠花谷变 ，空留禅室喜登攀。

《斯坦因劫余录》将本篇归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作品。徐俊认为，由于敦煌诗卷传抄的复杂性和题署方式的多样性，很多的例证证明，不能将无署名诗作简单地归之于其前署名诗作者之下，从内容年，此诗也不可能是李存勖的作品⑤。郑炳林认为此诗的作者为后唐时期（923-935）的僧人，该作品反映的时间正是范海印游五岳及五台山时间（920-925），因此疑范海印和尚为本诗作者⑥。范海印，五代后晋、后唐时济北郡（今山东）人，幼年出家于敦煌，弱冠之初，就在释俗界有较大影响。曾游历五台山等全国佛教圣迹，并到西域、印度等地寻普贤神踪，询求如来圣会。敦煌遗书P.3718载录有张灵俊撰写的《唐河西释门故僧政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范和尚写真赞并序》。题名中的“北京”即今太原，唐初为并州，天授元年（690）置北都，天宝元年（742），改北都为北京，上元二年（761）罢，代宗宝应元年（762）复为北都。后唐同光元年（923）建都洛阳后，又改太原为北京，后晋、后汉、后周继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复置并州。“童子寺”，北齐天保七年建，位于晋阳城西十里龙山之上。《法苑珠林》卷14：“并州城西有山寺，寺名童子，有大（佛）像，坐高一百七十余尺。皇帝（唐高宗李治）崇敬释教，显庆末年巡行并州，共皇后（武则天）亲到此寺。”⑦唐五代置“北京”的时间是天宝元年至上元二年（742-761）、同光元年至太平兴国四年（923-979），故以下四首诗的写作时间应当是（923-925）。本诗描写了童子寺周边的清幽环境，述说了自己游览时的喜悦之情。

《题南岳山七言》

融峰绝顶九宵边，独立孤峦势近天。

北眺洞庭千里浪，南观石(石禀) 万坡烟。

云藏碧涧泉声远，僧迫金乌耳伴喧。

唯有此山侵上界，娥吹瑟古松前。

原卷题旁注“直在江南”。《斯坦因劫经录》将本篇归入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作品，徐俊认为非是，郑炳林以为是范海印和尚所作。本诗描绘了南岳山地势的高峻奇绝、环境的清幽和古寺禅音。

《题幽州盘山七言》

冲过浮云数十重，经宵始到最高峰。

日出近观沧海水，斋时遥听梵天钟。

千年松树巢仙鹤，五个盆池隐毒龙。

下方乞食上方去，尘俗难寻道者踪。

本篇作品又见于S.529卷，S.373卷题旁注“在幽州北”。S.529卷正反面抄写，正面抄写《同光二年（924）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五通：1.《致某和尚牒》，末署“五月廿九日定州开元寺三学比丘归文状上”。2.《问候某令公牒》，末署“同光二年（924）六月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3.《致某评事牒》。4.《致某人牒》。5.《致某和尚牒》。末署“同光二年（924）五月日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背面为《诸山圣迹志（拟题）》，向达拟题“失名行记”。《诸山圣迹志》：“第三盘山，在幽州。寺院五十余所，僧尼一千余人。业行孤高，硕德盛弘，律席博学情忧，十经五论，余余济济，重风光而拂幽林（片甫），爱山水而附带烟霞。为季之宗师，作中之领袖。诗曰：（即本诗）”按《诸山圣迹志》记载：“西行七百里至庐州，其城周围三十里，僧尼千馀人。州主张相公笃信僧，弥崇福，瞻乐之外，以作南禅院。……至今见在矣。”据考证，此张相公是张崇，他曾任庐州刺史，庐州观察使，德胜军节度使，时间是在后梁开平元年到后唐长兴三年（907-932）。《诸山圣迹志》当作于这段时间内。郑炳林认为S.373所抄10首诗为同一作者，可能是后唐时期河北地区（或定州一带）的僧人范海印，他曾游历全国并于后唐末年经敦煌去印度求经⑧。但是，徐俊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两个写卷不可能是一人的作品，《诸山圣迹志》作者所记并非出于自己的创作，而是对前人相关诗文的转录。⑨幽州，在今北京市，隋唐时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盘山，在幽州西北。明王士性《广志绎》卷2：“盘山在蓟城西北，逶迤沉邃，百果所出，山北数峰陡绝，绝顶有大石，摇之辄动，二龙潭据其上，下有潮井。傍京之地山谷有致者，近称西山，远称盘山。”⑩本诗以一游方僧人的口吻，述说了自己历经艰苦，终达幽州盘山的喜悦，同时，描写了幽州盘山优美的自然景观，阐发了自己的喜爱之情。

《题幽州石经山》

闲乘五马谒真宗，来人山门问远公。

云起乱峰朝古寺，乌巢高处恋晴空。

碧萝引蔓枝枝到，石溜穿渠院院通。

佛境不离人境内，人心不与佛心同。

本篇作品又见于S.529卷。《斯坦因劫经录》将本篇归入后唐庄宗李存勖的作品。郑炳林以为是范海印和尚所作。徐俊认为非是，“诗中‘五马’为用汉太守五马驾辕之典，‘远公’用名僧慧远尊指被访僧人。显然不是游历圣迹的僧人口吻”。S.529v《诸山圣迹志》：“南行百余里至石经寺，大藏经文并石上。云轩（旁注“皇龛”）月殿，迥若天宫，律部洋洋，禅流济济。诗曰（即本诗）” 石经山，在太行山东部，即今河北房山县房山。清谈迁《北游录》：“房山县西南四十里石经山，生芯题草，他处所无，曰芯题山。”本诗写游历幽州石经山并拜谒高僧，古寺的清幽、宁静，使作者对“佛境”与“人境”、“佛心”与“人心”等有了更为辩证的思考。

《大唐三藏题西天舍眼塔》

帝释倾心崇二塔，为舍眼满千生。

不因行苦过人表，岂得光流法界明。

原卷题旁注“在西天”。以下5首诗，《斯坦因劫经录》著录为“大唐三藏诗五首”，但又认为是后人的伪托。巴宙认为：“‘大唐三藏’普通为玄奘法师之尊称，但亦可以用于其他译经高僧。故此诗是否为玄奘之作品则待考。”徐俊认为，“其作者应即‘大唐三藏’，至于‘大唐三藏’是否指玄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即使‘大唐三藏’指玄奘，亦不排除其诗仍有依托的可能。”?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把这五首诗收入玄奘名下。按，这五首中的前三首，与玄奘游历西天所经之地相符，诗的佛偈味很浓。可算作玄奘的作品。后两首诗（《题童子寺五言》、《题中岳山七言》）与《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题南岳山七言》、《题幽州盘山七言》、《题幽州石经山》等诗风格相似，姑系于后唐僧人范海印名下。玄奘（602-664），俗姓陈氏，名，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世称唐三藏法师，唐三藏。少时随兄出家。隋大业八年（612），与兄同至长安，住庄严寺，唐武德五年（622）受具足戒。贞观元年（627）往印度留学（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贞观十九年（645）回到长安。归国后，朝廷敬礼特隆，与其弟子译经75部，凡1338卷。《全唐诗续拾》卷3存其诗5首，《全唐文补编》卷9存其文22篇。生平事迹见《大唐西域记》，《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续高僧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旧唐书》卷191等。舍眼塔，为佛家圣迹。《大唐西域记》卷2《健驼罗国》：“伽蓝侧有堵波高数百尺，无忧王之所建也，木文石，颇异人工。是释迦佛昔为国王，修菩萨行，从众生欲，惠施不倦，丧身若遗，于此国土千生为王，即斯胜地千生舍眼。”舍眼，指释迦牟尼佛为普度众生而舍眼之本生故事。本诗描写自己亲见舍眼塔时的虔诚敬畏之心，释迦牟尼心怀慈悲，为普度众生而舍弃一切，因此才佛光普照。本篇作品应为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巡礼健陀罗舍眼塔时所作，故其写作时间应为玄奘行至健驼罗国的贞观三年（629）。

《题尼莲河七言》

尼莲河水正东流，曾浴金人（体）得揉。

自此更谁登彼岸，西看佛树几千秋。

原卷题旁注“在西天”。尼莲河，即尼连禅河，《大唐西域记》卷8《摩揭陀国上》记：“戒贤伽蓝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连禅河，至伽耶城。”释迦牟尼佛出家后，于此河畔静坐思惟，修苦行六年。后舍苦行而入此河沐浴，净身后接受牧牛女难陀波罗之乳糜供养，寻至河对岸之菩提树下发愿而成道。本诗写作者亲临尼连禅河时的虔诚之心，同时，抒发了希望修成正果的愿望。本篇作品应为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巡礼尼连禅河时所作，故其写作时间应为玄奘行至摩揭陀国的贞观五年（631）。

《题半偈舍身山》

忽闻八字超诗境，不借（惜）丹躯舍此山。

偈句篇留方石上，乐音时奏半空闻。

原卷题旁注“在西天”。半偈舍身山，即醯罗山。《大唐西域记》卷3《乌仗那国》记：“瞢揭厘城南四百余里，至醯罗山，谷水西派，逆流东上。杂花异果，被涧缘崖，峰岩危险，溪谷盘纡，或闻喧语之声，或闻音乐之响。方石如榻，宛若工成，连延相属，接布崖谷。是如来在昔为闻半颂(旧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音讹也。今从正音，宜云伽他。伽他者，唐言颂，颂三十二言。)之法，于此舍身命也。”一偈共32言，分成两半；半偈为16言。此处半偈指“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大般涅经》卷14记载，释迦牟尼修菩萨行时，从罗刹处听得前半偈。因罗刹终不言后半偈，释迦牟尼舍身于此山，即“为求八字故，弃所爱身”。 本诗描述身临醯罗山时的激动心情，表达了对释迦摩尼为闻八字半偈，舍身此山的敬仰。本篇作品应为玄奘西行求法过程中，巡礼时醯罗山时所作，故其写作时间应为玄奘行至乌仗那国的贞观三年（629）。

《题童子寺五言》

西登童子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汾水一倏清。

原卷题旁注“在太原，便是北京”。这首诗与前《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题南岳山七言》、《题幽州盘山七言》、《题幽州石经山》等诗风格相似，当为同一个所作。诗写登临童子寺的所见和愉悦心情。

《题中岳山七言》

孤峰绝顶万余，策杖攀萝渐渐登。

行到月边天上寺，白云相伴两三僧。

本篇作品又见于S.529v，S.373卷题旁注“在南京”。S.529v《诸山圣迹志》云：“中岳山，在东京东南一百五十里，其山周围三百里。僧寺六所，道观六所，僧道三百馀人。禅律同居，威仪肃穆，山多圣迹，林木浮疏。实道人栖息之所，乃释子修行之地。诗曰：照宇天极于此山，则天立。（后四句即本诗）” 这首诗与前《题北京西山童子寺七言》、《题南岳山七言》、《题幽州盘山七言》、《题幽州石经山》等诗风格相似，当为同一人所作。本诗描写了中岳山的高峻及山上寺院的清幽，同时，表达了策杖攀萝终登山顶，见到寺院、僧人时，内心的恬淡愉悦之情。

注释：

①⑥郑炳林.敦煌文书S.373号李存勖唐玄奘诗证误［J］.敦煌学辑刊，1991，（1）；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420；420.

②④⑤⑨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490；490；490；491；490.

③巴宙.敦煌韵文集［M］.台湾：台湾佛教文化服务处，1965：30；30.

⑦［唐］释道世著.周叔伽，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486.

⑧郑炳林.敦煌文书S.373号李存勖唐玄奘诗证误［J］.敦煌学辑刊，1991，（1）；郑炳林.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297；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420.

⑩［明］王明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19.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集校注［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0：490.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5

宋元时期，福州佛教继续发展，官府与民众建造了不少塔，著名的有城门镇龙瑞寺的千佛陶塔、连江的普光塔等。明清时期，虽然福州佛教发展相对较慢，但却建了许多塔，如重新修建的于山报恩多宝定光塔、马尾区的罗星塔、福清龙江的瑞云塔、上径镇的鳌江宝塔、东张镇的紫云宝塔、东瀚镇的万安祝圣塔、连江县的含光塔、永泰县的联奎塔等。现有的福州古塔中，明清时代塔的数量最多。福州古塔按平面结构可分有四边形、八边形、圆形等，而就其建筑造型来说，大多数是楼阁式塔，其余还有经幢塔、密檐式、舍利塔、宝箧印经塔等。建筑的材料多为石质，部分为砖石结合与陶质。福州传统古塔浓缩了宗教思想、建筑技术、雕刻艺术、历史人文、社会经济等诸多元素，是福州地方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闽都兴衰沉浮的沧桑历史。在古代，人们耗费巨资修建塔，除了作为重要宗教文化标志外，还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塔的功能也由贮藏舍利、象征宗教，扩展到为人民祈福求安，表彰功德，甚至作为江海航行的标识以及改良风水的独特建筑。这些古塔真实地反映了福州的历史状况，传达出相应的历史信息。考察与探究福州古塔，犹如在阅读一部厚重的史书。

1呈现传统的建筑技术水平

福州古塔体现了古人精湛的建筑技术。唐宋时期，福州的建筑发展迅速，建了大量石塔，这得益于当地盛产石材，其仿木结构楼阁式石塔的建造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长乐的圣寿宝塔位于城区塔坪山之颠，又称“三峰寺塔”，建于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高27．4m，七层八角仿木结构石砌建筑，塔内拱顶空心，内设曲尺形石阶。塔基为双层须弥座，束腰刻壶门图案，中为戏狮，端庄严谨，须弥座制作形制与宋代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所记载叠涩式做法相类似。圣寿宝塔在塔身砌刻椅柱、梁枋、斗拱、出檐等的做法体现了宋代仿木结构的表现手法。塔二至七层设上下两门，立瓜棱柱，柱头施斗拱，出下昂，各层塔壁砌有佛龛，塔刹为金属束腰葫芦刹。平面八角是我国较为普遍的建筑形制，八角形的边缘线条柔和曲折，每一面塔壁对地基的压力较平均，有利于抗震。圣寿宝塔全以石材建造而成，非常结实、坚固，历史上曾经历过3次大地震而巍然不动，反映了福州宋代石构建筑建造技术的高超水平。福州较著名的石塔还有乌山的坚牢塔、连江的天王寺塔、福清的龙山祝圣宝塔、闽侯的陶江石塔等。福州石构建筑水平历来较高，如明洪武4年(1371年)驸马都尉王恭在王审知所建城池的基础上重建的福州城，整座府城全用石头砌筑，三面环水，北面隔着悬崖，固若金汤，明代倭寇4次攻城，均受城墙阻挡。如今，城墙已基本不存在了，但通过对这些保存下来的石塔进行研究，可以大体了解福州传统石构建筑工艺的技术水平［2］。除了石塔以外，福州还有少部分的陶塔和砖塔。鼓山涌泉寺天王殿前的千佛陶双塔(原在城门镇龙瑞寺)是由陶土烧制而成的，东塔称“庄严劫千佛宝塔”，西塔称“贤劫千佛宝塔”。双塔建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均为八角九层仿木楼阁实心塔，高7．6m，底层直径1．2m。千佛陶塔塔基为双层束腰石，八角雕有侏儒力士，塔身八面用柱，柱头上施斗拱，出斜昂。千佛陶塔装饰华丽，共有1038尊佛像，还有高僧、武将、狮子、花卉等塑像，生动活泼，塔的各个部件均是事先以木结构样式雕模制出泥肧后，上釉而烧制的，体量较大，制作精美。千佛陶塔体现了宋代福州地区的陶瓷工艺水平。福州砖塔的代表作是于山的定光塔和连江的含光塔，其中建于明代的含光塔为八角七层楼阁式红砖塔，高26．67m，叠砌出檐，每层均设1门7佛龛，沿塔内石阶可到达顶层。含光塔除基座与翘角用花岗石外，塔身、塔檐出拱、佛龛均以红砖砌造，经考证这种红砖建造的塔全国仅存2座。含光塔反映了福州明代时期制砖业的发达状况。上述这些造型坚固，形态多样的古塔历经千百年的沧桑而安然立存于福州，体现了福州地区高超的传统建筑技术水平。

2表现古人的雕刻艺术成就

福州石雕历史悠久，各种宗教石雕数量众多，造型别致，具有丰富的内涵。除了名闻海内外的寿山石雕外，福州地区的花岗岩石雕工艺也十分发达。福州古塔的石雕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鲜明的地域特色。福清城关的瑞云塔堪称石雕的精品。瑞云塔建于明万历年四十三年(1615年)，由当时建筑名匠李邦达设计施工，有“江南第一塔”之称。瑞云塔以花岗石建成，通高34．6m，八角七层仿木构楼阁式造型。底层为八角形须弥座，周长24m，内为空心室，有曲尺形石阶可登塔顶，为“穿心绕平座”式结构。瑞云塔历来以精美细致的浮雕而闻名。塔每层均有雕刻，内容极其丰富，共有佛像、菩萨、力士、飞天、龙、狮子、虎、凤凰、鹿、马、猴、兔、鹤、赚膨、花卉、假山等石雕400多幅，最大的高1．8m，最小的仅有0．2m。特别是每层石门两旁的守门神，怒目圆睁，雄壮威武，而那48尊立在八角塔檐上的镇塔将军，神情肃穆，端庄安详，有着天人的姿态。这些浮雕千姿百态、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匠师们运用粗中有细的圆刀技法，借鉴传统绘画中柔中有刚的线条，勾勒出各种有趣的形态，把粗朴与精巧两种风格协调地融合在一起。我国明代古塔外壁雕刻一般都比较简洁朴素，而瑞云塔却以丰富多彩的浮雕在明代古塔中独具魅力，这也反映了福州石雕工艺的兴盛［3］。连江仙塔上的雕刻也十分精彩。仙塔始建于唐大中三年(839年)，为八角两层仿木楼阁式石塔，高9．2m，共30级石阶。仙塔的石雕十分精彩，第一级石板周边刻波浪纹图案，第二级刻有双狮戏球、天马、鹿、麒麟等动物浮雕，其余各级还雕有佛像、力士、莲花、龙首、双凤朝阳等，塔门两边立有2尊1．85m高的皮甲武士。仙塔体现了唐代福州的雕刻工艺。此外，闽侯县尚干庵塔的雕刻也颇具特色。庵塔建于南朝陈太建年间(569—582年)，塔高10m，底径3．2m，为八角七层实心楼阁石塔，每层八面均设有佛龛，内为盘坐莲台的佛像，神态各一，安详而又端庄。塔座转角各有一威武憨厚的力士，傍角处端坐八尊镇塔神像。庵塔体现了福州早期的雕刻工艺水平。福州还有许多塔的雕刻也堪称精美，题材多样，有佛教故事、飞天、护法金刚、力士、吉祥图案、神禽瑞兽等造型。通过对古塔雕刻的研究，可以看出福州雕刻题材广泛，工艺精美，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地方文化特色，并能熟练运用传统的比喻、象征、寓意、表好以及祈福等艺术手法，将社会的传统道德思想融入雕刻作品之中。

3反映闽都佛教发展的状况

塔的建造都较为庄重而严肃，塔中几乎都供奉着高僧的舍利，而舍利又是佛教最崇高的圣物，所以佛教徒在传播教义时，除了利用佛经、佛像外，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建筑佛塔，作为佛教的象征性标志之一的塔，反映了当地的佛教文化状况。福州古时佛教相当兴盛，从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大都笃信佛教，并且大兴土木，建寺造塔，刻经铸像。五代时期福州城内就建有闽都七塔，后人有诗云:“城里青山闻梵音，灵源高阁影沉沉。鸟边祗树人烟近，象外云花野照深。苔色满廊行履迹，月明空界印禅心。自怜人代多氛垢，未得焚香礼遁林。”生动地表现了福州城区浓厚的佛教气氛。位于于山的报恩多宝定光塔，又称“白塔”，就是由闽王王审知为过世的父母超荐冥福而兴建的。塔八角七层，通高45．35m，在福建近300座古塔中，高度仅次于泉州开元寺的镇国塔。定光塔工程浩大，极为壮观，四周还建塔殿、法堂等36间，当工程竣工时还举行了盛大的藏经仪式，但是原塔在明嘉靖年间被火烧毁。如今这座塔是1548年由福州乡绅带头募捐重修的，由于古时统治阶级往往把建塔看做是有利于民众的大事，当时许多僧人、官员、商人等都参与捐款修建。与定光塔相隔不远的坚牢塔建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俗称“乌塔”，是由王审知之子王延曦为永保闽国江山和为自身及臣下祈福而建造的。在塔上佛龛内还刻有王延曦及其子女、臣属的姓名、爵号和捐资祈福铭文。坚牢塔上的雕像与文字，都是研究福州五代佛教文化的宝贵文物资料。白塔与乌塔反映了福州当时浓厚的佛教氛围。雪峰寺的义存祖师塔是由王审知为雪峰寺开山祖师义存建造的舍利塔。义存禅师(公元822—903年)为泉州人氏，19岁出家学禅，得名师指点，了悟禅理，于唐咸通年间回闽弘法传教。史载自义存居于雪峰山之后，天下参禅之人闻风前来，参学问道者络绎不绝。当时王审知欲以佛教安定人心、消除社会纷争，实行崇佛政策，礼敬禅林，表彰义存禅师的道德。义存实际上是王氏政权最高佛教政策顾问。王审知还将雪峰寺大加修饰，扩建了庙宇，重塑了佛像，新铸了钟磬，给予僧众丰厚的资财和产业，使雪峰寺成为“南方第一丛林”，香火极其鼎盛。王审知虔心优待义存，义存勤勤恳恳地说法普度大众。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福州乃至全省境内佛化大行，佛教风气浓厚，王氏政权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义存师徒们也达到了弘扬佛法的目的。义存禅师圆寂后，闽国僧尼士庶5000余人参加了骨灰入塔典礼，王审知还派其子王延禀亲临祭奠、斋僧。如今，义存祖师塔静静地安卧在雪峰寺青山绿水之间，使人遥想当年义存禅师弘法度众的盛况与艰辛［4］。其它还有鲤尾山紫云宝塔、万福寺37座舍利塔、瑞岩山经幢塔、灵石山三塔墓等古塔，都反映了闽都佛教发展的真实状况。

4宣扬民间的风水观念与思想

塔原是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圣建筑，只可放高僧的舍利，但传入中国后在与传统文化融合中，出现了以塔改变风水的习俗。风水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独特的环境艺术思想。风水思想在于促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活。古人认为，一个地方的人才兴盛，也与风水环境有关，所谓“地美则人昌”，“人杰地灵”。如果一个地方人才缺乏，就需引水植树、兴建人文景观等来弥补其中不足，而建塔补风水就是古人常用的方法。风水塔的建造是为求得国家昌盛，人民富裕，渴望人文环境的改善，祈盼官运享通，而且还有“镇邪”之用。在古代，修建风水塔是件利国利民的功德之事，因而从古到今，福州各地人们在河岸边或山顶上兴建风水塔，如水口塔、文峰塔均是为了满足人们心里的美好愿望。闽侯县甘蔗镇临闽江而立的镇国宝塔就是座风水塔。据传唐末时期这里经常有水灾，在五六月间，洪水常淹没大片农田和房舍。县官无计可施，最后便听从当时游方僧人的建议，在此造塔，用以镇水妖，压水患。塔为七层四角，高约6．8m，仿木楼阁式花岗石层叠实心建筑。塔身每层都设佛龛，雕刻有佛像、力士、花卉、团窠等，造型古朴端庄。千百年来，镇国宝塔默默地屹立在闽江岸边，保护民众安居乐业，并成为了镇妖驱邪与正义功德的化身。福清上迳镇迳江北岸的鳌江宝塔也是风水塔，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为七层八角仿木楼阁式石塔，通高25．3m，塔上雕有佛像。每层塔门均刻有“愿四海宁谧，愿五谷丰登”、“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等联句，表现了人民希望幸福生活的理想。鳌江宝塔位于水口，风水学里有一句名言:“山管人丁，水管财”。水口乃是一个地区水之汇聚处，也是财之汇聚处，在水口建塔，可以留住财气。其他著名的水口风水塔还有福清龙山祝圣塔等，海口镇龙江桥双塔是为了镇妖压邪，而城头镇五龙桥石塔也是镇妖邪之用。这些塔多是一种以风水学为依据，并对当地自然山水的缺陷进行弥补与装点的建筑，它们已逐渐脱离佛教的范畴，具有道教阴阳五行的思想观念。众多俊秀挺拔的风水塔为原本平淡无奇的山水与园林，增添了许多美景。

5体现福州的民风民俗与传统诗词

文化古塔往往历尽沧桑，久经风雨，那高大挺拔的雄姿，不仅象征了民族自强自尊的品格，而且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民间传说，福州古塔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现了古代福州社会的民风与习俗。马尾罗星塔，俗称“磨心塔”，传说为宋代广东岭南的柳七娘所建。据说柳七娘随丈夫入闽做苦役，后来丈夫劳累至死，七娘便变卖家产，为亡夫在闽江之中的山丘上建一石塔祈求冥福。明万历年间，塔毁于海风，到了天启年间，福州著名学者徐勃等人募捐重修。类似的传说还有连江云居山的普光塔，在民间，普光塔又称为“望夫塔”，是云居山当地一名妇女在山上期盼出海的丈夫能安全归来时，用石头垒成的。坚牢塔与福州的民俗关系密切，在重大节日里民众都会在塔上点灯，仕女上乌山烧香并登塔，不仅可以健身，还能祈求平安，特别是每年八月中秋节，塔上灯火辉煌，十分热烈。还有福清瑞云塔自今流传六十年一度甲子中秋点塔灯的民俗活动。据史料记载，瑞云塔建成9年之后，恰巧是岁序之首甲年，群众便在中秋节时在塔上点灯结彩，祈求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昌盛［5］。永泰的联奎塔是为纪念南宋乾道二年至八年(1166—1172年)萧国梁、郑桥、黄定3人，7年3科皆中3状元，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而建的，希望保佑当地人杰地灵，文云昌盛、科考夺魁，塔门所立的不是武士，而是文官，体现了造塔与科举仕途思想的巧妙结合。福州古塔还是文人骚客登游咏诗的地方，留下了许多与塔有关的诗文、名联、题刻、碑记等，为塔平添了浓厚的文化内涵。如唐代诗人贾岛、宋理学家朱熹、明才子陈介夫等就曾游览过闽侯庵塔，并且均留下诗篇。明素波隐士就有诗云:“六六湾头第一峰，倚天青削玉芙蓉。远撑砥柱三江转，俯视凭陵七里冲。有客可仙时放鹤，无人谈诀日寻龙。巍巍秀洁东南镇，差胜罗浮四百重。”生动地描述了庵塔周边的秀丽风光。

6记载闽港的航行历史

福州上可溯闽江，沟通闽江水系，下可远航至海内外许多港口，自古以来便是闽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货物的集散地。五代王审知主闽之后，福州港口的海上交通进一步得到发展，南海诸国纷纷来朝，促进了福州港的航海贸易，元代已有许多商船沿印度洋到达这里。明代市舶司从泉州移置福州，福州港从此作为朝廷与东南亚国家互市的重要港口，对外交通与海运贸易更加繁盛。明代福州港还为郑和七下西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记载，郑和船队进出长乐太子港均以三峰寺塔为航标，而且郑和还多次登塔观察地形与船队，就连塔名也是郑和所起的，他还亲自题写牌匾，三峰寺塔与郑和下西洋有着深厚的渊源。罗星塔也是航海港口的标志塔，是闽江门户标志，有“中国塔”之誉。罗星塔的名称和位置，曾标在郑和航海图中，在世界航海地图上，也已列为重要的航海标志。至今，塔身上还保存着大量的导航标灯龛，登临塔顶眺望，马尾港附近水域一览无遗。罗星塔在福州航海上起着指引商船的关键作用，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这高高矗立的石塔记载了福州侨乡海外移民的沧桑历史，多少年来家乡的塔不但是海上航行的航标，更是游子归家的航标。福州的航标塔还有面向东海的福清万安祝圣塔与三山镇迎潮塔等。这些古塔用于导航引渡，为福州古代的航海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6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的这首《七律・答友人》发表已经37年了。作者所答友人为谁，照说应当已不成为问题。1964年1月，毛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时，即曾表示：“‘友人’指周世钊”；《诗词选》、《诗词集》关于“答友人”的注释也都这样表述。在《诗词集》中并进而指出“作者手迹原题为‘答周世钊同学’”。但笔者，也还有其他一些毛诗词研究者的脑海中却仍存有悬念。主要是觉得曾被毛称为“九嶷山人”的乐天宇与这首诗之间存在若隐若现的渊源。由胡乔木主持编辑的《诗词选》和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诗词集》是具有权威性的。但这两个集子的编者却采取容许读者、研究者对毛诗词及其注释进行自由探讨的立场。《诗词选》的“出版说明”中说：“有些较晚的作品的写作过程，我们也不完全清楚”，表现了极负责任的态度。毛的手迹自然更具权威性。但毛的有些诗词往往有多种手迹，而且有的手迹后来又被新的手迹所替代。这也是毛诗研究者所熟知的。

笔者以为，毛说友人即周世钊，实可理解为举其代表，点到而已。他的这首诗在发表前和发表后，似乎并未抄送他所答的友人。1961年12月26日，有信给周世钊。信全文是：“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去薛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注者每以信中文句印证《答友人》即答周世钊。然而，外人实难看出其间的逻辑关系。

毛的《答友人》是1963年在《诗词》中首次发表的。此后十年中似乎没有研究者着重探讨“友人”为谁的问题。“”期间，某大学一个群众组织写信问过郭沫若。郭答：“。

值得注意的是，周世钊先生表示过他的看法。据周老亲属披露，1968年7月16日，周写了一封复吉林大学中文系诗词学习班的信。信中说：《七律・答友人》一诗自发表后，我这里接到一些询问是否答我的来信，郭老甚至对人讲肯定是答我的，但我的看法不同。我在长沙和它处为人讲解这首诗的时候，我是这样讲的：“《答友人》所答肯定是湖南的友人，甚至肯定是答长沙的友人，但所答的友人可能不止一人。由于在这几年（1961年以前的几年正是三面红旗提出后的几年）接到湖南（长沙）一些友人的信和诗，反映了湖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的一片大好形势，主席感到高兴，感到满意，因此浮想联翩，写出这首《答友人》的绝妙好诗来。一方面对这些友人的回答，一方面是对湖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表达出无限的关怀、无限的希望和真诚的祝愿。

笔者认为，周世钊先生的上述看法、答复是慎重的，符合实际的。不能仅仅理解为他个人的谦虚。周老是我的父执（先父与周在湖南一师同学，同是主持的学友会的成员、新民学会会员），笔者在和周老的接触中，深感他为人十分朴实，讲究实际，很有原则性。他在“”年代和“”中，屡向毛反映真实情况，对毛进行劝谏，正是他这种品格的表现。如果毛诗是答他一人，他不致故意把自己置身局外。毛的《答友人》之所以始终没有抄致他所答的某一位友人，应当说不是偶然的。至少，他写此诗的本意或者说初衷，并非出于回答个别人。

大约从1982年起，报刊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答友人》本事的报道，指出毛《答友人》的友人，一位是当时的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一位是党的一大代表，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一位是中国林科院一级研究员、林业科学家乐天宇。而乐在这首答诗的缘起中颇带重要性。

乐天宇（1900－1984），湖南省宁远县人。1916年考入长沙第一中学，参加了当时等领导的驱汤（芗铭）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考入国立北平农业大学。1921年在邓中夏指导下与杨开智、蒋文■成立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2年，以此小组为基础建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农大支部，1924年转党，曾任北平西郊区书记。1927年，受党组织委派到湖南宁远县领导农民运动，被选为农民协会委员长。马日事变中被捕。1930年7月红军攻打长沙，乐天宇领导狱中难友，砸烂司禁湾监狱署，冲出牢笼。后来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任《红军日报》记者。后因患病，未能随移，留在地方工作。1937年，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9年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农科主任、边区林业局局长等职。1940年考察并提出开发南泥湾的建议，随后参与了这一开发工程的规划与实施。1947年任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长。1949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同年，任解放后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4年任中国林科院一级研究员，为全国第四届政协委员。

乐天宇在长沙第一中学求学时就认识一师的，当时的长沙学生联合会经常召集一些活动，他们都是本校的代表。到延安后，他与常能见面。因为他的家乡有一座九嶷山，常称他为“九嶷山人”。

有一次，怀着惋惜的心情对乐天宇说：我是湖南人，却没有去过九嶷山。

乐天宇回答说：不要紧，我念一首诗给你听。接着，乐天宇就念了清人何绍基的一首诗。题为《游九嶷归宿县署为陶勤子大令话生平游事》。全诗如下：

生长月岩濂水间，

老来才入九嶷山。

消磨筋力知余几，

踏遍人间五岳还。

念完，乐天宇做了解释，说何绍基是道县人，与宁远县搭界，长期在外做官，到七十岁才告老还乡，游了九嶷山，写下了这首诗。

听了，哈哈大笑，说道：你原来是拿何绍基的诗来笑我呀。表示以后有机会，他要去九嶷山看看。（后来由于工作繁忙，毛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60年代初，乐天宇带了一个科研小组回到阔别了30多年的家乡，到九嶷山区进行科学考察。之后，他和在湖南的周世钊、李达会合了。老友相逢，大家自然想起了他们共同的老友。于是商定，送几件九嶷山的纪念品（九嶷山碑铭、墨刻，泪竹竿毛笔之类）给。乐天宇特意送了一枝九嶷山的斑竹。在所赠蔡中郎九嶷山铭墨刻额上，他题写了一首诗“赠呈主席案右”，署名“九嶷山人”。全文如下：

三分石耸楚天极，大气磅礴驱舞龙。

南接三千罗浮秀，北压七二衡山雄。

东播都庞越城雨，西嘘大庾骑田虹。

我来瞻仰钦虞德，五风十雨惠无穷。

为谋山河添锦绣，访松问柏谒石枞。

瑶汉同胞殷古谊，长林共护紫霞红。

于今风雨更调顺，大好景光盛世同。

不久，乐天宇在郭沫若家（乐于1951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郭是他的直接领导）见到了的答诗（一说他还曾在田家英处看到这份诗稿），题为《七律・答周世钊、李达、乐天宇同志》。乐天宇要求划掉他的名字。他说：我这个人办事莽莽撞撞，弄得不好，以后可能会给添麻烦。不能用我的名字。郭老说：那也好，不如改为《答友人》吧，友人是表示多数的意思。

以上就是毛《答友人》的缘起。有一个时期，周世钊老的亲属也基本持上述说法。他们发表在1985年第3期《思想研究》上的《和周世钊交往的几个片断》一文可以为证。笔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多次到北京菊儿胡同看望乐老。乐老从未跟我谈及与赠诗答诗的事，只是谈他关于建设九嶷山的倡议时给我看了他的那首七言古诗，记得是写进了倡议书引言中。他还谈到《答友人》发表后，给毛写过一封短信，说古人写九嶷山的嶷字，没有山字头，舜系天葬，到处望而疑焉。九者言其多也。毛曾叫中办工作人员答复他，信收到了，谢谢他。1984年乐老去世后，笔者才从报刊上得知《答友人》诗与乐老的关系。这时我才向乐老的亲属询问详情，他们知道的也不多。只是乐老之子、在石家庄工作的乐燕生告诉我，乐老的诗和斑竹一枝是他奉父命送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的。乐老的女儿，已经在湖南某地遁入空门进了尼庵的乐天筠得信告我，她见过那枝斑竹，“比平常的要鲜明黑亮得多”。

读旧体诗的人大都知道，诗的首句、首联往往是要点题的，第二联则往往承上启下。因之笔者始终觉得“九嶷山上白云飞”、“斑竹一枝千滴泪”是有来历的。周世钊是宁乡人，那里离几嶷山还远，也不盛产斑竹。如果《答友人》只是答周一人，为什么要以九嶷山起头，继而谈到斑竹一枝？至于毛后来对芦狄说“斑竹”“红霞”句是怀念的，虽非题中必有之义，也属可有之义。周、李、乐三位早年都曾经是长沙清水塘、北京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的座上客。乐天宇的《八十生日告子女书》，告诫子女为人要重道德，就有这样的话：“（你们的）姑姑被捕后，国匪只要他声明和离婚，就放了她。她有道德，她未听从。她成功是万世忠烈之人（原文如此），为世人景仰。”因故人赠诗、问讯而浮想联翩，包括想到了“为革命而丧其元”的似也在情理之中。解诗者受诗中意象的感染，可以有驰骋想象的余地。各人可以有各人的兴会。当然，总得有一定的度。这里不去论它。

对于乐天宇这样一位友人，始而写入诗题，继而笼统书之，终而只以周世钊为代表，笔者揣想这很可能与建国之初乐天宇所受挫折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全面学习苏联的政策。那时苏联正在用非常尖锐的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以及党的决定的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李森科所创造的“米丘林学说”，打击摩尔根学派。在中国提倡和推行“米丘林学说”的第一人是乐天宇。他在北农大首先增设“新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亲自担任教学组长。“旧遗传学（摩尔根遗传学的贬称）改为选修课，后来被迫停开。接着在1950年初又决定停开生物统计与田间设计两门课，这三门课都是李景均教授担任的。李被指责坚持”反动的、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摩尔根遗传学说”，反对“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学说”，而成为“反面教员”。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愤然去国（1950年3月经香港赴美。翌年受聘于匹兹堡大学）。此事引起了中央的关注。5月，胡乔木找乐天宇谈话，当面批评了他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6月5日，乐天宇写了题为《由米丘林、摩尔根学说到团结问题》的报告送刘少奇，经刘批示后送以及、陆定一。毛在这份报告上所做的批示是，“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乐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毛病。”同时，北农大森林系的一位助教写了一封信，揭发乐天宇的过“左”行为，以及李景均被迫出走的真相。这封信后来转给了。周在这封信上做了批示后送、刘少奇、陆定一。周的批示是：“可考虑乐天宇是否适宜继续担任农大主委。”毛批示：“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做适当处理。”1950年11月，教育部派调查组进驻农大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经上级批准，撤销了乐天宇的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调科学院工作。

1951年，乐天宇调离北农大后，筹建并担任中科院遗传选种馆馆长。1953年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乐天宇参加领导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筹建任务，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在“”中，乐天宇受到严重摧残，成为佝偻后，让他回到过独身生活在北京街道小厂工作的女儿家“休养”。打倒“”后，他的冤案得到，组织上按一级教授待遇分配他住房，他没有要。1980年，他以79岁高龄带上补发工资六万余元由北京回到湖南宁远县家乡自费创办九嶷学院。住破庙，吃简陋饮食，还把自己每月的离休金除留50元生活费外，都交学院公用。1984年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在工作岗位上辞世。

1950年主要由于乐天宇而在农大引发的那场风波，乐知，毛知，郭沫若、胡乔木也清楚。时间虽不长，但在党内外、科学界、知识界乃至在国际上造成了严重影响。十多年后，乐天宇理和口头解释，采用了一点“红楼笔法”，以他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大概也只能如此，无可非议。

古人谓解诗要知人论世。但真要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本文所述，也只敢作为一家之言，求正于方家。末了，并附俚句云：

潇湘遥望白云悬，

斑竹红霞一梦牵。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7

1930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给红七军前委发出指示：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苏区，“坚决地进攻柳州、桂林，向广东的西、北江发展。”11月9日，红七军7000多名健儿离开广西河池，沿着黔、湘、粤、赣诸省边界地区，踏上了艰苦悲壮的征程。

1931年1月2日，红七军来到全州，守敌一击即溃，很快占领全州。此时，尾追的湘军已停止入桂，驻桂林的桂军又不敢贸然北上，使红七军得到难能可贵的短暂休整。在全州，邓小平召开前委会，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必须有根据地作依托，才能逐步发展壮大。他们从的报纸上得知，江西红军力量最大，经常打胜仗，而且有一大块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邓小平和张云逸总结出动以来，攻城拔寨、强攻强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力主放弃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变硬打攻坚战略，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会议确定红七军沿湘、桂、粤、赣边境向江西苏区前进，去与、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汇合。这个决策，受到韦国清和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为做好行动准备，韦国清除组织战士搞好警卫、参加学习、恢复体力外，还和战士们一起打草鞋，以便连续行军之用。

1月8日，时值隆冬，红七军从道县向江华前进途中，遇上了一场南方罕见的大雪，寒风呼啸，衣着单薄的指战员穿着草鞋，顶风冒寒，在湿滑的路上艰难前行。韦国清鼓励战士以革命军人的钢铁意志战胜困难。他看到有的战士赤着脚板走路，赶忙拿出自己备用的草鞋递给战士穿上，而他自己却穿着破草鞋跑前跑后。那天尽管风雪交加，行动困难，但警卫排在行军途中没有一个掉队的。

1月14日，红七军翻越湘、桂、粤3省交界的老苗山，来到广西贺县的桂岭圩。红七军前委鉴于部队在连续转战中严重减员，由出动时的7000余人减到3500人，决定就地休息、整编，将原十九师缩编为五十五团，原二十师缩编为五十八团，干部多数降职使用，韦国清在第一营第三连任排长。

2月2日，红七军在梅花村遭到军3个团和民团的夹击。韦国清所在的第一营担负坚守左侧高地的任务，连续打退军5次进攻，战斗异常惨烈，部队伤亡很大。当军发起第6次进攻时，第一营的指战员以反冲锋进行反击，韦国清带领全排向军猛扑过去，营长不幸被手榴弹炸伤倒地。韦国清奋不顾身地背起营长迅速撤下火线。经过5小时激战，部队连续打退军8次进攻，毙伤其1000余人，自身也伤亡四五百人，干部伤亡过半。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建立粤北根据地的计划，撤出战斗，立即转移。

红七军从梅花村撤离后，连夜向乐昌河（今武水）畔的杨溪口急进，计划迅速渡到乐昌河东岸，奔赴江西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月5日清晨，部队来到乐昌河西岸，鉴于粤军在后追赶，军情紧急，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军部一部先行渡河，占领东岸滩头阵地，张云逸指挥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在后掩护。至黄昏，邓小平、李明瑞率韦国清所在的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1个连共1500余人刚渡到乐昌河东岸，粤军大部队就从乐昌、韶关赶到，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两个连共600余人被阻于乐昌河西岸。此后，红七军便兵分两路，各自为战。

在梅花村战斗后，韦国清由于表现出色，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升为第三连副连长。 参加反“围剿”作战

1931年4月，红七军会合到一起，湘赣苏区人民对他们的到来热烈欢迎，为他们补充了新战士，红七军人数增加到3000余人。韦国清看到当地军民的鱼水情谊和部队的恢复发展，很受鼓舞。此时，正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同时以3个师对赣江以西地区进行“围剿”。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红七军等部在安福西南的廖塘桥、古田地区，以伏击手段，歼灭了由阜田来援的军第五十二师第一五四旅的1个团，击毙其100余人，俘其700余人，缴获步枪近千支、迫击炮数门。韦国清带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

4月下旬，红七军在永新举行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红七军从广西北上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到江西苏区与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为保卫与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韦国清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这期间升为连长。

5月，红军奉命开赴莲花、宜春、分宜活动。韦国清带领连队在张云逸、李明瑞指挥下，英勇战斗，配合兄弟部队猛烈打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保卫并扩大了湘赣苏区。

6月，红七军会同湘东独立第一师，向湘东南地区发出攻势作战，先后攻克茶陵、安仁、攸县、酃县等地，歼军和土杂武装各一部，扩大了湘赣苏区和红七军的影响。韦国清带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攻势作战，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6月底，红七军由湘东南返回赣西，进到赣县沙地地区，苏区中央局调红七军东渡赣江，到中央苏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韦国清和指战员们为此异常兴奋，有说不尽的欢喜。在这期间，韦国清带领的连队认真学习了红一方面军第一、二次反“围剿”的经验，进行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与人民军队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三大原则的教育，开展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学习，指战员们的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部队政治素质有很大加强，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执行新任务打下了政治基础。

7月11日，韦国清率连队随红七军东渡赣江进入中央苏区，13日到达兴国，22日到达于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编入红三军团战斗序列。

红七军到达于都桥头镇地区后，红一方面军总部给红七军补充了大批战士，补充了枪支、弹药和被服，将红七军扩编为第五十五、第五十六、第五十八共3个团和军部，增加到7000余人。韦国清仍任连长，带领全连干部战士做好战前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到来。

此时，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按照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方面军总部的命令，红七军参加了反“围剿”作战。其中，红七军协同兄弟部队于9月15日，将北撤的军第五十二师包围在兴国县东固区方石岭以南地区，发动猛攻，将其歼灭，俘其5000余人，此战称为“东固大捷”，红七军打出了百色劲旅的军威，为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写下了光辉篇章。韦国清率领连队参加了这次战斗，缴获甚多，俘获甚众，只可惜让俘获的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化妆为伙夫潜逃了。

就是这个韩德勤，与韦国清似乎有不解之缘。在那13年后的1943年3月18日，顽固派、时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在率部进犯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山子头时，被时任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旅长韦国清指挥的部队擒获。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红三军团总指挥对归他指挥的红七军留下了深刻印象，称赞红七军是“猛如虎，精如猴”的英雄部队。1931年11月15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表彰红七军英勇转战的业绩，授予该军“转战千里”的锦旗。韦国清作为红七军成长起来的基层指挥员，对红七军征战得到的肯定和表彰，受到巨大鼓舞，决心将红七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进红军学校深造

1931年秋，中革军委为加强红军指挥员的培养提高，决定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0月开学。韦国清作为红军优秀基层干部，被选送第一期军事连学习。校部在瑞金城内谢家祠堂，条件简陋，学员分散住在附近民房里，上课时背包当凳，膝盖当桌，许多活动都在露天进行。学习内容分为：军事训练以步兵战术为重点，从单兵到连的战术，还有射击、投弹等技术课目。政治教育有党的纲领、党的政策、政治常识等。文化教育，在家读过私塾、上过小学的韦国清，利用学文化的时间学写家信、战斗文书和批条子等，为尔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每期学习时间3个月。结业时，韦国清门门优秀，展现出良好的军人素质，引起学校的关注，决定将他留校任教，继续再学3个月的特科。

1932年2月1日，第二期开学，校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除原有的军事、政治科外，增加了包括炮兵、机关枪、工兵的特科。韦国清在工兵连学工兵专业，学习成绩优异。第三期时，韦国清任工兵连副连长兼教员。第四、第五、第六期，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9月，韦国清均任工兵连连长兼教员，为红军各部队培养了大批懂爆破、会架桥的工兵人才。

1933年10月17日，组建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其中，特科学校设炮兵营、工兵营、重机枪营，培养专业干部。这对红军由步兵向多兵种发展有重要意义。韦国清在3个月时间内，由工兵连长升为工兵营副营长、代营长、营长，仍兼工兵教员。

韦国清鉴于工兵是当时特科学校的尖端科学，学习内容多，知识面广，除让教员给学员补习文化和自然知识外，还采取“联系实际，少讲多练，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例如，讲操作架桥时，就把学员带到河边，边示范，边讲解，让学员自己动手干，在实践中学习“流速计算法”等常识，从而增强了学习效果。

1934年1月初，红三军团包围了福建沙县县城，城墙高大坚固，红三军团请军委派工兵支援。任务下达到特科学校。作为工兵营长的韦国清，执照学校领导指示，将土木作业连连长郭斌和第一区队区队长刘始明找来，对他们说：“红三军团准备夺取沙县，可我们红军没有重型火炮，守敌凭险固守，步兵难以夺取，需要工兵爆破炸开城墙，现派刘始明带领你们区队前往红三军团，配合部队消灭守城的敌人，任务很重要，时间很紧迫！限你们半天做好准备，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沙县，在三军团领导下，执行好这项任务。”韦国清还讲了爆破的一些做法，要刘始明在执行任务中注意安全，多动脑筋，严密组织，运用平时所学的知识来圆满完成任务，为红军争光，为特科学校争光！韦国清问刘始明有什么想法？刘始明满怀信心地表示：“请营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韦国清随即将学校写给三军团的介绍信交给刘始明，说：“这是对你们的考验，祝你们成功，完成任务后尽快返校。”

不久，传来消息：1月25日，工兵将装满炸药的棺材送进坑道深部，爆破成功，将守敌2000余人全部歼灭，缴获当时苏区紧缺的大量食盐、粮食、布匹等物资，韦国清听后甚感欣慰。

就是这个用爆破来攻破坚固堡垒的经验，韦国清在那20年后的1954年5月6日担任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时，帮助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运用这个办法，先挖坑道，用1吨炸药炸毁法军A1据点的坑道，将坑道内的敌人全部震毙，迫使法军投降，越南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

1934同年1月底，韦国清被选调到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红大是红军的最高学府，位于瑞金西郊的下窝村（今沙洲坝大布村）。校长兼政委是参加秋收起义、参与指挥红三军团第一次攻克长沙的何长工。红大设置：培养师以上军政干部的高级指挥科，培养团政委和政工干部的上级政治科，培养团长、营长的上级指挥科，培养军、师、团参谋长的上级参谋科。学员都是久经战火洗礼、富有工作经验、值得培养的优秀干部。韦国清就是军委、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选调来深造的，分配在上级政治科，并任该科的党支部书记。

学员进校后，不分职务高低，一律过战士一样的生活，每人一支枪、50发子弹，早晨出操，每天上课6小时，听专职军事教员、政治教员讲课，或听中央、军委领导人作报告。韦国清珍惜学习机会，不论听教员讲课，还是参加操练或讨论，都很认真，并且成绩优异，上级政治科每次考试，他都是第一名。与他同期在上级军事科学习的原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队长张爱萍，在上级军事科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名，因而在上干队乃至红军大学就传出“军张”、“政韦”之说。韦国清与张爱萍当时建立的深厚友谊，为他们尔后的合作共事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年5月，韦国清在红军大学学习毕业，留校任专职党总支部书记。此时，红大未设政治机关，这个党的总支部就担当起红大的政治机关的职能，领导校部机关和各科党支部的工作，组织学员和教员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对警卫和公勤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等项工作。 奋战在长征途中 1936年长征后的韦国清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人进行战略转移。出动前军委将红军大学、第一、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等4所学校合编为红军干部团，学员都是从部队选调有战斗经验的班、排以上干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辖上级干部队（即营以上干部）和4个营，第四营是特科营，辖炮兵、工兵、机枪3个连，培养炮兵、工兵、机枪干部，营长韦国清，政委黄金山。他们隶属于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主要任务是：参与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为部队培养、储备、输送干部，还要参加战斗，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韦国清带领的特科营在瑞金县九堡于14日完成编组。 （1）架桥保证主力前进

特科营刚组建完，韦国清就接受军委赋予的第一项任务，在于都河上架两座浮桥。于都河又名贡水，是红军从苏区进到突围前进阵地必须越过的河流，总部确定架10座浮桥，由干部团工兵连架于都、白鹅两座，要求架得结实牢固，能通过4路纵队，还有骡马和重要物资。为防避军飞机侦察，规定架桥在当日下午5时至次日7时之间进行，于16日24时架设完毕。

10月15日凌晨，韦国清与陈赓团长一起，率工兵连的干部、学员200多人，携带架桥工具向60公里外的于都进发，下午赶到。韦国清随陈团长找到红军总部作战局，了解在于都架桥的位置、要求和相关情况后，立即返回组织实施。他着重抓了三条：一是，抓架桥所需的船只、木板、绳索等材料的落实；二是，掌握好桥的轴线。夜间要准备好马灯照明，保证桥面在一条主线上；三是，将每条船的锚下正、定好，以保证在河面连接的船左右稳定。就这样，将宽600米、水深1-3米、流速每秒约1.2米的于都河浮桥，在午夜前架设完毕。陈赓团长走过横跨在于都河上的浮桥检查后，称赞工兵连干得好。另一座桥是白鹅桥。韦国清鉴于部队行动在即，他必须返回掌握队伍行动，因而将白鹅桥的架设任务委托给与他搞工兵多年、相互知根知底的黄朝天连长组织实施，保证在16日24时前架好。事后得知，白鹅桥架设的速度快、质量好，保证了中央纵队踏过白鹅桥进到出发前进阵地。

11月27日晚，长征到达湘西道县的韦国清，接到团部的特急命令，要求工兵连在30日4时前，在广西界首的湘江上架一座浮桥，保证主力西渡湘江。命令还告诉，第二营同时出发，负责湘江桥的警戒。韦国清与政委黄金山商量，营队行动由黄政委掌握、带领，他带工兵连去执行在界首架设湘江浮桥的任务。他赶到工兵连，一面集合队伍，一面同连长黄朝天研究，鉴于到120公里外的界首路程远，来不及做饭吃，就让大家吃点干粮上路。工兵连一路急行军，越过崇山峻岭，克服千辛万苦，于30日零时赶到界首湘江边。韦国清和黄朝天组织大家分秒必争，分头找船、找门板、找绳索，尔后从两岸对架。这时，总司令来到湘江边检查督导，给韦国清和工兵连指战员以巨大鼓舞。经工兵连指战员共同努力，按时将长约250米的湘江浮桥架设完毕。朱总司令看到界首浮桥横跨在湘江上非常高兴，称赞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对架桥任务完成得好。韦国清目睹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踏着湘江桥西去，标志着红军主力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感到莫大的喜悦的自豪。随后，他带着工兵连跟随干部团的队伍西进。

同年12月31日，韦国清率领特科营进到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刚会过餐，庆贺1935年元旦到来的仪式刚过，学员们便倒头就睡。韦国清匆匆来到工兵连，叫着黄朝天一起来到团部，由陈赓团长领着，来到中革军委副主席处。周副主席指着地图，扼要地向他们介绍敌我态势：渡过湘江后，追敌紧追不舍，又令黔军在乌江北岸布下重防，妄图前后夹击我们；只有突破乌江，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而乌江渡口只有两只小木船，红军千军万马怎能尽快过去？架乌江桥才是我们的出路。你们干部团有敢打敢拼的光荣传统，又有架桥方面的力量，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的。这是中革军委向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直接下达的架设乌江桥的任务。陈赓团长当即表态，他马上带领部队到江边，尽最大努力，来完成周副主席交付的任务。韦国清和黄朝天感到任务既光荣又重于泰山，甚感荣幸和自豪。

1935年元旦凌晨，韦国清命令工兵连紧急集合，一阵急促的哨声将学员们惊醒，他们迅速穿好衣服到街上列队，随陈赓团长、韦国清营长出发，冒着寒风冻雨，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崎岖的山道急进，天亮时赶到江界河渡口。陈赓、韦国清带着黄朝天来到江边指挥所报到，找到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进一步搞清情况，明确任务。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50米，最深处15米，流速为每秒1.8米，要求工兵连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波涛汹的江面上架一座浮桥；砍黄竹、伐木材，搜集绳索、门板、木材、箩筐等架桥器材，由步兵部队协助；红一军团一部掩护特科营工兵连架桥。军团炮兵连炮击对岸之敌，打击了北岸之敌的气焰。

韦国清帮助黄朝天选点定位，制订架桥计划，确定扎竹排、搭浮桥，将全连学员分为几个作业组，随着黄竹、门板、绳索等器材的运到，编竹排的作业全面展开。他们用3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中间摆上连接好的枕木，上面再铺上门板，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陈赓、韦国清和工兵教员都认为门桥牢固适用，就把门桥定了下来。

怎样把门桥固定在浮桥轴线上呢？这是当时乌江架桥的一大难题。陈赓、韦国清在现场开诸葛亮会，请大家出主意，工兵教员何涤宙、谭希林提出用大石头当锚来拖住门桥。韦国清在现场密切观察，及时指点。大家围绕着石锚的改进七嘴八舌，从单块石头改为用竹片编成大篓子，里面装着大小石块，中间交叉三根两头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石锚顶端系上一条粗锚纲，每个石锚足足有一两千斤重。石锚在竹筏上制成，用竹筏运到下水地点再推入江中，石锚果然把门桥拖住了。这个难题的突破，使乌江浮桥迅速向北岸推进，韦国清原来焦急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经过大家紧张战斗，反复试验，苦战36小时，终于克服水流快、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等困难，把乌江浮桥由南岸架设到北岸，为红军直下遵义开辟了通路。

陈赓、韦国清和工兵连指战员，看到由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合编的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部队从乌江桥上安全通过后，他们两天一夜没有休息、没有吃上一顿安稳饭的饥饿和疲劳，已经忘得无影无踪，胜利的喜悦和幸福感涌上了每个人的心头。 （2）配合主力作战

韦国清带领的特科营拥有迫击炮、重机枪，是长征红军中少有的火力拳头，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指挥下，时常配合主力作战，出奇制胜。

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川黔边转战，韦国清关照炮兵连、机枪连的干部要做好随时参战的准备。28日，红三、红五军团在贵州西北部赤水河东岸的土城与川军6个团激战。干部团奉命增援，陈赓团长令特科营用火力支援。韦国清指挥机枪连、炮兵连分别占领有利阵地，向敌开火。重机枪猛烈射击，杀伤敌人，掩护学员队冲锋；隐蔽在半山腰小庙里的一营川军，被一阵炮弹解决了。陈赓团长称赞特科营打得好。

2月下旬，特科营参加了再战遵义城的战斗。其中，遵义城西南端制高点老鸭山的争夺最为激烈。特科营在团首长带领下，前来参加战斗。韦国清指挥炮兵连、机枪连在小山包上支好机枪、架好炮，向正在运动的两营敌军猛烈射击，敌人顿时慌了手脚，两个学员队配合红三军团第十团乘胜攻占老鸭山的争夺，红军再夺遵义城。此役，红军仅俘敌就有3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狠狠打击军的士气。

5月初，红军干部团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后，为掩护红军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陈赓奉总参谋长命令，指挥干部团主力夺取通安州。部队向北挺进，途中山路狭窄，有一段是悬崖峭壁，韦国清严密组织，艰难地来到通往通安州必经之地的山顶。陈赓团长要求第二营佯攻，第一营从敌右翼包抄迂回，特科营火力掩护。韦国清要重机枪分别掩护正面攻击和向右翼迂回的分队，迫击炮先打前沿、后向敌纵深延伸。陈团长一声令下，冲锋号响，重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勇士们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军顿时大乱，慌忙向会理城逃窜。干部团一鼓作气，直追到通安州，在宋任穷政委带来第三营配合下，占领了通安州，俘敌团长以下600余人。夺取通安州，是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战斗的继续，使中央红军早日入川的愿望得以实现。中革军委对干部团胜利完成抢渡金沙江、抢占皎平渡和夺占通安州的任务很满意，予以通令嘉奖。韦国清带领全营指战员参加了干部团的庆功大会。 （3）特科团长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陕甘，对中革军委和红军部队的编组进行了调整。其中，将红军的兵团改为军；红军干部团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编为新的红军大学，设上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步兵团和特科团。干部团改为红军大学特科团，韦国清任团长，宋任穷仍任政委，已从红四方面军招收了一批学员。由于干部团的学员已毕业分配，留下的干部仍集中在特科团。

8月初，红军总部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大学编在包括由红一、红三军在内的右路军行动。8月下旬过草地时，韦国清团长严密组织行军、宿营，为部队的吃饭操心、忙碌。离出草地还要两天时，工兵连断炊了，连青苗也找不到，干部战士一筹莫展。韦国清得知后，马上派人将他的乘马牵去，让工兵连杀了充饥，使工兵连终于走出了草地。对韦国清叫杀马救战士一事，时任连长、后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黄朝天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雪里送炭啊，不，用‘雪里送炭’来形容韦国清团长对战士的关怀太不够分量了。长征途中这种骨肉般的阶级友爱精神，是任何文字都难以形容的。”

为贯彻北上抗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红三军和军委纵队遵照党中央指示，从阿西地区出动，向红一军所在的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地区靠拢。当时，红四方面军有人不明真相，提出要派部队阻拦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韦国清随后得知上述情况，对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增加了敬佩之情。

9月10日晨3时，特科团接到北上的命令，立即集合队伍。出发时，宋任穷、韦国清先后讲话，向干部和学员介绍：“现在有两条方针，一条是向甘肃、陕北北上抗日，一条是回过头去向南，再一次过草地，大家看怎么办？”“北上是党中央的方针，南下不是中央的方针，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北上的可以留下。”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要北上，不要南下！”就这样，特科团的队伍出发了。黎明时分，队伍后面传来命令：部队原地停下。原来是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着下达的停止前进的命令，带着几名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追来。走在特科团前面的、、王稼祥、杨尚昆等领导人，也在半山坡的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这时，韦国清、宋任穷来到身边，护卫。李特质问，红军总政委来了命令叫部队南下，你们怎么还要北上？面对无理威胁，耐心说明应北上、不应南下的道理后，正告李特：率领的红三军团就在后边，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的火气大得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

的严正警告，在红军能征善战的声威，使李特不得不有所顾忌，见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提出：“特科团的学员留下。”当即表示，要四方面军的学员回去。他叫站在他身边的韦国清集合特科团的全体同志。韦国清迅即集合队伍，请讲话。强调：“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就这样，特科团中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继续北上，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南下。但也有一些学员设法留了下来。韦国清的警卫员杨琏是红四方面军的，听说要叫红四方面军的学员离开，便躲了起来，执意要跟着特科团北上。他就是受韦国清的影响，懂得北上的意义，就自动留了下来。

9月18日，在甘肃省南部宕昌县哈达铺，红一方面军先行北上的部队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韦国清任随营学校特科营长。他带领特科营的干部战士随军继续向北进发，于10月19日到达陕西省西北部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1年，纵横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938年任抗大九大队大队长的韦国清

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作为特科营长的韦国清，从长征开始就关照并协助有关人员，记录了《长征经过路程》这份宝贵史料，把他们营从1934年10月10日自江西瑞金沿坝起，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止，每日的宿营地、行军里程或休息、气候都有记载，对“给养极困难”、“给养很成问题”、遇到敌机袭扰、与敌作战、1935年4月没有休息一天等重要事项，都在要记栏里略有记载，署名人为营长韦国清，另一位李黎林职务不详。1936年8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将这份材料作为长征材料之一，加盖公章存档，现存在中央档案馆。从时任营长的韦国清对长征这段历史的重视，透露出他对革命事业认真、负责、周到、细致的品质和作风，为党史、军史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为抗日培养干部

1935年11月3日，中革军委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由陕甘支队和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组成，任司令员，任政委。原陕甘支队随营学校和陕北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永坪镇，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辖步兵营、特科营、游击队干部营和骑兵科，韦国清任步兵营政委。

12月27日，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城）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列举大量事例，说明民族革命阵营的力量在迅速扩大，指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韦国清认真学习这个报告，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深感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紧要关头，战略思想的转变至关重要，随即对学员展开了这方面的教育。 韦国清上将

1936年6月1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19日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在瓦窑堡成立。设3个科：第一科是高级指挥科，培养师以上军政干部；第二科是上级指挥科，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第三科又称普通科，培养连排干部。普通科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设3个营，韦国清任第一营政委。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进行西征战役，后方兵力薄弱，而、、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党政军机关都驻在瓦窑堡，只有韦国清和营长陈士榘率领的第一营在那里，称得上是战斗部队，他们便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警卫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重担。

6月21日，军高双成部一部及民团，突袭瓦窑堡。紧急命令陈士榘、韦国清率队迎敌，掩护党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转移。陈士榘、韦国清分别率领连队与敌激战，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掩护、、等领导人和党、政、军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韦国清在战斗中身负重伤。9月，韦国清伤情好转，被组织上安排进红大高级科学习。

同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分别与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来到甘肃环县木钵镇，与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合并，组成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又称工农红军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后任校长兼政委），辖两个步兵团和1个特科团。特科团长由在红大高级科学习两个月的韦国清担任，培养特种兵的基层干部。

韦国清到教导师特科团赴任时，正好赶上发生西安事变。学员和教职员议论纷纷，要求杀。很快，传来在红军大学讲话的内容：对被抓起来以后，是杀、是关还是放？中央认为要学诸葛亮七擒孟获，把放了，这对抗日有利。韦国清及时传达讲话精神，要求大家学习从全国全党大局利益观察分析问题，要听党中央、的话，使学员和教职员思想很快平静下来。西安事变后，原驻甘肃庆阳的东北军全部南撤，红大第二校校址奉命由环县移至庆阳，改称庆阳步校，对外仍称教导师。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8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九华山那条蛇”为你整理了这篇参观市委党校红色展厅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参观市委党校红色展厅心得体会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的东北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无数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锻造了彪炳史册的东北抗联精神。七台河市委党校“抗联在七台河”展厅集中展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七勃地区的罪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联在七勃地区的斗争岁月以及牺牲了的抗联英烈和对抗联精神的传承弘扬等五部分，展厅整体内容就是一堂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一、追寻历史足迹，厚植爱国情怀

 初入展厅，一帧帧珍贵影像、一张张图片展板，一件件历史实物，记载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展现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员抗战时期的峥嵘岁月和永葆政治本色的精神特质。正是这些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捍卫和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的先烈们，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从一二六指示信、八一宣言，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到抗联十一路军再到三大路军，体现了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建立、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展厅中展示的在东三省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关于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等一大批民族英雄的图片，激发起无限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这些舍生忘死、为国捐躯的战士们，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英雄。

 追寻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足迹，回忆着当年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展厅中的每一帧画面、每一个故事都是对自己心灵的洗礼、思想的升华、灵魂的净化。展厅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记录着东北抗日英烈们英勇不屈、奋勇作战的壮丽篇章，是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凝聚前进力量、弘扬抗联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二、追忆七勃往事，凝聚奋进力量

 展厅承载着催人奋进的红色基因和革命力量，是重温七勃历史、激励七勃后代、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场所。

 作为东北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七勃地区的抗战历史生动地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看着一幕幕日本侵略者对七勃地区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文化等全方位侵略的图像：遍布七勃地区的开拓团、大量的反动宣传读物、大肆残杀七勃人民的惨状，感受着当年先辈们浴血奋战、初心不改的忠贞，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了那段艰苦卓绝、英勇奋战、血战东北的悲壮征程，切身感受了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听到七勃地区众多东北抗日英雄壮烈牺牲的事迹，当听到民族英雄周保中带领东北抗日联军义无反顾、奋勇作战的故事，再一次被革命先烈信仰的力量，顽强的意志所震撼。

 展厅的第三部分以“民族大义，慷慨赴难”为主题集中展示了七勃地区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奋勇斗争的事迹。桃山阻击战、罗锅桥伏击战、小孤山战斗、八女投江等故事无不激起我们对先辈们的崇敬，七台河的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故事也将永远留在七台河人民的心中，七勃大地抗日军民谱写的英雄赞歌亦将永远激励七台河人前赴后继、奋发向上。

 三、再现抗联历史，弘扬抗联精神

 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便从哪里产生。东北抗日联军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部壮丽史诗中最惨烈、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展厅集中展示了在白山黑水之间，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希望和历史责任，领导东北人民走在抗日最前线，在生与死、血与火的磨砺中熔铸成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东北抗联精神蕴含的坚定的信仰信念、高尚的爱国情操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是我党我军光耀史册的精神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是鼓舞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9

（一）

1916年秋天，许更魂瞒着结婚不久的妻子和亲友，只身出走南洋，到达新加坡，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生涯。1917年8月，在新加坡大坡马车街创办了一所华工免费夜校，以此作为宣传和团结华侨的阵地。华侨的觉醒和爱国斗争的日益加强，引起了英殖民政府的注意。1920年初，英殖民政府颁布了教育注册苛例，许更魂创办的华侨兔费夜校被取缔。为了逃避殖民政府的追捕，1920年秋，许更魂秘密离开新加坡，回到故乡，他眼见家乡依然如故，死气沉沉，于是，决定从改革教育入手，开展新文化运动。他以新文化新思想宣传和教育群众，耐心地说服乡里的进步绅士。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许更魂把原私塾性质的汀源学校改名为凤歧小学。紧接着，许更魂以凤歧小学为校址，创办了凤歧女子夜校。办学初期，由于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女青年徘徊观望，报名入学者寥寥无几。于是，许更魂从我做起，动员自己的爱人和6个堂妹入学，作为首倡。接着，沿门劝学，鼓励女青年走出闺阁厨房，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型女性。在他的发动下，仙溪、文里等乡的妇女也纷纷前来就读，夜校人数达40多人。1920年10月，凤歧女子夜校正式开学。许更魂在开学典礼上宣布：“女子赋有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男子应该受教育，女子亦有权进学堂，为做一个新女性而读书，为做一个新国民而读书。”

1921年春，许更魂重返南洋，和董方成一道，被聘为吉隆坡《益群日报》编辑，并加入了。1923年秋，许更魂回国采访。在4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汉口、广州、潮汕等地。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他深受鼓舞，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使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所在，更坚定了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终身的信念。在给彭泽民的信中，他深有感触地说：“国内之行得益匪浅”，“民众底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弟所未见过”，“布鲁什维克底真蒂，为吾人救世之药方也。”1924年初，许更魂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着，被派遣重返南洋，负责缅甸总支部的改造工作。

（二）

许更魂到达缅甸仰光，担任缅甸总支部执行部主任兼仰光《觉民日报》总编辑。他致力于把缅甸总支部改造成为爱国侨领、华侨商人、华侨知识分子和华工四个阶层组成的革命联盟。在缅甸工作期间，许更魂为党的事业、为华侨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他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广大华侨的尊敬。他被聘请为旅缅潮州会馆名誉总理。爱国侨领、缅甸潮州会馆会长陈维岳赞扬他：“人品学问两堪敬佩。”

1925年8月，中央电请缅甸总支部选举华侨代表1人，回国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各支部的推荐和总支部投票选举，许更魂当选为二大代表，9月下旬离开仰光回国。

1925年10月，许更魂到达广州，立即加入了反对的斗争行列。许更魂、董必武等和来自海外的华侨代表，11月28日，在广州革命纪念会集合，反对西山会议派，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坚决主张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接着，许更魂、董必武和来自湖北、福建及海外的代表一起，联名发表通电，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通电痛斥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政府的诬蔑，赞扬共产党人和广东革命政府“数月来一切措施，多能遵照党纲进行，肃清刘扬，肃清东江，南路逆军及一切反革命派，皆有事实可见”，通电强烈呼吁，希望中央，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海内外各级党部，“以全力拥护在粤开会之主张，即派代表到广州，俾党务得以解决，革命工作得以继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12月11日，中央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指出西山会议为非法，决定1926年元旦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推举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此后，许更魂和在广东的共产党人一起，积极为二大的召开作准备，同时他又深入海外各华侨团体驻广州联络处，倾听华侨对二大的意见和建议。

12月25日，许更魂等向二大筹备委员会提交了《以实力保护华侨案》，指出华侨是祖国的儿女，因生活所迫而漂洋过海。华侨在海外受尽了帝国主义者的欺压和摧残，痛苦万分，用泪眼望祖国，盼我国政府来保护。但是历届政府只知卖国，只知，不特无丝毫保护华侨的能力，且无丝毫保护华侨的意思，使广大华侨失望和痛心。指出，是革命的党，国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应该关心华侨的疾苦，以实力保护华侨。他建议，中央应制定保护华侨的条例；国民政府应建立侨务机关，办理华侨事务；中央海外部应附设华侨协会。许更魂等的提案受到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的重视。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期间，许更魂参加了大会的一切重要活动，并在1月12日下午向大会作了《缅甸党务报告》的发言。当日，关于以实力保护华侨的提案被大会所通过，成为二大的对外政策。根据大会主席团的提名，1月18日上午大会进行选举。许更魂以172票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成为出席二大、并当选为候补执委的7位共产党员之一。二大之后，中央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任命彭泽民为中央海外部长，许更魂为秘书长。

（三）

许更魂按照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1月底出任中央海外部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共海外总支书记，从此，他由海外转回国内，协助海外部长彭泽民开展侨务工作。彭是爱国华侨，左派，很支持海外部共产党人的工作。许更魂到职之后，解散了前任部长林森所组织的海外部工作班子，挑选了一批爱国华侨和共产党人到海外部工作，明确规定了海外部的主要职责是指导海外各党部依照二大宣言、和决议办理海外党务，随时查核其执行情况和办理侨务。接着，许更魂派遣董方成、林秉栓、郑省一、李芳园等一批共产党员和左派，以海外党务专员和党务组织员的身分，分赴海外各地，宣传和贯彻二大的精神。

二大以后，西山会议派不甘心于失败，派林森出国向各地侨胞游说和筹款，为此，许更魂和彭泽民以中央海外部的名义，于当年2月5日向各党部和广大华侨了《告海外同志》（第一号）。文告首先指出林森等人自命为元老、真正的中山主义信徒，但他们反对广东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反对联俄，反对联共，事实上反对孙中山的政策。文告强调：由于各帝国主义勾结我国军阀，一致压迫我民众，其势甚凶，其力甚大，为完成国民革命，使民族独立，民众自由，非联合一切革命分子，非请教革命先进国——俄国不可。共产党的政策——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与相同，可以合作共同革命，共产党人在党内较之自命为元老者更为努力。反对联俄、联共，无疑就是反对革命，就是助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为害中国。文告最后号召广大华侨提高警惕，驱逐林森，预防一切反动分子向海外活动的阴谋。

这篇文告和以后的《防止反动派之反宣传》、《通告海外同志防范反革命派宣传》等，加深了广大华侨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国共合作重要意义的理解。在海外部的领导下，海外各党部和各华侨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反对西山主义派，拥护二大。许更魂和彭泽民根据二大的决议，着手在广州筹建全国华侨协会。

1926年1月24日，他们主持召开了华侨协会筹备会，并以华侨协会的名义公开参加社会的政治活动。协会成立初期，会员只有50多人，多为参加二大的代表和在海外部工作的归国华侨。在许更魂和彭泽民等筹备员的共同努力下，驻广州的16个海外华侨团体集体加入华侨协会，在广州的归侨亦纷纷入会。此后，华侨协会在汕头和海口等地建立了分会，并由国内发展到国外。3月下旬，许更魂参加了华侨协会筹委扩大会议，讨论华侨协会的章程，会议明确规定：华侨协会是中央海外部指导下的华侨联合会，它的使命是：发展华侨事业，保护华侨利益，拥护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6月6日，华侨协会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22名爱国侨领和华侨积极分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许更魂和彭泽民同时被选为中央执委和常务委员。在许更魂和彭泽民的领导和发动下，会员迅速增加，遍布海内外。据不完全统计，至1926年底，华侨协会已拥有会员15万左右，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

华侨协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直接影响下而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侨群众团体，在中国共产党人、左派和爱国侨领的共同领导下，它团结了广大海外华侨，支持和配合国内的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26年2月初，省港罢工委员会派代表会见彭泽民和许更魂，要求给予援助。2月8日，许更魂主持召开了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的名义，电请海外华侨继续支持省港罢工；致函省港罢工工友，表示声援和慰问。在2月11日的函件中赞扬省港罢工工友的革命精神，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接着，许邀魂和彭泽民向海外各支部、各华侨团体发出通电，希望广大华侨大力支援省港工友。在海外部和华侨协会的领导下，援助省港罢工成为海外华侨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从1926年2月至10月15日，华侨捐助省港罢工的款项达200余万元。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帝国主义的憎恨与日俱增，对海外华侨的压迫也有加无减。1926年初，越南和暹罗殖民政府颁布华侨人头税苛例，压迫华侨。3月12日，新加坡华侨纪念孙中山逝世1周年，遭到英殖民当局的袭击，捕去60多人，并封闭了乐群、乐育和民智三间华侨学校。为了援助受难侨胞，4月14日，许更魂和彭泽民以海外部名义了《为援助星洲被捕同志告海外华侨》，号召侨胞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援助被捕的侨胞。

接着，华侨协会连续召开反帝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对华侨的虐待。5月3日，华侨协会在中央党部召开了第二次反帝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华侨和各界代表，以及印度、越南、朝鲜三国代表。许更魂主持了这次会议。5月27日，华侨协会邀请驻粤各华侨团体，召开反抗帝国主义对华侨苛例讨论大会，许更魂出会并讲了话。在广大新加坡华侨的斗争下，殖民当局被迫释放了所捕华侨。7月下旬，受难华侨20多人从新加坡回国。7月25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合在中央党部礼堂召开欢迎星洲被驱逐回国同志大会，许更魂主持了欢迎大会。会后，又和受难华侨亲切交谈并率领他们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军校等地参观，接着，对受难回国华侨作了妥善安排：凡未有职业者，由海外部供给膳食费；凡文字略端者，介绍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使受难华侨感到祖国的温暖。

在创立华侨协会的同时，许更魂又亲自创办了《海外周刊》，自任主编。1926年3月22日，《海外周刊》与国内外读者见面。《海外周刊》在广州期间共出版了35期，它是中央海外部的喉舌，是祖国加强与广大华侨联系的桥梁，受到了广大华侨的欢迎。在许更魂的主持下，《海外周刊》曾经集合过一批革命青年，左联作家洪灵菲和经济学家王学文等先后在《海外周刊》工作过。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的活动也更加猖獗起来了。为了与争夺青年一代，许更魂以同乡的名义，把在穗读书的潮州籍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以此为阵地，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当时洪灵菲和戴平万等就读于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在学校期间曾参加学生运动，并参加了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毕业后失业流落在广州。许更魂向他们伸出了热情的手，先从经济上予以帮助，又逐步鼓励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推荐他们到海外部工作，介绍他们参加共产党，培养他们成为革命骨干。后来，洪灵菲的爱人秦静在《洪灵菲选集》序言中说：“洪灵菲的进步和变化，跟许更魂同志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为了推动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实现中共中央二月特别会议决议，5月中旬，许更魂和彭泽民联名向二届二中全会提案，要求迅速出师北伐，接着又于5月27日电请海外各党部和华侨团体力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下，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翌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召集驻粤各华侨团体举行华侨北伐后援会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华侨北伐后援会简章》，选举彭泽民、许更魂、周启刚、莫子材、陈任一、刘兼善、陈英三等7人为执行委员。选举许更魂为宣传部长，彭泽民为筹款部长，莫子材为总务部长。华侨北伐后援会成立之后，许更魂和彭泽民通告，指示海外各党部组织北伐后援会，至1926年9月，各地华侨北伐后援会达524个，会员约100万人。七、八月间，海外华侨电贺北伐胜利及汇款者日有数起，自9月份起“汇寄北伐军饷者纷至沓来，中央海外部大有接应不暇之势。至1926年底，华侨捐助的军饷达100万元。与此同时，华侨大力宣传北伐并派遣优秀儿女回国参战。

随着北伐的胜利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祖国与华侨的联系，集中华侨革命力量，同时联合国内民众，共同参加国民革命，以达中华民族解放，10月上旬，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合发起了华侨恳亲大会，邀请海外各侨领、华侨积极分子回国恳亲。11月12日，华侨恳亲大会开幕，许更魂代表海外部在会上发言，他介绍了北伐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赞扬了华侨对祖国革命的热心赞助。这次恳亲大会持续半个月，使华侨加深了对祖国和北伐战争的了解。

从1926年初开始，中央海外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持和领导下，开创了侨务工作的新局面，充分显示了许更魂的组织领导才能。他任人唯贤，办事讲究效率，热爱华侨，为华侨的利益而斗争，对动员华侨支持祖国的革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彭泽民所说的：“许更魂是大革命时期华侨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是受华侨尊敬的华侨领袖，他为华侨说话，为华侨着想，为华侨办事而使他成为华侨界中的有影响的人物。”在海外部的领导下，海外党务迅速发展，共建立了14个总支部，524个分部，党员97400多人。

由于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926年12月底，许更魂和彭泽民率领海外部同志由穗迁至汉口。

（四）

许更魂到汉口以后，继续任中央海外部秘书长，并担任中共国民政府特别支部书记，管理国民政府机关内党员30多人，王学文、向警予等都是这个支部的成员。他利用支部生活的时间，向党员报告形势，希望大家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

1927年3月7日至17日，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许更魂和全体共产党员一起，联合左派，向以为代表的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会议通过了维护二大政策，反对军事独裁，加强国共两党合作，扶助工农运动，反对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妥协等各项议决案；取得了反对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重大胜利。4月22日，许更魂和、林祖涵、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程潜等人，以40个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的名义，联名讨蒋。5月13日，许更魂和彭泽民以中央海外部的名义，签发了《海外部紧急通告》，声讨并揭露及其在粤爪牙，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屠杀爱国华侨，捣毁广州华侨协会和海外部留守处，抢劫华侨支援北伐战争的捐款和财物等血腥罪行；号召海外各党部和各华侨团体，一致声讨；希望海外同胞团结一致，巩固革命战线，肃清一切反革命派。

在这段时间里，许更魂朝夕奔忙。日间，他到海外部主持部务，经常以海外部和华侨协会的名义参加汉口地区的反帝反新军阀的群众运动；夜间，他或者主持中共特别支部会议，或者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与新军阀互相勾结的罪行。

华侨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7月3日在武汉召开。彭泽民主持大会，许更魂代表首届华侨协会执委会在会上作了会务报告。报告指出：华侨协会今后的工作任务是“致力于唤起海外侨胞，努力于打倒，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他号召广大华侨团结一致，为打倒南京反动政府，打倒广东反动派和军阀及其一切走狗而斗争。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通电海外同胞一致讨蒋”，“呈国民政府速下讨蒋令”、“联合各国工人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等决议案。会上，许更魂、彭泽民和鲍惠僧等15位华侨代表被选为华侨协会第二届执委会委员。

继反革命以后，也于7月15日公开叛变革命。许更魂和一批共产党员及左派被通缉，许更魂的爱人和3个儿女被困在广州。

许更魂并没有因为反动派的大屠杀而畏缩，没有动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更没有因妻儿在广州被围困监视而产生后顾之忧。他化装为伙夫，避过反动军警的耳目，于7月下旬赶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被委任为前敌委员会秘书。他和吴玉章等一起，日以继夜地工作，为前敌委员会起草宣言、布告，制订革命委员会实施政纲和一些革命标语等。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同日，许更魂与宋庆龄、、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彭泽民、邓演达等18个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联合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蒋汪为代表的反动派歪曲三民主义，叛变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等种种罪恶行径；决心为反对新军阀，反对帝国主义而奋斗到底。

南昌起义之后，他随军南下，仍然担任前委秘书，并一路协助做部队及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10月24日，部队进入了潮汕地区，许更魂参加了接收潮汕敌方机关的工作。他忠心耿耿，把精力投入到党的宣传工作上。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吴玉章赞扬许更魂“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一带遭到失败，许更魂和郭沫若、吴玉章、彭泽民等由汕头乘船赴香港。并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化名黄子卿，主办《香港小报》，继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在香港的半年多时间里，许更魂寄宿在彭泽民家里，上午到报社上班，下午校对《香港小报》样版，夜晚撰写、审阅稿件和各种电文。他利用《香港小报》向国内外介绍国内时局变化的情况，揭露南京政府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面目。

随着《香港小报》发行量的增加，影响日益扩大，《香港小报》受到反动派和香港当局的注意。1929年8月初，反动政府勾结香港当局，查封了《香港小报》，许更魂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虽然备受种种折磨，但忠贞不屈。经党组织和彭泽民多方托人疏通，终被释放，香港当局将他驱逐出境。出狱以后，许更魂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这时，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和绥靖司令李明瑞主政广西。党中央决定派遣部分干部通过各种关系到广西省政府和李明瑞部队开展工作。8月上旬，许更魂启程去广西。

（五）

1928年8月，许更魂到达广西南宁。9月1日，许更魂参加了中共广西省委召开的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上，邓斌（小平）和贺昌代表党中央向大家传达了党的六大决议。会议决定武装农民政权，建立苏维埃，做军事运动，成立红军，把省委改为特委，由粤省委领导。会议确定了红军干部的具体人选。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组织科长罗少彦，宣传科长许进（即许更魂）。

党代会以后，许更魂在张云逸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党劝告，贸然发动了反蒋战争，广西特委按照预定计划，将留守南宁，由我党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由张云逸率领开到右江地区，进行武装斗争。不久，许更魂与邓小平、陈豪人、叶季壮、罗少彦、李谦、冯达飞、袁任远、李朴等随军出发，于10月20日到达平马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接着，部队到达百色县城，与韦拔群、黄治峰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汇合。在张云逸和邓小平的领导下，右江农民运动进入了创造红军、红色政权和红色区域的新阶段。

10月28日，张云逸和邓小平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当地农军举行起义，解除了反动的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成立了临时的革命政权，并由起义部队组成红七军。经党中央批准1929年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及右江工农民主政权正式成立，雷经天任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许更魂被任命为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红七军成立的第三天，许更魂就率领宣传队下乡进行宣传。他们在右江地区各城镇、乡村张贴布告，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开谈心会，群众会，向工农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在许更魂的组织领导和带动下，红七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十分出色。当年红七军的宣传标语从广西各地到江西，至今仍多处可见，仅河池、平马两处宿营地旧址，就有近百条之多，宣传的广泛和深入，是红七军获得广大群众爱戴的原因之一。

红七军成立之后，前委决定加紧全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思想教育的具体工作由军宣传科负责。许更魂与军宣传科的同志一起，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红七军特点的政治教育方法，并逐渐形成制度。

许更魂随红七战广西、贵州两省，开展政治宣传工作。1930年初，部队进入贵州苗族区。许更魂、余惠、袁任远等，陪同张云逸军长向苗族同胞进行宣传。在他们的耐心说服下，苗族同胞打开了寨门，让红军通过。进寨之后，许更魂率领全体宣传员，深入各家各户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等等，给苗族同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30年夏，由李立三“左”倾领导的党中央派邓岗到红七军，指示红七军主力部队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1930年9月22日，红七军到达南丹县进行改编，全军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兼十九师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许更魂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11月间，部队攻下全县，休整4天。由于红七军贯彻立三“左”倾错误，使红七军丢掉了右江根据地，而且减员很大，干部战士议论纷纷。前委作出决定，调许更魂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并决定部队在粤桂湘边界活动，与中央红军会师。

自此以后，许更魂担负全军政治宣传、思想教育、组织建设的领导责任。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波动很大。针对这一情况，许更魂利用休整时间，向广大千部战士进行动员，说明红七军是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利益打江山，决不能因为一些挫折和失败就对革命失去信心，革命的前途光明远大；红七军绝不会被敌人所消灭，而且会迅速发展，会扩大到十万、二十万、四十万……他鼓励大家坚持战斗，争取胜利。

红七军在张云逸、许卓和许更魂的率领下，从全州向粤桂湘边界进军。在行军作战中，许更魂派出得力的干部充实各部队的政工队伍，建立和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制度，提倡政治民主，官兵平等，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和健全连以上的士兵委员会，广泛地开展官兵之间、士兵之间的谈心活动。解释红军攻打桂林、柳州的错误和进军粤桂湘边的重要意义。经过教育，广大干部战士增强了革命的信心。

1931年1月5日，部队进入广东省连县。早上，他主持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布置宣传的工作要点，下午，他带领军宣传队队长李干和宣传员谢扶民到连县教会，商议部队伤员的离队留医问题。经他们反复说服，连县教会同意收留红七军伤病员一百多人。

同年3月，红七军终于到达了湘赣根据地永新。这次“小长征”使红七军受到极大锻炼，部队由1930年9月出发时的6400人减少到2600人。许更魂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主持了红七军在艰苦斗争环境中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坚强的部队终于完成了到中央苏区汇合、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的光荣任务。

同月，红七军在永新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许更魂和张云逸、李明瑞、许卓等人被选为主席团常委。会上，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清算了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经验，选举了新的前委。许更魂和李明瑞、许卓、叶季壮、袁仁远等被选为前委委员。

永新党代表会之后，红七军参加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许更魂和李明瑞等一起，率领红七军向盘踞在安福的敌人发动进攻，在红二十军和湘赣边区独立一师的配合下，取得了“安福大捷”，消灭了敌军韩德勤的一个团，为保卫和发展湘赣边区作出了贡献。

1931年6月，红七军前委奉命开到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师。从此，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许更魂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军团参谋长兼红七军军长。

7月，红七军在李明瑞、张云逸和许更魂率领下，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红七军歼灭韩德勤一个师，取得了辉煌胜利。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七军奉命到江西于都县发动土地革命，帮助地方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

七月的天山教学反思篇10

    关键词:道教?? 戒律??? 尊重生命?? 保护环境

    土地沙漠化、海洋泛赤潮、水资源枯竭及水污染、南极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地球变暖、酸雨的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步步紧逼、森林资源锐减、生物物种加速灭绝、动植物资源急剧减少、洪涝灾害、干旱灾难、大气污染、人口爆炸、生态失衡、……,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忧心忡忡、惴惴不安,每天各种各样的有关环境方面灾难性的消息报道令人类惶惶不可终日,大有坐在即将喷涌爆发的火山顶上等待一蹴而灭的恐惧、惊愕。有关环保方面的话题及行动,成为人类的世纪话题之一:

    科学家认为,未来人类生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境。今天的地球在生态方面已经超负荷了。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水源、能源、土地和原料等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第三》告诉了我们“网开三面”的故事:尚汤还在作诸侯的时候,一天,“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这是古代君侯保护鸟类的最早记载。据载,大禹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周文王临终之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因为国家治乱兴亡都要仰仗生态的好坏。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传解》)显然古人已经懂得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要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猎兽的生产活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的法令。周景王二十一年,鉴于国库吃紧,国家打算铸金币。卿士单穆公表示反对,认为单靠铸钱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因为铸钱所需金属原料要靠挖掘山林而得。而破坏山林是使不得的:“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雕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单穆公讲的很明白:如果山林资源枯竭,没有虞衡的管理,水泊不出产,人民无力生产,田地荒芜,物资匮乏,君长只有忙于应付危险局面,哪有安乐可喜呢?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中心思想是把保护山林川泽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国语·伯阳父论地震》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伯阳父认为水土通气,土地润泽,人才可以利用它来种植谷物。水土不通气,土地死烂成了臭泥,不能种植谷物,缺乏财用,国家也就灭亡了。

    儒家有“天有好生之德”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所谓的天是指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人、天、地、万物与自然都是一体的,保持和谐相通,《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礼记·郊特牲》云:“阴阳合而万物得。”这种“并齐”、“合”表达着“天行有常,不为桀存,不为纣亡”(《荀子·天论》)的客观规律,表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应有节度。因而孔子反对滥用资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要求人们爱护自然界,他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曾子发挥孔子的这一思想:“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亚圣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建议粱惠王让老百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粱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章句上》)虽然这是一项经济主张,但其中包含保护环境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粱惠王章句上》)这里,孟子告诫统治者,“仁民爱物”,重物节物,才可能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可见,孟子主张发展经济是和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的。《诗经·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的说法,即对百神、河川和大山都要善待。

    道教在保护环境方面所制定传授的戒律,也可供我们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借鉴。

    第一:爱惜、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是道教思想主旨之一。道教戒律中,始终把“戒杀生”作为主要大戒。因为道教认为一切血性之物,皆有灵性,即有道性,由于悟性有早、迟之分,所以修道阶次有快、慢之别。

    六朝时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中的“十戒“第一戒便是:不杀,当念众生。刘宋道士陆修静在其《洞玄灵宝斋说光烛戒罚灯祝愿仪》中,把”守仁不杀,悯济群生,慈爱广散,润及一切”作为“十戒”的第二戒。其所撰《受持八戒斋文》,更以“不得杀生以自活”作为八戒清斋的第一戒。《初真十戒》第二戒:不得杀害含生,以充滋味,当行慈惠,以及昆虫。《说十戒》第二戒:不得杀生屠害,割截物命。除此而外,《洞神经》中“五戒”之第一戒说:目不贪五色,誓止杀,学长生。《无上秘要》卷四十九说:勿杀伤含气。《灵宝仙公请问经》中“太上十戒”之第七戒说:不得杀生祠祀六天鬼神。《升玄内教经》卷九所述“升玄九戒”之第四戒说:手不得杀害众生,跂行蠕动含血之属,皆不得杀。《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四戒规定:不得杀伤一切物命;第九十五戒规定:不得冬天发掘地中蜇藏虫物;第九十七戒规定: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第九十八戒规定:不得笼罩鸟兽。《中极戒》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不得热水泼地致伤虫蚁。《老君说百病》有:探巢破卵是一病。刳胎剖形是一病。不但自己不杀生,即是别人杀生为了自己,自己也有责任不食,《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第一百七十二戒:若人为己杀鸟兽鱼等,皆不得食。第一百七十三皆:若见杀禽畜命者,不得食。

    第二:爱惜、尊重植物的生命。道教认为植物和人一样具有生命灵性,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它也能够修炼成仙。如传说中的花仙、树仙、桃仙等,在古代人们将桃木、苇草、荆棘、艾草、薰衣草等植物赋予神秘的力量,认为它们可以辟邪驱瘟,故挂在门窗、墙角。后来对植物的崇拜进一步加深,便出现了掌管农作物的神――社神、稷神、神农氏。其实将植物奉为神的现象很多,如道教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古树、神树、神草,所以在道教戒律中对植物亦加以保护。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专门对禁止烧山林作了理论阐述:

    天上急禁绝火烧山林丛木之乡,何也?愿闻之。然,山者,太阳也,土地之钢,是其君也。布根之类,木是其长也,亦是君也,是其阳也。火亦五行之君长也,亦是其阳也。三君三阳,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绝烧山丛木,木不烧则阴中。阴者称母,故倚下也。《太极真人说二十四门戒经》中的“二十四门戒”第十八戒规定:人不能无故采摘花果,毁坏园林,否则就会下地域,受吞铁丸之苦。《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十四条要求:不得烧野田草;第十八条要求:不得妄伐树木;第十九条要求:不得妄摘草花。《妙林经二十七戒》中也有“不得烧野山林”的规定。《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第六十一条说:不得无故砍伐树木;第六十七条说:不得以火烧田野山林。

    第三:积极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生命环境。人类和动植物、微生物及一切生命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主要指大气、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这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破坏之就等于断子绝孙、自掘坟墓。道教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已明确反对人们乱凿土地、乱掘河川,伤害大地母亲的恶劣行为。当然,这也是跟道教的神仙信仰分不开。道教的形成与中国古代自然神崇拜、多神崇拜分不开,天地万物皆有神灵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所塑造、所信仰的神仙,如后土娘娘,五岳大帝,三官、四渎神真等,均与气、水、土有关,因而竭力维护天地神、土地神、江河湖海神的威严、完整、安全自然是道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道教戒律尊重和保护水土资源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君说一百八十戒》中的第二十五条说: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第四十七条说:不得妄凿地毁山川;第五十三条说:不得竭水泽;第一百条说:不得以污秽之物投井中;第一百零一条说:不得塞池井;第一百零六条说:不得便溺生草上及人所食水中;第一百三十四条说:不得妄开决陂湖。《中极洞真智慧观身大戒经》中亦有:不得以毒药投渊池江海中等规定。表明道教对人自己和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抱以积极保护的态度,十分尊重和珍惜人类和其它一切生命所仅能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