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范仲淹十篇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1

2、【作者】范仲淹 【朝代】宋

3、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4、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5、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6、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7、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2

岳阳楼为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而享誉天下。历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赞美岳阳楼胜景的诗文，使岳阳楼闻名遐迩。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临洞庭湖》中描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出洞庭湖的浩瀚气势，成为千古绝唱。到北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请好友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从此，岳阳楼更加声名远播。

据说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楼，更没有游览过洞庭湖，只是凭借友人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而作。这极可能就是《岳阳楼记》没有步前人后尘，避而不写岳阳楼转写洞庭湖的原因。《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隘境界，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写作背景“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对友人“不以己悲”，于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扬态度的，体现了自己践行的政治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那么我们不禁要探究，范仲淹这一“忧国忧民”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从吴越王钱归宋，任成德军掌书记，不幸的是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困无所依靠，改嫁邹平县长山镇朱文翰，少年范仲淹从朱氏宦游，度过了勤奋力学的艰难时光。范仲淹在邹平长白山醴泉寺苦读三年，留下了“断齑划粥”的动人故事，千百年来是教育史上脍炙人口的典范。范仲淹在长白山苦读之际，感到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遂有游学之举，来到应天书院读书，苦读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几年矢志不渝的勤奋苦学，不仅泛通儒家经典，增长了阅历，打下了毕生受益之学问的扎实基础，而且自觉地磨炼了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对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范仲淹“忧思深远”，树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远大目标，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的人生信念。这应当是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思想基础。

“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岳阳楼记》描写“迁客骚人”登上岳阳楼眺望洞庭湖，欣赏到在阴雨天气和晴朗天气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抒发了由此产生的悲喜两重天的感情。阴雨天气及晴朗天气的景象其实也是“迁客骚人”仕宦经历的写照，或坎坷或顺畅，或“感极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两种览物之情均为作者所扬弃，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结合其仕宦生涯来考察，范仲淹为官生涯中四进四退，在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终恪守“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思情怀。

范仲淹二十七岁进士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开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岁时调任监泰州西溪盐仓，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绩为修筑捍海堰。四十岁时被朝廷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清流，开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圣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贺太后于会庆殿，对于这种“亏君体，损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礼法和赵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为不妥。他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范仲淹的谏诤，惹得刘太后很扫兴。此后范仲淹又上疏，力请太后当卷帘撤班，还政于“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报，遂自请补外，出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刘太后撒手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为右司谏。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抚江淮灾伤，以太平州饥民所食乌昧草进御，乞以此宣示六宫贵戚，以抑奢靡。十二月，发生了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皇后被废事件。郭皇后本来是刘太后强加给仁宗的，刘太后死后，与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吕夷简建议仁宗将郭皇后废黜，范仲淹力谏劝阻，仁宗拒不采纳。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庐，又移苏州。当时苏州发大水，灾情严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救灾水利工程，回苏州又赈济嗷嗷待哺的千万灾民。为实现自己救民疾于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顾病体未愈，日夜坚持在抗灾第一线。

景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着风险奏劾专恣弄权、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权宦阎文应，致其被贬，寻死于外。当时宰相吕夷简重权在握，深受仁宗宠幸，吕夷简执政，官员进退多出其门，免不了以个人好恶、恩怨为标的。论事无所顾忌的范仲淹给仁宗上百官图，指出官吏进退之权柄应握于人主而不应该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迁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为公，哪些是为私。吕夷简诉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幸吕夷简的仁宗皇帝下达了范仲淹落职知饶州的处分决定。范仲淹吟出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过禅师。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后移知润州、越州。

饶州产鸟嘴茶久已充贡，饶民不堪其扰，范仲淹在饶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贡茶，减轻了人民负担。据说他还有另一项奏免已不产银的德兴银冶场贡课的德政。

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应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整饬吏治、改革科举、兴办学校、注重农桑、减轻徭役、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史称庆历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决导致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费这“四冗”为主要特征的财政危机。但庆历新政施行仅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因而招致强大的阻力。庆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彻底失败，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出知颁州，随后改知邓州。

《岳阳楼记》写于范仲淹知邓州时期，写作此文时范仲淹已58岁，相对于其64岁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实是借此文抒写自己仕宦一生的际遇，对自己仕宦生涯始终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精神的高度总结。孟子宣扬儒家思想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余年，四进四退，无论是“穷”是“达”，他“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乡苏州创办“义庄”，用自己的俸禄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3

关键词： 岳阳楼记 助读系统

一、《岳阳楼记》助读系统分析

《初中语文课程标准》课程总目标包括“能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为帮助学生提升探究性学习与独立阅读能力，重视并完善能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掌握方法、启迪思维的助读系统成为必然。本文以人教版八年级下第六单元《岳阳楼记》为例，对其助读系统进行分析。《岳阳楼记》的助读系统包括单元导语、课文前导语、插图与注释。下面我将分导语、插图、注释三个部分进行分析说明。

导语分析：

评价导语的好坏，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完成导语应当达到的功用：一、对学习者学习理解文本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和思路上的引导。二、提供背景性材料，“对学习者了解作者写作意图、理解文章主旨、把握文章内涵起到引导、补充、激发、联结等作用。”参照这两个功用，我们来评价《岳阳楼记》的导语。

《岳阳楼记》导语分两个部分，一是单元前的导语，二是课文前的导语。先看单元前：

本单元所选课文，以写景论游的古代散文为主。有的表达旷达胸襟，有的流露自得之乐，有的抒发闲适之情。所记景色不同，写作心境不同，却都是感事抒怀，借景言情的名篇。

学习本单元课文，要借助提示、工具书和注释读懂课文，体会游记散文借景抒情的特点；要品味古诗文名句的思想感情，结合亲身体验加深理解。

单元前的这两段导语，主要是对学习者的学法指导。先点明文章体裁：写景论游的古代散文；再说明学习文章方法：借助提示、工具书和注释；最后明确学习重点：体会借景抒情的特点，品味古诗文名句的情感。在短而优美的两段话中包含三个方面的信息，可谓十分精辟：完成了为学习者“提供方法上的指导和思路上的引导”的目的。

再看课文前导语：

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因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的题咏，在唐代就已声名远播，更因宋代范仲淹的这篇名文而熠熠生辉。让我们寻着本文的记叙，做一次洞庭之旅，去感受南国那万顷碧波的阴晴明暗，去聆听作者那先忧后乐的拳拳心语。

这篇导语是属于新旧知识串联的导语。在八年级上册，学生已经学习过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登岳阳楼》，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虽然不为学生熟悉，但在八年级上册，学生学习了李白的两首诗《送友人》《渡荆门送别》。导语的第一句是属于“温故”，第二句则属于“知新”，引导学生感受范仲淹的拳拳心语：“先忧后乐”。“去聆听作者那先忧后乐的拳拳心语”一分句以“先忧后乐”对范仲淹的忧乐观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学生抓住这四个字也就能准确理解文章主旨，把握文章内涵。但第二句话的前三个小分句信息量不够大。考虑到本文有着特殊的写作背景：《岳阳楼记》为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而贬官河南邓州时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而写。滕子京请范仲淹为重修岳阳楼写记，并送去《求书记》与一幅《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依据此图，凭借想象写下《岳阳楼记》，学生至少应当了解两个信息：一是范仲淹此时被贬官，也属于“迁客骚人”；二是范仲淹从未到过岳阳楼，却凭借着胸中忧国忧民的情怀，写出《岳阳楼记》这千古名篇，这两个信息能对学生理解岳阳楼记起到补充激发的作用，因此可以用包含这两个信息的句子代替第二句话中的前三个分句。或者，采用另一个方法：这三个分句不变，将本文的写作背景以注释的形式补充给学生。

注释系统分析：

一般认为，阅读有四级思维层次。其中第一级是直觉的阅读，它能够了解文本字面的含义，直接感受到文本的表面意思。注释系统能够帮助学习者扫清阅读障碍，帮助达到“直觉的阅读”。要帮助学习者达到阅读的第一层次，“准确”是首先要达到的标准，这不仅指注释的内容应当无误，也指要使学习者准确理解，不能产生理解的偏差。基于这个标准，笔者检查《岳阳楼记》注释，发现有五处错误或不妥当的地方。

一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句。注释：“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为“滕子京降职到巴陵郡做太守”。其中，“降职到”的“到”不精确，应改为“去”。《宗谅求记书》里，滕子京说“去秋以罪得兹郡，入境，而疑与信俱释”。而《岳阳楼记》中讲滕子京谪守时间为“庆历四年春”。这时间差应该是指滕子京春天被“降职去巴陵郡”，秋天“到巴陵郡做太守”，“春”“秋”之间的时间为路上的时间。看似只是一个字的不精确，其实关乎下面的“越明年”之所以是注释上“到了第三年”而不是从字面上解读的“到了第二年”：滕子京秋天到职，不可能用短短一个冬天，就完成重修岳阳楼，“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政绩。应此，注释应改为“滕子京降职去巴陵郡做太守”。

二是“属予作文以记之”一句。注释为“属”通“嘱”。其中，并没有“之”的解释。关于“之”，一直有两种见解，一是“重修岳阳楼这件事”，二是指“岳阳楼”。而滕子京《求记书》称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以游物而心与景接”，要求他“发挥此景之美”，“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之外”，由此可清楚地看出滕子京要求《岳阳楼记》写景状物，记“岳阳楼”，而不是叙事写人，记“重修岳阳楼这件事”。《求记书》里，对于重修岳阳楼只有“又明年春，鸿材沱工，稍增其旧制”寥寥十三字的记述，如果希望范仲淹记“重修岳阳楼这件事”，便不会如此简略地向范仲淹介绍。一个“之”看似简单，无足轻重，却关乎滕子京请求范仲淹写记的用意，一定程度上影响学习者对本文的理解，因此应当补注出。

三是“沙鸥翔集，锦鳞游泳”一句注释：“翔集”为“时而飞翔，时而停歇”，“集”为“鸟停歇在树上”。“锦鳞”为“美丽的鱼”。其中，“游泳”未注。编者可能认为“游泳”为常用义，其实不然。“沙鸥翔集，锦鳞游泳”为对偶句，句中，“集”、“翔”是鸟的两种动作，那么“游泳”也当为鱼的两种动作。《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解“游”为“在水上漂浮”，如《与朱元思书》：“游鱼细石，直视无碍。”而泳为“在水中潜行”。“锦鳞游泳”一句意为“美丽的鱼，时而漂浮水面，时而潜入水底”。此处，“游泳”若不注出，很容易为人误解。

四是“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一句注释：“岸芷汀兰”为“岸上的小草，小洲上的兰花”。“岸芷汀兰”的翻译看似准确，实则十分生硬：难道小草只长在岸上，小洲上也只有兰花？这句话实际为互文：岸上和小洲上的小草与兰花。此外，“青青”无注释。可能编者认为“青青”为常见意：颜色青翠的样子。其实不然。上句为互文，难道兰花的颜色也是青翠的？《诗经》中有“绿竹青青”一句，朱熹认为“青青，坚刚茂盛之茂”。《楚辞》中有“秋兰兮青青”，显然也不是说秋天的兰花是青翠的，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解“青青，茂盛也，音菁”。再反观汉语词典，“青青”的第一条解释即为“茂盛的样子”，所举例句之一即为“郁郁青青”。因此，青青的注释“茂盛的样子”也应当注出。

最后一处是“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一句。注释：“长烟一空”为“大片烟雾完全消散”。其中，“烟”释为“烟雾”，欠妥。“烟雾”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虽释为“泛指烟、雾、云、气等”，所指宽泛，但学生理解时，很可能理解为更熟悉的“含有高浓度工业烟尘的雾，或由次生污染物生成的光化学烟雾”的意思。《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中解释“烟”为“空中的云气”，因此，“长烟一空”可翻译为“大片的云雾完全消散”，这样更为精确。

此外，阅读的第二层次为“理解的阅读”，能够“对文本作出理性的解释”。要帮助学生达到这一层级，首先要向学生介绍必要的文体知识、作者生平与背景知识等。《岳阳楼记》关于此点注释为：“选自《范文正公集》。岳阳楼在湖南岳阳西北的巴丘山下，其前身是三国时期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本文为八年级下第六单元的第二篇课文。在此之前，已经学过同样为“记”的作品《小石潭记》，因此，无需注释“记”这一体裁。关于岳阳楼地理位置等，简要了解即可，本条中关于岳阳楼的注释也是适合的。但本文作者范仲淹在七年级与八年级上的课文中从未出现过，有必要对范仲淹其人进行注释：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26岁登进士第，因敢于直言强谏，屡遭贬斥。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了解本文的写作背景也有助于学生“对文本作出理性的解释”，如果导语中不涉及相关的背景信息，就应当加以注释。

《岳阳楼记》的注释，总体而言比较详尽，有助于学生的阅读理解，但其中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插图分析：

《岳阳楼记》插图为张建武所作黑白图画，为岳阳楼俯视图，一半为楼景，一半为楼前江景，江上有数帆，江边有远山。

首先分析本图的内容。范仲淹当年从未到过岳阳楼，他写《岳阳楼记》依据的是滕子京送去的《洞庭晚秋图》，然而此图已失传。网上查找后人复原图，再与本文的插图对比，发现插图与复原图构图相近。本图契合文本内容，也利于教学。可以利用本插图引导学生思考：面对“四面湖山归眼底”的洞庭风光图，为何范仲淹的感受是“万家忧乐到心头”？由此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加深学生对本文思想感情的认识。

其次，本插图形式为黑白图，形式也是合适的。对于八年级学生，他们的初级抽象思维即形式逻辑思维和一般形象思维处于优势地位，无需再刻意借助彩色图提升学生兴趣。本黑白图既不过于写实也不过于抽象，既不过于复杂也不过于简单，适合学生的思维与审美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插图的选择是适合的。

二、《岳阳楼记》练习分析

练习分析：

本课练习共有三题。

第一题：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全文。说说“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和“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两句中的“异”分别指什么内容？设题目的是使学生在朗读背诵全文的基础上，巩固对课文的理解。但本题的问法有问题，“异”的词性是形容词，意思是“不同的”。而能“指什么内容”的词语词性应当是代词。因此应当改为：两句中分别是什么内容“异”。从而回答出“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异”，是指不同的自然景物引发出的“迁客骚人”不同的感触，即“悲”与“喜”两种不同的心境。“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的“异”，是指古代仁人不同于上述“迁客骚人”，能不受自然风物好坏的影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第二题：联系上下文，解释加点的词的意义或用法。设题目的是使学生巩固一些常见实词的意义或虚词的用法，逐步加强文言词汇的积累。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让学生在做题时，一般文言实词等解释其意义，有特殊文言用法的，比如“忧谗畏讥”的“谗”，要注明文言用法：名词活用为动词。但题目中一个“或”带来了歧义。我们知道，意义是指语词的词义，用法是指语词的词性，那么这题如果学生回答时不写意义，只写词性，这样是否算正确？如果算正确，那么这样的练习便不能达到巩固文言词汇的目的。如果算错，这样的答案又是符合题意的。更多情况下，学生看到这样的题目不会只写用法，会只写意义，让我们看人教版给出的题目参考答案：

1.乃重修岳阳楼（乃：表示两事相承，可译为“于是”“就”“便”。）2.属予作文以记之（属：通“嘱”，嘱托。）3.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观：景象。）4.去国怀乡，忧谗畏讥（去：离开。谗：说别人坏话。）5.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偕：一起，一同。）6.微斯人，吾谁与归（归：归依。）

在全部六个题目中，所有的答案都只解释了意义，包括其中有特殊文言用法的。若这样的答案是“正确的”参考答案，又为何在题目中加上“或用法”？因此，为达到设题初衷，应将题目变更为：联系上下文，解释加点的词的意义，有特殊文言用法的词注明其用法。

第三题：思考“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含义，把你的认识写成一段文字，与同学交流。设置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加强学生对于本文重难点句的理解，另一方面是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就所涉及的知识点与问题语言来讲，这个题目设置的很好。

《岳阳楼记》这三个问题都关于课文重难点，有利于学生对课文的巩固，但一些问题的语言有不妥当的地方，应当作出修改使之精确。

参考文献：

[1]程丽阳.语文教材助读系统理论初探[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9（06）.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4

大家好！欢迎大家游览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今天就由我这个超级导游来给介绍岳阳楼。我叫罗甘泉，大家叫我罗导、小罗都可以。

岳阳楼坐落在洞庭湖岸上，风景优美，历史悠久。宋朝的范促淹曾写过《岳阳楼记》来赞美岳阳楼。

岳阳楼高21.35米，为四柱，三层，纯木结构，没有一块砖头。每层的檐面有四条脊，第一层脊上饰以荷花、莲蓬，翘首为凤凰；第二层为昂首的龙头；第三层饰以卷草，翘首为回纹形如意祥云。岳阳楼的楼顶，特别像古代将军的头盔，称作盔顶，由于盔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极为少见，才使盔顶让岳阳楼成为名的重要因素之一。整个岳阳楼在美学、建筑学、工艺学上都有惊人的成就，因而自古就享有“岳阳天下楼”的美称。

其实，岳阳楼真正名扬天下的时候是在范促淹写了《岳阳楼记》后。庆历四年，滕子京因遭人诬害被贬为岳州知府，他一上任就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修建偃虹堤，以防御洞庭湖的波涛；第二，兴办郡学，造就人才；第三，重修岳阳楼。重修后的岳阳楼规模非常雄伟，但当时的滕子京知道，光靠气势雄伟是不够的，滕子京立刻想到与自己同中举进士的范仲淹，范促淹和滕子京一样，也是因为遭人诬灭，被贬为邓州知府。滕子令人画了一幅《洞庭秋晚图》，写了一封《求记书》介绍岳阳楼的气势和结构。范仲淹看了以后，经过精心构思，终于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转世名句，启迪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要奋发图强。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5

终于来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畔，瞧这漫无边际的水波，在不住地晃荡和起伏着，暗绿色的滚滚浪涛，轻轻拍击着绵延到天空尽头的朵朵白云。这溅起的丝丝浪花，也叩打着高耸的堤岸，叩打着我滚烫的胸膛，像是郑重地提醒着我，人们应该怎样走向宽广和辽阔，怎样通往远方的世界。从蔚蓝色的天空顶端，千万道金碧辉煌的太阳光纷纷地抛掷下来，像燃烧的炭火，像闪烁的星辰，在微微荡漾的湖面上粼粼地放光；随着悄悄颠簸的水纹，这璀璨的金光不住地颤抖着，蹦跳着，快速地扩散开来，反射出一圈圈耀眼的线索来，像要把整个天空都镶成一片鲜艳透明的玻璃墙壁。

在随意的遐想中缓缓地回过头去，仔细地凝望着苦苦思念了半生的岳阳楼。这让我一见倾心的洞庭湖，已经浩瀚晶莹得使自己无限神往，而这小巧玲珑的岳阳楼又使自己生发出异常兴奋的情怀。我的眼光紧紧盯住了岳阳楼，瞧着这上下三层金黄色的琉璃瓦，整整齐齐地翘起尖尖的檐角，像是张开了熠熠放光的翅膀，想要飞往蓝天和白云里去。覆盖在顶层的这座屋檐构成了盔甲的模样，在中央还竖着一株用玻璃球串起的立柱，使这金光璀璨的盔甲显得威武而又俊秀。

听说从东汉以来，就在这湖泊的附近建造了楼阁，将近两千年的沧桑变迁，经历过多少次水患、火灾和兵燹的侵袭，已经先后倾圮和崩溃过三十余回。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美好人生的愿望，催促着大家不断地建造自己所设计的岳阳楼。范仲淹撰写题记的那幢宋代建筑，会比眼前的这一座庞大和恢宏得多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伟大和高旷的声音，总是在我的耳旁震响，就使得那座早已消失的楼阁，似乎还影影绰绰地升腾在明朗的天际。

瞧着这一阵阵飞溅的浪花，被金碧辉煌的阳光闪烁出星星点点耀眼的火花，我禁不住念起《岳阳楼记》里“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名句来。当范仲淹想象着洞庭湖滔滔汩汩地流淌时，想象着这儿晴空万里或阴雨霏霏的景色时，在浓郁的诗情画意中深深地感到“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竟十分潇洒地无视着自己掌握在君王手中浮沉的命运，在大自然的洗礼中倏地超越了向专制王朝磕头跪拜的礼节。像范仲淹这样提出了激励着整个民族的伦理规范，率先为天下的苍生而忧虑，这只有充满抱负的志士仁人才能够做到，无知无识抑或醉生梦死的人们当然无从想到要承担这样的重任；然而“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许是更难于做到，把自己生活的享受降低到整个国家里最贫困的水准，坚持着终生都这样去刻苦地砥砺，如果不具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卓绝品性，哪里能够这样办到呢？范仲淹标出的这种道德理想实在值得景仰，可是我想他作为当时朝廷的大臣，肯定很难像孟子所说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去完成“天将降”下的“大任”。人应该怎样生存于这茫茫的世界？当然要尽量替大家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如果人人都力争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整个人寰肯定会变得非凡的美丽。然后再将此种纯真的意志发挥到极致，才有可能趋向范仲淹所提出的伟大目标。

我始终张望着洞庭湖中央这一阵阵飞溅的浪花，张望着蓝天白云里喷射出火光的一团红日，深深地相信人类总会逐渐抛弃卑俗与丑陋，不断地走向壮丽和崇高的境界。

（选自《华夏散文》，略有删节）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6

一

范仲淹在文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里的“忧其民”、“忧其君”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和政治抱负，而“进”与“退”则凝练地概括了他一生宦海沉浮的四“进”四“退”。

范仲淹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县）朱氏。他21岁时寄居在寺院刻苦读书[①]，23岁时询知身世来历，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仲淹登进士第，作诗云：“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年谱》）

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居士集》卷二十）朱熹也曾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

范仲淹先后在广德、集庆（今安徽广德、亳县）和兴化（今江苏兴化）等地任职，为民兴利除害，政绩斐然。最显著者是他在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任兴化县令时，发动通、泰、楚、海四州（今江苏南通、泰州、淮安、连云港一带）民夫，建成数百里的捍海堤，民至今享其利，称“范公堤”。

天圣二年（1024年），范仲淹写了《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直谏之臣，及革赏延之弊”等改革措施。此后，他又写了《上执政书》、《上时相议制举书》等等。在写《上执政书》时，他正居母丧，但“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希望“四海生灵长见太平”。他在书中指出，当时的宋朝已处于“泰极者否”的形势，只有“变”才能“通”而“久”。他所说的“变”，就是要“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其中“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范仲淹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惟邦本”思想，他所主张的改革是把“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亦即吏治的澄清作为首要。他深切地认识到：

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故一邑之间，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惰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范文正公集》卷八）

吏治的腐败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故改革应从整饬吏治开始。范仲淹又认识到，“举择令长，久则乏人”，因此，吏治之源还在于“慎选举，敦教育”。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范仲淹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他所谓“慎选举”，就是要改变科举考试以诗赋、墨义（记诵经书章句）来取士，而代之以重视经书之“大旨”（“理道”）和时局之“策论”。他所谓“敦教育”，就是要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使天下贤俊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范文正公集》卷九）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被授以秘阁校理，这是他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第一“进”。当时皇太后垂帘听政，而宋仁宗已18岁。次年，宋仁宗为皇太后祝寿，率百官朝拜于天安殿。范仲淹上疏云：“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他又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通判。这是范仲淹由“庙堂”到“江湖”的第一“退”。

明道二年（1033年），章献太后崩，宋仁宗始亲政。范仲淹被召赴阙，除右司谏，此为他的第二“进”。太后有遗诰，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国事。范仲淹亟上疏言“太后母号也，未尝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也”。宋仁宗准其言，免去对杨太妃的“册命”。是年，范仲淹出使江淮一带赈灾，“使还，会郭皇后废，[公]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不能得，贬知睦州，又徙苏州”（《范公神道碑铭并序》），这是他的第二“退”。

景?二年（1035年），范仲淹在苏州奏请立郡学，聘胡瑗为教授。是年冬十月，范仲淹被授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召还判国子监，旋又授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为他的第三“进”。次年，范仲淹与仁宗论迁都事，略谓洛阳险固，宜以将有朝陵为名，渐营储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仁宗将迁都事与丞相吕夷简议，吕称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闻之又上四论，即《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大抵讥指时政；又献《百官图》，评论朝臣升迁的“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批评丞相用人不公。吕夷简大怒，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遂被罢落职，出知饶州（今江西鄱阳），这是他的第三“退”。《年谱》载：“自公贬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公者，皆指为党人。”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与韩琦经略陕甘，抵御西夏，“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谏官欧阳修等上疏，言范仲淹“有宰辅才，不宜局在兵府”。仁宗从其请，授范仲淹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由此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这也是他最后的第四“进”。当时，范仲淹“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仁宗“赐手诏，趣使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见赐坐，授以纸笔，使疏于前”。于是，范仲淹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宋史·范仲淹传》）。这“十事”中的许多内容见诸当时朝廷的政令，史称“庆历新政”即是指此。这“十事”是：一曰“明黜陟”，即严明对文武百官的“磨勘”（考核），根据其政绩实效来决定其升迁或黜贬；二曰“抑侥幸”，即严格限制把官职“赏延”给大臣子弟，“革滥赏，省冗官”；三曰“精贡举”，即把其“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付诸实施，宋代改革科举，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学，并在京师建立太学，推广胡瑗的“苏、湖之法”，自庆历新政始；四曰“择官长”，即前述所谓“举县令，择郡守”，具体措施是由县级以上层层荐举，按“举主”的多少来安排任用的次序；五曰“均公田”，即授予郡县官吏以“职田”，“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六曰“厚农桑”，即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七曰“修武备”，即逐渐恢复唐代的府兵制，召募强壮之人，使“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以强兵节财，抵抗外侮，据《宋史》本传，“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两宋之亡于金、元，殆由此注定；八曰“减徭役”，即精简县邑保里等地方建置，裁撤其公人，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九曰“覃恩信”，即在皇帝大赦天下时要切实使其“恩信”泽及下民，不能虚以应事，在大赦以后“钱谷司存，督责如旧，桎梏老幼，籍没家产，至于??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淹之事未尝施行”；十曰“重命令”，即严明法令，凡违制枉法者，治以重罪。

以上“十事”，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可谓针对时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举。但庆历新政施行仅及一年，便因触犯了权贵阶层的利益，“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②]，致使“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年谱》）。党论兴则迫害起，国子监直讲石介因作《庆历圣德诗》，称颂范仲淹、富弼等人，而得罪枢密使夏竦，此时遭报复，被诬陷致死。范仲淹与富弼等“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会边陲有警，于是以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请罢政事”，“其在中书所施为，亦稍稍沮罢”（《宋史·范仲淹传》）。随着范仲淹的第四“退”，庆历新政便夭折了。

庆历五年，范仲淹知?州（今陕西?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年末，因朝中有人诬陷范仲淹、富弼助石介谋乱，遂罢范、富安抚使之职。范仲淹引疾求解边任，迁知邓州。次年九月，他写成《岳阳楼记》。可见，此文写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最低落、最暗淡之时。文中“进亦忧，退亦忧”云云，《年谱》谓此乃范仲淹“平日允蹈之言也”，然而，这里又包含着范仲淹多少人生际遇的感慨，宦海沉浮的回顾，以及新政失败以后的深沉忧患！

二

富弼在为范仲淹作的《墓志铭》中说：范仲淹“历补外职，以严明驭吏，使不得欺，于是民皆受其赐。立朝益务径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范文正公集》附录）范仲淹之所以有“百用百黜，亦不悔”的思想境界，是因为他心中有个“道”，这个“道”就是《岳阳楼记》中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仕途的升迁与黜贬，始终“忧其民”、“忧其君”，而“忧其君”最根本的也是忧君主不能选贤任能，施行善政，以润泽斯民。同历史上的许多儒家一样，民本主义是范仲淹最根本的价值观。

范仲淹有一首流传较广的诗，即《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也是他“忧其民”的襟怀袒露，其文字虽然质朴，但诗境不亚于的“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都不见，知向谁边”[③]。更足以表达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及其改革志向的是他的《四民诗》。在此诗中，他对农（“制度非唐虞，赋敛由呼吸。伤哉田桑人，常悲大弦急。一夫耕几垄，游堕如云集。一蚕吐几丝，罗绮如山入”）、工（“可甚佛老徒，不取慈俭书。竭我百家产，崇尔一室居”）、商（“桑柘不成林，荆棘有余春。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在当时所受的压迫、所处的窘境，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他所希望的是进行改革：“琴瑟愿更张，使我歌良辰”。范仲淹本人所处的阶层是四民中的“士”，他说：“前王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这就是说，君主应该像夏商周三代的“前王”那样，以仁义忠孝、贤能功绩为准衡，授予士之爵禄，与君主“共理天下”。但是秦汉以后，“此道日以疏，善恶何茫然”，“术者乘其隙，异端千万惑”，由此造成了士风与吏治的败坏：“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这种境况给儒学带来的危害是：“?灶方激扬，孔子甘寂默。六经无光辉，反如日月蚀。”在此“?灶”（喻指佛老）激扬、儒门淡薄的情况下，范仲淹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呼声：“大道岂复兴，此弊何时抑”，“愿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范文正公集》卷一）。

在范仲淹的思想中，民本、士风、吏治与复兴儒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要使“琴瑟更张”，百姓歌咏“良辰”，就必须端正士风，整饬吏治；而要整饬吏治，“举县令，择郡守”，又必须“慎选举，敦教育”，改革科举考试的取士标准，不是以诗赋、墨义为科考的主要内容，而是据经旨、策论来选拔真正的人才，并且在地方普遍兴办学校，向诸生授以“明体达用之学”[④]。这种“明体达用之学”，已经不是“学者忽其本”的“泛滥词章”，也不是“功名思苟得”的进士场屋之学，而是能够认明儒家之经旨的“经济”（经世济民）之学；它所培养出来的士，虽然须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富贵贫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进退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将此作为自身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终极关怀、内在价值，所以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假百用百黜，亦不悔”。

宋代的“新儒学”之新，最核心的问题是它为当时的士阶层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佛道二教和功名利禄之徒的新的价值观。如钱穆先生所说：明体达用之学“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术明而后人才出，题意深长，非偶然也”[⑤]。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亦“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这里的“二者”，或感人生际遇之“悲”，或得自然达观之“喜”，实是以文学的语言来喻指佛道二教的精神境界。范仲淹“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就是从先秦儒家的思想中提炼出一种不同于佛道二教的价值取向，此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仕途的进退沉浮，始终“忧其民”，“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自27岁中进士而入仕途，官职屡迁，四进四退，“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在如此坎坷艰险的仕途中，范仲淹“忻然”而“不悔”，这是因为他当官以为民，而不是为一己之富贵利达。如他在谪守饶州时所作《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云：“吾生岂不幸，所禀多刚肠。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望。”（《范文正公集》卷二）

范仲淹在《睢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范文正公集》卷三）后两句抒发了他要“为往圣继绝学”的情怀，前两句则是宋代新儒家之追求“内圣外王”的一种表达，意谓：儒家把仁义道德的精神境界作为人生的内在价值，故“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同时，儒家亦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弘毅志向，一旦如伯牙琴遇到钟子期的知音那样，被人君所用，就要把此志向付诸实施，以润泽斯民。

《宋史·张载传》记：“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岁，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这就是《宋元学案·序录》所谓“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范仲淹对张载说的“名教可乐”，也就是“瓢思颜子心还乐”的乐；他劝张载读《中庸》，则启示了宋代新儒学注重阐发“心性”理论的发展方向。

程颢和程颐早年受学于周敦颐，程颢曾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教导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也是“瓢思颜子心还乐”的乐。程颐在早年“闲游太学”，当时胡瑗主持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氏遗书》附录《伊川先生年谱》）。胡瑗把《颜子所好何学论》作为太学诸生的试题，当亦是受到范仲淹思想的影响。

周敦颐在《通书·志学》篇提出：“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商初大臣）之所志，即是“外王”的志向；颜子之所学，即是“内圣”的修养。这种“内圣外王”的追求，在宋儒中范仲淹是最先表达者和实践者。

皇?元年（1049年），范仲淹由邓州徙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说：“人?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年谱》）晚年的范仲淹，迁徙于“江湖之远”，已没有了再进入“庙堂之高”的希望。他在花甲之年，虽然有“退志”，但拒绝子弟为他在洛阳建府第。“道义之乐”的精神，超越了他的“形骸”，他又何须去营建“逸老”的安乐巢呢！

三

《岳阳楼记》中的“进亦忧，退亦忧”，还没有把范仲淹的“故事”讲完。他既然把“忧其民”、“忧其君”作为他的终极关怀，那么，范仲淹临终时可谓“生亦忧，死亦忧”。

皇?三年（1051年），范仲淹徙知青州（今山东青州）。此时范仲淹已体衰病重，虽然有地方政务缠身，但仍然心忧天下，而且，他所最忧者仍然是吏治的腐败。范仲淹于此年上书云：

比年以来，不知择选，一切以例除之。以一县观一州，一州观一路，一路观天下，率皆如此，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使天下赋税不得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既无告诉，必生愁怨。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若守修政举，则天下自无事矣。（《年谱》）

这里所说的“其间纵有良吏，百无一二”，显然比他在《上执政书》中所说“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要更为严重[⑥]。此所以范仲淹在他生命临终之时对吏治问题仍耿耿于怀。

皇?四年，范仲淹64岁，春正月徙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在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时病危，夏五月二十日薨。临终有《遗表》云：

臣闻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没犹有恋，盖主恩之难忘。……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涂，不信贱官之能屈。……预中枢之密，勿曾不获辞；参大政之几微，益难胜责。自念骤膺于宠遇，固当勉副于倚毗。然而，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洎忝二华之行，愈增百种之谤。……君臣之间岂易忘报，但无怛化以竭遗忠，敢惮陈于绪言，庶无负于没齿。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范文正公集》卷十六）

在这篇《遗表》里，范仲淹回顾了他一生从学入仕、数进数退的经历，特别是痛切地回顾了庆历新政的夭折，以及晚年蒙受的“百种之谤”。“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没犹有恋，盖主恩之难忘”，这是范仲淹由生至死而不忘“忧其君”。他所希望的是君主能够“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可见，范仲淹的“忧其君”最根本的还是“忧其民”，而整饬吏治，“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则是范仲淹在生死弥留之际最大的遗愿。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在《遗表》里希望君主“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其意义如同古《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民）欲”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本是褒义之词。程颢在熙宁元年（1068年）所上《论王霸??子》中首开宋明理学的王霸、理欲、义利之辨，他针对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他所谓“窒欲”就是希望君主克制自己的私欲。然而，在后来宋明理学的演变中，“存天理，灭人欲”成为普遍的道德教条，其弊端竟至发展为戴震所控诉的“后儒以理杀人”（《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这可谓“伦理的异化”。

在《岳阳楼记》中，我们看到了范仲淹“进亦忧，退亦忧”；在他临终所上的《遗表》中，我们看到了范仲淹“生亦忧，死亦忧”。然则范仲淹“忻然”而“不悔”，其一生岂无乐耶？其必曰：吾有“道义之乐”！

注释：

[①] 《范文正公集·年谱》引魏泰《东轩笔录》云：“公与刘某同在长白山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薤数茎，入少盐以??之，如此者三年。”青年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说：“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以勉强支持也。”见《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②] 《年谱》引朱熹编《五朝名臣言行录》所记：“公为参政，与韩、富二枢并命，锐意天下之事，患诸路监司不才，更用杜杞、张温之辈。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凹?蝗诵彰??槐使粗??源胃?住8还?匾哉墒鹿??焦?唬骸?读?晒?蚴且槐剩?芍?患铱抟印！??唬骸?患铱蓿?稳缫宦房抟?　?煜ぐ罩?！?/P> [③] 在青年时期就十分钦佩范仲淹，其早年《讲堂录》中记：“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琦）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堂）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见《早期文稿》，第591、592页。

[④] 参见《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按：胡瑗的“苏、湖之法”即所谓“明体达用之学”，是范仲淹在苏州聘胡瑗为教授，在范仲淹改革思想的指导下确立的，其向全国推广亦是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时期。参见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7

此心不灭，此血仍殷，后起重用，戍边西北。庆历新政，终以失败告结，无奈离京，在碧水湖畔写下千古名篇。

清・正・廉・洁

有这样一则故事。

2012年6月13日，一些农民工代表为讨回在洛阳洛宁县打工的工钱，特意到洛阳伊川县范仲淹墓前跪拜，祈求范公显灵，帮他们讨回血汗钱。

“官司打不起，政府难救急，人生地不熟……这可求谁去！于是我们经过集体商量，只能前来跪拜范仲淹他老人家，求他显灵，哪怕托梦给洛宁县建设局、劳动局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也行呢，让这些领导们真正为农民工‘先忧’一回，帮我们讨要血汗钱。”

问：你们为什么不求神拜佛？不是有洛阳白马寺吗？

答：这些神佛太忙呀，官也求，想升大官；商也求，要发大财，小汽车排队看不到头……神佛能顾到我们吗？再说买一根高香起码上百元，也掏不起那个钱呀！

问：伊川境内，名人墓很多，为什么单求范仲淹？

答得零乱、简略，却十分肯定：他不是贪官；他年轻时受过苦；他的《岳阳楼记》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知道老百姓的难处；有“孤儿寡妇船”那事……

回顾范仲淹的一生，除了留下那句千古绝唱，更烙在百姓心里的，是他的怜贫济困，两袖清风。范仲淹本出自民间，一生也在为民奔走，他的所作所为也与百姓息息相关。

天下大旱，灾情日益加重，为使朝廷安定民心，范仲淹竟质问天子，犯言直谏。好友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为官期间，剔除弊政，清正廉洁。“为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是他的重要格言，也是他做官始终坚守的原则。不怕得“公罪”，但务求清白。晏殊批评他过于轻率，如此直言不讳，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写一封长信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当时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好官，自在人心。

忧・乐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没有一些人⑼眩那是因为他始终给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一个古往今来至今也没有人解决的包袱。这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令人敬佩而又忧患实多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人说，这句话是说给滕子京的。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于此，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给好友以宽慰。

很多人佩服范仲淹有这样的人生观，这样的豁达。

可在我看来，他没有真正释怀。对于这样的贬黜，他很痛心。、官位，他是在乎的。当然并不是为了钱财和名誉，而是他需要。他需要在这样一个“众芳污秽”的时代，得到一席地位，整顿朝局的腐败。朝堂需要他这样一个清醒的人，直面混乱的政局。可是现在连这样一个机会都没有了，他怎能不恨不气。面对这样的无能为力，想必他会“以己悲，以己忧”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一句绝唱，传延至今。

我敬佩这一份家国情的坚定，相信也愿意很多人以此为人生的志向。

有这般忧乐天下精神的范仲淹，让人起敬。

我想，是这句话成就了范仲淹。

也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何为范仲淹。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8

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历时千载，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 ，人才的培养，曾起过巨大的推进作用。现如今，书院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改变，但其历史影响经久不衰。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今年4月9日上午10时许，原国家主席到访湖南大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还原了一行访问时的情景。“在岳麓书院讲堂，他对‘实事求是’的匾额很感兴趣。”朱汉民回忆起陪同一行徜徉于这座建立于北宋、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的学府时，仍然十分激动：“这是第一次到访岳麓书院，原本11年前就有参观计划，因故未能成行，现在终于如愿。”

岳麓书院是个奇迹。它紧邻湘江——一条流淌着诗歌和美丽传说的河流。它背倚岳麓山——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古朴典雅的建筑群、坚韧醇古的石碑、遒劲隽永的对联，凝聚着厚重的文化气息，剥落的泥墙遮不住历史的辉煌，“岳麓书院”、“学达性天”、“道南正脉”三块御赐匾额，“四大书院之一”的称号。层峦叠翠，幽美深邃。“纳于名山，藏于大麓”，岳麓书院兼得山水之美。纵观历史，儒、释、道都和这里结缘。西晋时，它是道家的活动场所；唐末五代，有僧人在此办学，建屋置书，这就是书院的前身了；北宋时，书院正式创建；光绪二十九年，与湖南时务学堂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现属于湖南大学。战火、兵乱、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反复无常的态度使这书院七建七毁，却屡毁屡兴。

徜徉于山间庭院，犹如走入了历史文化的纵深处。中轴线上，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层层递进，宏伟庄严。讲堂三面有墙，一面敞开。没有门，映入眼帘的是屏壁正中张栻的《岳麓书院记》，字体秀劲，风骨清奇。两把木椅，不偏不倚，在讲坛前“平分秋色”，是纪念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的。公元1167年，书院山长张栻和大儒朱熹在这里会讲。他们论争了三天三夜，无论是在公众前论辩还是夜晚在竹窗前切磋，有些观点还是达不成一致，但这次会讲使他们相互间深受启发。而且，这种开放的学术态度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可能也就是岳麓书院，敢于挂出口气如此之大的对联。岳麓书院，最令它骄傲的不是这山中的清幽，这艺术的建筑，而是那些灿若星辰的学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熊希龄、杨昌济、程潜……都是写入中国历史的人物。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教育家、理财家，各个领域都不乏其人。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岳麓书院坚持“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在知识的传授中，又形成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国难当头，师生们秉持气节，挥戈而上。也正是它的教育理念和践行的操守，使它在学子中，甚至在统治者心中竖起了一块碑。多少跨出山门的岳麓学子，用自己的举止作为在增加这碑的高度。其实，岳麓书院是自己保全了自己。

白鹿洞书院：开“讲会”制度先河

古老的书院，正如余秋雨所言，“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走进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书院，是一次充满文化意味的旅行。

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白鹿洞书院环翠于千亩山林，显得肃穆安静又令人神往。“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书院中建筑重檐翘角，昂首欲飞，庭院花格，虚实相间，步步为景。在这个淡雅又不失庄重的楼阁庭院里，礼圣殿、朱子祠、御书阁、明伦堂坐落其间。

白鹿洞书院位居中国“四大书院”之首，文化底蕴深厚。早在唐代，学者李渤和兄弟隐居读书于此，李渤养白鹿一头以自娱，被人称作“白鹿先生”。官任刺史后，为纪念当年读书情境，李渤在这里广植花木，修建台榭，成为四方文人聚会、讲学、吟咏的场所。

此后，南唐朝廷在此建立了与金陵“国子监”齐名的“庐山国学”。直到北宋，江州乡贤在洞中正式建起书院，白鹿洞书院之名才由此被世人称唤。

作为儒家文化的传播之所，礼圣殿成为了整个书院中最主要的建筑。在这里，孔子像终年为朝圣的香火缭绕，先贤圣人的思想传承绵延不息。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到来使得白鹿洞书院迎来鼎盛时期。当年，朱熹在此讲学立说，并亲自拟定了以“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为主要内容的书院学规，不仅如此，他还邀请了与己观点相异的陆九渊前来讲学论道，在这里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成为一段佳话。如今，朱子祠内，朱熹的教育理论精华已被刻成碑文，供后人瞻仰评说。

白鹿洞书院中与礼圣殿并列的是御书阁。清朝时期，康熙赐给白鹿洞书院匾额及古书后，南康知府周灿向皇帝请建了这座两层建筑。阁外，风吹树动，光影摇曳，平和静谧。

当年学子们在明伦堂苦读。在这个算不上宽敞的“教室”里，几张简陋的木桌排列其间，风过院堂，依稀让人感受到历史深处的书香。

白鹿洞书院廊壁上157处碑刻与山水间57处摩崖石刻相得益彰。无论是朱熹亲题的敕白鹿洞书院、枕流、钓台，还是陈宓所题的“流芳桥记”、紫霞真人的 “游白鹿洞歌”……历代名家的哲思、题咏，与自然相映，灵动了青山溪流，也生动了后人对书院过往的无限遐想。

应天书院，在商丘历史的丰碑上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原址在县城南门外东侧，它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翻开应天书院厚重的历史，会发现范仲淹与应天书院有不解之缘。学成于应天书院的范仲淹，后又授学于这所书院，促成并见证了应天书院的最辉煌时期，使京东之学风一时大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范仲淹本来家居苏州。他两岁丧父后，母又改嫁朱氏，因不堪忍受别人的欺侮，便不辞而别，来到当时已大有名声的应天书院苦读诗书。

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开始，他在书院熬过了5年苦读生涯。《宋史·范仲淹传》载：“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当时，他写有《南都学舍书怀》一诗：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消。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此诗记述了范仲淹初来应天府（南都）的心境，诗中虽流露了些许幽怨情绪，但却充满了乐观与自信。

范仲淹后执教应天书院，亲身躬耕，对以后书院发展及学风的确立有开创奠基之功。他在书院治学严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名臣贤士、栋梁之材并为改革中国科举制度作出了不朽的努力，他在应天书院的教育改革与实践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块丰碑。同时范仲淹在应天良好的师承与广泛的交游，丰富了他的社会生活，增添了他前进的力量，在商丘留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传诵不息的名篇佳作，如《南京书院题名记》和《上执政书》等。

商丘市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孙纲说：“《岳阳楼记》中范仲淹所表达的忧乐思想，最早形成于商丘，这是无疑的。”应天书院、范仲淹，是商丘历史上最能诠释文化与精神的两个经典词组，范仲淹思想形成商丘独具魅力的范仲淹文化。千年历史走过，范公精神犹在守望着魂牵梦萦的家园。

曾经盛及一时的应天书院如今已是面目全非。远望一个古建筑的院落，想来应该是的。看到“应天书院”的匾额才松了一口气。顺着宽阔的甬道望去，一个新建的排楼，雕栏画栋，倒也庄严肃穆。院落也没有别的建筑，大堂里供着孔子和他几个弟子的石像，高大、伟岸，但却不是颌首含笑温和谦逊的样子。整个院子，看不出书院的一丝书香氛围，空旷、清寂。千百年前，千百书生在这里吟诗作文翻卷挥毫的情景都洇于历史的河流，再也不复存在了。而后院更是荒野一片，衰草丛生，若是到了夜晚，会不会有聊斋里的狐狸精灵来此消遣，逛逛沉没地下的书院，逗逗潜心苦读的书生？

也许很多人不会记得，当年北宋政权开科取士时，书院里的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那情景多么让人欣喜振奋。也是因此，宋仁宗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著名文学家晏殊为官应天知府时，在文人学士官府的支持下，修缮书院，广聚名士。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宋史上有一句话说“北宋兴学始于商丘”，可想应天书院曾经那么的显盛一时。尽管失意，想起北宋的文人诗作来，仍是感慨万分。

嵩阳书院，古之“清华园”

两宋时期是我国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经过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以及学者们的执着追求，书院逐渐走向成熟。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嵩阳书院聚集了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培养出滕子京、张载等众多人才，堪称古代之“清华园”。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郑州登封市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因坐落在嵩山之阳故而得名。这里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清雅静谧，乾隆皇帝游历嵩山时，曾留下“书院嵩阳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铭”的诗句。在我国历史上，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赡富，文物奇特名扬古今。院中古柏苍苍，是一处参禅悟道、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正因为如此，书院所在地原本是佛、道二教的道场。原来，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就有僧侣在此修行，时名嵩阳寺，有僧众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改名嵩阳观，成为道教的活动场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文物繁多，文化沉淀丰富。在嵩阳书院门前，有一巨型石碑——《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非常引人注目，此为纪念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练取仙丹，医病健身而立，碑上的文字雕刻精美，刚柔适度，气势遒劲，为著名书法家徐浩八分隶书，是河南省现存最大的碑刻，被称为祖国书法宝库中的一颗珍珠。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在书院内，有一明代登封县石刻地图，图上详细刻制着400多年前登封80多处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山川河流、道路村落等，乃我国明代石刻县图中的珍品。

嵩阳书院的讲堂和道统祠之间还有个泮池，古代凡考中秀才的都要举行绕池一周的仪式，据说孔子的故居在泮水之滨，绕池是为纪念先师孔子，表示要效先师之法，安邦治国益于天下。这里还有一个无价之宝——“武后金简”。

“书院嵩高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名。山色溪声留宿雨，菊香竹韵喜新晴。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阴中句偶成。”曾有游人对书院以此赞美。嵩阳书院的环境尤为幽美，是很好的读书胜地。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留言，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嵩阳书院历朝并置有学田，以充书院费用。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9

宋庆历年间，范仲淹再次得人邀请，为他人作墓志铭。这次所作墓志铭的对象不同，死者是一为官多年、清廉有加、德高望重的官员。范仲淹一生最反对贪官污吏，尤佩服清正廉明的官员，对此墓志铭，自然格外重视，不敢怠慢。范仲淹磨墨铺纸，凝神聚思，每一字一句都是经过良久思忖，方才落于纸张之上。

白天，范仲淹忙于朝堂政事，殚精竭虑；晚上，范仲淹挑灯夜战，斟酌字句。数日后，墓志铭写出，范仲淹拿过来看了又看，改了又改，一直到认为完美才为止。即便如此，范仲淹还是不放心，找到了同在朝堂为官的富弼，希望他为自己的文章把把关。范仲淹已经是才高八斗，却为何要找这个叫作富弼的人？

富弼，与范仲淹相识在酒楼之上。彼时，范仲淹等文人大腕们常在酒楼上聚会，吟诗作赋。富弼那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就静静地坐在角落里，聆听别人诵诗。直到有一次，富弼将自己的作品念了出来，震惊四座，从此他的诗每每都成为诗会的压轴之作，大家称赞他为“洛阳才子”，而范仲淹对其更是欣赏万分，说他有“王佐之才”。并且，范仲淹把富弼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富弼得到晏殊垂青，并且还蒙晏殊将女儿许配于他。所以说，范仲淹对于富弼来说，是有知遇之恩的。当然，范仲淹把自己写的墓志铭交给富弼看，完全是因为富弼的才情过人，且为人正直，从不敷衍妥协。所以，范仲淹和富弼之间的关系，被外人赞誉最多的不是范对富的知遇之恩，而是两人的真挚友情。

富弼看过墓志铭后，很恭敬地交还给范仲淹，笑着说：“很好，真的很好。”他又把话锋稍转了一下，“但是，我建议您还是再给尹洙看看。”

富弼说完，范仲淹猛地拍了一下大腿：“是呀，我怎么没想到。”

尹洙就是师鲁，文采冠绝天下，范仲淹未成名之前，一直视其为偶像。范仲淹和其相识之后，尹洙对其礼遇有加，不辞指点。一直以来，范仲淹都把尹洙当作自己的老师，两人也因为才情过人，志趣相投，也便亦师亦友。所以，富弼尊重范仲淹，范仲淹尊重尹洙。

范仲淹将自己的文章递交给尹洙，尹洙看完之后还是比较称赞其文采飞扬，言辞真诚，但是对其中一点提出了异议。尹洙说：“你的文章名满天下，后人会把你的文章作为典范。但现在你的文章中，却把转运使写作都刺史，知州写成了太守。确实，这样写很清雅，也易迎合阅者心理。但事实这些是前朝官员的称谓，现在已经没有了。后人看到你的文章，必定很疑惑，就会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考证。这个麻烦，难道不是你造成的吗？”

范仲淹一席话听完，满脸大汗，感到惭愧不已，连忙对老师道谢不已，感谢其指出谬误之处。但范仲淹随后向老师吐出疑问：“按照富弼的水平和眼光，他应该能看出来，可他怎么没对我说呢？难道刚正不阿的他，居然也落了俗套，因为怕得罪我而忽略真理？”

尹洙笑着摇摇头道：“非也。”

“那是……”范仲淹也奇怪了。

“尊重！”尹洙哈哈大笑，“他是在尊重你啊。”

岳阳楼记范仲淹篇10

首先，精炼的四字句式。《岳阳楼记》在句式的选择上，最突出之一是选用四字句式，极其精炼形象地抒写了岳阳楼的风景。1、成语。例如：“百废俱兴”、“气象万千”、“心旷神怡”等，便是四字成语。2、对偶。例如“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这是上下很工整的对偶句，句式整齐生动精炼。不家一种“当句对”，例如，“朝晖夕阳”、“虎啸猿啼”，其中“朝”与“夕”对，“晖”与“阴”对，“虎”与“猿”对，“啸”与“啼”对。语言十分优美，结构严密，文字精练，音节和谐，互相映衬。3、排比句。例如，描写阴雨连绵的洞庭景色，使用四字排比句。一气呵成。铺写霪雨霏霏，连月不开，……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的凄凉的景象，寄托了游子去国离乡的悲感。而写到春和日丽的洞庭胜景时，同样运用四字排比句，气势宏伟，一泻千里，“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洞庭春光，妩媚动人，寄托了迁人骚客心旷神怡之乐趣。这两段文字，又是鲜明的对比，晦明二景，悲喜二情。作者选用四字句式，一句一个画面，动静结合，色彩鲜明。

其次，对比手法的妙用。语言运用上包括各种修辞手法的恰到好处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鲜明性、形象性。我们细心体味一下，范仲淹写本文的目的，并不在描写洞庭风光，而是在抒发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因此，本文在对比的运用上，十分巧妙。除了上面提到的洞庭晦明二景的鲜明对照对映衬之外，还有最重要的对比，即作者用“古仁人之心”的“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悲乐”观，同迁客骚人那种“快乐”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很显然，从文章表面来看，大段铺陈，仿佛赞扬这种览物之情似的，实际上作者运用了先扬后抑的手法，肯定“古仁人”的观点，也就是作者理想中的政治抱负。

通过这种对比，把作者那种高尚的情操，广阔的襟怀，表现了十分充分。从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警句，鼓舞着无数后来者，岳阳楼也因这篇“记”而闻名天下。

再次，抑扬顿挫的音乐美。这篇百读不厌的优秀散文，语言是新的语言，不仅富有形象性，而且还有音乐性。朗读起来，抑扬顿挫，音调铿锵。有的上下对偶句还押韵近似骈体文，如“明”“惊”、“顷”、“泳”、“青”等，反复吟诵，回味无穷。

所以，这篇散文要很好地指导学生朗读、背诵，才能领会其含义。

最后，含而不露，竟在言外。文章第一段，常常不被读者注意，以为只是一般性的交作的起因。其实，我看在作者平谈的叙述中，却渗透着深沉的不平凡之感。

范仲淹的朋友腾子京，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被贬职到湖南岳阳任巴陵郡太守。“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仅隔一年，腾子京就能使得当地政事入于正轨，人民安宁，一切废弃了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在重新修复扩建岳阳楼时，嘱托范仲淹写这篇有纪念性的“记”述文章。

文章开篇见山，在极其平淡的叙述中，流露出作者对对朋友腾子京的深情厚谊，“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八个字，把腾子京的功绩高度概括了。“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可见腾子京是 一个有政治头脑和有才华的人。可是这样一个有才之士竟然“谪守巴陵郡”！作者对政事的不不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的末一段，读者往往只注意表达主题的名言，而忽略“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这个感叹句，在这感叹之中，作者褒贬的态度十分鲜明，表明是对古仁人的感叹，实际是作者自己的胸怀和亮相，又是对朋友的劝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