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说论语十篇

于丹说论语篇1

一部《论语》，仕人墨客在读，文人骚客对于《论语》的注、译者也是连车累牍，为什么偏偏于丹火了?

(一)外在原因

其一，《论语》自身魅力。《论语》被整理至今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自汉以来，这本儒家经典就被儒人奉为圭皋，是历代出仕的必读经典。宋朝开国宰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将评价的高度升华为极致。

其二，信仰缺失。从《论语》的《子贡问政》中可以找到答案。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要治理好国家，需使百姓丰衣足食，军队有保障，取信于民，使人们有信仰讲规则。和建国初期相比新闻，现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精神世界日益空虚，“钱”成了唯一的信仰。于丹品《论语》的时间品对了，这是火的原因之一。

其三，媒体影响力。在登上《百家讲坛》之前，于丹在学术领域无任何突出贡献。但于丹在《百家讲坛》上连续7天解读《论语》。名牌栏目加上黄金假日，使观众的数量大大增加。

其四，大背景造的孕育。近些年，国学热兴起，传统文化典籍备受推崇，凡是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没有不火爆的。而一位女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电视媒体，解读被誉为中国人“圣经”的《论语》，必然会火。

(二)个人魅力

其一，草根性。《论语》本身就是一部草根性的纲领性著作，于丹深谙《论语》的草根本质，遂以草根的方式来解读。她将其分为七大部分，这些道，都是从身边的小事来说。例如于丹说，我们应该结交怎样的朋友?这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于丹借助于孔子之口说，有“三友三害”， 友者三：友直、友谅、友多闻;害者三：便辟、柔善、便悋。

又比如，于丹说处世之道，许多人都关心，我应该和亲人、朋友保持一个怎样的距离才既不损害自己利益，又不让别人厌烦于丹又拿出孔子的言论：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辱矣。大概意思是，朋友走得太近，就离招致厌烦不远了，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要慎言、笃行。

其二，语言魅力。《焦点访谈》资深主持人敬一丹曾说，“我之前看过几个版本的《论语》，于丹的版本是最轻松最好看的。”例如于丹在讲解《论语》时，列举了许多尽人皆知的小故事做于氏《论语》的诠释之用，如苏轼和佛印的故事等，使原本枯燥的《论语》变得生动有趣。

二、如何看待“于丹红”现象

对于“于丹红”现象，汤军、李悦等人很是不满，汤军甚至在于丹《〈论语〉心得》的签售现场袒露写有“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的文化衫以示反对，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缺失。

笔者比较喜欢于丹、易中天等人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虽然不一定是百分百的正确，但比之前我们对《论语》、《三国》等名著的“视而不见”要好，至少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发现了它们今日的价值。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把传统文化当成了“心灵鸡汤”，是一种“思想裸奔”，将传统文化“平庸化”，对此，我持中立态度。我们阅读传统文化典籍，不是为了成为国学大师，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为了修身养性;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为了继承传统文化。我相信，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但是，如果是经过严格考证之后的“真国学”，面对如此厚重的文化，我们不一定有兴趣看，看过之后不一定能记住正确的解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接受百家讲坛的传授方式。从另一角度说，有人觉得于丹、易中天等人的有欠妥的地方，自然也会去考证权威著作中国哲学，这也从另一侧面带动了国学权威著作的传播。学术要的是“百家争鸣”而不是“异口同声”，正如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有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而于丹、易中天等人只是将自己的见解让更多的知道，我以为“联名抵制”没有必要。海外学人说“于丹让我们着迷”，他们认为，“于丹教授将先贤的理论精华推及适用于当今社会的个人，简单质朴的道理后面蕴藏着深远和谐的为人处事之道，每看完一集讲座后便会久久的思考。”再说，中央电视台是公共设施，“百家讲坛”栏目也希望推荐名家参与，谁认为自己会比于丹等强的可以毛遂自荐，如果可以像于丹那样火起来也是对社会的贡献。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于丹、易中天都是下功夫炼出来的，也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虽然他们的讲解不是每句话都对，但谁能保证自己的言论滴水不漏呢，至少到现在为止，于丹他们没有乱讲。

参考文献：

[1] 王力.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李悦，李放.批判于丹 正说<论语>智慧.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7.

[3] 鄢圣华.孔子很着急.北京：科学文化技术出版社，2007.

于丹说论语篇2

于丹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影视传媒系主任，为本科生、研究生教授电视新闻专业课程，同时还为每一届的本科生教授古典文学。除了教授、系主任等头衔，于丹还是央视《东方时空》、《社会经纬》、《今日说法》、《精品赏析》、《电视你我他》、《新闻调查》、《对话》、《艺术人生》等栏目的策划，并且是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首席顾问。

2006年10月，41岁的于丹在《百家讲坛》一亮相，便让观众眼前一亮，这位穿正装的美女学者，给男性学者“统治”《百家讲坛》的局面带来一抹亮色。她以感性的解读，明朗昂扬的姿态，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与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庄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成为继易中天之后又一位深入观众内心的学者。

度数略高的“女儿红”

形容学术“超女”于丹，用“一夜蹿红”再合适不过了。她的走红过程，仅仅用了7天时间。

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期间，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7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被媒体誉为“学术超男”的易中天也在自己的博客上大发感慨：“真棒!今天中午看了《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诚可谓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也！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友情提醒：该节目系醇酒一坛，‘度数’略高，不胜酒力者慎之！”

紧接着，于丹在北京签售自己的新书《于丹〈论语〉心得》时的场面比易中天不知还火上几倍，该书首印就高达60万册，已经超过易中天的首印55万册。于丹仅在中关村图书大厦8个多小时就签名1万多本！突破了近几年来全国图书签售的几项纪录。从下午1时30分开始签名，到晚上9时书店打烊时间，于丹教授的手已酸得抬不起来，但楼上楼下仍有许多读者在排队。为此，中关村图书大厦为读者推迟1小时关门。

随后，于丹继续在《百家讲坛》开讲《庄子》，观众好评如潮……

凭借《百家讲坛》迅速蹿红的于丹虽然仅仅7天时间便网罗了大批粉丝，但她的主讲也引来不少争议，比如她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句中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此言一出，世间哗然，她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小人”的定义，有人推崇，更有不少学者站出来公开批判。

对此，于丹做了解释：“首先我说，历史上对这句话有几种可以列出的解释，把‘小人’理解成与君子相对的不道德小人，这是一种讲法。说女子与小人都难养，为什么呢？在以前的教育体制下，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根本没有受教育的可能，没有眼界、没有知识、没有更多元的参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你说女人是不是会狭隘、会抱怨、会难养啊，所以她和小人共同归入难对付之列，是因为她不独立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这个解释是没有错的。第二种解释，把‘小人’解释为襁褓中的婴儿，说女子与小人难养，是指从满月到周岁的小孩子是最难养的，我所说的，把‘小人’单纯地理解成小孩子，说女人与小孩子有共同的心性，就是‘近则不逊远而怨’，你对他太好了他对你不恭敬，你离他远了他抱怨，这也是一种理解。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一解，因为这一解更有性情，更贴近我们当下的人心所指，它像一种社会现象。所以说，学术上有多种解释，我只认同我这一种，但我不否认其他的存在。”

另类解读《论语》 融进个人情感

于丹之所以被广大观众认可，在于她把《论语》看成“简单真理”，在与观众交流时没有距离感。她认为，真正的文化经典，都是那种可以无比深刻，但也可以无限简单的东西，它的深刻是它的精神内涵，简单是它表面的形式，简单与深刻有时候并不矛盾。“我是从4岁开始接触《论语》的，大人给我讲，让我背。所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本来还觉得，这有什么可难的啊，小时候我不都背过了吗？但其实走到今天，有很多东西，你会恍然明白其中的意味。最朴素的真理――我就把《论语》称为简单真理，我相信所有最简单的真理，都不是从外在灌输的，而是从内心唤醒的。所谓简单真理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

为此，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充满强烈的个人情感，在电视上采用的是与大学里截然不同的方式。她曾表示，自己的学养可能做不到去解读《论语》内涵，只能去做它外延的延伸，也就是心得。

历来关于《论语》的研究太多了，各种集注、读解、译注、别裁等等。也曾有一些人，致力在现代生活中推广应用中国古代经典哲学思想，比如台湾有一个被称为“麻辣教授”的台大哲学系教授傅佩荣，他是用现代观念把《论语》20章的每一句每一个字进行详解，极受欢迎，还做成有声读物，畅销不衰。但于丹讲《论语》并没有逐章解读，总题目叫“心得”，分为《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七讲，除第一讲是总括，其他六讲其实跳脱了《论语》的篇章，而自成六个角度。于丹表示：“我把我的这种解读，解释为一种体验式的、感悟式的阐发。什么是体验？我的大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所谓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浸润。我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进入《论语》，又以感性的方式，并且借助我熟悉的传播学的东西，把它给转变成了当今的故事。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角度。”于丹举例子说：“我那天讲做人的分寸，讲到孔子告诉弟子‘以直报怨’。之后给我打电话的都不是小年轻的，没有一个低于50岁的，而且全是些事业有成的人。这些人就大加感慨地跟我说：‘要是早知道这句话，人生会少走很多弯路。一直以为善良是最大的美德，人就要以德报怨，西方的经典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送过去。哪儿知道孔夫子还有原则，说以直报怨就行了。’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以我现在的年龄和阅历来解读《论语》，我也太年轻。我现在可以有中年的感受，但是什么叫真正的知天命，什么是‘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就敢说我明白了吗？”

“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

2007年3月3日，《于丹〈庄子〉心得》的北京签售活动甚至吸引了外地读者赶赴书店，长达10个小时的活动异常火爆，于丹为读者签售了15060册图书，而一位打着“孔子很生气”旗号的抗议者一度抢了主角于丹的风头。

这名20多岁的男子进入签售现场后，脱去外套，露出里面早已准备好的白T恤，上面用毛笔写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等字样。他的出现立刻吸引了媒体注意，纷纷上前摄影摄像，这位男子也很配合，举起双手慢慢地转着圈。面对记者的提问，他干脆回答了两个字：“批判。”

仅仅1分钟后，他即被保安推出会场。走出会场时，这名男子始终面带微笑。忙于签售的于丹没有看到这个场面，但她表示自己并不介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观点，就连麦当劳和肯德基大家还各有所好呢！”

十博士联名“声讨”于丹

迅速蹿红并被称为“学术超女”的于丹同时也遭到了清华、北大等10名博士的联合抵制。

2007年3月2日，署名为lessnaxu的网友在天涯社区“天涯杂谈”版发帖，名为《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发帖人是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博士徐晋如，后面签名的发起人还包括中山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大学的六名博士、一名硕士、一名学士。

徐晋如认为以于丹的学识没有资格讲《论语》，于丹是一个“古汉语知识等于零的影视学博士”。他说：“谁都有资格讲经典，但你不能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搞不清。”徐晋如称自己是根据于丹在讲述中所犯的若干错误做出以上结论的。但他并没有详细说出于丹的具体错误，只是引述了批评学者李悦对于丹的“错误分析”。徐晋如称他们发宣言并不是想针对于丹：“于丹有讲的权利，但我们从知识的良知出发必须反对。”另一位参与此次活动的博士刘根勤称，于丹所讲的《论语》和《庄子》，只是借了古典文本的壳，实际上很像速成教材，不仅偏离了文本本身，也给人造成了误导。

文章称发帖的本意是要“坚守着文化的尊严”，称像于丹这样一个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的“影视学博士”，仅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社会荣誉，他们难以接受。博士们认为于丹的讲解过于幼稚与表象化，这样的误导会让年轻人对论语和庄子都产生曲解。文章最后还呼吁“《百家讲坛》应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

“学者有责任传播中国文化”

对于遭博士联名“批驳”一事，于丹似乎并不热衷回应。她只是称，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每个学者都有责任。“我用自己的方式做事，他们也可以以他们的方式做事。大家都做同样的事情，殊途同归，这是一件好事！”

而央视科教频道宣传组的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于丹不会下课。该负责人还表示：“自《百家讲坛》播出后，关于学术论点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以前刘心武、易中天都在社会上引起争论。有不同意见存在很正常，所以这次出现反对于丹的声音，我们一点也不意外。至于说让于丹‘下课’、‘道歉’，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专家在节目中观点代表个人，不代表栏目，要允许各种声音存在，‘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就像早餐有人爱吃牛奶、面包，有人喜欢豆浆、油条。”

于丹说论语篇3

而在这之中，于丹《论语》之说成为了众矢之的，各种声音不绝于耳，褒贬不一，其中不乏出于某些阴暗心理而投放的“生化核武”。但不论演员演技如何，终归还是混了个脸熟，这不能说是件无益于学术的事。如同“吾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做法已使纯粹的学术处于“皇帝的女儿也愁嫁”的尴尬之地，总要有媒妁之言才能有所婚姻吧，我想于丹最起码也是一位很成功的“媒婆”。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相对于其他男性学者的刚健狷狂，于丹以端庄温柔俘获了大众的心。她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以白话诠释经典，讲述自己从《论语》中获得的为人处事之道，而她在百家讲坛的讲稿，即图书版《于丹〈论语〉心得》［1］也以60万册的惊人首印出版问世，超过了《易中天品三国》［2］的55万册首印量。观众评价于丹讲《论语》，神闲气定，娓娓道来；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妙趣天成，观之可以忘忧也。

《百家讲坛》是个成功的舞台，登上它的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辉煌，从易中天开始，后有纪连海、阎崇年，而现在，则轮到了一位女性――于丹，这个以《论语》系列再次创下《百家讲坛》收视高峰的大学教授。曾经最早接受“百家讲坛”是从金正昆、阎崇年开始，印象很深。后来又推出很多“续貂”之作，不免驳杂。但于丹已悄然用《论语》成功争取为“百家讲坛”的全新商标，而她也已经以“新人”的姿态一夜成名，荣登学术界“当家花旦”。不论其初衷是怎样设计的，整个过程有否享受折扣或VIP服务，可她已经在此次购物中获得很多超值赠品了。至于于丹所讲《论语》的新内容，确是起到了酷似“文化下移”的作用，让识字的不识字的人都知道了有一部古书叫《论语》，有位老者叫孔子。从这一点看来，她又是一个合格的推销员，把自己多年的库存成功出售且供不应求。那些靠推销知识为生的人，通过于丹知道了：原来《论语》还能这么推销。其实，即使是一位学术工作者（简称学者），也不会在讲大道理时有所创新，这其实很正常，除了有些人在滥竽充数地搞什么歪说、斜说、正说、反说、麻辣、水煮。有人刻意追求标新立异，却落得个“学术畸形儿”。但倘若能因地制宜地根据经典的具体情况，在每篇之后皆附上时代的新注脚，也会成为一种全新的诠释经典的模式和理念，使其旧貌换新颜，即使 “换汤不换药”，无疑也是一种成功。

《于丹〈论语〉心得》分七大部分：天地人之道、处世之道、心灵之道、君子之道、理想之道、交友之道、人生之道。各章独立成篇，衔接有道，育人于无形。书中的大道理自不必说，耳提面命二十多年，已经疑似审美疲劳。但在书中用来阐述大道理的小故事意义却更为深刻，也给了我更大的启示。合上整本书，留在我脑子里的好像都是一个个故事中生动的片段、画面，一个个活生生的寓言中的人物，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可以这样说，通过这本书，我看到了于丹讲经――用例子说话。

说实话，对于做人处世的大道理我不是太感冒，毕竟咱是中国人，更是文学院的中国人，以后要靠这糊口的，所以早在很久以前，公主、王子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年代，就已从理论上掌握了，但要全部科学应用于实践，可能下辈子也做不完美，但是于大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古老而神秘的羊皮卷，便是用例子说话。她在全书中引用的例子很多，不论范围、类型都使我折服，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物理的、化学的……无不为她所用，跨越了时空，跨越了学科的框锢，把一个个鲜活且妥帖有深意的寓言、故事甚至于笑话，都伏贴地牵连在了每一条《论语》的灰色理论上，让它们各得其位，使理论与实际完美搭配。照于丹所说，所有真理皆灰色，那么所举例子丰富多彩，加上“百搭”的灰，所构成的图画该多美……孔老先生看见也许也会微笑吧。说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似乎又近了马、恩二老的身了，在中国此二位可是相当吃得开，成为中国各行各业所标榜的金字招牌，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于大师便可笑傲江湖了。

若说深刻，既然于大师用例子说话，那咱也用例子来表达。在众多的实例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那个和尚们的故事。通常在说理文章中，“和尚”都是个点击率很高的词儿，说家们总是喜欢拿和尚说事，一提和尚就必有玄机，这些佛门高人总是字字珠玑，点拨世人，许是他们沾了佛陀的灵光。这点于大师也没能脱俗，她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老和尚背了一个姑娘过河，等过去了便放下了她，而小和尚甚为不解却不敢询问师傅原由，走了二十多里地后才鼓起勇气问师傅为什么这么做，这难道不是犯戒吗？师傅只淡淡一句：“我背过了河就放下了姑娘，可你背了二十多里地还没放下……”故事戛然而止，留下的空白让我不想填满，只想享受如此停顿，让我一下子觉得我的人生不能匆匆地只顾赶路，路上需要这样一盏暖茶清酒濯去一身浮华与躁动；汲取一瓢清冽的泉水来滋养我们心灵的花园。

在现实社会中，所谓的孔孟、老庄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圣贤与经典也逐渐模糊，纷繁世界的庸俗烦琐和思想的高贵纯粹似乎缺少了一些必要的链接。而于丹教授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灰色的孔子”一旦链接了这个多彩的世界，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于丹用她时而顿挫有力，时而温婉柔和的话语给了我们一道心灵光芒来照亮你我的人生。“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她并没有用多少华丽的辞藻，也全无矫揉造作的表演来给我们描绘一个戏剧般的画面，只有只言片语，闭上眼睛，心中一片充盈。坦白说，个人一直以来都不想去读于丹的《论语》，这是需要勇气的。感觉就好比喜欢的衣服都穿在别人身上，喜欢的人跟别人结婚了一样，心里有些难过。不是嫉妒，是实在不想看见咱家里的宝贝古董被人拿去当烟灰缸……而真正手不释卷地读完了《于丹〈论语〉心得》，虽然身体疲惫但心里却如沐春风，以前从未对某本正经八百的书读起来会舍不得放下，独此一回。

参考文献：

于丹说论语篇4

阿瑟 ・C・丹托 （Arthur C. Danto）无疑是当代艺术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彼得 ・基维将迄今为止的美学区分为刺猬美学和狐狸美学。所谓刺猬美学就是宏大叙事美学，力图建立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凭借这种理论来解释所有的艺术问题。所谓狐狸美学就是微观叙事美学，目的不是建构理论，而是解决问题，尤其强调逐个地、深入地解决问题。尽管对于这两种美学理论，基维没有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是从他宣称丹托是最后一位刺猬美学家来看，新时代的美学已经不再是无所不包却浅尝辄止的刺猬美学，而是专门而深入的狐狸美学。 [1]不管基维对于丹托的评价是否公允，但是丹托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是美学界公认的。那么，丹托代表的美学时代意味着一种怎样的美学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丹托没有明确的回答，也许原因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本文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对丹托美学的特征作一次宏观的把握。当然，对于这种宏观把握可能具有的简单化风险，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让我们从丹托自己的宏观把握入手吧。由于丹托是从哲学领域进入艺术领域，他喜欢通过与哲学的类比来澄清艺术的发展脉络。迄今为止，哲学已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有三种不同的哲学形态。我们可以将康德之前的哲学称之为古代哲学，其中包括中世纪哲学，将康德之后的哲学称之为现代哲学，将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哲学称之为当代哲学。古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宇宙论或本体论，力图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现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认识论，力图回答人究竟能够认识什么。当代哲学的典型形式是语言哲学，力图通过语言的澄清来回答或者避免哲学问题。由此可见，哲学领域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认识论转向，一次是语言学转向。哲学领域发生哲学转向的原因，都是为了祛除蒙蔽，探求真理。之所以有认识论转向，原因是我们在回答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人究竟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如果不澄清人的认识能力，就有可能发生僭越，去独断人不可能认识的事物，比如世界的本质。在康德看来，古代哲学中充满了这种独断。康德哲学的目的，就是澄清人的认识能力，对于不同的事物采用不同的对待方式。对于那些超越的事物，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无法认识它们，只能将它们归入信仰的领域。到了 20世纪，哲学领域中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哲学家们发现，人的认识能力受到所使用的语言的影响。语言的逻辑决定世界的可能，澄清了语言的逻辑，也就认清了全部世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就宣称完成了这个任务，全部哲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哲学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关于哲学发展的这种宏大叙事，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丹托对此并没有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而是直接采用这种通行的说法。丹托的目的，不是去研究或回顾哲学的发展历程，而是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寻找一种平行关系。仿照哲学发展的宏大叙事，我们可以将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在古典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再现论或者模仿说，艺术的目的就是再现外部世界。古典艺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和本体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类似。到了现代艺术阶段，表现主义和形式主义占据上风，艺术的目的是探测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内心情感，创造自律的形式或者有意味的形式。现代艺术对内在世界的表现，与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对人的内在能力的认识类似。现代艺术与现代哲学一样，由客观世界转向了主体性。丹托敏锐地发现艺术领域中的格林伯格与哲学领域中的康德之间的类似性，换句话说，艺术领域中的格林伯格就是哲学领域中的康德。尽管将 20世纪的格林伯格与 18世纪的康德类比，冒着弄错时代的风险，但是格林伯格的确从康德那里获得了辩护现代艺术的思想武器，对此格林伯格本人毫不隐瞒。现在的问题是，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相应的艺术又是什么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观念艺术。当代艺术中的观念转向，与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类似。 [2]就像哲学发展到语言哲学阶段有可能终结哲学一样，艺术发展到观念艺术阶段有可能终结艺术。尽管这两种形式的终结非常不同，但是就像维特根斯坦当年宣称弄清了所有哲学问题而不再研究哲学一样，丹托也宣布艺术终结了，从而有了著名的“艺术终结论”。 我这里不想去讨论丹托的艺术终结论，而是希望沿着丹托发现的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做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在发展丹托的平行关系之前，我想着重指出的是，丹托所发现的这种平行关系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其中有许多不平行的地方。比如，哲学领域中的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对自明的基础的探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尽管哲学领域中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向，出现了三种形态的哲学，但是哲学的目标始终未变，那就是获得关于世界本质的认识，只是人的认识能力决定了他对世界的认识，而人使用的语言又决定了人的认识能力，哲学领域才有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每次转向，都是为了获得更加自明的基础，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前一种形态的哲学的目标。艺术领域中的转向，就没有这种严格逻辑关系。艺术转向表现或形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再现世界；观念转向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主体性或者创造有意味的形式。艺术由再现向表现再向观念发展，哲学则由本体向认识再向语言发展，同样是转向，哲学领域中的连续大于断裂，艺术领域中的断裂大于连续。对于哲学发展与艺术发展的平行关系中的众多不平行特征，丹托并没有深究，我在这里也不打算深究。 我在这里想要做的，是发展丹托发现的平行关系，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平行关系，发展到包括美学或者艺术哲学在内。尽管丹托不主张将美学与艺术哲学等同起来，认为将艺术与美区别开来是 20世纪艺术哲学的一大贡献，但是我们还是依照惯例或者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忽略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前文引用基维的观点时，美学可能替换为艺术哲学。现在的问题展到艺术哲学之中？换句话说，将艺术哲学与哲学和艺术并列起来讨论是合法的吗？难道艺术哲学不是哲学的一部分吗？难道艺术哲学的发展变化，不是受到哲学在总体上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吗？诚然，艺术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哲流的变化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将美学或艺术哲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更容易看到它的特征和发展脉络，因此我在这里想提一个丹托未曾提出的问题：艺术哲学与艺术和哲学之间存在平行关系吗？如果哲学、艺术、艺术哲学之间存在平行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艺术哲学会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根据丹托发现的那种平行关系，古典艺术对外部世界的再现，与古代哲学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艺术哲学的目的是对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认识。作为认识艺术家和艺术品的艺术哲学，与艺术史和艺术批评密不可分。古代中西美学中的大量评点，就属于这种形态的艺术哲学或美学。现代艺术对主体和形式的探索，与现代哲学转向对内在认识能力的研究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艺术哲学开始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成为自律的艺术哲学，我们在黑格尔那里可以看到这种艺术哲学的典范。基维所说的刺猬美学，就是这种包罗万象、自成体系的艺术哲学。在基维看来，这种形态的艺术哲学业已终结，丹托是最后一位刺猬美学家。现在的问题是，与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相应的艺术哲学 是，能否将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平行关系扩具有怎样的特征？根据丹托，当代艺术哲 学是觉解型的，即通过觉解让寻常物获得新意义，从而变容为艺术品。众所周知，丹托全部艺术哲学旨在解决的问题是：两个几乎完全一样的事物，为什么一个是艺术品，另一个则不是？丹托认为，其中的关键是理论解释在其中起了作用。有了理论解释的寻常物，就嬗变成了艺术品。没有理论解释的寻常物，就依然保持为寻常物。为此丹托引用了唐代禅师青原惟信的说法：“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3]“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与“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之间只有觉解或顿悟上的区别，在丹托看来，觉解引起的区别不仅是当代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当代艺术的特征。由此，丹托仿照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当代艺术终结到了哲学之中。我认为，丹托用觉解引起的变容来概括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都有失偏颇。语言转向之后的当代哲学的特征，与其说是觉解，不如说是分析。当代艺术之所以还保持在艺术领域，就说明它并不仅是觉解，换句话说，当代艺术并不就是哲学。不过，这并不是说我要否认丹托所发现的觉解的重要性。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说用觉解来概括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的特征都会有失偏颇，那么用它来概括当代艺术哲学就刚好合适。其实，丹托当作当代艺术和当代哲学特征的觉解，只是当代艺术哲学的特征。艺术并没有终结，也没有为哲学所取代，只不过是艺术哲学加入艺术的创作之中，它们一道完成了寻常物的嬗变。 [4] 到这里为止，我们发现了另一种平行关系，即艺术哲学与艺术和哲学的平行关系：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论或本体论对应于古典艺术中的再现论，再对应于古代艺术哲学或美学中评点；现代哲学中的认识论对应于现代艺术中的表现论和形式论，再对应于现代艺术哲学中的体系；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分析对应于当代艺术中的观念创造，再对应于当代艺术哲学中的觉解变容。 注释： [1] 基维的有关论述，见Peter Kivy， “Foreward， ” in Nol Carroll， Beyond Aesthe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ix. [2] 丹托的有关论述，见Arthur Danto， After the End of Art：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Pale of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p.4-6. [3] Arthur Danto， “The Artworl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ume 61， Issue 19 （1964）， p.579. [4] 参见丹托：《寻常物的嬗变》，陈岸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于丹说论语篇5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继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攻无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陆路通道。通道打开以后,罗马教皇并未想与东方鞑靼人决一死战,而是千方百计地想与之建立联盟以消灭宿敌穆斯林,数次向东方派遣携带其亲笔书信的使者以游说蒙古王公。1245年,罗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节柏朗嘉宾(JohedePlanoCarpini),该使节着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存世。该着作详细介绍了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风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会传教士卢布鲁克(GuillaumedeRubruquis,约1215~1270)携函去见蒙哥。卢布鲁克着有《卢布鲁克东行记》,该着作详细描述了蒙元社会和契丹人的情况,指出“契丹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来区别前者。契丹人居住在东部临海的地方”。书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个城镇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确切的信息说,那个国家的墙是用银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们与印度隔海相望。这些契丹人身材娇小,说话用鼻音。有着东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这些契丹人都是优秀的工匠,学有各种各样的手艺,其医生对草药的药理极为精通,通过按脉来诊断疾病。”卢布鲁克在书中还经常提及他所遇到聂斯脱里教徒和景教徒,还特别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卢布鲁克之后,约有100余位西方人进入中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维诺(MonteCorvino)和马可?波罗(MarcoPolo)。孟高维诺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传教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则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争议的西方传奇人物。《马可?波罗游记》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契丹,称其土地辽阔,富庶无以伦比。

当然,上述游记中所说的契丹是指中国,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辽朝。契丹的称谓可能是沿袭了中亚和俄罗斯(俄语的中国即Китай)人对中国的称谓。“契丹”一词通过陆路和海路向欧洲国家传播的时候,因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产生了许多变异,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无论怎么变,都未与“契丹”的汉语本音相去太远,这些拼写方法上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传的痕迹和西进的历程。Kitan在古俄语及一些匈牙利的编年史中经常出现,是14世纪拉丁文对契丹一词的写法;Kitay是穆斯林的写法,按《古兰经》经文的习惯,经常用y取代n或ń,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过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们的习惯称谓;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节柏朗嘉宾之手,在其《柏朗嘉宾蒙古行记》契丹皆写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献将其写为Charakitay)。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柏朗嘉宾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语,但这种说法颠倒了契丹向西传播的先后次序,俄语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传入的,因而柏朗嘉宾的Kitay应来自于土耳其语;Katay(可能源自法国人卢布鲁克对契丹的称谓,他在其《卢布鲁克东行纪》中把契丹称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则是其英文拼写上同文异体写法;Katan则是阿拉伯语言对契丹的拼写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这正说明契丹的确曾在西方世界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上述游记对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会对东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乌托邦”的代名词。这个令西方人无限神往的东方古国成为西方社会航海探险的终极目标。地理大发现正是在寻找契丹的原始冲动下展开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展开了寻找东方契丹的航海行动。航海者出发时都携带着“致居住在东北方向的国王、王子和其他统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终方向就是伟大的契丹国”。在契丹梦的引领下,哥伦布怀揣着《马可?波罗游记》踏上了寻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开拓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英国人卡博特在寻找东北航路中发现了纽芬兰……18世纪以来,随着航海者地理学知识的丰富以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沿海城市直接贸易的达成,还有入华西方传教士的反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识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国。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认为契丹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地方。

于丹说论语篇6

关键词：古代经典；孔子；《论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0-0014-01

现代西方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欧洲力量的来源，常是透过古代文明的再发现和新认识而达至，中国要想真正崛起，为世人瞩目，也应如此，要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也证明，文化的每一次进步和创新，都是以“复古”为名，借以对古代文明的新认识而达至。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发挥他的民族性和创造性，取得更大的辉煌和成就，就必需对古典文化进行再发现和新认识。

阅读古代经典，反对者无外以“古代经典的封建糟粕”为借口。所谓的古代经典，多是先秦经典，大都产生于春秋战国。这时是奴隶制崩溃而封建制尚未确立的时代，何来“封建糟粕”？所谓的“糟粕”，不过是不同时代的学者予以的符合当时时代的意义和价值，用以服务当时的社会。而现代社会，应该对经典有新认识和再发现，予以其新意义和新价值。正如著名学者顾颉刚说：“不同时代对孔子思想的阐述都不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孔子。”

经典该不该读，问题不是经典本身，而是对经典的注解。学生阅读古代经典的关键，是要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新认识，以现念重新解经。宋儒释“中庸”为“不偏为之中，不易之谓庸”，已把中国人的性格塑造成没有棱角的“谦谦君子”。我们完全可以把“中庸”重新释为“中和之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就是适当地表现自己的情绪，审时度势地采用相应的方法。勇于展示自己的才华，坦然地接受别人的赞美。面对羊，则如羊，面对狼，则如狼。

最近一直在看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首先想要说的是，这是一本对古代经典再发现和再认识的非常好的书。

想起以前读中学的时候，什么《论语》《庄子》在我的眼中都是很深奥的东西，虽然在填鸭式的教育中我背会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在其位，不某其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朗朗上口的句子，可自问心里对这些话的理解却是肤浅和随意的。或许，没有于丹，我大脑中不会再想起《论语》，不会想到通过读《论语》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也不会理解先人圣贤为什么会说出“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那种推崇，当看了于丹教授的书后，我知道了孔夫子的伟大，也知道了过去自认为深奥的孔夫子的《论语》并不是高不可及的，先贤们说的话，穿越沧桑，传到今天，仍然可以让我受益匪浅、温暖备至。于丹教授说：“《论语》告诉大家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所以，当这本书被我认认真真地看完后，心里很为于丹教授把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通过《论语》完美结合后给予的精辟阐释表示喝彩！

于丹把解读《论语》的指南针，放在了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告诉今天的我们，怎样有价值有效率地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生活。在于丹的眼里，《论语》的价值，或者说是一切经典的价值不是用佶屈聱牙的语言作弄人，也不是用晦涩艰深的典故吓唬人，更不是用天经地义的章法约束人；所以，她不需要我们穷究义理、旁征博引，也不需要我们顶礼膜拜，奉若宗教，而是让这些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朴素的真理，穿越时空的尘埃，用经典将心灵的内在唤醒，在日益繁盛而迷惑的物欲世界中找到心灵的归宿地与栖息地。

读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让我明白了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怎样去面对人世间的是是非非、怎样做才能算是当今社会的谦谦君子，怎样才可以拥有长久的友谊，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益者三友、损者三友”，让我知道了“朋友数、斯疏矣”，保持合适的距离，才是交友的长久之道。这样的还有很多，等待我们凝神静气地阅读，心领神会地颔首。

这就是于丹和她的《论语心得》，游刃有余地行走在古代与当代的边缘，擦拭去古典作品表面的斑斑锈迹，超越圣人与凡人的时空界限。并没有深奥难懂的语言、没有刻板的说理，而是通过简单的故事，把经典里最朴实的真理告诉我们。将千万颗心中的一心之得呈现于观众读者，解读当下社会和生活，让我们豁然开朗，让我们坦然微笑，还让我们掩卷而思，在某一个阒寂的深夜。

我们用现代人的心灵去重温古代的经典，得到的不应该是所谓的“封建糟粕”，而是对古人智慧的感叹、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认知。让这些最朴实的道理去指引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现代文明。

参考文献：

[1]金良年撰.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于丹说论语篇7

“于丹下课”：学术明星到底惹谁了

2007年3月4日，被誉为“超女学者”的《百家讲坛》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新作《于丹〈庄子〉心得》，据媒体称在约10小时内签售15060册，比她2006年11月26日在此地签售《于丹〈论语〉心得》多了2460本。

然而，在现场签售气氛几近高潮时，现场一位高个壮年男子在进入签售会场后，突然脱去了外套，露出里面白T恤上的字：“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他自称以这种方式进行“批判”。

3月5日，“批判”似乎开始升级。在新华网等知名门户网站，一则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文章被置于显要位置，引人注目的是文章的作者徐晋如，自称是中山大学博士生，而作为文章的共同发起人的王晓峰、李森、杨D等十博士则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

十博士在文中声称“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他们解释说：“当白先勇用青春版《牡丹亭》任意涂抹昆曲时，人们不知已在釜上；当安意如用说诗词的方式去中国古代那些高雅的生命时，人们不知水已烧开；当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时，人们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煮熟。在这些形形的掘墓人那里，我们除了嗅到死尸的臭气，何尝掬得一丝传统文化的芬芳？如果这也算一种文化基因改造，那么就等于是把人的基因改造成老鼠。北京的城墙拆了也许还可以重建，但一旦人们连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丝敬畏都消失时，亡国亡天下的日子还会远吗？”

关于一段时间以来的通俗和庸俗及媚俗之争，十博士认为：“根本区别在于，通俗是用易于使人理解的方式讲述正确的知识，而庸俗和媚俗则是根据一般无知者的接受程度，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那些把人文理论庸俗化和媚俗化的人，要么是因为别有用心，要么是因为极度无知。于丹是后者。”

同时，他们也不无极端地指出：“当无良媒体人吹嘘于丹的书卖到250万册时，他们也许忘记了饭岛爱的光碟的发行量远不止这个数。”

在行文结束之际，十博士呼吁“所有有良知的媒体人，应对社会舆论予以正确引导，我们更希望，《百家讲坛》立即让于丹下课，并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

争议焦点：通俗解读还是庸俗歪解

其实，就在3月4日于丹新作热销当天，《中国青年报》刊文《〈论语〉可以庸俗化地阅读吗》指出“销书虽热，只能说明央视对民众的影响力，并不能证明于丹教授对《论语》的研究功力”。

作者在文中举例说，如对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为“小孩”，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无须任何考证，这已不仅是“个性化表述”，而是十分不严肃的生拉硬扯、望文生义，对千年经典岂能搞这样的“现代化”？

然而，在各大网站的论坛里，支持于丹的声音不绝于耳。以新华网为例，有网友“小而大之”称：“感谢于丹做了功德无量的好事。她在那么少的时间里，让那么多的中国人知道孔子以及《论语》。试问，此前有哪一位学者、专家做到过？她讲的也许并不符合专家们的期待，但这有什么呢？她给你们铺了一条简易公路，各位学者、专家，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你们的学术殿堂里出来，把它铺成更宽、更平、更好的大路不就行了吗？干吗只站在路边指手画脚皱眉瞪眼？多么希望专家们学习于丹那份你们所不屑的勇气啊！勇哉于丹！壮哉于丹！愿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普及国学做更多贡献。老百姓是肯定你的。这就够了！”

另一位署名“我本善良”的网友发帖写道：“我没听过于教授讲《论语》，也没看过她的书，只想就事论事地说两句。于教授早就把自己的心得定在了比较低的位置，怎能说她的解读就是庸俗呢？即便她自己说是庸俗，也应该理解为一种谦逊。对于经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通俗化的理解和心得就不可以存在吗？不可以拿出来和别人分享吗？理查德・克莱德曼把古典音乐改编，使得多少不太懂古典音乐的人为之痴迷，从而爱上了古典音乐，难道他对古典音乐的演绎就是庸俗的？文化是多元的，因为世界上的人是多元的，所以没必要一味标榜经典、圣贤。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可以自得其乐。”

冷眼旁观：该反思的是《百家讲坛》

2007年第2期的《三联生活周刊》，曾以《子曰――从南怀瑾到于丹的通俗路径》为题，试图树立一条通俗解读经典之路。不可否认，以此为代表的媒体关注都让于丹的“心得体”靠上长期以来的“经典大众化”之路。

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那些源源不断的质疑声、批判声。

其实，在于丹之前，另一位百家讲坛“制造”的学术超人易中天早已饱受各种声音“炮轰”。日前，笔者在南京部分图书市场采访时发现，易中天的著作均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同时，旁边还摆放着《且慢，易中天：易中天〈品三国〉现象批判》、《给易中天补牙》等图书，细翻时发现，此类图书均为出版社收集国内媒体以及知名网站的评论易中天的文章拼凑而成。

南京军人俱乐部某图书销售商向笔者透露说：“现在卖易中天书的热度有点降了，类似的评论书籍却是热销，像《给易中天补牙》都脱销好几次了。我感觉挺有趣的，现在有人写书出名，有人骂人也能出书。”

不久前，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博士曾对“易中天现象”发表看法说：“在启蒙方面，本身他（易中天）是一种尝试，但是目前他的讲解无法在解决中国道德的困境方面有所突破，作用自然也乏善可陈。”

张光芒博士也解释说：“百家讲坛的出发点是好的。”“好在它代表了学院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三者的结合。”而这三者长期以来是处于一种“断裂”、“不搭界”的状态。

曾有评论指出，当下的文化现状到了“谁红骂谁”的地步，对此，南京大学中文系学者傅元峰博士说，“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此”。

傅博士分析说：“从表面看，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如果这个平台的节目理念不改变，批判的声音会越来越多。”

因此，他认为真正应该反思的是《百家讲坛》。“对于它这样的文化传播者来说，不是收视率高了节目就获得成功了，相反栏目的文化责任担当、栏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阐发等是相当匮乏的。不客气地说，《百家讲坛》代表的是典型性文化症状。在这种前提下，仅仅去批判学术明星们，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于丹说论语篇8

在心理失衡的社会人群中，于丹通过讲述儒道经典“心得”，推出“心灵鸡汤”，确实是“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

林东海: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著有《师友风谊》等。

古训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文顾名思义，意在探究这种现象背后世道人心的微妙变化，而非对于丹所讲具体“心得”有所褒贬抑扬，切勿以“炒作”之文视之。

一

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论语》和《庄子》读后的“心得”，一时走红，成了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备受关注，既得到吹捧，也遭到物议，端的是人心不同，正如其面，也是各有“心得”。在非议者当中，有的颇带情绪，指出她的“硬伤”，指责她的“谬误”，说她对经典“一知半解”，甚至“曲解”。有人乃至幽默地在背心上写着“庄子很生气，孔子很着急”，和于丹开了个大玩笑。

这些好心的观众和读者，似乎是在为古人打抱“不平”，在为经典申明“正义”，其实大可不必。要知道，庄子对于古人的编派，绝不亚于于丹，生什么气；孔子对于经典的曲解，也决不亚于于丹，着什么急！庄子的寓言，经常编造古人的言行来讽喻世道人心；孔子的说教，也经常歪曲经典的词句来宣扬伦理政治。举例说，《卫风·硕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论语》此后还有逸诗句子)，这样描写美女相貌的诗句，子夏瞎扯到“礼”上，孔子却大加赞赏，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鲁颂·駉》写马群之大马匹之多曰“思无邪”，意思说:唉呀，真是无边无际啊！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借用古诗的句子来评诗，全然不顾原诗的读音和意思，在这里，“思”由虚词变成实词，表示思想观念；“邪”字音“圉”，也改成了“斜”音，字义与“正”对举，以符合春秋时期的“正邪”观念。这是名副其实的“断章取义”。连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孔子读诗至此，而有合于其心焉，是以取之，盖断章云尔。”孔老夫子自己如此曲解经典，还能对于丹说什么呢！如果说于丹对“小人”的解释，不与“君子”对举，而说成是小孩子，是对原意的歪曲，那也是因为“有合于其心焉”，况且就当代性而言，释“小人”为“小孩”，是可以的，小孩阅读的连环画不就叫“小人书”吗？私意以为于丹的本意是借题发挥，像冰心老人那样特别关注妇女和小孩的命运。时代不同了，即便有所唐突，孔老夫子也不必着急，我们可爱的观众和读者更不必替孔老夫子着急！

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固然是我们文化人所应坚持的严肃态度，但千万不要太学究化了，不要过分地追求所谓“历史的真实”。有不少文章和著作对于丹的“硬伤”进行挑剔，对于丹的“曲解”加以指责，这似乎过于较真儿了。任何对于历史的研究，对于经典的诠释，总是历史视野交织着当代视野，也就是说对于历史和经典的解读，往往被不同程度地当代化了。一部《诗经》，自西周流传至今，长达三千年之久，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的解释，其间经由文学经学化，再由经学文学化，构成了一部《诗经》学史。这部学术史，也可以说是经典的曲解史，或者说是经学的演进史。学术如果只有材料而没有观点，或者说只有考据而没有义理，是不成其为学术的，所以不要把对于丹的“纠谬”看得太重了。何况，于丹并非“学术超女”，亦非“国学超女”，她自己说:“要把《论语》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学术内容。”因为她不是从学术的角度研究《论语》，而是在说书，所以岂止像陆九渊说的“六经皆我注脚”，直是借经书话语说开去，拿古今故事来阐明处世之道，更像佛教徒的讲经，不是“史话”，而是“经话”。如果文化界要划圈，于丹讲《论语》心得，不属于学术圈，而属于演艺圈，既是说书，在“考据”问题上，更没有必要叫板。有谁去考证隋唐讲经讲史留下来的敦煌变文有哪些不符合“历史真实”而加以纠谬呢？

二

于丹讲儒道经典的“心得”，很受欢迎，乃至超过其他“说话人”的“讲史”，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有人以为是影视界的刻意“炒作”，所以如此“火爆”，恐怕也不尽然。《红楼梦》炒作得够可以的，然而怎么也比不上于丹的“心灵鸡汤”那样“热火朝天”。所以然者何？社会心态失衡使然也。

如今的社会现实，没有内外战争，没有政治运动，却是近百年来社会变革最深刻的转型期。在这一切都在变的时期，并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适应的，于是社会心理失衡成了一种通病。解决社会心病成了当务之急，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电视台都设有“心理访谈”之类的栏目，其他涉及普法、破案、家庭、爱情的栏目，也经常反映出相关的心理问题。在心理失衡的社会人群中，于丹通过讲述儒道经典“心得”，推出“心灵鸡汤”，确实是“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

于丹说论语篇9

对于于丹的评论语，大家都熟悉吧！《论语》讲的是忠、孝、礼、义、仁，但其基本内容是关于政治目的的。但在于丹的解读之下，则完全变成了所谓的心灵之道，这是在偷换概念。但不得不说，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做法很聪明。

也许，这样的做法大家容易接受，容易理解。然而，我却不赞赏！没错，把孔子的政治思想变为现在的一个个小现象，似乎很了不起。可是，难免有点牵强附会。细细想来，这些个小故事不也是很勉强的与孔子的思想大致相同吗？

孔子，他政治思想就那么容易转换吗？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换种说法，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可以改变思路啊！这不是一定的啊！

当然，我不是批判于丹的所有。她的文学素养很高，文化底子很厚，否则，也不会斗胆评论语，可见，她学富五车啊！我不得不说，于丹，你站在文学的高峰上！！！

如果于丹真的用心去品析论语，那决不会讲得如此牵强附会，甚至略显可笑了！每个人，对待事物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也是这样，我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于丹说论语篇10

清静独修修丹法中，亦有几派，此皆是由于各人所处自身条件不同而形成的，其实是筑基阶段相异而已。真正的丹法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凡最适于自己修炼者，即可称为上乘法。

如专就丹法而论丹法，则有高底、上下、巧拙之分。最上一乘法子，能使行动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所行所事，无不暗合丹法之妙机，所谓行、住、坐、卧皆是丹法，“玩玩耍耍”皆是功修，而以内外交感、天人合一之玄关窍为总持门。上乘者，以玄关一窍为总持门，而行功与日常多有脱节处，还不能完全悟丹法丹功丹理于日用平常之间。中乘者，亦以玄关为总持门户，但无日常运用心法，修功时丹法，而停止做功时则不时丹法矣！下乘者，不但修功与日常完全脱节，且不是以玄关窍为总持门。然，由下方能渐达上，直修最上一乘也是不乏其人。

黄元吉先生讲道于清道咸年间，继陈邵三丰一脉之真传（今有称其为隐仙派者），发明阐述清修丹道最上一乘心法，其所著《乐育堂语录》、《道德经精义》、《道门语要》等内发前哲之未发，揭前贤之所未泄，且言言朴实，在在真诠，凡稍有文学功底者，皆可读懂。清修丹道之理法的完善与发明，至先生已是大成。

学丹道者，首先必要穷理，而穷理就需彻知大道之根源，此乃关键。若大道根源不明，就去行修，可谓盲修瞎炼。学人如果彻了大道根源，则自然使其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彻底之改变，亦知道人为什么要修炼，更重要的是在正式修炼之中，难被外魔侵扰，在功中亦容易辨别真假。否则，“见底行多阻”，甚或入于旁门邪道，永无翻身之日。

何谓大道根源？即天地之源，性命之根也。有关大道根源，在黄元吉先生所阐述之《道德经精义》、《乐育堂语录》、《道门语要》中有朴实而彻底的论说，如《道德经精义》中言：“混于虚无之内，无可见，无可闻”、“至无之内，有至有者存；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在”，此皆实际之言，并非象征形容之语，后一句乃是从功修证验上言；前一句则又是从功修境界上而论。又如“……而氤氤氲氲、一段太和元 ，流行宇宙，养育群生，此所以为万物之母也、始者，天地未开之前，一团元 在胞也”，此即指太和元 为有、无二者之根源，有和无乃此太和元 的两个“面”也，为一 之不同震荡，一 化而为无，再变而为有，又有云：“道者何？太和一 ，充满乾坤，其量包乎天地，其神贯乎古今，其德暨乎九洲万国，胎卵湿化、飞潜动植之类，无在而无不在也”。此直接明白指出天地之本源之本体乃是太和一 ，在丹书中，此太和一 在先天称为先天一 ，在后天称为后天一 ，又称一元真 ，又称真一或真一之 ，太乙含真

。天地人我万物等等皆是此一 的不同震荡而已。

何为性命之根？亦此太和一 也，从黄氏所传丹道之理法可知，所谓人身性命者，性者，先天一 凝而为性；命者，后天一 团而为命。“人在 中”是为命，“ 在人中”是为性。顺之自化，无为功里自施功，以彼 为主，无知无觉混然于太和 化之中，此命功也。对景忘情，元神觉照，正心凝意，定神采药，炼己持心，此皆以我为主而有作为，《悟真篇》所云：“始于有作人难见”也，若此等等都是性功。性命合一则返为太和一 。到底是何物？或可以用现代科技术语“场波”作其比喻，勉强表达为： 者，在一局部系统内，物理真空及其隐形之波动，此是 之阳；物质粒子及其有相之运化，是 之阴。故性在命中，命亦在性内，在外时，称之为虚为为彼；在内时，称之为神为精为我。人在 中， 在人中，性命根源不过如此！

大道根源明白后，则又需了知丹法在实际修炼中的关键处和根源处。丹法的关键在何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根源者，玄关一窍；关键者，阳生之道。对于玄关，黄氏所论极为详尽，如黄元吉先生云：“……玄关妙窍，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学人下手之初……惟一心端坐，万念悉捐，垂帘观照……，神神相照，息息常归，任其一往一来……”，此由心息神气结成之玄窍也。其所论又云：“……放下又收回，收回又放下，……一身内外，气欲冲天”此气动之玄关也。《道德经精义》中有云：“欲识此玄关，须于大尘劳大休息后，方能了得这个玄机……纷纷扰扰时，从中一觉而出，即是玄关，所谓回头是岸也”，此性玄关也。黄氏云，有精生之玄关，有 生之玄关。此等等之玄关论述，是本书之最大特色，此诸多论述看似繁杂，实统一于内外交感、天人合一之玄关中。如，心与息交感于虚空之中可结成玄关；神与气和合于虚无中亦成玄关，身内和身外感合于虚空亦是玄关，人与天地日月交感亦可入玄关，性与命感合于虚无则更可入玄关矣。玄窍中自有药物，玄关一开，即是药物。玄窍中自有周天。世之所谓得药，即是玄关常开也；世之所谓采药，即是在“玄窍中立定脚跟”也；世之所谓河车运转、大小周天，实即玄窍中 机之运化也。

而阳生之道，即玄关一窍之妙用也，由阳生才能见玄关一窍，玄关开时，方是真正阳生，玄窍未开之时为“玄”为“关”，一开，即是阳生，一开即一窍也，阳生之道即玄关开发之道。故阳生亦有不同之层次，有性阳之生，有 阳之生，而黄元吉先生更将此阳生之道推而广之，涉及人世天地间的方方面面，如《乐育堂语录》中说：“即如贞女烈妇，矢志……宁舍生取义，又如忠臣烈士，惟义是从……愿捐躯以殉难，此真正阳生也”，正若三丰师云：“自古忠贞节烈，杀身成仁之时，便有七返还丹景象”，如黄氏又云：“举凡日用常行、或尽伦常孝友，或怜孤寡困穷，一切善事义举，做到恰好至当，不无欢欣鼓舞之情，此皆阳生之道，此亦阳生之一端”，人自虚无不动之时忽发一念，此为真念，如转一念，则称之为魂，此念还算是善念，若再转一念，已是属魄，全为一腔本能私欲，阳生之道在于保持初机之阳不变，且使其交感于阴阳日用之中而还于至虚，将此初机养至纯粹而通天彻地。故黄氏又云：“又或朋友聚谈，相契开怀，忽然阳气飞腾，此亦阳生”，此即日用平常中阴阳交感后的阳生之一端也。闭门造车，不与人交，不在人群中行修，怎能有新解和新生之机?!怎能做到“同类相须”而真正补足人元之亏损，故古有以万千人说法听法之坛场为炉鼎的修炼之道。所以古仙有云：“人道不尽，仙道远矣”，又有云：“未炼还丹末入山，山中内外尽非铅”，否则，为磨砖作境，一团孤阴，可不慎哉!因只有阴阳交战，一战而平，才有阳气飞腾，阴阳交感方能招摄先天 也。有阴阳处即有新生、即有生机阳气。学人果能仔细体认，而使之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一觉即收，保持初机之真，王昆阳真人所谓“初心真”，则何处不是修炼?何时不是修炼?还丹亦极易也。三丰师称此为“积铅于世”、“积外法财”，又称积德，清闵一得所谓“混俗妙用”，非单只含炼性一端妙用！《参同契》称之为“同类相须”，亦可谓人与人交感而成之玄关，亦可谓人与事交感而自见玄关，外界人众及天地的“运动和作为”，可称为两家同类阴与阳之运用；丹士本人的回光而入虚无，可称为中央黄庭一家。共为三家，此丹道千古不变奥义，若违反此理此法，则不落于顽空，即落于后天有为。如黄氏又总结说：“诸子卓有见地，吾故以铺天匝地、亘古历今之真正元阳无时无处而不有者之示之”，阳生之道遍满虚空，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亦清闵一得所云：“人元遍大千”，“大地生人龙虎无量”之真意。与闵氏所论身世混化、世身并炼之法理无异，亦如清闵一得先生所说：“此玄窍前包亿亿万年，后包亿亿万年，天地万物皆在玄窍之中”。

丹道者，一阳生之道也，此即最上一乘丹法：知阳生之道，庸言庸行于日用平常而回旋之，所谓混俗大用。是以黄氏所论阳生之道与伍柳诸书不同，我想也是初读黄氏诸书者最大困惑处，这也是黄氏丹法的最大特点。黄氏援儒入道，道儒互参，使后学知阳生之道遍布虚空，无处无时不在，且人之同类为人，所以要体验阳生，则必要在人群中修炼，在尽人道中而行仙道，如此方能积阳生铅，补足我亏损之人元精气。在还丹时，丹道中有所谓内外护法之用，所谓外护者，乃富贵有势之家，以其作为后天心身之护卫。内护者，乃知音道伴，以其作为先天心身之护卫。而此阳生之道法，则不必需要内外护法，天地人群皆我之护法也。所以凡福缘不足而无力置办者，则此阳生之道法为唯一可行之大道，吾称之“还虚积铅”，此法亦即身世并炼功法也。关于身世并炼之法，请不妨参阅闵一得先生所著《古书隐楼藏书》。

初学之士果能明白大道根源，则必知还虚积铅是何等之重要，关于此旨，在黄氏所著丹书中，随处可见，而黄氏丹法最大特点处在于指出了此种积铅之法，正三丰师所说：“在虚无中、尘色内，将我被天地人物所夺盗去的元 ，重新盗回于我身，”此特别可从《乐育堂语录》卷一的第二节可看出。故黄元吉先生所著丹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大部分节次开篇即将丹道法理与平常日用之事及天地气候融合在一起阐述，有即人事而说丹理者，有即人伦道德而讲丹修者，有即天地气候而直论丹功修炼者，有即日月运行而论丹法者，有就国家政事而论丹法者，等等不一而足，绝大多数读者往往对此开篇之论及穿插的时事人伦之论说，当作一般的劝善之言，认为无足轻重，而忽略之。殊不知，此中正含有丹法秘旨及口诀。《悟真篇》所谓：“俗语常言合至道”，因万事万物皆不过是一 的不同屈伸和震荡也，无在无不在，所以说，最上一乘丹法，能使人于日用平常之中得到丹法的妙机妙验，何事不是丹修!何理不是丹理！学者若能如此悟之，何患不能还丹入圣?

学人对根源和修炼关键既明，则必须有所真把柄，修丹之人把柄是什么?即丹士之元神真意也，黄氏有云：“元神者，修丹之总机栝也，药生无此元神，是为凡精无用，不能结胎；还丹无此元神，是为幻想，不能成婴”，何谓元神真意?黄氏有云：“忽感忽应，忽应忽止，是即元神作用，其中稍有计较，不能随应随忘，是谓现在心，皆不名元神”。又有云：“静则为元神，动则为真意，而神与意一也”。吾进一步言之，真意者，即真息也，真意运化流行之时，则是真息，真息凝定不动之时乃是真神，在先天时，神即气，气即神；在后天，神是神，气是气。黄氏又云：“……当其虚静无事，浑浑沦沦，无可名状，及气机偶触，忽焉感孚，跃然而动，此跃然一动之际，即是真正元神”，真神是她，真息亦是她，先天真意虽极难辨，但可通过内呼吸以进修真息而可把握真意，通过锻炼真意而现真神，真意之修得，更离不开还虚之功。对于初修者而言，多昧于还虚一着功夫，在实际修炼中，皆是以后天知觉之心主宰，虽功中所现内景与古仙所述极相似，而对肉体的功效却有天壤之别。此皆不明还虚之旨，未将内外呼吸还于虚空之中，且还虚有未彻至自然处，则所得之真意，实还是后天之真意真息，有知还虚重要性者，但在运用之中，却只是每一次功修才如此，一到收功后的日用平常的实际生活中，则又完全不能做到还虚，于是多杂后天，又非真意元神矣!元神者，先天一 之凝聚之存伏，落于人身化为元神，实 之清虚“处”、灵妙“时”，丹书又谓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