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范文10篇

依附范文篇1

一

早在19**年，邓小平同志就尖锐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实际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并没有完全消除。其具体表现和危害主要是：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惟上崇上心理。有的领导干部恃权傲物，对下属颐指气使，稍不遂心就横加指责。而一些下属慑于个人的前程命运捏在领导手中，往往对上级唯唯诺诺，唯命是从。于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荡然无存，不少个“贾桂”习惯成自然地依附于上级过活度日。这种上下级之间人格精神上的实际不平等，造成了上级和下属心灵的畸变和扭曲。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个人独断专行。在有些地方，“班长”“一言堂”已成自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个人“一言九鼎”，不仅决定下属的命运，就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前途命运，也听凭着一个脑袋去“自由裁量”，由着一个人的意志去决策，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践踏。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拉帮结派。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有些人置党内、班子内、队伍内的团结于不顾，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不比工作比靠山，甚至出卖人格良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跻身一些人的小圈圈。于是，一些地方“利益团队”产生，小团体里的恩师门生、铁杆哥们关系代替了党的原则，队伍里、班子内拉帮结派。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用人不公。有的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大搞“公权私恩”，便有那么一些人不屑竭智尽力于工作，而专营关系之道，千方百计寻找门路。这些人在领导面前惟马首是瞻，不仅阿谀奉承、献媚取宠，而且送礼送物，只要能投靠上“主子”，寻找到靠山，便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原本正常的干部选拔任用在一些地方便变得庸俗不堪，组织任用的职务变成了个人的恩赐，谋事不如跟人，竟成了一些地方官场上的潜规则。

人身依附关系导致党内监督形同虚设。有的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天马行空”的资本，把自己主管的地方和单位变成是个人的“世袭领地”。就下属来讲，个人的命运全都捏在上级手里，又有几个敢去监督上级。

二

人身依附关系为什么能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长期存在呢？

首先，它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映。几千年来，“上智下愚”、“官贵民贱”的封建文化一直在毒害着人民。长期生活在以权力为主导，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伦理教化氛围中的中国百姓，是无法从民主和法制的角度去认识自身基本权利被剥夺、遭践踏的事实的，人身依附和精神依附深入骨髓。今天，有的干部仍然以“百姓父母”自居，习惯于颐指气使，个人说了算。而百姓素以顺从为美德，自视人卑言轻，缺乏独立自主的勇气，以牺牲个性的发展而心甘情愿地从依附中换取实惠。

其次，它是封建社会残余的影响。封建专制统治形成的强权政治和国人逆来顺受的依附心理，直到今天仍然像梦魇一样纠缠我们。诸如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等级观念，惟上崇上的奴性媚态，封建家长式的专制作风，权大于法的人治遗风，影响和干扰着我们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这就为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生存土壤。

再次，它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直接体现。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仍然是一些人的生活哲学。上司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就等于扼住了下属的咽喉，下属不仅要惟命是从，而且越是善于攀龙附贵，越是发迹得快。现实生活中，的确有那么一些小人容易“得志”，而一些德才兼备、忠诚老实、刚正不阿的干部却是“李广难封”。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党内的政治生活，阻碍社会文明进步。

三

破除党内实际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健全党内政治生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绝不允许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和社会上存在。实际上，我们党一直在与党内残存的这种封建思想作坚决的斗争。笔者认为，要彻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必须彻底清除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这是破除人身依附关系的治本之策，只有思想上自主自觉的人才能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实质上，人身依附关系就是当权者的“人主”思想和下属奴性心理的共同催生物。只有人们真正冲破官贵民贱、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公权私恩等封建思想牢笼，打破媚上欺下的封建精神枷锁，大力培育自尊、自主、自重、自强的民主精神，才能真正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二是必须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与其他因素相比，制度和机制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破除人身依附关系，需要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任期制度、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票决制度、领导干部易地提拔和轮岗交流制度、领导干部选拔任用首提责任制度等，从制度层面上解决任人惟亲和个人说了算等问题。

三是必须坚持管住一把手。一把手的认知水平、价值取向、行为作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左右着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各方面工作的基本走向。一把手不开明、不正派，凭个人意志说了算，那么许多改革创新的举措就无法落实。主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进行用人上的改革，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文明进步至关重要。

依附范文篇2

【英文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

【关键词】依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发展问题

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文】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2]（p2）。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3]（p3）。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3]（p115）。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3）具有当代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3]（p117）。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3]（p34）。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4]（p36）。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faletto）的著述中。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7]（p76）。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参考文献】

[1]priebisch,raul.1950.theeconomicdevelopmentoflatinamericaanditsprincipalproblems.newyork:unitednations.

[2]安德鲁·韦伯斯特，陈一筠译注。发展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frank,andregunder.1967.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historicalstudiesofchileandbrazi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

[4]斯塔夫里亚诺斯，迟越等译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5]evens,peter.1979.dependent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依附范文篇3

从创作角度看，传统小说的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而现代影视的制作，是一种集体行为，遵循文化工业生产的法则。小说要趋附于影视，就意味着小说创作具有工业化生产的某些特征。“趋影视体”小说是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为影视艺术而小说”，意味着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来来的影视改编，其深层动机在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

【关键词】影视时代/文化工业/小说生产/“趋影视体”

影视艺术制造了大众文化，也形成了文化工业。在现代学者的心目中，影视艺术、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三位一体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和文化作品受到商品原则的支配，文化生产资料的集中导致了“文化工业”的产生。在“文化工业”中，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具有决定性因素。影视不仅仅是艺术，而且也是一种产业，影视时代也是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时代。所以，影视对小说的影响也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模式、运作机制等对小说创作的浸透。众所周知，小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学形式，其创作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并形成了独特的高贵品性。但是，进入影视时代以后，小说的这种高贵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影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覆盖面、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和综合性的艺术韵味逐渐侵占小说领地。在影视艺术的挤压之下，小说要趋附屈从于影视以求生存。“趋影视体”小说创作遵循工业化生产的法则，小说家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一台机器，其创作活动被纳入工业化生产流程。在此，本文仅就“趋影视体”小说生产的文化背景、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文体特征等等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生产和创作方式。小说和影视的不同艺术追求在生产和创作中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传统小说的创作方式，另一种是现代影视艺术的生产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折射出当代小说生产和创作的概貌。

小说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传统小说多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种个人化的创作方式，为小说家张扬其个性提供了舞台。创作者可以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形态和叙事手法表达出来，体现出“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创作风格。而影视创作却是一种以导演为中心的集体创作，集体化是其创作方式的重要特征。除编剧和导演外，摄影、表演、剪辑、音响、化妆、服饰、道具等各个艺术部门都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都在一个综合体制中互相制约，按照影视创作的操作规程行事。换句话说，在这个创作集体中，尽管每一个体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动性，但最终要服从于导演的统一构思。就单个人来讲，创作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小说创作是自由的，体现了艺术的本性。影视创作是不自由的，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点。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1]康德曾对艺术和手工艺作了区别，他说：“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作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2]康德对艺术和手工艺的区别也适用于小说和影视。从创作目的上看，小说是艺术，小说创作为了获得愉快的感受，首先是自娱其次才是娱人，是超功利、超实用的。影视制作是一种企业化行为，获取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小说创作可以不考虑读者的众寡，比如中世纪的作家可以为三五知己而创作。小说只要在艺术取得了成就，就算成功。曲高和寡的小说可以成为名著精品，如《红楼梦》、《尤利西斯》。影视制作首先考虑的是观众，“大众”就意味着“大钱”。因而衡量一部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它带来的经济效应。《乱世佳人》之所以是好莱坞引以自豪的豪华巨作，首先在于它所带来的难以统计的丰厚利润。《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的毛收入为18亿美元，《侏罗纪公园》在全球市场的票房收入是8亿美元。如果一部影视作品只注重艺术性而不注重商业性，那注定要失败的。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在商业上的惨败就是极好的例证。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小说创作被纳入艺术学范畴，而影视生产则被划入经济学门下。从创作活动的性质看，小说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创作者可以关注众生，也可以回到自身；可以讲古，也可以论今；可以纪实，也可以虚构；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充分发挥想象，也可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任意抒发情感。正因为小说创作是完全按照创作者的意图和构想而操作的，在整个创作中创作者的“自主权”得到维护、主体性得以发挥，所以小说创作是令人愉快的。影视制作被纳入工业生产的流程中，任何一个制作者都不能恣意妄为，演员、摄影、音响等要受制于导演，导演要受制于制片人，而制片人则又要受制于大众、受制于上帝。换言之，所有的影视制作者，仅仅是工业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部件，一颗螺丝钉。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劳动，一种谋生的工作，这种工作限制自由、泯灭个性，只能令人痛苦，无多少快乐可言。

小说创作是一种自主行为，小说家有权决定一切，诸如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主题的传达等，很少受到外力的干扰；而影视制作要受到工业化制作、现代化传播和大众化审美的多重规范和制约。比如，从题材上看，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了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20世纪40年代，广播连续剧作为电视剧的前身在美国出现时，因为消费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所以它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家庭生活、法庭内外、婚姻周折、社会犯罪、商场风波、医疗事故。80年代美国电视剧的制片人所感兴趣的仍是有关儿童、婚姻、旅游、探险、、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故事。[3]在影视制作中，常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命题作文式”，一是“量体裁衣式”。所谓“命题作文式”，就是制片方向编导等主创人员确定作品的题材。比如，电视剧《大法官》的创作就是这样。当法院和民众都期待着法官走下神圣的法庭，作为艺术形象走进文艺作品，走进老百姓的视野时，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宣传处便找到了张宏森编剧，结果《大法官》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所谓“量体裁衣式”，主要是指为影视明星写剧本。影视作为文化工业产品，自然离不开品牌，而明星就是品牌。因为“明星凭借在话语中构建起来的身份在经济结构中进行商品交易，所以，电影明星是独特并被商品化的人。他们为电影工业建立一种‘品牌价值’和‘保证价值”’。[4]因此，为明星找题材，为明星编故事，已成为影视制作获取成功的一种有效选择。

小说创作是一次性行为，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小说一问世便宣告创作活动结束，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像张爱玲把《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在《金锁记》的基础上写成《怨女》之类的创作，毕竟是少见。何况《怨女》之于《金锁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其中包含着创新的内容。小说创作追求独一无二性，堂·吉诃德、于连、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阿Q是“这一个”，《堂·吉诃德》、《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阿Q正传》是“这一本”。艺术贵在创新，切忌重复。影视制作也要求创新，但并不拒绝重复。影视制作由于凭借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标准化的生产，则把个体创造性转为机械复制性，把艺术创作的惟一性转为工业化的重复性。完全可以说，影视制作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生产线的“流水作业”。且不说西方电影史上的小说名著被无休止的改编，也不说日本导演黑泽明两次改编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前一次失败，后一次成功。仅就我国影视现状来说，重复已成了一种时尚。电影《少林寺》一炮打响，便有《武林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等影片一哄而上，掀起了“武打片热”。《戏说乾隆》走俏，电视屏幕上就刮起“戏说”风。《还珠格格》吸引观众，就续集不断。《激情燃烧的岁月》火了，就有《军歌》来赶场。如果说当年《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的重拍是完成政治使命，那么现在《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电视剧解构“红色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商业操作。

由于文化工业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深度的、标准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程式化代替了作品的风格。大家知道，“程式化”与“风格”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风格”一词是针对艺术创造而言的，而“程式化”是对工业化生产特征的概括。艺术风格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精神个性、艺术见解与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独特性。它可以指艺术创造本身的创新性，还可以用来描述一批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一致性。比如，语言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显要的位置。对于歌德、雨果、狄更斯、斯汤达、托尔斯泰、海明威、鲁迅、巴金、老舍等一流的小说大师来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语言来识别其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格可作为测定艺术创造是否成熟的标尺。或者说，风格是艺术的重要标志。随着文化工业的成批量生产和复制，艺术品越来越具有“程式化”特征。影视艺术的生产就是这样，其中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最具代表性。好莱坞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获得票房收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揣摩大众文化心理，迎合大众审美习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从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中寻找和归纳出一些成功的模式，并以此为模本大量仿制。人们熟悉的“西部片”、“喜剧片”、“惊险片”、“科幻片”、“战争片”、“爱情片”等等就是典型的类型影片。这些影片尽管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却能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形成对大众的强大吸引力和诱惑力。与电影一样，为了迎合观众趣味，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电视在节目的类型化、程式化方面远远超过电影。其直接后果是“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不但使得每一种类的节目在外部形式上整齐划一，而且在叙事套路、情节的常用母题、人物的原型化、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型以及语法结构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严格规定，让大多数电视节目作者只能按既定的公式操作”。[5]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生产的“程式化”是对风格的“否定”，也是对艺术的“反动”。问题在于，文化工业的“程式化”一旦渗入到小说创作当中，那必然引起小说创作方式的全面更新。

可见，小说是艺术，小说的创作要遵循艺术创作的特征和规律；影视也是艺术，但更重要的是一项企业，一种文化工业。艺术和企业的双重特性，使影视的创作方式成为一种充满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复合体。影视一方面要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还要适应文化工业的生产法则，这就使得影视创作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工业生产和艺术创作双重境遇中，影视为了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正在寻求和建立一种既能维持其艺术特性又能符合其企业生产效益的创作和生产策略，以开拓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视创作历史和现状都表明，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是影视创作的最高境界，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可以说，影视创作是一个矛盾体的运动过程，其中包含着排斥、重组和妥协，必然以一方为目的，以削弱甚至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影视固然不乏高度艺术化的精品，但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工业法则的屈从。因此，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就成为影视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策略。在影视的影响之下，小说的创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一种新型的、影视式的、文化工业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商业化、大众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小说创作的现有法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方式正在被解构。二

所谓“趋影视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趋影视体”主要指一种类似于影视剧本的小说文体，这种文体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影视性，是二者的高度结合的产物。从广义上看，“趋影视体”是一种文化现象，指小说对影视的屈从和依附。“趋影视体”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即影视时代小说家关于小说、关于影视以及相互影响的思考，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是小说的本体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

小说对影视的趋从，首先是一种自觉行为。它表明小说家对新兴艺术形式的向往和试图从中吸取艺术以丰富其表达方式的渴求。当电影先驱梅里爱、格里菲斯、爱森斯坦不满足于早期电影的杂耍品性，竭力从小说中寻求艺术营养的时候，包括当时世界一流小说大师托尔斯泰、高尔基、卡夫卡、海明威、德莱塞、沃尔夫、福克纳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小说家已认识到电影的内在潜力和可能对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小说家开始积极地尝试以自己的身份参与电影活动。比如，德莱塞和爱森斯坦有过交往并与好莱坞有过接触，小说家福克纳在制片厂当过编剧，海明威甚至打算与人合拍影片，等等。类似的从影经历在我国现代小说家身上也能找到。鲁迅的娱乐方式之一便是看电影，写影评成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张爱玲从小受电影艺术的熏陶，学生时代就开始影评活动。写小说成名之后，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一方面写电影剧本，而且为“电懋”写电影剧本曾是她在美国生活困顿时期重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小说趋从影视，小说中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苏联电影大师米哈伊尔·罗姆把托尔斯泰称为“最具电影性的作家之一”。他说：“他在观察和倾听时带有你难以在任何其他作家，包括文坛泰斗身上找到的具体性。而细致观察、精确倾听——这正是电影！”“在他的每一句话里，你都可以感觉到作家是从哪个角度看的、看到了什么，他是怎样听的、又听到了什么。因此，托尔斯泰写的任何一个场景从本质上说都是出色的电影剧本的一部分。”[6]与托尔斯泰一样，欧内斯特·海明威也被认为是电影化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世界之都》、《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等，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体现了鲜明的电影化倾向。同样，这种电影化倾向也在我国现代小说中体现出来，其中张爱玲小说具有代表性。就张爱玲小说而言，确实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体现了电影平民化、通俗化、影像性的艺术特质。其突出的表现在于：描绘世俗人生的情爱生活，营造有声有色的环境氛围，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段、技巧和语言等等。由于张爱玲小说在体现小说艺术叙事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空间艺术造型的优势，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独特的、具有“电影化”倾向的文本。应当承认，这些作品只是对电影技巧的借鉴和吸纳，在合理利用电影因素的同时仍保持着小说的独立品性。

随着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电视艺术崛起之后，小说的显赫地位被动摇，由文化艺术的中心走向边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电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显现了空前活跃的姿态。电视剧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和播映，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对小说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人们在抱怨电视剧挤占小说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小说的正面效应。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视以其独特的优势对小说进行普及、推广，小说借电视剧的改编得到张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子夜》、《四世同堂》、《围城》、《红岩》、《林海雪原》、《新星》、《平凡的世界》等一大批古今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后，收到强烈的社会反响。当代小说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影视能够为小说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生存空间，影视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为小说提供了良好契机。比如，梁晓声在完成小说《年轮》后，并没有立即发表，而是选择电视剧《年轮》播出期间出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小说影视互动效应。又如，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初版发行2万册，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小说几度重印，印数高达25万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乃至作者的命运和前途。周梅森从1983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开始走上文坛，十多年间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他的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才名气大增。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他的小说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固然与小说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关，但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所产生的效应也绝不可忽视。周梅森自己承认：“过去我对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不太重视，有人要拍我的小说，我只是把版权卖出去就不管了，现在我感到虽然小说和影视是两回事，但是它们还是可以互动的。影视作品的影响面是很广泛的，对图书销售的作用也相当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15部作品总共发行了不到10万册。而《绝对权力》至今已经发行了近20万册，《中国制造》的发行量累计达到了30万册。《国家公诉》更是第一版就达到12万册。”[7]

对于大多数小说家来说，经济利益的驱使对小说改编更为重要。为了改编的便利，许多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已经在为改编作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个层面，甚至还涉及到影视艺术的技巧和技法。也就是说，当前小说创作除了为小说本身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为影视艺术而小说”。这就意味着，小说创作的自由度就有所限制，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未来的影视改编，甚至还要为导演、演员着想。这样，创作的双重目的，改变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方式，形成了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现象。事实上，这样进行小说创作的人绝不止海岩一个，刘心武、蒋子龙、路遥、柯云路、梁晓声、叶辛、邓一光、张宏森、周梅森、王朔、苏童、刘恒、莫言、余华、铁凝、刘醒龙、周大新、柳建伟、二月河等一大批小说家在创作中都自觉地对影视剧本流露出共同的兴趣，他们的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影视性，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道风景线。据《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朱自奋报道：一批70年代作家积极接受影视对自己作品的改编，比如金仁顺、朱文颖、李修文、张生的作品都已经或将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8]朱自奋文章的标题叫做《70年代作家：为“张艺谋们”写作？》，这显然说明：新生代作家自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自愿地趋从影视。由此看来，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的，两种艺术之间的共性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肯定地讲，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短时间的只出现在这一历史时刻，而将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当代的小说家都能从“象牙塔”里走出，去密切关注影视艺术的发展态势，借影视艺术之东风，那么当代中国小说与影视的共同繁荣将为时不远矣。

三

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两个方面：先看大众化。

影视是一种大众文化，必然要求大众生产、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从叙述对象上看，大众化就是要尽可能地选择贴近大众的生活。就电视来说，由于电视艺术深入家庭，所以电视剧演员实际上是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这种直接交流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因而电视剧艺术要求在选材上注重家庭性、日常生活性的题材。家庭生活、伦理关系或存在于人们身边的凡人琐事，更容易吸引观众。《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婆婆·媳妇·小姑》等电视剧之所以吸引观众，就在于它们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即便是写英雄豪杰、历史人物的作品，也同样要求在表现他们历史业绩的同时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所显示出来的贵族平民化的倾向，同样能给观众以生活化的亲近感。近年来的一些作品，或如《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重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叙和历史人物的重塑，或如《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专注于妇女命运的预测，或如《年轮》、《孽债》等执著于对知青生活的追踪，或如《苍天在上》、《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勇于对腐败现象的披露，或如《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热衷于新伦理价值的考察。这些作品用世俗的目光审视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其艺术世界消融于读者的日常经验之中，向读者展示的是关于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经验形态，与人们所居住、所生活的经验世界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其显著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正如周靖波所说：“由此看来，电视剧处理非日常性题材的重要手段就是传奇题材生活化、历史题材言情化、政治题材世俗化。”[3]电视剧的大众化审美取向，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追逐的目标。比如，海岩的小说旨在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加之故事、情感、悬念的蓄意化操作，深得人心。

再看程式化。

众所周知，影视艺术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以影视文学为中介的。随着影视艺术的繁荣，大量的影视文学创作与小说改编，当代小说的话语系统正在进行重新建构，个性化、私语化、独白式的语言操作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影视文学的大众化、规范化、程式化话语系统正在浸染小说，促使小说进行话语系统重构。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话语系统，诗歌别于散文、戏剧别于小说、小说别于影视文学，就在于各自业已形成的话语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趋影视体小说意味着小说要服从于影视剧本的写作程式和叙事法则，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消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如梁晓声的《年轮》、张宏森的《大法官》、邓一光的《江山》、海岩的《玉观音》、郭宝昌的《大宅门》(第二部)等。这些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影视艺术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创作特征。几乎在电视剧《江山》首播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电视剧本，从生产方式到文体特征上都明显的影视性。对此，作者邓一光作了如下说明：“这(指小说《江山》)原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作为影视工业生产中的一环，写作时采用了接近工作台本的简捷做法，没有人物状态描述，基本没有场景描述，离着文学本很远，几乎就是一个分镜头台词本。原本未打算出版，只是试图给导演和演员们讲述一个故事，以便他们在二度创作时有所凭借。后来出版社索要这个故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作了些简单的体例变动和部分场次及内容删节，成了现在这个版本。”[9]可以看出，这类小说作为影视生产的副产品在创作方式上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正如约翰·霍华德·劳逊说：“现代的工业生产过程吞没了艺术家的技巧，使艺术家的意愿都不得不迁就机制品的统一规格。当我们今天来谈论电影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时，我们所谈的其实是商业机构的‘创作活动’。”[10]而从作品的语言层面上看，可视性的描写、人物对话、蒙太奇结构等颇具影视剧本特征的语言操作，使众多的文学接受者在小说与影视剧本归属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介于影视剧本文学和传统小说之间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影视时代审美取向的新小说。应当指出的是，影视剧本的话语系统渗入小说势必导致小说话语系统内部的矛盾，而影视时代的小说家正是在话语系统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出现的矛盾并不是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而是相反，小说家正在十分艰难地进行着小说话语系统的重构，正试图“压抑”“克服”乃至“统一”其间的矛盾冲突，试图将矛盾的双方予以弥合与协调。现实的情况是，矛盾的紧张性一直存在于影视时代的小说创作中，一旦这种紧张性变得平和，达到真正的“弥合”与“谐调”，小说的局面无疑将会有新的拓展。

另外，还有一种小说创作情形需要注意，即小说创作于影视作品之后，可称作小说的“后生”现象。所谓“后生”，是指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的再度创作，也可以说成是影视作品的小说改编。在创作中，小说家以影视作品为蓝本，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欣赏影视作品时的心理感受对其视听元素进行文字描述，另一方面还要遵循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通过想象、虚构等手法对影视作品进行艺术加工。这是一个将影视作品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的过程。早在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被称作“电影—小说”的小说类型，代表作是《纽约的秘密》(1915)和《吸血鬼》(1915—1916)。“电影—小说”产生于电影之后，又与电影同步发行。当时的情形是：影院放映电影，日报上随之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电影故事，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此以后，“电影—小说”逐渐发展成西方文学中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类型。比如，人们熟悉的美国大片《廊桥遗梦》、《侏罗纪公园》就有小说紧随其后。近几年来，“电影—小说”、“电视—小说”在我国已成迅猛之势；有电影《刮痧》，就有小说《刮痧》；有电影《大腕》，就有小说《大腕》；有电影《英雄》，就有小说《英雄》；有电影《手机》，就有小说《手机》，等等。这些“影视同期书”的出版发行，表明导演与小说家、影视发行部门与出版商已经建立了互利、互惠的良好合作关系，也表明影视与小说两种艺术之间互动机制的进一步认定。一般来说，这些“后生”作品，仅仅是影视作品的文字描述，类似于常见的商品说明书。绝大多数作品出自于编剧之手，想象、虚构的成分差，文学性不强。

依附范文篇4

【英文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

【关键词】依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发展问题

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文】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2]（p2）。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3]（p3）。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3]（p115）。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3）具有当代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3]（p117）。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3]（p34）。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4]（p36）。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faletto）的著述中。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7]（p76）。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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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vens,peter.1979.dependent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依附范文篇5

一、对“礼教”原则的全方位贯彻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律，在刑事规范上，围绕“三纲五常”设置罪名，着力于维护“尊尊亲亲”的“礼教”秩序，系统而完美地贯彻了“礼教”原则。在民事法律部分，对“礼教”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诉讼的抑制。一方面，对诉讼当事人的资格进行限制。唐代尚没有形成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基本上没有差别,对诉讼当事人条件的限制也一样,如子孙不得起诉父母、祖父母,奴婢不得诉主人;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也不得提起民事诉讼等。④“孝亲”是唐代法律的立法原则之一，子孙对于祖辈、卑者对于尊者，是没有资格提起诉讼的。另一方面，是对诉讼时间进行限制。对于一般的民间纠纷，唐《杂令》规定，凡是田宅、婚姻、债负之类的案件，只能在每年的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三月三十日这6个月内起诉和受理。⑤规定秋冬季节才可以诉讼，以免妨碍农时，影响农作，伤及和气。二是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视。一些官员由于善于使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而获得“良吏”“循吏”的声誉。如韦景骏，开元中为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遂称孝慈。⑥即使是皇帝，也认可解决民事纠纷不应当走大张旗鼓的诉讼之路，尤其是闺门之内的财产纷争，应当通过调解等内省式的方式予以化解。比如，唐德宗时，已故勋臣郭子仪侍妾的子弟与郭子仪的子孙相诉，德宗本想按照司法途径解决。但侍御史卢群建言：“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子仪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有大勋，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俾私自引退”。⑦德宗听从其言，希望他们自行和解,不要轻易提起诉讼。

二、制度上的两项重要创新

唐代法律在继承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做出了两项对后世大有裨益的制度创新。一是在婚姻法律里规定了“和离”制度。《唐律疏议》规定了三种离婚方式：协议离婚，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和离”；促裁离婚，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出妻”；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对于“和离”，《唐律疏议》卷第十四“户婚”190“义绝离之”这样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意思是说，如果夫妻不能和睦相处就可以协议离婚，且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和离制度是唐代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创新，立法在坚持礼制的前提下，根据实际生活进行了变通：一方面，和离的主体是男女双方，其外在形式赋予了妇女平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妇女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和离”强调了夫妻的情感因素，即夫妻生活的和谐，重视婚姻生活的质量，体现了人本主义。“和离”制度不仅在当时礼法结合的法律制度下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二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创设了“保辜”制度。《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一“斗讼”307“保辜”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依据该条规定，在斗殴等伤害案件发生后，被害人没有立即死亡的，官府可根据加害人的保辜请求为其设定一定的期限，即保辜期限，在此期限内，加害人需为被害人积极医治伤病。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因本伤死亡的，那么对加害人就以杀人罪论处。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没有死亡，或因已受伤害之外的其它原因死亡、或是在保辜期限以外死亡的，那么对加害人只以斗殴伤人罪论处。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保辜制度是科学合理的，因为伤害罪是一种结果罪，在古时落后的医术水平下，伤害案件发生后很难立即判断伤情，设定一定的保辜期限更加有利于准确判断伤情。并且，保辜制度要求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积极救治，使被害人早日康复、也使加害人减轻罪责，进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目的。

三、唐代调解及其所依附的法律体系对当代的启示

依附范文篇6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确定的，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愿望的新秩序，还需要世界进步力量的长期努力（或者说长期的阵地战）。为了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于地位的社会力量应该建立广泛的联盟，它应该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者、和平运动者和其他一些运动，如土著人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由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它应该担当这种联盟的组织领导，但必须超越其狭隘的公司主义思维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需要。其次，还需要建立反现存霸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确立对新世界秩序性质的共识。这种共识要给现存基本政治经济实体一定的地位和正确处理其相互关系。它还应注意建立新的消费模式，既要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要与全球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减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参与的机会。第三，反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斗争的相互支持，否则现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对者并各个击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的物质力量决定了反霸斗争的全球性。第五，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应注意统一战线问题，一是要利用西方大国之间和内部存在着的各种形式的矛盾，二是要与伊斯兰进步力量友好相处，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许多边缘地区渗透的反抗，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如刑法典、妇女社会地位和圣战概念等，不受西方进步力量的欢迎，但它在北非、中东和亚洲许多地区已经成为替代社会主义号召众多贫困人口的力量。第六，争取新秩序努力的突破点是现存世界秩序中的薄弱点——军事和金融。军事和金融是目前在结构上决定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也是全球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军事上，斗争战略不能仅限于高技术军事权力的集中垄断，还需要依靠其他的权力和非暴力反抗形式。在金融上，要充分准备一种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可以发挥作用的金融战略，因为金融危机是最可能促使现存秩序垮台的方式。新的金融机制应超越原来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自由主义，并把经济植根于具有平等和团结原则的社会之中（注：GlobalPerestroika,seeGeorgeCraneandAblaAmawied.,TheTheoreticalEvolutionofIntl,PoliticalEconom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P158—172.）。

从考克斯复杂而深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中，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具体分析中，都能感受到它比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对世界各地发生的现象具有更强、更全面的解释能力。他的理论对人们思考西方学者近来的著作（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英国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反美暴力事件等等，都具有启示意义。从考克斯的理论中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包融性，它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现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葛兰西学派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确切地说应是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2]（P2）。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3]（P3）。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3]（P115）。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3）具有当代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3]（P117）。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3]（P34）。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4]（P36）。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Faletto）的著述中。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依附范文篇7

（一）社会转型———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浮现的宏观背景

社会转型（socialtransition）是指社会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社会发展过程。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是“六化”：经济转型即工业化，社会转型即城市化，政治转型即民主化，文化转型即世俗化，组织转型即科层化，观念转型即理性化。在几乎所有社会转型的国家中，社会结构往往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一个以城市为代表，有着相对发达的工业文明，生活水准也相对优裕的现代社会；另一个是以农村为代表，人口众多，以农业为主体，生活水准相对低下的传统社会。在这个不均衡的洋葱头型社会结构中，城市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农村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两者共同构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国家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不同身份，对两种身份采取两种不同的政策，并把户籍作为社会认同、资源配置和社会交往的重要边界，形成了“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它将打上农民身份烙印的人阻挡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外，以致社会流动率很低，整个社会几乎成为一潭死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身分制、户籍制的束缚，城乡二元结构开始松动，为农民向城市流动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空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显化，为农民从乡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提供了预备条件；城乡差距扩大化产生了强大的拉力，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提供了足够动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断拓展，进一步增强的农民进城的期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民工群体不断发展壮大。未来30年，中国还将有3亿左右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局面。大规模人口持续流动，导致了二元结构社会逐步解体，三元结构社会逐渐形成。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动，也给微观家庭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拆分型家庭模式就是这种宏观背景变动的结果。作为低技术的劳动力，农民工只能得到低廉的报酬，其收入需精打细算，才能勉强维持自身在城市的基本生活和补贴农村家用，难以积累下整个家庭在城市长期生活的高额费用；作为外来人口，农民工也得不到本地市民所拥有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会福利，结果只能以分居的形式维持着家庭的生活。

虽然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拆分型家庭模式形成的基础因素，但是这种模式能够延续，又不能简单说是原有制度的惯性所致。作为后发展国家，我国实施的是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一直以来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社会财富的积累，而对人权的切实保障与财富的公平分配关注度不够。低成本的人权优势一直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之一，是维持“中国制造”竞争优势，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力源。而低成本人权优势依靠的就是低工资、低福利、低自由的制度。正是这一有利于资本的制度，制造出农民工的拆分型家庭模式。因此，拆分型家庭模式是占大多数的中下层农民工在市场资源匮乏、制度资源缺位的不利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从农村核心家庭的角度来说，拆分型家庭模式分为与孩子分离和夫妻分离两种。而夫妻的长期分离又可能给婚姻关系造成危机，农村离婚案件大幅上升就与外出打工导致的夫妻分居有很强的关联。因此，农村双亲打工的一般要比单亲外出打工的多。拆分型家庭模式的产生，使留守儿童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父母亲同时缺席，引发了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

（二）体制分割———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加剧的中观设置

既然拆分型家庭模式隐含着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风险，那么，农民工为什么不把子女带在身边以规避风险呢？把子女带在身边，要解决的两大问题：生活照料和学习教育。但是，在工作性质上，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大，工作时间长，无法为进城子女提供稳定的生活照料和教育学习环境；在经济条件上，农民工收入微薄，无力负担子女进城生活照料和教育学习费用。因此，他们不是不想承担起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责任，而是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放弃。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现行教育制度的社会设置是他们进城难以分享城市的义务教育资源的最大障碍。中国教育制度是一种双重的二元分割教育体制（twoelementsegmentationsystemofeduca－tion）。

表现在：一是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整体分割。城市教育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农村教育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教育资源和财政资源重点向城市倾斜，形成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天壤之别。二是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个教育阶段实行内部分割。重点学校处于中心和支配地位，普通学校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教育资源和财政资源更多向重点学校分配，造成各教育阶段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两个世界。留守儿童深陷于这分割的教育体制之中，他们所受到的社会排斥，最直接的就是义务教育期间的不公平待遇。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大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投入，实施了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这对教育公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教育权利属地性原则，城市的公立学校往往拒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就读。即使招收，也要收取农民工家庭难以承受的借读费、赞助费。所以，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仍然只能进入教学水平和质量较低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尽管国务院特别强调流入地政府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但是大城市采取出于种种原因仍然采取取缔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行动，致使在校的流动儿童有的转到其他区县，有的返回了农村。在这种形势下，大多数父母往往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加入到经费不足和资源薄弱的农村教育体系中，形成二元分割教育体制背景下特定的留守儿童群体。二元分割教育体制源于现阶段以精英主义教育观与功利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理念的现实表现形式就是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模式赋予了基础教育所不应有的强烈的竞争性。为了将多数人筛选下去，提高了学习的难度，致使我国中小学课程的难度、深度已成各国之最，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一二个年级。使大量学生学不下去，产生厌学心理。这种模式的结果，是选拔出了一小批优胜者，而绝大多数学生则成为教育的失败者。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

“撤并校点、集中办学”和“农村寄宿制学校”是近年来与留守儿童相关的、反映强烈、争议较大的新政策。而现阶段，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更多还是管治中心主义的思路，以人为本、以受教育者权利为本的考量还不够。管理者单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仅仅为了降低运作成本，而很少考虑被管理者的实际需要和承受能力，更少尊重被管理者的感受。在义务教育投入体制转换（免除教育附加费、教育集资和义务教育学杂费），而上级财政投入又不足的窘境下，基层政府纷纷掀起撤并校点、集中办学的热潮。对于留守儿童来说，直接结果就是上学路途变远了，安全隐患增加了，家庭担忧也增加了。为了应对留守儿童上学不便和安全隐患问题，教育部门配套实施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由于有国家投资和建设工程项目，各地政府都比较积极，有些质量较好的学校效果确实也不错，但是也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新问题。由于需要负担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农村家庭的负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完全抵消了“两免一补”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更大的问题在于，寄宿制学校模式出于安全考虑，重于封闭式管理，基本没有顾及学生的心理需求；再加上生活条件较差，校园文化单调，出现了学校囚笼化、学生囚徒化的不良趋势，进一步加剧了学生厌学、逃学和辍学的问题。

（三）社会化偏差———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突显的微观环境

社会化偏差（socializationdeviation），是指个体在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内化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处于边缘不利地位。儿童时期是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社会化环境条件中确实处于边缘不利地位，存在社会化偏差，主要体现为家庭亲情缺失、学校教育错位、社区功能弱化。

1．家庭亲情缺失家庭是人类社会首要的社会群体，是个体社会化的初级场所。正处于社会化奠基期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长期缺席，家庭结构不完整，不能直接养育引发的亲情缺失，导致了留守儿童人格不全、安全堪忧、学习滞后以及行为失范等方面社会化偏差问题。人格不全：儿童期是人格形成的最佳时期，亲情是孩子人格发展的原动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由于父母亲情的缺席、榜样力量的缺失，可信任的沟通对象的缺位，留守儿童对外界容易产生认识偏差，心理压力较大，性格发展不健全，表现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缺乏爱心、胆小怯懦、任性叛逆等，严重影响其健全人格的塑造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安全堪忧：安全是生物最基本的需求，是人类进行其他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由于缺乏父母有效的监管，监护人的因精力、能力和责任心等方面因素疏于防范，再加上留守儿童判断是非、自我控制、应变自救、自我保护能力差，所以留守儿童容易受到意外伤害，甚至成为不法侵害的对象，表现为身体疾病、人身安全、交通事故、被拐卖、性侵害等。学习滞后：一方面，由于留守儿童缺乏学习自觉性，在监管和引导总体弱化甚至缺失的环境中，他们大多数都存在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方法不科学、学习习惯不良好、学习成绩不理想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相当部分留守儿童父母教育观念淡薄，认为学习好坏无关紧要，考上大学还可能找不到工作，使“新读书无用论”思想重新抬头。受这两方面的影响，留守儿童厌学、逃学、甚至辍学现象日趋严重。行为失范：由于亲情缺失，父母出于愧疚补偿心理，多限于满足孩子的物质需要，而疏于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管束引导。监护人更多地关注的是孩子的吃饱穿暖、健康安全等基本生活问题，而不是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亲情缺席，物质在场”和“重养不重教”现象，使得留守儿童人格塑造不健全，价值观发生偏差，导致了失范行为的出现，表现为爱慕虚荣、沉迷网络、厌学逃学甚至盗窃抢劫等。

2．学校教育错位就儿童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校在社会化方面的作用逐渐超过家庭而成为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对于家庭社会化不足的留守儿童来说，学校教育的补位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当前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成为诱发留守儿童社会化偏差的又一关键原因。近年来，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由于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所以，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应试教育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对大部分农村中小学校来说，这种表现更为突出。在此机制的驱使下，教师以分数评优劣，学生以分数比高下，教师更多地关注的是学生学业成绩以及升学率情况，因为这与他们的奖金和升迁有直接的联系。一方面，留守儿童由于家庭社会化缺失，行为习惯、学业成绩往往会比非留守儿童欠缺，教师关注的焦点自然不落在留守儿童身上。教师对留守儿童的忽视，常使他们自我评价偏低，学习效能下降，极易产生厌学心理。与此同时，尽管中小学已经推行了新课程标准，但教材内容偏多、偏难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在现行的教材中，不少内容脱离了学生的生活实际，超越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导致学生越来越缺乏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习得性无助，导致了学习倦怠。另一方面，农村中小学因为待遇偏低，留不住优秀人才，所以教师整体上存在素质欠缺。他们多是年龄大、学历低的教师，教学理念落后，通常是满堂灌，以学生发展为本体现不够；教学方式单一，粉笔加黑板成了唯一的教学工具。单调的教学氛围，固定不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学起来索然无味，激发不起学生学习兴趣。再加上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差，校园生活单调，缺乏合适的文体活动，这进一步加重了留守儿童的学习倦怠心理。此外，农村中小学由于受办学条件的客观限制，以及农村地区师资质量和数量的不足，对每个学生的关注度十分有限。虽然设置有相关的课程和师资，但是对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情感关怀、自主生活、道德法律意识等方面的教育和疏导还不够。对那些出现心理问题和行为失范的留守儿童，教师无法与其父母或监护人进行面对面的、有效的沟通，通常是在教育无效的情况下进而放任不管，导致他们的思想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水平得不到提高，容易受到不良诱惑走上越轨道路。

3．社区功能弱化农村社区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是留守儿童生活的主要空间和重要的社会化场所。社区功能弱化是留守儿童社会化偏差的重要诱因，表现为社区功能的凋敝、成长环境的劣化、社会风气的衰落。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化，农业税取消、义务教育免费、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向农村倾斜等等。但是，这些变化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三农”问题，农村社区凋敝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为了减轻税费减免后行政支出的负担，多数地方实行了乡镇及村组合并，改变了乡镇政府以及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干部免除了向农民征收税费的压力，但也缺少了向农民提供服务的动力。加上人员精简，工作量增大，给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就留守儿童问题而言，乡镇政府以及村干部的关注程度也不够，大多数留守儿童问题在农村往往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与政府和村组织没关系。

不少农村中小学周围都建有不少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等娱乐场所，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是非判断的能力，经常沉迷于其中。从厌学、逃学、辍学到沾染上酗酒、、打架斗殴等不良习气，逐步脱离正常的道德轨道，最终走向违法甚至犯罪道路。在许多农村，传统是非观、伦理观、价值观沦落，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抬头，各种曾经绝迹的不良风气死灰复燃。在农村外出打工者中，一些暖昧职业、非法职业已悄然登场，不劳而获、好逸恶劳、笑贫不笑娼的灰色亚文化滋长蔓延。生活在其中的留守儿童，极易受到这种日趋紊乱的价值观的影响，在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失去正确判断。综上所述，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是在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动、社会流动的加速、家庭结构的变动而浮现的；在体制分割的中观设置中，伴随着城乡二元教育体制、集中办学热潮、寄宿制学校工程而加剧的；在社会化偏差的微观现实下，伴随着家庭亲情缺失、学校教育错位、社区功能弱化而突显的。因此，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实质不仅在于家庭结构不完整，更在于各种不利结构的交织和可利用资源的匮乏。二元分治的社会结构、二元分割的教育体制、社会化偏差的环境条件，都使留守儿童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些不利因素相互作用，使得家庭不完整问题更为突出。

二、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的化解路径

留守儿童是与农民工同时出现的群体，是“三农”问题的副产品。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问题并非短期现象，甚至会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进一步加剧。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留守儿童问题的妥善解决，对推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要化解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重新构建均衡公正的结构体制。

（一）转换发展模式，破解二元对立社会结构

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浮现的宏观背景在于社会转型。而要推进社会转型，必须转换发展模式，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这是化解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问题的根本措施。社会转型的目标是构建合理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换而言之，就是要构建两个大多数社会，一个是中产阶层占大多数，另一个是城市人口占大多数；过去是农村人口多，将来是城市人口多，中产阶层人口多。我国原有“低人权竞争优势”本质上是一种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发展模式，这不仅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不相符合，在实践上也大大妨碍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现代社会转型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2004年以来的“民工荒”和2008年以来的企业“倒闭潮”和“罢工潮”，就表明这种低人权发展模式是难以为继。转换发展模式，关键在于明晰发展的价值取向。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重要的指标，但能否成为评价社会进步核心的、唯一的指标？且不说增长的代价、增长的可持续性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性，更为重要的是增长后面的价值正当性是什么？是为了富国强兵，还是以人为本？对此，我国原有发展模式的表述是苍白的，拿不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归根结底，还是一切为了增进大众的福祉，为了使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好的保障。这种理念落实到实践上，结合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问题的化解必须分阶段、分步骤、分次序解决。首先，要解决农民工在城市最基本的生存立足问题，这是化解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问题的基础。要继续优先着力解决涉及到农民工的劳资纠纷、工伤事故纠纷、工作环境恶劣、工资福利低等劳动权益问题。其次，要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受教育问题，这是化解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问题的关键。因为农民工子女如果不能接受良好教育，不但阻碍他们融入城市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而且影响国家的未来竞争能力。中央政府应为他们办理义务教育卡，不论他们在哪上学，凭卡就能进入公办学校就学，各地再通过义务教育卡与中央政府结账。再次，要解决农民工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这是化解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问题的重要措施。国家应该为每个参加工作的公民办理社会保障卡，每年支付保障金。公民个人与他所服务的企业或单位也必须存入相应的保障金，这样就构成社会保障金。不论前往何地工作和生活，这笔保障金都可以随个人流动。最后，彻底取消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化解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问题的最终途径。而我国的户籍制度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具有专有性、排外性的不公正制度。它将打上农民身份烙印的人阻挡在分享城市社会资源之外，牺牲了人类普世价值，极大妨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改革户籍制度，关键在于取消城市户口背后附加的种种利益，让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当各方面条件成熟时，中央政府可以彻底取消户籍制度，委托地方政府去实施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财力由中央政府负担。这样，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才不会顾虑财政负担的增加，不会顾虑农民工市民化对本地居民的利益的影响，才会有农民工市民化的动力。

（二）创新社会设置，消解二元分割教育体制

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加剧的原因在于二元分割教育体制。而消解二元分割教育体制，必须创新社会设置，这是化解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问题的关键措施。社会设置（socialinstitution）是指在特定社会活动领域中所创设形成的、具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持续稳定的规范体系，是制约社会行为的重要结构框架。［10］社会设置既可以有利于系统的维持，实现系统的功能；也可能使功能失调，降低系统的适应性，妨碍系统的运行。任何一种社会设置，都不可能是永远有效的，要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随时作出调整。作为一种社会设置，我国原有二元分割教育体制曾在培养高、精、尖人才，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这种体制的负功能越来越明显，一方面表现在城乡教育差距的天壤之别，从根本上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表现在考试技巧、应试能力被片面强调发展起来，而教育的基本目标———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反而被忽略了。因此，要创新教育设置，探索消解二元分割教育体制的有效途径。首先，国家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强化中央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基础教育投资，更加公平地分配公共教育资源，促进城乡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同时，还要加大监管力度，确保教育政策的执行与教育经费的有效使用。保证农村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并完善农村教师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工资报酬制度，增加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其次，改革长期以来“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把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非户籍人口）纳入教育财政经费预算之内。进一步落实“两为主”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成本，让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能享受到同等的义务教育。办好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要加大扶持力度，改变农民工子弟学校学校师资水平较差、教学质量不高、教学设施和条件相对简陋的状况，构建“公办学校为主，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为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入学模式，从根源上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的问题。再次，要推进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着眼于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发展的根本要求，构建适合于他们的课程体系，突出课程的适应性。在课程目标价值取向上要摒弃去农化取向，凸显多元化取向，既不抛弃社会发展需要，也不忽视农村学生个人发展需要。课程内容设置上要均衡城市和农村地域文化的选择，注重乡土化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等。

（三）优化社会化环境，矫正留守儿童社会化偏差

留守儿童边缘化危机突出的原因在于社会化偏差。虽然让子女随父母一同进城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便捷的途径，但是，在当前城市教育资源共享不现实，留守儿童现象短时间内不能消除的情况下，必须立足根本，优化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微观环境，这是化解留守儿童边缘化机问题紧急迫切而又现实可行的措施。

1．优化家庭监护功能，构筑亲情补位体系第一，家长要充分认识到教育子女的重要性，增强家庭责任感，不要以牺牲子女健康成长为代价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在现实中，要尽量避免父母双双外出长期务工。第二，家长要慎重选择监护人，尽可能选择有一定的精力和能力监督和指导自己子女的人作为监护人。监护人要把更多的精力从关注孩子的物质生活转移到精神世界上来。第三，家长要主动加强与教师的联系，全面掌握子女的学习、生活和品行等方面的情况，与教师合作解决子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第四，家长要通过电话、书信、定期返乡等形式等方式加强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及时了解孩子各方面情况，针对孩子出现的问题，积极妥善寻找方法解决。

2．优化学校教育，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首先，要加强对教师的心理教育培训，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开展心理教育和心理咨询活动，将平常的教学和思想品德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要坚决制止因成绩高低而差别对待学生、“管优不管差”的现象，考虑留守儿童的性格特点，提高辅导教育的针对性。建立留守儿童家长、监护人与学校定期联系的制度，加强留守儿童教育的沟通协作。最后，要重视留守儿童自我调节能力的培养，通过兴趣小组或其他集体活动的形式，加强对留守儿童行为习惯和意志品质的培养教育，丰富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并帮助其塑造健康的人格。

依附范文篇8

当前的建筑立柱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组成部分：方形柱子、圆形柱子、自由形柱子以及多边形柱子，建筑立柱的截面形态则是其平面造型。由于建筑立柱具有不同的形态，因此，建筑立柱的平面造型也不尽相同。同时，建筑立柱的平面造型也展现了建筑立柱的建筑风格。

1.1方形柱子的平面造型

方形柱子的截面呈现出直线相互连接状，展现出的是一种干练和刚毅的形态特点。由于方形属于轴对称的图形，所以，方形具有十分突出的方向性。如果从不同的方向观察方柱，则会产生不一样的视觉感受。根据方形的特性，在比较规则或者对称的建筑室内空间中以选择方形柱子为宜。

1.2圆形柱子的平面造型

圆形柱子的平面造型也是圆形的，圆形具有舒缓且优美的形态特征，该类特征可以有效减弱室内空间中存在的不规则以及不对称的视觉效果。圆形属于一种中心对称的图形，该种图形具有向心性以及发散性的特性，同时，线条没有方向性。因此，圆形柱子是建筑物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建筑立柱，可以应用于各种不规则的室内空间。

1.3自由形柱子的平面造型

自由形的建筑立柱具有多变的特点，自由形柱子的平面造型也为自由形。在建筑物室内应用工程中的应用自由形的柱子，可以丰富室内空间的个性化，是当前建筑立柱中的一种新型产品。

1.4多边形柱子的平面造型

在几何中，多边形会随着边数逐渐增多而趋于圆形。多边形是由很多条直线构成的，介于方形和圆形之间。多边形属于轴对称图形，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因此，应用在室内空间中，会体现出比较活泼的建筑风格。

2建筑立柱空间性装饰造型设计

建筑立柱的空间性造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建筑柱子自身具有造型规则以及美学形态；建筑柱子与柱子自身所在的室内空间之间存在的关系，二者可以通过相互辉映而产生不一样的美感。

2.1建筑立柱的自身形态设计

在设计建筑立柱形态的过程中，设计师应该根据柱子的实际体量情况进行合理设计。

（1）对于立柱过粗情况的设计方法。在建筑立柱过粗的情况下，建筑立柱会人的视觉感受是笨重或者空间不通畅。为了弱化这些不良视觉效果，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行处理：

1）在建筑柱子的柱础或者柱头部位，设计一些垂直的线条进行装饰。

2）在建筑立柱的饰面上进行光照，以减弱建筑立柱自身的厚重感。增加建筑立柱装饰面内的照明，或者直接处理成为透光的效果，通过对光进行的处理，会让人认为建筑柱子的体量较轻，自然就削弱了建筑柱子自身的厚重感。

3）在建筑柱子身上涂刷深色和冷色调的颜料，进而增加建筑柱子自身的收缩感。

4）在对建筑立柱的装饰选料进行选择时，可采用光滑、平整以及具有一定反光效果的材料。例如，金属板、镜面等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建筑柱子看起来体量过大的感觉。

（2）对于立柱过细情况的设计方法。在建筑物的装饰中经常会用到过细的建筑立柱，但是，如果当建筑立柱自身的造型确实过细时，视觉上会有柱子与所处建筑空间比重失调的感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以下措施进行处理：

1）可采用肌理、质感都比较粗的装饰材料装饰建筑立柱的平面造型。

2）可采用横向的线条进行装饰，以实现建筑立柱厚实和敦实的视觉感受。

3）采用暖色或者彩色的色彩粉刷建筑立柱，也会产生立柱变粗的感受。

4）通过灯光的作用对视觉较差的立柱中间部位进行遮蔽等。

2.2建筑立柱在空间中的具体形态

（1）依附墙面的建筑立柱。依附墙面的建筑立柱主要包括依附立面单柱、依附立面双柱以及依附立面多柱三种，其中，依附于墙面的立面单柱主要具有以下两种形态：一种是立面转角处的建筑单柱，该种建筑立柱对建筑物室内空间的影响最小。设计师可对其进行比较简单的处理，便可具有较好的视觉效果。例如，可将其表面处理与周围墙面相一致；如果要使注重更加突出，可将其进行单独的表面装饰，尽量做到与墙面不同即可；另一种是位于墙面的其他部位的建筑单柱，为了减弱该类建筑单柱的突兀感，可以将其作为室内背景墙来处理；依附于室内墙面的双立柱：双立柱在依附墙面时，柱子通常会处在室内空间中的从属地位。因此，设计师只需要对其进行比较简单化的装饰设计。例如，将其处理成为墙面，或者进行简单的饰面修饰处理；依附于墙面的多立柱：对于规则排列的多立柱而言，设计师只需要对其进行比较简单化的装饰设计。如果排列不规则，设计师可根据建筑立柱所排列的方式以及疏密程度等，用增加假柱来实现室内空间装饰的完整性和平衡性效果。

（2）立于室内的建筑立柱。独立于建筑室内空间内的建筑立柱主要包括单柱、双柱以及多立柱几种，其中，对于单柱而言，设计师可通过异化设计的方法或者是利用镜面等各种反光材料弱化柱子自身的体量感，以实现建筑室内空间扩大化的视觉效果；对于双立柱而言，设计师可通过增加假立柱的方式来营造室内空间井然有序的视觉效果；对于单排模式的多立柱而言，一样可以通过增加假立柱的方式营造想要实现的空间视觉，对两列排列模式的多根建筑立柱，设计师可通过强化空间的装饰设计的方式，增强柱子的序列感；对呈网状进行排列的多根建筑立柱，设计师可通过将柱、梁以及顶棚的结合的方式，实现想要的效果；对自由式排列的多根建筑立柱，可先将建筑立柱进行整齐排列，以避免空间出现杂乱无章的视觉感受。

3结束语

依附范文篇9

关键词：媒体融合；广告；经营模式

1媒体融合背景下广告的成本领先经营模式

CLBM（成本领先经营模式）即为企业从根本发现并挖掘其资源优势，尤其侧重于生产规模与出售一种指标化的产品，在领域内确保整体成本的领先性，因此以领域内的最低价格为其产品定价媒体。在过去，广告企业CLBM（经典广播模型）下的广告投放流程相对繁琐，同时无法从根本上抓住目标受众群体的需求及心理，进而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无法构建成本领先的广告体系，大多为硬性广告，且广告的创新性不足，这直接导致广告成本的结构失衡。而且，以往的广告传播途径无法实现全网化，同时传播费用较高，广告的投放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成本领先性。现阶段MC背景下的广告企业CLBM要以下述几方面作为切入点：最大限度地应用MC集群、MC广告的精准投放，基于MC构建前沿的广告机制，依附于MC创新广告传播形式。广告企业在MC背景下，经集群的有机融合，可以从根本控制广告成本，进而深化广告的核心竞争力。FC（融合集群）即为针对特定的市场，为构建一种应用方式，媒体产业链条上的关联企业共荣而衍生出的一种组织形态。而FC可能是经纵向融合而构建的一个系统的产业链，也可能是产业链特定环节内差异化形态横向融合而构建的同类集群。

网络内各企业相辅相成、相互制衡。成员企业均具备其独特的优势，同时依附于此类优势在网络中明确其所处的位置，经协调组织生产要素产生较强的协同性，进而达到完善资源配置的目的。融合集群的优势主要有：速度快、研究开发具有针对性、协同性强。融合即为了深化FC的核心竞争力，构建集群企业间的协同性，同时在企业间的价值链上可以深化单元的关联程度。依附于FC企业间的关系，将融合分为下述几类：有形关联融合、无形关联融合、竞争对手联合。广告企业可依附于MichaelE.Porter所提出的上述三种融合关联类型进行自身经营模式的改革，进而匹配MC环境，这将从根本控制广告的经营成本。广告企业要依附于MC“数据库系统”，充分掌握广告受众的心理，在此基础上根据受众群体的特性予以有指向性的创意策划和终端媒体组合投放。媒体融合背景下可择取多元化的广告形式，同时要尽可能减少硬性广告，并加入设置式广告及点播式广告。广告企业将企业品牌、产品信息通过软性的方式渗透至影视作品之中，植入电影与游戏中的广告成本较之硬性广告成本有大幅度的降低。同时植入广告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广告的娱乐性，把广告与娱乐有机结合，广告信息和媒体内容的融合让受众在接受广告时可以获得全新的体验，这样，受众更易接受广告所传达的信息。为了从根本缩减广告成本，MC背景下，广告企业可以尝试新的广告形式，如捆绑式广告。

2媒体融合背景下广告的差别化经营模式

MC促使信息内容趋于多元化特性，从内容上达到融合，而且终端融合可以从根本满足消费群体差异化的内容需求。近年来，广告的经营环境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在MC背景下，广告企业通过DMM（差别化经营模式）可以占得先机。在过去的MC背景下，广告企业DMM的媒体组合仅以条块式组合形式为主，只是单纯地将差异化种类的媒体组合到一起，在时间与频次上予以简单的排列。以往MC背景下，广告经营内容相对单一，仅局限于广告作品、活动策划及企业的形象设计。广告的设计主体也仅限于广告企业的内部工作者，并未从根本接受受众的创意灵感与制作。媒体融合从根本加速了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释放，挣脱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同时满足了规模化的生产与消费需求。MC背景下，广告除了要生产大量的信息内容，还要迅捷、精准地调配各时间、区间的数据与信息，在此基础上，针对特定的需求目标予以信息的整合，这将从根本上深化广告内容与服务的种类及数量，进而使差异化产品与服务得以实现。同时，由于内容元素的差异化，加之MC所带来的媒体终端应用的便捷性及多样性，使受众对信息内容的差异性要求越来越高，而广告DMM可以使广告企业拓展自身资源，从而使其具备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各类融合终端，要采用有指向性的营销策略。信息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化”促使广告空间持续被拓展，但是，信息生产与消费的“迥异”又使广告空间存在零散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广告侧重于多样性，在此基础上以融合化的沟通体系去应对广告空间的琐碎性。以往的媒体融合，媒体组合仅为一种条块式的整合，只是将差异化类型的媒体简单地结合在一起，在时间与频率上予以组合。但是在MC背景下，公众化终端媒体应运而生，媒体组合在类型、时间及频率上的全新结构更具繁琐性。因此，广告的内容也要依附于各融合媒体性质进行有指向性的创作。把差异化的媒体终端属性进行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设计出和各终端相匹配的风格，最终实现媒体融合背景下广告差异化战略经营。在时间与空间的结构上，把各终端媒体的属性予以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对广告进行制作与投放。

3结语

以往的广告传播途径无法实现全网化，同时传播费用较高，广告的投放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成本领先性。基于此，广告企业可依附于MichaelE.Porter所提出的上述三种融合关联类型进行自身经营模式的改革，进而匹配于MC环境，这将从根本控制广告的经营成本。同时广告企业要通过MC“数据库系统”，充分掌握广告受众的心理，在此基础上根据受众群体的特性予以有指向性的创意策划及终端媒体组合投放。MC促使信息内容趋于多元化，可以从根本上满足消费群体的需求。而在MC背景下，公众化终端媒体应运而生，媒体拥有了全新的结构。因此，广告的内容也要依附于各融合媒体性质进行有指向性的创作。随着MC的逐渐深入，对广告企业经营模式进行创新势在必行，此次研究旨在为广告业提供有效的经营依据，以期促进广告企业在MC背景下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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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庞春燕.泛媒体联盟:“馅饼”还是“陷阱”?[J].传媒,2016(7).

[3]张霖枫，董茜.媒体融合背景下电视广告的突围——以湖南卫视的广告经营为例[J].媒体时代,2011(9).

依附范文篇10

[关键词]：续写作品特性著作权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后四十回的作者是高鄂,高鄂的后四十回是对前八十回的续写。看来在文学创作中续写他人作品的现象是古已有之的,现实社会更是不胜枚举,在司法实务中由此引起的纠纷也层出不穷,但国内外国著作权法对此都难以找到明确的规定,没有明确的法律来调整续写作品和原作品作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司法实践中对此也颇有争议。由于纠纷大多发生在小说续集和小说原作之间,所以本文谈到的续写主要指文学创作中小说的续写,对此有关问题做一探讨,以求教于司法和理论界的同仁。

一、关于续写作品的概念

所谓续写作品,也叫后续作品,有学者认为：“就是在他人已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品的基础上独立思维,创作而形成的作品。”[①]也有学者的观点称：“续写作品是对现有作品在时间上和（或）空间上进行延伸和拓展,延拓者借用现有作品的主要角色或典型艺术形象,综合理论或线索等进行延伸和拓展而成的作品,并认为是基于原有作品而创作出的全新的作品,在新作品中已看不出原作品的基本情节和结构,但可看出它是沿着原作品而一脉相承的。”[②]本文认为续写作品是指续写他人的作品的作品。续写作品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演绎作品有本质上的不同。演绎作品,又称再创作作品,即从原有作品中派生出的新作品。这种派生作品中虽然有后一创作者的精神成果在内,但又未改变原作之创作思想的基本表达形式。如果以许多原有的作品的内容为素材,创作出全新的作品,在新作品中已看不出原作的情节和结构,那就不能视为版权含义下的“演绎”了。这种作品是新的“原作”。因此,续写作品不属于演绎作品,比演绎作品具有更多的独创性。

续写作品可以区分为四大类：（1）对原作品作者因死亡而未完成作品的续写“对原创作者因死亡而尚未完成的作品,续写者与原创作者没有任何事先的协议或约定而进行的续写,二者之间不存在委托和合作的关系。例如高鄂对《红楼梦》的续写。（2）基于委托关系的续写或称基于续写合同的续写。即创作者由于某种原因未完成该作品而委托他人代为完成,或是原著作权人的继承人或受益人委托他人续写原著作权人尚未完成的作品,从而使作品完整。（3）对合作作品的续写：即在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合作者按约定续写合作伙伴尚未完成的部分,从而使之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例如恩格斯对《资本论》的续写。（4）对原作品完整作品的续写。所谓完整作品指具有完整的情节,表达了一个完整意义的作品,对原作者而言,其作品为完整的、独立的。对续写人而言,他所做的续写同样是完整的、独立的。它只是附在原作者完整作品上所作的又一独立的构思和创作。尽管两大类续写作品的续写方式各异,但它们又有某些共同的特点。

二、关于续写作品的特征

1、续写作品对原作品的依附性。无论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作品的续写,都是以原作品为创作契机在已完成或尚未完成的作品之后进行的创作。续写作者在对原作品充分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加上自身的感悟和构思发挥而成的。所以,原作品是续写作品的根基,原作品和续写作品存在着天然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性主要表现为：（1）在对原作品三要素上的依附性。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由三要素构成,即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三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构成续写作品的三要素是由原作品的三要素发展和延拓而来的。续写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般在原作中已存在,而人物在续作中的名称、性格、经历、社会关系也是基于原作品中人物的以上方面而向前或向后发展的。续写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也是原作品中故事情节的延拓,与原作品的情节相关联、相衔接。至于续写作品中的环境,有的也与原作品的环境相同、相关或相互交叉,续写作品对原作品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了延拓,把原作中人物的活动空间拉大或变换。可见续写作品是原作品三大要素的延拓和重新组合的结果。（2）对原作的名气的依附性。被续写的原作为名家名作,作品中的主角往往是受到广大读者关注的典型艺术形象,如《红楼梦》中的宝玉、黛玉、宝钗,而整部作品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也较大。续写作品作为名作的续集,读者在关注原作时可能会关注到续写作品,续写作品也就和原作具有了相同的影响力。正是这种依附性,使得续写作品对原作品具有反作用性，即续写作品质量的高低优劣,对原作者的声誉,原作品在读者中的评价,产生直接的影响。

2、续写作品在原作品上的独创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续写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争议很大,这也是续写作品著作权问题争议的焦点。有人认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学、艺术、科学作品必须是独创的,而续写作品含有多大的独创性、创新性,是个尚存质疑的问题,即使其具有创新性,也是要打些折扣的,因为续写作品对原作品的依附性,降低了其独创性的含金量。相反的观点却认为,独创性是续写作品的最本质特征,依附性只不过是这种创作方式的外在表现,而其内涵在于续写中的思维、构思、创造的独立性。

本文以为独创性是续写作品最本质的特征,这个特征使其成为区别于原作和其他作品而独立存在的一种作品“续写作品的独创性体现于以下方面：（1）续写作品是续写者独立思维独立创新的结果。创作活动是人类精神产生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一种观念性极强的活动,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任何艺术形象的诞生都要经过个人的积极的独立的思维。人类的创作思维以大脑为载体,每个人的思维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任何创作都明显体现着创作者个人的特殊才能、气质和风格。在续写作品的创作中,续写者虽然尽可能地按原作作者的意图进行续写,但却永远也不能脱离续写者本人的思维；实际上仍是以续写者本人的才能、风格为主导,按续写者的逻辑思维向前发展的。从某种意义讲,原作品只是续写作品的一个背景、一个衬托,续写作品作者是在此背景上进行了自己独立地创作和思维,创作了具有自己风格的续写作品。续写者对原作的续写是延拓、是发展。续写不是对原作的抄袭或重复,而是一种新的创作,它有自己新的内容、新的风格,是续写者独立创新的结果。在这里,作者独立思维独立创作并不意味着续写作品作者绝对没有利用别人的智慧、知识。因为,任何作者离开了已有文明的哺育、前人的智慧和知识就不可能凭空创作出作品。后人借鉴、吸收前人的智慧是合理合法的,是社会的发展、文明的传承、文化繁荣的一种需要。

（2）续写作品与原作之间有实质性差异。续写作品与原作品之间存在的是一种联系,原作品是续写作品展开的一个前提、背景或衬托,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二者具有相对独立性。内容上的差异。续写作品对原作品在三要素上进行了延拓,使三要素继续向前发展。在人物形象上,人物可能有增有减,人物的性格、经历也将有新的变化,人物将成为崭新的人物形象。在故事情节上,续写作品的故事情节大多为续写者独立构思的情节,不同于原作的情节,是续写者的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能吸引读者。至于环境,既可能借用原作品场景的一部分,又可能转换到截然不同的场景和社会背景之下,时空跨度大,并且完全可以脱离原作的场景,由此可见,续写者对原作品三要素进行的是延拓,而非临摹、抄袭或复制。原作品和续写作品在三要素上尽管有联系,有某些相同或相交之处,但故事情节等主要方面则很不相同,续写作品是对原作的延拓,延拓是发展变化,是创新,是再创新,变化必然会造成极大的差异。思想上的差异。作品中不仅包含形式、内容还蕴含思想,同样的要素所反映的思想不同,也构成不同的作品。续写作品有自己的思想,续写作品与原作品所表达思想的不同使二者构成了不同的作品。

（3）续写作品与原作品是可以分离的。续写作品对原作品有一定的依附性,但续写作品又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续写作品可以离开原作而独立存在。从创作主体上讲,续作和原作由于作者的不同可以分割。从作品内容上讲,二者由于内容的不同也可以分离。无论是对未完成作品的续写还是对完整作品的续写,续写作品和原作都是可分的。尤其对完整作品的续写作品而言,续写作品自身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脱离原作,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是能让读者有一个完整的理解的,尽管可能有某些不完美之处,但仍然不失为一部独立的作品。续写作品的以上三个特征并不是孤立的,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互相制约。独创性是续写作品的最本质特征,依附性只不过是这种创作方式的外在表现,而其内涵在于续写中的思维、构思、创造的独立性。而续写作品的反作用性仅仅为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续写作品的这几个特征既对立又统一,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续写作品的这几个特征又对研究续写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存在极大影响。

三、关于续写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续写作品含有的独创性、创新性,是个尚存质疑的问题,即使其具有创新性,也是要打些折扣的。续写作品所具有的依附性倒是比较明显而为公众所容易理解的。所谓“续写作品”之“续”之称谓,正好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后生作品对前在作品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之深浅,对原作品的著作权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侵权）程度是密切相联的。由于其对原有作品的依附性,降低了其独创性、创新性的含金量,有时候,它不但不能享有著作权,反而

还应承担对原有作品的侵权责任。[③]本文对此持反对观点：

1、续写作品应是对原作的合理使用。著作权法为了兼顾社会利益,需要对著作权人行使权利给予一定的限制,即使用者在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时,可以根据法律的特别规定,而不遵守著作权法的一般原则,但要做到“不损

害作品的正常利用,也不得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权益“。这种限制在《著作权法》中包括两种：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④]《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保留其著作人身权,并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续写作品符合合理使用的构成：一是合理使用的客体仅限于已经发表的作品。续作是原作的子”产品“,原作的出版发行得以存在,续作者才可能接触到而作续作；二是合理使用的内容必须是少量和适当的。少量是针对数量而言的,即合理使用时对他人作品的占有量应有一定的限制。续作作品在介绍、评论或说明问题时,引用部分是论证所必须的,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占有较大比重；在引用原作品时,只限于他人作品中的关键词句或段落,而不是大部分或全部,否则即是侵权。由于续作作品著作权合理使用的形式复杂多样性,要用一个统一而具体的标准来限定”少量“是困难的,在实践中,”少量“或合理与否只有依赖于法官和有关专家的鉴定。适当是指合理使用的方式必须合法,不得损害被使用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一方面,续作作者根据他人作品创作出续作时,已经向读者表明原作者的姓名、作品的名称,以示对作者署名权和有关出版者权益的尊重；另一方面,续作者在正确理解和把握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创作出续作,不会破坏原作品的完整性。因此,续写作品为个人在对原作进行研究和鉴赏所获得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而不侵犯原作的著作权。我国《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凡未经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的同意,又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擅自利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均构成侵权。在这里,”利用“主要指对他人作品的

复制、发行、改编等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相关的形式,是对著作权人专有权的使用。这些通常的利用形式并不是以创新为目的,而是停留在对原作品现有的基本内容利用上,只是对原作本身的利用。因此,如果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就擅自加以利用,才构成侵权。而续写他人作品是以创新为目的的,它是以原作为创作契机而创作出的不同于原作的新作品,续写作品的内容是完全不同于原作的,它是由续写者独自创造出的。但是若要以原作为创作契机,就必须对原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鉴赏。各种作品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允许他人进行学习。

2、续写作品未侵犯原作者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有人认为：被续写的作品一般都是有名气的作品,这些经典作品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和吸引了一定的阅读群体。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已铭刻在人们的心目中。续写作品由于客观上的原因,大多数是难以达到原作的水平；而且在现实中不少人为了名和利,利用原作的影响力,凭借原作者的声誉,进行续写。这些从“搭便车”行为中生产出来的“作品”,往往是为了迎合低级趣味,严重影响了原作的思想内涵、美学价值和艺术风格。无论对原作者还是对读者,都是一种伤害。总之,续写作品侵犯了原作品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如前所述续写作品的分类,合作作品的续写、委托续写和对作者死亡而未完成的作品的续写,都是为了形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而进行的续写,不仅未侵犯原作的完整性,反倒形成了原作的完整性,使原作由残缺变得完整。对他人完整作品的续写,也同样未侵犯原作品的完整性。诚然,续写作品对原作有一定的反作用性,但这种反作用性并不都是副作用,并且这种反作用性远未达到影响原作品完整性的程度。反作用性是主要针对读者在读了续写作品后对原作的看法而言的。在实践中,读者在初读续写作品时或许会受些影响,但读者有自己的判断力和审美评价标准,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和思考,会给原作和续写作品一个公正的评价。原作和续作如油和水一样是可以分开的。有人认为经过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续写他人作品就不侵犯原作品的完整性了,实际上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当然,借续写之名行抄袭之实,则是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因为从主观上讲,续写者并没有侵占原作者的智力成果的意图,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借鉴原作进行再创造；而抄袭者则在主观上要侵占别人的智慧成果为已有。从作品的客观表现上看,续写是原作的延拓,内容与原作并不相同；而抄袭作品的内容则与原作的内容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即使有所改动,也是在原作内容上的改动。可见,抄袭与续写截然不同。

3、续写作品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续写作品所具有的独创性是其获得著作权法保护的首要条件。续写作者为之付出不少智力劳动,进行独立的创作活动。如果著作权法不对续写作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事实上是不公平的。仅仅因为续写他人作品这种创作方式的依附性,就断定其构成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是不足成立的。因为与他人作品所产生联系的创作方式并不影响续写作品的独创性。续写作品是作者依靠自己的思维独立创作的作品,具有独创性的特征。而这一特征符合著作权法的要求。著作权法并不要求受保护的作品是首创的,而只要求是独创的。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又不同于专利权上的独创,专利权的独创性要求智力成果是唯一的、新颖的,而著作权法要求的独创指智力创造成果和已有知识相比在表现上存在差异性和个性。因此,我们不能因为续写这种创作方式的特殊性即依附性和反作用性,就无视其创新性。因为其创新性,续写作品自然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注释：

[①]参见张振兴,《法学与实践》杂志,1994年第1期。

[②]参见梁上上,《著作权》杂志,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