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长相思十篇

李白的长相思篇1

一、李白的仕途经历

根据日本学者笕久美子《李白年谱》（王辉斌译）记载，我们考察李白的一生，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他真正“从政”的时间很短。主要有三段：第一段，742-744年，长安“供奉翰林”。所以仅仅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长安。第二段，756年12月，李白应再三邀请赴寻阳入永王李幕僚。但是李并无讨贼之心，只想趁乱争夺帝位。后来，李兵败被诛，李白连坐。幸得郭子仪力保，方得免死，改为流徙夜郎，旋在途经巫山时遇赦。三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入宋若思幕，自四月至九月，时长不足半年。综上，如果严格一点说，如果由“朝廷”亲自任命的才是“命官”来看，那么李白真正意义上的“仕途”生涯仅仅就长安“供奉翰林”那两年时间。

二、李白的求仕方式

（一）游说干谒。李白干谒游说的方式，主要是宣传自己的文采，结交官吏，王公贵族，提高自己的声誉，以求博得辅弼明君的机会。715年（开元三年）李白15岁。因为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渴活动。从公元718年（开元六年）李白18岁，一直到公元742年（天宝元年）他42岁，他开始二十几年的出游干谒求仕生涯。他先后遍游了名山大川，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又拜谒了苏、李邕、贺知章、韩朝宗等王公大臣。在干谒生涯中，最有可能“得见龙颜”的一次是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狞猎，李白上《大猎赋》，文中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夸耀玄宗开创之功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故意宣讲道教的玄埋，来迎合玄宗崇尚道教的心情。但是，依然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以文游说干谒的方式也是李白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直到安史之乱前两三年，李白漫游于宣城、当涂、南陵、秋浦一带，仍然衣食依人，经常赋诗投赠地方官，以求帮助。

（二）以隐求仕。我们考察李白的思想经历时，会发现“隐居”的思想，其实一直都是深深地烙在李白内心深处，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时期显现程度不一样罢了。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31岁的李白到了嵩山，羡慕故友道士元丹丘的悠闲清净山居生活，隐居之意渐渐凸显。但是，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 只是思考下一步如何以求仕进。就在隐居寿山时， 他还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直到赐金放还之后，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夏天， 李白求仙访道之心更加执着，先到齐州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 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 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 找善写符篆的盖寮， 为他造了真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 他还与杜甫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但是，李白思想深处深受法家思想影响，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辅弼明君的思想。“赐金放还”之后，他一面求仙学道， 一面企图为国建功。虽然仍事漫游， 对于国家安危， 颇多关切，已与年轻时的“漫游”有所不同。李白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安史叛军，他北上准备追随其从军杀敌，只是中途因病折回。所以，李白的“隐居”思想，包括他的寻仙访道、他的“纵酒”、他的与无赖儿厮混，都是他政治理想不能得以实现的短暂“放纵”或者“逃避”。

三、原因分析

（一）家庭影响。李白的父亲是突厥化的汉人，在705年李白四岁时迁居蜀地，入籍绵州。所以，李白的家庭不是一个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在四川的家庭完全是突厥化的。另外，从其诗作《上云乐》中可以看出李白深受景云教影响。李白是个忠实的道教徒，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心深处，飘逸洒脱，不拘小节。

（二）教育背景。李白自幼勤苦读书，《与韩荆州书》：“观百家”。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可见，青年时期的李白骨子里就是尊法轻儒的“热血青年”。

（三）社会风气。当时唐与西域交通往来频繁，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融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任侠”意识成为一时风尚，李白也深受影响。《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李白也非常崇拜鲁仲连、朱亥、侯赢等靠游说干谒博得功名的说客或侠义之士。也时常以苏张自况，也时常想贡献奇计。又喜欢佩剑，甚至终生不离。“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

（四）思想性格。李白人生观的特质是“合仙侠为一人”，而且他为人风流洒脱、无拘无束，奉行“不屈己、不干人”的信条，这些都不是一个成功政治人士也应有的性格特质。另外，李白性格和心理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素，他纵酒、狎妓、空谈，他虽然也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但是他无时不在恣情的享受人间快乐。李白的性格充满许多矛盾的，而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而且，这种入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冲突斗争着。这在他的诗作里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候同一首诗前面是悲观哀怨，后面又是满怀自信。这是他性格上的原因。

（五）政治才能。李白的启蒙教育是诸子学说，遍观百家。又从赵蕤学习六十三篇《长短经》。他的思想肯定深受“王霸大略”影响尊法轻儒。李白一生中最大最主要的、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志向只有一个“想作宰相”，也就是苏秦、张仪这样的，他时常以苏张自况。但是，李白的政治才能怎么样呢？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极力推荐， 玄宗才看到李白的诗赋，便召李白进宫。值得注意的事，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 李白对答如流。这也说明李白也具有一定的洞察世事能力。于是，李白供奉翰林，得以陪侍玄宗左右，职务是草拟文告。在唐代有两个翰林院，一个是集贤殿书院，职务是侍读，也就是皇帝的“家庭老师”。另一个是翰林学院，职务是为皇帝撰写重要文件，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公厅”。李白所在的就是翰林学院。我们推测一下，在长安的两年的时间里，李白肯定也有时间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恐怕，可能是他的政治才干不足以引起玄宗的重视。756年12月，李白下山赴寻阳入永王李幕僚。李白人幕后， 力劝永王勤王灭贼。但是李并无讨贼之心，只是想趁乱争帝位。当时，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只有李白一人应邀前来。可见，李白没有政治远见和政治敏锐性，政治才能也值得怀疑。

综上，李白文学才气过人，诗文名冠一时。政治理想远大，但是政治才干有限，性格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子，又孤傲自负，不具备成功政治家的良好素质，一生或漫游、或隐居、或干谒，虽孜孜以求，但屡遭失败，仕途命运多舛，政治建树寥寥。

（作者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义马市千付路义马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 鲍方校点《李白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

[2] 李明中《李白悲剧性仕途命运解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4期，2010年7月;

李白的长相思篇2

关键词：李白传统写法创新艺术魅力

古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对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高度颂扬，今有胡适《白话文学史》“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的由衷赞叹。的确，李白引领唐代诗文走向了文学艺术的巅峰。正所谓“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降低；没有李白，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中国编辑。

李白用他飘逸的美在盛唐文学中腾云驾雾，以他独特的思维和风格来挑战传统诗文的束缚。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古诗之美在唐，唐诗之美在盛唐，盛唐之美在李白。余光中《寻李白》赞云：“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文等天地，齐日月，吞吐万象，大气磅礴，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撼、敬仰的壮观之美。

一、形飘意渺显奇思

相比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朴素直陈，柳永的婉转缠绵，苏轼的大气豪放，陆游的爱国忧民来说，李白诗文显示出独有的形式和意象之奇美。

1.从雄奇的超常意象到生活化的普通意象应有尽有

李白在创作中偏好硕大的意象，在诗中表现为对雄奇阔大、奇伟壮观的意象的追求。他笔下的山峰高危壮险，崎岖挺拔：“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他笔下的江河奔腾咆哮，雄浑壮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些巨大的意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视觉所能观赏的程度，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同时，生活中的普通意象在李白诗文里随处可见，如酒、剑和月。李白是诗仙，更是酒仙。他的酒可以“与尔同销万古愁”，也可以“且饮美酒登高楼”。在李白的笔下，剑象征着侠义，又代表济苍生、安黎元的牺牲精神。他“愿解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他也“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月则表现出他的空灵与隽永，月光的清辉笼罩着大地。酒之狂放与剑之桀骜，在月下皆回归于心灵的安宁与静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在夸张变形的手法中信手拈来数字思维的转换

李白诗中的事物与现实的事物不同，他擅长夸张变形手法，通过改变事物的大小、多少甚至形体规模，来获取震撼的视觉艺术效果。例如：使数目变小为大，变少为多：“白发三千丈”（《秋浦歌》其十五），“桃花潭水深千尺”（《赠汪伦》），“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五绝·夜宿山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这些形象超越现实而存在，人为地扭转事物的本貌而铸就壮美的效果。

3.强烈明丽的玄幻色彩呼之欲出

李白是诗文中大量出现鲜艳色彩词汇的诗人，如“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其十三）。在李白诗里，用得最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黄、绿、紫等。[1]这跟李白开朗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正是这些明丽的色调和不加修饰的词语，反映了李白不屈的高洁人格。

4.清新单纯的语言使人眼前一亮

李白的诗歌追求简洁美与纯净美，用笔简洁凝练，欲写小处而从大处落笔，简笔勾勒刻画细节，展现具有强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每一个意象总是力求鲜明，耐人寻味。例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独坐敬亭山》），“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他的语言如清水芙蓉，不饰雕琢，脱口而出，《静夜思》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极佳例子。

5.节奏韵律的骈散交相辉映

李白对散文把握自如，骨气刚健，内容充实，情感充沛。他摒弃了六朝骈文过分追求形式，语言浮艳，内容空洞的特点，创出自己的文风。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写道：“退思狂愆，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昼愧于影，夜愧于魄，启处不遑，战局无地。”语势加强，更能体现李白因误闯长史仪仗诚惶诚恐的心情。

二、性直言白吐真情

李白的天性爽直畅快，行诗成文并无多虑，习惯把第一直觉抒发出来。他的气质洒脱不羁、傲世独立，感情易于触动而又爆发强烈，奔涌而出宛若喷溢的火山。但同时，他的思想又十分复杂，因为他受到了诸子百家的深刻影响。他心理素质中的精华部分是人格独立，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是最光辉的亮点。可以说，李白是一个个性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从思想到行为再到成作，无不体现出他飘逸奔放的气质。

李白自由思想的内容具体明确，以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不受限制。他有崇高的理想，向往自由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当时是超前又不可想象的。当他自信十足时，则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当他应诏入京求官，则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当他政治失意，则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虽然后者写于他被贬后，有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但同时也反映了他随遇而安、心胸豁达、不恋功名的一面。

三、寻根溯源探成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诗文这种独树一帜的独到美呢？我们在古籍中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的。

首先，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了李白神话般的出生情形：“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且不论真实与否，但它确实为李白的出身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浪漫色彩，也暗示了他与凡人的与众不同。

其次，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2]；在《赠张相镐其二》中也写出“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3]。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天资聪颖，触类旁通，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儒佛道等诸家之学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涉猎，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足见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教育、熏染，使他从小就兼收并蓄，使其思想无所不包，而又摆脱了任何一家思想的束缚，从而造就了狂放的胸怀、雄伟的魄力和旷达的性格。

综上所述，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与自信，狂傲不羁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为诗成文，都站在盛唐诗人的前列。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文和思想人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诗文不拘泥于“传统写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注释：

[1]在李白诗中，这些字出现的频率为：“白”463次，“金”333次，“青”291次，“黄”183次，“绿”128次，“紫”128次。参见（日）中岛敏夫《对李白诗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2]“观百家”，即指习读诸子百家之学。

[3]“观奇书”，则指诵读正统儒学之外的诸子典籍，多为佛、道、黄老、纵横之学的书籍。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沈松勤等.唐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李白的长相思篇3

人际关系的好坏还直接影响着人的身心健康。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各种素质都是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如果剥夺了与人交往的机会,这个人的身心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甚至成为心理残疾的病人。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人类的心理病态主要是由于人际关系失调造成的。

社会心理学研究证明,人际关系的基础是相互重视和支持。要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关键在于要学会与人交往。要增进交往,首先就要改变对人的冷漠态度。人际交往的真谛就在于真情互动。请看下面这首著名的唐诗:

赠汪伦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公元755年李白游安徽泾县桃花潭,当地人汪伦热情款待,并亲领众人送行。诗的前两句叙事,写分别时的情景。后两句,用比物的手法表达了与汪伦等人的深厚友情,充分展现了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诗的最后一句被后来广为用来表达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相 思

王 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这是唐诗中著名的绝句。红豆产于南方,果实鲜红浑圆,晶莹如珊瑚。传说古代有一位女子因思念卒于边地的丈夫,忧伤过度死于树下,化为红豆,人们因此称此物为“相思子”。在唐诗中常用它来表达相思之情。这既包括男女情爱,也包括朋友之间的相思。此诗题一作《江南赠李龟年》,李龟年是当时著名的歌者,可见诗中写的是眷念朋友的情思,这里的红豆亦是赤诚友谊的象征。

交友是建立人际关系的第一步。但在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十分复杂。刘禹锡在《竹枝词》(其七)中感慨地说: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瞿塘峡是长江三峡之一,险滩甚多,被称为“天下险”。但人心比瞿塘峡还要凶险,“等闲平地”都会涌起波澜,真是令人防不胜防。

贫交行

杜甫

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此诗是杜甫饱尝世态炎凉,人情反复之苦后的激愤之作。诗以“贫交”为题,是因为古歌中有贫贱时才能见真交的说法。诗的第一句写为世情翻云覆雨变化迅速而震惊,接着嘲讽那些妄谈交友之道的虚伪议论,作者将其斥之为“纷纷轻薄”,不值一提。后二句由冷漠多变的现实想到古人管仲、鲍叔牙注重友谊的故事。相传管仲当初生活贫困,还曾欺负过鲍叔牙,但鲍叔牙知其贤,一直友善待他,还向齐桓公引荐,使管仲得以实现抱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管仲曾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古人如此以友谊为重,但今人却弃之如粪土,作者怎能不气愤呢?

孟郊一生坎坷,吃过不少亏,因此在交友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写有若干首关于交友的诗歌,其中一首是:

审 交

种树须择地,恶土变木根。

结交若失人,中道生谤言。

君子芳性桂,春荣冬更繁。

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

莫蹑冬冰坚,中有潜浪翻。

唯当金石交,可以贤达论。

诗的意思是说要审慎交友,只有君子的金石之交才会长久不衰,值得称道。所谓金石之交,指的就是坚贞不渝的友情。

在人际交往中,挚友和诤友是最为可贵的。李白和杜甫都是唐代伟大的诗人,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也堪称典范。

公元744年初夏,33岁的杜甫与44岁的李白在洛阳第一次相见。当时李白已名扬天下,杜甫还不为人所知晓,但两人一见如故,并成为终生的朋友。据统计,杜甫谈及李白的诗篇有15首以上。公元745年秋,李白与杜甫同游齐鲁后,李白要去江东,杜甫要赴长安。分手时以诗相赠: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李白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诗题中的“二”是杜甫的排行。诗的意思是说,没有几天就要分别了,那就醉酒而别吧。鲁地的胜迹虽然游览遍了,但什么时候才能旧地重游再次痛饮呢?秋天这里山清水秀,但好朋友却要各自飘零。依依惜别,难舍难分,就让我们尽饮杯中酒来作别吧。李白对杜甫的深厚友情在诗里表露无遗。

李白、杜甫石门一别,从此再无相见的机会,但二人始终相惜相知,心意相连。送别杜甫去长安后,李白倍感寂寞,想起与杜甫同游相聚的情形更觉友情的可贵,于是又写了下面一首诗:

沙丘城下寄杜甫

李白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沙丘城,是李白在山东的寄寓之地,在汶水附近。诗歌开头说与杜甫分手之后自己在沙丘城过着闲居乏味的生活,竟怀疑起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听着城边老树在秋风中日夜发出的秋声,更令人愁思难解。此时饮酒也觉乏味,听歌也无心情,只有对你的思念犹如这汶水浩浩荡荡地随着你南行。据考证,此时李白是在沙丘的家中与子女团聚,但思念挚友之情却胜过了亲情,足见李杜二人感情之深厚。

李白的这种思念之情似乎被远在长安的杜甫感知到了。于是他写下了: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这首诗是杜甫与李白与杜甫分手第二年或第三年春在长安时所写的。前四句是盛赞李白的诗才超群,集前代诗人之所长。庾信、鲍照都是南北朝著名的诗人。后四句抒发对李白的怀念。渭北,借指长安,是杜甫所在之地。江东,指李白漫游之地。二人遥望思念,好像“春树”与“暮云”也带着深重的离情,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次相聚,把酒论诗呢?

公元759年,安史之乱中李白因受牵连被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返湖南。杜甫此时也正在遭受离乱之苦,但对李白十分惦念,于是写下了:

天末怀李白

杜甫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诗的开头写秋风乍起,无限悲凉,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只好反问对方有什么打算?我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挚友的信息,但又怕江湖多险鸿雁不到。接着用古往今来许多才智之士的不幸遭遇宽慰挚友。最末由李白流寓湘江想到自沉汨罗江的屈原千载同冤,一定会作诗相赠。诗中所表达出的殷殷思念、细微关注,都发自杜甫的心灵深处。

李白获罪后,不少人议论纷纷,落井下石。杜甫则力排众议,为李白鸣不平。他在《不见》诗中写道:

不见李生久, 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 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 头白好归来。

杜甫写此诗时,已有十五年未曾见到李白了,故诗题和第一句都表明了这个意思。接着写对自称是“楚狂人”的李白的哀怜同情,在一片要杀李白的叫喊中鲜明地表达自己反对的态度,勾勒出一个以酒为伴飘零的天才诗人的形象,并希望他能度过危险,回到他少年读书的匡山,落叶归根。全诗表达出了杜甫对这位挚友的无限关心和祝愿。

李白的长相思篇4

李白生卒年，在历史上有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广德二年(764)，享年64岁说；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广德元年(763)，享年63岁说；生于神龙二年(706)，卒于大历二年(767)，享年62岁说。以上诸说都各有偏颇，此牵彼掣，难以自适。本文根据“大历初”李白仍然在世的新史料，结合唐人《序》、《碑》、《墓志》等原始资料，对上述诸说逐一辨析，重新考订李白生卒纪年：李白既不卒于宝应元年(762)，也不卒于广德年间，而应卒于大历元年(766)，享年62岁，其生当在神龙元年(705)。

【关键词】 李白 生卒年 李士训 商榷

在对唐代诗人李白的研究中，有关其家世及生籍、生卒年等问题，长期以来异说纷呈，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内容。自北宋至今，专门研究或论及此类问题者，无虑数十百家。然而，由于古今学人在史料的占有上和文字的理解上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往往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明白的问题隐晦化，因而争来议去，迄至今日仍无定说。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史料，结合历史上有关李白的碑传、序跋等旧有文献，仅就李白生卒年这一问题对旧有诸说再作检讨。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一、从新出史料看李白的生卒确年

历考载籍，有关李白生卒的记载，本有比较详实的碑传资料如“四序”、“四碑”(即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曾巩《李白集后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①])可以证明，其中尤以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两碑一序记事最为明皙。它们不仅明确地记载了李白的始生之年，也记载了李白的享寿之期，从中不难推算出李白生卒的准确年代。李阳冰《草堂集序》（下称李《序》）说，李白之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②]；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下称范《碑》)亦谓“神龙初，潜还广汉，(略)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所取象”[③]。都明白告诉了李白乃是其父“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归蜀所生。李华《李君墓志铭》(下称李《志》)又说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④]，其享年62岁亦已明甚。自神龙初(705) 顺推62年，其卒年非常自然地就是唐代宗大历初年(766)，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可惜的是，自宋以来，由于学人对两碑一序文字推求过深，又加对李白生平史料占有不足，遂使李白生卒年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事实反而成了“问题”，千余年来，谬种流传，无人諟正。有关李白生卒年的种种误说，不仅影响了李白生平(诸如籍贯、出生地点)之研究，也影响了李白诗文系年、作品本事，乃至李白的部分诗文的真伪问题的考察和研究。

笔者新近发现的史料，有助于我们对宋以来李白生卒诸说的清理，也有助于我们对李白生卒确年的再认识。今不揣谫陋，略作探讨。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唐李士训《记异》：

大历初，予带经鉏瓜于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绢素《古文孝经》，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桼拾贰言。初传与李太白，白授当涂令李阳冰，阳冰尽通其法，上皇太子焉。[⑤]

这是一条非常珍贵的史料，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李白“大历初”(766)尚从李士训处得新出土的“绢素《古文孝经》”，并将之传与李阳冰。由此可知，李白的卒年最早也应在大历元年(766)。引录这则史料的郭忠恕《汗简》，系今存唐、宋最早字形工具书之一，所录古文字形都是五代和北宋时期可见的古文字资料，相当一部分出自战国古文，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李士训所发现的《古文孝经》字形，也著录其中，至今犹可按覆。李士训将《古文孝经》传与李白之事，还见于北宋句中正《三体古文孝经序》(朱长文《墨池编》卷一引)、王应麟《玉海》卷四一、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以及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七九、卷二六九，内容与上引基本相同，文字略异，兹不赘引。

据考，李阳冰大历初(766)从李白处得到《古文孝经》后，一方面上于当时的“皇太子”，即后来的唐德宗。另一方面又成为李家秘宝，传给其子服之。贞元中，服之又传给了韩愈等人。韩愈《科斗书后记》载：

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识开封令服之。服之者，阳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书《孝经》、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愈宝畜之，而不暇学。后来京师，为四门博士，识归公。归公好古书，能通合之。(略)因进其所有书属归氏。元和末，(略)因从归公乞观二部书，得之留月余。张籍令进士贺拔恕写以留，盖十得四五，而归其书于归氏。[⑥]

可见，《古文孝经》被李士训发现后，自大历至贞元年间，经历了初传李白，白传李阳冰，阳冰上皇太子；阳冰又传其子服之，服之传韩愈，愈传归公(即归登)，又传张籍、贺拔恕等人这一过程。从其渊源有自、清晰无隐的传承过程看，说明李士训大历初得《古文孝经》之事并非向壁虚构，子虚乌有。那么，其“初传李太白、白传李阳冰”的记载也不应有问题。既然李阳冰所传《古文孝经》是“大历初”辗转传自李士训和李白，那么，大历初年(766)李白就应仍在人间，他当然就不会卒于传统旧说所云的四年前即宝应元年(762)了[⑦]。

李士训《记异》言李白“大历初（766）”尚在人世的事实，与有关李白生平的其他史料，诸如李阳冰《草堂集序》、李华《李翰林墓志铭》所载十分吻合。李阳冰说李白生于“神龙之始(705)”，李华说李白享年“六十有二”，自神龙元年至大历元年，正好62岁！三条史料如此若合符契，毫无差爽，是由于三者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属于原始记录，非如后世补录，没有造伪嫌疑。他们关于李白生时、享年和最后活动下限记载的互相应证，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真象的实录，是我们判定李白生卒准确时间的宝贵资料。

不过，与这条材料构成最大的矛盾，是与宋以来认定的“至德二年”（757）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中所说“年五十有七”不合的问题。因为，如果至德二年（757）李白已57岁，那么至大历元年（766）李白就已经66岁，而不是李华《墓志》所说的“年六十有二”。按常规，后人的推论是不能否定前人（唐人李士训）原始记录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为了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仍将对后人的这一推论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将《自荐表》定在至德二年是有问题的。细详李白与宋中丞（若思）交往的诸多诗文，该表实际上应该是上元二年（761）李白在宋若思搭救下出狱后所作。具体理由如下：

考诸文献，李白所作涉及宋中丞(即宋若思)的诗文，除《自荐表》外，还有《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为宋中丞祭九江文》、《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等文[⑧]。这些篇章作为李白在安史乱中身陷囹圄获宋中丞解救后与之相知相交的历史见证，是考察李白在其人生最为低落时期行踪的重要文献。自李白集问世以来，虽经多人考订整理，仍一直收录保存在李白的文集之中，其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也由于研究者多，解释各异，蒙在它们上面的疑云也越来越厚。特别是《为宋中丞自荐表》，因文中有李白“年五十有七”的自述而备受诸家关注，并由此形成了李白生卒疑年考辨上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怪圈：一方面，人们异口同声、不加论证地将该表直接定格在至德二年(757)，从而得出李白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另一方面，又说李白既生于长安元年(701)，《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则该表只能作于至德二年(757)。造成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毛病，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出在“至德二年”系年这一关键症结上。为了便于对李白生卒年进行分析，有必要将《自荐表》本文重要部分引录如下：

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略)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具已陈首。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略)伏惟陛下回太阳之高辉，流覆盆之下照。特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

这则资料是许多学人确定李白生年的重要线索。但是关于该表的撰作时间，自古皆有争议。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宋中丞荐于圣真云：一命不沾，四海称屈。”[⑨]圣真即唐睿宗，据《新唐书·睿宗纪》，开元四年六月，睿宗崩于百福殿，谥曰“天圣真皇帝”。睿宗既于开元四年(716)驾崩，是时李白年方十余岁，宋中丞何得而荐？兹说显然错误。王琦《李太白年谱》：“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其实，《自荐表》只称李白“年五十有七”，并未标明写作的具体时间，王琦臆断此表作于至德二年(757)，是将李白在安史乱中两次系狱之事混同一次造成的。

考上引《自荐表》文，李白因卷入永王璘事下狱，“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宋若思)推覆清雪，寻经奏闻。”“前后”二字表明李白不止一次下狱。这一点，《新唐书·李白传》有明确记载：“永王璘辟（白）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⑩] 又，魏颢《李翰林集序》也有：“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罪不至此，屡经昭洗，朝廷忍白久为长沙汨罗之俦”云云[11]。仔细勘比这两段材料，一称“前后清雪”，一说“屡经昭洗”，李白不止一次系狱的事实亦已明甚。

第一次系狱地点是在彭泽，这一点在上引《新唐书》“璘起兵，逃还彭泽”及《自荐表》“遇永王东巡胁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泽”已有清楚交待。系狱的时间，引文中有“璘败，当诛”之语，考之两《唐书》，“璘败”一事发生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二月。此次系狱由“当诛”之极刑改为免死，在朝中全仗名将郭子仪“请解官以赎”竭力相保，在地方则由时任江东采访防御使的崔涣（曾相玄宗，出为江淮宣慰使）直接援手，朝野上下并力施加影响，才得以减轻李白罪责(李白集中有多篇狱中上崔相诗可证)[12]。这就是《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前”一次。由于此次死罪非宋中丞所解，故《为宋中丞自荐表》不可能作于本年。

退一万步讲，即便宋、李二人早已相识相交，即便宋曾在李白前次陷狱时就援手解救，但宋若思也不可能在永王璘谋逆甫平，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作《荐表》于肃宗，要求对李白不贬反褒、不责反用。永王璘谋反发生在安史之乱初期，其时叛军猖獗，两京（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沦陷，唐王朝军民与安史叛军浴血奋战，匆匆在灵武登基的唐肃宗新政权，执政伊始便处于生死存亡危急之秋。永王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向其兄唐肃宗争夺皇权，悍然兴兵东南，妄图割据东南奥区沃野，一时全国震惊，军民共愤。李白卷入此事，被朝野上下视为“世人皆欲杀”（杜甫诗句）的不赦罪人。郭子仪以征讨安史叛军领兵统帅的赫赫地位鼎力相救，也才得以解脱李白死刑，但仍没有办法阻止唐肃宗对李白“长流夜郎”的重判（按大唐刑律，“长流”是仅次于处死的重刑）。因此，宋若思以小小地方官职（其时宋任职地方刺史），岂敢视此事如儿戏，为刚刚免死判流的“谋反”之人求情，并且还要得寸进尺地向皇帝“特请拜一京官”？考宋若思一生为官老道，颇有谋略城府，不可能如此不谙政治气候，在至德二年（757）那种不合时宜的特殊政治背景下作出推荐李白的不识时务之举。换言之，仅就宋若思官场历练的政治经验而言，也不大可能在此时不知深浅地贸然推荐涉“反”之人。更何况，至德二年李白“当诛”的死罪并非宋若思所解，而“当诛”免死之后，他仍然是钦定罪犯“长流”夜郎的罪人，宋若思怎么可能在此时把李白揽入幕府，引为参谋？也就是说，至德二年李白是一个以“待流”之身陷于牢狱的囚犯，接着（次年）便是押解流放上路，怎么可能有分身之术自由自在地和宋若思来往相交，并洋洋洒洒为宋写出上列包括《为宋中丞自荐表》在内的一系列诗文呢？所以，《自荐表》写作时间，其非至德二年（757）无疑。

李白第二次系狱，地点则是在寻阳，时间在流放夜郎返归后。如上录《新唐书》所称：“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这一次解狱脱罪，即《自荐表》中“前后……推覆清雪”的“后”一次，是宋若思亲自出面“推覆”的结果。这次脱囚，宋若思不仅免其牢狱之灾，还将李白引入幕中作参谋，并向朝廷推荐了他。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便是此时写成的，写作时间应是上元二年（761）。我们这样说，除上述理由外，主要还有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一诗为佐证。正如诗题所示，“中丞宋公（即宋若思）”带兵入河南路过寻阳时，曾脱李白狱囚，弄清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的时间，李白脱囚入幕并作《为宋中丞自荐表》的时间也就迎刃而解了。

宋若思以吴兵三千赴河南之事，诸史没有明确记录，但也并非毫无蛛丝马迹可寻。我们考证，此事发生在肃宗上元二年（761），在唐廷第二次收复洛阳前夕。具体情况是：

其一，宋若思率军“赴河南”，是唐廷上元二年军事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考《资治通鉴》肃宗上元二年条记载，其年二月，唐肃宗错误判断形势，以为安史叛军已经不堪一击，不顾李光弼等统兵将领反对，强行下敕命令唐军“进取东京（洛阳）”，与叛军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展开决战。结果，唐军大败，“步兵死者数万”[13]，叛军乘北邙之胜，寇申、光十三州。军事形势变化需要唐廷增调兵力，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唐廷以李光弼都统河南、淮北、山南等诸道兵马，令其“赴河南行营”，重新组织对安史叛军的总攻大决战。其时，诸道兵马纷纷调集河南，宋若思率吴兵三千从江南（“吴兵”即江南兵）“赴河南”，即是这次总体战略部署中的一次局部军事调动。

其二，从李白诗文内容本身看，也透露出若干内证信息。李白《中丞宋公云云》一诗，有“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之句。诗中“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表明安史之乱虽未结束，但天下形势已然分晓，叛军败局已经明显，故李白诗才说其“行当剪”、“立可诛”。这和上元二年（761）总体形势发展趋向十分吻合。虽然当时唐军有邙山之败，但唐廷重新部署兵力，积极谋划向安史叛军发起最后的大决战━━洛阳会战。洛阳会战是唐廷彻底消灭叛军，结束安史之乱最关键的一战，尽管这次大战发生在宝应元年（762），但其前期准备在上元二年（761）已经开始。从诗人对形势发展趋向的正确把握和对安史叛军“行当剪”、“立可诛”的准确判断，透露出此诗的写作时间当在上元二年（761），也表明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就在这年。

其三，李白寻阳之狱获解后，还作有《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表文有“皇朝百五十年，金革不作。逆胡窃号，肃乱中原”之句。考唐自武德元年(618)立国，至上元二年(761)为144年，犹可粗称150年；若是至德二年(757)，仅为140年，何得称150年呢？

以上分析，可定宋若思军次寻阳脱李白之囚是在上元二年(761)。由于此时距永王璘谋反事变已过了五年之久，肃宗政权已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对李白涉永王璘之事已经淡漠。故此时宋若思才可能既解李白之囚，又延之入幕引为参谋，还向朝廷推荐李白加以重用。因为这次推荐，李白代宋若思作了《为宋中丞自荐表》。从李白方面看，他已“屡经清雪”，“实审无辜”；从宋若思方面看，此时表荐李白已经没有什么政治风险，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不致招惹政治上的麻烦。

上元二年(761)李白作《自荐表》，其时57岁，与李阳冰《序》载李白生于神龙之始（705）完全一致；与李华《墓志》载李白享年“六十有二”、卒年当在大历元年（766）也彼此吻合；又与李士训《记异》称李白“大历初”尚传《古文孝经》一事并不矛盾。所有这些，都说明《为宋中丞自荐表》作于上元二年(761)的重新定位，是完全成立的。

总之，李白系狱有前后两次，时间、地点及解救之人皆有不同。《自荐表》云“前后”推覆清雪，魏颢《序》称“屡经洗雪”，都说明了这一点。曾巩不明究里，将两事合在一起，反诬《新唐书》有误。王琦从曾之说，作《新唐书李白传笺识》云：“《新史》以为赦还之后，在寻阳坐事下狱，而宋若思释之者，以一事分为二事，非也。”[14]殊不知，不是《新唐书》“误分”，而是曾、王等人“误合”。把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两件事情误合为一，必然导致影响李白生卒纪年的重大“误说”——李白“年五十有七”时于“至德二年”作《自荐表》。由于《自荐表》作年是李白“年五十有七”的定格座标，曾、王等人以此错误座标为依据迁就己说，就必然陷入上文所说的臆断李白卒年，然后反推《自荐表》的制作年代；又以自推臆断的制作年代，来反证李白生年的循环论证之泥潭。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固不足信。

二、清代以前李白生卒年旧说辨误

根据新出史料，我们已能够证明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卒于大历元年了。那么，其他诸说的依据如何？症结何在呢？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从古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的不同说法。

自宋至清，学界一直流行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说，但其享年又有62岁、64岁两说，故生年也有长安元年(701)和圣历二年(699)两说。

一是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2岁说。清王琦《李太白年谱》“唐长安元年”条：“太白生。”其自注云：“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李华作《太白墓志》曰年六十二，则应生于长安元年。以《代宋中丞自荐表》核之，《表》作于至德二载丁酉，时年五十有七，合之，长安元年为是。”接着，王琦进一步阐述说：“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15]此说在李白生卒年诸说中影响最大，不仅旧时学人率多从之，而且目前流行的各类文学史、李白研究专著、辞典等等[16]，也大多采用此说。

此说的最大症结，在于无视李《序》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不仅臆断曲解，而且毫无根据地擅改其中的关键内容。考之李《序》，根本没有王琦所谓“《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明示或暗谕，因为其原文是：“公（指李白——引者）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乃李白“疾亟”时托李阳冰为其整理文集及李阳冰为文集作序的时间，不一定是李白的卒年。王琦“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之论，是出于对“疾亟”的误解[17]。病重即死固然有之，但是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亦是常事，王琦把“疾亟”理解为已死或既卒，因而作出“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误说。这里姑且不说李白是否真正卒于此次“疾亟”之时，即便就“公又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序”的前后文意连贯分析之，也决不能视“疾亟”为死亡，否则，李白既已“疾亟”身死，何又能再对李阳冰“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呢？更重要的是，李士训《记异》表明，李白这次“疾亟”后四年的“大历初”（766）仍在人世，其不卒于宝应元年亦可知矣！因此，王琦《李太白年谱》臆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从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再看王琦对李白生年的考订。王琦定长安元年（701）“太白生”，其立论依据是根据其臆断的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762）往后推出来的。问题是：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既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因此，由此逆推的出生于长安元年（701）的结论当然也就不能成立。

此外，上引李《序》和范《碑》明明记载：李白乃其父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逃归蜀中所生，“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在此均指神龙元年（705）。王琦却称：“今以李《志》、曾《序》（曾巩《李白集后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今考李《志》和曾《序》原文，皆无李白生于何年的明确记载，二者的差异只在于对李白享年的不同认定：李《志》称李白“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曾《序》则曰：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在这里，曾《序》所言李白卒年“是时宝应元年也”明显有误已如上述，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李、曾二文所载李白纪年内容无论怎祥“参互考之”，也找不出“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的蛛丝蚂迹。何况武则天“神功” 年号系万岁通天二年七月改元，至十一月又改元为圣历，神功年号仅仅历时五个月[18]，就年初观之当为万岁通天，就年尾或次年观之则为圣历，无由称“神功之始”或“神功初”。如果说李《序》或范《碑》在流传过程中某一版本偶然有误，还可理解，怎么所有版本、各类文录两文都一齐误为“神龙”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实在太小！王琦擅改“神龙”为“神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换言之，王琦所云“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没有具体找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史料凭证或版本依据，故其说根本不能成立。即便如王琦所说，李白生于“神功”之初(697)，而“卒于宝应元年（762）十一月”，李白的享年应当是66岁，与王氏本人所认同的62岁的享年又不能合，也与其用以“参互考之”的曾《序》所言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不合。考订失据，臆断曲解，必然导致王琦《李太白年谱》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王说谬误，其他不加深究步王说后尘率尔从之的各类专著、辞书等，自然也随之谬误。

清以前李白生卒年颇有影响的另一说，是生于圣历二年(699)、卒于宝应元年(762)，享年64岁说。曾巩《李白集后序》：“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19]曾《序》不仅是曲解李《序》误定李白卒年为“宝应元年”的始作俑者，而且第一个站出来否定唐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说，将李白享年定为64岁。到南宋初，薛仲邕又据曾《序》之说撰《李白年谱》，将李白生年定在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王琦在论及薛《谱》定李白生年问题时说：“《旧谱》（即薛《谱》）起于圣历二年己亥，云白生于是年。按曾巩序，享年六十四。李阳冰序载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也。薛氏据之，故曰白生于是年。”[20]既然薛《谱》定李白生于圣历二年（699），是完全依据曾《序》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享年“六十有四”之说向后“逆数”的结果，那么，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依据何在呢？

曾巩首开李白诗文系年研究，对李白诗文创作年代“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由于他有这番工作，后人也相信他的结论有如他自称的那样：来自“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2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细详其所谓“白之诗书自叙”能够有助李白生卒享年考订者，主要还是那篇李白代宋若思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由于李白在该《表》中自称“年五十有七”，因此，认定了该《表》的制作年代，便可考定李白的生年了。曾巩在《李白集后序》中，非常看重并重点转述了《自荐表》中相关内容，但恰恰是这篇具有内证作用的《自荐表》，提供了否定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强有力证据。兹录曾《序》云：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亡至宿松，坐系寻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贳，而若思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七矣。

文中称及“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的“上书”，正是李白所作的《为宋中丞自荐表》一文。根据曾《序》文意，认为李白此文作于安史之乱发生之“明年”即天宝十五载（756）。然而，即便按本年李白57岁顺推，至宝应元年(762)即曾《序》认定的李白“卒年”，李白享年连虚岁计算也只有63岁，与其“六十有四”之说不合。更何况，李白作《自荐表》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是在756年。原因很简单，李白因永王璘谋反失败坐系下狱，此《表》是脱狱入宋若思幕府之后作的，这一点曾《序》自己也有明述。而考诸史籍，永王璘兵败是在至德二年即757年2月，李白下狱、脱冤及被荐等一连串事情，都是在永王璘兵败之后发生的事。而天宝十五载（756），这一系列事情均没有发生，李白又怎么可能为宋若思作《自荐表》呢？显而易见，李白作《表》时间，至少都是至德二年（757）以后的事。由于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已被曾《序》定死，因此，李白“五十有七”的年代越往后，与曾《序》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距差也越大。由此，曾《序》重点转述的一条有关李白“五十有七”的纪年材料，不仅丝毫无助于其李白享年“六十有四”之说的成立，反而无情地否定了他据之构建起来的说法。由于曾《序》再也没有为其李白享年“64岁说”提供佐证，因此，其对唐人李华《墓志》李白“六十有二”之说的否定，从根本上不能成立。曾《序》李白“64岁说”既无凭无据，不足为信，那么，南宋“薛氏据之”，“自宝应元年逆数六十四年”以定李白生年为圣历二年即公元699年的说法，自然也是无本之木，难以立足成论。

自宋至清，关于李白生卒享年只有上述两说互相角力，而以清王琦之说占据优势，影响最大。两说的共同毛病是曲解李《序》中的“疾亟”一词误为宝应元年（762）李白已卒，却无法交待李《序》和范传正《墓碑》的“神龙之始”或“神龙初”李白方生的问题。由于疑窦尚多，分歧没有解决，因此，关于李白生卒年问题的探讨，还将继续进行。

三、当代学人李白生卒年新说商榷

20世纪以来，人们又对李白生卒年展开了新的探讨。这场探讨，首先在于纠正了历史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的误说，将其卒年向宝应以后作了下延。

首倡其说者是李从军《李白卒年辨》[22]，该文提出：李白并非“卒于宝应元年（762）、终年六十二岁”，而是“卒于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卒年辨》首先否定了唐李华《墓志》所载的“62岁说”，认为“这个墓志，乃是伪作”。其理由有四：一是该志“终唐之世，乃至北宋前期，均不见文献记载”；“古本李白集中，也未附此文”；“《文苑英华》收李华所作碑铭十余篇，唯独没有该志”。二是志文本身“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之句，“泄露了天机”。认为“青山北址”即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所载从初葬地“龙山东麓”改迁“卜新宅于青山之阳”的“青山之阳”，“而元和十二年李白墓迁葬于青山北址时，李华已去世五十年了!又怎么可能作（此）碑文呢？”三是范传正碑文称《新墓碑》，是相对于龙山李白墓的刘全白《李君碣记》旧碑而言，而刘《碣记》并未言前已有碑，“可见原龙山旧墓无碑……所谓的李华碑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四是此志文字“短得可怜”，与李华所撰其他碑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都“殊异”，“仅就碑铭文字本身来看，亦非李华之作。”

上述认定李华《墓志》为“伪作”的发难，是《卒年辨》一文立论之关键，但该文所列四条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李华所作《李白墓志》自宋以来都载诸李集，并无伪造迹象；“青山北址”并非“青山之阳”，李文犯有南北不分的错误[23]。其次，李文将树于墓前的碑碣和埋于墓中的墓志混为一谈，以不见地面的墓碣而否定地下的墓志存在，其误明显更不可取；还有，《李白墓志》短于李华所撰其他墓志，也不能成为定其真伪的铁证。李华未给李白写长篇志文，实有其自身的苦衷：他因安史乱军攻入长安时逃散未及，被强署伪职，两京收复后，他也成了罪贬之人闲居江南，作为与李白有相同遭遇并且也是待罪之身的李华，除了惺惺相惜，一唱三叹外，还方便对李白生平作过多的议论吗？

另外，《卒年辨》对曾《序》李白“64岁说”极备推崇，推测说：“《李（白）集》中原存有关‘唐广德以后事’，曾巩所云‘终年六十四’盖由此出。”这就大错特错了。考广德年号自763年起始，而曾《序》明明白白记载说：李白“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曾巩既已认定李白宝应元年（762）就死了，怎么可能会再据763年以后的“唐广德以后事”来延长其享年呢？

《卒年辨》一文的毛病，在于缺乏根据地否定传世李华《墓志》和误解曾《序》李白享年“64岁说”的立论依据，由于该文以此持论的两大支撑均不能成立，故其李白“终年六十四岁”之说当然也不能成立。但也需要指出，《卒年辨》一文对李白宝应以后诗文的考订非常可贵，通过李白诗文的内证否定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这是该文特别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亦有人与之呼应以示信从[24]。

继李从军《李白卒年辨》之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又出新论，提出李白享年63岁，卒于广德元年(763)说[25] 。 阎文对《卒年辨》疑伪李华《墓志》大为赞赏，以为该《志》“即使不伪，亦必然有严重的夺误或漶漫”；“年六十有二不偶的‘二’”，“值得大大的怀疑!”《刍议》通过考辨李白《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诗中有“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的行迹和“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的节令，考定李白至当涂投奔李阳冰，时间应在宝应元年初冬。并认为，本年十一月虽然李白“疾亟”病重，但“事实上李白病渐有好转，差不多又活了一年，到广德元年(763)才去世”。

《刍议》根据刘全白《李君碣记》“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之语，认为代宗广德二年（764）正月下诏拜李白为拾遗时，“并没有李白的死讯传到朝廷，朝廷推荐李白的人，也必然约略知道李白尚未死。”接着，进一步推论：“李白的死，当在广德元年(763)年终，与代宗之诏是前后的事。倘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即李白死后一年多，乃有代宗左拾遗之诏，这显然不大可能。”《刍议》明确表态：“同意李从军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主张，却不能同意他的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之说。”

阎文的可取之处与《卒年辨》同，都突破了李白卒于“宝应元年”旧说，并且，《刍议》还较《卒年辨》作了更多寻求李白文集内证的考察，这是非常宝贵的。但其毛病也与《卒年辨》同，也是建立在怀疑和否定李华《墓志》基础上的。由于《刍议》在否定李《志》李白享年“62岁”说后，对其“63岁”新说始终拿不出直接史料证据，只凭一系列“约略”、“倘若”、“不大可能”之类的推测遽下定论，因此，阎琦《刍议》“63岁”新说同样失之无据。此外，《刍议》对与其新说相抵触的李白乃“神龙之始”或“神龙初”出生的唐人《序》、《碑》等原始材料，始终只字不提，似有故意回避之嫌。

问题没有解决，于是林贞爱撰《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26]，对李白身世和生卒又作新的考辨。林文认为：“记载李白身世及出生年代最原始最权威的材料，要数李阳冰的《草堂集序》。这篇序文不仅对李白家世的变迁，而且对李白的出生时间、地点、名字的来源都作了交代。既是诗文集的序文，也是作者小传。是今天我们研究这一伟大诗人的宝贵文献。”由此，林文立论主要围绕李《序》展开，确信李白是其父“神龙之始”从流放地逃回四川所生，但具体出生年月，则又不是李《序》所说的“神龙之始”即元年（705）。这是因为：“李白父母归蜀时，先流寓嶲州(今四川西昌市)，后内移定居绵州彰明青莲乡时才生李白的，因此公元705年不可能是李白降生之年，应考虑神龙二年(706)是李白降生之年比较合适。”这样，李白生年被林文定在神龙二年（706）。至于李白的卒年，林文认为：“历代研究者确信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仅仅是李阳冰作《序》之日，而《序》中虽言李白‘疾亟(病重)’，但未言其卒。”由此可知，在李白卒年问题上，林文与上述李从军《卒年辨》及阎琦《卒年刍议》的看法完全一致，均对自宋曾巩以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之说予以彻底否定。

那么，李白究竟卒于何年？林文认为李华《墓志》可信，在对该志的流传情况和内容作了考证后，林文称：李华《墓志》“虽没有说具体年代，却说‘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现知李白生于神龙二年(706)，后推六十二年，便知诗人卒于大历二年(767)。”于是，李白神龙二年(706)生，大历二年(767)卒，享年62岁，便成为林文《新考》的最终结论。

林文新说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进一步廓清了因袭前人曲解“疾亟”而臆定李白卒年的迷雾，更在于肯定了唐人李《序》及李华《墓志》的原始性和可靠性，把李白生年考辨导入史有明载的“神龙”范围，使这一问题开始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林文所定李白卒于大历二年（767），是根据其自定706年为李白生年后推算出来的，缺乏必要的佐证。而且，横亘于林说面前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无法解释诸家所谓“至德二年”（757）李白作《为宋中丞自荐表》时已“年五十有七”的问题。因为，若按“至德二年”李白“五十有七”推算，大历二年（767）李白卒时当为67岁而不是林文赞同的62岁。这一问题不能回避也没法回避，鲠骨在喉无法解决，于是，林文干脆果断：鲠骨并不存在——“《为宋中丞自荐表》是伪作，不是李白所写”。这样一来，林文虽肯定了人之所否的李华《墓志》，却又否定了人之所肯的李白《自荐表》，不仅步上述诸说后尘也擅疑古人，而且因疑及李白诗文而较之走得更远。我们上文已根据新史料对《自荐表》创作年代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上元二年作），该表不仅不伪，而且可作为确定李白生年的佐证。林文囿于“至德二年”作表的年代误说而对表文本身加以否定，犹之乎人正影斜，遂因影而疑其人，在方法上是不可取的。故其结论虽然较前稍有进步，但立论仍然乏力，不可能成为定论。

上述宋以来有关李白生卒纪年诸说，主要毛病都是回避或无视唐人文献的原始性，不同程度地歪曲、擅改或疑误原始记录，为迁就己说擅疑古人，肆意否定传世文献。因此，对李白生卒纪年问题，仍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本来简单，但却被上述诸说因回避、曲解、疑伪而引入复杂的问题回归原本。基于此，我们认为，对自来相传的唐人文献李《序》、范《碑》及李华《墓志》业已明言李白生于“神龙之始”或“神龙初”，享年“六十有二”，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讨论或另立异说，因为这已有新出史料为有力佐证。

只是有一点需要辨析，以公元纪年划线，李白生年究竟是“神龙之始”的705年，抑或是林文据范《碑》“神龙初”推定的706年？李白生活下限的“大历初”，究竟应定在元年（766）抑或是二年（767）？就通常习惯而言，某一年号之言“初”者，其范围往往具有一定的伸缩性，既可是改元当年，也可是次年或稍后。但这种“初”的伸缩范围，是以该年号本身的时间容量和跨度为转移的，某些年号时间很长如唐“开元”有29年，“初”的范围可稍宽而延及次年或稍后，大历也有十四年，李士训的“大历初”也可能“初”至元年以后；但是，如果某些年号时间很短，其初年就应是建元当年，“神龙”年号便是如此。神龙（公元705年1月—707年8月）总共不足三年，“初”的范围显然不可能占去三分之二而延至次年，这一点李《序》“神龙之始”已经点明。由于李《序》直接受托于李白，较之范《碑》更为原始，范《碑》“神龙初”实际是对李《序》“神龙之始”的转录和改写，时间概念完全等同，二者均指公元705年。李白生年一定，其下限“大历初”的“初”也就自然明白了：李白生于神龙元年，享年六十有二，其卒就应是大历元年，即公元766年。

结

语

探求李白生卒年，本当以其同时代诸人的记载为准，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新墓碑》所言李白之生年，李华《墓志铭》所言李白之享寿，李士训《记异》所言李白活动之下限，皆当时人记当时事(甚而是当事人记所历事)，为我们清楚地记录了李白生活的时段（即705――766之间）。遗憾的是，从前学人惑于“卒于宝应元年说”，对以上信史文献多致怀疑，或谓《李序》“神龙”为神功之误，或改《李志》“年六十二”为“六十三”(或六十四)，或疑《自荐表》伪托不可信，等等。我们认为，在对李白生卒纪年的辨析中，凡是以疑伪传世典籍、擅改序跋传记等原始资料为基础建立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剪除枝节，廓清遮蔽，重返唐人第一手碑志、序跋原始资料并以之持据持论，才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卒纪年实事求是的态度。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卷十六著录李白《李翰林集》三十卷，自注：“家所藏本不知何处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為杂著，首载阳冰、乐史及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碑志。”(第12——13页) 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淳祐袁州刊本)亦于“《李翰林文集》三十卷”自注：“希弁所藏三十卷，(略)然第一卷乃李阳冰、魏颢、乐史三人所作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人所作志与碑。”(卷五下，第4页) 所载俱与后世所传李白集格局相同。可见李集之有“四碑”、“四序”自宋已然(赵希弁所藏唯缺曾巩序)。

[②] 李阳冰《唐翰林李太白诗序》，杨齐贤集注、萧士赟补，《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癸卯郭氏济美堂刊本 。

[③] 范传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第17—18页。

[④] 李华《故翰林學士李公墓志并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本 。

[⑤] 郭忠恕《汗简》卷七《目录略叙》引，郑珍《笺正》本，《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刻本。按，《四库》本无卷七。

[⑥] 韩愈《科斗书后记》，《韩昌黎先生集》卷三，《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朱文公校本，商务印书馆。

[⑦] 按，吴筠《宗玄集别录》引“唐元和戊戌（十三，818年）吳筠”所作《南统大君内丹九章经原序》：“元和（806—820）中，游淮西，遇王师讨蔡贼吴元济，避辞，东之于岳，遇李谪仙，以斯术授予曰云云。”似李白生活下限直至元和时期。然而据权德舆有关吴筠的文集序和传文，吴筠已于大历十三（778）年去世，何得元和十三年作序？且李白元和中尚在世之说与白诗文无一映证。可见，此《原序》显为道士制造的吴筠、李白成仙传道的仙话，不可视为信史。

[⑧] 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囚参谋幕府因赠之》、《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自荐表》、《为宋中丞祭九江文》，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一第4页、卷二十二第18页、卷二十六第2页、第4页、卷三十第20页，《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⑨] 乐史《李翰林别集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⑩] 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0二《李白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763页。

[11] 魏颢《李翰林集序》，《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2] 李白集有《狱中上崔相涣》(《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十一，第4页，《四部丛刊》印晴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系寻阳上崔相涣》(卷十一，第28页)、《狱中上崔相百忧章》(卷二十四，第17—18页)，将两次系狱亦分别甚明。其单题“狱中”者两篇，乃前次在彭泽狱中；题“系寻阳”者篇，则后次在寻阳狱中。

[13] 司马光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二二，中华书局校点本1982年版，第7106页胡注。

[14] 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5]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16] 往时文学通史类著作(若通行诸本《中国文学史》)、百科类辞典(若《辞海》《辞源》等)因非专题研究，其取此说者姑不深论，而新出之唐代文学系年以及李白研究之专著亦复如是，如傅璇琮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91页、《中唐卷》第111页；郁贤浩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第14页；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版)等，仍都取“卒于宝应元年”说，则深为憾事。

[17] 按，“疾亟”一词又作“疾革”，《礼记·檀弓下》称卫太史柳庄“疾革”，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本又作亟，急也。”疾革、疾亟通用，皆指病重危急状态，本身并无死亡之义。

[18] 范祖禹《唐鉴》(四库全书本)卷七：“(睿宗)十四年(即万岁通天二年——引者)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宫，赦天下，改元圣历。”(第14页)

[19] 曾巩《李白集后序》，《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首，《四部丛刊》影明嘉靖郭氏济美堂刊本。

[20] 王琦《李太白年谱》，《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版。

[21] 同上注卷一八。

[22] 李从军《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五期，第80－85页。

[23] 林贞爱《.李白身世及生卒年代新考》，《四川师范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第3—9页。

[24] 陈钧《李白卒于广德二年补证》，《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第一期，第52－54页。

[25] 阎琦《李白卒年刍议》，《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第64－71页。

李白的长相思篇5

关键词：李白 诗 友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76-02

李白的诗歌在那个诗意纷飞的年代里是一朵奇葩。他的诗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他的才华馥郁了一个王朝。他，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是唐诗的巅峰,他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美丽。

他的诗歌在盛唐大放异彩。他的成名和他成长的年代有关。唐代科举进士以诗赋取士，这恐怕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大原因，而从另一个角度说看，这一政策也正促使了游学的兴盛。读书人外出求学，改变现状，谋求富贵的目的是自古有之，唐代更是兴盛。那么这些人在远游的途中难免要相遇，难免会惺惺相惜，而且往往都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作为诗人，最拿手的方法就是通过“诗”这种载体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这一方面，李白尤是如此。他壮岁出川，远游江河，酒隐安陆，客居鲁郡，西入长安，求取功名，却失意东归。他在政治仕途中失意，却在朋友交往中收获颇丰。与朋友的诚挚友谊，便是他远游过程中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于是他为朋友写下了多少诗篇，也为后人留下了几多感叹。他和朋友的情谊辉煌了整个盛唐，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传诵的佳话，就让我们在时光中穿行，去寻找那些美丽的乐章。

1 深深的情谊与对自然的赞美

要从李白的远游谈起，就不能不说起《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这首诗据说是李白二十六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蜀地时的的作品。尽管诗意是对月抒情，却将月拟人化了，变成了对友人，对家乡的思念。尤其是首尾两句交相呼应，看到山月随着江水跟自己远去，诗人的心中涌上一种思念之情，想起留在家乡的友人，思人恋月，惜别之情顿时充满全诗。

此类诗歌尽管没有指明友人是谁，却是李白友情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把深深的情谊融入自然,美丽的自然成为了他的好朋友。如《金陵酒肆留别》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再如《渡荆门送别》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都写得率真自然，富有浓厚的人情味，将自然美与人情美交织在一起，给人震撼的感受。这些诗不仅是为友谊而写，更是诗人情不自禁的内心情感的流露。

2 赠诗与友情

李白在远游生涯中曾有“饮中八仙”、“竹溪六逸”等称号，这可见他结交的人很多，而且范围很广，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都是一见如故，推心置腹。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结交的朋友总有天各一方的时候，尤其对于李白这样远游之人，更是经常面对离愁别绪。那种对朋友的怀念，对知音的惜叹，甚至对平凡之人的感慨如何来表达，只有寄赠诗歌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情感。所以对于这些欣赏他以及他欣赏的人，诗人更是将诗歌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写下了许多至情诗篇，至今被人广为传颂。这些赠诗相对于上一部分来说，更能体现李白对友情的看重。如被人历来传诵的《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我们说李白的结交范围之广，从这首诗中就可见一斑。相传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汪伦，写了一封信给李白，邀他去泾县旅游，“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对于“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来说当然欣然前往，等去了才发现上当，但村民汪伦的热情好客让他深受感动，以至于离别之际倍受感动，以潭水之深度尚不及朋友情深，这样看似普通却耐人寻味的句子写下这首千古绝唱。这首诗道出了自己和汪伦之间这种依依惜别的深情，使得全诗自然而又情真，成为送别之经典。

再如这首《赠孟浩然》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浩然的一生仕途曲折，曾屡试不第，后来遁入自然的山水田园之中。他尽管大李白十多岁，但和李白的性情相同，情谊非常深厚，可谓忘年之交。这首诗就写于两位诗人心灵情感互通之时。因为孟浩然的诗名早已誉满天下，所以诗歌正如李白对孟浩然的仰慕，开门见山，以灵动的真情描绘了一幅隐士图。尤其巧妙化用《诗经》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两句，由可爱归结为敬爱，生动传神地体现出高度的欣赏，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后世竟有小人由此传言李孟两人有断袖之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玷污唐诗，玷污纯洁的友谊。

至于《沙丘城下寄杜甫》更是成为了李杜君子之交的友谊见证。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诗歌以自问开头，追忆往事，竟达到欲醉不能，欲歌无心的地步，这一切是因为什么，一句“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写出了答案，联系之前与杜甫相处的那些日子，我对君的思念之情犹如这一浩荡的汶水一样，日夜不息地紧随着你悠然南行,相思无尽，幻化出绵绵情谊流淌在后世千年。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友谊，却演绎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们是唐代两个最伟大的诗人，洛阳相会使他们产生了亲如兄弟般的友谊，二人互相寄赠的诗篇，至今仍广为流传。

要说李白的此类诗歌代表了李白一生对友情的看重，可举诗句的还有很多：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深情；如“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只到夜郎西”之关怀；如“升沉应以定，不必问君平”之劝导；如“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之悲痛等等。这些诗句无不体现李白对友谊所流露出的真挚的感情。在我眼中，他是最懂得友情的诗人。

纵观李白的一生，他是高傲的，放浪的，不拘礼的，也是最没有成规成矩的人，但是李白也儿女情长，他是中国文化中所说的性情中人，因此他结交了许多同在天涯的人。他那些送给友人的诗歌，更是以满腔的真情打动着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心。阅读李白诗歌中的这些友情篇，我们看到诗背后流露的是一种非常纯真的友情美，这友情美是一种人性精神的表现。我们的心常常为诗中所流露的真挚友谊而感动不已，以致产生共鸣与鼓舞。或许正因为这样，他的为人，他的才情才被后世万人敬仰。我们相信，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友谊存在，也就有这些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存在。就让我们在这些真挚情谊的感动下，传承文明，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大出版社，1996.

[2]古诗分类鉴赏系列.友谊篇[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3]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出版社，2001.

李白的长相思篇6

一、李白诗歌形成的原因

李白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他在创作上却十分刻苦，虚心向前人学习。

他崇尚《风》、《雅》，还十分尊敬和推崇屈原，认真学习和继承了屈原辞赋的优秀传统。他还学习汉、魏、六朝以来诗歌的优秀传统，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十分重视学习汉魏以来乐府诗歌的优秀传统。他受六朝乐府民歌真挚动人、爽朗的影响，融合自己豪迈不羁的性格，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广受世人的喜爱和叹服。

二、李白诗歌风格中的两个特点

李白的诗歌根据不同的思想和感情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我认为他的诗歌中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绮丽而兼豪爽，二是雄奇而且易懂。绮丽是指用词华丽，对仗工整；雄奇是指作者用词夸张，在诗意中所表露的超然境界。在吟诵“诗仙”的佳句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那华美、曼妙的文辞和雄健、磅礴的气势。

（一）李白诗歌中的绮丽风格

绮丽的风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和内容相称的，虽然用词华丽、对仗工整，却写得自然，使人觉得情景相生，生动流畅；另一种是用华丽的辞藻来掩饰内心的思想感情，或者用堆砌的辞藻掩饰空虚的内容。我国古代诗歌，自南朝，特别是齐梁以来，丢掉了《诗经》、《楚辞》和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形成一种“颓废”的形式主义的贵族文学。这种“贵族文学”的恶劣影响，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李白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远古，垂衣贵清真。”他反对杨（杨雄）、马（司马相如）以后文学界所兴起的那股只重华丽文辞，而轻视内容的绮丽空泛文风。

但李白的诗中也不乏千古流传的丽句，《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蘅塘退士批为“千古丽句”，就是属于前一种的绮丽。这句诗不用典故辞藻，而写出最美的春光“烟花三月”，并且是在这样的时候去繁华的扬州，所以称为千古丽句。《山中问答》中的“桃花流水迥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山花烂漫、争妍斗丽是美的，而桃花随流水也是美的，都是按照自然法则在荣盛和消逝之中显示不同的美，但有着共同特点：天然，读之令人回味无穷，满口留香。

唐诗中风格绮丽的不少，如杜甫的《绝句二首》之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写得工整自然，绮丽多姿，好像一幅彩色工笔画，与太白相比清新秀丽有余，却少了几分豪爽的气概。李商隐《无题》诗工整绮丽，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与太白诗相比显得情绪忧郁，不像太白诗开朗。李白诗《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首诗都写出浓厚的别情，却无愁苦的音调，都有写得绮丽的句子，而长江天际流的境界是开阔的，踏歌送别的心情是开朗的，所以绮丽兼豪爽是李白诗歌的特点之一。

（二）李白诗歌中的雄奇风格

雄奇风格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写得自然，容易懂的；一种是写得费力，隐晦难懂。

吟诵李白的诗句，有一种超脱眼界，使思想飞跃的空间感。如《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飞流”是说山高流急，水势如飞，“直下”就更让人心神已动，而用“三千尺”形容瀑布之长，更是超乎想象。更让人心神不宁的是“疑是银河”从“九天”倾泻下来，真是心达而目不可达的超凡境界。前人称此诗“气象雄浑”，这是瀑布的本身特色，也是李白诗歌的风格。此外，李白的《秋浦歌・十五》：“白头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也能体现李白诗的这一特点。以白发写愁思，长于杜甫笔下：“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在以雄奇飘逸见长的太白笔下，白发不是更短，而是搔之更长。岂但长，还长到“三千丈”的长度，简直令人瞠目结舌。然而，要恰当地状出他那不比寻常的“万古愁”，“似个（这样）长”之愁，似乎又非如此不可。于是这个“愁”就形象化了，令读者忘不了。这就是诗人写作风格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了。

李白的长相思篇7

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青年时期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李白五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少年时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不仅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同时还是一个“十五游神仙”、“十五好剑术”的少年游侠和羽客。二十岁以后，他开始在蜀中漫游，曾登上峨眉、青城诸名山。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二十五岁，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一个新的漫游而兼求仕的时期。《渡荆门送别》就写作于这一年。

此诗的写作时期过去曾有两种说法。黄锡圭《李太白年谱》认为写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四月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回来时。詹瑛《李白诗文系年》则把它系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下，认为这是李白初出夔门后的作品。《中国文学宝库・唐代精华分卷》(王洪主编)中认为，虽然诗题中有“送别”二字，但“来从楚国游”，“仍怜故乡水”等句，显然是离乡远游时的口吻；题中的“送”可能是指长江水送他离别故乡而言；诗中思想感情与他早年作品相近，而迥异于他晚年的一些作品。据此认为，此诗应该是李白初出夔门后的作品。

年轻时的李白从遥远的蜀地顺着长江乘舟而下，渡过了荆门山，来到楚国境内漫游。看到随着平野的出现连绵的群山已经消失，长江进入广阔的原野继续奔流。月亮映在江中像天上飞下的一面镜子。空中的云彩好比奇幻多姿的海市蜃楼。这样的景色没有让年轻诗人留恋忘返，看着这浩浩而来的长江水，反而引起他的思乡之情：水是故乡亲，是它不远万里相送我的行舟。明・胡应麟：“‘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太白壮语也；杜‘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骨力过之。”近・高步赢：“语意倜傥，太白本色。”(《唐宋诗举要》卷四)。

二、恣情山水、广交朋友的壮年时期

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处，孤帆一片日边来。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出蜀以后游洞庭，历襄阳，上庐山，东至金陵、扬州，复折回湖北，以安陆为中心，先后北游洛阳、龙门、嵩山、太原，东游齐鲁，登泰山，南游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游迹所及，几半中国。同时，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不乏杜甫、孟浩然等大诗人。《望天门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创作在这一时期。

李白一生大半过着浪游生活，写下了不少游历名山大川的诗篇，他喜爱的山水往往不是宁静的丘壑，幽雅的林泉，而是奇峰绝壑的大山，天外飞来的瀑布，白波九道的江河，这些雄伟奇险的山川，特别契合他叛逆不羁的性格。李白来到安徽当涂县与和县界临的天门山，看到天门中开的地方，楚江夺得一条出路。东流的江水止住了步，翻腾回旋，急急地向北奔注。两岸相夹的青山，从江左江右一起迎出。逆着阳光望去，天便远处，有一片孤帆身影显露。这首诗虽然短小，但容量不小。看似写山，还相当别致地写到水；看似写景，还相当巧妙地抒了情。在无形处塑造了一位在前进路上昂首挺立、心怀激动、一片热情，迎着太阳勇往直前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诗人对壮丽事物的满腔热爱和他豪迈个性的精神力量，总在诗行间洋溢突涌，使这首以劲健之笔画出的山水图，完全可以作为充满阳刚之美的写景代表作来鉴赏。

在烟花似锦的三月，李白在湖北武汉登上仙人骑鹤飞天的黄鹤楼，挥手送别将要东下扬州老朋友孟浩然。目送着他乘坐的一叶扁舟在一江春水上漂浮。帆影逐渐远去，逐渐模糊，消失在广阔碧空的尽头。作者长久地伫立，一颗诗心已被老朋友带走。眼前只见浩渺无边的长江呵，向着遥远的天边滔滔奔流……宋代的大诗人陆游说：“太白登此楼送孟浩然诗云：‘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入蜀记》卷五)此诗富有意境，令人回味无穷。

三、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的中、晚年时期

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似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白的漫游有恣情山水的一面，但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没有也不屑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这和他的“不屈己，不干人”的性格以及“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宏愿都不相符合。因此，在漫游中，他有时采取类似纵横家游说的方式，希望凭自己的文章才华得到知名人物的推毂，如向韩朝宗诸人上书；有时则又沿着当时已成风气的那条“终南捷径”，希望通过隐居学道来树立声誉，直上青云。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终因吴筠推荐，唐玄宗下诏征赴长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莱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之章一见叹为“谪仙人”，声名益振。玄宗召见时，也“降辇步迎，相见园绮”。李白怀着师法管晏，为君辅弼的壮志而来，但实际上玄宗赏识的知识李白的才华，把它看作点缀升平和宫廷生活的御用文人，因命供奉翰林。这不能不是李白感到他的政治理想的破灭，怀才不遇，雄图难骋。同时，他的蔑视帝王权贵的傲岸作风有招致了权臣们的馋毁，也使他感到长安不可以久留。在经过一段狂放纵酒的生活之后，他上书请还。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开始写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天宝三年春，李白离开长安后再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乐观和自信，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相信自己“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英”。《行路难》即为天宝三载辞官之初(744)述作之作。《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创作要更晚一些，反抗精神也更强烈一些。

《行路难》本是乐府《杂曲》旧题内容多些世途艰难和离别的人生感慨。明・胡震亨：“《行路难》世路艰难及贫贱离索之感。古辞亡，后鲍照拟作为多。白诗似全学照。”(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三引《李诗通》)这里李白借用来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抑郁情怀。名贵的美酒斟满了金杯，珍奇的佳肴堆放在玉盘。放着丰盛的宴席却实在享用不了，拔剑四顾心中好生忧烦。想渡过黄河但坚冰层层，要攀登太行却大雪漫漫。闲时学吕尚垂钓渭水滨，忽又效伊尹梦经日月边。诗人感叹人生道路太艰难，歧路重重，脚步应该如何迈?相信会有乘风破浪的一天，在苍茫的海上挂起云帆！这首诗写诗人功业未遂，被迫离开长安的悲愤心情，也表现了茫然失路的强烈痛苦既不因失败而放弃理想追求的倔强和自信。从饯别盛宴写起，“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形象地揭示了英雄失路、负剑空叹的抑郁苦闷。从“心茫然”转入世路艰难的感慨。“闲来”“忽复”两句，感情由伏而起，历史的联想中寄寓着失望中的希望。接下来四个三言短句，是由憧憬回到现实的有一次感情激荡。最后两句，唱出了冲破阻碍、积极入世的强烈心声。明朱谏：“世路难行如此，惟当乘长风，挂云帆以济沧海，将悠然而远去，永与世违，不蹈难行之路，庶无行路之忧耳。”对本诗的主旨，历来有“积极自信”和“消极弃世”两种不同意见。但无论是哪一种意见，都不得不承认李白没有放弃原先的政治理想这一点。功业未九之前，它是不会自动弃世的。倾吐胸中的愤郁和不平，用隐居萧散的假想向压抑人才的不合理社会提抗议。这正是李白思想性格的本质所在，也体现了他喜用“豪语”写悲愤的风格特征。

这一时期李白的生活是窘迫的：“归来无产业，生事如飘蓬”，心情也很悲愤：“摧残槛中虎，羁绁鞲上鹰”。身如飘蓬，壮志难酬。诗人惋惜昨日时光之不可挽留，感叹今朝日月多么烦忧。看着万里长风正把南去的北雁送走，面对美好秋色，正可以酣饮高楼！那汉魏文章建安诗歌风骨使人陶醉，从建安到唐朝中间，谢的诗清新朗秀。和叔叔李云畅谈诗文，使李白逸兴湍发壮思飞跃，真想飞上九天把明月捉揽在手。可恨壮志难酬呵，忧如抽刀断水水更流；遥想未来命运呵，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披散头发驾一叶扁舟任意飘游!起句波澜突起，不知其所从来，连用时一字长句，喷涌出郁结抑塞之气。第三句忽作转折，接以即席所见之景；第四句连类而下，是落到题面。“蓬莱”至“欲上”四句，写对才能的自负和对理想的追求，随双贯主客，然其旨在主，“抽刀”、“举杯”以下，为又一大转折，从幻想回到现实，更加重内心的忧愁苦闷，以慨激语绾结全篇。诗人想以醉酒来麻木、排遣自己的愁思，同样也是事与愿违，愁思更重。真是报国有策却请缨无门。清・沈德潜：“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唐诗别裁》卷六)清・方东树：“起二句，发兴无端。‘长风’二句，落入。如此落法，非寻常所知。‘抽刀’二句，仍应起意为章法。‘人生’二句，言所以愁。”(《赵味詹言》)此诗充分抒发了内心的苦闷与悲愤，并以末尾两句来表示同黑暗决裂的态度。诗人胸襟豪迈，语言奔放，所以并不使人过份的颓唐与低沉。读者可以得到最深切的感受是诗人的豪情与逸兴，使那颗永远不会向黑暗势力屈服的骄傲的心。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冬，又因参与李磷谋反而获罪下狱。出狱后，又被判处长流夜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江夏别宋之悌》)乾元二年(759)，遇赦得还，往来于金陵、宣城间。上元二年(761)，李白六十一岁，闻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他由当涂北上，请缨杀敌，但行至金陵，因病折回，“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次年，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家。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将“儒”、“仙”、“侠”三者结合了起来。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李白的人生理想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又始终在追求，矛盾、冲突、愤懑、狂放都产生了。所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

李白的长相思篇8

1、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 唐•李白

2、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唐•李白

3、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 唐•李白

4、少年恃险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 唐•李白

5、通俗易懂的作品往往文采平平—— 唐•李白

6、瘦土出韧竹—— 唐•李白

7、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 唐•李白

8、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唐•李白

9、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唐•李白

10、有身莫犯飞龙鳞，有手莫辫猛虎须—— 唐•李白

11、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唐•李白

12、俱怀逸兴装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日月—— 唐•李白

13、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白日何短短，百年若易海—— 唐•李白

14、大鹏一旦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唐•李白

15、秋风入庭树，孤客最先闻—— 唐•李白

16、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 唐•李白

17、瀑布天落，半与银河争流，腾虹奔电，敷射万壑，此宇宙之奇诡也—— 唐•李白

18、断山疑画障，悬溜泻鸣琴—— 唐•李白

19、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 唐•李白

20、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运时—— 唐•李白

21、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 唐•李白

22、时时只见龙蛇走。()—— 唐•李白

23、戎马鸣兮金鼓震，壮士激兮身忘命—— 唐•李白

24、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唐•李白

25、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唐•李白

26、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唐•李白

27、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唐•李白

28、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 唐•李白

29、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唐•李白

30、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 唐•李白

31、眼看帆去远，心逐江水流—— 唐•李白

32、泰山嵯峨夏云在，疑是白波涨东海—— 唐•李白

33、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 唐•李白

34、乱山残雪夜，孤独异乡人—— 唐•李白

35、东风洒雨露，会入天地春—— 唐•李白

36、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唐•李白

37、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唐•李白

38、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唐•李白

39、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唐•李白

40、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唐•李白

41、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 唐•李白

42、黄河九曲天边落，华岳三峰马上来—— 唐•李白

43、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唐•李白

44、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唐•李白

45、偏见的普遍性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唐•李白

46、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唐•李白

47、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唐•李白

48、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唐•李白

李白的长相思篇9

关键词：传统题材；妇女诗；自我形象；社会文化危机

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曾指出，李白作为“中国诗史所谓古典派手法的完成者”具备开拓性意义和奠基性地位，其妇女题材诗全面的类型分布状态不逊于同时代杰出的闺情诗作家。《李太白全集》中直接描写妇女或与妇女相关的诗歌凡有一百三十余首，其数量约占李白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一，这不仅是他自身精神命运的折射成像，更反映了这一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较为深广的社会面貌。

唐代妇女是业绩卓著又独具特色的一代女性。上至“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贵妃宠妹，下至“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的村姑老抠，远至陈后明妃的历史人物，近至“对镜边垂泪，逢人只欲啼”的弃妇怨妇，疏至“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的仙姑女道，亲至“芙蓉弹娟之艳色”的思爱贤妻，甚至还有“罗袜凌波生网尘，一面红妆恼杀人”的歌妓，诗人从不同的视角观照时代妇女群像，神情兼备，生动洒脱。他一边细致描着盛唐女性现实生活的画卷，一边倾吐着个人精神生命的嬗变历程。

李白之所以能写出如此之多赞美女性的诗篇是因为他“奇思涌溢，想人之所能想，说人之所不敢说”，“敢于冲破一切拘束，大胆写出自己要说的话，破浪直前，无丝毫畏缩态。”出于激情和良知的驱使，他谱出一支支动人的心曲，为妇女讴歌。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思妇”诗。

一、“使妾肠欲断，恨君情悠悠”——商妇吟

盛唐时期，政治形势稳定，在物质生产丰盛的基础上，商品交易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唐代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及海内，还远涉异域。他们除向西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和中东乃至西方的民族交换商品外，又南去交州经商，经年在外，留下商妇独守空闺。出生于商人家庭的李白，曾两次漫游大江南北，自称“混游渔商”，对商人阶层的生活十分熟悉，他怜悯商妇的悲苦，为她们写下不少诗篇， 替她们倾诉内心的悲苦和凄楚。

《江夏行》采用五、七言相间的形式，蘸满着感情的笔墨，以商妇口吻诉说委身于重利轻别的商贾的不幸与懊悔，“对镜便垂泪，逢人只欲啼”，她嫁人时只希望能跟一般的夫妻一样“为言嫁夫婿，待兔常相思”，然而“谁知嫁商贾，令人欲愁苦。自从为君妻，何曾在乡土？”痛悔昨日的轻信，她发出“不如轻薄儿，旦暮常相随，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的绝望呐喊。这种对爱情的大胆要求，其实正是对封建礼教的强烈抗议。李白对此不吝赞美，充分肯定了追求美满的婚姻合理性，这种自由婚恋观实为可贵。

《长干行》是一首兼具叙事抒情之长的诗歌， 是一曲纯真的爱情颂歌。它塑造了一位坚贞、专一、勇敢且富于自我牺牲的商人妇的形象。女主人公以委婉朴索的口吻历叙了丈夫和她的爱情发展过程。这段纯真的感情生活经历，纯洁、质朴而感人至深。商妇恪守自己的诺言：“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虽然她经历着离别和悬念的折磨，但却矢志靡它，朝夕思慕，热情而勇敢地许诺，不辞七百里之遥迎接夫婿归来。

《黄葛篇》刻画了在洛溪种麻、织葛的商人妇形象。自从丈夫远去日南，自己不但要纺织，还承担了种植的辛劳。“黄葛生洛溪，黄花自绵幂。青烟蔓长条，缭绕几百尺。”又复“采缉作耗裕，缝为绝国衣。”虽然苍梧是炎热的，葛衣也有时不穿，但“此物虽过时，是妾手中物”， 感情同样真挚动人。

二、“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征妇吟

开元时期，为了奖励戍边，在战争中立了功勋的将士，不仅可以晋升官级，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永业田。这甚至成为怀才之士入仕、改换门庭和经济地位的捷径。征戍给家庭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乃至灾难，闺中妇女矛盾、复杂的心情在当时诗人笔下也有反映。李白的《捣衣篇》、《代赠远》、《北风行》等为征妇倾诉衷肠，抒情婉丽，创造了出感人至深的意境。这些诗篇，飘着硝烟，燃着烽火，流着泪水，带着哭泣，辛酸哀怨，充满了对穷兵黩武的当权者的不满。

《捣衣篇》是唐人闺怨诗的典型诗篇，李白所写这类诗很多，如《闺情》、《春怨》、《折杨柳》、《春思》、《秋思》以及《子夜吴歌》。女主人公是一位中产以上人家的，试看她的居处“真珠帘箔掩兰堂”，还须“夜捣戎衣向明月”。这样中产以上的地主子弟要从征戍中获得官禄，却给妻子留下寂寞伤感日子。闺中佳人挚于情感，“愿为双鸟泛中洲”，“愿作阳台一段云”，水上、云间去追寻“狂夫”。

在征妇诗中感情最为激越的是《北风行》。这首诗是一位阵亡将士妻子的悲愤之极的怨诉之词。思妇在极度伤心中思绪不定、神思错乱，忽而念其夫“长城苦寒良可哀”，忽而睹遗物伤痛，焚之成灰。思妇强烈的哀痛之情与大自然的狂风、巨雪，组成震鸣的回旋之曲。

事实上，无论征戍如何光耀门楣，给妇女和家庭造成的痛苦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类社会问题不可能不引起敏感诗人的关注。李白描写妇女的诗歌中写征妇的诗最多，也是这个原因。《子夜吴歌》所写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声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所营造的空濛苍茫的意境，写出整个长安都沉浸在这样悲愁的气氛之中，象征着征戍给妇女带来的巨大精神负担。

三、“思妇”题材的文化情结——社会文化的寻找与等待

李白的思妇诗承袭了魏晋以来南朝外在艺术的传统，但作品的精神气质仍然是豪逸、散漫的。郁贤皓说过，李白的诗歌“典型地代表了时代的特征，既是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同时又反映了盛唐气象背后的危机以及危机爆发后的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巨大的艺术魅力。”这其中所潜含者与其说是政治的危机与悲剧，毋宁说是社会文化的危机与悲剧。李白对盛唐政治危机的预感，其实也是对时代文化危机的预感。

学界普遍认为，征妇商妇篇所论述的是李白对女性命运与爱情忠贞的关照。《闺情》中，佳人夜泪自垂、朱颜暗改，当君归来，竟不知何以相识；吐露出“妾”之极度相思与失落。《秋思》中，单于突来，胡兵沙塞，汉使玉关已回一转为“征客无归日”，毁灭了仅存的希望。这是此类诗歌的一般意义，但笔者认为，妇女群像其实多数都是诗人塑造的自我形象。李白的此种心态也已不仅仅是个人的，已经得到一定意义的提升。这就是李白潜意识中对社会文化危机油然而生的感触，这种社会文化应是李白灵魂自我深处所属的文化。

这一方面表现为诗人对于唐代妇女现实生活处境的悲悯。她们的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处于危机中的，其痛苦是抗争中的痛苦，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而正因她们还有自我个性，故而才有这种灵魂深处的痛苦，而这正是李白式的痛苦与孤独。另一方面，也是更高层次者，与其说李白诗歌中所描写的是思妇，毋宁说其悲哀与不幸是有感于文化的悲哀与不幸。在这里，李白是在为自我的命运呼唤和呐喊。

思妇宫怨的情感模式是由“别离”而“相思”，由于于相思的自我性和情感的共通性，这种情感也指向了李白自我。因此，思妇“妾望白登台”的寻找与等待也只能说是李白对回归自我的迷失、寻找与等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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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李白的长相思篇10

教学目标：

1、学习生字词语。

2、会有感情的朗读古诗，背诵古诗，默写《独坐敬亭山》。

3、会通过看注解，边读边想象画面等方法，感知诗词大意，用自己的话说说诗句的意思。体会诗人孤独寂寞之情。

教学重点：

重点品味诗句，背诵古诗，积累语言。体会诗人孤独寂寞之情。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师：同学们知道李白吗？（知道）那你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李白吗？（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音律和谐多变。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被称为“诗仙”，与杜甫并称“李杜”。）

师：李白的诗我们已经学过不少了，谁来背一首？根据学生的背诵相机点拨。《望庐山瀑布》——寄情山水的诗人。《静夜思》——乡愁满怀的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重情谊、珍友谊的李白

二、学习生字词

1、同学们都预习的很认真，看来字词关是拦不住大家了。屏幕上的8个词语如果你都认识，就给老师一个自信的笑容。那就开火车吧。

2、是不是老师随便指哪一个词语都难不倒四年级一班的同学们啊？打乱顺序读。

3、强调“敬亭山”------敬亭山在哪里？（江南，安徽）

强调“两不厌”------注释中如何解释“厌”，那么不厌是什么意思？“两不厌”又怎样解释？

强调“孤云”------孤云是多少白云？只有一朵。白云的伙伴呢？早就走了，这是最后一朵，也将要“独去闲”了。悠闲自在的飘走了。

4、出示：“尽”在字典里的三种解释，全部；完了，没有了；用了很大的力气。“高飞尽”里面你怎样理解“尽”字的意思？“高飞尽”又怎样解释？“众鸟高飞尽”呢？

三、理解诗句，体会感情

（一）从题目上感悟

师：知道敬亭山在哪儿吗？（生答）

师：我们通过预习已经知道了。敬亭山在安徽省宣州市郊。大诗人李白一生七次到过宣州，多次登临过敬亭山。在李白之后，白居易、杜牧、苏东坡等等这些大诗人也都先后去过，并且在那里留下了大量的诗文，所以敬亭山后来被称为“江南诗山”。好，谁再来读题目？注意敬亭山前面还有“独坐”两个字。（生读）

3、李白来到敬亭山下，坐下来欣赏对面山上的美景。有知心朋友陪伴吗？有只可爱的小鸟陪伴也行啊，有一朵白云相伴也很悠闲啊！（生回答，都没有并说说从哪句诗里知道的。）

4、没有伙伴，你觉得李白是怎样的心情？板书：独。

5独坐敬亭山的意思是（）学生填空，理解题目的意思。

6、谁愿意来当一次小演员，把自己变成李白，读一读自己的这首诗的题目。

7、知道孤独忧伤的语气要低沉，缓慢。练习朗读题目。

8、李白为什么会孤独，会忧伤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李白当时的处境，写作的背景。

（二）细读诗文，理解含义

1、课件出示全文。让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以李白的身份，读读自己写的这首诗。还要注意用上李白的语气啊。

2、你从哪些词语中体会到李白很孤独？（重点理解高飞尽，独去闲，第一句诗的含义。）

3、寂静的山上没有一只鸟，没有一片云，此时此刻有谁愿意懂李白的心，留下来陪陪他呢？（敬亭山）

4、李白的眼里有鸟吗？有白云吗？只有什么？

5、李白看着敬亭山，敬亭山也同样看着李白。孤独的山看着孤独的人，孤独的人看着孤独的山，-----相看两不厌，怎么看也看不够。所以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6、此时李白深情的看着敬亭山，轻轻的说：“”

敬亭山也深情的看着李白，轻轻的说：“”

把要说的话写在课本的空白处。（强调学习方法：读书时，边读边想，边想边记，这是学习的好方法。）

7、学生汇报之后，老师引读。

此时此刻，李白相对敬亭山说：“连白云和小鸟都不喜欢我了，只有你愿意留下来陪我。我们俩真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李白还想对敬亭山说：“我们两个孤独的好朋友在这么清静的地方，真是------”

敬亭山也想对李白说：“”

8、李白愿意把敬亭山当做自己的好朋友来倾诉心里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李白对敬亭山的什么性情？（板书：寄情山水）

9让我们再一次以李白的身份读课文，看自己是不是已经理解了每一句诗的含义。出示诗句含义。读读记记。

10、指导背诵。

四、回顾总结

说一说这节课的学习有了哪些收获？

五、作业小超市

1、练习背诵并默写《独坐敬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