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十篇

北京垃圾分类篇1

1、《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设立分类指导员指导监督垃圾分类。

2、该条例延续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准则。针对无法确定分类管理责任人的情况，要求街到办事处或者乡镇政府组织确定，并向社会公布。同时，设立生活垃圾分类指导员，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

3、《条例》规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发现投放人不按照分类标准投放的，可以要求投放人改正;投放人拒不改正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

4、同时，《条例》要求建立分段监督举报机构，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收集运输单位、处置单位各对上一环节交付的生活垃圾是否符合分类标准进行监督;发现不符合标准的，可以要求改正;拒不改正的，应当向城管执法部门报告。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北京垃圾分类篇2

关键词：垃圾分类；北京市；昌平城区；分类状况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3-0062-03

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一般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房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我国一度采用混合收集方式，即城市生活垃圾不需要任何处理，混杂收集然后集中处理的方式，基本采用填埋法处理，也就是不进行垃圾分类。这种方法不受时间限制，随时可以处理，不需要全民参与分类，处理垃圾时也简单粗暴，但是其后果显而易见：其中可回收的资源无法再利用，有毒有害垃圾也会污染环境。

一、昌平区小区垃圾分类状况

1.小区垃圾分类状况。根据小区的社区公共环境建设、物业建设、住宅的户型及面积、大致的居民月平均收入等因素可将小区划分为高、中高、中、低四档。（1）高档小区。每栋楼都有垃圾分类指导员，设有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三种垃圾桶，也设有回收点。但是垃圾分类指导员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居民反映没有见到垃圾分类指导员工作；三种分类垃圾桶也没有真正做到分类，居民们没有按照垃圾桶上的标识将垃圾分类处理。而回收点的作用不大，只有距离回收点较近的居民才会使用其安放自家杂物。小区内也没有过期药品、电池、水银等危险垃圾特殊回收的方案。物业按照上级要求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在宣传栏张贴海报，很少有深入的宣传。（2）中高档小区。居民丢弃垃圾时并没有核对垃圾桶上的标识，而是选择离自己较近的垃圾桶，而且其中的废电池也没有特殊处理。居民们普遍存在着垃圾分类的意识，也会对废纸、塑料瓶进行废品回收处理，但是对于其他的生活垃圾并没有分类处理，特殊垃圾处理箱位置设置不合理，很少有居民使用。回收点居委会用来放置闲置物品。而垃圾分类宣传有过一至两次深入的宣传。（3）中档小区。某小区毗邻昌平区两个偏向理科类的重点高校，进行垃圾分类宣传的大学生志愿者非常多，几乎定期举行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宣传非常好，宣传橱窗中贴着相关的非常详细的资料，居委会有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废电池、灯管的分类处理箱，其中确实有居民所丢弃的垃圾。但是居民没有利用回收点，而是自己处理废品。居委会在小区的所有出口都安放了特殊垃圾回收桶，使用效率较高。但是普通生活垃圾只有可回收垃圾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这两种。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很少有居民进行分类处理，执行状况较差。（4）低档小区。某小区居民以某厂老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租住为主，居住面积普遍较小，住房类似于保障性住房。居民收入普遍较低，知识水平较低，垃圾分类意识较低。物业建设缺乏，居委会的大门紧锁。回收点没有使用痕迹，也没有分类垃圾桶，普通垃圾桶较少，平均3栋楼有一个垃圾桶，整体建设较差。居民反映整个小区对垃圾分类的建设较差，几乎没有垃圾分类宣传，没有分类垃圾桶，也没有特殊垃圾分类处理。但是居民们有一定的垃圾分类意识，由于分类麻烦，认为政府不会进行后续处理等原因而不进行垃圾分类。（5）实际调查结论。昌平城区的小区都设有昌平区再生资源回收网点，但是可利用率低，基本是放置闲置物品。不同档次的小区垃圾分类的状况不同。高档小区的垃圾分类状况相对较好，设有三种分类垃圾桶：回收、不可回收和厨余垃圾。中高档小区一般设有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分类垃圾桶，低档小区的垃圾分类状况较差，没有分类垃圾桶。高档和中档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较好，低档小区的宣传状况较差。但是，最终垃圾运走都是集中统一运走，并不分类处理。

2.问卷调查中的垃圾分类状况。日常生活垃圾处理上，11%的被调查者对日常的生活垃圾不出售也不分类，60%的被调查者将废品出售，其余的投放进垃圾桶，只有29%的居民将垃圾将废品出售后，分类投放其余垃圾；22%的小区没有分类垃圾桶，58%的小区虽然有但是没起效果或者效果不大，仅有3%的小区有分类垃圾桶且执行得很好。只有4%的小区对药品、电池、化妆品瓶、水银温度计等有毒垃圾进行特殊回收，绝大部分小区对此都没有回收点或者弃之不用。所有小区都设有统一的回收点，但是99%的居民认为该回收点没有被合理利用。50%的居民表示自己居住的小区没有举行过垃圾分类的相关宣传，41%表示虽然进行过，可是并没有起什么用。没人认为垃圾分类宣传好，执行好，这说明居民普遍认为垃圾分类状况较差。

二、昌平城区垃圾分类现状和存在问题

1.垃圾分类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北京市昌平城区生活垃圾的生产量以3%左右的速度逐年增加，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和消纳已经成为困扰城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共北京市政府在生活垃圾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就，但是从长远发展角度看，垃圾回收处理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没有深入人心，在实际行动上有很大欠缺。调查研究显示，虽然大部分居民了解垃圾分类，仍旧有超过半数人不能严格按照垃圾类别来丢垃圾。一是家庭生活中，不能做到垃圾分类保存。二是很多家庭在将垃圾扔进小区的分类垃圾桶的时候不能按标识投入。第二，居民垃圾分类知识匮乏。对于垃圾分类的知识，大部分居民有粗浅的认知。我国对于垃圾分类的前期宣传力度较大，但是深度不够。居民能够简单区分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中青年人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要高于老年人对垃圾分类的了解。但是对于一些较为细致的垃圾无法进行区分。这种问题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我国垃圾分类知识宣传不够普及、深入，也侧面反映了我国垃圾分类标准不够明确、细致。第三，垃圾分类设施不完善。从家庭方面来看，居民家里不设分类垃圾桶，这就意味着垃圾分类前端的失败。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居民无意识，垃圾分类本身需要增加总投入，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影响实际执行。小区居民楼内没有配备完整的垃圾分类措施。垃圾处理的受益人为昌平区乃至北京市全体居民，那么垃圾处理的费用应该是北京市昌平区政府承担，以财政支出的方式下拨，实际上不少西方国家正是以这种方式付费。但是实际中我国垃圾分类责任主体不明确，垃圾分类有不明确的责任体系，这个不明确的责任体系也没有落实，财政政策上也没有具体的落实政策，这就导致了北京市垃圾分类雷声大雨点小。

2.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和知识中存在的问题。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昌平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和知识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关于人们不按照分类扔垃圾的主要原因，35%的居民认为觉得麻烦，21%认为对垃圾分类回收的益处不了解，20%认为设施不全，无法分类，14%认为不知道如何分类，10%认为对职能部门不信任，认为还会将垃圾混在一起，分类是无用功。64%的居民表示应该积极配合垃圾分类。21%认为需要政策的鞭策，15%认为条件不成熟，难以分类。这说明，居民们是一定程度上了解垃圾分类的益处的，也赞成垃圾分类，但是由于现实原因（例如执行困难，例如麻烦）而放弃垃圾分类。如果政府有政策鞭策，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有成熟的条件，居民还是乐于垃圾分类的。在日常垃圾的处理中，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并不强，并且小区的设施也不够全面，影响垃圾分类的贯彻和实施。而且调查显示，大部分居民对垃圾分类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能十分准确地分清生活中各种垃圾属于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

居民的经济水平和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垃圾分类的知识。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而是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在可回收垃圾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全对的人或学历较高（博士），或是学习相关专业，而且收入较高（月收入超过6000元）；而厨余垃圾的19%的错误率中，有10%的人月收入低于1500或者学历为高中及以下。学历高或者是经济水平高的人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在某些程度上，高于学历低或者经济水平较低的人。

三、解决建议

1.进一步加大社区宣传，社区物业部门发挥监管、指导作用。从之前的调查可以了解到，目前居民尚未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的习惯，因而一定程度上的指导和监督是必要的。一方面，物业部门可以定期在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宣讲活动，指导居民将不同的垃圾放到对应的垃圾收容器中；另一方面，社区可以进一步改善垃圾收容器上的标签设置，在标签上注明更为详尽的内容，帮助居民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

2.从厨余垃圾和其他生活垃圾入手，推动垃圾分类工作。餐厨类有机垃圾是填埋场污染空气和地下水的主要来源，也是目前居民垃圾分类知识薄弱环节。对于厨余垃圾，可以参考日本、德国等垃圾分类已经比较完善的国家，在现有的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垃圾分类标准。

3.进一步完善垃圾集中、运输，特别是垃圾处理时期的进一步分类过程。垃圾运输全程监督和管理，尤其是垃圾处理终端监管。在居民垃圾分类后，垃圾清运车并没有真正做到按照分类清运，而是将垃圾混合后统一运走，这就造成了前期垃圾分类的浪费。如果不改善垃圾分类的终端处理，那么前期的宣传、居民分类工作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应该加强垃圾分类终端管理，如不同垃圾不同时段回收，或者一个垃圾车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分装不同类别的垃圾。

4.完善政策法规，用行政、经济和科技手段进行垃圾分类的实施。在现行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垃圾排放、组分的特点，政府可以实行更为具体全面的垃圾分类办法。同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城区在垃圾堆肥、垃圾焚烧发电、热能利用和污染控制、电子垃圾拆分等处理技术的科技含量，并鼓舞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和资源综合利用效果。

5.贯彻落实现有的政策，加强监督，加强问责机制，建立并且执行完善的垃圾分类责任体系。垃圾分类的管理主体应该明确，各个部门划分明确的责任及义务，并且认真落实。不应该出现互相推诿责任或者无人落实负责的状况。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进行公示，不仅做到内部监督，内部问责，同时加强人民群众对于相关负责部门的监督，建立健全垃圾分类的问责体系和监督体系。同时，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内部强化绩效考核机制，量化标准，真正发挥垃圾分类应有的效果，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造福百姓、资源利用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刘梅.发达国家垃圾分类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2011，32（10）.

[2]陈兰芳，吴刚，张燕，张仪彬.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研究现状及其关键问题[J].Ecological Economy.

北京垃圾分类篇3

以《条例》为契机推进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工作

记者：《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从2012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北京城市管理工作有何意义？

孟令华副书记（以下简称孟书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已近三个月，这是关系我市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管理轨道。《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各类责任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按照全程管理、系统衔接、科学分类、适应处理的原则，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解决了生活垃圾管理中责任不清、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解决了设施建设落地难和建成后投入使用难的问题；同时，明确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

从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到201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再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每一步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更应以《条例》为契机，全面推进垃圾分类资源化处理工作。

记者：《条例》在垃圾减量、分类方面有什么具体规定？

孟书记：《条例》确定了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规定生活垃圾的产生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丢弃、抛撒生活垃圾，必须承担减量分类的责任。这也是在法律上首次明确垃圾分类是全体市民的责任。

《条例》在垃圾减量方面提出三项要求：一是要求控制生活垃圾产生。比如限制一次性用品使用和过度包装，促进源头减量；二是要求畅通废品回收渠道。建立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目前全市已有近4300个回收站点，覆盖了16个区县，回收站点的社区覆盖率超过了70%，今年拟再建300个；三是要求坚持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如餐厨垃圾处理就采取这个原则，目前全市餐厨垃圾日处理能力达到750吨，今年集中处理能力将达到2200吨／日。有条件的可自行处理，但必须采用符合规定的无害化处理措施。集中处理的，采用焚烧、生化、卫生填埋等综合处理方式。

在垃圾分类方面，《条例》首先明确了分类标准，按照餐厨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它垃圾进行分类，同时也对建筑垃圾、园林垃圾、果蔬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其次，要求设立分类管理人，保障源头分类的组织落实。分类管理人由物业企业、村委会、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等担当。第三，要求实行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监管，防止乱丢、乱倒。第四，要求实行垃圾排放登记制度，掌握源头数量。第五，要求强化社会公众的参与和自我管理。要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所属街道和乡镇组织居（村）委会设立分类指导员，宣传、指导公众正确分类。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垃圾减量、分类工作都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让“周四垃圾减量日”深入民心

记者：以“周四垃圾减量日”为主题的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活动开展已有两年，是北京市近十年来以政府为主导的，最深入民心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这项活动对于推动全市垃圾处理有什么作用？

孟书记：从2010年开始，我市开展了“周四垃圾减量日”活动，以此活动为载体，重点是宣传倡导垃圾分类宣传工作，2010年开展宣传活动40余场，2011年我们和各区县共开展了100多场。宣传活动往往都结合文艺演出，不仅推动了垃圾分类工作，也为人民群众带来了精神文化享受。这些活动营造出了良好舆论氛围，参与这项活动的群众人数不断增加。与区县合办的主题活动，既提高了区县领导的认识，又对乡镇、街道和社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北京垃圾分类篇4

最近一段时间，以广州番禹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建风波为起点，群众反垃圾焚烧抗议活动似乎有“遍地开花”之势。以环境污染和担忧健康为由，北京、广东、江苏、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多起类似。

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形象已经跌入谷底，新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烧项目或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而城市垃圾却不会因此停止增长的步伐，垃圾围城仍在加速。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共有13个垃圾处理系统，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16处，日产垃圾量为1.84万吨，现有的垃圾处理设施日处理能力仅为1.04万吨，垃圾处理设施全部超负荷运行，超负荷率达到67％。

当前对于城市垃圾有三种技术较可靠的处理方式，即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和堆肥。在北京市处理的生活垃圾中，填埋、堆肥、焚烧的比例为90：8：2。最多再过四五年，垃圾填埋场将不堪负荷，垃圾将无处可埋。

2009年9月1日，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要求为满足今后50年发展的需要，结台北京生活垃圾产生量的预测和垃圾成份的特点，在北京东南西北四方位选址规划4个大型生活垃圾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园区，预留用地，择机建设。此外，意见还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到2012年全市垃圾焚烧比例达20％，2015年达到40％。”

垃圾焚烧发电-――这可能是北京在垃圾围城局面下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垃圾焚烧发电更面临着“繁荣的魔咒”：在很多市民看来，一座新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或许会导致若干生命的消逝和一个城市社区的萧条。

显然，垃圾焚烧发电被套上了追魂索：上马项目越多，遭遇的阻力越大。人们需要对垃圾焚烧做出理性判断，尽快确定一条垃圾减量化的有效路径，以解城市垃圾之困。

焚烧增加还是减少二英?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最近麻烦缠身――因为主张用焚烧解决垃圾问题，聂永丰被人冠之以“因为密切的利益关系而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更为糟糕的是，他甚至接到恐吓电话。

与聂永丰同为“主烧派”的另几位专家也为此苦恼不堪。他们的烦恼缘于前段时间席卷全国的垃圾焚烧民意危机。北京市规划的5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至今都未能开工建设，而居民的反焚烧也由单纯的反对选址演化为反对焚烧路线，但由于其关键元素“二英”无法在线监测，使得焚烧项目推动者和反对者呈胶着状态。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波及全国的“反烧”浪潮越来越接近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反烧浪潮。

二英，这些被称为世纪之毒，被定性为一级致癌物的化合物群体也在短短数年之间迅速成名，同时也与垃圾焚烧项目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反烧派”专家的质疑里，二英是首当其冲的罪魁祸首，比如他们提出公众关注的焦点――垃圾焚烧所排放的二英“致癌”问题。

在这次质疑的浪潮中，被舆论称为“反烧派”领军人物的中科院环科所退休专家赵章元，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至今网上仍有很多深受垃圾之害的居民在论坛里积极联系赵章元。这些市民眼里赵章元的威望很高，他代表的是深受垃圾苦楚的那部分百姓。

新闻媒体关于此争论连篇累犊的报道也起到了推波逐浪的作用，比如一些媒体报道，世界发达国家出现了垃圾焚烧炉数量减少的趋势(全世界拥有垃圾焚烧炉数量最多的日本也从高峰期的6000余座下降到1280座)，由此推断出美欧日等国近年来兴起了“禁烧风”，以此说明垃圾焚烧排放的二英问题在发达国家中亦不能彻底解决。

“垃圾焚烧不是产生二英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相反，填埋和堆肥所产生的二英是焚烧的几千倍，对人体危害更大，为什么要选择危害更大的方式呢?”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记者解释，无论是先前北京六里屯还是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遇阻事件，很大因素是先前此地为比较大的垃圾填埋场，对当地民众的身体健康已造成影响，居民对建设垃圾电厂存在心理障碍。比如记者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很多居民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很重要程度上是在担心一直不能消散的臭味和建设后的焚烧厂将污染北京饮用水和周边环境。

从2000年就提出“坚定不移、排除干扰、发展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的徐海云也是坚定的“主烧派”，“中国就是发展晚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矛盾。”他告诉记者，我们忽略了大量生活垃圾露天焚烧和填埋场自燃向大气中排放的二英。国外研究表明，1吨垃圾露天垃圾焚烧或在填埋场自燃排放的二英，是同样垃圾经过现代化垃圾焚烧排放二英的几千倍。比如日本，垃圾焚烧完后，排放到空气中的二英仅为1％，飞灰中剩余30％左右，二英含量较焚烧前大大减少。

德国研究表明，当垃圾被运往焚烧厂时，二英含量每公斤就已达50纳克。生活垃圾经过焚烧后，空气中二英排放量只相当于原有含量的1％，向环境中所有介质排放量为17.63纳克，相当于原有含量的35.3％。这也说明经过垃圾焚烧，垃圾中原有二英的64.7％得到分解，因此，通过垃圾焚烧处理，环境中的二英净含量是大大下降的。因此，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美国的环境当局，近几年都公开宣布，现代化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排放已经很低，已经不是二英的主要排放源。

“垃圾焚烧中只要保持800℃以上的高温，稳定燃烧，二英的总排放就会显著减少。”徐海云告诉记者，发展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实际是削减二英排放的措施，目前反而被说成是“罪魁祸首”。“美国一年要烧3000多吨垃圾，总的二英排放仅为12克，中国民间烧柴，产生的二英更多。”

在徐海云看来，北京地少人多，填埋与堆肥成本很高，所以走垃圾焚烧发电之路是刻不容缓的，但同时他表示民众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知道应该建公共厕所，但都不希望它们距离自己家太近。”

至于媒体所报道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垃圾焚烧炉数量减少趋势”的现象，威立雅环境集团中国区总裁周

小华告诉记者，欧美及日本等国的垃圾发电站数量的确在减少，但这是“关小并大”的结果，事实上规模十分稳定。如德国垃圾电厂数量和处理能力一直在增长，从1990年到2005年，焚烧增长量占80％-90％，目前已增至70余座，年处理垃圾超过1800万吨。

数据显示：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在下降，但连续运行的规模较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无论是数量还是处理能力也是在不断增加。正是因为那些小规模的垃圾焚烧厂不能连续运行，达标成本高等原因，才导致关闭，并因此建设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美国近十多年的确没有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厂，但美国生活垃圾年焚

烧量一直稳定在3000-3300万吨，仅次于日本，排在世界第二位。

“很显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焚烧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对垃圾进行减量化处理的重要手段，其所用的技术是可控的、稳定的、安全的；所谓二英超量排放的问题早已解决。相反，垃圾焚烧技术成为二英的减排技术。”徐海云如是说。

技术不是问题

“同样是垃圾焚烧，为什么在德国出现垃圾供不应求、要从别国进口垃圾来焚烧，而在我国却产生巨大争议，甚至酿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件?”记者了解到，群众之所以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疑问无外乎集中在：现有的焚烧技术是否成熟到垃圾焚烧厂建在家门口而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关于技术是否成熟可控这个问题，接受记者采访的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的答案难得的一致：不管从国际还是国内来说，垃圾焚烧的技术都是成熟而可靠的，还有很多新技术层出不穷。但他们也谈到，由于垃圾成份的地域性很强，因此在选择技术的时候，还要参考本地的实际情况。

从世界各地成功的经验来看，垃圾焚烧技术已经得到彻底的研究，实地测试并建立了完备的体系；目前常用的技术主要有两种：炉排炉技术和循环流化床技术，而这两种成熟的排放控制技术也使世界各国的焚烧厂不再被看做二英污染源。

由于各国垃圾中有机物含量不同，因此选用的技术和工厂的管理运营方式也要符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比如炉排炉技术就是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垃圾焚烧领域中的中坚技术，这是由欧洲国家垃圾中有机总量比率低(30％-35％)固定垃圾热值高(平均热值超过1万千焦／千克)决定的。

中国的垃圾含水量较欧洲国家高很多，有机物含量占家庭垃圾总量的比率达到60％-80％，固体垃圾的平均热值只有4000-6000千焦／千克。这样的垃圾难以自行燃烧，需要进行前期处理，例如干燥，焚烧前分类以及矿物质燃料混合处理等。具体到北京，周小华谈到，这些年来，随着北京经济的发展，北京的垃圾成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除了进入垃圾的塑料(约占15％－16％)、纸(11％-12％)增多以外，高湿度的厨余垃圾也明显增加了。据记者了解，除生活垃圾之外，每天北京要产生3000-5000吨污泥，污泥的大量增加和末端资源化问题也日益成为困扰这个城市环境建设的难题；此外还有1200吨泔水和总量为1000万吨的农林废弃物。

记者了解到，炉排炉技术目前多用于混合垃圾焚烧，为高温燃烧，大口大口吃垃圾，投资较高，但运营维护费用较低，循环流化床容量小，高温燃烧，用于PDF成型燃料焚烧，一般应添加20％左右的煤进行助燃，投资较炉排炉较低，但运营维护成本要高一些。总体说两者各有优势，但都符合两个基本指标：技术的稳定性和对污染控制水平的合格性。

近几年来，由于国家逐渐放开公用事业市场化发展，吸引了很多社会资本投资垃圾处理领域：仅2007-2009年，国内共有19起投资环保行业，其中投向垃圾处理的占12起，抢占垃圾商机的不仅有巴菲特，很多国内企业也纷纷下血本投入，致使新技术层出不穷，尤其是在设备制造上，很多关键设备都实现了国产化，大大降低了投资成本。

“应该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北京市情的技术进行焚烧。”大多数被采访者观点惊人的一致：应该因地制宜采用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成熟的技术，政府提供一个能够成功运营的平台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了。”

成熟技术自不必说了。记者了解，针对北京的垃圾处理，也产生了一批新兴公司，这些公司大多具有自主研发的新技术，其中部分经过了稳定的燃烧试验，已被证明稳定有效。但是，在成熟技术和工艺当道的情况下，新技术和新公司很难挤进去。比如专吃餐厨垃圾的北京嘉博文公司，也是花费数年艰辛，才逐渐挤进这个拥挤不堪的市场。或许，新旧技术之争也会伴随着垃圾焚烧的逐渐普及而此消彼长。

垃圾焚烧选用新技术还是成熟技术?记者认为，选择的标准应以是否更加适合北京垃圾现状、能否稳定正常运营、能否取得更好的处理效果。比如记者接触到的采用流化床工艺的一种名为“复合致密型生物质燃料发电”技术，这种技术是在华电集团支持下，北京新日月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专为北京垃圾量身定做的。它将生活垃圾、城市淤泥、餐厨垃圾和农林废弃物分别进行干化处理后，混合对滚成型，制成生物质成型燃料，添加助燃剂用于发电后，体积较原来减少90％，减量80％，灰渣基本不产生有机物，可直接做肥料填埋。不仅解决了生物质成型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低热值等问题，还大大节省了运营成本。

同时，这种新技术解决了几个领域的一些老的瓶颈问题：一是解决了生物质成型无法解决的高成本、低热值问题；二是解决了城市淤泥的资源化作为污水处理产业链中一个老大难问题；三是为北京每天产生的800－1000吨餐厨垃圾缺口找到了一个合理有效的处理途径；四是使用一种叫做“中立风压扬长法”的技术，使处于混合状态的生活垃圾进行很好的分类，有效分离出刚性物质和软物质。

据华电集团北京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宁民兴介绍，采用这种技术焚烧垃圾所产生的二英排放，仅为日本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居民在垃圾焚烧厂附近居住，也是安全的。更难能可贵的是，经权威测试，在不需要国家补助的情况下，只要享受现有政策基于这一技术的垃圾处理运营，其利润率能达到8％左右。而目前国内大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

由此可见：不管是原先较为稳定的老技术还是层出不穷的垃圾焚烧新技术，都能为垃圾焚烧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可是为什么仍然有人质疑呢?徐海云认为，这主要是目前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和检测手段。比如，现有炉排炉工艺尾气中二英排放是否达标，如何确保检测数据的连续性；又如，在目前电价补贴政策下，现有流化床工艺掺烧燃煤的比例需要严格的监管，否则难保不向小火电方向发展。监管到位，才是取信于民的基础。监管问题不解决，垃圾处理厂仍然危机重重。

源头分类是关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主烧派”和“反烧派”也会产生交集：就是他们都认为垃圾处理应从源头减量和源头分类做起。即便是赵章元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不是否定垃圾焚烧技术，只是他认为应该慎烧，要在做好垃圾分类的基础上焚烧。

我们知道，垃圾处理的目标是减量化，源头分类、焚烧都是减量化的手段。

以赵章元为代表的反烧派认为：通过源头细化分类，垃圾减量化可达90％多，甚至完全利用而达到零剩余。在源头分类这一手段没有利用好的情况下直接动用焚烧的手段，是不恰当的。

徐海云谈到，垃圾焚烧发电的前提就是垃圾分类，但垃圾来自千

家万户和每一天，分类总是相对的，不管如何分类，到最后总要有混合垃圾，这就需要利用焚烧的手段进一步减量化。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判断：“主烧派”和“反烧派”的分歧并非不可弥合：分歧在于对源头分类所能达到的减量化程度看法不一；但双方都认为，源头分类才是关键。

某绿色组织的中国项目成员就告诉记者，与焚烧相比，他们更加倾向于首先加强源头的治理。比如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场动辄数亿元，但北京每年投入到垃圾分类中的资金才区区几千万，在源头分类没有做出实质性努力之前，如何做好垃圾焚烧呢?

一些垃圾处理企业也在用行动探索着他们的忧虑：他们在对垃圾焚烧新工艺和技术的研究中，十分重视把好分类关。在采访中，宁民兴就告诉记者，中国的垃圾分类远不如国外，所以如果在垃圾焚烧之前不做分类，垃圾焚烧成本高、效率低、所产生的有害物质也更大。同时他认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要求垃圾分类达到欧洲或者日本的水平，还得有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事实上，北京这几年来在垃圾分类上作了不少尝试，但结果都收效甚微。如何做好源头分类工作，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个大难题。

在周小华看来，目前除了20－30％可回收的垃圾之外，把北京所有的垃圾仔细分类是不现实的。一是因为居民尚未普及分类意识；二是能分选的垃圾交叉污染很多，回收成本也较高，目前仍然没有很多社会企业去做这个。

“可以一步步完善。”周小华认为北京不妨先尝试将干垃圾和湿垃圾分开，干垃圾利于焚烧，提高热值，热效率也会大大提高，对炉子的损害也大大降低；而对于湿垃圾的处理，全世界范围内目前都不算很成功，但北京可以少部分尝试厌氧气化，并小面积推广。

按照北京市的统计数据，全市生活垃圾产生总量619万吨，再生资源回收量达374.72万吨(来源：政协北京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材料之七十一)，如果加上餐馆的厨馀垃圾约40万吨(这部分垃圾事实上已经回收利用，当然回收利用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还有堆肥处理近20万吨，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实际达到40.5％。徐海云认为，如果按照相同口径，参照发达国家的生活垃圾的处理比例的统计方式，北京的生活垃圾处理比例大致为：40％回收利用，60％为卫生填埋。

与世界上一些国家相比，北京的这个数字并不低。徐海云认为我们的差距在于：北京没有把有机物分类回收作为一个主要方向，而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占到60％!

“当前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最突出的是餐厨垃圾分类。”徐海云谈到，北京市对餐厨垃圾的处理方式只是将其通过分选，直接进行堆肥处理；或者仿效少数发达国家生活垃圾管理模式进行家庭餐厨垃圾分类，这两种模式在北京推广都不现实。

徐海云指出，实际上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收集的)成份，最大的组成部分往往是水。一吨水通过下水道进入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成本是1元左右，而通过垃圾收运处理要200元以上，如果仅汉将家庭中高水份的西瓜皮、汤、果皮等垃圾粉碎通过下水道排除，成本低，又不会增大下水道和水处理系统的负荷，再辅助密闭化垃圾收集，生活垃圾含水量降低到40％左右是容易实现的。而大幅度提高垃圾热值，有利于垃圾焚烧处理，以北京市600万吨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计算，减少20％的水分，相当于至少节约2.4亿元垃圾收运处理费用。

“其实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分类收集。”徐海云举例：发达国家都有废纸单独收集的垃圾桶，但国内大多数居民都会把旧报纸和废纸板作为废品出售。因此，尽管我们废纸的平均回收率只有发达国家的50％左右，但单独分析，废纸板、旧报纸、书刊等回收率要高于发达国家。“我们生活垃圾中水分高、热值低，根本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比如我们去农贸市场而不是去超市购物导致餐厨垃圾多；人为将汤水放入垃圾袋以及垃圾敞开收集混入雨水等，这些习惯都需要我们慢慢改正。”

“要破解垃圾源头分类的难题，首先要选择好最有效的路径，然后做出系统性，制度性的安排。”徐海云表示，垃圾分类不是简单放几个不同垃圾桶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建立持续的宣传、督导体系，建立分类收运与处理系统，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每一个市民，都需要在其中承担管理的责任、支付处理的成本。

“最重要的是，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需要从法律上给予保障，这不仅是这个垃圾场服务范围内全体居民的利益，也是垃圾管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垃圾管理的细化将需要更多的用地，如各类垃圾资源化利用所需要转运、仓储、加工。如果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因为部分人为不当利益被挤走，就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垃圾处理设施无处可选。”

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周小华谈到，欧洲就通过一系列制度上的安排从源头减少垃圾：以德国为例，玻璃瓶在生产之前企业是要预先支付一笔钱用于回收，通过奖励政策鼓励“绿色包装”；在政策春风下，各种企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减少垃圾，也由此在产业链上产生了一些新的投资机会和新的公司，比如致力于各种包装物回收的绿点公司，仅在德国它们就有2万多成员单位；此外，德国的有机物分类处理费用也从市民中收取，尤其是餐厨垃圾，要购买专用的垃圾袋分装，这笔费用折合每户每年150欧元，有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市民对分类就自觉多了!

这场持久战的结果是：到2006年末，德国回收、焚烧、填埋的比重为68％

31％

0.7％，成为欧洲乃至世界上垃圾减量化处理最成功的国家。

我们从德国的案例看出，通过源头细化分类，垃圾资源化大致可达到70％，这基本上是目前所能企及的最高水平了，剩下的30％通过焚烧，垃圾的减量化达到了99％。这也应该是目前垃圾减量化处理的最佳模式了。

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产生的垃圾量是巨大的，显然，我们既不能把包袱甩给兄弟省市，也不能把包袱留给我们的后人，这就需要我们的城市、我们每一个市民，都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垃圾减量化进行到底。

“68％、31％、0.7％”，这应该是北京的目标。

效率与监管如何平衡

2009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行了BOT招标，近期签约的有：光大国际投资的济南市第二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发电厂)BOT特许经营项目、中国节能投资公司下属可再生能源公司投资的成都市祥福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特许经营项目。前者占地面积120亩，投资9亿元，施工工期为18个月，计划建设4台日处理能力为500吨的焚烧炉，是目前国内一次性建设规模较大的垃圾焚烧项目，特许

期限25年。后者该项目总投资概算约8亿元，规模为日处理城市生活垃圾1800吨，年处理能力65万吨。

与众多招标信息相辅相成，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企业都对垃圾焚烧发电表示出浓厚兴趣，华电、大唐、威立雅、清华同方、中科通用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纷纷下水。据宁民兴介绍，华电即将投建的垃圾发电焚烧项目预计投资9.36亿，建设周期为一年，预计年发电4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7.4万吨，预计可消灭污泥49.5万吨，生活垃圾22万吨，餐厨垃圾4.95万吨，节省标煤10.2万吨。

在专家眼里，各企业抢滩垃圾焚烧发电站不仅出于战略布局的要求，还有着现实的经济考量。记者了解，垃圾发电行业属于由公共财政承担的政府公用事业，企业的收益来源于政府方面的补贴。据一位电力专家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法规，国家除保证垃圾发电的电量全部上网外，还给予每度0.25元的补贴，同时免征增值税，并给与三年免征所得税、后三年减半的优惠，再获当地财政部门的垃圾处理费补贴，目前大约是每吨150-300元之间。

“诸多优惠政策落地，垃圾发电企业基本不会亏损。”这一点得到了宁民兴的证实。他认为垃圾焚烧发电是公益事业，有政府相应的补贴，不仅不亏，而且收益稳定。

因此连外资都对北京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跃跃欲试，周小华谈到，威立雅在广州、上海以PPP模式分别与当地政府合作，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希望能与北京市政府以PPP模式合作一个最先进的垃圾末端处置设施。

在很多企业眼里，北京垃圾处理的市场化程度一向很低，基本由政府大包大揽，这样做固然很好地兼顾垃圾处理的公益性，但容易造成规划脱节严重滞后。最典型的如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由于从规划到投入使用历经十年之久，当年的规划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比如最近的办公楼距离垃圾焚烧厂不到2公里；垃圾填埋场的恶臭和医疗垃圾焚烧厂对周边居民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据记者了解，目前上海垃圾处理项目多采用BOT模式，广州市场化程度高，部分项目采用PPP模式，而北京多为政府运作。单就记者采集到的三地垃圾处理费用来看：目前广州不到30元／吨，由企业运行；北京60元／吨，由政府运行；上海BOT填埋居多，全成本(包括投资)76元／吨。显然，单从运营成本来说，北京远高于广州和上海。

再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化比例不是很高，政府管理占50％左右。比如法国，由于公共设施由政府控制，一般采用政府投资企业运营的模式(PPP)；而在德国，由最初政府自己做逐渐变为私有化，目前仍有一半垃圾处理项目由政府来主持；在英美是完全民营化，经费也是由民营企业自行筹集，但他们建立了有效的监管体系，因此得以有效运营；日韩则是完全政府化。

“近年来，日本和欧盟也开始提市场化运作，他们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企业能否做，能否高效运作”。周小华表示，垃圾处理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完善也是一个多方兼顾的过程，目前的现实应该是一个混合方式，“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政府应该放开眼界，寻求一种1+1>2的机制。”

然而，经济有效并不是衡量这个事情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在垃圾处理上如何引进市场化的因素，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效益和监管之间如何平衡。垃圾处理属于公用事业，监管的责任在政府，市场化程度高了，效率上去了，监管的成本也上去了。

因此，主张由政府或以国企担纲垃圾处理主角的呼声依然强势，这一方观点认为：从这几年BOT模式在北京的推行来看，效果并不理想。作为一种公益性很强的项目，国有企业应该在市政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落实到垃圾焚烧发电，徐海云认为这是一个技术、智力密集型项目，其中还牵涉到民生问题，完全由政府做有问题，完全市场化也有问题。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比如垃圾处理外部性很强，完全市场化对社会责任感不强的企业，政府既要做过程监管，又要做责任监管，监管成本偏高。

“比如，我们可以尝试政府投资，引进大企业进行管理，并不断总结既有工程管理模式的优缺点：以技术、经验、效率为衡量标准，适合市场的，应该市场化。完全政府化，有效率问题。”

徐海云谈到，欧洲经济繁荣时规划了很多垃圾焚烧厂，这几年垃圾量不断下降，回收提高，焚烧量少，负荷不满，如果是企业投资，没有那么多垃圾企业也要支付那么多垃圾焚烧费，这也是不合理的。不妨借鉴欧洲和日本从经济角度推动垃圾市场化的做法。

将垃圾压力转为创新动力

近期是垃圾焚烧的多事之秋。

与征地、拆迁、司法等引起的相比，因垃圾焚烧而起的对社会稳定所构成的威胁更大。其一，涉及的人数更为庞大。由于垃圾焚烧厂多建于居民区周边，涉及到的人群动辄几万甚至数十万，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反对，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绝非一般事件可以比拟。其=，由于涉及生命健康，往往呼声一起，应者云集。这种群体性恐慌与激愤更容易被放大，牵涉者往往同心同德，一致对外；尤其是在精英聚集的地方，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也往往会因此调用自己的资源，容易升级和扩大，形成对峙；其三，持续时间很长。

我们知道，欧盟和日本都是在环境保护上十分严厉的国家，那么，既然他们都能接受高比例的垃圾焚烧，为何在环保水平还远低于欧日的中国，刚起步的垃圾焚烧反而遭遇了更多反对呢?

一种观点认为：焚烧是过时的垃圾处理方式，欧目的高焚烧率只是反映了其过去的观念和政策，而现在焚烧方式正在被抛弃，焚烧炉也在大量关闭。徐海云认为这种观点纯属“莫须有”，的确有很多小型焚烧炉被关闭了，但也新建了许多规模更大的新焚烧厂；总炉数的减少其实反映了新建焚烧炉的处理规模更大，因此总的焚烧率并未降低。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外在垃圾处理技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最新技术和严格的监管可以确保不给附近居民带来损害。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政府和公众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比如反对者认为国际上盛行“禁烧风”，而政府和权威专家却是“主烧”的支持者；粗放落后的垃圾处理设施让公众心生恐惧，北京的几大垃圾填埋场依旧恶臭漫天，根据填埋扬的运行情况，居民们实在对焚烧厂能否达到欧盟标准没有信心；监管体系没有建立，政府和民众之间没有一个好的沟通渠道。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种种担忧和争议，尽管在表面上都指向处理方式、技术和标准，实际上隐含着对管理者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对监管能力和实施能力的不信任，和对事前审评、事后检测中信息真实度的怀疑。

可见，垃圾焚烧项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项目，它对社会配套机制高度敏感。发达国家可以采用垃圾焚烧，是因为它们有成熟的法治监管，舆论监管和民众参与。而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权利的制衡以及公众参与的透明度还存在较多缺陷，对垃圾焚烧的有效监管暂时还没有能力做到。

当然，硬币的另一面，也有着不一样的风景。

周小华认为这些事件体现了普通市民对环保知情权上的关注，同时使很多人了解了垃圾处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需全民共同支持的事，政府在决策上要有沟通。应当把这些争议事件作为推进制度创新的契机。比如，通过意见收集和诉求表达的过程，强化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利益的功能，通过政府与业主代表互动将利益协商机制常规化和制度化，通过诉讼明确洁净空气权利的边界和代价，等等。

北京垃圾分类篇5

半退休律师走向环保之路

1962年，黄小山出生在北京空军大院。1980年，黄小山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工作。1992年秋天，黄小山辞职和几个朋友注册成立了北京金律律师事务所。2005年，功成名就的黄小山便已进入半退休状态。

黄小山居住的是高档别墅区，周边还有十多个小区，每个小区都有自己的网站。2009年6月的一天，黄小山浏览网站时，突然看到一条让他惊讶不已的消息，有居民发帖子说：政府准备在别墅区附近建一座垃圾焚烧场！黄小山立马惊呆了，如果这个垃圾焚烧场建成了，焚烧垃圾的烟尘一定会严重影响这里的空气质量。

事关健康和房价，居民们非常气愤，他们纷纷通过合法诉求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有一天，黄小山忽然看到了一段留言，留言者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这群抗议者说：“你们都是吃饱了撑的，你们想想你们不扔垃圾呀！”这句话让黄小山幡然醒悟：是呀！这留言说得对，垃圾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制造出来的，政府帮居民处理垃圾是好事，居民为什么要抗议呢？“每个人只要活着，每天都会产生垃圾，怎么处理这些垃圾呢？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尽量减少污染的处理垃圾方法呢？”黄小山陷入了沉思。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几个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骨干说了，大家不再激愤，进而静下心来潜心研究，试图寻找一种更好的解决垃圾的方法。他们在网上查找日本、美国、欧洲、南美等国家和地区处理垃圾的方法，借鉴这些方法，由一位退休银行家执笔，众人参与，耗时两个多月，写成了一份70多页的《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的报告。

这份报告的角度完全变了，对垃圾及环境的态度不再是私人化的了，字里行间都充满了站在政府角度考虑垃圾问题的公益思维。黄小山把这份报告递交给北京市市容市政委，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份构想，这个构想就是最好不建垃圾焚烧场，改建垃圾再利用场，用垃圾衍生燃料代替煤使用。

2012年2月22日，北京市市容市政委组织代表团去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早在一月份，北京市市容市政委就通知黄小山，邀请他随团去日本考察。这让黄小山既吃惊又欣慰，他没想到北京市市容市政委竟然能邀请他这个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人出国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邀请他出国考察是解决政府和民众矛盾的破冰之举。

初到日本的黄小山肚子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总认为垃圾处理是技术问题，因此，他在考察中总是千万百计想找出日本不焚烧垃圾的例子，想找到一种在技术上替代焚烧垃圾的办法。但是，随着考察的深入，他的观念变了，面对日本人的自觉自动的垃圾分类，以及日本人对资源，对地球的理念，黄小山真切地感受到，垃圾处理不单单是技术问题，更主要的是哲学问题，是民众怎么看待垃圾处理，怎么处理垃圾的问题。黄小山觉得对待垃圾，怎么处理都无所谓，关键是要将垃圾分类，只有将垃圾分类了，才会将垃圾给环境带来的危害降到最小，并且能够实现垃圾的再生利用，从而节约能源。

从日本考察回来后，黄小山以网名“驴屎蛋儿”为名写了一幅字：垃圾是一个哲学问题。写完裱好后，端端正正地挂在别墅客厅的墙上。在随后接受央视《东方时空》栏目记者在他家中的采访时，黄小山不再反对建垃圾焚烧场，而是大声对着镜头喊出：垃圾不分类，决不焚烧！让黄小山没想到的是，两会闭幕的当天上午10点，央视竟然将转播车开到他家，对他进行直播采访，黄小山在镜头前对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对全国观众阐述了自己垃圾分类、焚烧的观点。第二天，美国的NBC电视台也来直播采访，黄小山很快便成了环保风云人物。

垃圾分类诞生创意绿房子

从日本回来后不久，黄小山就着手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可持续性的垃圾分类处理方案。黄小山觉得，依照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实现垃圾分类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中国的民众从思维层面，内心深处接受垃圾分类理念，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中国人自觉主动的在扔垃圾时进行垃圾分类。

一段时间后，黄小山借鉴中国台湾、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处理垃圾分类的经验，结合自己的设想写成了一个《绿房子垃圾分类及预处理整体方案》，他将这个方案报给了北京市市容市政委。方案报给北京市市容市政委后，黄小山觉得作为倡导垃圾分类的民间领袖，他应该首先行动起来，率先建起绿房子。因此，他很快就着手绿房子的设计研究工作，设计、建造了一幢灰色屋顶、实木色墙身、绿色窗棂，宛若童话森林里的小木屋。屋里有一条垃圾分类流水线，一台厨余垃圾脱水机。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更没有现成的厨余垃圾脱水机，黄小山就自己动手设计厨余垃圾脱水机，然后找机械加工厂制造。

每设计出一台厨余垃圾脱水机，黄小山都要找一家机械制造厂制造，然后试验使用，设计到第五台时，黄小山终于成功了。那天，他站在自己设计、由唐山市一家机械制造厂生产的厨余垃圾脱水机前，看着这台机械成功运转，将厨余垃圾的浸沥液分离出来，流入城市下水道，将厨余垃圾挤干成块有规律地吐出来时，他高兴得差点欢呼起来。黄小山终于成功了，他耗费百万填补了世界上没有厨余垃圾脱水机的空白！

经过用厨余垃圾脱水机反复试验，黄小山得到一个数据，居民生活中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其中水分竟然占了1/2，也就是说，居民从厨房中扔出来的蛋壳、菜叶、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中有1/2是水。这让黄小山大吃一惊，他马上算了一笔账：北京市一年中要产生1.8万吨垃圾，其中一半是厨余垃圾，如果将这些厨余垃圾分离出来脱水，只将剩余的1/2垃圾块运出，全北京一年要节省多少垃圾清运费呀！厨余垃圾经过脱水，将水直接排入城市下水道，避免了这些垃圾堆积发酵产生浸滤，这对减轻北京市的环境污染将起到多大的作用呀！黄小山又算了一笔经济账，全北京的厨余垃圾，经过脱水会产生1/2垃圾块，这些垃圾块可以发酵成最好的堆肥，再加上分拣出来的废纸、塑料等生活垃圾，这些再生资源的价值也是惊人的。

算完这些，黄小山觉得自己的手都发抖了。再联想到绿房子推广到全国所产生的效益，他更加觉得垃圾分类真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改造中国人的垃圾处理观念，造福社会的伟大事业。

2011年9月1日，黄小山在北京小汤山的绿房子开始工作了。黄小山招聘的四名工作人员和几个志愿者在流水线上开始对垃圾分类，厨余垃圾脱水机也在给垃圾脱水。

记者眼中的“绿房子”有两个房间：一间进行干垃圾分类，屋子中间摆一个金属材质的干垃圾分拣台，每个垃圾投放口处分别标注着“纸类”、“成型塑料”、“玻璃”、“金属”、“有害垃圾”、“其他垃圾”、“散塑料”等；另一间屋子进行湿垃圾分拣，工作人员戴着手套、口罩，穿着工作服，先将湿垃圾倒在一条传送带上，拣出塑料、纸张等可回收和有毒垃圾，分别扔到身后的两个垃圾桶内，其余的剩饭菜、烂水果、粪便等垃圾则随着传送带进入压榨脱水设备。最后压榨成的黑绿色垃圾将被运送到北京昌平区堆肥厂，污水排入地下污水管道，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

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当天在场对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了统计：9月1日，“绿房子”垃圾分拣设备正式运营的第一天，共处理464公斤生活垃圾，其中可回收垃圾60公斤，脱掉垃圾中的水分173.60公斤，最终实现垃圾减量233.60公斤，减量率达到50.30%。最后剩余厨余垃圾288公斤，在进行压榨处理后，被送往堆肥厂进行再利用。

黄小山投入使用的这座绿房子要负责自己小区的300幢别墅、600个回迁户和一个中型农贸市场的垃圾分类，黄小山给每户建一个档案，发给垃圾桶、塑料袋，实行垃圾投放实名制，每个垃圾袋上都有每家的门牌号，要求每户定时定点把垃圾放在指定地点，然后绿房子的员工和志愿者会把垃圾运到绿房子，按照干湿两种不同的垃圾，进行一次预处理。

为了让周边居民给予配合做到垃圾应收尽收，黄小山除了发放千余份宣传册外，对于居民还有奖励。黄小山的做法是：凡是满足分类包装和定时定点投放的家庭，绿房子会根据垃圾袋上的门牌号进行登记，每月末、每季度末、每年末都会举行规模不等的抽奖。黄小山的广告是：或许你的垃圾只卖了几元钱，但你却可以抱回一个平板电视！黄小山相信，在这种刺激下势必会有很多人对垃圾分类从被动转向主动，从而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中国实现垃圾分类的曙光。

北京垃圾分类篇6

人类历史与垃圾同行

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见证了社会的兴衰发展，据《汉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23年，就有了环卫工人。但同时，垃圾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扰，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迈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美国人从1924年开始填埋城市垃圾，到了1980年代，到了无处可埋的地步。

1972年以前，城市垃圾大部分都被运往农村做肥料，那时候的垃圾里极少金属、塑料，大都是些烂菜叶、剩饭，顶多有些脏土，所以，农民很欢迎城市的垃圾。可到了1970年代前后，城市垃圾的成分日益复杂，塑料袋、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构成了垃圾的主体。

在国际上，1972年是个分界线，农民从那年开始拒绝再接收城市垃圾。中国大概是在1979年，开始出现农民拒收垃圾肥料的事情。从那到现在快30年了，城市垃圾只能堆放到城郊空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垃圾围城的局面。就连首都北京也不例外，几年前同样处于垃圾环带的包围中，只是最近两年才有所好转。

垃圾一方面扼杀、吞噬着城市，改变着城市风景，同时也启发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循环经济。据国际相关权威机构统计，2005到2007年，3年间全世界主要的工业原料有40％来自于废旧物资。2005年一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回收的废旧物资总量价值2500亿美元，欧洲是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最好的区域，单是用纸一项，全欧洲再生纸占了消费总量的70％。

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米其林轮胎。他们著名的“371承诺”，每条轮胎能够翻新3次，使用7年，行驶100万英里。废旧的轮胎使用3次之后，即使最后彻底不能再奔跑，仍然能够做成橡胶粉被利用。

为什么欧洲会这样呢?在当代世界格局中，资源争夺是国际斗争最重要的议题，欧洲地域狭小、缺乏资源，历来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废旧物资是跟石油、天然气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

而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废旧物资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议题中早已是共识，只是在中国我们还认识不足。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迟早大家都会明白，垃圾绝不仅仅只是垃圾，它是一堆宝藏，重要的是看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些宝藏。

走向垃圾综合管理

把垃圾当成资源来对待时，我们就应该用“管理”这个词，而不是“处理”。如今，欧美国家最先进的主流思想就是走向垃圾综合管理，结合中国垃圾实情，对于垃圾管理，主要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一、合法性。在中国，我们管理垃圾目前要遵循的最重要法律是2005年出台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部法律的基本思想是先进的，主要提出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减量化。目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发达的欧美日，城市垃圾每年都能做到负增长，东京从1989年就开始了负增长，至今已持续了19年。欧洲除了希腊和土耳其外，全部城市都能做到垃圾负增长，这是人类社会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资源化则是更加现实的问题，研究垃圾的学者都会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这个就不用细说，单是垃圾管理带来的就业大军就是很可观的数字，在中国，600多座城市，一共有230万垃圾产业大军，光北京就有17万之众。

无害化则是一个基础性原则，对于垃圾的各种处理方式，主要目标就是避免污染环境。

二、系统性。垃圾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产品生产开始，就应该给予考虑，在垃圾管理先进的国家，有各种法规，在新产品出厂时，就对废弃后的回收和利用做了规定，主要由生产厂家承担这项工作。当垃圾产生后，从前期的垃圾分类到厂内分拣、再生产品的制造、销售以及重新使用都需要系统安排，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准备好，都于事无补。

以北京为例，前几年搞垃圾分类，到处宣传环保，制作分类垃圾桶，前后花了一亿元，最后却换来老百姓骂声一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听政府的话，加强环保意识，小心翼翼地把垃圾分类丢，可垃圾车一来，一股脑把所有垃圾都堆进去了。其实，北京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垃圾分类处理手段和设施。这样就既浪费资源，又欺骗了民众的信任和感情。

东京也曾经有过没有系统考虑垃圾问题而带来的城市管理教训。当时日本人找到了垃圾焚烧发电这个处理法宝，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投入25亿美元，在东京城区各地建设了25座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可是刚刚开工没多久，其中10座就停了，因为没有垃圾吃了。市政府在设计之初，根本没考虑过垃圾负增长的情况，现在，东京的垃圾越来越少，这些焚烧发电厂大部分都面临被拆除的状态，这个事情让东京市民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

三、经济性。垃圾管理同样也要遵循经济学的最优原则，要用最少的钱来获取最大的收益。这里的收益不单指经济收益，更包括环境收益和社会收益，要将环境、经济、社会三方收益综合考虑，平衡处理，决不能为了省钱、挣钱而危害环境，更不能漠视垃圾处理场地周边居民的利益，为了处理垃圾而造成居民成天投诉，这同样是得不偿失。

建立系统操作体系

要实现垃圾的综合管理，只靠政府远远不够，甚至，主要的工作也不能由政府来承担，而应该遵循责任分担的原则，政府、企业、公众都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其实，建立这个系统并不是很难，很多企业都愿意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日渐高涨，政府应该只从立法、监督、处罚三方面努力，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企业去做。

另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差异性原则。垃圾成分与地域、气候、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每个城市的垃圾都是不一样的。以北京为例，海淀区跟丰台区的垃圾成分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跟青海的垃圾差异就更大了。

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在管理垃圾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工艺，一定要分类对待，摸索出最适合本地的垃圾管理经验，也因此，中国管理自己的垃圾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的学者和技术人才在实地调研中国城市垃圾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出本土模式。

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垃圾管理思想体系和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在垃圾问题上，中国的600多座大小城市一定会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香港，即使他们的垃圾热值已经达到每公斤8200千焦(4200千焦即可直燃)，也因为缺乏系统的垃圾管理思想而时常被垃圾问题困扰。

北京垃圾分类篇7

一、欧盟委员会垃圾管理政策

欧盟垃圾处理政策已发展近三十年，并通过一系列的环保行动规划出立法框架，旨在减少垃圾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并创建一个节能减排的经济体系。欧盟环保行动方案明确了垃圾的预防和管理，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垃圾不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多。这些措施已取得成效，在上世纪90年代，德国与荷兰的垃圾产生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欧盟的目标是通过新的垃圾预防措施大量减少垃圾的产生，从而更好地使用资源，鼓励向可持续性消耗的模式转变。垃圾管理方法基于以下三个原则：

（一）垃圾预防

在任何垃圾管理战略中，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把减少垃圾产生量放在首要位置，并通过减少产品中的危险物质来减少垃圾的危害性，这样垃圾的处理将会变得更简单。垃圾预防与改善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影响消费者购买需求（如简易包装或无包装的绿色产品）紧密相连。

（二）循环和再利用

如果垃圾的产生不可避免，那么应该尽可能地回收大量的材料，这样既可以保护环境又可以循环再利用。欧盟已经明确重点关注几种具体的“垃圾物”，包括包装废弃物、报废的车辆、电池、电器和电子垃圾，目的是降低其对整体环境的影响。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制定关于这些垃圾回收、再利用和处置的法律。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使回收的包装垃圾量达到包装垃圾总量的50%以上。

（三）改善最终处理方法和监控措施

如果有不能被回收或再利用的垃圾，应该将其安全地焚烧，垃圾填埋只作为最后的处理方法。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密切监控，因为两者都具有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潜在危险。欧盟近期批准了一项指令，规定了严格的垃圾填埋场管理指导方针。它禁止某些类型的垃圾如废旧轮胎进入填埋场，并设定目标，减少可生物降解垃圾的数量。而另一项指令规定了强制性限制焚化炉的排放级别。欧盟还希望减少二f英和酸性气体的排放，如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和氢氯化物（HCL），它们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

由此可见，欧盟首先通过对垃圾产生量的控制和循环利用来减少最终必须要处理的垃圾量，因为减量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方法。

二、欧美垃圾分类收集方法实例参考

垃圾分类是垃圾收集和再利用中最重要的环节。世界各发达国家都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及大量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并通过各种规定和措施来促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的展开。

（一）美国的包装处理

美国在垃圾收集过程中对包装容器的处置有严格的界定及处罚制度。政府规定，当地居民有义务参加垃圾分类和循环再造。在企业延伸责任制下，生产商支付产品包装的处理费用。

近几十年来，美国垃圾减量方法之一就是最小化包装：企业生产更环保、更节俭的包装，消费者协助政府回收废弃的包装。目前，美国有几个州在试运行包装垃圾抵押金制度，居民交付废弃包装时再返还抵押金。

（二）德国的精细分类

德国设有独立的垃圾收集系统。在每个住宅附近都设多个专用垃圾桶（按颜色分类），而且为方便工作人员收集，垃圾桶距行车道不能超过15米。不同颜色垃圾桶收集不同种类垃圾。在德国每个超市都可以回收旧电池，大型家电则需要与专门机构预约处理。

（三）瑞典对化学品的收集

在瑞典，有特殊规定的危险废弃物应丢弃在指定地点的特殊生态站中。生态站是为收集电池、化学品、油漆残余、气雾罐、旧机油、溶剂和荧光灯等有害化学品而专门设置的。

从欧美国家对垃圾收集处理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各国对可回收废弃物和特殊废弃物的收集处理相对比较细致，体系也比较完善，且都在垃圾源头进行分类和预处理，以大大提高垃圾的再利用效率，把对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

三、欧美城市主要的垃圾处理方法

（一）垃圾填埋和焚烧简述

除了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目前城市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填埋和焚烧。

填埋：垃圾填埋后，有机垃圾在自然分解过程中产生气体，主要是甲烷和二氧化碳，这两种气体是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焚烧：有机垃圾和其他物质焚烧后，转化为底灰、烟气、粉尘微粒及用于产生电力和热能的蒸汽，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

在北美，填埋和焚烧基本持平，而欧洲以焚烧为主，其中丹麦和瑞典在利用焚烧能源方面走在世界前沿。2005年，丹麦4.8%的电力和13.5%的热能都来自焚烧。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在城市垃圾处理中对焚烧的依赖较强。

（二）北美、欧洲垃圾填埋和焚烧现状

1.美国的垃圾焚烧

1975年10月，美国第一家商业化垃圾焚烧厂建成于马萨诸塞州，并成功运营至今。1990年，美国有186个垃圾焚烧设施，后来慢慢减少至不到90个在运行，主要原因是由于焚烧技术无法满足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填埋的方式成本更低。但是现在，处理技术的进步使得焚烧这种方式的优势逐渐显现，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来鼓励这种处理方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焚烧会逐渐代替填埋成为美国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

2.欧洲的垃圾焚烧

2001年之前，垃圾管理未引起各国政府重视。随着垃圾量不断增加，许多国家逐渐意识到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垃圾问题，从而促进了欧洲垃圾管理法规取得新的进展，垃圾开始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而逐渐得到利用。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禁止危险垃圾填埋处理，加上私人经营的垃圾焚烧炉可以享受税收抵免，过去十年间，欧洲有很多垃圾焚烧设施建成并运营。

较一般意义的焚烧和填埋而言，焚烧发电显示出独特优势，受到了北欧许多国家的青睐，他们通常将垃圾处理与废热发电结合起来。此外，由于没有足够的场地用于填埋垃圾，一些国家也倾向于焚烧处理。

3.加拿大的垃圾填埋与焚烧

为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加拿大安大略省2008年针对垃圾填埋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新标准，涉及内容包括水文地质和地表水、设计报告、保护地下水的选址设计、现场管理与监督、填埋场关闭及关闭后的管理，以及填埋场管理人员对应事故和其他问题的财政保障等。

加拿大政府没有强制执行焚烧排放规定，而是制定了指导方针。这些方针由加拿大环境部根据2006年《加拿大清洁空气法案》制定，涉及内容包括焚烧产生的二f英、呋喃和其他有害物质。但议会没有强制各省执行，各省政府可自行决定如何将政府的指导方针融入地方法规中以进一步实施。

（三）垃圾焚烧的事实

许多环境学家认为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f英类物质，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而如今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期的垃圾焚烧设施气体清洁技术不达标，排放了大量的二f英，而目前新的焚烧技术产生的二f英气体很少，其排放物主要是二氧化碳。

所以反对焚烧处理的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当前清洁排放技术的情况下所做的定性言论未免有些偏颇。一些环保组织认为焚烧是产生二f英和呋喃的罪魁祸首，即便是最新的焚烧设施也会产生污染，这些说法都没有量化根据。

在北美，填埋方式因由来已久而普遍采用，焚烧方式虽然广受争议，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具有废转能的优点，现在也逐渐成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其实两种方法都会对环境产生危害，只是哪种危害小的问题。

四、北京城市垃圾处理现状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北京市的垃圾基本是采用简易堆放的方式进行处理。从1991年开始建成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才进入无害化阶段。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大批的垃圾填埋场陆续建成，填埋也成了北京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填埋量占垃圾总量的90%以上。但是，在这些填埋场之中大部分都是非正规的，截止到2006年，北京市共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1011处，垃圾囤积量达8000万吨以上，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污染了地下水及周边环境，还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垃圾填埋处理已经渐渐不能适应北京这种飞速发展的特大城市的要求。2009年，北京每天产生生活垃圾已经达到1.84万吨。令人担忧的是，生活垃圾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为了填埋这些垃圾，每年要消耗掉约500亩土地。不仅如此，就垃圾处理能力而言，北京的垃圾填埋场也在超负荷运转，这会加大填埋场污染控制的难度。如果不采用其他更加高效的垃圾处理方式，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产量增长速度，几年之后全市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2009年，北京市市人大代表在十三届二次会议和市政协委员在政协十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建设宜居城市，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制定垃圾处理工作方案。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计划三年内建成各类垃圾处理厂37座，其中大部分为垃圾焚烧厂。

但是，建造垃圾焚烧厂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被广大市民所接受。他们认为焚烧所产生的有害气体会严重影响环境和身体健康。杭州市余杭区就曾因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发生过居民抗议事件。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应大力宣传和普及相关知识，使大家从了解到认可，再到支持。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焚烧处理技术的进步，国外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通过更高的环保标准来改造旧的焚烧厂，关小厂、建大厂，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在技术的改进和知识不断的更新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对二f英产生来源有了科学认识；并且随着垃圾焚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温焚烧技术和更先进的烟气净化技术，在垃圾焚烧过程中已能充分控制二f英等有害物质的产生。

科学专家经过检测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的焚烧并非是产生二f英的主要原因。有数据显示，大气环境中的二f英90%来源于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如炼钢、火力发电等工业锅炉燃烧、纸浆漂白过程以及医疗垃圾的低温焚烧等。垃圾焚烧还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斯德哥尔摩耶夫勒大学和皇家理工学院的专家研究发现，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比堆砌和填埋同样数量垃圾的产生量要少，因此垃圾焚烧对环境更加有利。如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焚烧垃圾，不但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还可以产生热能和电力。

针对北京的情况，垃圾焚烧逐渐取代填埋成为北京市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这样不但节省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来减少环境污染，也能实现垃圾二次利用和转化成能源，可谓一举多得。

五、对北京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垃圾处理政策与经验的分析发现：城市垃圾处理是一套体系，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首先要从源头控制垃圾产生量。目前，我们的关注点基本集中在垃圾产生后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上，而忽略了怎样减少垃圾产生这一源头问题，导致在垃圾产生预防上还有许多空白，例如规范生产型企业的正规化，合并同类型企业，鼓励企业使用更简易的包装等。

其次再通过回收和再利用进一步减少垃圾量。例如杭州目前正在试点垃圾分类回收兑换机，居民把诸如塑料瓶、旧电池和玻璃等废弃物投放到机器的指定投放口，到达一定数量后机器会反馈给居民电影票。这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让大家体会到自觉分类带来的好处。

最后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垃圾处理方法。政府相关部门要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完善这一领域的管理组织体系，避免诸如垃圾分类出现先分后混的乱象。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加大相关的知识文化宣传，使大众正确认识这一领域问题的重要性，把垃圾分类回收纳入到基础素质教育，让垃圾处理这个问题可持续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红，李纯.国际科技动态跟踪――城市垃圾处理[R].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杨艳梅.国外城市垃圾处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4（04）.

[3]向亨裕.瑞典生活垃圾的回收与处理及启示[J].节能与环保，2012（09）.

北京垃圾分类篇8

一、北京市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农村生活垃圾是指在农村日常生活中或为农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一）农村生活垃圾成分

根据北京市环境卫生设计科学研究所检测的农村地区生活垃圾物理成分（见表1）可以看出，农村生活垃圾以厨余垃圾和灰土为主，二者含量之和介于75.6%―88.3%之间。近年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成分变化较大，厨余垃圾含量和含水率增长较为明显，纸类和塑料含量逐步提高，灰土含量有了大幅度下降，2014年的灰土含量比2010年下降了约36.8%，其他组分变化不显著。

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农村的家禽饲养逐渐减少，厨余垃圾利用率降低，致使大量厨余垃圾进入生活垃圾，这也是导致生活垃圾含水率增长的主要原因；二是农村燃料结构有了较大改变，较多的农村地区由燃煤改为燃气，农民居民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表现为生活垃圾中灰土含量大幅度下降。

对比表1和表2可知，农村生活垃圾的厨余垃圾含量和含水率正在逐渐提高，依这种趋势发展，预计未来几年会更加趋近于城区生活垃圾的物理成分；同时农村生活垃圾中灰土含量还是远高于城区，而纸类和塑料则远低于城区。

（二）农村地区生活垃圾产生量

据调查，农村地区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为0.86kg/d，表3是北京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2009―2014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2014年生活垃圾总量为251.78万吨，人均约0.80kg/d，略低于全国平均值。

2009―2012年间，北京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变化不大，但2013―2014年有大幅度增加，同比增长了6.62%和13.8%。除人口增长因素外，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集率的提高和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

（三）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方式

1994年以前，北京市城市化程度不高，大部分地区属于农村范围，当时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以简易填埋为主。1994年建成第一座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阿苏卫生活垃圾填埋场，开始改变简易填埋的方式。截至到目前，北京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共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19座，设计处理能力14791吨/日，包括12座填埋场，6座综合处理厂和1座焚烧厂。目前，收运的农村生活垃圾基本都能进入无害化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8%以上。

北京市农村生活垃圾主要采用两种收运及处理模式。一种是“压缩转运”模式，收运流程为“村收集镇转运区（县）处理”，通过建设镇（乡）压缩式转运站，转运站前端配备中小型收集运输车到各村巡回收集垃圾，运送到转运站压缩后，再由转运车运送到区（县）垃圾处理设施进行集中处理。另一种是“直运”模式，收运流程为“村收集区（县）运输区县处理”，即不建设镇（乡）一级的压缩式转运站，代之由每村建设一座垃圾收集站（或垃圾房、收集点），收集生活垃圾，存满后由区（县）环卫部门运送至区（县）垃圾处理设施处理。

二、北京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生量大、成分复杂、再利用率较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加。2014年同比增长了13.8%（见表3），超过了城乡垃圾产生量增长的平均值。同时，农村生活垃圾的成分发生了较大变化，生活垃圾成分以有机物成分（厨余）为主，玻璃、塑料、金属等可回收物质的比例相对不大，并且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建设，农村地区垃圾成分与城市地区垃圾成分趋近，无机物含量尤其是灰渣含量大幅降低，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的增加对原有的“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输、区处理”的农村垃圾治理的基本思路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生活垃圾成分的变化决定了前端的分类模式、中端的收运方式和后端的处理技术，农村生活垃圾物理成分的复杂多样性增加了收运和处理的难度。

（二）投入不足，设施老化，专业化水平低

北京农村的垃圾收集车、村级中转站和转运车辆的配备标准主要是依据《北京市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规划》（2009年―2012年），由于缺乏后续资金投入，现有设施严重老化，且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占比的增加，部分行政村垃圾桶缺失或损坏严重，垃圾房（箱）的数量过少，服务半径超出国家或地方标准，垃圾收集车数量少，未达到相关排放标准，且存在垃圾遗撒现象，造成“二次污染”。同样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农村地区保洁员配备标准参差不齐，管理松散，专业化程度较低。转移支付给区县的农村垃圾处理经费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政策保障，各级行政部门的认识不到位，不能做到专款专用，虽然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标准在不断提高，但财政的支持力度不能同步， 加大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难度，对于财力薄弱的区（县）、镇（乡）和行政村表现尤其突出。

（三）体制不顺，规划缺失，责任制难落实

农村生活垃圾管理体制不顺。部分区（县）由农委主管，部分区（县）由市政市容委主管，还有些区（县）农村垃圾收运体系建设由市政市容委主管，保洁员队伍和清扫保洁则由农委负责。这种交叉管理的模式容易造成权责不清，不利于实现农村生活垃圾的统筹管理。在建设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体系上，没有制定涉及市、区（县）、镇（乡）、行政村四级管理机构的整体规划，缺乏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和体系中的各个环节。农村厨余垃圾和灰土就地消纳设施建设标准偏低，存在造成二次污染的风险。农村生活垃圾管理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有些区（县）收运未做到全覆盖，部分生活垃圾未进入正规终端处理设施。

三、北京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对策

北京农村地区既是首都区域发展的空间和载体，又是首都坚实的生态屏障，农村环境状况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农村居民的健康，也关系到每个北京人的切身利益。农村垃圾治理工作要以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破除城乡垃圾管理二元结构，加大农村地区生活垃圾治理投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

（一）因地制宜，建立运行高效的垃圾处理体系

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设施共建，服务共享”的原则，制定北京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规划，打破现有区（县）、镇（乡）、行政村等行政区域的限制，建立跨区域的“收集―运输―处理”垃圾物流体系，利用市场调控功能，优化配置垃圾处理资源，集约环卫运行成本，提高环境治理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形成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就近处理与区域处理相结合的设施设备布局。针对平原、山区人口分布情况，合理安排垃圾收运处理技术路线，人口相对集中的平原地区，将生活垃圾全部运到区（县）终端设施进行处理；人口相对分散的山区，建设区域性垃圾处理设施，尽可能采取就地处置的方式进行处理。

针对当前垃圾处理技术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农村垃圾中厨余垃圾和灰土就地处理技术的选择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技术成熟可靠，污染可控；二是处理设施简单，易于维护；三是投资运行成本低，性价比高；四是最终产品的资源化和排放的无害化。

（二）统筹兼顾，构建运转协调的垃圾管理体系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出发，统一协调，明确分工，建立和完善农村垃圾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市、区（县）、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四级垃圾管理机制。市级主管部门统筹规划，负责全市治理工作的指导、督促和检查，制定地方性法规、政策、标准及考核办法。各区（县）、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逐级明确各部门职责和任务，安排专人负责，建立长效管理的组织保障体系。环境卫生行业管理部门将城乡统筹工作纳入日常管理，明确负责农村环境卫生的管理机构，保障足够的基层管理和作业人员编制。农村工作部门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优势，作好群众工作，配合行业部门共同实现管理目标。

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费用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保障农村地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费用的公共支出。垃圾收集、运输、中转站设施设备的建设，采取总体打包、整体立项，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农村生活垃圾日常管理运行经费由属地政府负责解决，统筹使用市级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项资金。

（三）着眼长效，形成多元参与的垃圾治理体系

建设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需要村民个人、村集体、社会单位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村规民约在农村事务管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破坏环境，人人爱护环境，自觉参与垃圾分类，规范投放垃圾，不以私利接纳外来垃圾，需要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能动作用，以良好的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鼓励村民自筹，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参与清扫保洁、收集运输的市场化运作，也可以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金，参与生活垃圾收运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推行村庄保洁和垃圾清运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的支持政策，采取公开竞标、整区县打包委托经营等方式选择专业的保洁队伍或环卫公司。

研究制定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以奖促治政策，发挥政府资金的引领作用，以奖励换取机制，以奖励促进自觉，以奖励培养习惯。对于治理效果好的村庄，树立标杆，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专门用于生活垃圾治理和村庄环境改善，使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各方认识到环境也是生产力，环境也能带来经济效益。把资金用在前端的污染防控，而不是把资金用在末端的污染治理。避免形成“村民挖坑卖土、收垃圾填坑挣钱、政府非正规治理埋单”的恶性循环，而是形成“村民爱护环境、环境产生收益、收益投入环境”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李颖，许少华.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现状及对策[J]. 市政技术，2007（7）：62-63.

北京垃圾分类篇9

关键词：流程再造 分类回收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原本并不复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往往是因为现有管理流程存在着不合理性。在对于垃圾分类分量回收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先了类似的问题，由于现有垃圾分类回收管理流程存在着诸多的不完整性和缺陷，导致了垃圾分类处理的效果甚微。各种垃圾得不到有效地处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据北京市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约13573吨（495.46万吨/年）。05年达到了14710吨（536.93万吨/年），06年上升到15800吨（576.69万吨/年）。到2008年，达到1.2万吨，垃圾年产生量约为438万吨；随着北京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测垃圾产生量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增长。又时隔五年，我们的城市垃圾又是如何呢？因此，合理分析当前流程的不合理性，这对这些不合理性对现有流程进行流程的再造和优化则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想信息管理的基本流程一样，当前垃圾回收的流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过程：垃圾收集、垃圾分类、垃圾处理。这个传统的流程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将从这三个阶段入手，分析垃圾管理流程再造的必要性。

1、垃圾收集阶段

垃圾收集阶段我们着重要解决的是垃圾的来源是什么、收集方式的确定，而且还要明确垃圾收集之后我们要干什么、这些垃圾有什么用途，不考虑清楚这些问题的话，即使我们进行了垃圾的收集工作，也只是将零散的垃圾集中在一起，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当前的垃圾收集方式有很多，比如环卫收集、企业回收、摆放垃圾桶等。通常情况下，这些收集方式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明确垃圾回收的目的。环卫工人将垃圾收集之后，一般是运到垃圾处理厂进行填埋或是焚烧处理，企业则是将一些有用的垃圾回收之后重新再利用，这些零散收集方式势必会造成工作的遗漏和重复，不仅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也让工作的结果大打折扣。在对北京市的建工南里小区进行调研时，有居民反应：以前即使是他们把垃圾分好了，可没有人定期来清理；另外垃圾已经分类好了，可环卫工人运送时又混到一块儿，这大大打击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而且，我国现有的垃圾收费制度不完善，按照环境经济学中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居民、生产商和零售商均对垃圾的产生都有贡献，所以三者均应为垃圾处理付费。现在的基本制度是政府全额支付垃圾分类费用，这就导致垃圾分类居民的参与程度和热情不是很高。

2、垃圾分类阶段

在垃圾的分类阶段，比较重要的则是垃圾分类方式的选择，当前的垃圾分类方式已经比较成熟，我们一般将生活垃圾分成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包括纸类、金属、塑料、玻璃等。厨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食品类废物。 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这种分类方式有利于垃圾的回收、处理和利用，是比较可取的一种分类方式。而在具体的分类工作上，我们现在还面临这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问题：过度分类和分类不足。一方面，对于一些居民素质比较高的社区来说，居民通常都能够对垃圾进行比较充分的分类，环卫工人在进行垃圾的收集时又会将垃圾进行分类，然后垃圾运抵处理厂的时候，处理厂又会将垃圾进行再一次的分类，这样反反复复地分类虽然使得垃圾的分类足够充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人力，降低了效率；另一方面，大部分人仍然对于垃圾分类的理解不够充分，居民的垃圾分类知识相对来说比较匮乏，虽然大部分人表示了解垃圾分类，但是了解并不等于知识合格。从调查我们也能发现，半数人觉得垃圾分类“没有意义”、“用处不大”。而更具体一些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又分别对应哪几类，居民的认识程度就更不一致了。因此，这些常识的缺失是的垃圾分类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

3、垃圾处理阶段

目前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综合利用、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可回收垃圾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用，可以减少污染，节省资源。如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每回收1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0.7吨二级原料；每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比用矿石冶炼节约成本47%，减少空气污染75%，减少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厨房垃圾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料。有害垃圾会进行特殊安全处理。 其他垃圾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当前一些比较大型垃圾处理厂一般设备都比较齐全，能够对垃圾进行比较充分地处理，但是这要建立在垃圾充分分类的前提下。由于之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所存在的问题，结合我们对于北京市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的实地探访，许多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并没有被分离出来，而是与其他垃圾一起被填埋或是焚烧。通过实地探访，我们发现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的垃圾处理方式总体来说符合环境保护的标准，垃圾填埋场附近都有人工林和绿化带，但是仍有一部分废液通过暗渠渗出，对当地水质有一定影响。另外，附近的空气中也有一定的臭味。

综上所述，当前的垃圾管理流程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无序和低效的现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对现有垃圾回收管理流程进行再造和优化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流程再造的核心是面向顾客满意度的业务流程，而核心思想是要打破企业按职能设置部门的管理方式，代之以业务流程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管理过程，从整体上认企业的作业流程，追求全局最优，而不是个别最优。因此，为了解决现有垃圾分类回收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阶段入手，结合流程再造的思想，对垃圾的管理流程进行完善和优化。

参考文献

[1]赵亚凡，宋明大. 关于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的思考[J]. 再生资源研究，2002（2）：27-29.

[2]胡秀仁，班斑.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社会调查[J]. 环境卫生工程，1997，5（1）：27-30.

[3]刘竞.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研究[J].环境卫生工程，2006，14（1）： 36-39

北京垃圾分类篇10

2016年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9点，北京室外温度为零下9摄氏度。在某大型商场门口，一个佝偻的身影趴在垃圾桶上，努力地摸索着里面的杂物。这个身影属于62岁的张明霞，一个在北京拾荒20多年的老人。不一会儿，几个可乐瓶、几张废纸就被挑出来，分别装进她身后的蛇皮袋中。在张明霞的周围，是十几个裹着羽绒服的年轻男女，他们正说笑着等红灯。

在张明霞的印象中，过去这20多年间，白天的北京基本不属于她，环卫工人、保洁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定期清理垃圾桶，不让张明霞等拾荒者染指。只有等这些“正规军”下班后，她才从只有半人高的窝棚中走出来，开始一整夜的工作。非但如此，即使在黑夜中，张明霞也要面对另外的力量。她不得不每月给所在区域的“老炮儿”上交一部分费用，否则，她很难在此地立足。即使这样，她收来的废品也常常被人偷走，她还时常在翻垃圾桶时，遭到其他拾荒者的袭击。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多年来一直和拾荒者打交道。据他调研，在北京的拾荒“野战军”足足有15万人，分成多个“帮派”，分布在京城80多个地方。他们大多以“同乡”形式聚集在一起，分割各自的利益区域。

张明霞这一类的拾荒者，就在“正规军”和“野战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张明霞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人从湖南老家跑到北京“捡破烂儿”的。来到北京后，因为租不起房，她找到一处城中村，用碎砖头和旧油毡，靠着别人房子的墙根搭了一个窝棚。这么多年，她一直居住在那里。

先行者暴富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人开始拖家带口进驻垃圾场

据王维平介绍，最先进入北京“捡破烂儿”的是四川人。1987年的一天，一个四川巴中（原达州地区巴中市）人拿着政府部门开的“条子”来到他的办公室，说“想进垃圾场捡垃圾”。当时王维平在市环卫局负责北京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收集、运输、处理整个流程下来，一吨垃圾需要157元，既费钱又费事”。碰到有人自愿上门捡垃圾，他当即答应。“他们捡得越多越好，我们就省事儿了。”

获得同意后，这个名叫杜茂洲的四川巴中人，带着家乡弟兄涌进了北京一处垃圾场。几乎在一夜之间，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全部搭起了一米半高的窝棚，500多人开始在那里生活。在北京一座座垃圾山上，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捡出”1500元，成了当时的高收入阶层。而当时王维平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0多元。

杜茂洲理所当然地成了这500人的“把头”，捡垃圾的人，每人每月要向他上交500元的份子钱――这是来北京前，在老家当小学教师的杜茂洲不敢想象的。那时，他一年的工资只有400多元。

暴富的消息一传开，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成了不少人眼中的香饽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拾荒队伍中。当时只有47万户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万人散布在全国各个城市以捡垃圾为生。到上世纪90年代，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人，也开始拖家带口地进驻垃圾场，梦想复制巴中人的发财之路。

河南固始人老秦，就是在老家做生意失败后，被邻居拉到北京“捡破烂儿”的。“那时在家做生意欠了27万元，到北京捡4年破烂就还清了。”老秦坐在椅子上晃着二郎腿说。他的身后，是上下两层堆满塑料瓶的废品仓库。经过20多年的打拼，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

像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淘到了金子。

每个帮派都设立了自己的“飞虎队”

自从巴中人进入北京的垃圾市场后，与北京垃圾业相关的一切，看起来都蒸蒸日上。不过，始料不及的是，与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从前，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王维平摊开手比画出一个圆形说，“就这么大的地盘，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点，互相挤压。”

河南的老秦还记得，当时为了抢首钢附近的一片垃圾场，“来了几卡车人，武器都用上了”。

在这种局面下，每个帮派都设立了“飞虎队”，他们是最能打的一批年轻人。王维平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成为北京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也有拾荒者一直回避这个“江湖”，与外界保持着最低限度的联系。张明霞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没有找湖南帮派，也没有经历过那些血雨腥风，她也因此无法进入垃圾场捡“宝贝”，只能年复一年地，依靠翻垃圾桶维持生计。

1997年，北京的拾荒队伍已经扩大到了8.2万人。这时，有关部门向王维平透露了一个信息：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污水井盖儿、绿地护栏、变压器、甚至地铁的电缆都给你铰了。”王维平说。

为了缓解这种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王维平最终促成北京10多个拾荒帮派坐到一起，商议解决方案。“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分工：“四川帮”有5.7万人，负责捡垃圾；“河南帮”1.7万人负责收废品；“河北帮”1万人，负责在四环外接应――城里收来的废品运到这里进行分类回收，再卖给产业下游的废品加工商；“江苏帮”人数最少，只有1700人，他们负责回收地沟油。

这场“会议”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便今天，一些“帮派”仍沿着当初划分的老路继续前行。

就在这场“会议”后，河南人老秦买了一辆小货车，开始在天坛附近的胡同里定点收购废品，每个月能净赚上万元。如今，老秦已经搬到了北京最大的废品收购中心。那里聚集了200多家废品收购商，其中140多家的老板是他的同乡，河南固始县人。

曾经出现在电视上的“京城破烂王”，如今几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那次会议以后，昔日的“把头”杜茂洲也在2001年创办了废品回收公司，统领着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垃圾填埋场的废品资源。4年后，被誉为“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对着电视镜头意气风发地说：“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但如今，这个当时曾经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多家媒体上的“京城破烂王”，几乎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10年前，全市有1000多个未被治理的垃圾填埋场，到2016年，仅剩76个。昔日依靠垃圾场生存的杜茂洲，现在却因为垃圾场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而无处可去。他2006年在大兴区投资的塑料加工厂，后来被作为“低端业态”取缔。

和杜茂洲一起消失的，还有当年5.7万人的“四川帮”拾荒大军。他们逐渐被河南人取代，只不过这些新的拾荒者也只能沿着大街翻垃圾桶，或者在建筑工地捡废弃建材了。

“2009年时全北京有15万拾荒者，2014年已经减少到了10万人。”王维平担忧拾荒队伍的萎缩，将导致北京垃圾处理不堪重负。

在王维平看来，北京面临着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的垃圾处理厂，只能对垃圾进行粗拣，远没有人工分拣精细。

和杜茂洲一样，随着北京和河北塑料加工厂的停业关闭，老秦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老秦把一个饭盒拿在手里摇了摇，皱起眉头说：“去年这种塑料一公斤能卖到5.8元，今年才卖到1.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