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女子十篇

知性女子篇1

非常喜欢和欣赏知性女子，总感觉知性女子如一株幽幽的兰，芬芳四溢，清雅娴定，浅笑处暗香盈袖，顾盼里流眸生辉，那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总感觉，知性女子若一朵淡雅的莲，静婉明丽，清新脱俗，风过处有小桥流水的温婉，雨走过有淡定若笃的大气，那是一份破万卷书成竹在胸的风骨。

卡耐基说：“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聪明慧黠，人情练达，超越了一般女孩子的稚嫩，也迥异于女强人的咄咄逼人，她们在不经意间，流露着柔和知性的魅力”。我想，这大概就是对知性女子最恰当的概括吧。

知性女子不一定具有天姿国色，但却有很深的文化底蕴。知性女子感性却不张扬，典雅却不孤傲，内敛却不失风趣。她们良好的文化素质，高雅的谈吐，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那种涵养，让其自身具有不俗的魅力。

那么，何谓知性呢？知性是指主体自我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把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综合，并且连结成为有规律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先天的认识能力。简单地说，知性就是指内在的文化涵养自然散发出的外在的气质。

我觉得，知性女子应该是自信、大度、聪明、睿智，底蕴中具有灵性和弹性的集合体。

首先，知性女子必定是博览群书，她们对书的钟爱，远远超过了其它。这种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她们收获独立的思想、见解和主张，从而比常人更睿智、豁达，更可以从容地洞察世界。

知识，是知性的一个基础，没有知识的女性绝不可能成为知性女子，知性和阅读有关，博览群书能让女子充满灵性，沉浸在书香中的女子浑身上下都会透露着一种淡淡的优雅，那种恬淡、自信会让其平添极强的亲和力。当然，做知性女子并不是要求她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那是任何人也做不到的神话，但书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的确是启迪她们智慧的源泉。有句话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吗？多涉猎各种层面的知识，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是成为知性女子的首要前提。

其次，知性女子必定会有良好的情趣和修养。

情趣，是知性女子最吸引人的地方，一个完美的知性女子，一定是情趣高雅，懂得经营自己，经营生活的女人。曾有人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一定是知性女人。仔细体会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试想：一个死读书，言语无味，形象邋遢，不谙人情世故的女性又怎会是一个娇媚、温婉、聪明、高雅的知性女子呢？知性女子懂得营造生活，懂得营造浪漫，会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兴趣，让琴棋书画走入生活，为生活增加色彩；知性女子善解人意，懂得用心去揣摩对方，适时营造极合时宜的小场景；知性女子很少浓妆艳抹，淡淡的妆容更能衬托其清丽、纯净。

第三，知性女子谈吐优雅，善于在阅历中增加弹性。

知性女子沉静内敛，绝不会像泼妇一样满街放泼，即使心里不满也会以淡淡一笑置之；知性女子温柔浪漫，绝不会对人对事张牙舞爪，傲慢无礼；知性女子遇事善于分析，机敏睿智，绝不会莽撞行事，不顾别人的感受；知性女子举手投足间总会透着一份雍容高贵，说话条理清晰，谈吐不俗，即使笑也会蕴含着温婉的味道。

周国平说：有弹性的女人，性格柔韧，伸缩自如。实际上，积累阅历的过程，也便是增加生命厚度的过程。一个人阅历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生活中经历的，生命中走过的，哭过的，笑过的，通过你的文化底蕴进行折射、升华，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知性气质。阅历越深，弹性就会越大，内涵就会越丰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透过一滴水能看见一片海洋”的道理。

知性女子篇2

1.【避免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外出】

如果不是一定要外出，避免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出去，因为此时阳光中的紫外线最强，对肌肤的伤害也最厉害。

2.【使用防晒产品】

每次曝晒于阳光下，应及时使用防晒产品，而且每隔2~3小时再擦一次。此外，即使在水中一样会晒伤，所以喜欢戏水或潜水者，需使用防晒系数高且具防水效果的防晒品。

3.【只要从事过户外活动，无论日晒的程度如何，回家后应先将全身冲洗干净。】

以轻松的动作擦拭身体之后，以温水将泡沫冲洗干净，再以冷水冲淋，并可抹些身体的护肤品。或用毛巾包裹冰块，冰镇在发热的肌肤上，减缓燥热不舒服的感觉。

4.【将西瓜皮冰敷在晒红的皮肤上】

天然西瓜皮含有维生素C，可以镇定、温润皮肤；天然芦荟也具有同样效果，取出中间芦荟质敷在肌肤上，有消炎作用，又具有凉快清爽功用，改善肌肤发红现象。

5.【舒缓紧绷的身心】

生活压力会带来肌肤的不适，长期处于压力下肌肤需要特别的照顾，在夜晚聆听轻松愉快的音乐，在大自然的乐声中做好美白保养并净化心灵，舒缓疲惫的身心。

6.【不要摄取含有人工食品添加剂的食物】

健康人的内脏会维持代谢正常，让黑色素顺利排出。而食物中过多的人工添加剂会造成内脏的负担，造成黑色素沉淀，形成黑斑、雀斑等。

7.【并非所有皮肤抗日晒的程度都一样】

通常白皙皮肤比深色皮肤更容易被阳光灼伤，依据自己将在紫外线照射情况下停留时间的长短，来选择相应防晒指数的防晒品。

8.【紫外线长期照射，会导致白内障或慢性眼炎，甚至眼角膜受损】

保护方法是戴上紫外线滤镜：有透明或深色滤镜片。眼部防晒品和化妆品也能避免眼睛四周受到阳光的损害。

9.【日晒前避免服用某些荷尔蒙药物或糖精】

因为在接触紫外线后，这些成分会引起皮肤黑色素加深。

10.【日晒前最好避免用柠檬、芹菜、黄瓜等蔬果敷脸】

因为这些蔬果含有某些成分，很容易在吸收阳光紫外线的同时引起色素沉淀。

现代女性最需要的食物

1.番木瓜。这种热带水果所含的维生素C是橙子的2倍。维生素C可以抵御胆囊病。一个中等大小、大约300克的番木瓜，含有188毫克的维生素C，是人体补充维生素C的最佳来源。

2.亚麻籽。富含一种雌激素的化合物，能有效地防止乳腺癌。在患乳腺癌妇女的食物中加上亚麻籽，调查结果显示：亚麻籽非常明显地减慢了肿瘤的增长。

3.豆腐。豆类蛋白量高的食物能够降低胆固醇，还能将妇女更年期的潮热反应减少到最低程度，同时能使骨骼健壮。因为在豆类里起化学反应的黄酮素与雌激素的结构相近，每天摄入50~76毫克黄酮素能减轻更年期潮热反应，而一小杯豆腐就含有25~35毫克黄酮素。所以，豆浆对妇女顺利度过更年期更为有益。

4.牛肉。100克生牛肉里至少有3毫克铁，另外牛肉的脂肪含量低，既增加能量又抑制体重。对女性来说，绝对是一种绝佳的能力补充剂。

知性女子篇3

摘　要：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像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3－0039－07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历史上，女性的人生步伐被限定在家庭、闺房等私人空间里，女人对人类文明的进程、民族和国家的建设等公共领域方面的作用被抹煞和忽视。中国男性不仅制造了“三寸金莲”等畸形的女体，将女性身体紧紧束缚在家庭的私人空间，而且在文化上编撰了“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道德的律条来规训女性的精神，使其放弃向外拓展、实现人生潜能的愿望，甘心于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男人的模范家庭女奴。然而，在近代西方列强的攻击和刺激之下，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先进男性开始修正对女性的规范，构建新的女性准则，于是，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和国家民族建设中作用被凸现和强调，中国古代的缇萦、木兰、班昭，西方罗兰夫人、斯托夫人、贞德等东西方女杰纷被标为新女性应当效法的典范。在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召唤和鼓励之下，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女子以“女国民”的身份参加了救亡图存的帝制、建立共和的运动，出现了秋瑾、吕碧城、唐群英、沈佩贞等献身民族解放和女权启蒙的“女国民”。但是，此时这类女性先驱者毕竟是凤毛麟角，一直到历经崇尚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走出家庭闺房，接受教育，有学有识，有才有志，自尊自立的知识女性才以群体的态势出现在中国社会。女性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有了从“男权造物――闺房、三寸金莲、‘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类道德训诫里挣脱出来，参与到新文化的建设之中”[1](p128)的女性群体，她们在五四时期被社会命名为“新女性”，女性自己也认可这种命名，以此与仍然被捆绑在私人空间中传统闺秀相区别，因为与易卜生《玩偶之家》(又译名《娜拉》)的主人公娜拉相似的命运获得了娜拉的指称，从此，娜拉成为中国知识女性的代名词，并且随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演变，不断获得具有时代标识的命名。

一

最新走人现代文学叙事视野的新女性是五四新女性。她们是一个由冲破封建专制、压抑个性的“父之家”的青春女性所组成的群体。她们在五四时期的“父与子”的冲突中，在“子”的引导和支持下，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背叛传统的女性角色，争取个人自由和解放，成为“子”一代与封建政治、伦理、文化进行斗争的坚强的同盟军。依据她们与“父之家”之间的距离，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终止在冲出父亲家门的瞬间的决绝举动之上的女性，如玉君(杨振声《玉君》)、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隽华(冯沅君《隔绝》、《隔绝之后》)；第二类是挣脱了“父之家”的束缚，踏着快乐的步伐进入了“子之家”之后，叛逆的时代之女变成了“子之妻”，再次进入了父权制的象征秩序之中。如子君(鲁迅《伤逝》)、小刘(凌叔华《小刘》)、霄音(凌叔华《春天》)、采苕(凌叔华《酒后》)、沁芝(庐隐《胜利之后》)、雯薇(庐隐《丽石的日记》)、沙侣(庐隐《何处是归程》)；第三类是踯躅在“父之家”和“子之家”的路途上的女性，如亚侠(庐隐《或人的悲哀》)、丽石(庐隐《丽石的日记》)、露沙(庐隐《海滨故人》)，她们义无反顾地关闭了父亲的家门，又拒绝将自己纳入传统角色规范的“子之家”，于是只能在痛苦彷徨、焦灼无奈中选择“我们还是游戏人间吧”。不论是徜徉在爱情之河的少女还是跋涉在婚姻之海的，或者是承受心灵的煎熬、歧路彷徨的青春女性，她们身上都镌刻着五四的时代痕迹。

首先，恋爱自由、婚姻幸福是她们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也是她们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标识，于是爱情婚姻成为新女性主要的人生搏击场。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勇气，让男性都自叹弗如。“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隽华)，这种高扬意志自由、人格独立的话语，曾经响彻五四时代，激荡着青年一代共赴反封建的时代大任。

其次，尽管五四初期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叶灵凤的《女娲氏的遗孽》等作品已经大胆涉及男性的，把宣泄作为释放人生苦痛的渠道，但是此期男女作家在塑造理想的新女性形象时，都极少触及男女主题，或将其纯洁化或有意地回避。冯沅君能够让隽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恋人同宿共眠，却将其行为严格规约在精神交流之上。的蕴青(《旅途》)完全满足于精神之恋，坚信“只要精神上恋爱了，肉体上不接触是完全不在乎的。”庐隐的《海滨故人》里的露沙对男性梓青的爱慕止于精神层面，“我平生主张精神生活，我们虽无形式的结合，而心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这种灵肉分离的爱情剧一方面是五四知识分子在强大封建传统压力之下无奈采取的叙事策略，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们对刚刚浮出地表的女性的人生无从把握。

再次，五四新女性呈现一派凄惨凋敝的景象，坚强独立、叛逆自主的新女性，非病即死。笼罩在新女性头顶上的愁云惨雾，正是五四知识分子精神痛苦的症候，哀婉感伤也是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底色之一。

二

中国第一批女作家群――现实生活中的新女性，第一次与男性一起共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女性形象的写作潮流。作为五四反封建主力的男性作家和同盟军的女性作家，他们笔下的新女性形象呈现了细微的、然而却是意义重大的差异。

一是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为谋求爱的要义对旧家庭的反抗，义无返顾，毫不眷恋。子君、玉君、蕴青能够迅速地挥起利剑，斩断与旧家的联系。与之相反，女作家笔下的新女性总是犹豫不决，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隽华在情人之爱和母亲之爱难于两全之时，选择了自杀。决绝如庐隐笔下的露沙，在选择了爱情背弃家庭时总是心怀愧疚，在享受着胜利果实之时，质疑着男女两性之爱的价值和意义。在男作家的涉及到男性知识者因追求爱情自由与家庭发生矛盾的作品中，即父与子、母与子发生冲突时，如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王统照的《遗音》、陈翔鹤《西风吹到了枕边》等，往往以男性知识者向父母妥协，独自承受无爱的婚姻苦水而告终。在五四时期，

中国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决绝地接受自主、平等的现代婚恋道德观，但是，在情感上却徘徊在新旧道德之间，旧的道德观念，尤其是被中国人视为人的天性的“孝”道仍然支配着他们的行为准则，况且，当时中国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依旧把儿女为父母作牺牲看作是个体道德修养的体现。在追求个人幸福、叛逆父母与牺牲个人幸福、回报父母养育之恩之间，后者更容易获得社会道义的支持，甚至在对个人幸福的牺牲中他们还能体会一种令自我和社会感动的悲壮感、英雄感。在现实世界里，鲁迅、郁达夫、胡适、叶绍钧等，这些最早在中国社会传播现代思想与理念的五四先驱者，大都在承受着封建婚姻制度的苦痛。“公共舆论是个人能否存身立足最有效的试剂，这些先锋人物即使不刻意迎合父母的意愿，也不可能不在意自己在社会上的道德印象，不管这个道德印象是不是合乎人性的道德原则为基准的。”[2]于是，借助小说或者戏剧为自己的怯懦妥协作辩护。在这些书写父与子、母与子的作品中，男性知识者乐于把自己写成时代和社会的牺牲品，展示他们矛盾痛苦的情怀、撕裂挣扎的灵魂，把责任和过错推到外部社会原因，从而获得新道德的宽宥和旧道德的赞赏。相反，男性知识者在写父与女、母与女冲突时，则消除知识女性自我内心的痛苦，把刚毅与勇敢的品性赋予了新女性，这既是对新女性的期待，也是自我焦虑的位移与疗救，借助女性的勇敢、执著，男性知识者消除背叛天伦的心灵不安与道德紧张。现实中的女作家大都是自由爱情的果敢追求者，但是她们笔下的女性却是人生怯者，对“父之家”，尤其是母亲含有深深的眷恋与愧疚之情，女性的精神痛苦构成了文本中心。女作家的“矛盾”既是不成熟的时代女儿在粗砺、狂乱世界中寻求情感庇护的流露，也是她们性别觉醒的不自觉的表现。对母女关系的考量与认同、对男女两性所组成的家庭与爱情的不信任，体现着从喧嚣的的浪尖退到庸常的日常生活之后的知识女性对现实性别秩序和性别规范的质疑。

二是在一些男作家所创造的文本中男性新青年与新女性之间的关系被设定为启蒙／被启蒙、拯救／被拯救，男性知识分子是新女性的引路人，而新女性是他们的追随者，新女性抛弃了“从父”的封建礼教，却没有真正摆脱“从夫”的陈规，以新的方式上演了“从夫”的旧剧。启蒙／被启蒙、拯救／被拯救，原本是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对自我与民众的现代性关系的想像，但是，当这一场景转移到同一社会文化身份的男女知识者之间的时候，知识女性就被指定扮演智性未醒的民众的角色，知识女性成为知识男性想像男性自我性别主体的他者。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出场的新女性田亚梅，她离家出走的真正动力或者坚强的后盾是并没有真正出场的新青年陈先生，没有出场并不等同于缺席、失声，没有出场的陈先生是推动剧情发展和决定新女性命运的主导力量，他的“画外音”不断回响在剧场之中。陈先生所留下的“此事只关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断”的字条唤醒了田亚梅叛逆父母、选择自主婚姻、追求爱情自由的意识和勇气，田亚梅复述、呼应着陈先生的话语，给父母写下了反叛家庭的女性宣言书：“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追随男性知识分子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呼唤与应答构成五四叛逆之子与叛逆之女之间的话语关系与权力秩序。

在子君和涓生的关系中，涓生始终是掌握着话语主动权的讲述者，而子君是被动的聆听者、接受者，在两个人的时空里“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子君终于在涓生宏大叙事话语的启发之下，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标志着五四女性觉醒的著名话语，而日后也是涓生的强势话语暗示让子君意识到自己婚后的生活状态将导致“那便是虽是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的残酷结局。在男女性别世界里，涓生始终将自己定位在启蒙者、主导者的位置，不断用话语来阐释、界定自己的作为时代先锋斗士的社会性别身份，而子君即使到死也没有对涓生的导师、启蒙者的身份与权威产生怀疑和挑战。在女作家所创造的文本中，男性知识分子要么缺席、要么弱化，即使在冯沅君的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文本中，叛逆之子也决不是叛逆之女的精神导师。在冯沅君的小说叙述中，新女性为之献身的对象――男性知识分子，没有具体的灵肉，只是虚幻的影子，他们的存在只是为新女性走出家庭牢笼、摆脱传统的女性角色规范提供了平台，本身并没有能力拯救或改变女性的命运。庐隐笔下的新女性不仅不仰仗叛逆之子的指引，而且对他们的爱情的纯度、质地提出怀疑，她们敏锐地在新青年的新式爱情婚姻中嗅出了男性的自私虚伪，体察到了自由恋爱旗帜下混杂着对女性新的性欺诈和性剥削。在《蓝田的忏悔》中，庐隐将男性知识分子何仁书写成打着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的旗帜玩弄女性的卑鄙下流之徒，是他们在制造着新女性的人生悲剧，摧残着女性的身心。因而，庐隐笔下的新女性对男女的规避中就不仅仅是为了标示新青年自由恋爱的圣洁性来对抗封建卫道者，其中也隐含着生为女人的作家对仍然支配着中国社会旧的性道德、性规则的认识，对有着厚重的传统性文化心理积淀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怀疑。有着切身体验和生命之痛的女作家犀利而深刻地洞察了新时代男女关系中的性别压迫和剥削，戳穿五四新时代的爱隋、家庭神话，揭开五四新青年叛逆之子光鲜亮丽的外表，暴露其脆弱、陈腐的身心

三是对“胜利之后”退守日常家庭生活的新女性，男性作家展现更多的是否定或者简单的同情。鲁迅的《伤逝》无疑是五四时期对知识女性命运表达深切的关怀与理解的名篇佳构，它与鲁迅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的演讲《娜拉走后怎么办》构成互文，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鲁迅《伤逝》所确定的期待读者的主要构成为五四知识女性。小说以“涓生手记”的形式，叙述了子君由一个神情坚定、态度决绝的叛逆女性，在步入了“幸福家庭”之后，沉湎于日常家庭琐事，停滞不前，缺乏“时时更新、创造”的能力，成为陷入困境中的启蒙者――涓生继续奋斗的累赘，最终被遗弃，丧失了“幸福家庭”，也丧失了自我主体及生命。在中国社会尚没有为知识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提供必要的机会和道德认同的时候，鲁迅对盲目乐观召唤娜拉式女性出场的时代流行话语提出质疑，对无畏地走出家庭的新女性未来冷峻的人生命运和真实的生存景观表示了担忧。作品中叙述人涓生对自己中途遗弃同盟军子君，并导致她的死倍感痛心，充满着悔恨和悲哀，对男性知识分子――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者、传播者在时代战场上的自私、卑怯作了批评和反省。这在五四时期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是非常罕见的，大部分作家，包括郁达夫、郭沫若等著名作家在其创作中都存在着男性主体的自我爱怜、自我夸耀以及将女性性符号化的现象，他们作品的预设读者主体无疑是中国知识男性。遗憾的是鲁迅这种对女性命运的认识与关切的深刻性和时代超越性，却被小说所采取的叙

述方式所遮蔽。鲁迅的《伤逝》由于作品采取的是“涓生手记”这种自我独白式的叙事方式，将涓生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人，女性子君的一切由男性涓生来叙述，因而，在作品中子君成为了一个被剥夺了言说能力的客体，一个在场的沉默者，或者说在场的不在场者。小说对子君形象的塑造和描绘是表面化的，而涓生由于心灵的敞开，其形象得到了立体塑造，并且追溯回忆所带来的叙述时间上的倒错，容易使读者产生将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情景和叙述人事后的反省与忏悔混为一团，因而对涓生的批评力度和锐度则由于自我忏悔、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而减弱降低或者说改变隐藏了。自责号阡悔不仅使涓生不堪承受的犯罪感得到开脱与宣泄，而且通过忏悔与自责，涓生修改了自己给他人，包括给读者留下的自私卑怯的印象，重塑了自己的高大完美的道德形象。当然，“涓生手记”的叙事方式的采用，一方面遮蔽了鲁迅――中国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深切的自我反省、对女性生命的呵护以及心灵的体察，作品诞生以来的接受史和阐释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却有利于传达作为五四时代的文化启蒙者、先驱者和女性解放倡导者的鲁迅，对自身所担负的道义责任与自我能力的焦虑与怀疑，所以，鲁迅对《伤逝》的潜在读者的预设中也包括了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小说中产生轰动效应的人物是子君，她传达的是鲁迅对女性解放道路的理性而智慧的思考，但是真正给读者留下绵长久远心灵震撼的却是忏悔者涓生，他与愤世嫉俗的孤独者魏连殳、飘泊无根的吕韦甫这些陷入苦闷与彷徨中的知识分子一道传达着鲁迅理性与心灵的焦灼与创痛。

许钦文《“原来就是你”》、《重做一回》所采取的讽刺小品的形式已经展示了作者的态度，作家对昔日的新女性、今日的旧太太进行了嘲讽。叶绍钧的《被忘却》、《春光不是她的》，都展示了自由恋爱婚姻中的沉重晦暗的一面，写出新女性一旦走进家庭、埋没于日常生活，就会消灭其个性与意志，成为无聊庸常的家庭妇女，从而将昔日的斗志、热情完全抛弃。这些作品批评了新女性短视的人生目标，既在显在层面上对从战场上退却了的五四新女性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批判了黑暗的社会对叛逆者的压制和虐杀，又潜在地表达了文化先驱者对昔日的同盟、今日前进之路的负担羁绊的新女性的怨怼，从而也为五四浪潮中膨胀起来而五四退潮之后却又在各种现实重压之下疲软下来的男性自我虚弱的主体做开脱。在一些男作家的文本叙述中，男性知识分子的退缩首先被归结为女性的后退，所以，退守日常生活的新女性既是他们批判社会的有效载体，又是他们得以重塑、修正自我形象的他者。

相对于男作家，女作家对退却的新女性展示了更多的理解。凌叔华的《小刘》描绘了新过之后又落入旧套的新女性。小说采取将女性第一人称“我”的过去回忆和现场叙述相结合的方式，描绘“我”的同学小刘在女校时作为五四新女性果敢张扬的个性，以及走入家庭后困窘琐碎的灰色生活和病弱无力的精神状态。在作品中“我”主要的叙事功能是转述人，小刘是作品中心人物，通过“我”对小刘婚前婚后生活的观察以及对小刘的言谈、容貌、神情、举止的引述和描绘，将一个新女性由女学生到太太的社会身份及精神心理的转变呈现在读者面前。由于“我”带人的是与小刘相同的性别视角，更能理解小刘的人生处境和选择，体会女性的弱点，因而，小说中的“我”对小刘大踏步的人生退却尽管无限震惊和惋惜，但是在惋惜与批评中却蕴含着一份来自同性人的体贴和理解。面对今日疲倦乏力、形容枯槁的小刘，“我”没有挖苦嘲讽，没有指责批评，也没有鼓动再启蒙，因为“我”能够体会小刘被窘困的经济、乏味的丈夫和众多孩子纠缠的无奈与颓唐，也能理解小刘在诉说孩子的烦恼之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母爱。

另外，女作家对“胜利之后”的新女性生活作了有别于男性作家的叙述，这主要呈现在凌叔华和庐隐所塑造的奔突在时代要求与传统角色规范中的“新妻子”。对经历了眼泪甚至鲜血的打拼才得来的新妻子这一社会性别身份有着切身体验的女作家有着更加细腻、丰富的描绘和另类的阐释。凌叔华的《酒后》、《花之寺》、《春天》，庐隐的《胜利之后》、《前尘》、《何处是归程》，展示了被困于“幸福家庭”中的新女性的尴尬人生，写出她们对自我主体和个性的维护，以及放弃自我的痛苦和无奈，写出了她们的无奈孤寂、苦闷惆怅：“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成了生命史的陈迹……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职。”(《何处是归程》)女性身心的创伤不仅来自于社会制度的黑暗，而且来自于女性被规定的社会角色与自我心理真实欲求的冲突。现代婚姻关系中，男性仍然掌握着女性身体的自，女性的从属、屈从地位没有改变，在家庭中男性依然行使着丈夫的权利，妻子交友工作的自由取决于丈夫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这种权力。在与新青年建立的家庭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以及男主女次的性别秩序仍然支配着新家庭的结构与权力，女性试图在公共领域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和来自生命内部的欲望再次遭遇压抑。在欢庆“胜利”锣鼓的余音还没消散、鲜艳的革命旗帜还没完全褪色的时候，她们就初尝了异性同盟者的排斥和压抑。在幸福中品尝孤独，在胜利中暗饮沮丧，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性别遭遇。不论《酒后》采苕亲吻异性朋友的冲动的中途撤退、《春天》霄音试图慰藉拯救病中友人的愿望的夭折，还是《花之寺》燕倩假扮诗人丈夫的倾慕者的谐趣剧，都展示了拥有了新妻子身份的女性试图恢复叛逆之女的独立自主、张扬个性的渴望，以及囿于太太角色的道德规范不得不压抑、放弃自我欲望和力量的痛苦无奈。在这些以女性作为叙述人和叙述主体的自我抒情和心理写实小说中，女性获得了叙述的权威，不仅女性的表层生活得以在文本中呈现，更重要的是女性的复杂矛盾、痛苦无奈的身体和精神的焦灼与分裂得以展现。这些小说记录传达与叛逆之子建立了联盟实体――家庭之后的新女性心灵和肉体的渴望与挣扎，它们不是对着广大社会的激愤呼喊，而是面向女性群体和作家自我的低沉倾诉。显然这些饱含着众多女性自我经验的自我叙述与仍然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并不完全吻合，而且还潜藏着对昔日的战斗同盟、今日的家庭伴侣――男性知识分子的质疑，其中也有对仍然匮乏的女性自我主体的反思。正由于这些有关新妻子的小说存在着别样的女性自我声音和逸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题，所以，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话语整合力度的加大，凌叔华的铭刻着明显的女性话语的女性叙事小说渐渐淡出文学史、文学批评的视野。

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子君是五四新女性的代名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么办》中对新女性人生道路所作的价值判断――“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也成为中国社会主流话语对个性张扬、坚持自我个性的新女性人生命运的普遍性描绘与想像。其实，“堕落”与“回去”

并不是新女性惟一的出路，更多新女性仍在路上艰难跋涉着，女作家自身就是其中的中坚力量。以子君的形象和子君的命运来概括归纳五四新女性精神气质和人生道路并不完全恰当和确切。最能代表五四女性心理特征、精神气质和文化处境的是庐隐笔下孤独绝望、歧路彷徨的新女性。露沙、亚侠、丽石呼应时代的召唤，既将爱情视作反抗封建专制之途，又将爱情视作女性创造独立自我主体之道，所以，决绝地走出父权专制的父亲之家；但是，有着性别罹难的她们敏锐地发现在新的夫权专制的夫之家中，女性又极其容易地丧失了女性自我和独立空间，在貌似新颖但仍然没有改变传统性别秩序的新爱情家庭模式中，女性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当代政治理论家卡罗・帕特曼指出：现代公民社会仍然是男权制的社会，社会契约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而性契约则是一个关于隶属的故事；公民自由是一种男性属性，它取决于男权；父权制是男权制的一部分，专制暴虐的父权制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男权制的解除，儿子了父亲的统治之后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为了自己保障了女人。[3](p2)刚刚挣脱父权统治的五四新女性已经敏锐而感性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庐隐、石评梅、凌叔华、白薇等第一代女作家的笔下都出现过反家庭的叙述。不能也不愿“回去”，不敢也不甘“堕落”，于是，这批叛逆之女既追求又质疑着爱的意义和价值，在痛苦迷茫中游戏人间，游戏自己；明知无路可走，却又执著往外走，以“逃离”来抵抗内在的绝望和外在的黑暗，外在狂狷、内在焦虑的“在路上”成为她们的生存状态。从外表来看，她们与郁达夫等浪漫派作家笔下的“零余者”有着相似的风貌和气质，但是，恰如庐隐的小说《女人的心》的标题所示，女作家有关新女情婚姻的叙事文本最终将叙事的意义和指向带人了探问“女人的心”的细雨，而不是感慨“家国之痛”的呐喊，因而她们连同叙述记录她们的文本、作家一起常常被批评指责为缺乏社会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而遭压抑和忽视。这一文学现象再次说明了女性文学作品之所以被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被文学史叙述有意埋没，并不是因其独特的气质，而是因为它所传达的双重声音存在着对现实和现有的文学原则的潜在对抗性。

第二代女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五四叛逆女性的集大成者，并将其叛逆精神、绝望心理、迷茫情怀推向极致。如果说子君、露沙是五四时代的女儿，那么莎菲则是从精神到肉体都有着清晰的性别意识的成熟女人，“一个力图了解自己的身份、性与孤独迷茫的现代女性”。[4](p245)莎菲抛弃了子君的容忍、牺牲、温柔，秉承了露莎的敏感、叛逆，走向乖张狷狂，强悍傲视，对传统男权文化制定的女性规范具有更加强烈的颠覆性。莎菲自恋自怨、自哀自弃，她渴望爱情，渴望理解，率真地袒露女性的肉体需求，但又鄙弃无灵之爱；她知道自己不需要什么，但又不能确定自己真实的需求。身患肺病的她，精神处于极度的矛盾与焦躁之中，她狂热、多变、不安、绝望，甚至歇斯底里。莎菲的孤独绝望正是从几千年牢笼的囚禁中刚刚释放出来的女性的生存和精神处境的写照。依然陈旧的社会性别秩序没有为女性提供安置其觉醒了的心灵与肉体之地，女性没有可以援用的精神资源，社会没有为走出封建家庭的新女性提供自我表达的话语系统，并且女性自我主体也存在着结构性缺失与匮乏。莎菲的癫狂、骄纵、喜怒无常还有她的肺病，成为她拒绝被异化、拒绝“回来”或者“堕落”的宿命而采取的自我保护的策略，因而莎菲并不为自己生病的身体担忧，甚至欣赏、咀嚼、体味自己的病态。以自虐而求自救、以孤独来表示女性对社会的对抗的莎菲，一再追问自己：“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什么呢?”五四新女性在文化先驱思想启蒙中确立了“我是我自己”的人的意识，而丁玲又将“我自己是谁”的女性意识的追问推到了最前台。“说不出”正是现代女性抛弃传统性别规范后面临的新困境，也是在男性主宰的话语世界中女性寻找不到能够准确地传达自我体验话语的象征，这一尴尬的境况正如莎菲在她屋里那面残缺扭曲的镜子面前临镜自照的结果。《莎菲日记》是一部五四新女性重新界定欲望性别、建立女性自我主体、表达女性自我认知的女性文本。丁玲既借助日记体这一私人化的叙述形式，把作家自我――五四新女性在建构自我主体过程中的被遮蔽在宏大国家民族叙事中的女性个人的追求、痛苦、迷茫、困惑、分裂呈现出来。在作品问世之初茅盾就将莎菲概括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事实上除了时代的共鸣之外，莎菲的绝叫更深层原因来自对女性现实生存处境的绝望以及对女性自我主体建构的困惑，所以，它是五四时代新女性的第一声、也是最后一声绝叫，把隽华、露沙等追随时代洪流的五四新女说还休的最女性化的精神与肉体的欲望渴求、恐惧担忧、痛苦迷茫，通过日记这一私人话语形式毫无遮拦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其获得了表达的合法性。早在五四之初鲁迅就采用了日记体传达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者和文化先驱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犀利批判和对自我的严厉审视，五四以后这一叙述形式则被女作家普遍沿用。日记体小说形式如同书信体的小说形式一样“割裂了性别和文类之间的二元区分，表面上却又假装要维持这种区分，它把产生文本的公共著作权行为掩饰为纯粹个人化写作行为”，[5](p52)所以，在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尚没有完全获得社会意识形态的话语领导权的五四之初，他们会钟情于日记体，而五四女作家对这一叙述形式的普遍接纳与借用也显示女性对得之不易的女性自我话语权的小心维护以及不自信，因为日记可以包容任何话语模式，可以避开社会公共话语的约束，表达自我对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挑战质疑，而它“谦卑”的形式又可以降低它的挑战锋芒，躲避社会对它存在合理性的发难指责。但是，就像小说中苇弟对莎菲日记的误读一样，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从它发表以来就不断地受到以男性为主体文学的批评实践和文学史建构有意无意的误读，莎菲和她日记的遭遇几乎成为女作家和女性文本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宿命”。

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像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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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倪婷婷．“非孝”与“五四”作家道德情感的困境[J]．文学评论，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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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禾，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知性女子篇4

关键词：《汉语大字典》女族词 文化内涵 认知

一、关于汉字的造字法

从文字体系上来看，汉字是表意体系文字，通过考察汉字独特的造字法就可以看清这一点。

汉字造字法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不代表音成分的象形、指示、会意，一类是代表音成分的形声。象形是勾画出事物的形象特征，如“日、月”等。指事采用象征性符号或在象征性符号基础上加提示性符号，如“上、下 ”等。会意是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作为造字单位来组字，汇合它们的意义来显示所造字意义，如“析”，表示以斧（斤）破木。形声是以形旁和声旁组合的方式造字，形旁表示意义类属，声旁表示字音，如“肚、崩”等。由于汉字的这种特殊造字方式，使其与汉文化紧密联系并建立了一套科学、系统的既反映文化又与文化相依存的文字体系。

二、关于“女”族词

汉字“女”在《说文》中是这样说的：“女，妇人也，象形。”在甲骨文里，女字形像交手于胸前而端坐的人形，这正是温柔贤惠的女子形象。古代女子一般不出门，其生活空间主要是家中室内，而交手端坐是其室内的惯常姿态，故以此姿态之人形表示女子。“女”作为独体象形字与单音节词，有女子、女儿、雌性的、幼小、柔弱、星名、以女嫁人、出仕等意义。在“女”的语义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女”的认知可以分为具体和抽象两个层面。作为具体层面的“女”，人们的认知主要建立在生理学的意义上；作为抽象层面的“女”，人们的认知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意义上。基于抽象的认知心理，凡是和女人有关的思想、感情、精神等有关的词语，人们都习惯把它们和“女”联系起来。这正符合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认知语言学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创造并使用的第一批词语多是表示具体事物，后来人们又用它们命名其它相似的具体事物，当人们从具体概念中逐渐获得了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就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事物。

《汉语大字典·女部》收字955个，用“女”作部首的字共683个。女部所收的字中，名词和形容词居多，也有一部分动词。这些合体“女”族字，在词汇层面上，绝大多数是单音节词，所以我们也称它们为“女”族词。

三、“女”族词的文化内涵

《汉语大字典》所收集的“女”部词中，按照它们所反映的不同文化内涵，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反映婚姻制度

在原始社会的初始阶段——母系社会阶段，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是女尊男卑，氏族社会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伦理道德观念，婚姻处于群居群交的群婚阶段。当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婚姻生活。早期是男子夜晚对女子拜访实行偶居，男女双方仍然以各自母亲的家庭为家庭，他们所生的子女由女性抚养，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发展到了后期，男子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已逐渐提高，他们对在婚姻中以女子为中心，男子向女靠拢的形式产生了不满，希望能以自己为中心，让女子归向自己。但是女子并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中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男子凭借自己强于女子的力量，用武力把女子抢到自己家中，强行结为婚姻。这种行为发展成了后来的“劫夺婚”的结婚仪式。

分析“妻”“娶”“婚”等字的结构特点，可以发现它们记录了这种历史现象。“妻”，在甲骨文里的字形左部像长发女子形，右部像一只手，整个字形像用手抢女子，这就是说，妻子是抢来的女子。古文字学家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上说：“上古有掠夺妇女以为配偶之俗，是为掠夺婚姻，甲骨文妻字即此掠夺婚姻之反映。”后来“妻”字所表示女子的长发变为“十”，“又”插入发中，即变成今天“妻”字形。“娶”亲的“娶”在早期的文献中只写作“取”，如《诗经·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而“取”的本意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拿来”，而是：“抢夺”。《说文解字·又部》：“取，捕取也。”取的本意是捕获、抢掠，自然“娶亲”就是劫夺婚了。“娶”字是在“取”的基础上加了“女”字旁，这显然是在掠夺婚的影响已经消失，而娶亲的意义又很常用，需单独成词的情况下产生的。先秦文献用“取”而不用“娶”，说明掠夺婚的影响那时仍然存在。（甲骨文有一个“娶”字，但显然与后代普遍运用的“取”在人们的认识上存在差别。）又如“安”的本意是安定，“宀”为房子的象形，整个字形像一个女子坐于房中。清代徐灏《说文解字注笺》：“女有家，男有室，相安之道也。故‘安’从女在宀下，女归于夫家也。”

与婚姻有关的字还有婚、姻、媒、妁、娉、嫁等。婚姻牵涉到男女双方，但和男性比起来，家庭对于女性更加重要。女性在家庭中一方面承担着传宗接代生子育女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还得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从事家务劳动，所以女性在婚姻家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人把这种对生活的认知反映到造字当中，就出现了一大批以女子为部首的反映婚姻家庭的字。

2．反映男女地位、价值

母系社会是女尊男卑时期，姓就是原始社会前期母系社会的产物。在母系社会里，妇女掌握宗族大权，社会地位比男子高，这一时期只有地位高的妇女才有姓，而地位卑贱的男子尚未取得拥有“姓”的资格。汉字“姓”由“女”和“生”两个部件组成，就说明了这种情况。《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人所生也，即人出生的地方，也就是说姓是表明始祖的。

《汉语大字典·女部》共收姓45个，如：“姜、姬、姚、妳”等，这些都是中国最古老的姓。还有很多字原来并不是专门用来表示姓的，后来通过意义引申或改变读音虚化成了表姓的。认知语言学认为，一词多义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这是一词多义产生的认知基础和规律。因此，不管是原来就表姓还是通过引申而后表姓，都表明了人们认知的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女性在当时的地位。另外，从一些称谓当中，也能看出母系社会是妇女占主要地位，如：“姑、嫜、威”等。

到了母系社会后期，狩猎和采集经济为农耕经济所代替，男子在生产经济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社会地位超越了女子，社会价值观转为男尊女卑。这一价值观念经儒家文化强化以后，长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也影响着语言形式。“奸”，通“姦”，《说文解字》：“奸，犯淫也。从女从干，干亦声。”淫乱之意“淫”字还有一个异体字“婬”，同样以“女”为形符。《说文解字》：“婬，私逸也。从女壬声。”把男女之间不正当的关系一概归之于“女”，而丝毫不提及男子要负的主要责任。历史上的昏君亡国，不是由于君王的昏庸腐朽，而是“万恶淫为首”，“红颜祸水”。像这类表现某些不健康、不正当心理或行为的汉字还有：妒、嫉、嫌、婪、妨等等，就连男子嫉妒妻妾，也用女子字旁的“媢”表示。《说文解字·女部》：“媢，夫妒妇也。”《汉书·五行志中》：“刘向以为时夫人有淫齐之行，而恒有妒媢之心。”诸如此类的汉字体现了造字者心理上的偏见，反映了男女地位不平等、妇女人格遭到歧视的现实。

古代女人生活封闭，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能像男子一样参与社会活动，只能在家的狭小范围里，她们的思想必然要受到束缚，因而世俗历来认为妇女见识短浅。人们把这种认知反映到造字中，就出现了这类以“女”为表义符号的词语。另一方面，处于比男性地位低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上也没有主动权，这些字，如:奸、婬等，实际上隐含着人们这样的认知：女人是淫乱的对象，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观念来看，女人是祸端。

3．反映女子的体态容貌

“女”是象形独体字，本义指女子。由于女子比较娇弱，力气小，所以“女”还有一个引申义：幼小、柔弱。通过形声的造字方法，造出了一大批与女子的形态容貌有关的“女”族字。《汉语大字典》描写女子容貌的字有123个，其中表示美貌的是115个，丑貌的8个。除此外还有描写女子肤色、体型等方面的字。如：“好”，《说文》：“好，美也。从女从子。”再如“姝”，《说文》：“姝，好也。从女，朱声。”反映女子容貌丑陋的词，如：“媸”，《广韵》：“赤之切，平之昌。相貌丑陋之意。”

为什么在描写女子体态容貌的词里，表示美、好的意义要远远超过表丑的呢？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古代人们的审美特点。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最基本的经验是对人自身的理解。我们非常了解人身体的边界、组成部分、功能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个经验反映到语言的各个方面，是客观世界与人身心互动的结果。在古代社会，人们以自身，尤其是女子作为审美对象，把女子姣好的容貌、柔美的体态作为美的标准，进而反映到了造字当中，如：“媄、好、娇、嬽、婉”等，都是女子身体不同部位或某一方面的漂亮、好看，有脸色好、眉目好、身材好、健康丰满等等，所以有众多汉字用“女”作表义符号来描写女性美貌。另外，在男权的社会中，语言中的这些词，也反映了男人对女性的要求，“女为悦己者容”，女性处于为男人而妆扮的从属地位。

另外，“女”族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人名用字，这在女部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汉语大字典》收字186个，其中很多是在女性名字中加上“女”旁作为专用。但在两千多年的古代典籍中，很难找出有男性性别标志的名字用字，这说明女性很受“优待”，但这种优待恰恰说明了女性在社会当中是作为个别来和其他“人”—“男人”相区别开来的。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一个汉字为什么要造成这样或那样，都可以在纷繁复杂的客观现实事物中当中找到根据，并依据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科学生产技术水平等等。汉字的造字是有理据的，这从认知的角度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女”族词的文化内涵，并从认知的角度进行了诠释，实际上，词、文化、认知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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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缑新华．《说文解字》“女”部字所反映的古代文化[J]．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知性女子篇5

[关键字] 女性；社会；婚姻；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汉字“女”是这样解释的：“女，妇人也，象形。”在甲骨文里，“女”字形象交手于胸前而端坐的人形，这正是温柔贤惠的女子形象。古代女子一般不出门，其生活空间主要是在家中室内，闺阁之间，而交手端坐是其在室内的惯常姿态，故以此形态之人形来表示女子。我们也可以认为：甲骨文女字形象高耸而跪坐的人形。因为是女人最显著的生理标志，也是女子和男子最重要的区别，古人正是抓住了女子的这一显性生理特征，用以来表示女子。甲骨文的女字其实也生动的反映了我国古代男耕女织，男子主外，女子主内的生活文化特征，而且也形象的表现了女子的阴柔曲婉之美。

一、女性婚姻。

在原始社会的初始阶段女尊男卑，氏族社会中没有明确的法律伦理道德观念，婚姻处于群居的群婚阶段。当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婚姻生活。早期是男子夜晚对女子拜访实行偶居，男女双方仍然以各自母亲的家庭为家庭，他们所生的子女由女性抚养，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发展到了后期，男子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已逐渐提高，希望能以自己为中心，让女子归向自己。从此，男子凭借自己强于女子的力量，用武力把女子抢到自己家中，强行结为婚姻。这种行为发展成了后来的“劫夺婚”的结婚仪式，即“抢婚制”婚姻。

分析“妻”，“娶”，“婚”等字的结构特点，可以发现它们记录了这种历史现象。“妻”在甲骨文里的字形左部像长发女子形，右部像一只手，整个字形像用手抢女子，这就是说，妻子是抢来的女子。古文字学家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上说：“上古有掠夺妇女以为配偶之俗，是为掠夺婚姻，甲骨文妻字即此掠夺婚姻之反映。”后来“妻”字所表示女子的长发变为“十”，“又”插入发中，即变成今天“妻”字形。“娶”亲的“娶”在早期的文献中只写作“取”，如《诗经・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取”的本意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拿来”，而是：“抢夺”。《说文解字・又部》：“取，捕取也。”取的本意是捕获、抢掠，自然“娶亲”就是劫夺婚了。“娶”字是在“取”的基础上加了“女”字旁，这显然是在掠夺婚的影响已经消失，而娶亲的意义又很常用，需单独成词的情况下产生的。先秦文献用“取”而不用“娶”，说明掠夺婚的影响那时仍然存在。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伐骊戈而娶骊姬。《国语 晋语》中载周幽王伐有褒而娶褒姒。《说文》：“婚，家也。《》：娶以昏，人也，故曰婚。从女从昏，昏亦声。” “婚”是女子一方的代称，称女家为婚，这也是早期黄昏抢婚习俗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

与婚姻有关的字还有：姻（“姻 ，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所因，即所就，也可称趋就。“姻”是男子一方的代称，因为女子将因就男方，所以称男家为“姻”。去了男方家必须依附于丈夫家才意味着有了归宿，因此也就有了婚姻。），媒（“媒，也。合二姓。从女某”在中国封建社会婚姻以家族利益为前提不以双方感情为基础并且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妁（“妁，酌也。斟酌二姓也。从女勺”。中国古代同姓不婚男女双方的结合要先经过媒人的斟酌媒合。），嫁（《说文女部》：“女人也”。），娉（《说文 女部》：“问也”。）在古代，男女双方经过父母的同意媒人的谋和之后就可以“娉”，然后经男“娶”女“嫁”而达成婚姻。

婚姻牵涉到男女双方，但和男性比起来，家庭对于女性更加重要。女性在家庭中一方面承担着传宗接代生子育女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还得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从事家务劳动，所以女性在婚姻家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人把这种对女性生活状况的认知反映到造字当中，就出现了一大批以女子为部首的反映婚姻家庭的字。而这一类字的存在，又为我们完整地记录并诠释了古远的婚姻制度。

二、女性生育

在古代，人类把生殖、繁衍视为神圣。在生殖崇拜的社会里女性必须完成这一使命。在中国上古时代就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石的社会形态一般的劳动妇女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的女人天生似乎就是为了宗族繁衍的需求而存在的。女性嫁为人妇后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生育。因此，我们看到，在《说文女部》字中表示女性生育这类字的有妊、娠、、娩等。“妊，孕也。从女从壬壬亦。” “孕”字的甲骨文形体正象身中怀子的形状。《段注》亦注：“孕，怀子也”。表示女性怀有身孕。“娠女妊身也。从女辰。《春秋》曰：‘后方娠。’一曰婢女隶之娠。” “人妊身也。从女。《周》曰：‘至于。’”“娠、”就是胎动的意思。

《说文 女部》：“母，牧也。从女象子形。一曰象乳子也。”即：一种说法是从女象怀抱子女的样子。另一种说法是象母亲给子女喂奶的样子。此外，《说文女部》：“，母也。从女；，也。从女句；姐，蜀母曰姐，淮南之社。从女且” 。这些皆为母亲的称谓。女性在成为母亲时她们的责任是养儿育女培养他们长大成人。女性的生育地位决定了女性在家庭殊的地位，人们认同的对象显然是生育能力强的女性。古代社会针对女子的“七出之条”中就有“无子”这样一条。可见，在古代社会，女子如果没有生育能力，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女人，就会被人看不起，或直接休掉，扫地出门。相反，如果一个女人有较强的生育能力，那么她在家庭中就会拥有较高的地位。

女性的生育问题，我们就不能忽略一点：人类的起源。《说文女部》：“始，女之初也。从女台。”在神话传说中，女娲是创造万物的神圣女神，是人类的女始祖。《说文女部》亦记载：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在上古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子女的血缘关系都按母亲家族的血统来继承。由于这一时期，子女都从母系得姓，所以早期的姓一般都从女。如“姜，姬，姚”等。这充分体现了女性当时优越的社会地位，也体现了古人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

《说文 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由此可见，“姓”是一种血统标记。《说文解字》中共收录了十一个表示姓氏的女部字。即：

姜，神居姜水，以姓。从女羊。

姬，帝居姬水，以姓。从女 。

，帝之後；姓，后稷妃家也。从女吉。

嬴，少昊氏之姓也。从女，羸省。

姚，虞舜居姚，因以姓。从女兆。或姚，也。《史篇》以：姚，易也。

（gui），虞舜居，因以氏。从女。

（yun），祝融之後姓也。从女云。

（shen），殷侯，疑姓也。从女先。《春秋》曰：“商有邳。”

，人姓也。从女其。杜林：，也。等。

由女所生而取姓产生的从母姓而不知其父的上古文化，许慎以语言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在先秦神话当中，女始祖以感生字的表现形式遗存下来的记载也颇多。如弃母姜，践巨人迹而生弃。契母简狄，吞玄鸟陨卵而生契。这些从女的姓氏用字蕴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它们是远古社会子随母姓的最有力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们也证明了女性文化的内涵。

文字是文明的化石，又是文化的载体。透过女部汉字我们认知了女性文化的特殊文化内涵。女性的种种文化内涵在女部字中得到了微妙曲折的展示。现代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共同主宰着的社会，希望通过本文使大家对女性朋友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公正的认识和评价。

参考文献：

[1] 王弘治《“女”偏旁汉字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语文建设通讯》第59期

知性女子篇6

论文关键词：庐隐  “知识误我,新女性

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首批女作家，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她也是我国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新女性之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她在作品中首次提出“知识误我”的观点，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内涵。

1.“知识误我”产生的背景

中国的旧道德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的职责就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况且女儿终究是外人家的，何必破费供她读书？即使官宦世家和开明人士送女儿入学堂，也是为了显示家世和地位，为了抬高女儿身价以便钓个“金龟婿”，所学内容也只限于生活常识和手工技艺之类。

新女性们为了提高个人素养渴望入读高等学府，不仅需要家里破费，而且影响早婚早育，所以很多新女性在追求高等教育的道路上几乎无一不费劲波折。苏雪林为了求学“费了无数的眼泪、哭泣、哀恳、吵闹”。谢冰莹为了读书自杀、绝食数次。冯沅君的母亲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才答应女儿入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庐隐上女高师也是顶着母亲的压力，费尽周折。

当初新女性们怀着美好的愿景来到高等学府，结果却绝望地呐喊“知识误我”，看似不可理解，其中却蕴含着莫大的心酸。庐隐笔下最初感叹“知识误我”的是《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们。露沙感叹：“十年读书，得来只是烦恼和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云青感觉“越有知识，越与世不相容。”宗莹也感受到“进了学校，人生观完全变了。不容于亲戚，不容于父母，一天一天觉得自己孤独，什么悲愁，什么无聊，逐件发明了。”

显然造成“知识误我”的原因在于新知识没有用武之地，反而给她们的精神和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使她们孤立无援。换句话说，“知识误我”是一种抱怨，是一种希望改善现状的呼吁，也是新女性们处于新旧夹缝中的痛苦呻吟。

2.“知识误我”产生的背景

2.1 “情智激战”

“情智激战”是五四作家群普遍的叙述情绪，有学者认为其根源在于“理想境界与现实社会的极大差距”。这种情绪冲突“一方面表现为理想求之不得而产生的对知识的怨怼情绪,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追求自由恋爱失败后的畸型心理。”也就是说，“知识误我”是露沙们“情智激战”的感性认识和情绪宣泄。

露沙们的另一重精神困境是“哲学病”，她们反复追问“名利的代价是什么？”“人生到底作什么？”思考的结果往往悲多乐少。“情智激战”、“哲学病”与“知识误我”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因为拥有知识，新女性们开始哲学思考和“情智激战”；因为哲学思考和“情智激战”引发的痛苦而憎恶知识，产生“知识误我”的怨怼。

心印总感觉“知与情常常起剧烈的战争！知战胜了，便要沉于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劫难回！情战胜了，便要沉沦于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亚侠（《或人的悲哀》）想放纵性欲，却被良心深深地谴责；想游戏人间却反被人间游戏。沙冷（《树荫下》）爱着行云却不敢承认，欲语还休的神态透露出她“情智激战”的痕迹。云青（《海滨故人》）在礼教和情感中痛苦地抉择，最终理智获胜，拒绝了赵蔚然的求婚。

在“情智激战”中，无论情得了胜利，还是智占了上风，受伤和痛苦的都是新女性，她们的“知识”因为新旧两种因素的杂糅而更显复杂，她们的觉醒因为有心无力而更加悲凉。

2.2 被误导

“知识误我”中“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误导”、“耽误”。这包括被庸师耽误和被新思想误导两种情况。

2.2.1被庸师耽误

教师历来被视作智慧和道德的化身，是文人泼墨歌颂的对象。然而在庐隐笔下，教师竟然成了错误思想的代言人、虚伪道德的践行者；他们大谈恋爱之道误导新女性，满嘴陈词滥调令人昏昏欲睡。在庐隐小说中，很多新女性感慨大学生活的无聊乏味。

丽石（《丽石的日记》）“只感觉学校的生活单调，……板滞的上课，教员戴上道德的假面具，像俳优般舞着唱着，我们便像傻子般看着听着。”松文（《沦落》）的老师上课大谈恋爱之道，引发松文的隐痛，使她一病不起。《象牙戒指》中的伦理学老师总是请假，上课也是讲些古板的道德论。教手工的“小脚王”上课表情呆滞，语气喃喃不清。素璞（《女人的心》）“想听听先生的讲演，但是先生的声音太细弱了，好像一只苍蝇在嘤嘤的叫”。《灰色的路程》中的教员是“恋爱国里的骗子”，满脑子大男子主义。《一幕》中的徐伟先生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沁芝感慨“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我怀疑教育能教好学生，我更怀疑教育事业的神圣，不用说别的龌龊的情形，便把留声机般的教员说说，简直是对不起学生和自己呵！”

以上诸位教师的丑恶面目令人嗤之以鼻，新女性们却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尊其为师。试想，由这样的庸师传授的“知识”能不“误我”吗？

 2.2.2被新思想误导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婚恋自由的极力提倡使以往被认为有伤风化的“恋爱”一词一时间竟成了时髦话题，恋爱风气空前浓厚。很多有妇之夫冠冕堂皇地举起时代招牌，放纵性欲，玩弄女性，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量的婚外情事件，其中不乏现代女权启蒙的发起人，如马君武、邵洵美等。

庐隐作为当事人，以她敏锐的洞察力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这一恶习，她呼唤着“恋爱不是游戏”，犀利地指出“世俗大半以性欲伪充恋爱，以游戏的态度处置恋爱，于是我们时刻可看到因恋爱而不幸的记载。”此外，其他新女性也因本人深受其害，或从朋友被误导、被贻害、被玩弄的惨痛事实中渐渐发现了“妇女解放”的别样内涵，呼吁人们“不能宽恕那些以恋爱为游戏、为商品、为手段的人！”“不能宽恕那些因为要纵欲而假冒‘觉悟’‘解放’等等名词以欺世的人！因为他们才是女子达到真正解放的仇人！”

冷岫（《胜利之后》）领悟到“西哲”（西方文化）的“不完全”（局限于婚恋自由）给新女性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对新文化采取“勿宁远”的规避态度。新思潮促使蓝田（《蓝田的忏悔录》）离家出走逃避包办婚姻，“但是无情的社会，残酷的人类，正是出了水坑又沉溺入火坑了。”张兰因（《歧路》）醉心于妇女运动，却被“新青年”王子青始乱终弃，最后无以为生，沦为暗娼。郎珠（《新的遮拦》）勇敢地冲出遮拦，结果发现新女性面对的“旧的遮拦打破了，新的遮拦又相继而生！”

以上两种被误导的情况中，新女性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在这种暗藏杀机的新思想面前，她们由于年轻气盛，缺乏社会经验，很难凭个人眼光准确地判断孰是孰非，而又很容易听信鼓吹和受人怂恿，结果无一例外地断送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

3．“知识误我”的形成原因

3.1“知识误我”的历史渊源

“知识误我”由庐隐首次提出，是庐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庐隐这一观点的形成既是现实体悟，也是历史传承——“知识误我”论是古代才女们“读书无用论”的情绪延伸。

古代才女纵有过人才华，也无施展空间，只能困守闺阁，空自嗟叹。况且“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和礼教规训使得她们的才华得不到肯定，胸有点墨除了让她们更容易伤春悲秋，多愁善感，此外别无二用。宋代朱淑贞哀叹“始知伶俐不如痴”，清朝顾希昭失望之余选择“只共刺绣不工诗”。

庐隐的作品在意境创造，遣词造句上无不体现着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古典素养。作品字里行间也经常透露出作者多愁善感，感怀伤情的悲思，带有很多传统文学的印记，古代女子们怀才不遇的苦恼很可能潜移默化在庐隐的思想中。在“新女性”们接受了新式教育和西方思潮后，她们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增加了烦愁时，古代才女们关于女子读书无用的牢骚之词就浮现在庐隐的脑海中，进一步加工演义，形成了“知识误我”的认识论。

3.2 “知识”的先天不足症

3.2.1 “知识”的狭隘性

五四时期所谓的新“知识”只局限于“男女交往”、“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这种“知识”具有极大的狭隘性。正如冷岫（《胜利以后》）所言，所谓“知识”即“西哲”具有明显的“不完全”性和残缺性。

3.2.2 “知识”的矛盾性

“知识”的矛盾性表现在“知识”的内容与提出者身份之间的不对称性，以及“知识”提出者本身思想与行为的矛盾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知识”几乎都与女性密切关联，但却由男性一手包揽了引进、宣传和解释诸项重任。女性的提案权，发言权和质疑权由于主客观原因几乎完全被剥夺，剩下的只有附和权和跟随权了。

庐隐曾在散文《“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中质疑：“为什么妇女本身的问题，要妇女以外的人来解决？”作为女权主义者，庐隐体验到由男性提出的妇女解放与女性自己渴望的妇女解放之间有着很大的偏差，因此对男性“越俎代庖”的行为深表不满。

另外，中国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与女性一样受着封建礼教和文化的束缚，一样渴望推翻旧思想，建设新思想。如著名文化领袖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都深受包办婚姻的痛苦，但都没有勇气反抗父母，而是采取“投降主义”。男性精英们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尚且顾虑重重、举步维艰，又如何为异性求解放、谋幸福？所以，易卜生主义“与其说是在倡导妇女解放，毋宁说是男性知识分子自身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呼喊，是他们反抗旧家庭桎梏的宣言。”

当初首先提倡男女同校的是男性，热情宣扬男女同校的也是男性。在中国这样一个以“男女授受不亲”为古训的国家，“争取让女性进入大学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打破传统的性别隔离，与其说是为了实现两性平等，不如说是提供了实现自由婚姻的条件。”事实也证明，很多有妇之夫借助“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东风，理直气壮、一帆风顺地追求着女学生。再者，女性加入青年团体是图“新鲜趣味”，渴望“受优待”，男性招致女会员是想多点“点缀”，庐隐在小说《新的遮拦》中一针见血地解剖了女子参政议政的神话。

新女性先在新教育、新思想的狂热气氛中，轻率地接受了新思想；再在男性的怂恿和鼓吹下，身体力行着新思想；最后又在男性鄙夷的目光和谣言中，孤独地包扎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新女性的妇女解放之路就这样在兴奋和冲动中开始，在泪水和忏悔中结束。

3.3 “知识”与现实的冲突

传统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摧残和精神的压迫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公论，传统卫道士在新式知识分子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和口诛笔伐中被迫短暂地沉默起来。表面上，在公开的舆论报刊杂志上呈现出一片新兴气象，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却一如既往地树立在人们的思想中，潜移默化地指导着民众的言行举止。民众用时髦的新思想装扮自己的言语，再用旧思想规范自己的行动。所以，五四给中国人带来的只是形式上的些许变化，民众在思想上依然自觉地恪守着儒家传统。作为敏感脆弱的新女性，她们更能够切身地体验到“知识”与现实的冲突。沙侣在无路可走时，只能默默祈求“事实与思想不过分的冲突”。

“知识”与现实的冲突最集中的表现在于社会伦理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尽管新文化提倡男女平权、男女平等。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盛行，例如，一直到1949年中国都是一个在法律和现实生活中默许一夫多妻的社会。新思想只是提供给新女性们一个理想的幻影，却无法保证在社会生活中普遍推行。

《一幕》中的“教育家”表面提倡男女平权，骨子里却是大男子主义，忘恩负义、喜新厌旧。星（《淡雾》）之所以拒绝与男友发生婚前性行为，就是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远非新女性的微弱之力能够逾越。郎珠（《新的遮拦》）在听到同胞遭到男性的唾骂后，也终于意识到“知识”只能永远停留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太虚幻境中。

知性女子篇7

关键词：近代  知识女性  传统伦理观  突破

 

明清以来理学在思想界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理学对妇女行为的规范则集中表现在针对妇女的传统伦理观念上。于是有所谓“夫为妻纲”、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主内、男主外”等等观念。将女子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服务于家庭的需要为主。这样女子的角色担当就被圈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

纵向对比而言，单以知识女性的角度说，将近代知识女性与清代和现代女性放在一起研究，就可以在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中发现这一时期女性思想的价值，尤其是在伦理观上的突破和所做的重建女性新伦理观的尝试。在才情方面，清代女子不乏才华横溢者，从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述考》一书中清代所占的比重超过百分之八十可以证明其盛况。但是，研究这些著作后就发现，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文学作品，少有其它类型的创作。这就说明当时妇女没有思考过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可以称为传统的最佳执行者时期。

近代女性首先对这些观念做了破冰。大致可将其分为三类：

第一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彻底颠覆的态度。这类女性可以以同盟会时期的女革命志士为代表如：秋瑾、张竹君、唐群英、王国昌、沈佩贞。她们与旧家庭决裂，进而欲推翻这个专制体制。她们领导妇女运动、争取女权。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她们“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她们是在整个传统面临全面挑战与解体的时代，对传统伦理观大胆颠覆，并进而提出了全新的妇女价值观，试图构建全新的适合妇女发展的思想体系和社会观念。

第二类：对传统伦理观持反对态度，但不正面批判，而是采用兴办教育、创办杂志的方法。如《中国新女界杂志》，该刊创办于1907年，是留日学生早东京办的一个提倡妇女救国、两性平等的月刊。该刊反映了先进的妇女拯民济世的热情和胆略。而教育的兴办可以吕碧城的兴办第一所女子公学为例。

这两类女性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接受了西方文化。本身教育程度教高，所以要改变或者影响全国妇女的观念只有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从社会大环境上说，改造旧社会，提倡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这就不单是颠覆传统的对妇女的伦理制约，而是寻求制度层面上妇女解放的保证。其二，从妇女自身入手。提高广大妇女的文化水平，在妇女总体智识提高的前提下，发动更广大的妇女争取自身权益。

第三类：对传统伦理观有自己的看法。在家庭出身上和前两者较为相似——都是出身于中上层社会。这类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有基本的识辨能力。但是屈从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不敢公开决裂。她们接受新式教育仅仅是“为了婚姻水准的提高，进学校去求智识，把妇女运动作为出锋头的工具”（励华：《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

这样以来，这三类人中就出现一个现象，即坚决奉行新主张的人少而又少，少数知识女性的觉醒以及与男子的平等，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知识女性在理直气壮地做“人”的时候，同时还负有唤醒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劳动妇女的使命。事实上，对同命相怜的女性同胞的关注和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早已驱使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了解放妇女大众的历史重任。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看，妇女政治活动家同时又都是妇女解放的先驱，她们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去唤醒尚处于沉睡状态的妇女大众。只是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局限，知识女性还没能明确意识到工农妇女大众在妇女解放中的巨大作用。踵武其后的现代和当代女性以及关心妇女事业的广大有识之士继续对此进项完善。

在哲学支持上倾向于已有的较之传统伦理更长久的宗教，如吕碧城之于佛学，她曾利用自身学识在欧美搜集各国佛教发展的资料，编撰成书，题名为《欧美之光》，1932年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现代知识女性的思想在近代基础上又有长足进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知识女性群的出现，以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刘清扬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妇女领袖，才自觉地把妇女解放同无产阶级的解放结合在了一起，在广泛发动劳动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把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对于不合理传统的反叛和批判，近代女性在重塑伦理观，重新寻回自身价值这一点上值得我们肯定。

知性女子篇8

知觉亲密感是亲密关系中重要的成分，对于个人发展及其人际互动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探究祖孙间的关系时，实有必要将焦点置于祖孙所知觉的亲密感上。故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及其差异是否会因三代同堂与隔代教养不同家庭结构及祖辈、孙辈性别不同而有别。

历来针对祖孙关系的研究大都由祖辈或孙辈之一方来探讨，少部分能同时以祖辈及孙辈为对象进行研究者，又往往忽略祖孙系属于对偶的性质，因而所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可能会有推论的偏差。本研究除以祖孙对偶进行资料收集外，并以对偶数据分析方法从事数据的分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嘉义县618对国小高年级学生及其祖父母为研究对象，使用陈思璇（2007）所编制之「知觉祖孙亲密感量表分别测量祖父母与孙子女所知觉之亲密感，并用SPSS之混合模式（Mixedmodels）统计程序进行分析。

关键词：知觉亲密感家庭结构祖孙对偶数据分析

「人口老化是二十世纪全世界高度关切的一项人口统计学上的议题。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的降低、寿命的增长及健康照料体系的改善，部分欧洲国家，例如：法国、英国与瑞典早在1930年之前即已步入老年社会。台湾亦于1993年晋升老年化社会，且65岁以上高龄人口，受平均寿命延长影响，在绝对人数及占总人口数的比例上均有增多的趋势。根据内政部的统计（行政院主计处，2006），台湾高龄人口比率在民国82年为7％，至2006年九月止，已升至9.9％，高龄人口为226.3万人。据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预估，107年将倍增至14％，倍化年数约25年（行政院主计处，2006）。

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使得祖父母的人数相对增多；而寿命的增长，也会使得祖父母的「任期延长。学者Hareven（1977）指出，这种改变有机会使得祖孙在彼此的生命中，产生出一段有意义的重叠期间，让祖父母与孙子女更有机会认识彼此。祖父母是儿童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人物，对其发展亦有实质的影响。Conroy与Fahey（1985）两位学者将祖父母描绘成是「重要的他人，对于孙子女人生观的启蒙颇具影响。

Tinsley与Parke（1984）则认为，即使在现代的社会中，祖父母仍保有其影响力，具有能增进代间的接触，及促进亲属间互动的高度价值。不少学者强调祖父母成为孙子女玩伴角色的重要性，有些学者更觉察到祖父母身为孙子女一般角色楷模、老年人楷模及导师的作用。Kornhaber（1985）的研究发现，与祖父母（至少一方）保持亲密关系的孙子女较不会有年龄歧视、性别歧视，且不会对晚年有恐惧的感受；他们自觉与家庭有紧密的联系且能高度适应社会。Cherlinm与Furstenberg（1986）亦发现，当祖父母在孙子女的教养上扮演主动积极的角色时，孙子女将会因而获益。

由于社会的变迁，导致家庭问题的层出不穷，加上双薪家庭数目的节节升高，可预期的是祖父母照顾孙子女将会越来越多，而祖父母与孙子女的接触亦会越来越频繁。Kornhaber（2002）即指称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祖父母照顾孙子女，不论是长期或临时性的，都可能会是这一代年长者被迫要面临的挑战。针对二十世纪家庭结构与功能的转换，Bengtson(2001)更提出了「多代的结合将会更为重要的的假设。他认为,多代间的关系对个人与家庭会变得更为重要；且多代的结合不仅会增进核心家庭的功能，在某些情况下甚且能取代核心家庭的功能。由于祖父母对孙子女的直接或间接照顾将会是未来的趋势，先进国家莫不开始正视这个议题，而祖孙关系的探讨亦变得刻不容缓。

祖孙关系是人际亲密关系中的一种，亲密关系（closerelationship）则是一种强烈、经常性、多样的相互依赖且持续一段时间的关系（Kelly,etal.,2002），不仅与个体息息相关，且会深刻影响个体。「亲密感是人际关系中一项相当重要的核心（Gaia,2011「研究与实务的整合：谘商与家庭教育工作模式新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Parks&Floyd,1996），也是判定关系是否亲密的决定性条件（Gaia,2002）。

研究发现，亲密感是发展个人关系的基本元素，对于个人人际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Parks&Floyd,1996）。当个人拥有亲密感时，会觉得生命有意义且会觉得幸福（赵淑珠、周丽端、孔祥明、唐先梅、刘惠琴，2005）。Newman（1981）指出，若两人具有亲密的感受时，将能彼此分享内心的喜怒、相互支持，因而觉得满足，不会因疏离而导致空虚。此外，拥有亲密感能让生命更有意义，于面对生命中的挑战时，会有较多的社会资源；愿意了解别人的感受，且乐于帮助与扶持别人，遇到压力时较易于获致旁人的支持与安慰（Marshall,1989;McAdams&Bryant,1987）。知觉亲密感既是亲密关系中重要的成分，且对个人及其人际互动均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探究祖孙间的关系时，实有必要将焦点置于祖孙所知觉的亲密感上。

许多探讨祖孙关系的研究均一致发现，祖孙的感情会因为隔代教养而显得特别亲密（邱珍琬，2004；许玉玲，2001；黄淑容，2004；黄韵瑜2006；Cherlin&Furstenberg,1986;Cresey&Kohlewski,1991;Johnson,1970）。祖父母因为照顾孙子女，在情感上，会使得原先与孙辈间较为松散的联结变得更为紧密，也因为经常的接触使得祖孙间产生强烈的依附感（Gattai&Musatti,1999）。职是之故，隔代教养家庭结构的祖孙知觉亲密感应会较三代同堂的家庭为高。然亦有研究指出，隔代教养家庭的祖父母可能会因为角色冲突，造成祖孙间关系的紧张与冷淡，而孙辈由于自己家世背景之故，不得不接受隔代教养的安排，可能会有情绪上的失落与不安、学业或行为表现问题的不利结果（邱珍琬，2004）。据此推断，则隔代教养家庭的祖孙知觉亲密感似会较差。究竟三代同堂与隔代教养这两种家庭结构的祖孙知觉亲密感是否有所差异，将是本研究欲探究的动机之一。

针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探讨时，性别的差异往往是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探讨祖辈角色时亦自不例外。由于性别角色的差异，祖父与祖母在其职份上常有不同的表现。Ando（2005）指出，以老年生活对配偶照顾为主题的研究结果持续显示出，男性为工具性的角色，而女性则是情感性的角色。不少研究亦将祖母的角色描述为提供孙子女情感上的支持或负责实际生活照顾，而祖父则系提供实质经济上的资助或与孙子女从事休闲活动（Cherlin&Furstenberg,1986;Neugarten&WEinstEIn,1964;Thomas,1986）。Hagestad（1985）的研究也发现祖父较强调任务导向，重视家庭之外和周遭环境的关系；祖母则较重视动态的人际关系及与家庭成员联系的质量。若祖父与孙子女的互动偏向于工具性的，较少显露其情感，而祖母偏向情感性并实际负责孙子女的生活照料，则孙子女所知觉其与祖父及其与祖母的亲密感是否会因此而有差异亦将为本研究欲探究的动机。性别角色的差异除会导致祖辈角色的不同外，亦会使得孙辈与祖父母的互动性质家庭结构、性别与祖孙知觉亲密感关系之探讨：以对偶数据方法分析有别。孙辈因性别不同而与祖父母有不同性质的互动，是否会因而使得其知觉与祖父母的亲密感有所差异，似有必要加以探讨。

历来针对祖孙关系的研究大都由祖辈或孙辈之一方来探讨，少部分能同时以祖辈及孙辈为对象进行研究者，又往往忽略祖孙系属于对偶的性质，因而所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均假定祖孙的数据彼此相互独立。祖孙对偶的数据彼此间并非全然独立无关，若忽视数据的非独立性，将导致标准误估计的偏误从而使得假设考验的结果过分开放、过分保守，或减少自由度等问题，而造成推论的偏差（Kenny,Kashy,&Cook,2006）。因此，进行祖孙对偶资料的统计分析时宜有特殊的做法与考量。本研究除以祖孙对偶进行资料收集外，并以对偶资料分析方法(Kenny,Kashy,&Cook,2006)从事资料分析。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祖孙所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并了解台湾各地孙所知觉的亲密感是否会因为家庭结构及祖、孙辈的性别不同而有差异。本研究提出下列之待答问题：

1.祖辈与孙辈所知觉的亲密感是否有所差异？

2.三代同堂与隔代教养不同家庭结构祖孙所知觉之亲密感是否有所差异？

3.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是否会因为家庭结构的不同而有别？

4.祖父与祖母所知觉其与孙辈的亲密感是否有所差异？

5.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是否会因为祖辈性别不同而有别？

6.孙子与孙女所知觉其与祖辈的亲密感是否有所差异？

7.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是否会因为孙辈性别不同而有别？

文献探讨

一、知觉亲密感的意义

人际关系是生活中个人关系的中心（Parks&Floyd,1996），也可以说是生活的基本（Olson&DeFrain,2006）。在人际互动的关系中，「亲密感可说是人际关系中一项相当重要的核心（Gaia,2002;Parks&Floyd,1996），是描述关系的重要特征（Laursen,Wilder,Noack,&Williams,2000)，也是发展个人关系的基本元素，对个人人际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Parks&Floyd,1996）。所以，亲密感可说是一种内心主观知觉的感受。

虽然内心知觉并不会直接表现在外或明显地为他人所知，但它却是支配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内心的知觉感受会影响到个人对世界的观点与态度,影响到人的内心的想法，而想法与态度的不同自然产生举止与外显行为的差异，进而驱动个体的所有生活。所以在探讨祖孙间关系时，应将焦点放在人际关系的根源—知觉亲密感上。

知觉亲密感（closeness）是个体内心感受到的一种情感，可说是个体与他人透过许多相互接触后，主观知觉到的联结程度。Laursen与Bukowski（引自Laursen,Wilder,Noack,&Williams,2000）将亲密感描述为两个个体在想法、情感以及行为上的相互联结程度（interconnected）。亲密的感受是透过心事分享及分享产生的温暖感觉所建立，是心理的亲近度、一体感与知心感（李美枝，1998）。Aron、Mashek与Aron（2004）则认为，亲密感是自我包含他人的程度（theinclusionofothersintheself）。所以亲密感是一种主观认定，感觉自己和他人联结程度的感受。而亲密并非在短期内随时可以建立，需要长期培养。它可能会在安全和谐的气氛中慢慢建立，是一种彼此互赖、温暖的美好心理感受（廖六微，2005）。Lewis认为亲密可透过彼此的自我袒露、彼此的分享（如喜欢或爱的表白）、情感的表示（如拥抱）等来描述（引自鲁倍倍，1998）。Chelune、Robison与Kommor（1984）则将「亲密定义为是个体主观上的认定，以相互影响的行为为基础，是在彼此能「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相互沟通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亲近感受。

综合上述，知觉亲密感是经由个体互动的历程中因信任、了解所滋生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两个个体在想法、情感以及行为上的相互联结程度。

二、影响祖孙亲密感的因素

（一）家庭结构

Kelly等人(2002)认为，知觉关系的亲密可用互动的频率、相互影响的程度（diversityofactivitieseachindividualinfluences）、交互作用反应的强度（thestrengthwithwhichtheinteractantsrespondto）、与影响持续的时间（durationoftimewiththeforegoingproperties）来衡量。所以两人间若有频繁的互动、相互影响多、影响力强、影响持续的时间久时，这样的关系就可能是亲密的。然而，Cicirelli（1991）认为亲密感可能是较为内隐或是属于心理层面的状态而非外显的。他指出，即使没有直接的生理接触，某些人就可能可以表现出某些亲密的心理反应。在Cicirelli（1991）的观点中，人际间可能拥有亲密感而不需要太多物理上的接触。也有学者认为，太少的接触可能会让两者的关系较为陌生与生疏，但是过多的接触，也可能对知觉亲密感产生负面的影响（Kahn&Antonucci,1980;Tinsley&Parke,1984）。由这些说法中可以发现个体知觉的亲密感可能会因为距离、接触频率、接触时间、相互影响…等状况不同而有高低。

因此，既然祖父母角色是一种衍生出的身份，在形式与功能的本质上都比较模糊（侯月梅，2009），祖父母与孙子女之间的接触、互动行事与接触频率等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准则。所以，祖孙之间的互动可能会受到家庭结构不同而有极大的差异。

在许多探讨祖孙关系的研究中，部分研究结果发现祖孙间的接触与互动因为隔代教养状况而显得特别亲近。祖父母因为照顾孙子女，在情感上将原来与晚辈间较松散的联结转变成更紧密的联结关系，祖孙间因为经常的接触产生强烈的依附情感（Budini,Musatti&Tullia,1999）。在邱珍琬（2004）的质性研究中，祖父则表示藉由隔代教养祖父和孙女间建立了相当亲密的联结。黄韵瑜（2006）访谈十五位隔代教养的祖父母后也认为年迈的祖父母与年幼的孙子女因为隔代教养状况有着相当亲近的感情联结。所以，隔代教养可能导致祖孙间有着相当亲密的感情联系。

然而，部分的研究者建议祖辈的和孙辈的接触太少的确可能使得祖孙间较为疏远，但是过于频繁的接触也可能为祖孙关系带来许多压力（Kahn&Antonucci,1980;Tinsley&Parke,1984）。研究中也发现因为隔代教养使得祖父母需要身兼祖父母与父母的角色，使得他们不得不扮演着权威领导角色，因之可能影响祖孙间原本较为轻松的关系，使得祖孙间的感情常呈现「僵化而纠结的现象（彭柑绫，2006）。叶思欣（2005）研究中，孙子女虽然表达出祖孙相依为命的感受且认为祖父母是相当重要的，但他们也常认为祖父母对自己关心、照顾过多，给自己很多的限制。因此，这项研究中有部分的研究参与者表达出祖孙间正如朋友般的亲密，但也有许多孙子女则认为祖孙之间是一种互相对抗、摩擦的互动过程。

综合这些隔代教养对祖辈与孙辈感受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研究的结果并无一致的答案。Tinsley与Parke（1984）提出影响祖孙知觉的一项主要的可能是祖父母控制的程度、祖孙接触的频率与时机。他们认为，祖孙接触的时机，互动的程度与祖父母管教孙子女的程度等，均可能会影响祖孙间的关系。今日社会的现况中，许多祖父母不可避免地需要直接承担全部或部分养育孙子女的责任。祖父母可能代替无法教养孙子女的父母，承担大部分的孙子女教养责任；可能因为父母忙于工作而在白天或星期一至五协助父母照顾孙子女；也可能因为与父母、孙子女同住而时常需要协助照顾孙子女。这些家庭结构的不同使得祖父母与孙子女接触的频率、接触的内容与接触的时机有差异，而这是否会对祖孙所知觉亲密感的程度造成影响，实在有探究的必要。

（二）性别

许多研究中发现「性别常可能会影响祖孙间互动的频率、行为与态度。一般而言，男性常被认为是较工具性、目的导向的，而女性角色则是较为情感性、照顾性（Ando，2005）。Hagestad（1985）的研究中，祖父较强调任务导向，重视在家庭之外和周遭环境的关系；而祖母则较重视动态性的人际关系与家庭成员联系的质量。也就是说，祖父可能会是比较工具性的，他们较少展现他们的情感，即使他们和祖母一样常见到他们的孙子女（Cherlin&Furstenberg,1986）。研究经常提到隔代教养家庭中照顾孙子女生活起居的人主要是祖母（詹菊珍，2005；引自Ando,2005）。研究也发现孙子女认为和祖母的互动频率多于祖父，且祖母大多会主动寻求关系的建立，互动、参与的程度也比祖父高（Caputo,2000）。Kivett（1985）针对祖父所做的研究也发现年长的男性认为祖父这个角色是次要的，因此他们和孙子女间的互动较少，互动类型常止于礼貌性的往来活动。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祖父母可能因为性别不同而影响与孙子女的互动与接触状况。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祖父与祖母之间的差异并不大。Field与Minkler（1988）的纵贯研究中显示样本中接触的频率不因性别差异有显著的变化，而和他们孙子女间的满意度也没有太大的不同，可见祖孙间的接触并不一定因为祖父母性别而有所不同。老年人可能以一个比较整体性观点，来看待孙子女，将所有孙子女视为是自己、子女的延续（Thompson&Walker,1987）。是故，祖父母与孙子女间虽然接触、照顾的情形不同，但他们可能还是期待自己以一视同仁的态度来看待所有的孙子女，对每个孙子女均感到相当的亲近。

此外，影响孙子女本身的特性也可能因为性别不同而有差异。Troll（1971）研究200位祖父与其孙子女后发现，孙女比孙子更常拜访祖父母并陪他们聊天，且会较常想到祖父母且为他们操烦。Troll认为这倾向或许与女性较常涉入传统家庭事务的观念有关。也有研究显示孙子比孙女提供更多类型且频率更高的支持（O’Bryant,1987）；祖父与孙子较常讨论工作、教育、金钱和社会的议题，而祖母和孙女则较常谈论人际关系、健康、外表和日常生活（Hagestad,1982）。在郭俊豪（1998）研究中，孙子比较喜欢和祖父母一起照顾小宠物、从事园艺工作等；而孙女则比较会和祖父母一起聊天、做家事、散步、回顾照片等。由这些研究中可发现，孙子或孙女可能性别的不同而使得接触祖父母时有不同的表现；也就是孙子、孙女与祖父母互动的状况可能不同。然而有些研究认为孙子与孙女与祖父母的互动其实差异不大（苏森永，2004；Kivett,1985）。在刘怡妏（2002）研究中也发现，孙子女的性别，并不影响协助带孙祖母的生理、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可见孙子女性别的不同不一定会使得祖孙间有不同的行为与表现。

综合这些研究可发现性别对祖孙互动状况影响的结果并不一致。因此，祖父母与孙子女是否会因为性别的不同而导致祖孙接触频率、互动状况、互动态度等的不同，进而使得祖孙知觉亲密感差异的程度不同，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研究方法

本研究资料的收集系采问卷调查方式，兹将研究对象、研究工具及数据分析方法叙述如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嘉义县国小高年级学生与其祖父母，采分层随机抽样法，以学校所在地区为分层，并以班级为丛集进行抽样，共抽出824对样本。发出问卷后，回收630份（每份含祖孙问卷各一），扣除空白问卷、填答未完全外，有效问卷为618份，问卷回收率为78.0％，问卷有效率为75.0%。

祖辈的研究对象中，祖父有265人，占42.9%；祖母有344人，占55.7%。其中父系祖父母有499人，占80.7%；母系祖父母有105人，占17.0%。孙辈的研究对象中，有262人为孙子，占42.4%；347人为孙女，占56.1%。至于研究对象的家庭结构，有408对为三代同堂，占66.0%；隔代教养的有71对，占11.5%，余为其它情形的，有139对，占22.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系为陈思璇（2007）所编制之「知觉祖孙亲密感量表。量表分成祖父母版与孙子女版两部分，分别由祖父母及孙子女填写。量表内容均只有「知觉亲密感一个向度，各为12题，采Likert式五点量尺型式，计分时分别加计各题之总分，即为祖父母与孙子女所知觉之的祖孙亲密感程度。

量表经以193对国小五、六年级学生及其祖父母为对象进行预试，透过项目分析，删除不适题后，其余题项进行验证式因素分析，删除与原理论架构不符的题后，祖母版与孙子女版的量表均分别萃取出一个因素。其中祖父母版的总解释变异量为51.44％，各题的因素负荷量介于.62~.75之间；孙子女版之总解释变异量为56.39％，各题的因素负荷量介于.65~.82之间。两份量表所得之因素成分与原理论架构相符，因此具有建构效度。

两份量表之信度以内部一致性进行检证，祖父母版「知觉祖孙亲密感量表之Cronbach’sα值为.91，孙子女版「知觉祖孙亲密感量表之Cronbach’sα值为.93，显示两量表均具有良好之信度。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将以对偶数据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分析时系利用SPSS中之混合模式（Mixedmodels）程序。为方便数据结果的解释，家庭结构、性别将采效应编码（effectcode）方式进行编码：家庭结构中，三代同堂编码为+1，隔代教养编码为-1；性别则男性编码为+1，女性为-1。

肆、结果与讨论

一、祖辈与孙辈所知觉亲密感的差异

进行分析前，先检验数据的非独立性（nonindependence）。由于祖辈与孙辈的对偶系可区辨的，因此可以计算祖辈与孙辈间的积差相关，以检验其非独立性。祖辈与孙辈所知觉亲密感间的积差相关为.639（p<.01），显示数据并非独立无关，必须以对偶为分析单位来进行数据分析较为妥切。

为了解祖辈与孙辈所知觉亲密感是否有差异，乃以祖孙别为预测变项，知觉亲密感为效标变项，以SPSS之混合模式程序进行分析，其结果列如表1。

由表1中可看出以祖孙别预测知觉亲密感之回归系数为.519,t为3.788（p<.05），达到.01显著水平，显示祖孙别能显著预测其所知觉之亲密感。由于祖孙别编码时系采效应编码，祖辈编码为+1，孙辈编码为-1，因此回归系数为正，代表祖辈所知觉之亲密感较孙辈所知觉之亲密感为高。国外Harwood（2001）的研究显示，祖父母较容易由祖孙关系中感受到亲密，但孙子女所知觉到的亲密度则较低。本研究的结果与Harwood的发现一致。

二、三代同堂与隔代教养不同家庭结构祖孙所知觉亲密感的差异

进行分析前，先检验数据的非独立性。将家庭结构控制后，祖辈与孙辈所知觉亲密感间的净相关为.683（p<.01），显示数据并非独立无关，必须以对偶为分析单位来进行数据分析。

以祖孙别、家庭结构及祖孙别与家庭结构的交互作用（祖孙别*家庭结构）为预测变项，知觉亲密感为效标变项，以SPSS之混合模式程序进行分析，其结果列如表2。

由表2中可看出，家庭结构的回归系数为1.445，其t值为2.889（p<.01），达到.01显著水平，显示家庭结构能显著预测祖孙所知觉的亲密感。由于家庭结构编码时，三代同堂家庭编为+1，隔代教养家庭则编为-1，因此回归系数为正，代表三代同堂家庭祖孙所知觉之亲密感较隔代教养家庭祖孙所知觉之亲密感为高。

虽然有研究发现祖孙间的接触与互动因为隔代教养状况而显得特别亲近，但是过于频繁的接触也可能为祖孙关系带来许多压力。此外，隔代教养亦使得祖父母必须身兼祖父母与父母的角色，因而不得不实际执行管教，相较于三代同堂家庭祖父母「含饴弄孙的心态，祖孙间的关系可能较为紧张，因而祖孙所知觉之亲密感会低于三代同堂家庭的祖孙。

三、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因家庭结构不同而有别

由表2中可看出，祖孙别与家庭结构交互作用（祖孙别*家庭结构）的回归系数为-.678，其t值为-3.206（p<.01），达到.01显著水平。代表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会因为家庭结构不同而有别。由于回归系数为负，而家庭结构编码时，三代同堂家庭编为+1，隔代教养家庭则编为-1。显示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在隔代教养家庭中更为明显，亦即，相对于三代同堂家庭而言，隔代教养家庭祖孙所知觉之亲密感虽较低，但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却较三代同堂家庭为大。

隔代教养家庭的祖父母虽会因为照顾孙子女而觉得有更亲密的关系，但叶思欣（2005）的研究却发现孙子女常觉得祖父母的关心及过多的照顾，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限制，甚至因而产生相互对抗与摩擦。可能因为如此，使得隔代教养家庭祖孙所知觉之亲密感较之三代同堂家庭为大。

四、祖父与祖母所知觉其与孙辈亲密感的差异

进行分析前，先计算将祖父母别控制后之祖辈与孙辈所知觉亲密感间的净相关，以检验资料的非独立性。其净相关为.695（p<.01），显示数据并非独立无关，因而须以对偶为分析单位来进行数据分析。

以祖孙别、祖父母别及祖孙别与祖父母别的交互作用（祖孙别*祖父母别）为预测变项，知觉亲密感为效标变项，以SPSS之混合模式程序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可看出，祖父母别的回归系数为-.326，t值为-1.007（p>.05），未达显著。祖父母别的编码为：祖父+1；祖母-1。负的回归系数虽显示祖母知觉的祖孙亲密感较祖父略高，惟其差异并未达显著。

虽然Caputo（2000）的研究发现孙子女和祖母的互动频率多于祖父，且祖母会主动寻求关系的建立，互动、参与的程度也比祖父高。Hagestad（1985）的研究亦指其祖父较强调任务导向，重视在家庭之外和周遭环境的关系；而祖母则较重视动态性的人际关系与家庭成员联系的质量。但本研究的结果却发现祖母与祖父所知觉的祖孙亲密感并无差异。

五、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因祖辈性别不同而有别

由表3中可看出，祖孙别与祖父母别的交互作用（祖孙别*祖父母别）的回归系数为-.058（p>.05），t值为-.416，未达显著。代表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并不会因为祖辈性别不同而有别。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无论是祖父与孙子女间，或是祖母与孙子女间，其祖孙所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并无不同，均是祖辈知觉的亲密感要高过孙辈。Field与Minkler（1988）的纵贯研究中显示，祖父与祖母对其孙子女的满意度并无太大的不同，且前曾述及祖父母较易感受到祖孙的亲密，孙子女所知觉的亲密度则较低。职是之故，祖辈知觉的亲密感高过孙辈的情形，自然不会因为祖辈的性别而有不同了。

六、孙子与孙女所知觉其与祖辈的亲密感的差异

将孙子女别控制后之祖辈与孙辈所知觉亲密感间的净相关为.692（p<.01），显示数据并非独立无关，因而须以对偶为分析单位来进行数据分析。

以祖孙别、孙子女别及祖孙别与孙子女别的交互作用（祖孙别*孙子女别）为预测变项，知觉亲密感为效标变项，以SPSS之混合模式程序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中可看出，孙子女别的回归系数为.393，t值为1.217（p>.05），未达显著。显示孙子与孙女所知觉其与祖辈的亲密感并无差异。

虽有研究显示孙子与孙女与祖父母的互动状况有所差别，但本研究却发现其所知觉与祖父母的亲密感并无差异。其原因可能是现今所谓「男尊女卑的观念已经极为淡薄，在祖父母的心目中，孙子与孙女同样是宝，不会特别宠爱孙子而嫌弃孙女。孙子与孙女享有相同的祖父母关爱，自然在其所知觉与祖辈的亲密感上不会有差异。

七、祖孙知觉亲密感的差异因孙辈性别不同而有别

知性女子篇9

【中图分类号】R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7－0424－01

繁衍后代与扶养子嗣是现代社会中每个女性都在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自原始社会以来，无论是母系主导时代还是父系主导时代，女性在生子育女方面都比男性更据主导优势。但是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的时期较长，许多人对女性的社会地位都存有歧视的思想，一直认为生儿育女是每个女性都应尽的职责，而且受封建思想的毒害，一些地方甚至会将不能生育的女性视为“克夫”的灾星，一旦发现某些女性不能生育，就会对他们施以各种封建刑罚，给女性同志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摧残。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施行以来，伴随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推行和优生优育政策的逐步落实，现代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揭开“不孕不育”病症的神秘面纱的高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性不孕不育的呢？通常来说，年龄增大、过度肥胖是容易造成女性不孕不育的外在因素，而多囊卵巢综合症、子宫感染、子宫内膜异位这些妇科疾病则是容易造成女性不孕不育的内在因素。下面，我就和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女性同志不孕不育的原因和人工流产的健康教育。

一、易致女性不孕的六大因素。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以下六大因素是造成女性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一是年龄增大。女性的生育机能和和年龄大小是有紧密联系的，就普通女性而言，25岁至29岁是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一旦过了35岁，就属于高龄产妇了，这个阶段的女性在生育的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心脏病、糖尿病、肾脏疾病等并发症，而这些病发症对女性同志的生育是有重大危害的。生育过程中如果出现了这些并发症，极易致使胎儿在子宫内的发育出现畸形、缓慢，胎儿的死亡机率也自然就会随之高。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卵子质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旦超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体内代谢产生的卵子数量会逐渐减少，质量也会有所下降，特别是接近更年期时，女性的月经周期不但会比从前变短，时间更会变的非常不规律，与之相对应的，女性的子宫内膜会变的越来越薄，受精卵着床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胚胎的形成也会越来越困难，从而导致不孕不育。二是过度肥胖。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女性肥胖症的发病率也越来越多，过度肥胖会破坏女性的内分泌，内分泌一旦紊乱，势必影响女性同志的生育排卵，严重的还会导致其它健康问题。同时，过度肥胖还会降低女性同志的身体免疫能力，因此，病态式肥胖的女性在治疗不孕不育症时的成功率也会比正常人要低。三是盲目减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现代的社会观念以瘦为美，许多女性在生活中都会有过减肥的举动，科学的减肥是对人体有益的。但是，如果盲目过度的减肥，对女性同志的身体却是有害的，盲目减肥除了会引起内分泌紊乱外，还会影响到女性同志对微量元素的吸收，一量身体当中出现缺乏微量元素的信号，势必影响生育。因此，我在这里郑重建议，年龄一旦超过30岁的女性同志，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科学减肥。四是人工流产。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女性同志发生不孕的比率与流产的次数是成正比例的。特别是机械式的刮宫手术，将子宫内膜壁刮的非常薄，即使怀孕，也很难得到充分的营养，容易自行流产。同时，人工流产还容易导致盆腔内膜炎等其它并发病，一旦感染上这类疾病，受孕的概念会越来越小。五是生殖器官感染。生死器官感染是导致女性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女性一旦感染了盆腔炎的话，就会造成输卵管的的扭曲、粘连，从而导致宫外孕或是不孕，而且盆腔炎是一种持续性的妇科疾病，一旦感染，很难根治。六是不良的性习惯。有些女性在房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引导生殖器官感染，还有一些女性在月经期间仍然行，细菌会趁机由官颈口进入盆腔，这些不良的性习惯都会影响女性同志的生育能力。 二、人工流产引起不孕的原因。人工流产是造成女性同志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使得人工流产引起不孕不育的呢？其实，所谓的人工流产，是指夫妻双方夫妻双方在避孕失败后所采取的一种紧急补救方法，是采用一定的医学手段来强行终止受孕过程的一项医学技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女性同志在妊娠的任何时期施行人工方法来终止受孕过程自然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特别是连续性频繁的实施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的危害更大，更容易导至不孕不育。总的来说，以下六个方面是人工流产手术导致不孕的主要原因：一是输卵管炎症阻塞，人工流产手术者如果有较重的宫颈炎或是流产手术过程中消毒不合格时，就会将病毒和细菌通过阴道引入宫腔从而导致生殖器感染，引发输卵管炎症以致阻塞。二是宫腔和宫颈粘连，人工流产手术是一项对生殖器管直接进行的手术，而生殖器管又是女性体内非常重要的生育器管之一，如果在实施人工流产手术过程中稍微出现差错，如吸宫方式不对、刮宫过于严重或是吸宫过度，都会对女性的子宫内膜和子宫颈管造成伤害，最终导致宫腔缩小、粘连或是宫颈阻塞、粘连，从而引发不育。三是闭经。如果人工流产手术后续措施不到位，会导致子宫内膜底层完全被刮掉或吸净，这样一来，子宫内膜无法再生，自然会导致闭经，一旦闭经，不孕不育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四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这种病症是人工流产手术后造成的子宫颈狭窄引起的，子宫颈狭窄会引起经血滞留子宫腔从而逆流到腹腔，近而造成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利于受孕。五是慢性盆腔炎，人工流产手术是一项极易感染的妇科手术，如果手术时不注意卫生或是手术后过早同房，都会引起盆腔发炎，以致不孕。六是月经不调，人工流产手术是一项强行打断妊娠过程的一项手术，手术过后通常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出现月经不调现象，如果女性的月经长时间不规律，自然会导致不孕。三是施行健康教育。不孕不育是当前医学当中的一个难题，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采取措施预防不孕不育病症的发生：一是普及生育知识。受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影响，许多夫妇对于生育知识都是羞于启齿，接受不到正规的生育知识教育，对生育知识只是一知半解。因此，我认为各级计生部门应该大力加强生育知识的普及程度，加强生育知识的宣传力度，只有普及了生育知识，让民众真正从科学的角度了解了生育知识，这样才能有效的预防不孕不育病症的发生。二是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总的来说，女性的不孕不育病症除了一部分是天生无法挽回的，余下的大部分都是可以采用一定的措施避免的。比如注意使用和采用节育环，就是目前技术条件下防止意外受孕施行人工流产手术有效措施，已婚育龄妇女适用节育环，未婚育龄青年适用，都可以避免多次人流造成日后不孕不育。三是注意个人卫生。对女性同志来讲，注意个人卫生，做好生殖器管的卫生工作，是避免疾病感染，预防不孕不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比如说，在做好人工流产的手术以后，要使用洁净的卫生护垫来保持外阴器管的清洁，同时还要采取一定的消炎措施，以防止感染。

以上内容就是我个人对于女性同志不孕不育问题的一些看法和见解，如有不妥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正。

知性女子篇10

1 为什么孩子们需要了解性和性知识

了解性知识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处理与性有关的情绪情感，以及青春期的同伴压力，帮助他们有能力掌管自己的生活，并拥有健康温暖的亲密关系。还可以保护子女远离待，以及避免变成待者。

家庭可以成为子女学习性知识的最有意义的场所。作为家长，我们如果从一开始就能让子女对性有正确健康的认识，那么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中，就会对我们树立基本的信任感，能够敞开心扉与我们畅谈他们可能遇到的困惑。

年轻人会主动避免伤害性的或有风险的性活动，只要他们：（1）对性有正确积极的态度；（2）明白自己要对自己的性健康负责；（3）清楚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来自家庭的教养；（4）有足够的自尊和自信；（5）有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比如做出正确决断的能力；（6）知晓自己的行为将会带来的后果；（7）与家庭、家长、学校等有密切的联系。

2 何时才是开始与子女谈性的最佳时间

最好在子女刚开始接触性信息的时候就开始。其实子女在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受这方面的信息。孩子会从家长的一言一行中认识和感觉自己的身体，比如当家长拥抱他们，跟他们说话、穿衣，教他们学说表示身体部位的语言，对他们的行为做出反馈时等等。

但如果你现在尚未开始这一重要课题，不要担心，永远不会太晚。与孩子谈论性，尽量不要一蹴而就。最重要的是，无论何时，只要当孩子们希望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能够以真诚开放的态度陪在他们身边。

3 该如何开口与子女谈性呢

有些家长希望能够跟孩子讨论关于人类繁衍和性活动等一系列神秘又美好的事情，但很多人苦于不知道如何开口，或者如何向孩子提起这些话题。其实，如果我们留心，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都可以给我们灵感，启发我们张开口与孩子对话。

比如：一家人都爱看的电视剧中，主角可能正经历青春期的变化；我们的邻居或朋友可能正在孕育新的生命；大幅广告牌上的模特们，可能会引发我们对人体的思考――有些家长把这样的时刻称作“教育时间”（teachable moments）。花点精力找出这样的时间，你就能有很好的机会与子女来谈论性和性知识。在谈论之前，请先仔细考虑你希望讨论的话题，总结自己对这些话题的观点、态度，以及如何清楚地向子女传递这些信息。

当你考虑好要跟孩子讨论的话题时，一定把握住合适的机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可能会有些警惕，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当然，关于性的话题，可能需要家长多些耐心，几次之后才能比较顺利。这里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帮助你和孩子更融洽的交谈。

有时候问孩子一些问题，是开启话题的最佳方式。比如你可以问：

年龄较小的孩子：你知道你身上的这些部位叫什么名字吗？你知道为什么男孩和女孩长的不一样吗？你阿姨怀孕了，你知道怀孕的意思是什么吗？

学龄期儿童：人体在青春期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变化。你听说过这些变化吗？你的青春期都有些什么感觉？你认为人长多大就可以约会恋爱了？你周围的朋友有多少人在约会？你觉得人们对待男孩和女孩的方式一样吗？为什么？

青少年：过去两年你身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变化是你喜欢的，有哪些是你不喜欢的？你认为人到了多少岁就可以有了？到底要不要发生，该如何决定呢？你认为人到了多少岁就可以成为父母了？

4 当与孩子谈论性话题时感觉很尴尬怎么办

诚然，与子女谈论性，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但一定不要让尴尬等不舒服的感觉影响你去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要保持开放、真诚的态度：（1）很多家长在这方面都是“新手”，以前从来没学过如何教给孩子性知识，这些家长可能会认为，我们在孩子面前应该是“万事通”。但其实如果孩子提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可以简单的说，“我也不太清楚，我们一起来找找答案吧。”（2）在跟子女谈论性的时候，家长感觉到尴尬是非常普遍的。最好的应对尴尬的方法就是承认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些紧张或尴尬，你也可能跟我一样。不过都没关系――这完全正常。”（3）鼓励孩子进行性知识的探索。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性知识对孩子是有害的，会导致孩子过早的“尝禁果”。事实上，如果我们能跟子女开放的讨论性话题的话，他们是不太可能有过早的的。事实上，如果子女跟家长能够有效地就性话题进行沟通，可以推迟他们进行性体验的时间。（4）家长是教授儿童性知识的最好的老师。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希望从自己的父母那里而不是其他人那里学习到性知识。事实上，当谈到自己性态度和的重要人物时，青少年一般都会把父母摆在最重要的位置。

5 应该和孩子聊些什么，什么时候聊比较好

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性有不同的好奇点，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也会有所不同，当然，注意力的广度也会不同。如果你五岁的孩子问你“生孩子是怎么回事儿？”你可能会回答说“生孩子就是小宝宝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如果你十岁的孩子问同样的问题，你就需要多回答一些细节，比如你可以这样开始：“在母亲的子宫里经过九个月的成长之后……”

青春期前和青春期的孩子，常常会花大量的时间来思考自己跟周围的同学比起来是否“正常”。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至于要给孩子讲多少细节，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理解水平来决定。家长应该知道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知道与该年龄段相符的知识。

明确告诉孩子你对性的态度以及为什么。与孩子们分享你的价值观。很多研究都表明，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受父母影响最大。如果父母对避孕持积极态度，孩子将来在性生活中也会采取避孕。如果父母反对少年怀孕，孩子在青春期也不会出现类似的行为。

所以，花点时间思考一下自己的价值观、感觉和信念是否正确。因为你所传递的这些信息对子女来说非常重要。比如，“约会的时候永远不要相信男人”，这种信念就是错误的。你的孩子可能会意识到它的错误，她们或许不再听从你的意见，不再信任你所传递出来的信息。

请记住，孩子有很好的观察并学习的能力，所以在谈话的时候也请注意你的非言语行为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比如，给孩子热情的拥抱或亲吻，不但可以表明你与孩子的亲密，还可以表明你用开放的态度来诚恳地与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