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范文10篇

知性范文篇1

诗性语文(又称诗意语文)，是近年语文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综观有关报道，诗性语文的价值取向是人文的、教学特征是情感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体验的。“知性语文”一词，鲜见于报刊，但它真实存在于我国20世纪的后二十年（1977-1997）。由于人文性的缺失，1997年的全国语文教学大讨论中，知性语文一直受人诟病。知性，含有知识性、理性的意思。知性语文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其价值取向是能力的，教学特征是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

重温三位大师的语文教学如何做到诗性与知性的完美统一，对在实践层面落实新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三位大师语文教学的诗性

(一)在语文教学中倾注对学生的爱

诗性语文，主张的是生命与生命的交往、心灵与心灵的交流。热爱学生是诗性语文的基础。三位大师都在教学中倾注对学生的爱。斯老师常说“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武器，那么教师就应该爱学生。”她认为，只有爱学生才能从内心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才能勇于对学生的今天和明天负责细心地去研究和分析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热忱地鼓励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霍老师说，“我热爱每一个学生，作为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鼓励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袁老师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反复、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只能教好学生，还是应该教好每一个学生？”她始终把“教好每一个学生”作为自己的份内之责。有了这样的责任感，袁老师所教的语文课，课堂气氛从来都是活泼、自然、和谐的，每个孩子都喜欢上语文课。

（二）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让学生喜欢语文是诗性语文的指导思想和教学策略。去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语文教育高峰论坛就呼吁要设法让学生“重拾学习语文的兴趣”。三位大师都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培养。如，霍老师说，“对兴趣重要性的认识是一回事，在实践中能不能着力培养学生的兴趣又是一码事。兴趣不是先天的东西，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教育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培养。”如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她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方法,“1、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2、注意课堂教学艺术，善于设问，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勤思多练；3、充分发挥学科本身固有的特点，用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吸引学生；4、要让学生不断地学有所得，学到真本领。”

（三）准确把握教材中的人文因素

在大力弘扬人文性的今天，关注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准确把握人文教育的因素和要求，显得特别重要。三位大师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在教学中，她们能根据教材特点，把握教材的思想道德教育要求，关注情感熏陶和审美体验。如，斯老师教《小英雄雨来》，把“学习雨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机智勇敢地跟敌人作斗争的高尚品质”作为本课主要教学目标之一；霍老师在教学《月光曲》时，就把培养审美情趣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他们特别重视课文中思想道德要求的把握的准确，不贴标签，不随意拔高，不深挖洞。如，袁老师教《我的爸爸》，课文主要写了两件事：一是教育子女要认真学习，“小孩子做什么事都不能三心二意，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二是教孩子唱国际歌，教育子女要懂得革命道理。多数老师认为必须“使学生懂得做事要一心一意，要记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理”，袁老师深入钻研教材后则力排众议，认为“体会作者对老一辈革命家、自己的爸爸的深切怀念”才是这篇课文的“道”，从而准确把握住课文的思想教育的度。

（四）注意情感熏陶

“诗意语文”是情感的，著名诗人杨克说：“那感动你的东西就是诗意”，在语文教科书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可能拨动学生情感的琴弦。在教学中老师固然可以情激情，甚至可以煽情，但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发掘教材的情感因素，引导学生披文以入情。三位大师都重视从语言文字入手，引导学生体会字里行间的情感，受到情感的熏陶。如，斯老师教一年级的《我们的老师》中的“祖国”一词，如何让学生理解“祖国”的意思，培养热爱祖国的情感，斯老师是这么教的：她先是问，“什么是祖国？”一个学生说，“祖国就是南京。”斯老师启发说，“南京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城市，像北京、上海一样。大家再想想，什么是祖国？”学生有所领悟，说，“祖国就是一个国家的意思。”斯老师接着启发说，“美国是一个国家，日本也是一个国家，我们能说美国、日本是我们的祖国吗？”学生说不是。“那么，什么是祖国呢？”斯老师接着问。学生恍然大悟，说“祖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斯老师接着说，“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祖祖辈辈生长在这个国家就叫祖国。”“那么，我们的祖国叫什么名称呢？”学生说，“我们的祖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了，我们的祖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斯老师故意停顿了一下，让学生接下去。学生齐声答“祖国”。在老师循循善诱下，学生既初步理解了“祖国”的意思，祖国的亲近感也油然而生。

（五）增加文化含量

诗意语文是高文化含量的语文。相机补充、拓展文化，是三位大师经常使用的教学策略。如，在《月光曲》的教学中，霍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盲姑娘一听琴声就能知道他是贝多芬呢？”学生说，“因为小姑娘觉得他弹得非常好。”老师又问，“弹得好的人很多，为什么他就是贝多芬呢？”同学回答不出来了。此时，老师补充了知音的故事。知音的故事，使学生既明白了盲姑娘就是贝多芬的知音，也了解了古代“高山流水”的千古风流韵事。

二、三位大师的语文教学的知性

（一）先进的语文教学观

三位大师语文教学的知性，首先表现在她们语文教学认识的理性，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语文。斯老师体会并认识到，语文教学“负有传授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生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重任，还要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审美教育、陶冶情操等功能。”霍老师说，“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总结出教育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学生‘十学会：学会做人，学会自律，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创造，学会审美，学会乐群，学会健身，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在语文教学中，他坚持“教在今天，想到明天”，认真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语文知识教学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关系；2、对学生加强创新思维的训练，鼓励学生质疑问难；3、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会学。袁老师的体会是，“语文教学不仅给学生打下阅读和表达的基础，更要给学生打下做人的基础。”他们的教学思想与实践同新课程语文素养的精神是十分接近的。

（二）务实的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必须务本。语文教学的本，就是语言，就是培养语文能力。三位大师都致力于语文能力的培养，做到朴实、扎实、有效。

1、语言教学扎实

语言的理解扎实。近几年，“整体感知”的教学由于不能在重点词句段上下细致的功夫，语文教学已在不同程度上失之肤浅。没有细致的语言教学，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只能事倍功半。三位大师语言教学的细致堪称典范。如，袁老师教《狼和小羊》，课文中的“嚷”与“喊”，对二年级学生来说，是不大容易分不清楚的。而理解小羊的“喊”和狼的“嚷”，对理解小羊的弱小无助和狼的凶残是很有帮助的。在教学中，袁老师启发学生想象，把抽象的文字变成一幅具体形象的图画浮现在脑子里，从而体会词语的内在意思。她先教“喊”，对可怜的小羊的“喊”，她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来理解、体会，引导学生想象小羊“喊”时是怎么想的，从而赋予“喊”以具体形象的感情；接着教“嚷”，对狼的“嚷”，她引导学生想象狼逼进小羊时的凶相，再引导学生体会“嚷”的意思和能不能用“喊”代替“嚷”，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体会到“嚷”含有无理取闹的意思，是狼存心要吃羊的大暴露，狼的“嚷”是不能用“喊”字来代替的。

语言的积累扎实。三位大师都能随时注意引导学生积累语言。如，教学《开国大典》，考虑到学生描写欢乐场面词语的贫乏，斯老师有意识地找出一些词语让他们欣赏、积累，如描写部队行进的词语，描写红旗的词语，斯老师认为此类词语学生仿效运用都不是太困难的，然而不给一定的提示，归纳，却也易为学生所忽视。

语言的练习扎实。三位大师都十分重视语言的练习。斯老师认为，“学习方法指导需要反复训练作保证”，霍老师的“五多”中就有一个是多练而且主要是安排在课堂上练，结合新课内容，随时插入字、词、句、段小练习。袁老师的教学，是“有讲有练，讲讲练练”，“每教一篇课文，都紧扣课文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安排练习内容，确定训练步骤。”

2、思维训练扎实

语言是思维的外衣。思维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三位大师都非常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她们能根据课文言语表达特点引导学生在语言的感悟、理解中进行思维训练。如，《林海》一课，老舍是有名的作家，应该不会犯重复用语的毛病，但他为什么在课文中三次用到“亲切舒服”一词，？学生的疑问，是理解语言训练的好时机，也是训练思维的好契机，霍老师适时引导学生读课文和讨论，看作者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感到亲切舒服，学生在读书、讨论中体会到：作者一是在看到大兴安岭的景——岭、林、花后感到亲切舒服；二是在看到大兴安岭的物——木材时，感到亲切舒服；三是看到大兴安岭林场的工人劳动的场面时，感到亲切舒服。作者对大兴安岭的感受随着从景到物，从物到人在不断加深，“亲切舒服”一词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对造福与人类的大自然的感激之情，对大兴安岭人民的敬爱之情。在理解本文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的言语特点的同时，学生经历了比较、分析、综合的思维过程。霍老师把语言教学和思维训练结合得天衣无缝。

创新意识的培养，在三位大师的中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时有亮点。如，《少年闰土》一课，在分析概括闰土的特点时，有的学生提出“闰土的知识是很丰富的”，显然，学生对闰土的认识有以偏概全之嫌。袁老师及时抓住训练学生辩证思维的契机，启发学生，“先请大家看看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话，再来考虑笼统地说闰土的知识很丰富这句话对吗。”学生看了第三段最后一句话，说：“闰土知道海边农村的无穷无尽的希奇事，但他也说，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这说明他对于城里的东西是不熟悉的。”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知道了两个少年的生活环境不同，反映了两个人不同的见闻、视野基础。学生在正确把握人物特点的同时，受到了辩证思维的“润物无声”的启蒙教育。

3、读的训练落实

三位大师充分重视读的作用，如，霍懋征认为，“多读是我国传统行之有效的学习语文的方法。古人有两句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正是多读好处的概括”。

三位大师都具体地进行读的指导。如，斯霞的具体指导，表现在“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精神结合，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就是“帮助学生深入领会关键性词语”，就是“注意引导学生反复体会课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学生心中树立起感人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就是“努力范读好课文，要情绪饱满，抑扬顿挫，以情感人”。

4、讲的运用精当

新课程不必忌讳讲但必须精讲，这是人们在经历新课程课堂教学“讲与不讲”的彷徨之后的认识。重温三位大师有关“讲”的教学实践可以坚定我们的认识。斯老师提出，课堂教学要讲在关键处。霍老师认为，“精讲就是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结合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找出重点、难点，讲文章的精华，讲规律性的东西，讲学生不懂，但又必须掌握的难点。要讲得准确，精炼，特别是善于在关键处启发、点拨学生的思维”，袁瑢老师认为，老师要用简明的讲解帮助学生排除学习中的障碍，“教师讲解一定要注意学生的思维发展过程，随时纠正学生思维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和片面的认识。”她们的语文教学，既有启发式的提问，朗读的指导，也有必不可少的讲解。

学习三个大师的语文教学，坚持语文教学诗性与知性的统一，不偏执于某一个方面，是学生之福，新课程语文教学之福。(4879字)

主要参考文献

知性范文篇2

诗性语文(又称诗意语文)，是近年语文教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综观有关报道，诗性语文的价值取向是人文的、教学特征是情感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的、体验的。“知性语文”一词，鲜见于报刊，但它真实存在于我国20世纪的后二十年（1977-1997）。由于人文性的缺失，1997年的全国语文教学大讨论中，知性语文一直受人诟病。知性，含有知识性、理性的意思。知性语文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其价值取向是能力的，教学特征是理性的，思维方式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

重温三位大师的语文教学如何做到诗性与知性的完美统一，对在实践层面落实新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三位大师语文教学的诗性

(一)在语文教学中倾注对学生的爱

诗性语文，主张的是生命与生命的交往、心灵与心灵的交流。热爱学生是诗性语文的基础。三位大师都在教学中倾注对学生的爱。斯老师常说“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武器，那么教师就应该爱学生。”她认为，只有爱学生才能从内心迸发出一股强大的力量，才能勇于对学生的今天和明天负责细心地去研究和分析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热忱地鼓励他们的每一点进步。霍老师说，“我热爱每一个学生，作为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鼓励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进步。”袁老师一走上工作岗位，就反复、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只能教好学生，还是应该教好每一个学生？”她始终把“教好每一个学生”作为自己的份内之责。有了这样的责任感，袁老师所教的语文课，课堂气氛从来都是活泼、自然、和谐的，每个孩子都喜欢上语文课。

（二）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让学生喜欢语文是诗性语文的指导思想和教学策略。去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语文教育高峰论坛就呼吁要设法让学生“重拾学习语文的兴趣”。三位大师都十分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的培养。如，霍老师说，“对兴趣重要性的认识是一回事，在实践中能不能着力培养学生的兴趣又是一码事。兴趣不是先天的东西，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教育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培养。”如何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她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方法,“1、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2、注意课堂教学艺术，善于设问，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勤思多练；3、充分发挥学科本身固有的特点，用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吸引学生；4、要让学生不断地学有所得，学到真本领。”

（三）准确把握教材中的人文因素

在大力弘扬人文性的今天，关注教学内容的价值取向，准确把握人文教育的因素和要求，显得特别重要。三位大师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在教学中，她们能根据教材特点，把握教材的思想道德教育要求，关注情感熏陶和审美体验。如，斯老师教《小英雄雨来》，把“学习雨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机智勇敢地跟敌人作斗争的高尚品质”作为本课主要教学目标之一；霍老师在教学《月光曲》时，就把培养审美情趣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他们特别重视课文中思想道德要求的把握的准确，不贴标签，不随意拔高，不深挖洞。如，袁老师教《我的爸爸》，课文主要写了两件事：一是教育子女要认真学习，“小孩子做什么事都不能三心二意，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二是教孩子唱国际歌，教育子女要懂得革命道理。多数老师认为必须“使学生懂得做事要一心一意，要记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理”，袁老师深入钻研教材后则力排众议，认为“体会作者对老一辈革命家、自己的爸爸的深切怀念”才是这篇课文的“道”，从而准确把握住课文的思想教育的度。

（四）注意情感熏陶

“诗意语文”是情感的，著名诗人杨克说：“那感动你的东西就是诗意”，在语文教科书中，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都可能拨动学生情感的琴弦。在教学中老师固然可以情激情，甚至可以煽情，但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发掘教材的情感因素，引导学生披文以入情。三位大师都重视从语言文字入手，引导学生体会字里行间的情感，受到情感的熏陶。如，斯老师教一年级的《我们的老师》中的“祖国”一词，如何让学生理解“祖国”的意思，培养热爱祖国的情感，斯老师是这么教的：她先是问，“什么是祖国？”一个学生说，“祖国就是南京。”斯老师启发说，“南京是我们祖国的一个城市，像北京、上海一样。大家再想想，什么是祖国？”学生有所领悟，说，“祖国就是一个国家的意思。”斯老师接着启发说，“美国是一个国家，日本也是一个国家，我们能说美国、日本是我们的祖国吗？”学生说不是。“那么，什么是祖国呢？”斯老师接着问。学生恍然大悟，说“祖国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斯老师接着说，“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祖祖辈辈生长在这个国家就叫祖国。”“那么，我们的祖国叫什么名称呢？”学生说，“我们的祖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了，我们的祖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大家都热爱我们的……”斯老师故意停顿了一下，让学生接下去。学生齐声答“祖国”。在老师循循善诱下，学生既初步理解了“祖国”的意思，祖国的亲近感也油然而生。

（五）增加文化含量

诗意语文是高文化含量的语文。相机补充、拓展文化，是三位大师经常使用的教学策略。如，在《月光曲》的教学中，霍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盲姑娘一听琴声就能知道他是贝多芬呢？”学生说，“因为小姑娘觉得他弹得非常好。”老师又问，“弹得好的人很多，为什么他就是贝多芬呢？”同学回答不出来了。此时，老师补充了知音的故事。知音的故事，使学生既明白了盲姑娘就是贝多芬的知音，也了解了古代“高山流水”的千古风流韵事。

二、三位大师的语文教学的知性

（一）先进的语文教学观

三位大师语文教学的知性，首先表现在她们语文教学认识的理性，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语文。斯老师体会并认识到，语文教学“负有传授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生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重任，还要发挥思想道德教育、审美教育、陶冶情操等功能。”霍老师说，“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总结出教育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学生‘十学会：学会做人，学会自律，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创造，学会审美，学会乐群，学会健身，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在语文教学中，他坚持“教在今天，想到明天”，认真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语文知识教学与思想品德教育的关系；2、对学生加强创新思维的训练，鼓励学生质疑问难；3、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让学生会学。袁老师的体会是，“语文教学不仅给学生打下阅读和表达的基础，更要给学生打下做人的基础。”他们的教学思想与实践同新课程语文素养的精神是十分接近的。

（二）务实的语文教学

语文教学必须务本。语文教学的本，就是语言，就是培养语文能力。三位大师都致力于语文能力的培养，做到朴实、扎实、有效。

1、语言教学扎实

语言的理解扎实。近几年，“整体感知”的教学由于不能在重点词句段上下细致的功夫，语文教学已在不同程度上失之肤浅。没有细致的语言教学，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的提高只能事倍功半。三位大师语言教学的细致堪称典范。如，袁老师教《狼和小羊》，课文中的“嚷”与“喊”，对二年级学生来说，是不大容易分不清楚的。而理解小羊的“喊”和狼的“嚷”，对理解小羊的弱小无助和狼的凶残是很有帮助的。在教学中，袁老师启发学生想象，把抽象的文字变成一幅具体形象的图画浮现在脑子里，从而体会词语的内在意思。她先教“喊”，对可怜的小羊的“喊”，她引导学生联系上下文来理解、体会，引导学生想象小羊“喊”时是怎么想的，从而赋予“喊”以具体形象的感情；接着教“嚷”，对狼的“嚷”，她引导学生想象狼逼进小羊时的凶相，再引导学生体会“嚷”的意思和能不能用“喊”代替“嚷”，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体会到“嚷”含有无理取闹的意思，是狼存心要吃羊的大暴露，狼的“嚷”是不能用“喊”字来代替的。

语言的积累扎实。三位大师都能随时注意引导学生积累语言。如，教学《开国大典》，考虑到学生描写欢乐场面词语的贫乏，斯老师有意识地找出一些词语让他们欣赏、积累，如描写部队行进的词语，描写红旗的词语，斯老师认为此类词语学生仿效运用都不是太困难的，然而不给一定的提示，归纳，却也易为学生所忽视。

语言的练习扎实。三位大师都十分重视语言的练习。斯老师认为，“学习方法指导需要反复训练作保证”，霍老师的“五多”中就有一个是多练而且主要是安排在课堂上练，结合新课内容，随时插入字、词、句、段小练习。袁老师的教学，是“有讲有练，讲讲练练”，“每教一篇课文，都紧扣课文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安排练习内容，确定训练步骤。”

2、思维训练扎实

语言是思维的外衣。思维是语文教学的核心。三位大师都非常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她们能根据课文言语表达特点引导学生在语言的感悟、理解中进行思维训练。如，《林海》一课，老舍是有名的作家，应该不会犯重复用语的毛病，但他为什么在课文中三次用到“亲切舒服”一词，？学生的疑问，是理解语言训练的好时机，也是训练思维的好契机，霍老师适时引导学生读课文和讨论，看作者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感到亲切舒服，学生在读书、讨论中体会到：作者一是在看到大兴安岭的景——岭、林、花后感到亲切舒服；二是在看到大兴安岭的物——木材时，感到亲切舒服；三是看到大兴安岭林场的工人劳动的场面时，感到亲切舒服。作者对大兴安岭的感受随着从景到物，从物到人在不断加深，“亲切舒服”一词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对造福与人类的大自然的感激之情，对大兴安岭人民的敬爱之情。在理解本文运用反复的修辞手法的言语特点的同时，学生经历了比较、分析、综合的思维过程。霍老师把语言教学和思维训练结合得天衣无缝。

创新意识的培养，在三位大师的中不是一片空白，而是时有亮点。如，《少年闰土》一课，在分析概括闰土的特点时，有的学生提出“闰土的知识是很丰富的”，显然，学生对闰土的认识有以偏概全之嫌。袁老师及时抓住训练学生辩证思维的契机，启发学生，“先请大家看看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话，再来考虑笼统地说闰土的知识很丰富这句话对吗。”学生看了第三段最后一句话，说：“闰土知道海边农村的无穷无尽的希奇事，但他也说，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这说明他对于城里的东西是不熟悉的。”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知道了两个少年的生活环境不同，反映了两个人不同的见闻、视野基础。学生在正确把握人物特点的同时，受到了辩证思维的“润物无声”的启蒙教育。

3、读的训练落实

三位大师充分重视读的作用，如，霍懋征认为，“多读是我国传统行之有效的学习语文的方法。古人有两句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正是多读好处的概括”。

三位大师都具体地进行读的指导。如，斯霞的具体指导，表现在“使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动精神结合，切实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朗读水平”，就是“帮助学生深入领会关键性词语”，就是“注意引导学生反复体会课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学生心中树立起感人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就是“努力范读好课文，要情绪饱满，抑扬顿挫，以情感人”。

4、讲的运用精当

新课程不必忌讳讲但必须精讲，这是人们在经历新课程课堂教学“讲与不讲”的彷徨之后的认识。重温三位大师有关“讲”的教学实践可以坚定我们的认识。斯老师提出，课堂教学要讲在关键处。霍老师认为，“精讲就是根据教学目的要求，结合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找出重点、难点，讲文章的精华，讲规律性的东西，讲学生不懂，但又必须掌握的难点。要讲得准确，精炼，特别是善于在关键处启发、点拨学生的思维”，袁瑢老师认为，老师要用简明的讲解帮助学生排除学习中的障碍，“教师讲解一定要注意学生的思维发展过程，随时纠正学生思维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和片面的认识。”她们的语文教学，既有启发式的提问，朗读的指导，也有必不可少的讲解。

学习三个大师的语文教学，坚持语文教学诗性与知性的统一，不偏执于某一个方面，是学生之福，新课程语文教学之福。(4879字)

主要参考文献

知性范文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知性美；教育

一、知性美的科学诠释

在了解思想政治中知性美教育之前，一定要懂得什么叫做知性美，所谓“知性美”（最早由柏拉图提出）是一种聪明的美，智慧的美。感性、知性与理性，这中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感性偏向热情，理性偏向冷静，而知性应该是介于两者中间，偏向智慧。对于女生要求“优雅”、“知性”、“健康”，对于男生，知性是指内在的文化涵养自然发出的外在气质。知性男人指的是高智商、高情商的魅力男人。知性男人=智者思想＋王者胸怀＋成竹在胸＋张弛有度。要从逻辑上给知性美进行一个明确的界定。提起知性，很多学生对于知性有很深的了解，但是提到知性美的时候会存在一定的误区。知性与知性美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知性是知性美的内在的灵魂要素，同时知性美似知性的外在表现形式。一般来说，知性往往表示理智和悟性，它是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一种能力。感性的人一般比较热情，理性的人表现得相对冷静，但是知性主要是存在于感性和理性之间，智慧性比较高。一个人的文化涵养对于这个人的外在表现是十分的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受丰厚的文化底蕴而影响的话，在他的气质里就会透露着一种知性美。知性美会不断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性格爱好等。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都会受知性美影响，透露出一种文化的气息，散发着魅力。我国有一句古语叫做腹有诗书气自华，它与知性美是息息相关的，知性美是智慧美流露的表现，对于学生的教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课中的知性美”教育探讨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责任。在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特别是给工科院校的学生授课过程中结合部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欠缺了感性和理性审美，开始探讨“思想政治课中的知性美”教育。在充满知性美的思想政治课堂汇总，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学到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体验到学习的乐趣与价值。通过实际教学实践探讨出“思想政治课中的知性美”教育的几种途径。

（一）不断发现学生的兴趣

引导部分理工科学生（缺乏感性审美，偏于理性审美）让他们发现学习和生活中的诗意和审美情趣。教师在学生的学习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学会做一个合格的聆听者，善于倾听学生的心声。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从而给学生做出一定的引导。老师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观察者引导者，不同的学生喜欢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展现自己喜欢的东西，老师应该在给学生上课。时候认真观察了解学生的思路，在有必要的情况下给学生不断的引导，让学生的想法付诸实践，进行积极的创新。教师引导工科学生发现生活中诗情画意的美丽的事情。老师也应该做一个欣赏者，当学生在课上展现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老师应该积极的表扬学生，确定他的劳动价值，这样能够不断地激发学生在创新方面的兴趣，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帮助学生在下一阶段学习生活中不断提高信心，充满斗志，老师应该从自己本身的方面不断的展现知性美，通过耳濡目染的教授给学生，让学生学习老师为人处世的方式。

（二）引导学生寻找属于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

引导部分文科学生（偏于感性的同学）提升知性的审美。学生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困难和障碍，当学生遇到问题时是垂头丧气，还是迎难而上积极的解决问题，这和老师有很大的关联。老师如果对学生积极地进行鼓励，保持一种鼓励的态度，对于学生来说是十分的有利的。当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师应该积极地帮助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地引导学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思路。可以说，学生在遇到困境时，教师的引导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交流方式在学生身上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回应，积极的引导不仅能让学生主动去解决问题，还能够帮助学生利用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解决问题，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创造能力，同时也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经验来不断的解决问题，积极的开拓自己的思路。知性美教育的引导下，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与课堂管理者，更多的是学生的欣赏者、引导者和倾听对象，每个学生潜在的能力都是无限的，教师只有不断的关注学生的发展需求，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与师生关系，才能推动学生的自主发展和开发自身潜能，从更深层次上实现师生间的精神交往。

（三）在情景创设中点燃学生信心的火花

创设思想政治课中的审美情趣。增加案例和影视作品欣赏。思想政治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说有时会感到枯燥无味，但是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求知的欲望创设有关于思想政治教学的课堂情境，能够不断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创设乐观向上的精神环境，能够让学生享受到自信心带来的快乐。老师与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应当以朋友的身份给学生更多的尊重和关心，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怀。对于那些胆小不敢尝试的学生，老师更应该给他们肯定的目光，帮助他们不断增强自己的信心，让学生懂得更多的人生的道理，老师的关注的态度以及支持的目光会给学生带来极大的鼓励，是学生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不竭的动力。

（四）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个性

每一个学生都有美的方面，待身边人发现和去赞美。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的，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没有权利限制学生行为，必须让学生感受到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在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学生发展需要的话，不根据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对学生的教育进行创新的话。就无法培养出独具特色的个性化的教育。教育一定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差异，了解不同学生的个性的特点以及他们的成长环境，一定要选择有效的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培育与发展。

（五）在实践中不断促进学生德育的发展

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过程中，教育学生正确审美，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正确的三观。好的品行与好的审美是一直的。德育与智育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在培养学生德育的过程中，需要学生亲身实践，在实践中明确是非标准，让学生知晓道德与非道德、明白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应该给学生创造道德实践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的方式懂得换位思考，在与同学之间的共同合作中，通过不同的方式，认识并且理解基本的行为规则，懂得与其他同学更好的相处，学会自律，学会尊重别人。知性美在思政教学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将知性美应用到教学过程，能够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情商，让学生更具有文化底蕴，在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得更有文化素养，同时也能够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各方面的兴趣，找到自信心，总而言之，对于学生的综合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知性美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知性美教育是一种充满人生智慧的教育，在无形中影响人的观念、性格、思想等多方面，不仅可以启迪学生的智慧，触动人的心灵，还能将人性中最美好、最深层的内涵激发出来，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融洽关系与良好沟通，让大学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升华，还能让现代大学生成为一个充满学识魅力的人，让大学生在今后的终身学习中受益终生。受过知性美教育的大学生，其言行举止会带有某种文化气息，其散发出的人格魅力是源源不断的。大学生属于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和高尚审美情趣的群体，在大学教育阶段，大学生形成道德和法律素养，在是非曲直判断方面，与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的知性美是息息相关的。充满知性美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如同一个辽阔的智慧王国，令学生流连忘返。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学生实行知性美方面的教育，能够不断地增强学生在感性与知性方面的培养，能够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综合素养，让学生在面对是非曲直的过程中能够增强判断能力。在当今时代学生的判断能力是尤为重要的，能够让学生明白社会中生存的法则，也能够在看到不公平，不正义的事件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对于学生日后的学习与生活，踏上社会以后的生活是十分有帮助的。同时，也能够增强学生的判断能力，面对一些非正常的言论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总而言之在大学生中实行知性美的教育，能够帮助学生不断提高学生的认知，提高自己的情商与综合素质。这与当前倡导的加强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下是一直的。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和审美情趣体现了一个人综合素质，知性美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审美和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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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范文篇4

存在之形上境界，为人之安身立命之所。人只有不断地回归于和寓于此所，才不致于为虚妄的意见左右而彷徨。这些想法在巴门尼德著作中已有显露。形上境界作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一切形而上学的起点和归宿。但它本身尚不能单独构成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必须有形上之知，形上境界只有与形上之知处于张力系统方能彰显自己。真正的形而上学是从把形上境界的内容化为认知对象加以规定之时产生的。其最典型形态便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之学。如果把知的产生归为知性，知的运作原则归为逻辑，那么，知性及其逻辑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另一支撑者。所以西方形而上学产生和延续的支撑因素有二：一为人对自身安身立命之所的体证，即形上境界；二为知性及其逻辑。前者为形而上学的内在基础，后者则是形上之境彰显自身的环节，它向人保证形上之意蕴以真理和有效性的面貌显现出来。

在康德以前，哲学家们坚信知性及其逻辑胜任对形上意义的彰显，而没有看到它们所固有的缺陷。当时，形而上学领域已经是一个“纷争不息的战场”（康德语），但人们均未曾想到这“纷争不息”源于知性及知性逻辑之蔽。

对知性的彻底反思起于康德终于黑格尔。以前的哲学家所以运用知性同时又对知性无知，关键在于没有进入其先验领域进行分析。而这恰恰是康德哲学的优势。何谓知性？康德将其理解为成就知识之能力，具体说是运用知性范畴综合感性的“先天综合”能力。康德的理解，表面看似一家之言，但实为对整个西方哲学知性意义的一个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从康德抽绎知性范畴的角度看，他是把形式逻辑隐含的先验意义（知性范畴）作为知性活动的原则和规律看待的。所以他所谓的先验逻辑表达的无非还是形式逻辑的先验意义，两者均为知性逻辑的变种。知性活动及知性逻辑能否彰显形上之境？能否揭示存在之为存在之真理？这在康德哲学中被转换为知性能力的范围和知性范畴对超验理念的有效性问题。康德作了否定的回答。康德称他以前的形而上学为关于理念的学问（这明显是从柏拉图开始的），而理念包括世界整体、灵魂和上帝又是不可认识的。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追究康德是否意识到了“世界”、“灵魂”、“上帝”诸种理念本身就是对形上之境的知性规定，是对生存整体的分解和遮蔽。而是应强调康德毕竟道出了知性的自相矛盾：它首先把形上之境固化为实体（自然、心灵、上帝等），然后又以知性概念规定它们，陷入了似是而非的逻辑悖论，而这悖论对知性说又是“幻相”。幻相问题的提出表明知性形而上学无法建立。知性及其概念为何对形而上学无能为力？康德仅以“知性概念仅对感性有效”来说明，这充分体现在他所谓“客观演绎”中。但这种说法是以概念和感性、先天与后天的分离为前提的，而这种分离本身也是知性的，因而它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黑格尔从逻辑上深化了康德的思想，说明了知性的有限性：“就思想之为知性（理智）言，坚持着固定的特性，和各特性间彼此的分别。知性式的思想将每一有限的抽象概念当作自存的或存在的东西。”〔2〕知性对对象持“分离和抽象”的态度，并固执于这种分离和抽象，因而它的规定必然是有限的。旧形而上学的主要兴趣，在于用这些有限的知性概念去规定无限的“绝对”，而这些有限概念“只表示一种限制，而不能表达真理”〔3〕。

从康德和黑格尔对知性有限性的分析来看，单纯知性的形而上学的弊病在康德黑格尔时代已被揭露出来。这两位哲学家和他们同时代及以后的哲学家一样，都在寻求一种新的途径来表征形上境界以使人回归到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

第一条途径是取消知性、概念和逻辑对形上之境的有效性。康德、谢林、柏格森，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海德格尔，均有这种倾向。康德通过反省判断力原理成就道德形而上学的信仰；谢林批评概念思维对“绝对”的遮蔽而诉诸艺术直觉；柏格森批评知性活动将时间空间化而诉诸内在直觉；尼采强调酒神精神对日神精神的优先地位；海德格尔批评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体系遮蔽了本真的生存状态，等等。这些看法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别，但都是要抛弃知性、概念及其逻辑，抛弃知识论的主客二分和传统意义的真理观，寻求一种形上境界的无蔽彰显。另一条途径是黑格尔尝试的。按黑格尔的观点，形上境界要彰显自身，必否定自己进入差别性之中，因而知性以及由知性源起的概念、规定、定义等是必要的。旧形而上学的问题不在于运用知性及其概念，而在于停留于知性上面，认有限概念为终极之物，没有看到它们仅是需要扬弃的环节。黑格尔称此为“知性思维”。哲学之为概念辩证法不是要取消知性，而是要抛弃知性思维。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讲到逻辑概念和真理包含知性、辩证理性和思辨理性三个环节。把知性作为第一个环节意在说明形上境界的彰显唯有通过知性及其概念方能达于真理，说明黑格尔仍想在概念前提下克服知性之蔽。思辨理性作为辩证法的意义恰在于起于知性又扬弃知性的双重化过程。这里的双重化过程之所以不会陷入相对主义，关键在于理解概念、规定的限制，作为本真存在的否定性，是本真存在的“自身发展”，因而否定中包含有自身肯定。黑格尔概念辩证法即是本真存在自身发展的逻辑系统。黑格尔不承认在这逻辑系统之外有一本真状态，而是认为存在之为真就在于这逻辑过程的全体。

但是我们不能把真理是过程的思想发挥到极致，把真理看作概念的无穷发展。其实，真理之为全体，在具体的逻辑环节上仅是自在或潜在的，只有到了概念发展的终点——绝对理念阶段，才达到了自在自为的展现，达到了一种透明性。这个逻辑发展的终点既是逻辑的，又是超逻辑的。它是一种理念对自身各环节之全体的一览无余的观照，因而是一种透明的形上境界。逻辑学终点的独立意义恰在这里。但这种观照与体证并不游离于逻辑过程之外，而是与逻辑过程共生共存，处于一个张力系统之中。所以黑格尔把它比喻为“一个老年人所说出的格言”，其中包含着他全部生活所体察到的意义。

黑格尔所达到的直观的形上境界在黑格尔哲学中并未得到进一步的阐明。胡塞尔的现象学恰恰对这直观的意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胡塞尔试图说明，真理的明证性仅是直观的明证性，因此，一切概念的合理性与否都只能回归为直观的明证性来检验。一切知性思维及其概念体系之所以矛盾百出，就在于对这明证性作了无效的超越。这就需要现象学的还原，给予它们“无效的标志”。从直观明证性出发求取本真，是现象学的基本原则。

黑格尔和胡塞尔所能成就的形而上学是否还是一种知性形而上学？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我们从两方面回答。首先要把知性规定为分析性、把知性概念归为有限概念说，它们不属于知性形而上学。具体说，黑格尔通过寻求知性概念的非知性综合，胡塞尔通过寻求知性概念的非知性基础，扬弃了知性的遮蔽状态，成就了一种无蔽的境界。但从另一方面说，它们与知性的联系也十分明显。知性的根本任务便是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就这一点看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哲学恰是知性目的的达成，而这目的又是知性实现不了的。因为知性从确定性寻求开始，必陷入不确定性。是否可以这样说：知性的目的恰在知性的扬弃中得以实现，概念辩证法及形上境界即为此种扬弃。但切不可把这种扬弃理解为绝对否定，毋宁说它是知性的最高点，是知性的真理。知性发展到最高点扬弃自身进入自己的真理。

通过这种扬弃，知性得以现身的主客二分状态亦得到融合与消解。知性通过意志冲动不断产生主客二分，又试图通过求知扬弃主客二分，这种自相矛盾使知性摆脱不了主客二分状态，无法成就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哲学正是通过“实体即主体”、明证性即事物“自身被给予性”等观点，实现了主客的融通，达到了知性所追求的目的。

不管黑格尔和胡塞尔哲学的一些具体环节有多少牵强之处，但应该说它们达到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崭新的形态。形而上学之为学，必有知，所以形而上学作为知识形态不可避免。按传统的说法，知有直觉之知与逻辑之知，逻辑之知的最高发展是概念辩证法，直觉之知的最高发展则是概念辩证法隐含的以及现象学直观所能成就的形上境界。前者可称为概念的或外在的形而上学，后者可称为一种直觉体悟的内在形而上学。

形上境界作为内在形而上学是人的精神的家园，而形上概念的建构与消解均为保证形上境界的完满，保证人的精神有所依归，因而是形上境界自身的彰显。消解是对建构而言，虽以形上境界为基础，但是在外在形而上学层面进行的，因而只有特殊概念、特殊知识的消解，而不能有概念本身、知识本身的消解。否则就不存在外在概念形而上学层面，也就不存在消解的可能。如果我们说“消解知识本身”，这是可笑的。因为消解本身的程序和原则即是知而非无知，消解的有效性本身就成立于知。这说明消解的限度必在知及其概念之内。知必有主客二分及统一，因而我们要消解主客二分这个前提亦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你这样运作时，你仍然是一个主体。因而我们只能在主客二分的前提下（这也是事实）达到主客统一，而无法消解主客二分。那么，我们能否消解形上境界？我认为更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之所以消解某种特定形而上学，往往是因它本身及其效果遮蔽了形上境界，使人无家可归，因而它的意义往往是去蔽而澄明，所以它是以形上境界的存在为内蕴的。即使有些人的消解没有这形上境界为内蕴，消解形上境界也是不行的。假如没有形上境界，不需要消解。假如有形上境界，旁人又无法消解。人只能消解他本人的形上境界，但他本人又没有。可见，消解形上境界本是不可能的，正像要消解一个人的自明性的感觉一样不可能。

形而上学的消解因而是在讨论知识的时候，在外在形而上学领域内进行的。因而它和建构一样，适应于形而上学的特殊形态。具体说，形而上学的建构只能建构一种特定的形而上学，如历史上出现的实体之学、神学、主体形而上学等等，形而上学的消解也只能针对这些特定形而上学形态。如果对形上之知本身、对真理、合理性、确定性等进行消解，就会产生上述的自相矛盾。因此，正像形而上学的建构有一定限度一样，形而上学的消解亦应有同样的限度。较明智的做法是应该明了哪些可以消解，哪些不可以消解，否则我们会陷入连“消解”也要被消解的地步。

当然，上面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取消消解活动的意义。它是形而上学运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形而上学的建构必然要通过知性将人的生存基础凝化为某些概念或概念系统，如实体、本体、数、神、理念、至善、绝对等等概念及其论证系统。这些概念是知性概念，是有限的，但被绝对化了。它们遮蔽了人，限制了人的自由自主性。这就需要消解，消除遮蔽而达到澄明，扬弃限制而达到自由。同时，我们亦可以对知性逻辑造成的知性思维方式的某些形态进行消解，以开启某种新的思维方式。这些消解活动都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的价值。但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这种价值，不能把它放在形而上学的建构之上，变成哲学活动的价值所在。我们应该尊重几千年来无数哲人的精神劳作。其实建构和消解作为外在形而上学的两个环节，都是在彰显着形上境界，都是在不断追求着人的本真存在。这是它们共同的意义。

知性范文篇5

关键词：工程建设标准;企业标准;备案制度;博弈纳什;均衡

近年来，随着工程建设标准的快速发展，地方标准逐渐成为引导和约束工程建设的重要依据，对确保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有效实施，推进地方建设领域技术进步、保证工程质量安全、推动建筑节能减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标准备案是地方标准依法实施的重要环节，是其具备实施效力的前提条件。自2000年实施备案制度以来，各地按要求开展了地方标准备案工作。根据可提升收集的需求分析，我们认为从政府的层面可提供三类标准备案制度。可初步分为告知性备案制度（程序备案，不审查），审查性备案制度（经过专家认证），以及自我声明制度。由于自我声明制度低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风险较高，应用在工程项目上风险较大，所以此方案并不适用备案制度的选择。本文主要运用了博弈论相关知识理论作为基础，结合相关的分析模型，对我国工程建设企业制定的备案制度进行一定的探究和分析。

一、企业标准备案制度及性质分析

1.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制度分析。备案制度是随着标准化工作改革而来的，标准是国家管理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统一、统一实施，它已作为国家实行强制性管理的技术工具。标准的制定被天经地义地认为是政府的事情，企业只需要也只能依据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组织生产，因此在无制定权的前提下，更无备案选择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和标准的复位发生了变化。不但企业有了标准的制定权，而且还要对自己制定的标准负责。国家基于产品安全监管的现实考量，规定企业产品标准在企业自行制定后，要向有关主管部门备案。而在产品上工程建设项目与其他项目的产品有所不同，工程建设企业的备案制度的选择与工程建设项目的特点密切相关。工程建设企业的固定性和生产流动性使得工程项目的建造多为露天作业，受外界条件的影响极大；工程建设项目都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用途和功能要求，其多样性和建筑的单件性特点，使得在生产过程中会遇到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问题，这些因素往往会成为提高工程质量的不利因素；由于工程建设项目是由很多分部项目组建的一个严密的、有序的完整工程系统，建造的协调性这一特点对企业层面的标准化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证工程建设项目建造的高效、高质量。上述工程建设的一系列特点就决定了工程建设企业更需要监管，也对企业标准备案这一制度的需求更为强烈，而不仅仅依靠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应该激发企业自身能动性，更好地提升了生产运营水平，增强了自身的竞争力。2.备案制度的性质分析。备案就是向主管机关报告事由有存案以备查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对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都规定了备案的要求。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制度表达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监督和安全管理的理念。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制度更加表达了国家对保障工程建设企业安全生产的迫切要求，转换政府的管理职能，同时也表达了企业标准备案的必要性，经备案或认定的企业标准允许作为使用和验收的技术依据，使企业的技术得到认可和应用，顺利地完成生产，提高了企业标准化的积极性。而工程建设项目的复杂程度及难度显著增加，规模普遍扩大等问题。从全国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化来看，企业标准化工作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一些企业仍然存在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企业自身缺乏推进标准化工作的主动性，在这些情况下，就需要激励性的措施，更需要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

二、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制度的博弈分析

1.企业产品标准规制制度的策略空间。如上文所述，企业标准经历从最早的“政府包办”到“放权企业”的路径转换。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下，抑或是在现有政府职能和企业运行模式下，完全由“政府包办”都是不可取也不能取的，因此只能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条件自行制定标准。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制度，是政府提高产品质量监管的有效手段，也是强化企业主体，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及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的必要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路径选择，不采取备案制成为制度选择的另一种方向。因此，在企业产品标准规制的策略空间上应在备案制度或不备案制度中选择。2.企业产品标准规制制度的博弈分析。在规制主体和规制受体的不同方面，政府及企业对于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制度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政府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控制产品质量，实现监管绩效等会更加偏好备案制度。而企业以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和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产品标准备案制度对经营成本的增加，都使得企业更倾向于不备案制。作为政府监管的手段，备案制度不是终极方式；作为经营主体的企业，不备案制也不是降低成本的唯一选择。由此看来，政府和企业对于备案制或不备案制的制度设计选择都可以接受。假定政府和企业对于“偏好”的效用值为a，“可以接受”的效用值设为b，效用值可表示为a＞b；政府与企业对企业产品标准的规制矩阵如表1所示。根据纳什的博弈均衡理论，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点（b,a）（不备案制，不备案制）和（a,b）（备案制，备案制）。正如现实所反映的那样，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制度确实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企业合标生产的概率增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不断拓展深化、标准化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创新的背景下，企业产品标准备案制度却存在如备案制度不适应产品更新换代、严格的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制度不符合现有的产品质量管理模式、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制度并未能真正实现政府的管理目标等问题。基于企业产品标准备案管理制度的双面性，两个纳什均衡点的选择成了均衡各方因素、协调各方利益后的折衷。对于工程建设项目，考虑项目的特点，其质量关乎国家经济建设及人民的安全生活，对工程建设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作为制度设计的决策主体采用备案制；而对工程建设企业来说，备案制度对建设行业科技创新有推动作用，备案制度已成为使用和验收的技术依据，可以真正为企业带来效益，这也即是工程建设企业标准采取备案制度合理性的最优体现，故下文对备案制度具体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

三、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制度路径选择的博弈分析

既然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制度存在合理性，那么具体的备案制度应采取何种方式、何种路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分析哪种备案制度是最主要的形式，下面我们对告知性备案和审查性备案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从博弈的角度阐述两种备案制度的适用范围，哪种更具合理性。告知性备案制度也称为程序备案制度，工程建设企业只需要提供相关的资料给有关机关，负责备案的机构只能进行形式审查，而无须进行实质性审查；其针对的对象是符合企业标准的定位和要求，间接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技术内容，这种备案制度使得行政主体行使适当监管职能，实行有效的事后监管。但是告知性备案通过有关监管部门的认定及认可后，条款技术等可以推广和应用，一旦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政府将不会承担责任，那么通过审查的监管部门将全权承担责任，备案部门却成为了企业标准质量的“担保人”。对于企业来说将承担更大的技术风险，而对于政府来讲，更倾向于选择告知性备案，既发挥了企业作为主体的能动性，有效地推进技术科技的进步；又分散了政府的压力及风险，将权力转移给有关部门，让企业和相关部门从依赖政府监管、行政主导的思维模式中独立起来。审查性备案则需要专家认证，行政主体对涉及到重大质量安全的技术内容实行审查，使技术得到有效保障，但此过程周期较长，认定机构需要对技术内容负责，投入的人、财、物较大。企业则更倾向于选择审查性备案，将风险转移给政府，更多地让政府来承担，政府需要对技术内容负责，这样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及工作量，对于企业来讲则会缺少自主性，不利于推进新技术的发展。这两种备案制度均是行政备案的主要方式，由行政主体承担适当的监督职能，由完全依赖政府监管向接受市场自我调节过渡，两种备案制度均有合理性及不足。但从政府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中角色转变方面来讲，告知性备案对促进企业的主体意识，接受市场的自我调节，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氛围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审查性备案中国家及机构将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工作量较大，政府也没有足够的精力进行审查。对于企业，基于促进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和科技技术进步，告知性备案制度比审查性备案制度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效用值小于审查性备案可用数值，可用数值a＞g表示。基于在工程质量安全可以保证的前提下，告知性备案则比审查性备案投资更少，利于节约成本，利于市场竞争，分散政府压力，获得的社会效益更大，可用数值表示为a＋b＞g＋h。对于政府来讲，审查性备案制度比告知性备案制度所要承担的成本更大，效用值小于审查性备案，故h＞b。此外对于政府和企业双方，如果双方是采取不一致的制度，则会造成备案效率的低下，故max（e＋f，c＋d）＜min（a＋b，c＋d）；同时，不一致备案制度下，审查制度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拥有更高的成本，故e＞f，c＜d。故此，政府与企业在备案制度路径选择上选择矩阵如表2所示。显然，这个博弈有两个个纳什均衡点：（3,1）（审查性备案，审查性备案）和（1,5）（告知性备案，告知性备案）；现在政府倾向于次优选择（1,5）（告知性备案，告知性备案），而企业倾向的却是（3,1）（审查性备案，审查性备案）。（1,5）（告知性备案，告知性备案）的选择基于发挥企业的自主性，推进科技技术的进步，分散政府压力，保证安全生产，而成为工程建设企业备案制度的首选。（3,1）（审查性备案，审查性备案）的选择基于涉及到重大质量安全的技术内容，但如果所有企业均选择审查性备案则规避了企业本身的风险，没有转变政府全权监管的职能，没有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增加了政府的压力和工作量，也加大了对于人、财、物的投资。所以，我国当前应以告知性备案作为最主要的形式，告知性备案的对象应为工程技术应用标准，适用于需在一定抵御范围工程建设中适用，但尚无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政府的责任是保护标准备案的程序正义，通过提供合理、严谨的备案程序，让企业自行完成备案的过程中保证编制的标准符合工程应用要求。经备案公布的企业应用标准可作为特定地域范围内工程建设实施和监督的技术依据。协调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明确职能，不断发挥企业标准化工作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促进工程建设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怎样完善制度使得告知性备案既有利于政府也有利于企业，降低企业风险、分散政府压力使得企业标准繁荣发展，提高企业标准的地位和贡献，这一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研究。

四、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制度路径选择的改进

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备案制度主要以告知性备案为主，审查性备案只针对于重大质量安全的项目。告知性备案对于企业来说，企业希望将风险转移给政府，让政府来承担责任，但是政府的行政资源有限，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企业的要求，而且会加大政府的投入。为此，必须提出新的方法来保证告知性备案更加顺利的实施，达到各方效益的最大化，保险制度则是保障企业利益的最佳选择。企业作为标准制定的主体，如果标准出了问题，企业则需要付出更多来弥补和处理事件，无疑给企业很大的压力，所以企业没有足够的信心去发展和创新，那么就需要保险制度来保障，制度主要是要保障企业标准告知性备案带来的工程风险，将保险制度和告知性备案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促进标准化的工作，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让标准化工作真正为企业带来效益。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化相关条例中增加风险控制制度，实现告知性备案和风险规避完美的结合，推动标准备案工作更加规范和高效，保障社会、人民的安全生活。

五、总结

本文主要通过纳什均衡理论，分析企业标准备案制度的必要性，而工程建设标准作为企业标准的一部分，根据工程项目特点，讨论备案路径的选择，对告知性备案和审查性备案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当前企业应以告知性备案为主。同时为了减少企业风险，促进企业的自主责任意识，推进科技创新和进步，本文也提出政府部门应该制定保险制度，规避企业的风险，而保险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也有待我们继续研究。

作者:孙智 宋轶楠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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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范文篇6

Abstract:Thesyntheticaljudgmentsaprioricantaccomplishwithlogicmethodthetransformfromempiricalsynthesistopureunderstanding，Kantdiditwiththeapperceptionnamelyconsciousnessofself(Ithink)，infact，thereistheswitchoverofcomprehensionandunderstanding，orspeakingthetransformformaprioritotranscendentalbythought，sothetranscendentallogicisthethoughtprocessinitsownhistory，thatistheblindspotofthewesttraditionalphilosophy。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关于认识论的哲学，更精确地说，是关于知识的认识论，即知识的形式和它的形成问题，当然形而上学是它们最终的古老归宿，但康德的立足的基础是关于知识的形式的问题，康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在现代，知识几乎与科学同义，知识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在康德看来，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不是指知识的内容，而是知识的形式即范畴，但始终困扰着哲学家的不是无法解答知识的形式及这种形式的起源，而是答案太多，其中有两种主要对立的解释——分析与综合或者演绎与归纳，但它们即不能独立成立也无法相互支持，它们几乎是西方哲学中的永远公案。从既定的前提出发达到结果就是分析，分析过程就是演绎，而综合基于经验的积累，并成为知识，这二者都是关于认识的常识，但当哲学家企图追寻到最终原理时，就发现这两者的自身存在的困难和相互的背反是无法调和的。经验综合的知识总是来自于个别的，局部的，部份的事实，如果将它应用于尚未发生的情况是否总是有保障？演绎分析方法似乎是确定自明的，但它的前提不能由演绎自己产生，它们来自何方？经验的综合不能保证知识的最终正确，演绎分析不能告知正确性的来源，而且分析与综合这两者即不能自证也不能相互支持。经验的综合如果是普遍有效的，它当然就可以成为分析的前提，但这个前提不能由经验的综合自身保证，或者说综合的普遍有效性如果作为一个原理它不能由综合法自身得到（“休谟问题”或”归纳合理性问题”），它当然也不能由分析得到，因为普遍有效性就是分析自身的本质，它体现在分析前提的普遍有效性上，当然不能由这个分析自身提供，即分析不能自证其来源，比如几何公理不能来自自身的演绎，当然也无法宣称来自需要被支持的经验的综合。这种困境几乎是无法作为的，但康德在这两者之间建立了他称之为“先天的综合判断”的过渡，提出了知识的形式——“范畴”和它的形成过程的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复杂而全面的批判哲学的迷宫，他没有最终解决问题，但他为近代哲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

一、先天综合判断

知识一般都以主宾式的命题的形式出现或可以转换成主宾式的命题，如果宾词的内容包含在主词概念中，这样的知识就是分析的，康德举例说“一切物体皆有广延”，是分析的判断，因为广延是物体的本身属性，它包含在“物体”概念中；而“一切物体皆有重量”，则是综合的，因为物体的重量需要另外的物理实验确定，它能增加“物体”这一概念的知识。此外存在综合的但是普遍有效的判断即先天综合判断，康德特别地以数学知识为例子，数学的先天性似乎不成问题，但数学的演绎性似乎说明数学是分析的知识，但康德认为数学是综合判断，他举了一个例子：5+7作为一个概念并不包含有12的概念，因此不能从5+7中分析地得到12，12是从加7于5的经验过程中得到的，即12是对5+7在概念上的扩展。但很不幸，这个例子一是不能完全使人信服的，从现代数学观点看，它属于算法，而且数学起源于逻辑的逻辑主义同样不能使人使人信服，算法的本质迄今未能取得一致看法。康德另外所举的一个常识例子是“一切变化皆有原因”，这是一个综合经验知识，因为原因不包含在变化中，而且”变化”也是经验的，如果除去了这个经验内容，它就能成为纯粹的知识：“一切皆有原因”，这就是先天的综合判断——因果律，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范畴。”

纯粹的知识就是不含有经验内容的知识形式即康德的“范畴”，康德称之为先天的综合判断正是表明他企图指明它的形成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为认识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说明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为主要目的，对此康德虽然花费了巨大的努力，但给人们留下的仍然是巨大的疑团和重重迷雾。实际上，先天综合判断即不是分析的方法，也不是综合方法，也不是从综合到分析的可以跟踪的转变过程，而是从经验到范畴的一种在思想中实现的抽象。康德在他的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术语，自引用语，着重号来进行论证和解释：先天的综合判断最终是以“统觉的原始综合统一”（自我意识）或”本源的综合统一”来完成的。康德使用了诸如“自我意识”、“对象意识”、“我思”、“主观演绎”、“客观演绎”、“综合的统一”、“分析的统一”、概念以及心理的与客观的方法等等相互缠绕、重叠、多义与歧义的分析来说明这个过程，它带来的问题比他要解决的更多、更大、更困难。

二、先天与历史

承认先天性是康德哲学的前提，先天（apriori）是指在时间或历史意义上先于经验，而先验(transcendental)是指形式对于经验的普遍和必然性，因此先验中的“先”应当理解为“高于”，先验就是高于经验，记住这两点是进入康德殿堂的门票。但是这两个概念在康德的哲学和以后的研究者中都不是清晰的，这两个词也往往混用，这种因难的根源并不完全在于对它的使用，主要是来自于它们自身。

康德当然承认时间意义上的先天，他举例说，如果去挖一座房子的屋基，人们当然无须等房子倒掉才知道这个后果[1]，这个知识自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天。但仅此而已，康德对历史意义上的先天几乎盲视，他心目中总是纯粹与普遍意义的先验，他进一步是这样说的：

"所以本书以下所述所谓的知识并非指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乃是绝对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与此相反者为经验的知识，此仅后天的可能，即仅由经验而可能的知识。当先天的知识未杂有经验的事务在内，则名为纯粹的。”

所谓“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虽然他没有对此做任何说明就被抛弃了，却正是历史意义上的先天知识，因此在他所举的预知房屋将倾的中，他进一步说明，这并非完全的先天知识，因为这里包含有个人对重量支持的经验，这种并非完全的先天知识当然这也区别于看到房子倒塌的经验过程，因此它只能是或至少是个人历史上的先天知识。这样“并非指离某某个别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实际上是指离开个人经验过程的先天知识，而“离开一切经验而独立自存之知识，”自然是纯粹的即先验的。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这段包含着康德思想前提的文字当作如下解读：作为先天综合判的知识既不是个人的具体经验过程，也不是离开个别具体经验的历史经验，而是离开这两用者的纯粹知识。它隐含的意思是，纯粹的知识不等于先天的知识，但来自先天的知识。但先天一词在康德那里是含混地使用的，既包含有历史经验，也包含有先验知识的意义。正是这样，先天综合判断不知不觉地切换成了先验判断

承认先天性说明康德已当然地承认了先天综合判断是可能的，所以康德论述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是指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它的形式是如何的,作为它的形成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而不是指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存在，在他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当然的，比如他列举的十二个范畴时，并没有问这种组合的范畴形式的来源这类问题，但正是这种忽视给他带来了不可逃脱的困难。

实际上，先天综合判断的先天性正是指知识形式的历史形成，即先天综合判中的先天不仅只是先于经验这种知识形式存在，而且是它形成的过程，它的形式只是它自身的历史形式。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正是需要它以自身的历史形成予以回答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离不开它的历史存在。离开这个历史过程，就无法理解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因此康德实际上也无法避免它的对它的暗中的依赖，事实上成为了对先天综合判断的论述绕来绕去却始终离不开的核心内容。但康德是非常困难，晦涩地以“悟性概念演绎”的方式展开了它，康德只能在他的形式方法中讨论他不能直接表达的东西。

当然康德仍然在他的体系中充分地展开了对知识形式形成的复杂过程的讨论，这是他关于知识的认识论的巨大贡献，他称之为为先验逻辑，就是企图用形式方法来构造形式的形成。按照康德的说法，普通逻辑是知识中相互关系的形式，这是清晰的，而它对先验逻辑的定义却是含混的：

期望有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概念，且此先天的与对象相关非由于纯粹的或感受性的直观，而仅为纯粹思维之活动工（即即非经验的又非感性的起源之概念），我们乃预行构成“属于纯粹悟性及纯粹理性，我们由之纯然天然的以思维对象之一类知识”之一种学问。规定此类知识之起源、范围、及客观之效力之学问，当名之为先验逻辑，盖因之其与研究理性之经验的及纯粹的二种知识之普通逻辑不同，仅在悟性及理性之法则先天的与对象相关之限度内，论究悟性及理性之法则[2]。

这也表明先验逻辑自身是含混，它即不是直观，也不普通逻辑管辖的知识，而只是一种先天地和纯粹的思想活动，这样它即可以是预先形成的即历史上先天的，也可以是高于经验的，因为它属于纯粹知性与理性，具有形式的意义而被称之为先验逻辑。致命的是，他仍然应首先回答先验逻辑从何而来而不仅仅是如何可能，他没有提出，因而也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或许他认为这与先天的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是同样一个问题，或许他没有察觉，这种问题的性质正与知识形式与知识之间的差别一样，而对它的忽视却正是他的哲学盲点造成的。

三、先验之道

先天综合判断既是指范畴形式，也是指先天综合判断的过程即范畴的形成，还包括范畴的运用，这三个方面在“先天综合判断”中是各自独立但又相互支持、相互缠绕的三大板块。由于康德已把先天作为前提，所以范畴的存在不成为他的主要问题，而先天综合判断的形成则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基础和最大的困难。

范畴就是纯粹知性形式。知性（verstand，understanding）在早些中文翻译中译作悟性。知性含有知识分析的意义，比较贴近西方哲学的传统含义，但悟性一词强调了认识的主动性和综合性，更符合认识的本质过程，比如康德定义纯粹知性概念正是用它的悟性能力表达的：“与判断中所有种种表象以统一之机能，亦即与直观中所有种种表象以统一之机能，此种统一，就最普通之意义表述之，我们称之为纯粹悟性概念”[3]，即对判断或直观中的表象的综合统一的机制能力。强调这种认识能力的主动性和综合性，正是康德得以完成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基础。虽然康德并没有特别用两个词来区分这种意义上的悟性与知性，但在他的论述中却是在两种有区别的意义上使用这同一个词，可能也正是这种含混，造成了对他的论述的许多理解上的困难。

纯粹知性是不包含任何经验内容的先天综合判继，它的形式就是范畴，而范畴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活动，即他称之为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它的核心过程就是他称之为“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4]。康德说，“我思”必伴随我的所有表象出现，即直观的杂多出现在同一主观的“我思”之中，这是感性的经验综合，另一方面，“我思”表象是自发的，不是感受性的经验活动，区别于经验的综合，是一种“本源的统觉”。这种“我思”表象由于没有经验的内容，唯一地只有在自我意识中的相互关系，对于康德来说，重要的是说明这种相互关系不存在于经验对象之中，而是由纯粹知性给予的即先验的。

按照康德的分析，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直观的杂多成为我思表象,实现经验综合，而另一方面，经验的综合只有在统觉的统一之下才能成为纯粹知性。为了说明这个非赏困惑的关系，康德作了多方面的解释，按照康德的论述，概要地说，一方面，纯粹知性自身是一种将经验表象置于统觉的统一之下的能力，实际上这是按悟性的方式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悟性由于先于经验，所以是先天的，另一方面，统觉的综合统一是关系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统一的关系，也就是统一的条件，即康德本义的纯粹知性，它是统觉自身的过程与形式同一的统一，也即必然的统一，这个原理就是同一律，正是由于这种必然性，它成为先验的。按照这种理解，悟性是一种从经验表象杂多中提取关系的能力，在统觉中，它们综合统一为具有普遍、必然的纯粹知性即范畴，这个过程就是对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难题的理解。因此，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实际上是悟性转变为纯粹知性的过程。

康德说统觉的原理是人类知识范围中最高原理，但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清晰地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关键过程：先天的悟性怎样转变为先验的纯粹知性，甚至没有举出一个例子如他喜欢的数学例子来进行说明。康德只是援引同一性，但不能说康德的论述是一种独断，因为事实上存在这个过程，康德还使用了反证式的方法来说明这种情况，比如说，如果我思表象在统觉中不是同一的，则将有形形色色的自我，但所有这些解释都不是正面清晰地演绎了这个过程，而只是说明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复杂关系，这些解释往往无助于这个过程的清晰化，反而增加读者对真正本质过程理解的迷惑。

但实际上，康德是借助于自我意识即我思完成这个转化的。经验杂多自发地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我思表象，虽然康德没有直接说出，自我意识就是统觉，但他区分经验统觉与纯粹统觉，前者与时空经验有关，后者就是悟性。就是经验杂多自发地在自我意识中形成我思表象的过程，即“本源的统觉”。他说纯粹知性（悟性）是一种能力，“先天的联接所与表象之杂多而置于统觉之统一下的能力”，正因为强调它是先天的能力，这就是在区别于先验的知性的意义上的悟性。

按照康德的思路继续分析，这个我思表象不能认为是感性，而是内在于意识中的，是没有经验内容的纯粹关系，它们源之于经验杂多，但不是经验杂多。但是康德无法讲清这种关系的生成，只是勉强说：“联接非存在于对象，且不能得之于对象，是由知觉取入悟性中”，这样他也就无法真正地理清悟性，知性与我思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产生我思表象的自我意识因为没有更高的表象因而成为必然的，这就是康德费尽心机追求的“先验”的来源，就是说是我思完成了这个转换，是我思的表象在我思中获得了普遍的必然性即纯粹知性的本质。

我思表象在统觉中的形成和对我思表象的统觉都是作为我思的自我意识，这两方面的同一就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的统一即统觉的综合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说明先天的悟性变成为先天纯粹知性，是借助于自我意识即我思的思想过程来进行的。但是思想不是康德哲学的对象和内容，他的哲学是关于知识和知识的形式即关于知识的认识论的，所以他顽强地用知识形式的转换过程来构造他的哲学体系，他只是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才求助于思想过程的说明。这就是说，他既要说明经验的内容不是纯粹知性的对象，但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却是纯粹知性的内容，而且这种关系又不是存在于经验对象中的，而是纯粹知性赋予的这样一种复杂的生成与否定的关系，但他又不能从这种关系自身的关系中演绎求证，而不得不诉诸于不存在于这诸多关系之中的自我意识即我思的思想过程。正是这种原因，在他的论述中引导读者的焦点始终游移不定，令人莫衷一是。由于先天综合判断是他的批判哲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殿堂虽然巍峨，却充始终充满了令人望而生畏的疑团与迷雾。或许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的论述方法，原因本源于他所论述的东西在本质上是思想的，而在表达上是形式的。

四、结论

这种情况表明，以概念和逻辑为工具的西方传统哲学在最杰出的哲学家那里暴露的自身的困难似乎是难以逾越的。实际上，知识、知识的形式、知识形式的运用始终是由思想贯穿的，思想的内容、思想的形式虽然可以表达为知识、知识系统、和思维形式，但这种表达已不是思想自身，只有在思想的形式和思想的内容相互超越的之中，才表现为思想的自身过程，因此企图以概念和逻辑方法分析知识的形式的形成和知识形式的运用就永远逃脱不了企图表达思想自身但又无法用形式的手段表达它的命运，这正是西方哲学的黑洞，而看不到这一点，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先天盲点。但从中国哲学“道”与“易”的中国思想观点来看，正是知识的形式和它的形成的相互变易性，才是思想的自身过程，也才使知识成为知识的真正本源过程。先验之道本质上是思想之道，先天综合判继是如何可能的这样的问题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虽然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清晰地显示出来，但康德至少以晦涩的方式和它未能达到的目的体现了它。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p28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p74

知性范文篇7

摘要：语用预设具有合适性和共知性。而具体使用中则有单向性，主观性和隐蔽性。广告语中语用预设的使用反映了广告者在价值、态度、信念、等方面追求与消费者相同或相似之处，从而达到说服性目的。关键词：语用预设；广告语；语用策略0．引言广告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国家经济、企业发展、市场开发、对外贸易和人民日常生活无一不和广告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广告语言属于劝导说服性的语言。因此，广告撰写人尽可能地采用一切语言及非语言的技巧来实现广告宣传的目的。作为语言学，特别是语用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预设现象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经常被广告撰写人用来增强广告的说服效果。本文探讨广告中大量存在的语用预设使用情况，以便从侧面了解广告制作者的语用心理。1．语用预设的特征语用预设，也叫语用前提，是指“那些语境敏感的，与说话人(有时还包括说话对象)的信念、态度、意图有关的前提关系。”(何自然，1997)它以实际的语言结构意义为根据，依据逻辑概念、语义、语境等推断出话语的先决条件。语用预设一般被认为是言语交际双方都已知的信息，或是根据言语上下文的语境至少可以推断出的信息。因此在交际中有些信息会被看作已交际的一部分无需陈述出来。语用预设的两大特征合适性(appropriateness或felicity)和共知性(mutualknowledge或colBinonground)。首先，“所谓前提的合适性，就是说前提要与语境紧密结合，前提是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预设是受语境制约的，预设是言语行为先决条件。例如：“好空调不分国界”(空调广告)这则广告的语用预设可表述为：我们生产的空调是地道的国产货，却可以与外国货相媲美。或这种空调在我们生产国的销路很好，出口到你们国家销路也会不错的。因为它是好空调。其次共知性是谈话双方所共同知道的信息。根据何自然的论述，预设的共知性有三种情况：第一，预设是谈话双方或一般人共知的信息。第二，预设的共知性要通过说话人的语言暗示出来，并得到听话人的理解。第三，预设的共知性有时只指说话双方的共知事物，第三者不了解前提而只是领悟语境是不一定能真正理解说话双方的内容的。2．语用预设的使用特点(11语用预设的单向性所谓单向性是指语用预设是发话人在谈话中自已单方向做出的，并没有与受话人进行协商，预设的内容在被听话人处理之前它只相对于说话人而存在。语用预设的单向性与语用预设的共知性并不冲突，语用预设的单向性是针对语用预设本身而言的。而语用预设的共知性是相对于话语理解而言的，是话语理解的基础。语用预设必须为交际双方所共知，至少要为双方所接受，说话人的意图和意思才能为听话人获得。例如：“A：WhatkinkofmanreadsPlaybov?”在这则杂志广告中，语用预设是“有一种人在看《花花公子》杂志”，这是为言语交际双方合作的先决条件，是为语用预设的共知性。同时这个预设是A单方面做出的，在为B所领会接纳之前，只相对于A存在，是为语用预设的单向性。f21语用预设的主观性语用预设具有主观性，是带有断言性质的语境假设，本身并不具备必然的真实性或正确性。语用预设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或在句内某些特定的环境中会被取消，这就是语用预设的可取消性。这种特性“取决于说话人的态度和信念”。(何自然，1997)例如：“A：法国国王是个秃子。”这句话的前提是法国有一个国王。这是一个存在，是说话人主观上设置的预设，但事实上，法国是个共和国，现在已经没有国王，因此并不具备真实性。但它是一个主观预设，是说话人认为是真，听话人也认为是真的一个断言。有具体的语境中，这种预设就会被取消。f31语用预设具有隐蔽性。语有预设是隐藏在话语的背后。它不属于话语的基本信息，而是附加的信息(即言外之意)，这种信息作为语用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识，它可以不在话语表层明言，而隐含在言外，因而具有隐蔽性。例如：“A：Haveyoustoppedbeatingyourwife?”这句话隐含的预设是你过去是打老婆的。如果贸然回答“yes”，其实就等于认可了这个预设的断言，中了对方蓄意下的圈套。3．广告语中语用预设的分类广告具有的说服性性质使其与社会心理息息相关。成功的广告商或广告厂家会使用各种方式手段来把握利用大众的消费心理来影响消费者，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购买行为。成功的广告会让消费者从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喜好、精神状态等方面对广告产生共鸣。实现这一目的的因素包括具有说服力的相同价值观，态度的强化，信念的变化及知识的更新等。而这是与广告中的语用预设相对应的，所以，可将广告中的语用预设作如下分类：，(11事实预设事实胜于雄辨，广告应当真实，不能是虚假的，真实是广告的生命。广告主尽量摆事实以让人信服，因此我们会看到广告商让某行业权威人士代言，摆出令人难以抗拒的事实，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顾客心动，取得信任，达到广告的目的。如：有飘影，更自信。(2)信念预设广告对消费者施加影响的目的在于改变他们的态度。广告语经常采取的一个较为深层次的做法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消费者的信念或看法。广告中的语用预设就体现了广告制作者的这种策略。如：好空调，格力造。这时的语用预设为：好空调是格力制造的或格力制造的空调是好空调。这一预设改变了人们以往崇尚外国产品的看法，试图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3)状态预设这类预设一般有两种：一是预设过去不理想的状态，二是预设改变后的理想状态。如：“这个夏天我再也不用担心了”(某卫生巾广告)这里的语用预设是：以前的夏天我担心。今年夏天状态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个产品我不担心了。状态预设借助状态的改变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41价值预设能够让消费响应。从而改变其态度和行为的一个有力手段就是让广告和消费者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在广告中，力图用合乎情理的语言来影响消费者，让消费者动心，产生购买欲望，这就是广告商的目的所在。例如：“Ifpeoplekeeptellingyoutoquitsmokingcigarettes，don’tlisten．they’reprobablytryingyouintoliving．”这是美国癌证协会的戒烟广告。这里的语用预设是：不抽烟才是生活。该广告以反语形式说出。是一种幽默的规劝。这一点与大众对香烟的价值观是一样的，那就是吸烟有害健康。广告者用生动合理的语言诉诸大众的价值观，能产生很好的劝说效果。4．结论广告是一种极具策略性的交际行为。本文对广告语中语用预设的使用情况的探讨进一步论证了广告用语的策略性。广告用语中的预设分为事实、信念、状态、价值等几类，其中状态类预设频率最高，这与消费者希望改变特定不良状态的心理是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广告制作者对消费者心理的良好把握。语用预设具有单向性、主观性以及隐蔽性。恰当运用这些特性是广告策略性产生的根源。

知性范文篇8

[关键词]服务营销必要性威胁策略

一、服务、服务营销的涵义及特征

（一）服务的涵义与特征

作为服务市场营销学基石的“服务”概念，营销学者一般是从区别于有形的实物产品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和界定的。如菲利普•科特勒把服务定义为“一方提供给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导致任何所有权转移的活动或利益”。又如，美国市场营销学会将其定义为“主要为不可感知，却使欲望获得满足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并不需要与其他的产品或服务的出售联系在一起。生产服务时可能会或不会利用实物，而且即使需要借助某些实物协助生产服务，这些实物的所有权将不涉及转移的问题”。在综合各种不同服务定义和分析“服务”的真正本质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服务是一种涉及某些无形因素的活动、过程和结果，它包括与顾客或他们拥有的财产间的互动过程和结果，并且不会造成所有权的转移。在我们的定义中，服务不仅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一个过程，还是某种结果。例如，个人电脑的维修服务，它既包括维修人员检查和修理计算机的活动和过程，又包括这一活动和过程的结果——顾客得到完全或部分恢复正常的计算机。

与有形产品相比，服务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不可感知性。这是服务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它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理解。首先，服务的很多元素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其次，顾客在购买服务之前，往往不能肯定他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因为大多数服务都非常抽象，很难描述。第三，顾客在接受服务后通常很难察觉或立即感受到服务的利益，也难以对服务的质量作出客观的评价。

当然，服务的不可感知性也不是绝对的。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服务都具有某种有形的特点。例如，餐饮业的服务中，不仅有厨师的烹饪过程，还有菜肴的物质加工过程。另一方面，随着企业服务水平的日益提高，很多消费品和工业品是与附加的顾客服务一块出售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顾客之所以购买某些有形商品如汽车、录音磁带、录像带等，只不过因为它们是一些有效载体。对顾客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些载体所承载的服务或效用。此外，“不可感知性”亦非所有的服务产品都完完全全是不可感知的，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视角将服务产品同有形的消费品或工业品区分开来。萧斯塔克曾提出“可感知性—不可感知性差异序列图”，举例说明有形产品同无形产品的区别，并强调服务产品愈是接近“不可感知性”的一极，愈需要营销人员运用“4p”之外的技巧，才能有效地在市场竞争中确保顾客获得最大的满足感。

2.不可分离性。有形的工业品或消费品在从生产、流通到最终消费的过程中，往往要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生产和消费过程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而服务则与之不同，它具有不可分离性的特点，即服务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同时进行，也就是说服务人员向顾客提供服务时，也正是顾客消费服务的时刻，二者在时间上不可分离。服务的这一特性表明，顾客只有而且必须加入到服务的生产过程才能最终消费到服务。例如，只有在顾客在场时，理发师才能完成理发的服务过程。

3.差异性。差异性是指服务无法像有形产品那样实现标准化，每次服务带给顾客的效用、顾客感知的服务质量都可能存在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服务人员的原因，如心理状态、服务技能、努力程度等，即使同一服务人员提供的服务在质量上也可能会有差异。第二，由于顾客的原因，如知识水平、爱好等，也直接影响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比如，同是去旅游，有人乐而忘返，有人败兴而归；同听一堂课，有人津津有味，有人昏昏欲睡。这正如福克斯所言，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诚实和动机，影响着服务业的生产力。第三，由于服务人员与顾客间相互作用的原因，在服务的不同次数的购买和消费过程中，即使是同一服务人员向同一顾客提供的服务也可能会存在差异。

4.不可贮存性。服务与有形产品间的第四个重要差别是贮存能力。产品是有形的，因而可以贮存，而且有较长的使用寿命；服务则无法贮存。理发、外科手术、酒店住宿、旅游、现场文艺晚会以及其他任何服务，都无法在某一年生产并贮存，然后在下一年进行销售或消费。

5.缺乏所有权。缺乏所有权是指在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不涉及任何东西的所有权转移。既然服务是无形的又不可贮存，服务产品在交易完成后便消失了，消费者并没有实质性地拥有服务产品。以银行取款为例，通过银行的服务，顾客手里拿到了钱，但这并没有引起任何所有权的转移，因为这些钱本来就是顾客自己的，只不过是“借”给银行一段时间而已。缺乏所有权会使消费者在购买服务时感受到较大的风险。如何克服此种消费心理，促进服务销售，是营销管理人员所要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

从上述五个特征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不可感知性”大体上可被认为是服务产品的最基本特征。其他特征都是从这一特征派生出来的。事实上，正是因为服务的不可感知性，它才不可分离。而“差异性”、“不可贮存性”、“缺乏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不可感知性”和“不可分离性”两大特征所决定的；同时，就对服务市场的营销行为及顾客行为的影响而言，前两种也不如后两种特征那么深远。

（二）服务营销的涵义与特征

知性范文篇9

对高校主知性道德教育的反思

(一)主知性道德教育中“人”的缺位，导致高校道德教育空白乏力1．“以本(书本)为本”的物本教学主知性道德教育的典型表现是教师“教书不育人”。一般高校育德教师都认为:道德的养成是学生在中小学时期的事情，大学主要的任务是传授知识和教授技能。忽视了学生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高校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以本(书本)为本”的物本教育，没有很好地考虑学生内在的心理需求，对学生的个性特点把握不到位。学生往往只是被动接受，而不是主动学习。道德教育者缺乏足够的感情认知和投入，将道德教育变成空洞无物的说教，将道德规范从道德情感中剥离出来灌输给学生，更有甚者是“念书本”，完全忽略学生的心理感受。育德课经常性地表现为人云亦云的说教，或是是非非的判断，抑或该做不该做的命令。道德教育的重点没有放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上，而是放在训练学生高超的记忆能力和答题技巧上，相对忽视了人的完整性。有一项相关的问卷调查，其中认为教师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教学实践与研究方面的占67%，自身素养提升方面的占21%，学生行为、习惯培养和与人相处的教育方面的占10%。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教师普遍重视教书而忽略育人。［3］现代高校道德教育的道德规范是知识化的，由语言符号粉饰的、一系列理性化的、外在的行为律令所组成。教条式的陈述和毫无生命力的条框完全遮蔽了道德教育应有的魅力。教师“只教书不育人”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学生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层面的断裂，即学生“知书不达理”。2．“以务(任务)为本”的无本教学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似乎将整个社会群体的观念带入一种急功近利的氛围当中，一向被人们视为“清风浩然”的高校也被席卷而入。目前，许多高校出现专职教师在外兼职的现象，即教师“专职不专心”。这样做的结果是“教师囊中饱，学生腹中饥”。当一种反常的现象被当作一种社会常态并且加以传播时，会产生两种可能:一种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现象被人们从观念上接受，行为上也接受;另一种则是从道义上不被接受，行为上接受。当前高校经营之风属于第二种可能。除了当前教师绩效工资和升迁考核制度的弊端这些显性的原因之外，社会上功利主义的文化氛围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当下高校教师的素养和师德问题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高校教师不仅是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也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保证。高校师德建设本身就是教育和谐环境构建中重要的一环。由于各种原因，道德教育在高校中处于边缘化的地带，高校育德者的地位也处于尴尬之中。不少育德教师谋求各自的“发展捷径”，利用高校丰富的公共资源和灵活而充足的时间来谋求社会兼职。还有部分高校育德教师仅仅把教师当做一种谋生手段，对自己的工作只是消极应付，将教学任务硬性化、量化(每学期多少课时，学生考试及格率等)，完全漠视教学任务背后指向的学生品德、行为意识等“软指标”。道德教育本是“以人为本”，而“以务为本”的教学却将道德教育之树连根拔起，使其成为虚设的飘渺之物。这虽然是道德教育中的极端个案，但也反映出高校道德教育体制的弊端和教师师德的另一个侧面，以及继续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二)主知性道德教育的负面效应主知性道德教育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它在提高学生道德认知，培养学生道德理性和思维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对道德教育领域曾有巨大影响，直到今天，在高校道德教育中仍占据主要地位。这种合理性在现代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有其不足，对其负面效应进行探微，不是要彻底摈弃它，而是要加以修正，从“主知”的片面性道德教育转换到“主德”的全面道德教育。1．主知性道德教育脱离学生心理需求，是高校育德工作低效的原因之一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如何帮助他们形成完整的人格、培养他们良好的修养和高尚的品德是道德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教育任务。但是，道德教育者对高校学生的心理诉求以及心理发展特征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大学生心理的发育正趋向成熟而又尚未成熟，其心理发展水平可以概括为智力发展高峰、欲求发展高峰、善于创新高峰“三大高峰”，同时，其自我意识与自主意识显著增强。［4］对于心理成熟阶段的大学生来讲，他们的成人意识逐步增强，开始有自己的看法并渴求发表自己的意见，希望老师留给自己足够的发展空间。道德教育教师在教学中情感投入不深，形成教学中的恶性循环。学生觉得老师所教无用、单调、乏味，对教师所教内容反感，产生消极的课堂体验;同时，教师受到学生情绪感染，教课积极性下降，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成为空谈。道德教育本身应该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任务，是为塑造人、教化人而来的，脱离了情感的道德教育毫无魅力可言，显得苍白乏力，其实效可想而知。2．主知性道德教育脱离生活层面和实践层面，造成学习上的“断层”学生的学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知识性学习，二是技能型学习，三是思想品德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这三个部分的学习解决的是学生不同层次的问题:知识性学习解决的是学生“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技能型学习解决的是学生“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思想品德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注重的是学生“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道德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主知性教学”方法，把学生品德的养成当成一种绝对性的知识进行传授灌输，解决的只是第一层面“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最重要的“信不信”、“行不行”这一层面的问题，导致学生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断层，从而进入“学而不知、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行而不坚”的怪圈。3．主知性道德教育使道德教育过于简约化，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道德不是科学，却用科学的思维关照自己;道德不是经济，却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工具;道德不是知识，在道德教育中却被置换成知识教育。道德本是最具有独特魅力的两个字眼，却总是用科学的、现实世界的语言来表达自己，颠倒了“自我”和“他我”的关系。道德教育的过程强调“知情意信行”，主知性的道德教育过于关注“知”的层面。而道德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是主知性道德教育在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层面仍然存在缺陷。道德认知能力首先表现为道德认识能力，除此以外，还包括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选择能力。主知性道德教育简化了道德教育过程，将教师传授、学生品德养成的过程变成教师传授一步到位，走完了学生道德认知的第一步即止步。被动性的知识教学在今天已经越来越被学者们诟病和学生排斥。

高校道德教育价值取向从“主知”到“主德”的回归路径

知性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随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简要分析了新随笔繁荣的原因，结合新随笔作品着重从题材分类、艺术风格、审美特征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探索性论述。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随笔至今尚无一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定义，但这并未妨碍随笔在黯淡多年之后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股热热闹闹的“随笔”潮占据了各类报刊，蔚为壮观。面对这种悄然而至的“随笔”热，人们与二三十年代的随笔相对应。称之为“新随笔”。目前，与新随笔引人注目的创作实绩相比，随笔的理论建设却贫乏得几近空白。由于缺乏应有的理论关注和研究，使得新随笔这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在基本特征、创作特色、思想深度、创作意识、发展趋向等方面的论述多是片言只字，散见于创作谈一类的文字中，没有多少真正令人欣慰的理论成果。固然，理论常常是灰色的，随笔的创作者也会说“走自己的路，不被形形色色的规范设计所羁绊”；或者说“还不如索性让‘随笔精神’氤氲于混沌之中，不可捉摸又无所不在。时或从作者心底流露笔端的好”。但我们更有理由相信，真正的理论探讨，除却能帮助引导读者更好地“接受”新随笔之外，对随笔自身的创作和发展也是大有意义的。有鉴于此，本文作者拟就新随笔的创作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评述。

首先，有必要对新随笔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原因加以简要剖析。与新时期曾经出现的“诗歌热”、“报告文学热”等相类似。新随笔的兴旺既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与随笔自身独特的文体特性密切相关。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开放、宽容的环境基本消解了昔日那种“我花开罢百花杀”的大一统局面，社会空间能给不同的“声音”留出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宽容的文化氛围里，作家们找到了“自我”，不再担忧“我手写我口”的作品会异化为“吾丧吾”的证明。其次，由于当今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新现象开放带来的多元认识、多向思维增强了人们选择的迷惘和困惑。带来了认识判断的渴求。这样，随笔正好以其轻松平易而又睿智深刻的特点，承担起了引导人们思想开放之任，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构成复杂。新随笔的文体特征尚在形成演变阶段，因此，要想完整、准确、全面地对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作出总结可能为时过早。但是，在对新随笔作品分析之后。我们认为新随笔已初步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艺术特征。

首先，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到社会变革、世象管窥，小到个人生存感慨、酸甜苦辣，都成为新随笔的“关怀”对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此。新随笔敏锐地作出反应，并且以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为其底蕴，对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存在迅速发言评判。对世态人心的升降沉浮以及现代人形而上的思想迷惘，形而下的生存困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换种角度来看，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阶层关注社会、思考社会的一种独特方式。如果按照题材内容来归纳，新随笔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读书类随笔。由于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主要是知识阶层人士，特别是人文类知识分子更是随笔创作的主要力量，而读书写作几乎是中国读书人展现自我精神世界的传统方式，所以，读书类随笔就自然构成了新随笔作品的重要部分。值得重视的是，这类大行其道的读书随笔已不再停留于传统的“读后感”模式，“读”常常只是作者表达自我情感和思想的起点，以阅读为契机来展现作者“自我”才是读书随笔的本质。如王蒙的(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传达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认识，而周涛的《读(古诗源)记》，则以新的视角表达了对传统诗歌的阐释，对人生的理解，足以令人回味咀嚼。另外，近年来还有一些随笔名家由读书而写出的系列作品，如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系列、丁帆的“江南士子悲歌录”系列和李国文的名人之死系列，都是既有文采，又有内涵的读书类随笔佳作。二是社会随笔。社会随笔以对各类社会现象的评说为主，如果说读书随笔的生成主要由于心灵和书本的碰撞契合，社会随笔则是世象万态在人们思想的海洋里激起的浪花。社会随笔的内容往往是大众都不陌生的现实话题，表达的是一种对缤纷的社会现象理论性的观察、机智的思考和个性化的见解。从吸烟禁烟到通货膨胀，从反贪倡廉到道德建设，上自国际风云，下到居家琐事，都是社会随笔述说的对象。由于社会随笔的内容贴近生活，也是普通百姓关注的话题，所以更受到大众的喜欢。如温铁军的《“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通过对“三农问题”进行历史的、理论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思考的话题。三是思想文化类随笔。有别于社会随笔直接关注“问题”，思想文化随笔则主要抒写当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思考，更多地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对此，三联书店《读书》的编辑们将其称之为“后学术”或学术性随笔，颇为传神和精当。思想文化随笔展现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呼唤和交流，反映着对人生、生命、理想和价值等重大问题的独立思考，因此，本质上思想文化随笔更近似于西方哲人帕斯卡尔等的“随想录”，从而更具有思想、文化价值和个性意义。如韩少功的《性而上的迷失》、叶秀山的《没有时尚的时代》及余秋雨的“山居笔记”系列作品等均是近年来思想文化随笔中的力作。需要指出的是，此类随笔主要展现的是作者的独立思考和个性见解，具有浓厚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譬如在《性而上的迷失》里，作者以文化人类学、哲学的眼光，对自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性现象、性迷失进行了深刻透彻的解剖与辨析，表达了作者对“性”的形而上思考。四是生活随笔。生活随笔似随手拈来的抒情性散文，或记人，或写事，或抒写个人喜怒哀乐，常常从我们身边的生活小事入手，主要袒露人生的心灵，诉说生活的感慨。生活随笔的特点是以小见大，以情入理，浅入而深出，向读者毫不遮掩地展示那个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我”。唐达成《头发的悲喜剧)、王蒙(我的饮酒)和韩小惠(体验自卑》等便是生活随笔的成功之作。

其次，不求雕琢、自然天成是新随笔突出的风格特征。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序文中说：“意之所至，随即记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固目之日随笔”。新随笔尽管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但这种“意之所至”的自然风格却未完全改变。当然，不求雕琢、随意自然决不意味信马由缰，随意而为，优秀的随笔离不开厚实的思想和文学修养，古人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对于随笔的这种风格特征，日本作家石原正明也曾揭示道：“随笔是将所见所闻的事、所言所思的事随心所至而述下……然因其无修饰之故，能见作者的才华与气量，实为很有兴味的作品。”纵观近年来的新随笔作品，其我手写我心，有感而发，从心所欲，不蹈袭，不做作的创作特征可以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新随笔自然天成的特点除了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外，还反映在思想内容上不受制于某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正如随笔名家舒展所指出的：“随笔的天敌是禁锢和做作，随笔的灵感源泉是自由与自然。”如张中行先生的随笔集《顺生论》，以娓娓道来的笔法，绵密自然的论证，条分缕析，推本溯源，运用自己厚实的人生经验和丰富的人文知识，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科书式”的人生见解，既没有虚张声势，也绝无教条色彩，从文风到意蕴都充满了自然和率性，开人眼界，启人胸襟。与随意自然的风格相伴，新随笔作品也充分展露了作者的性情和写作风格，真正可谓文如其人，绝少干人一面现象。如汪曾祺的平实自然、张中行的严谨古朴、周涛的雄浑崇高、舒展的大胆泼辣等等，既无掩饰，也无矫情做作，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作者完全的本色、真实、自然的灵魂，这也是新随笔所以受到读者厚爱的原因之一。

知性感性交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新随笔鲜明的审美感受特征。随笔的文体特点不易确定，但在仔细品评过新随笔作品后，我们便不难发现，知性感性交融、理趣情趣并生是成功的新随笔作品突出的审美感受特征，也是新随笔艺术魅力的奥秘之所在。余光中先生在分析散文的知性和感性时曾形象地描述道：“就像一面旗子，旗杆是知性，旗是感性。无杆之旗正如无旗之杆，都飘扬不起来。”其实，我们用这种比喻来说明新随笔的创作特征，也仍是颇为妥贴的。近年来，文学界一方面有人刻意追求“纯粹”散文，一味抒情，陷入感情的沼泽，媚而无骨；另一方面，一些散文以载道说教自居，矜博炫学，读来每每寡淡无味。在这种创作背景下，新随笔摒弃了上述偏颇之弊，达到了感性和知性的有机结合，取得了理趣和情趣的互不偏废效果。当然，在新随笔的具体作品中，感性和知性决不是人为的搭配、生硬的焊接，每篇文章到底是以感性抑或知性为重，还得取决于文章的内容和主旨。总体而论，多数随笔作品以理为重，以情济理；也有部分随笔作品以情为重，以理显情正是与这种重于知性而又不废感性的创作特征相一致，新随笔作品自然达到了既有理趣也不乏情趣的审美效果。当然，新随笔所表现出的丰富而深刻的“知性”(理)，往往不是依靠长篇大论，或学术论文般的逻辑、推理来加以揭示，而是在夹叙夹议中自然点出，完全是作者思想智慧的自然流露。同时，随笔中的“情趣”与诗歌、抒情散文所抒写的单纯情感也不相同，随笔的“情趣”每每和“理趣”相交融，它所抒发或蕴含的感情常常也不是直露的，而是经过升华或折射的，情难以割裂开理而独立存在。如周涛的《塔里木河》方方的《和平日子的恐惧》等就是新随笔中以情济理的佳作。另外，对于不同秉性的作者来说，其作品知性、感性的重心，情趣、理趣的追求也直接呈现了个性色彩。如周国平的随笔常显哲学的思考，而史铁生的随笔则展露的是人生的精神深处和心灵空间。公务员之家公务员之家

最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是新随笔的个性品格中越来越凸现和强化的创作特征。就篇幅而论，新随笔作品属于文学大军中的“小人物”。但是，由于适合于表达创作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或者说新随笔易于展现知识分子“精神自治”的特点，故而，一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也自觉地加入到了新随笔的创作队伍之中，加上当代文坛的一批中青年佼佼者，就使得新随笔创作较好地克服了自身的“小气”现象，不仅具有出神入化的文字功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更体现出了沧桑的生命感悟和独特的思想品格，成为一种“智者文学”。如金克木先生的《告别词》，面对日渐老去的生命，以智者的从容达观地吟唱了一曲挽歌。值得我们思考并学习的是这批前辈以耄耋之年，在信手拈来、直抒性灵的同时，却没有因对传统经旗烂熟于心所带来的陈腐之气，相反，作品中时时闪烁的是科学、理性的光芒，是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和剖析。在他们的笔下，康德、罗素和孔子、老庄均是活灵活现可亲可敬的人物，绝无陈腐老朽气，只现老辣醇厚味，突出体现了新随笔的价值精髓和思想要义，这从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等作品中能得到充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