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政府汇报十篇

向政府汇报篇1

一、基本情况

2018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坝底乡人民政府团结带领全乡干部群众紧紧围绕建设“小康坝底，幸福家园”的目标任务，抓细谋划，抓实举措，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一）抓产业，促增收。

一是优化产业引领。积极发展林下经济和附属产业，光荣村、双合村通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100余户农户发展中药材种植800亩；马坪村、金盆村试点发展红心苹果、青红脆李等水果种植；通坪村、小岭村适度发展黑猪代养，引进龙头企业禹珍实业有限公司建设生态黑猪繁育基地，每头可增收600-800元。基本实现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有增收项目。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048元。二是注重基础建设。2018年，上级共批复下达我乡项目54个，下达资金1656.6042万元。涉及道路建设，产业发展，饮水工程，水毁修复，文化项目等。

（二）抓民生，实举措。

一是惠民政策宣传到位。及时兑现各类惠民补贴，发放《坝底乡惠民政策汇编》，并通过微信、QQ等新媒体实现惠民政策的多渠道宣传，提高群众政策知晓度。二是多渠道帮扶困难群众。2018年，全乡为低保对象、困难残疾人、特困人员、优抚对象等各类困难群众发放补贴资金、救助金共计130.5118万元。三是保障体系日趋完善。2018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共办理5139人，总缴费共计113.058万元。

（三）抓脱贫，争标杆。

2018年，我乡高质量迎检国家脱贫攻坚评估验收，全乡4个贫困村已通过验收全部退出，累计285户、953人脱贫，全面完成县上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

二、近期工作回顾

（一）项目推进情况。

注重项目引领，奠基助推发展。今年以来，我乡共争取上级下达项目16个，概算投资1023.94万元，其中：交通项目6个、农业产业项目5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3个、国土地质灾害应急排危和修复项目2个，截至目前，已开工项目12个，开工率达75%，完工项目2个，完工率达12.5%。

（二）产业发展情况。

突出产业抓手，打造示范基地。主动融入全县“五大特色基地”规划布局，推进蔬菜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建设，积极创建有机品牌认证，今年以来，全乡发展种植业1万余亩；双合村打造返乡人才创业基地，发展中药材种植400余亩，提供就业岗位30余个；船坪村栽种羊肚菌300余亩，亩产达200斤；阳山村栽种青花椒300余亩，三年后进入丰产期，为全村老百姓致富增收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脱贫攻坚情况。

定力脱贫标准，全面自查整改。结合“两不愁三保障回头看大排查”活动，根据村、户的不同特点和发展方向，从住房、医疗、兜底保障、产业发展等多种渠道，为1户2人未脱贫对象制定脱贫计划，为273户849人已脱贫对象制定巩固提升计划，确保“一户一策”，遏制返贫现象。根据全乡标准化高山生态蔬菜基地建设项目和各村种养殖业发展情况，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一村一品制定已脱贫村巩固规划和非贫困村发展规划，累计规划项目30余个，计划投资1200万元。

（四）社会事业情况。

着力改善民生，强化社会保障。今年以来，为217户513人低保对象发放资金72.7886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累计发放383人次3.447万元；为23名特困人员发放资金5.64万元；为44名优抚对象发放资金15.6197万元；为84名高龄老人发放高龄补贴1.9175万元；为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63人2.502万元；为扶贫对象发放生活补贴12人1.047万元；医疗救助15人，救助资金3.6841万元；临时救助5人发放资金1.472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参保人员5828人（特殊人群代缴做到了全覆盖）。16个村（社区）安装了健身器械，建成了16个村（社区）文化院坝，组织开展高山蔬菜杯农民运动会等群众文化活动8次。

（五）特色亮点工作。

一是高山生态蔬菜基地建设项目持续推进。建设1600亩蔬菜示范基地，以建设田间路、生产便道、安装杀虫灯和土地整理为主，以金龙村、青坪村、坝底村、水田村、小岭村、光荣村为示范点辐射带动全乡，提高高山生态蔬菜产品附加值，有效解决了部分村基础设施条件差的问题。二是积极打造返乡人才创业基地建设。在双合村发展400余亩种植基地，涉及中药材、辣椒、藤椒种植，为30余户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计划明年扩大规模，以基地为基础，带动周边农户大力发展种植业。三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四川华平燃气有限公司建设坝底乡LNG民用管网供气站项目，计划投资1000余万元，目前项目前期工作有序开展。四是做实旅游产业。为助力乡村振兴，培育和引进了返乡创业人才侯旺成，借助马坪村地理优势，打造山岔沟风景区，目前景区观景平台、临时栈道和接待中心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下一步计划开工第二批建设，包括栈道景观、树屋、溯溪和民宿等。家乡变景区，为老百姓找到了新的致富增收门路。

三、工作中的不足和困难

一是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农业结构调整压力大，结构比较单一，群众致富增收渠道不多，产业发展质效不高，以及生态环境约束的不断加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二是基础设施仍需提升。防汛期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严重制约产业发展，许多企业感觉投资风险太大，导致招商引资困难重重，增税扩源举步维艰。三是解决遗留问题矛盾多。水田新村建设长期搁置，尽管县委、县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启动水田新村建设，但征地拆迁群众安置工作面临的矛盾问题较多，全面解决住房安置问题耗时耗力困难重重，工作进度缓慢。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全年工作目标预期。

力争完成今年县上下达的经济指标任务，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995元，2019年增长率达到22.59%。

（二）下一步工作举措。

一是围绕产业抓发展。围绕“品牌先导”战略，持续抓好高山生态蔬菜产业这个主导产业。积极对上争取资金项目，引进先进栽培技术和新型品种，完善蔬菜产业发展基础配套设施，积极拓展蔬菜产品销售渠道，年内力争完成蔬菜有机品牌认证，打响打亮我乡高山生态蔬菜品牌包装和宣传，提高产品附加值。

  二是围绕中心抓脱贫。巩固脱贫成效，立足实际对标补短，带领全乡群众全面奔小康；突出抓好项目建设、产业支撑、改革创新“三抓手”，持续巩固脱贫成效；围绕“四个好”目标，大力推动“四好村”创建；压实领导干部责任，静心绣花、精准发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向政府汇报篇2

【摘要】《向人民汇报》是南京电视台推出的一档电视问政栏目，政府部门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有机结合与人民坦诚沟通，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本文从三个方面简要叙述这档节目在全国众多电视问政节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关键词 电视问政南京模式多媒体社会价值

最近几年，部分地区在党委和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的积极参与下，由地市级电视台开播的“电视问政节目”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类节目既丰富了荧屏，又为政府和百姓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政通人和的舆论监督环境。南京电视台《向人民汇报》作为国内问政类电视节目的典范和代表，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京模式”。《向人民汇报》的成功之处不仅体现在一直坚持“向人民汇报，为人民服务，请人民监督”的节目宗旨上，其独具特色的节目风格和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已然成为电视问政类节目的风向标。

一、求同存异，缔造“南京模式”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就是把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做贡献作为人生价值之所在，“人”作为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力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是一种中国传统美德，品牌电视栏目中有不少充满了“人本主义”思想，这种类型的节目往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观众在情绪触动的同时感悟人生的点滴。秉承着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为了更好地推进阳光政府的建设，更是为了有效的拉近百姓和政府的距离，地市级政府与当地电视台联手，创办了风格各异的问政类电视节目。

电视问政这一新的舆论监督方式，最早可追溯到兰州电视台2005年6月开办的《一把手上电视》栏目。同年，广州电视台也有一档现名为《沟通无界限行风大家谈》的节目。节目邀请各市直机关、各区负责人到节目现场，聚焦于政风、行风评议。2009年年末，南京市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场《向人民问政》，广大人民群众在电视荧屏上见证了一场又一场对于南京市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岁末问政”。南京市工商局、公安局、城市管理局等10 多个关乎百姓民生的政府重点职能部门的官员，走上台前，向全市人民汇报一年来的工作，回答人民就相关职能领域提出的各种问题。

与其他封闭式的电视问政栏目相比，《向人民汇报》调动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多媒体形式参与节目进程，使群众能够方便参与节目互动，最大程度上保证群众行使自身权力，提高了群众参与节目的积极性，如今《向人民汇报》已经走过五个年头，节目以其内容紧贴民生公益的公共性和关切性、以其形式具有电视互动的新颖性和鲜活性，在推动政府工作民主评议中形成了独具特色、切实可行的“南京模式”。

二、推陈出新，构建多媒舞台

不论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都要遵循电视文艺基本的创作原理，即“积极的反映社会生活、紧密的依附形象思维、集中的运用典型形象、巧妙灵活地寓教于乐以及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向人民汇报》节目录制现场是南京电视台全媒体高清演播厅，七个固定机位和一台大摇臂真实的记录舞台上主持人、行风评议员、媒体代表和市民代表对市政府领导代表的尖锐问责，现场气氛既有唇枪舌剑时的紧张，又有解决问题时的大快人心。在遵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超越传统框架的束缚再有新的构想是一台节目能够脱引而出的关键。作为南京电视台的“年度大戏”，《向人民汇报》经过多年的成长已逐渐发展成为南京市政府与市民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节目以电视台演播厅举办节目为主体，在传统节目录播的基础上与多媒体联动合作，有效的拓宽了节目的影响范围。

从2013 年开始，《向人民汇报》正式与多种新媒体展开“联盟”：构筑评议平台，从网站聊天室、微博评论中选择网友提问，让参评单位领导现场解答；媒体记者现场采访，全方位深度跟踪报道；电视现场直播、广播网络同步直播、纪委官方微博“钟山清风”全程参与互动等方式，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采用全媒体联动，打造新型问政电视节目，百姓可以通过以上更加新颖但贴近生活的渠道参与到问政的过程中来，有效增强了节目的双向互动性，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节目本身的真实性。2014 年的节目较之前又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介绍现场受邀领导环节的时间大大减少。在之前几年的节目中，介绍受邀领导不仅要介绍其所担任职务、姓名，领导起立向观众致意，观众还要报以热烈掌声表示欢迎形式色彩浓郁；本场直播活动开场受邀领导介绍简洁明了，简单介绍到场主要领导的职务、姓名，节目环节设计不预留起立致意，鼓掌的时间，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场力求实实在在为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直播节目，《向人民汇报》栏目组简化这一流程，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对于百姓所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答，体现着节目制作团队与参与节目的政府官员对于百姓声音的尊重与节目设计“以百姓为中心”的重要理念。

三、贴近生活，实现社会价值

电视从出现之日起就决定了它即位居人类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作为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一员，电视传播具有其独特的个性，而正是因此才使得它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更具优势。《向人民汇报》作为南京市政府的“阳光政策”之一，充分利用电视这一传统媒体平台与多媒体融合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力图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为人们服务的办事力度，让政府从更为直接和鲜活的角度成为真正意义上人民的政府。“电视有助于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建立新时期的现代价值观；有助于监督社会环境，以媒体的身份记录社会真相；有助于促进国家整体意识的建构。”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电视节目会在一定程度上让观众意识到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自己与政治的关系，从而使自身更好地融入社会，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向人民汇报》总体上秉承贴近百姓体察民生的宗旨，通过各路媒体收集真实发生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大事小情，从人民的角度对政府进行问责。2014 年《向人民汇报》的第一场录播节目请来了南京市领导和下属十个区的区长，别开生面的“顶级领导班子”与普通百姓的对话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展开。节目现场就各个区存在的民生问题，领导和人民代表展开讨论，代表们剑指问题的根本问责领导，让领导们在台上“出出汗”、“红红脸”，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让人民感受到政府追求进步的严谨与诚恳，让政府为人民打心底里信服。

结语

《向人民汇报》是我国电视问政栏目一枚显著的标杆，我们相信，未来它将会进一步提高政府的信誉意识和责任意识，更好的履行政府职能，也让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公仆，应当成为社会监督的对象，必须对老百姓负责。只有真正落实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的批评指正，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会赢得老百信的信任和肯定。

参考文献

①张凤铸：《中国电视文艺学》[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73

②项仲平、王国臣：《广播电视文艺编导》[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40-43

③赵凤翔、吴伟华、薛华：《电视艺术文化学》[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178-179

向政府汇报篇3

关键词：汇率承诺；政府救助；货币投机；序贯博弈模型

一、引言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业遭到重创。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陆续开始投入政府救助资金，以防止国内银行业的破产，帮助国内金融体系和陷入债务危机的私人企业尽快度过难关。在中国最近几年的银行业改革中，国有商业银行曾陷入不良资产清理的困境，中国政府也采取了政府救助措施，如证券公司接管和政府直接注资等，这些措施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政府财政拨款和税收减免等来实施的政府救助行为。在金融危机期间，市场汇率预期的变化会导致投机者针对本国货币的投机攻击，而政府在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的同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例如，提高利率会抑制投资，从而增加失业率。根据俞乔［1］的实证研究，公众对当局在维持固定汇率体制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失业，需求不足，等等)之间选择的预期变化将可能导致市场信心的危机，从而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因此，在控制金融危机对经济基本面冲击的过程中，汇率政策是与政府救助机制紧密相连的组成部分。

中国自2005年7月实行汇率体制改革后，无论是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还是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看，人民币都已实现大幅升值。但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实行稳定汇率政策。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2009年11月曾表示“人民币的汇率要保持基本的稳定”。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然而，自2009年3月以来，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汇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升值，但人民币是为数不多的未升值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之一。在目前中国经济出现强劲复苏和美元指数进入上升通道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又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最新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呼吁中国应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报告指出，更为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更加重视把通胀作为关注目标，可以使中国的货币政策更好地适应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实际汇率升值将有助于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对本地需求的依赖。奥巴马最近也表示，中国和亚洲将会继续是美国出口的庞大市场，但必须处理汇率问题，以确保美国产品不会面对“庞大的竞争不利因素”。

面对外部多方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若中国采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策略，则显然违背了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稳定汇率承诺；若中国继续维持现有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则要承受各种压力。然而，隐藏在这种进退两难的表象下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金融危机时的一种理性均衡策略。中国目前的稳定汇率政策是对危机前的稳定汇率承诺的兑现，它可以有效稳定市场汇率预期，抵制随时可能到来的货币投机行为。2010年初的希腊债务和货币危机刚刚得到初步平息，其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货币投机行为。

本文在Mundaca［2］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具有稳定汇率承诺特征的序贯博弈模型，通过博弈均衡理论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承诺的作用机制，提出一种结合政府事前汇率承诺的政府救助机制，分析“自实现”的稳定汇率承诺的作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Holmstrom和Tirole［3］在关于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的研究文献中，强调了政府提供救助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必要性,提出了内部流动性可以充分满足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流动性需求的必要条件，如果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就需要以国家政府或IMF为代表的LOLR提供外部流动性支持。

Burnside等［4］研究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外汇基金风险对政府相机救助决策的影响。其中，政府救助相机依赖于商业银行是否宣布破产。他们指出，如果商业银行所投资的外汇基金发生贬值时，政府保证偿付其损失，那么，这将导致商业银行完全把自己暴露于汇率风险之中。这是因为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了担保，当其所持有的外汇基金资产发生贬值或预期发生贬值时，可以通过申请破产而获得政府救助保护。同时，政府的这种救助担保很容易诱发“信念自持”（self-fulfilling）现象。由于政府保证当商业银行宣布破产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向商业银行提供外汇形式的政府救助，这样，当银行预期到所持有的外汇基金将会贬值而申请破产时，如果政府立即向银行注入外汇救助，必然导致外汇供给的增加，使外汇贬值预期实际发生。显然，这是由于政府不恰当的救助行为所导致的。

Obstfeld［5-6］建立了一个包含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并假定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在此模型中，市场预期是事前（即经济冲击发生之前）形成的，政府保持或放弃固定汇率的政策选择是事后做出的，这样，政府的政策很难影响市场预期。

本文在模型中将分析事前的汇率承诺对于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作用，并将具有事前救助承诺的救助机制与事后的救助机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Mundaca［2］率先提出了一个序贯博弈分析框架，将政府救助和汇率作为内生的决策来考虑，并针对新兴市场国家出现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时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作为模型局中人之一的企业被限定在国际市场上借入外币进行投资的私人部门，这仅仅适用于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国情，不适用于中国以出口导向型企业为主的国情。国内学者对政府救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监管声誉损失等。李剑［7］在Sachs［8］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博弈分析，讨论了危机发生后，由于IMF救援计划的内在缺陷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使得IMF的救助行动陷入困境问题。巴曙松和陈华良［9］认为，对于金融机构违规破产，政府不合理的救助行为会极大地损害其监管声誉，降低监管威慑力，造成政府救助政策成本的提高和社会总财富的持续减少。其他相关国内文献主要以国外经验的总结为主。

政府救助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一个重要缺陷。但是，中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政府救助可与汇率政策相互配合。在国内现有文献中，还未出现将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与经济基本面相联系的理论与实证文章，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通过对均衡政府救助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发现在政府提供危机救助的同时，适当的汇率调整可以平衡道德风险问题。

三、序贯博弈模型与多重均衡的收敛

本文将对Mundaca［2］模型进行改进，构建符合中国目前汇率政策特点的序贯博弈模型，并针对多重均衡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汇率承诺对于优化政府救助路径、促进多重均衡收敛的意义。

首先，构造序贯博弈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的博弈树。其中，M和Q分别表示政府的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和放弃固定汇率；S和NS分别表示投机行为和无投机行为。

图1无救助承诺与存在救助承诺下的博弈树

博弈局中人有3个：一是中国政府，将在阶段1保持固定汇率政策，并进行救助承诺或不承诺，同时承诺在金融危机刚发生时的阶段3维持固定汇率政策，在金融危机不断蔓延和加剧并导致经济基本面恶化的阶段4选择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二是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商业银行（以下简称私人部门），它们将在阶段2决策投资水平；三是市场上的货币投机者在阶段2根据市场预期选择是否投机。对博弈树中各阶段的决策过程和相关假设进行如下说明：

阶段1：自然产生关于货币投机行为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概率，所有的经济人获得该先验概率的信息。假设到达博弈的最后阶段，金融危机的冲击爆发，该冲击分为两种：一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影响较小的有利冲击s2，其发生概率为1-π；二是对经济基本面冲击较大的不利冲击s1，其发生概率为π。

政府在该阶段将公布对于私人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是否承诺救助，并且公布其承诺的汇率政策。对于汇率政策，政府在阶段1承诺将一直保持固定汇率，直到阶段4的经济冲击发生时再决策是否继续保持。该假设的依据是，2008年底到2009年3月，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两会”期间）承诺目前仍将实行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稳定汇率政策。

阶段2：市场投机者先形成阶段4的汇率预期Ex，并根据汇率预期决定是否进行投机。因此，如果Ex＞，或Ex＜，则投机行为发生。其中，Ex表示预期汇率水平，表示固定汇率或长期均衡水平。

出口导向型的私人企业再向商业银行借入人民币进行生产投资，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获得美元等外币收入，并用外币收入偿还贷款债务。私人企业根据预期投资净回报最大化原则决定投资水平。

令K表示私人企业投资水平，x（si）表示冲击si（i=1或2）发生时的汇率水平的自然对数，汇率以1元人民币所购买的美元数量计算（下同）。Ri（K）表示当阶段4中的冲击si发生时投资K的总回报，并且满足下面的假设条件：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R′1（K）＜0，R″1（K）＜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R′2（K）＞0，R″2（K）＜0。当不利冲击s1发生时，私人企业借贷成本将提高，并且，当前的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市场，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萎缩，销售收入回收困难，合同违约率大幅上升，边际回报R′1（K）在短期内为负值，随着K的提高边际回报下降程度将恶化，即R″1＜0。当有利冲击s2发生时，边际回报R′1（K）为正值，但边际回报递减。在这些假设下，当私人企业预测到阶段4不同的冲击所导致的不同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时，其净回报NR和期望净回报E（NR）分别表示如下：

NR=（1-（si））（x（si）/）Ri（K）（1）

E（NR）=π（1-（s1））（x（s1）/）R1（K）+（1-π）（1-（s2））（x（s2）/）R2（K）（2）

式（1）说明私人企业的净回报受到汇率水平和政府救助比例的影响；（x（si）/）Ri（K）说明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私人企业不利冲击发生时债务增加，而有利冲击发生时总回报保持不变；（si）表示阶段4的冲击si发生时政府救助的比例。当有利冲击发生时，政府无需实施救助。因此，0≤（s1）≤1，（s2）=0。若将标准化为1，则式（2）可以转化为式（3），得到私人企业在阶段2的支付函数。

E（NR）=π（1-（s1））（x（s1））R1（K）+（1-π）（x（s2））R2（K）（3）

阶段3：政府保持固定汇率体制，并抵制投机攻击。在该阶段，投机攻击已经形成，政府理论上可以有两种决策选择，即保持固定汇率（M）和放弃固定汇率（Q）。目前，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承诺在该阶段得到兑现，这就排除了放弃的选择。

政府在阶段3开始实行抑制投机攻击的措施，假设主要措施是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当阶段2形成的汇率预期与长期均衡汇率不一致时，调整利率可以有效减少投机攻击损失。但是，利率调整具有两面性，利率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国内投资成本而影响失业率，如提高利率能导致失业率的上升，从而给政府带来基本面的损失。假定利率调整过程遵循式（4），利率变动对阶段3中非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为式（5），从而构造出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为式（6）。

r=g（Ex-）（4）

其中，g是正系数，而（Ex-）表示在阶段3和阶段4的投机攻击强度。

u3-=α2r（5）

其中，u3表示阶段3的实际失业率；表示自然失业率；α2为正参数。

V3（si，Ex，x（si），（si））=a1（u3-）2+E（V4）（6）

其中，V3（si，Ex，x（si），（si））是阶段3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E（V4）是阶段4的政府期望损失函数；α1为正系数。阶段4：随机性的经济冲击将在该阶段形成并发生，这将影响就业和企业的投资回报。当承诺予以救助时，政府将具体实施阶段1所确定的承诺救助比例和汇率；当无救助承诺时，政府首先理性地选择放弃固定汇率（Q）或保持固定汇率（M）。然后，政府将通过最小化阶段4的损失函数V4来确定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

我们构造政府在该阶段社会福利损失函数V4，假设阶段4的非结构性失业率由式（7）来决定。

u4（si）-=α1［x（si）-］+α2r+si-α3［1-（si）（x（si）/）Ri（K）］（7）

其中，α1、α2、α3均为正参数。α1［x（si）-］表示汇率变化对于失业率的冲击，它代表了一种非结构性失业程度。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导向型私人企业经营困难和市场萎缩，非结构性失业率因此上升；α2r表示利率变化对失业率的影响；-α3［（1-（si）（x（si）/）Ri（K）］表示企业净回报损失对失业率的影响。当有利冲击发生时，由于R2（K）≥0，不会带来社会福利的损失，所以，在下文的分析中不妨设R2（K）=0。

阶段4的社会福利损失函数由3部分构成，即非结构性失业损失、政府救助总支出和放弃固定汇率的成本，它们分别对应于式（8）中的3项。

V4（si，Ex，x（si），（si））=a2（u4-）2-（si）（x（si）/）Ri（k）+λC（8）

其中，a2为正参数；C为取消固定汇率体制的成本，如政府信用的损失；λ是一个哑变量，当放弃固定汇率时，λ=1，否则，λ=0。

其次，我们求解均衡的政府救助路径。

从图1可以看出，博弈从阶段2开始分叉，阶段2到达阶段4有两条路径：一是投机分支S；二是无投机分支NS，每个分支都具有3个最终节点。需要说明的是，在无政府救助承诺的条件下，进一步通过纳什均衡策略构成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剔除非均衡节点（6）、（7）和（9）、（11）。为便于讨论和应用，将具体结论归纳为命题1和命题2（其证明过程可向作者索求）。

命题1：若无政府救助承诺，并且，市场预期汇率Ex等于固定汇率，从而不会导致投机攻击发生，则在汇率转换成本C充分高时，理性预期均衡只与终节点（8）相容，该节点对应的汇率政策是x（s1）=x（s2）=。

命题2：若无政府救助承诺，并且，市场预期汇率Ex高于固定汇率，从而导致投机攻击发生，则在汇率转换成本充分高时，理性预期均衡只与终节点（10）相容，该节点对应的汇率政策是x（s1）≠，x（s2）=。

在命题1和命题2结论基础上，对博弈的不同路径下均衡策略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在政府不进行救助承诺的情况下，与理性预期均衡相容的终节点有两个，从而产生两条政府救助的均衡路径。这种多重均衡现象发生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只有当博弈过程进行到阶段3时，政府才能观测到投机行为的发生，从而才能形成惟一均衡的政府救助和汇率政策。Obstfeld［5-6］建立了一个内生汇率政策的货币危机模型，其中，政府根据对社会福利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来决策是否保持固定汇率政策，结论表明，多重均衡的存在将导致一种由“自实现”的预期引发的货币危机。因此，多重均衡的存在容易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从而加剧金融危机，使经济基本面进一步恶化，这是政府应当避免的。

从两种均衡路径的形成过程来看，促进市场形成一个固定汇率预期（即Ex=），可以促使博弈过程收敛到一个惟一的理性预期均衡节点（8）。基于这一点，政府可以在博弈的阶段1公布一个强有力的承诺：无论阶段4的冲击如何，都将坚持稳定目前的汇率水平。这样，如果政府拥有较高的政策信用，市场将形成保持固定汇率的预期，消除投机行为的发生，使博弈进入无投机行为的分支。由命题1可知，一旦进入无投机行为的分支，政府的均衡汇率政策将是（M，M），从而使得政府实施承诺的汇率政策自动成为一个均衡决策，产生一种“自实现”承诺。

当前，中国政府多次公开承诺保持汇率的稳定，就是一种保持市场汇率预期稳定的一种非常有利的承诺，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自实现”承诺的重要性。它将有效地抑制潜在的货币危机，并在可能发生的新一轮危机到来的时刻，使中国能够摆脱多重均衡发生的困境。

第二，根据命题2的结论可以看出，当市场对于汇率的预期Ex＞已经形成时，惟一的理性预期均衡是：在阶段4，当有利的经济冲击发生时，政府维持固定汇率不变；当不利的经济冲击发生时，政府应放弃固定汇率。这表明，如果金融危机已经促使货币投机行为发生，政府的固定汇率承诺将不会改变市场预期，该承诺将不会“自实现”。最终，政府的最优汇率政策相机依赖于阶段4的经济冲击类型。

四、汇率承诺与政府救助的博弈均衡分析

政府救助承诺指的是政府在阶段1预测到投机攻击的发生后，通过期望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来确定救助比例，并予以公开承诺，在阶段4实施承诺。无承诺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是指政府在阶段4采取利率政策抵制投机攻击，并通过阶段4的实际损失函数V4的最小化来确定救助比例。因此，两种政府救助类型反映了政府对投机攻击的不同预期。那么，当政府预测到投机攻击即将发生后，采取政府救助承诺机制与采取无承诺的实际救助在决定机制上具有哪些不同点？实施效果有什么区别？我们首先通过理性预期均衡的求解方法来推导两种不同的决定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然后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来检验政策的稳健性，并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推导决定两种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的方程系统。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的确定均需要考虑以下过程：由于私人企业具有理性预期，因此，阶段2中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会依赖于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和最优的汇率水平；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和阶段4的最优汇率水平又会依赖于最优投资水平，因为它们的确定是发生在阶段2之后。

首先，在无政府救助承诺的情况下，最优的政府救助比例与汇率是由非线性联立方程组（9）、（10）、（11）共同决定的，并受到0≤≤1的限制。一般地，该方程系统的解没有解析表达式。

发生投机攻击后，阶段4的政府将观测到阶段2中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K^，通过福利损失V4的最小化来确定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s1)。将式（7）代入式（8），并令=1，使用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决定和(s1)的方程：=1-2a2α3s1-1+2a2α3((s1)-1)(α2gπ+α1)2a2α23(s1)R1(K^)（9）

(s1)=R1(K^)+2a2［α2gπ+α1-α3(1-)R1(K^)］(α2gπ+α1)+2a2s1［α2gπ+α1-α3(1-)R1(K^)］2a2［α2gπ+α1-α3(1-R1(K^)］2（10）

通过最大化私人企业的期望净回报，得到阶段2的最优投资水平K^，并对式（2）求一阶条件，得：

R′1（K^）R′2(K^)=-(1-π)x(s2)π(1-)(s1)（11）

根据式（11）得到K＞0,KX（s1）＜0（具体证明可向作者索求）。这样，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在稳定汇率水平的条件下，实施政府救助会导致投资者道德风险的产生。汇率水平保持不变时，政府提高救助比例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且，根据假设R′1(K)＜0，道德风险问题会给私人企业带来更大的债务风险，进而导致基本面的进一步恶化。同时，还可以看出，政府在危机初期保持固定汇率的承诺虽然可以促使惟一均衡的形成，但是，也会附带一定的道德风险成本。

第二，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实施了一定比例的政府救助后，如果政府急于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基本面的进一步恶化。因此，通过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政策不适用于中国目前面临的形势，政府目前的汇率稳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道德风险带来的基本面损失。

第三，建立有效的政府救助机制，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救助政策与汇率政策的相互配合，只有两者的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救助机制的功能，在抵制投机行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经济基本面的损失。

其次，考虑政府对救助进行承诺的情况。此时，政府在阶段1的期望损失函数V1与阶段3的V3(si,Ex,x(si),(si))相似，但是，政府通过理性预期可以预测到后续阶段中的最优决策K^、(s1)，因此，V1=V3(s1,Ex,(si),(si))。政府通过期望损失函数V1的最小化来确定最优的承诺救助比例，还需要考虑后续阶段的决策对V1产生影响的3条路径，其满足的一阶条件如下：

V1+V1KK+V1x（s1）x（s1）KK+x（s1）=0（12）

因此，最优的政府救助承诺比例与汇率是由式（10）、（11）、（12）组成的非线性方程组来确定的。

由于两种情况下的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均无法用解析表达式来刻画，为进行对比分析，我们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来反映。因此，我们采用Mundaca［2］模型中对私人企业投资回报函数的解析表达式（13）。

Ri（K）=γiK-δiK2i=1，2（13）

并在控制条件为0≤≤1、K＞0、x(s1)＞0的前提下，赋予参数如下初始值。

=1,a1=a2=0.6,α1=2,α2=4,α3=1,g=0.7,π=0.5,s1=0.25,γ1=0.2,γ2=2,δ1=0.8,δ2=0.08

为考察模型参数的变动对中国最优救助比例和汇率的影响，我们在控制误差条件下令主要的政策参数在一定范围内变动，以此来检验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将具体的模拟结果归纳起来，我们得到如下的稳健性结论：

第一，无论政府是否承诺救助，最优的政府救助机制都将要求汇率不贬值甚至升值来予以配合。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在予以救助的同时，还需要防范私人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所导致。

第二，在政府预测到投机攻击即将发生时，政府承诺救助条件下的最优救助比例和汇率水平都小于无承诺条件下的情况。同时，私人企业的投资水平在有政府承诺的情况下的水平略高。可见，政府承诺救助可以减少救助成本，能起到恢复投资者信心的作用。

第三，当α1增大时，失业率对于汇率变动的响应增大。此时，在政府承诺救助下，最优汇率水平下降，最优政府救助比例也略有下降，这显示了政府削减失业损失的政策倾向是汇率政策，此时，货币贬值的汇率政策对于降低失业率的效果更加明显。一方面，它可以降低［x(si)-］，从而减少失业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私人企业的净回报损失来减少失业率。但是，后者是与救助比例相结合的，而政府救助比例的小幅下降可能是出于对政府信用的重视而导致的下降。在无政府救助承诺下，最优救助比例与汇率水平同时提高，说明政府无须考虑信守承诺，而倾向于使用政府救助政策来减少失业。同样，汇率的提高可以平衡道德风险。

第四，当α2增大时，失业率对利率变动的响应增大。此时，在政府承诺救助下，最优的汇率水平与救助比例均会提高，说明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政府救助政策，并辅以汇率政策予以配合。而在无救助承诺下，汇率水平与最优政府救助比例同时下降，说明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汇率政策。

第五，当α3增大时，失业率对私人企业的未偿还债务的响应增大。此时，两种情况下的最优政府救助比例与汇率都将上升，说明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使用政府救助政策，并辅以汇率政策予以配合，因为政府救助政策可以直接使企业的未偿还债务同比例地减少，从而产生直接的政策效果。

第六，当随机的经济冲击强度s1增大时，两种情况下的政府最优救助比例都将提高。

五、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数值模拟，对货币投机冲击下的汇率稳定承诺和政府救助机制的形成进行了分析，得到了相关的结论和政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应建立政府救助与汇率政策相配合的救助机制。合理、有效的政府救助机制是一个政策系统，需要汇率政策的配合，因为政府救助政策与汇率政策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在抑制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基本面冲击，特别是对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债务危机和失业问题的过程中，单一地使用汇率或政府救助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损失的最小化，甚至还可能恶化经济基本面的表现。

第二，应高度重视汇率稳定承诺的时机选择与公信力。在金融危机形成初期，市场关于汇率的预期形成之前，政府稳定汇率的承诺是一种“自实现”承诺，可以促使博弈过程中多重均衡收敛，防止市场信心的起伏，从而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由于中国政府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一直采取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已经进入了一种单一的均衡路径，这样，虽然金融危机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特别是证券市场）受到较大冲击，但是，近来证券市场的表现已出现改善的迹象。可以预见，市场信心将随着政府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和产业复苏计划的实施会比较快地得到恢复。第三，在构建有效政府救助机制的过程中，一定比例的事前救助承诺可以减少实际救助的比例，节省财政支出，用于增加刺激经济复苏计划的预算。但事前的救助承诺只适用于市场出现严重的投机攻击的情况。本文模型中的政府救助承诺是建立在政府预期投机攻击即将发生的条件上，因此，政府应在一定的金融预警机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否则，无条件的政府救助承诺将导致巴曙松和陈华良［9］所指出的金融监管信誉的损失。

第四，在政府救助机制中，人民币小幅升值虽然可以有效地对私人企业在接受救助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危害予以平衡，但同时也会导致对于经济基本面的不小冲击，应该对两方面进行权衡，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损失的最小化。

参考文献：

［1］俞乔.亚洲金融危机与我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1997，（10）.

［2］Mundaca，B.G.OptimalBailoutduringCurrencyandFinancialCrises:ASequentialGameAnalysis［J］.Memorandum，2002.

［3］Holmstrom，B.，Tirole，J.InsideandOutsideLiquidity［J］.WicksellLectures，2001.

［4］Burnside,C.，Eichenbaum,M.，Rebelo，S.OntheFundamentalsofSelf-FulfillingSpeculativeAttacks［R］.NBERWorkingPaper7554，CambridgeMassachusetts，2000.

［5］Obstfeld，M.TheLogicofCurrencyCrises［J］.CahiersEconomiquesetMonetaires(BanquedeFrance)，1994，（43）.

［6］Obstfeld，M.ModelsofCu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J］.EuropeanEconomicReview，1996，（40）.

［7］李剑.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及其道德风险——东亚金融危机的信息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1999，（4）.

［8］Sachs，J.TheEastAsianFinancial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J］.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1998，（1）.

向政府汇报篇4

某省新上任的省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专题调查研 究作为全省核心增长极的城市群的发展问题，并事先向有关市政府发出明传电报，告知这次调研的意图和研究的重点问题。其中一个城市市长的汇报，几乎就是一个变相的政府工作报告，汇报的内容涉及该市工作的方方面面，谈到这次调研的专题问题时，则一笔带过，这个市长的汇报当场就被省长叫停了。第二个市长的汇报，避免了这类错误，但对如何推进城市群的发展，过多地拘泥于对前段所做工作的汇报，由于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探索，所以汇报的无非是修了几条路，开了几次会常规性的工作，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对推进城市群的政策建议，则犯了一个原则性、规律性的错误，强调要推进城市群的发展，省委省政府必须下决心推进几个城市的行政一体化，通过行政体制的统一和行政权威的强化，来促进几个城市经济的一体化。结果受到省长的严厉批评，说该市主要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为它违背了现代城市、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趋势。第三个市长的汇报，对前段推进城市群发展的工作汇报，非常客观，说这项工作还刚刚起步，还在规划、决策论证之中。重点就省政府明传电报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重点地分析和汇报，特别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城市群的发展，关键是促进城市经济的一体化，尤其是城市间的产业合作与互补，要避开走行政一体化的老路。这个汇报得到省长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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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省新上任的省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专题调查研 究作为全省核心增长极的城市群的发展问题，并事先向有关市政府发出明传电报，告知这次调研的意图和研究的重点问题。其中一个城市市长的汇报，几乎就是一个变相的政府工作报告，汇报的内容涉及该市工作的方方面面，谈到这次调研的专题问题时，则一笔带过，这个市长的汇报当场就被省长叫停了。第二个市长的汇报，避免了这类错误，但对如何推进城市群的发展，过多地拘泥于对前段所做工作的汇报，由于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探索，所以汇报的无非是修了几条路，开了几次会常规性的工作，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而对推进城市群的政策建议，则犯了一个原则性、规律性的错误，强调要推进城市群的发展，省委省政府必须下决心推进几个城市的行政一体化，通过行政体制的统一和行政权威的强化，来促进几个城市经济的一体化。结果受到省长的严厉批评，说该市主要领导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因为它违背了现代城市、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与趋势。第三个市长的汇报，对前段推进城市群发展的工作汇报，非常客观，说这项工作还刚刚起步，还在规划、决策论证之中。重点就省政府明传电报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重点地分析和汇报，特别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城市群的发展，关键是促进城市经济的一体化，尤其是城市间的产业合作与互补，要避开走行政一体化的老路。这个汇报得到省长的充分肯定。

同一主题，三个汇报，三种不同的效果，其中原因主要是在“会意”、“特色”的把握上各不相同。第一个汇报，根本就没有领会听取汇报者的意图，完全是我“有”的就说，我“强”的就说。第二个汇报，虽然在领会意图、强调特色上花了一些心思，但对上级的意图领会不准、不深、不透，所以出现了立论的错误，另外在汇报自己工作特色时，带有表功、浮夸的意味。第三个汇报的成功，就是正确领会了上级的意图，汇报工作时做到了实事求是，并在一些重大的、决策者关注的问题上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思考。

这个实例足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各种常用领导文稿中，由于汇报材料是直接向上

级领导机关、领导者或同级兄弟单位汇报、介绍工作情况和思路的，所以，这类文稿，直接关系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在上级领导或同行中的形象，直接体现领导者的政策水平、决策能力和工作作风。这类汇报成功了，不仅汇报者可在上级领导的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而且所在地方、单位的工作更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甚至可以说，通过一些重要场合、重要内容的汇报，可以争取到平时花很多精力都难以得到的有关政策支持。第二，要写好汇报材料，作好汇报，当然要靠平时的勤奋工作和各方面知识、能力的积累，但汇报的技巧也非常重要，否则，即使心有韬略，写不成文，说不出口，也是毫无作用的。

要写好汇报材料，关键是要对汇报材料特殊、重要的功效和作用进行悉心领会和准确把握。在撰写这类文稿时，要始终记住一条，上级或同级领导专门听取的工作情况汇报和介绍，是有很强目的性的。或总结推广各地的工作经验，或听取下级领导机关对正在制定的某些重大决策的建议，了解、学习、借鉴兄弟地区、单位对一些重大问题和决策难题的解决办法和经验。看到了这一层，我们在撰写汇报材料时，就可以做到“投其所好”、应其所需了。

·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的汇报材料。这类材料要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兴趣，展示汇报者的领导水平和工作实绩，唯有突出个性和特色。许多汇报材料洋洋洒洒几十页，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无一遗漏，但上级领导并不看重，甚至表露出厌烦之色，原因就在于文不对题，“供需”脱节甚至错位。在上级领导看来，你所津津乐道的许多工作，只是你这级领导应该做好的例行公事，做好了是尽职，做不好是失职。对常规性、例行性的工作，上级领导无心也无必要了解得那么清楚。相反，你这个地方在工作中出现了哪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你们是怎么看，怎么想，怎么去解决的，这才是上级领导高度关注的。把本职工作应该做的事包罗万象地大加表白，对领导关注的东西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这是撰写汇报材料的大忌，也是目前许多汇报材料的通病。

向政府汇报篇5

尊敬的省督查组各位领导：

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和省政府文件精神，切实搞好我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全市市县两级政府高度重视，及时组建了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上报并落实普查经费预算。现将我市人口普查三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1、领导高度重视，全面部署人口普查工作。

省政府《XX省人民政府关于认真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皖政〔2009〕98号）下发后，我局主动汇报，积极争取，XX市长批示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筹划，认真做好这次人口普查工作，《政府工作报告》中人口普查工作纳入2010年政府工作。市政府于2009年11月18日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滁政〔2009〕102号），全面部署XX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成立了*副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副市长*要求统计部门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编制好人口普查经费预算。各县、市、区政府对这次人口普查工作也都非常重视，分别召XX县（区）长办公会议专门听取人口普查前期有关准备情况的汇报（），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2、组建普查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

为确保全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省政府部署和要求，市政府和各县市区政府在2009年12月底前都及时成立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市人普办自成立以来启用了印章、悬挂了机构牌子和人口普查宣传标语等。为确保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工作的正常运转，市人普办参照省人普办的做法，印发了《XX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规则》。《规则》中设置了市人普办6个职能组及其具体岗位职责，制定了市人普办会议制度、外出报告和考勤制度、印章使用和管理制度、公文审批印发制度以及经费使用管理等规定。《规则》还强调了市人普办各组成人员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要进一步加强落实力和执行力，对上级工作部署要切实抓好落实。

向政府汇报篇6

二、督查内容

一）取消、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贯彻落实情况。进驻政务大厅的各职能部门是否按照《县人民政府关于保留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决定》民政发〔〕229号）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和备案制管理项目的通知》民政办发〔〕259要求，将本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政务大厅集中办理，已经取消的项目是否仍然实施审批或者变相审批，调整的项目是否落实到位。

二）行政审批工作实施情况。否严格规范管理，认真落实承诺服务、限时办结、责任追究等制度；否严格审批程序，做到阳光操作、公平公正和便捷高效；否存在违法违规审批、利用审批职能吃、拿、卡、要以及擅自设立审批项目等现象。

三）规范审批行为和提高行政效率情况。对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批项目的依据、内容、条件、程序、时限、结果等有关事项是否已向社会公布，以及采取的公布形式；否对行政审批收费行为加以规范；否减少了审批环节，简化了审批手续，改进了审批方式，提高了审批效率。

四）进驻审批大厅部门的工作进展情况。派驻政务大厅的窗口工作人员是否按要求选派；审批项目是否应进必进；审批项目的受理、审查、决定、送达、收费、发证等环节是否全部在大厅窗口办理；窗口单位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制办结制、无缺位制等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完善；部门对大厅窗口是否彻底授权；窗口职能是否明确。

五）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目录、指南是否完善、否方便操作和及时更新情况；政府信息查阅场所、设施建设和服务情况；否编写了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并对外进行；自查报告、年度报告是否报县政府信息公开办。

三、督查方式

督查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检查、反馈意见，提出要求等方式进行。

四、督查人员

本次督查由县政府办公室牵头，从监察局、政务中心抽调人员配合落实。

向政府汇报篇7

一

清末之际，由于中外货币制度的差异，金银比价成为银两汇价波动的基准。受世界金贵银贱形势的影响，银两对外汇价呈现出跌落的态势，对清政府偿付以外国金本位货币单位计值的巨额外债造成了严重的镑亏损失。清末十余年间，清政府对外应偿付的债款主要包括甲午战争期间及其后所借几项债款和庚子赔款等。本文拟以这些债款的偿付为主，来探讨银两汇价波动对清政府外债所造成的严重影响。

清末时期，外汇市场中心在上海，而上海外汇市场被英国汇丰等外国银行所把持、控制，外汇挂牌也主要以上海规银折合英镑为基准汇率。上海规银是银本位货币，英镑属于金本位货币，因此，银两汇价波动主要为金银比价所左右。汇丰银行外汇挂牌主要根据伦敦市场金银比价行情，当时伦敦是世界金银市场的中心。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美洲新银矿的发现和白银开采与冶炼技术的进步，世界白银产量大幅度地增加。同一时期，世界许多国家货币制度却发生了变革，纷纷放弃原来的银本位制或金银复本位制，转而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对产量不多的黄金需求量大增，而对白银的需求量锐减，世界市场上金银比价快速升高，形成了金贵银贱的局面。受其影响，在中国外汇市场上，银两对外汇价呈现迅速跌落的态势。如表1中所示，至20世纪初十余年间，尽管某些年份中因为世界金银供需形势出现些微变化，世界市场上金银比价有所回落，在上海外汇市场上，银两汇价迅速跌落的局面有所缓解，甚至出现略微升高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银两汇价基本上仍处于跌落状态。银两汇价的跌落，必然对清政府以银购汇偿付借赔款等造成严重的影响。

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为了备战需要，对外借款主要有汇丰镑款、瑞记借款以及克萨镑款等。战败后为偿付赔款，清政府又先后三次对外借款，其中俄法借款举借于1895年7月，英德借款举借于1896年3月，英德续借款举借于1898年2月。上述六项借款订借时以英镑或法郎计值，清政府用银两购汇偿付，这样一来，银两汇价跌落给清政府偿付借款带来了严重的镑亏损失。

资料来源：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4―75页，第245页附插表五，对原表内容有所增改合并。其中“+”表示镑亏，“-”表示镑余，以下表中均类同。

由表2中可见，清末十余年间，按照借款年、付款年平均汇价折合计算，尽管1906、1907两年间出现一些镑余，但总体上清政府偿付六项借款本息所遭受的镑亏损失相当严重，其净镑亏额（指镑亏、镑余相抵后的数额）约达27 646 175库平两。关于此种受亏现象，当时报刊中登载颇多，据“天津《直报》云，马关和约既定，中国应偿日本兵费二万三千万金。当时向英德称贷金镑、俄法称贷佛郎凑付，订定连子息分四百三十二个月清偿。每年应偿英德本息共九十六万六千九百五十二镑，俄法本息共二千一百十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二佛郎。其中俄法一项，夏季偿六成，冬季偿四成。往年夏季只付本银四百万两左右，近因金价过昂，须加至五百万两之谱。”②另据刊载，俄法、英德两项借款，“以近年佛郎镑价计之，每年不敷银二百四、五十万两。”③

清末十年间，清政府除偿付各项借款外，还担负着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尽管围绕着庚款偿付问题，中外之间有过一番交涉，但庚款最终仍以金本位货币单位计值，清政府只能用银两购汇来偿付。银两汇价跌落使清政府在偿付庚款上，同样遭受了严重的镑亏损失。

1901年，庚子之役中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各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据和约第六款规定：清政府必须付给各国赔款银4亿5千万海关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④自1902年起，清政府按期于上海一地用银购汇偿付赔款。此时银两汇价正处于跌落态势，清政府在偿付赔款伊始，即额外受亏甚多。“中国允偿各国之款，共关平银四百五十兆两，议照定约时金镑之价折作六十七兆五十万镑，英金每关平银一两作为三十六便士。乃甫阅数月，镑价渐贬（应为增昂），此款遂因之渐增。目前较当日议定时，每百分中已贬去六分，计每两关平银只足抵三十三便士，恐此后尚有减无增。”⑤至1903年初，“应偿各国之款，……按之目下市价，溢出银三百万两之多。”⑥

1902~1904年间，为了避免或弥补因银两汇价跌落给偿付赔款所造成的额外损失，清政府与各国之间围绕着赔款偿付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交涉。清政府主张偿款用银或者关税按金价征收，各国则坚持赔款必须偿金而关税仍旧按银价征收，相互间函电交驰，互为相让。在这次争论过程中，时任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表现颇为活跃。围绕赔款偿付问题，赫德积极与清政府及有关各方联络，献计献策。1904年9月6日，赫德在致清政府外务部函所附送之赔款节略中写道：“……不若现在忍受些困苦，照镑价付给，免致日后受无穷之亏折。且银价未必如此年年低落，若遇增涨之时，即无须付以如此之巨；倘有时金价低落，所备之银可多买金，亦即全行付给，更可于四十年内早脱此累。”⑦恰好在1905年前后，受世界金银比价有所低落影响，银两汇价略有升高。这一时期，清政府偿付赔款受亏情形有所转机，甚至出现了一些“镑余”。鉴于赫德的上述建议和赔款偿付的实际情形，又加之此时各国也给予赔款偿付一些优惠条件，清政府遂决定偿款用金。但是“核计三年以来，赔款本利，若必用金，则所短之数，已有千余万两。”⑧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外国“各使始允以一百二十万镑，合和约关平银八百万两，作为前三年亏欠之数，于议定后一律清还。此议结从前镑亏之情形也。”⑨由于这800万两镑亏额偿付期迫，无从筹措，“舍息借洋款，别无长策，”清政府被迫举借汇丰银行之款来偿付。⑩这就是所谓“镑亏借款”。(11)

说明：1.原定数额系按《庚子赔款本息分五组按年还本付息总数表》所列数额，其中，1902―1904年三年数额中，包括从19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利息900万海关两（每年均摊300万两）。2.偿付数额中1902―1904年三年数额，系由原定额加上镑亏额（前三年镑亏偿还总额是800万海关两，每年均摊2 666 667两）。1906―1911年数额，系由原赔款表列数按照偿付各年海关两折合英镑之平均兑换率折合海关两后所得数额，由于缺乏实际偿付数额资料，姑且以此算为实付数额。1905年1―6月数额为实际偿付数额，7―12月数额由原定额按照本年海关两折合英镑之平均兑换率折合海关两而得。3.上表中，1911年数据只是1―9月数据，其余年份是1―12月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从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229页。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第570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5页。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页。

如表3中所示，1902~1911年间，清政府在偿付庚子赔款本息方面，因银两汇价低落而遭受的损失是比较严重的，其净镑亏额约为24 262 402海关两。关于偿付庚款严重受亏之原因，当时的《东方杂志》中曾深刻地评论道，“今日赔款之受亏，其患在国中向无金银钱，故银两只能作银块计算，银块抵金，其真值之上下须随世界金银产之多寡以为准，……故赔款以银块折金而算，亏耗无底。”(12)《大公报》中就此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以币制之不善，外而赔款受亏。”(13)

二

清末十余年间，除银两汇价随世界金银比价波动而波动，对清政府偿付债款造成严重的镑亏损失外，外国在华银行还利用其把持外汇市场的特权，为牟取更多的额外厚利而故意地操纵外汇行市，且清政府定期以银购汇偿付债款，也给外国银行暗中操纵汇价提供了可乘之机。银两汇价因人为地操纵而波动，也给清政府对外偿付债款等带来了比较严重的额外损失。

资料来源：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0、71页。

由表4中可知，1904~1908年间，除个别年份外，清政府实际偿付俄法、英德两项借款本息数额，比按平均汇价折合应付数额，要多出许多。其中，俄法借款实付数比按平均汇价折合应付数大约净多出221 007.11库平两，英德借款实付数比按平均汇价折合应付数大约净多出1 089 706.78库平两。从上面表1、表2中可知，1904~1907年间，虽银两汇价暂时呈现略高态势，但按借款年、付款年平均汇价折合计算，清政府对外偿款仍遭受一些镑亏损失。而在实际偿付过程中，外国银行又暗中故意压低银两汇价而抬高镑价，以牟取更多的额外银两，致使镑亏情形无形中加重。针对外国银行操纵银两汇价的恶劣行径，当时的《申报》中曾指出，“历年所借之洋债，每当逢期付给外洋，又必昂其镑价，以削我银。”(14)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北京访事玛礼逊就此种现象也不无感慨地说：“银价大落，由于金镑增涨，先令伸缩之权操自英商，华人实处于无能为力之地位。”(15)

此外，清末外国在华银行暗中操纵银两汇价的行为，还时常发生在清政府对外借款交付之时。1901~1911年间，为了兴办实业，财政困窘的清政府对外举借了大量的铁路外债、工矿业外债等。每当这些借款交付之际，外国银行总是会暗中故意抬高银两汇价而压低镑价，以便少付出银两。下面就以正太铁路借款、沪宁铁路借款、汉阳铁厂借款以及汉冶萍公司两次借款等为主，来考察一下外国银行故意操纵银两汇价对清政府举借外债所造成的损失。

资料来源：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69页。

从表5中可以看出，清末这五项借款，尽管其举借时间大多是在银两汇价比较低落时期，但是由于外国银行乘借款交付之际暗中故意抬高银两汇价，致使清政府实际收取的银两数，比按照举借该年平均汇价折合应收银两数都少。五项借款交付因银两汇价人为地抬高而遭受的损失总额约为2 096 725.67库平两。可见，若压低银两汇价有利时，则会压低之；若抬高银两汇价有利时，则又会抬高之，这就是外国在华银行把持操纵外汇行市的一贯伎俩。

值此银两汇价频繁波动之际，清政府外债偿付活动中汇率风险重重，额外受亏严重，对本已沉重的外债负担可谓雪上加霜。除当时南北各主要报刊等对此问题予以长时期关注并报道外，后来也再度引起了清政府有关财政当局和某些外国人士的注意。清政府“度支部以每届年终，上海镑价忽涨，以致交还洋款，镑亏甚巨。现拟饬本部各司员通筹抵补之办法，各缮说帖以备采择。”(16)此前曾一度致力于解决镑亏问题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后来也意味深长地说：“以中国一国而论，用银而不用金，其银价已跌落如此之甚，且复日无定盘，百行均受其牵掣，而国家有须还金款之责，致国民两受无穷之亏累。”(17)德国某报中在评论中国财政事宜时，更是尖锐地指出：“币制不善，损失良多，若不急为实力整顿，恐中国将来必有破产之日”。(18)

综上所述，清末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银两汇价波动频繁，清政府对外偿付债款等遭受到严重的镑亏损失。银两汇价波动与清政府外债偿付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恶性关系。这种恶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演变，一方面导致清政府外债负担加重，为了弥补因偿还巨额外债所造成的财政严重亏空，清政府不得不再借大量外债，为偿旧债而借新债，债台高筑，负债累累，国家财政对外依赖性增强且长期陷于外债问题的漩涡而难以自拔，从而削弱了国家进行货币制度改革的财力，延缓了货币制度改革的进程，致使货币制度紊乱、落后，金融外汇市场行情随波逐流、为人掌控操纵的局面长期得不到根本改变；另一方面，清政府为弥补财政严重亏空还大量地增加各种赋税捐输，额外摊派等，进而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其最终结果是清末时期社会内外交困，上下不安，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各类危机日趋频发，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

注释：

①关于“镑亏”，说法不一，不外乎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镑亏”，泛指近代中国在法币改革前，对外支付货款、外债及赔款等，因英镑汇价上涨所造成的亏损。当时中国用银本位，其他国家大都采用金本位，而习惯上对外付款主要以英镑汇价为标准。英镑汇价上涨，支付时即须多付出银两等，由此造成的亏损统称“镑亏”；反之，则称“镑余”（见《辞海》（修订稿，经济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449页）。狭义的“镑亏”， 主要指近代中国对外偿还外债和赔款，由于银两汇价跌落，各项按照外币单位计算的债款，其逐年偿付的本息数，比按照举借年份平均汇价折算所应偿付的银两数为多，由此造成的亏损称为“镑亏”（见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本文所指“镑亏”，就是这种狭义的“镑亏”。近代中国的镑亏问题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其后呈愈演愈烈之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度达到高潮。

②《筹还国债》，《申报》，1902年7月8日，第1版。

③《湖广总督臣张之洞跪奏》，《大公报》，1902年7月31日，附张。

④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5页。

⑤《偿款受亏》，《申报》，1902年1月14日，第1版。

⑥《巨款难筹》，《申报》，1903年1月15日，第2版。

⑦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页。

⑧《论赔款用金》，《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 ，1905年1月30日，第308页。

⑨《外务部奏议定付还赔款办法与各国使臣互换照会折》，《东方杂志》，第2卷第10期，1905年11月21日，第222页。

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772页。

(11)镑亏借款的用途是偿付前三年的亏欠之数，并非前五年。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页中所言，可能是笔误。

(12)《整顿圜法条议》，《东方杂志》，第4卷第9期，1907年10月31日，第105页。

(13)《论各省再铸铜元（再续）》，《大公报》，1908年9月9日，第3版。

(14)《亟铸金币说》，《申报》，1903年6月7日，第1版。

(15)《玛礼逊评论中国财政感言》，《申报》，1909年1月15日，第2版。

(16)《筹议抵补镑亏》，《大公报》，1909年1月5日，第5版 。

向政府汇报篇8

关键词：日本外汇储备 管理法规 特点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63-02

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是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所有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成外国货币的资产。狭义而言，外汇储备指一个国家的外汇积累；广义而言，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包括现钞、黄金、国外有价证券等。本文中指的是后者，即，不仅包括现汇，还包括官方持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存款、国外有价证券以及黄金等。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外汇储备由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持有的外汇资产两部分构成。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虽然采取了公司合营的股份制形式，但是其持有的外汇资产仍属于官方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截止到2010年6月底，日本的外汇储备大约为1050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为日本政府所持有，日本银行持有的不到10%。日本外汇储备主要以证券的形式存在，约占92%以上，其他依次为黄金约3%、外币存款2.2%、特别提款（SDR）权近2%、IMF头寸0.35%等。

一、日本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形成

日本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是二战以后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规，一步步转变演化而最终成型的。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已经崩溃，经济秩序混乱，生产衰退，物质匮乏，通胀严重，百废待兴。在这种特殊时期，为了迅速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实现国家稳定，日本仍然实行了战时的经济统制，对物资、物价、资金、劳动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推行倾斜生产方式，由政府主导甚至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在此期间，日本政府采取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实行“输入外汇配额制”，由政府统一集中管理外汇，海外自由贸易事实上被禁止。1945年到1948年间，日本进口额15.14亿美元，出口额5.35亿美元，进出口赤字为9.79亿美元，这一巨额亏空是靠美国的对日援助弥补的。

但是，倾斜生产方式以及严格的统制导致了巨额财政赤字、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低效率以及经济封闭原料匮乏生产难以为继，于是1949年出台了旨在稳定经济，统一汇率，解除贸易限制，使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道奇改革。在道奇的指令下，日本政府成立了外汇管理委员会。1949年10月28日，占领当局宣布日本民间贸易进口于同年12月1日，出口于翌年1月1日全面放开，12月29日，又将外汇管理权及外汇结余交还给日本政府。12月1日，日本政府颁布了《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外汇法）、《外汇特别会计法》、《外汇管理委员会设置法》、《阁僚审议会令》以及后来的《出口贸易管理令》、《出口贸易及对外支付管理令》（1950年1月）、《外汇管理令》（1950年6月）和《外资法》（1950年6月），重开对外贸易，形成了以“外汇资金特别会计”为代表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但此时的外贸业务全由政府管理，出现了“缓慢性入超”的现象，国际收支捉襟见肘，而且原则上禁止一切外汇交易。

1954年，设立东京银行负责外汇兑换，并在该行里设置大藏大臣账目专司外汇储备。1962年开始，贸易和汇兑自由化，1964年全面取消了经常项目的汇兑限制。外汇配额制被逐步废除了。1973年日本被迫从固定汇率转向了浮动汇率。进入80年代后，基本上实现了外贸和使用外汇的自由化。

二、日本外汇储备的管理机构

日本外汇储备的管理机构主要有两部分构成：财务省和日本银行。

日本财务省是外汇储备管理的决策机构，负责制定外汇政策。根据日本《外汇及对外贸易法》的规定，财务大臣为了维持日元汇率（主要是对美元的汇率）的稳定，可以对外汇市场采取各种必要的干预措施。

日本银行，作为日本的中央银行，是外汇储备管理政策的执行机构，依据财务大臣的指示，具体操作外汇的买卖。具体实施过程为：日本银行的金融市场局的外汇平衡担当部门分析外汇市场，提出决策建议，上报给财务省，有财务大臣批准后，日本银行的国际局的后援担当部门进行实际的外汇干预操作。干预外汇市场所需的资金都是从财务省在日本银行的外汇资产特别账户中划拨。当需要卖出外汇时，日本银行通过出售上述账户中的外汇资产来实现；当需要买入外汇时，则通过发行短期政府债券来筹集日元资金。

三、日本外汇储备的管理法规

1．《外汇及对外贸易法》（简称《外汇法》）。

（1）外汇法的目的。以外汇兑换、对外贸易及其他对外交易活动自由为前提，通过对对外交易活动的最小限度的管理和调整，谋求对外交易活动的正常发展，维持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确保国际收支平衡和货币稳定，从而实现国家经济的健全和发展。

（2）外汇法的变迁。此法原为《外汇及对外贸易管理法》，于1949年制定，但当时原则上是禁止一切对外贸易的。此后，1980年经过修订，确立了对外交易活动自由的原则。1998年再次修订，原则上废除了事前许可和申请制度，以及外汇兑换公认银行制度和兑换商制度，民间外汇交易完全市场化。2002年5月，此法加入了“金融机构要求顾客本人确认的义务化”等内容。2004年2月，根据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了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又加入了“依据内阁决议实施对应措施”的内容。

（3）外汇法的内容。《外汇法》是针对外汇兑换、对外贸易以及其他对外交易活动的法律，是日本对外交易活动的基本法律。主要内容如下：

①内外资本交易。企业和个人可以自由同海外的企业或个人进行资本的交易和结算。

②外汇兑换业务。银行以外的机构或人员也可以自由经营外汇兑换业务。关于具体兑换等业务需要另外遵守银行法等法律。

③事后报告制度。对于一定金额以上的国际支付、资本交易、外汇兑换等业务，需提供事后报告，以便于政府统计国际收支，把握市场动向。

④国际请求的对应。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履行国际条约，在必要的时候，财务大臣以及经济产业大臣可以通过内阁决议采取经济制裁措施。

⑤携带资金申报制度。携带现金、支票以及有价证券等合计超过100万日元或者携带90%纯度的黄金超过1公斤出入境者，需要向海关书面申报。

⑥外汇业务报告制度。经营外汇兑换业务者，当月交易总额超过100万日元时，需要提交事后报告，注明买入卖出的金额和件数，以及超过相当200万日元的交易数。

2.《外汇资金特别会计法》。

（1）目的。此法的前身为1949年制定的《外国兑换特别会计》，1951年改为《外汇资金特别会计法》，为了确保政府的外汇兑换等买卖活动顺利进行，设立外汇兑换资金账户，并明晰外汇兑换，运用收入等状况。

（2）内容。卖出日元买入外汇的时候，通过发行政府短期债券（兑换债券）筹措日元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卖出日元买入外汇，实施干预。通过干预所得的外汇，用来购买用外币表示的债券。事实相反操作时，卖出外币表示的债券，筹集外汇资金，在外汇市场上卖出外汇，买入日元，所得日元用来赎回政府的短期债券（兑换债券）。由于上述操作而产生的外汇的收入和支出，计入外汇资金特别会计年度报表，并将收支相抵后的盈余计入一般会计，以实现特别会计的收支平衡。

3.《日本银行法》。现行的日本银行法是1997年，在1942年制定的“旧法”的基础上全面修订，并于1998年4月1日起实施的。由总则、政策委员会、担当和职员、业务、日本银行券、会计、国会报告、违法行为改正、其他、罚则等十章共计六十六条以及附则部分构成。其中第四十条第2项规定：日本银行作为国家事务的执行者之一，可以通过买卖外汇，来维护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稳定。

四、日本外汇储备的管理原则

日本财务省2005年4月指出，日本外汇储备的管理原则是：以维持日元汇率稳定为主要目标；在保持外汇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可能的盈利；有效消除外汇市场上的不良波动，必要时与国外货币当局紧密合作；采取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简言之就是首保日元稳定，主要是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使日元维持在较低水平，以利于对外出口和经济发展。在达到以上目标并满足了安全性、流动性等一系列前提下，适当追求盈利。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日本的外汇储备的管理和运用基本上都是遵循上述原则的。在1995年以及2003-2004年日元相比美元大幅升值时，积极动用外汇储备买入美元，相反时卖出美元，姑且不论效果如何至少可以看到政府主观上是在动用外汇储备竭力维持汇率稳定。

五、日本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特点

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有以下特点：

1.外汇资金特别会计账户的设立是为了筹措干预外汇市场的资金以及支付各种相关费用，并不考虑资产价格变化所引起的损益。如果收益则上交财政，如果亏损，则有财政补贴。这样，有利于灵活机动地干预汇市。

2.外汇储备管理的目的有最初的平衡国际收支，转变为维持日元汇率稳定，主要变现为抑制日元兑美元的升值。

3.长期稳定的经常收支顺差是日本外汇增长的基础，尤其是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回报的不断增加，日益成为日本国际收支顺差的新来源。

4.从储备构成来看，外币占绝对比重，黄金、特别提款权和IMF储备头寸等所占比重极低。以2008年底的统计数据来看，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外币的比重日本最高达99%以上，美国和欧元区则分别为61%、85%。日本外汇储备虽然是美国的12倍多，但黄金储备不到美国的1/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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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村小百合.再看日本外汇储备政策的运营[J].2003

4.丰岛正浩，伊关之雄等.日本外汇储备的活用［J］.2008

向政府汇报篇9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灾害频繁。加强抗灾救灾管理工作，对于减轻灾害损失，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抗灾救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抗灾救灾管理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抗灾救灾的方针和原则

(一)坚持防御为主、救助为辅、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方针。要增强防灾抗灾意识，积极做好自然灾害的防御工作。灾后不等不靠，灾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迅速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要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动员社会力量支援抗灾救灾。提倡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参加保险，建立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农村专项保险基金和农村灾害补偿制度。要大力发展基层救灾互助组织，积极开展互助互济活动。

(二)坚持地方自救为主、中央补助为辅的原则。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确立自救为主的思想，积极主动地做好抗灾救灾资金、物资的准备工作。要根据历年的灾害损失情况，在年度计划和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比例的抗灾救灾资金，并根据本级政府财力增长情况逐年有所增加。对遭受严重灾害的地区，根据灾害损失情况，中央给予适当补助。

(三)坚持统筹规划、重点安排的原则。中央用于特大自然灾害的抗灾救灾资金、、物资，要统筹规划，有章可循，优先安排重灾区，适当照顾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当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或受面积、死亡人数、死亡牲畜达到一定数量时(具体标准由国家经贸委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向国务院申请抗灾灾资金、物资的补助。根据各地的受灾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减灾能力，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是否给予抗灾救灾资金、物资补助。

二、加强抗灾救灾工作管理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密切配合，各负其责，认真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同时，要加强同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协调，及时取得他们的支持。

(一)国务院委托国家经贸委负责综合协调全国抗灾救灾工作，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统筹安排抗灾救灾资金、物资。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抗灾救灾工作，分配和管理各项抗灾救灾资金、物资，指导、检查本系统的抗灾救灾工作，并及时向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通报工作情况和资金、物资分配情况。

(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明确承担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工作的机构，负责做好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和服务工作，加强抗灾救灾的综合管理。

(三)力口强对抗灾救灾资金、物资的管理。根据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对抗灾救灾资金、物资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做到款专用，专项专用，确保重点，不得平均分配或挪用、截留。

(四)建立监督和处罚机制。监察、审计部门负责监察、审计各有关部门安排使用抗灾救灾资金、物资的情况，每年须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监察、审计结果，并抄送有关部门。要建立灾情调查审核制度，对于虚报灾情以及挪用、截留抗灾救灾资金、物资的地方和部门，要严厉处罚并，通报批评；对直接责任人要严肃处理并追究其领导责任。

(五)加强灾情测报、统计及信息处理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加强抗灾救灾信息管理，提高灾情测报和灾情信息的处理能力，及时、准确掌握抗灾救灾工作动态。国家经贸委要组织有关部门开展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的科学评定工作，制定全国灾情统计标准，使灾情统计工作逐步规范化。

(六)适时报道灾情和抗灾救灾工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团结抗灾。要突出报道党和政府对灾区人民和救灾工作的关怀，灾区广大干部群众、人民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奋力抗灾、生产自救和各地区、各部门互相支援的先进事迹。公开报道灾情，要实事求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抗灾救灾工作，防止产生消极影响。重大灾情的报道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局部灾害一般只在当地报道。报道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应以主管部门核实的统计数字为准。凡公开报道要慎重，报道内容要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核。

三、抗灾救灾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申请中央补助抗灾救灾资金和物资，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一向国务院报告。自然灾害发生后，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领导要及时深入受灾现场，加强组织协调，指挥抗灾救灾工作、依靠本地区的财力、物力解决抗灾救灾问题。确需中央补助资金和物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实后，以文电形式向国务院报告，并抄送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本次(阶段)灾害发生范围及损失情况，地方投入抗灾救灾资金和物资情况，请求中央补助的资金、物资的数量及用途等。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一般不要派人进京汇报灾情，如确需派人进京向国务院汇报，要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国务院，经批准后，由国务院或国务院委托国家经贸委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听取汇报，其他部门原则上不再重复听取汇报。地、市、早人民政府不要越级进京汇报。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求帮助协调解决的有关抗灾救灾资金、物资等问题，由国家经贸委负责组织协调。需要答复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事项，一般由国家经贸委汇总答复。国务院有关部门承办的事项，可将办理结果直接答复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并抄送国家经贸委。

向政府汇报篇10

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承接产业转移、推进自主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标，充分发挥政、银、企多方积极性，搭建多种形式的对接平台，降低融资门槛，合理配置信贷资源，为推进我市“6653”产业体系建设和“1255”城市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大城市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基本原则：一是重点支持省“861”行动计划和市重点项目建设；二是面向基层，面向小企业，面向广大农户和个体工商户；三是银企合作与金融知识普及相结合。

二、活动组织

年全市银企综合性专场对接活动由市政府主办，市政府金融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委、市人民银行和银监分局承办，市委宣传部、市农委、市商务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市工商联等部门协办。

（一）成立市银企对接活动组委会。市政府副市长任组委会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金融办、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委、市人民银行、银监分局主要负责人任副主任。各承办、协办单位和县区、开发区负责人为成员。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政府金融办。

（二）参加活动的金融机构。

1．我市金融机构：市农发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徽商银行、农商行、浦发银行、新华村镇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市国元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各小额贷款公司。

2．邀请上述银行的省级机构及省内其他金融机构参加活动。

三、年全市银企对接活动安排

年我市计划举办9场银企对接活动，年全市银企综合性对接活动举办1场，由市政府主办，市政府金融办具体承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专项对接活动由市住建委主办，新区、新区、南部承接产业转移新区建设指挥部协办。其他7场专项对接活动由各县区、开发区自行举办，时间、地点自定。

四、综合性专场对接活动举办方式、时间、地点

（一）举办方式。我市综合性专场银企对接活动采取自办方式，报省政府备案，请省政府领导及省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参加。

（二）活动地点：市

（三）活动时间：5月下旬。

（四）参加领导：邀请省政府领导率省组委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出席我市综合性对接活动；市委、市政府领导，市组委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五、综合性专场对接活动主要内容

（一）开幕式。

1．市领导致辞

2．相关单位发言

（1）市政府金融办介绍推进政银企合作的有关情况

（2）市人民银行介绍金融政策及金融特色产品

（3）市经信委介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情况

3．举行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启动仪式

（1）银监分局介绍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有关情况

（2）省、市领导点击启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

4．签约

5．省政府领导致辞

6．省、市领导巡展

（二）银企对接活动。

各金融机构设立展台，现场宣传金融知识、推介金融产品、服务项目，安排专业工作人员驻台咨询洽谈。金融机构、参会单位和企业进行互动对接。

（三）市省重点项目调度会（与银企对接活动同时开展）。

六、对接成果跟踪考核

（一）及时统计对接成果，报送省组委会办公室。

（二）建立对接项目贷款到位和履约情况月报制度。

七、宣传报道

（一）宣传重点。一是突出金融为重点项目、小企业、农户、个体工商户服务的总体情况和典型事例；二是加强金融项目创新，扩大信贷支持，为承接产业转移、推进我市“6653”产业体系建设和“1255”城市发展战略提供金融支持的情况；三是加强政银企合作，努力促进互利共赢的经验；四是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经验和做法。

（二）主要宣传形式。适时举行新闻，在市主要媒体宣传对接活动、对接成果等情况。加强沟通，积极做好向上级媒体供稿工作。在市政府门户网设立对接专栏，及时公布活动安排情况及相关信息。

八、参加对接活动有关单位主要任务

（一）市政府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对接会活动方案；会同有关单位具体承办全市银企综合性对接活动；组织现场布展及签约工作；做好与省政府金融办对口衔接工作；统筹协调市金融机构工作；负责对接成果统计汇总上报工作。

（二）市发展改革委：负责汇总筛选推介项目并编印成册；通知入选项目报送单位参会；负责重点项目调度会整体安排。

（三）市经信委：负责汇总编印市工业项目投资导向计划册（含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及促进政策）；介绍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情况；组织部分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参会；在政府门户网站开设专栏。

（四）市人民银行：负责组织各银行筛选、汇总签约项目；组织银行和企业到对接会现场签约；介绍金融政策。

（五）银监分局：负责邀请市外银行参会；负责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网启动仪式有关工作。

（六）市委宣传部：负责对接活动宣传报道。

（七）市接待处：负责省政府领导及省级部门、金融机构接待工作。

（八）市政府办公室：负责邀请省政府领导；负责市领导活动统筹安排。

（九）市相关部门：负责对口邀请和接待省直有关部门。

（十）县区政府、开发区、指挥部，市住建委、市科技局、市农委、市商务局：负责申报推介项目参加综合性对接活动，并将项目简介送市发展改革委汇编成册；通知入选项目单位参会。在各专项对接活动中，负责组织推介项目和签约项目单位参会人员参加银企对接活动；组织相关企业做好同银行签约准备工作；负责统计对接活动成果，于活动当月报市政府金融办。

（十一）市各银行：负责收集汇总综合性对接活动签约项目报送市人民银行；准备现场宣传资料和展板制作资料（电子版）报市政府金融办；安排现场咨询人员；准备签约项目及签约文本，并联系签约企业参会。负责在各专项对接活动举办当月，将对接活动成果报市政府金融办。负责省对口金融机构领导接待工作。

（十二）市国元担保公司、各小额贷款公司：负责准备现场宣传资料和展板制作资料（电子版）报市政府金融办；安排现场咨询人员。

九、相关工作时间安排

（一）4月中旬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明确各相关单位工作任务，部署筹备工作。

（二）4月下旬，向省组委会申报我市对接会方案，并做好同省衔接工作。

（三）4月底，完成签约项目、推介项目筛选汇总，并编制成册。

（四）5月上旬，各金融机构将现场展板制作资料报送市政府金融办，开始会场展板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