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任十篇

负责任篇1

林萍的行为绝非偶然，在林萍大爱的背后，我们看到了责任，是责任让林萍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种责任的存在，也深深体会到林萍是一位负责任的保险员工。在工作中，作为太平洋保险的一名员工，林萍数年如一日，勤奋工作、热忱待人、全心全意服务客户，深受领导、同事和客户的好评，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突出的业绩，频频获奖。在生活中，林萍尽到作为妻子、母亲、女儿、儿媳的责任，将家庭经营得井井有条。

有什么样的土壤，就会孕育什么样的花朵。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林萍出在太平洋保险也非偶然。得知林萍捐肝牧人的消息后，太平洋寿险宁波分公司的广大员工立即为她捐款，授予她“终身员工”；太平洋寿险公司授予“模范业务员”的光荣称号，并成立“林萍工作室”，为其未来提供保障。林萍的背后有一家强大而又有责任感的公司。林萍在发给公司领导的短信中说：“我一定好好休养，做一个负责任的员工。”

在太平洋保险看来，林萍对社会负责任，太平洋保险也要对林萍负责，成为林萍的坚强后盾。有这样负责任的保险公司，必然会培育出负责任的员工。太平洋保险不单有林萍，还有熊大勇、孔琳、刘玉辉、姚国育等一批负责任的员工典型代表。他们或为救落水大学生献出生命，或为救客户而牺牲，或为客户默默奉献，或冒着生命危险救助他人。从他们身上，我们领悟到了负责任的真谛。他们的高尚品德和感人事迹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太保人的精神世界，构筑起了先进的企业文化。

“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我们的企业需要英雄。”太平洋保险在全司开展向林萍同志学习的活动，号召全体干部员工和业务人员认真学习她的感人事迹，学习她的善良、勇敢、乐于助人以及甘于奉献的社会责任感。保险业是以“责任”为纽带的行业。太平洋保险明确提出“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并以实际行动履行对社会、客户、员工、股东及相关利益者负责任的承诺。而这种负责任的观念已经开始深入每个员工心中，化为他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员工”的自觉行动。这种负责任的自觉行动正是太保人努力实践“诚信天下，稳健一生，追求卓越”的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坚实基础。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曾指出，塑造先进的行业文化，提升保险业软实力。太平洋保险正在努力成为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这也是对先进行业文化的有力探索与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太平洋保险的负责任文化的培育下，还会不断涌现出像林萍这样负责任的员工。

林萍“普鲁斯特问卷”：

Q：你目前的心境怎样?

A：平和。

Q：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特点?

A：不守信。

Q：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

A：和睦。

Q：你使用过的最多的词语是什么?

A：谢谢。

Q：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A：平淡做人，真切做事。

Q：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A：客户成了我的朋友。

Q：如果你可以改变你家庭的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A：接送女儿上下学，弥补女儿。

林萍心语

我付出小爱却收获大爱

负责任篇2

然而，单纯以过度商业化的判断来评价现在的中国传媒行业的整体状况肯定是不准确的，且有欠公允。传媒业近年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中表现非常出色，传播理念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引导能力大幅提升，已经能比较深入地介入群众生活。若想全面客观地了解市场化与商业化对传媒行业带来的影响，唯有从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层面开展系统的调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次面向传媒行业的社会责任大调查应运而生。

关于首次传媒行业社会责任调查

2011年8月，经业界提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门成立中国传媒社会责任课题组，开展了中国传媒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传媒单位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大调查，笔者有幸参与了课题的研究工作。

自去年8月至今，课题组通过传媒专家指导、传媒业界老总的建议及课题组对ISO 26000（首个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制定了中国首个传媒社会责任评价标准、参照系。由于目前国内传媒社会责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课题组在制定中国传媒社会责任指标体系（2011版）之前，邀请国内十余位传媒业专家（见表1）予以指导，并通过访谈等形式，广泛征求传媒业界老总（见表2）的意见。

课题组的主要数据来源是主管部委与专业数据机构（见表3）。目前，国内的两大数据机构主要是监测媒体的广告刊登额、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等数据，虽然在传媒业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其公开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课题组在全国报社、电视台、期刊社抽取200家有代表性的媒体单位（不包含港澳台地区）作为样本，向媒体发出《2011中国传媒年度品牌调查问卷》，将传媒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作为调点，征集2011年度媒体在履行传媒社会责任上的相关信息。截至2011年12月31日，课题组共接到97家媒体的咨询电话，有效回卷为69份。（见表4）

应该承认，作为第一次围绕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的境内传媒全行业的调查，其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有些部委的数据未能获取，问卷回收率也并不太高，个别媒体甚至抵制这样的调查，既便如期回收的在课题组看来质量较高的问卷反馈，由于样本概率的因素，也未必能非常客观全面地反映传媒行业整体履行责任的情况，但正因为是第一次社会责任调查，所以于传媒行业而言又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只有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才可能接着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行动似乎比结果更有价值。

三点笼统的结论

本次调查的结论会在《中国传媒社会责任报告》中具体分析，本文中笔者仅根据自己的感受提供三点较笼统但又能基本概括行业社会责任建设情况的结论，其依据既有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也有课题组对行业信息的统计分析及主管部门、数据机构、行业媒体的相关数据及论文材料。

1.传媒高度重视社会责任，但责任落实缺乏指导标准

从整体上看，我国传媒高度重视社会责任的打造，对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者的身份也极其认同。近年来，媒体不断树立并践行责任理念，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走转改”活动，给社会带来清新之风，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好评。2011年，中国传媒业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在“动车组”事件、“郭美美”事件等重大事件中，在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把握导向，报道真相，抨击丑恶。特别是《人民日报》发表“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关注社会心态”等系列文章，提出要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主张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指出为政者要在众声喧哗中倾听“沉没的声音”、“异质思维”和“沉没的声音”，这些看似陌生难懂的新词，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被誉为“人民日报评论现象”。一些媒体利用多年来积累的政治优势、人脉优势及受众资源，不断开展各项社会性、公益慈善性活动，面对面地互动交流，既实现了与主管部门、职能部门的沟通，又实现了与广告主、受众的沟通，了解利益攸关方的需求，不断提高公信力和美誉度。

然而调查结果也表明，目前中国传媒业（业界、学界）对传媒社会责任的认识依然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既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成果，又没有成文的评价认定标准。在传媒老总和学者针对媒体社会责任的文章或论述中，一部分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泛泛而言，比如坚持党性原则，坚守舆论阵地，发挥舆论引导能力，做大做强传媒业；一部分集中在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内容、记者的职业道德和素养等微观领域，比如新闻不能失实，电视节目不能过度“娱乐化”，记者不许有偿新闻或“有偿不闻”等。其实，这些都属于传媒社会责任体系框架内，但远不是传媒社会责任的全部。

在本次课题组调研过程中，少数媒体单位不太了解、甚至不支持、不参与本次调研活动，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印证了传媒业对传媒社会责任的认识尚处于初级水平。比如责任管理方面，大量媒体都设立了品牌部门，专门负责媒体的品牌建设和推广，但基本上没有设立专门的社会责任部门。收回的调查问卷中，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温州都市报社等单位也明确表示没有设立社会责任专员一职。媒体每年都制作广告刊例，介绍其优势和广告价格，但基本上没有社会责任报告的；除电广传媒、华闻传媒等上市公司应证监会要求，每年定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外，只有时尚传媒集团于2010年了中国期刊界首部社会责任报告，内容为时尚传媒集团自1993年创刊至2009年对中国传媒业、中国时尚界、中国时尚文化的责任与担当，若对照ISO 26000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依然不能算一份成形完整的社会责任报告。

2.时政类媒体履行较好，市场化媒体喜忧参半

从调查结果来看，按照目前国家对传媒的分类方法，以党报党刊党台为主体的时政类媒体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都相对较好，而以都市报为主体的市场化媒体则是喜忧参半。当然这也有其天然的原因。当前我国绝大多数时政类媒体虽然也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但市场化程度相对较弱，竞争环境相对较为宽松，在人才素养、政治意识、制度建设方面都是比较强的，因而基本不存在过度商业化及低俗化、虚假广告等问题，倒是包括都市报、地市广播频道在内的非时政类媒体，由于竞争激烈的原因，既因其对社会基层的影响力大而做了不少的贡献，又因为其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而问题迭出。

比如在从业人员权益保护上，绝大多数媒体对传媒从业人员的权益保护较好，在履行员工责任方面，做得较为出色。从课题组的调查问卷看，69份问卷中，61家媒体都对员工责任给予明确的答复，9家媒体未提供2009年度数据。自2010年后，媒体基本上保证员工合同签署，保证员工社保覆盖和工会参与。除此之外，在调查问卷中，全部69家媒体都表示媒体内部建立健全的员工薪酬体系，并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员工的培训，拥有带薪休假制度和健康管理制度。在员工健康管理方面，绝大部分媒体都会给员工提供免费体检，基本上是每年一次，不过有6家媒体每两年安排一次体检，1家媒体不安排免费体检。另外，媒体在员工救助方面，通过单位设立专门救助基金，单位向基金会申请支持，临时向其他员工发起筹款募捐活动等方式，在员工发生灾难或大病的时候提供救助。另外，北京青年报等媒体还通过设立“中国职工互助保险”等方式，未雨绸缪，提供员工救助。相对而言，少数都市类媒体及行业报纸基于自身实力的原因，在人员招聘与使用、员工权益保障上相对较弱，有的甚至偶尔发生与员工对簿公堂的事件。

在宣传导向上，党报党刊党台由于严格的把关与审稿程序，虽也有“纸馅包子”事件等个案，但基本都能较好地履行政治职责，把握正确导向，审慎对待稿源。在重大题材报道中，党报党刊党台基本都能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较圆满地完成上级交办的宣传任务。但在一些市场化媒体中，近几年来却时常发生一些违背新闻伦理和新闻规律的事件。2011年，部分媒体在“杨武”事件中无视个人尊严和隐私，进行“伤害性”报道，引起人们对“媒体暴力”的质疑和反思；而石家庄电视台播出的《我给儿子当孙子》节目，肆意渲染家庭矛盾，刻意放大扭曲的伦理道德观，误导了广大受众，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每年都会通报几起虚假新闻事件，大多涉及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当然，此类事件，媒体在调查问卷中是不会提及的。

在广告把关上，虽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工商总局不断加强管理，但是市场化媒体虚假广告、不良广告依然存在，甚至愈加严重，这是媒体对受众不负责任的表现之一。根据工商总局对2011年全国70种都市类报纸广告监测抽查结果，2011年部分都市类报纸广告的平均违法率为40.46%，较2010年的34.44%上升六个百分点，其中，长春晚报等10种报纸的广告严重违法率超55%。可见，市场化媒体在虚假广告、低俗广告的整治上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3.公益慈善成为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

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调查的媒体当中，相当多的媒体对传媒社会责任的理解，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内容报道的影响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另一方面则主要是指媒体做了多少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有的甚至直接理解为媒体的社会责任就是做公益慈善。

基于这一理解，近几年中国传媒业在公益慈善方面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力度越来越大。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遇有史以来社会各界最广泛的质疑，从“郭美美”事件到陈光标“暴力慈善”，从“尚德诈捐门”到“中非希望工程疑云”等，严重影响了公众对于慈善捐赠的热情。而在此背景下，国内主流媒体以理性、建设性的报道和评论，重建社会信任，推动公益慈善事业信息化，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公开、透明发展，让社会重新认识到公益慈善事业的正面力量。继2010年京华时报创办《公益周刊》后，2011年晶报、南方都市报、云南信息报、东方今报等都市类报纸相继创办《公益周刊》，旨在利用媒体优势，高举媒体责任大旗，通过新闻报道和主题策划，为公益慈善事业鼓与呼，为公益人物、企业公民鼓与呼。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作为中央级关注民生的电视频道，其《生活567》、《乡约》、《致富经》、《聚焦三农》以关注民生、关注公益为主线，节目中加入了大量的公益新模式，在推动全民公益、促进公益文化传播方面贡献卓著。湖南电视台在2011年6月播出全国上星频道中首个大型公益帮助栏目――《帮助微力量》，播出两季共帮助了1100多人，参加捐赠的社会公众达到30万人次。山东卫视则推出《纵横四海》，让明星挑战极限，激发明星的勇气，宣扬勇敢、坚持和爱心的理念，为弱势群体募集慈善基金。

除了在新闻报道和节目广告上传播公益慈善理念外，媒体还举办各种公益慈善活动，捐款捐物，创办或策划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以实际行动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在课题组的69份调查问卷中，92.85% 的媒体表示2011年举办公益慈善活动，25.93%的媒体已经创立或策划成立公益慈善类基金会，3.7%的媒体表示即将创立基金会。

在捐款捐物方面，课题组调查的媒体中，2009年共捐出资金9736.11万元，2010年为11422.29万元，2011年（截至10月31日）为9117万元，其中在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期间，部分媒体捐款数额较多。媒体的捐物主要是图书、服装、电脑、风扇等。再就是服务，比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亚运会期间，为亚运会服务捐赠达300人次。

2011年，部分传媒人开始发力，以崭新的面貌和全新的模式投身于公益慈善事业，从一名记者转身为社会活动家，从单纯的监督强权的职业工作开始向扶助弱者的公益事业转变。如“免费午餐”、“爱心衣橱”、“大爱清尘”、“老兵回家”等公益慈善项目的开展，就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管理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ISO26000。这是国际社会责任领域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球标准，是世界各国和各类组织都应遵守的责任规范，而且也是国际竞争中除产品本身属性――质量和价格之外，隐藏在产品背后的又一个新的市场竞争筹码。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从2010年11月1日正式以来，在世界各国推进势头迅猛，应用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超出预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ISO26000的和应用，翻开了国际竞争新的一页――国际竞争已悄然进入全面责任竞争时代，这必将对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格局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对社会责任的定义、内容和主体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不仅指企业，还包括政府、所有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新闻媒体理所当然地包括在其中。其次，社会责任的内容包含七个方面，即：组织管理、人权、劳工实践、环境、公平运营、消费者、社区参与和发展。再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象是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股东、员工、供应商、用户、消费者、企业所在社区、社会和环境。企业社会责任工作不单纯是捐款做慈善，而是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和谐、利益共享，所以说，社会责任管理是一种全面责任管理。相对于企业而言，媒体具有营利性组织与公共服务机构的双重属性，因此既符合ISO26000的普通标准，同时又有着不同的特点。相对于实体企业而言，媒体在促进社会和谐、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更加责任重大。因此，解决中国传媒行业市场化过程出现的种种过度商业化与低俗化的乱象，以导入社会责任管理为切入口也许是最有效的途径。而导入社会责任管理，首先是传媒业界、学界应当将社会责任管理列入关注视野和研究范畴。

列入研究范畴。ISO26000作为社会责任领域唯一的国际标准，它对什么是社会责任、谁来履行社会责任、对谁履行社会责任、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履行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明确的回答和界定，因此，ISO26000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行业、哪家企业，不理会、不研究、不贯彻、不实践这个标准，是很大的风险。欧盟征收碳关税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从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对所有进出欧洲国家机场的航班开始征收碳排放税，税额高达15％，并且到2015年还要增加到18%，包括中国多家航空公司在内，全球4000多家经营欧洲航线的航空公司运营成本大幅增加。征收碳关税的依据正是ISO26000中的环境条款。

中国一直鼓励和提倡境内媒体“走出去”，中国传媒业与世界传媒行业的接触和合作也越来越深入。随着全球化市场融合的加剧，中国传媒业迫切需要在ISO26000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中国传媒行业自己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传媒社会责任课题组，根据中国传媒业自身的特点，结合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草拟了中国传媒业第一套社会责任标准参考指标体系。

负责任篇3

我妈妈是一个好妈妈，负责任的妈妈。

有一次，我正在做老师布置的作业。一道题目把我难住了，我怎么想也没有想出来。妈妈看到了，没有等我开口，就关心地对我说：“芳芳，你是不是被题目难住了？如果你真的做不出来，就要主动问人。在家里可以问我，在学校可以问老师和同学呀！不要不懂装懂，也不要苦思冥想，这样会浪费时间的。不合算的！”于是，我对妈妈说：“妈妈，这一道数奥题目我怎么想也没有想出来。你教教我吧！”妈妈说：“对了，想一会儿还想不出的题目就要问人，弄一个明白。”说着，她拿过我的本子看了起来。接着，她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她就细心而又耐心地教我了。我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听到第三遍，我才弄明白了题目的意思。于是，我说：“妈妈，我知道了，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对呀！”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妈妈说：“谢谢你，妈妈！我会做这一种类型的题目了。”“好，我另外出两道这一种类型的题目给你做。”妈妈出好题目让我做。这一次，我很快就把这两道题目做出了。这时，妈妈笑了，我也笑了。

我妈妈好吧，真是我捡了一个宝。

初一:巫东芳

负责任篇4

[关键词]　违约；风险负担；履行迟延；不完全履行

一、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的一般关系

在经济学上，风险一般是指人们因对未来行为的决策及客观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可能引起的后果与预定目标发生多种偏离的综合。〔1〕如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即面临着买受人拒收标的物或拒付货款的风险，而买受人也面临着出卖人逾期不交付或交付有瑕疵标的物的风险。而在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风险负担中，风险的内涵则要狭窄得多，专指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致使标的物毁损灭失的不利状态。此种意义上的风险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是指给付的风险，二是指价金的风险。前者又称为履行风险，系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其基于契约所负之给付陷于不能者，债权人能否请求债务人重新另为给付而言。〔2〕（P425-426）后者又称为对价风险，即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其价金之危险，由谁负担而言。〔3〕（P538-539）给付危险之规定，在于解决债务人就债之标的之灭失，有无再为给付之义务；而对待给付之危险，则在于决定一方给付标的物灭失时，如无再为给付之义务，他方有无对待给付之义务。

在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而毁损灭失时，各国或各地区法律往往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25条前段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者，债务人免给付义务。”再如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典》第779条第1款规定，“基于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原因以致给付不能时，债务即告消灭。”因此，这时还存在的问题就是另一方当事人有无对待给付的问题，即对待给付的风险问题。风险负担问题的解决最终归结为对对待给付风险负担的解决，其不同的解决方案决定了风险负担的不同规则。

就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的关系而言，虽然两者分属不同的法律制度，其主旨、适用要件、效果等各不相同-一般来说，违约责任作为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其主要功能在于制裁违约行为，督促可归责的一方赔偿对方当事人所遭受的损失。即使采纳霍姆斯的观点，认为违约责任只是一种分配风险的方式，〔4〕（P3）但这种风险无疑应由违约方当事人承担，违约的事实足以成为分配风险的依据，根本无须再由立法另设标准以决定风险的归属。而风险负担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制裁不法行为而是在双方都不承担违约责任时对不幸损害进行合理分配-但是，它们显然都在规制标的物在合同依法成立后毁损灭失的社会现象，可以这样说，对合同缔结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现象，合同法是通过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两项制度来共同规制的，即如果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是由可归责的事由所致，则由违约责任制度来解决；而如果是由不可归责的事由所致，则由风险负担制度来解决。在社会生活中，某一合同标的物毁损灭失，既可能由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所致，也可能由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所致，此时，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就是立法为解决这两类不同的现象而分别创设的法律制度。因此，这两项制度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这两项制度分工配合，才能圆满地规制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而可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纠纷。这同时也说明，在一般的情况下，违约责任的承担不影响风险的负担，风险的负担也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的一般关系参见图一所示，其中黑框代表标的物毁灭的全部情形。）

图一

过错责任原则下的违约责任与风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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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物因过错而毁灭）      |      （标的物非因过错而毁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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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违约责任             |             风险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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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严格责任原则下的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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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因免责事由毁灭）       |        （因免责事由毁灭）     |

    --------------------------------------------------------------------

|             违约责任            |             风险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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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两制度在解决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案型中是相互衔接的，其间的界限仅在于标的物违约之际的毁损灭失诉诸违约责任制度，非违约之际的毁灭则诉诸风险负担制度，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直接决定违约责任的承担，即归责原则之内的标的物的毁灭发生违约责任，此外则发生风险负担问题，因此，违约归责原则就成为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的分界点，违约归责原则不仅决定了违约责任的范围，而且同时也决定了风险负担的范围，即两制度以违约归责原则为轴心，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此消彼涨的关系。从而，当违约归责原则发生变化时，两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我认为，在我国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实现了由过错责任向严格责任转化的条件下，由于违约责任的适用范围扩张了，风险负担制度的适用范围应相应的缩小。因为对非因当事人的过错而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同一事由而言，此种事由在实行过错原则时由于当事人无过错不发生违约责任而属于风险负担问题，但在采纳无过错原则后却可能要承担违约责任，此际违约责任的范围扩大了，从而风险负担的范围就应相应的缩小。（参见图二所示，在图二中，违约责任的适用范围扩张，风险负担制度的适用范围缩小。）因此，在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采纳了严格责任原则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上的风险负担的概念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即双务合同中的风险应被限定为：标的物因法定免责事由损毁灭失的不利状态。〔5〕（P258）当然，由于《合同法》总则所确立的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并未完全在合同法分则的所有具体有名合同中得到贯彻，因此在其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仍采过错责任原则的某些有名合同中，其风险以及风险负担的内涵仍维持不变。

二、违约之际的风险负担

上述区别是在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是由某一单纯的事由，即或由可归责的事由或由不可归责的事由所致时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社会生活是十分复杂的，标的物的毁损灭失往往是多因素造成的结果，因此，在上述两因素并存时，即既因当事人违约又因不可归责的事由出现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时，如何协调违约责任制度与风险负担制度的关系，如何解决此际的责任承担或损失分配，即有研究的必要。

所谓既因当事人违约又因不可归责的事由出现导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是指在一方或双方违约的状态下，又发生了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并由此种不可归责的事由造成标的物的毁损灭失，即违约只是此种不可归责事由存在的外部环境，不可归责事由才是标的物毁损灭失的真正原因。我国有学者在分析违约时的风险负担规则时，认为一方违约时应由该有过错的违约方承担风险，并认为此处所言的过错并不是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过错，也不是酿成风险的过错，而是与风险有间接联系的另外原因的过错。我认为，此处使用“过错”一语虽易使人将之与作为承担违约责任的要件之一的过错相混淆，但其对“过错”内涵的揭示则是合理的，即承认违约行为只是造成风险的间接原因。如出卖人交付的瓷器为次品，存在瑕疵，在出卖人送货途中被另一肇事汽车撞翻，导致全部货物破损，此际车祸才是导致标的物毁损的直接原因，只不过该事由发生在出卖人瑕疵履行的状态下。在学理上，此种标的物的毁损灭失由两因素所致的情形被称为“违约时的风险负担问题”。由于此种案型的处理牵涉到违约责任与风险负担两个制度，因此较为复杂。其处理比那些纯属违约责任或纯属风险负担问题的案型只需依各该制度的一般规则即可获得圆满解决要棘手得多。此种纠纷的解决除要立足于风险负担自身的规则外，还必须要考虑违约的因素，将违约责任的规则纳入其考量的范围。

对此种违约状态下因发生不可归责事由导致标的物毁灭的复杂案型，我国有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此存在着两种处理模式：一是认为如果卖方或买方有严重违约行为可以阻止风险的移转，即由违约方承担风险；二是即使一方有违约或严重行为，也不影响风险的移转，不过，此时受害方依法享有的各种救济权利不受影响，并认为其典型立法分别为《美国统一商法典》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6〕（P328）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一国关于违约时的风险负担规则只能在这两者中进行选择，只能选取其一，两者不可能在一国并存。我国还有学者笼统的指出，在一方违约的情况下，由该有过错的违约方承担风险责任。〔7〕（P47）

我们不完全赞成这些观点，而是认为不同的违约行为形态应分别适用这两种不同的规则，即对某些违约行为而言，违约确实可以阻碍风险的移转，此时由违约方承担风险；而对另外一些违约行为而言，违约并不阻碍风险的移转，此时由守约方承担风险，而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即此际可能会发生违约责任归属于一方，风险责任归属于另一方的现象。如《公约》第69条第1款后段规定：“如果买方不在适当时间内这样做，则从货物交给他处置但他不收取货物从而违反合同时起，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该条说明，违约方应承担风险，即违约阻止风险的移转。而该法第70条规定：“如果卖方已根本违反合同，第67条、第68条和第69条的规定，不损害买方因此种违反合同而可以采取的各种补救办法。”这就说明，即使卖方根本违约，虽然买方仍然享有各种救济权利，但买卖合同标的物的风险也能够依第67-69条关于风险负担移转的规定移转，即违约并不阻止风险的移转。在出卖人的瑕疵给付上，《经互会成员国机构之间贸易交货共同条件》第71条亦规定：“如果货物变质、损坏、缺陷或短缺是由于卖方的责任造成的，即使所有权和风险移转到买方之后，卖方仍要对货物的变质、损坏、缺陷或短缺负责。”此时也会发生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异其主体的现象。下文分别探讨不同的违约行为形态下因发生不可归责事由导致标的物毁灭时的风险负担问题。

三、迟延履行与风险负担

违约行为作为一种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权利的实现，因而也会对风险负担产生影响，〔8〕（P374）此种影响在迟延履行的情况下，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来说，广义的履行迟延除狭义的履行迟延，即债务人迟延外，还包括债权人迟延（或称受领迟延）。不论是在债务人迟延期间，还是在债权人迟延期间，标的物均可能因迟延以外的事由而毁损灭失。

本来，在交付主义的风险负担原则下，在常态下，交付为风险移转的时点，即出卖人依约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后即不再承担风险，但是，如果出卖人未在约定的时间内交付标的物的，即构成履行迟延的，那么，在迟延交付期间内所发生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该出卖人承担。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立法都确立了这一规则，如《法国民法典》第1138条第2款后段规定：“但如交付人迟延交付，物件受损的风险由交付人承担。”再如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287条规定：“债务人应对迟延期间的任何过失负责。即使在迟延期间发生意外，债务人亦应对给付负责，但即使债务人及时给付仍不免发生意外的除外。”《瑞士债务法》第103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31条第2款有类似的规定。诚如学者黄茂荣先生所言，本条使陷于给付迟延之债务人对迟延后发生于迟延之给付上的一切损害，不论其过咎之有无，甚至不论其因果关系之有无，皆负损害赔偿责任。其特征在对某种行为（给付迟延）后之“结果”负责。该结果并不立基于“该行为”所引起之“危险”。〔9〕（P96）在英美法系，英国《货物买卖法》第20条第2款规定亦采此一规则：“由于买受人或者出卖人的过错使货物的交付拖延的，由此产生的如果没有过错就不会发生损失的风险，由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当然，这些国家在规定出卖人承担迟延期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时也例外的规定，出卖人纵使即使给付仍不免发生风险时则无须承担风险。

在受领迟延的情况下，各国或各地区的法律往往作出减轻债务人的责任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300条规定：“（一）在债权人迟延期间，债务人仅就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二）仅对按种类确定的物负担债务的，在债权人因不受领提出的物而负迟延责任时，危险负担移转于债权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37条也规定：“在债权人迟延中，债务人仅就故意或重大过失，负其责任。”在债权人受领迟延期间，债务人仍占有标的物时，既然债务人只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那么，债务人对由于其轻过失以及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所致标的物毁损灭失无须负责，这就说明，债权人应对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责任。《德国民法典》第324条更是明确规定：“（一）一方当事人因可归责于另一方当事人的事由，致不能履行由双务合同产生的自己应履行的给付的，仍保留其对待给付请求权。但因其免除对待给付所节省的或者因其劳力移作他用而取得的，或者出于恶意怠于取得的利益，必须予以扣除。（二）一方当事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在另一方当事人受领迟延时，发生不能履行自己应履行的给付的，亦同。”《德国商法典》第373条第1款也规定：“买受人受领商品有迟延的，出卖人可以买受人的危险及费用向公用仓库或以其他确实的方法寄托商品。”在买受人受领迟延时，若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而给付不能的，既然出卖人还保有对待给付请求权，那就说明，此时应由买受人承担风险。在英美法系，根据英国《货物买卖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使货物的交付拖延的，由此产生的如果没有过错就不会发生损失的风险，由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买受人受领迟延，属于因买受人的过错使货物的交付拖延的原因之一，因此，依此规定应由买受人承担风险。在买受人受领迟延的情况下，虽然给付尚未完成，但使风险移转到买受人身上，其原因在于出卖人已经完成了所有需要他做的事情。〔10〕（P132）

对于出卖人给付迟延期间的风险负担问题，我国现行法律尚无规定，我认为，此时完全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通例，使出卖人原则上承担迟延期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对于买受人受领迟延期间所发生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我国《合同法》第143条规定：“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这显然是使买受人承担其受领迟延期间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四、不完全履行与风险负担

不完全履行是指债务人虽然以适当履行的意思进行了履行，但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不完全履行包括量的不完全履行与质的不完全履行。〔11〕（P203）限于篇幅，此处仅探讨其中最为典型的质的不完全履行之际的风险负担问题。

在大陆法系，一般认为，当出卖人瑕疵给付时，物的瑕疵不阻碍风险的移转，即买受人在受领标的物后应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不过买受人得解除合同或请求减少价金。在买受人解除合同并将标的物返还给原债务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当然由该债务人承担。但是，标的物在买受人行使解除权的过程中即买受人将标的物返还给出卖人以前毁损灭失的，应当由谁承担风险呢？

在德国法上，对已交付的标的物在买受人作出解除的意思表示前灭失时买受人是否享有解除权的问题，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第350-351条根据买受人对标的物的灭失是否有责来决定买受人解除权的有无，即当标的物的灭失不可归责于买受人时其仍享有解除权。此外根据《德国民法》第347条的规定，当标的物的灭失是由于不可归责于买受人的事由所致时，买受人不必负担返还价额的义务，由于此际买受人既可解约又无须承担责任，因此德国法实际上采纳了由出卖人承担风险的做法。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放弃了此种根据买受人有责与否来确定其解除权之有无的做法，而是一概赋予买受人以解除权，买受人的有责与否只成为决定其是否承担返还义务的因素。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第346条的规定：“（一）如合同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中保留了解除权，或其享有法定的解除权，则在合同解除时，当事人应相互返还已受领的给付和取得的收益。……（三）在下列情形，不负作价偿还的义务：1 导致解除合同的瑕疵在标的的加工或改造过程中才出现的。2 债权人对毁损或灭失负有责任，或标的如在债权人处，损害同样也会发生。3 在法定解除情形，虽然权利人尽到了与处理自己事务相同的注意，仍然不能避免毁损或灭失。所余的得利应予返还。……”依此规定，合同解除后，解除权人负有返还原物或者作价偿还的义务，不过，当标的物的毁损灭失是由于买受人的抽象轻过失或意外事件等不可归责于买受人的事由所致时，则买受人不负返还价额的义务，既然买受人不负返还义务，就意味着由出卖人承担此时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也就是说，“在出卖人解除合同时，原来由买方承担的货物灭失或严重毁损的风险又移转到出卖人这边”。〔12〕（P167-168）因此，在德国法上，当标的物具有瑕疵，使得买受人享有解约权时，标的物在解除权行使过程中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在这一点上，修改前和修改后的德国民法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对此未臻明确。不过，学者认为，在合同解除时，应返还之物毁损灭失而不能返还时，买受人应偿还其价额，并且不能返还的事由不问是否出于返还义务人的过失。也就是说，即使买受人无过失，其也应当承担返还的义务，这也就是使买受人承担解除权行使过程中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

在英美法系，《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510条第1款规定：“当提示交付或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致使买方有权拒收时，在卖方作出补救或在买方接受货物之前，风险仍由卖方承担。”这一规定首先说明，当出卖人提示交付或交付的货物不符合合同，买方有权拒收，而拒收作为买受人享有的权利之一，买方可以拒收，也可以放弃拒收权而接受货物。因此，依据该规定，在买方行使拒收权而拒收货物时，在出卖人作出补救或买受人接受货物以前，风险由出卖人承担；在买受人不得行使拒收权，或者虽可行使拒收权但未拒收而是接受了货物时，风险则由买受人承担。为了保障买受人的利益，《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8条规定了买受人撤销已接受的货物的制度，并在第3款规定：“对货物接受撤销的买受人，具有如同其拒收该货物一样的权利和义务。”既然对接受的撤销产生与拒收一样的效力，那么在接受被撤销后货物的所有权及其风险仍再转归出卖人，因此货物的风险仍应由出卖人承担。并且由于在实践中买受人可能会对货物进行保险，在货物毁损灭失后，买受人可以对保险公司索赔，因此《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510条第2款规定：“如果买方正当的撤销对货物的接受，他可以就自己有效保险之不足部分，视损失风险从开始即由卖方承担。”

负责任篇5

可是，当“保定硬汉”郑艳良“锯腿自医”，当北漂小伙小周回乡办理护照6次遭遇刁难，他们可以找谁来负责呢？

又有谁站出来，对那些难以维权的工人、求告无门的冤屈者、因治安恶化而没有安全感的市民，以及社会不公正负责？房价调控，越调越高，买不起房的更加买不起，到现在有人为此负责—哪怕表示一下歉意了吗？

当然，郑艳良的事被媒体报道后，成为一个广被聚焦的公共事件，个人命运出现转机。而小周的处境，因为有央视设置公共议题，借助于国家电视台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和对地方权力体系的压力，更兼处于中央自上而下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么一个涉及官员利益的政治背景，地方的上级权力很快启动运作，涉事人员和主管领导都被处理，且还导致了某些便民利民措施的出台。

但也正是如此，人们并无理由高兴。

公民的这些遭遇，显然并非个案，在概率的意义上不容忽略。我们看到，无论如何自夸医保的覆盖或成效，在郑艳良面前都是苍白的。从应该对他承担一定责任的契约伦理上看，最应该存在的政府，其身影消失了。

而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政治契约上的契约方，郑艳良无法去找政府负责—没有一种畅通的制度渠道，可以让他有确定性的预期，或自己，或找 “政治人”去这样做。他只能像失去一个政治共同体庇所的个体一样，自生自灭。

小周也是如此。他一次次遭遇刁难，根本就无法去质疑那些本来履行的是“服务”功能的制度规定的合理性，也无法对办事的公务员提出合理的抗议。他更不可能通过一个公民的权利，借助一个制度性的程序，自己，或自己的“政治人”，或可以管到这个 （这群）公务员的权力机构，去让办事的公务员不对自己这样，也不对别的公民这样。

在庞大的权力机器面前，在那些按政治契约，属于提供公共服务的缔约方的人面前，他们的公民权利虚化、消解，而对此，他们无能为力。如无舆论聚焦、上级权力干预这些在“实力”的意义上可以纠偏权力运作的力量，他们或是被不管死活，或是被吃定了。

很容易看到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无论理论上、口号上怎么说，权力的设计，的确主要是用来管控社会的，服务公民只是次要功能，至少管控比之于服务逻辑在先。因此，在权力系统内，下级权力只是按照官僚制的奖惩对上级权力负责，而且，也只有上级权力才能对下级权力进行约束。本来应是对全体公民负责的权力，由此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切断了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的联系。在哪怕是最基层的办事人员面前，遇到蛮横对待，公民也徒呼奈何，更别说去监督、约束寄居于高墙大院里的权力了。

我们在思维上、心理上、行动上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当一件损害民众的事情出现，往往需要仰赖于聚合的民意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对上级权力的启动，或者具有政治伦理的官员的干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公民的权利生态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它不过是强化了权力只对上负责，以及只有上级权力才能约束下级权力的预设而已。而惩罚下级权力，也暗含了这样一个意思：它给整个权力体系，在形象上惹了一个麻烦。

而无论结果怎样，适用这一模式的事例具有某种特殊主义的色彩，毕竟，只有极少数满足于舆论关注要素或契合于一个政治背景的事件，才能调动公共领域中的注意力资源和上级权力资源。但政府对公民的服务，人们和权力打交道，却是常态化、普遍化的。注定不会有太多的幸运者。就如10年前，时任总理帮农妇熊德明讨薪，但在今天，农民工被欠薪的现象远没有消失。

这些属于个体范畴，有具体的维权主体，也有明确的问责对象，尚如此艰难。而其它不合格的“公共产品”的提供，比如环境污染呢？社会不公呢？房价上涨呢？印钞机不停开动，通货膨胀让居民财富缩水呢？几乎找不到，或不可能找权力系统内的责任承担者。而找抽象的“政府”，在制度上也几无途径。人们只能埋怨。

唯一有希望的是诉诸政府或官员的耻感，以个人的道德约束来“自我问责”。但这当然是不可靠的。

负责任篇6

虽然湖南省委、省政府下发了湘政发[1999]18号《关于彻底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认真做好乡镇消赤减债工作的通知》，又在2000年提出了县乡村“五年还债”的目标，但五年过去了，实际上却旧债无减，反增新债。基层干部普遍反映，乡村两级加快发展需要举债，兴办公益事业需要举债，日常管理和正常运转也需举债维系。

笔者通过对全省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发现负债面平均为89%。衡阳县、衡南县、常宁市、桃源县、澧县、汉寿县等地方的乡镇负债面达100%。

从负债原因来看，54%的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义务教育、公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25%的乡村债务来源于完成税费任务的缺口；9%的乡村债务主要原因在于办乡、村企业的贷款；8%的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是维系乡、村的运转支出；4%的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是乡、村干部工资欠款。

对于如此庞大的乡村债务的形成，衡阳县财政局局长蒋荣华是如此分析的：一是教育上的“双基”达标欠下的。衡阳县是财政穷县，教育上的欠账太多，要达标就得建学校、添设施。目标是省里定的，其他县都达标了，我们不达标不行。县财政又拿不出钱，就只有欠，这一块各乡镇负债大概有七八千万。二是垫交税费。近几年，由于国家不断出台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农民听到风声，那些没有减免的税种也不愿意交了，而上交的税又不能少，县里也是一票否决，没有办法，乡村干部为了保住位子只好硬着头皮去借，这块有4600万元。三是公用事业建设欠下的。有些公路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本来中央、省里投钱，但要地方出配套资金，不出配套资金就不投。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哪里还有钱？但这样的好事又不想放弃，没钱就举债或拖欠工程款。四是处理基金会的遗留问题。基金会是当时的历史产物，最后却要乡镇兜底。这一块乡镇兜底有1.5亿元，其中国家注入再贷款1.1亿（要县乡财政逐年还本付息），剩下的由乡镇想办法借钱兑付，另外，储金会还有2000多万元。五是吃财政饭的过多。衡阳县吃财政饭的有2.7万人，其中除教师1.26万人的工资基本按时发放之外，大部分人的工资都没发满。这一块大概还拖欠3000多万。

衡阳县大安乡党委书记欧亚洲说，大安乡的债务由五部分构成：第一大块是乡办企业负债。1996年他们乡里以2.1分的月息从民间借了400万的高利贷，从香港进口一套设备，办起了一家安昌纸塑包装公司。由于是淘汰设备，根本不能正常生产。但借款到2000年10月份就翻到了1050万，虽然已停止计息，现在这一块还欠着637万。第二块是撤区并乡后，乡里修市场、修街道、修路形成的，共欠了451万。第三块是集资建校还欠着235万。第四块是垫税借了135万。第五块是为基金会兜底等欠了756万。第六块是用水、用电、用车、接待等日常开支，这一块还欠着86万。另外还有些其他零星债务。

桃源县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查的2002年到笔者调查的2005年，不到三年的时间，负债亿元的乡镇就从1个增加到5个，2002年该县乡镇负债最高的只有1.0933亿元，到2005年底，负债最高的就已经突破1.7亿。桃源县乡镇债务数额处于中等偏下的泥窝潭乡，仅债务利息一项就每年要增加100万元以上，其他债务严重的乡镇就可想而知了。湘潭县射埠镇、石潭镇、中路铺镇近几年来负债均递增57%，净增债务1865万元。

债务形成机制的根源是农村的行政体制出现了重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指出，这个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级全面控制了乡镇，从职位安排到业绩考评，从工作内容到工作过程，都是上级在发号施令。在这种严格的行政控制下，乡镇完全是围绕上边各种指令转。为完成超出正常的资源范围的指令，乡镇领导人要么造假，搞形式主义，要么只有“硬来”，“借钱”办事，拆东墙补西墙，造成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对于乡村组织来说，本来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而现在基层干部口中的流行语却是：“权力一把抓，责任搞批发，任务层层加，乡镇在弱化。”

乡镇负担有“软负担”和“硬负担”两个方面，“软负担”是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责权划分不明确，上级只负责下通知或开会，行政事务的成本却要乡村承担。根据笔者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干部们认为安排的工作有75%是上级及其部门利用权力转移责任。

根据笔者的统计，目前乡镇与县签定的责任状有48个；县对乡镇的考核大致有29个项目。这些还不包括各个部门的单项考核。时间一般分为半年和年终两次，有的如计划生育每季度一次，一个考核项目就有一个专班。考核单位不仅是县级部门，省市部门也经常深入乡镇抽查。

根据笔者对全省129个乡镇负责人的问卷调查，乡镇主要负责人32%的时间是参加会议，22%的时间是对上接待，15%的时间是各种工作考核，2%的时间是服务群众，9%的时间是发展经济，17%的时间是计划生育。目前对乡镇的工作考核，63%的人认为是上级及其部门的权力扩张和转移风险，91%的人认为考核是虚多实少；86%的人认为考核对促进工作的作用不大。事实上，有些考核内容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无非造成文山会海和公款接待吃喝，拉动“政府经济”。

乡村两级的许多工作变成了行政体系内部的自我循环或者“内部游戏”，在许多时候变成了下级陪着上级“玩”，有时候还要拉上农民陪着上级“玩”。在“计划生育村为主”的考核中，仅计生协会和人口学校及相关的资料账册等阵地建设，一个乡就得好几万甚至十多万元，造成乡村只能借贷赊账办事，形成大量债务。在对乡镇的计划生育考核中，就有一条按人均纯收入为比例计算财政投入的考核指标。一个乡镇财政对于计划生育工作，每年要按人口总量投入数十万元到100多万元，对于无法发工资和保运转的乡镇来说，只有造假，由此就必须花费资料成本和接待检查化解风险的招待成本。在农业生产的各种连片基地建设中，由于没有考虑到土地小块分割承包、多元化自主经营的实际，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要求千家万户的农民整齐划一地生产同一种产品，结果是乡镇花“千金”买农户种地，变成“上面看戏，乡镇负债，农民赔本”。

负责任篇7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国家综合国力日益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供电企业作为诸多得到迅猛发展的企业中的一个，其发展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创新，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就当前我国供电企业的发展现状而言，供电企业负责人在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仍存在诸多的问题。文章展开对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的研究，首先对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内容进行概括，同时分析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必要性，最后对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的措施进行研究。

关键词：

供电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制度

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有效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供电企业的知名度，并促进供电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关于如何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有效性研究，其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研究意义和现实研究意义两方面。理论研究意义表现为，本文从经济责任审计的内涵和作用两方面，对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理论内容进行了概括，能够为其他研究该领域的学者提供宝贵的理论基础和依据；现实研究意义表现为，本文通过对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必要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有效性措施，能够为当前存在经济责任审计问题的供电企业提供宝贵的建议。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内容概括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内涵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指在信息化网络时代的现代化社会中，企业单位的相关法定代表人或是相关的企业承包人，在任期的特定时间内应承担的经济责任，和对履行其职能所展开的经济审计行为。经济责任审计的根本目的主要在于，企业在经营发展进程中，能够分清企业经济责任人任期时间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为企业单位相关的纪检部门和考核部门等，提供实际的经济参考依据，以此促进企业单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有效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负责人的管理能力，并为企业负责人的发展决策提供相应的基础。

（二）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经济责任审计在企业经营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对保护国家财产安全，还是促进企业领导廉政建设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体现在其能够对企业的相关财务进行明确，并提高企业负责人的工作效率，经济责任审计主要对企业相关管理者所在的部门和相关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进行审计，从而达到了解企业经济发展情况的目的，缩短下任企业管理者的适应时间。另一方面，经济责任审计的作用也体现在其能够加强对企业责任人和管理者的监督，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能够有效的使企业管理者在履行职务时，将定性与量性相结合，由此达到对企业相关经济指标的考核目的。

二、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必要性分析

（一）是供电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中，企业负责人经济审计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供电企业而言，供电企业负责人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极为必要，主要体现在其是供电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部分供电企业的相关管理者和负责人，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国家和企业的整体利益，对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经济支出进行虚假报账，同时人为的利用自身职务的便利，调节企业的资金利润，严重限制供电企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要实施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以促使供电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是加强供电企业负责人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础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责任审计不仅是供电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加强供电企业负责人廉政建设的重要基础。在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新时代下，物质生活和经济的诱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负责人和管理人员的自律性逐渐下降，中饱私囊的现象日益频繁。尤其在日常的企业经营业务往来中，企业负责人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将企业的发展目标以及经营理念，放到个人经济利益之后，由此极大程度上造成了企业的经济损失，并造成的现象。因此必须要实施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以加强供电企业负责人廉政建设。

三、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的措施研究

（一）转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方式在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过程中，首先要转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方式，以创新的形式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从而达到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的目的。就当前我国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现状而言，目前经济责任审计在发展进程中，存在工作方式相对落后和陈旧的问题，因此为了能够有效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一方面，要根据供电企业负责人干部监督管理的需要，采用对负责人任期内经济责任审计轮审制度，对于任职期满两年的负责人实施有计划的安排审计；另一方面，要在审计工作中，充分的利用与日常审计工作有关联的工作资料和财务成果，以确保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准确性。

（二）加强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突出在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过程中，不仅要转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方式，同时也要加强对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突出，主要是由于审计内容对于经济责任审计的准确性具有重要影响。关于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突出体现在，其一，加强对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评价，加强企业负责人在职务期间内的财务收支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审查，以及对企业内控制度建立情况的审查和评价等；其二，对于企业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和成绩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包括管理者对供电企业的经营管理和重大经济责任等方面的审计。

（三）明确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和目的明确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与审计目的，是当前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的重要措施之一。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过程中，要严格管理审计情况，明确审计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审计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审计而审计，而是通过对供电企业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提高供电企业的经营水平，并提高供电企业的自身内控能力，进而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在供电企业发展进程中，只有明确审计内容和审计的目的，才能够实现对供电企业负责人的经济责任审计。

（四）完善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审计制度审计制度对于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导向作用，因此在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有效性措施中，必须要完善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中的审计制度。一方面，要针对当前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审计中存在的问题，相关部门要出台相应的审计决定执行工作管理标准，对被审计的供电企业单位进行严格的考核，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另一方面，要通过对供电企业的审计制度建立情况，落实具体的审计决定单位，并在最终考核中对供电企业负责人进行考核，以此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

四、结语

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的研究，不仅是当前供电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中的重要工作目标，同时对于供电企业的未来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关于如何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有效性研究，首先对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理论内容进行了阐述，同时从经济责任审计是供电企业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加强供电企业负责人廉政建设的基础两方面，展开对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必要性分析，最后从转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的工作方式、加强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突出等方面，研究提高供电企业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有效性的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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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篇8

关键词：会计法；单位负责人；会计责任

新《会计法》针对我国会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原《会计法》做出了多处重要的修改和补充，特别是突出了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明确了单位负责人是会计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强调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这意味着如果本单位的会计工作不能依法有序展开，提供的会计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披露的会计信息不规范、不公允，单位负责人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如何切实履行新《会计法》所赋予的神圣职责，规避因违反新《会计法》所引起的法律责任风险，是每个单位责任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

根据新《会计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法定负责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袭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费人。”新《会计法》 明确规定7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1.保证会计资料质量的责任。新《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单位负责人是本单位会计行为的责任主体，一旦出现问题，单位负责人首先要承担法律责任。

2.保证财务会计报告质量的责任。新《会计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还须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盖章。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单位负责人是一个单位的最高管理者，必须对本单位的一切经济活动和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对会计报表数据的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负有领导责任。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单位负责人只是“被动地”在会计报表上签名或盖章，认为“我签字盖章，一旦财务帐目出了问题会计人员会负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纠正，单位负责人必须依法提供一切物力、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确保财务报告真实、完整。

3.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责任。新《会计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是会计监督的重要方面，也是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重要职责，更是单位及单位负责人的重要法定义务。建立、健全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强化单位内部制约的机制，能有效控制和防范会计违法行为和会计舞弊行为的发生。

4.保障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责任。新《会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第四十六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开除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以上规定表明：一方面，单位负责人要支持、保障会计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为会计人员撑腰，帮助解决会计人员在监督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单位内部为会计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单位负责人自己要以身作则，带头支持会计人员履行监督职责，尤其不应对会计人员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进行干扰、阻碍，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否则，就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依法接受监督的责任。根据新《会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必须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接受有关监督检查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不得拒绝、隐匿、谎报，应当向接受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如实提供会计资料及有关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或者示意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不实或者不当的审计报告。否则，也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依法设置会计机构，配置会计人员的责任。根据新《会计法》第三十六条、三十八条规定，各单位应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设置会计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从业资格证书。国有的和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大、中型企业必须设置总会计师，以保障会计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二、单位负责人违反新《会计法》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1.根据新《会计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单位负责人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如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或开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依法设置会计帐簿的；

（2）私设会计帐簿的；

（3）未按照规定填制、取得原始凭证或者填制、取得的原始凭证不符合规定的；

（4）以未经审核的会计凭证为依据登记会计帐簿或者登记会计帐簿不符合规定的；

（5）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的；

（6）向不同的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依据不一致的；

（7）未按照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计帐本位币的；

（8）未按照规定保管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资料毁损、丢失的；

（9）未按照规定建立并实施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或者拒绝依法实施监督的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的；

（10）任用会计人员不符合本法规定的。

2.根据新《会计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通报，并可处以3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处分。

3.根据新《会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4.根据新《会计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会计人员以降级、撤职、调离工作岗位，解聘或开除等方式实行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三、单位负责人履行会计责任、防范法律责任的举措

新《会计法》对单位负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履行其会计责任，防范由于违反新《会计法》所引起的法律责任风险，单位负责人必须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学好新《会计法》，认真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单位负责人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会计工作对完善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真正树立起依法公正处理国家利益、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关系的信念，在认真学好《会计法》、全面贯彻执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中以身作则，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确保各项会计工作依法进行；

2.遵循新《会计法》规定，设置会计帐簿。新《会计法》第三条、第十六条规定：“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各单位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事项应在依法设置的会计帐簿上统一登记、核算，不得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私设会计帐簿登记、核算”。因此，单位负责人必须按照会计法的要求，认真组织单位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正确进行会计核算，只有单位的财务会计信息真实而全面地得到反映，确保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完整，单位负责人才能正确履行其会计责任，防范法律责任风险。

3.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完善的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有利于保护企业资产的安全，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从而有利于企业有效防范财务管理风险。健全的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包括以下内容：（1）内部牵制制度。凡是涉及款项和财物收付、结算及登记的任何一项工作，必须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工办理，以起到相互分离、相互制约作用；（2）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执行的监督制约制度。它是指对单位利益关系重大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的、牵涉重大盈亏或负债的事项，如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和资金调度，对该类事项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应相互监督、相互制约；（3）财产清查制度。指对财产清查范围、组织、期限、方法及对财产清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理、对财产管理人员的奖惩等都必须有明确的制度来规范，以确保财产安全；（4）内部审计制度。单位负责人对单位的日常财务管理必须依法建立内部审计监督制度，以规范和约束单位的会计行为，把虚假的会计信息消灭在萌芽状态。

4.重视会计机构建设，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会计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新《会计法》规定：“从事会计工作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的，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经历”。这在法律上限制了任用会计人员的随意性。因此，单位负责人既要重视会计机构建设，又要重视会计人员的配备，坚持道德品质好、业务素质高的用人标准，并应加强对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继续培训的要求，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5.积极配合外部会计监督。有效的全方位的外部会计监督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证。根据新《会计法》规定，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等部门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因此，单位负责人必须积极配合外部会计监督工作的执行，如实提供相关会计资料，不得拒绝、隐匿、谎报，在接受社会审计监督时，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或示意注册会计师出具不实或不当的审计报告。

总之，《会计法》作为会计行为的最高法律规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单位负责人权力在手，责任重大，切不可，违法乱纪，必须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认真学好、深刻领会《会计法》精神，依法履行各项会计责任，确保本单位的各项会计工作合法有序地开展，把因违反《会计法》而引发的法律责任风险降低到最低限。

负责任篇9

关键词：爱心；耐心；责任心

寒假里，读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对我影响很大。

这些年，我一直重复着与学生打交道的生活，不知道是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还是被学生磨没了性格，总之没有了刚毕业时的激情。读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这本书后，我豁然开朗。

这本书中的一百条建议，总结起来不过为以下几点：

一、教师要有爱心

爱是教育中永恒的话题，一名合格的教师首先要有一颗爱心。初中生正处于发育的非常时期，自制力还很差，特别让人操心，忙得我们什么都没了心情。但想想，自己也有孩子，自己的孩子一上学时那种心情，多么希望孩子能有个好老师。看看这些孩子们，一个个活泼开朗，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训斥他们呢？还是尽量地压制自己，要对他们好一点。

二、教师要有耐心

当一名教师，每天琐碎的事很多，忙得不可开交。我教学的这些年里深有体会，特别是教小学的那一年。“老师，我的杯子盖打不开了。”“老师，我想上厕所，忘了带纸了。”“老师，我想吐。”……他们的自理能力那么差！我是教师，我教小学，却在扮演着保姆的角色，这才真正体会到了教小学的难。所有的学生认为我什么都会，他们把老师看作是神，我成了他们的依靠。

终于到了周末，回到家，还没等喝口水，电话铃声响起。“老师，有作业吗？我家孩子没有记住。”“老师，我孩子的同桌好惹事，能不能给他调调位？”“老师，我家孩子的铅笔怎么天天丢？能不能帮他找找？”“老师，我家孩子的语文书没了，你给问问？”“老师，我们家孩子周一和周三走南门，其他时间走北门，您给提示着点，别忘了。”……大大小小的事不停，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足够的耐心。

三、教师要有责任心

负责任篇10

【关键词】他者；大学生；道德责任

引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我们考察伦理道德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即从“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出发，揭示人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本质，并以此来阐述人的伦理道德。探讨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责任问题也可以遵循这一途径，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立足于大学生实践交往中的关系性，来探寻和厘清大学生道德责任的相关范畴。

一、共生性个体：当代大学生道德责任的逻辑起点

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中，个体并非孤立和封闭的存在，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与他人相互联系着的存在，这种生活方式表现出当代人作为一种共生性存在的特性，“它表明在人与人之间，一种生死与共的生存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在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信息、商品、交往日益密切，人类逐渐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整体，成为了一种共生性的存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共生的特性亦成为了人类生存的新常态。“自我”在这里主要指作为主体的个体和群体，包括民族、国家、人类及个人。而“他者”则既指代与“自我”交往关系中的他人、民族、国家、人类等，也包括地球上的一切自然生命形式和非生命存在形式。当前人类的这种共生状态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利益密切相连。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类的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获得了极大扩充，人们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和交往。正如马克思所说：“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科学的相互交流，将各种充满多元差异的生存主体日益联结，他们彼此间通过实践交往形成一种共在结构的生存态势。“世界公民”、“世界历史的人”等新的人类概念不断涌现。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当今人类正迈向全球性的利益共同体，伴随着人类共同利益的增多，人类“共生”存在的基础也得到了强化。第二，“自我”与“他者”的命运息息相关。全球化进程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使人类命运相连、获得更大利益的同时，又酝酿了因为利益不同或对立而导致利益冲突的土壤。在人类社会不断取得科学进步、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今天，是选择在冲突中堕落、退化和毁灭，还是寻求和平、和睦与共生，这是全人类不得不要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由人类的密切联系所引发的各种现实问题，必须也只能依靠靠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才能得到真正解决，而“共生”与“共在”意识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性前提。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当代大学生群体也必然属于这种共生性存在的一员，共生性个体成为当代大学生的角色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共生性个体并不是对传统社会里的整体性个体的回归。尽管，在传统阶级社会里的整体性个体，其所呈现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但是这种依存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个体”对“整体”的依附，个体并没有自身独立性，而是依赖、从属和归附于整体，个体意识被吞噬在整体之中。共生性个体既是对单子式个体的超越，也是对整体性个体的扬弃。共生性个体给处于两极对立之中的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利己与利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和，体现出一种真正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共生性的存在要建立在个体生命存在的前提下；另一方面，个体作为关系性存在又体现为诸多个体生命的凝聚，共生性存在将自我与他者、小我与大我、内存在与外存在等存在形态的两极对立消弭于超越之中，是以上诸种存在形态的有机整合。

二、实践交往：当代大学生道德责任生成的场域

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交往实践是当代大学生道德责任生成的现实场域。正如马克思所说：“实践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可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也恰恰形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之中。可以说，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基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产生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给人们赋予了不同的角色，并由此产生了各自的责任。要保证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就必须使参与社会实践的每一个成员都肩负起其自身的责任。分工使行为主体对自身责任的认识更为明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人逐渐认识责任和履行责任的过程。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其活动范围越大，责任范围就越大，责任承担也就越多。实践产生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的存在也为责任的生成提供了客观基础。马克思在论及责任问题时曾这样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责任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责任作为客观的存在，是在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中生成的。

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成员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也必然参与到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中。在大学生的实践交往活动中，也必然产生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大学生的日常实践活动中，与他人、与父母或亲人形成交往关系，由此产生了大学生对他人、对家庭的责任；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中，与老师、同学、室友、学校形成交往关系，由此产生了大学生对师长、同学和母校的责任；在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与工作者、领导者乃至自然界形成交往关系，由此生成了大学生对工作或职业责任以及对自然界和生态的责任。正是这些不同的场域中形成的各种实践交往关系，成为了大学生道德责任生成的现实基础。

三、为“他者”负责：当代大学生道德责任的应然向度

“他者”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意指除“我”之外的“其他”。从实践本体论的视角出发，“他者”既指代与“自我”在实践交往中相遇的他人、民族、国家、人类等，也包括地球上的一切自然生命形式和非生命存在形式。在“自我”与“他者”共在的当今社会，对“他者”负责成为大学生道德责任的必然向度。

首先，在实践活动中，大学生必然与“他者”建立某种联系或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所说的：“伦理意味着对他者的关系，只有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才能有伦理存在的根基”是有其合理性的。正因“自我”总是处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因此，但凡谈及自我的主体性就必须涉及“他者”，涉及为“他者”的责任。列维纳斯认为，正是在为“他者”负责的这种关系中，才建构起自我独特的主体性。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这样一种为他者负责的关系。在实践交往中，“他者”的面貌一旦出现在我面前，就意味着我要担负回应的责任。回应（response）一词与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拥有相同的词根，这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来说回应包含着责任的意思。对“他者”的面貌做出回应，本身就是一种责任（responsibility），因为“他者”的面貌总是显现隐含的征求和召唤的信息，我有责任对其作出一定的回应。同时，真正的回应必须是体现在我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之中的，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行为。“道德，在消极的意义上是人的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在积极意义上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完善。”人本性正是这种“实然”和“应然”两重性的有机统一，并且人之超越本性也决定了人总是通过对“应然”的追求来达到对“实然”的超越。

第二，大学生与“他者”之间体现出主体间性的特征。正因为“他者”作为无法被自我“同一化”的独立主体存在着，因而“自我”与“他者”都既作为责任主体也作为责任客体而存在。因此，“自我”与“他者”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换而言之，“他者”与“自我”是一种角色互换的关系。既然，“他者”意指除我之外的“其他”，那么对“他者”而言，我必将也成为“他者”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我尊重他者，亦等同于使自己获得了尊重，自我也始终是处于被尊重和被重视的“他者”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他性”就是大学生的主体性的彰显，而这种为他的主体性需要大学生具备主动为“他者”承担责任的自主性与能力。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主体性也就越强。所以，在为“他者”负责的责任形态里，人的主体性不表现为对他人的支配能力，而是体现为一种对“他者”承担责任的能力。因而，当前大学生道德责任教育就应当从培养大学生为“他者”负责的能力着手，力图实现责任教育的创新与突破。

第三，大学生与“他者”共生于责任共同体之中。正因为，大学生与“他者”之间是“我与你”的主体间性，而不是“我与他”的主客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大学生必须像对自我负责一样的对具有主体间性的“他者”负责。同样，“他者”作为责任主体也必须对大学生履行相应的责任。在主体间性的视阈下，大学生与“他者”之间实际上是相互负责、互为对方负责，这种责任是在肯定“我”与“他者”的互动交往关系中实现的。为“他者”负责，探讨的重点不在于个人责任一方面，而在于个人与“他者”之间发生的相互责任关系上。同时，这种责任也并不是与群体责任对立的个人责任，或者被群体责任吞没了的个人责任，而是人与人互相负责的关系。大学生为“他者”负责不仅仅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负责，也强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负责。也就是说，大学生对实践交往中的他人、集体、家庭、社会负责，反之他人、集体、家庭、社会也相应的对大学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大学生与这些“他者”是共在和共生于责任共同体之中，他们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和相互负责的关系。

四、结语

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栋梁之才，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更是“责任共同体”的主流力量，他们肩负着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任务，担负着铸就人类未来的历史使命。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和责任观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更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延续和发展起关键作用。因此，培育当代大学生的“共生”意识、“他者”意识，提升大学生道德能力，将他们培养成自觉对“他者”负责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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