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柏拉图十篇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1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这片稻田，去摘一株最大最金黄的麦穗回来。但是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而且你只能摘一次。

于是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却空着双手回来了。

苏格拉底问，怎么空手回来了’

柏拉图说道当我走在田间的时候，曾看到过几株特别大特别灿烂的麦穗，可是，我总想着前面也许会有更大更好的，于是就没有摘，但是，我继续走的时候，看到的麦穗，总觉得还不如先前看到的好，所以我最后什么都没有摘到。

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爱情。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老师，什么是婚姻?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这片树林，去砍一棵最粗最结实的树回来好放在屋子里做圣诞树，但是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而且你只能砍一次。

于是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带了一棵并不算最高大粗壮却也不算赖的树回来了。

苏格拉底问：怎么只砍了这样一棵树回来?

柏拉图说道：当我穿越树林的时候，看到过几棵非常好的树，这次，我吸取了上次摘麦穗的教训，看到这棵树还不错，就选它了，我怕我不选它，就又会错过了砍树的机会而空手而归，尽管它并不是我碰见的最棒的一棵。

这时，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婚姻。

有一天，柏拉图问苏格拉底：老师，什么是幸福?

苏格拉底说：我请你穿越这片田野，去摘一朵最美丽的花，但是有个规则你不能走回头路，而且你只能摘一次。

于是柏拉图去做了。许久之后，他捧着一朵比较美丽的花回来了。

苏格拉底问这就是最美丽的花了?

柏拉图说道，当我穿越田野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朵美丽的花，我就摘下了它，并认定了它是最美丽的，而且，当我后来又看见很多很美丽的花的时候，我依然坚持着我这朵最美的信念而不再动摇。所以我把最美丽的花摘来了。

这时，苏格拉底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幸福。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老师，什么是艳遇?

苏格拉底说：你再到森林走一次吧，去摘一支最好看的花，这次没有规则，只要最后带一支回来就可以了。

柏拉图去了几个小时后，带回了一支颜色艳丽但稍显枯萎的花。

苏格拉底问，这就是你反复挑选之后，带回来最好的花吗?

柏拉图回答，我找了很久，发觉这是最盛开最美丽的花，但我采下带回来的路上，它就逐渐枯萎下来。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艳遇。

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老师，什么是生活?

苏格拉底：不如你再到森林走一次吧，去摘一支最好看的花，仍然没有规则，只要最后带一支回来就可以。

柏拉图去做了，过了三天三夜，他也没有回来。

苏格拉底只好走进树林里去找他，最后发现柏拉图已在树林里安营扎寨。

苏格拉底问你还没有找着最好看的花吗?

柏拉图指着帐篷边上的一朵花说：这就是最好看的花啊。

苏格拉底问：为什么不把它带出去呢?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2

[关键词]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5）070092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出生在希波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时期，成长在伯利克里的盛世（公元前443年-公元前429年）。作为公民，苏格拉底热爱祖国、热爱民主制度，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但他的壮年，则经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目睹雅典由盛转衰。

雅典民主制面临危机，社会道德滑坡，政客煽动民意，法庭审判不公，直接的轮流坐庄的民主沦为不讲是非原则的暴民政治。苏格拉底力图重建道德体系，教化人民，改善人的灵魂，以挽救城邦危机，因而他主张“美德即知识”、“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道德和知识是城邦政治的基础。他在政治上主张专家治国论，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都应该让经过训练、有知识才干的人来管理，反对抽签选举、轮流坐庄的直接民主。最终，苏格拉底的政治理念为一些野心家所不满，苏格拉底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为捍卫真理，欣然赴死。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20岁拜苏格拉底为师，直到苏格拉底被处死。老师的死给柏拉图以沉重的打击，柏拉图对现存的政体完全失望，其政治思想体现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一书中。

《理想国》描绘出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理想国中的公民被划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三个等级。治国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每个人只有从事一种适合自己天性的职业才能做得最好”。在这样的国家中，治国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国家。显然，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政治是苏格拉底专家治国论的继承和发展。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在17或18岁时来到雅典，成为柏拉图学院的学生。他在那儿待了约20年，直到柏拉图去世，柏拉图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亚里士多德从考察已有的国家形式入手，试图在这些国家中找到能够实现的最好政治形式。

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高于公民，但是他同时也主张人有自己的权利，要求实现城邦和公民利益的平衡。他确立了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一方面对于不同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的人要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对于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给予特殊的优待。因此他非常推崇民主制和君主制的结合，在立法问题上实行民主，行政上实行君主制。他希望借此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的同时保证公民的各种利益。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专家治国论，并且同当时的政治历史潮流相结合，使其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中最杰出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公元前343年，受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亚里士多德担任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非常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注重政治实施的有效性。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3

【关键词】柏拉图；哲学王；批判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启蒙所形成的“开放洞穴”使政治成为可能，也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必要，进而使得哲学与政治，睿智的认识与实际的行动形成合力。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学说之一。在《理想国》中， 他从“正义”出发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城邦国家，通过洞喻故事把正义城邦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囚徒解放问题。囚徒解放既涉及囚徒个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囚徒群体的解放。前者的核心是困境中的某个囚徒走出洞外成为自由人，即哲学家的造就问题；后者是这个哲学家重返洞内去解救同伴，从而使自己转变为哲学王的问题。如何造就哲学王以及哲学王如何建构正义城邦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题。不过，柏拉图在论证这一主题时，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并逐渐把教化与强制、统治与民主、正义与法治联系了起来，以构建他的正义城邦，作为对现实腐败的城邦政治的批判。

一、“哲学王”思想的渊源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的他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不过，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长达28年的战争，使得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社会矛盾纷呈的状况下，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民众们虽然参与城邦政治，但却不知怎样参与，多数是凭借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这就容易被极少数政治家利用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之个中原因，雅典战败，民主文明的繁荣时代也宣告终结。之后“三十僭主”政体乘机取代了雅典的民主政体，这些僭主中一些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好友，他们曾经邀请他一起执政。最初，柏拉图对于新政体抱有好感，认为当政者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但是，随后的发展却使柏拉图看到僭主政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正义。苏格拉底作为公民被推选为五百人大会议员，雅典人要集体审判十将军，因为他们由于风暴没有注意运回阵亡的士兵尸体，当时诸多议员迫于压力，只有苏格拉底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坚持十将军无罪。此外，苏格拉底还曾受三十僭主的胁迫，要他判萨拉米斯的赖翁死刑，但苏格拉底坚持不去行不义。[1]这使得柏拉图放弃了对于僭主政体的希望。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元前399年，一个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神并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500人的陪审团做出申辩。柏拉图的《申辩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这篇对话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却可以被看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对话。实际上，苏格拉底本可以采用修辞或缴纳一笔罚金搏得法官们的同情，但他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城邦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结果处处惹恼法官，以至于本来根本不会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官只能照死刑宣判。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看到哲人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形象。第一，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申辩篇》），他要不时叮咬城邦，使城邦处于不断思考和反省中；第二，苏格拉底是助产士（《泰阿泰德篇》），他要帮助人们净化他们的意见，去除那些未经反省的偏见；第三，苏格拉底是一支电鳐，他总是不断使自己处在瘫痪状态中，也使别人感到困惑（《美诺篇》）。[2]也就是说，尽管苏格拉底仍然处在城邦的空间中，但其思想可以摧毁各种既定的标准，瓦解城邦的伦理，而当思想的飓风吹到城邦时，不仅唤醒沉睡的城邦，使人们冷冻的思想解冻且会彻底击碎普通人对生活的信念。城邦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产生不满。显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哲人苏格拉底这里处在紧张的冲突中。柏拉图也从此放弃对政治的追求转向对哲学的研究。

这样的经历，促使柏拉图开始思考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法律。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柏拉图认为，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只有哲学家获得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并对个人和城邦进行改造，才能使个人和国家达到善。另外，柏拉图在自己的亲身游历中，结识了塔仑它木城邦的政治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阿启泰，塔仑它木的民主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启泰成也为柏拉图日后追求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哲学王”的雏形。

二、“哲学王”思想的本质

“正义”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也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是“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3]。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 [4]，而“个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 [5]，这也就是国家产生的原因。一个好的城邦不仅需要能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而且还需要能够保卫领土卫国者。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柏拉图还提出了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 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 [6]确切地说，由于统治者是高贵的，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一种真正的知识，即用来考察整个国家大事的智慧，这种知识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被加入了白银的军人，经过严格的体操和艺术训练，他们不但有强壮的体魄，还有勇敢的美德；对于劳动者，因为其充满了欲望，节制则是他们的美德。基于上述等级的划分，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在城邦内都能够做自己分内的事，这就是“城邦的正义”；而每一个人自身的各种品质在自身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这就是“个人的正义”。

而“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如何实现”的回答，该问题又可归结为理想国家应当由谁来统治。对此，还有以下诸问题：理想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才能胜任最高统治者？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展开是沿着哲学、哲学家、哲学王一步步推进的，他以一种迫切而隐晦的形式宣告了哲学统领一切的开始，洞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他认为，哲学是对自在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及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 [7]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善”。柏拉图用太阳作比喻，认为“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而且正如太阳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借助于洞穴喻，他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是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们具有最伟大的知识，“看见过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 [8] “能够体验到沉思真正的存在与实体所带来的快乐”。[9]同时，作为获释的囚徒，当他走上那陡峭崎岖的坡道，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并得知以前所看到的事物都是虚假的时，一种认知上的错乱会使他不断质疑自我的存在，而这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将一直伴随其探寻真理的全过程。这番描述说明了哲学家成长过程的艰辛，回应柏拉图对哲学至上性的论断；同时也预示哲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某种隔阂。

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10]显然，所谓“哲学王”也就是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结合的体现。不过，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家永远酷爱永恒不变的知识（理念），不会迷失在生灭变化的事物之中，“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追求人事和神事的整全”，他的心灵有宏大的思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沉思，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这样的哲学家理当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11]，无疑也是城邦的最完善的护卫者。如何培养这样的统治者、护卫者呢？柏拉图认为，除天赋之外，还须“劳其心努力学习，象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必须“走一条曲折的更长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善”的理念。[12]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每一位哲学家的教育和培养模式都是循序渐进的，他并不要求从小就学习理念论、辩证法，而是在完成全部教育课程、经历实践锻炼，尤其是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研究理念论的要求，并且把它与城邦的治理结合起来。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看见了善的理念时，就得以善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和他们自己，他们出任城邦的治理者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城邦”必须做的是应尽的职责。[13]

三、“哲学王”思想的转变

当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提出饱受争议。波普尔视柏拉图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对其进行“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唯美主义”等的定性，并明确指出“哲学王就是柏拉图自己”，而《国家篇》就是“柏拉图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理论的存在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家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但他们往往并不愿意回到人间去拯救现实的世界，“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风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 [14]可见，柏拉图已认识到了哲学家从政的艰难性。为此，他认为哲学家为王是需要一定条件来保证的，即“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者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5]柏拉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这不但说明了想通过学习哲学来实现“善”的统治的实现是何等的渺茫，也说明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哲学家为王。

然而，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政治家篇》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围绕政治家的定义展开的。柏拉图选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纺织来定义政治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是具有真正统治技艺的人，他们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人性中的不同因素及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如同织布者把经线和纬线恰切而和谐地织在一起，这样政治家的这一块织物便成为最美好和最优秀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适度原则的强调，他开始从绝对走向相对，产生了对相对价值的认同。他不仅认识到“大”与“小”的相对性，而且明确反对“过度”与“不足”，认为勇敢走向极端会成为凶残和疯狂，节制和谦卑过分会变得软弱无能，只有坚持适度原则，才能使“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在实践中，政治家必须选择一名同时拥有两种性格的人，当需要几位执政官的时候，他必须确保两种类型全都有恰当的代表，以便使一部分人的勇气和活力，调和另一部分人的温和和谨慎，从而保证整个国家之网的和谐。这一点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另外，柏拉图继二分法之后讲述了本篇唯一的一个神话故事，即“反向旋转的宇宙”。这个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纠正二分法中对政治家的界定，把政治家从神灵的位置被拉回到了人间，神性色彩遭遇否定，获得承认的只是其人性的部分。[16]

其次，柏拉图意识到了法律的另一层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为法律的统一性与个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即“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7]并且法律对具备王者技艺的人的束缚。[18]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认为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他意识到“权力和智慧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人性又是自私的，”[19]通过医生和船长的例子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对掌握真正技艺的人不作任何约束，他们既可能突破现有法律的支配，实现对现实的改进，也有可能在野心的推动下为谋取个人利益牺牲整体的利益，而后一种结果对社会的破坏程度要远远大于法律的严格性对独立研究的束缚。这样看来，法律的保护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它向真正的统治靠近。因而，柏拉图最终认定，在一个法治的城邦还是应该遵守法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哲学王”思想的改进。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反映了他迫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试图拯救每况愈下的希腊民主制的美好愿望。透过他的著作，柏拉图对哲人与城邦关系的反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精英教育，道德教育。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道德领域却出现了缺失，人们以不择手段追求功利为目标。面对生存的困惑，人们呼唤道德的重建。可见，我们在强调法治重要性时，不应该忽视道德的重要作用。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正义”的信念，以批判为其社会功能定位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来使命。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A].刘小枫，甘阳.柏拉图注疏集：苏格拉底的申辩[M].吴飞，译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14-117，32b-32e；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1：161.

[2]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hink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8，p.173.

[3][4][5][6]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7，369，370，128.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74.

[8][9]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16-518，597.

[10]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62.

[11][12][13][14][15]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484-487，502-506，540-541，248，251.

[16][17]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4，145.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4

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期许？他崇拜苏格拉底什么？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他就要叮它，催它前进。二是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学生自己的哲学观点和信条，让你照他说的那样去做，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的集结。苏格拉底就不同了，学生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的。

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这就是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子就有个结论。

有一个细节，清晰地再现了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苏格拉底只要去雅典的广场，就会有很多的青年人围拢到他的身边来，有柏拉图和亚西比德那样的阔少，有安提西尼那样的清贫和淡泊之士，也有亚里斯卜提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每一天都到这里来，他们都虔诚地拜苏格拉底为自己的导师，他们喜欢听老师对雅典民主制度所做的分析，也羡慕老师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有很多时候，苏格拉底给他们出题目，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回答出来，但是苏格拉底并不满意。他发现他的这些学生太依赖他的思想，太依赖他的学说，太没有自己的主见了。

苏格拉底今天想告诉自己的学生们要学会怀疑。当他的学生们都围拢过来以后，苏格拉底从他皱皱巴巴的短袍里面掏出了一只苹果。他站起来，目光深沉地对青年们说，这是我刚刚从果园里摘下的一只苹果，你们闻闻它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他拿着苹果走到每一个学生面前让他们闻闻。最后，他问靠他最近的学生闻到了什么味道。这个学生回答，闻到了苹果的香味。他又问第二个学生，这个学生同样回答是闻到了苹果的香味。

柏拉图今天坐在距离老师最远的地方，到了他回答的时候，前面的几十个人都回答完了，而且答案是一致的，都是闻到了苹果的香味。老师示意他站起来回答。他站起来，看了看同学们，然后慢慢地对老师说：老师，我什么味道也没有闻到。

同学们都万分诧异：怎么可能呢？我们明明是闻到了苹果的香味，一只熟透的苹果怎么会什么味道都没有呢？一向聪明善辩的柏拉图今天怎么了？

苏格拉底把柏拉图拉到自己的身边，然后告诉所有的学生：只有柏拉图是对的。其他的学生都十分疑惑。苏格拉底这时把那只苹果交给学生传看——这竟然是一只蜡做的苹果！可是，他们都问自己：自己刚才怎么闻到了苹果的香味呢？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5

关键词：柏拉图；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视域

中图分类号： B089.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4003804

伽达默尔早期一直致力于柏拉图哲学研究，其哲学诠释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伽达默尔回到柏拉图哲学，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重新发现柏拉图哲学的积极意义，同时在柏拉图的影响下不断建构起自己的哲学诠释学理论。伽达默尔追溯古希腊哲学的起点便是苏格拉底的“善”的问题，其问题的展开方式便是对话，而对话实现的条件便是语言，围绕柏拉图对话展开的是善、对话、逻各斯等一系列问题。

一、“善”的混合

伽达默尔在分析柏拉图哲学时，就已经意识到“善”的问题是柏拉图哲学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思想体系的线索。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在为自己的辩护中提出了“善”的问题，他首先指出人的“无知”。他说：“这种无知，亦即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肯定是最应受到惩罚的无知。”[1]17进而通过对控告人的指责引出“善”的问题：“如果你们中间有人被认为拥有杰出的智慧、勇敢，或其他美德，但他们却使用这样的方法，那么这是一种耻辱。”[1]24可见，“善”的知识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是通过“认识你自己”而获得的，“自知者”才会获得“善”的知识。诚然，伽达默尔已经看到，与神话时代不同的是，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认识你自己”是认识人类自身的存在，这种人类的“善”自一开始就不是仅仅从理论上的考虑而提出的，这里已经有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萌芽。柏拉图在后期著作的论述中进一步将理念与现实分离，由此揭示了理念在现实事物中分有的困难。分有问题是作为理念的普遍性与个别事物的特殊性的内在矛盾而提出的，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具体阐明了这种矛盾。伽达默尔认为，《巴曼尼得斯篇》仅仅是柏拉图对内在矛盾的澄明，而非对理念论的批判，柏拉图由具体事物对单一理念的分有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伽达默尔从这一转向中发现了柏拉图哲学中的诠释学价值。在《斐洞篇》中，苏格拉底说：“我并不热衷于使自己所说的话在听众心目中显得真实，以为那是次要的事，主要的是使我自己相信它。”[2]49在这里，苏格拉底就已经提出澄明自身存在的要求，这种要求后来表现为柏拉图在《斐莱布篇》中对混合中的“善”的探讨。

伽达默尔在此看到了一种以混合形式呈现的逻各斯的内在要求、一种“倾听”的哲学的内在本质，他说道：“我们所关注的唯一对象就是‘事情本身’，即‘真正善的东西’。”[3]柏拉图在吸收借鉴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和谐观”和巴曼尼得斯的“一与多”的矛盾，提出理念数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了阿那克萨戈拉的“混合”与“分离”思想。对柏拉图来说，“善”存在于混合之中，“善”的混合作为一种真正的混合包含尺度与秩序，同时，这种混合作为事物的原因而被柏拉图提出，这与伽达默尔理解的前见是相对应的。在《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就真正的推理和正确的意见、快乐相比何者更为优秀的问题展开了对话。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认为快乐同知识一样，“它们永远是一又是相同，既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它一经开始就永远存在，它是最确定的单一，然而它后来可以存在于有产生的无限多的事物中――它是一种可以同时在一与多中发现的相同的一。”[1]182

柏拉图提出通过数目和尺度来确定这个一“是什么”，而作为混合中的尺度和秩序可以是不同比例的，这恰恰展现了一与多的矛盾，柏拉图意在通过数来确定居间的东西，这就构成了柏拉图哲学系统的整体视域，而这也是柏拉图寻求灵魂和谐、宣传哲学教育的宗旨所在。“善”的问题在伽达默尔看来，既能反映出柏拉图哲学的一体性，又能作为构建哲学诠释学的范型，因为伽达默尔在“混合”之中看到了某种特殊的诠释学经验，而这种“混合”在理解的过程中表现为视域之间的融合。另外，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巴曼尼得斯对少年苏格拉底的理念“分有”说的诘难促使柏拉图转向了理念之间的分有，从而转向了逻各斯的问题。巴曼尼得斯指出了理念“分有”的困难，却未否定理念论。他认为：“如若因为顾到现在刚讲的一切困难，以及其它类似的困难，否定有事物的相，如若他关于每一类事物不分别相，他将不能将他的思想向着任何处所转移，因为他否认每一类事物的相是恒久同一的，并且这样他完全毁灭了研究哲学的能力。”[4]同样地，伽达默尔认为“分有”说的困难仅仅揭示了一种数的结构，而这种数的结构“总是指向与某物的同存”[5] 。这种存在着“一”与“多”的矛盾逻各斯问题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共同基础，亚里士多德正是由此出发区分了两个本体，并提出了实践的智慧。由此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实践智慧虽然直接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但从“善”的问题的始源性层面来看，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柏拉图哲学有更深的渊源。

可见，“善”的问题构成了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乃至整个古希腊哲学视域的线索，而柏拉图所提出的混合问题，经过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改造后，成为其视域融合理论的要素。柏拉图对混合问题的揭示，或者说，对“善”的问题的探讨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完成的，因此，柏拉图的对话也是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对话的开放性和问题意识

柏拉图是通过对话来表达他的哲学思想，因而对话在柏拉图哲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柏拉图的对话以“善”的混合为起点，伽达默尔从这种混合中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诠释学经验：“我们被某种东西所支配，而且正是借助于它我们才会向新的、不同的、真实的东西开放。柏拉图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巧妙地把躯体的事物同精神食粮作了比较：如果我们能拒绝前者（例如，根据医生的建议），那末我们总是早已接受了后者。”[6]9在柏拉图对话中，苏格拉底总是试图引导对方在对话开始之前就某一方面达成一致，且不论对话双方是现实的苏格拉底与别人的对话，亦或是柏拉图在主观上的虚构，伽达默尔所要强调的是这种作为对话前提的“善良意志”，即承认对话双方的前见及地位。因此，对话总是要求“两者都具有相互理解的良好愿望”[7]20。在柏拉图的文本中，苏格拉底通过对话的方式，使得对方承认自己的“无知”，同时认识到“X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柏拉图的对话总是保持一种开放性，真理在这种开放的对话中发生。

在柏拉图对话中，作为引导者的苏格拉底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对话理论中成为一种“问题意识”，伽达默尔尤其强调问题在对话中的优先性，正确问题的提出规定着理解的方向。他说：“作为柏拉图的学生，我特别喜欢有关苏格拉底同智者们争论、用他的问题使他们陷于绝望的描写。”[6]12柏拉图对话是作为文本形式而展现的，与现实的对话不同，文本对话是在读者主观内重构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读者与文本之间存在着时间距离。由于时间距离所造成的疏异化阻碍了读者的理解，因而读者的问题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能够限制对话展开的范围，更能够引导对话展开的方向。正如苏格拉底在《斐洞篇》中强调的，“如果问题提得正确，人家是能完全正确地回答的。”[3]23问题意识在对话中作为引导者能够将对话结果引向众多可能性，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对话正是一种以合理的问题提出为起点，基于一与多的关系的辩证过程，“是一种伙伴之间平等地展开的商讨式的对话”[8]。无论是柏拉图的对话还是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话，都是参与“善是什么”的问题。虽然有些苏格拉底的对话并未有直接的结果，却展现了这种活生生的文学形式的特征。对话双方就某一个问题达成共识，即获得双方的一致意见，这是对话发生的效用所在，这种一致意见介于对话双方之间，是一种无限可能性的存在。

诚然，伽达默尔在其早期对柏拉图对话的探讨中既揭示了柏拉图对话的伦理维度，同时也展现了对话在现实中的应用性。伽达默尔晚期论述“友谊”和“团结”等问题的文章正体现了这一方面。伽达默尔认为“友谊”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朋友之间存在着互相被信任的真实关系；第二，朋友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第三，朋友之间的一方总是能在对方找到自身的存在，或者说赋予对方以存在，即从对方身上能够获得自我的认知。当然“友谊首先就是人们与自己的一致。人们需要这样的前提，才能与他人联系在一起”[9]。在这里，“与自己的一致”正是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的诠释学内涵，即对前见的承认，或者说，对柏拉图提出的“善”的混合的承认。伽达默尔从柏拉图的对话中认识到，对话的真正价值并非在于发现双方的一体性，而是承认双方之间的差异，并实现不同视域之间的融合。这种一体性生活特征的三要素正是柏拉图理念论的三要素：存在、相同、相异，伽达默尔在柏拉图那里认识到对话正是“一体性”生活中的生存方式，对话不是为了找到双方的类似之处，而是为了沟通双方的差异，并以辩证法的方式获得自我存在与自我认知。因此，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即使在不同性格和不同政治观的人之间，对话也是可能的。这就表明了对话总是开放的，即问题始终保持敞开以及对话的结果存在着无限可能性。

在柏拉图对话中，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其他对话者，在对话的过程中都有将自己的思想完整表达出来，因而这也显现出了使得对话实现其意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倾听”。“倾听”不仅是“听”自身的前见，与自身保持一致，同样是“听”对方的诉说。伽达默尔认为“听”与“观”不同，“倾听”的对象是在隐藏于文本背后不可见的东西，“如果倾听涵盖了人们可以想象的整个宇宙，它便意指语言。”[10]伽达默尔指明了被倾听的话语具有一定的意义，文本不能像话语那样，其意义在日常交往过程中能够配合语音语调、肢体动作完全表达出来，“他们缺乏对活生生的会话的明显校正”[7]21。在理解的过程中，向文本原意的追溯被伽达默尔视作极端情况看待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我们所理解并非文本的语文学含义，而是寄于文本中的意义，这种意义正是语言所具有的特性。在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中，逻各斯问题正是在话语的意义上而提出的，是柏拉图通过对话来阐明的。

三、指向现实的逻各斯

柏拉图对话涉及的是语言的问题，具体来说，便是逻各斯的问题。同样，伽达默尔的语言诠释学也是以此为主线，伽达默尔认为“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11]。在伽达默尔看来：“能够理解的东西，就是达乎语言的东西。”[7] 9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通过分有构成逻各斯，而逻各斯作为说出来的话语具有一种能够被“倾听”的特征，逻各斯是对事物的本质陈述。逻各斯作为话语，其意义是开放性的，同时，它总是指向个别的特殊的现实事物。显然，受柏拉图语言观的影响，伽达默尔充分意识到逻各斯与现实事物的分离。柏拉图在《巴曼尼得斯篇》中“分有”的困难正揭示了这一点，对于柏拉图来说，逻各斯是理念之间通过分有而构成的，因此，逻各斯总是指向具体的事物，而不是空的形式。由于理念的普遍性要求单一理念总是指向某一类事物，这就势必造成了个体事物对单一理念分有的困难，从而促使柏拉图转向了理念之间的相互分有。理念通过分有所构成的逻各斯则是作为一种总和数而存在，它具有单一理念所没有的意义，正是由于逻各斯，语言才能够显示出其整体的意义。

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在于把握整体意义，文本意义是一体的和连贯的，整体意义构成文本的视域和背景，唯有借助于此，文本中部分不易理解的内容才能够获得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精心构筑的理想城邦正是其理念结构的一种假设。无论柏拉图的理念与个别事物以何种方式发生关联，都反映了柏拉图所认为的理念总是同感性世界存在着某种联系，理念之间的和谐使得逻各斯能够作为多中之一而存在，这依赖于灵魂的统治。柏拉图在《斐洞篇》中提出，话语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总是在先地通过“说”而呈现出来。而主体倾听的过程同时就是理解的过程，主体通过理解自身而反思他者，又通过理解他者而反思自身。逻各斯内在地表现为“善”的，总是不断地处于趋近真实事物的过程中。伽达默尔注意到由逻各斯所构成的问题本身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允许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理解。正是由于这种语言的特性，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讨论因不断地否定、修正而趋向合理的辩证过程而成为真正的讨论。伽达默尔通过对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诸多不合逻辑之处进行现象学方法的解释，展现了真实的对话结构：真前见和假前见的交织就如同《斐莱布篇》中苏格拉底所言的知识考察之前状态是全部的快乐与理智的混合，而区分是在理解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伽达默尔所注重的不是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是意义上的一致性。理解总是需要依据前见而进行，对前见的承认也为对话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在生活世界中，语言是作为个体的人进行沟通的媒介，通过将蕴含于人类共同语言中的一体性澄明出来，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纽带，而且是个体的人进行自我反思的必要条件。

依赖实践理性通过对话方式确定合理的一致意见，由此，伽达默尔在对话过程中融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虽然柏拉图在逻各斯问题上并没有深入到实践的范围，却触及了语言所具有的这种效用，亚里士多德随后深入其中，提出了实践哲学。可见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在逻各斯问题上，指出了语言与现实的关联，同时表明了逻各斯的开放性，这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铺平了道路。这种指向现实的逻各斯内在地表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在关联，无论伽达默尔是由亚里士多德哲学追根溯源而回归柏拉图哲学，或是由柏拉图哲学循序渐进而到达亚里士多德哲学，都表明了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是其整个古希腊哲学视域的初步架构。

四、结语

在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中，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无知”出发，以对话的方式，在混合之中寻找“善”的住处，而在对话的过程中，阐明了逻各斯的问题。柏拉图“分有”难题所揭示的“一何以是多”、“多何以是一”的问题，也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关键。而这一逻各斯问题是伽达默尔的柏拉图哲学视域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视域在其哲学诠释学中发生融合的媒介。柏拉图通过对这种理念数结构（和谐、比例和开放性）的揭示，探讨了“善是什么”的问题，同时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诚然，柏拉图通过“一与不定之二”的矛盾揭示了逻各斯的问题，逻各斯作为意义规定性的集合，其意义是独立于构成逻各斯的单个语词的意义。柏拉图通过对定义的划分揭示了逻各斯意义的开放性，而非旨在构建一套完整的逻辑演绎系统，这是柏拉图对话所要揭示的真理，而这也正是逻各斯本身的缺陷所在。伽达默尔在这样一种柏拉图哲学视域之中，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与诠释学融合，并提出了“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伽达默尔同样不是在用一套完备的范畴体系来规定“理解是什么”，而是旨在解决“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这反映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所受柏拉图的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柏拉图.斐洞篇[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伽达默尔.伽达默尔论柏拉图[M].余纪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127.

[4]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M].陈康，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9.

[5]Gadamer.The idea of the Good in Platonic-Aristotelian philosophy[M].translated by P.Christopher Smith，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11.

[6]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M].孙周兴，孙善春，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8]彭启福.哲学诠释学中的“问题意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4）：427.

[9]伽达默尔.友谊与团结[J].潘德荣，译.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5）：500.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6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柏拉图得来了“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的学说。柏拉图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了“美德即知识”这一思想。

 

柏拉图“理想国”的组织，本质上是贵族的，并且带有很强的世界哲学家的主观臆断。这里面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我们知道，没有谁是天生的哲学家，没有谁天生拥有知识。因此柏拉图认为，一个人要做一个好政治家，他就必须知道“善”;而这一点又惟有当他结合了知识的训练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做得到。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柏拉图站在他那个时代，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与反思。我们应该向柏拉图一样，跳出哲思的范畴，不仅把哲学当做一种学问，更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用哲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一、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柏拉图一生都对政治抱有很高的热情。他创立学园的目的，既是为了学术，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虽然他的政治理想由于不切实际而无法实现。但是他的思想却很有特色，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柏拉图与斯巴达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满是斯巴达的影子。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7年，即伯罗奔尼苏战争的最初年代。他是一个很优裕的贵族，与三十僭主统治时期所牵涉的许多人物都有关系。当雅典战败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他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它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家庭联系是很容易使他鄙视民主制的。他

 

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怀有深厚的敬爱;而苏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判处了死刑的。因此，他之转向斯巴达去寻求他的理想国的影子。柏拉图所受的那些纯哲学的影响，也注定使他会偏爱斯巴达的。这些影响，大致说来，就是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以及苏格拉底。

 

三、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

 

我们不难发现，柏拉图在对理想国进行的描述中，密切的结合了他的灵魂说，在《理想国》一书的结尾处，也以灵魂不灭，善恶有报为终。我们可以看到，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观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是高尚的，他衣服与我们混浊的肉体中，包含着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

 

相应于国家，就产生了三个阶级，理性至上是统治者，它拥有最高的美德，追求知识与智慧，热衷于正义和城邦幸福;激情至上是卫国者，他追求荣誉，以保卫人民合成绑安全为己任;欲望至上的人是谋生者，是那些手工艺者或商人，他们的乐趣在于金钱，而非知识或荣誉。

 

四、柏拉图与巴门尼德

 

从巴门尼德那里，他得到了“实在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并且根据逻辑的理由来讲，一切变化都必然是虚妄的”这一信仰。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他认为，“善”与“实在”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就是那种由于具有低限度的变动与最大限度的静止的完美、从而也就最能模仿天上的样本的那种国家，而他的统治者则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的人。

 

五、柏拉图与赫拉克利特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柏拉图得来了“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的”的学说。这与巴门尼德的“真实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相矛盾。柏拉图调和了二者，将理念论的认识引向深入，发展到纯粹的精神实体。他认为知识并不是由感官得到的而仅只是由理智获得的这一结论。

 

理智源于智慧，柏拉图认为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因此，智慧就不能求之于那些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从事劳动的人们，而只能求之于那些享有独立的生活资料的人们，或者是那些由国家来负担因而不必为生活担忧的人们。

 

六、柏拉图与苏格拉底

 

柏拉图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那里继承了“美德即知识”这一思想。“美德即知识”这个命题意味着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善需要去了解，并且实际上是能够了解的;不过了解的方法不是靠直觉，臆测或机运，而是靠出于理性的或符合逻辑的调查研究。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那个了解善的人——哲学家或学者或科学家——应当在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权力。

 

七、小结与思考

 

柏拉图的乌托邦就这样在他的大脑里形成了。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个理想国的组织，本质上是贵族的，并且带有很强的哲学家的主观臆断。这里面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我们知道，没有谁是天生的哲学家，没有谁天生拥有知识。

 

因此柏拉图认为，一个人要做一个好政治家，他就必须知道“善”;而这一点又惟有当他结合了知识的训练与道德的训练，才能做得到。如果允许不曾受过这种训练的人参与政治的话，他们将会不可避免的败坏政治。

 

但是，是谁来选择这些可以作为政治家或者说是哲学王的人呢?如何来选这些人呢(或是说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对他们的训练应该持续多久呢?是谁来对这些人进行训练呢?训练者的人自己是否明晰善的知识?如果不明晰那如何训练被训练者?如果明晰就应该是统治者，统治者是否应该作为一个教师、教练呢?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7

1.背景

学生阅读教材并思考：“结合必修一及本课内容，归纳古希腊时期人文主义起源的背景。”①政治：城邦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发展；②经济：古希腊奴隶制经济繁荣；③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教师阐释：“人文思想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思想文化主要由什么决定？政治、经济与文化是什么关系？”

设计意图：这一部分虽非课程标准要求的重点内容，却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为突破难点，教师应让学生结合必修一所学的知识和教材对古希腊人文主义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并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也为学生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先哲的政治设想的了解埋下伏笔。

2.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1）智者学派。提问：“什么是智者学派？关于智者学派，他们提出了哪些主张？”（展示材料并分析。）

“材料一：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不存在。――普罗泰格拉；材料二：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普罗泰格拉。”

提问：“这些材料体现了智者学派的哪些主张？”

这两则材料主要体现的是智者学派“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论断，具体表现：①人的感觉是判断标准；②制度、法律是人为产物。

让学生结合材料分析智者学派的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智者学派，从而得出智者学派由于过分关注人的自然属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因此导致了当时雅典世风日下的局面这一结论。

（2）苏格拉底。学生首先归纳苏格拉底的主张，教师提问：“‘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中的思想力是什么意思？”

提问：“如何做到一个有思想力的人？”（展示材料）“熊和隐士成了好朋友。熊看到有苍蝇来打扰隐士睡觉，很生气。它抱起一块大石头砸向落在隐士额角上的苍蝇。苍蝇飞跑了，隐士的脑袋也成了两半。”思考：“熊究竟有没有美德呢？如果苏格拉底读到这个寓言，他会得出什么结论？”追问：“怎样获得知识？”继续追问：“苏格拉底的主张体现了他关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小结：“苏格拉底认为有知识的人，就有美德；所以主观上你要认清自己是否具备知识；客观上知识是来自教育。”

思考：“如果让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格拉对话，他们的观点有何异同？”

普罗泰格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苏格拉底提出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一个是从关注神到关注人，一个关注什么样的人，追求真善美。

（3）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要求学生结合教材归纳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进行分析。思考：“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以学识渊博著称。他不仅青出于蓝而胜与蓝，处处皆有超过老师的成就，还对柏拉图的唯心论进行了批判。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说明他们关注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设计意图：关于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是本课的重点也是学生理解的一个难点。教师主要通过让学生分析材料，步步设问，让他们对这些先哲的观点有较深刻的理解，并认识到他们关注的对象都是人，而智者学派关注的是自然的人，苏格拉底关注的是有道德的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有理性的人。

3.古希腊时期人文主义的内涵与意义

学生归纳：古希腊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注重人和人性（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人的理性思考。

学生活动：如果普罗泰格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四人中有一位被评为“感动雅典人物”，请结合他们的思想主张，为他写一份颁奖词。某学生所写的颁奖词如下：一个垂暮老人，一副疲惫的肩膀，支撑起的却是所有青年的精神世界，美德即知识，让他身上散发出圣洁的光芒，大街小巷是他在针砭时弊，侃侃而谈，被诬陷，被迫害，濒临死亡毅然不弯腰，就像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的胡杨，永远屹立在我们的心中！

设计意图：新课程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与主动发现。古希腊先哲们的思想是本课的重点与难点，为此我设计了学生活动，为他们写颁奖词，营造人人参与的氛围，激发学生的灵感。只有学生自己参与了，他们的印象才深刻。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8

摘要：本文探讨了非哲学专业的《西方哲学史》课程教学改革问题，文章提出了“以经典为中心的学习”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要点是：关注中心，研读原典，通过学习经典来获得智识的成长。

关键词 ：教学改革；西方哲学；学习经典

我讲授《西方哲学史》（非哲学专业）已有10年，为了让学生更好的领会和掌握所学的内容，10年来，我一直在不断地调整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以期达到我所想要的结果，经过多次实验，结合我自己的感受和学生反馈的信息，现在逐渐形成了可以叫做“以经典为中心的学习”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要点是：关注中心，研读原典，通过学习经典来获得智识的成长。

一、精选教学内容

以前非哲学专业的《西方哲学史》同哲学专业的同名课程一样，内容非常多，从古希腊到现代早期，从泰勒斯到黑格尔，时间两千年，人物数十个，一学期下来，所有的内容都是蜻蜓点水，无法深入和拓展，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等关键哲学家也讲不了什么东西，学生只是记住了一些人名和概念，真正的思想内容什么也学不到，更遑论读些原典了。因此，我对《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教学改革首先是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幅缩编，而且这种缩编做过两次，第一次缩编删除了中世纪哲学和现代早期哲学，只保留希腊哲学，第二次缩编则又删除了希腊哲学中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只保留了智术师运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次缩编后，现在的非哲学专业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包含以下六章：1、导论；2、希腊文明概论；3、早期希腊哲学；4、苏格拉底；5、柏拉图；6、亚里士多德。其中1、2 章是为铺垫，3章：早期希腊哲学只列出人名和发展线索，4、5、6章才是课程重点。也就是说，经过此番内容剪切，我的《西方哲学史》基本上只讲了希腊哲学的三大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此大的内容缩编其合理性何在？我的想法是：①希腊哲学不只是西方哲学的源头那么简单，全面地讲，希腊哲学既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也是西方哲学的基石和导引，“言必称希腊”、“哲学说希腊语”等口头禅都充分说明了希腊哲学的重要性，只有学好希腊哲学才能学好往后的西方哲学，所以，与其泛泛地、点到为止地把西方哲学从古至今过一遍，还不如详述西方哲学之起源、基础和导引——希腊哲学，为以后进一步深造西方哲学打下良好的基础。②把教学内容限定在希腊哲学后讲了两个学期，发现要讲的东西还是很多，所以再次缩编教学内容，把希腊哲学掐头去尾，重点讲述希腊哲学之高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讲到底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因此，学好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就学好了。③哲学专业的相关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的选择余地固然不大，但非哲学专业的哲学课教学理应不同于哲学专业，其应根据学生专业等因素相宜裁剪教学内容，以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我觉得，我现在的《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内容的设计就非常好，抓住了关键哲学家，并且，对非哲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本课程对关键哲学家的讲读足够详尽。我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经过这样的缩编和精选，在内容上一方面是少而精，两千年的哲学史，本课程只讲了希腊的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它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另一方面，本课程也是高大上的，希腊三大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经典中的经典，其伟大、深刻和崇高是不言而喻的。

二、初读原典

在青年学生的智识成长过程中，原典的学习是极端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在大学期间没有读过一本原典的话，他的大学基本上是白读了。在阅读原典的问题上，中国大学教育的奇怪之处在于，所有人都知道阅读原典的重要性，但大家却又不知道如何下手。阻碍学生阅读原典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时间，二是方法。时间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在学校的常规教学时间内基本上无法安排课时来研读原典，少量的原著选读课大都是摆设性的，根本达不到真正精读原典的要求和效果。我的教改设计正是针对这一情况，将二千多年的哲学史内容缩编和精简成希腊三大哲学家，把教学时间给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读原典的时间就有了。

方法方面则问题更多，原典阅读是一种高层次的学习，它必须要由对原典有研究的优秀教师的带领方能进行，也才能取得实效。如果由低劣教师带领或者任由学生自己阅读，则不会有什么效果，甚至还可能产生反效果。从学生向我反馈的信息来看，如若没有教师的带领，学生自己阅读原典的问题很多，要么看不懂，要么虽能读懂文本，但不能理解义理，在我看来，除了极少数特别优秀的学生以外，一个人在没有优秀教师引导下，自我阅读原典的最大问题是，由于缺乏相关原典的背景、词汇、风格及义理等知识，因而无法走进原典的世界，无法领略原典的伟大、崇高、精妙和美好，无法被原典感动，久而久之，会莫名其妙地觉得“经典也不过如此”，彻底败坏了阅读原典的兴致，那时，你和原典就真的隔了一座山了，你还是你，他还是他，经典还是一如既往的伟大，你还是一如从前的平庸。所以，阅读原典并非“拿一本书读起来”那么简单，它必须在优秀教师的带领下进行，如果是自学的话，不能一上来就读原典本身，而应该在解经书的引导下分步进行，第一步读原典导读书，第二步读原典注疏书，第三步才进入原典本身。

三、教案展示

我的《西方哲学史》课程重点讲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位哲学家，同时带领学生研读三本原典：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和《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选择这三本书的理由是；每位哲学家读一本。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没有作品传世，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记述了乃师的言行，所以，我以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作为苏格拉底一章的原典书。柏拉图一章读《理想国》则是哲学教学的常规做法，无需多议。比较踌躇的是亚里士多德一章的原典选择，亚里士多德乃百科全书，其著作本本经典，很难找出一本所谓代表作，其原典选择端赖你的专业需要，学习逻辑学的读《工具论》，学习自然科学的读《物理学》，学习哲学的读《形而上学》，学习政治学的读《政治学》，学习伦理学的读《尼各马可伦理学》，学习美学的读《诗学》和《修辞术》。我自己的专业是法政，就专业兴趣而言，我更倾向于选读《政治学》，但是考虑到《政治学》过于专业，而且讲起来也会敏感词不断，所以，最后选择了能够适用各个专业学生学习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下面是第五章教案展示（PPT 文字版）：

第五章柏拉图,427B.C—347B.C出身高贵,高热的政治情结，少年诗人梦,终成语言大师，巧遇苏格拉底,成为哲学家，周游列国，创办学园，为政治,三赴叙拉古，回归学术,成为大哲学家。柏拉图的重要对话：《普罗泰哥拉》，《高尔吉亚》《, 会饮》《, 斐德罗》《, 理想国》，《巴门尼德》《, 泰阿泰德》，《智术师》《, 蒂迈欧》《, 法律》。

《理想国》讲疏：

对话地点：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港的玻勒马霍斯家中。对话人物：苏格拉底与格劳孔，阿德曼托斯等10人。对话主题：正义及其它问题。讲述方式：苏格拉底以第一人称讲述。

第一卷讲疏：

下行，《理想国》的第一个词，雅典下行到比雷埃夫斯港，哲人下到民众中。与克法洛斯和与玻勒马霍斯和色拉叙马霍斯的对话。色拉叙马霍斯：正义是强者、统治者的利益。

第二、三、四卷讲疏：

第二卷开始，与苏格拉底对话的主要是柏拉图的两个哥哥，阿德曼托斯和格劳孔。格劳孔的正义观：1、三种好，只要过程，不要结果；既要过程，又要结果；只要结果。2、正义起源于契约，其本质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3、行正义者是被迫的；盖吉斯的故事。

阿德曼托斯：1、人们追求正义的本义并非正义本身，而只是正义之名；2、正义关系到人应该如何生活。

苏格拉底的回应：1、个人正义与城邦正义同构，我们由大见小，先考察城邦的正义；2、城邦的起源。第一个城邦，“猪的城邦”，第二个城邦，“发烧的城邦”；3、战争与护卫者，护卫者与狗；4、护卫者的教育：音乐和体育；5、对诗人的第一次批判，丑化神灵和英雄；最早的文化专制主义。

高贵的谎言，高贵谎言的双重解释：

1、精英政治；2、专制政治。善治的困扰，精英与专制，大众与坏治。

苏格拉底：理想城邦的要素：1、不穷不富；2、疆域适中；3、精选护卫者；4、良好教育；5、立庙祭祀。正义城邦的要素：1、智慧统治城邦；2、勇敢的战士保卫城邦；3、统治者、战士和劳动者的节制与和谐。城邦各阶级各安其份，各司其职，便是正义。

对应城邦三部分，灵魂的三部分：理性，激情，欲望。个人正义：理性统治，激情辅佐，欲望服从。城邦和个人相同，上下秩序颠倒，便是不正义。

第五、六、七卷讲疏：

阿得曼托斯的追问，话题的转换，从讨论非正义转向讨论激进政治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

惊世骇俗的三个浪潮：一、男女平等，女性参政；二、妇女、儿童公有；三、第三个浪潮，最大的浪潮：哲人王。为哲人正名。哲人是爱智者、认识存在者。哲人的品性，哲人无用论，哲人败坏论，假哲人，真哲人，哲学家研究最高级的对象，拥有最高级的知识，其他人则是研究不完美的对象，拥有的是低级的意见。这个最高级的对象就是理念。

“理念”：eidos，idea，源于“看”，“看见的东西”，“ 事物的样子”，“ 事物的形相”。英文：“idea”、“form”。中译“ 理念”、“理式”、“范型”、“相”等。日喻，线喻，洞喻。

第八、九卷讲疏：

讨论非正义问题。五种政体：1、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2、荣誉政体，3、寡头政体，4、民主政体，5、僭主政体。

第十卷讲疏：

1，对诗人的第二次批评，诗与哲学之争。俄尔神话。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9

摘要：古代雅典崇尚政治辩论以及哲学思辨之风看来并未能影响到柏拉图，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反对言论自由是占主要位置的，他一贯主张由“哲学王”来统治国家（城邦），他总是怀疑普通劳动者的知识和智慧，甚至非常警惕民主制度，这也许是苏格拉底之死给他留下的阴影。笔者从“说服”统治方式、艺术作品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以及政治性言论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等几个方面来考察柏拉图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以期对现代的人们有所启示。

关键词：“说服”统治方式；不雅艺术的限制；政治性言论的存废

说言论自由起源于古代雅典人的政治辩论一点都不为过，正是这种政治辩论，致使人类历史中的言论自由权利得以发韧，也突显了人是政治动物的本性、更突出了言论自由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特征、以及言论自由的自然权利属性特征。柏拉图的言论自由思想，有一部分是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有一部分是苏格拉底的思想中所没有的。

首先，柏拉图继承和发扬苏格拉底“说服”的思想，他强调政府更应该采用“说服”方式进行统治。“柏拉图赞同希腊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朴素的信念，即政府最终依凭的是说服而不是强力，因而政府所建立的各种制度也是为了加强发挥说服作用而不是为了发挥强制作用。……公民的自由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在与其同伴进行自由且不受限制的交往中，具有一种能够说服他人并接受他人说服的理性能力”。在这里，柏拉图为政府执政树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即通过说服他人而达到治理的目的，而不是通过强力去弹压人民群众，任何暴力机构的设立都不符合辩论说服的原则，把政府视为一个工具，更是对辩论说服原则的背叛。而真正的公民自由，则只有具备能够说服他人并准备接受他人说服的理性能力的人才能真正拥有，任何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试图通过强力达到他人臣服目的的人，都不会拥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其他比他更强大的人也会通过强力迫使他臣服。所以，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有说服别人并接受他人说服的理性能力，任何想通过暴力达到自由目的的想法都是不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

其次，柏拉图认为，对于非政治的言论要给予限制，不符合教育青少年要求的艺术作品要予以禁止，城邦应该鼓励艺术家们应该创作优秀的作品光大美德、压倒那些道德败坏的作品。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这样的思想：“那么，问题只在诗人身上了？我们要不要监督他们，强迫他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我们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我们要不要同样地监督其他的艺人，阻止他们不论在绘画或雕刻作品里，还是建筑或任何艺术作品里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哪个艺人不肯服从，就不让他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否则我们的护卫者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不知不觉间心灵上便铸成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随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这是柏拉图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思想，也是近现代思想自由市场理论的先驱。柏拉图限制言论自由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诗人的作用产生怀疑，“一个诗人可以传递知识吗？在柏拉图式的建国方案中，诗人是一种颇有非议的人物……柏拉图禁止他们进入理想国，理由是他们的作品相对真正的知识而言是非理性的和虚假的”。在柏拉图看来，不能传递知识的人和他的作品是不能存在思想市场里的，诗人所传递的知识就是非理性的和虚假的。然而，谁掌握和传递的知识是虚假的、非理性的，而谁传递的又是真实的和理性的呢？没有经过真假知识的辩论，又怎能区别谁真谁假呢？如果不让拉出来遛遛，谁又知道谁是驴子还是马呢？

最后，柏拉图认为，关于城邦统治的言论并没有存在的必要，即政治性的言论自由可以取消。“苏格拉底最著名的弟子柏拉图于晚年创了一种理想国，在这种国里他制定了一种宗教，和当时的各种宗教大不相同，他又主张须强迫一切公民都信仰他所创的诸神，否则就处以死刑或禁锢。他设想的这套严密的制度，一切言论的自由都在排除之列。”。早年的柏拉图总是认为，“哲学王”的统治才是城邦中最好的统治，他认为“统治纯粹是一个科学知识的问题”。“如果统治者只是依凭他们卓越的知识而有资格行使权力的，那么不是舆论对他们的行为所做的判断是无足轻重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对舆论的假装诉诸实际上只是一种狡诈的据以抑制‘群众不满’的政治伎俩而已。”如果权力就是知识、智慧和真理（后来培根提出knowledge is power的命题），那么是可以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是掌权者、统治者是不是真的掌握了真理、甚至于是掌握了全部的真理？统治者掌握真理或者掌握了全部真理是如何得到证明的？还是无需去证明、只要位居尊荣的人就自然地拥有了真理？这样的逻辑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无疑是会让人哑然失笑的。因此，只有象苏格拉底那样——“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才能掌握更多的真理，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而放开言论无疑是获取知识、掌握真理的不二法门。柏拉图所暗含的关于言论自由（舆论影响）的思想就是：在哲人王的统治之下，君主已经深刻洞见人类之善与国家之善，何需民众的言论自由呢？除此之外，他对于城邦中的文学艺术也主张要严格限制。他认为，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而文学艺术则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此文学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因此，一切诗人、艺术家的东西是危险的、不能轻易相信的，他甚至提出要把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他对文学艺术的态度是明确的：文学艺术必须对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城邦的治理和教育，否则就应该被禁止。由此可见，柏拉图是不主张放开言论的，但从他的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中，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些关于言论自由的东西。

参考文献：

[1][美] 乔治﹒萨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2][法]卢梭著：《 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8页.

[3][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7页.

[4][英]韦恩﹒莫里森著，李桂林、李清伟译：《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2页.

[5]J.B.伯里著,宋桂煌译：《自由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6页.

[6][美]乔治﹒萨拜因著,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8--99页.

[7]参见：《柏拉图的哲学观,政治观,美学论和艺术论》，.

苏格拉底柏拉图篇10

2、柏拉图与苏格拉底悖论，柏拉图调侃老师：“苏格拉底老师下面的话是假话” 苏格拉底回答说：“柏拉图上面的话是对的” 不论假设苏格拉底的话是真是假，都会引起矛盾；

3、鸡蛋的悖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4、书名的悖论，美国数学家缪灵写了一部标题为《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的书，问：缪灵的这本书的书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