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鉴定办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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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第二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应当按照程序进行，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

第三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分为首次鉴定和再次鉴定。

设区的市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直接管辖的县（市）级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医疗事故争议的再次鉴定工作。

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以下简称医学会）可以设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和日常工作。

第四条医学会组织专家鉴定组，依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常规，运用医学科学原理和专业知识，独立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第二章专家库的建立

第五条医学会应当建立专家库。专家库应当依据学科专业组名录设置学科专业组。

医学会可以根据本地区医疗工作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际，对本专家库学科专业组设立予以适当增减和调整。

第六条具备下列条件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成为专家库候选人：

（一）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

（二）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学、科研机构并担任相

应专业高级技术职务3年以上；

（三）健康状况能够胜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符合前款（一）、（三）项规定条件并具备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法医可以受聘进入专家库。

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原则上聘请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家建立专家库；当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家不能满足建立专家库需要时，可以聘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专家进入本专家库。

负责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原则上聘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专家建立专家库；当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专家不能满足建立专家库需要时，可以聘请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家进入本专家库。

第七条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教学、科研机构、同级的医药卫生专业学会应当按照医学会要求，推荐专家库成员候选人；符合条件的个人经所在单位同意后也可以直接向组建专家库的医学会申请。

医学会对专家库成员候选人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聘任，并发给中华医学会统一格式的聘书。

符合条件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法医，有义务受聘进入专家库。

第八条专家库成员聘用期为4年。在聘用期间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专家库成员所在单位及时报告医学会，医学会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一）因健康原因不能胜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

（二）变更受聘单位或被解聘的；

（三）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四）受刑事处罚的；

（五）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聘用期满需继续聘用的，由医学会重新审核、聘用。

第三章鉴定的提起

第九条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需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共同书面委托医疗机构所在地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第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书面移交负责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第十一条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涉及多个医疗机构的，应当由涉及的所有医疗机构与患者共同委托其中任何一所医疗机构所在地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医疗事故争议涉及多个医疗机构，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只可以向其中一所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处理申请。

第四章鉴定的受理

第十二条医学会应当自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之日起5日内，通知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8条规定提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需的材料。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医学会的通知之日起10日内提交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

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医学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医学会应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学会不予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医学会提出鉴定申请的；

（二）医疗事故争议涉及多个医疗机构，其中一所医疗机构所

在地的医学会已经受理的；

（三）医疗事故争议已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或判决的；

（四）当事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委托的

除外）；

（五）非法行医造成患者身体健康损害的；

（六）卫生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委托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应当按规定缴纳鉴定费。

第十五条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预先缴纳鉴定费。

卫生行政部门移交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由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当事人预先缴纳鉴定费。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医疗机构支付；经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费由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的当事人支付。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后，对需要移交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鉴定费由医疗机构支付。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学会中止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一）当事人未按规定提交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材料的；

（二）提供的材料不真实的；

（三）拒绝缴纳鉴定费的；

（四）卫生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专家鉴定组的组成

第十七条医学会应当根据医疗事故争议所涉及的学科专业，确定专家鉴定组的构成和人数。

专家鉴定组组成人数应为3人以上单数。

医疗事故争议涉及多学科专业的，其中主要学科专业的专家不得少于专家鉴定组成员的二分之一。

第十八条医学会应当提前通知双方当事人，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从专家库相关学科专业组中随机抽取专家鉴定组成员。

第十九条医学会主持双方当事人抽取专家鉴定组成员前，应当将专家库相关学科专业组中专家姓名、专业、技术职务、工作单位告知双方当事人。

第二十条当事人要求专家库成员回避的，应当说明理由。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学会应当将回避的专家名单撤出，并经当事人签字确认后记录在案：

（一）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二）与医疗事故争议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鉴定的。

第二十一条医学会对当事人准备抽取的专家进行随机编号，并主持双方当事人随机抽取相同数量的专家编号，最后一个专家由医学会随机抽取。

双方当事人还应当按照上款规定的方法各自随机抽取一个专家作为候补。

涉及死因、伤残等级鉴定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各自随机抽取一名法医参加鉴定组。

第二十二条随机抽取结束后，医学会当场向双方当事人公布所抽取的专家鉴定组成员和候补成员的编号并记录在案。

第二十三条现有专家库成员不能满足鉴定工作需要时，医学会应当向双方当事人说明，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他医学会专家库中抽取相关学科专业组的专家参加专家鉴定组；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专家库成员不能满足鉴定工作需要时，可以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专家库中抽取相关学科专业组的专家参加专家鉴定组。

第二十四条从其他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中抽取的专家无法到场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以以函件的方式提出鉴定意见。

第二十五条专家鉴定组成员确定后，在双方当事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由医学会对封存的病历资料启封。

第二十六条专家鉴定组应当认真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妥善保管鉴定材料，保护患者的隐私，保守有关秘密。

第六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第二十七条医学会应当自接到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之日起45日内组织鉴定并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第二十八条医学会可以向双方当事人和其他相关组织、个人进行调查取证，进行调查取证时不得少于2人。调查取证结束后，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应当在有关文书上签字。如调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记录在案。

第二十九条医学会应当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7日前，将鉴定的时间、地点、要求等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通知的时间、地点、要求参加鉴定。

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双方当事人每一方人数不超过3人。

任何一方当事人无故缺席、自行退席或拒绝参加鉴定的，不影响鉴定的进行。

第三十条医学会应当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7日前书面通知专家鉴定组成员。专家鉴定组成员接到医学会通知后认为自己应当回避的，应当于接到通知时及时提出书面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因其他原因无法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于接到通知时及时书面告知医学会。

第三十一条专家鉴定组成员因回避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医学会应当通知相关学科专业组候补成员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专家鉴定组成员因不可抗力因素未能及时告知医学会不能参加鉴定或虽告知但医学会无法按规定组成专家鉴定组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可以延期进行。

第三十二条专家鉴定组组长由专家鉴定组成员推选产生，也可以由医疗事故争议所涉及的主要学科专家中具有最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专家担任。

第三十三条鉴定由专家鉴定组组长主持，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双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分别陈述意见和理由。陈述顺序先患方，后医疗机构；

（二）专家鉴定组成员根据需要可以提问，当事人应当如实回答。必要时，可以对患者进行现场医学检查；

（三）双方当事人退场；

（四）专家鉴定组对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陈述及答辩等进行讨论；

（五）经合议，根据半数以上专家鉴定组成员的一致意见形成鉴定结论。专家鉴定组成员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专家鉴定组成员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应当予以注明。

第三十四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当根据鉴定结论作出，其文稿由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盖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用印章。

医学会应当及时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送达移交鉴定的卫生行政部门。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规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当及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的，直接送达双方当事人。

第三十五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要求；

（二）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和医学会的调查材料；

（三）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四）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五）医疗过失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六）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

（七）医疗事故等级；

（八）对医疗事故患者的医疗护理医学建议。

经鉴定为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应当包括上款（四）至（八）项内容；经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应当在鉴定结论中说明理由。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格式由中华医学会统一制定。

第三十六条专家鉴定组应当综合分析医疗过失行为在导致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作用、患者原有疾病状况等因素，判定医疗过失行为的责任程度。医疗事故中医疗过失行为责任程度分为：

（一）完全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完全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

（二）主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其他因素起次要作用。

（三）次要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

（四）轻微责任，指医疗事故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医疗过失行为起轻微作用。

第三十七条医学会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会的工作人员，应如实记录鉴定会过程和专家的意见。

第三十八条当事人拒绝配合，无法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终止本次鉴定，由医学会告知移交鉴定的卫生行政部门或共同委托鉴定的双方当事人，说明不能鉴定的原因。

第三十九条医学会对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认为参加鉴定的人员资格和专业类别或者鉴定程序不符合规定，需要重新鉴定的，应当重新组织鉴定。重新鉴定时不得收取鉴定费。

如参加鉴定的人员资格和专业类别不符合规定的，应当重新抽取专家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重新鉴定。

如鉴定的程序不符合规定而参加鉴定的人员资格和专业类别符合规定的，可以由原专家鉴定组进行重新鉴定。

第四十条任何一方当事人对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原受理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或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会组织再次鉴定。

第四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处理时，应当以最后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作为处理依据。

第四十二条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无异议，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应当及时将收到的鉴定材料中的病历资料原件等退还当事人，并保留有关复印件。

当事人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负责组织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应当及时将收到的鉴定材料移送负责组织再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

第四十三条医学会应当将专家鉴定组成员签名的鉴定结论、由专家鉴定组组长签发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文稿和复印或者复制的有关病历资料等存档，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0年。

篇2

近年来，有关医疗投诉及医院与患者的纠纷日趋增多，而医疗机构作为高风险行业，一是无法避免 医疗事故，二是难以依据目前适用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来处理纠纷。我 国现行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管理的三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 会全权负责本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省级鉴定委员的鉴定为最终鉴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 其体制是根据国务院的《办法》和卫生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说明》 而建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又依据《办法》，制定了相应“实施细则”，这些法规和规章的制 定对规范医疗事故处理，纠正过去在医疗事故处理中畸轻畸重的现象，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稳 定医疗工作秩序，发挥了积极重要作用。如今，患者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加之医院又受 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医疗纠纷日渐增多，但目前医疗事故鉴定由于法律化程度不够，鉴定制度和结 论难以让人信服，改革呼声日高。经过十几年的实践，这一鉴定体制的弊端已充分显露，其结果可 能导致鉴定结论失实，由此引起的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与患者之间的纠纷屡见 不鲜，已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信誉，阻碍了我国医事法律体系的建设。我国医疗事故 立法工作严重滞后，医疗事故鉴定取证等诸多环节很难。同时法院接办有关医疗官司，却要求患者 家属首先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去做鉴定，由于体制原因，其结果很难保证科学、公正。已沿用十 余年《办法》的许多条款亟待修改和完善，本文拟就此问题从法学理论，结合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 实际状况，对我国现行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弊端与改革进行探讨。

依照证据学和司法鉴定学原理，在民事和刑事诉讼过程中，医疗事故鉴定应为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 管理机关为确定某医疗行为（包括诊断是否及时、正确；用药是否合理；处理是否恰当）是否存在 过失和过失与就诊人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及合并功能障碍的因果关系；以及该行为是否构成 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意外等涉及医疗行为的专门问题，委托、聘请或指派具有专门知识的专 业人员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向委托（或聘请、指派）机关提供专家证言——提供证据的过 程。鉴定结论作为独立证据，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具备证据的一般属性：合法性、客观性和相关 性。法学专家孙东东、吴剑锋认为目前我国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失实的原因主要包括体制原因和鉴定 人的业务水平原因两个方面，相对而言，导致我国目前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失实的首要原因是鉴定体 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现行《办法》规定“鉴定委员会是本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 作为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因此鉴定委员会作为被行政机关指定的唯一鉴定机构，具有排 他性。这一权力是国务院通过行政立法授予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但从法学理论分析，这一授权 行为超越了行政权限，因为医疗纠纷主要问题是民事赔偿问题。1997年7月颁布的新刑法第335条医 疗事故罪指出：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样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对有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的行政处理，也涉及到司 法行为。医疗事故鉴定行为本身已不单是卫生行政管理机关所属鉴定机构的行政行为。作为国家基 本法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有关鉴定问题已有明确规定，司法机 关对专门性问题认为有必要进行鉴定的，可委托、聘请或指派专门技术人员进行鉴定。即三个基本 法赋予司法人员行使鉴定的决定权，委托、聘请、指派鉴定人的选择权。《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唯一合法组织，只有它的鉴定结论才能作为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 的依据。这显然与国家的三个基本法冲突。司法实践中对同一个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卫生 行政管理机关所属的唯一鉴定机构与司法机关指定的专门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往往相互矛盾。 其主要分歧为是否属医疗事故和属责任事故或技术事故的划分。这两种管理下的鉴定结论相互矛盾， 是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与司法的不协调结果。

根据法制的统一性原则要求，行政与司法应保持协调一致，并且行政调处纠纷的裁决，并非最终裁 决，最终裁决权属司法机关。目前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下，为行政权力范围内组织鉴定机构，从形式 上看似乎是合法的，实质上却与现代法制相悖。

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体制是集体鉴定制，不属专家个人鉴定制。存在下列问题：鉴定委员会设在卫 生局，鉴定组成员来自医院，甚至可能来自发生医疗纠纷医院，鉴定结论难说公正；没有错案追究 责任制，对鉴定成员无约束机制；按照诉讼法学理论，刑事技术鉴定应是专家以个人的名义参加诉 讼活动，提供专家证言。以鉴定委员会的名义出具鉴定结论，主任委员签字，在形式上回避了鉴定 参与人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剥夺了被鉴定当事人提出异议和追究伪证责任的权力；医疗事故鉴定委 员会日常工作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处理，医疗事故鉴定基本上是各下属医院医务人员独家鉴定，并 且鉴定人与被鉴定人之间可能是师生、同学、朋友，很难避免同行间的相互袒护。现行的三级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均由同级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管理，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在处理医疗事故纠纷中既行使 行政裁决的权力，又担负着技术鉴定的管理，不可避免地要影响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客观、公正。 卫生行政部门不仅是医疗机构管理人又是医疗纠纷处理人，医院是卫生局下属单位，与卫生局在经 济上、荣誉上有牵连和责任联系，在法理和情理上都不能作为鉴定主持单位。“鉴定委员会人选， 由卫生行政管理机关提名”，“由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以上医务人员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若干人组 成”。虽然"鉴定委员会可邀请法医或有关专业人员参加鉴定工作"，但是在集体鉴定体制下，其意 见通常被作为少数意见而被排除。现实中，由于医疗卫生专业本身的特殊性，对其监督相对困难。 医疗机构一旦出现医疗纠纷，由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管理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在该机关辖区内直 接行政隶属或业务管理的医疗单位的医疗行为进行鉴定，更是难以进行监督。虽然《办法》规定， 医疗事故鉴定实行三级鉴定体制，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下级鉴定委员会的倾向性，但是由于三级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均存在体制上的问题，不能保证上级的鉴定结论真实可靠。鉴定地位的"最终性、 唯一性"不符法律规定。按照证据学原理，鉴定结论既然是证据，其客观性就不能因鉴定人的级别 不同而出现差异。因此，三级鉴定模式与证据学原理相悖。鉴定结论实行集体签名制，不符合《民 事诉讼》《刑事诉讼法》规定，其权利、义务不清。加之少数人责任感不强，缺乏监督。医疗事故 涉及到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侵害，是医患双方十分敏感的热点，并为社会所关注。这对于医疗事故 的积极预防和正确处理不仅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甚至影响到社会安定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法规、规章本身就存在着某些不完善，加之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经济基础、 人们的法制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医疗纠纷、医疗投诉日趋增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 的进步，是人们自我保护意识及法制意识的提高，也是对医疗技术服务水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暴 露了现行医疗事故纠纷处理制度在日渐滞后，特别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到了亟待改革的地步。 因此，要进行鉴定体制改革，首先是有关人员观念的转换，树立法律意识。特别是在医疗事故鉴定 工作中，不仅是对医疗事故是否存在事实的认定，还包含着对法律适用和法律关系的解释。因此就 要求鉴定人员不仅熟悉医疗业务，同时还应当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使鉴定人真正做到具备医学和 法律双重专业知识背景，只有这样，鉴定人才能对某一医疗行为的适当性、合法性以及刑事和民事 法律关系上的因果关系进行评价。 有学者建议逐步建立健全独立的医疗事故鉴定人名册制度和具体案件的鉴定人三方选任制度。所谓 独立鉴定人名册制度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将省、地区范围内的具备医疗事故 鉴定人资格的人员的姓名、性别、专业特长、职称、服务机构、联系方法等资料编辑成册，存于司 法机关、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以备选任。按法律程序对在册鉴定人每年须资格审查。大陆法系国家 的诉讼鉴定制度中，基本上都采用鉴定人名册制度。建立独立的鉴定人名册制度的意义在于有利于 保持鉴定人的独立性，使个人利益与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管理分离，有利于社会各界对鉴定人从事 医疗事故鉴定工作的监督。具体案件的鉴定人三方选任制度则是指在须对某一具体医疗事故纠纷案 件进行鉴定时，鉴定人的选任由纠纷双方当事人分别从鉴定人名册中挑选人数相等的鉴定人，双方 已选定的鉴定人再协商选任一名第三方鉴定人，若协商不成，则由司法行政机关或由审理该案件的 人民法院选任一名第三方鉴定人；由三方选任的鉴定人共同组成该案件的鉴定组，并由第三方鉴定 人担任该机构的主持人，鉴定人均以个人的身份进行鉴定的制度。三方选任鉴定人制度是基于对抗 制约机制，它能有效地促使鉴定人增强独立行使权利、承担义务的责任感，增加鉴定工作的透明度， 提高纠纷双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信任度。

调整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构成和职能。鉴定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应有排他性，并且应引入监督机制。 目前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基本上是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牵头，由所属的医护专家 和卫生管理干部组成。虽然法规和规章有明文的回避制度，现实中却回避不了，造成病员家属对鉴 定信任度下降。为了便于开展医疗事故鉴定工作应坚持互相监督、互相协助、互相制约的法制原则。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应由当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有关专家（法医、律师、法学专家）、人大代表共同组成。目前南京、重庆市 卫生局成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吸收法制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专家参与鉴定。鉴定委 员会负责当地医疗事故鉴定人的遴选、组织、协调和监督具体案件的医疗事故鉴定等日常管理工作， 但鉴定委员会不得干涉鉴定人独立行使鉴定权利和承担义务。1999年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医疗事故 鉴定委员会对一起骨科手术纠纷鉴定以骨科专家为主，吸收市检察院、高院法医和其它医疗专家参 与，同时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纪检、监察人员对鉴定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明确鉴定委员会性质、任务、权限和法律责任，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以书面形式作出结论，如果当事 人对鉴定结论不服，要找鉴定委员会找不到（因其为非实体组织），卫生行政部门则明文规定与之 无关，且最高人民法院（行）函（1989）63号文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结果鉴定委员会成 了事实上在履行执法职能，在法律上又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不承担行为后果的组织，当事人投诉 无门，直接被剥夺了申诉权。

篇3

    原告：巫翠云，女，1965年5月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连城县人，连城县造漆厂工人，住连城县环保局宿舍。

    被告：连城县卫生局。

    法定代表人：罗柏秋，局长。

    1994年10月22日，连城县医院对原告巫翠云施行剖腹产手术。1995年11月，原告以下腹部闷痛一年余为主诉入住龙岩地区第一医院。龙岩地区第一医院对原告行部腹探查术，发现切口右侧腹壁筋膜下肌层内遗留有一略有腐烂的纱布。1996年8月4日，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基于原告的申请对上述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并作出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书，结论为三级乙等医疗责任事故。该鉴定报告书于1996年9月2日被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该鉴定结论于1996年9月9日直接向龙岩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1996年10月3日，被告连城县卫生局在龙岩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期间，依据《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作出连卫（1996）63号关于对连城县医院1994年10月22日医疗责任事故的处理决定：（1）巫翠云1994年10月31日起至连城县医院通知其出院之日止，在龙岩、三明及连城县医院等处诊治的医疗费用凭正式发票由连城县医院负担。（2）连城县医院应给予巫翠云一次性经济补偿600元。（3）连城县医院给予巫翠云人民币2000元的一次性困难补助。（4）对连城县医院有关事故责任人员另作处理。巫翠云不服该处理决定，于1996年11月8日向连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撤销该处理决定。1996年11月27日，巫翠云不服龙岩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岩地卫鉴（1996）002号鉴定，在法定期限内向福建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

    原告诉称：1996年9月2日，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三级乙等医疗责任事故的鉴定结论。原告不服该鉴定结论，于1996年9月9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符合《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但被告于1996年10月3日对原告作出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系原告在申请重新鉴定期间作出，也未告知诉权诉期。因此，被告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诉请判决撤销被告对其作出的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

    被告辩称：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有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原告对被告认定的事实也没有异议；原告于1996年9月2日收到鉴定书，被告直至同年10月3日才作出处理决定，期间，被告不知原告申请重新鉴定；该处理决定适用《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五条正确。请求判决维持其对原告作出处理决定。

    审　判

    连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连城县卫生局未经了解原告巫翠云对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报告是否有争议，而在原告申请重新鉴定期间，依据该鉴定报告作出处理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被告对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报告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因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和第3目的规定，该院于1996年12月6日作出判决：撤销被告连城县卫生局1996年10月3日作出的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

    宣判后，连城县卫生局不服判决，向龙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诉称：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上诉人有权对该起医疗事故作出处理；上诉人作为处理依据的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与龙岩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重新鉴定，结论是一致的；原判认定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和主要证据不足是错误的。诉请撤销原判，维持其作出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被上诉人巫翠云辩称：上诉人未查明被上诉人是否对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有异议；在被上诉人对该鉴定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上诉人以该鉴定为依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显属错误；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龙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连城县医院1994年10月22日医疗责任事故作出三等乙级医疗责任事故的鉴定结论，既不是法定的最终鉴定，又因被上诉人巫翠云申请重新鉴定而存在争议，依法不能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因此，上诉人连城县卫生局以该鉴定结论为依据作出的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不能成立。且该处理决定既没有依法告知巫翠云诉权诉期，又属巫翠云申请重新鉴定期间作出，违反法定程序。原审以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撤销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无理，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3月2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1。关于本案性质问题。

篇4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篇5

——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的质疑

【摘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事法律原则以及审判实践的冲突，造成当前患者获得司法救济的困难

， 同时法

官在审判中遭遇诸多难题。本文通过解释医疗损害方面的概念，引用最新的案例，对国内相关法律的比较分析

， 以及论

述鉴定对裁判的不当影响，从几个角度对“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观点进行否定。并针对医学会鉴定的缺陷，提出法官

审理案件中3种可行的方法：限制鉴定机构的权限；事故鉴定结论仅为证据；司法鉴定、医学会鉴定、法官共同判断侵权

事实。

【关键词】 医疗事故，医疗损害，医疗过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鉴定

【中图分类号】d922．16；r5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叭一0001—05

determine the extend of compensation association with medical dispute- call in question to the section 49 of the the rule of

medical accidents settle．ma jun．the people’s court of haidian，b ing，100081

【abstract】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the ru1e of rnedical accidents settle”and the principle of civil law 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s，so that some difficulties was caused for the patience when they try to obtain the judicial remedies，while the

judges face the very similar problems．this essay tries to disavowal the view “no medical accident no compensation”by explain．

ing the concept of medical malpractice，citing the very lately judicial practices，comparing the relevant domestic laws as well as

discuses the improper infection of the evaluation to the judgment．besides，this essay brings forward three kind of viable mea．

sures：restrict the lim its of authority of the medical academy evaluation：conclusion of accidental evaluation is only a kind of evi—

dence；the judicial expertise；medical academy evaluation and judge himself can identify the tort facts．

【key words】medical accident；medical damage；medical malpractice；technical evaluation of medical accidents；judicial

expertise

一

、问题的提出

“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理论始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而

成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49条规定，即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对医

疗机构就非医疗事故的赔偿责任予以否定，从而使医疗行为承

担赔偿责任的界线得以明确。然而该规定是否符合民事法律原

则，是否符合时代进步之需求，是否解决审判实务所面临的问

题，则要通过实践予以验证。笔者通过对大量医疗事故纠纷案

件研究后，认为《条例》的上述规定与民事法律原则以及审判实

践的冲突已造成当前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的困境。最高人民

法院为解决案件审理中的冲突于20__年1月下发法[20__]20

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

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规定“医疗事故引

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

定。”但也因此带来了难以克服之新问题，为解决审判中将有可

能长期遭遇之难题，笔者试予以分析讨论。

二、医疗损害与《条例》中医疗事故概念的厘清

医疗纠纷是医患双方基于医疗活动而产生的争议，包括医

疗侵权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依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案由

则涉及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名誉权纠纷、损

害赔偿纠纷。患者以医疗机构的医疗活动存在医疗损害或医疗

事故而的案件占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绝大部分，故在此有

必要阐述医疗损害与医疗事故的概念。首先，笔者将医疗机构

在医疗活动中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判断与认定分为3个层

面：第～ 是事实状态的层面，即客观存在的医疗损害，是未经确

认但存在的事实；第二是专业技术认定的层面，即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和医疗过错因果关系鉴定，是对损害事实的技术确认；第三

是法官裁量认定的层面，即由法官对损害、因果关系、过失、事故

责任等进行判断，是对损害事实的法律确认。上述第一个层面

所表现的是医疗损害，第二个层面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其鉴

定依据的法规所确认的就是医疗事故。笔者认为只有3个层面

涵盖范围一致，才能建立完整的医疗损害责任认定体系。

一般认为医疗损害，是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疗行为对患者

产生的不利益的事实① 或指在医疗活动中发生的患者生命、健

康、隐私等人身权损害。② 其外部表现为患者的死亡、残疾、组织

器官损伤、身体受到损害、健康状况恶化等情形，同时，还可以侵

① 龚赛红著：《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20__年9月第1版，第122页

② 王晓路、李卫著：《医疗损害的司法认定》，《人民司~}20__年9月，9卷第3期，57页。

· 2 ·

害患者隐私权、名誉权、知情同意权的形式表现。在诉讼中表现

为患者以医疗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而主张赔偿提起的侵权之诉。

对于医疗机构尽到注意义务的正当医疗行为所造成的损伤，如

医疗过程中的手术、x射线等侵袭性治疗，虽有可能造成损伤，

但因给患者带来利益，而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医疗损害： 本文所

指的医疗损害界定在因医疗过失情况下对患者产生的不利益，

是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一般理论界对医疗事故概念定义较宽，而本文的医疗事故

仅以《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定义为准进行探讨。《条例》中医疗事

故的内涵和外延在以下3条规定中得以体现。《条例》第2条规

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

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

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条例》第4条规定“根据对患者

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医疗事故分为四级：一级医疗事故：造成

患者死亡、重度残疾；二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

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轻度残

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故：造成患

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条例》第24条又规定“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由负责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

专家鉴定组进行”。以上3条规定表明了医疗事故的概念、判断

标准、事故等级内容、事故的认定机构，可理解为《条例》所建立

的故事处理制度核心内容。比较而言医疗损害主要从患者人身

权损害角度出发，描述的是行为事实及后果状态，《条例》中的医

疗事故则立足于事故认定角度，对损害事实所做出的达到某种

条件属于事故的专业技术判断。应该说《条例》的目的在于描述

患者的损害是否构成事故，从而为下一步是不是承担赔偿责任

确立前提。在《条例》实施前，一般认为医疗损害较医疗事故的

范围要宽，包括医疗事故、医疗差错等情形。① 在过去的概念中，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规定直接造成患者死亡、残疾、组织器官

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构成“医疗事故”。而不属于卫生行政部门

规定的“医疗事故”，但同是因医疗机构的过错而给患者带来损

害的，称为“医疗差错”。“医疗差错”同“医疗事故”的区别在于它

们所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不同。“医疗差错”所造成的后果属一

般性的，未达到导致病员死亡、残废或组织器官功能障碍的程

度。自《条例》实施后，事故内容、范围扩大，“过失造成患者人身

损害的事故”的表述，导致“医疗差错”无存在的法律依据，“医疗

差错”被涵盖在现在的医疗事故范围内。医疗事故认定范围的

扩大，是否代表着事实状态的医疗损害已得到专业技术判断的

全面涵盖，并依此可以主张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医疗事故认

定之外，仍然存在着种种医疗损害的事实，即可能出现技术鉴定

确认范围中不能涵盖客观存在的损害事实，而法官对损害事实

却不能视而不见，于是冲突在损害事实、技术鉴定、事故范围、法

律原则、法官裁判间产生。

三、法院审判对不属于事故不赔偿规定的突破和遭遇的问

题

《条例》所确立的”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的解决机制，首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l卷(第l期)

先在审判实务中遭遇难以克服之问题 法官在具体案件中适用

法律做出的判决，从实务角度反映出《条例》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存在种种缺陷。笔者先列举一些统计数字．然后再加以探讨

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为例，1999年该院受理医患纠纷案件

9件，20__年受理医患纠纷案件l3件，20__年共受理22件．

20__年共受理55件。而20__年9月1日至20__年4月30日．

7个月间，该法院共受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4l件．其中委托海淀

区医学会鉴定案件40起，经海淀医学会鉴定认定有事故为l起：

同时期该法院审结医疗事故案件33件(包括9月1日以前受理．

但《条例》颁布后审结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l8件，其中

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而判决医疗机构承担赔偿

责任的6件，而l8件赔偿案件无l件属经医疗鉴定机构认定为

医疗事故而赔偿之案件(2例认定为事故因委托伤残鉴定而未判

决)。何以“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之规定在审判中不能得以

执行呢?总结审判实务与“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遭遇之冲

突，笔者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条例》确定构成医疗事故标准

是否符合损害赔偿原理?(2)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或未经鉴定

为医疗事故是否存在损害赔偿，其判决赔偿的标准是什么?(3)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定事故是否科学合理?《条例》规定的鉴定

与其他合法鉴定的冲突? (4)医疗事故鉴定是否已取代法官的

裁判权?鉴定在法院审判中的地位?

(一)《条例》确定构成医疗事故标准是否符合损害赔偿原理

首先要看《条例》中所确定的医疗事故是否能对因医疗过失

所造成的全部医疗损害予以涵盖。如果损害的范围与事故的范

围是同一的，也即事故的认定涵盖了所有损[文秘站:]害，那么在认定的医

疗事故之外应无任何损害。基于无损害则无赔偿的原则而进一

步推出“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的结论。显然，构成最低级医

疗事故的规定“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已引起法

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从逻辑学角度分析其“明显人身损害”与“不

明显人身损害”的概念属于矛盾关系， 两个种概念的外延之和

共同构成“人身损害”这一属概念。依此分析，“明显人身损害”

之外应存在其他人身损害。曾世雄先生著述认为“违反义务侵

害或损 苫他人权利或法益者，则必须承担其私法关系不利益之

效果，亦即承担其民事责任”。⑧ 在医疗行为同时具备过失、因果

关系、损害后果时，却将不明显损害排除在人身损害赔偿之外而

不予赔偿，让损害他人权利的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有悖于侵权

损害赔偿基本原理。如法院审理刘某某与某口腔医院一案，④

刘某某因牙病而到医院诊治，医院因漏诊致其l颗牙长达1个多

月未得以治疗，而同时对另l颗牙误诊，刘某某因此在一定期限

内经受牙痛带来痛苦。此医疗行为虽然未造成明显人身损害，

难以构成医疗事故，但损害事实确实存在。笔者认为按照我国

《立法法》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作为规定我国民法基本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

下简称《民法通则》)，其法律效力高于《条例》。《民法通则》中规

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

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说明民事责任的承担以过错

① 龚赛红著：《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发行，20__年9月第1版122页。

② 吴家国主编：《普通逻辑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89年3月第1版，第40页：

③ 曾世雄著：《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20__年l0月第1版，第4页。

④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l4161号民事判决书(本文中所引判决均判于20__年9月1日以后)。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1卷(第l期)

侵权造成损害为前提，并不将损害明显与否作为是否赔偿的标

准。所以当《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与《民法通则》的规定不一致

时，法官应选择适用《民法通则》予以裁判。上述案件中，法院认

为疾病的自然发展与转化和医院的漏诊、误诊是导致患者人身

健康损害的成因，因医院未尽到注意义务而有过失，最终判决医

院赔偿刘某某治疗费l 000元和精神抚慰金2 000元。以上判

决足以证明《条例》认定医疗事故的标准存在缺陷，在其最低标

准“明显人身损害”之外，仍有损害赔偿责任。

(二)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或未经鉴定为医疗事故是否存在

损害赔偿

确定医疗损害赔偿责任，过失是其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医

疗过失是指医疗机构在实施具体的诊疗行为时没有履行其应尽

的注意义务。① 在对医疗过失判断标准上，应审查医疗机构是否

尽到最善注意义务，② 主要是综合医疗常规、医疗水准、专业性、

地域性、紧急性、对结果的预见与回避的可能性等因素考虑。应

当指出过失的判断即具有专业化的层面判断，也具有～般性层

面的判断，前者要借助于专家，而后者则因违反一般注意义务而

以一般行为人的标准判断即可。审判实践中一些医疗行为虽未

被认定为医疗事故或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但是存在违反注意

义务的医疗过失，在此情况下法官做出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的判决。除上文所引的刘某某一案外还有以下几种应引起注意

的情况：

1．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但医院有过失承

担赔偿责任的情况。陈某某在北京某医院接受’肾移植手术后，

出现多器官功能损害并去世。市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指出“院

方对患者的病情及手术风险估计不足，选择手术不够慎重”，法

院则判决认定医疗机构的行为存在过失并与患者死亡有因果关

系，因而北京某医院承担赔偿责任。⑧ 黄某某在武警某医院治疗

期间因急性胰腺炎病情恶化而死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

“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在诊疗过程中对病情的急剧恶化认识和估

计不足，治疗措施欠有力，此外医生给家属解释患者的病情欠充

分，言语有不严谨之处”，此案在法院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失的

情况下，医疗机构向患者家属支付8万元。④

2．因丢失、修改病历不能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进而无法得出

是否属于医疗事故的结论，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情况。贾某某在

某医院进行左下肺叶切除术后，出现霍纳氏综合征，造成

左眼睑下垂、眼球内凹、左交感神经损伤等症状。在鉴定过程中

医院提交病历因有多处修改而中止鉴定，法院依证明责任判决

医院承担赔偿责任。⑤ 同样李某在某医院出生时右侧锁

骨骨折，某医院在鉴定过程中提交病历对骨折的记载为

补记内容，故法院判决医院承担赔偿责任。⑥

· 3 ·

3．因医疗机构诊疗过程中使用假药的过失行为，造成延误

诊疗而赔偿的情况。朱某某因患直肠癌而到北京某中医医院治

疗，医院不具备直肠癌诊断设备，治疗手段为使用一些无批准文

号药，经药监部门认定药品属假药，延误朱某某的治疗时间长达

到2月。因医学会解释已有药监部门的认定和对损害后果及属

于那一等级事故难以认定，也可能因损害不明显而鉴定不是事

故，故法院在未鉴定的情况，直接判决医院因销售假药和延误患

者选择其他治疗机会而承担赔偿责任。⑦ 本案例还引发另～ 个

问题，即延误最佳治疗时机是否应当赔偿，从损害上因属于病情

自然发展而难以得到确定，而从治疗上则可能因时间的延误导

致病情加重或因体质下降、年龄增长而不能进行手术：上述案

件中，朱某某提出因治疗的延误致使其无法选择其他手术治疗。

笔者以为这种情况也应当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只是在赔

偿额计算上有难度。

4．因不具有相应手术资格给患者造成医疗风险增加，鉴定

不属于事故但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某乡医院为李某

某实施输卵管结扎术，后李某某出现出血量大、腹痛加剧等症

状，并在其他医院进行输卵管切除术。经某法庭科学鉴定中心

鉴定其构成九级伤残，而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手术符合正

规操作规程，术后宫外孕属于手术失败，但应视为在现有医学科

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故不构

成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同时提出应继续治疗的建议。医院的两

名医生在手术时虽属注册的执业医师，但一名医生超出被批准

手术术种范围，另一医生所持证书未按时复核，均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规定。因医生无相应手术资质．造成患

者医疗风险增大，而最终形成手术失败的后果，对此法院判决认

定不具有资质人员进行手术，是导致手术失败的原因，由医院承

担赔偿责任。⑧

5．因医院未尽告知义务，而导致患者知情权、选择权被侵

犯，并造成损害后果，未经鉴定为医疗事故，但医院赔偿的情况：

某专科医院为姜某某实施心包穿刺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姜某某

猝死，而医院在实施穿刺前未按规定，让患者及家属签字，医院

因该过错行为承担责任。⑨李某某在某妇幼医院接受产前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医护人员未告知李某某在孕后20周左右应做一

次b超检查。同年在该院生一子，该子左前臂缺失：法院因医

护人员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使李某某错过最佳检查时机，判决

医院承担一定赔偿责任。⑩ 上述5种情况均属于审判实践中，对

是否属于《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存而不问，直接依侵权行为构

成要件分析做出判决。笔者不厌其烦的罗列了诸多案例，其目

的在于揭示医疗过失造成损害的多样性，《条例》的医疗事故认

定无法全部涵盖。而法官如严格执行“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

① 龚赛红著：《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20__年9月第1版，第163页。

② 王敬毅著：《医疗过失责任研究》，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从》第9卷，法律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第1版，第720页。

③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12146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9275号民事判决书

⑤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7141号民事判决书。

⑥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6493号民事判决书。

⑦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1068号民事判决书。

⑧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336号民事判决书

⑨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12173号民事判决书

⑩ 参见(20__)海民初字第24lo号民事判决书

· 4 ·

偿”，医疗过失的存在将被视而不见，其他多样的损害将难以赔

偿，受损害的患者将无法得到救济。

(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定事故是否科学合理，《条例》鉴

定与其他合法鉴定的冲突

依《条例》的逻辑，只有医学会可以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只有该鉴定可认定医疗事故，而只有医疗事故才可以赔偿，那么

法官只有计算赔偿数额的权利。其实，如何计算赔偿额在《条

例》中也有所限制，《条例》对精神损害赔偿最高限额就有明确规

定。显然依此逻辑法官在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时，能做的事

情非常有限，而医学会是否认定医疗事故就显得非常重要。依

《条例》规定鉴定事故已成为赔偿的必要前提条件，那么鉴定本

身的科学合理就显得十分重要。根据美国的统计每年因医疗事

故致死的人数平均在4，4万至9．8万人之间。①② 上海司法鉴

定中心受理300多例医疗纠纷案件中，有80％ 的医疗鉴定被推

翻。相比而言，以北京市法院中委托鉴定最多的海淀区人民法

院为例，在7个月中委托40件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中，被确定

为医疗事故的案件仅1件，占2．5％ 。医疗水平比发达国家低，

事故认定却如此少，司法鉴定与事故鉴定结论的差异，令人怀疑

鉴定的合理性。经对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__年审理的22

件案件和20__年审结的55件案件以及近期的案卷调阅，笔者发

现患者大多主张进行司法鉴定或在事故鉴定后又要求司法鉴

定。笔者认为其原因有4：第一，鉴定机构问题。鉴定机构并未

完全与卫生主管部门割断关系，医会学鉴定机构的组建基本由

卫生局来进行，而医学会鉴定机构的人员大部分来自于医疗系

统，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学会成立须经

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要向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学会领

导层通常由医疗行政首长担任，甚至一些医学会的办公场所仍

在卫生局院内。医学会还具有较强的行业特点。新修改通过的

《中华医学会章程》增加了“本会依法维护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

的合法权益，为医学科学技术工作者服务”等内容，这种行业倾

向明显的学会性组织，有别于纯粹的学术团体，其具有维护自身

利益的要求。而患者和医方发生纠纷的时候，由具有行业倾向

和行业利益要求的医学会来组织鉴定，有违法治所要求的公平

原则。《条例》正是基于卫生主管部门与医院的关系才将鉴定机

构改由医学会负责，而现状却又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换汤不换

药”。第二，鉴定结论分析的模糊和法律知识的缺乏。鉴定机构

人员基本无法律专业知识，其判断因果关系、过失并不是基于法

律知识，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我们常常找不到法官裁判所

需要的合理、清晰、明白的分析结论，本文选一鉴定抄录如下：

“(1)该患者在某医院整个就诊过程中无明显原则性错误。(2)

拔牙后继发全组副鼻窦炎，继而导致颅内感染，临床极为罕见，

且该患者早期颅内感染体征不明显，医生难以预料。(3)20__年

1月23日某医院头颅ct片显示右额部及大脑镰已有显示低密

度阴影，但此时患者无明显临床体征，难以明确诊断。结论：综

上所述，专家组一致认为，该病例不构成医疗事故。”

上文仅百余字的内容，并无对因果关系、违法性、符合常规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1期)

否、义务履行、责任程度的分析，而“无明显原则性错误、难以预

料、难以明确诊断”的措词，明显表述模糊，界定不清，并非科学

鉴定的准确分析用语，使阅读者难以信服其结论 第三，程序问

题。鉴定机构不注重程序问题，如因医学会违反《条例》规定在

当事人尤其患者一方不在场情况下，开启封存的病历，造成患者

对病历的否认，对鉴定机构的不信任。第四，与司法鉴定分析论

证的科学性相比，医学会所组织鉴定相差太远。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与司法鉴定结果的不一致，更造成人们对医疗事故鉴定合

理性的怀疑。如张某某等与某医院医疗事故一案，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而司法鉴定则认为“术前出

现发热且发热原因不明的情况下，应推迟手术，待发热原因明确

后再行相应处理”、“手术造成王某某机体抵抗力下降与其术后

发生的病毒性脑炎并最终死亡之间有少部分关系，参与度的理

论系数为25％”。司法鉴定对多因一果的死亡成因进行了分析，

从而确认了较为科学的因果关系参与度系数，法院最终判决医

院承担赔偿责任。目前的《条例》、《通知》共同确定医学会是事

故鉴定的惟一机构，但却未设计出对医学会行使鉴定权的监督

机制，医学会在认定事故时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利，足以影响结果

的公正。

分析《条例》规定的鉴定与其他鉴定之间的关系，主要在于

确定其鉴定领域问题。笔者认为，《条例》所确立的鉴定机构并

不是有权对所有的医疗行为做出鉴定。如根据《 计划生育技术

服务管理条例》规定，“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鉴定和管理办法由

国务院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而该

条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授权，因而《条例》

不能与其抵触，医学会将不能进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事故或并

发症的鉴定。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其《实施办

法》也规定了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的设立、程序、组织、

分级均与《条例》的鉴定有别，而其法律规定效力高于《条例》。

依上述法律法规，在医疗领域中同时存在多种鉴定体系，而《条

例》和《通知》对医学会是惟一组织鉴定医疗事故机构的确认，自

然与效力等级更高的人大立法及由法律授权的法规相抵触。

(四)医疗事故鉴定是否已取代法官的裁判权，鉴定在法院

审判中所属性质

从《条例》对医疗事故概念定义及鉴定规定分析，其鉴定内

容已涵盖了民事侵权认定的所有构成要件，即过失、违法性、损

害、因果关系这四方面的判断，④④ 这可以使法官从繁琐的查明

认定事实中解脱出来，将所有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交由医学会鉴

定确认，然后根据《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做出判

决。这种判决符合《通知》的精神，但是笔者认为，因医疗事故鉴

定虽有其技术专业性的一面，但其鉴定的内容却有别于其他鉴

定。如笔迹、伤残等鉴定仅以专业知识和技术确定案件所涉及

的某一方面事实，并不包括因果关系、过失、违法性等方面的认

定，而医疗事故鉴定则包括上述认定。在医疗事故鉴定涉及损

害事实时，医学会也可能以无因果关系或难以预见、并发症等情

况而将损害排除在医疗损害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① 龚赛红著：《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20__年9月第1版，第1页。

② 祁颀著：《医疗事故：可怕的灾难》，《南方周末》，1999年12月24日9版。

③ 孙东东、刘瑞爽著：《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辨析》，《法律与医学杂志》2oo2年8月第9卷第3期，第3页。

④ 蒲川著：《关于医疗纠纷司法处理的几点思考》，《中国卫生法制》第20__第6期，第16页。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l卷(第1期)

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的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只能属于证据，绝不是

法院判决的惟一依据，法院可以进行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但

这种审核因专业化的问题，法院只能做程序方面的审核，而实际

上医疗事故的认定涉及法律上之因果关系、过失、损害、违法性，

其鉴定结论无形中替代了法官的裁判。应该说这种鉴定实际上

是法官将是否构成侵权的判断交由鉴定机构判断，而鉴定机构

做出法律判断的人员是具有医学背景的医学专家们，这也许就

可以解释为什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在实务中总存在种种缺陷、

不合理以至于被法官所否定。法院将医疗事故中所有问题都交

给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认定的办法，实质上是移交了裁判权。

四、否定《条例》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建立医疗

过失侵害赔偿理论和完善鉴定制度

法院审理案件中对《条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偿”规定的

否定依据，是来源于法官对裁判权的行使，法律要求法官在查明

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决。证明责任的分配、事实的判断、侵权构

成的认定均属于法官的权利，行政法规无权规定，鉴定机构不能

行使。法官就什么情况下判决承担赔偿责任应依据《民法通则》

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

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属于行政法规的《条例》所

确立原则与效力高于它的基本法律所确立原则相抵触时，法官

在选择适用时应予否定。而实践中如果依据《通知》规定，法官

却不得不选择医学会鉴定和参照《条例》“不属于医疗事故不赔

偿”规定进行判决，正如上文已论述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不

完善，其鉴定所确认的事故难以令人信服，鉴定事故之外存在损

害的多样性和医学会与其他鉴定体系的冲突，同时《条例》与基

本法律抵触以及其所建立的赔偿体系更存在种种问题，都造成

了法官裁判上的困惑，对此笔者试图在否定的前提下探讨一种

更为合理的处理机制，以求将责任认定的裁判权还权于法官，使

法官能够更合理地对医疗事故纠纷做出裁判。

依据《民法通则》的过错侵害原理和医疗行为特殊性，笔者

· 5 ·

认为将医疗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前提基础确定为医疗过失

侵害，即指医疗活动中因医疗机构未尽最善注意义务的过失行

为给患者造成的不利益侵害，提出此概念的意义在于区别当前

诸多概念，而同时涵盖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机构举证不能

赔偿、医疗未尽告知义务损害等所有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损害事

实，使法官依此对医疗行为致患者的各种不利益损害均能予以

司法救济。对于因专业知识障碍而不得不选择的医疗事故鉴

定，笔者建议可采取以下3种办法改进：

(一)限制鉴定机构鉴定权限

由于鉴定人员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同时其在进行医疗判

断时不应进行法律判断，故将鉴定中可能涉及法律专业的内容

排除，如法律上之因果关系、违法性。笔者以为其应主要限于对

过失的判断标准一一注意义务方面进行评价，同时结合医学上

之因果关系、损害成因予以分析，这种分析不再以认定事故的形

式出现而以专家鉴定的形式作为证据供法院判决时考虑，其作

用如美国法官审理医疗案件时的专家证人。

(二)仅将事故鉴定结论作为证据

不将事故鉴定结论作为是否赔偿的依据，就《条例》没有修

改或被取代之前，将鉴定结论作为判断的专家意见参考，并可另

行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在医学专家的意见上进行因果关系分析，

对医学会鉴定不构成事故，但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仍判决

承担赔偿责任。

(三)司法鉴定、医学会和法官共同判断侵权事实其目的在

于从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医学会专家库中直接选择专家、法官参

与听取鉴定，取医学专家的专业知识，让其解释医学上之因果、

注意义务、常规行为、医学知识；取司法鉴定专长之损害程度、损

害因果关系参与度、法医学经验；取法官对法律上之因果、过失

判断综合形成对侵权事实的分析结论，当然法官也可只参与旁

篇6

    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25日介绍，对现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修改，目前已九易其稿，其基本思路是完善医疗事故的鉴定制度，强化对医疗事故鉴定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并将现行的医疗事故一次性经济补偿制度改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 

    此次修改明确卫生行政部门是医疗事故处理的主管部门，并客观界定了医疗事故的内涵和外延，在原先界定的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造成病人死亡、残疾和功能性障碍这三种事故之外，将医务人员因过失造成病人一定程度的损害，虽经治疗未留后果的情况也定为事故。 

    此次修改对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和程序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充实和完善。明确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是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专门机构，要建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成员专家库。专家由临床医学专家、卫生管理专家和法医组成，以临床医学专家为主。同时，实行必要的病历开放制度，维护病人的知情权。

篇7

一、关于医疗事故的界定及立案

《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透过该规定，笔者想说明的是在医疗事故的处理过程中关于医患双方到底是医疗合同关系还是侵权关系的争议应当停止了。因为该规定已经明确了医疗事故争议为侵权争议。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得到印证。但是《条例》又对医疗事故侵权的构成作了不同于《民法通则》所调整的人身侵权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所调整的人身侵权的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必须有过错，表现为故意或者过失，侵权人客观行为具有必须违法性，指违反了保护受害人权利的法律规范的规定。但是根据《条例》规定，只有医方主观上具有过失方能构成医疗事故。这也就是说如果医院故意违反诊疗常规、非法行医等造成的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根据《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不予赔偿。很明显《条例》主动放弃了对主观上故意而造成的医疗人身侵权的规范。

二、关于医疗事故纠纷的法院地域管辖

很多诉讼的当事人包括很在行的律师并不注重管辖，认为那是程序上的事，“既然国家法律只有一部，在哪儿判都是一样”。笔者认为包括管辖在内的所有程序都不能轻视，绝不仅仅是“程序错误，实体错误”那么简单，熟知程序的律师和轻视程序的律师办案结果往往大不一样，很多实体上占上风的案件最后都输在程序上。对于管辖法院的确定且不说各地法官水平参差不齐，也不论地方保护有多严重，单说诉讼成本就会让人瞠舌。笔者最近临时一起医疗事故争议，患者为某民族地区官员，在成都医疗后导致截瘫，患者为了维护其权益，专门在成都聘请请律师向成都某区法院起诉医院，经过医学会专家鉴定，医方“虽然有一定的过错，但并不是导致截瘫的直接原因”，因此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我很庆幸我了医方，但我仍很同情患者，因为他请了个外行律师。根据侵权案件管辖的规定侵权结果地法院有权管辖，而患者的身体损害结果就在其居住地，试想如果患者在千里之外的民族地区法院起诉，结果何止是节约一大笔差旅费呢？再变换案由，直接以人身侵权起诉，向民族地区当地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后果怎么样不难想像。

笔者还做了一件让人叫绝的案件，通过管辖的规避达到了诉讼目的。这次我是患者，医方的态度一直很坚决，不得已进入了诉讼程序。通过先前的接触我们得知，医方所在的法院对医疗事故案件处理严重缺乏经验，而且法院的公正性也值得怀疑。所以我们决定不在被告也就是医方所在地法院起诉，我们选择向患者转院后的医院所在地法院起诉，好说歹说法院总算立了案。医方很快提出管辖异议，承办法官也一副不容质疑的口气说应当移送。我们在征求了患者的意见后于法院移送前突然向法院追加转院医院为本案第二被告。这样转院医院所在地法院当然具有管辖权，医院也只好撤回管辖异议，转而抛弃合作多年的法律顾问，另请了其他律师此案。叫绝的是，开庭那天我们当庭撤回对第二被告的起诉。因为根据规定，管辖异议的期限只是15天，过了15天再提异议法院不再审理，开庭时15天早就过了。就这样我们最终将案件“留”在了我们选择的法院。

三、关于争议双方的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关键是靠证据，举证不能即意味着败诉，所以举证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双方都举证不力的情况下，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

客观地讲如果光有《条例》而没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患者的维权积极性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高。因为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该规定对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作了倒置的规定，即医院承担医疗行为合法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如果医院不能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的正确性则法院推定医疗行为违法，医院就得承担败诉责任。

这里要说的是患者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权利问题。不用多说，患者至少应就医患之间的关系、医疗行为的发生、损害赔偿的计算三方面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中有一个方面的证据不足诉求就有可能被法院驳回。那么患者就医疗行为的违法性到底能否举证？这些证据在法律上应如何认定？笔记认为，法律和司法解释虽然规定医院承担医疗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但并没有限制患者就医疗行为违法性的举证权利，因此患者就医疗行为的违法性可以举证，只要证据符合“三性”原则法院应当予以认定。

四、关于医疗事故案件中的鉴定

在医疗事故纠纷案中，对鉴定的处理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市以上医学会鉴定，二是由原法院系统的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三是由法院委托其他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规范第一种鉴定方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通知而不是司法解释，这个通知中说如果不是医疗事故的就应当按照司法鉴定的司法解释办理。这样一个含糊的规定在实务中发生很多争议。一是通知不是司法解释，没有强制适用的法律效力。二是没有鉴定不可能确定是否医疗事故，以医疗事故作为医学会鉴定的前提条件自相矛盾，无法适用。争议归争议，还得尊重规定。所以原告选择案由就得非常谨慎，因为如果选择医疗事故争议则鉴定机构为医学会，选择一般人身侵权鉴定机构为医学会以外的其他机构。普遍来说医学会鉴定较为客观，而其他鉴定机构的专家有的不懂医学，也有的懂医学但不懂临床，鉴定结果往往五花八门。但深谙此道的律师却可从中利用，就拿前面提到截瘫的案例来说，如果变换案由，直接以医院人身侵权起诉，向民族地区当地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再利用原告本来的关系做一下“说服”工作，那对医院来说一路狂奔应诉就更未必能得到什么有利结果了。

这样，本是同样的侵权诉讼却因案由的不同法定具有不同的鉴定机构鉴定，此其一。

卫生部根据《条例》出台了一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办法》对医疗事故鉴定作了详细的规定，但却没有规定对病历的质证程序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根据《条例》规定，医院负责保管病历，而这些病历直接作为鉴定的依据很明显不以排除伪造的嫌疑，恰恰实务中伪造、涂改、倒签病历的现象屡见不鲜，此其二。

篇8

鉴定结论有其主观性的一面虽然鉴定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鉴定是由人完成的，是人的主观认识客观的结果，鉴定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条件对其结论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影响，鉴定结论的得出并不必然与客观事实一致，因而不是绝对正确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作为行政法规略显单薄。笔者认为，当《民法通则》对于医疗损害的赔偿无具体明确的规定时，参照其适用无可厚非，这也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的权宜之计。但是，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就应当适用该规定。

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定的效力高于《条例》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对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从法理上来说，最高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也就是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效力比《条例》的效力要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通过法庭质证。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否则，就是鉴定牵着审判的“鼻子”走，是鉴定人员代替法官行使审判权。

法官有权依据实践经验审查判断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并对不合情理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或部分采信按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或者构成医疗事故但认定承担部分责任的，法官可以依照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医疗过错做出识别和判断，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全部不予采信或部分采信。

医疗事故鉴定与医疗过错鉴定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证据医疗机构提出医疗事故鉴定，患者可以同时提出医疗过错鉴定。由于两种鉴定方法有差异，医学会只鉴定是不是医疗事故，使用卫生系统的标准；而医疗过错鉴定是按法医鉴定的办法，它只认定有无不良后果、医疗机构有无过错、过错与不良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于是，同一个案例，医学会认为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鉴定可能会认定医疗机构负全部责任。

篇9

    原告：瞿疏朗，男，3岁。

    法定人：瞿为民，瞿疏朗之父。

    法定人：邹芸，瞿疏朗之母。

    被告：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以下简称省级机关医院）。

    瞿疏朗于1994年2月25日出生。出生时，其身体一切正常，当时在右臂部注射了“乙肝疫苗”。之后的97天里，瞿疏朗虽看过病，但未注射针剂。1994年6月3日，瞿疏朗的母亲按规定带瞿疏朗到指定地点省级机关医院儿保科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的第一针，注射部位为瞿疏朗的左臀肌，操作者为该医院儿保科护士。1994年6月18日，瞿疏朗父母发现瞿疏朗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左脚无力，即向有关部门反映该情况，并带瞿疏朗在南京市多家医院诊治。同年7月，省、市、区防疫站有关人员对瞿疏朗左腿及病历进行了查看、分析，称此属预防接种异常反应。1994年9月，瞿疏朗父母向区防疫站申请医疗事故鉴定。1995年3月，瞿疏朗去上海市就诊。次月6日，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对瞿疏朗施行了左坐骨神经探查、松解手术，手术诊断结论为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损伤（注射性）。瞿疏朗虽经手术补救，但其神经恢复正常已不可能，5岁时还须再次手术。瞿疏朗在南京的医药费已报销，在上海的医疗费2006。71元、交通费102。50元、住宿费1060元。1995年5月，瞿疏朗诉至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原告法定人诉称：1994年6月3日，其按计划免疫要求，带瞿疏朗到省级机关医院儿保科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左臀肌注射防疫针两周后，发现孩子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扶立时左腿明显无力。经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手术探查，确诊瞿疏朗为注射性左坐骨神经损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原告的一切损失计193458元及今后再次手术的费用。

    被告省级机关医院答辩称：其是根据有关规定，应区防疫站的要求，为区防疫站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在为原告进行“百白破”三联针注射时，其严格按计免操作规程进行。本案纠纷是在实施计划免疫工作期间发生，被告应是区防疫站。且本案损害发生的原因和责任尚在鉴定之中，现不宜进行实体审理。

    审　判

    审理中，于同年10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对瞿疏朗的病因作出鉴定结论：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损伤系注射所致。1996年9月，南京市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瞿疏朗病例作出鉴定称：本例系医源性坐骨神经损伤，不属于医疗事故范围。1997年1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中心对瞿疏朗残疾等级等作出鉴定结论：伤者瞿疏朗左腿伤残程度属六级，须终生使用特殊生活用具。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按计划免疫要求，在出生后第98天到被告处注射出生后的第一针。被告处医护人员在为原告注射后，致原告瞿疏朗左坐骨神经注射性损伤，其行为与原告被损害事实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该医护人员在履行职务中的过失行为给原告造成的损失，依法应由其单位被告承担责任。原告依法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生活自助具费及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应予支持。原告5岁时须再次手术的费用因尚未发生，不宜一并处理。被告称本案应由区防疫站承担责任，因证据和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于1997年6月18日判决如下：

    被告省级机关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原告瞿疏朗医疗费2006。71元、交通费102。50元、营养费246。03元、住宿费1060元、残疾生活补助费49206元、残疾生活自助具费38649。33元、残疾赔偿金24603元，合计115873。57元。

    一审宣判后，省级机关医院不服，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其是应区防疫站的要求和委托，依照有关规定给区防疫站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本案被告应是区防疫站。实施接种的儿保科护士，每年均因工作认真负责被区防疫站评为先进，其行为不存在过失。不排除此前瞿疏朗因其他原因而注射针剂。一审未使用权威证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导致判决不公。要求撤销原判，驳回瞿疏朗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答辩称：瞿疏朗残疾是打针引起的，针是上诉人的医护人员所打，故以上诉人为被告合理。原判正确，应予维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瞿疏朗按计划免疫要求到省级机关医院注射出生后左臀部第一针，注射后15天即发生左脚掌下垂，足趾活动迟缓等情况。经手术探查及法医学鉴定，瞿疏朗系左坐骨神经损伤，该损伤系注射所致。据此，可以认定瞿疏朗左腿损伤系省级机关医院护士注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所造成。瞿疏朗居住地的计划免疫工作虽由区防疫站和省级机关医院共同进行，但双方分工不同，具体接种是省级机关医院的职责。该医院护士在履行职责时造成瞿疏朗人身损害，应由该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瞿疏朗5岁时需再次手术的费用，可待瞿疏朗再次手术后，另案处理。原审人民法院所作判决并无不当，省级机关医院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1997年10月13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该案是一起因计划免疫预防接种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对此类纠纷如何处理，国家目前规定不明确。本案的审理，注意把握了下列问题：

    一、纠纷定性。本案原告左坐骨神经损伤致六级伤残，是在医院进行预防接种时，因医院护士注射部位错误而导致的。这是否属于医疗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是值得探讨的。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是医院工作人员的过失行为造成原告残疾，且鼓楼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适用的是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发生不可避免的并发症”的条款而确定其不属医疗事故范围的，并没将其排斥在医疗事故争议范畴之外，因此，本案属于医疗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卫生部《关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又将“必须是发生在诊疗护理中”作为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上述规定将医疗事故的发生范围明确限定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本案原告是在预防接种中致残的，虽然这是医院医务人员过失所致，可是因该医务人员从事的不是诊疗护理即治病工作，而是预防接种即防病工作，故其主观过失和客观后果上虽符合医疗事故的要件，但因行为不是发生在诊疗护理中，因此不属医疗事故争议范畴。根据《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的规定，在预防接种后出现的难以确诊或病情严重的病例通常分为异常反应、偶合和事故，本案病例显然在此范畴。从异常反应的特点看，它是人的机体对预防接种的生物制品这一异物所产生的严重的排异现象。偶合则是某一急性传染病的潜伏期或前驱期，或患有某种慢性病症状不明显者因未被发觉而进行预防接种，无意中恰巧相合发生某种疾病。本病例是预防接种护士在预防接种工作中因注射部位错误导致原告伤残，不符合异常反应和偶合的特征，却与预防接种事故的三个特征相吻，即发生在预防接种工作中；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人员在预防接种时主观上有过失；产生的后果严重，因此其有可能是预防接种事故。但其究竟属何，依照《预防接种后异常反应和事故的处理试行办法》规定，应提请预防接种反应诊断小组鉴定后确定。据此，本案应为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

    本案诉讼前，原告因缺乏专业知识曾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诉讼中，鉴定结论虽作出，但因本事故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范畴，故尽管鉴定结论认为原告系医源性坐骨神经损伤，不属医疗事故范围，被告却不能以此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

    二、预防接种事故鉴定结论是否是本案诉讼的前置程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从该司法解释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对医疗事故争议仅主张民事赔偿案件诉讼的必经程序；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对平等主体间民事诉讼决定是否立案的唯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虽未对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但其上述司法解释体现出的精神，应该说在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上同样适用。因为：1。国家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规定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审理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2。该类纠纷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诉讼，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才是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唯一条件；3。如将鉴定作为立案必须条件，鉴定机构的不作为将会成为受害人索赔的程序障碍，至少使受害人不能即时主张权利，这不利于及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原告瞿疏朗起诉时仅主张民事赔偿，且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故未进行预防接种事故鉴定不能妨碍他行使民事诉讼的权利。

    三、责任人的认定。《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和全体医疗卫生人员，均有执行本条例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条例第8条、第9条对卫生防疫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各自的分工规定，卫生防疫部门在计划免疫工作中负责制订计划，培训人员，发放生物制品，考核预防接种效果，处理异常反应，进行免疫水平的监测，冷链管理以及对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计划免疫工作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医疗卫生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则按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统一安排，开展计划免疫工作。由此可见，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主体包括卫生防疫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但他们各有分工。原告居住地的卫生防疫工作根据上级组织的统一安排，由南京市鼓楼区防疫站和被告省级机关医院共同进行，他们按条例对其的分工规定各司其职，具体接种工作由省级机关医院进行。由于卫生防疫工作是他们双方而并非区防疫站一方的职责和法定义务，因此，对按法定分工履行各自职责时发生的事故，就应由职责段的过错方承担法定责任。如区防疫站和省级机关医院系共同过错（如区防疫站发错接种疫苗，省级机关医院注射时又未对疫苗进行查验就接种，导致损害发生的），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如是一方的过错，就应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原告残疾是省级机关医院儿保护士在实施预防接种注射时所致，该护士具有多年预防接种工作经验，其注射部位错误并非区防疫站培训有误或指导不当所致，而是其自身过失造成，因此区防疫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并无过错。本案是基于过错而由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区防疫站作为无过错方无须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关于责任人应为区防疫站的主张不能成立。省级机关医院儿保护士实施接种行为是履行职责，其间因过失致残原告是有过错的，该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所在单位省级机关医院承担，因此本案的责任人应确定为省级机关医院。被告所作的关于自己是应区防疫站的要求，无偿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抗辩，将国家赋予自己的法定的计划免疫义务曲解成受委托行为或无偿帮助行为，从而得出应由负有计划免疫义务的委托人或被帮助的受益人区防疫站承担赔偿责任的错误结论，该免责抗辩不能成立。

    四、归责原则的适用。预防接种事故与医疗事故一样，属于技术性、专业性较强的侵权案件。在该类事故中，受害人作为普通百姓，对接种的生物制品是否有质量问题、接种途径及接种部位是否正确、接种操作或器械消毒是否规范、自己是否是合适的接种对象等计划免疫专业知识缺乏基本了解，所以客观上其无法也不可能适时采证以供鉴定或诉讼之用。此类案件如按一般过错归责原则由受害人举证证明行为人在预防接种行为中有过错，对受害人的要求显然过于苛刻，这意味着在诉讼的开始就将受害人置于不利的诉讼境地。受害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因无法提供其根本不可能提供的证据而不能获得法律救济，这种使受害人受制于法的做法，显然是有悖于民法通则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精神和公平原则的。对此是否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呢？结论也是不行。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人只要证明接种后出现了损害事实以及该损害有可能是接种引起的，行为人不能证明是受害人故意或第三人过错造成就得承担民事责任，这对行为人也不尽公平。因为受害人的损害不排除其他因素所致，如继发感染并非操作或器械消毒不严，而是受害人自身造成伤口不洁所致，注射性神经损伤并非预防接种，而是此前或此后的其他注射行为所致。将过重的民事责任加给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实施非牟利性的计划免疫工作的单位，加大卫生免疫风险，显然这也不是国家立法之目的。况且预防接种事故产生的主观因素是卫生防疫工作人员的预防接种过失，过失是过错的一种表现形式，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预防接种事故不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均应按规定接受预防接种。可见计划免疫是国家强制性防病措施，接受预防接种是我国居民的法定义务，同时，这也决定了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实施预防接种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公众。对这种工作性质有可能给社会公众安全造成威胁的单位或部门，法律应该要求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负有严格注意的义务和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尽最大可能地防止和减少损害的发生。根据这一性质和特点，预防接种事故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藉此实现举证责任的倒置。只要受害人能证明损害事实存在以及损害后果与行为人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如不能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就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就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这就将因缺乏卫生防疫知识而难以举证故处于弱者地位的受害人从窘境中解救出来，而给在诉讼中对证据享有控制权处于有利的诉讼地位的行为人增加了举证责任，从而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在诉讼中趋于平等。本案中原告左坐骨神经损伤的损害事实确实存在，该损害出现在被告对其预防接种后不久，且经手术探查和法医鉴定系注射所致，至此原告的举证责任已告完成。被告如想排除自己的责任，必须举证证明损害并非注射所致而是与其无关的其他原因所致，或自己注射完全规范，损害是原告在该次预防接种之前或之后因其他注射所致。现被告对此均举证不能，故确认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要件已具备，法院据此已可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而原告为进一步证明其损害后果与被告注射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唯一性，又向法院提供了其出生后的病历。从该病历的记载情况看，原告在被告处注射的“百白破”三联针第一针是其出生后左臀部注射的第一针。病历的真实性已被原告出生至事故发生止为原告看病或预防接种的医生、儿保人员（包括事故直接责任人）所证实。该病历有力的证据力使法院对原告受损害系被告接种注射所致的确认更无可质疑。被告以其儿保护士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原告根本无法证明其注射过失作为抗辩理由，是由自己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一般过错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由此推出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企图藉此使自己借助职业优势而立于不败之地。法院选择了对双方当事人均公平的过错推定责任，充分体现了《民法通则》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和公平的原则。

篇10

错责任的专业判断提出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审理；医疗纠纷；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16；13913

【文献标识码l b

【文章编号】 1007—9297(20__)02—0109—0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

《民事证据规定》自20__年4月1日施行，同年9月1日．新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20__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

件的通知》。20__年3月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对审

理医疗纠纷案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以上司法解释、行政法规、

通知和指导性意见为我们正确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提供了依据。

一

、关于举证责任问题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的责任。举证责任有两层含义，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

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事

实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就事实主张

如不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则要承担不利后果，这个不利后果

就是败诉。【1]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是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

任。古罗马时期，法学家们就提出了举证责任分担的两条规则：

原告负有举证责任而不尽举证责任的，应做出被告胜诉的判决；

肯定者应负有举证责任，否定者不负举证责任。以后学者又在

这两条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多种学说，如消极事实说、基础事实

说、法律分类要件学、推定事实说等等。举证责任分配就是法律

对由何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进行强制性分配，各种案件中举

证责任分配的形式只有两种，即要么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对自己

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即我们所称的“举证责任”正置，也就是

“谁主张、谁举证”，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形式适用于大部分民事案

件；要么由否定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其不能完成举证

责任，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形式即所谓的

“举证责任倒置”，这种举证形式只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几种特殊

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倒置是对举证责任分配的特例，是把通常

由主张事实方负担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对方。《民事证据规定》较

为明确地规定了各种特殊侵权纠纷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各自应承

担的举证责任，在适用举证倒置规则时，还应当特别注意并不是

所有案件事实都“倒置”给对方证明，主张事实方必须对与案件

有关的基础事实负举证责任。法官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一

般原理，遵循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发挥司法的能动主义特征来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t2 3

1．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 原告(患者)就存在医疗关

系和医疗损害结果举证，被告(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

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举证。因医疗行为引

起的侵犯诉讼，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3 医疗侵权行为

的构成包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具有人身

损害后果、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医疗机构及医务人

员主观上有过错四方面要件，《民事证据规定》对医疗机构的举

证责任的规定是：“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

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

举证责任。”因此，根据医疗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上述规定，在

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中，患者应负责对医疗关系与损害结果存在

举证，医疗机构应负责对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举证。也就是说，如果患者不能证明医

疗关系或医疗损害结果存在，应依法驳回；如果医疗机构认

为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没有过错，

应该举证，从而因果关系推定或过错推定，否则因果关系或

过错推定成立。实际上，医疗机构只要证明一个推定不成立，即

只要有一个侵权构成要件不成立，侵权责任就不能成立，就能够

除其全部赔偿责任。1．4 j

2．医疗机构可以用提供病历资料、医学文献等履行举证义

务，以证明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

医疗过错，不应强求医疗机构用鉴定结论证明。《民事证据规

定》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

推定，但并没规定医疗机构必须用鉴定结论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民事证据规定》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规定了因果关系推定和过

错推定原则，没有对医疗机构证明因果关系推定和过错推定不

成立的方式、形式或标准作出规定。病历资料、医学文献与鉴定

结论同为证据，只要这些证据有足够的证明力，能够证明医疗机

构的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和不存在过错，即

应视为医疗机构履行了全部举证义务。鉴定不是确认因果关系

和过错的必经手段，不少医疗纠纷案件实际根本不需鉴定，即可

通过审查病历资料作出判断。例如，青霉素引起的过敏性休克

是否依用药规范做了药敏实验，特殊治疗是否尽了说明义务等

等。

3．医疗机构提供的病历资料、医学文献不足以证明自己的

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及不存在过错时，医疗机构

负申请鉴定的责任。有无过错或有无因果关系是解决医疗纠纷

的核心，而有无过错或有无因果关系的认定属于医学领域的专

门性问题，多数情况下法官难以直接判断，通常需要委托鉴定。

《民事证据规定》第25条规定：“对需要鉴定事项有举证责任的

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

或不预交鉴定费用或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案件争议的事实

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

法律后果”。第16条规定：“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

人民法院调取收集证据，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从以上

规定中可以看出，申请鉴定是举证责任的内容，因此，根据举证

倒置原则，当医疗机构提供的病历资料、医学文献等不足以 证明

无因果关系和无过错时，由医疗机构承担申请鉴定的责任。如

果医疗机构不提出鉴定的申请，即可能导致法官无法认定案件

事实，法官即有理由基于因果关系和过错推定原则，判决医疗机

构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0__年11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就一起医疗侵权纠纷，因医院不申请鉴定，判决医院败诉)。需

要强调的是当出现需要通过鉴定证明而医疗机构不申请的情形

时，法官应当充分释明，促使医疗机构提出鉴定申请。

4．当医疗机构通过提供病历资料、申请鉴定等完全履行了

举证责任后，患方仍有异议，此时应当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由患

方就有无因果关系和有无过错举证。从医疗侵权纠纷案件中的

四个构成要件和关于举证倒置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医疗机构只

对其执业范围的医疗行为举证，当医疗机构穷尽了法律规定的

举证责任后，患方仍有争议的，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发生举

证责任转移，由患方就医疗行为和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和存

在医疗过错举证。在医疗行为之外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因素和

可能性太多，很多因素确实是医疗机构不可能控制和把握的，要

求医疗机构“继续举证”显然不妥。_5 例如，患者出院后出现的损

害后果是医疗行为造成还是院外损伤所致的争议，如果医疗机

构通过病历、鉴定等证明了损害后果与医疗行为无关时，即应发

生举证责任转移，由患方举证否定医疗机构的证据，而不应苛求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2期)

医疗机构再次或继续证明是院外损伤；再如，医疗机构申请鉴定

后，鉴定结论证明医疗机构不存在过错，而患方仍主张医疗机构

存在过错，此时，举证责任(如申请重新鉴定的责任)应由患方承

担。

5．医疗机构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的，导致认定医

疗损害的因果关系及过错要件的证据不存在或证据不足的，应

由医疗机构承担不利后果。《民事证据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示

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

以证明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

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病历资料是证明医疗机构医疗行为及病

人病情的主要证据材料，且是进行技术鉴定的主要依据，如果医

疗机构损坏或丢失了该证据材料，导致案件事实无法认定或不

能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对此承担不利的后果。

6．医疗机构申请鉴定后，由于患方不配合导致鉴定不能进

行的，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或不利后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

行办法》第38条规定：“因当事人拒绝配合，无法进行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的，应当终止本次鉴定。”《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暂行规

定》第23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终结鉴定：⋯⋯ 、(二)

被鉴定人或受检人不配合检验，经做工作仍不配合的”医疗纠纷

案件实行举证倒置原则，申请鉴定并通过鉴定结论证明自己不

存在过错是医疗机构的责任。但是当医疗机构申请了鉴定，而

由于患方不配合鉴定活动，致使医疗机构不能通过获取鉴定结

论证明自己无过错时，仍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显然

有失公平。此时，应责令妨碍举证行为的当事人(患者)承担举

证责任或不利后果。

二、关于医疗事故赔偿问题

纵观《条例》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虽然构成医疗

事故的医患纠纷事件范围较以往有了明显扩大，规定更趋合理，

但仍有一些医患纠纷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按《条例》规定医疗

机构有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依据民法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医疗机

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的区别在于，在法律上决定医疗机

构是否承担责任的标准是过错和因果关系标准，而《条例》中的

标准则是过失和违法标准。前者的范围显然比后者要宽泛得

多，不仅包括行为人有故意行为，也包括行为虽无违法但确有过

错，并且给患者造成了损害事实，而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

关系的情况。_6 j上述两种情形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确定赔偿

标准：

1．经鉴定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件，应当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确定赔偿标准。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92)民他字第13号

《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一案

如何适用法律的复函》明确答复医疗事故案件参照《民法通则》

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审理后，全国法院一般都根据《民法通

则》第119条确定赔偿标准。去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50条对医疗事故赔偿标准有21项规定，这个规定使医疗事故

赔偿标准有了具体的依据，改变了过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

的一次性象征性补偿的做法，提供了赔偿标准。但是《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仍然与以往实践中依据《民法通则》

掌握的标准相差很多。今年元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

通知》对此问题进行了明确：“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2期)

的医疗赔偿纠纷，诉至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

此，今后构成医疗事故诉至法院的案件，应当参照《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第50条的规定确定赔偿标准。

2．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确有过错，并造成相

应损害的，按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

任，并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确定赔偿标准。《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第49条规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

责任”这一规定和《民法通则》第106条和119条相抵触，根据两

个法效力高低和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适用上位法的原则，条例

中关于不构成医疗事故不承担赔偿责任规定无效。对于这种情

况，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

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

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及全国法院民事审判

工作会议的“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

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应

当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

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的精神办理。

三、医疗侵权纠纷中过错责任的专业判断问题

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法官要审查判断是

否存在医疗过错问题；患者提交的医学论断或申请专业知识的

人员出庭说明。《民事证据规定》第61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

性问题进行说明。”以证明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时，法官也要做出

审查判断。对于上述两种情形，可用下列方式解决，以获取专业

方面的判断意见：

1．根据《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15条的规定，

交由人民法院司法 鉴定机构进行文证审查，提出采信方面的建

议或专业意见。

2．咨询专家。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

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和《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

规定》组织专家，就医疗过错问题进行鉴定。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92

[2]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证责任倒置的实证分析．人民法院报，20__—

4— 8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及相关法律规

定．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__．37

[4]杨立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新进展和审判对策．人民法院报，20__—

5— 17

[5]顾加栋，王存贵．关于药品侵权的几点思考— — 一起注射疫苗过敏案

件评析．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10(2)：94～97

[6]田斌榜．质疑“不属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与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