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经营管理方案十篇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1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茶馆的社会作用越来越重要，它的功能也在不断地被挖掘和开发。茶馆是社会的聚焦点，本文以南京2012茶肆为例，反映出当代茶馆的营销策略变更，通过支付手段的变革分析何为“体验经济”。

关键词：营销策略；支付方式；体验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6-0073-03

一千多年来，我国茶馆的发展始终沿着休闲茶馆、文化茶馆的套路走下来，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和变化。在运作模式上，多是“为了卖茶而卖茶”，没有专家指导，没有品牌意识，不能真正理解茶文化的内涵，同时，茶馆的装修风格相近，茶叶品种雷同，没有任何自己的特色。南京2012茶肆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开始注重特色，立志要打破传统套路，走出一条具有开创性的营销模式。

一、营销策略

1.市场分析市场定位：根据茶馆地理位置现状及消费需求，我们将目标市场定位于周边社区居民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商务人士，并将茶馆定位为交流、学习、品茶为主的休闲场所，以唐代的茶文化为依托，满足消费群体的需求。

2.经营思路：茶馆经营已逐渐西化，但南京2012茶肆仍以茶艺、茶道为主，配以咖啡、饮料及各色菜肴等西式经营项目；关注人的心理感受，注重修心养性，陶冶情操；同时注重茶肆整体风格，协调在灯光、音乐、人员着装等方面的搭配。

3.经营业务及范围主营业务：选出主营茶叶品种，突出南京2012茶肆特色，适当配备咖啡、饮料、精品菜肴、小吃、点心、果盘等。南京2012茶肆餐饮以专业精致、口感纯正为特色，茶肆对茶叶的品质要求和泡茶工艺极为讲究；茶艺茶道：提供茶艺、琴艺欣赏。现代人注重生活品质，对茶艺、茶道有着深深的向往，但精于茶艺、茶道的人为少数，可着重茶艺、茶道的传授、表演供顾客欣赏学习，吸引顾客；茶文化：茶肆内设收藏厅，提供各类有关茶的书籍供人闲时阅读。并展示销售各档次的特色茶具，茶叶，既可供人学习欣赏，有意者也可购买；休闲娱乐：提供、扑克、磨坊等娱乐设施，满足顾客娱乐需求。南京2012茶肆采购5000多册图书，放在大厅、包间，每个区域为全民阅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来2012茶肆有茶、有饭、有书看。

下表1、表2为2015年和2016年南京2012茶肆营业收入表，从该表可以看出，南京2012茶肆的业务收入包括热菜、烟酒茶、甜品、凉菜以及其他收入，而在这些收入中热菜和烟酒茶是2012茶肆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同时茶肆营业收入各个范围的比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4.服务管理：服务管理要突出茶文化的祥和、高雅，注重工作人员的仪表、风度、神韵、语言之美，体现到迎宾、咨客、茶饮服务、茶艺服务、配套服务、结算服务、投诉处理和送客等环节；客户管理：建立客户档案，做好客户联络和店外服务。

二、支付手段

几个铜板、几两碎银子，一碗大碗茶下肚，歇息够了，继续上路。茶馆的支付方式，从来就是如此简单，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支付手段开始慢慢变得多样化，支付方式的发展，可以说是人民生活水平和科技水平的一种体现，人们的支付手段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的变化，也改变着人们的消费。现在的你只要拿出手机点几个按钮，金钱就已经嗖嗖的在指尖流转，而你买的东西也已经在被分拣送到你家的路上了。通过支付手段的变革可以分析出何为“体验经济”。茶馆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丰富体验的行业。虽然茶馆的“产品”通常也具有一定的有形实体，如茶水、茶食等，但人们去茶馆不仅仅是为了喝茶，很多是为了一种放松、悠闲的感受。而且茶馆行业除了具备一般餐饮服务性企业的共性特征外，它们还有着自身独特的适合进行体验发掘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行，由此可见，茶馆行业是一种体验经济，适宜开展体验营销。

下面就对南京2012茶肆2015年成立以来的支付方式变化进行分析。下表3和表4是2015-2016年南京2012茶肆支付方式的主要情况，从该图表可以发现，支付方式种类的变化。2015年支付方式主要包括现金、挂账卡、充值卡、银行卡以及大众点评、美团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到2016年支付方式增加了交通银行优惠、糯米这两种支付方式。因此，为了适应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需要，2012茶肆不仅推出了多种新型的支付方式和渠道，而且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支付方式不断变化发展的趋势。

三、经验的形式

1.感觉营销：充分利用人体的感觉器官给客户以深刻印象，使客户对商品产生好感从而实现销售的目的。人的感觉有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几种。运用这些感觉越多，沟通也就越有效，营销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2.情感营销：是充分利用顾客的内心感受和情感创造情感体验。通过感官的刺激，调动消费者心中的愉悦、满足、自豪等情感，达到营销的目的。情感营销的重点是关注消费者需求，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需要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情感，什么样的刺激可以引起@样的情绪，以及能使消费者自然感染，从而促进消费行为，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3.思维经验是启发顾客的智力，创造性地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维营销是指创造性地唤起消费者的惊喜、兴趣、关注问题或分散思考，为消费者创造意识和解决问题的经验。

4.行动营销是指为消费者创造各种各样的体验机会，包括身体体验、长期行为模式体验、生活方式体验以及与人互动的体验等，唤起消费者对体验的投入。

当然，这些形式的体验营销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在很多情况下，体验营销策略也会包含各种体验形式。因此，我们应该结合这些经验来发现和发展自己的营销方法和工具。

四、结语

在茶馆的运作中，体验营销尤为重要，因为顾客来茶馆满足口渴的需求并不强烈，强烈的是寻求一种体验，一种感觉。茶馆是一个典型的服务机构，客户服务在参与过程中是非常高的，客户参与度越高，客户体验越丰富，对客户的了解过程比茶叶导游完成的要多。因此，引导和提示服务员让顾客品茶、了解茶等。在茶馆管理中，要结合传统营销和体验营销，打造中国茶馆营销的新模式，体验营销，营销的是人生与社会的百态文化。

参考文献：

[1]白长虹，廖伟.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的顾客满意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14-20.

[2]Bernd H.Schmitt，著.体验营销[M].刘银娜，高靖，梁丽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2

关键词：循化厅；粮赋型歇家；社会职能；清代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151-08

收稿日期：2013-09-24

作者简介： 杨红伟（1975-），男，河南泌阳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副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西北区域史、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社会研究。

Study about Xiejia in Xunhua Office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 Qing Dynasty

YANG Hong-wei OU Mai-gao

Abstract： Xiejia of Xunhua office was a grain tax one that was set up by government after Yongzheng Emperor suppressed the riot caused by Luobozangdanjin. For the purpose to reinforce the control on border areas， it was changed from informing vassal Xiejia governed by Hezhou office to grain tax one. Xiejia of Xunhua office had features of resting and being runners . They were the medium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vassal people， and their duty included taking grain tax ， checking residence registration， investigating cases ，mediating disputes， prohibiting trades and so on . All these showed that Xiejia of Xunhua office was not a real inn， and it also couldn't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to govern the local society .

Key words： Xunhua Office； Grain Tax Xiejia； Social Function；Qing Dynasty

欧麦高（Max Oidtmann），男，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人，乔治顿大学历史系博士，主要从事清史、中国西北区域史研究。

自1970年代以来，随着史学界研究视角的逐渐下移，中国明清歇家因广泛涉及赋税[1]、漕粮[2]、诉讼①、商贸[3]等诸多领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研究者普遍认同歇家的基本性质为客店的同时，又强调其因兼营各种业务而与客店存在差别。②但也有人强调在贸易领域中，“客店”、“歇家”、“牙家”、“牙歇”等，都采取“客店”与“牙行”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且都具有“开肆”的功能，实际上是名异实同，可将其统称为“歇家牙行”模式。[4]由此可见，研究者在对歇家基本性质的界定上，尚存内在的逻辑困境。

在明清时期的歇家群体中，藏边歇家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它不仅因为存续时间之长，于内地歇家消失之后，犹然为观察歇家现象的活化石③；亦因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经营方式与组织类型的特殊性与多样性，而在歇家研究领域中倍受关注。不过，对藏边歇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贸领域，并强调歇家的客店性质。④甚至有人认为藏边歇家最初由山陕商人创办，类似于在内地各处设立的“会馆”。[5]这显然是将歇家误读成了同乡组织。在藏边歇家产生的时间上，早期的研究认为出现于清朝道光年间，近期研究认为至迟在明朝弘治时期已经出现。⑤然而对藏边歇家早期的历史尚无专门的探讨，因而尚未有说服力的解释。在藏边歇家的构成及其来源上，研究者强调多由回民担任[6]，并指出清代循化厅歇家，“是由茶马互市时的通译演变来的。他们熟悉几个民族的语言，谙于贸易知识，担任民族间贸易的中介人，成为甘青一带一种特殊职业”[7]。这种说法接近了藏边歇家的真实起源，但并未能给出直接的证据，且将歇家误认为是甘青特有的职业类型。关于藏边歇家的功能，研究者普遍强调了官歇家作为官民中间代办机构的性质，但也有夸大其社会功能的倾向，如胡铁球强调官歇家“集贸易、办案、征税于一身， 说明青海地区的基层社会实际上是由商人代表政府管理”[8]，难以令人信服。

由此可见，在明清歇家，特别是在藏边歇家的研究中，尚有诸多基本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厘定。如清代甘肃省西宁府循化厅歇家，无疑为“粮赋型歇家”，并具有明显的衙役色彩。然而，胡铁球却将循化厅歇家所具有的征收赋役、通语词讼、办理案件、稽查走私等职能看作是清政府为了控制“沿边贸易”，在“官歇家”取代“茶马司”贸易垄断职能的过程中，赋予“官歇家”的新职能。[9]这显然抹杀了藏边歇家的区域差别，并将多种歇家的角色功能叠加在了一起。王致中先生看到了藏边歇家的区域差别，并强调循化厅歇家“同牙侩而变为居间通商者，亦应有较大区别”[10]。但因史料的缺乏，他并未对循化厅歇家的做全面的梳理。有鉴于此，本文乃试对清代循化厅歇家的历史流变与角色功能做长时段的勾勒，以展示其全貌。

一、从光绪九年边都沟粮赋之争

看循化厅歇家

发端于光绪四年循化厅西番部落双朋与岗察间的草山纠纷，至光绪九年演化为边都部落内部的粮赋之争，使循化厅歇家卷入其间，成为此次社会冲突的当事者之一。因而，这次在部落冲突频仍的循化厅境内看似平常不过的番案，却在藏边歇家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典型案例意义，提供了解读循化厅歇家历史渊源与角色功能的重要线索。

光绪四年，循化厅西番双朋与岗察两个毗邻部落为争夺草山，发生械斗。[11]此后冲突逐渐升级，至光绪七年，岗察部落邀集尕楞、边都三沟番众，帮同打仗。[12]并由边都寺活佛拉乙仓出头，将双朋以强占草山为名，禀控于循化厅衙门。[13]循化厅受理案件后，断令双方，将所争夺之草山，“岭南归双朋，岭北归冈拭”[14]。拉乙仓不服，接连向循化厅申诉，循化厅坚决维持原判。

循化厅的判决引起拉乙仓的强烈不满，越级上诉至西宁办事大臣衙门。然而在四月至六月的禀控中，拉乙仓的话锋逐渐转向，在暗指循化厅不作为的同时，将矛头直指差役与歇家：“厅署总役率众散役包揽词讼，抵庄任竟酷虐受贿卖法……并有本方歇家酷虐胜役，每至收粮之时，不肯依昔之旧例，私造大斗，任意收取，但原昔番民七族之众共纳粮数六石，目今直上十石之数，尚不足恶等之意，是以民等俱受其陷，因而贫民流离他方者。”请求西宁办事大臣：“并赐告文示谕衙役歇家莫令侵凌良弱之民，恳放七族头目，使立原昔之规模，减免烧柴兼定粮章。倘有词讼小者令番目评议，大者番目呈明官长训究，勿使衙役歇家擅专横行侵凌良弱之民。”[15]

至此，案情发生了变化，也反映出拉乙仓为岗察出头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主持正义，实际上是为了利用宗教影响，实现对边都部落的控制，并借机向岗察、尕楞等部落渗透。边都沟分上中下三沟，居住番众分为七部，各有头目，故又称为边都沟七寨，或七头，初由百户一名总管。[16]至迟光绪初年，边都沟七寨晋升为千户部落，统领各部头目如故。拉乙仓请求西宁办事大臣委任七族头目，目的是在原有头目之外另立新人，使之脱离边都沟千户而直接隶属于自己。西宁办事大臣不查其情，竟然应允，封银巴等六人为百户，并迭令循化厅彻查。[17]这不仅为边都部落的粮赋之争埋下了隐患，还直接将其歇家推向了此次社会冲突的漩涡中心。

循化厅无意纠缠，仍以双朋、岗察冲突为名，传集双方于六月五日到案审查。拉乙仓并不到案，竟于六月七日再次于西宁办事大臣衙门，状告歇家、衙役等非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挟嫌报复。西宁办事大臣鉴于案件已经涉及循化厅，六月十四日转令西宁府受理此案，并委派差役赴循化厅解提原被告及受牵连之歇家与差役。[18]

西宁府对案件的重审同样未使胜诉的天平偏向拉乙仓。是年十一月，西宁府裁定，双朋、岗察争山案维持循化厅原判；拉乙仓所控歇家马来迟，并无私收派费之事，因于光绪七年已革，故仍不准充任歇家。[19]这对拉乙仓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但也在意料之中。或许当边都千户才仁加指认“小的边都六头、中库一头，共七头，共上贡粮七十一石六斗，每年交给歇家自行完纳”[20]，并无冒收苛掠时，拉乙仓已经预见到了结局。不过，边都千户的证词，却将两者隐藏已久的矛盾推向了前台，让拉乙仓倍感有失颜面；被革歇家马来迟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惩罚，让拉乙仓犹感不甘。

于是，一股针对边都千户与歇家的暗流开始涌动起来。十一月十五日，循化厅新同知莅任，开仓收赋。十七日，边都沟千户七庄纳粮，二十四日其余六头则在拉乙仓属下僧人银巴的带领下自行赴仓纳粮。此举不仅宣告了拉乙仓与千户的公然决裂，也表明他们不再通过歇家纳粮。街子工撒回遂在循化厅禀控边都沟六头，“实欲开新路，居心难测”，“今边都歇家历有年所，且无过可指，不料番子仅有一二坏人，煽惑番愚，谣言上宪斥革歇家，他们私自完纳粮石等语。况小的等备知西南二番歇家亦有五六十人，倘边都得行其诈，势必效尤成风，地方上亦难保无他虞”[21]。

与此同时，拉乙仓再次越级上控歇家马来迟与总役杨玉，西宁府命令将二人提案。十二月十八日，马来迟被带至西宁，接受审理。在辩护词中，马来迟称：

歇家马来迟、马八十，系街子工回民，情缘小的祖先原籍河州人，充当本州厅主案下歇家，催办番粮，业已历有年所。后至雍正八年，建设循化城池，小的祖先奉拨来循，始入街子籍贯，以收边都七族番粮。向有粮开一把，从来边都千户、法台喇嘛并各族头目人等，自古公众造就，若到二三十年破坏之时，千户、喇嘛等聚集寺院，从新较换，仍用番字印章为记。小的祖先自当歇家以来，至今一百五十年，并无拖欠粮石，诈索百姓等弊。及至小的来迟于咸丰年间充当此役，总以小心当差，罔敢或懈为念。殆后又值克复，仍令小的与侄八十充当差遣。[22]

然而，尚在西宁府提调马来迟等人之际，边都沟内部的龃龉已经演化为暴力冲突。银巴声称：“循化官员潘丞被伊控撤，衙役被伊控革，旧日千户已经革除，专由百户管领地方。又谓西宁上控多费银钱，摊派三沟众番每户节节钱五百文、粮一升。”[23]千户七庄不服。银巴率领六头持械，于十二月十二日夜攻打千户七庄。至光绪十年正月初六，共打死千户七庄7人，打伤17人，粮食、财物、衣服等抢掠一空。[24]边都沟番案震动甘肃省，陕甘总督、西宁办事大臣、布政使高度关注，饬令河州镇、循化营、循化厅会审。银巴等人见事情闹大，就在西宁办事大臣衙门诡称此案因千户庄头目杨玉浮收粮石，银巴等人不服所致。对此，循化厅当即予以喝破：

查千户庄头目名才仁加，实非杨玉。该头目素无催粮之责，多年以来从未签派，及之厅属西南番粮全系歇家催收。歇家者，番民来往歇宿于回民之家，回民能番语相与熟习，故名。世继充，外人不与焉。边都三沟系歇家二名，回民马来迟、马八十也。……杨玉系厅总役，亦非千户庄之头人，与歇家同案责革。卑职于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十七日即奉此文，遵即签票拘提有案，何至冒昧如此，仍派催粮？[25]

至此，无论边都沟粮赋之争如何结局，循化厅歇家的历史轮廓却已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一是歇家即行人往来歇宿之家，循化厅歇家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境内西、南乡番民，属于典型的番歇家；二是循化厅歇家承担着催办番粮的职责，与衙役不同，但具有散役的性质，属于官歇家中的粮赋型歇家；三是循化厅歇家因具有地方政府与番民中间代办机构的性质，使其职业角色必须具备兼通番语的能力，并与之互相熟悉；四是循化厅歇家多由回民充任，固定服务某个部落，且具有世代相承的特点；五是充任歇家的回民，随河州同知由河州迁徙至循化厅境内，并择催办番粮部落相近之地居住。由此可见，循化厅粮赋型歇家除具有一般歇家会番语，与番相互熟悉，歇住其家的特点外，尚需官办与以催办粮赋为主的职能要求。上述认识虽仍显粗疏，却为进一步考证循化厅歇家的渊源及其职能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二、从河州同知设置看循化厅歇家的渊源

循化厅粮赋型歇家本为河州同知之办事机构河州厅治下催办番粮的歇家，后迁移至循化厅境内，催收番粮。循化厅正式建制，始于乾隆二十七年。是年，吏部议准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称：“兰州同知，驻扎河州城内，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计一万四千余户，俱散处边外之循化、保安、起台三营地方，距城菛远，难于控制。查该丞，从前兼管河司茶务，嗣裁，应请移驻三营适中之循化营城内。”[26]所谓“兰州同知”，应为“兰州府同知”。兰州府为乾隆三年，清政府应甘肃巡抚元展成之请，迁临洮府而改置。[27]因而，兰州府同知即应由临洮府同知顺延而来。清初，临洮府同知有三，驻临洮者称临洮同知，驻河州者称河州同知；驻兰州者称兰州同知。[28]由其驻扎河州城内可知，所谓“兰州同知”并非兰州同知，实为兰州府河州同知。府同知的办公机构为“厅”，河州同知在河州时，其办公机构即为河州厅；迁往循化营城后，则称循化厅，既指办公机构，也指政区。故史载：“循化厅之名始此，而今厅关防之文犹曰河州监收钱粮兼管水利，盖沿旧未及更正也。兼管水利始于乾隆二十四年巡抚明之奏，换给关防，增此四字。然监收钱粮，犹沿明之旧名。明时卫所皆有监收厅，以司出纳。河州厅在明初河营，贵、保、起粮饷数万，皆仰给焉。至国初而专司茶马，已无其实矣，然河州卫犹在所辖也。”[29]由此可见：一是河州同知的设置及其职官功能的演变，即为考察循化厅官办粮赋型歇家的关键所在；二是河州同知的设置，乃清承明制；三是河州同知具有监收钱粮、招商中马与管理水利三大职能。惟兼管水利已迟至乾隆二十四年，彼时河州厅官办粮赋型歇家已经迁至循化境内，故循化厅官办粮赋型歇家的源头当在其监收钱粮与招商中马两职能中追寻。

明代河州同知的设置较晚，其基本职能是由临洮府监收通判发展而来的。史载：“明初设通判，河营、贵、保、起台粮饷数万皆仰给，辖三十六族、二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明万历三十二年，改设同知，然钱粮归布政，纠核属本府，惟茶马专司。”[30]通判品级略低于同知，同为知府之佐贰官，“同知、通判分掌清军、巡捕、管粮、治农、水利、屯田、牧马等事”[31]，往往根据其职掌而称其职衔，有时职专其一，有时则兼司多责。监收通判，即为管粮之府佐贰官，负责粮食收储与粮饷的发放。

明初粮食管理，因地方政权组织分属于府州县系统与都卫系统而有别。前者根据所辖民户的多寡，或由正印官主管，或由佐贰官专责，主要负责田赋的收储与出纳；后者则在卫所之内，由经历司负责征收屯粮与军粮的收储与发放[32]。不过明代河州卫作为边地实土卫所的情况又略有不同。河州卫设立于洪武四年，一度于洪武六年“河州卫请设州县，专掌钱粮，诏从其请，置河州各府州县”[33]，至洪武十二年“改河州右卫指挥使司为河州军民指挥使司，革河州府”[34]。虽然缺乏直接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河州卫军政合一体制的确立，使其经历司在河州府革除后，不仅经管屯粮、军粮，还要负责向本地居民征收粮赋。

明代以卫经历司经管卫仓粮储收支的体制，维持了60余年，即因岁久弊滋，不得不进行改革。宣德十年，明政府因“税粮于军卫收受，奸弊百出”，“通行天下司府州县，原有仓分者，以卫所仓并属之，原无仓分者就以卫所仓改易，其名隶之。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仍旧卫所”[35]。正统元年，巡抚陕西为事官罗汝敬即奏准“宁夏等六卫并洮、河、岷三卫仓无附近州县，欲如行都司例，改隶陕西布政司管辖”[36]。次年明政府又“令各府仓收粮四十万石以上者，添设同知或通判一员，专一提督收放”[37]。此时是否已经在河州设置“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尚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说明河州卫仓储应已归临洮府监收。至成化九年，巡抚都御史马文升奏准：“土达人户，实被军职扰害，且地相隔远，赋役不便。乞复河州，仍隶临洮府，除知州、同知、吏目各一员，专除判官一员，监收河州卫仓粮。”[38]此后，河州开始进入以卫负责征收屯粮、河州判官负责征收民粮并监收河州卫仓粮的阶段。

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正式设立，应始于嘉靖六年。是年，边备副使翟鹏“因边储浩大，判官职专催督，不便收放，奏添本府通判一员，驻州监收”[39]。但通判初设，并未成为定制。嘉靖三十九年，“复设兰州督饷郎中、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各一员”[40]。可见，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曾一度罢设。但迟至隆庆六年，明政府方始“铸给陕西兰州、河州监收钱粮关防”[41]。至此，由临洮府通判监收钱粮，河州卫负责征收本卫屯粮，河州判官负责征收本州税粮的管理体制正式确立。河州管粮临洮府通判监收的钱粮，除本卫本州的屯粮、税粮以外，还因河州边卫的性质，掌管着大量的外调军粮。如洪武年间曾规定：“兰州、凉州、河州、岷州、洮州、宁夏、庄浪、西宁、临洮、甘肃、山丹、永昌等卫军粮，每岁令西安等府，送纳大路官军，转运边卫。二十四年令、岷州、临洮、宁夏四卫官军，以平凉、巩昌等府民纳米麦对拨供给，其洮州、凉州、河州、西宁、庄浪、甘肃、山丹、永昌八卫以各府见在仓粮，陆续儧运供给。”[42]万历二十六年，巡抚陕西兵部右侍郎贾待问又条议，将西、漳二县盐课银“改解临巩道，转发河州监收官收贮，预买刍粮，专备客兵支用”[43]。

河州大仓作为明代地方的重要仓场，应该为歇家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明代河州外运军粮，除军运外，尚有民运与开中盐引[44]，大量民夫转运军粮，至河州必有歇宿之处。不过，即使产生了仓场型歇家，因其服务对象均为外来人口，与番民无涉，故与循化厅歇家应无渊源关系。河州税粮征收同样不具备产生循化厅歇家前身的必要条件。明代河州卫疆域：“东西相距八百六十里，南北相距四百五十里。至狄道县三渡水界，东百八十里；至守御归德千户所生番界，西七百里；至洮州卫界，南二百八十里；至西宁卫界，北百七十里。”[45]由此可知，清循化厅几尽在明河州卫辖内。洪武十六年，敕谕：“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46]纳马部落，不编户，不纳粮科，纳马领茶。故河州所征田赋“旧制额分三十一里，每里设有里长、书手等役，一切钱粮俱归掌握”[47]。可见，明政府不仅对所谓“西番”各族不起粮科，即对河州征收粮科之责也掌握在里长、书手的手中，并不存在粮赋型歇家。

监收钱粮职能与循化厅歇家产生无关的另一重要证据，即在万历三十二年由通判改设同知后，虽在万历三十八年仍有朝廷铸给“河州监收钱粮关防各一颗”[48]，但实际上已无监收钱粮之实，故史载“河州厅自明以来专司茶马”[49]。清初相沿，即河州卫茶马由“河州监督同知经管，每岁奉部颁引目，散给商人赴湖广产茶地方采买，每引给茶拾蓖，重壹百斤。每引外给附茶拾肆斤，为本商脚运费，纳茶司一半入库易马，一半给商货卖”[50]。又雍正四年，清政府始令“西宁都统达、西宁镇总兵周出口安插降番、清理田土，并令旧管各族将所种中马香田田地造册定赋……皆于雍正四年起课”[51]，并使之遥隶于河州同知。那么最早在雍正四年出现的河州厅粮赋型歇家，若非募民充任，则催办番粮必有赖于河州厅招商中马之人员。

河州通判兼理招商中马起于何时，已难考证，但至少不会晚于万历三年。史载，河州茶马司“自御史李润更修至今，积久颓坏，不堪积贮。万历三年监收府通判脱镐议允，除官价外，捐俸金数十两，委州判赵应魁重修”[52]。由此可知，在此之前，河州通判已经接手对河州茶马司的管理，成为招商中马的实际管理者。

明代为推行茶马贸易，在藏边各地设置茶马司，河州茶马司即设置于洪武七年。[53]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茶马司并不负有对番直接交易的权限，实际上更类似于设置在藏边地区的茶叶国家仓库。正德二年何孟春奏称：“访得洮州、河州、西宁三卫各茶马司茶斤……三年一次差京官选调各卫大势官军，深入番境，札营调集夷众，比对金牌信符，将前茶斤给与各族，征纳差发马匹。……后因地方多事……或差堂上官，或止差行人廵视整理，续改御史廵禁私茶，一年一次招番易马。……臣愚，乞勅该部行移本官再加审处，合无今年暂免差官赍领金牌，且于陕西三司行委才干官员，各赴洮河等处，会同守备官，各差该卫谙晓夷情的当指挥、千百户各带通事、军马，分投境外，抚调番族，或国师、禅师、番官、指挥、千百户、镇抚、驿丞、头目、番人各赶马匹，前来上纳。”[54]

由此可见明代中前期官营茶马贸易演变之脉络。首先，明初或委堂上官，或差行人，或改御史，无论职衔高低，均有代表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茶马贸易的味道。正德二年“于陕西三司行委才干官员”，实际上已经表明随着弘治年间招商中茶制的推行，茶法遭到破坏，开始出现了管理权的下移趋势。这应是明中后期茶法进一步破坏后由通判监管茶马贸易的前奏。其次，随着“深入番境，札营调集夷众”向“分投境外，抚调番族”转变，茶马贸易的军政体制开始向民政体制转变，并最终随着嘉靖三十年“以勘合与之，每岁以是为验”勘合制的确立[55]，为河州通判取代河州卫管理境内纳马番族铺平了道路。最后，对番歇家的产生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即通事成为茶马贸易中沟通政府与番族不可或缺及最熟悉双方情形的纽带。

与官营茶马贸易相伴，明政府“许令各该番人，四时前来各边，交易买卖，委官管领”[56]。大量番民进入沿边各城贸易，纷纷投宿于相熟之家，故史载“自建茶马司以来，诸番悉假居民舍”[57]。不论这些番民歇脚之家是否在当时已经被称为歇家，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歇家之实。在这些歇家中，通事人等无疑是番众在沿边各城的“陌生世界”中，可以投靠并代办相关业务之熟人，是以通事为名兼营歇家者。民间贸易增进了族流，但也造成了明政府管理上的困境：“西宁河州、洮州地方，土民切邻番族，多会番语，各省军民流聚巨万，通番买马，雇请土民传译导引，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住不出。……如今之贩者横行恣肆，略不知惮，沿边镇店集聚如丘，外境人方载行如蚁。”[58]面对大规模的贸易走私，明政府一方面加大了打击力度，“今后但有将私茶潜往边境，兴贩交易，及在腹里贩卖与进贡回还边人者，不拘斤数，事发并知情歇家、牙保俱问发南方烟瘴地方卫分，永远充军”[59]；一方面则尽可能实行族群隔离政策，“至嘉靖己酉创建番厂，番汉截然，交通遂绝”[60]。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事就成为早期歇家中唯一仍然可以合法地与番众保持交流者。

随着河州通判对茶马贸易管理职能的增强，特别是在万历三十二年改设同知专司茶马后，河州同知几乎就成为了河州卫纳马番族的实际管理者。这种情况延续至清初，时“甘肃向分西宁、庄浪、甘州、河州、洮岷为五司，每年榷茶中马，各厅员实掌其事”[61]，“每年西宁、庄浪、河州、洮岷四司于茶院到任行文之后，各厅催令土司、头目牵中马匹”[62]。由此，河州厅虽为临洮府的派出机构，但已渐俱实土政区的格局。王全臣曾称康熙年间河州中马番族19族，“惟撒剌住居积石关外，余尽杂处二十四关之内，去州治或四五十里、百余里不等。其珍珠、洪化、灵藏、癿藏、杀马等族承袭国师、禅师、土司等职事，由河州卫。余族头目，俱由监督府评委，仍俱听河协辖制”[63]。河州同知对中马番族，不仅要通过茶马贸易的形式征收作为土赋的差发马，还具有考评、委任部族头领的权力。这就要求河州厅的衙役应具备一定的番语能力，或者通事越来越多地具备衙役的色彩。

河州厅所辖中马番族，前引王全臣言“辖三十六族、二十四关土司”，不知所据为何，同书又载“现在中马番族”19族，今已俱无之“古族”36族，则明代河州厅应辖中马番族55族。⑥清康熙年间，河州厅所辖已经萎缩至19族。这与杨应琚所言“所管番民七十一寨、一十五族”似乎矛盾，实则不然。杨言“十五族”实际上就是王言“现在中马番族”19族中在河州厅缴纳粮赋者；对比36古族与“番民七十一寨”，也可发现番语音译的部族名称中的某些相似之处，如令咂族即郎家寨，火尔藏族即火力藏寨，龙瓦尔族即隆哇部落，等等。所谓已经消失的36古族，大部分应该是当时青海蒙古控制的河州西南番，故在河州厅辖区之内无从发现。

这些部族虽不在纳马番族之内，仍可前往河州城进行贸易，“积石以西……沸唇之属，同其妻子，驱其马、牛、羊，挈其缨皮之类而来市者，悉寓民房，称一家人”[64]。这些受茶马贸易吸引而来的番众，习惯性地居住在茶马司附近。史载：“国朝初，诸番往来，尽居沙塄歇家”[65]。而河州“茶马司，河州在监收厅治内”[66]。河州厅即在后来循化厅同知行署之东，而“同知行署在河州城中钟楼西街”[67]。沙塄作为番歇家聚集之地，恰在旧河州厅南邻之地。这说明河州番歇家与河州同知必然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故，虽不能排除河州其他职业类型的社会角色充当番歇家，但通事出身的番歇家显然无论是在历史悠久，还是在与河州厅隶属关系上，均具有其他番歇家所不能比拟的优势。由此，可以推测，至少是以通事出身为主的河州沙塄番歇家，构成了循化厅官办粮赋型歇家的前身。他们在政府主导下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转变，相继迁往循化厅境内，表明循化厅粮赋型歇家的出现实际上是清政府在罗卜藏丹津事件后强化对藏边地区控制的重要结果与手段。

三、循化厅粮赋型歇家的多重角色职能

明清之际河州同知的基本职能从监收钱粮转向监督茶马，进而迁移至循化营城转向抚番，其办公之“厅”也由派出机构，转变为实土性的政区及其治理机构；相应地，对该区域番族的治理，也随着从中马转变为纳粮起科，由单纯的羁縻发展为正式行政区划下的政治治理。区域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变，不仅使循化厅歇家与番族的主要关系从征马转向了征粮，还使其成为政府对番族治理过程中不得不依赖的重要社会角色。换言之，这种粮赋型歇家不仅要催征番粮，还要承担地方政府所赋予的多种职能。如在乾隆年间，循化厅歇家“以内地汉回民充之，如内地之里书、图差，雇纳粮赋，征调徭役，皆歇家主之，词讼亦以歇家通语”[68]。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对循化厅粮赋型歇家而言，无论其职能如何变化，内涵如何扩大，催收番粮始终是其最基本的职能，其他职能只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

自雍正年间创设循化厅歇家，承揽包纳番粮，即成为区域社会粮赋管理的定制。这一传统在循化厅得到了较好的保持，如嘉庆道光之际，循化厅奉令清查歇家，称：“查歇家王秀、沈木洒等，系循化厅官歇家，即系衙役、经催各番族钱粮之人……此外尚有西番歇家八名，现赴各路催收番粮。”[69]光绪年间亦然，“西南各番贡粮向来均由歇家粮差名下承揽包纳，档房并无花名粮册。”[70]每年开仓收粮之时，即由循化厅差传歇家，齐集厅内，发给粮票，赴各番族催办。如光绪七年，循化厅差传各歇家称：“为差传事，照得西、南番歇家承催各族、寨番民应纳本年番贡粮石，本府定于八月初一日开仓征收，合行差传，为此仰役前去，即照后开各歇家姓名限日内逐一传案，以便给发粮票。”[71]可见，粮赋型歇家自始至终是循化厅赖以征收西南番粮赋的惟一合法途径。

循化厅歇家与包纳番粮部族之间形成了世代相继的对应关系。循化厅创办粮赋型歇家之时，即根据旧歇家接歇番族的情况，使其各负其责，成为世代相承的职业。一般而言，这些歇家除非因事被革，或者出现了绝嗣的情形，否则他们与包纳番粮部族的关系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即便是在经历了同治陕甘回变事件之后，循化厅歇家与绝大多数番族的对应关系仍得以保存。其中在南番歇家中，仅有火力藏寨因其旧歇家被“被逆匪裹去叛乱”[72]，乃差衙役罗新福代为催办。见循化厅南番各族歇家概况表。[73]

世代相承的征粮、接歇关系，使歇家成为对应部族了解最为详实之人，即：“一个番歇家或藏歇家对于他所从属部落的习惯、语言与人物的知识，了解的最为广泛和精确。”[74]

循化厅粮赋型歇家所具备的通番语、熟番情、睦番谊等特点，使循化厅在处理民政司法事务时，不得不赋予他们更多的职责；而番族入城公干、贸易，同样需要依赖他们作为通译。由此，循化厅歇家的职能就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第一，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具有稽查户口的职能。清代自雍正年间开始实施“摊丁入亩”，以土地面积作为征收田赋的标准，循化厅也不例外。然而，农业生产则是土地与劳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人口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影响田赋的征收。因此，对应部族户口的变化，将会引起歇家灵敏的反应。如光绪十五年，上拉不拉歇家禀称：“小的承催上拉不拉额粮内有哇的帐房二十余家，该庄粮户你卡加父子等帐房三家，于光绪十三年被拉布塄他哇十三庄番民一百余人前来，搬往桑禾和住坐。前有应纳三年贡粮无差，以致小的赔垫承纳，为此具禀。”[75]又如光绪二十九年，南番众歇家禀控：“今有南番火力臧仓佛之捏力哇罗臧尖错呈其豪势，将甘家川三寨番民威逼服从……一同越界，移居甘家川地方……似此越界强霸草山……必致粮户溃散，而且所纳额粮无从征服。”[76]

第二，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具有词讼通语的职能。循化厅西南番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故仅有的教育即为以藏语进行的寺院教育，懂汉语识汉字者寥寥无几。同样，那些接受儒家教育的循化厅同知，基本上也不懂藏语。由此，歇家就不得不介入司法领域，成为番民与政府在词讼中的媒介。此种情形，即如拉乙仓在上西宁办事大臣禀中所言：“惟上司不通番语，僧等不知汉话，下情不能上达，一任双舌播弄，两相欺哄。”[77]青海省档案馆馆藏“清代循化厅档案”中保留的大量以方言所译案卷，即是歇家们通语词讼的结果。

第三，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协助调查案件的职能。通语词讼只是完成了歇家介入司法领域的第一步。其后，传唤原被告、人证及案件调查，都少不了歇家的身影。如光绪六年，官受、贺尔与多哇发生械斗，循化厅委派西番加咱族歇役马瑞前往，查明“因何起衅，有无伤人，多哇一族究有帐房若干顶，能打仗者实有若干人，火器多少，居住地方是山是川，距偱若干里，是否与别族番子狼狈为奸”[78]。光绪九年，崖慢工牲畜被抢，循化厅即遣“歇役前赴西番、南番各族、各寨，协同千百户番目人等，挨庄顺户，逐细严密确查”[79]。诸如此类歇家协助政府调查案件的案例，比比皆是。

第四，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具有调解社会纠纷的职能。清代循化厅对少数族群政策的特殊性，在司法领域即表现为各种案件的处理依据并非《大清律》，而是《番例番规》，即当事双方在中间人的调解下，互相顶抵损失，罚服了事。正因如此，循化厅粮赋型歇家不可避免地要在各种案件中充当中间人，调解社会纠纷。如光绪元年，循化厅得知西番加咱等4族欲过河抢劫滋事，即委“歇役前赴加咱等四族会同隆务寺昂锁、加咱等族千户红布人等上紧开导弹压该族番子，务须安静住坐，不许过河行抢为非滋事”[80]。光绪二十七年起台番众杀毙立加八乙案，同样有歇家参与其中，“军功等询悉前情，随即协同歇役、原差、番目人等，邀集两造，仍照番规在下开导理处”[81]。

第五，循化厅粮赋型歇家具有协助稽查贸易的职能。循化厅歇家趁接歇番民之机，涉足商贸领域，是非常方便的。不过循化厅歇家兼营商业的规模并不大，各歇家“俱系与本城及附近四屯十庄熟番、屯民，坐卖生理零星货物”[82]。这大概与清政府对藏边粮茶贸易的控制有关，而循化厅歇家同样负有协助稽查贸易的职责。如循化厅同知曾令“差役马美，歇家马良伏等前往该处晓谕加杂族番目什噶洛，带领本族番众在于噶布古渡口防堵，以防河南番子偷渡河北，并阻河南番子、汉奸私贩粮、茶叶、违禁等物”[83]。

四、小结

藏边番歇家是明清时期，在各族群间因地域自然分工、物质交流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为满足各番族入城贸易而产生的为其提供食宿的处所。这些歇家，无论是在河州，还是在循化，大多就“家”接歇番众，并未成为专业经营歇家者，故而较少发展成为“客店”的形式。这或许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明清歇家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另外，他们与接待的番族之间世代相交，维持着良好的关系，“称一家人”。这就使得河州厅在逐渐向实土政区转变的过程中，不得不依赖这些歇家。向粮赋型歇家转型后，受路径依赖定律的作用，循化厅歇家在地方政府对西南番的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循化厅歇家以催办粮赋为基本职能，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出众多职能。但应该看到，除稽查户口为催办粮赋职能的直接延伸与必然结果外，其他职能不过是附加在循化厅粮赋型歇家通番语、熟番情、睦番谊之上的，甚至某些职能只不过是提供相应的翻译功能而已。同时，还应看到，循化厅粮赋型歇家所承揽的粮赋仅限于西南番，明代与西南番同为中马番族的关内洪化等族，则由政府委派的乡约“催纳粮石，稽查奸尻”[84]。即便是在西南番，在管理市场，稽查走私方面，乡约、行头也远较歇家更有权力。如循化厅在拉卜楞设置了行约与行头，负责市场的管理与秩序维护[85]；在隆务寺则设立了乡约“经管贸易商旅，稽查奸细私贩粮茶”[86]。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循化厅西南番浓厚的部落社会、宗教社会色彩，无论是部落头人，还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都拥有歇家无法望其项背的权力与权威性。因而，即便是催办番粮，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歇家也往往无可奈何。如循化厅曾谕，“本府前将南番各寨番民应纳本年额粮票差粮差歇役前往催办，迄今数月之久。今据粮差回称，阿木掇合各庄推抗不交本年粮石”，仰拉卜楞香错、阿木掇合工拭卜、干布等“帮同粮差歇役，催令阿木掇合各庄番民速将应纳本年额粮，限日内一律照数清交粮差，转纳上仓”[87]。这就说明，循化厅歇家虽然是地方政府实施对西南番政治治理所能依赖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还远远未达到代表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程度。

注释：

①胡铁球：《“歇家”介入司法领域的原因和方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74～183页；太田出，〈明清時代「歇家-訴訟との關わり中心に〉，《東洋史研究》2008年第67卷第1期，第68～102页。

②西村元照，〈清初の包攬-私徵体制の確？、解禁から鍒钃徵茞制へ-〉，《東洋史研究》1976年第35卷第3期，第116页；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滋贺秀三等著《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96～397页；许文继：《歇家与明清社会》，《明史研究论丛》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486页；胡铁球、霍维洮：《“歇家”概况》，《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22～26页；许文继：《明清小说中的“歇家”》，《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页。

③古伯察：《鞑靼旅行记》，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349页；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6页；高良佐：《西北随轺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4页；刘如虎：《青海西康两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5页；黄奋生：《藏族史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379页。

④朱世奎主编《青海风俗简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杜常顺：《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66～67页；阎成善：《湟源的歇家洋行山陕商人和座地户及刁郎子》，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湟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湟源文史资料》第2辑，1996年，第70页；Bianca Horlemann， Tibetan Nomadic， the Chinese ‘Xiejia System and the Sino-Tibetan Border Market in STong ‘Khor/Dan’Gaaer’ in 19th/20th Century A Mdo， i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f Tibet and the Himalaya， Edited by Robreto Vitali， Kathmandu： Vajra Pubications， 2012，109-142.

⑤蒲涵文：《湟源的“歇家”和“刁郎子”》，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青海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页；王致中：《“歇家”考》，《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78～79页；马明忠、何佩龙：《青海地区的“歇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26页；马安君：《近代青海歇家与洋行关系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3期，第81页；胡铁球：《“歇家牙行”经营模式的形成与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00页。

⑥明代河州番族数量，史籍记载不尽相同，见郝相松.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25.对此，笔者将另文专论，这里仅依据康熙《河州志》所列部族数量对本论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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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致中.“歇家”考[J].青海社会科学，1987，（2）.

[11]刚拭寺寺主佛僧塞尕仓等为恶番串通恶役坑害事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3.

[12]循化厅为不准私相械斗给双朋、刚拭的谕[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14.

[13]保安营都府为双朋、刚查争夺草山给循化厅的移[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1.

[14]循化厅为押令拉乙仓回籍而息双朋、刚拭番案给宪台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5.

[15]青海大臣为边都寺他乙佛僧的禀札循化厅[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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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边杜寺七族番民控差役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3.

[18]西宁府为移提事给循化厅的关[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4.

[19]西宁府为处理双朋、刚拭番案给宪台的详[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5.

[20]边都千户为拉乙仓诬告厅役、歇家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4.

[21]街子工老人为边都诬告歇家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4.

[22]歇家马来迟等为被诬告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4.

[23]会办边都沟番案委员上陕甘总督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36.

[24]千户沟老人等状告边都抢杀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4754.

[25]循化厅为边都沟抢杀事上陕甘总督等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4754.

[26]清实录（第17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6：342.

[27]陈士桢修，涂鸿仪纂.兰州府志，卷1[Z].道光十三年刊本，9.

[28]高锡爵修，郭巍纂.临洮府志，卷11[Z].康熙二十六年刻本：1～4.

[29]龚景瀚.循化志[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31.

[30][47][63][65]王全臣.河州志，卷2[Z].康熙四十六年木刻本：74.8.3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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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张金奎.明代卫所经历司制度浅析[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2）.

[33]明太祖实录，卷78[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1422.

[34]明太祖实录，卷125[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2004.

[35]明英宗实录，卷7[Z].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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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徐溥等撰，李东阳等重修.明会典，卷40[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7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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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汪元絅修，田而穟纂.岷州志，卷9[Z].康熙四十一年刻本，10～11.

[64]王全臣.河州志，卷6[Z].康熙四十六年木刻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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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循化营参将胡超、循化同知林倬奎、保安营都司高勇臣禀[A]//那彦成.那彦成青海奏议[C].宋挺生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251.251.253.

[70]奉查南番粮赋案[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531.

[71]循化厅为催粮传各歇家事[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1634.

[72]为南番甘家川各番民依限完纳额粮事饬拉卜楞嘉木样呼图克图[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1697.

[73]呈开南番各歇役名单[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4722.

[74]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The Land of The Lama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1：（51）.

[75]歇家为哇的帐房搬往他处，额粮无着上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531.

[76]南番甘家川歇役马元顺等为强番互串越界占牧上循化厅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3045.

[77]青海大臣为查办双朋与刚拭寺冲突给循化厅的札[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722.

[78]西番加咱族歇役马瑞为奉查官受、贺尔与多哇械斗情形的禀[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694.

[79]为差缉抢夺崖慢工撒回牲畜之强番事[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6-永久-233.

[80]循化厅为不准隆务四族渡河抢劫的谕[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663.

[81]拟议起台番众杀毙立加八乙案的处理方案[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4752.

[82]循化厅为勤心用事给鸿化族等乡约的谕[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253.

[83]为发售官茶获银交来差持回事饬拉卜楞寺贸易行约等[Z].青海省档案馆，档案号：7-永久-3069.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3

【关 键 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 正 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sb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 wang,197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av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97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97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注：据一些学者分析，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4页；薛绍铭：《川滇黔旅行记》，166页。），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注：仅少城公园便有3座茶馆，见《国民公报》1918年5月8日；周传儒：《四川省》，商务印书馆，1926年，91页。在吴虞193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仆人出西门来到临河一茶铺，该茶铺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吴虞慨叹：“成都闲游茶客之多也”（《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775页）。）。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注：《国民公报》1919年3月5日；徐心余：《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这样，这些预付定金已足够开办之资。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注：陈茂昭：《成都茶馆》。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这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国民公报》1929年8月4日）。）。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收快而且利润不菲（注：有人说茶馆利润在2至3倍之间（陈茂昭：《成都茶馆》），这个估计可能过高。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获得其投资60%至7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当然，当经济萧条之时，茶馆也会受到影响。1931年茶馆行会称在一季之内便有40个茶馆歇业。不过，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减轻茶馆税，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馆面临的困境。见《通俗日报》1911年8月3日；《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注：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销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销工作的师徒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陈茂昭：《成都茶馆》））。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注：据何满子考证，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五条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55-156页）。）。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569页；《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页。）。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 saloon)。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15;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李劼人：《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1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国民公报》 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成都民间文学集成》， 1443页。）。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周止颖：《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roger abrahams,"a performance-centred approach to gossip,"man vol.5(1970),no.2;sally yerkovich,"gossiping as a way of speak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7(1977),no.1;james 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p.282。）。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注：roy 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1870-19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kathy peiss,cheap amusements: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david nasaw,going out: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basicbooks,1993).）。但在20世纪初的成都，特别是当夜幕降临、街头变得冷清之时，茶馆几乎是那些难耐寂寞的人们的惟一去处。茶馆也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如操练箭术的“射德会”把少城公园的茶馆作为会址；中山街的茶馆靠近鸽市，因而成为养鸽人的聚会处；百老汇茶馆地处鸟市，便当然被爱鸟人选为大本营。每日清晨，那些养鸟人来到茶馆，把鸟笼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一边品茶，一边聆听鸟鸣。当然，养鸟和驯鸟成为他们永不厌倦的谈论主题。业余川剧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称“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便，他们自己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注：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龙门阵》1982年1期；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龙门阵》1982年6期；周止颖：《新成都》，236页；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97页。）。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第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第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最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劼人：《暴风雨前》，1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劼人《大波》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 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鸦片、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警察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茶馆同时在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茶馆就是一个“民事法庭”。在成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市民间的冲突一般不到法庭解决。黄宗智指出，清代民事诉讼在知县正式审理前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但实际在这三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更为基础的阶段——社会调解，许多纠纷在诉讼之前便已经过社会调解而化解，而这个社会调解便是在茶馆进行的，称为“茶馆讲理”或“吃讲茶”。茶馆讲理一般是双方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在地方有影响的人物做裁判，这也就是过去成都为何“实在的斗殴少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据传教士的观察，“一旦纠纷发生，人们即往茶铺讲理，众人边喝茶边聆听陈诉，许多愤恨也随之消弭。最后，由错方付茶钱”。结果，一些人成为“专职”的茶馆调解人（注：philp c.c.huang,civil justice in china: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李劼人在《暴风雨前》以其讥讽的语调描述了成都茶馆讲理的情景：“假使你与人有了口角是非，必要分个曲直，争个面子，而又不喜欢打官司，或是作为打官司的初步，那你尽可邀约些人，自然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你的对方自然也一样的……相约到茶铺来。如其有一方势力大点，一方势力弱点，这理很好评，也很好解决，大家声势汹汹地吵一阵，由所谓中间人两面敷衍一阵，再把势弱的一方说一阵，就算他们理输了，也用不着赔礼道歉，只将两方几桌或几十桌的茶钱一并开销了事”（338页）。沙丁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描写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沙丁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47页）。）。

“吃讲茶”有时可能酿成斗殴及伤亡，茶馆也因此遭殃。当此不幸发生，街察和保正将出面处理，参与打斗者将赔偿茶馆损失（注：《国民公报》1914年7月24日、1928年6月10日。李劼人对此也嘲弄道：“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暴风雨前》，338页）。）。晚清成都警察出现以后，茶馆讲理被禁止。按照李劼人的讥评，这恐怕是巡警道周善培最早带给人民的不便，因此他颇遭成都人的愤垠。很难说此论是否中肯，至少从其他一些资料证明茶馆对此颇为担忧，他们曾联名吁请警局分清“吃讲茶”和茶馆闲聊之区别，以免影响生意（注：《暴风雨前》，338-339页；《国民公报》1914年7月8日。）。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但如果仔细观察，成都茶馆并不像我们从表面看到的那么平等，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划分。民国时期关于成都的导游手册也承认茶馆据其顾客的身份分为若干等级，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怎样分等，但是根据一些回忆录、旅行记和报刊资料，一般来讲，茶社为街头茶馆，十分简陋，其顾客多为下层人；茶楼、茶园、茶厅条件较优，价钱较贵，因而为中上阶级服务。例如正娱茶园“往来的人也比较上流”，二泉茶馆顾客都衣着体面（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胡天：《成都导游》，70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04页。）。舒新城也注意到，在一些茶馆“除了少数时髦女子外，几全为长衫队里的分子，而且以壮年居多数。他们大概在生活上是不生什么问题的。既非求学之年，又无一定之业，于是乃以茶馆为其消磨岁月之地”（注：舒新城对这样一批人更有详细绝妙的描述：即使茶馆中的“体面人”也是分档次的，“上焉饮于斯食于斯，且寝于斯；下焉只饮不食，寝而不处。上焉者于饮食之余，或购阅报纸，讨论天下大事；或吟咏风月，诵述人间韵事；或注目异性，研究偷香方法。及至既绝既疲之后，乃颓然卧倒竹椅之上，使一切希望都在南柯中一一实现。等到一梦醒来，不是月已东上，便是日已西沉，于是此日之日课已毕，乃转回家中，吃过夜饭，再进戏院去上夜课。下焉者受经济之限制，不能效上焉者之寝处于斯，但一坐亦可数小时而至假寐。其忍耐力已超过南京人，不过与上焉者相较，未免小巫见大巫之憾耳”（舒新城：《蜀游心影》，142-143页）。）。

那些穷街陋巷的茶馆总是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根据统计，1931年成都的茶馆大约有500家服务于下层的三四流茶馆，这些茶馆“多临街觅一铺户营业，排列矮椅矮桌，专供一般推车抬轿——劳动阶级者”。这些茶馆和顾客颇受批评，《新成都》则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指出他们“终日忙碌，到不工作时，惟一消遣场合，调节身心，休养体力，对此劳动者，倒也未可菲薄耶”。虽然一碗茶很便宜，但许多穷人仍难以支付。不过，成都茶馆形成了一个“美俗”——准许穷人喝他人留下的剩茶，称“喝加班茶”，甚至为此还形成了一套规矩（注：周止颖：《新成都》，247页；四川省文史馆编《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64页；郝志诚：《父亲的故事》，《龙门阵》1997年1期。）。

茶馆里有着明显的社会歧视，其中一些源于习俗，一些来自当局规则。在晚清甚至民初，川剧演员不准进入茶馆喝茶或看表演。因为演员进入茶馆总是引人注目，有时还会引起骚动，警察遂以治安为名对他们加以限制。不过，演员有自己的茶馆，他们一般聚集在小花园茶社。直到晚清，妇女（年老者除外）仍不能进茶馆。即使有严格的限制，一些敢向世俗挑战的妇女仍力图进入这个男人的领域。1906年，可园是第一个接纳女客的茶馆，但不久即被警察禁止。尔后，悦来茶馆也开始设女座，但女客需由不同的门进出。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茶馆，但身着华服的上层妇女仍不愿屈身俯就，即使她们愿放下身价，也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因为她们一进入茶馆，众人的眼光便集中她们身上。接下来的是，她们将承受无休止的流言蜚语。实际上，各茶馆也竭力争取女客。民国初年，一些茶馆允许女客光顾，但将她们与男客分开。据地方报纸的批评，在一些男女混杂的茶馆，当台上的演出进入高潮时，男人趁机站起来看女客，一些女客也肆意大笑以引起他人注目。诸如此类的茶馆“混乱”常常引起地方精英对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批评（注：《国民公报》1914年3月8日、1917年3月13日；《通俗日报》1909年10月21日；《成都通览》上册，277-279页：李劼人：《大波》，1464页。）。

在20年代，随着妇女参加更多的公共活动，一些开明的地方精英开始把妇女的抛头露面与男女平等联系起来，人们也把进入茶馆作为男女平等的指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概括的：“公园啜茗任勾留，男女双方讲自由”。在30年代，妇女进茶馆已不足为奇，甚至还加入了“茶馆讲理”的活动（注：《成都竹枝词》，100、196页；《国民公报》1930年7月17日。）。

公开的政治和秘密的政治

任何社会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茶馆得以体现，茶馆也可称为地方的政治舞台。例如1911年保路运动爆发，“成都是一片躁动不安，公园和街上的茶馆里的人们忧心忡忡”。茶馆不再是平静闲聊的地方，里面充满着政治气氛，有人在那里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由于茶馆是人们公开言论之地，清政府便派出密探收集情报，对此韩素音在她的家史兼自传中便有描述。民国初年，军阀和地方政府也以同样办法对付所谓“破坏分子”。由于政府经常用在茶馆里收集的所谓“情报”来惩办批评者，为避免招惹麻烦，每家茶馆都有一张“休谈国事”的告白。同时，国民政府竭力把自己的政治输入茶馆，要求茶馆悬挂孙中山和蒋介石头像，张贴国民党的“党员守则”和“国民公约”。这一时期，茶馆的自由闲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受到干扰（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pp.96,228-229；钟茂煊：《刘师亮外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91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随着社会和地方政治的变化，茶馆中的娱乐活动也不可避免地趋于政治化。过去地方戏剧主要表现情爱、鬼神、忠孝、贞节等传统主题，晚清以降，此种“永恒”主题发生转变。“政治戏剧”开始进入茶馆。1912年，悦来茶馆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川剧《黑奴义侠光复记》，该茶馆在当地报上的广告称：“本堂于戏曲改良，力求进步。现值种族竞争、优胜劣败，是以特排演《黑奴义侠光复记》一部。此剧从《黑奴吁天录》脱化而出，乃泰西名家手编，其中历叙黑奴亡国之惨状，恢复故国之光荣，尤令人可歌可泣，可欣可羡，能激发人种族思想，爱国热忱”（注：《国民公报》1912年4月4日。）。显然，人们是从中国自己的处境来理解这部美国名著的。在辛亥革命之前，此书便已译成中文，革命者曾用其进行反满宣传。这出剧的公演反映了在推翻清统治之后人们的情感和思想状况。

各社会团体也以茶馆为开会场所，许多重要决定都在那里产生。保路运动爆发时，川督赵尔丰实行戒严，不准任何公共集聚，甚至茶馆看戏也被禁止。四川军政府成立之后，此项戒严令并未废除，这直接危及许多人的生计，于是各演出团体在茶馆集会讨论对策。在重开剧院的要求被拒之后，他们便到警察局请愿。茶馆也有自己的行会以组织同行和保护切身利益。20年代初，四川省长杨森主持一项改进成都街道的庞大计划，许多茶馆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店主们吁请行会提供援助，并以罢市相抗争。1928年，因警察强迫征收茶税并殴打、缉捕店主和茶房工人，行会发动罢市要求减税，并派出代表与警察谈判，此举得到广泛支持。由于茶馆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场所，以致有人把茶馆形容为一个“战场”（注：晓晗：《成都商业场的兴衰》，《龙门阵》1986年6期；彭其年：《辛亥革命后川剧在成都的发展》，《四川文史资料选辑》8辑（1963年）；钟茂煊：《刘师亮外传》，40-41页；《国民公报》1928年12月11、12日；胡天：《成都导游》，70页。）。

如果说茶馆内的集体行为是一种“公开的政治”，那么哥老会的茶馆活动便可视为一种“秘密的政治”。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在清代其活动便被禁止，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其形成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民国时期其势力登峰造极。

袍哥的公口大多设在茶馆，一些茶馆实际上即为袍哥所开（注：据档案资料，1949年成都有130个袍哥公口，其中注明街道者有119个。这119个中，有36个标明是在“某某茶馆”，其余都称在“某某街”，很可能也是在茶馆里。见《成都袍哥的一个镜头(1949-1950)》，成都市公安局档案馆藏。）。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会址无疑。茶馆的收入多用于会社经费。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都有庆祝活动。此外，公口每三天召集成员开会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为“茶哨”（注：绍云：《成都袍哥史略》，《成都志通讯》1988年1期；陈茂昭：《成都茶馆》；韵陶：《四川哥老会的内容大纲》，《时事周报》1933年15-17期。）。即使有些茶馆不是公口，但店主也多加入袍哥以求保护。一些地方强人和地痞经常勒索茶馆，若有不从则有可能遭致骚扰甚至更大的灾祸，而与袍哥、军阀或其他地方强人有关系的茶馆却无此虞。

茶馆是袍哥最便于联络的地点。在茶馆里人们经常可见一些客人举止神秘，他们多半与袍哥有关。如果一个袍哥犯事在逃，到省城后即先到所要联络的茶馆，找一空桌坐下并要一碗茶，从其举止“茶馆老板便知道其中文章，立刻遣人请公口管事。管事则向来人提问，回答必须准确恰当”。他们联络最常用的方法是摆“茶碗阵”，这实际是一种密语，外人不知其意。例如，管事把自己的茶碗正对来客的茶碗，这称为“仁义阵”或“双龙阵”，一首诗云：“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先饮此茶作商量”。如果来客请求帮助，他将摆一个“单鞭阵”，即一个茶碗对一个茶壶的嘴。如果主人同意相助，便饮下那碗茶；若拒绝，则将茶泼在地上（注：liao t'ai-ch'u,"the ko lao hui in szechuan,"pacific affairs xx(june,1947)；王纯五：《袍哥探秘》，巴蜀书社，1993年，65-66页。）。

冲突与控制

茶馆中的公共生活既反映社会和谐，亦表现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可因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发生，亦可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引发，而且更多地起源于后者。茶馆里由于过度拥挤而引起纠纷，冲突不时发生在顾客之间。例如一个顾客离座一会儿，回来时其位已被他人所占，一场争执便可由此而生。因此警察做出规定，即便客人已离位，若茶碗仍在桌上，其座应予保留。冲突可因或言语不周而起。茶馆本身也常与戏班、顾客、房主发生纠纷。普通人也经常为生计而钩心斗角（注：《国民公报》1916年12月26日；《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这是一桩发生在风云亭茶铺、由下层民间生计问题而引起的争端：“风云亭茶铺主人吴陈氏，前年下东大街润腴茶园主人曾华章，介绍马少清承租该铺水烟袋口岸，营业年余，主客无异。马少清声称，去年冬月，因某某垂涎马之口岸，曾经吴陈氏赎取另租。马以不欠月租，正理相抗，赎取之事遂寝。某某钻干不成，从中播弄，于某夜茶铺吃茶，顾主尚无散完，吴陈氏命徒清茶碗。其时马少清不在，遂在伊藏水烟袋之立柜下格，寻出茶碗一套。当时吴陈氏言，年内失碗百多套，今即拿获赃证，非叫马少清赔不可”。马少清声称这是有意陷害（《国民公报》1928年3月28日）。）。茶馆可以是阶级斗争的舞台，也成为同一阶级内部争斗的场所。

茶馆总是面临小偷的问题。上档次的茶馆都用景德镇所产茶碗，一个便价值不菲，可换若干天饭食，因而茶碗丢失之事屡见不鲜。偷者一旦被抓则被严厉惩罚，此类事件给了茶客看热闹的机会（注：当堂倌抓到这样一个小偷，旁观者都叫着：“打死他，不要脸的下三滥”（钟茂煊：《刘师亮外传》，59-62页）。一次羽经茶馆抓到一个偷茶碗的人，并把他绑在柱上，他央告说有一老母要供养，因走投无路才不得已沦为小偷（《国民公报》1930年8月5日）。）。一次，200多士兵因一纠纷在悦来茶馆肆意乱砸，茶馆可以严惩无权势的穷人，面对这些肆无忌惮的士兵却无能为力。在民初，茶馆中的冲突和暴力明显增加，虽然人们挡不住茶馆的诱惑仍每天去喝茶，但他们平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地痞流氓在茶馆胡作非为，年轻妇女受到骚扰，杀人和集体暴力也时有发生（注：《国民公报》1928年7月17日、1930年9月24日。）。茶馆亦成为横行霸道的豪强展示其权力的地方。

自从晚清以来，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正如西方城市中“娱乐的商业化被批评为浪费时间”，成都的茶客亦被指责为反映了中国人的“惰性”。当局认为茶馆是一个谣言肆虐、百弊丛生的地方，也有人指责茶馆是使学生荒废学业的罪魁祸首，茶馆中的传统表演更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注：duis,the saloon,p.4；《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周止颖：《新成都》，246页。）。

在民初，“中国警察介入市民社会代表着国家企图建立一种新文化的努力”（注：wakeman,policing shanghai,p.20.），各种限制规则层出不穷，茶馆总是首当其冲。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便公布了茶馆规则。1916年警察制订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荡”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注：《四川通省警察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民公报》1916年12月10日。应该指出的是，所谓“淫戏”经常是官方攻击大众文化的一种口实，只要表达情爱或剧情中有男女角拉手、亲吻、拥抱等动作都可被划入此类。）；同时还规定茶馆演戏夏秋两季必须在晚10时以前结束，春冬两季在9时以前停止。1921年当局以相声使用过多“下流”和“肮脏”言辞禁止其在茶馆演出。1926年和1932年又两次公布卫生规章，不许任何肺痨、性病以及其他传染病患者在茶馆打工；要求茶馆桌椅、茶具保持清洁；茶馆必须配备痰盂，人们不得随地吐痰，厕所不得有臭气（注：《国民公报》1921年12月10日；《成都市市政年鉴》，510-511页。）。

30年代，当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众娱乐日益被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都茶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政府认为一些地区茶馆过剩，便制定新规章，只准每个公园保持一个茶馆，勒令关闭一批，并缩短营业时间为每天6个小时。40年代，一个包括茶馆数量、营业时间和顾客容量等更为激进的控制计划被提出。然而，此计划遭到包括改良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因为这极大地扰乱了民众传统的公共生活。如果说晚清各种改良基本都得到了城市精英的热忱支持，那么民国政府这时得到的多是消极反应。茶馆控制中地方改良人士的不合作态度明显地反映了地方社会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渐扩大（注：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369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政府社会处档案。）。

虽然政府不断对茶馆施加压力，茶馆则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晚清以降，即使“封建”和“淫荡”的戏剧被禁止，但事实上此类演出从未真正消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的改良茶馆——可园，在民初则被指责为上演“淫戏”。1932年，全成都只有一个茶馆按规定将上演的剧目送政府审查，其他则甘冒惩罚之危险隐而不报。为何这些茶馆要挺而走险？道理很简单，它们是由利益所驱使，因为所谓“淫戏”能吸引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当经济不景气时，这些剧目经常是它们生存的法宝（注：《国民公报》 1916年3月29日；《成都市市政公报》 17期（1930年）、 43期（1932年）。）。

整个民国时期，政府控制和大众需求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茶馆不仅藐视规章，而且将它们的范围扩展至街道、公共场地和公园。特别是在夏季，街头和公园的树荫是摆茶桌的最佳地点。 1929年，政府不再允许这种行为，导致少城公园、中城公园以及支矶石公园的茶馆联合上书，要求维持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并称这项限制将使茶馆生意陷入困境。茶馆禁赌也行之有年，但人民国以后逐渐形同具文，茶馆开展得如火如荼。妓女被禁止进入茶馆，但她们仍经常出现在这些地方，尽管有当众出丑甚至被捕的危险（注：《国民公报》1914年10月7日、1929年6月25日、1930年6月4日。）。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4

煎茶水记：印出色香形

北京锦武嘉业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煎茶水记茶馆创始人朱锦武先生表示：“选择HP M128fw是因为它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我们的需求。除了为来茶馆进行商务洽谈的客人提供必备的文印服务，它还让我们更好得以茶为载体传播茶道，光大中华文化。”

朱锦武先生的另一重身份是资深茶艺师、茶文化专家。入行近20年，朱先生在茶文化界享有盛名，不少圈内圈外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聆听朱先生对于中华茶道句句藏金的感悟。这样，茶道班、汉文化讲座就成为煎茶水记的常规项目，六大茶品(红茶、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的色、香、味、形，同一茶品用不同水冲泡后舒展的不同形态……所有这些都随着HP M128fw输出的图文教材渗透入听者耳中，净化疲惫的心灵。

在传授茶道的同时，朱锦武先生授课内容还包括古琴、陶瓷、紫砂、汉服礼仪等。其中，古琴的减字谱没有印刷版教材，均为朱锦武先生手书，承担复印、扫描曲谱任务以方便学生课下温习的HP M128fw，也便成为朱先生传道授业的得力助手。“此前我们购置过一款其它品牌的一体机，可操作非常复杂，最后我们只能把它作为电话来使用，久而久之也就丢弃了。惠普的M128fw则不同，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触摸屏上轻易找到。此外，它不仅支持无线打印，还可以轻松将身份证、健康证等证件的两面复印到一页上，真是简单又实用。”朱先生说。

大朴网：飙升文印量

大朴网创始人王治全先生是库巴网创始人，第二次创业选择家居家纺类电商，源于一个质朴的初衷：“我就想先做一条让自己用着安心的毛巾、一床让自己安心睡的四件套。”因此，大朴网主营的床品、巾类、内衣、婴幼等品类“贴身纺织品”，皆采用远超国内行业水平的日本和欧美标准，主打安全、舒适与健康。

2012年8月28日正式上线的大朴网，成立不久就凭借领先的商业模式、优秀的创业团队、卓越的经营理念获得鼎晖创投的青睐。与去年同期相比，大朴网的日订单量大幅增长了十几倍，成功验证了投资公司的眼光。服务于大朴网总部的惠普激光一体机以及新加入的HP LaserJet Pro MFP M128fw黑白激光一体机，也以帮助团队输出的迅猛增加的采购订单表、推广方案、合作协议、客户关怀文件等内容，默默见证并鼎力支持了大朴网的飞速发展。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5

关健词：普洱；茶文化文献；收集与整理；开发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F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4）03-019-03

随着普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普洱市图书馆都经历了长期的茶文化积累过程，普洱民族茶文化这个具有“地域文化的个性”，给图书馆的发展引来了一股很有力量的“势”，离开了这个个性就失去了公共图书独特的优势。故普洱市图书馆因势利导，充分地利用好手中的地域文化资源，为研究普洱茶文化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并“量体裁衣，自做衣裳”，积极主动地推出自己的品牌，显示自身有研究实力的一面，更好地体现自己的职能，促进了普洱茶文化的发展。

普洱市图书馆收藏的诸多史籍中有许多记载足以说明普洱茶是勤劳智慧的祖先留给思茅的“永活财富”。唐・樊绰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写到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即哀牢人是当是南诏的统治民族。据哈尼族支系尼人口碑相传，1600年以前，当尼人进入西双版纳地区时，当地已有了土著所种的茶树。至今，在西双版纳、普洱、景东、景谷、澜沧等地还保存有大量野生型、过渡型、人工栽培型古茶树。同时，这些地区也都是古银生节度所辖。可以作为“银生域界诸山”产茶的活佐证。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提到的“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金齿百夷指滇西傣族祖先。乾隆《云南通志》记载：“普思茶山，夷人穷苦，惟籍茶叶养生，是小民养命之源。”道光《普洱府志》记载“普洱府，蛮民杂居，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在漫长的岁月中，滇西南各族就开发出名扬天下的“普洱茶”。也营造了灿烂的民族茶文化。

1普洱茶文化文献的价值意义

1.1普洱茶文化的定义

普洱茶文化，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来理解，它是普洱市、西双版纳州茶乡各族人民从古到今创造的、在对茶的发现、驯化、栽培、制造、加工、运输、保存、销售、饮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1.2普洱茶文化的内容

普洱茶文化与自然、地理、民族、经济、文化紧密联系，涉及种茶人、制茶人、售茶人、饮茶人各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等等方面，如古茶树、古茶林、大茶山、茶种植、茶品种、茶加工、茶贡品、茶厂家、茶马道、茶饮具、茶医药、茶民俗、茶品饮、茶风情、茶碑刻、茶文史、茶诗词、茶楹联、茶文艺、茶保健、茶叶节等等。

1.3普洱茶文化的内涵

普洱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在众多茶文化中，有其独特鲜明的地方性、民族性和广博性特点，其中一些内容实体，已具有文物价值和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思茅为世界茶起源地之一，在漫长的茶叶发展历史长河中，14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底蕴丰厚的民族茶文化，这是思茅普洱独特的资源。它将带动云南思茅旅游业、茶产业、茶经济的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造福于云南思茅各族人民。茶文化促进着普洱茶的振兴，普洱茶为茶文化提供了发展基础。是中国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而传扬海内外。

2普洱市图书馆馆藏茶文化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2.1茶文化文献特色专柜

普洱市图书馆于2003年设立茶文化文献的特色专柜，从开始的30多册到现在的1011册。十年来，专柜收集了如：由普洱茶文化的创始人黄桂枢先生于1994年主编辑的《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是当代研究普洱茶文化的起始文献。由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邓时海著的《普洱茶》是记载普洱茶文献，普洱茶理论的专著、由思茅政协编的《普洱茶源》是系统地反映普洱茶发展的历史演变，及现代普洱茶的发展趋势，为广大读者认识普洱茶提供一个了解的平台，并对普洱茶的有关问题进考证和定论的茶文化文献。

2.2多方面收集研究文献资料

当今的普洱茶及茶文化研究有地方性研究和个人研究，在新纂地方志中有普洱茶专述，有的集体或个人出版了书籍多种，1993年至2001年，弘扬茶文化后，普洱市举办了三届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有关论文文章、论著已发表、出版多篇（部），为普洱茶文化增添了新成果。普洱茶文化具有多种文学艺术特色，有普洱茶诗词、普洱茶楹联、普洱茶民歌、普洱茶民间传说、故事、普洱茶小说、散文、普洱茶曲艺、歌舞、普洱茶邮票艺术。以茶会友，广交天下，茶文化搭台，茶经贸唱戏。1993年至2013年，普洱市举办了十三届中国普洱茶叶节，促进了中外茶文化交流，促进了普洱茶乡经济社会发展而影响深远，其影像、图片资料我馆也有收藏。

2.3普洱茶文化古籍的收藏

银生普洱茶自唐代入载《蛮书》以来，记载有普洱茶史料的书有所增多，普洱市图书馆馆藏茶文化文献的史籍主要是宋代有《续博物志》，明代有《滇略》、《本草纲目》等。清代的史料和文物有《滇云历年传》、《滇南新语》、《本草纲目拾遗》、《滇南见闻录》、《滇海虞衡志》、《普洱茶记》、《清史稿》、《道光普洱府志》、《思茅厅志》。《普洱府志》、《易武茶案断案碑》、《永安桥功德碑记》、《信征别集》等。民国时期的史料和文物有《梵天卢丛录》、景谷茶人《纪襄廷墓志》、《思茅钧义祥茶庄包装说明单》等，为普洱茶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3普洱市图书馆茶文化文献的开发与利用

3.1普洱市图书馆史籍佐证普洱茶是世界普洱茶树起源的中心地带

普洱市图书馆收藏的诸多史籍中有许多记载足以说明普洱茶是勤劳智慧的祖先留给思茅的“永活财富”。唐・樊绰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中写到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蒙舍蛮即哀牢人是当是南诏的统治民族。据哈尼族支系尼人口碑相传，1600年以前，当尼人进入西双版纳地区时，当地已有了土著所种的茶树。至今，在西双版纳、普洱、景东、景谷、澜沧等地还保存有大量野生型、过渡型、人工栽培型古茶树。同时，这些地区也都是古银生节度所辖。可以作为“银生域界诸山”产茶的活佐证。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提到的“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金齿百夷指滇西傣族祖先。乾隆《云南通志》记载：“普思茶山，夷人穷苦，惟籍茶叶养生，是小民养命之源。”道光《普洱府志》记载“普洱府，蛮民杂居，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在漫长的岁月中，滇西南各族就开发出名扬天下的“普洱茶”。也营造了灿烂的民族茶文化。

3.2弘扬民族茶文化，促进普洱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从1993年以来，先后在普洱举办了三届“中国普洱茶

国际研讨会”和一次“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使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茶树原产地在中国还是在印度的争论划上了圆满的句号。从1993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集民族文化、经贸洽谈、旅游观光、经济协作为一体的“中国普洱茶叶节”。至2013年4月共举办了十三届“中国普洱茶叶节”。而且成功举办了普洱“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普洱茶文化北京行活动。普洱茶叶节的重大活动期间，普洱市图书馆2004年为市委朱飞云副书记引证资料。提供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的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鱼盐铜铁。周漆茶密……皆纳贡之》，2005年4月中国茶叶节前，为市委沈培平市长提供清・阮福《普洱茶记》原文。2006年3月为市委领导提供普洱府有关资料，例如在《四库全书・云南事略》中查到清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云桂黔总督鄂尔泰续集《请添设普洱流官营制书》，设普洱府，是普洱府建置沿革的宝贵资料。2011年2月至今，思茅地方人士，普洱茶文化，民族文化研究者，退休干部李建德，笔名信安，一年多来坚持来馆查阅元、明、以下有关普洱茶文化资料。查阅《四库全书》部分、《二十四史》云南部分，《普洱府志》、《思茅厅志》、《思茅古化各少数民族》等资料，摘抄笔记3本，收集原始文献资料数百条。挖掘、发现及研究了普洱民族茶文化的渊源历史。同时馆员根据李先生需要，迅速帮助查找有关资料，大大减少了读者所花费的查找时间。馆员向读者所提供的深层次顾问式服务，读者在这里颇有“家乡遇故知”的感觉。之时，在每篇文化尾附上本文由普洱市图书馆资料室提供资料。

3.3出版茶文化著作

为进一步揭示文献内容，便于读者查找利用。我馆资料室积极做好二次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编辑了《普洱市公共图书馆馆藏茶文化文献联合目录》，资料部从2005年开始做年代检索课题（专题）汇集。收集与整理有关普洱茶资料。如《普洱市图书馆茶文化专题》内容包括唐、宋、清有关茶对联的来源、评析汇编、《四库全书》中有关记载普洱茶的原始出处等茶历史渊源资料。提供市委、人大、政协、各大局领导机关参考。普洱市图书馆还出版了由查正儒馆长主编的《普洱茶事》一书。

图书馆的数字化进程不断推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市图书馆的文献数字化建设会得到快速发展，普洱茶文化文献专题资料在网络上为文化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泽石.民族典籍文献殿堂中的人文眷顾与积淀，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4（5）.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6

江西，简称赣，一个人文景观多得让人应接不暇的地方。当我们漫步南昌这座被“历史”、“文化”、“英雄”等字眼定义的城市，以江西名人命名的街道马路，随时牵引着人的思维伸向历史的深处，一长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心里汩汩而出，一路走来就像在温习课本：陶渊明、黄庭坚、陈与义的诗，晏殊、姜夔、杨万里的词，王安石、欧阳修、曾巩的散文，汤显祖的戏剧，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王夫之的思想，徐熙、山人、傅抱石的书画，慧远、怀海的禅悟……王勃形象地将这种“盛产”名人的奇观称为“俊采星驰”、“人杰地灵”。

与“人杰地灵”相呼应的一个词叫“物华天宝”。光是景德镇的瓷器，就足以令江西人自豪感爆棚，毕竟因为昌南（景德镇旧称）的瓷，中国才有了英文名“china”。同时，位于绿茶“金三角”的江西，所产之茶如庐山云雾、狗牯脑、双井茶、靖安白茶、婺源仙芝……既有“浙派”绿茶的淡雅，又有“徽派”的细腻，而且由茶衍生出的名士、名泉之典故，纵贯于茶史：陆羽移居上饶，构庐辟地植茶；张又新借陆羽之口，品第庐山康王谷谷帘泉为“天下第一泉”；明皇子朱权迁居南昌，游心茶灶，乃著《茶谱》……

久而久之，赣文化经历史选择、提炼，渐渐流变成一种独立的地域风格或流派——赣派，自成体系，存在于诗词、书画、学术、曲艺、建筑等门类，如江西诗派、赣派民居等。“派”本身是一个象形字，它最原始、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水的支流，像长江流经鄂、赣一带分为九条支流，故亦称“九派”，而且江西有一座叫九江的城市便因之得名。就人文的“派”而言，其形成与壮大都离不开人的存在。

同样，在中国茶界，也有赣派茶人：他们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有的是为事业、家庭而生活在江西的外省人，有的是事茶多年，有的是半路出家。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因爱茶而走到了一起，组成联盟，并以各自的方式来打造江西的茶文化名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外人看来，他们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同行，而在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到攀比、相轻的影子，甚至是说话的口气。在江西全体茶界大事面前，他们都会放下企业主的身份，最快时间内完成“协会一员”的角色转换，彼此真诚以待，协同作战，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一股握指成拳的团结力量。也许，这股力量最接近中华茶文化精神所倡导的“和”。于是，茶人赣派之“派”已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划分，而是一种气派、一种派势。

开拓 茶届赣派的形成

无茶不文人。在中国茶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文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茶史是枝蔓繁芜的，是由许多不同时代的文人共同书写的，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名字或是一段简简单单的记录。但是，如果把这些一一展开，你会发现背后有着异彩纷呈的故事。

历史向来很眷顾江西。历史上，斯地文人之多，用“璀璨”“云集”等词汇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们在创造着历史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当江西文人遇上茶，或是文人在江西遇上茶，就如遇见倾心的佳人一般，用诗性的灵魂去感受茶之美，感悟道之妙，在历史上留下一道道香醇的“文人茶”。陆羽、张又新、曾巩、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朱权、袁枚等，或游历客居，或著述作文，或赋诗填词，也许是当时只是茶触动灵感的瞬间，却不知不觉地丰富着茶史，增加着茶文化的重量。

“文人茶”的传统在江西得到了完好的留存与传承。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陈文华、程光茜伉俪和余悦为代表的茶文化学者，除了开展大量茶史茶文化的搜集、整理、研究之外，还把大量的精力投入茶艺人才的培养。1992年，程光茜创办了江西南昌女子职业学校（以下简称女职），1994年该校开设了茶艺课，成为中国大陆最早、规模最大的茶艺培训班，2002年发展成为大专班，为江西乃至全国输送了大量茶艺师。同时，女职还设立了白鹭原茶艺馆作为教学实训基地，并组建了“白鹭原茶艺表演团”，多次参与国内外的茶事交流活动。

1998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茶文化专业研究机构“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茶文化学术研究和交流，并设立重点学科“茶文化学”，成为最早成气候的茶文化、茶艺研究与推广的前沿阵地。2001年，受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之托，陈文华、佘悦主持编写了全国统一职业培训鉴定教材《茶艺师》，并作为茶艺“国标”的制定者，共同制定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此外，随着许多原本从事其它专业、学科研究的爱茶之士的不断加入，从而形成中国茶界的赣派，媒体称之为茶界“赣军”，陈文华、余悦亦被列入“中国茶道六君子”。

传承 “白鹭”展翅

201 1年，位于南昌市下沙窝女职旁的白鹭原茶艺馆悄然停业，这令许多老茶客们感到疑惑不已。这家经营了+年的茶馆，由著名茶文化学者陈文华创办，是南昌最早的且为数不多的清茶馆，它在老茶客心目中不仅仅是一处喝茶休闲的好地方，而且是南昌女职茶艺教学实训基地，被誉为“中国茶艺师的摇篮”。

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茶艺馆因配合市场发展的需要，引进了合作伙伴。“合作方的进入，可以说是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完全改变了白鹭原的初衷。”白鹭原新掌门人涂馨之说。“在茶馆里卖咖啡、打牌，很多老茶客就不来了，包括我在内，不少‘小白鹭’（对茶艺师亲昵的称呼）也都离开了。”眼看着老茶客、茶艺师的流失，作为创办者的陈文华，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就找到经营传媒公司的涂馨之，聊了许久，希望她能接手白鹭原。

那次交谈以后，涂馨之反复掂量了陈文华的话。“‘小白鹭’们脸上流露出的纯真幸福感却是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她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让一些人为了争名逐利而不择手段。陈老创办白鹭原在打造中国自己宁静、祥和的精神家园，这里没有包房、没有设施的，是一个会让你感到放松自在、简约质朴的地方。”返璞归真是白鹭原留给她最初也是最美好的印象，而她也不愿看到它“流落民间”，她决定让白鹭原“回到从前”。

今年6月9日，白鹭原终于在老茶客们长达两年的期待中实现了清新脱俗的回归，离开的“小白鹭”们也“飞”了回来。“白鹭原一开始追求的就是自然、生态，我们现在是在延续。高贵的（事物），不是看成色有多奢华，恰恰相反，是简单简洁的，从简单的外在体现丰富的内在。”涂馨之带着我们边走边看。“涅槃展翅”的白鹭原开在江西饭店六楼的江西文化会展中心内，虽处闹市，但你一走到茶馆门口，第一眼看到门楣上“白鹭听禅”的匾额和旁边墙上“白鹭洲”的壁画，就能感觉到舒适的宁静，把喧嚣挡在了门外。布帘的后面，更是一处洋溢着江南庭院情趣的心灵栖息地。古朴的桌椅、简约的陈设、别出心裁的水帘、素雅的灯饰、轻缓的琴声，还有竹帘外若隐若现的绿意……既有文人书斋的雅致，又有家的温馨。

白鹭是茶馆最大的亮点，也是唯一的主题。从国画、装饰画到照片墙，都能见到白鹭的影子，称呼茶艺师也是叫“小白鹭”，而且在茶室后面还有一个偌大的展厅用来展示摄影家宫正以白鹭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千姿百态的白鹭，会给人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这也是我们要传播的一种返璞归真、自由自在、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涂馨之说。在茶馆重新开业当天，陈文华也对白鹭所承载的文化精神给出了全新的阐释：“我们倡导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白鹭般生活状态，以白鹭听禅的心境体验茶文化的内涵。”

“‘小白鹭’们都是来自女职的学生，她们充满着活力，象征着希望。”涂馨之望着照片墙上“小白鹭”参加各种茶艺演出的照片说。当我们提及“茶人”这一称号时，她觉得“诚惶诚恐”：“茶人不是一般做茶的人都可以这么叫的。我不是茶人，也不是茶艺师，在中年才进入茶行业，而她们从小就学茶，是最有资格进入茶人这一行列的。不过，以茶为事业要靠本领，吃的不是青春饭，从茶艺师到茶人需要时间的积淀。”而且，她觉得，她爱茶，但在茶馆经营上却是新手。尽管如此，她并没有把白鹭原当作一家普通的茶馆来经营，而是传承、延续白鹭原作为茶艺教学实训基地的初衷。“我们并不存在竞争，我们要做的是为各大茶艺馆输送茶艺、茶文化、品牌管理的人才。”

领袖 利人利己

白鹭原的重新回归，让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是品牌的传承，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传承。然而，在传承的背后，还有一股更为强大的合力正在悄然凝聚——握指成拳的力量。无疑，江西茶人联谊会的发起者与领导者是这股力量的“发力者”。和旗下的每一位成员一样，他们都是江西茶行业的从业者，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竞争，但他们作为联谊会一分子时，无一例外地把利人放在第一位，并把这种精神推及到各自的事业中去，深刻地影响了其他成员。

张卫华

到泊园喝茶的人，只要来过第一次，印象就会十分深刻。之所以深刻，除了茶馆的装修、特色茶品、茶人服之外，更多的在于茶馆对待消费者的态度。按照常规的思维，经营企业或是茶馆，其出发点是“想法设法从顾客身上赚多少”。然而，泊园却反其道而行之，“能帮客人省多少钱”，这种逆向思维一经尝试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张卫华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生动的案例：有个客人在茶馆里点了680元/杯（最高等级）的龙井茶，而我们的茶艺师却建议他点180元/杯（最低等级），还告诉他两款茶除了外形各异外，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那个客人当时就很诧异，也很感动。结账时，茶艺师问他是否有会员卡，他毫不犹豫地花2万元办了张会员卡。“有智慧的人把利人放在首位。真诚地为他人着想，利人的同时也会利己。”这是张卫华的经营哲学，亦是他的人生哲学。

利人的另一个内涵是包容。在泊园创办之初，他也牵头建立了江西茶人的联盟——江西茶人联谊会。但是，树大招风。张卫华回忆，有个同行常常来茶馆里找茬，背地里对张卫华指指点点，几个员工忍了好久都没有发作，直到有次忍无可忍，找他商量想要伺机报复一下。但是，张卫华并没有应允，而是提醒员工换位思考：“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他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实际上他已经是被打败了。如果我们再以牙还牙，就没多大意义了。这就好比一个病人，应该是想办法把他的病治好，而不是把他一脚踢开。”那天晚上，在他私人茶室里，他和员工们从晚上11点多聊到凌晨4点。次日，他带着几名员工到那个同行的店里喝茶，与他闲聊，而且还买了点茶带回去。这是以德报怨。

同样，作为茶人会会长的他，也是把“利人”放在了首位。在利益面前，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泊园，而是茶人会的其他成员。当会员企业遇到问题时，他就会发动其他会员来帮忙，想方设法去帮助解决问题，让所有人都能感觉到有实在的利益。“在这个平台里，大家互帮互助，就会体验到快乐，有快乐就会乐意去助人，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他说。

“利人”业已成为江西茶人联谊会奉行不悖的原则，成为江西茶界的一面鲜明旗帜。理事蓝军说：“江西茶人之所以团结，与领军人物张卫华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加入这个团体，都不是想着如何索取，而是想着如何付出。”受这一精神力量的牵引，九江、萍乡、吉安、赣州等市的茶馆、茶企、茶人也加入了联盟，一股强大的凝聚力正在形成。

王亚菲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平时我都呆在协会，茶馆很少来，就交给两个小姑娘打理。”白丁会掌门人王亚菲刚忙完协会的事，行色匆匆地赶到茶馆接受我们的采访。和张卫华一样，身为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她把大部分时间交给了江西茶人联谊会，自己的白丁会茶馆反倒退为其次。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亚菲在江西茶人联谊会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如经费的筹集与管理、会员管理、外联、组织活动等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都由她一个人承担，因此联谊会职能的发挥、活动的好坏、形象的树立，都与秘书长的工作分不开。就像不久前在庐山举行的2013中华茶人（庐山）论坛，从筹办、组织、召开到结束，其中包括嘉宾邀请、接待、会场布置、会议流程等等近乎琐碎的事情，她都要一一把关。在她看来，活动质量的好坏关系到联谊会乃至江西茶界的整体形象。因此，为期三天的活动，现场几乎见不到她的身影，她与联谊会的其他成员都在场外默默地忙碌着。

她很平易近人，白丁会里唯一的两位茶艺师和她之间丝毫没有像上下级那样是服从与命令的关系，而是亲密地像长辈和晚辈一样。无论是安排工作，还是其他生活之事，她们总是有说有笑的，那种融洽的气氛，让我们这些“外人”也倍感亲切。

下个月，王亚菲打算把新盘来的一个小店改造成红茶体验店。她笑呵呵对两个姑娘说：“楼上那个店，你们可要好好做哟，有成果也会和你们分享的。我是投资方，收回我自己的那份，剩下的都归你们！”姑娘们听了，乖巧地点了点头，并开怀地笑了。离开茶馆时，两个姑娘几乎是簇拥地把她送到茶馆门口。她先是打开车的后备箱，取出几盒茶叶和几本新书递给两个姑娘：“这些茶帮我收好，是联谊会公家的，放着以后会员们开会时喝。书，你们就留着好好学习吧。”然后，她走到车旁，一边拉开车门，一边说：“后天我要去深圳，到时候给你们带礼物啊！”“谢谢啦！您路上慢点！”我们从后视镜里看到，两个姑娘正使劲挥着手道别。

更不可思议的是，王亚菲每到一家联谊会旗下的会员茶馆，里面的茶艺师见到她，无一例外地都是大老远就迎了出来，挽着她的胳膊，几乎是推着她进门，而且都亲昵地称她为“干妈”。这种亲密劲，着实富有感染力。

创新 探索新模式

以陈文华、余悦为代表的茶文化学者，无疑是茶界赣派第一代的开拓者，他们无私地奉献着，并一如既往地为中国茶文化研究与茶艺人才培养而奔忙。

受他们的影响，加之江西先天的茶业基础与深厚的茶文化底蕴，一批有志于打造江西茶文化名片的文化人、商人也纷纷加入这支“大军”，通过探索各自创新的模式，以茶文化助推茶产业，发展品牌，而且他们很好地遗传了历史上“江右商帮”团结互助、注重诚信、做事认真的“贾德”基因，凝聚成茶界一股新兴的赣派力量。

跨界经营 从老茶馆到茶人服

如果说泊园老茶馆是南昌乃至江西的茶文化地标，那么，馆主张卫华则是赣派茶人心目中的领军人物——他不论是经营茶馆，还是领导江西茶人联谊会，都把“利人利己”这一浅显的道理做到极致，并推广到茶人会的每一个会员单位。

先从泊园老茶馆的故事说起。6年前，张卫华就萌生了做茶馆的念头。那时，有个爱喝茶的朋友对他说，去过很多城市，都可以看到一些不错的茶馆，而南昌却没有什么好茶馆（这里的“好茶馆”指的是环境清静优雅的清茶馆，而南昌大街小巷更多的是以、麻将为主的“茶馆”）。张卫华是一个不太喜欢跟风的人，但他是一个敢于尝试的人。“当大家都在追逐一个风尚时，我就不去追。大家都还没做、还是冷门的时候，就去冷门中找商机。”“很多高端的会所往往变成接待领导、有钱人的附庸风雅的场所，而且投了很多钱也不见得有效益。如果我做一个茶馆，能否做成品牌呢？茶馆的大小、规模又该如何定位呢？”其实，他的心里早已有了答案：他要打造一个江西最大、最有品味的茶馆。

2010年底，由他精心设计的泊园老茶馆在南昌红谷滩新区开业了。这家韵味十足的茶馆体现着张卫华的匠心独运：茶馆里大量运用了明清及民国时代的老门窗，木质结构的部件也均用原木，整体风格流淌着古朴典雅的韵致。在前厅与茶室之间还有一个天井，灵活运用了江南园林叠山理水的手法：一座小桥斜跨方塘，桥下锦鲤如织，追逐嬉戏。方塘一角，立着一座太湖石叠成的假山，石上流水潺潺，亭台楼榭依石而筑，悬垂的葳蕤藤蔓，更添几分幽韵。

同时，与其它茶馆最大的不同是，泊园还为爱茶人量身定做了“茶人服”。张卫华说，泊园茶馆开业的第一年，他几乎下了血本来打广告，仅宣传费就花了200多万，此举令业界的许多人感到不解。到第二年，品牌效应初显，宣传费也相应地减少，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定位了。思来想去，全国成功茶馆的模式似乎不太适合泊园。直到今年，也就是第三年，他才找到突破点——做“茶人服”。这个构想的雏形来自于北京和君咨询公司和他分享的一个数据——全球跟服装挂上钩的产业价值高达30多亿美元。做建筑设计出身且自幼喜爱书画艺术的张卫华便从这个数据中看到了一片广阔的“蓝海”。“许多爱茶人都有自己一套喜爱的、在喝茶时穿的服装，这正成为时尚，也是泊园可以努力的方向。”他说。泊园把茶人服定位为中高端，将杭州及其它多个地区的设计师组织起来，建立茶人服的专业设计团队，并打破传统服装的拘囿，把茶、传统与时尚元素融入茶人服。泊园的茶人服问世后，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举办的茶博会上频频亮相，始终都是吸引眼球的亮点。目前，泊园开发的茶人服已涵盖4个系列、100多种款式，并在茶馆里设专区进行销售展示，成为泊园茶馆的一大特色。

连锁经营 古今茶事的目标与梦想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走访了古今茶事的4家直营店，茶艺师们心照不宣地给我们泡的第一道茶都是陈年铁观音。这是掌门人黄光辉每天必喝的一款茶，已经喝了4年。它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得醇厚温润，香细而幽，让黄光辉觉得回味无穷。

13年前，28岁的黄光辉只身一人从福建南安来到南昌，虽是来自茶乡，但他对茶一窍不通，甚至分不清公道杯和品茗杯。“按照闽南人的传统观念，在外打拼，如果没做出点事业，在父老乡亲面前就很没面子。”说起奋斗经历，他并没有很崇高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给自己争口气。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该何去何从，他很迷茫。在南昌洪城大市场里转了一圈以后，他发现，家乡的铁观音在这里还卖得不错。“我想既然铁观音比较好卖，我本身又是福建人，再加上我这乡音浓厚的普通话，一定会给人货真价实的感觉。”于是，他一边恶补茶知识，一边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地卖茶。“整整3个月，我把南昌城的每一条街都走遍了，茶馆、茶庄、茶楼，也是一家家地走。每天回到住处以后，就对走过的（地方）进行了筛选。”经过半年时间的努力，他卖的铁观音占据了洪城大市场铁观音销量的2/3。

欣喜之余，他也看到这种模式的弊端：“搞茶叶批发就和摆地摊差不多，没有标准、没有品牌，也就没有说服力。”凭借闽南人的精明，他一边继续批发茶叶，一边做自己的品牌，从源头做起，直接到茶叶的原产地收茶，然后再卖给批发商。

2006年，他在抚河北路开了第一家“古今茶事”，并建立起了自主的营销体系，产品多达200多种，涉及除黄茶以外的其它五茶类。而且，他创新了扩展模式，成立了管理公司，将一些原本经营不善的茶庄进行资源整合，以灵活的合作方式收编进古今茶事的旗下。“这些茶庄有不少是夫妻店，接收进来以后，换上我们的牌子，通过他们原先的人际关系和渠道销售我们的产品。比如，一个投资50万元的店，接了我们30万元的货，如果没有销售出去，我们可以统一，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调度，我们的库存就是他们的库存。这样，就可以把成本摊到最薄，风险降到最低。”

事实证明，他的模式是相当成功的。如今，古今茶事在江西省已扩展至20多家门店，而黄光辉的目标是：50家。这样的目标也许算不上雄心壮志，但是，他对目标有自己的解读。“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是因为还有未了的心愿。目标有触手可及的，有踮起脚可及的，还有要仰视的。也就是说，一定要有目标，要有梦想，幻想也要有。”他的心态就和他的名字一样阳光。

走进百家珍茗茶馆，刚坐下，喝的第一道茶便是产于江西修水的龙须茶。茶艺师一边泡茶，一边如数家珍般地介绍起了这款茶的由来。它是一款纯手工茶，外形就像毛笔头，解开缠绕其上的五彩丝线，冲泡以后，茶叶在金黄透亮的茶汤中就像花朵一样绽开了。

龙须茶也许并没有条形的宁红茶耐泡，但，这是掌门人吴耀辉最喜爱的一种茶，其制作工艺之精湛与外观造型之精致是它独树一帜的特质。其实，从主人的喜好就可以窥见他精品意识之一斑。

吴耀辉主打的是江西本土的历史名茶，如庐山云雾、宁红、婺源茗眉等，在他眼里，中国有六大茶类，每一类都有多种名优茶，“百家珍茗”要集众家之长，做最好的产品。从小在茶园长大的他，天生对茶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2002年，他开了一家茶馆。不过，这家茶馆是南昌街头随处可见的馆。5年后，他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就萌生了做清茶馆的构想。“清茶馆是一个享受慢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真正可以让自己心灵安静的地方。”他说。

2009年，他开了第一家“百家珍茗”。几张泡茶台、几张桌椅、三两间茶室，就是茶馆的全部“家当”了。但是，茶馆并不乏风雅之气，文化艺术气息颇为浓厚，除了每间茶室的上方都用工隶写着一个有出处或是有典故的名字，如“观复”、“玄同”、“若水”等，而且他以墙面为纸，把花鸟、山水都画到了白墙上。这样，茶客就可以一边品茶，一边玩赏。4年多来，“百家珍茗”几乎是每年增加1家，如今在南昌已经开了3家分店。

为了能保持茶品品质的稳定性，去年，吴耀辉在宁红茶的原产地修水县投资兴建茶叶生产基地，以生产高品质的宁红茶野生茶为主。“建立自有基地，能充分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自己认为没把握、没保证的产品就不能推向市场，这是对个人负责，也是对客户、企业负责。”

吴耀辉希望，不仅自己的茶要好，服务也要好，质量要达到五星级的标准。“当然，这取决于茶艺师们个人修养的不断提高。”他说。

我们到茗茶天香茶馆的时候，已是临近夜里11点钟，此时一身淑女装扮的雷忆琳正在门口向客人道别，其温馨的话语就像在和家人说话。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足见她的用心，而且这“用心”在茶馆里俯拾皆是。

“茗茶天香”，大到茶馆的布局与功能设计，小到一幅瓷画甚至一款茶、一只茗杯，都凝结她细腻的心思。她邀请我们在一间挂着“禅茶一味”的茶室里喝茶，透过挂着纱帘落地窗，能看到外面枝叶婆娑的竹影，而与落地窗垂直的地面则铺着透明的玻璃砖，下面是潺潺的流水，游鱼嬉戏于卵石之间，这让茶室相对封闭的空间一下子活了起来。她招待我们的茶也很特别，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用黄釉粉彩“万寿无疆”盖碗泡庐山云雾茶，这样的茶具、这样泡法，倒是头一回见到，这背后的用意也许是为了凸显这泡茶的珍贵吧。

也正是她的用心，打动了每一个来“茗茶天香”喝茶的人。从2009年开业至今，用心的服务让茶馆的客人都变成了她的茶友。“他们来茶馆，就好像回到家，有了归属感。因此，很多茶叶销售的业务都是在茶馆以外达成的。”她认为，营造一个轻松快乐的环境和优质用心的服务是茶馆的“软件”，才是吸引客户的亮点。如果没有做好“软件”，再好的装修，客人来过几次也会觉得很一般。“当然，‘软件’得靠人来做，归根到底要靠茶艺师。”茶馆里有6名茶艺师，每个人都把这里当成了家。她打趣说，六个姑娘加她一个就是“非常6+1”。

她是一名虔诚的佛陀皈依者。每逢初一和十五，茶馆里都会提供免费的素斋，而且茶艺师们每天都会跳一段“感恩舞”。“客人来时，听到她们感恩的歌，看到她们感恩的舞，也会因此而感动。”不可否认，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她还把这种感恩的心推己及人。只要是去过或是路过“茗茶天香”的人，有心的人就会发现茶馆门口摆放着一个麦饭石茶水缸、几只纸杯和泡在缸里的茶品介绍。这是“茗茶天香”为清洁工、民警、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及过路的人提供的“感恩茶”。“每天从早上10：30到晚上9：30，都会为户外工作者及过路的人提供免费的茶水，而且每天的茶品都会更换。这样一来，不但能给他们解渴，而且还能普及一下茶叶知识。”

在她的私人茶室里，她给我们展示了她珍藏的几串佩珠，“这是星月菩提，这是蜜蜡……”她摩挲着佩珠说：“其实，道行就在每个人的心中。用心去泡好一杯茶，用心陪茶友品好一杯茶，都是一种修行。只要用心，平凡的工作可以成就非凡的事业。”

记者手记

初次认识江西茶人联谊会是在今年的4月。4月20日，雅安市发生里氏7.0级强震。震后，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泊园老茶馆率先向灾区人民捐款5万元，并于当天下午号召江西茶人联谊会旗下的30多家茶企、茶馆负责人及茶艺师近200人捐款，募集善款15万元。此外，江西茶人联谊会还与成都茶楼协会组成茶界联合赈灾爱心团队，赶赴灾区，将紧缺物品送往灾民手中。

这个联盟向中国茶界展示了一种积极、向上、和谐的力量。而在不久前结束的2013中华茶人庐山论坛上，更是让许多与会者感觉到了江西茶人联谊会成员之间的默契与团结，整场活动从组织、会场布置、茶品提供、茶艺服务到接待，都是由gA#ig，下多家会员单位共同承担的。尤其是茶艺师，虽来自不同的茶馆、茶企，但都统一着装，泡茶手法、待客方式也有着惊人的一致，以至于让人误以为她们是同一家的。理事蓝军说，茶人会的成员，有时办活动或接待遇到人手不够时，茶人会就会将周边的其他会员单位的人员调去帮忙，除了支付一些交通费之外，其它一概免费。而且，各家负责人、茶艺师之间互相串门，没有任何门户之见，更不存在“同行相轻”，因为他们都把茶人会当成了自己的家。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7

教知识=卖蜂蜜

商　周

7年前，蜂采馆开业的当天，前来道贺的朋友忍不住问馆长黄东明：“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挨店，会不会有人来哦?”但是，蜂采馆年收入却从500万元(新台币，下同，折合人民币约114万元)一路飙升到近亿元。当年4000万元的投资，在第三年就悉数收回。

开发校外教学市场

黄东明不希望蜂采馆像一般的休闲农场，卖餐饮和住宿。他决定把蜂采馆设计为蜂蜜生产过程的体验课程，以卖知识的方式来卖蜂蜜，把服务变成促销。

开始并不顺利。蜂采馆开业第一个月，广告费花了不少，吸引来的却只有当地民众，每月50万元的收入只够支付水电费和工资。为了增加客源，黄东明与太平山风景区、福山植物园以及几家家庭旅馆联盟，让蜂采馆成为宜兰太平山一日游的其中一站。但是，仍只在周末假日才多一些参观者。

卖蜂蜜知识到底能不能带来客源?黄东明决定先找出蜂采馆的主要客户群，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委托宜兰大学在蜂采馆内做了三个月的问卷调查，发现70％喜欢蜂采馆的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

原来，蜂采馆最能吸引的，是小学生!不久，宜兰县所有合法公私立小学，都收到邀请：蜂采馆提供一个钟头免费讲解、免费喝鲜采蜂蜜，活动时间为一年。

这刚好符合学校户外教学的需求。于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约500名小学生把蜂采馆挤得满满的。针对不同年龄的学生，黄东明设计了深浅不同的认识蜜蜂课。三年级以下的学生，解说手册上还特别加印了拼音。

黄东明发现，一般主题博物馆偏重静态展示不是太吸引人，就特别增加蜂采馆的动态过程。他在室内放置四面透明的蜜蜂观察箱，箱内密密麻麻地爬满蜜蜂。

户外，则把采蜜过程做成体验营。观众戴上斗笠及黑色罩纱(防止被蜜蜂叮)，看解说员燃烧樟树皮用烟熏蜜蜂，接着，拿起一片爬满蜜蜂的板子，用塑料小汤匙戳破乳白色蜂蜡，舀出蜂蜜。解说员挖出新鲜蜂蜜那一刹那是活动高潮，参观群众的情绪还没有从惊讶与疑惑中恢复，一勺又一勺微温的新鲜蜂蜜已含入口中。

带进有消费能力的成年人

然而，小学生消费力不足，蜂采馆最便宜的产品，600g包装的蜂蜜蜡都要250元，他们根本买不起。从给每个小学生发放一本解说手册，到最后一人一杯蜂蜜试喝，蜂采馆每天至少亏损两万元。

黄东明却坚信小学生是蜂采馆的种子，可以带动成人消费。即使一小时就会来一批小学生，把蜂采馆员工忙得人仰马翻，黄东明仍继续招揽小学生参观。

果然，三个月后，蜂采馆的参观者“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甚至有孙子拉着爷爷一天跑三趟，只是因为想喝从蜂巢挖出的温热蜂巢蜜。

蜂采馆对小学生免费开放那一年，宜兰所有小学共约13万人次到蜂采馆参观过。就是这些小学生为蜂采馆带来如今每年六七十万人次的客流量，是其它休闲农场平均来客数量的80倍以上。

如今，90％的顾客，是具有购买力的大人。购买比例超过25％，最高达到40％，逼近百货公司搞特价活动时的顾客购买比例。而蜂采馆的自产品牌“养蜂人家”蜂蜜，销量从三千瓶增至数万瓶。

蜂采馆的每一部分都做得很细腻。一般生态农场通常就是简单的图片加上解说，就挂在墙上，但是蜂采馆的图文，从蜂种的来源到峰毒是否致死，都详细陈列。立墙上摆满六十张蜜蜂照片，照片里连蜜蜂的舌头都清晰可见，那是黄东明花了五年时间跑遍全省，把蜂蜜涂在花朵上引诱蜜蜂、再用相机一张张辛苦微距抓拍来的。

因为蜜蜂生态文化行销的创意，蜂采馆馆长黄东明还获得了2007年度台湾神农奖，吸引了不少业内人士来参观学习。

“用农人沧桑岁月的双手，欢迎每一颗渴望自由的心”

耿　军　曾　嘉

进入宜兰县大同乡境内，公路的护栏上就呈现出创意――一尊尊形态逼真的“茶壶”提示您：茶乡到了。

茶香随之飘来。游辉真的“茶之乡度假农庄”坐落在公路旁，主人在开放式的茶叶店兼饮茶室以自产茶叶招待我们。

农庄后倚茶山，游辉真有3．5公顷茶园分布在茶山上。“我家从1997年起考虑经营转型，开办观光休闲的农场。”主人说：“最初的难题是客源，口口相传作用有限。”后来，他想到了互联网，在各种网页上进行宣传，很快见效。

之前，和其它台湾早期的休闲农场一样，游客只是来参观一下，看完拔腿就走，效益不高。此后发展到“深度旅游’’_让游客参与茶叶制作过程，乐趣和体验并重。游辉真结合自己的茶叶种植加工，设计推出了“自助制茶体验活动”。

“制茶体验活动，重在亲自动手，满足客人对有关茶叶的各种知识的需求。不仅向客人介绍茶树的种植与培育，还要在我们的指导下，参加茶叶的采摘、杀青、揉捻加工。当客人喝到一杯自己制作的茶并满心欢喜地带回去，那味道、那心情，真是美极了。”说到此，主人的脸上也露出抑制不住的喜悦。

游辉真以土地作抵押贷款500万元，建起舒适温馨的客房，庭园内添置了面向山川风景的躺椅、泡茶闲谈的凉亭、自助烧烤的炉台。主人请我们品尝他自制的茶熏蛋、茶果冻。一份风味茶餐的菜单上，写“茶鸭”、“绿茶虎咬猪”、“乌龙茶香豆腐”、“雪茶炖土鸡”等特色菜肴，可谓乡土茶餐。

“宜兰自然环境无污染，茶质好。客人品茶之后，常常再买许多茶。有些台商回大陆之前，也到我家来买茶。自产的茶叶很快就不够销了，我就鼓励乡亲们也转型办观光休闲农庄。”主人说到此，指给我们看墙上高悬的“茶界楷模”大匾。游辉真是社区里第一家实现经营转型的茶农，并带动社区转型成功，为此他被评为“十大杰出农民”。

他说：“过去做茶农，只钻研种茶、制茶的技术，茶叶农交会去销售，我不直接面对客户。现在，直接面对客户，要学习专业管理。转型初期，茶叶收入占八成，现在茶叶与观光休闲的收入已各占五成。”

城市喧嚣之外，体味淳朴的农家生活，身心双重放松。游客仿佛主人的朋友，安闲悠然做客。农庄客源自然不断。“用农人沧桑岁月的双手，欢迎每一颗渴望自由的心。”一句话已经表达了主人所有的心意。

“土”到位的农业嘉年华

李　联　王　丰

“如果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做自己喜爱的工作，不用一大早追公车、赶打卡、无精打采的加班，孩子可以吃到妈妈亲手做的爱心晚餐，饭后到公园散步，星空下孩子嬉戏，大人下象棋话家常。温馨和谐的氛围，一个家庭就会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气氛，知足常乐。金钱不再是人们唯一追求的目标，

享受生活珍惜生活才是重点。”

这是广兴农场的曾馨谊写的一封信里说的话。

又名“鸭母寮猪哥窟”的广兴农场原本是一家养猪场。1997年，口蹄疫席卷台湾，养猪场倒闭，场主曾先生欠下巨额债务。个性坚韧、乐观的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率领全家共同面对危机，找寻新的出路。大女儿曾馨谊辞去台北的幼教工作，回到家乡为父母分忧。女婿阿辉则是个全能型的人材，一人独揽农场的环境规划、景观设计、植物栽培和施工管理。

他们的特色，就是“土”到家，“农味”特别浓。处处有让城里人新鲜的乡村娱乐，体验一场农业嘉年华!

两公顷面积的农场还可以看出当年养猪场的痕迹，一排排顶棚下原来都是猪舍，现在被分成不同的区域。用泥块累积起来的土灶台可以烧出食物的原汁原味，以稻草和竹子搭建的简易棚复原了以前养鸭户临时居住的“鸭母寮”，几只憨态可掬的麝香猪与大公鸡、小鸭子、小兔子们和睦相处。农场的“宝贝”――涌泉池塘是蛤蜊和鲷鱼的乐园，也是游客餐桌上的美味。

孩子们可以下池塘摸蛤蜊、喂鱼、喂小猪，也可以彩绘一头小瓷猪领回家。大人们则可以在花草掩映的池畔品茗聊天，或是对着池塘发呆。

最初，他们也不知道休闲农场到底该怎么经营。几个人到处去学习观摩，接受各种辅导，思路才开始明晰起来。为了方便排水，养猪场原来的地面都是斜的，他们想整平。台湾世新大学的陈樨吉教授来指导时却说，斜板地才是他们有二十多年历史养猪场的特色，应当保留。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所有能用的材料都用上，靠着全家人的齐心协力，农场渐渐像模像样了。

农场2002年4月一开张就兴旺，也凭借了一点点运气。一是，刚好赶上台湾开始实行一周两天休息，人们有了更多空闲时间游玩。5月，又有一家电视台报道了他们的农场。之后陆续来了五六十家媒体，给他们做了免费宣传，游客接踵而至。

现在曾先生老两口主内，负责烹调乡土美食；馨谊和阿辉主外，负责招呼客人，周末以外客人不多的时候，侍弄花草，修修整整。馨谊说，把客人当成朋友，从朋友的角度去考虑客人的需求，这样就有了不少回头客，节假日人多的时候能达到五百多人。不过，将来可能会限制游客的数量。一方面为了保证服务的品质，另一方面也不想让家人做得太辛苦，在她看来家人的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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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宫也是好生意

Jane Garmey

我们似乎漫无目的地在田野里穿行，2米多高的茂密玉米把我们夹在中间。时间已经接近傍晚，我正身处康涅狄格州Ellsworth Farm农场一个5公顷的玉米迷宫里，尝试找到藏在迷宫某个角落的一片大豆。我的导游艾伦・科克林是这个迷宫的设计者，那片大豆也是他亲手所种。转了无数个弯之后。一条路豁然出现在眼前，通向的正是一片宽阔而茂密的大豆田――科克林在迷宫内精心布置的四个探索目的地之一。然后我们重新出发，寻找另外三处目标：用来榨取糖浆的高粱，用来做扫帚的高粱，和一大片合苞待放的向日葵。

科克林是当地一个农场主，八年前开始设计迷宫。他觉得做迷宫是个有意思的主意，既可以挣钱，又能激发孩子对农田的兴趣。他在迷宫里栽种下不同种类的作物．把它们当作“目的地”。科克林经营的第一个迷宫在劳动节至万圣节期间的周末开放，空前火爆，从那以后他每年做一个。去年夏天他举办了两次“月光迷宫”晚会，也大获成功。

过去20年，玉米迷宫不仅在美国风行一时，在欧洲也是难得的好生意。英国人阿德里安・费希尔是普遍公认的迷宫游戏鼻祖，在20年间，他不仅创作迷宫，还把它变成一项深受大众青睐的娱乐项目。他的个人网站上列出了一大串客户的名字，还详细描述了他设计过的一些最奇特的迷宫：有的形似一面州长徽章，有的是一顶皇冠，还有一个设计成霸王龙的形状，里面架有世界上第一座嵌在玉米田里的双层桥梁。

迷宫世界的另一名大腕是布雷特・赫布斯特。他的第一个迷宫是在自家的农场上完成的，1996年他开了一家公司。专门设计迷宫。从那时起他已经设计了1200个迷宫．光是今年他就完成了200个方案，收费方式要么是一次性收取(底价4500美元)，要么是迷宫经营收入的6％。赫布斯特也对像海盗船这样的花哨设计情有独钟。他告诉笔者，他设计的一些迷宫，一个游戏季就能吸引五万名游客，而一季一般不到两个月。赫布斯特把这个游戏叫作“娱乐”农业。赫布斯特在犹他州的农场是“麦当劳儿童游戏场”概念和“农家乐”的结合。除了迷宫――今年的主题是加勒比海盗，还有奶牛火车、小鸡唱歌表演、猪赛跑，甚至还圈出一个射击范围，供游客练习射击玉米棒子的技术。

那些针对个体消费者的农场娱乐项目，如亲手采摘、草车游、宠物动物园、南瓜节等，被统称为农业旅游。农业旅游已经成为小农场谋生策略的最新招数，现在很多农业学院都开始教授这门课程。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8

关键词：茶艺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双员制”+“双分制”人才培养机制；“五化”实训模式；“五位”一体的功能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7-0199-03

教高[2006]16号文件对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建设提出，“高等职业院校要按照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则，本着建设主体多元化的原则；要积极探索校内生产性实习基地建设的校企组合新模式，由学校提供场地和管理，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师资支持，以企业为主组织实训”[1]。教育部教职成[2011]12号文件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双重性，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2]。因此，构建具有真实企业化育人环境的、生产实训功能完善的、与市场发展同步的、服务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并具有“造血”功能的生产性实训基地，是当前高等职业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方向和水准衡量的标准，也是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经之路，更是对《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服务‘三农’，培养新型农民、职业农民”的响应[3]。

正如“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需要从顶层设计出发”[4]。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以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结合《江苏省茶产业现状及“十二五”发展思路》[5]，围绕现代茶产业发展需求，发挥地域特色和优势，积极推进政校行企的深度融合，以文化为内涵，以示范为导向，以服务为手段，搭建农科教结合平台，强化教学与服务功能，赢得了地方政府无偿划拨土地1853亩，建成了集“实践教学、技能培训、技能鉴定、技能竞赛和休闲旅游”五位一体的茶艺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和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基地――江苏茶博园，创建了“实训场景真实化、实训课程项目化、实训教学职业化、实训管理企业化、实训产品商品化”的五化实训模式，实施了“双员制”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双分制”考核保障机制（图1），解决了学生职业生涯适应能力低、创业能力差，实训基地投入成本高等问题，推进了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和延伸茶产业链，带动了地方茶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

经过两年的实践与总结，提炼出在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技能茶艺人才中的经验。

一、创新机制体制，校地共建实训基地

职业教育具有开放性、实践性等特点，因此，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6]。由于高职院校在校外实训基地的开发与运作上很难占据主导地位，严重影响着教学改革和创新发展。因此，学院积极开展机制体制创新，以技术成果为载体，以人力资源与科技创新相结合为手段，以服务“三农”致富百姓为业绩，赢得政府划拨一国有茶场，组建江苏茗苑茶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句容市嘉木乡村旅游有限公司两家校内企业，完成了1200亩生态茶园、4000平米茶叶加工车间的改造工程，并引进了茶叶大型清洁化加工流水线2套，完成了茶艺表演馆、茶史馆、制茶体验馆等建设工程，赢得了江苏茶博园这一茶艺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该基地则以满足学院师生提升职业素养为目标，院鼓励师生深入开展教学实训和相关科研项目，2012年完成了江苏省茶叶科技创新公共技术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了基地的实训、科研条件。还成了扬州大学茶学研究生培养基地、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科研基地。

依托该载体，2010年，学院成功承办了全国农业职业技能大赛。2011年，教育部、农业部决定将学院作为全国农业职业技能大赛基地。2012年，学院与当地政府联合承办了中国茶叶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茶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并取得了圆满成功。由此可见，校地共建模式也成了茶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引领着当地茶业的发展方向，开创了教学实训基地运营的新模式。

二、完善保障措施，创建“五化”实训模式

（一）实施“双员制”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双分制”实训考核保障机制

“双员制”（“学员+职员”）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生作为学校的学员和企业的职员的“双重身份”，结合茶叶企业的季节性生产任务实施实践教学，实现教学与生产同步、实训任务与生产任务融合。“双分制”的考核管理模式：采用“学分+工分”的评价方式，将后者作为技能考核分及学生参与评奖、评优的条件，以提升实训效果；同时开展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吃苦耐劳、学农爱农品质的养成教育，培育学生应职和岗位职业能力。

通过该模式，使人才培养更加突出实践性、职业性、开放性，进一步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学生获证率100%、就业率100%。2010年，茶艺专业成为省级特色品牌专业；2012年，2010级茶艺班28名学生中，有9人获得省级以上奖学金，该班级也荣获“省级优秀班集体”。

（二）创建“实训场景真实化、实训课程项目化、实训教学职业化、实训管理企业化、实训产品商品化”的五化实训教学模式

第一学期实施体验式实训，通过“实训场景真实化”，帮助学生系统地完成茶艺专业理论课程的实训过程：茶园――茶树田间管理技术；制茶体验馆――茶叶加工工艺开发；制茶车间――茶叶机械化加工技术；茶艺表演馆――茶艺表演、编创练习；茶史馆、茶文化长廊――茶文化熏陶。

第二至第五学期实施项目式实训，结合生产实际状况和岗位情况，采用项目式教学法，聘请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严格按照企业、科研标准和操作规程进行各项专业技能培训，将茶艺所有课程融汇贯通，帮助学生系统地完成职业化的技能培训。这种“实训课程项目化”、“实训教学职业化”，让学生体验到工作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

第六学期实施顶岗式实训，采用参与式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参与企业管理和实际生产过程。引入“实训管理企业化”模式，让学生进入企业，在生产的各个岗位，承担企业的生产任务，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提升其专业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同时，鼓励学生按照“茶艺”这一主题，充分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开展创业实践，将个人的设计、技能以商品的形式呈现，实现“实训产品商品化”。“五化”实训教学模式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符合学生的职业成长规律和个人发展规律，同时又为实训基地的灵活运行提供了保障。2012年，学院被遴选为首批“江苏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

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生产任务设计适合教学的实训项目和实施方案，为学生提供技术咨询；学生以公司化运作方式自主获取完成任务所需资料和信息、制定并研讨任务实施生产方案，进行生产演练，最后通过相互检查评估和教师点评实现学习迁移和职业能力的巩固和升华，提升了自主学习、市场营销、经营管理能力。

在“五化”实训教学模式的推动下，茶艺班的学生以社团的形式，进行省级献演10多次，如献演第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国连锁店展销会等。其实训的茶叶产品先后获得“中茶杯”特等奖”2项，一等奖1项；江苏省“陆羽杯”特等奖4项，一等奖1项。教师的业务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2010年学院的“挂县强农富民工程”获得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年来，发表相关高水平论文20多篇。

三、构建“五位”一体的功能，实现基地“造血”之梦

学院促进资源融合，努力实现实训基地的共赢发展：（1）将各实训任务与实际生产同步，学生严格按照企业标准化的生产需求进行实训，实现实训产品的“商品化”；（2）开放实训基地、实训项目，开发茶园休闲旅游功能，实现技能实训过程的“商品化”；（3）鼓励学生通过勤工俭学等方式，融入企业的生产管理、研发与推广过程，减少实训基地维护的成本投入，增强实训基地的“造血”功能等。

结合实训内容，三年来，基地年实现利润500多万元；并先后承担了二十多项市级以上项目，项目经费达1000多万元。2010年，学院被批准为“中级茶艺师职业资格鉴定点”，先后承办了江苏省茶园生产管理研讨会、江苏省茶产业技术创新座谈会、江苏省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手工茶制茶项目等，并完成了成立江苏省茶园复合栽培技术创新团队1个、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1个、江苏省茶业研究所1个。

浓厚的茶文化氛围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2012年，该基地被批准为“江苏省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并荣获了三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和上海市）“长三角城市群茶香文化体验之旅示范点”、“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等称号，成了江苏省茶叶科普基地和乡村旅游胜地。

校地共建的实训基地――江苏茶博园，通过及时转化科技成果，深入挖掘自身服务功能，开展对外业务，使得“实训教学”基地，又是“技能竞赛、技能培训、技能鉴定”的社会服务场地和“休闲旅游”的场所，符合“集群理论”指导下的实训基地建设的“三结合”、“多方位”资源整合宏观设计原则[7]，真正实现了实训基地“五位”一体的功能，不仅成为学生实习的场所、师生科研的平台、科研服务的窗口，还成了观光旅游的胜地，增强了实训基地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之，标准化的实训基地建设，离不开标准化的保障体系和完善的运营机制。学院在创新机制体制，赢得校地共建实训基地的同时，群策群力，积极开展有效资源的充分整合，最终有效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扩大了学院的教育影响力，开创了现代实训基地运营的新模式，实现了实训基地“造血”之梦。

参考文献：

[1]教高[2006]16号文件：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Z].

[2]教育部教职成[2011]12号文件：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Z].

[3]教改[2013]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Z].

[4]胡勇，朱俊.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标准体系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7）：40-47.

[5]杨意成，张定.江苏省茶产业现状及“十二五”发展思路[J].农产品加工（创新版），2011，（4）：28-31.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9

0引言 随着旅游经验的丰富以及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的大众观光型旅游产品已不能满足人们的旅游需要，旅游资源开发理念和旅游产品结构亟需调整升级[1]。20世纪90年代以来，体验性强的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青睐。在这种文化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以茶产业为依托的茶文化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茶文化旅游在全世界范围方兴未艾，台湾建立观光茶园，日本著名的冈山后乐茶园，以及泰国、韩国、印度、肯尼亚，甚至新加坡都开辟观光旅游茶园，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3]。随着茶文化旅游的不断发展，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由于研究目的或对象的差异，不同研究对茶文化旅游的定义不尽相同。如将茶文化旅游定位为既属于文化旅游，又属于观光旅游、民俗旅游[4]。又如定义茶文化旅游为指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以达到积极的休息和娱乐、获取茶知识等为目的，而开展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系列旅游活动，是旅游的新兴项目，同时也是茶产业的重要内容[5]。 总体而言，茶文化旅游是建立在当地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基础上，结合优美的生态环境及特色的民风民俗的旅游活动，涵盖了观光、体验、购物等多种旅游功能，是集合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新型旅游方式。发展茶文化旅游可以推广中国的茶文化，提高国际知名度，能带给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不仅可以观赏旖旎风光，愉悦心情，感受到乡村的风土人情，与优美的生态环境零距离接触，还可以在游览中体验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茶文化旅游还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以茶论道，以茶会友。因此各地应发挥各自特色，避免趋同化、庸俗化。本研究以浙江湖州顾渚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途径，在了解其资源特色的基础上，分析其茶文化旅游发展条件，进而提出其发展模式及开发项目和策略，使茶文化旅游模式理论能与实际案例结合并落实到具体项目中，引导其健康稳定发展，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其生态和社会效益。 1茶文化旅游模式理论分析 现有的旅游模式分类依据，主要包括地方特色，如“大理模式”、“丽江模式”、“香格里拉模式”、“明永模式”等[6-7]；资源利用，如直接利用型、整合提升型、原地浓缩型、主题附会型、短期表现型、复原历史型和虚拟型开发模式等[8-9]；旅游产品，如原生态模式、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模式、专项旅游模式和旅游商品模式[10]；旅游开发，如政府主导模式、景区带动模式、农旅结合模式、移民迁置模式等[11]。而一些研究茶文化旅游模式的学者将茶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归纳为结合自然生态发展观光型茶文化农业旅游，利用现代技术开展科普教育型茶文化旅游和融合地方特色，打造参与购物型茶文化旅游。李维锦[12]和朱海燕等[13]总结的开发模式包括社区参与、环境教育；以文化景观为基础，开发以观赏为主的初级旅游产品（生态茶园、特色茶馆、茶博物馆），结合文化风情，开发体验为主的动态旅游产品和挖掘文化内涵，开发以传承性为主的艺术旅游产品。Cohen[14]认为，不同的人渴望不同模式的旅游体验，旅游者不止一种类型。所以在旅游开发中也不能拘泥于一种模式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有多种旅游模式，在选择旅游发展模式时需要有统筹的思想。即茶文化旅游模式应从多角度出发，满足不同出发点人群的要求。因此，茶文化旅游应是资源、产品、利益方和游客体验的协调统一（图1）。 如图1中所示，茶文化旅游模式的选取与当地资源、开发者利益以及游客体验需求相关。茶文化旅游，既包含了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韵味，又包含了文化旅游的内涵。旅游业关乎开发商、村民、游客、政府的利益。而旅游本身包含的“食住行游购娱”6个要素更是旅游规划和开发的重点。选择茶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时，必须依托当地的资源条件和特征，从而对资源进行更好地整合与利用（复原历史、整合提升、虚拟等），进行产品设计（原生态、博物馆、主题公园等）。而产品设计的不同，开发主体（政府、原住民、企业等）也会有差异。产品设计不同会使游客体验不同，而游客体验需求又对产品设计起作用（需求导向）。游客追求不同的体验（参与型、观赏型或求学等），会使受益方不同。开发方即利益相关方对资源利用要因地制宜，合理开发，以免造成对当地资源造成很大破坏甚至更加严重的后果。应坚持立足当地文化，突出特色，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维护系统协调，合理布局的原则。资源、产品、开发方和游客体验各方衔接越紧密就证明旅游模式选择越恰当，更能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由于模式中可以有多种组合方式，因此在具体应用中有很大的能动性，可以根据不同的特色和需求而建立不同的组合。游客的体验是组合式的，所以就要求开发利益各方应当有合理地协作，即需求导向。如果游客的偏好是参与性的，那么就强化社区参与在旅游开发中的比重。相反，如果游客有较高的观赏偏好，那么有赖于政府的统一协调、规划，并通过企业入股或旅游公司参与的方式，强化旅游设施的建设与旅游产品的开发。 2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研究及开发策略 2.1研究区概况及开发条件分析 顾渚村属于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位于浙江北部太湖西南畔。北与江苏宜兴接壤，东南与上海邻近。顾渚村因陆羽在此地撰写《茶经》，因紫笋茶而引起人们的关注。陆羽著《茶经》称：“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故名为“紫笋茶”。“龙袱包紫笋，银瓶纳金沙”的搭配使紫笋茶成了千年皇家贡茶，具有较高的品位。顾渚村村域面积18.8km2，辖32个承包组，11个自然村，农户761户，总人口2567人，村里拥有农家乐农户约86家，是“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浙江省首位魅力新农村”。近年来，因其青山绿水、环境幽雅而成为游人品茗度假休闲的旅游胜地，有着“天然氧吧”的美誉（表1）。据不完全统计，2002年顾渚村共接待游客6万人次（其中，陆羽山庄1.5万、霸王潭1.1万、寿圣寺3万、疗养院0.3万、农家乐0.8万、散客0.5万，除去重复计算，净接待6万）。顾渚村从3月底起至6月底，每天接待的游客基本为5000~6000人，周末达到8000人/d。#p#分页标题#e# 2.2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选择 结合表2中的分析结果，可以了解顾渚村茶文化旅游发展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因素，从而可以针对其资源特色及良好的发展机会选择茶文化旅游模式。考虑顾渚村茶文化旅游模式选择的时候，应该融合资源、产品、开发者及游客等各方面的要素，图1即分解了茶文化旅游模式包含的大体内容及选择方向。茶文化旅游首先应突出其“文化”特色，因此根据国内外现今文化旅游模式作为主导来选择，同时根据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产品设计，进而考虑到开发者的作为和游客的旅游目的，从而得到其茶文化旅游模式。 2.2.1原地浓缩型——浓缩茶文化（政府主导） 原地浓缩型开发模式指将当地的建筑、服饰、风俗等集中呈现，让游客可以领略当地的风韵，让当地政府或投资商兴建主题园等[8]。大唐贡茶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专门为朝廷加工茶叶的“皇家茶厂”。贡茶院由展示“茶圣”陆羽生平和《茶经》为主的陆羽阁，与供奉文殊圣佛的吉祥寺及东廊和西廊组成。不仅可以了解到贡茶制作、贡茶递送、品茗三绝、贡茶知识、茶艺流传等关于贡茶的历史渊源，还可品味到由当地著名的工艺美术师亲手制作的紫砂壶泡出的紫笋茶。而大唐贡茶院也可视为顾渚村文化博物馆，浓缩了顾渚茶文化，向游客展示了茶文化的历程及精髓。在新的一期建设中，可以打造“千年贡茶寻迹阁”，将当时唐皇八百里加急送贡茶、顾渚村接催茶令全村上山找茶等故事展现出来，描述和展示采摘、品茶、茶宴及斗茶场景等，让游客对紫笋茶的历史有较深刻的了解。还可以打造“学艺馆”，让游客现场学习茶道、制造茶壶等。 2.2.2主题附会型——弘扬茶文化（政府主导） 主题附会型指将文化旅游主题与某一特定功能的旅游业设施结合起来，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此模式运用可与茶文化节结合[8]。每年4月顾渚村都会举行一些节庆活动，主要有广场文艺、祭陆羽、无我茶会、茶文化研讨、寻觅茶圣踪迹、摄影书法比赛、招商会等活动。此外，可以打造贡茶交流会。每年（或隔年）的4—5月举办。齐集全国的贡茶，如常州阳羡茶、福州方山露芽等，了解不同贡茶的特点、历史，探讨弘扬茶文化之道。既促进顾渚村的茶文化旅游发展，又能提高紫笋茶甚至整个长兴的知名度。也可举办茶道、茶艺展示会，每2年举办一次，在10月举行，弘扬茶文化。 2.2.3直接利用型——探寻茶文化（旅游公司组织线路） 直接利用型即直接把现实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并保持其原貌的开发模式[8]。利用顾渚村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茶文化历史进行开发。（1）观光休闲型。茶园风光游：观光、摄影、茶歌对唱。特色茶馆、茶楼：①品茗三绝茶道茶楼。紫笋茶、金沙泉水和紫砂壶的完美结合，茶道表演，伴以古乐，让人在紫笋茶文化中徜徉。游客可以对对联、下棋等。②融合中国传统艺术的茶楼。将中国传统艺术融入茶馆中，使茶文化与越剧等传统曲艺相结合。③重建陆羽茶庄。重新修建茶庄，拓宽道路，且可修建小型的停车场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④室外天然茶吧。可以与农家乐结合打造，但需规模控制，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下发展。在发展茶馆茶楼时应注重调查游客“兴奋点”，避免变形为“牌馆”、“麻将馆”，以防茶文化庸俗化。经营权可以交给原住民，或者吸引一些企业投资。健身山地探险游。（2）历史探寻型。紫笋茶历史探寻一日游：金沙泉—忘归亭—古茶山—寿圣寺—“三处九方”摩崖石刻—大唐贡茶院。 2.2.4游客体验型——体验茶文化（原住民与政府协作） 即让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把文化具体化，让游客更直观地接触和了解茶文化。在野生紫笋茶生态旅游、金沙泉观光农业等休闲观光项目的基础上，打造以下项目。（1）广场风情街：晚上推出，搭建舞台，进行茶文艺表演，游客可以进行观看、拍照等，也可以亲身体验当地茶俗，如“打茶会”、“三碗茶”等。（2）采茶制茶体验：游客亲身体验采摘、炒茶、茶艺、品茶的全过程。（3）旅游购物：品茗三绝；地方特产——紫笋茶、山珍（笋等）；音像制品——摄影集、宣传片等。 2.2.5社区参与型——继承茶文化（原住民主导） 原住民是当地的“活文化”，如果没有了村民，茶文化也就失去了色彩。让村民参与到茶文化旅游开发及建设中来。农家乐在顾渚村十分普遍，这是带有十分浓重的乡村旅游色彩的。游客可以在村民家中体验顾渚村的饮食文化及风俗习惯，也可以听这些“当地导游”帮忙设计最佳旅游路线。村民在顾渚村开发旅游后自发组织了茶艺表演队伍和京剧艺术团，可以作为表演队伍向游客展示民间文化艺术。 3发展建议 3.1经济方面 （1）扩大宣传力度，拓宽营销渠道，完善设施，加强管理。现今顾渚村的知名度不高原因在于缺乏宣传力度，营销渠道狭窄。在调查的406名游客中，有256人（占63%以上）是通过亲友介绍而来顾渚村旅游。游客中85%来自上海，游客以老年人为主，吸引的范围比较局限且消费心理比较保守。因此要提升紫笋茶的档次，提高知名度和吸引力，利用现代先进的媒体网络（电视宣传，网页宣传等）、旅游促销等方式吸引更多的游客。合理制定景点门票，调整门票价格，调低大唐贡茶院的票价，规范收票制度，公平合理。如桂林茶叶科技园自开放至2006年底，旅游者购买茶叶、茶制品、茶具等销售额共480多万元[15]。因此调低门票价格及丰富旅游项目能为景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景区应加快交通建设，拓宽道路，开通相关旅游公交专线，既能方便游客又能方便当地居民出行。 （2）拓宽集资渠道。景区的开发建设不仅对景区本身带来效益，也会给景区周边带来辐射作用。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村民集资创办“顾渚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还可以争取社会企业资金，促进顾渚村茶文化旅游发展。#p#分页标题#e# （3）借鉴联众模式发展经济，企业与农民合作，最终达成双赢。联众模式是指由公司对整个村庄进行统一经营，不需政府、村民投入，不占用土地资源，不破坏生态环境，村民在拥有新房的同时，在联众公司的规范管理下经营农家乐。顾渚村的“农家乐”发展亟需良性竞争，拓宽营销手段[16]。借鉴联众模式既可以发展经济又可以使农民自身建设资金得到解决，使得提供给游客的服务更专业、更全面，杭州梅家坞是联众模式开发的一个典型案例。顾渚村由于“农家乐”较发达，一些来自上海等较发达地区的游客选择在顾渚村长期居住。这表明顾渚村“农家乐”发展模式可借鉴联众模式，将村民的房子租给公司让其统一经营。 （4）突出特色，区域联动。作为“茶圣第二故乡”的顾渚村，应该抓住自己的茶文化特色，与杭州梅家坞、龙井村、湖州安吉等联合起来，形成江南茶文化旅游中心区。 3.2生态方面 应保护古茶山、茶园，限制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对顾渚村的茶文化旅游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原生态的环境是吸引众多城市中人们前来休闲的重要因素。只有维护好环境卫生，才能真正做到生态立乡，生态富乡，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3.3社会方面 （1）挖掘贡茶历史，深探“茶圣”、《茶经》文化。文化源远流长，能带给人们最深的旅游感受。顾渚村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茶文化资源，应当充分利用，提高茶文化旅游竞争力。挖掘贡茶（紫笋茶）的历史，深探“茶圣”和《茶经》文化，使顾渚村有文化的魅力和历史的神秘感，给游客留下深刻的文化记忆。茶文化既可以作为宣传口号，又可以使旅游更加具有内涵。（2）建立学习基地，与学校、社会团体合作，吸引游学、考察、寻根访祖等人群。茶文化旅游应该发挥其社会效益，加深人们对茶文化的了解，让人们从单纯地游玩走向对茶文化的探求。 4结语 在茶文化旅游越来越热的今天，许多拥有茶文化历史的地方都开始发展茶文化旅游，并把它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之一。文中提出的茶文化旅游模式是综合开发者的利益、旅游者的需求以及尊重当地资源的独特性来确定旅游模式，是一种适合机动搭配的模式，不拘泥于几种，而是发挥各地特色，开发者与游客可以各取所需，达到共赢效果。茶文化旅游旨在弘扬悠久历史，加快地方经济发展，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真正达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茶馆经营管理方案篇10

一、指导思想

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达到市政府规定的二级以上天数为目标，以控制城区环境污染、改善城区环境质量为重点，控制新污染，治理旧污染，严惩违法排污，完成“蓝天碧水工程”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各项指标任务，为建设国际更具知名度、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晋商文化旅游中心城市创造良好的环境保障。

二、整治目标

严厉打击城区各类违法排污、违法建设行为，控制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减少噪声污染，年削减烟尘排放2842吨、二氧化硫排放3038吨，全年城区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达到170天。

三、整治任务

整治范围为东外环以西、南外环以北、西外环以东、108国道以南城区范围内的工业窑炉、采暖锅炉、茶浴炉、宾馆饭店营业性炉灶、露天饮食炉灶等燃煤污染源和促销音响设备。具体任务为：

1、根据区域位置，古城外茶浴炉改造为太阳能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古城内茶浴炉改造为电热水器等清洁型设施。改造宾馆、饭店的营业性炉灶，全部使用气、电、油等洁净型燃料，拆除原有燃煤灶口。由县委副书记郝向明负责，环保局组织实施，工商局、质监局、公安局、接待办、电力公司、古陶镇、社区配合。

2、取缔露天饮食炉灶和促销音响设备。由人大副主任李焕进负责，执法局组织实施，工商局、环保局、社区配合。

3、推进工业企业污染源治理，关闭淘汰列入文件名单的15户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城区工业企业和窑炉。由政府副县长王金宝负责，经贸局组织实施，环保局、工商局、电力公司、古陶镇配合。

4、推进集中供气公司、峰岩集中供热公司、沃瑞思集中供热公司、洁源天然气公司按划定区域和整治进度铺设配套管网。根据集中供热供气进度，积极实施入网集中供热供气，对原有采暖锅炉实施限期拆除或治理改造，不得新建燃煤供热锅炉。对不具备集中供热供气条件的，推广使用洁净型煤并安装除尘、脱硫设施，做到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随着集中供热供气进度，分年度逐步改造。由纪检委书记王润明、政协副主席安修彪负责，城建局组织实施，环保局、工商局、公安局、质监局、接待办、电力公司、古陶镇、社区配合。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与调查摸底阶段

成立县城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领导组，制定城区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县政府召开城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动员大会进行安排部署。各牵头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分行业、分类别、分区域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建立档案，做到底子清楚，任务明确，为整治提供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二)集中整治阶段

7月底前取缔露天饮食炉灶和促销音响设备；7月底前完成行政事业单位茶浴炉改造，8月底前完成经营生产性单位茶浴炉改造；8月底前关闭淘汰列入平政发［2007］44号文件名单的15户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城区工业企业和窑炉；9月15日前完成宾馆饭店的营业性炉灶改造，全部使用气、电、油等清洁型燃料；10月底前，根据集中供热供气进度，根据集中供热供气的能力和条件，按照先行政事业单位，后生产经营性单位的顺序，对原有采暖锅炉予以拆除或治理改造。

3、检查验收阶段

由县城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领导组对各牵头单位综合整治完成情况逐户进行检查验收、评比打分。并根据验收结果，严格奖惩，实行以奖代补，对验收合格者予以补助。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领导，形成合力。为推进城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县政府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督查监察推动”的工作机制，成立全县城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领导组（名单附后），领导组成员单位要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协调作战。牵头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分工，按时间、标准完成任务；规划局要组织编制集中供热供气规划，划定集中供热供气区域和各供热供气公司管辖区域；工商局负责实施牵头单位移送案件的营业执照吊销工作；电力公司负责实施牵头单位移送案件的断电、拆除供电设施工作；接待办负责取消逾期完不成改造任务的宾馆饭店的定点接待资格；公安局配合各牵头单位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行为；古陶镇、社区积极配合所辖区域内环境污染的综合整治，从而形成配合有力、部门联动、层层落实的落实机制。县领导组每半月召开一次例会，由牵头单位一把手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对下步工作做出具体安排部署，确保整治工作顺利进行。

(二)加强宣传，舆论造势。新闻办、广电中心和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会议、标语、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区环境综合整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使综合整治的时间要求、方法步骤、政策规定做到家喻户晓。对城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的进展进展情况，要通过新闻媒体及时进行公示，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三)科学规划，政策扶持。集中供热供气是城区锅炉改造的前提和基础，规划、城建部门和供热供气公司要在科学规划、安全施工、确保质量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加快管网铺设进度，带动整治，促进改造，为圆满完成整治任务创造条件。从政策上对城区环境污染综合整治予以扶持，实行以奖代补政策。除行政事业单位外，其他单位改造0.5吨以上、1吨以下的锅炉、茶浴炉，每台补助5000元，改造1吨以上锅炉、茶浴炉，每台补助10000元。同时，对带头实施的单位给予一定的奖励，由领导组验收合格后及时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