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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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41-02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与固态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法律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 2 条第1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定义突出了“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及其在族群文化认同、族群间相互理解尊重、促进人类创造力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作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的确立受到公约的直接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年 3月26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第3条还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对“非遗”的定义强调了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只有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件的民俗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学领域的差异。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鲜明现代人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法律概念,它应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标准,并能促进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依据法定的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项评审标准。

二、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背景及概况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成果,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由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构成。人类从对有形文化遗产保护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最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我国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仍未涵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部地区的现代转型导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民间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如何协调“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成为西部开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如何防止“非遗”的过度开发,如何摆脱“非遗”自然传承中的困境与危机,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中私权与公权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急需专门法律的规制与调整。西部政府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建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与机制,规制“非遗”的商业开发,挽救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的“非遗”保护立法走在全国的前列,截止2008年,部分西部省区已经通过了“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宁夏、新疆都已经公布了各自的“非遗”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的“非遗”保护法规,是西部地区推进法治进程、构建西部开发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将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三、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一)平衡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我国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西部开发中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果缺乏协调二者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规范,经济开发很可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危及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前提。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社区、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结晶,是民族与群体认同的载体,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根基。在法律规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促成“非遗”的活态传承模式。

(二)平衡传承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应把平衡持有人、传承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重要的目标,即一方面承认传承人的私权,同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对其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22条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由国家确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并给予财政支持和明确其职责的传承人制度是“非遗”保护法规的重要内容,传承人享受一系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传承非遗技艺的义务。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同时也必须是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章对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代表作中成就突出、技艺精湛的代表人物,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第29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权利是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依法向他人提供其掌握的知识、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取得相应的报酬。第30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履行的义务是“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承人;依法展示、传播、宣传、弘扬和振兴传承技艺”。该条例对于社会公众的考察、参观行为也做了原则规定,既维护了非遗持有人、传承人的权利,也保证了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权利。

(三)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与本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规应确立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贯彻“合理利用”的方针,协调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非遗的商业开发应该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决定了对于一部分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必须实施动态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在保持本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赋予传统的遗产形态以合理适当的现代内涵,通过发掘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直接服务于当代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本真性,即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其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②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理念,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③ 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当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如属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 “非遗”不可能人为地生产出来。

总之,西部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将在西部法治社会的构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权益维护及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齐爱民主编:《知识产权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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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共有38处，列为国家文化遗产的共有约4.4万处，这些散布在法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建筑是法国人的骄傲，每年吸引全球游客逾8000万人次，居世界首位。而在遗产保护方面，法国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法国向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首先是从法律层面不断充实历史文化遗产的界定与保护。

1887年，法国通过法律保护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出台了有关遗产保存的若干章程，规定国家必须参与历史古迹保护工作。由此，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

1913年，法国立法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历史古迹分类的机构，并且将所有古迹登记造册。被确认为历史古迹的私人财产第一次跻身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与公立机构享受同等待遇。1930年，自然遗产首次以法律形式受到保护。

1943年，距历史古迹四周500米范围内的区域被法律划定为受保护区域，任何人不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随意改动原建筑风格。这一举措有效地遏制了乱拆乱建行为，避免古建筑陷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尴尬。1988年政府以免除继承税的方式鼓励私人所有遗迹向公众开放。自2003年以后，政府对遗产的保护工作逐渐下放到地方，并进一步扩大公共开放程度。

其次，政府注重加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法国文化部长奥雷莉·菲莉佩蒂说，文化遗产行业能为法国创造大批就业机会和大笔收入。她认为这对于国家经济复苏会起到支撑作用。2013年，法国政府在编制预算时，计划为文化、科研及传媒产业共投入35.5亿欧元，其中文化遗产保护7.76亿欧元，属于文化遗产保护之列的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此外，法国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基金会、企业和个人出资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个人可以获得相当于捐赠数额66%的税收优惠，企业从营业税中扣除相当于捐款60%的税款。此外，政府简化了遗产保护性基金会成立和运作的手续，并给予税收优惠支持。

对于发展旅游业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压力，许多文化遗产单位依靠常态化运行机制，进行自我保护。

凡尔赛宫作为法国王室最华丽和著名的宫殿，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是法国第三大旅游景点，2011年吸引609万人次参观。凡尔赛国家博物馆馆长卡特里娜·贝卡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法国对文化遗产的管理更多依靠的是一种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凡尔赛宫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措施一丝不苟。进入城堡大门之前参观者必须进行安检。游客被要求寄存包括拐杖、雨伞、刀械等尖锐物品以及童车、箱包等笨重物品。相机三脚架、复制品、石膏模型也不能带入展厅内。凡尔赛宫全天候使用录像监控系统。每个展厅有专人巡视，对不当参观行为进行阻止。游客在展厅内禁止使用闪光灯。展示区域和观众停留区域被严格分开，观众不得触摸花瓶、雕像等文物。 凡尔赛宫还拥有一支专属消防队，24小时待命，以防出现火灾等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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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制定《办法》?

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应有更高的保护管理要求、标准

《办法》中，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指的是列入鼓浪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核心要素，是鼓浪屿遗产价值最突出的物质见证。目前，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共53处。

鼓浪屿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核心要素均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办法》出台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然而，从文物的保护价值、鼓浪屿实际情况等方面考量，核心要素应有更高的保护管理要求、标准，尤其在修缮补偿方面。

去年，市委主要领导到鼓浪屿调研，要求要从制度着手，尽快出台《鼓浪屿文化遗产核心要素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具体领域和重点问题进行有效管理，进一步保护好鼓浪屿上的建筑精品。《办法》的起草工作历时近一年，这期间，鼓浪屿管委会反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及核心要素业主等多方意见，以使《办法》更好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核心要素。

如何更好地保护核心要素?

明确参与保护管理核心要素的部门所承担的职能

对于参与保护管理核心要素的部门所承担的职能，《办法》要求更加明确，更有利于各方通力合作。

《办法》提到，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应负责宣传贯彻落实有关法规政策、加强日常修缮维护工作的监管、建立巡查队伍，以及做好有关审批工作等。而监测机构应开展核心要素的日常监测工作，全面建立核心要素的档案库及数据库，构建具有鼓浪屿特色的监测指标体系，明确预警阈值，另外还要实行人工巡查制度，并纳入监测系统平台统一管理。

另外，《办法》要求业主方也要参与保护管理工作，他们要积极配合监测工作，主动反映核心要素的状况，一旦发现监测对象出现异常或安全隐患时，应及时告知监测机构，不得擅自实施维护工作。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规定参与开展保护工作，可给予适当奖励，以鼓励更多的人重视保护管理核心要素。

对核心要素的利用有哪些规定?

让更多富有历史底蕴、文化内涵的产业业态在岛上发展

《办法》对核心要素的利用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最重要的就是，必须遵守不改变文化遗产核心要素原状的原则。

就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而言，除了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外，作其他用途都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报批。作为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业主方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经营活动应签订协议，并报文物主管部门审批，合作协议不得超过5年。

针对非国有产权的文化遗产核心要素，不论用作其他何种用途，以及涉及转让、抵押、合作、出租、出借的，业主方事先都必须向鼓浪屿文保机构备案。任何用途都应符合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规范，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

鼓浪屿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强调，保护核心要素不代表不能利用，只有利用起来，才能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办法》之所以更加严格，也是为了促进鼓浪屿产业业态进一步提升，让更多富有历史底蕴、文化内涵的产业业态在岛上发展。

修缮核心要素应如何奖补?

《办法》奖补标准较之前相关法律、法规的奖补标准更高

《办法》规定，业主方委托鼓浪屿文物保护机构统一进行修缮的，具备相应条件后，修缮经费由鼓浪屿文物保护机构承担。

业主方若打算自行修缮，则按财政审核机构出具的工程审核决算价向管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审批后，由鼓浪屿文物保护机构根据保护级别给予奖励，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最高可给予不高于工程审核决算价80%、50%和30%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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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普查力度；立法；改革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类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物质类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等可移动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名街区、名村镇等。非物质类包括口头传统、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众所周知，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上下5000年灿烂的文明史，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又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呈现出资源丰富和种类繁多的特点。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87 万项，进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非遗项目有7 万之多。如此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是令人为之惊叹。

但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高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的传统文化必然要受到一定的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在现代社会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思考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力度欠缺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这导致了普查力度的欠缺和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不清，其申报工作自然也会滞后。在这里，有一些广为人知的文化资产并没有申报成功，例如陕北的安塞腰鼓、傣族的泼水节、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等，这些仍然被拒绝在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门之外，令人扼腕叹息。

（二）保护意识落后，资金技术匮乏

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未纳入正式的轨道，因此对其的调查和保护利用工作就会很滞后，观念的滞后是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的，会导致一些本该被及时保护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逐渐败落直至消失，这将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精神损失。

一是对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很遗憾目前对这方面存在认识不清的状况；二是将文化遗产“文物化”，文物是对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大部分都是一些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这样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便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三是有一种观点一直在流行，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定是要消失的，因此要任其自生自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

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方面是很不完善的，能作为参考的只有文物保护法，而文物保护法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此其保护范围只局限于有形文化遗产，而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却反相关的科学界定和保护措施。

四、现阶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注意对其“原汁原味”的保护，这也是最真实历史的呈现，若是对其加以改造，那么真正的文化也就失传了。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客观真实，力求留住民族的“记忆”。

（一）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相信我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挖掘和保护。因此各地都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范围、加大普查的力度，重点掌握其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等情况，要将普查到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抢救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机制，尤其是对一些濒临消失的，难以进行推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抓紧时间对其进行保护，也将其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中珍藏。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要锐意改革，大力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

有这样一种观点，无论哪一种民间艺术的凋亡，首先都是市场的凋亡；无论哪一种文化的萎缩，首先都面临着文化消费人群的萎缩。由此可见，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极大冲击，其面临着市场狭小甚至没有市场的尴尬，如果这方面的市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发展便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非物质遗产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其要想长存于世间，必须要培养出自己的市场，吸引一定的消费群体。因此，在商品经济的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突破固步自封的老路，认清现实，锐意改革，要向市场主动出击，在提高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占领一定的文化市场份额。

（四）加强立法工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是很不健全的，《文物保护法》中并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规定。相反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却要领先于我国，日本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韩国在1960年就将“无形文化”纳入法律的保护范畴，美国也在1976年制定了《美国民俗保护法案》，这些国家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走在了我国前面，确实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立法意见是在2005年3月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同时也是我国提出的最早的具有指导性的立法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工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并且复杂的过程，这是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早日出台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五、结语

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然而当前的保护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作为新时代的高中生，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是单靠政府就可以完成的，也需要我们民众增强保护的意识，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并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消费市场，这样才能有效对其进行保护，将我们民族的“记忆”留住。

参考文献：

[1]陈华文.关于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思考[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

[2]赵海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活态保护浅谈[J].湘潮（下半月）.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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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物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根据我县考古调查资料表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而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专业属性很强，科技含量高的工作。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自1982年11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后，2002年10月28日七届人大第三十次会议再次修改并予以通过，使文物保护工作沿着正确的法制轨道不断向前，保护文物，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全社会共识。各级政府和文物管理部门开展了卓有成效地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形成，文物的保护、利用、管理、宣传工作逐渐向多样化趋势发展，观其现状尚存在以下问题。

1、人们对文物保护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保护的观念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由于许多文物遗址分散，存留于民间或不同地区，传统文化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受环境制约，人们对文物的重要价值和文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在认识上不尽相同，再加上宣传力度不够，措施不力，导致出现一些干扰、破坏文物保护工作的现象，甚至出现违法行为，对文物保护工作极为不利，加之人们理论与知识的缺乏以及思想观念上的文化差异，上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下至商家企业，平民百姓，或从地方经济、旅游事业，或从保护的方式方法，或从个人喜好等不同侧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轻视乃至不屑的状况，也使得文物保护工作困难重重。

2、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目前，我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都没有一部完整配套的法律或法规予以规范，均散见于各类不同层次法律法规及通知规定之中，且存在多头管理的状况，以至于职责不明或在管理上的缺失。如《文物保护法》明确由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法》明确由国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明确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等。此外，即使国务院对于有关历史城市的总体规划作过明确的批复，但都未能挡住一些地方政府《拆旧建新》的城市开发步伐，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法制体系和法制环境的建立健全和完善。

3、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和不适当的开发加剧了文物资源的破坏。在热衷关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条件和崇尚现代建筑的今天，许多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世界文化遗产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遭到了无情的破坏，甚至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某些旅游开发部门目光短浅，为了在短期内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对文物进行掠夺性开发，超负荷接待游客，造成古迹的老化，破坏，甚至毁灭，让人们很难感到它的价值所在，这些问题的出现根源在于有些地方官员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政绩心理。

4、文物部门建制低，执法力量单薄，文物保护工作又难以开展。在我国，县级文物部门均隶属于县文化局，大部分属股级单位，这也给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文物部门是分管全县范围内的文物工作，经常要与一些相关部门及其乡镇联系，由于建制低，文物部门提出的文物保护合理化建议有时根本不被相关部门所重视，吃闭门羹现象时有发生，表明我们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5、文物保护与旅游的矛盾。文物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发展旅游有利于对文物的保护，旅游的收入能为文物保护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但同时也给文物保护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作用，个别旅游部门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发展经济为理由置文物保护于不顾，破坏文物景观，在文物景区内搞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超范围开发，造成了环境破坏，进而对文物保护造成威胁。

上述种种现状，足以证明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严峻性。众所周知，文物是人类祖先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重要体现，任何一件文物由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历史阶段和所经历的时空特性，都有其特别保存之意义。一旦破坏，不能再生，其价值很难用金钱来衡量。

二、文物保护的建议及对策

文物是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是全世界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资源。保护文物是社会进步的特征和人类文明的体现。文物保护是一项浩大工程，是一项长期的延续性工作，需要全社会的自觉和全民意识的增强，这个过程艰辛而漫长，作为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和文物工作者，我们应进一步实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坚持有的放矢，加大力度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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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一）依法管理遭遇无法可依的尴尬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实际上是政府依据法规进行维护公众利益的行政管理活动。目前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工作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依据2008年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下称条例），条例虽然明确规定了名镇（村）的申报、批准、保护规划编制，但对于名镇（村）内古民居拆迁补偿、人地矛盾、房屋产权等问题并未提出具体规定，致使许多地方管理者面对这些问题头痛不已。由此引发的矛盾往往使保护规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于违规者的处罚过于笼统，没有足够的震慑力，以致建设性破坏和旅游开发性破坏屡见不鲜。按照现在的法律法规，除非是文物保护单位，一般的古民居没有规定一定要保留，历史文化名镇（村）里文物保护单位毕竟只是少数，大量的古民居才是其重要的价值体现。然而除非该村镇的保护规划已经获得审批，具备法律效力，才能以违反保护规划为由对肆意拆建行为进行强行制止。多数保护规划从编制到审批通过往往要经历好几年，致使行政管理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古民居被肆意拆改（见图1、图2）。

（二）主管部门之间应建立有效协调条例规定：“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在地方由相应的城建规划部门和文物部门负责。两部门齐抓共管的现行体制表面上似乎能相互督促，而实际上两部门之间的平级关系致使相互协调较难，在职能分工尚未明晰的情况下容易导致管理责任不清、管理真空或效率低下。

（三）监督缺位致使管理不力我国现实中历史文化村镇的建设管理乃至监督工作均主要由城建规划部门承担，文物部门只参与保护规划的审议和对文物保护单位的监督管理，政府之外的监督力量，如民间保护团体基本无法发挥监督作用。机构设置中决策、执行、监督同体，目前体制下造就了决策与执行难分而监督缺位的局面。对于已经授予“历史文化名镇（村）”称号的350个国家级历史文化村镇，以及各省级、市级历史文化名镇村应尽快建立起全面的档案监管信息数据库。监管标准应尽快完善，从而促进动态监管和资源普查工作更全面、有效地展开。作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直接依据之一保护规划的编制成果良莠不齐，审批起来人为干扰因素较大。虽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中，将已编制保护规划并通过审批作为申报的硬性指标，但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在实施过程中规划常常被随意修改，保护的措施和条例往往被轻易突破，最终保护规划难以实现，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四）行政考核制度不合理在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思想支配下，地方政府很容易出现为了发展经济，牺牲文化遗产的现象。同时，受任期考评制度的影响，行政官员在决策过程中难免出现短视行为，如全国各地出现的赶时间、超进度的“实事工程”、“献礼工程”。这些政治“作品”违背了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长期性、稳定性、持续性的规律，使得大量古民居长期缺乏维护，建筑老化，无法满足实际生活生产需要，这也促使许多无力外迁的居民盼望政府拆掉这些古民居，获得较高的经济赔偿（见图3、图4）。

二、国外历史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借鉴

（一）日本以地方立法为核心的保护体系日本对历史文化遗产实行指定制度与登录制度的双轨保护制度。指定制度重点选定价值极其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采取强制性限制和硬性永久保护措施；登录制度选择文化价值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宽松的保护措施，促进所有者自发保护。日本的国家立法保护的对象往往只是确定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全国历史文化遗产最重要的部分，而更广大的地区由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立法确立保护。以日本1966年著名的《古都保护法》为例，其保护的对象限定为京都市、奈良市、镰仓市以及奈良县的天理市、樱井市、檀原市、班町和明日香村，京都市的非历史风土保存区域则不受该法的保护，由京都市地方政府另行制定的法规进行补充。日本地方政府可以自己设立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制定保护条例、编制保护规划，而国家在此基础上通过选择重要地区作为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保护范畴。因此，日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实质上是以地方立法为核心，这是它的重要特色之一。

（二）英国单一体系的行政管理体制英国立法体系是以国家立法为核心，建立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及历史古城不同层次的保护对象，对保护办法、保护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都给予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连保护组织的监督以及立法参与都纳入了立法与执法程序。英国的保护管理制度是由选定制度、建筑管理制度、保护官员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等多项制度构成。其行政管理机构单一，国家级行政管理机构为国家环境保护部，由国家遗产委员会等国家组织和建筑学会等法定监督咨询机构负责有关保护法规、政策的制定以及提供咨询和建议。地方政府由地方规划部门负责辖区内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历史古城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城市规划相关内容的落实。管理机构主线清晰，避免相互推诿的现象。

（三）法国的国家建筑与规划师制度以及拆除许可证制度法国的遗产保护体系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国家建筑与规划师制度。在被保护的地区，法律赋予国家建筑与规划师在项目审批中很大的否决权，他们有权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角度对保护地区中的拆除和建设活动进行参与及监督。拆除许可证是法国城市规划和遗产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拆除建筑如同新建建筑一样必须得到许可证。国家建筑与规划师在特定地区有权拒绝他们认为不应该被拆除建筑的拆除申请。取得拆除许可证只意味着对申请拆除许可的建筑可以拆除，并不意味着拆除后可以进行建设。拆除许可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对历史建筑的随意拆毁。

三、历史文化村镇行政管理制度策略

（一）建立登录制度与指定制度相辅相成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世界范围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可分为指定制度、登录制度、指定—登录制度三种形式。登录制度是灵活有效的保护机制，其意义在于：一是对大量的文物古迹、近现代建筑物以及近代化产业遗址等进行登录，扩大了以往的文物概念和范畴，将单一的文物保护推向了全面的历史环境保护。二是可以对文物建筑进行合理的再利用，无论是维持原来的用途，还是作为事业资产和作为旅游资源再开发，对部分建筑的外观与内部均可进行适当的改变，因此是对历史建筑的一种柔性保护机制。我国目前只有指定制度一种形式，因此，应借鉴国外有效的保护制度，建立登录制度与指定制度相辅相成的保护机制，明晰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各地方政府应根据各地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将还未指定为国家级或省级的历史文化村镇、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登录起来，设立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制定保护条例、编制保护规划。国家在此基础上选择重要地区指定纳入中央政府的保护范畴（见图5）。

（二）理顺管理机制，建立监管制度

1.建立责任明确的行政主管机构新公共管理学提出关注权利与责任的一致性，把其作为通过明确的绩效合同等机制提高绩效的关键。因此，借鉴日本、英国等历史文化遗产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建设主管部门和文物主管部门应建立真正的责任机制，明确各自权利与责任。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工作不仅仅是对古建筑的保存修缮，还涉及到村镇功能区划的调整、基础设施的改善、生态景观的修复等等。因此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均以建设规划部门作为历史文化村镇的主管部门统筹整体保护工作，文物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单位的管理和修缮，而其他相关部门如国土、旅游、房管等应积极配合建设规划部门的保护管理工作，减少职能交叉环节，提高行政效率（见图6）。

2.建立分权化的管理环境新公共管理学提出以一种分权化的管理环境来取代高度集权的等级组织结构，在分权化的管理环境中，关于资源分配与服务提供的决策更接近于服务提供点，而这种服务提供点既可以提供更多的、有用的相关信息，又可以为顾客和其他利益团体提供反馈机会。历史文化村镇的管理涉及许多民间利益相关主体，如果一味是政府高度集权化的管理模式，不但会增加许多成本，而且管理效果也不好。民间由于存在与政府信息不对称，也会因此产生矛盾和延误，因此对于历史文化村镇的管理可建立一种分权化的管理环境，授权于镇、村，或从市、县派遣监督员下基层定点坐班，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由于行政滞后等原因造成不可挽回的遗产损失。

3.建立古建修缮和新建建设管理机制针对不同级别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维护修缮做出相应规定，级别越高修缮管理程序越严格，以防止修缮不当对历史信息造成的破坏。针对一般性的、价值不大的历史建筑，主管部门可以制定《历史建筑修缮原则与指南》公诸于世，包括不同历史建筑的施工做法，同时对建筑修缮不需要申请和必须申请的方面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对处于历史文化村镇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的新建项目，应该依据相关的法规、控规和城市设计导则等制定该区段建筑高度、体量、色彩、材质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对新建项目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减少其设计弹性，使之符合城市肌理秩序、历史风貌与环境特征。在审批程序中加入城市历史与古建修缮方面的专家，对新建项目做出评议，避免低品质的作品充斥历史环境风貌。

4.建立拆除许可证管理机制参考法国的做法，充分发挥国家建筑师、规划师的作用，对于历史文化村镇内需要拆除的建筑应当由取得资质的编制单位向规划建设主管部门提出拆除申请，获得建设工程拆除许可证后，才能进行拆除，杜绝对历史建筑的肆意破坏，对私自拆毁历史文化村镇内的建筑均按有意破坏文物行为给予处罚。从国家政策上给予历史文化村镇特殊的土地优惠政策，允许人口拥挤的历史文化村镇辟村新建，对于古民居由于家庭人口增长确有需要加建、改建的居民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要求其按照《历史建筑修缮原则与指南》进行改造并上报建设规划部门审批；对于年久失修又无力进行维护的古民居，政府采取收购的形式获取房屋所有权，由政府统一管理。

（三）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考评制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更新与完善，从最初的“唯GDP论英雄”逐步转向当代关注GDP系统理论的平台上。GDP系统理论包含经济GDP、绿色GDP、文化GDP、人力GDP和法治GDP。文化GDP理论的提出正是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与传承，对地域文化的提炼与保护，它要求人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地域文化的发扬。将文化资源的价值带来的财富也计算纳入评估指标中，一方面可以使优秀的文化得到宣传和保护，另一方面可以培养人们的民族情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具有传统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的历史文化村镇，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行政考评体系将促使地方领导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积极主动地寻求文化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根据历史文化村镇的资源特色和价值特色，采取客观性、数量性、可比性的评价原则和科学的考评方法，笔者提出具体的历史文化村镇行政考评指标体系参考模型，对地方政府文化GDP进行绩效考评（见表1）。

篇7

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制度性的发展。1931年，《雅典》中明确提出“有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并强调各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即本体与“周边环境”的紧密联系；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是“周边环境”保护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别提到：对古迹的保护，还“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1976年，《内罗毕建议》明确了“周边环境”的保护也是对文物整体美感的保证；1979年，《巴拉》提出了“文化意义”的新概念——应当保留适当的直观环境和其他对该地点文化意义有帮助的部分④，这使“周边环境”的理论内涵更深一步；1987年，《华盛顿》提出了历史城区的概念，并提出保护居民生活方式，使得“周边环境”的保护从物质内涵拓展到非物质内涵。2005年，《西安宣言》阐释了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的重要性，并提出保护策略。各国在共同推进“周边环境”理论发展的同时，也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1）法国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在此理论基础上，将保护对象分为三个领域；①文物建筑及周围区域；②历史保护区；③建筑、城市与风景历史遗产保护区域⑤。1943年，法国制定了《文物建筑周边环境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文物建筑的周边环境进行保护，并将文物建筑周围半径500m的区域划定为保护范围。提出对文物建筑与周围环境及建筑进行互视性控制等。1962年，法国颁布《马尔罗法》，提出了“保护区”的概念，将保护对象从单体扩展到历史区域。同时，法国还采取了灵活的措施来应对周边环境范围划定的局限性。例如，1993年颁布的《景观法》明确规定了“建筑、城市与风景历史遗产保护区域”，并将规划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从而为每个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保护可以因地制宜，以适应不同情况。（2）英国英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将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保护体系主要分为登录建筑与保护区。1882年，《古迹保护条例》规定“保护建于1700年以前的历史古迹及周边环境”；1947年，《城乡规划法》建立“历史建筑的分级登陆制度”，着重登记历史建筑和一些有特点有价值的建筑及周边环境；1967年，《城市宜居法》提出“保护区”的概念：规定由地方规划部门将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意义的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其周边环境）划定为保护区；1990年，《登录建筑和保护区会规划条例》进一步定义了“保护区”的概念——“具有特殊历史或建筑的价值，并且其内在特点和外观需要保存的地区”。由于英国将个体或者区域与“周边环境”结合起来看成一个整体，所以，“保护区”的范围十分灵活，有很多保护区甚至没有明确边界。各级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具体地段、地区的特点来定是否需要划出明确界限。在实践过程中，英国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3）日本日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虽然在“周边环境”保护理论方面发展较晚，但率先提出非物质层面（如民俗、庆典等）的保护。早先《古器物保存法》（1871年颁布）和《文化财保护法》（1950年颁布）还只是针对本体；1966年，《古都保护法》开始确立保护古迹的周边环境；1975年，《文化财保护法》第三次修改中提出“保存有影响的行为”，并提及“周边环境”非物质层面的保护；近年来，“无形民俗文化财”的保护又从单体发展到单体所在的整个区域。由此可见，日本综合了本体和“周边环境”在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统一性。

2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理论的案例分析

2.1法国里昂旧城大剧场

里昂市政府在划定该剧场的保护范围时，将周边的里昂旧城区一并列入“受保护建筑”一列，这恰好体现了法国在重视个体与“周边环境”同等性方面的特点。在总体规划上，剧场周边的新建建筑尽量与整个街区协调，重点烘托剧场氛围和历史街区场所感（图1）；此外，该剧场保护范围的划定突破了500m保护范围的限制，将大剧院与周边建筑互为背景，充分展现历史、文化、艺术的底蕴。此外，剧场定期举行演奏会、歌剧，既延续剧场的历史功能，又保持了附近居民的风俗习惯。通过在物质和非物质层面的综合措施，里昂市政府既保护了大剧场又保护了其“周边环境”，并使两者相得益彰，从而创造出富有历史回忆的场所。

2.2英国斯托克斯克罗夫特街区

当地政府从“整体性”出发，根据该区域历史形成过程中的肌理和文脉，梳理街区与“周边环境”的各层关系：首先将围绕街区的一处二级加登录建筑（GradeII*）及多处二级登录建筑（GradeII）划入保护范围，然后规定了“禁止切割文化统一性较强的区域”。例如，“整体”的界线的向南截止于前埃文郡理事会总部，因为这栋历史建筑的地理位置正好可以将保护区与市中心一级圣詹姆斯巴顿环岛隔开；“整体”向西以多芬街（DoveStreet）作为界限将其与金斯顿保护区划分开（图2）。使得本体和周边环境这个“整体”不受周围建筑或街区的干扰，其特色和场所得到完好的保护。

2.3日本川越城“一番街”历史地段

川越市政府进行了精细的空间规划，通过延续历史氛围和传统生活（图3），体现对“周边环境”非物质层面的重视。街区规划整理了街道上的电线杆和电线，尽量减少现代设施对历史厚重感的影响；同时，当地还注重保留传统的居民生活与商业形态，如：“果子屋横盯”的诸多店铺出售的糕点还保持着传统的民间风味，让人从视觉、味觉和精神上感受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

3“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反思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周边环境”的理论与实践现状

3.1“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定义

（1）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和完整性⑥。（2）建设控制地带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⑦。由此定义，不难发现国内理论定义有以下局限性：①定义侧重于保护遗产本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仅将环境看作遗产对于外界的缓冲区；②仅强调物质层面，未明确提及非物质层面；③定义的笼统性、模糊性将造成操作的混乱性：目前“两线”的划定原则在国内各地标准不一，出现所谓“四至”——文物四周向东、西、南、北扩一定距离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再向四个方向扩一定距离为“建设控制地带”。这样的定义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破坏了本体与“周边环境”紧密的关系——物质和非物质（人文、宗教等）层面的联系，因为它们自身以及彼此都离不开每一个组成元素，在保护过程中，任意一个元素的缺失，都会严重损害遗产本体的真实性。

3.2国内相关案例反思

（1）上海思南路革命历史保护区1991年，政府划定了上海思南路革命史迹保护区的保护界线以及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限的划分完全依照既有的路网进行，没有考虑“周边环境”对保护区的影响，同时也没有结合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进行。1992年，交通规划部门在保护区上空建起了50m宽的高架公路，割裂了保护区的完整性（图4）。因为未对“周边环境”和潜在影响进行的严谨分析和判断，使得保护区的革命历史场所感受到很大影响。（2）广州三元里古庙广州三元里古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200m2有余。古庙几经修缮，虽然得以较好的保存，但是周边环境不容乐观。三元里古庙南侧树立着一排排3~4层高的民居楼，建筑形式杂乱，建筑底层店铺也没有统一规划。古庙东北侧紧邻源中路、广源高架路，且入口正对道路，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图5）。三元里古庙站距古庙围墙只有几米，公交车进、出站时的刹车声和启动声以及道路、高架上来来往往车辆的噪声打破了古庙本该宁静的氛围。不管从物质还是非物质层面，古庙“周边环境”的保护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4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

理论在国内的尝试——“嘉定高氏住宅”保护（1）项目信息高氏住宅为嘉定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民国时期建筑，位于嘉定老城中心。2011年政府公布的高氏住宅保护范围为：北、南、西三面向本体以外各10m，东至横沥河；建设控制地带为：北、南、西三面在保护范围处再向外扩各10m，东至横沥河（图6）。（2）“周边环境”现状西临南大街，东枕横沥河，北有法华塔，南有嘉定孔庙，所处环境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目前高氏住宅南侧院落中有两栋后期加建的一层平房，院落后便是5层楼的住宅小区，使得观赏文物建筑正立面的视线严重受阻。住宅南侧庭院内杂草丛生，围墙外环境杂乱，严重破坏了建筑的整体风貌（图7）。（3）现状剖析死板的界限划定，没有抓住“周边环境”的本质内涵，加之后期的操作不规范，使得古建筑风貌无存。（4）保护实践在对高氏住宅保护范围划定上，本项目结合了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理论的相关经验，具体采取以下几点措施：①将住宅与周边环境看成一个整体。保留高氏住宅南侧及东侧的院落；同时，院落里的古树、青砖铺地等历史元素，均被看作高氏住宅的一部分予以保护；②将文物建筑与周围环境及建筑进行互视性控制。控制高氏住宅周边建筑的高度、色彩、形式等；③根据地块原有肌理，重新进行“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具体操作时，不切断与周边原有建筑联系，保持保护区域整体性的同时也方便保护措施的实施；④明确“周边环境”中需要保护的对象。由于高氏住宅周边已有较多的加建改建现象，因此在范围划定后，要明确周边环境中需要保护的对象：如南院落中的加建平房、南侧5层小区，虽然在保护及建设控制范围之内，但并不属于有价值的保护因子，在具体操作时，不予考虑；⑤保护“周边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高氏住宅目前空置，其周边有一些空间肌理类似的住宅，在保护时，应保护周边住宅原有的生活形态，也为高氏住宅注入了新的活力。

5总结与展望

篇8

【关键词】文物；保护；管理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是历史的见证，每件文物的产生都有着相应的历史背景，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各个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以及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改善当时的生态环境的决心和意志，是人类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一位哲人这样说到：“了解过去的一千年，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后的五百年。”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历史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扩展着原有城市的规模。于是，这些城市渐渐失去了鲜明的文化特征，也失去了这个城市的根基与灵魂。一味以经济发展为重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的人文气息，“文化城市”能否得以生存，文化遗产能否得以传承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文物保护的目的，从宏观上讲是保存人类文明的见证，为研究和解读历史提供科学的依据。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历史文物会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反思和对历史的重视。然而，从数字上来看，目前我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271 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101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7000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约有3万余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约为22处。而世界上其他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数字为：英国约50万处，希腊约40万处，法国约4万处，连以色列、挪威等小国都比我国多得多。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现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下文物数量竟凋零至此，怎能不让人痛心？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的实际状况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文化古迹及周边环境遭受保护性拆除和建设性大破坏。在崇尚经济发展和现代建筑的今天，许多文化古迹、历史建筑或文化遗产只能为经济发展让路，被盲目发展的经济脚步践踏和破坏，甚至永远消失，不可复原；（2）盲目重建、恢复历史古迹，“仿古”、“复古”之风盛行。人们并不在意对天然文物的保护和维护，反而热衷于对古迹遗址的创造性修复和重建，不在意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实物完整性的保护，反而一味追求建立在其基础上可能产生的经济价值是否实现了最大化；（3）文物保护观念尚未普及，仅仅局限在少数专业人士的概念中，不能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投入进来。由于人文社科类知识的缺乏以及思想、价值观念上的个体差异，我国由上而下没能统一观念，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程度极低，并不能形成全国的合力来保护民族的瑰宝。（4）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我国目前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或法规予以规范，仅有的规定均散见于各类不同层次法律法规及通知规定之中，推行力度不大，分管机构职能不明确，容易出现管理上的缺失。

对文物而言，每一代人既有欣赏和分享的权利，又有守望和保护的责任。基于文物保护现状及我国现行文物保护体制，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文物保护，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法制健全为支撑、以社会的全面协调为方向、文物部门切实履行职能和全民共同参与的社会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文物的保护与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能，防止他人对文物人为的破坏与损害，是文物工作者的职责。在经济飞速增长的今天，政府应当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大力整合文化资源，建设良好的人文环境，从而使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日益凸显，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面对着一系列问题，大部分基层文物管理机构，由于管理体制和领导认识等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尚不能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作为国家文物事业中最基本单元的基层文物管理机构，如何做好本职工作，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使基层文物工作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呢？

基层文物管理机构处在文物工作的最前沿，面临着辖区内所有文物的考古、发掘、保护、管理和馆藏工作，其安全保卫、陈列研究及舆论宣传等综合、复杂的工作具有最普遍、最直接、最深入和最具体的特点。基层文物管理职能主要体现为行政执法管理和业务监督管理。一方面，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或办法，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基层文物管理部门要提升业务管理能力，加大监管力度，认真履行职责，更加科学、正规地管理文物，使业务管理更加科学和全面。所以，如何完善现有管理模式，提升管理能力，加强文物保护是基层文物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客观形势下对基层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篇9

和很多网友一样，笔者也希望将这4栋古建筑留在国内并好好保护起来。但这事也引发很多思考，如何在制度和行动上有更为有效的规定和措施，形成举国上下自觉呵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氛围和共识，否则，我们的民间文物，也许还会流失海外。即使不流失海外，也会不断地因为缺乏保护意识、措施而不断消逝在岁月的风风雨雨之中。

20多年前，在德国国家图书馆，笔者曾经面对在1949年前被西方人士带回的数千卷珍贵的东巴经而感到痛心疾首，悲叹故乡文物飘零国外。

而同时，看到德国国家图书馆能将这些象形文古籍视如珍宝，呵护备至，心里又有一种辛酸的欣慰――毕竟，这笔中国文化遗产还存活世间，我们还可以通过适当的途径把它复制回来进行整理研究，就如流散国外的敦煌古卷那样。

笔者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初目睹昆明老街武城路、长春路被拆除，不少年代久远、雕刻精致的民居被拆得一片狼藉，被随意踩踏；目睹了不少建造精致、雕梁画栋的乡村老建筑，被轻易地拆除而代之以满墙明晃晃瓷砖的建筑。

很多事实表明，在目前一些地方的拆迁和重建中，很多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被野蛮拆除的事件还在不断发生。如果我们不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上形成各级政府的共识和国民意识，不出台更多切实可行的保护条例和实施细则，很多历史文化遗产还会不断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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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运河与京航大运河现状对比

（一）法律地位

南运河受到《国家江河公产和航海法规》（Code du Domaine public Fluvial et de la Navigation interieure）的保护，这项法规管理着法国境内所有的水系。1913年法律将南运河很多河段列为历史遗迹，此后，1930年法律又将南运河沿岸的遗址和景观列为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规定：任何形式的开发都必须在不违反法律的基础上，在权威机构的监督下开展。（1）作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珍品，大运河无疑值得我们珍藏。然而，根据以往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只涉及到三个层面：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这样的保护体系无法将运河文化长廊完整地纳入到保护的范畴中。直至前不久，京杭大运河才正式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2006年6月10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获得“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志。

（二）管理制度

法国南运河的整体管理由1991年创制的国家公共制度－《法国航海线路》（Voies Navigable de France，VNF）负责。而这项制度是受到法国交通设施及疆域管理内阁（Ministere de L’Amenagement du Territoire，de L’Equipement et des Transports）的保护。而南运河沿岸城市建筑风格和选址、遗址以及景观的确立及保护均由法国文化内阁（Ministere de la Culture）负责。在各省市，基本上由各地的相对应部门管理。因此出现了各管各，缺乏统一规章、总体协调和全局规划的散乱状态，各地保护现状和管理方式不一，缺乏保护的整体性和统一规划，从而使大运河在整体名义上说是大运河，实际上都是各段各地各自为政的“小运河”。

（三）管理及保护基金

目前为止，虽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管理计划的实施。但是，1996年6月发行的由相关地区权威机构的代表共同签署的《白皮书》（White Book）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运河未来管理和持续发展的基金来源。此外，对法国南运河的长度、河床以及沿岸的建筑都给予了法律保护。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人工运河，北起北京通州，南至浙江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的京杭大运河到目前为止尚无跨省市的联合保护基金。

二．京航大运河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地位不明确，法律体系不健全

并不象南运河受到《国家江河公产和航海法规》（Code du Domaine public Fluvial et de la Navigation interieure）这部专项法规的保护，目前涉及到大运河的法律主要有《文物保护法》、《水资源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缺乏专项法律、法规的保护，而运河沿岸的历史文化名称也只有某些省市有地方性的保护条例，而没有国家法规。事实上，运河本身及其沿岸的名城、名镇和历史遗迹基本上出于无“法”保护的状态，而对于运河及其沿岸的旅游开发更是缺乏权威法律和机构的约束和监督。从而使开发商在遗产地内进行旅游开发，造成严重的商业化、人工化，使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直接的破坏。

（二）管理混乱，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

中国的世界遗产地依据其资源的状况，可能分别归建设、林业、环保、文化、文物、宗教、地址、旅游等部门行使管理权。世界遗产本应属于国家所有，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管理。大运河亦是如此，各省市各自为政导致缺乏统一规章、总体协调和全局规划的散乱状态。此外，由于地方、部门、单位、个人利益地驱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保护不当、开发过度的现象屡见不鲜。而同为大运河河段，山东济宁段垃圾成堆，河段干涸；杭州段漕运依旧，旅游兴旺的强烈对比便是实证。

（三）缺乏专项基金、财政支持有限

与法国南运河有《白皮书》保障经费来源不同，目前，国家对大运河保护的财政拨款十分有限，国际援助和社会赞助也是凤毛菱角。管理经费员工工薪部分也是靠财政拨款甚至自筹经费。此中管理体制必然导致运河部分河段的闲置与浪费，甚至为了筹集经费不惜以破坏运河为代价，大兴土木。这种开发和经营的无序与低效甚至破坏，严重干扰了大运河的保护以及沿河旅游业的发展。

三．京航大运河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明确分工、加强部门管理功能化

作为公共资源的运河遗产，必须施行强有力的公共管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部门实施功能性管理。目前，一些部门还是因袭部门统属的观念实施管理，智能交叉，互争地盘，因此出现了各管各，缺乏统一规章、总体协调和全局规划的散乱状态，各地保护现状和管理方式不一，缺乏保护的整体性和统一规划。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是明确和逐步强化功能性管理，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如建设部是规划管理功能，环保部门是环境管理功能，旅游部门是旅游市场秩序和质量管理功能。此外，应该重视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以确保运河及运河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拓宽集资渠道

京航大运河纵贯众多不同的区域，如果没有沿线各市县的合作，很难将运河之旅推向市场并产生良好的效果。而对运河的保护和管理也应该打破区域界限，采取各省市跨区域联合筹集资金的方式，成立运河保护与管理基金。此外，除了政府拨款外，也可以采取公共管理，多渠道筹集民间资金的方法。如希腊、西班牙等许多国家的古堡都允许出售，甚至外国人也可购买。只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对购买者的身份进行认证以及权威监督，就可以保障遗产的维护，保证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展示，从而形成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机制。不同性质资金的注入，既可以缓解国家保护运河的经济压力，更可以通过集资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大运河的保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