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论语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孔子的论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孔子论语的读后感一

读了《论语》这篇著作， 我受用不尽，不仅知道了做人的道理，还亲密接触，让我对孔子了解的更深更多。

《论语》书是对孔子日常生活的举止与语言方式，还有记载中国史代伟人对孔子的评价与生活故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反应了孔子与别处俩人行走中，必定有一位是其师傅，还反应了孔子好问好学的不屈不挠 的学习精神；他还非常谦虚，自己成了老师，还是求学，对问题都不耻下问；不像我们，遇到奖励就万分骄傲，遇到困难就不理不睬。在我练字期间，我在书法班的名誉上是大名鼎鼎的；于是，我非常骄傲，在学校的作业本上写得乱七八糟，还差点被批入“差字黑名单”；自从读了这本著作，我在数学方面的字体大有进步，连老师都对我刮目相看；有一次，还在课堂上公开赞扬我的作业本呢！原来论语是多么重要啊！

因此，我们要向孔子学习，不能骄傲自大，要做一个谦虚有学问的人，并向孔子取长补短，让自己更完美！

孔子论语的读后感二

《论语》,大家都知道,是孔子弟子编录的孔子的经典语录,这部曾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今天还能启发我们的心智吗?还能对我们今天的心灵产生触动吗?最近读了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感触颇多,于丹教授结合其深厚的古典修养,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从中国人的宇宙观、心灵观、处世之道、交友之道、人格修养之道、理想和人生观等七个方面,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来解读《论语》.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就是于丹教授《论语心得》给我们的启迪.全书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体悟经典的平凡智慧.相比易中天的《品三国》更好一些,她的语言没有易中天那样幽默,但绝对值得思考.

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是从天地人之道说起的.从盘古开天地这种变化最终达到的一个境界,叫做“神于天,圣于地”,她说：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既有一片理想主义的天空,可以自由翱翔,而不妥协于现实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又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有了这样一个大的宇宙观,再将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朋友之道娓娓道来,全方位地解读了孔子及论语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于现代人、普通人及现代社会的需要.

篇2

关键词：孔子；君子；修养；治国；仁爱；诚信；和谐

一、注重人格修养

《论语》提倡加强自身修养，注重“修身”，这是儒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孔子的弟子曾子说过：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就是把修身贯彻到一个人日常生活中去，并且把修身抬高到治家平天下的高度。

所谓修身就是要有宽广的胸怀。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不要对于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而是着眼于正事、大事、高尚的事。子曰：“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能受到赞扬，就是因为颜回胸怀大志，不追求生活享受，能够正确处理大业与小事的关系。

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即时时检讨自己，创造和C的人际关系。当然，与人为善并不是无原则地迁就、纵容他人，不是好人主义，孔子是要在二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是说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端庄而不与他人相争，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集团，方称得上君子行为。

二、有治国平天下的能力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这些堪称为政之道的论述，在《论语》里随处可见，从这个角度看，《论语》简直可以看作是为当政者制定的从政百科全书。事实上，他在创办私学、开门授徒时，选取《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为教材，并赋予这六种教材不同的教育任务：《诗》教使人态度温和，性情柔顺，敦厚朴实，是非可辨；《书》教使人上知自古以来历史，下通先王施政之理，不至于乱作评论；《礼》教使人恭敬严肃，知道德规范，不至于做事没有节制 ……总之，他就是用这些含有社会伦理道德和治世能力的教材，来培养从政的君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在注重君子致仕能力的前提下，特别强调君子多方面的能力，孔子有言“君子不器”，就是主张作为君子不能只有一个方面的能力，而是要具备多方面的素质，这是当今教育也应提倡的。

三、仁爱与诚信

仁爱即《论语》中多次提到的“仁”。子曰：“仁者，人也”。孔子把“仁”看成做人的先决条件。“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 不问马。”发展到日常生活中的仁，就是人与人之间要“爱人”、“知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等等，并把仁当作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来看待。《论语》中记载孔子讲“仁”的地方很多，可以看出孔子对仁的重视程度。为政者更需要仁爱精神，“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点被后来的孟子继承发展为“仁政”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论语》特别强调诚信意识――子曰：“民无信不立”以及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显然孔子是把诚信意识当作人们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孔子还把“信”提高到国与国交往的高度，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荀子也把“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

如何才能做到诚信？慎言。就是要君子约束自己的言语。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即说了要做。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多做实事，不说空话。

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 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看一个人不能仅仅凭他说得如何，更要看他干得如何，这对于当代社会全面考察人事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语》中关于君子的思想十分丰富，这里只是阐述我个人一些浅显的看法。总之，《论语》就是一部关于君子为人处事的百科全书，对于处在当下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的每一个人都有有极大的借鉴和导向意义。

注释：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14.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13.

于春海：《论语中的君子观》[J].东疆学刊，2001（3）

于春海：《论语中的君子观》[J].东疆学刊，2001（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13.

于春海：《论语中的君子观》[J].东疆学刊，2001（3）

于春海：《论语中的君子观》[J].东疆学刊，2001（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8.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3.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6.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于春海：《论语中的君子观》[J].东疆学刊，2001（3）

篇3

关键词： 《论语》 孔子 教育方法

孔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他的政治、哲学及教育思想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私人讲学，是我国教育领域的一大创举，将永彪史册。孔子从三十多岁起开始他的教学生涯，几乎一生没有间断。先后传授的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孔子认为，培养人才应该是培养既有知识技能，又有崇高品德的君子。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为达到这一目的，孔子要求弟子成为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而不能只拥有一才一艺。因而，孔子以“六艺”“六经”“四教”为教学内容，来实现他“君子不器”的教育思想。“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除了选择好教育内容之外还应该有好的教育方法。孔子的这一系列教育思想在《论语》一书中都有论述。下面就教育方法略加分析。

一、“温故知新”

《论语・为政》中说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要达到温故知新就需要一系列有效的办法。

1.多闻、多见、好学、博学。孔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意思是只有通过“多闻，多见”，更多地接触实际生活，才能开拓视野，扩大知识面，为“知新”打下良好基础。孔子是“好学，博学”的典范，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论语・述而》）他认为多思不如学。“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他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他更感叹时间的短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2.多学善思，学思结合。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说学习要有兴趣。他还告诫人们要善思“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还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3.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孔子要求人们对知识在乐学善思、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要“举一反三”，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他要求人们不仅要“闻一以知二”，还要“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要在对已有知识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去获得更多更新的知识。

4.要学以致用，孔子说：“贤资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交友，言而有信。显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这就是说要在实践中学习。只有经历过了，有了亲身体验，学到的东西才

能应用，应用于实践的知识才是真正学会的知识。

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因材施教是后人对孔子教学经验的概括。即孔子教学是要看对象的。他主张教育要切合受教育者的要求。需要从具体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调动学生积极性，达到最佳教育者的要求。在《论语・雍也》篇中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在《论语・先进》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教育学生根据他们各自的长处教给他们不同的内容。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方，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络，文学：子游，子夏。”关于“因材施教”，《论语・先进》中还记述了孔子一段有趣的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公华西曰：“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先行诸，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退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因材施教思想：

1.针对学生智力差异，分层次教学。他把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四类，而且认为生而知之的“上智”和困而不学的“下愚”是不能改变的。这种区分“智”、“愚”的高明之处，是他客观而正确地论述了前提条件：对前者他从自己说起，“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证明“上智”的天才实属罕见，言下之意，天赋高一点加上“敏以求之”，方能显出智力超群；对后者则强调由于“困而不学”的缘故，才出现“下愚”不能改变的现象。这充分说明他并不轻视任何人，只对那些因拒绝学习而不能摆脱愚昧的人表示遗憾。

2.针对学生性格差异，进行因势利导。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对学生不同的性格特征有着透彻了解，教育很富有针对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诸。”公华西曰：“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先行诸，赤也惑敢问’”。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冉求性格柔弱，办事瞻前顾后，缩手缩脚，因而鼓励；子路性格鲁莽，风风火火，冲冲撞撞，需要降温。

3.针对学生的爱好差异，培养多向人才。孔子很重视发展学生的爱好专长，如他对有代表性学生的优势归结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德行突出的仲弓可以当君王；善于政事的子路可以管理军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论语・公冶长》）；善于交际的子贡可以从事外交，等等。

4.针对学生的实践差异，陆续推向社会。如：“子使漆开仕。对曰：‘我斯之未能信。’子说。”“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

5.针对学生的工作差异，跟踪继续教育。如“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论语・雍也》）给子游以重用人才的启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对冉求以必要的警告。由此可见，孔子从各个方面运用“因材施教”原理教育学生，做得很主动。如果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智力开发时，居优者为其做知识的向导，居中者为其做思路的开拓，居下者为其做知识的铺垫，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不拘一格，成效必然会是丰厚的。

6.针对行为表现的差异，让学生警惕“六蔽”。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喜欢仁慈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愚昧无知；爱耍小聪明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放荡不羁；诚实憨厚的人如不学习，难免上当受骗；个性耿直的人如不学习，难免固执己见；性格勇猛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惹是生非；胸怀刚正的人如不学习，难免狂妄自大。孔子在肯定学生行为优势的同时，强调由“不学”而产生的行为的负面，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三、启发式教学方法

《论语・述而》还明确指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当学生对某一问题感到疑惑，有主动思考却又不得解而非常渴望得到解答的时候，教师应对学生思考的问题给予指导，帮助学生开启思路。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加以点拨、指导，鼓励学生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教学方法有这样几点小措施：

1.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注意循序渐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举一反三”，就是把知识学活，由已知类推未知，由此及彼。说明对知识规律的把握可以触类旁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孔子发现开发学生智能的重要性，并从启发思维、开阔思路、培养联想能力等三个方面找到了突破口，揭示出带有规律性的开发智能的方法，其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切磋讨论，教学相长

子贡请教孔子说：“穷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于是说：“《诗经》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学而》）即子贡听了孔子的关于穷富的教导后领会了切磋、琢磨的道理，孔子非常高兴。由此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教学上是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的。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反过来，颜回在孔子面前从来不提相反意思，孔子就批评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认为求学者要有强烈的主体精神和求学要求。孔子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论语・公冶长》）以强烈的求知进学精神启迪学生。

孔子作为一位著名的哲人、教育家，他的一系列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促进了其教育活动的发展，也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的课程改革、素质教育中还在进行这样的教学方法的应用。足可见孔子教育影响之深远。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其思想，应用其做法，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论语.

［2］伍晓明.《论语》中的“论辩”与孔子对言的态度.中国文化研究，2008.

［3］孙小玫，阮航.《论语》中的“谦”及其现代价值.社会科学辑刊，2003，（3）.

［4］黄怀信.《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齐鲁学刊，2007，（1）.

［5］吴天钧.从《论语》看孔子的教学方法.教育与职业，2005，（1）.

［6］刘敬东.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目的.教育探索，2000，（2）.

［7］冯皓，秦晓磊.谈孔子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启发.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10）.

篇4

关键词:孝;论语;孔子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美德之一。其实，孝的思想早在孔子以前就已产生，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之中“孝”字从老从子，象征老人扶子之行，象征年轻人搀扶族中老者。“孝之本宜，恐非限于父母，诸父诸祖亦应善事。”(《金文诂林》卷八) 在远古的氏族和部落社会之中，“孝”的意义是很广的，是指对本族中年长者的尊重、敬爱、赡养和祭祀[1]。随着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长时间的发展，“孝”也由对族中老者的尊敬变成对父母的关爱，成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甚至在今天，对生者的“孝”更为受到重视。但是综观《论语》里的孝道思想，跟上古时期更为接近，那就是“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义务，还是忠于国家的品德基础，是成为一个合格的士的标准之一，在孔子那里，孝不仅是物质上的供养，更是精神上的抚慰和祭奠。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必然引起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之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维持人际关系的孝道思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子弑父、臣弑君的现象时有发生。在整饬社会秩序，重建孝道伦理的过程中，孔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所说的一句名言:“君子务本， 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也。”这句话是说，孝悌是做人的根本， 人之行莫大于孝， 为人者如果做不到孝， 那其他的品质也就无从谈起。有子继承的是孔子的思想，可是说这是对孔子孝道思想的延展，孔子自己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在另一本儒家经典《孝经》中还有一句话说:“孝乃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儒家从理论上肯定了孝是人伦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仁”是孔子强调为圣人的必要准则，而孝作为仁的内核，可见其地位之重要。有子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犯上和作乱即为不忠，孝悌者鲜犯上而无作乱，是忠君爱国思想的拥护者。我们现在常说“孝顺”一词，似乎孝敬就代表着顺从长辈或者权威的意志，那孝是不是就是愚忠和逆来顺受?很多人因此产生误解，批判《孝敬》的愚昧和保守。其实，仅就这一点，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有一次，曾子问孔子，“孝”是不是就等于“从父之令”，缺乏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价值的准则呢? 孔子的回答是:“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在“孝”之外，孔子还用了另一个道德的准则“义”来规范它的实行。如果上级或者长辈言行不已，就可以阻止或者不执行。可以看出，“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超越了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的，《荀子子道篇》记载了同样的一段话。鲁哀公问孔子同样一个问题。子贡认为“子从父命”就是孝。孔子说子贡是“小人”。孔子指出“子从父”不能说子“孝”，臣从君，也不能说是臣“贞”。孔子说:“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总而言之，“孝”是子对为什么要从“父之令”的审慎的把握。把握的标尺就是“义”。“孝”由此就成为小辈或者臣子依据一种更高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准则，根据一定的认识论方法处理与君和父的关系的一种品性。在这种解释思路下，“孝”不是无原则的服从，“孝”是学道的表现和成就，是对自己内心最高价值准则的服从。“孝”不是对长辈和上级的单向的义务。

其次，孔子认为在精神上的孝，意义远大于物质的供养。关于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多有论述，对于不同弟子的提问，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是其中的要义都是一致的。他认为一般人所说的养就是孝的观念是有问题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认为，就是家里豢养的动物，都能在物质上被给予很好的照顾，那么给父母的物质供养就不足以成为孝与不孝的分界线。能够区分的只有抽象的情感。所以色是难的，要做到面对父母的时候，不厌烦而有愉悦之色，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如果整天摆着一副臭脸，父母就是天天食鲍鱼吃燕窝也不会开心的，父母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看到这两句，心中感慨颇多，孔子的教导对现代人来说指导意义更大。在古代，交通不便，疆域窄小，出趟远门并非易事，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但是今天，除了农村那些出不来的人，还有多少人愿意固守家园，守护自己的父母?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身不由己，繁忙的工作，又有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每当我们推说加班加点而没空探望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记得孔子的教诲?那首《常回家看看》在大江南北的走红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一点，我很佩服孔子，他洞察到了人内心的想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在父母眼里，子女的陪伴和关切比物质的丰盛要重要得多。所以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是的，既然是孝子，那他在物质和言行上的态度就不会受到父母的微词，唯有疾病，是天灾，很难由人力控制，是父母和孝子都没有办法的。这种疾病，不是自身的不注意造成的。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毁。”所以自然的病症成为父母也是孝子最无能为力和担忧的事件。另外，孔子还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皆弟之言。”对于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看法，向来都被认为有主观的成分，但是人们不会对孝子父母对孝子的看法有怀疑和不好的评价。孝道作为人伦之一，那个时代是大家很重视并且有目共睹的，如果是公认的孝子，那么他的言行对社会就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道德楷模式的人物。此时，就连父母家人也变成了“孝”的监督者，他们的言行是有公心且可供参考的。由此可见，孝在当时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

再次，孝道对政治能够起到作用。除了间接地从孝到忠，孝道还可以淳化社会风气，教化大众，安定社会。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认为，在家族里对长辈的孝敬，对兄弟的爱护，可以维护一个家族的正常次序，这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当然是为政的一个方式。孔子还解释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在他看来，倡孝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德行来影响政治，作用于社会与百姓，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治国方略。因此，孔子及儒家主张用孝教化百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孝经广要道章》) 对人们“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 所以敬天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为人君者也。”(《孝经广至德章》) 这样社会就会稳定， 形成“ 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局面。《孝经》可谓儒家经典，虽然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不多，但《孝经》对孝的思想的阐发可以说是继承了孔子的传统，又生发开来的。特别关于孝和政治的关系，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想法。先秦儒家孝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使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在中国社会舞台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汉以后“以孝治天下”的格局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我认为，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孝廉的政策应该就是儒家孝学说影响巨大的有力证据。举孝廉之人，直接为官，看来孝真是与政治不可分割了。到了元明清时期，很多文人创作的戏曲和小说更是体现了用孝来教化大众的思想倾向。比如《琵琶记》、《任孝子立地成神》等等。

最后，《论语》中提到，孝不仅是生养，还是死葬，不仅是对人生前的尊敬，更是对死后亡灵的尊重，慎终追远，这才是孝的完结。比如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里的“违”应指的是违背礼节。就是说不管长辈是否在世都必须按照礼节来侍奉他们。对于死去的人，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杨伯峻将“道“解释为父辈合理的东西，引发了学者的争议，有人认为，三年不改，难道超过三年就可以把合理的东西改掉吗?我觉得这是钻牛角尖，孔子说过，顺从并不是孝，这里应当采取杨的解释，即在父丧的三年之内，尊重父辈遗留下来的合理的教义，三年之后，可以添加或者根据具体要求进行修订，但是对合理的东西至少保证三年的不变化。没有什么对错只之分，只不过时移事易，对待不同的事件一定有不同的正确防范。对于丧葬的礼节，孔子认为并不是越隆重奢靡越是孝。正如前面所说，孔子重视的是心，而非物质。同样在论语中，他说:“礼，与其奢也，凝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儒家在强调“ 哀戚”的神色，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忧伤，就是对死者最大的祭奠。同时，儒家又认为这种悲哀之情是有节制的。要“致乎哀而止”(《论语子张》) 要有三年之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而对于丧祭之事，孝子必须恭敬严肃， 孔子说:“吾不与祭， 如不祭。”(《论语八佾》)“ 丧事不敢不勉”(《论语子罕》)表达了在祭祀时对先辈要虔诚。

可以看出，虽然在《论语》中，只有十九处明确地提到了“孝”，但是那些关于祭祀、关于忠、仁的阐释也是跟孝不可分割的。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孝”乃是研究孔子甚至儒家思想绕不过去的一条重要线索，从《论语》到《孟子》、《荀子》和孝经，以及后世诸多的儒学经典，都清晰地记录了“孝”的发展轨迹。无怪乎有学者认定，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孝的文化。当然在谈到孝道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过分绝对、片面地愚孝和死板遵守儒学教义对民族精神的伤害，对于每一种思想，我们都应当审慎和警惕，保持客观的研究姿态。

参考书目:

(1)鲁行经院学报范玉秋林雨 2002年第5期论《孝经》对孔子“孝”的思想的发展

(2)东岳论丛 2005 年5 月第26 卷第3 期黄开国先秦儒家孝论的发展与《孝经》的形成

(3)《孝经译注》 汪受宽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4)《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12月第2版

(5)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 期 李淑霞论孔子思想中的诚信与孝悌问题

篇5

，孔子。绅士的观点。论语当代价值。

的“圣人”是孔子精神世界中的最高人格，姚、舜、禹和周公都是圣人。在孔子看来，“圣人”是看不见的，“斯可矣是绅士”[1]108，“君子”是成圣的中间环节。孔子云：“君子义是品质，礼仪是方式，孙以是方式，信仰是做人的方式！”[1]240因此，本文试图分析孔子君子观点的内涵、绅士人格的培养方式及其当代意义。

从社会地位的角度来看。然而，随着祖先政治思想的成熟，特别是本周开始后，道德与政治密切相关，“蒂凡尼早餐”成为君主的统治基础，“君子”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色彩。因此，“君子”本文所说的君子是指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和足够模范的人。同样，君子的概念是指人们关于什么是君子以及如何成为君子的观念。

是绅士的行为准则。“君子义以为质”1240，朱熹评论说：“义者是制造东西的基础，所以它认为质量是干的。”2155“义”是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孔子把“义”放在“礼”之前，强调“义”是评价人格的基本标准，是衡量道德的基本标准。孔子云：“君子与世界无关，无莫与正义和比也无关。”[1]53也就是说，君子与世界上的事物无关，只要它符合道德和道德。此外，孔子云在《论语阳货》的微笑中说：“君子义说，有勇气但没有正义的绅士是混乱的，有勇气但没有正义的恶棍是偷窃的。”[1]274尹氏说：“如果正义仍然重要，那么他的勇气是伟大的。”[2]169“勇气”与“正义”。如果只有勇气而没有正义，绅士就是混乱，恶棍就是偷窃。换句话说，正义不仅是个人的行为准则，也是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因此，孔子把“正义”放在“礼”之前

的“义”也是区分君子与恶人的标准。孔子常引君子与恶人之说：“百年孤寂，恶人比利”[1]56。“义”与“利”的不同选择是区分君子与恶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恶棍往往以利为本，忽视道德。这位绅士的行为更像于义的《以义制利》。当一个绅士看到财富或利益时，他首先会考虑它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如果它符合“正义”的标准，他将接受它，如果不符合，他将放弃它。孔子曾经说过：“因不公而富贵，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1]104富贵是每个人的愿望，但不符合道德的富与贵对孔子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不会被它打动。“忧道不忧贫”的绅士即使生活在贫困中，也能保持贫困，坚守内心道德例如，颜渊住在一条不好的小巷里，吃喝，很平静。仲由并不以“衣敝缊袍”为耻。相反，恶棍会“穷斯烂矣”。

“这个‘时刻’无疑是由‘仪式’支配的领域。换句话说，孔子承认他在70岁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每一个行为都符合“仪式”的要求[4]。

和孔子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详细的礼仪规定，“礼仪”“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以膳食为例，《加勒比乡党海盗》中记载“食不厌精不厌精，食而不厌，食而不厌，食而不厌，食而不食，不离姜食，食而不多。”[1]150-151单在饮食仪式上是如此严格。孔子还说：“礼与仁是劳动，慎与仁是劳动，勇与仁是混乱，直与仁是纠结。”[1]116可见，“礼”不仅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而且影响人们的行为。尊重、谨慎、勇敢和直率是良好的美德，但它们必须受到“礼貌”的约束。

的“礼”是绅士的行为准则。一个绅士在看、听、说、动时都必须遵守“礼节”。“非礼勿视，不听话、不说话、不行动而不礼节。”[1]178一方面，根据“礼节”是行为的尺度，另一方面，根据孔子的说法，“克己复礼”是方成仁。孔子认为“仁”与“礼”是密不可分的，“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人不仁礼何为？”[1]35外在“礼”的形式应以内在“仁”为基础。人们通常记得“礼”是一种外在规范，却忘记了“礼”中的“成敬勋爵”，因此李泽厚认为“礼”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形成的一组“控制机制”支配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是认识到人与人的身体和心灵是不同的，从而使人成为真正的个体。“〔5〕344李泽厚的《真正的个体》是在内在层面上内化和统一“仁”与“礼”，使人们真正成长，不受外在行为规范的约束，实现真正的心灵和行为自由。

“谦虚不仅指在言语表达上的谦虚，也反映了君子言行之间的关系。孔子首先认为，言行是一体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其次，与“言”相比，孔子更注重“行”，君子应“讷于言而敏于行”[1]58。这个句子有两层意思。第一，少说多做。孔子曾评论颜回说：“最后一顿饭并没有冒犯那么愚蠢，它足以把它送回去并保护它的隐私。”[1]22其中，“不违如愚”表明颜回不擅长说话，但《足以发》，这表明颜回在日常实践中吸收和实践了孔子的话，这是孔子倡导的绅士形象。孔子云：“君子耻，言行一致。”[1]223一个绅士应该为自己的言行感到羞耻。第二，先说再说。孔子说：“先说，然后跟着说。”[1]24说起来容易，但在现实中却不容易。因此，“古人不会说话，也不会因鞠躬而感到羞耻。”[1]58古代圣人不容易说话。他们因不能言行一致而感到羞愧。

最后，衡量言行的标准是“仁”。“仁”是蒂芙尼早餐的核心，也是孔子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虽然孔子不轻易用“仁”来赞美人，但他也说，“我要仁，斯仁就够了。”[1]110有人曾说冉雍是仁的，但他没有口才。孔子驳斥了“焉用佞？皇室的人都是口口相传的，而且常常憎恨别人。如果你不知道它的仁义，《焉用佞》？[1]63巧妙地与别人争论会很烦人。你特别羞于说话太多了，却没有真正实现它。就言行而言，“仁爱”体现在“坚韧、坚毅、木然、天真、近仁”[1]205。程子将其解释为“木者，简单。天真的人，沉闷。”[2]139“木讷”的意思是简单的语言，不善于巧妙的表达。相反，如果“巧言令色”是“鲜矣仁”。把太多精力放在聪明的词语上会偏离“仁”。

强调人们不仅愿意从思想层面履行承诺，而且有能力从实践层面履行承诺。孔子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疯了但不是直的，董了但不愿意，倥倥但不相信。”[1]123也就是说，我无法实现我的诺言。孔子不信任这样的人。于人的“信仰”就像一辆手推车和一辆小车。汽车离不开信仰，人离不开信仰。事实上，孔子认为“信仰”是一种普遍的美德。孔子云：“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的恶棍！镇压也可以是次要的。”[1]201“小人”，即道德低下的人，仍然可以相信和行动。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像邱那样容易学。”[1]77在十间屋子的城市里，不一定有像孔子那样渴望学习的人，但一定有像孔子那样忠诚的人。孔子在强调学习的同时，也体现了忠信的普遍性。李泽厚指出，“诚信，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法则，是人类整体生存和社会维持所必需的。”[5]73

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了“主忠信”，朱熹评论道：“在不忠信，没有什么是真实的，邪恶是容易的，善良是困难的，因此学者们必须关注什么是正确的。”[2] 52因此，“信仰”的道德品质反映了“信仰”是人们在社会上定居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信守诺言，他将使自己成为世界意义的源泉，这一点可以被他人实现和继承。”[3]68

孔子的“师者”品质和“儒者”因此，他不仅解释了绅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而且还通过言行来理解实现绅士人格的途径。总之，一个绅士需要学习于文，用文化充实自己的精神，与他约会，用周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反省和反省，用反思来纠正和完善自己。

“好仁不容易学，掩盖它也很愚蠢。这很容易知道，但不容易学习，也很容易涵盖。信易学难，藏也贼。它很容易学习，也很难覆盖。勇敢是容易的，但学习是不容易的，掩盖是混乱的。[1]267即使一个人具有善良、知识、信仰、正直、勇气和正义等良好品质，但如果我们不通过“学习”来纠正它，他也会变得疯狂“，最终会有一些缺点，如愚蠢、流浪、无处可去、易用、不讲理、捣乱、胆大妄为等。君子应以“学”为提高自身素质、修身养性的途径。

的“文学”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文”指的是古籍和文献，如诗歌、书籍、仪式、音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和春秋。当一个绅士广泛地学习经典和文献时，它不仅可以影响他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而且可以继承文化。孔子致力于古籍整理，“删诗、删书、定礼、定乐、修春、修秋”[2]90以继承前国王的文明。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我喜欢古代，对它很敏感。”[1]106孔子认为，“好古”只是学习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在博大精深的经典文化中产生新的见解，在传承中创新，以史为鉴，提出自己深刻而独特的见解。另一方面，“文”也指对学习的态度。在《论语公冶长》中，子贡问孔子孔文子死后的头衔为什么是“文”？孔子说：“敏而好学，不羞于提问，被称为文也。“[1]69聪明、勤奋、喜欢学习，不羞于向地位和地位低于自己的人征求意见，可以称之为“文”孔子用它来教导他的弟子们在学习中要有一种快乐和勤奋的态度。

。孔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诸侯国霸权不断、皇室衰落、礼仪崩溃和音乐低劣的时代。孔子渴望在西周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第二代周监乎，郁郁乎文，我追随周！”[1]41“周之德，可以称之为至德。”[1]124表达了孔子对周代礼制社会的向往。在《春秋左传文公》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的周礼》说：“遵守道德，以道德处理事务，衡量功绩，为人民服务。”[6]周公制礼旨在规范人们的道德，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地位。孔子继承了周公的思想。

《等级秩序》在西周的礼乐文化对孔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子路问孔子，如果他想成为一名政治家，他将从哪里开始？孔子回答说：“你还必须改正你的名字！“正名”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名不正上说得不好，你就不会成功。”。如果你不成功，你就不会在仪式和音乐上成功。如果你在仪式和音乐上不成功，你就不会受到惩罚。如果你不得到惩罚，人们就会毫无准备。“[ 1 ] 192-193”“正名”是政治的基础。只有在“正名”之后，我们才能“顺言-成功-仪式-音乐-中国刑法-安百姓”。在这个过程中，“礼乐”。“在中间位置，从上到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一些人把“正名”解释为“一个人在Aristotelian体系中的地位，或者他应该扮演的角色”7。在这里，“蒂凡妮的早餐”是Confucius所谓的“君君，部长的微笑，父亲和子子”1184，也就是说，“尊卑有序，上下”[8]190，这也与周公制礼的目的——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和阶级制度。然而，如果过分强调“仪式”中的等级秩序，可能会导致社会各方面的凝聚力减弱，容易产生结构性的离散“[9]。那么就有可能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理念，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外面是和顺人的行为准则，里面是和顺人的行为准则，因此被称为“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和“要求，责备”。251绅士从内心批评自己，恶棍从外表批评别人。这不同于绅士和恶棍。因此，《自省》是成为绅士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孔子云：“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想想尊重，怀疑和询问，愤怒和困难，看正义。”[1]256“九思“有九件事需要仔细思考。孔子从视、听、色、貌、言、物、疑、怒、利九个方面阐述了修身之道。事实上，这也是人们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九个方面。

的眼光很清晰。听不见可以说是聪明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耳聪目明”。它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受外界信息的欺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一切。《色思温，貌思恭》是从君子相貌的层面来论述的。它有温柔的外表，谦逊和顺从的行为，爱每一个人。曾子，孔子的弟子，也讨论过“君子重视三件事：动人的外表、斯远暴慢、积极的色彩、斯近信、慈济、斯远鄙倍”。117-118与孔子的思想相似。“言思忠，事思敬”主要是从行为的角度出发，言词要诚实可信，事情要严肃认真。《疑思问》从好学的角度讲，绅士应该勤奋好学。“巴”是从内部修炼的层面。绅士应该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见得思义”意味着一个绅士应该有正确的价值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和不要拿不义之财。康有为指出，“九者是一个重要的人员和日常使用的地方。以这一天为例，它可以被描述为近距离思考。孔子表明，检查身体和思考的方法非常详细。它对一个人的人格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可以应用到任何地方。”[10]这是《九思》包括人们日常使用的常行。如果有更多的内省，这将有助于提高人格修养。

先生的《自省》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改过”、“过则勿惮改”，人民不是圣人。但是，如果有错误，我们必须积极纠正。“如果我们不改变，那就是一个错误。”[1]244犯了错误后，我们坚持不改变，粉饰错误。只有“内省不疚”才是无忧无虑的，这被称为“内省不疚”真君子".在自我反省和改正的过程中，君子的道德品质逐渐提高，道德修养不断加强。

。君子是一种道德人格。君子的行为规范来自于他对自己的内在要求，而不仅仅依赖于外部力量的强制约束。提高其道德素质最重要的途径是主观反省，而这种反省往往被忽视。只有当人们主动深入思考和反思时第二，君子观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培养健全的人格。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犯罪水平逐年上升，面对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人们逐渐鼓吹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走上非法犯罪之路，这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沦丧，也是社会的一大隐忧。作为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建设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必将对社会道德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君子观还可以促进礼仪规范的完善和良好社会秩序的重建。“礼”一直是绅士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不服从和不服从行为正在发生，孩子不支持父母，学生殴打老师等行为反映了人们缺乏“礼貌”。弘扬君子的礼仪规范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人们以礼相待，真诚相待，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第四，本文希望通过对孔子君子观点的梳理，加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孔子倡导的君子形象不仅是儒家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可以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还可以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当然，这种关注需要体现在很多方面，这不仅需要积极的政策支持，也需要个人自觉的学习和接受。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肩负着传承和引导的重要责任。总之，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理性的优秀文化资源应该引起更多的注意。综上所述，孔子通过对《什么是君子》和《如何成为君子》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通过言行向我们展示了古之君子的风格，展示了孔子的无穷智慧和巨大人格魅力。因此，环太平海洋有着几千年的传承，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孔子和论语地区也有糟粕，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孔子高度赞扬的一些周礼规范已经不适合我们了。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学，2005:100.

，［4］的杜维明。仁与修身：儒家思想论集[M]。北京：三联书店，2013:17.

[5]李泽厚。论语地区今天阅读[M]。北京：三联书店，2008.

[6]左丘明。《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22.

[7]张祥龙。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仪式、音乐、生活和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0.

[8]何晏，邢昺蒂芙尼早餐。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6.

篇6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极高(107次),仅次于“仁”(110次)。

    一、《论语》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定位

    孔子身处春秋末期,周王失威,诸侯争霸,家臣专权,可谓“礼崩乐坏”,孔子对此非常悲愤,怀揣“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精六艺之学,通古今之变,成为当时社会的全才。他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摄相事,使鲁国获得大治,后因“三桓”排挤离开鲁国,但他并未气馁,而是周游列国,希望得到诸侯国君的任用,以实现其远大的政治理想。

    孔子认识到,要实现其政治理想,仅凭一己之力绝无可能,放眼当时的君子阶层又大失所望,因为正是这些在位君子的无能与僭越,才致王纲失序,备位君子由于世袭制的惰性,也不能担起“克己复礼”的重任,于是孔子一边讲学一边关注时局,“有教无类”,期望通过教育,使“有其德者有其位”,“有其位者有其德”。[2]“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孔子对“先进于礼乐”的在野“小人”更加钟情,已然透视出其“德位一体、德先德本”的君子人格管理理念。

    孔子“有教无类”的做法,不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非凡,而且在管理实践中打破了传统的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使原本永为小人的被管理者有了成为君子的机会,为平民君子的出现与崛起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论语》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管理的设计

    在《论语》中,孔子所设计的君子管理人格是德才兼备的,但更强调君子的德性管理素质。孔子的德治观明显继承了周代以来的管理思想。

    在《尚书·蔡仲之命》中,周成王在给蔡仲的诰命时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这里的德就是“敬天保民”,而“敬天”又重在保民惠民,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3]

    孔子充分发挥这一思想,将德治置于管理的优先地位,认为“为政以德”,就能达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理想管理状态。孔子还从管理者君子与被管理者小人的对比中,突出君子之德的重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德治的根本在于君子的人格修养。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4](《礼记·中庸》)笔者认为,孔子所设计的君子人格之“德”的核心是“仁”,“仁”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德”,涉及君子对人生、对民众、对家庭关系、对社会关系、对义利之辨及管理方法等诸方面,是包括气质、能力、价值观、道德品质等的总括。

    “仁”是《论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关于“仁”,在《论语》中孔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孔子对弟子的不同回答具有因材施教的特点。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最具概括性:“爱人”。所谓“爱人”,是指人(包括君子)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善的心理态度、行为的出发点和标准。但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解释:“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的这一回答与解释,与作为管理者的君子之德、君子之仁最相契合。我们视其为君子的五种人格管理要素。

    1.恭。恭是指人体态样貌的端肃。《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到“君子有九思”,其一是“貌思恭”。《周礼·曲礼》曰:“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5]恭的样貌是礼的象征,目的是以礼治国,明礼以治天下,而“克己复礼”正是孔子一生的理想。恭是对人的尊重,“恭则不侮”,尊重人者必得人尊重,而只有得人尊重,君子的管理才会有效。孔子认为,舜能无为而治,就在于恭。“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体态样貌的恭只是表象,其背后是敬。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是对待人事的态度。修己以致敬,敬者能“安人”,敬者能“安百姓”。(《论语·宪问》)敬不只针对人,而是针对一切的。《礼记·曲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6]孔子将其运用于管理,就是“九思”中的“事思敬”。“事思敬”是指对待管理和行为的一种心态。子张问行事时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我们现在常说的“敬事、敬业”即源于此。

    总而言之,在貌为恭,在心为敬。敬是一种对待人事管理的诚敬、敬畏、认真的心态,恭是一种合乎礼仪的谦卑、包容的体态,恭敬则是心态与体态的合一。

    2.宽。君子人格之“宽”,是指君子心胸的度量,能包容他人的过失或缺点,温良以待。《易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有融含宇宙之德,才能生发万物,承载万物。子张深领“宽”的意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君子的宽德,一是“尊贤、嘉善”,而不是嫉贤妒能,自狭心量,二是包容普通人,怜恤无能者,并教育以提升之。

    孔子主张君子之“宽”的另一含义是管理制度的弹性,反对过于严苛的法制。在孔子看来,对民的管理有两种状态: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民免而无耻”;一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就会“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显然欣赏以德诱导、以礼为范的宽容的、教育式管理,认为这种方法超越以政、刑为手段的管理。孔子不反对政、刑式管理,在回答仲弓问政时说:“先有司”,即建立制度,明确权责,但制度不能过于严苛,要“赦小过”,(《论语·子路篇》)对人的小过失要宽容,给人以改正机会。孔子反对四种恶政行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只有宽以管理,才能达到得众、服众的效果。

    孔子的宽政思想与《尚书》是一致的。在《尚书·大禹谟》中,皋陶赞美帝舜时说:“御众以宽、罚弗及嗣、克宽克仁、抚民以宽。”[7]

    3.信。孔子认为,信是人立世的关键,“人而无信”就像“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一样无法行走。(《论语·为政》)

    信为会意字,许慎解释:“信,诚也”,“诚者,实也。”(《说文解字》)诚信原意是指言辞符合实际、符合心想之真实状态。《论语》中孔子言信,主要指言行一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讨厌巧言令色的行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巧言即是言不符实,孔子认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这里的德与仁就是指信,真正的君子必会“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君子人格之信德,是必有其信用的,“信则人任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就能被人任用,上能取信于君,下能取信于民。子夏对此深有体会:“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信是沟通上下、畅通管理的关键。君子人格之信德也是政府公信力的自然延伸。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时,孔子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且三个条件中信最重要,可以去兵、去食,但绝不可以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基于这样认识,孔子对君子的教育尤重忠信、诚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孔子所说的“忠信”可分可合。忠即言出于心,忠实可信。“九思”中的“言思忠”,讲的是语言要发自内心,符合心之真实,与“诚”意相合,故称忠诚、忠信。忠(诚)多强调语言符合心的真实,具内向性,而“信”主要体现为语言与行为的一致性,具外向性特征。

    笔者认为,孔子所言之“信”,作为君子的品格,应该是内外兼具的:内忠(诚)于心,外信于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主要依靠物化的制度、技术手段以维系。若能以诚信管理,即管理者诚至于心、信用于外,定会大大降低社会的信用成本、管理成本。

    4.敏。君子人格五要素之“敏”,不是指才思敏捷、思维颖达,而是作为管理者必须具备的行为品德。一是勤敏,即勤政敏政,不可懒政倦政,此可谓君子从政的基本素质。这一思想与《周礼》的“敏德”一脉相承,“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8]。国子即君子,国家的未来管理者。敏德即勤敏的行为品德。敏德乃行事、从政成功的根本。孔子说“敏则有功”与此意义一致。二是敏行,行事敏捷。《论语》中孔子谈“敏”常与“言”对讲,“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在言辞上要谨慎,以取信于君、取信于民,但对政事、政行的反应要敏捷及时,才能有功。

    5.惠。“惠”的本意即“仁”,是仁爱的外化行为,即惠施或施惠。惠直接指向被管理者小人(民),所以惠又有恩惠的意思:由仁政的实施带来的利益。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怀刑”是指君子思考的是如何制定张弛有度的法律制度;“小人怀惠”则指被管理者期望君子给他们以施政上的利益。君子之施惠与小人怀惠相契合,说的是君子管理的目的是给民以利益。

    孔子认为,君子的“怀德”、“怀刑”,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就着人民得到利益的地方而利益之。以仁德施政、以上下有序的礼仪为教育、以恰切的法律制度为规范,人民就会获得利益,而且还能“惠而不费”,即管理者(政府)却不费钱费力。人民得到施政上的利益后,又会出现“惠则足以使人”的施政效果,人民就会主动服从管理,心甘情愿地接受国家所赋予的义务。

篇7

[关键词]《孔子家语》；孔子及其弟子；生态伦理

一、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一自然的天

“天”的概念在我国思想史上是变化的，从宗教之天、义理之天到自然之天，统统谓之“天”。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受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面对大自然，只有畏惧和依从，认为天就是上帝。但是到了商、周时期，人们开始认识到人与天之间是存在一定联系的，天的神秘色彩才稍稍有所弱化。春秋晚期，孔子则明确地将天解释为自然之天，这可算是孔子的最大的贡献之一。天即自然界的功能，就是运行和生长。在《孔子家语》中，孔子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明确提到“天道”：夫其行已不过乎物，谓之成身，不过乎，合天道也。贵其不已也。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在这里，孔子不仅承认了天的独立存在，而且把“天道”、“地道”、“人道”并称。孔子从万物来源于上天就像人来源于祖先的角度，解答了鲁定公关于帝王郊祭祖先，以让他们配享上天的疑惑。在这里，人们郊祭祖先即象征人们要效法天道，显明天象。同时这段话也隐喻出天道自有其运行规律，人们要自觉遵守。这个传统经孔子和历代儒家的倡导，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孔子那里，对于天的解释除了“自然之天”，还有“义理之天”之义，也就是说，赋予天以伦理性，把天的特性和人的道德紧紧相连。在“知天命”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了“畏天命”的观点，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

二、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一“仁”

孔子十分强调生命的价值，他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日生”。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人与其他生命并存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孔子退朝，马厩起火，孔子说：“‘伤人乎？’不问马。”这表现出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当人与马同时因意外灾害而受到伤害时，他首先想到的当然是人。但是，马就不值得尊重和关心吗？

由此可见，在孔子心目中，人的德行不应仅仅停留在爱人的层面，还应类推到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即“爱物”。虽然“爱物”的学说首先由孟子明确提出，在孔子的学说中已经蕴含着这方面的内容。《家语》中反映孔子“爱物”的具体表现还有“好生”与“不杀”孔子曰：“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宵，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时而变物，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风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故也。”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哲学中，“仁”既纵向融通于人类中的此人和彼人，也横向贯通于不同类的人道与天道之间。“究天人之际，‘仁’既可以沿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维路向，从‘天’之所‘命’顺延下来，落脚到人之教化，也可以循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认识路径，逆推至无言的天道。”

三、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旨归一天人和谐

孔子将“畏天命”与“君子”人格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在效法自然的基础上实现天人和谐也是孔子的人生理想之一。

如何实现天人和谐，在孔子看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知天命”的前提下要“畏天命”。敬畏是一种深沉的宗教情感，“畏天命”体现了一种宗教精神。与基督教敬畏上帝，康德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令以及天上的星空不同，孔子的敬畏直接与自然界有关，说到底，就是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

首先，这种情感落实到实践中是孔子的“时”和“顺”的概念：

孔子认为凡是不在适当时机行事的行为都应视作违反禁令，罪不可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则反映出敬事、诚信、节用、爱人都是同一个层次的道德范畴，都是针对统治者的道德行为规范。

其次，孔子的生态资源节用观也是其“畏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且与儒家“爱人”、“惠民”的政治伦理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儒家主张统治者以德治国必须具备的道德观念：孔子还把“君子惠而不费”作为“五美”（五种美德）之首，表面上是对君子而言，实际上也是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即使是对儒家所看重的“礼”，孔子都提出“礼，与其奢也，宁检”。孔子的这种节用观无疑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直接可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减少民众疾苦，维持日常生活，以及生态资源保护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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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孔子的教育伦理思想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主要包括: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因材施教的教育科学方法;德育为先的教育指导思想;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目标;学而不厌，海人不倦的教育职业要求。

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如何搞好教育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西方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次巢会后发表的宜言中认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惫。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伦理思想乃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对当今世界教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

孔子十分重视教育的教化作用，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推动力。在他看来，要使人民富庶，国家强大，社会安居乐业，就必须对人们进行教育，反之，“使民不教，则民不足，民不足则无信，民无信则国不立，国不立，则仁义礼智否矣。”他还认为教育是改造和再造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效途径，只有通过有目的的教育，把仁义道德的一系列规范和要求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自觉的道德意识，才能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家质，从而为‘德治”创造前提。因此，他提倡并率先实行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私学，把教育的大门向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开放。

孔子认为“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因此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理念。‘有教无类”指的是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华夷，只要有心向学，人人都可以人学受教育。孔子的弟子来自诸侯各国，分布地区较广。他不但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人学，还欲居“九夷”施教，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的弟子还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如南官敬叔、司马牛等是来自贵族阶层;颜回、曾参等是来自平民家庭;子路原是不知礼的“野人”，子贡是个商人，仲弓之父为“贱人”，“子张，鲁之鄙家也;颜琢聚，梁父之大盗也……”颜回等人不仅非贵族子弟，而且也非士人，出身很卑残，孔子都肯接受为自己的学生。此外，孔子也十分注重给别人以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例如:有一个名为互乡的地方，此地之人不善，难与言。互乡一童子求见孔子，而孔子接受了，门人非常疑惑.孔子解释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只要人愿意进步，不管其曾经怎样，现在洁身自好，以求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就不应该放弃他，谁也不能剥夺他受教育的机会。

孔子的“有教无类”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人应受教育的主张，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平等性，打破了传统文化传播中的贵践界限，对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素质、普及教育、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因材施教的教育科学方法

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是’‘因材施教”。孔子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也就是说，每个人先天的案赋是很相近的，但是每个人的习性(习惯和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是由于每个人后天学习成效有很大差异的缘故。孔子还指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对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也就是说，人的智力有智、愚、中之分，人的性格有鲁、哆之异，人的心理状态有勇进与退缩之别，而且每个人的才能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例如有的适合文学，有的适合从政，有的适合军事，有的适合经商等)，因此教学中必须根据这些人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

若说孔子所推行的“有教无类”，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教育相对公正。那么，他所实践的“因材施教，，方法，则是对这种教育公正的进一步深化。“因材施教”的前提条件，是承认学生的个别差异、先天智力的不同，并且要有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孔子就通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深刻了解其弟子的道德面貌、性格特征，且能准确扼要的作出鉴定评价，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哮”(《论语·先进》)，等等;并由此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针对学生特点进行差异教学，面对子路和冉有请教的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对前者，孔子约束其“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对后者，孔子则鼓励其“闻斯行之。”(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科学方法不仅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各类人才的历史需求，而且从现代教育学的观点看，也轰梦一种追求高效率教学原则的科学教育方法。

3、德育为先的教育指导思想

“成人”、“成德”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孔子培养人才首先注重的是德育。他主张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把品德修养，礼义实践列于学习文化技能之前。他要求学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即把信仰政治理想，执守道德修养，遵循仁爱学说置于学习文化技艺之前，作为根本。孔子认为一个有志向、有道德、有操守的人，才能爱人、济众、济民，所以他教学生以“忠”与“信”的道德知识，培养他们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忠”是我国传统的为人的美德。孔子认为“尽己之谓忠”，作为君子要做到“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还教育学生要“主忠信”，“言忠信，行笃敬”。他认为，有了坚强的道德信念，就能够“笃信好学、守死普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而成仁”，为祟高的道德目的而献身。有了祟高的道德情感，就会对好坏行为产生一种爱与憎的情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恶不仁者”，而认为“好仁者无以尚之”。有了坚定的道德意志，就能够志于道。孔子的德育是以’‘教会学生如何做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有无人格是区别人兽的标志，丧失人格就要沦为禽兽。所以，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

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的目标并把造就理想人格作为德育的根本任务，孔子的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至今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现状来说真可谓“切中时弊”。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学校教育竞相追求学业佳绩，忽略品格的熏陶与培养;人们无休止地追求金钱、物资与感官享受，致使人们身心失常、心灵孤寂、人格分裂，以及由于心理不平衡所引起的精神失常、酗酒、嗜毒、杀人、自杀等，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人类的安宁。基于此，我们必须深切地反省思考，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并认真借鉴孔子的重视德育的教育伦理思想。

4、注重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目标

孔子十分注重培养人的全面发展。他从道德教育、文化知识和技能技巧等方面去培养学生，以使其获得全面综合的发展。《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即文化技艺，生活实践，忠诚待人，信实办事四类，从德、智、行全面关心、培养学生。孔子的教育内容可概括为“六书”和“六艺”。“六书”指的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偏重于文化知识;“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偏重于才能和技术的训练。他认为礼、乐、射、御、书、数是一个学生必须掌握的全面知识与技能。“礼”是人行为的准则，侧重于德育;“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感，形成人的性格，侧重于美育;“书、数”是基本知识与技能，侧重于智育;“射、御”是军事课程，侧重于“体”。很显然，孔子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既有丰富的知识与技能，又具备高尚的品质，内外兼修，全面和谐发展。

此外，孔子还认为智、仁、勇、艺、礼、乐六个方面，构成了最高标准的成人。他把这六项任务看作一个联系的整体，同时认为，这六种因素又有自己的独立性，各自有其特殊的任务。他说:“仁者不优，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等等。这比古希腊教育家苏格拉底仅仅追求在道德上的完善化的人格要全面得多。

由此可见，孔子是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砌，“美”(乐)、才”等几方面都得到全面修养和发展这一教育目标的“先师”。他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很好的结合起来，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的教育所需要借鉴之处。

5、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职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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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明清徽州宗族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其表现内容也十分繁杂，但都根植于孔子伦理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稳定，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而之为“孝”“忠”。这一伦理思想从内外两个维度奠定了明清徽州宗族文化的基础：一方面通过“教化”的手段，使家族每个成员在内心知晓忠孝礼义廉耻，皆以彬彬君子所具备的“仁”为修身之目的；同时也强调了宗族伦理道德外在“礼”的实践标准，即尊守族规家法、尊孝长辈、定期参加家族活动、维护宗族名声以及保护宗族财产等等。孔子的伦理思想以及明清徽州宗族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至今仍对中国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历代王朝，宗族家庭始终是个人在社会中得以立足的基点和依靠。在明清时期．有清人赵吉士指出：“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人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蟓，不动一坏；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j一。从上文看出．在这种有共同的始祖、共同的血缘关系、共同的集体活动、共同的聚居地点、共同的族规家法、共同的公共财产之中，形成了徽州的宗族文化，并成为当地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

大体说来．徽州宗族文化可以由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特征构成。聚族而居、族规家法、宗族祠堂、族谱等是其外在的众多特征表现．而内化于宗族文化之中的则是强调族人道德品格与学识的修养。也即上文之中的“出人齿让”和“彬彬合度”。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文化的发达，与其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发达的徽商经济相联系，但在宗族文化的根本上是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伦理思想密不可分的。

孔子伦理思想的起点是殷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敬宗尊祖”不仅是人们感情的一种归依和寄托，也是内化于国人心灵深处的伦理传统。这种伦理传统在表达人之为人的家庭观念的同时。也很早就赋予其特定的政治功能。“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周初宗法，虽不可考，其见于七十子后学所述者，则丧服小记日：‘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敬宗所以尊祖尔也。”t西周的宗法制度不仅规定着社会的伦理规范，也明确的体现着“家天下”的政治统治秩序。春秋时期的“敬宗尊祖”进一步延续着殷周宗法制的政治内涵。各族不仅普遍建立了宗庙以维系着族人，而且各个诸侯国也往往利用由祖先神所表现出来的宗法关系以加强相互问的关系。忠孝道德教育的渗入，使得祭祖敬祖隐含了很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面对春秋末期的礼崩乐坏和社会动荡．孔子在继承了传统祖先祟拜观念的同时又将其进一步发挥．提出了以“孝”“忠”为核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伦理思想，把内在的道德修养目标“仁”与外在的道德实践标准“礼”统一起来．使得宗族文化表现在内外兼修的两个层面上，继而追求达到儒家追求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家族形象。

就孔子伦理思想而言．其内在的核心目标是追求个人达到“仁”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孔子认为“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是为“仁者爱人”。其所指“仁”，即为人的本质．既包括普遍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判断，也包括了推己及人乃至兼济天下的践行观。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克己复礼为 (《论语·颜渊≯)。这又是针对于个人而言．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礼”的规范。同时．孔子认为对于“仁”的追求，要通过“教化”来实现。教化能使人达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的崇高境界。

孔子伦理思想中以“仁”为最高追求的学说．内化在徽州的各宗族文化之中．则表现为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普通宗族，在其家规族法上均有兴办族学．资助族中贫困子弟读书的条文，进而通过此种“教化”来实现族人的“仁”的境界。例如，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家训》载：“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励．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又如休宁茗注洲吴氏《家规》载：“族中子弟有器字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之膏火。”这样，迨至明代嘉靖年间，徽州已是“十户之村，无废诵读。”入清之后，它更是“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明清徽州教育发达．人文郁起。当时由该地各宗族普遍设置的各种家塾、族学、蒙馆、义塾等星罗棋布．散处徽州六邑之外。徽州地区按政府定例还设置了以培养科举人才为其宗旨的府学、县学，各地兴办了大批的社学。据康熙《徽州府志》统计，当时徽州有社学五百六十二所．县塾五所。此外，徽属六邑还有许多书院，讲学蔚然成风。据统计，明清时期徽州府六邑共有书院五十四所．其中以紫阳书院为最著名。重视教育，效果明显。明清时期，徽州“以才人仕．以文垂世者”愈来愈多，各方面的人才不断涌现，徽文化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尤其是明清时期徽州的科举入仕者众多。据统计，中举者明代徽州有198名．清代则有698名。中进士者，明代徽州有392名，占全国进人总数的1．55；清代则有226名，占到全国进士总数的0．86。科举成功的意义，一方面是使徽州许多宗族成为当地享有名望的世家大族，另一方面也有力地促进了徽州社会的儒教化，孔子“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进一步内化于徽州的宗族文化之中。孔子伦理道德中个人的内在修养与外在的宗法制度和礼仪形式是相联系在一起的。明清徽州宗族文化中，类似于族法家规、家族祠堂和族谱等都是孔子伦理思想另一方面的重要表现。

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强调以“忠”“孝”为核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伦理思想，可以在明清时期徽州的族规家法上得到体现。如《茗洲吴氏家规》80条．其中一条即规定：“子孙有发达登仕籍者，须体祖宗培植之意，效力朝廷．为良臣，为忠臣，身后配享先祖之祭。有以贪墨闻者，于谱上消除其名。”在这里．“忠”即是“孝”，忠、孝不可分割。《明经胡氏谱序》则强调了“孝悌”的重要性：“孝弟之行兴于家．而一乡化之；孝弟之行兴于国．而天下化之。夫小而一家．大而一国，由家以及乡．由乡以及国，由国以及天下．而其本则在乎身也。身能体乎孝弟之实，然后能行乎其家。盖有诸中者，必形诸外，此亦自然之效矣。然所以为孝弟者．岂独在于亲亲长长而已哉?盖家之有谱．所以经世系，考宗派，使人知尊祖、敬宗之义，而欲尽孝弟之道者．诚不可以不知所重也……由是推之，其治国平天下之道莫大基于此也。”这体现了“修、齐、治、平”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违法族规家法者，宗族家长是不会对之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的。

虽然族规家法只是宗族族人间的规范，没有国家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在本宗族之内却具有无可否认的强大制约力量。族长有权根据族规宗法对触犯者进行惩处，维护族规家法的权威和神圣。以维护宗法统治的合法性。教化与惩处相结合。有效地强化了宗族制度。

徽州各宗族不仅有族产义田这种共同物质财产．而且还有作为家族的象征符号以及联系族众的精神纽带的宗族祠堂。祠堂作为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了族众进行岁时祭祀和定期聚会的重要场所。徽州的各个宗族都非常重视祠堂的功能，尤其是世家名族．莫不“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人们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新安歙西溪南吴氏世谱》指出兴建祠堂的宗旨：“上以奉承祀祖宗，报本追远；下以联属亲疏，互叙礼让”。《古歙县溪许邦伯门修建祠祀汇存》这样记载：“族之有祠．所以序昭穆，辨长幼，上报本始，下合子姓者也”可见，兴建祠堂主旨在于通过祖先崇拜来报本追远，激发族众的宗族归属感，进一步强化对血族至亲的恭敬孝顺。这与孔子所提倡的“亲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前文所述．孔子的“君子学道则爱人”(《论语·阳货》)，是为“仁者爱人”。

在将爱推及他人的同时，肯定包括身边的血缘族亲。在孔子开创的儒家伦理思想中．作为生活伦理的孝行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孔子指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论语·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同上)“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子女也要时刻关心父母的身体，一方面为父母的高寿而欣喜；另一方面又为父母的年高体弱而担忧，这也就是所谓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为政))

族谱也同样是家族的象征和符号．并以文字的方式将族众从精神上牢牢联系起来。根据族谱可以追根溯源，明确本族先人的昭穆世次。故而因共同的祖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的徽州人．对族谱非常重视，甚至将之与国家的历史相对照：“族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以纪一代之始经。谱以叙一姓之源流，其体一也。始终备而是非有焉．源流具而亲疏别焉．其用同也。是故国无史则千载之下无公论．族无谱则百世之后无定伦。无公论而公理之在于人心者，犹不可泯也；无定伦则礼教不兴，人心螭．而风俗日偷．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甚哉，谱之不可不作也。”[E]徽州纂修族谱的历史源远流长，始于唐宋，到明代中期达到。徽州一府六邑几乎没有无谱之族，这也是徽州不同于国内其它府郡的地方特点之一。因此．遗存至今的徽州谱牒资料十分丰富，仅黄山市博物馆即原徽州地区博物馆，馆藏家谱即有l7O余种，1300余册．其中完帙约占一半。谱名有族谱、世谱、世牒、房谱、统宗谱、家谱、家乘等等。谱式有分支之谱、有合族之谱等等。据调查统计，国家图书馆吉籍善本部是收藏徽州善本族谱最多的一个单位，“收藏徽州善本族谱共200多部。其中明清时期的族谱约占9O之多。徽州宗族文化中对纂修族谱的重视以及丰富的谱牒资料，客观上映照了宗族文化强有力的影响。

篇10

关注学生道德需要孔子的自律思想是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在《论语》中，涉及人性观点的只有一条，即“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可以看出，孔子肯定了人的自然天性。他认为，人内在地拥有“善端”，并趋善避恶，这说明人具有完善自身德性的自觉性，具有道德需要。道德需要是人对道德的依赖性和倾向性，是提升个体道德修养的必需品，是开展道德教育的前提。现代道德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忽视个体内在的道德需要，它更多地是采取强制灌输的方式使学生遵守各种道德准则。马克思曾说：“一个行动纲领，如果不同人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即使他在理论上是基本正确的，那也毫无实际用处。”如果道德教育不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就会导致道德教育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脱离，这必然会削弱教育对象对道德教育内容的情感认同。所以，道德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道德需要，注重道德知识与个体利益、需要的结合，以满足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需要。

二、“克己复礼，为仁由己”：

道德教育应发挥主动性孔子自律思想内容的核心是“克己”，即个体要对自己的言行加以约束，并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如，“讷于言而敏于行”，要求人们说话谨慎，做事勤敏；而“克己”的参照标准是“礼”，它既是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又是个体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更是一个人塑造高尚人格的依据。真正将“礼”作为衡量自身行为的标准。“为仁由己”正是主体性的鲜明体现。一方面，主体性表现为个体积极主动地将道德要求转变为自身内在的道德标准，颜回“三月不违仁”，是因为他自觉地将“仁”确立为内心准则；另一方面，主体性还体现在个体的创造性，即个体不仅是现存道德规范的接受者，而且是先进道德的创造者。然而，教育者往往采用讲授和灌输的教学方式把受教育者当成被动接受道德的“容器”，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这不利于道德知识的内化，也不利于道德规范的创新。所以，为了实现德育的目的，教育者应引导教育对象主动分析道德现象，积极参与道德教育活动，培养他们自主判断、选择以及创新道德规范的能力，充分发挥教育对象在道德教育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三、“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发挥道德实践的作用孔子在其道德教育过程中提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自律方法：强调实践。他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和“行以达其道”，强调通过实践强化对道德知识的认同，从而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孔子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实践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是一种精神，但它不是一般的精神，它的特殊性就存在于实践性”，“道德最终目的不在于其意识了什么，知了什么，而在于其行了什么”。道德认知并不必然导致正确的道德行为，教育对象只有经过反复的道德实践，才能养成稳定的道德行为习惯。然而，当前德育往往只注重传授抽象的道德知识，轻视个体的道德实践体验，这不利于受教育者形成稳定持久的道德品质。道德实践可以丰富教育对象的道德生活经验，培养其道德判断能力，是促使道德要求内化为教育对象的内心准则再外化为行为习惯的关键。

四、“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