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范文
时间：2024-03-25 17:57:5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G1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50-02
笔者研究发现，目前在国内对于“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一次的使用并不频繁，对其定义与内涵也尚未统一。而在英国政府设立的机构还是大学的知识转移部门，他们对于“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的定义在表述上也未统一，但在内涵上却基本一致：旨在通过对研究成果的转化，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英国“知识转移”其内涵同我们常说的科研成果转化基本一致，因此，为便于更好理解，文中提到的“知识转移”与“成果转化”视为同一含义。
英国政府部门十分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移的发展，大力推进并成立了一些机构如英国文艺交流中心、英国经济社会委员会等，负责英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转移。政府鼓励大学和企业间的合作，鼓励大学利用自身学科优势，与企业联合共同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使成果的转化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高校成立了知识转移部门，负责学校研究成果的转化。
一、英国开展知识转移的机构
1.英国文化资本交流中心（The Culture Capital Exchan-
ge）英国文化资本交流中心是英国比较大的专门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移的机构。中心旨在通过鼓励研究人员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知识转移）来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他们认为知识转移是要通过成果直接作用于实践进而来实现其价值。
英国文化资本交流中心职能：第一，在更加广泛的政策范围内，支持中心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移的本质的解释；第二，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第三，让社会大众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企业和各种机构所起到的创新性作用；第四，制定一些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转移的政策、机制。
2.英国艺术人文研究协会（Arts &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英国艺术人文研究协会的前身是由Royal Charter 于1965建立的非政府部门的公共机构，资金来源于本国的政府部门。由于其有独立的资金来源，从而保证了其研究是关于社会科学的、权威的、高质量的。协会主要研究英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在2009―2010年至少投资了21亿英镑用于支持2500多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3000多名大学毕业生。
协会和通过支持项目、培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加强基础研究与国际合作等方面促进知识转移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3.英国高校知识转移部门也是促进知识转移的重要部门。他们从1992年就开始了进行知识转移使成果转化，有大约90个长期合作项目价值多于1亿英镑。他们认为企业和其他组织经常会面临各种问题，但由于企业缺乏技能或资源，无法顺利解决问题，因此需要运用大学的科研力量，为企业或社会解决实际问题，使研究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英国知识转移案例介绍
案例1：自然历史博物馆项目
研究概况：由金斯顿大学人文学院的Brian Cathcart教授带领的研究小组将对自然历史博物馆六十年以来的员工进行持续的采访，制作相关的产品，供游客参观、学习。本项目研究计划只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研究人员长期目标是将这项工程扎根于博物馆的管理工作中，使之制度化。对于参与口头历史的志愿者都要进行专业培训，以激发恢复其逐渐逝去的记忆。
研究过程：关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知识多数是存在于人们记忆中的，然而一个这样世界级的大博物馆的故事一旦不能够得到完善而真实的记录，这必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博物馆的生命延续是一个口头传承的历史工程，它揭示自然历史博物馆幕后的故事，包括有关博物馆的收藏故事以及对于标本的获得、保存和用于科学研究的故事。
研究采用最经典的口述历史实例，在研究过程中也会不断发现新的研究方法，记录他们过去工作的经历和感受，从而为博物馆的展览提供更加详尽的历史记载和多媒体资源，以新的认知和欣赏维度来吸引大众。
研究成果：此项研究所制作的影像记录包括对博物馆50位员工的访谈，长度适用于教学和展览。这样的影像资源将放到博物馆的网站上，也可用于公共展出、课程学习或者是市场营销工作。同时作为素材，可以运用到学生、艺术家、电影电视制作者、作家等学习工作中。
博物馆在过去60年中，每一方面的印记将形成一个可供呈现的档案，使得无论是博物馆的员工还是来访者都能够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和知识。而且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讲，各个学科的研究者都会受益于这一兼具历史性和科学性的学术资源。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教授Richard Lane曾这样说：“很多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管理员在管理博物馆七亿多标本的收藏以及将它们参与到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几十年的经验。而与金斯顿大学的合作，是我们保护和传承自然历史知识的另一种途径。由此获益的大众将会以一个从未有过的、新的视角去了解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生活本身的意义。”
成果转化（知识转移）：金士顿大学健康与护理科学学院，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对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病人进行访谈记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Nurses Voices”旨在从护士的视角中捕捉到位于伦敦的St George’s Hospital 的历史。这个项目需要130多次访谈和1000多小时的记录，受访者主要是1930年至今的本院的护士以及妇产医生。通过相关问题记录受访者的个人经历，这些丰富的经验是已有的书本记载所没有的。问到的问题诸如：从事国家健康服务事业的感受如何？在进行心脏手术和脑癌治疗中，如何使用抗生素？希望与什么样的人共事等等
案例2：亨利八世的皇宫项目
研究概况：2006年，金斯顿大学获得了一笔需历时三年的知识转移项目资金（170 502英镑），此项目研究对象是Hampton Court Palace。Susannah研究借鉴了人文历史学家Thomas Betteridge基于Tudor court 的研究。研究人员协助举办亨利八世皇宫500年庆典活动展出，增加了游客数量和景点收入。
研究过程：这一研究项目旨在以“Henry VIII： Heads and Hearts”为主题重新设计皇宫中的部分游览方略。研究人员以多种方式让游客体验宫廷感受，主要包括：观看演出活动、翻阅出版物、有声导游、浏览网站、品尝宫廷食物以及让游客亲身体验亨利八世的生活。带领游客参观亨利八世的最新研究成果，如通过媒体，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再现当时的议会工作情景。
此外，研究人员与其他研究机构联系，举行了关于亨利八世的研究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大学、研究机构等展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书籍和论文。
研究成果及转化：通过大学研究人员与皇宫的合作研究，提升了皇宫的知名度和经济效益。在2009年4月到9月间，游客数量增加了115 287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比同类景点的游客多12.8%。更重要的是，国内游客的大幅增加，给皇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皇宫负责人说：“通过与金士顿大学的合作研究，进行成果转化，在经济效益和文化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果，游客数量急剧增加，带来了不错的收入，使得皇宫加强保护与管理，进而可以吸引全世界更多的游客参观游览。”
研究人员对1838年―1938年100年来，皇宫作为景点开放的历史进行研究。起初皇宫仅仅作为宫廷画展出的地点，渐渐才挖掘出其历史价值。研究成果不仅仅加强人们对于皇宫的认识，而且发掘出了皇宫的建筑价值、历史遗产等。
三、英国知识转移案例总结与经验借鉴
1.政府支持。英国政府十分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投入了大量资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了政府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以及许多类似于战略联盟的合作伙伴（研究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根据社会的需求研究人员提供研究成果，这样的机制下产出的研究成果一定可以转化并且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英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除了产生直接的经济社会效益以外，也很重视对于人们社会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提升。政府支持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可以影响到政府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升服务社会的水平和效率，间接地服务社会。
2.项目制研究。研究成果的顺利转化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采用的是项目制即通过战略联盟，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自身实际发展过程中遇见的问题或困境，通过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科优势，对其问题进行解决。由于属于“一对一”的服务，因此成果可以直接在需求方进行转移，产生社会、经济、文化效益。而研究人员通过一次成果转化的实践，可以对类似问题采用同样的方法，也属于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进行项目制研究的条件是使知识需求方和知识拥有者相对接，因此这也是推动成果转化的各个机构都十分重视合作的原因。
篇2
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 方法论 比较 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 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 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 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 刘啸霆.方法研究的转型与新方法范式的探究—— 从近期出版的几部方法论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2）：1-4.
篇3
高师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全面综合素质的合格的中小学教师，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以往高师院校理科教育过分强调教育的功利性和实用性，片面强化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忽视和削弱了理科学生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致使高师院校理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发生了偏差，很难培养出时代需要的、适合中小学素质教育要求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理科教师。因此，加强高师院校理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尽快提高高师院校理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已迫在眉睫。
一、加强高师院校
理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一）加强高师院校理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当代科学的发展，正呈现出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综合化为主的趋势，特别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综合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今天，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经常看到许多自然科学概念、术语和公式，同样，运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也比比皆是，如人才学、科学学、管理学、人类学等。现代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也都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人类已越来越趋向于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这种科学发展的趋势，要求高师院校教育亦要有相应的综合化发展，这就是文理渗透，学科交叉。而高师院校理科教育更要适应这种发展趋势，才能培养出文理兼备，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复合型的中小学理科教师。在教育上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有效地帮助高师院校理科学生开拓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提高其相应的人文素质，已成为高师院校理科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二）加强高师院校理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师范教育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师范教育经过长期的探索，发展到今天，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大力推行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其规律性的认识。首先，从高师院校教育的本质上看，它的目的在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对于人才的培养，不仅局限于单纯的专业知识和才能的掌握与运用，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促使学生在认识、情感和意志等方面健康地发展，在于强调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获得一种新的观念，一种主体能动性的感召力、创造力和想像力。其次，从高师院校教育的功能上看，它不只是培养某一门学科的中小学教师，还要培养一批知识群体，他们既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就是说，一个受过高师院校教育的人，不论他学的是什幺，都应该在哲学、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等领域有着丰富的知识，有较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再次，从高师院校教育的过程上看，理科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接受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他们以后的工作中，就能以某一知识为基础，向外迅速吸收各种文化领域的营养，用一种适应时展的文化内容充实自己，开拓自己的知识范围，使心灵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会变得丰富多彩，因而能在自身所受的专业教育中保持自由和开放，在精神上不是被专业知识所约束的奴隶，从而更好地完成教书育人的大任。
（三）加强高师院校理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需要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人，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的现代化。民族文化素质和人文精神，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人文精神是文明的成果，是文明的结晶。人文科学是文明教养的学问，是教育人的学问，它包含着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也包含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包含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也包含启迪人的智慧、开发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精神、激扬人的意志、规范人的行为、维护人的健康、控制社会稳定乃至发展经济、协调人际关系等。所有这一切，都是民族素质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激烈，而这些竞争，归根到底还是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现在高师院校培养的人才，既是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又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承担者。面向未来的理科教师，不仅要有坚实的科学知识和较强的综合创新能力，而且还要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就更需要对他们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四）加强高师院校理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普通基础教育发展和完善的需要
我国传统的基础教育由于受升学指挥棒的影响，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应试教育”，升学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很难得到培养和提高。高中过早地文理分科，对文科学生就忽略了物理、化学、生物等基本知识的教育，理科的学生，则无暇顾及历史、地理课的学习，造成了学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基础知识和基本素养不够全面扎实。为了纠正以往基础教育存在的偏差，同时也为了适应基础教育内容日益综合化的发展趋势，对高师院校理科学生必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二、高师院校理科学生
人文素质教育的涵义和内容
（一）人文素质教育的涵义
人文素质是相对于科学素质而言的。科学素质是指人们通过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后内化的自身素质，它包括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科学方法、科学能力和科学品质等。人文素质则是指人们通过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后内化而成的自身素质。具体来说，人文素质包括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养、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具有群众观点、集体主义观点、劳动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具有现代社会意识观念，如质量观念、效益观念、创造观念、忠于职守观念；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献身的精神；具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劳动态度和团结互助的美德；具有正确的审美观点以及认识美、欣赏美、评价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人文素质教育是指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学生传授人文知识，并促使学生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做人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品质的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教育学生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理性、情感和意志等。
（二）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
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就当前高师院校理科教育的现状而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应抓住以下几个方面：
1.以哲学原理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哲学修养对于高师院校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它对于培养理科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作用。
2.高品位的艺术教育。对中外文学名著和音乐、美术作品等，要有所了解，要懂得欣赏，不断提高理科学生辨别是非、善恶、真假、美丑的能力。
3.系统的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历史教育。对国内外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要有基本的了解和正确的评价，能以史为鉴，以客观、冷静和负责的态度对待过去、现在和未来。
4.人文精神教育。人文精神教育的根本价值在于培养人文素养，陶冶人文精神。通过人文精神教育，可使理科学生具有崇高的理想、正确的价值观和择业观等。
5.以激发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为主要目的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当前高师院校理科学生最迫切、最重要的人文素质教育内容，唯其如此，我们的大学生才能具有鲁迅先生所期望的“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而不被淹没的力量”，我们的民族才有真正全面振兴的希望。
6.较强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教育。不但要有选择、获取、吸收和消化信息的意识和能力，而且对各种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能准确地表达。
7.社会公德和文明礼貌修养教育。
三、高师院校理科
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
（一）转变教育观念，提高思想认识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照搬前苏联教育模式以来，专业教育观和重文轻理的观念一直在高等教育中占主导地位，使得高等教育在发展中一直存在两个误区：首先，过分强调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使得高等教育的目标常为社会发展目标所左右，淡化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其次，在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两方面，常置人文教育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不仅在学科建设上人为设置门户之见，阻碍了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和谐发展，而且忽视大学生培养中的最重要一环――“人”的培养，忽视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个性、品德、情感、观念等的培养。这两方面的偏差使得大学生中存在高知识水平与低人文素质的矛盾，这种情况在高师院校教育特别是理科教育中同样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当前加强高师院校理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最为迫切的是转变这些片面的教育观念，提高思想认识，真正重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在这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很具有典型意义。它从初创时一所默默无闻的工程技术学院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理工大学，期间经历了单纯工程技术――理工结合――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三个阶段。特别是二战以后，它反复总结了以往的经验，适应时展的要求，更新教育观念，在发展自然科学领域时，大力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并非常重视各个学科领域之间的交叉与渗透，从而成功地完成了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两次大的战略转移，这为它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改革学科课程，发掘隐性课程
我国高师院校长期以来不重视人文类课程，课程内容陈旧，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失调，造成理科学生知识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影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为此，必须对以往的理科课程进行改革。首先，要提高人文学科在课程结构中的比重，设置普通人文课程，开展基础教育；其次，要认识到仅仅追求学术性课程的不足，注重学生人格的完整发展，关心他们的情感、身体等诸方面的要求；再次，进行课程内容改革，选择最精华的最有价值的人文内容来开设人文课程；最后，着眼于人文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可在高师院校理科设置综合文科课程。除改革学科课程外，还应加强隐性课程建设，开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多种方式，营造浓厚的人文素质氛围。它主要包括：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使学生受到自然美的熏陶，激发美的情感；组织各种校园文化活动，如读书班、艺术节和校风、班风、教风、学风建设等，使之作用于学生成长的各个方面，促进他们的人文素质的不断提高；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利用教师的榜样作用和同学之间的互相影响，解决学生思想、情绪中的问题，使之身心健康发展。
篇4
关键词：高校；课程；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51-03
一、引言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是高等教育阶段的一种普通教育或素质教育，具体指对一些不直接应用于职业实际能力的基础能力的培养，包括对文化、历史、科学知识的传授，公民意识的陶冶，个性品质的训练。
二、历史沿革
目前公认的第一次将通识教育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的是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1828年的《耶鲁报告》标志着美国通识教育的启航，该报告以“对学生的官能进行经常的生动的训练，以规范和完善学生的心智、发展他们的潜能”作为通识教育之目的；1945年的《哈佛报告》提出以培养“全人”为通识教育目标；1978年的《哈佛核心课程报告》指出通识教育是以培养20世纪有教养的人为目的，提出大学必须强调普通核心课程，推崇深度（专业教育）和宽度（通识教育）的共同发展；2002年的《更大的期望：全国迈向大学的新愿景》呼吁大学应保证学生有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具备持久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权利，在将来步入多元化的社会时都能迎接随时出现的各种挑战。
三、通识教育发展现状
篇5
一、回顾20世纪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
科学革命虽早始于17世纪，但科学主宰人类的生活，从局部到全面，则是20世纪的新发展。科学及其所衍生的实用技术今天已经由西方传布至全世界，这是所谓“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之所在。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科技越来越支配现代生活这一事实，然后才能对人文研究在今天的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我略举实例，以说明我的意思。
1900年发现了量子学说的蒲朗克（Max Planck）自然是公认的物理学大家，毫无争议。但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人文学科的地位仍远在新兴的科学之上。蒲氏出生在一个宗教和学术的世家，家人和亲戚并不鼓励他去学物理，甚至还有加以嘲笑的。他们都认为人文是比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方式。
到了20世纪中期，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相对比重已发生巨大的变化。1959年英国剑桥大学所爆发的“两种文化”争论，便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斯诺（C.P.Snow）是出身剑桥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却以失败著名，后来改写小说，同时又兼任政府的科学顾问。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讲，题目是“两个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将英国知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文，一类是科学。他对这两类知识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权力大体上掌握在人文知识人的手上，他们在大学时期的训练不外经典、史学和文学，但对科学却一窍不通。在他看来，20世纪才是真正科学革命的时代，许多基本发现，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因此国家政策由科学外行来拟定，是极危险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致往往轻视人文学。
斯诺的主要论点在今天看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时却引起了西方学术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发难的是剑桥大学的文学批评家李维思（F.R.Leavis），他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方法不同，语言不同，“两种文化”之说是无知妄作。随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崔林（Lionel Trlling）评论这一争论，也认为斯诺过于简化人文的复杂内涵，认为“两种文化”的对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这个公案并不是对争论的本身有兴趣，而是借此说明：从蒲朗克到斯诺，短短七八十年之间，科学与人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一升一降，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争论之所以出现，并持续至今（按：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曾为此特制四十年纪念的讨论节目），象征着科学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现象。四十年后反观这场争辩，似乎斯诺更有先见之明，科学文化现在几乎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随而来的，则是文化评论家对科学的中心地位比斯诺更加肯定了。因此继“两种文化”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1995年又提出《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来，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专为一般读者写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虽说是为了“雅俗共赏”（Popluar），其实还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训练，读者若没有相当的数理知识，还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规模的书店都有几个书架列着这些读物，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现象；一般人的“人文修养”大有为“科学修养”取而代之的趋势。
1987年贾柯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最后的知识人》（The Last Intellectuals），主要讨论为什么所谓“公共知识人”（Public Intellectual）在美国社会呈现逐渐减少的倾向。此书的解说很繁复，这里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种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公共知识人曾经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出身，他们所发挥的功能今天已为科学家所取代。
譬如贾柯比在书别指出，英、美的分析哲学已取得全面的胜利，应该更合乎科学时代的需要，但何以他们在社会上的一般影响力反而比不上20世纪中叶以前的哲学家？布氏的回答非常干脆：科学今天无论在政策或哲学涵义方面，其所引申的后果比从前越来越深远，政府与社会都不能不更加重视。分析哲学家尽管在“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Science）方面有种种精巧的建构，但是毕竟还是科学家对他本行所进行的哲学家思考更为先进，也更为有用。
我必须说明，这里引布洛克曼的话，不过是借以指出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在一般人的意识中，科学今天已稳居文化领航的地位，人文则退处次席。我虽不同意布洛克曼对整个问题的分析，但不能不接受他所陈述的事实。现在人文与科学之间“霸权”交替的史迹已明，让我在这个基础上，检视一下人文研究在20世纪的动向。
在这篇短论中，我试图提出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观察：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这显然是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所创获的知识不但具有普遍性、准确性、稳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严格。人文研究见贤思齐是很自然的，尽管这一效颦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远多于成功，但整体来看，20世纪的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学典范的引诱之下游移徘徊，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姑就文、史、哲三门各说几句话，以见其梗概。
先从我比较熟悉的史学说起。由于对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不完整的了解，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英、美、法）史学主流便是要把它变成一种“科学”（即所谓“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20世纪西方史学的流派多不胜数，但其中最有势力的几乎都企图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把史学化为“科学”。
马克思派的历史“规律”说固不必说，法国年鉴派的“长期”结构或系统也是尽量要使历史现象和自然现象减少距离，因而可以接受“科学的处理”。20世纪初叶美国“新史学”继“科学史学”之后，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扩大史学的“科学化”，不过不是直接与自然科学接轨，而是与社会科学合流，而社会科学当然奉自然科学为最高的知识典范。这一潮流在美继长增高，至五六十年代而登峰造极。
在这一风气下所取得的最大创获，则在美国经济史方面。佛格尔（Robert W. Fogel）与诺尔思（Douglass C.North）等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曾运用经济计量的方法，通过计算机对庞大统计数字的处理，研究了美国史上的经济成长、铁路建造以及奴隶制度等多方面问题，得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结论。但严格地说，这项成就已属于经济学，而不是史学。所以他们在几年前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如此，美国一般史学家对于他们的结论还是颇多持疑。佛格尔关于南方黑奴是奴隶制度的受益者之说，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论。量化史学在60年代极受重视，社会史（如家庭关系）、政治史（如投票行为）都曾予以援用。但时间久了，大家发现统计数字的解释甚难确定，这样的“科学的史学”还是无法达到自然科学关于建立规律、精确、预言或预测等等的需求。
8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界对它的热烈期望终于逐渐冷淡了。这里我必须补充一句，20世纪中仍然有不少人把史学列入“人文”的范畴，因为史学究属“理科”（Sciences）或“文科”（Arts），是一个争辩不休的问题。50年代以后美国思想史的研究受到欧陆“精神科学”传说的影响，特别是柯林乌（R. G. Collingwood）的启发，也开始重视“同情的理解”以及“人”的主观作用。这条途径终于引出了今天所谓“诠释学”的流行。但整体观察，追求各式各样的“科学化”则一直是史学的主流。
关于哲学与文学也取法于自然科学，我只能说得更简略。20世纪是所谓“分析哲学”的时代。这个笼统的名词虽然包涵着极复杂的内容和不同方向的内在发展，但专就它与科学关系而言，分析哲学甘居于辅佐地位的现象始终未变。从开山大师罗素，30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到50年代以后的蒯因（W. V. Quine）都是环绕着科学知识（特别是物理知识）而建立一种“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
蒯因有一句名言：“哲学只要以科学为对象便尽够了。”这句话虽引起不少同行的诟病，但的确表达了分析哲学的主要精神。所以在它的笼罩之下，政治、社会、哲学十分寂寞，直到1971年，刚刚过世的劳尔斯（John Rowls）的《公平理论》出版，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其书究竟是否应当归功于分析哲学还大成问题。80年代中期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分析哲学的评论，这里便不再详说了。（见《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1992年版）
文学研究同样在科学典范的笼罩之下。在“新批评”未兴起之前，美国大学中的文学研究以历史语言学（Philology）为主轴。而此时的专家明说要把文学研究建立成与“科学”相同的一种严格学科。这和“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见解十分相似。中国学人当时也以乾、嘉的“训诂考证”体现了一种“科学方法”。
30年代至60年代是“新批评”执牛耳的时期。“新批评家”嫌历史语言的研究不够专门化，把许多外在的因素揽入文学领域之中，如历史背景、作者的生平之类。所以他们主张直接以作品为对象，“细读”而后进行“分析”。不但历史背景与作者生平必须推向边缘的地位，而且作者的本意也毋须理会。因为创作时的想法早已一去不返，即使作者本人事后追忆也未必可靠。所以除了细读与分析之外，作品研究最重要的则是让它接受普遍而又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的评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方式与科学家对待自然界万物态度是很相近的。把作者本意搁置不问之后，则作品或文本已转化为一个客观存在，因而为研究者提供了直接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文学研究自然很难安“普遍规律”的寻求，但仍有其替代物，即所谓“普遍而不变的价值标准”。“新批评”以分析技术为工具，直接研究作品取代了以前历史与训诂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这也明显地受科学文化的激荡而使然。
如果奉科学知识为典范，历史确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分析哲学长期以来都将哲学史划入另册。社会科学的视野一般也不包括历史在内。经济学走上数学模型的科学之路以后，连经济思想史也不得不退出经济课程的中心。
如果以上的观察大致不错，那么“新批评”的文学研究恰好与同时的史学、哲学采取了同一步调；科学的示范作用在此是无可否认的。“新批评”的权威一直维持到60年代中期，接着便是尽人皆知的“解构”运动的爆发，最后发展到根本否定西方“经典”的地步。这一猛烈的思潮并不限于文学领域，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无不受到它的冲击。这个大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我现在想指出的是它与科学典范的关联。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60年代的后期所写《美国新批评中的形式与意向》（Form and Intent in American New Criticism）是最早发难的文字之一。这时他还不是解构论者，仅仅引用欧陆的诠释学传统以质疑文本的“客观”地位。他认为新批评的错误在于将“文学对象”（Literary Object）混同于“自然对象”（Natural Object）。
如果到此止步，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是人文研究开始摆脱科学典范的笼罩。但是到解构论上场时，德里达（J.Derrida）和德曼等人的文学观点则显然流露出科学的影响。解构论把文本看作“场”（Field），并且说其中流动着“力”（Force）、“能”（Energy）与互相冲突的成分。这些“力”、“能”所发挥的功能是在无目的活动中显出其目的性。（见M.H.Abrans，"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Studies，1930-1995，"in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138页）不但名词借自物理学，所描述的也明明像是物理现象。这个疑团我在一部研究福柯（M.Foucault）的书中终于找到了解答，福柯正是用“场”的概念来建立一个新的模型，以分析文化现象。
他从新物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吸收了若干观念，组成一套颠覆人文传统的理论。所以他的“知识考古学”与新物理在思维结构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以变动为系列的“断裂”而非连续，如反对知识论上主客对立，如否认离开人的观察过程而能认识客观的实在，如以或然率与不确定原则代替因果律与决定论，等等。总之，新物理学怎样向古典物理学挑战，“知识考古学”便怎样向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挑战。量子力学动摇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这是爱因斯坦始终持疑的主要原因），“知识考古学”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详见Pamela Major-Poetzl，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Western Culture:Toward a New Science of History，1983，第三章）
援引新物理学入人文研究的领域并不自福柯始，早在50年代中叶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巴特（Roland Barthes），即已畅论物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他明白指出：最能有助于当代文学的理解者，除现代电影手法外，便是物理学；但非牛顿的古典物理，而是现代新物理。德里达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无他物”；他又强调文本意义不能确定，因人而异。这样看来，前引解构论把文本界定为“场”便毫不足异了。解构论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面向，而后现代主义今天正在冲击着人文研究的每一部门。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它与物理学的一段渊源。如果把后现代看作西方的最新思潮，那么我们便可以毫不迟疑地断言：西方人文研究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掉奉科学知识为典范的基本心态。
二、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上面我根据具体的事例，试图为20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动态勾出一个历史的轮廓。我所引用的事例是一般公认的，其间很难有个人任意取舍的空隙。这一轮廓透显出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实。
第一，人文研究在西方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代之而兴的则是自然科学，特别从基本科学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科技。我们只要看看今天世界各国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投资比例，便十分清楚了。第二，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的人文研究大体上都奉科学知识为典范，进行了各式各样的仿效，虽然始终未能接近物理学、生物学的成功高度。
专从这两种动态说，好像20世纪以来是一部科学越来越兴旺、人文越来越冷落的历史。我这篇文字到现在为止，也好像是在一方面颂扬科学，另一方又为人文叹息似的。其实不然。上面所指陈的不过是人文研究的现状及其演变的轨迹；通过这一演变，我们恰恰可以看到一种可能性，即西方人文研究也许正处于再出发的前夕。华特生在《现代心灵》这部大书的结尾处，特别标出“新人文、新经典”之目，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下面我要简单地说说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人文研究逐渐恢复独立
人文研究作为一个有别于自然科学的知识领域，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它的独立地位今天是更加强，而不是更削弱了。人文与科学的划分，特别流行于19世纪的德国。但20世纪初叶以后，这两大领域的分界受到严重的质疑。
维也纳学派的纽拉斯（O.Neurath）、卡纳普（R.Carnap）等人倡导“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的运动，企图以“科学方法”统一一切学科，声势浩大，逼得人文领域几乎没有存身之地。两年前去世的蒯因是分析哲学界的重镇，他曾经内部批判了逻辑实证论的一些极端论点。但他基本上仍奉“科学知识”为知识的最高标准。他不谈“统一科学”，而仍以最广义的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为一“连续体”，最抽象的一端是数学、物理，最具体的一端则是工程、史学之类。
他自己所提倡的哲学则直接与数、理相连续。这个“连续体”比“统一科学”自然减少了霸道的意味，然而人文不成其为一独立领域，却依然如故。到70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家已开始改变态度。普南(H.Putnam)先后师事蒯因与卡纳普，早年的哲学研究集中在科学知识论方面。但是1976年他在牛津大学担任洛克讲座时，讲题却是“意义与精神科学”（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所谓“精神科学”即德文的geistwissenshafter，本文为方便起见，称之为“人文”。
他在第六讲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源头，承认在“理论知识”之外尚有“实践知识”。这两种知识各有领域，既不能“统一”，也不是“连续体”了。普南之所以如此改变显然是受了欧陆现象学、注释学士甚至后现论的冲击。因此我们大致可说，这二三十年来是人文领域逐步恢复其独立地位的过程。
2.人文与科学绝非各霸一方
这个重建的或恢复的人文领域，已经过了长期与科学领域的密切的沟通。早期人文研究者奉科学知识为典范，毋宁是一个自然而不必要的过程。科学方法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中取得的卓越成绩，自然引起人在人文、社会的研究领域中作同样的尝试。
人文、社会研究“科学化”的梦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并不算是全军尽没，因为人文、社会现象中毕竟有可能接受科学方法处理的部分或层次。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便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索罗（Robert M. Solow）也指出，经济学如果过分师法理论物理也有很大的危险。他特别警告，经济规律与物理规律未可等量齐观。后者确是普遍性的，热和光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但经济现象中相当于光和热的仅占其中极小的一部份，绝大部份都离不开历史和社会环境。
然而经济学如果不经过“科学化”的阶段，索罗如何能总结出这一有价值的经验呢？推之人文研究的其他部门，也都大同小异。所以人文研究今天能重新出发，是和它与科学的长期交涉分不开的。
今后人文与科学之间绝不可能是“精神”和“物质”各霸一方的关系，如中国学人在“科学论战”时期所想象的那样。前面引斯诺的“两种文化”论，力主双向交流，倒不失为一个可行之道。
3.如何重建新的人文研究传统？
西方最近二三十年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思想冲突十分激烈，尤以后现代论的攻势蔓延最广，而又经久不息。文学研究所受的冲击最大，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波动。但可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曾因此溃不成军；常态的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着。新观点、新题目当然大量出现了，坚守旧垒的也依然大有人在。以首当其冲的文学领域而言，最有才能的布鲁姆（Harold Bloom）便奋起保卫《西方经典》（Western Canon，1994）。
他的老师亚布兰（M.H.Abrams)更是乐观得很，因为后现代论集的编者已明白承认“传统派”的文学研究中有卓越的成果，而且还源源不断地涌现。史学领域更是如此，限于篇幅，不详说了。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极有启示性。中国（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科学研究现在大致已赶上西方的水平，而人文方面似乎相对较弱。为什么呢？问题似乎便出在研究传统上面。
中国的科学研究是直承西方传统而来，其中毫无间隔，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人文研究则无法直接与西方挂钩，除非所研究的是纯西方的东西。中国在“五四”以后二十年间确曾出现过一个人文研究的传统，成绩卓著。当时文、史、哲各方面的创获今天仍在日本与西方的“汉学”论著中有清楚的反映。可惜因战乱关系，这个研究传统中断了。所以怎样重建一个新的人文研究传统，是我们的主要课题。这便引至本文的最后一个论点。
4.西方人文研究的基调已变
如前所述，西方的人文研究现在已开始收复一部分失地，重新出发。对于人文、社会现象，很少研究者还致力于追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五六十年代美国“现代化理论”风行一时，那是假定所有“传统”社会最后都会曲曲折折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一理论中也包括若干可信的经验观察，不能一笔抹杀。但作为一种普遍模式来看，它的基本预设——社会发展具有普遍的规律和阶段——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今天，西方人文、社会研究的基调已变。去到每一个国家，我们不能以主流文化来淹没或压制少数族群的文化；以全世界而言，西方文明也只是许多文明中的一支。在人文领域中，人类学家提出的“局部地方的知识”(Local Knowledge)取代了科学家的“普遍性知识”。以前服膺“现代化理论”的政治学家，今天也以“文明的冲突”代替以前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无论是一个社会内的少数族群、文化或西方以外不同的“文明”，首先都必须从其内在的脉络中去求了解。这是今天西方人文研究的新预设，其中涉及许多理论上与方法论上的复杂问题，这里存而不论。
我特别指出这一新动向，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文研究提供了再出发的契机。这里我暂且将“中国人文研究”局限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明范围之内，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谓的“国故”。我立此范围以自限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国故”是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所在；第二，“五四”所提出的“整理国故”，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可惜40年代以后因战乱而中断。以客观条件说，这应该是中国学人最能有贡献的领域。但是我不但不在“国故”与中国人文研究之间划上等号，甚至也不认为前者必然构成后者的最重要的内容。读者幸勿误会。
当年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事实上是指用西方既有的学科分类系统，全面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科学方法”四字的提出则表示这一运动在观念上将西方“科学的史学”搬到中国来了。但这只是运动的口号而已。在实践中，由于那一代的人文学者都出身于旧学训练，或继承清代经史考证，或偏好宋、明理学，或沉潜于晚清复兴的佛学，他们的专门论著大体都能显出对古书理解的深厚功力。其中，真正运用了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地方实在微乎其微。他们在短短二三十年中能够形成一个研究传统（Research Tradition），是和早年的旧学根柢有莫大关系。
篇6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人文素质
中国自古有“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这是古代圣贤的先见之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礼仪之邦，重视人的内在品格的提高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深刻内涵的体现。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纵然风云如何变幻，亦岿然不动，是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的。我们的祖先在社会教育中，将修身养性放在人成才的众多要素的前列，可见他们是十分重视对人的内在修养的培育和做人素质的提高的。读书应该有更为高尚的追求，而不应该局限于眼前的浮华。读书的本质首先在于完善人的心灵世界，使人从自然属性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总体上，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在当今略显浮躁的社会中，虽然人们受教育的内容更规范，年限更长，知识更丰富了，但不少人在成才的标准上却显得目光短浅了，这主要体现在对人文素质要求的降低。人文素质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指标。
一、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状况不容乐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们在庆幸改革给我们带来的一切进步的同时，更要警觉到一些腐朽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正渐渐占领着我国人民传统的思想阵地，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如注重“德性”、“重义轻利”等受到严重冲击。市场经济强调利益的最大化选择，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唯一目的或最终目的，而忽视社会和人的价值，那是得不偿失的。由于现实中的各种物质利诱和外来腐朽思想的渗透，人们对于成才标准的判断上出现了有违社会发展规律的现象，如“只要成绩好，就是好学生”，读书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是“将来能挣很多钱，过上富裕的生活”，“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等。人们在成就的获得上，更加注重速效，而容易漠视润物细无声的人文素质的培养。他们更讲求务实，追求即时的满足，对于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等做人的最基本的问题失去了耐心，这是不健康的表现。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生活却贫乏了，科学发展了，人文素养却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我们的教育怎么了。这种现象不仅在基层民众中存在着，在纯洁而神圣的高校校园内也有滋生蔓延之势。
在高校校园内，有些人包括相当一部分本专业的学生甚至教育工作者，对哲学社会科学丧失信心，失去耐心，甚至为此自卑。他们向往那些具有实际操作性能，能较快带来效益的知识，而哲学社会科学等重在从内在塑造人和提高人的修养的知识却时常遭受冷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当代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上明显表现出务实性，但往往又是短浅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其它的操作性较强的知识往往较多地受到学生的青睐，因为它们能较快的转化为直接的效益。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所以，在当今讲求速度，追求效益的社会中往往被轻视。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正是一个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一个民族的表征，也是人类的祖先留给后世子孙的无价财宝。如果说科学素质的培养在于帮助人们认识“真”的话，那么，人文素质的培育则有利于人民认识“美”和“善”。如果说科学知识的掌握有助于我们和自然界的沟通，那么人文素养则是指导我们如何实现同自然界交流，使人成为真正的高尚的人。一个社会整体的人文素质状况是衡量该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是人高级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
青年大学生身系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综合素质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祖国的未来。社会主义祖国需要的不仅是具有丰富知识和卓越技能的能做事的人才，更需要兼具品德和文化知识的会做人的人才。然而，当前的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不容乐观的，大学生在价值选择上出现了偏差。不热爱本民族历史文化，崇尚西方文明；不关心民族社会，注重个人和家庭；诚信道德不高，不懂得感恩等。在某种意义上说，会做人是人才素质中最根本的要素。如果说专业科学知识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在将来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一技之长，成为“才” 的话，那么渗透在其中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则帮助大学生成长为真正的“人”。“人”在先，“才”居后，没有“人”就无所谓“人才”。大学生是民族和社会的希望与未来，他们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素质，不仅要有“我”的意识，更要有“我们”的意识。如何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其中的人文素质，是整个社会要共同承担的重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其中一股重要的力量。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基地
高校不仅担负着培养高端人才的重要任务，更要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负责任，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就在此。思想政治教育自古有之，也是历代社会教育体系中最为敏感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对其所辖民众乃至整个社会所进行的旨在维护阶级统治需要的统治秩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实际有效的渠道，它以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既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政治思想教育，又对其进行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以及深刻的理论知识教育，其中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崇高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近些年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广义上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所有教育教学管理部门和教师所进行的一切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是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局限于少数思政工作者的活动，而是所有的教育教学工作者乃至整个社会共同从事的事业。它是通过各种内容和形式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并把高尚的思想观念、道德理想等内化。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在整个教育活动中起主渠道作用。因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丰富，形式不一，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它是高校各层次和所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这为大学生了解社会，关心社会以及自身的成长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在必修课的指挥棒下，大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从各方面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包括人文素质。大学生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更要培养素质。有知识不等于就有了素质，素质是在知识基础上的内化。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但也容易形成各扫门前雪，各自为阵的局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告诉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学生都应该关心国家和民族社会，没有民族社会就没有个人的一切。作为“社会的”人要从整体去把握社会，运用科学而崇高的世界观引导我们研究科学，从而使各种知识都服务于整个社会。真正的人才不仅要有精湛的专业知识，更要有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意识。当前的社会是复杂多变的，主要表现为社会利益关系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关系的多样化，人们价值追求的多样化，以及人们掌握信息的渠道的多样化和网络化的普及等。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清静的大学校园也难以置身事外，而且容易受到冲击，所以，实事求是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很必要的。高校不仅要传授学生科学知识，还要传授他们人文知识，不仅要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更要培养他们的人文素养。一个不懂得关心“人”的民族是危险的，没有希望的。
其次，最为根本的是思想政治课独特的内容和形式便于大学生接受。它采取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对大学生们进行从理想信念、道德生活、职业家庭、法律社会、国情历史、理论等各方面的教育，帮助大学生真正成长为一个“社会”的人。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身心处于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变期，是成才的关键期，所以更需要给他们提供正面的引导。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自由、民主和独立意识，但又不够成熟而且依然存在较大的依赖性，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加之社会上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成长容易出现偏差，拜金主义滋生、享乐主义抬头、个人主义蔓延。同时，大学生虽然表面看起来很独立，有主见，其实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往往较为片面，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他们意志不坚定，受挫能力不高，不知道如何适应。所以，当代的大学生其实也是较为脆弱的群体。
新生代大学生总体上家庭条件较为舒适，自幼习惯被赋予，依赖性较强而不懂得珍惜，感恩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他们喜欢眼前的花花世界，却不愿意思考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引以自豪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在一部分大学生面前失去了其应有的光辉和尊严，在一些大学生眼中，民族历史文化只是一种古老甚至枯燥的传说，但这些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他们有些人不热衷思考有关人生的深沉话题，更喜欢关注眼前的物质世界。有些人不热爱钻研深刻的社会科学理论知识，而愿意把精力投在某些实用性的课程或技术的学习上。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要丢掉关于人自己知识的学习，那是得不偿失的，对整个民族来说也是危险的。一个真正的人才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工具性知识，更要具有丰富的关于做人的知识。以上这些问题说明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要注重解决大学生的的实际问题。它通过多种渠道，从理论到实践，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专业学习和非专业学习的关系，做人和做事的关系，现代文明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它不是服从于哪些专业，那些学生，它服务于整个教育系统，对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负责。它不是讲大话，说白话，而是通过专业的研究对大学生进行深刻的关于理想信念、道德生活、职业家庭、法律社会、国情历史、理论等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成长为对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具有民族社会意识的优秀人才。它明确的告诉大学生，人才是综合素质的结果，其中人文素质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它是关于何为人、为何人、如何为人的素质，从而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指明了方向。
篇7
关键词：历史教学；自主学习；习惯养成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5-0158-03
《历史与社会》是以历史和地理学科为基础融合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课程。其中的历史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之一。历史学科教学要求在掌握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体验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探究过程和方法，正确面对人生和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逐步树立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掌握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思想觉悟的基础，没有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就不能很好地体验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综合探索的过程和方法，更无益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铸造学生的民族精神。文人拟从农村中学的实际出发，对历史课教学掌握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必要性问题作些初步的探索，以求提高农村中学历史课教学的实效性。
在我们农村中学的具体教学中往往会发现以下情况：
1.在具体的教学中启发提问时，学生往往要思考很长一段时间，支支吾吾，而又往往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难以深入；或照本宣科读一段课文，答非所问，不得要领；或启而不发，出现一潭死水的僵局。究其原因，除了原有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薄弱外，就是缺乏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技能，如同炮没有火药，放出来就是“哑炮”或“空炮”。
2.农村中学在教学中也在不断尝试自主讨论学习活动，在活动中我们往往发现部分学生并不能认真对待，或是夸夸其谈，偏离主题，不着边际，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或是不参与讨论，聊聊天，说说笑笑，将讨论课当成放松自己的好时机，究其原因，除了教师的调控尚不能到位外，就是学生的认识水平、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
3.农村中学也同时尝试让学生自主阅读自学课文，由于农村学生受农村教师“灌堂灌”的传统影响，老师讲学生听，老师问学生答，老师布置作业学生做，完成任务大功告成，没有形成固定的语系习惯和学习习惯，特别是一些理论性较强、阅读理解难度大、学生一时难以把握的教材，如果没有教师对教材作适当的浅化和教师作学习目标方向性的引领，对部分学生而言等于是放任自流。
上诉现实状况，往往导致教学效率不高，并不能如期完成教学任务。基于上述学生的学习状况，笔者讲讲自己采取相应对策的不成熟看法：即采用切合学生实际认识水平的“列提纲”的方式组织教学，让全体学生投入到自主学习的状态中，整体感知教材，掌握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和技能，并不断强化，进而进一步深化教学，有可能改变学生在教学中的不利现状。具体的做法是：教师在课前就教材内容理出主要知识点、重难点，精心设计好学生自主学习提纲，为学生自主学方向性的思路，从而达到降低学习的难度，提高学习明晰度的目的。下面以人教版《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上册第二课“汉唐盛世”中“盛唐气象”这框内容为例，谈自己的初步探索。具体的操作课分为四步进行。第一步：依据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文化基础对教材作适当的浅化，以排除学生自学的理解障碍，如教材中“武则天死后，唐朝政局动荡”，唐玄宗通知前期“政治清明”，“任用贤能，励精图治”，晚期“朝政逐渐混乱”。教材中有叙述，但无具体内容，就农村中学生而言，是绝大多数学生不能理解和解决的问题，教师须发挥其主导作用适当地补充说明。再如社会经济繁荣，农业方面的具体表现，教材中只提到生产工具“筒车”与“曲辕犁”的发明，而农业发达则插入了杜甫的《忆昔》诗及思考题，须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通过对诗的分析理解，对诗文反映出的盛世景象做出结论。通过浅化教材对学生而言起到了搭桥引路的作用，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解除了学生学习的畏难情绪。第二步，布置学生阅读课文整体感知教材，依据提纲，给课一些批注，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把握知识点重难点，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学习技能。具体提纲如下：（1）速读课文，理出“开元盛世”的形成过程。如：贞观之治（唐太宗）――贞观遗风（武则天）――开元盛世（唐玄宗前期）。（2）开元盛世的具体表现：①社会经济繁荣，理出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具体表现。思考并批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原因。②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理出唐朝社会生活的特点和具体表现。③唐朝农业科技方面的两项重要发明及其作用。（3）唐朝衰弱的原因。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疑难问题，教师巡回指导，特殊问题个别指导。共性疑难问题，课堂集体指导。第三步，检查自学成果。具体操作可指名学生小结自己的学习收获，教师解答共性问题，深化课堂教学。第四步，引领知识迁移，学会运用，突破难点。如：（1）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及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2）武则天为何要自己立一个无字碑？你对武则天如何评价？（3）唐朝中期为什么会出现盛世现象？（要求从国家、社会、交通、统治者的重视人、人民的作用几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以上做法基于以下理由：第一，教学过程是在师生互动双边活动中展开的。在上述自主学习活动过程中，学生依据提纲自学，带着问题看书，并依据教师的要求，完成一定的任务，学生对重难点只是领会得更透彻，掌握得更牢固，符合学生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规律。回答问题时能做到“荷枪实弹”“有的放矢”。第二，自主学习的教学过程中，能面向全体学生，使全体学生有针对性地参与到教学中来，把学生推到主体的地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是学生的引领者，困难问题的解疑者。符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现代教学理念。第三，自主学习过程，既能培养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的既能，又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第四，当代社会新生事物不断涌现，知识急剧增加，更新速度加快，人们只能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飞速前进的步伐，学习化社会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人们在新世界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学生通过自主学习逐步养成自学习惯。一旦习惯成自然，必然能为学生的终身学习铸就一个良好的根基。
总之，在农村中学历史课的教学中，把依据提纲自学，作为历史课教学的一个关键环节，并对学生的自学行为进行不断优化，坚持不懈就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优化自己的学习行为，提高阅读自学能力。通过在自学的过程中感悟历史的真谛，提高人文素养，从而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参考文献：
[1]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二）解读[M].北京师范大学，2002.
篇8
【关键词】 高校 公共选修 课程体系
一、构建科学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
1、高校公共选修课的教育目的
高校开设公共选修课程的目的是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品性修养，完善知识结构，发展兴趣爱好，培养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新型学科不断涌现，学科交叉、渗透、融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呈日益综合化的趋势，这样更需要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高等学校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共同的结果。
通过公共选修课程的学习，学生能较系统又有重点地了解到一些非常实用的社会经济、生活知识。通过开设大批丰富、优秀的公共选修课，在传授给学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融入理想、道德和传统文化，启迪学生的智慧，帮助他们了解和把握种种人文、社会现象的本质，成为德才兼备、人格健全的毕业生，这正是各高校开设公共选修课的目的所在。
2、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
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是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的社会更需要综合性人才，这就要求文科学生应当有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理工科学生则应有必备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对每个学生来说，科学、技术、文学、历史、哲学、法律、艺术等等都应该在他的视野内。
学生不仅要掌握相关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知识，还要了解当今信息社会的新知识点，关心新能源、新材料以及全球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关注社会热点和现象，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和发扬。人文教育侧重培养人的形象思维，科学教育侧重培养人的逻辑思维，教师通过传授知识，教学生学会如何做事、如何做人，重视人格的不断健全和完善。高校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抓好公共选修课管理工作则显得尤为重要，具有现实意义。
3、高校要逐步完善科学、规范的具有本校特色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
公共选修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形式之一。高校要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就必须加强对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改变以往公共选修课的散置性、随意性现状，有效利用高校已有的教学资源，构建起一个具有高校自身特点的、科学合理的、规范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
公共选修课程体系应有利于学生人格品质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对社会现象和文化的判断能力的形成，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改善和文化品味的提高。各高校应根据本校的学科特点、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学生的个性差异等条件开设公共选修课，防止课程出现随意性和盲目性。教师在讲课中要注意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知识要新颖，培养学生与社会相适应的能力，增加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样才能达到公共选修课开设的目的。
4、严格制定公共选修课的开课标准，确保教学质量
（1）规范公共选修课的开课原则。为保证开设高水平的公共选修课，学校及院（系）应多方面重视，对于办理开设公共选修课程的审批手续要严格把关，要求有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才能申报公共选修课。教师开设公共选修课前需填写开课申请表并提交课程大纲，经院（系）审核后报教务处审批。公共选修课程一般不超过32学时，如超过32学时的，申报时必须说明其理由。教务处同意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程，应编制相应的课程代码。新开课（或开新课）的教师必须通过试讲，双语授课由教师提出书面申请，教务处进行资格审查。
（2）课程实行调整和淘汰制。对于一些教学内容陈旧、观点落后，与现实社会发展及需要相脱节的课程，要求重新调整教学内容，修改教学大纲，重新申请开课。公共选修课表排好后应录入选课系统，供学生网上选课，选课人数不足却开班的课程，教务处应给任课教师下发公共选修课停课通知书。
（3）鼓励教师多开、开好公共选修课。由于每学期有3万多人次参加公共选修课程的学习，为保证充足的课堂资源来满足学生的选课需要，学校应鼓励教师每学期多开、新开公共选修课，同一门课程开设多个课堂，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每个课堂要求接收学生不少于180人。学校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应与选课人数挂钩。上公共选修课作为本科教学任务，课程内容应不断充实、更新，调动学生选课的积极性。
（4）加强教学质量管理。教师上课要严格按课表进行，任课教师因病（事）等原因需办理书面调课手续的，经教师所在院（系）同意，报经教务处批准后调整。教师补课需提前向教务处申请教室。
公共选修课开课第一、二周内所有课程有专人检查，落实教师上课和学生到课情况，并且不定期到课堂检查到课率。学校教学顾问组通过抽查听课、学生网上对教师进行课堂评分等方式，检查公共选修课的课堂教学情况，同时每学期对十门左右课程进行课堂问卷调查，回收问卷调查表，对学生的反馈意见进行整理分析，及时与任课教师沟通，提高公共选修课的教学质量。
二、公共选修课的发展和变化
合校十年来，我校专业更加齐全，公共选修课覆盖的学科范围更加广泛，增加了不少内容丰富、知识和趣味性强的课程，公共选修课程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开出许多深受学生欢迎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课程，对促进学校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改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学习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活跃校园文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教育效果十分显著。
刚合校，我校公共选修课程划分为人文社会科学、艺术赏析与技巧、语言、自然科学及其他五大类，2000年开设163门、200个课堂的公共选修课，有17122人次参加了选修。现在公共选修课程体系分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三大类，涉及文化与哲学、语言与文学、历史、法学、管理、艺术及其他、科学基础和科技史、信息技术与计算机及其应用、能源动力与环境科学、新技术制造与电子技术及应用、管理科学与经济、医学等方面的课程。其中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语言、管理、艺术及其他、自然科学类课程定为一般课程，其余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综合类课程定为核心课程。2010年学校开设386门、549个课堂的公共选修课，有57681人次参加了选修。
2004年前公共选修课采取学生根据选课指南和课表到课堂试听，确定后找教师登记选课，2004年后全校公共选修课进行计算机网上选课，极大方便了学生选课、成绩登录、课堂管理等。由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参加公共选修课学习人数增长很快，因此，为了补充新知识，拓宽学生视野，激发学习兴趣，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我校每年都不断开出一批新的公共选修课程。
现在我校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担任公共选修课教学任务的教师队伍，其中不乏一批知名教授和学者。选修课程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由于教师们精心准备，内容新颖，讲课生动风趣，引起学生们的极大兴趣，致使许多课堂选课人数爆满。随着学校对公共选修课的不断重视，在教学改革、教材建设和教师业绩评定等多方面的支持，教师们在教学中的认真投入，公共选修课的建设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有深受广大学生喜爱的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有的教师申请到省级教改项目，还有的教师因为公共选修课上得好，被学生评为“魅力教师”。
三、深化公共选修课改革的初步设想
1、完善课程体系
公共选修课程的体系要本着了解社会需求和学生需要，结合学科和专业的实际，合理设置公共选修课程的门类，并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更新。课程的设置可由纵向深入型改为横向宽广型，学科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增设一些涉及文理边缘学科以及新型学科的课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可引导学生对当前低碳生活、网络文化、知识产权、理财规划、传统文化等热门话题进行思考，还可开设如运动及技巧、社交与礼仪、实用性课程，以扩大知识面。
结合本校特点、学科发展和师资队伍，借鉴兄弟院校的课程建设的经验，挖掘出一批人文、科技、艺术、拓展类的课程，近一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如当代文化热点研究、人性与人际关系、路桥与美学、中国民居民俗等课程。
2、课程内容不断深化
课程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一致，不能因人而设课，教学内容要不断更新，通过对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在探索创新的思索中碰撞出火花。为达到培养师资、追赶学科前沿和发展交叉学科的目的，学校应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进修学习，指派专人收集资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教师还应结合自己的科研成果不断补充新的知识，充实和完善教学内容。
学校遵循“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原则，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课程不能取决于教师个人兴趣和爱好，与教师专业及研究方向不同。教学中教师应注重讲练结合，对教材的使用、实践环节等方面也应重视，避免出现公共选修课开课质量不高的现象发生。
3、教学方式的多样性
公共选修课的改革应体现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由于公共选修课的学分相对较少，课程内容不可能广泛涉及，这样教学方法的改进就显得尤为重要。公共选修课相对于必修课教学来说，其具有相对灵活性、方法多样性、内容趣味性等特点，教师在授课中可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参与式等方式。如指导学生广泛查阅中外文献，课程结束写出论文；教师结合实际开出若干专题讲课，通过课堂分组形式进行讨论，由学生相互点评、教师进行总结来教学，使学生学习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思考；可组织模拟法庭开展辩论，也可以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来开展主题演讲和辩论等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气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可带领学生进行室外观赏，作市场和社会调查，计算机机房实例演练，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是当前世界高等工程教育的趋势，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的需要，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是需要长期坚持并不断进行改革和发展的，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公共选修课程体系，把公共选修课程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使公共选修课教育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周远清、季羡林：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第5卷[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2] 白月桥：素质教育课程构建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篇9
【关键词】后殖民 反科学思潮 后现代 科学知识社会学 相对主义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20-0033-02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世界多元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带来的现代性危机的凸显，以地方本土文化和被殖民国家为出发点看待西方科学的独特视角——后殖民科学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后殖民科学观的兴起和发展基于对科学技术危机进行后现代反思的解释语境，与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异质化综合作用相互关联。
一 人文社会科学的后殖民研究与库恩哲学的后现代启示
后殖民语境形成于传统殖民主义和与之相关的价值取向的硬性传播结束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意识形态的软性策略及其对自身主导价值的无可怀疑的隐性表征中成为西方知识与权力的现代性文化殖民地，对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展开了后殖民理论研究。最早的后殖民理论由赛义德提出，赛义德思想指出，西方的文化霸权谱系和话语垄断地位建构并模塑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身份、语言知识系统和政治经济体系。以赛义德思想为核心的赛义德现象产生了如后殖民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质疑欧洲中心主义的合理性、重构各民族文化关系的同质性事件，其中不乏对科学的客观真理的中立地位的讨论，从而为后殖民反科学思潮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调和话语基础。霍米·巴巴将赛义德在其《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的关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复杂文化关系的对位阅读视角进行了进一步分析，试图对殖民地国家的主体性地位进行再思考和重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殖民研究逐步扩展到元科学研究领域，这是后殖民科学观形成、发展的外在逻辑基底。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后殖民研究是科学哲学中后殖民思潮兴起的外在背景，从科学哲学学科内部来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从科学史的视角将社会、心理因素引入科学元勘的研究中，形成关注科学发展外在逻辑的科学哲学观，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兴起具有导向作用。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开放性的多维社会空间，范式的转变“使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个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处于不同范式内的科学理论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变则意味着世界观的转变。理论的合法性是针对相应范式而言的，真理具有相对性，而不是揭示实在世界本相的绝对客观真理，这就使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变得难以识别。
可见，在库恩哲学中，科学知识成为科学家整体背景、利益勾连和社会协商的产物，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受到质疑。后现代主义沿袭并更为激进地讨论了库恩哲学中由范式理论和科学划界问题引起的科学知识的相对性问题，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怀疑和解构，以往认为的稳定有序的科学知识成为后现代主义审视的对象，科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相对主义的思潮中被逐渐消解。库恩对后现代科学观的启示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奠定了研究旨趣上的相似维向，而库恩哲学和SSK对西方科学的社会历史维度的分析和对这种产生于西欧的知识的普遍有效性的怀疑，均为以反科学为其思想倾向的后殖民科学观奠定了社会化语境。
二 SSK的社会建构论及其实践转向引领后殖民科学研究
自库恩哲学以来，科学的中立性地位受到诸多科学哲学家的质疑，从而营造了相对主义和反思科学的后现代思潮。库恩向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注入社会历史因素，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并实现实践转向的SSK则将西方科学置于政治、历史、资本、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要素构成的开放的可能性空间中加以解释和重塑，这比库恩的社会历史观点更具体和富于历史性。SSK的社会建构论从实践和经验角度对科学理论的形成、检验和运用展开实验室的地方性语境化研究，将西方科学表征为一种地域性的实践知识，从而消解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性和先验论。后期SSK的代表人物塞蒂那在其著作《制造知识》中将科学产生的具体地点——实验室作为专门的文化研究单元加以人类学考察，说明实验室是一种具有地域性的制造知识的理论概念，而在非西欧地区的弱势种族的本土知识在现代化的社会中也值得重视和研究。
既然科学知识的形成和检验处于地方性情景中，那么科学在如此广阔范围的“普遍”应用又怎样用地方性观念加以解释呢？劳斯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思想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进路，将科学的拓展解释为产生于特定实验室座驾中的语境知识的标准化和去情景化过程，他认为，这种对科学加以运用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得失权衡，而不是科学知识具有普遍特性的体现，这就为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和相对性做了有效辩护。科学问题的构成、理论内容的评估、实验检验的建构等科学研究活动均处于海德格尔和劳斯所说的“寻视性关注”中，任何科学研究活动都不能脱离其产生、形成或应用的具体地方性境况，所以，科学研究和应用拓展的机会主义特性使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凸现出来。
塞蒂那和劳斯从后现代立场出发，说明了产生于具体情景的西欧科学的地方性特征，同样，后殖民科学观的代表人物桑德拉·哈丁认为，产生于西欧历史背景下的科学是一种地方性单边知识，它与其他地域性知识，如中医、印度佛学等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地位。哈丁说，西欧科学之所以可以称为一种地域性知识体系，是因为不同文化都有各自产生知识的社会组织，欧洲的扩张不过是一个带有更为方便的实验室以及教育、基金力量、高傲的评论杂志等方面的社会组织扩张力量。而在部分更为激进的持后殖民科学观的学者看来，科学更是成为意识形态、政治和宗教斗争的实用工具，这种激进的带有强烈的后现代色彩的后殖民科学观消解了科学的合法性和真理性，具有明显的反科学色彩。可见，后殖民科学观认为，产生于西欧国家的科学的本质是地方性，普遍性和客观性只是一种标准化的表象，它体现在欧洲中心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的霸权扩张中。
三 后殖民反科学思潮的外在逻辑与相对主义的后现代缠绕
后殖民反科学思潮从科学的形成、辩护和应用的实践过程中强调知识的地方性表征形式，论证了科学知识虚假的普遍性，突出了作为欧洲地区知识的科学和其他非欧地区的地域性知识在文化上的平等地位。安德森在其文章《后殖民技科学介绍》中从科学的社会交流的角度对科学的后殖民研究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后殖民”并没有意味着殖民主义的结束，相反，它标志着以前几个世纪里殖民者的欧洲扩张对当下的影响——知识与社会间的激烈碰撞。所以，后殖民视角为研究变化着的经济与科学，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相互重组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与库恩、SSK有相似之处的从科学外部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结构考察科学的方式没有像传统科学哲学那样分析科学理论形成的逻辑过程，而是从科学知识的流动和转译中探究西欧科学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具有明显的外在主义逻辑特征。
持后殖民科学观的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中蕴含着逼问自然、拷打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科学观念体现了欧洲的霸权扩张、文化侵略和社会压制。桑德拉·哈丁在其著作《科学的多元文化性》中论述了科学作为地方性产物的文化特征，并结合其女性主义立场说明了科学是欧洲文化入侵的先锋队。兰丁则将这种观点表述为：“必须对科学持怀疑的态度，因为现代科学是我们时代最基本的统治模式，它是所有制度性暴力的最终辩护工具。”后殖民科学观将知识看作是社会性和民族性的表征方式之一，它的形成、发展和运用依赖于当地的文化气质、经济状况、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构成的空间结构框架。这种重新解读知识概念、将地方性注入西欧科学的后殖民科学观存在着反科学的倾向，也与后现代主义无法避免的相对主义发生纠缠。也就是说，当科学的后殖民研究面对以非欧本土文化为背景的地域性知识时，后殖民科学观在衡量各种地方性知识的缘起和地位时失去了主导地位，从而使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各个地区或民族的独特地方背景相映射的简单的交流或实践活动。
所以，后现代语境是包含多个流派和多种观念的话语集体与实践群落，库恩哲学的社会历史维向、SSK的社会建构论思想及其实践转向均为科学的后现代解读提供了解释学背景，后殖民科学观的形成存在于人们为克服现代性危机形成的后现代社会化语境中，其反科学的思想倾向无可避免地与后现代相对主义发生纠缠。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35
[2]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110
篇10
关键词: 医学生 人文素质教育 应对措施
医学科学从来都不是纯粹地与社会、文化无关的纯自然科学。它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是以人、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为服务对象[1],其本质为“人性化的医疗”,是基于人文、科学、哲学的学问。医学生的教育不仅要有科学知识、专业技术的传播,同时还要有科学素质、人文精神、人类文化的修养。西方发达国家如美、英等国较早注意到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问题,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医学科学家明确提出了医学既是生物科学,也是社会科学的见解,要求在医学教育中增设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而相比之下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尚存在较大差距,并亟待进一步加强。
1.目前我国医学教育现状
1.1现有医学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比例偏低。
我国医学院校在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在现有医学教育课程设置结构方面,尽管通过改革,医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趋于合理,但许多深层次问题仍没有解决,传统的教学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人文学科课程绝大部分是国家规定的大学生公共政治课教育,尽管其中也有医学人文精神培养的内容,但相对来讲,真正符合医学生特有的人文科学教育的课程很少。重医学知识教育,忽略医学人文精神教育的倾向没有得到改变。
1.2传统学科分类导致医学生轻视对人文学科的学习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从医学生的生源来看,医学院校一般是归属于理工科类,中学的文理科分班概念,使得入校的学生一入学就认为,医学院是理工科类学校,学习中自然重理轻文,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轻人文知识的储备;重医学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医学技术的学习,轻医学人文观、价值观、伦理观等人文精神的修养,甚至把医学科学基础理论中关于人的生命意义、生命本质、医学目的、医学价值等问题的思考都排斥在自己的专业学习范围之外。这种落后的医学观念明显影响到医学院校教学体系和教学管理,极大地影响了医学人才观的形成,也势必影响现代医学的长远发展。
1.3现有教育模式不利于医学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的开展。
现代高等教育应该是综合性、学术性和人文性“三位一体”的教育,为社会发展提供既有专业知识技能,又有独立人格、能自主思考和探索的人才。现代医学高等教育必须考虑医学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整合,追求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融合。[2]但是我们目前现有的医学教育模式基本上沿用了中学时的应试教育方法,具体表现为:(1)“填鸭式”地“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在我们的公共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偏重名词概念的解释和基本原理的灌输,而忽略了展现逻辑的力量,缺少对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教育,达不到应有的人文精神、人文素质的教育结果。(2)医学院校传统上以大班为单位进行教学,班级容量200人左右,甚至更多,非常不利于在传播知识,进行人文素质的教育。例如,教师不易组织课堂讨论;即使组织讨论,也易形成少数人参与的局面。(3)在社会就业、竞争的压力影响下,实用主义的学风越刮越盛,学生常常为了“过级”、“考证”而侵占人文学科学习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1.4医学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影响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
医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不仅是人文学科的任务,还是医学专业课必须关注的问题。目前医学院校的专业教师多是在实验医学模式下教育、培养出来的,其知识结构中也存在人文素质的缺失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对医学生进行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自然也很难做到在传播医学科学知识的同时,自觉地渗透医学人文精神的内容。而担任文科教学的教师又由于缺乏医学科学基本知识,在授课过程中也不能有效地进行医学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渗透教育。此外,在已有的医学课程设置中缺乏对医学生进行艺术、美学教育是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应对措施
2.1逐步调整医学生生源结构,适当增加文科学生的比例。
在目前中学生文理分班的模式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医学院校应该根据自身教育的特点和教育目标,适当增加文科生的比例,逐步实现文理兼收。这样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变人们对医学教育的偏见,有利于医学生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
2.2加强学科建设,完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一方面要继续发挥“两课”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双重育人功能,另一方面要结合医学专业教育的特点,完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体系的设置,把一些医学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如《社会医学》、《心理学》、《医学创造学》、《医学辩证法》等课程逐步纳入必修课;适当地把医院文化、医院管理、医疗保险、医疗法律等内容补充到教学内容中;[3]有计划地逐步加大音乐、绘画、体育等艺术素质的教育等。这有利于医学生科学素质、人文精神、生理素质、艺术素质、人格心理和医学道德的全面发展。
2.3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
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必须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1)加强新教师的培训。无论是何种专业的教师,都需要有深厚的医学人文素质;要适当规范教师的言语和行为,为医学生树立表率作用。(2)经常举办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精神专题研讨会,逐步形成校园的特殊文化氛围。(3)教师在晋职、评聘或提拔任用的时候,要把他的专业知识水平与日常的师德、师风结合起来,综合考察。(4)在教师队伍建设中,要特别重视辅导员的选拔,要把综合素质高的教师放到辅导员岗位上,并给予较高的待遇。
2.4注重全过程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
所谓全过程,一是从一年级就开始进行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直到毕业。二是要在医学生学习的各个环节注意医学科学教育与医学人文观教育的结合。三是要注重医学院校校园文化的建设,社会调查、义诊、青年志愿者活动等都是很好的素质教育活动。同时还要开展校园文明、校园文化的建设,为学生提供一个充满活力、充满爱心、积极向上、公平公正、有浓郁文化氛围的校园环境,这样有利于良好的学风、校风、教风的形成,有利于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文化修养与培养新时代的精神气质。[4]
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大大地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然而也呼唤着更多的医学人文精神的关怀。“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誓词体现了医学注重生命的道德观。在首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有人曾说:“学生身体不好要出残品,成绩不好要出次品,道德不好要出危险品。”此话不无道理。因此,如何促进医学生人文素质特别是其自身人文素质的提升,培养出满足21世纪需要的高素质医学人才,真正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是每一位医学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积极探索和实践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谷双魁,汤泓,杨艳.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J].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05,(6):605-606.
[2]路建华,师养荣.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刍议[J].教育与职业,2006,(12):9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