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宏观调控十篇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1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 ）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 ）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 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 ）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 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

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

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

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 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

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 ）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

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 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 春秋出版社，1989。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2

“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一是“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非典”对就业的影响；三是“非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四是“非典”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1.“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对产业增长的影响；二是对社会总供求的影响。

（1）“非典”对产业的影响

受到“非典”影响，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的产业是：旅游、航空和铁路客运、餐饮、部分商业、文化娱乐、会议展览和金融等产业及其与之相关的产业。

受“非典”影响快速发展的产业。自从抗“非典”以来，与抗“非典”相关的产业快速增长，它们是：药品、食品、医疗用品、保健品、纺织、物流、电信、部分家电和零售等产业。

（2）“非典”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

“非典”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

“非典”对社会消费需求中的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有不同的影响。第一，个人消费需求有升有降，为了应对“非典”，许多居民取消了旅行计划、减少了购物、参观会展、文化娱乐和聚会活动，因而，个人对家居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下降，对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总体而言，个人消费减少。第二，政府消费需求有增有减，政府不仅增加了对抗“非典”的药品和抗“非典”物资的需求，而且对与抗“非典”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从这一方面来说，政府消费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精简了许多其他，由这些产生的政府消费需求以及由此而派生的许多相关需求都减少了。政府消费需求减少的幅度大于政府消费增加的幅度，因而，政府的消费需求还是下降了。由于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都减少，因而社会消费需求收缩。

“非典”对社会投资需求的影响，包括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第一，政府投资需求增幅平稳，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和新开工的重点项目基本上如期进行，有的项目工期还缩短或提前竣工，同时，政府还增加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及与之相关的投资。第二，社会投资增幅下降，包括国内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一是国内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为了防范“非典”，国内投资者取消了许多商务活动和商务旅行，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和物资是随着投资者走的，国内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减少了，有些国内投资项目就被拖延、搁置或取消。二是外商投资增幅较去年同期下降，一些总部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已禁止其员工到中国旅行，在华雇员要到总部或总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办事，也已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再加上有百余个国家对中国等“非典”国家入境人员要严格检查或采取隔离措施，周边国家还暂时关闭了边境口岸，更减少了外商与我国企业的经济交往和进出口贸易；“非典”还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在华扩大直接投资的信心，有的跨国公司已经考虑减少中国的定单，分散采购或将有的产品转移到南美洲生产，这必然减少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机构能够正常运营，然而，要使这些跨国公司大幅度地增加投资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社会投资中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三是由于政府投资多年来在社会总投资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因此，社会投资下降必然导致社会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放缓。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投资减少有时间滞后期，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而是过一阶段时间后逐渐明显化。广东已经出现“各类企业承接订单大幅减少，招商引资活动遇到较大的困难”的问题，说明非典对内商和外商的投资的滞后影响已经显现。非典对投资的滞后影响在今年下半年会比较明显。

（3）“非典”对总供求的影响

受“非典”影响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的产业的供给大于需求，出现固定资产和人员闲置。受“非典”影响快速发展的产业的供给能力会在需求的刺激下迅速增加。

就总供求而言，由于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都有所下降，总供给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调整，因而，社会总供给会大于总需求。

2.“非典”对就业的影响

“非典”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增幅下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缺口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等类型的失业都会增加。

自愿失业增加。自愿失业是工人有就业机会、但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而造成的失业。一些“非典”流行地区的职工出于对“非典”的不理解而存在恐慌心理，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以及加班工资，自愿离开工作岗位而形成的失业。据报道，有的大城市已经将医院护工的工资提高到每月4千元，但是，护工们仍然纷纷辞职回家。

摩擦性失业增加。摩擦性失业是正常劳动力流动、季节性工作等出现的暂时失业。有的“非典”流行地区的民工本来就会因为农忙或家中有事需要返乡，加之对“非典”的恐惧，想方设法离开城市现有工作岗位的人员增多，因而摩擦性失业较平常年份增多。

结构性失业增多。结构性失业是由于技术进步，工人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失业。受到“非典”影响，有的产业发展加速 ，有的产业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在加速发展的产业中，有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食品业、零售业等），有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如药品业的抗“非典”药品的研究和开发），有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家电业、高级医疗用品业等），还有的是专业性很强的产业（中医药业等），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熟练程度不同和技术水平差异很大的劳动力。因而，快速发展的产业不仅整合了大量在职人员，让一部分隐形失业者重新就业，而且吸收一部社会失业人员，让失业人员再就业。受到“非典”影响发展减速的产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旅游、航空和铁路客运、餐饮、部分商业、文化娱乐、会议展览等产业，从这些产业中游离出来的人员，有的在快速发展产业中重新就业了，但是大部分失业了。这些失业人员主要是非熟练工人，他们不能适应快速发展产业的高技术的岗位要求。同时，在抗“非典”期间，各地都严格控制和检查外来人员，这些失业人员也难以跨地区就业，因而，结构性失业会增加。

缺口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也会比较明显。缺口性失业是劳动力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劳动者多，就业机会少形成的失业。周期性失业是经济波动的每个衰退时期出现的失业。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矛盾本来就存在，在“非典”流行期间，由于就业岗位的减少，缺口性失业增加得比较多。由于“非典”对全国经济的影响，“非典”时期出现的经济增长型波动而引起的周期性失业也显著地增多。

3.“非典”对物价的影响

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物价水平基本稳定。“非典”流行初期，零售物价水平有过短暂的波动，在消费者曾经大量购物的情况下，有的商家乘机哄抬物价，有的制造假冒防“非典产品”，想发“非典”财。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多管齐下：一是集中力量调运物资，增加市场供应量，平抑物价；二是政府进行价格干预，确定商品的购销差价、市场最高限价，严厉查处商家利用“非典”流行，违反物价当局规定的涨价行为；三是政府还加强了市场监管，查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打击了利用“非典”发不义之财的厂商，保障了消费者利益，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使得物价水平很快回落，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创造了万众齐心抗“非典”的良好环境。但是，食品、工业原材料等产品价格仍然有所上升。

4.“非典”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非典”对这两方面有不同的影响。

“非典”可能使得经常项目出现逆差。经常项目是指一国的产品（含劳务）进口和出口，它包括货物贸易、无形贸易和无偿转让。“非典”对这三个方面有不同的影响：一是货物贸易，由于国际商务交往的减少，货物贸易成交量有所下降，但是，货物贸易的减少不是立即显现出来，有时间滞后性；二是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由于国际运输、旅游、劳务输出的减少，原定在华举办的文化、体育和商业展览会等活动的取消或易地，无形贸易收入大幅度减少；三是无偿转让增加，在抗“非典”战役开始后，世界上许多同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政府和组织纷纷提供无偿援助，海外华人捐赠和侨汇源源进入国内，无偿转让增幅显著。然而，无偿转让的增加与无形贸易收入的减少相比，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的幅度要大得多，再加上货物贸易的减少，经常项目可能出现逆差。

“非典”可能缩减资本项目顺差。资本项目是指一国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资本项目分为两项：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一是长期资本流入速度放缓，“非典”流行后，部分地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在华扩大投资的信心，许多跨国公司对华商务活动大幅度减少，因而，新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被拖迟或搁置，虽然国际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等仍然正常流入，然而，长期资本流入总量增幅已经下降；二是短期资本影响较小，在“非典”流行期间，已经签约的合同通过网络和电传等手段可以继续履约，相应地履行这些合同所需要的即期付款、短期银行借款和延期收付款等都正常地进行，因而，“非典”对短期资本市场影响不明显。虽然短期资本市场资本流动比较平稳，然而，由于长期资本流入减少幅度较大，因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可能减少，甚至出现逆差。

“非典”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是：经常项目有逆差后，资本项目顺差可能减小，与加入WTO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滞后效应相结合，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

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化“非典”的消极影响为发展契机

中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遇到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在开放经济中，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足以消除非典对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应对复杂经济形势需要适时、果断、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化“非典”对经济不利影响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协调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考虑对政府宏观政策的总体思路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逐步转向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化解“非典”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且可以实现从半封闭经济宏观调控向开放经济宏观调控的转变。

1.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应对非典复杂经济形势，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增加政府消费需求和政府投资需求，引导社会投资流向，提供更多的社会投资机会，增加社会投资。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为：

第一，增加今年预算支出总量。为了抗击非典，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政府增加了抗非典的支出（如财政提供的非典的医疗费和防疫费等费用）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支出。假如与抗击非典支出相关的产业，如药品、食品、医疗用品、保健品等，将在抗非典胜利后继续高速发展，那么，在预算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压缩其他的预算支出，仍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些产业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会重新进入平稳发展期，不再是新的增长点。因而，需要考虑非典对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增加今年财政支出总量，以保证其他预算支出不变或增加，通过预算支出总量增加，达到刺激总需求和增加就业的目的。增加预算支出总量可以保证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的投资，扩大政府采购，既保持了适当的支出规模，又可以在国内和国际树立政府的形象，增强国内外企业对政府的信心，有利于推动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至于增加预算支出的来源，既可发行短期国债，也可以将明年预算中一部分用于今年，在经济较快增长后，新增的税收可以弥补预算支出总量增大而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第二，扩大减税范围，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对民航、旅游、餐饮、商贸、出租车等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减免行政性收费和适当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受非典影响较大的产业减税，可以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摆脱困境，恢复部分就业，然而，难以消除非典对失业造成的影响。抗非典胜利后，由恐惧非典而引起的自愿性失业会减少，社会劳动力流动取消，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会增加。政府将减税的范围扩大，扶持更多产业的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有效地减少非典过后的结构性失业、摩擦 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第三，适时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实际负担，促进企业发展，扩大就业。“非典”正是政府费改税的契机。“非典”过后，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现行的少数几个产业的短期收费优惠政策和减少收费措施扩大到多个产业，并将其制度化，可以在财政预算内税收不减少的情况下，以税费改革减轻企业交费的负担，收到实际减轻负担之功效，有利于增加供给，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投资，培养更多的税源，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持续地增加就业。

第四，增加转移支付支出。此处的转移支出是指公共财政学含义的社会保障支出。政府在抗“非典”期间适时地增加转移性支付，增强了家庭的购买力和个人消费能力。在抗“非典”胜利后，政府继续增加转移支付，维持或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有助于稳定社会和增加消费。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这部分人增加收入后，转移支付的乘数作用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五，增发公债，提高公债的流动性。政府增发公债，调低公债的发行利率，既增加了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资金，又可以带动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下降，以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加就业。公债结构要合理，期限要长短结合，以短期公债为主，以提高公债的流动性。短期公债很快就可以还本付息，不会给财政增加长期负担。同时，增加银行系统持有公债的份额，配合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量。

第六，通过财政担保或贴息、贷款支持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及中小企业发展，以增加供给，缓解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第七，加强出口退税和关税征管，为了支持出口，财政可以足额退税。由于进口贸易增幅放缓，关税可能减少，需要加强征管。

2.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配合扩张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和增加就业

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激励抗非典期间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在非典得到有效控制后重新暴发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为：

第一，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调低利率的空间已经很小。为了抵消非典的复杂影响，刺激经济增长，可以启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自1999年中央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到6％以后，至今鲜有变化，可以考虑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一到二个百分点，这样，既可以增加银行的贷款资金，又可以使得货币乘数再增加20％到50％，引起货币供应量较大增加，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

第二，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中央银行买进公债，扩大货币供给量，配合财政公债政策。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有价证券，增加货币供给量，能够刺激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多买进政府债券，可以防止大量短期公债发行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增加社会需求，充分发挥公债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在开放金融市场中激活金融市场。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今年，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开放金融市场。为了通过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可以考虑提前开放部分金融市场，将原定2004年开放的金融市场提前到2003年内开放。这样，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更为开放的金融市场相结合，有利于激活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信托市场，以金融市场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银行贷款向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鼓励出口，扩大出口企业生产，增加就业机会。

第五，增加消费信贷，促进有增长潜力的产业迅速地将潜在的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如增加小汽车信贷和住房信贷。在非典流行期间，私家车就成为最为安全的交通工具，因而，抗非典胜利后，私车需求会增加，增加汽车信贷，不仅刺激个人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汽车产业发展。房地产业也有些相似的情况，非典使得人们重新审视现有的住房模式，现有的许多楼房，尤其是塔楼，单元面积大、宽敞，但居住小区的人口密度大、通风不良，有的甚至依赖中央空调通风，不利于防止非典，非典过后，人们不仅要住房宽敞而且要通风良好，这种住房新模式，给房地产带来了新的商机，也需要消费信贷的支持。

3.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刺激出口和吸引外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就业机会

在抗非典胜利后，为防止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滞后影响，未雨绸缪地采用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有利于增加出口，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增长，争取经常项目盈余。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重新进入中国，保持资本项目有较大的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措施为：

第一，加大汇率下浮幅度，以促进我国产品出口，减少或消除经常项目逆差。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一直很小。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尽快复苏作出了贡献。从那时起，人民币在较长时间内都是高估的。为了应对非典对经济造成的复杂影响，特别是对出口增幅下降、外资流向改变对国际收支产生的不利影响，应该加大汇率下浮的幅度。这需要顶住国外声称我国人民币低估、要求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下浮的幅度，让人民币小幅度地贬值，有利于刺激出口，扩大国内需求和刺激外需，通过内需和外需的共同增加，拉动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或消除经常项目逆差，改善国际收支。

第二，减少外汇储备。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经常项目支付和部分资本项目支付的需要还有余。这部分余额所对应的外汇储备，会因为外币贬值（如美元的贬值）而受到损失，损失部分实际上最终会由中央财政来负担。为了减低外汇储备损失引起的财政负担，应该适度减少外汇储备。将外汇储备减少到支付三个月到半年的国际收支略有节余，就能够既满足国际支付需要，又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还能减少外汇储备的损失。

4.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效应

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不仅可以增强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而且可以有效地解除外商恐慌心理、保持招商引资政策稳定性，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成本，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的效应。

政府不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处理类似“非典”问题，而且要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建立危机预警体系，这样，政府对可预料的危机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政府遇到防不胜防的危机时，可以临危不惧，从容应对。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3

关键词:绿城集团；房地产；经济调控；IS-LM曲线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6-0026-04

一、绿城集团介绍

绿城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房地产集团之一，也是房地产行业发展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它的过去的发展也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一个缩影，它组建于1995年，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绿城集团房产开发足迹已遍及浙江省内的杭州、宁波、海宁、德清、上虞、舟山、淳安及国内北京、上海、长沙、合肥、郑州、乌鲁木齐等共13个城市，具有国家房地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

房地产的绿城集团自1996年以来已连续九年房产销售额名列浙江省同行业第一，2004年，房产销售额达46亿元人民币。2006年，绿城中国实现营业收入64亿元，同比大增152%；2009年，绿城中国销售额突破400亿，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68%，总资产规模达到740.26亿元，增长率为73.27%，首次突破700亿元大关，而在2011年绿城中报显示，截至6月底，绿城的销售额为201亿元，仅完成全年目标的约36%，负债率超过160%，到了2011年12月31日止，绿城集团累计取得销售金额约353亿元（包括22亿的协议销售额），总销售金额中归属于本集团的权益金额约为233亿元，同比下降35%。

二、用总需求—总供给经济模型验证国家往年调控政策的调整对绿城集团经营造成的影响

1.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于第11号令，颁布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规定包括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用地的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地价就一路走高，“地王”频现，房地产价格也水涨船高，节节攀升，由于“房子”在人们心中是投机性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价格越高，需求也就大，不符合需求定理：Qd=α-βP（α、β＞0 ），在人们心目中房子的价格不会下跌，人们对房子的未来价格的预期是上涨，导致了需求量不断增加（见图1）：

房子的热销给绿城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利润。2004年，房产销售额达46亿元人民币。2006年，绿城中国实现营业收入64亿元，同比大增152%；实现纯利15.03亿元，同比增长141%。同样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处于一个“繁荣”时期了，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在这个繁荣时期分得一杯羹。

2.2008年，由于国外金融危机的影响到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中国的出口行业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于倒闭，另外汶川大地震影响到人们购房的意愿，加上当时国家紧缩银根，利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于是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于是楼市的寒冬的到来，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回笼资金，出现促销、降价潮，楼市的价格出现了下跌，房子的“不保值”打击了人们对购房愿望，于是很多人们对楼市抱着一个观望的态度，不敢轻易出手。

由上图IS-LM曲线可知，2008年国家紧缩银根，银行针对房地产贷款，不仅会从总体上收紧个人和开发商的贷款发放总量，更重要的调控措施在于，银行将提高贷款利率的标准，上浮幅度大约在10%左右，导致货币供给量减少(价格水平上升)，而市场货币需求量增加，LM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导致了利率的上升，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困难、贷款成本升高，最终影响到产出（房地产开发面积）的减少。同样绿城集团的销售额也不像往年那样突飞猛进地增长，2008销售额同2007年持平，为151.8亿元。另外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造成了绿城集团的资金链一度紧张，该企业的房地产开发面积比往年下降50%。

3.2009年，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家为了达到GDP保持增长的目标，为此国家增加了4万亿投资，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出台了多项政策刺激消费，财政政策更加宽松，企业整体税负在下降，货币政策逐渐在松动，三次降息，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在政策财政支持、信贷宽松、刚性需求及通胀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强势回暖（见图3）。

由上图可知，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价格水平下降），LM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并伴随着利率的下降，利率的下降导致产出的增加。

从2009年开始的“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甜蜜期”，绿城集团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获利颇丰，绿城中国2009总资产周转率为1.11，流动资产周转率为1.29，整个集团体现出很好的运营稳健性和成长性，也反映了整个房地产行业“回暖”，很多房地产公司在国家的“利好”宏观政策下销售额得到大幅提高。

4.2010年1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通知》明确二套房贷首付不得低于40%。4月14日“新国四条”出台。其中最严厉的要属：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10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0年10月20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2011年国家又出台了两项房价调控措施。2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共有八条内容，简称“国八条”。4月27日，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并提出了八项措施引导和调控房地产市场。简称为“新国八条”。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4

一、国际宏观调控状况总览

在世界两大阵营之中，宏观调控问题的解决可谓是“殊途同归”。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1]应运而生，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时期。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历史性胜利，使“国家干预经济”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被当作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以“滞涨”为特征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之后，取而代之的“混合经济”理论[2]开始独占鳌头，八十年代初，经济法体系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逐渐实现了自以反垄断法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法”向“宏观调控法”的转变。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出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3]的趋向。反观发展历程，从“政治国”、“经济国”进而到“法治国”，[4]从消极片面的“夜警国家”到全面干预的“国家之手”，从“弥补市场缺陷”的国家干预经济到“塑造国家的未来”[5]的现代宏观调控，法律，尤其是经济法在规制国家行为[6]过程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现代法治国家，宏观调控法已经或者正在成为各国经济法的核心内容。[7]从体系架构上讲，各国现行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计划法；第二，政治意义上的经济决策法；第三，各种作为调节手段的法律，可以细分为财税[8]、金融[9]、土地[10]、外汇管理、信贷等方面。wWW.lw881.com在制定法律、构建体系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之间有所相通，但也各有不同。德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社会市场模式，形成了以金融决策及其立法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日本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形成了以计划法、产业决策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英国与美国市场经济采取的是消费者导向型模式，形成了以财政与货币决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

二、美国模式的经济法评析

在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政府都会或多或少地干预市场的运作，[11]差别在于这种干预的力度与方式不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政府将传统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方式赋予了明确的法律效力，[12]将财税、金融、外汇等法律化、制度化，进而打破了先期“放羊式”的消极管理模式，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法律法规，二战后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备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宏观调控立法”逐渐成为经济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起主导作用的组成部分。[13]在房地产领域，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许多积极的调控措施，集中表现在：

1、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

美国没有中国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概念，严格的说，应该从美国宪法规定的国会调控权来理解有关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职能的生成依据是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款第三项的“贸易条款”。从联邦法律来看，美国宪法有关贸易的条款经过最高法院的逐步解释，使联邦的经济管理决策权已经涉及到越来越多的重要领域，房地产领域就是一个典型。

在房地产财税立法方面，美国非常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的征税，并以之作为调控房地产业运行的重要手段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征收环节来看,大多数国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而在房地产经营环节征税相对较少。一方面，极大地鼓励了不动产的流动,刺激了土地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高额的房地产保有税率避免了业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房地产,刺激了交易活动,这既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繁荣,又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在金融方面，为了保障货币政策的实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倾向于制定一系列与金融决策相适应的金融法规。1913年，美国颁布了《美国联邦储备法》（即中央银行法）；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从金融领域着手大规模地干预房地产市场；1934年，《住宅法》的出台以法律的形式预设了房地产业的发展趋向。

在土地方面，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通过环境保护立法的方式部分规定了“土地利用规划”问题；州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调控地方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比如加利福尼亚州有关“促进海岸开发”的法规，又如州政府通过颁布建筑、划区、环保等法规加强其在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权；州政府还会通过法定的房地产税征收权、房屋征用权强化对土地的管理。

2、美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决策

摘要：美国享有宏观调控职权的组织、机构有：白宫办公厅，财政部，商务部，决策发展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等，在性质上属于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但是并未排除了地方政府宏观调控的合法性。

美国政府相继建立了预先批准制度，加强了对进入房地产经纪业的限制；同时又采取一系列住房优惠决策，[14]对购房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颁布、实施各种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法规，加强了政府对土地的控制；通过设立土地使用价值税、土地填空税收优惠、选址地价税等房地产税收决策，限制房地产商的投资、开发行为；通过提供政府补贴住房[15]等优惠决策，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利益；此外，收集、管理房地产的基础数据也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16]。

三、美国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1、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

经济法视野下宏观调控与法的融合，是现代国家机器职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当社会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在私法的第一次调整中维持下去，国家担当起第二次调整的重任。[17]无论是作为“国家战后的疗伤器”，还是“经济危机的救急方案”，当其他一切调控手段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发挥作用，法律手段被当作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时，建立宏观调控立法体系成为大势所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市场经济，对宏观调控法有一种天然的渴求，这种渴求落实在对gdp做出巨大贡献的房地产业[18]之上，即要求我们建立并完善一种可操作性强的房地产宏观调控立法体系。

2、选择适合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模式

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因各国社会经济模式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宏观调控模式。美国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更侧重于对财税调控和货币调控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对购房消费者弱势群体一方利益的保护；德国受社会法治国家理论的影响，更青睐于以金融调控手段和立法手段的运用，调控目标上更关注于经济实效。而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社会经济模式之下，宏观调控模式也各有特色，例如，日本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同样是计划法主导型，[19]日本同时重视产业决策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而当时的中国过分强调了经济总体的计划性，严重影响了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最终权力的膨胀遏制了法治的进步。

3、找准规律，活学活用房地产宏观调控手段

在不同宏观调控立法模式之下，同一调控手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功能仍是相通的，区别在于运用手段的力度不同。例如，在多元化选择之下，“财政决策”得到了各国的一致认可，“金融决策”次之，然后是其他投资决策、消费决策等，这是由各种决策功能的不同决定的。财政决策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决策利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因此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首选。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手段的运用也是灵活、易变的。例如，处于经济赶超时期[20]的国家更加重视计划手段的运用，或者同时擅长运用产业决策的调控方式；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稳定期或者成熟期的国家，调控的重心转向财政决策法，进而与金融决策法综合运用。

4、淡化意识形态，回归经济法价值诉求

首先，不同意识形态之下的法治之治，在理念是共通的。例如，对正义价值的追求，无论是美国“资本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还是中国“劳动权力+国家权力”的干预模式，再到德国对“资本与劳动”的一视同仁，资本主义在“正义价值”层面耦合了社会主义对“公正价值”的追求。[21]

其次，经济法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或者说是实质公平,这并不与效率优先相矛盾。在宏观调控领域,首先强调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如果分配格局导致差距过大,则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通过财政法和金融法来调控,实现实质上的平等。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5

关键词：经济形势；宏观调控；发展趋势；建议

前言

自“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以来，就连相对发达并注重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开始重视国家宏观调控。通过不断的实践研究，人们渐渐发现国家宏观调控能够有效缓解行业经济压力，实现对社会经济的规划，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隐患及时地进行推理和排除，实现经济的科学性增长。可以说宏观调控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实施国家事务的主要手段之一，并且做到了实事求是。在面临当前国际一体化、网络经济、次贷危机、城乡差异性等现实问题下，我国国家宏观调控更应当有所改变，以实现合理、有效、科学的引导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繁荣和稳定。

1.当代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略显严峻，但是相对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而言，仍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整体状况较为乐观。一方面，我国经济仍然在稳步增长，虽然受到国际通货膨胀的影响，国内市场出现了短暂小幅度的萎靡现象，但是整体看来拥有13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消费活力依然强劲。而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和乡村消费正在开发当中，尚存在较大的市场潜力，可以缓解因国外市场紊乱而产生的经济动荡。此外，快速上涨的高消费势头得到遏制，特别是关于房地产、铺张浪费等获得了有效的治理，市场从新归于稳定化。产业结构获得优化，当前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绿色产业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例大幅度上升。当然，虽然国内形势乐观，但是仍旧不能掉以轻心，尚有外忧（世界经济危机、国际经济冲击）内患（市场内动力不足，相关制度和措施略显滞后）需要充分考虑。

2.未来发展趋势

由当代我国及世界市场形势推演来看，未来世界经济的走向将会具备如下特点：①跨时空的广域金融交互行为。即通过网络、快速运输和资金周转业务，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即时交易，资金的流动性和流动数目更大。②地域文化的影响降低，实现对市场和政策认知的协同化。随着世界文化一体化的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摩擦越来越小，导致整个世界对规则、政策的统一性要求变强。③面对世界经济不同元素的影响（次贷危机、国际竞争、地区经济冲突等）的影响，我国市场往往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失控甚至是紊乱，盖因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与现实脱节造成，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适当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并且实现内容和方向上的突破。

3.对未来国家宏观调控的建议

3.1参考世界市场，与国际社会同步

国家应当贯彻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理念，注重对客观经济环境的考察，并以主动调整的办法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经济环境。包括国际金融环境，即国际融资、经济流通变化、新交易或者新商品的出现等，提前预设可能产生的国际经济变化，并提前通过国家宏观力量进行风险规避和市场占有。一方面，经济活动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以全国为统一的整体，根据多边贸易协定、外交形势的变化等，有机地为国内企业、经济组织等提供可参考信息，并通过关税、鼓励政策等适当调节对外贸易。另一方面，适应国际市场经济虚拟化（网络交易）、国际产业格局调整等，以我国本土文化为基础，实现调控手段和过程的有机转变。

3.2加强对网络经济的监督与引导

网络虚拟化的特点使然，致使相关部门或者机构监管困难，不单是对动态的数字化信息流通即时监控难以实施，同时也是因为复杂的广域网络中虚假信息过多，且参与者本身情况过于复杂，导致网络盲区大量出现。部分投机者利用网络这一特点，实行网上洗钱、走私、盗取、诈骗等不法活动，为网络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国家应当制定专门的网络经济管理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为打击网络非法经济活动提供有力依据，同时加大国内网络技术人才培养，以技术为依托，构建网络认证、行为、监督、排查、申述、追究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网络安全机制，以国家强制力约束网络经济行为。

3.3扩大国内市场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其市场占有和开拓潜力相对较小，而中西部地区虽然在“西部大开”过程中有所开发，但其消费结构和产业状况仍旧相对滞后，其潜在的市场价值还可以被大量挖掘。由此，国家还应当加大中西部开发力度，结合地域优势适当放宽经济政策，确保中西部地区建设、发展的稳固加速。同时，应当立足于农业基本，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关注农村经济状况，弥补乡村经济这一短板。

3.4加强对金融行业的整顿

首先，近年来我国人民币升值较快，这不利于我国外汇储备和对外贸易，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必须坚守人民币值的缓慢上调，调整的比例应当尽量小，最好是控制在1%-3%之间。其次鼓励金融机构贷存并举，促进经济流通。再次要理性对待外汇储备问题，控制外汇储备粮，增加国外实际股权控制，将外汇风险降低。

4.总结

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国情，当代我国国家宏观调控变动不宜过快、过激，应当给予市场一定的适应时间，避免因国家政策导致的蝴蝶效应。同时，还应当坚守一贯的原则，即以国家繁荣、民族发展、共同进步为宗旨，坚持党的领导，把先进社会理念同国家实际结合起来，创造并实施富含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机制。（作者单位：宁波市东望智能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奥维智能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陈远峰，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协同作用解析[J]现代企业教育2012-12-08

[2]李德炳，把握形势 坚定信心 科学应对 加快发展——国家宏观调控背景下襄樊经济形势分析及应对措施[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6-09-30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 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

    一、市场经济下为什么需要财政的宏观调控

    以完全的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手段,并不就一定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使是最完美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靠自身消除其固有局限性,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不健全或不能良好运行的情况,在资源配置上表现为盲目性、自发性和后发性。因此,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组织、调节经济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运用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财政是政府经济的核心,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总量的职能部门,是弥补市场资源配置缺陷的重要手段。财政宏观调控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既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采用的办法,加强财政宏观调控是当今世界各国财政发展战略的十分重要问题。

    二、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

    1.经济总量均衡。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供求总量大体均衡,使宏观经济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力求保持物价、币值、财政的基本稳定,力求增加有效供给能力,力求合理调控需求。

    2.产业结构优化。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是长期投资形成的。投资结构是形成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财政投资又是引导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一着。调控在于消除产业结构的“瓶颈”,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包括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

    3.资源配置合理。财政配置资源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基本方式,政府配置资源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补充。所以财政合理配置资源,不仅影响资源的方向、效率,而且必须确保为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资源,同时还要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引导资源,特别是主要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现代新兴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源能否配置合理,直接涉及生产要素配置效益,规模经济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的实现,也是资源配置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关键。

    4.收入分配公平。政府、企业、居民是市场经济的三大经济活动主体,各种所有制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等,均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收入分配关系。财政作为政府经济活动的利益主体担当者,协调总体利益分配。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政府通过财政进行疏导,形成收入分配中的激励与约束相兼容的分配机制。

    5.财政稳定发展。财政稳定内含经济稳定要求,同时也是财政发展的前提。财政稳定主要是财政减少周期波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强财政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和调控能力,从而保持财政收支结构协调和合理。

    6.社会全面进步。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全面进步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目的,只有经济发展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消除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社会全面进步的不少领域,离不开财政的必需投入,社会教科卫等各方面的改革,也需要财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所以,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就成为政府和财政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的调控中并不完美,存在以下问题

    1.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连年赤字,财政政策基本上丧失了反经济周期的作用。当经济运行中需要抑制需求总量,调整经济结构时,财政总是力不从心, 这必将使财政陷入困境,削弱甚至丧失调控能力。

    2.目前的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成效不大,结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

    3.在金融业管理方面,财政政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中央财政本应在银行、保险企业的经营管理、资产质量约束机制等方面发挥较大的影响,但现实的财政政策对金融业管理往往不到位,甚至对资产、财务管理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势必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管理者缺位,国有资产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 同时也影响金融企业改革成为真正的企业。

    四、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对策建议

    1.整合财政职能,强化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主导地位和权威性。国内外实践证明,国家财政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是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但近年来,我国财政职能被肢解,严重损害了财政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净化财政支出内容,强化财政支出管理。目前财政支出仍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要从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切实清理整顿财政支出范围。

    3.加强税收征管,防止财政收入流失。经济增长成果不能如实体现到财政上来,税收征管存在漏洞,是导致收入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流失有多种原因,但就目前看,主要不是税收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而是征管过程中存在问题。如纳税户依法意识不强,征管手段不能适应形势变化需要,部分税收征管人员素质差,在征管过程中存在主观随意性等。为此,要在加强财税法规建设的同时,强化税收征管。

    4.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是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搞好搞活国有企业,促进国有资产的流动增值,也是减轻财政负担,使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要利用好财政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充分发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

    5.推进机构改革、控编减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我国行政机构庞大,财政开支人员众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虽然近些年来,各级普遍进行了机构改革,但实际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一直未走出“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机构和人员反弹现象严重。控编减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已经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需要落实的问题。应结合机构改革,严格核定编制,根据需要,按照定员、定岗、定编、定额的原则,严格核拨经费,超支不补,节余可自主确定用途,同时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鼓励机关人员向事业单位和企业分流。

    参考文献:

    [1]王群,许莹.财政宏观调控与现代市场经济[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02).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7

关键词：经济法;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

一、经济法调控房地产经济的依据

政府对房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依靠政府为行为主体，透过行业相关经济法律并辅之以计划与行政的措施机制，对房地产行业本身以及行业内部经济运行所进行的必要宏观调节和控制，以发挥房地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正向拉动作用，保证其合理合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政府通过经济法手段对房地产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法制化路径的必要性

经济法是一门调整需要由公权力干预经济关系的独立法律，即凭借法制路径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双重效益，其目标包含“社会经济稳定增长、结构协调”等各类经济总量与宏观指标。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向平稳发展转型过度的新阶段，房地产各市场载体竞相追逐利润最大化，加之市场信息不对称进一步诱使房地产市场经济法律关系混乱，这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共建的今天，针对房地产经济运行的脉搏进行把脉已势在必行，而要进行宏观调控就需要以法律为依据，其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切合实际的依据无疑是经济法，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律，为上层政策思想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法律程式与现实依据，是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法制化的必需。

2经济法价值理念的契合

利益冲突是法律的产生之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目的而产生。经济法的产生亦如此，为协调市场各类经济关系主体而产生，其价值理念强调要通过增进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来带动社会成员个体利益的增进，利益保障的关键在于社会整体利益及利益的可持续。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目标是要实现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其追求的也是一种社会整体利益。再者，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不论是政府出台的政策还是房地产公司对暴利的追逐，由于缺乏经验、目光短缺，极易打破均衡市场原有的经济秩序进而导致各利益主体之间难以持久良性的发展，针对以上现实就有必要适时借助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思考、分析房地产领域所衍生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供针对性强且切实有效的解决路径。可见，房地产宏观调控与经济法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基于以上理念我们有必要且应当运用经济法的基本理论来深入剖析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存在的缺陷

我国政府为解决房地产市场失灵，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但其中一些关键性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房地产宏观调控收效不够明显且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房地产调控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冲突与混乱

宏观调控的合法性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价值追求，但是当下调控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冲突与混乱则是宏观调控运行的现实写照。首先，建设部、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于2006年下发的《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中的不少规范条文与现阶段的法律法规相悖。比如其中有规定说商业银行不得接受空置三年以上的商品房作为贷款抵押物，这不仅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高层级的法律规范赋予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担保法的挑衅。其次，陆续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内容上违反《行政处罚法》、《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等强制性法律规范达几十处之多，且调控政策内容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口语化表达，欠缺法律应有的确定性和严谨性，在法律责任上很难界定。此外，历史数据显示国务院多次发文说调整房地产的交易营业税，对比发现新旧规范之间也存在不少抵触，房地产金融调控主体对课税要素的频繁修改，不仅降低了行业金融决策的权威性，也削弱了纳税人对所纳事项的合理预期，大大折损了政府金融调控中的实际绩效。

2房地产决策的效力层次性不强

首先，在房地产税收调控法律上，目前我国的不少税种均以“暂行条例”的行政法规形式出现，其性质在本质上要比正常法律低一个位阶。回到问题点，不难发现房地产金融调控措施也大多以“通知”、“意见”等口吻出现，立法层次与效力层级不够突出，而且还缺乏针对商业银行违规处罚及责任承担的专项规定。其次，我国分模块的管理体制，使房地产内部调控机制普遍存在权责不清、相互推诿等问题。在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和各部委的决策时，“上有决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房地产调控政策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也往往成了一纸空文，难以付诸实施，更别说取得实际成效。最后，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育还不够成熟，缺乏战略抉择导向及理论指导规范，部分法律法规的出头过于仓促应付，没有经过严谨的实践论证，尤其表现在价格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上，其法律效应、适用层面、严谨性、权威性等或多或少均存在一定的社会质疑，且文件来源不一，颁布部门各不相同，受职权限制或出于行业利益考虑，难以协调平衡各方利益，文件的执行效率不高。

3政府决策的严重倾向性

在房地产开发领域，土地财政极容易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突破口和地方GDP的重要拉动杠杆，具体在执行中央政策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作出的地方决策往往不是根据本地社会或市场需要，而是根据本地政府财政或GDP增长需要，具有严重的倾向性。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资金，甚至劳动力基本上非市场化，而建筑材料、商品房销售则完全市场化。影响房价的本质要素土地的价格完全由各级政府根据实际需要自由调控。政府为了使地方GDP 数量快速上升而对土地进行完全的垄断，土地招标拍卖大多流为形势，不少则是以指定划拨、双方议价等非市场方式进行的。以上行为使得国内商品房基础定价缺乏统一的计算标准，基本只好由开发商来主导，炒高房价、过度投机等行为油然而生。公权力与开发商的联姻，造就了地方政府与地产开发商共同分配楼市财富的畸形局面，短期内虽然经济拉动作用显著，但长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合理发展，给经济结构的优化配置埋下了隐患。

4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体系的不完善

首先在房地产税收调控法律体系方面，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租、税、费在设计与征收方面都暴露了各自的问题，以税代租、以费代税、以税代费、税费倒挂等问题非常严重。众所周知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却要改缴土地使用费，这便是典型的税费并存现象。其次在房地产金融调控法律体系方面，我国目前尚未颁布有关规制房地产金融的法律规范，只有极少数商业银行出台了有关房屋抵押贷款的相关规定。同时，房地产金融业缺乏行之有效的科学运作体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查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够健全。再次关于房地产土地调控的法律体系，我国房地产业现实中存在有“灰色土地”，开发商容易打“球”。例如按照规定商业、娱乐等经营性用地中适用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出让，而该用途以外的其他土地在特定情况下也允许复制该类模式，这种单一的土地供应设计模式，使某些地方政府和不法房地产商有空可钻。与此同时，不规范的土地交易、不充分的信息披露和监督制度的存在也导致了房地产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开发商与某些政府官员勾结共同经营土地，由此出现政府官员的“寻租”问题。

三、经济法视野下我国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路径

我国房地产经济尚未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为保证政府在地产经济中的理，我们应在明确调控方向、目标和重点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经济现实发展需要制定既具有科学性，又符合客观实际，并逐步完善的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体系。

1提高房地产立法的法律位阶

我国《立法法》明文规定，“财政、税收、海关、金融等基本制度”只能以一般法律的形式规定，否定了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渠道规定的合法性。显然，各级政府不得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以上基本制度做出规定，而法院判决、部门规章等更是不得越雷池半步。法律对基本制度的规定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等，不过是对法律的细化或说明，仅占辅助的或次要的地位。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都不能脱离法律规定的范畴。首先，提高立法的位阶，统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施行。就拿房地产调控税收来说，目前大多数宏观调控税种依旧停留在“暂行条例”阶段，立法层次低，亟待转型成法律形态的正式规范。其次，明确实施细则的制定权限，即授权省一级人大制定税法的具体细则，从省际实际出发，一定程度赋予地方政府拓展新税种的立法权。由此，在发挥地方房地产调控积极性的同时，更好地确保宏观调控立法的合理性、权威性及可操作性。

2建立健全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法规

（1）建立金融调控的法律法规

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房地产金融法律体系，已出台的《基金管理法》、《担保法》、《证券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房地产宏观调控法治的健全，但由于它们在具体领域的实际针对性较差，内部一致性不够，因此我国应加强房地产金融法律体系的建设。首先，国家相关立法机关应出台高效力的金融调控法律来实施统一规范，打造房地产金融的有效平台。其次，以法治为依托完善制度建设。切实做好住房储蓄管理、住房融资的税收管理、公积金管理、低收入者的住房补贴等房地产金融活动相关制度，实现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高效率运作。再次，打通新的融资渠道，推出更多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使资本运作渠道多样化，降低经营成本。最后，要确立房地产信贷的合法地位，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保障机制。作为房地产投资者，仅有投资动机是不够的，还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而银行的主要资产就是信贷资产，如果失去银行的支持，房价的上涨趋势就会失去源源不断的动力。所以，确立房地产信贷的合法地位，是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必备条件之一。

（2）完善税收调控法治体系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有着社会财富再分配、财政资金筹措等重要功能。因此，我们要尽快完善税收调控法律体系，发挥国家对房地产经济的引导作用。通过对房产税设置分段函数，高征低补，以合理调配市场资源的自由流通。一方面增加了资本的流动性和土地供给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抑制了高房价背后的囤房行为。具体来说，第一，统筹落实原有税种与新税间的转化工作。期限内，将原本规定一笔缴纳的房地产税款，改为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分期缴纳，切实减轻工薪阶层在购房交易环节中的税收负担，吸引潜在消费者。其次，在缴纳序位上，将原来需要在购买环节缴纳的税款推迟到房地产保有环节缴纳，从而让地方政府在土地审批环节和土地开发环节财政不至于过度吃紧，防止“拆东墙补西强”的粗放行为方式。

（3）完善土地调控法律法规的建设性探索

在地产经济中，政府的职权范围往往过于宽广，“手”伸得太长，常常过度干预房地产经济活动。因此，以法律条文为准则，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房地产宏观土地调控中的职能范围和角色定位，改善行政权力过度膨胀的问题显得十分必要。首先，转变国有土地供应方式，在土地审批环节上推陈出新，注重综合考量，并规定土地价格的上限标准，防止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与开发商缔联，通过私下协调及非法手段操纵土地出让，哄抬地价。其次，建立法制化的地价调控体系，设立公示地价制度，明确房产价格与土地使用权租用价格两者的设定标准，完善房地产土地监督管理体系。最后，统一土地储备立法，通过统一土地储备立法实现土地“前期开发、整理、储存环节”的程序化和法治化，真正意义上将土地储备制度的运作推向正轨，建立有效的权力运行约束机制。

3明确宏观调控权限，提高房地产宏观调控法律实效

先前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措施均收效不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内部权责不分，因此我们着眼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门间的实际权限，形成有效的监督评价机制，从根本上实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法治化。具体措施如下：首先，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问题上，要建立对央行增加功能性监管房地产经济权限的授权制度，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授权央行对部分地方房地产金融市场的直接监管权，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和良性的竞争机制。对部分地区特殊情形的差别化处理，有利于弥补中央监管的空白。其次，在地方政府与内部部门的权限划分上，地方政府一旦授权内部部门对房地产经济进行某方面调控，就不应在过多干预部门行动，只是进行适当性的建议和必要的监督。再次在政府部门间的权限划分问题上，明确央行与银监会在信贷政策中的职责划分，也要明确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各自的权限职责。同时，为加强各级政府、各部门及其主要领导人对经济实施有效的、常规的调控，也必须明确他们宏观调控失职的法律责任。最后有必要将一些有效政策法制化，落实地产信贷政策的宏观自主调控权，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政策磋商与制定过程中的权限与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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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付子堂对利益问题的法律解释[J]法学家，2001（02）

[3] 熊可房产新政避免与现行法规冲突[N]法制日报，20060605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引言

凯恩斯以前宏观经济理论中，普遍认为单凭市场的调节作用，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均衡、稳定的增长，但是现代经济发展历程和实践越来越显示出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存在弊端。由于市场调节存在着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等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调控不可或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最基本手段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调控目的主要在四个方面：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进行分析，找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模式，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的发展。

财政政策作用剖析

（一）财政政策的内涵和作用机制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通过调节财政收支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对税收、债务、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进行的选择或决策。

按其定义来看，财政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和政府借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指政府采购以及转移支付。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工具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税收，当今世界，税收已成为各国最主要、最常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作为政策工具，税收政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税种、税率和税式支出三种形式；政府公债，在传统经济理论中，发行公债的目的主要是弥补财政赤字，保持短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公债政策的作用机制包括公债规模、公债利率、偿还期限和对象结构；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是指政府部门对商品和劳动的购买支出，具体包括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两个方面的内容；转移支付，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农业补贴、救济金、失业补助以及公债利息等方面的支出，其实质是社会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再分配。

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可以用下面两个传导式表示：

扩张性财政政策：G=>C=>I=>Y

紧缩性财政政策：G=>C=>I=>Y

其中，G是指财政，C是消费，I是社会投资，Y是国民收入。上式的含义是：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增加，收入减少，导致社会消费增加，社会投资上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当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缩减，收入增加，促使社会消费萎缩，社会投资降低，从而达到抑制经济过热的目的。

（二）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分析

财政政策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自动稳定器”作用是指即使政府支出和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制度本身也能逆经济形势，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削减政府收入，增加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经济过热时，自动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抑制经济增长。政府收入的自动变化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变化，政府支出的变化则主要表现在政府救济金和福利支出的变化上。当经济衰退时，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减少，符合纳税标准的公司和个人减少，税收降低，同时失业人数增加，符救济标准的人数增加，失业救济金和各项福利支出增加，从而使得宏观经济的衰退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反之，当经济过热时，财政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过快增长。

2.保持预算平衡。无论是古典经济之前的经济学派还是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派都奉行平衡的财政思想，追求一年或一个经济周期的财政预算平衡。政府在使用财政政策中，经济萧条时，适当安排赤字，扩大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在经济繁荣时，有意安排财政盈余，弥补衰退时的赤字，从而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

3.调整经济结构。财政政策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总量性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投资的财政手段，重点扶植某些产业或某些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通过财政手段大力促进了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产业的发展。

4.优化收入结构。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补贴、救济等手段，加大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及弱势群体的支出，再次分配了国民收入，缩小了我国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均等化，优化了人民的收入结构，缓解了经济发展中两极分化的问题，从而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三）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与财政风险分析

1.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政策体制不完善或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实施效果可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具体来说，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挤出效应。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指，当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扩大财政支出或投资增加会引起利率和商品价格的上升，从而限制了其他的社会投资，减少了人们消费，从而削弱了政策效果。二是政策时滞。政策时滞是指从政策制订到最终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达到政策目的的时间差。财政政策的时滞可以分为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其中内部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外部时滞包括执行时滞和作用时滞。

2.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是指政府财政和经济部门在财政资金运营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和财政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致使财政收支状况恶化而引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一般来说，财政风险主要是指债务风险，包括隐性债务风险和显性债务风险。此处所说的债务是广义的概念，分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指法律与契约规定的债务，隐性债务是指政府必须支付的由道义、责任产生的债务。本文基于两种债务的不同内涵和性质列出了财政风险矩阵，如表1所示。

货币政策作用剖析

（一）货币政策的内涵和作用机制

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通过中央银行运用政策工具影响利率水平和货币的供给，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一样，在运用中应坚持“逆经济风向”的原则，当经济衰退时，应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应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有：公开市场业务，是指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从而影响利率和货币供给的政策工具；法定准备金率，是指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存款总额的比率，它与货币创造的多少成反比；再贴现率，是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时的利率，在货币政策运用时，常把再贴现率与公开市场业务相互配合使用；其他货币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有道义劝告、垫头规定、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的条件等。

货币政策作用于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可以通过下面两式表示：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M=>i=>TI=>C=>Y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M=>i=>TI=>C=>Y

其中，M是货币供给，i是银行利率，TI是社会投资，C是消费水平，Y是国民收入水平。上式的含义是：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利率降低，社会消费增加，投资上升，国民经济增长；当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缩减，促使利率上升，社会消费减少，投资降低，从而达到抑制经济增长、限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二）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分析

政府采取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国民经济过冷、过热以及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因此，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分为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和抑制通货膨胀。

1.调节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数量学派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多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费雪”公式：MV=YP，式中，M是名义货币供给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Y是国民收入，P是市场价格。一般而言，在一定经济时期内，V和P都是相当固定的，因此，国民收入Y与货币供给量成正比关系。即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等货币工具扩大对基础货币的供给，促使银行利率下降，进而使消费和投资增加，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过于繁荣时，政府采用收缩性的货币政策，降低货币供给量，促使银行利率上升，使社会投资和消费缩减，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具有使宏观经济的增长趋向于“自然增长率”的重要作用。

2.抑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是指宏观经济发展中，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超出了货币的供给量，从而引起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上升，人们实际收入水平持续下降的现象。通货紧缩是指货币的供给量超出了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从而引起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降，商品滞销的现象。通货膨胀和紧缩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政府的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需求不平衡引起的。政府的货币政策通过不同的政策工具组合可以直接控制货币供给，对抑制通货膨胀和紧缩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和不对称性分析

1.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政策体制和不确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效果可能会偏离原本的既定目标。具体来说，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流动性陷阱。是指当银行利率低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即使提供再多的货币供给，人们也会把货币留在手中，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货币政策失效。二是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逐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格局的形成使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汇率、国际投资、国际组织等方面很大程度的影响。三是阻塞效应。在费雪公式MV=PY中，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则政府增加名义货币供给在短时间内由于受到阻塞作用不能迅速融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形成实际货币供给，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传导，产生“阻塞效应”。

2.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首先表现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冲击是非对称的，虽然货币政策可以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但这种刺激与限制作用效果却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非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总供给曲线具有凸性性质，总供给曲线的凸性特征越强，经济增长受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影响越大，因此，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的作用效果要比经济过热时期的作用效果好。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运用货币政策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其次，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表现在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是非对称的，无论是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低增长状态下的通货膨胀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程度均低于高增长状态下通货膨胀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程度。

政府政策模式的选择

（一）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模式

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由于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单一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很难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进行搭配，共同作用于宏观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作用。根据性质分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因此，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政府有四种不同的政策组合可供选择：“松财政松货币”政策；“紧财政紧货币”政策；“松财政紧货币”政策；“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二）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模式选择

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按照周期性特征划分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92-1996年，该时期为“谐波动高增长期”，又称经济“软着陆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12.44%，年均波动率为1.7%；第二时期是1997-2002年，该阶段为“需求不足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8.6%，年均波动率为0.80%；第三时期是2002-2007年，称为“需求扩张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11%，年均波动率为0.8%。这三个时期的具体经济特征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除了经济增长率和波动率之外，三个时期反差最大的是通货膨胀率：在“软着陆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4.1%，波动率高达7.1%，远远高于“需求不足时期”的0.2%和1.6%，同时也远高于“需求扩张时期”的2.6%和1.8%，说明该时期经济处于过热且波动剧烈时期，相比之下，“需求不足时期”的经济处于“休眠”的状态，“需求扩张时期”的经济比之“需求不足时期”又变得活跃和复苏起来。

针对三个时期不同的经济特征，我国政府充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发挥政府作用机制，采取相应的“逆经济风向”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在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的同时又兼顾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具体来说，在“软着陆时期”，我国政府坚持总供给总需求管理并重的原则，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以限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需求不足时期”和“需求扩张时期”，主要以总需求管理为主，“需求不足”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需求扩张”时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表3是我国政府在三个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工具规模的对比详表。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在三个时期采取的“逆经济风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在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的同时又兼顾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结构的改善。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完善，加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由供给制约向需求制约过渡的经济转型时期以及从经济危机中挣脱出来的复苏期，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一段时期，为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我国政府应该继续保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可以选择如下的措施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继续保持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支持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实施扩大消费的财政政策；实施促进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结论

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调控极为重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最基本的政策措施。二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不良的影响和政策风险。在政策实践调控中，我国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需要，选择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只有正确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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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章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困境与政策取向[J].财贸经济，2003（3）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9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动因及未来走势

人民币升值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由内外部经济失衡导致的，表现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大量的、持续的顺差；二是我国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高于其他国家，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实际汇率的升值，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1.内外经济失衡导致的升值压力

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延伸和反映。按照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国内储蓄投资的差额等于经常项目的差额。从宏观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人们的储蓄、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最根本因素。人口赡养率下降将导致储蓄持续大幅的上升，但投资增幅相对较低，储蓄大于投资，从而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这是由于:(1)人口赡养率下降，储蓄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企业只能增加出口;(2)青壮年人口比重上升，劳动力供给充裕，强化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了出口增长;(3)人口赡养率下降，国内需求不足影响了进口，经济增长没有表现为进口需求的增加。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从1989年50.3％下降至2002年的42.3％，导致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储蓄持续大幅增长，经常项目也出现持续的巨额顺差。根据世界银行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仍将继续下降，到2010年降至40.7％，到2020年回升至48.2％，与1996年前后的水平相当。在这段时期，我国经常项目仍将保持顺差，顺差额占GDP的比重将先上升后回落。显然，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以及对外投资的相对不足，将使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的升值压力之下。这种状况与世界各国的经验是吻合的。

2.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导致的升值压力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同时，部门之间呈现了显著的增长差异。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大于其他部门的增长，成为带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引擎，并且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贸易品多集中在工业部门，非贸易品集中在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反映为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如巴－萨效应所揭示的，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贸易品部门较非贸易品部门经历了更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会上升。在本国不具备国际市场定价能力的前提下，实现非贸易品价格上升的渠道有两条：本国货币升值和本国价格水平上升。这两种渠道都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上升。但是，由于我国在汇改前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导致汇率调整的压力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汇率调整，汇率价格扭曲凸现。据国内外不同专家的估计，目前人民币币值被低估15%～40％。

人民币盯住美元，从有利方面看，经济没有汇率调整的风险和成本，使货币政策易于操作；从不利方面看:(1)人民币汇率不能适时浮动带来了错误的市场信号以及扭曲的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和国民福利的降低，同时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大减弱甚至丧失，政策操作成本高，市场不稳定;(2)人民币盯住美元而导致汇率低估实际上是全体国民为出口提供补贴，这种补贴通过国际贸易输送到国外;(3)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对汇率的失调适时做出反应，经济只能通过通货膨胀（紧缩）或其他内在机制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时间更长，成本更大。

从未来看，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由我国经济、人口的基本面所决定的，因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

二、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方式、时机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汇率调整包括汇率制度、汇率水平、调整速度、调整时机等方面的内容。

1.汇率制度的选择

从世界各国汇率制度的周期来看，证实了特定汇率制度的有限可维持性。也就是说，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由于汇率制度的选择由多种因素影响且易变动，不确定性较大，因而，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2.汇率水平调整及其调整速度

汇率水平调整对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是不同的，短期作用较强，一步到位地让人民币在短时期内完成升值过程将是对经济的巨大冲击。因而，为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也防止国际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策略应是小幅无规则升值；并且，每年的升幅应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以时间来换取汇率升值的空间，加大外资的时间成本来防止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涌入。这种“渐进式改革”在获取经济稳定的同时也付出宏观经济的低效率和国民福利损失的代价，改革成本在较长时期内分摊。

3.汇率调整的时机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世界主要经济体利率处于相对低位，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4.汇率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做了研究。由于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1)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2)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的影响集中在短期，其影响随时间消逝而消失较快;(3)由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较大，出口价格和进口价格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动关系，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不大，不满足ML条件，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我国的贸易顺差状况，特别是出口的汇率滞后弹性系数明显减小;(4)人民币升值对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对制造、纺织等行业影响较大。

三、人民币汇率调整：一项宏观调控工具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

汇率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汇率调整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及其外资流入的产业分布，从而改变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即汇率调整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汇率变动可以影响总需求及其总需求在国内和国外的分配，所以，汇率具有杠杆效应，通过调整汇率可以调控经济。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2)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3)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4)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整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整作用;(5)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1)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2)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影响最大，而贸易部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并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而，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

四、人民币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政策搭配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在这个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以汇率调整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必须要与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使经济达到平衡。在资本项目受到严格管制、投机性外资难以进入时，汇率升值除了调节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外，对总需求有紧缩作用，需要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使用。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就资本市场而言，托宾q值升高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就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但是，实际上，即便我国资本项目实施管制，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投机性外资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要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收缩流动性，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抵消由升值导致的外需减少。从前期的升值情况看，中央银行比较多地运用冲销政策来收缩由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

经济的宏观调控篇10

一、出版业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

（一）保持出版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出版物市场调节实现的出版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出版经济波动和出版经济总量的失衡。出版物市场主体——出版发行 企业 在激烈的出版物市场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将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出版产品和服务项目，从而导致出版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失衡，这就需要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运用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出版物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出版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制定出版业发展战略和出版产业政策，或对若干重要出版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出版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出版产业结构，保持宏观出版经济稳定与出版经济总量平衡。

（二）遏制出版物市场竞争走向垄断

在出版物市场竞争进入较为深入的阶段，自由竞争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产生垄断，而垄断又会极大地限制竞争，从而导致对出版物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有效的市场调控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充当公益人，对出版物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地引导、限制，如教材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

（三）补偿和纠正出版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出版经济外在效应(externality)是指“单个的出版产品生产决策或出版服务消费决策直接 影响 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通过出版物市场”，如“搭便车”、“盗版”、“回扣”。这类出版经济外在效应难以通过出版物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出版物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只有通过国家税收、补贴政策或管制，才能使出版经济外部效应内在化，如教辅类读物收税、 科技 书返税、给正版音像制品和 电子 出版物以政策支持和保护，最大限度地减轻在出版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中的外在效应。

（四）调节地区和出版企业间的收入与分配

一般说来，出版物市场机制能促进出版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出版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不能自动带来 社会 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出版物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出版企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的不公平，而市场竞争规律往往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导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不同类型出版企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悬殊加大，构成对出版经济持续增长的极大威胁。因此，出版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建立专项基金、税收和奖励政策来调节地区和出版企业间的收入与分配。例如：增值税先征后返、对建立 农村 发行网点的投入、对少数民族地区出版业的扶持等政策，都体现了这一点。

（五）划定出版物市场主体的产权和利益边界，维护出版经济秩序

在出版经济活动中，出版物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固然受到出版物市场各种变量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上的出版经济秩序。但是，作为出版企业——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出版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出版物市场本身并不具备划分出版物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利益冲突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充当仲裁人，制定体现和保障出版物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则”，即以政策或 法律 的形式明确界定和保护不同利益市场主体的权利，保证出版物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确保出版物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以及出版物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二、我国出版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一）出版物价格及销售政策

我国的出版物价格及销售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书刊价格的管理和出版物进发货折扣的管理等方面。

1993年4月国家物价局重工司和新闻出版署计财司联合发出的《关于改革书刊价格管理的通知》规定：第一，大中专教材和中小学课本价格仍按现行管理体制和管理权限实行国家定价；第二，国家及省级 教育 行政管理机关指定与中小学课本配套的教学 参考 书、复习资料、学生练习册以及中小学生必备的字典，由出版单位提供印张定价标准和定价依据，并按隶属关系报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物价主管部门批准执行；第三，党和国家的重要 文献 （包括法律、法规、著作、文选）按照微利的原则由出版单位制定标准，报新闻出版署、国家物价局备案；第四，对以上涉及书刊的租型费，也纳入国家管理范围，其变动须报经国家物价局和新闻出版署同意；第五，其他图书价格由出版单位根据纸张成本、印刷工价和发行册数自行制定定价标准。各出版单位要切实搞好成本核算，降低成本消耗，建立以盈补亏的出版机制，鼓励学术著作和重点图书的出版，力求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图书进发货折扣是体现图书产销之间、发货店与销货店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出版业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建国初期，在新华书店统一之前，各地新华书店的发货折扣是不统一的。从1950年至1988年间，我国新华书店系统采取的是统一进发货折扣，即发货部门向出版社进货折扣为70折，向县、市书店发货一般为78折，省级书店1959年储备图书的折扣为72折；由省级书店统一订货转发给所属销货店的折扣为74折。1988年，、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打破了持续近四十年的统一进发货折扣。1991年，新闻出版署为适应实行浮动折扣的要求，发出《关于图书发行浮动折扣的试行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家规定的包销类以外的图书，出版社、发货店可以在规定的幅度内实行浮动折扣。此外，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出版事业的发展，建国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书店的发货折扣一直采取优惠政策。

（二）出版企业产权界定与融资政策 1999年10月22日，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转发了上述批复，明确了目前我国报刊均为国有资产。并指出，这一复函是依据现行的新闻出版法规和出版管理规章，以及我国报刊业的实际，做出的具有权威性和普遍适用性的规范性文件。将报刊社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有利于报刊业规范经营、集约发展，对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2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颁发《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对新华书店进行股份制改造提出了总体要求和分三步走的实施战略，为新华书店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造提供了政策依据。 以上这三项政策为我国出版企业建立 现代 企业制度，投资融资提供了指导性政策。

（三）出版物总量控制政策 此外，国家在报刊领域对刊号的审批和使用也采取了相应的控制政策。

（四）经济制裁政策

1985年11月，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文化部《关于利用经济制裁手段加强出版管理的请示》。该规定从图书对青少年的某些消极影响、对纸张资源和印刷能力使用的控制以及对图书品种和印数的控制等方面进行考虑，决定在继续加强出版行政措施的基础上，辅之以经济制裁的手段。1988年9月，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关于重申利用经济制裁手段加强出版管理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该文规定：对违反出版管理规定，需要进行经济制裁的单位和个人，“由各地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分别执行：在编排、印刷过程中发现问题，由出版行政管理机关处理；在流通领域发生的问题，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处理，违反规定所牟取的非法所得和罚款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收，交当地财政”。这两项政策的出台，对当时图书的编印发各环节违规行为范围和经济制裁手段进行了阐述，并对执行机构和罚款的处置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1988年8月，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被查封销毁图书经济损失赔偿办法的通知》，要求凡新闻出版署正式通知销毁的或由各地新闻出版局通知（限于所管辖地区的出版社）销毁的图书，其经济损失由出版该图书的出版社承担，并对图书销毁过程中的具体做法进行了规定。

三、我国出版业宏观 经济 方面的两项制度

（一）出版基金制度

在我国，较早设立的出版基金以 科技 出版基金为主，如山东科技出版社设立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和国防科技图书出版基金都是在1988年设立的。我国出版基金的设立机构分别由国务院几个部委、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 研究 机构、大学、出版社等通过拨款、出资、集资等方式建立。

我国的出版基金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资助 科学 技术和专业图书的基金。这类基金有国务院批准并由国家财政拨款设立的基金，也有各部委设立的基金，还有地方和大学设立的基金。例如：中科院“科技出版基金”、山东科技出版社“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清华大学学术专著出版基金”等。第二类是资助 社会 科学、语言文字、文化思想学术著作、翻译作品的出版基金，这类基金主要由地方政府和出版社设立，如福建省政府优秀著作出版基金、黑龙江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等。第三类是综合性出版基金。这类基金不仅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而且还用于改善出版社的物质技术条件，改进印刷技术和设备，扶持书店建设，特别是扶持贫困地区（县）书店和扩大 农村 发行网点等。

为了规范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管理，1997年3月，由国家科委、财政部、新闻出版署颁布《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办法》。这一办法的出台，对规范我国出版基金的管理具有一定示范作用。首先，在《总则》中规定了出版基金的适用范围和管理方针。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是面向全国，专项用于资助 自然 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重要学术著作的出版基金。基金的使用以国家科技 发展 政策为导向，与国家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计划相结合。实行自由申请、公平竞争、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办法。其次，对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的设立与职能进行了阐述。第三，学术著作出版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补助；各级政府部门、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的赞助或捐赠；存款利息及各种收益；受资助的专著出版后的盈利上缴部分；其他收入。第四，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范围主要包括：学术专著、基础 理论 著作、 应用 技术著作。译著、论文集、科普读物、教科书、工具书则不属于资助范围。此外，基金管理办法还在基金申请、评议审批、基金管理监督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二）出版 企业 审计制度

为了加强对国有新闻出版企业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经济责任的审计监督，建立健全新闻出版企业法定代表人责任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 工业 企业法》和《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结合新闻出版系统实际情况，1996年1月，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企业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工作规定》。为了进一步加强该规定的实施，1998年1月，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企业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工作规定实施细则》。《细则》对审计对象、经济责任、社会效益考核的 参考 指标进行了阐述。

第一，审计对象：新闻出版署和地方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所属的各级具有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出版、印刷、发行等企业（含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出版社、公司、书店等）单位的经理、社长、厂长等。第二，经济责任：是指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内对企业经营管理应尽的职责和应承担的过失。其 内容 包括：实现经营目标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责任；保护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的责任；遵守国家财经纪律的责任；正确反映 会计 与经济信息的责任；建立健全管理制度，特别是内部控制制度的责任。第三，社会效益考核的参考指标：出版社：重点出版物完成率、出版物重版（再版）率、获奖出版物比重、书刊印刷周期；书刊印刷企业：书刊印刷量、书刊印制所占比重、书刊印制合格率、书刊印制优质品率、书刊印制周期；发行企业：发行吨位、发行周期、人均购书额、课本课前到书率、一般图书销售所占比例、发行网点人口覆盖率；物资供销企业：新闻出版用纸供应量、新闻出版用纸供应质量合格率。

四、关于加强我国出版业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设想

首先，要利用国家财政手段加强国家对出版业的控制能力。国家财政支持是国家对出版业管理的直接经济手段，其目的是对出版业的发展从经济上给予扶持。国家对出版业的财政拨款应借鉴美国政府印刷局的做法，将政府出版物从出版社中分离出来，专门成立一个机构，作为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组成部分，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其运作所需资金由政府财政拨款。这样，既可以保证政府出版物的及时出版，保证国家对舆论的控制权，又便于我国对出版企业进行分类管理，保证出版物市场竞争的公平与公正。此外，国家财政拨款还应用于资助我国出版物参加国际书展，资助出版企业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和扩张，给予中文出版物出口一定的补贴。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出版基金制度。就我国 目前 的状况来看，出版基金的来源较少，出版基金数量偏少，资助力度较小，无法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国家一方面应该制定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界设立出版基金，另一方面还需制定出版基金的实施政策，规范出版基金的管理。在西方国家，通过政府财政拨款、财团资助、社会团体捐赠等渠道建立起来的出版基金，是出版业发展获得资助的重要来源。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对出版业提供直接或间接资助的基金会有100多个。这些基金会有财团设立的，也有政府设立的。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家人文基金会(NHF)是由政府设立并对出版业直接资助的两大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主要资助科技期刊的出版，国家人文基金会主要资助人文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的出版与发表。

在出版基金管理方面，应该借鉴法国和德国的管理模式。法国政府于1990年拨款1.11亿法郎设立“图书文化基金”，相当于当时法国图书出口贸易额的5%-6%。这笔款项主要用于以下四个方面：A.对出口图书补贴；B.资助出口图书的专门组织参加国际书展；C.鼓励出版商开展国际合作业务；D.资助将法国著作翻译成外文。德国在出版基金的管理方面非常严格。例如，1989年由德国联邦研究与技术部所属的德国研究协会设立的“印刷补贴基金”，其补贴发放非常严格。第一，基金管理办法规定：该补贴只提供给发表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物；第二，基金补贴的审批程序也非常严格。在德国研究协会下设一个由四名学者和三名出版商组成的出版委员会专门受理基金资助申请。

第三，应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对我国出版业进行宏观调控。税收是国家管理出版业重要的经济手段，通过对不同的出版企业、不同的出版物采取不同税率的方式，来优化出版资源配置，引导出版业向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其所达到的效果是其他管理手段无法达到的。这方面，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英国政府对出版物实行零增值税政策已经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 了，这使英国出版业得到了长期的、稳定的发展，跻身于世界出版强国之列。这项政策的制定源于多数英国人认为图书有别于其他商品，具有特殊性。因此，对其他商品征收17.5%，而对出版物不征收增值税。不过，对于出版企业来说，还是要承担企业40%的所得税和国内执照税。 在美国，税收这一出版业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作用最为明显。美国的出版机构按其营业的性质分为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两大类。对盈利性出版企业，联邦政府没有特殊优惠政策，要像其他企业一样征税。而对非盈利出版机构，政府不仅不征税，而且还有许多资助。

【参考 文献 】 2.唐兴霖、金太军.论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经济职能多元性.管理科学，2000(5) 4.〔英〕伊恩·麦高文、詹姆士·麦考尔著；许明强译.国际出版原则与实践.北京： 中国 书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