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监督的基本功能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行政监督的基本功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问：请介绍一下《行动方案》的制定背景？

电子招标采购是指以数据电文形式，依托电子招标采购系统完成招标投标交易、公共服务和行政监督的活动。大力发展电子招标采购是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招标采购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监管体制机制的有力抓手，有助于以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带动全行业的变革，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电子招标采购应用广度深度不断拓展，经济社会效益逐渐凸显。各地区普遍反映，实行电子化招标采购以来，交易效率大大提升，节资率明显提高，市场竞争更加充分透明。

但与此同时，电子招标采购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地区和行业认识不尽一致，全流程电子化程度还不高，监管电子化明显滞后；运行不规范，有些平台交易、服务和监管职责不清，存在管办不分、行政垄断，交易平台市场化程度不够；资源不共享，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不够，“信息孤岛”问题依然突出等。这些问题制约了电子招标采购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的应用发展。

为深入解决上述问题，加强统筹谋划，明确发展目标和方向，我们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2017―2019年“互联网+”招标采购行动方案，以指导各地区、各行业全面推行电子化招标采购，改革创新招标采购交易机制、信用体系和监督方式，实现招标采购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问：请问《行动方案》对于发展“互联网+”招标采购的总体考虑和要求是什么？

《行动方案》规划了招标采购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分年度提出了建立完善制度标准和平台体系架构，各类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全面实现全流程信息化、智能化招标采购的行动目标。争取经过三年的努力，到2019年，覆盖全国、分类清晰、透明规范、互联互通的电子招标采购系统有序运行，以协同共享、动态监督和大数据监管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综合监督体系全面发挥作用，实现招标投标行业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型。

为实现这一目标，《行动方案》强调了四项原则：

一是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政府方面要从发展规划、技术标准、交易规则、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电子招标采购平台体系建设运营。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培育“互联网+”招标采购内生动力。

二是坚持互连互通、资源共享。依托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互联互通，招标采购全流程透明高效运行。加快电子招标投标系y与有关信息平台的对接融合，推动市场大数据充分聚合、深入挖掘和广泛运用。

三是坚持创新监管、提高效能。充分发挥“互联网+”监管优势，实现平台技术创新与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同步推进，推动动态监督和大数据监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信用管理，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

四是坚持统筹规划、协同推进。强化顶层设计，发挥政府、行业组织和市场主体作用，统筹安排各项政策措施，通过典型地区、行业和平台的创新示范，有计划分步骤实现全地域、全行业、全流程电子化招标采购。

问：加快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建设是推广应用电子招标投标的基础，在指导推进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建设运营方面，《行动方案》作了哪些安排？

根据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三大平台各自定位、发展实际和存在问题，《行动方案》明确了分类指导推进的发展路径。

关于交易平台，要着力推进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行动方案》提出，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建设运营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满足不同行业电子招标采购需求，并促进交易平台在市场竞争中实现集约化发展。支持和鼓励交易平台通过优质高效服务，吸引非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自愿运用电子化招标采购。交易平台应当以在线完成招标投标全部交易过程为目标，围绕提高资源配置质量和效率、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进行功能设置，切实为交易主体服务，为行政监督部门提供监管便利。有关部门各机构应当对交易平台实现跨地区、跨行业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环境，不得设置市场壁垒。

关于公共服务平台，要着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加快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子招标采购活动的公共服务全覆盖。公共服务平台应当立足“交易平台枢纽，公共信息载体，身份互认桥梁，行政监管依托”的基本功能定位，免费提供依法必需的公共服务，并可以通过提供个性化增值服务等方式，建立平台可持续运行机制。公共服务平台不得具备交易功能。鼓励公共服务平台根据市场主体、社会公众、行政监督部门需要，创新拓展公共服务领域和内容，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

关于行政监督平台，要着力提高行政监管效能。与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相比，行政监督平台的建设相对滞后，有的还存在管办不分、交易服务与监管不分的问题。《行动方案》要求各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抓紧搭建电子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平台，满足在线监管的需要。行政监督平台应当具备对招标采购全过程进行实时在线监管等功能，不得与交易平台合并建设和运营，也不得具备任何交易功能，保证在线监督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同时，行政监督平台应当开放数据接口，不得限制或排斥交易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与其对接交互信息。

问：在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精神和要求方面，《行动方案》作了哪些有针对性的规定？

《行动方案》将推进招标投标领域“放管服”改革作为推进“互联网+”招标采购发展的重点，明确要求各级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依托行政监督平台，探索扩大招标人自主决策权并强化相应法律责任约束，加强对招标采购活动的监管和服务。针对行政监督电子化滞后，政府部门之间数据不共享，电子招标投标存在线上线下“双轨制”问题，要求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实现政府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以行政监督的无纸化推动招标采购全流程的电子化，并提出了三个“凡是”的要求：凡是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现场办理；凡是能够在线获取的市场主体信息，原则上不再要求市场主体以纸质方式重复提供；凡是能够通过行政监督平台在线下达的行政监督指令，原则上不再出具纸质文件。充分运用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三大平台整体功能，通过电子招标采购全流程信息的动态记录、留痕追溯、透明公开，推动招标投标行政监督从事前审批、分业监督，向事中事后、动态协同方式转变，进一步提高行政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和规范性。

问：实现数据互联共享是电子招标投标推进中的难点问题，请问《行动方案》提出了哪些解决方案？

《行动方案》从推进平台对接和完善信息交互机制两个方面，加强资源共享。一方面，推痈骷陡骼嗟缱诱斜晖侗杲灰灼教ê托姓监督平台以公共服务平台为枢纽，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其中，交易平台应当选择任一公共服务平台对接交互信息，并可依法直接与相应的行政监督平台对接交互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与相应的行政监督平台实现对接，并负责将交易平台依法交互的交易信息、信用信息推送至相应行政监督平台。下级公共服务平台应当与上级公共服务平台对接交互信息，鼓励同级公共服务平台之间互联对接，逐步形成全国纵横联通的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体系。同时，加强电子招标投标系统与公共资源交易、投资、信用等信息平台的互联共享。

另一方面，强调要积极培育各类平台主动交互信息的内生动力，按照互利互惠原则，提供依法公开数据的交易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可以按照交互数据的结构类别和规模比例，分享集合数据使用权利和大数据分析成果运用的增值效益，促进信息全网有序流动。

问：“互联网+”强调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请问《行动方案》在此方面有何安排？

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着力推进数据汇集和发掘，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创新应用。招标投标领域的交易数据和信用信息数据，不但能够为招标投标行业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数据支持，也能够反映宏观经济运行情况。适应“互联网+”趋势，《行动方案》特别强调了交易大数据和信用信息的应用。一是运用大数据理念、技术和资源，依托电子招标投标系统特别是公共服务平台，依法高效采集、有效整合和充分运用招标采购信息数据，为行政监督部门和市场主体提供大数据服务。通过对招标采购信息大数据统计分析，为把握市场动态、预测行业趋势和研判经济形势提供研究支撑，为制定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提供决策支持，为甄别、预警违法违规行为，实行科学、精准、高效的智能化监督提供重要依据。二是鼓励各类电子招标投标平台建立招标投标信用数据库，按照客观记录、统一标准、公开共享、用户评价的原则，利用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大数据动态生成招标人、投标人、招标机构等市场主体信用基本信息，并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和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进行共享，为开展失信联合惩戒和守信联合激励提供支撑，促进招标采购市场主体信用自律，引导诚信体系建设。

问：《行动方案》提出的政策措施如何落实？下一步还有哪些工作考虑？

篇2

关键词：建筑工程 招标投标 法律法规行政监管

中图分类号：TU7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工程招投标是一种竞争性的工程发包方式，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将其引入工程建设领域，经过近30年的不断积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然有很多部完善的地方，因此，在建筑工程招投标的实践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以促进我国建筑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虽然近些年来国家颁布了关于建筑工程招投标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由于一些人无视法律的权威，导致实际管理执行中存在障碍，使得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以从国家行政部门的管理和建筑招投标相关各方这两方面进行分析。

1.1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1.1令出多门，多重领导的制约。目前，我国招投标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十分严重。政出多门，必然造成建筑市场管理不统一。从行业的角度，自然形成各自为政，自己的队伍自己投标，自己的工程自己施工，行业管理变为行业垄断。

1.1.2相关行政监管不力。从目前的实际情形来看，对于招投标监督管理部门而言，对招投标进行检查、仲裁的规章制度尚不健全，而且其自身也受到多重领导，很多时候难以开展工作，监督缺乏力度，监督工作严重滞后。一些监督主体只侧重于形式和程序的监督，对实体性内容往往实施经济处罚的多，追究法律责任的少。违法违规行为付出的风险成本低，而获取的收益高，受利益驱动，必然会有人铤而走险。

1.2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各方面存在的问题

1.2.1 陪标现象：由于现今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从“计划”为中心转移到以“项目”为中心.一些部门滥用权利，将建设工程内定给某些施工单位中标，其他单位只是陪衬；或者是投标人之间进行串标，相互约定提高或压低投标报价，而获取中标资格，使招投标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无法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1.2.2 承包单位转包问题:“转包”现象的存在是现今“豆腐渣工程”存在的一个根源。企业中标后，直接转包或违法分包给其他单位，从中收取管理费，以包代管，对工程质量、安全不从事管理、不负责任。这种转包的现象，使得一些资质不够，没有施工经验的企业，进入施工现场，为质量安全问题埋下隐患。

1.2.3 评标办法不够科学，专家水平有待提高: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评标办法，以至于有些单位，单纯着重报价高低，且整个评分方法重定性评分，轻定量评分.专家评标水平和职业素质有待提高。

1.2.4 招标机构的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由于工程招投标活动的监管方式，已由审批管理依法改变为过程监督，依法登记备案和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招投标工程的操作都由招标机构来完成。由于我国招标业务起步晚，招标市场发育尚不完善，一些相关的配套制度还不健全，致使一些机构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自律，步入误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业主选择有倾向性的选择中标单位的结果。其次对于机构的工作成果，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可操作、量化的评价标准。一些地方有形建筑市场与招投标监管机构、中介组织与原有行业主管部门，明脱暗挂，仍然存在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既影响了各自功能的发挥，也为某些政府部门个别领导干部利用招投标之机进行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2、导致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相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实行招投标机制时间较短，实施过程不规范，存在不少问题，而导致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只是规章制度不完善的问题。招投标过程中还有很多主观的因素影响了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的规范性，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1我国建筑工程招投标各种规章制度不够完善。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我国的建筑工程市场，但对一些违法行为缺乏相应的处罚条款，招投标市场的信息服务、场所服务、集中服务等基本功能还不健全，相关的规定不够完善，这些都制约了招投标市场对遏制腐败行为作用的发挥。

2.2评标过程中评标专家未能实现既定功能，招标、投标、定标的关键是评标过程，评标人员的素质和能否公正的逐项打分，直接影响着参与投标的施工企业的命运，也影响着评标的公正性，最后影响招标、投标、定标的结果。由于存在着许多主观的因素，评价专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打分，这样就客观赋予了评委左右评标结果的权力，从而给假招标及违法招标等提供了可乘之机。

2.3市场诚信体系不完善，信用观念差，市场主体缺少行业自律，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或不当得利，常在招投标中进行丧失职业道德的不诚信行为。

篇3

 

关键词：中国农业生态环境、法治保障

   

1　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1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问题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已取得不少成绩，国家相继制定、颁布、修订了《农业法》《森林法》《水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法规。从地方来看，也有22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农业（生态）环境条例，但从全国而言，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综合立法缺位和立法技术滞后等问题。

    1.1.1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缺位　国家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的内容分别规定在农业、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等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法之中，这种分散立法与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不相适应。早在1995年，全国农业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研讨会就已达成共识：颁布全国性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势在必行，因为这将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全国农业环境，防止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是强化农业环境管理的法律依据，是保障城乡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法律武器[1]。但时至今日，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依然缺位。

    1.1.2　立法技术滞后　“善法”是法治的必要前提，要制定出好的法律，需要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进行，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2]。全国性农业环境保护法的难产，与立法技术滞后密切相关。一方面，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的民主性、公开性不够。主要以政府部门起草为主，很少有公众参与，其内容也主要倾向于规定行政权的便捷行使，而很少关注如何增强行政执法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3]。另一方面，我国地方的农业生态环境立法仍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以致有些空泛的规定和政策宣言式的规定无法执行，从而严重影响执法效果[4]。不少地方性法规条文只有行为模式，没有相应法律责任规定和具体的奖惩措施，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体现不出法律的威严[5]。这样的法律离“善法”尚有距离。

    1.2　缺乏符合行政法治要求的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

    缺乏法治化的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更是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症结所在，突出表现为，农业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置缺乏法定性，职能或缺位或重叠，导致执法无效；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等。

    1.2.1　现有农业生态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缺陷　从行政执法主体来看，一方面表现为机构重叠，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下，农业生态环境的执法主体林立（包括环境保护、建设、农业、国土资源、水利、统计、林业、海洋与渔业等部门），“各执法部门之间的执法权限也不甚分明，导致部门与部门之间经常相互扯皮，争权推责。”[6] 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相互推诿，出现各部门机关为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争着管抢着管，甚至越权管理，导致执法秩序混乱不堪的现象[5]。就在农业部门内部，行政执法权分散于植物保护、种子、土肥、环境保护各个机构中，形成了多元的执法主体[7]。依据《农业法》的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法定职能没能落实到位，阻碍了农业环保工作的正常开展[8]。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机构缺位。如：《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23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农业的部门应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网，负责农业生态环境的监测和评价。至2003年该省在省、市、县3级还缺乏一套完整的农业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及环境监测网络，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和人员，以至出现污染事件时，未能及时发现，也未能及时制止[9]。

    1.2.2　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　程序比目的更重要。没有行政程序，行政职权就难以合法运作。行政程序的基本功能在于：扩大公民行使参政权的途径，监督行政主体公平实施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等[10]。实践中，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过分强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却又缺乏有效的环境行政监督机制。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性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的相关条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行政部门和公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具有不平衡性，过多地确立和保护的是以维护政府权威及各部门利益，以保证政府集权和经济统制[4]。涉及政府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方面虽有一系列的应然规定（表现为应当如何如何），但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却找不到关于政府不作为或滥用职权时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条款。实践中，当前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领导干部损害群众环境利益的行为，已经成为国家环保总局和监察部进行查处的重点[12]。某些地方政府成污染帮凶[12]，这自然有违公平行政的法治原则。山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虽然早在1991年11月和1994年12月就已分别颁布了《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实际却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农业污染与生态破坏不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存[13]，事实再一次昭示古训“徙法不足以自行”的正确性。此外，公众参与环境事务制度缺失，对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范围、方式、途径等没有具体的规定也影响了农业生态环境执法的效果。

篇4

（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广东湛江524088）

摘 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对行政管理权的补充而非替代，寄希望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应对环境管理公权力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不能承受之重。环境公益诉讼的本质属性、制度生成背景和民主价值取向内在预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为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唯有将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作为基本主体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性回归。

关键词 ：环境公益；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行政职责；制度功能

中图分类号：D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5-0123-10

收稿日期：2015 -01 -13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5年4月8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利益衡平的法制保障研究》（12BFX120）；广东省高校优秀创新人才培育项目《广东海洋外来物种入侵现状及立法研究》（wym11091）

作者简介：谢玲（1977-），女，湖南岳阳人，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项能有效预防和救济“对环境本身之损害”的法律制度，其构建的必要性在学界已达成共识①。但环境法学界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核心问题——原告资格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虽然2012年8月31日修订的《民事诉讼法》首次纳入了公益诉讼条款，允许“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就污染环境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但环保行政部门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在此次修改中仍未明确，学界关于环保行政部门是否应当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论争并没有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而平息。

曹树青先生在《学术界》2012年第3期发表的《“怠于行政职责论”之辩——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论见》一文（以下简称曹文）中，提出“环保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无论从权力大小、权力行使环境还是从权力性质看，都有与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对环境公权力的不足和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的适度矫正。”该文全面驳斥了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否定论，并从环境管理权的特殊背景的视角论证了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该观点在学界具有一定代表性，这种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也触碰到了现行环境行政监督管理权运行的某些无奈，但笔者认为曹树青先生的论点是建立在对环境行政管理权理解的错位和对环境公益诉讼本质属性的误读基础之上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极力主张应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甚至认为“国家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第一顺位的原告”②。鉴于此，笔者认为仍有必要对曹树青先生的论证进行辨析，以期廓清迷雾，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所裨益。

二、再辩“怠于行政职责”论

曹文认为“否定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最大理由是赋予其原告资格将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责”，文章重点驳斥了“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资格将促使环保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行政职责”的观点，并从我国环境管理权运行的特殊政治、经济、社会及体制背景和现实的角度，陈述了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1）环保行政部门的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不足。表现在立法上，环境立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小，且追究违法企业的环境行政责任无法弥补违法行为造成的所有环境损害，环保部门只能在行政手段之外寻求救济；在执法上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认为环保部门借助环境公益诉讼途径，可以缩短冗长的环境行政执法处理程序；环保部门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职权被架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利于避开执行难的问题。（2）环保行政执法权运行乏力。由于体制的原因，囿于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压力，环保行政部门有力不能使，有力不敢使，因此环保行政部门依法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借助法院的司法独立地位，与司法携手形成“合力”以抗衡地方保护。（3）环保行政部门对有些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没有行政管理权。如跨区域污染损害问题、管理真空问题，因此，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求司法“给力”。（4）在多个违法主体多种原因公私利益交融的复杂环境损害案件中，由于主体多元、关系复杂、公益私益交融，不适宜于单凭环境行政部门行政执法方式解决，借助司法途径能更公正、更有效的化解纠纷。（5）设置行政前置程序可以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

以上理由看起来言之凿凿，但笔者认为，从曹文陈述的以上理由均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要回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原告资格是否将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责的问题，必须先思考以下问题：环保行政部门的环境执法权乏力的原因何在？环境行政管理权“执法资源不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能否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不理想的现状？如果不作理性地追问并进行合符逻辑的推理，而将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描绘成是在穷尽环境行政职权之后的无奈之举，则有替环保部门的某些行政不作为行为辩解、替某些行政执法的不合理现象背书之嫌。

（一）从环境行政执法权配置不足的现实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

首先，现行环境立法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确实存在力度小，环境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导致行政处罚难以发挥应有的威慑作用。但环境立法存在的问题应当通过修改相关立法来完善，即应当在立法上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的力度，新《环境保护法》引入按日计罚制度就体现了这一倾向，以避免反向刺激。

其次，当环保行政部门穷尽行政处罚后仍无法触及违法者之根本的情况下，环境损害民事赔偿确实可以起到填补环境行政责任不足的功能。环境行政责任和环境民事责任虽然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功能上是并行不悖的，因此现行法明确规定承担行政责任之外不免除其他责任的承担，故在行政责任之外追究违法者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是环境法正义价值的必然要求。但我们据此只能得出在行政处罚之外应当完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结论，却并不能以此得出追究环境民事责任的发起者应当是环保行政部门的结论。

再次，认为环保部门可以借助环境公益诉讼途径以矫正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的论断违背了最基本的法理常识。行政执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效率原则，而司法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公平而非效率。相对于执法而言，司法作为昂贵的社会资源一旦启动则比执法消耗的时间更长，司法不可能比执法更有效率。更重要的是，行政执法效率低下肯定是环境行政执法本身出了问题，在行政执法本身存在问题的情况下不去追究行政部门本身的责任，反而通过再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启动运行成本更高的司法程序，既有违法的公平价值也违背一般常理。

最后，以环保行政部门没有行政执行权而导致行政职权被架空为由，认为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利于避开执行难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环保部门虽然没有强制执行权，但如果在违法者不履行行政决定也不寻求救济的情况下，环保部门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还有让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以落实行政管理权的必要吗？同时，如果环保部门存在执行难的问题，那么法院同样存在，将执行难的问题交由法院，只是让这一问题发生了位移，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因此，从制度逻辑来看，环境行政管理权配置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而非行政部门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前提。从行政管理权存在“执法资源不足”的前提不能得出环保部门应当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结论。

（二）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无法改变环保行政执法权囿于地方保护压力而运行乏力的事实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地方保护主义是环保行政执法权运行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环保行政部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人事权、财权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唯GDP政绩观的指导下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对环境行政执法施加压力从而导致环保行政执法权的运行乏力。但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却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理由如下：

首先，在现有体制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环境行政部门在环境执法时遭遇的压力在公益诉讼中同样存在。试问：环保部门的人权、事权、财权均受制于地方政府，当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的冲动为环境违法企业开绿灯从而导致环境行政执法乏力的情况下，即使赋予环保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环保部门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和勇气吗？最近环境公益诉讼遭遇“零受案率”，以及目前已有的由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例中被动“作秀”的成分，均能拷问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的动力有几许。

其次，虽然从我国宪法权力配置的体系结构来看，司法权的运行不受行政权的非法干涉。但现实是我国法院系统本身在我国的独立性也备受质疑，我们离司法独立的目标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因此，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会影响到环保行政权的运行，同样也会影响到司法权的运行，司法机关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下也无法做到独善其身，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就是最好的例证。

再次，由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使行政与司法携手形成“合力”以抗衡地方保护听起来很美，却不符合司法中立的基本特性。而且，行政与司法两者功能异质性的确立与维护“是有效发挥司法对行政监督功能的前提”，两者关系的错位“势必会发生异质性功能之间的冲突和序位颠倒混乱导致的程序资源价值的内耗与枯竭”。

（三）将跨区域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难的问题归结为环保部门无权可使并认为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对解决这一问题起关键作用的观点难以成立

首先，将跨区域污染损害的责任追究难归结为是环保行政部门对这类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没有行政管理权是一个伪命题。曹文谈到“流域上游行政区域的污染企业违法排污，造成下游水域的严重污染，而下游受害行政区域的环保行政部门对上游行政区的违法企业又没有行政管辖权，而有管辖权的上游行政区的环保部门基于地方保护的动机对环境违法主体怠于行政执法甚至行政不作为。”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跨区域污染损害的责任追究难这一问题的根本不是下游的环保部门对上游的污染企业无行政执法权的问题，而是上游的环保部门为何有权不使的问题。

其次，在跨区域环境污染损害问题上，即使赋予下游的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出于我国向来有官官相护的传统，下游的环保部门有多大的动力会将处于同一个系统的上游的环保部门推上被告席？我们暂且不论这一诉讼是否违背行政诉讼“民告官”的基本性质。造成跨区域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环境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权的配置未能尊重流域环境本身的特性，因而，应对之策是在遵循生态系统管理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合理设置环境管理机构和科学配置管理权。

（四）复杂环境损害案件的存在不是应赋予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理由

首先，行政处理手段与司法裁决在化解纠纷上各有优劣，对违法主体多元、因果关系复杂、公私益交融的复杂环境损害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案件本身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具体的解决方式，单独强调司法在解决复杂环境损害案件中的重要性并无依据。

其次，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因诉讼目的之异从而在诉讼制度的安排上应有较大差异，希望借助一次公益诉讼就将主体多元、因果关系复杂、公私益交融的纠纷一并解决实在是公益诉讼不能承受之重。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司法裁决在化解复杂环境损害纠纷中比行政处理方式更优，更容易平衡各方利益，结果更公平。但也只能得出此类案件更适合运用司法程序来化解，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一司法程序的启动者应为环保行政部门的结论。

（五）设置行政前置程序无法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

曹文指出：“环境行政职能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为了防止其怠于行政职责的履行，立法上也应设立‘行政程序前置’，即要求环境行政部门对职权范围内的环境公益侵权行为，穷尽执法行为仍然无法解决环境问题时方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借鉴防止滥诉的行政前置程序为环保部门提起公益诉讼设置一个过滤程序的建议很有创意，但笔者却认为没有可行性，根本无法起到过滤“怠于行政职责”之诉的功能。原因在于：

第一，导致环境行政执法不尽人意的原因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在这个过滤程序中，环保行政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只有证明自己穷尽了其行政职能仍无法解决环境公益受损时法院受理才具有合理性，即只有在环保部门客观不能的情况下才应当赋予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而将环境行政职权的失效区分为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和不主动履行职责推卸责任的“主观不能”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司法实务中却根本难以加以区分。因为环保行政部门为了推卸责任避免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总是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主观不欲履行职责寻找客观不能的理由。因此，法院在司法技术层面无法区分行政职权失效的真正原因是否为客观不能，从而无法决定是否应该受理。

第二，行政前置程序发挥过滤怠于行政职权之诉功能的前提是影响环境行政职权失效的根本原因为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因素。确实，我们无法否认当前环保部门的职权状况存在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的事实，但这种“客观不能”是否为环境行政职权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人性假设理论中我们一直将政府及各级行政机关看成全能的“理想人”，这种人性假设误区引导我们将作为监管者的环境执法主体设定为绝缘于私人利益、部门利益而纯粹追求环境公共利益的“生态人”。而事实上他们也是追求私人利益、部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和人员不会在环境公共利益的增加和环境社会成本的降低之中获得收益……与此相反，环境行政部门、执法人员与企业的利益具有相关性，在这种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环境行政部门和执法人员往往会想方设法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充与满足，从而易于受到被监管企业或人员的‘操纵与控制’。”因此，导致环境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环境执法主体的自身利益与公众的环境公共利益之间缺乏关联性，从而缺乏严格执法的动力和主观意愿，而非权力不足、运行乏力等“客观不能”因素。

第三，如果环保行政部门真能证明自己已经穷尽了执法行为，却仍然无法解决环境公益受损问题，那么环保行政部门在证明自己已经尽职尽责的同时其实也意味着环境行政执法的使命和功能已经完成，剩下的应该是需要发挥社会公众及司法权运行对行政执法不能所致的环境公益受损的弥补功能了。

因此，从前述理由均不能得出应当赋予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结论。从逻辑上看，行政管理权运行的不足是公益诉讼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而非行政部门成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前提。从人性假设的角度来看，行使环境行政管理权的环保部门并非全能的“理想人”，而只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正因为环境公益本身的特殊性，更难以寄希望于仅仅凭借环保部门本身的自律来寻求环境公益的实现。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确实应强调其工具性价值即该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但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是内在统一的，偏离制度设计的目的性价值而去追求工具性价值不仅会与制度本身的属性不符，而且最终也无法实现其工具性价值。因此，在一般情况，环保行政部门不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原告资格的确有促使其怠于履行行政职权之嫌。

曹文的论辩显得异常苍白无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该论点固守着环境管理的行政命令型传统模式，陷入将政府及环保行政部门作为全能“理想人”的人性假设误区，并过于迷信环保行政部门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而对其作为管理部门的有限理性却缺乏应有认识，并忽视了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基础地位。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厘定

环境公益诉讼在原告资格上突破了传统诉讼中与被诉标的之利害关系的限制，学界认为公民个人、环保团体、环保行政部门、检察机关等众多主体均可能成为潜在原告，从而导致对上述主体的原告资格争议不断。许多学者从各潜在主体担任公益诉讼主体的优劣比较中得出环境行政部门、检察机关应当优先获得原告资格，司法实践中也屡屡有由行政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但笔者认为，仅仅从各潜在主体本身的角度来探讨公益诉讼主体的顺位难免有失偏颇，因为各潜在主体担当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优劣势只是影响主体资格的外因，而公益诉讼制度本身的属性才是决定原告资格选择的内因，决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和顺位的根本因素是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因此，应当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本质属性、价值取向来考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和顺位问题。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预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

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来看，环境管理公权力运行在应对环境损害问题上的失效是需要构建该制度的基本前提。

环境公益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市场机制在环境公益的提供和配置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自发对环境公益进行有效调节，市场机制在环境公益的充分供给和合理配置上的失灵为政府公权力介入环境管理提供了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赋予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对环境保护的职权成为必然。如果享有环境行政管理权的环境行政部门始终代表着环境公益并勤勉履行职权，则环境公益的供给大体上是充分的，环境产品的配置基本上合理，环境保护的现状应该逐渐好转。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低下和环境质量整体上的持续恶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佐证了我国目前环境管理权运行在环境保护上的失效。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正是源于行政执法机制在环境保护上失效这一基本事实。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再强大的行政执法权也会存在执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即使美国政府也“永远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执法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监控每一个污染源”。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即使环境行政部门始终代表环境公益并勤勉履行职权，环境行政部门的行政决策也有可能存在失误，信息不对称、环境监管的高成本等因素决定了环境行政部门的理性是有限的，环境行政执法行为并非都会导致环境公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作为监管者的环境执法主体并非是始终代表环境公益的“理想人”，环境行政部门也是有着自身利益追求的“经济人”，当其部门自身利益与环境公益之间缺乏关联性时就会失去严格执法的动力甚至基于利益而与污染企业合谋，从而导致行政执法机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失效。

是故，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传统诉讼机制的突破，借助司法的力量，敦促公权力机关勤勉履行行政职权，对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包括一般市场主体的排污行为、生态破坏行为和公权力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填补传统救济机制对环境公益救济的缺位，以维护或增进环境公益。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制对象主要是公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环保行政部门怠于行使行政职责的行为。因此，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来考察，作为该制度规制对象的行政主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最佳原告。

（二）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本质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选择

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信托作为一种财产制度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的古埃及，而“公共信托”理论传统上被用于解决公用海域和航行、捕鱼及商业水域问题，其基本理论源于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学纲要》指出：根据自然法，空气、流水、海洋及海岸为全人类共有，为了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用之目的而通过信托方式由国王或政府持有。公共信托理论后来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美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指出，所谓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英美学者通常认为信托是一种信任关系（ fiduciary relation-ship），在这种关系中，信托人为了他人利益而享有该特定财产的法律上的所有权，该他人作为受益人则享有该特定财产的衡平法上所有权。受托人享有的主要是一种纯粹管理性权利，受益人则拥有纯粹的收益权利。1970年，美国学者萨克斯将公共信托理论引入到环境保护领域，他认为“阳光、水、野生动植物等环境要素是全体公民的共有财产；公民为了管理它们的共有财产，而将其委托给政府，政府与公民从而建立起信托关系。”根据这一理论，清洁的空气、纯净的水等公共自然资源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国家作为这些信托财产的受托人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必须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保护和管理这些财产。在公共信托法律关系中，政府作为公共信托财产的管理人是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进行管理活动的，因此，一旦受托人有怠于履行其职责的行为，公众作为公共自然资源衡平法上的所有人，有提起关于公共信托的空气、水和其他资源的诉讼的起诉权。由于公共信托理论“始终要严加防范公权力对公共信托财产的侵蚀。因此，如何制约公权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信托财产是公共信托理论的核心。”

建立在公共信托理论基础上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目标是维护环境公益，实现途径是通过诉讼对所有危害或可能危害环境公益的行为进行监督，既包括私主体的危害行为，也包括公权力机关的危害行为，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可以是私权对私权的监督或者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然而，公共信托理论的核心是“如何制约公权力”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共信托财产”，而我国环境管理公权力运行的失效是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前提，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制对象主要是公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尤其是环保行政部门怠于行使行政职责的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而不是相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直接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在性质上是私权对公权的监督自不待言，即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穷尽行政手段的行政前置程序仍然意味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是私权对公权的一种监督，原告提起诉讼前需告知负有职责的行政主体，这一程序设置的目的之一便是督促有责的公权力机关全面履行职责。私权对公权的监督比我国传统的公权对公权的监督效果更优①。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和质的规定性决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原告应为公民和环保团体。“了解该污染源的公民或者环保组织常常是违法排污行为最经济、最有效的监控者”，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正是源于这一认识。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取向逻辑演绎出环境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的管理行政、秩序行政逐步向以给付行政、服务行政为特点的现代行政转向，新公共行政鼓励公民以个体或集体的形式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中，从而使公共行政更响应公众呼声。以行政机关为中心和行政权力的单向行使为全部内涵的传统行政日益转向更注重人权和民主的现代行政。“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现代行政管理手段的权力性、强制性色彩减弱了、淡化了，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民主、协商的品格，体现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合作的精神。”民主价值在公共行政中逐步取得核心地位，“如果行政的确是当代政府的核心，那么21世纪的民主理论必须拥抱行政。”

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权威型环境治理模式正是传统管理行政的写照，这一治理模式在实践运行中陷人多重困境：环境法的约束力被软化、运动式执法、政府基于利益与企业结盟、权力寻租乃至“以权代法”现象在环境保护领域十分常见，为有效化解当前环境治理面临的诸多困难，环境治理模式必须转向新型的公共治理模式——“一种与权威型环境治理模式相对的民主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新型的公共治理框架下，公权力机关、企业、公众和环保团体等多个主体之间不仅存在着“命令一服从”型的垂直关系，更包含着“协商一合作”的横向关系，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环境治理的民主化及其实现程序”，“将公共权力、公共行政过程置于公众持续且直接的参与和表达之上”。任何法律的创制都凝结着人的法律信仰并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使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也不例外，环境公益诉讼是民主合作型环境治理模式下以法律形式为落实公众参与而开辟的一条新路径，环境民主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价值取向。由于“政府在对环境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缺乏与公众进行充分联系和沟通的动力，导致公众的环境利益诉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环境利益诉求不能充分吸纳到政府治理的考虑之中。如果没有正当合法的机制安排，这类环境利益诉求和互动合作只能采取体制外的形式。”为了避免对秩序价值的冲击，必须在民主价值的引导下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公众和政府之间能有效地沟通和协调。环境公益诉讼正是通过放松对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使个人和环保团体都有机会踏上这条沟通之途。在此意义上，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大门之外的所谓公益诉讼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

社会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体的集合，环保团体具有的公益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等特征，无疑比分散的单个个体更能胜任公益诉讼主体角色，而从诉讼动力来看，环保团体也是最有可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勇敢者”，“在公益法团体看来，法律不仅仅是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更应该是获得社会正义的工具。他们关注公共问题而不是私人问题，着眼于改变而不仅仅是支持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支撑下，环保团体成为大多数国家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力量。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在《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再次确认了环保团体的起诉资格，并进一步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这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但该条款对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设置不甚严谨，该条款规定相关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设置的条件之一是“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但却没有明确“无违法记录”的具体范围，如果对这一限制性条件做宽泛的解释则对于社会组织过于苛刻，因为警告等最轻微的处罚也是会记录在案的违法行为，而对于一个存续五年以上的社团来说，要找出可以处以最轻微处罚的行为并非难事，这就为法院和有关机关选择性地阻却部分环保团体的起诉埋下了伏笔。而且，有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并不影响社会组织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性及提起公益诉讼的能力。

结论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是对行政管理权的补充而非替代，寄希望通过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应对环境公权力的不足并进而对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进行矫正是公益诉讼制度不能承受之重。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生成背景、本质属性及该制度的民主价值取向均推演出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起诉主体为公民个人和环保团体。但笔者并非否定公权力机关在特定情形下成为原告，公权力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唯一情形是出现了“勇敢者缺位”，即环境损害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有关部门穷尽行政手段仍不能阻止该结果，又无公民或环保团体提起公益诉讼，这时公权力机关可以被赋予原告资格启动环境公益诉讼。因此，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完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第一，立法应当尽快赋予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第二，将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环保团体的限制条件作严格解释，即将“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限定为对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构成影响的“重大违法记录”，并对具体情形进行列举，以免误伤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第三，明确公权力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替补主体的范围和起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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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水利工程；招投标；上海市

1上海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工作的现状

近年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投资力度，上海市水利建设的规模也在逐年扩大。为了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公平竞争，打破行业和地方保护，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上海市水利部门从1997年起就全面实行了施工招标投标制。经过3年多的不断努力，上海市水利工程承发包已全部进入市统一的有形建筑市场，并按有关规定规范运作。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基础设施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和主要设备、材料采购都要实行公开招标。上海市水利部门在招标工作中又加大了力度，所有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水利工程全部实行了施工公开招标，同时勘察设计、监理的公开招标工作也全面展开。

截至1999年底，上海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合计施工招标231个标段，设计招标16项，勘测招标10项，监理招标9项，合计中标价为9．35亿元。从招标工作的发展速度来看，主要有4个显著特点：（1）招标量在逐年增加，1997年仅为0．6亿元，1998年为2．2亿元，1999年为6．55亿元，3年中增长了10倍；（2）行业界限已经打破，1997年系统外中标单位仅为10％，1998年上升为27．2％，1999年已达到50％；（3）通过招投标，工程造价降低了10％左右，为国家节约了投资；（4）工程质量也在逐年上升，优良率呈递增的趋势，1999年优良率已达到76％。

目前，上海市水利工程建设实现了两个百分之百，即应招标的工程百分之百地进行了招标，应公开招标的工程百分之百地进行了公开招标。

2上海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工作的做法

2．1健全规章制度、建立市场运作程序

1997年，上海市水利部门制定了《上海市水利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成立7上海市水利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负责水利建设项目的报建、招标审批、发包资格审查、施工合同鉴证等建设工程招标过程的管理，并根据《上海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中“统一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与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共同了《上海市水利工程承发包管理操作流程》，进一步规范了上海市水利工程承发包管理，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全部进入市统一的有形建筑市场奠定了基础，并确立了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全市建筑市场中应有的专业管理地位，形成了在统一的大建筑市场中，各行政主管部门互相尊重、彼此协调的格局。

建立市场运作程序，是实现上海市水利工程建筑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主要内容，上海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运作的程序和管理节点主要是工程报建、工程发包资格审查、勘察设计发包及初步设计审批、监理、施工招标发包、工程合同登记、施工许可申办，为实现以建设项目为主线的建设市场的闭合管理、简化办事手续，上海市水利工程同市其它建设工程一样，实行了工程建设项目IC卡制度。该卡由建设单位在办理工程报建手续的同时申领，并按照市场的运作程序，办理各管理节点的手续，每办理完一道手续，均要打入“Y”，表示“通过”，以进入下一道管理节点，若节点单位读卡后显示“XX”，则前面的节点尚未完成，该节点管理部门的读卡机就会揭示建设单位应该先办理哪些手续，否则该节点单位就无法进行操作，真正做到“前事未完、后事不办”，促使建设单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

2．2实行政府职能转变，发挥中介机构的招标作用

在实行招标承包制的起步阶段，上海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曾具体地管理过建设单位招标活动，这种做法曾为推动招标投标制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建设市场的培养和发展，“事无巨细、全由政府做主”的政府包办做法已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实行政府职能转变，把应该采取市场手段的事情交给市场去解决，已是大势所趋。

1997年，上海市水利部门组建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招投标机构，把招投标工作中的服务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分解、转移出去，机构成立后，充分发挥了专业优势，具体负责编制招投标文件，提出评标办法，组织报名、现场监测、答疑、招标、开标、评标等各项工作。

招标中介机构招标，对于建设单位专业人员不足、业务能力差、或因长期不搞建设项目而不具备常设项目管理机构的单位，可减轻其招标工作的压力，使其招标工作能在符合国家有关法规的范围内运作，并可使建设单位节省大量的工作人员。同时，为了在同行业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招标机构就必须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从3年来上海市水利工程招投标的情况看，中介机构招标作用的发挥，对规范招投标工作、提高招标质量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3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在招投标过程中，上海市水利部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做到“六公开”：（1）公开招标信息，招标单位必须在接受投标报名的5d（不含节假日）前，通过“上海热线”、《中国水利报》、《上海建设工程招投标信息》等相关报刊统一向社会公开招标信息；（2）公开报名投标的条件，并与招标信息同时；（3）公开接受投标报名，在规定时间内，招标单位公开接受投标单位的投标报名，接受投标报名的时间不少于1d；（4）公开选定投标单位，每个标段招标不得少于6家，投标单位的选定，分为全部选定和在公开情况下部分抽取两种办法，部分抽取的投标单位不能少于2／3；（5）公开评标办法和程序，招标单位拟定的评标办法连同招标文件应一起发给投标单位，于投标前公开，在评标、定标的过程中，除规定必须保密的内容外，其程序向社会公开；（6）公开招标的结果，招标结果通过《上海建设工程招投标信息》向社会公布中标单位。

为体现公正原则，做到公正评标，技术专家全部从评标专家库内随机抽取组成

，技术标规定为暗标，即投标书中不应有任何隐含投标单位身份的内容，否则为废标。

为确保公开竞争，防止不正当的压价、串标和泄漏标底行为，合理控制标底价，上诲市水利部门实行了“无标底招标、有标底评标”的招标方法，即招标单位不设标底，只参考定额，并结合市场行情编制出参考工程造价，在招标文件中一并向投标单位公布。评标时，在技术标评审通过的前提下，商务标评审可通过抽定报价算术平均值权数和加权平均工程造价下浮率（此中两个区间在评标办法中明确），计算出期望工程造价（即为评标的标底），接近期望工程造价者得高分，技术标和商务标合计得分最高者为中标单位。这个方法也称“制约四方法”，对于制约发包方、承包方、中介方和管理方，排除不正当人为因素，确保招投标公正性起到了有效的、积极的作用。

3上海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工作的发展设想

3．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招投标管理体制

根据1997年上海市水利部门制定的《上海市水利工程建设施工招标投标办法》中的规定，原上海市水利局是本市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上海市水利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设在局基建处），具体负责本市水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1）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的规定；（2）指导、监督、检查招标投标工作的实施；（3）总结、交流招标投标工作的经验；（4）组织审查招标人或者招标人的资格；（5）组织审查招标申请书和招标文件；（6）审批评标机构；（7）监督开标、评标和定标工作；（8）审批评标报告；（9）调解处理招标投标活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10）监督承包合同的签定、履行。

笔者认为，根据“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机构改革原则，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宏观调控，为完善和规范建筑市场创造宏观条件，在行政管理上应该由全部直接管理转变到直接管理、间接管理并存，并最终过渡到宏观管理，这样才有利于行政行为的专业化和政府机关的精简。根据这个观点，笔者认为具体负责招标投标日常工作的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的职能应该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其主要职责是原上述职责的（4）、（5）、（7）、（10）等项，而政府职责应该是（1）、（2）、（3）、（9）等项。

设立专职招标投标管理机构，主要还有以下优点。

第一，使招投标管理工作制度化、经常化、专业化。招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作，有完整的程序，环节多，专业性强，专职的招投标管理机构由于其专门从事招投标管理活动，在人员力量和管理经验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对招投标活动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市场监督管理，有利于提高招标工作的管理水平，有利于招投标活动在“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机制下进行，有利于承发包双方利益的保护。

第二，有效地控制了市场的准入，保证市场的有序化，首先要控制市场的准入，有些具备市政资质的投标单位虽然兼营范围中包含水利工程，但却没有主营水利，按照水利部的有关规定，就不能参加某些水利工程的设计、监理、施工投标；有的投标单位在投标时提供了业绩资料，但却是分包工程的业绩，或者有同类工程的经历却没有较好的业绩等等。专职招投标管理机构通过其日常建立的一套有关企业及工程动态的资料库，对投标单位资质、业绩的审查将更加全面。

第三，有利于及时发现、解决招投标中的问题，提高招标工作的透明度和质量。专职招投标管理机构人员由于直接、长期工作在招投标第一线，业务水平比较高，经验比较丰富，比较容易发现招投标活动中弄虚作假、串标压价、合法不合理等问题，并能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法，同时对探索和推广科学的编标、开标、评标、定标等办法，严格专家评委的资格审查，实行动态管理，提高招标工作的透明度和质量发挥重要的作用。

3．2建立在上海市统一的有形建筑市场下的水务工程专业分中心

目前，上海市已建立了一个交易管理中心和25个分中心，形成了总包、专业、建材、中介4个层次的，覆盖全市所有区域和部分专业的立体的有形建设市场体系。

上海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是从1998年进入上海市建设工程管理交易中心统一管理的，随着近几年水利投资的不断加大，尤其是今年重新组建水务局后，上海市水务工程的投资规模从原水利工程的每年8个亿左右扩大到近20个亿，建立在市统一的有形建筑市场下的水务工程专业分中心就非常必需。

水务工程专业分中心应是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水务建设工程交易各方提供优质服务，并进行自律性管理的会员制事业单位。行政上隶属市水务局，业务上接受市交易中心的指导，其基本功能是：（1）信息服务功能，主要是收集、存储和集中各类水务工程信息、企业状况信息、材料价格信息、法规政策信息、项目经理、评标专家和其他技术经济、管理人才的信息等，为发包、承包双方提供信息服务，解决了过去水务工程招投标信息分散、渠道不畅的问题；（2）场所服务功能，为开标、评标、定标等活动提供了一个功能齐全、服务周到、统一、公开，并在一定交易规则制度制约下的承发包场所，增加了工程交易的透明度，有利于政府部门的有效监督；（3）“窗口式”集中办公服务功能，通过工程报建、招标、投标、施工许可、合同鉴证、质量安全监督等有关管理部门进驻集中办公，为发包承包双方提供便利的“一条龙”配套服务，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承发包人提供方便，而且保证了管理的程序化和制度化。

水务工程专业分中心的成立，将会进一步推进水务工程招标投标工作的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和法制化，对建立一个高起点、体系完善、管理科学的水利建设有形市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3．3加强对水利工程招标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近年来，上海市水利工程招标机构对保证招标质量，提高经济效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但是在招标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一些招标机构依附于行政机关，借用行政权力或行政影响，实行强制，甚至超越权限，越权；为承担项目无原则迁就招标人的无理要求，违反了招标的公正性原则；有的招标项目服务质量不高，收费较多等等，为保证水利工程招标工作公正、客观、有效地进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加强对水利工程招标机构的监督和管理，首先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凡原隶属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

招标机构，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财务独立，人事独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真正独立从事招标业务及相关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

第二，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中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水利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包括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泄露保密资料、泄露标底、串通招标、串通投标、歧视排斥投标等违法活动的监督执法，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业务的招标机构的资格认定。从上述的管理分工来看，由于对招标机构的管理没有法律和控制手段，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利工程招投标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工作就不够全面、彻底；同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只管招标机构的资格认定，对水利工程招投标的管理工作仅进行业务指导，水利工程招标机构服务质量如何，在实际中能否达到水利工程招标的要求等动态情况，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了解得就不够清楚、透彻、由于对水利工程的业务不太熟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认定水利工程招标资格时往往只重视其静态的资料，不重视其动态的服务质量。因此，应建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认定水利工程招标机构的资格前，须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将水利工程招标机构的静态管理与动态管理联系起来。

3．4积极推进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3．4．1逐步推广合理低价的评标方法

合理低价的评标方法，主要是不设标底，由专家评委从最低报价的标评起，以低推向高，逐个论证，如低标者经分析论证认定其技术先进、方案可行、报价合理即为中标，高标者不予考虑，这种方法不仅防止了行政干预、地方或行业保护及腐败现象的滋生，还解决了目前广泛采用的标底上下浮动方法的随机性和不科学性的问题，同时提高了企业工程管理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减轻加入WTO以后对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的冲击。

但合理低价的评标方法目前还不能全面推广的主要障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建筑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尚未全部形成，工程造价管理的改革暂不具备完全开放、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条件，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工程计价、定价和规则还未制定，所以，建议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建设工程承发包价格管理规定》，作为《招标投标法》的配套实施文件，明确工程造价管理承发包及实施过程中，标底价、投标价、评标、定标、签定合同价及合同价款的调整变更、结算等各环节工程价格的计价规则，明确工程承发包价格的纠纷处理办法，同时严格落实对建筑市场竞争过程中不正当行为的惩罚措施。

第二，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是专业性、技术性、经济性、事务性很强的工作，要求承发包单位都要有一定的技术、经济、法律人才，但目前，特别是对招标机构而言，工程造价和法律方面的优秀人才非常匮乏，从事工程造价的专业人士的素质还不能完全胜任合理最低价的评标要求，同时由于大部分水利工程都要求在汛前完成，往往缩短招投标的时间（一般要求工程招标时间为3个月左右，但现在大部分只用了一个月左右），增加了评标的难度，限制了合理最低价评标的推行。

第三，招标机构为了避免承担评标中出现的错误等责任，建设单位害怕以后工程建设实施过程中由于甲方原因（如设计变更等）而造成中标单位的索赔等诸多麻烦，都不愿意采用合理的最低价中标方法，所以要尽快制定赔偿制度和索赔与反索赔的规定，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和行业协会以及合同争议的评审、调解机构，坚决按社会主义市场化的经济规律和原则办事。

3．4．2将招投标工作与工程承包合同管理有机地连接起来

招投标工作与工程承包合同的管理是工程建设阶段不可分割的两大部分，由于上海市水利工程招标文件的编制主要是由招标机构承担，承包合同管理由监理单位承担，造成了招标工作和合同管理的脱节，这对项目法人的总体利益是不利的。在承包合同实施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监理工程师未参与招标工作、不熟悉招标文件和合同，在执行合同初期不能很快地进入监理角色，只能边上岗边学习；另一方面由于编制招标文件的招标机构不参与合同管理，招标文件编制的质量没有实践的检验，招标文件的编制水平就很难提高，这给监理工程师进行合同管理造成了很多困难，给工程合同变更和索赔带来很大的隐患，许多工程在完工之后，工程合同与原来招标文件已大相径庭，违背了招标单位在招标时的初衷。笔者认为，招标工作应与工程承包合同管理有机地连接起来，虽然目前招标机构与监理公司合并困难较大，不符合现实，但监理工程师作为专家参与招投标工作全过程应该是可行的，而招标机构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可以延续到工程竣工决算阶段，由招标机构来参与工程竣工决算的审核。

3．4．3引进竞争机制，激励投标单位向高质量和技术创新方向发展

目前水利工程招投标过程中，存在着“严进宽出”的现象，即招标很严，中标很难，中标之后工程质量能否达到投标时的承诺，就没有很强的约束措施，同时也不影响下次的投标，“严进宽出”的后果，使得投标者越来越追求投标的技巧，而忽视企业的业绩，笔者认为在加强工程合同管理的同时，要引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对那些业绩好，获得国家级、市级工程优质奖的投标单位，应在以后一定时期的招投标中给予评标加分或优先推荐的奖励，对那些业绩不好、发生过质量事故或安全事故、屡次违约的投标单位，应实行评标减分或取消投标资格，以激励投标单位向高质量和技术创新方向发展。

篇6

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日益增长，细看经济的发展趋势，市场经济是社会进步的最有效的推动力，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在发达国家，信用是一个人立足的基础，而我国信用体系的发展远远滞后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信用风险成为重要的经济风险之一。特别是在启动内需刺激消费的过程中，这一矛盾更为尖锐和突出。因此，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个人信用制度对刺激需求、稳定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个人信用体系是指能证明、解释和查验自然人资信而建立的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资料和行事规则。具体而言，它应包括个人信用登记、个人信用评估、个人信用风险预警机制、个人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和个人信用风险转嫁制度等。有了较为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就能根据客户信用的历史纪录、自我评估或请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取得消费者的信用状况，确定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然后予以决策，从而有效地防范或消除消费信贷风险。

一、个人信用体系不完善的危害

社会个人信用的缺失不仅破坏了经济发展的环境，还影响了人民群众对近几十年来开发的整体评价，进而危害到更高的层次，从而对社会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个人失信，影响的可能是一个点，但众多的个人失信累计起来的效应就可能是整个经济层面。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的缺失，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信用缺失导致经济秩序紊乱。目前，我国的“寻租”现象正严重的危害着经济秩序，造成资本市场出现混乱及交易量的萎缩，同时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预期，干扰了市场的健康成长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果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失信者，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都将发生严重的扭曲。进而使市场筹集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萎缩，同时积累出大量金融风险，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导致经济活动出现紊乱。

信用缺失导致金融市场萎缩。金融是市场经济的血液，而金融活动存在的前提是信用，没有信用的环境金融难以生存。一方面，银行资本顺利周转的条件是资金在空间上能够保持动态的并存，而资本空间并存有赖于资金的及时归还，银行资金无法收回和放贷无门会导致金融市场萎缩，影响资金的效率和作用。另一方面，信用的缺失扼杀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信用缺失的社会，企业自身创新的新产品很难得到严格的保护，会逐渐丧失对创新的要求，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丧失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市场萎缩。

二、我国个人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个人信用评估是对个人在参与市场经济的交往过程中，履行能力和其可信程度的综合评定。对个人信用状况进行评估是建立个人信用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为了减少投资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有效防范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建立个人信用评估机制，就是对个人及家庭的资产状况、对承诺的履行能力和信誉全面考证评估。我们可以借鉴外国的成熟经验，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的国情，创造一种新的体系模式。

首先要注重全面性。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的内容应该全面反映被评估对象的信用状况及各项基本要素，不仅要考核评估对象过去的情况，还要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的发展，才能达到全面客观评估的基本要求，为决策提供参考。其次是科学性。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建立在一定科学分析的层面上，内容突出重点，主次分明，各细节指标之间有整体的连续性，全面有机的配合在一起，成为一套统一的分析体系。再次是客观性。设立的评估指标体系应该尽可能的通过客观的事实依据反映出来，减少不必要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以科学严谨的眼光来面对分析数据，还原评估对象一个真实的数据，不能偏袒于任意一方，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最后是可操作性。在信用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中，各项指标应该尽可能的从不同层次、角度来覆盖评估对象的基本要素，在全面真实客观反映个人信用情况的同时，要尽可能的简单易行，容易操作，以便于在实际应用中更好的服务于体系建设。

三、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现状

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我国的个人信用立法严重落后于个人信用体系的发展。征信机构在对个人信用信息采集时尚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同时现行法律体系中也没有对信用采集机构的正式身份给予确认。对个人隐私的界定不明确，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使用必然公开涉及到对个人隐私情况的采集，为了使个人征信活动得以正常开展，必须对个人隐私与可以被公开采集使用的信息给予清晰的界定，避免征信机构发生法律问题。

个人信用相关数据资料不易取得。任何一个国家建立全面的个人信用体系必须有大量的基础数据资料作为支撑，关于个人消费者的信用信息必须采集。我国目前个人能提供的资料都是一些基础证明材料，无法主动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再加上我国的金融综合征信和全国范围内的联合征信还无法结合，不能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同时我国政府部门长期缺乏信息公开的传统和能力，担心个人隐私的尺度不好把握，故在个人信用信息的提供方面也非常小心，客观上导致了数据获取困难。

个人信用评估标准不统一。在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没有科学、统一的个人信用评估指标体系，各信用评估机构做出的信用结果大不一样，这不仅影响了评估报告的可用性，而且不利于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另外，在个人信用评估指标点的设计选取方面也不够科学合理，过分看重个人消费者的常规信息，不曾将个人信用信息与其它机构的综合查询结合，没有全盘的考虑个人的发展潜力等未知情况，无法科学全面地反映个人真实的资信情况。

四、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体系的对策

构建完备的个人信用体系监管框架。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从行政监督管理和个人征信行业自律方面来建设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个人信用体系监管框架。首先逐步建立并完善各级政府在个人信用体系中的监管作用。我们不能单独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建立个人信用体系，必须重视和依靠政府机构的支持，充分发挥政府优势，快速推动个人信用体系的发展，从制度上进行保证，使个人征信行业可以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其次在行业自律方面。我国至今没有成立相关的行业协会，行业内缺乏自律机制。要尽快组建我国的个人征信行业协会，强化行业自律，加强与征信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交流，保证各项政策的科学性，符合当前个人信用管理行业发展的需要。

建立健全个人信用法律法规体系及配套制度。在任何一个具有成熟的个人信用体系的国家中，拥有健全的法律框架体系是个人信用制度的运行基础和有效保障。美国、欧洲和日本都通过长期的发展，完成了适合各自国情的信用管理立法架构体系，但是我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相关立法基本上还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必须要综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结合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快出整的关于个人信用监管和保障的法律法规，从而使我国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在法律的架构内运行。

发展完善的个人资信评估体系。个人资信评估体系是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的基础上，对每个数据主体的授信内容进行准确的信用风险等级评定，从而为个人信用活动的开展提供决策依据。个人信用资信评估可以在合约形成之前最大程度了解授信主体的个人资信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考评及分数量化，尽可能的减少漏洞。制定科学严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信用评级方法不仅是发展个人消费信贷的必然选择，也是建立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