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学生五篇

新时代的中学生篇1

关键词：中学生;信息素养;新媒体时代;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浪潮给基础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学生在交流、分享和表达的习惯，获取信息、知识的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加强中学生的信息技术教育，培养中学生的信息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自从教育部颁布《关于在中小学普及信息技术教育的通知》以来，各地中学纷纷开设了信息技术课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效果仍然难以得到有效保证。本文探究了影响和制约中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因素，并提出了在新媒体时代加强和改进中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策略。

一、中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信息素养是指人们在信息化社会中，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利用各种信息媒体，快速、有效地获取、处理、运用和创新信息的一种综合能力[1]。信息素养对当代中学生而言，其重要性已不言而喻。但事实上，当前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现状不容乐观，还面临着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对培养信息素养的认识不到位

为数众多的中学对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重视不够。一些学校把信息素养培养等同于开设信息技术课程，并简单地认为信息技术课就是计算机课[2]；一些中学对信息技术教育缺乏科学的指导、考核和评价，从而导致信息技术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无序性和随意性；一些中学的信息技术教师承担其他任务过多，工作量过大，难以保证在信息技术教育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许多学校和家长因过度担心孩子会沉溺于网络或游戏，于是对孩子接触网络或信息技术产品严加限制。以重庆市市区某中学的一个班级为例，100%的学生在校期间禁带手机、Pad等移动电子产品；9.8%的学生周末也被禁止上网，82.9%的学生周末上网时间有严格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学生与信息化时代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升学考试的压力对信息技术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当多的中学生认为信息技术知识与中考或高考关系不大，于是把信息技术教育作为一门辅课对待，重视和投入不够。仍以上述班级为例，仅有不到5%的学生认为信息技术课重要，超过80%的学生打算上大学时再学习信息技术知识。

（二）支撑信息素养培养的客观条件不足

今天的中学特别是城区中学基本上都能够开展多媒体教学，具备开设计算机课程的基本硬件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以上述中学为例，一方面，学校的计算机教学条件还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全校在校学生共约3000人，仅建有3间专用计算机教室，共有143台计算机，生均计算机台数约为0.048，更糟糕的是部分计算机购置时间较早，配置较低，故障率较高。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氛围不够浓厚，除了开设计算机课程之外，仅建有一个学校主页网站，尚未利用新媒体技术构建任何教育平台。近年来，中学教师的信息素养有较大提升，以上述中学为例，除艺体类教师之外，几乎100%的教师都能够利用多媒体设备开展教学，78.1%的教师能够通过互联网了解教育信息和获取教育资源。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各中学还普遍存在着信息技术教师跟不上信息技术发展速度的现象，他们培训或进修的机会较少，主要靠个人钻研来提高专业技能，虽然能够承担计算机课程教学，但还远不能开发或利用新媒体平台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

二、新媒体时代加强中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策略

新媒体是基于网络和数字化技术的媒体形态。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因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符合现代人的信息交流习惯，它已逐渐成为普通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信息的传播媒介[3-5]。新媒体本身就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因此，它的出现和发展，就为中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新媒体时代，要加强对中学生的信息素养培养，除了必须加强和改进传统的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之外，更应注重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从平台建设、内容建设和管理引导等环节入手，真正让学生学习在信息化时代、生活在信息化社会，于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个人的信息素养。

（一）加强新媒体育人平台建设，浓厚信息素养培养氛围

建设多层次、多形式、功能丰富、各具特色的网络化育人环境，能够浓厚学校的信息时代氛围，让学生有充分的机会熟悉信息技术，了解各种信息化产品和服务。利用新媒体技术，学校可以建设校园主页网站，并根据需要建设其他各种主题或专业网站，形成校园网站群；可以开发手机客户端App软件，向学生提供精准的个性化信息查询和主动信息推送服务；可以申请微信公众号，建设官方微信平台，向学生推送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的微信；可以建设在线辅助学习平台，学生能够通过计算机或手机从平台上获取学习资源，并开展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在线交流讨论。

（二）加强新媒体内容建设，服务学生学习生活

要吸引学生通过应用来接触和了解新媒体，从而提高个人的信息素养，就必须增强新媒体内容和形式的吸引力，让学生喜闻乐见，就必须不断推出丰富实用的功能，直接服务于学生的学习和校园生活，让学生乐于在“用”中“学”。新媒体内容和功能的规划布局，应做到“三注重”：一是要注重功能的实用性，可推出诸如知识点归纳整理、成绩查询、失物招领、生活贴士等学生必然会用上的实用功能；二是要注重学生兴趣，媒体内容的素材可来源于学生身边的人和事，或来源于学生群体中的热点话题；三是要注重学生体验，可通过开设校园百科、校园风采、校园曝光台等栏目，或者配合诸如运动会等学校重大事项，开展征集宣传口号、竞猜或预测等互动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他们参与相关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畅通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平台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沟通渠道，让学生能够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讨论、进行倾诉甚至吐槽，努力打造家园文化，增强学生的归属感。

（三）加强管理和引导，发挥新媒体正面作用

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充分实现了个体的自主选择，这种自主选择性可能会给中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带来巨大冲击。但是，“一个享有自由的媒体固然也会有好有坏，……自由无论如何都为情况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会，而约束却只能使事情变得更坏”[6]。中学生有一定的操作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经验和能力，这是利用新媒体育人的基础条件，但中学生自制力和辨别力都还不够强，因此，必须加强对新媒体的内容监管和正面引导，确保新媒体的内容丰富、实用但不泛滥，形式生动、有趣，但不至于让学生沉溺。学校要树立把关意识，利用信息技术拦截网络中的垃圾信息，净化新媒体信息环境，尽力减少负面信息对学生的影响；学校更要加强新媒体平台的内容建设，针对中学生的特点和习惯，重点打造一批有吸引力的精品栏目，以主流思想占领网络阵地，以权威和真实可信的声音占领新媒体阵地，以时代主旋律教育和引导学生。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带来了新的机遇，提出了新的要求。利用新媒体技术加强和改进对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已成为一种顺势而为的必然选择，这种趋势对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加强相关师资队伍的建设已成为各中学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作者:赵梓焱 王建秋 单位: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参考文献：

[1]李碧雄.谈中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J].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2003（12）：7-8.

[2]董英.中学信息技术课教学现状与改进策略[J].新西部，2015（18）：160-161.

[3]景东，苏宝华.新媒体定义新论[J].新闻界，2008（3）：57-59.

[4]邵庆海.新媒体定义剖析[J].中国广播，2011（3）：63-66.

新时代的中学生篇2

1 传统高中生物教学工作的弊端

生物科学作为社会自然基础学科，在物种研究、自然变化发展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高中生物学科教育恰恰是在为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奠定重要的基础。然而，数十年的高中生物教学工作仍然沿用过去传统呆板的授课方式，教师仍然是课程授课的主导者，仍然按照原有的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进行授课，突出某些陈旧的授课要点，对学生灌输一些既定的长久不变的生物学知识，不注重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课堂上缺乏师生之间交流的互动性。即使有一些教师能运用现代多媒体教学工具，也只是将书本上的知识用多媒体展示出来，其传授形式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这大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知识趣味性，也违背了教书育人、培养高科技人才的目的。

以上分析的传统生物教学工作的弊端，越来越限制了生物教学工作的发展，而多媒体的出现恰恰给生物教学带来寻找新发展变革的研究方向。

2 高中生物教学在多媒体时代面临的新变革

2.1 多媒体时代更加突出教学的趣味性、互动性

多媒体设备的出现，更加突出日常教学工作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性、课程传授的趣味性。教师可以通过图片、视频、动画等多种教学手段将复杂、抽象的生物学知识传授给学生。如在讲述DNA结构、基因配对的章节时，如果仍然依靠过去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教授得筋疲力尽，而许多学生很可能仍然不理解。但是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可以通过给学生观看讲述DNA结构的科普栏目、制作DNA三维模型图等方法，透过直观的图像画面更加深刻地向学生展示DNA分子结构，以及基因的配对方法和配对过程。多媒体的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没有让课堂变得枯燥，反而增加了知识传授的趣味性，更加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了课堂知识的传授效率。

2.2 多媒体时代更加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

多媒体是信息时代出现的产物，它以计算机为中心，将图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统一结合在一起，展现出强大的人机交互性，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为了充分发挥多媒体图像直观、构图简洁的优点，教师必须制作大量的教学视频、教学课件供学生学习使用。这就要求生物学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不仅需要掌握生物学的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掌握计算机方面的专业知识。在生物课程备课过程中，教师需要将专业知识和计算机知识结合起来，编辑制作成大量的视频、课件等多媒体文件。这对生物学教师队伍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需要生物学教师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掌握新工具，提升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

2.3 多媒体时代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多媒体在高中生物教学工作中的应用，在大大提高教师科学素养要求的同时，也使得学生必须掌握大量的生物学专业知识。多媒体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节省了授课时间，过去一个学年的教学工作现在可能一个学期就完成了。在过去，细胞的分裂、体内细胞的物质交换、DNA的复制等内容，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细细讲述，而现在多媒体的出现为这些重点、难点知识的讲述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而且当学生在观看生物学教学视频、动画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地吸收课本之外的其他生物学知识。多媒体的授课方式，所包含的知识信息量大、节奏速度快，很容易造成专业知识重难点不清晰、知识结构层次不明确等诸多问题，这也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出更加严格、更加苛刻的要求，学生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授课方式，提高学习效率。

3 新变革时期，教学工作发展新思路

3.1 以学生为主导，制作多媒体生物学课件

多媒体时代的教学工作，要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教育方式，一个精致的课件可以带领学生领略到更多的自然生物中的奥秘。提倡以学生自主学习为教学的重心和中心，强调在课堂上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知识探索性，变过去的“要我学”为现在的“我要学”。这就要求生物学教师制作质量精美、视觉效果良好的多媒体课件或者视频，以此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讲述光合作用这一章节时，可以制作能够和学生互动的课件，学生可以通过鼠标一步步点击课件上的按钮提示来完成光合作用的整个流程。通过这样的互动学习方式，既减少了教师的授课辅导，也增强了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能力。

3.2 注重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结合

强调多媒体教学的各种技术优势，并不能否认和忽视传统教学方法的重要性。现在很多教师越来越依赖于多媒体课件、视频的讲课方式，忽略了传统板书授课对知识可以起到的提纲挈领的作用，逐渐被多媒体所奴役，失去了对多媒体的控制作用。教师必须意识到多媒体虽然优势明显、作用巨大，但它在任何时候永远只是一种教学工具，它不能也不可能代替教师，真正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人，还是教师。因此，教师必须注重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结合。在生物课程讲授过程中，生物学教师要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首先需要通过板书将这一章节的重要知识点罗列到黑板上，让学生对这一章节有个大体框架上的了解，然后通过多媒体技术对专门的某一个重要知识点做深入细致的讲解。只有将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生物教学工作才不至于走错方向。

4 结语

总之，新时期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实现了高中生物传统教学的很多设想，为生物教学和学习过程变得更津津有味奠定了物质基础。要想在生物课程教学领域不落后，要想生物人才培养不凋零，就必须结合多媒体这样先进的教学手段，不断探索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来发展和变革生物教学工作。只有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地对教学思想进行改造与创新，同时结合当前最新的教学工具、教学理念，才能为生物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推进生物学科教学工作迈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胡建辉.浅谈生物学科和多媒体的整合[J].教育教学论坛，2011（2）.

新时代的中学生篇3

目的：分析新时代中等卫生学校思政工作实践举措，提高中等卫生学校学生思政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

方法：以中等卫生学校思政工作现状及工作困境分析，掌握目前思政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着眼于问题，吸收过往有益经验，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措施与实践举措。结果：中等卫生学校在思政工作中存在多元语境与思想、思政工作氛围、思政教学水平等因素影响，新时代中等卫生学校在人才培养中，应更加重视人才专业素养、职业道德、政治意识的培养，这有利于为医疗护理行业提供更加优秀的人才，奠定人才基础。

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学生培养中政治意识、思想道德的高度与深度，还需要在中等卫生学校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创新与优化，落实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人才培养力度与专业性，逐步形成完善的中等卫生学校教育教学机制，推动医疗教学体系的升级。

关键词：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举措；政治意识；思想道德

中等卫生学校以培养实用型医护人才为主，是医疗卫生行业人才输出的主要阵地，中等卫生学校对人才的培养力度直接影响未来医护人员的工作效果。新时代社会发展环境下，多元化的思想影响着处于知识汲取阶段的学生，为能够提高中等卫生学校人才培养专业性，加强学生职业道德意识与岗位意识，还需要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践行，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1]。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影响学生思想政治意识、道德素养的主要工作，基于现阶段中等卫生学校在思想政治工作落实中还存在一定问题，不利于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未来医疗卫生行业人才的培养，还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入手，不断加以完善与优化。

1新时代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

对于新时代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困境的分析，有助于中等卫生学校以及教师从自身角度出发，明确在过往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掌握教育教学工作存在的不足，以问题与不足为导向，转变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推进新时代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

新时代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应落实于教育教学中，渗透在不同学科、专业教学课堂与校园日常生活中，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与良好的道德品质与职业素养[2]。但不可否认的是，新时代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存在多种困境，这与新时代社会环境、人才培养方案、教师教学水平皆存在直接相关性。首先，新时代社会环境下，多元思想、多元语境构建出了相对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不同于过去单一知识获取途径，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生活中皆伴随着网络环境，网络环境下多元语境与思想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观念、就业观念与社会认识，错误的思想政治意识、道德品质也可能由此养成。而基于多元思想的社会环境下，中等卫生学校人才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则更加不易。其次，中等卫生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于学生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养重视性更高，而在专业素养、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等思想政治意识的培养重视性略有不足，这不利于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也难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落实于日常教育教学中。这与中等卫生学校的教育目的有一定相关性，以实用性、技能性人才的培养为目的，反而忽视了人才素养与职业道德的强化培养。最后，中等卫生学校教师教学水平直接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效果。与过去的教育教学理念不同，当前在教育教学中，不仅是为了提高学生专业知识与能力，更需要不断提高学生专业素养与道德意识，从而在个人岗位工作中能够保持良好的岗位素养，保持医疗卫生行业医德医风的传承[3]。而目前在教育教学课堂中，基于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与引入不足，因此难以较好的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落实。

2.中等卫生学校思政政治工作的特点分析

对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进行全面梳理，有助于工作人员在思维层面形成正确的认知，准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性，以特点为导向，明确工作的基本方法，为后续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性引导。

2.1学生思想政治认识不平衡

新时代，中等卫生学校的学生，在日常学习与生活的过程中，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使得中等卫生学校的学生在思想政治认知层面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性，例如其思想状态不稳定、情绪波动较大，心理发育不健全，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认知存在较大的偏差。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压力增加，影响了相关工作进展与实际成效。这种思想政治认识的不平衡性，要求，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针对于这种现状，采取针对性、有效性的手段，积极稳妥地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实现学生思想政治认知的平衡，为后续教学工作的开展创造了便利。

2.2学生文化素质差异性较大

随着我国高等院校体量的扩大，招生数量的增多，使得现阶段中等卫生学校在生源扩张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卫生学校的生源相对较差，大多数学生在文化素质的养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卫校在思想政治课程设置的过程中，没有采取必要的举措，做好思想政治教学工作。这种情况下，使得教师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标准，没有明确的目标与导向，进而使得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对于其专业能力的提升、职业道德的养成形成了产生了极大的妨害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卫生学校主要学生在文化素质方面的不足，采取相应的方法举措，有针对性地推进学生文化素质的提升，带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

3新时代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举措

新时代社会背景下，中等卫生学校在人才培养上更需要重视多元化培养，既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也提高学生专业素养，为未来医疗卫生行业人才输出提供更有力的保障[4]。因此，将思想政治工作落实于中等卫生学校人才培养中，十分具有实践意义。

3.1教育教学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为了推动中等卫生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有效应对现阶段中等卫生学校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暴露出问题，形成完备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需要积极转变工作理念，尝试做好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转变，以这种方式，实现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例如中等卫生学校在教育教学重视学生专业技能与专业知识的培养，为了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教学课堂中，应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结合于教学内容中，丰富教学课堂的教学内容与形式，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实效果。一方面，可以就医疗卫生行业的多种问题展开探讨，如医患纠纷。在实际教学中，针对于医患纠纷的教学实践，可以采用案例分析、现场模拟等方式展开，在教学过程中，需提高学生对于医患纠纷的正确认识，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医患纠纷的源头上加以分析，促进学生对于医德、医风的正确认识与内化，在类似事件上，不盲目跟风，而是应保持正确的道德意识正确看待医患纠纷，并从中培养学生解决医患纠纷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在教学中丰富教学内容与知识。通过对教学内容与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逐步形成一个联动的教学体系，实现各类知识的协同发展。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除教材中所呈现的知识与内容，教师应结合社会时事、医学研究进展或理论等融合于教学过程中，将教学生活化、实践化，使得教学更加具有真实感，这种具象化的教学活动，使得教师得以为学生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持续丰富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场景，更好将职业道德教育结合于教学中，围绕社会生活问题展开教育，于学生不同的见解中给予指导与教育，从而更好的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意识的内化，更好的加强学生职业道德素养与岗位意识[5]。通过这种方式，中等卫生学校能够充分利用更好地资源，整合资源，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时代的中学生篇4

【关键词】新媒体 优秀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9C-0043-02

一直以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沉积的精华体现，对引领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指出，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大背景下，利用新媒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大学生综合知识结构、促进大学优化自身素质结构，实现全面发展，而且对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着重大意义。

一、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有效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媒体的产生及其发展给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认同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新媒体技术通过制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控制网络信息方式，引导网民在全面客观地接触受用信息的基础上，选择吸收正确的信息，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应用“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精髓”，能够激发高校的青年大学生形成一种较能接受社会主流文化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同时也能够积极和践行应对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实需要。学校教务部门要组织专人协调调整教育目标或人才培养体系的课程设置，增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如国学、中国文化概论、文学欣赏、文化与生活等，进一步改进教育教学模式，增多开展关联性活动，强化文化教育育人的效果。同时，要注重文化教育师资的培养和提高，可以制定有关教师培训的政策，使教师的文化知识结构、文教技能、综合素质得到扩展和增强，充实师资队伍，为教育事业和文化传承工作打好坚实的学校教育基础。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强化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加强高校青年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强化高校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念，引导高校青年大学生明确科学的人生发展方向，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旨要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凝聚高校青年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和价值追求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毋庸置疑，通过优秀传统文化载体有效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理想而可行的模式。就大学生群体而言，通过利用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用中国先进传统文化来来熏陶大学生，使他们的思想达到崇高的境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培养大学生将个人理想信念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有机结合的高尚道德，使他们增强自身的民族责任感和文化底蕴，强化自强不息、责任担当、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良好行为习惯，有助于引导青年大学生强化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增强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实践活动的效果决定于主观体验，一方面是优秀传统文化课堂学习的延伸，另一方面是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的深化实践。首先，可以尝试采取理论集中学习研讨、文体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其次，可以采取定期邀请一些精通优秀传统文化的学者或专家对学生进行有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报告或专题性讲座。再次，还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文化遗迹、红色文化基地、历史博物馆和纪念馆等，可以大大增强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的实践力度。

二、新媒体拓宽了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覆盖面

（一）新媒体充足的信息资源丰富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平台。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和互动交流的重要工具，这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使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由传统的书本、杂志、报刊等传统媒介向以网络信息、网络社区等形式的网络空间。在超链接方式的作用下新媒体的信息存储量被无限放大，真正使得新媒体成为一个引领新风尚、传播正能量的信息传播平台、教育引导平台、思想碰撞平台和沟通交流平台，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助热器、热力源。

（二）传播速度的快捷化提升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新媒体传播的特点是快捷和高效，增强了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对其价值观产生持续影响；由于新的运行方式使大学生能够更迅速地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机会融合的态势将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积极地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作用，较好地适应大学生多样化主体需求。

（三）多方向多元化的传播角度和广泛的受众扩大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范围。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媒体化宣传教育既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网络信息量极其丰富，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网络途径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交流，这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目前，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新媒体的受众广泛，有利于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借助新媒体，才能更大限度地促进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彰显文化育人的成果。

三、利用新媒体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媒体教育平台建设，利用网络互动特性，巩固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作用。21世纪的今天，新媒体已经成为我们学习、工作、生活、娱乐、交际的重要工具。而高校网站尤其是高校传统文化网站更是高校抢占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平台的制高点。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思想性、生动性、实践性等多重特点，体现了新媒体在传播文化、弘扬道德、传承法则文明方面的独特优势。传统文化网站为我国高校巩固优秀传统文化形式发生改变，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力日益增强，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打开了新思路。着眼于高校青年大学生需求和利益，充分把握本校学生的思想动态倾向与精神文化多元化的诉求，根据大学生个体性与集群性的特点及时更新传统文化网站的内容，将校园文化融入其中，扩大其凝聚力和影响力，以此增加青年大学生的关注度，增强青年大学生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实现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精神文化”诉求心理相契合。

（二）结合学校文化特色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队伍建设，建设队伍中坚力量。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在新媒体的到来，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通过新媒体途径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效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关键在于建设一支能够能够把握大学生心理特点并且能够掌握运用新媒体手段开展工作的高素质高能力复合型的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团队，从而实现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相融合。

（三）积极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模式，重视个性和重性教育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效性。要积极应对新媒体时展趋势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就必须大力改进、改革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和工作方法。当前大学生已是“90后”的年轻人，他们有着前卫的思想、讲究个性、兴趣异常广泛，这就要求开展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贴近他们学习情景和生活境况，符合他们身心成长规律和行为习惯。此外，由于新媒体具有个体性、主导性、集群性、多元性、开放性、变化性和平等性等特点，且新媒体传播的途径、方式多样，这也要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旋律上找到个人的发展提高和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提升的最佳契合点，又要在教育模式上呈多层次态势发展。在改革与创新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模式上可以把握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当前，优秀传统文化更加融入人文关怀，营造人本主义教育的相互合作与关爱情境，这些精神使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核心和高雅。第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式。鉴于当前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热忱不高的问题，教育工作者需要主动迎合青年大学生的成长特点、接受心理和行为习惯。采用网站、微博、微信、QQ说说等多种新形式，使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跨越时空阻隔，从而实现广泛推进和有效实行。第三，建设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课堂。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课堂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文字、图像、声音为一体等进行再加工，优化成图文并茂、声像结合、情景交融的教育资源，增强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形象感和互动性，充分激发青年大学生的求知欲望，使青年大学生学在其中，乐在其中，感悟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渗透性。第四，充分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各种优秀传统文化主题活动。另外，可以开展“平安校园、人人有责”、“抗震救灾”、“抗洪抢险”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事迹和英雄人物等新时期的先进典型，纳入到传统文化新媒体教育方式的内容中来，在特定社会事件发生的背景下，微博呈现众多更为个性化、私语化的叙事特征，信息上传和意见表达节制与约束，成为典型的自媒体和草根媒介，新媒体教育效果更加形象、生动，更具有艺术性和时代特色，切实提高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感召力、吸引力。

【参考文献】

[1]美国输出价值观的新“武器”[N].中国教育报，2012-03-23.

[2]阚道远.微博兴起视野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2010（4）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科研课题项目（KY2015YB559）；广西教改课题（2014JGA448）

新时代的中学生篇5

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形成，实际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若干认识阶段。起先人们用的概念是“新文学”，该概念较早由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1]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2]等书中使用，此后该概念又为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先生延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将“中国新文学史”设定为各大学中国语文系主要课程之一，1950年开始撰写，1953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3]王瑶先生用的便是“中国新文学”概念。最早用“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可能是钱基博，他在1930年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丁易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直混用，例如直到1979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作者依然延用“中国新文学”的概念，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出版《中国新文学史》[4]也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概念，及至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时“新文学”概念尚在使用中，直到1984年唐?|、严家炎本《中国现代文学史》[5]出版，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才差不多基本定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称。

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在变动着。1930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述范围，实际以清末戊戌维新起始，“五四”新文学革命为终，1944年任访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南阳前锋报社印行）时将“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包含在了“现代文学”中，定为第一编，冠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之名，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又把“新（现代）文学”的概念延伸至1970年代中期。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现代文学”有不同的界定。这也完全是合理的，1930年代的钱基博眼中的“现代”和1944年任访秋眼中的“现代”、1980年周锦眼中的“现代”自然会不一样。大陆主流学界，在《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影响下，1949后才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但是从世界的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在“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问题上实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定识。

从上述过程来看，随着时代和认识的发展，我们尝试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作相对调整完全是有历史渊源可循的，也是必要的。目前大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成型于1950－1920世纪60年代（1950年，中央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内容做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个大纲要求把新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论证“新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学历史舞台的过程和结果”），就如钱基博在1930年写作“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不可能把“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划定到1949年一样，成型于1950与19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大陆主流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界定，也不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围延伸到1970年代。

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我们会发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限定于1920－1940年代之间的30年是不合理的??它在两点上显然和我们这个时代对“现代”一词的惯常指认不符：一、它和我们现时代的距离拉开了50余年，1950年代我们称刚刚过去的30年是“现代”还是合理的，就如同1930年代钱基博称刚刚过去的数十年为“现代”也是合理的一样，而现在于21世纪10年代，我们称50余年前的某个时期为“现代”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二、它专指与现时代已有50余年之隔的特定的30年时间，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一直延伸到当下的过程，它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就结束了，至少它的范围是30年所不能限定的。就此，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完全有必要。

二、

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四文学”，一个是“新时期文学”。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特别是从文学精神上来说）；“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无论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还是从文学创作的外在质、量上说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对“现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落潮为基本线索；“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为线索。

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角度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亟待拓展，完全可以拓展到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新时期文学开始）。目前的“现代文学”概念，只包含1917（以是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学革命开始）到1949年之间大约30年的时间，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纵深以及作家、作品幅员不够，大多数现代作家都经历了由“前49”到“后49”的延伸，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新锐作家，还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他们的创作在1949前后都具有逻辑连续性，对于他们来说，“49”不是什么特殊的门槛，不可能把他们的创作用49强制性地割裂开来研究，似乎49之前，他们的创作就是“现代”的，而49之后他们的创作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当代”的了，将视野限制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完整的。

所以，“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要扩大。但是，这个扩大不应是无边的扩大。

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应当是从1917至当下的文学，而狭义的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则应限定于1917至1977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将其拓展到1977年有如下理由：一、是有前述周锦《中国新文学简史》之历史先例可循的；二、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内在逻辑的??既可以显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相对开放性，又可以相对保持“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断代史的相对完成性；三、特划出1977后给“中国当代文学”，以便突出其开放性、现实性的学科特点，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对封闭性、历史性。

广义地讲“中国现代文学”概念自是可以包含1917至当下的所有文学的，但是，如果引用此广义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义，显然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性的丧失。例如扩展到1999或者2000年，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部分学者打通现当代界限，形成纵览中国新文学之宏观视野的研究课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以其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则是不科学的。原因是：一、它是一个封闭的概念，现在已经是2001年后，20世纪已经终结，它不能囊括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对当下文学发展的动态关注，二、过于突出“世纪”概念与中国文化背景不符，“世纪”概念是西方宗教意识的产物，“世纪初”之所以在西方具有“历史开始”的意义，是因为纪元从基督诞生始，人类将获得救赎，“世纪末”之所以有“历史终结”的意味，是因为“世纪末”人类将面临审判，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世纪”之始末并没有历史开始和终结的意味，从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来看，1901年和2000年这两个年份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划分时代的意义；三、作为学科概念，它太过笼统，不科学。

“现代文学”学科范围要拓展，但不能无边拓展。笔者以为以1977为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部统一性不够，尤其是1977之前和之后，对其进行分割，留出一部分“开放空间”给“当代文学”，将相对封闭的、完整的一部分空间划转“现代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我们过于拘泥于传统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主要受到这样两个观念的影响：一、误把“现代”和“当代”当成纯粹的时间概念，进而把界定的依据定位在社会时间的断代上，例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于是乎这“新时代”也成了文学时间断代（区分现、当代文学）的依据，而并没有深究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时代”和文学意义上的“新时代”是否真的对应；二、因为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实际流程过于接近，缺乏远距离审视的可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缺乏本质上的真切界定，因而只是权宜性地对两者进行了“时段性”划分，尚不能从逻辑上对二者进行更深入的界定。

三、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扩展，那么相应地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收缩。

“新时期”，这个概念用到现在多少有点儿尴尬，从刘心武发表《班主任》的1977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新时期已经延续了20余年的时间，这个“新”，似乎也太长了点。“新时期”以来，中国新文学迎来了五四以后的第2次新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极大地提升了汉语言文学的创作水平，随着汉语言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赢得最高大奖，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获得了在对等水平上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地位，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功劳。从这个角度讲，“新时期”文学值得学术界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经历来正视，然而，这些都不是在“新时期文学”这个具有强烈的批评色彩的概念烛照下可以达成的，我们必须寻找更有历史感，更有学科意义的概念来呼应它，而“当代文学”正合此一要求。

总的说来，“当代文学”是一个在时间上开放的概念，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50余年之久，相比较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历史，它已经长了很多，似乎显得有点儿太长了。如果不适时地调整其学科范围，任“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无限地延伸、扩展下去，这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以1977年为界，1949至1977年之间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和“新时期文学”的联系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紧密，相反1949至1977年之间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归“五四文学”“发生－发展－落潮”三阶段之第三阶段，完全可以划归“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目前的以49为界的“当代文学”概念是不合理的，它是把77前和77后两种不种文学形态硬行捏合在一起。

实际上，“?” 在汉语中是形声字（从玉,见声），本义为“出现”，《广韵》解“俗见字”，可见其有“明显看得见（become visible;appear;show）”、“当下呈示”的意思，现代汉语中依“现”字组的词如“现弄(在人面前炫示自己)”、“现示(显示)”、“现在”、“现案”、“现场”、“现时”、“现实”等均从本义。类推可见“现代”一词也应如此，的确，据《高级汉语大辞典》解释“现代”（modern times;the contemporary age）意为“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多指 1919 年至现在)”，“现代人”意为“当今时代的人”，“在我国历史上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如果按此辞典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应当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直到当今时代的文学”。显然现行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主流认识与此不符；从回复“现代”一词的辞典本义角度讲，“现代文学”学科范围有“拓展至49年以后”的词义学要求。

其次，从“‘五四’启蒙文学发生、发展、式微”之历史逻辑的完整性来讲“中国现代文学”有拓展到1977之后的逻辑要求。191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年到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对于五四文学传统来说正好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式微的过程，以五四启蒙文学精神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认为是正好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形态。而1977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逻辑上已经不是“五四文学”一脉的了，如果说“五四文学”可以用“以民主、科学、国家为本位启蒙文学”来概括其精神的话，那么1977年以后的文学则可以用“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新感性文学”来概括其精神，当初诸多论者以“五四文学的回归”论为1977后文学张本，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1977后文学，接受1977后文学的合法性，但是，现在再把1977后文学和1977前文学混为一谈，把它看成是“五四文学的回归”，显然是低估了1977后文学的价值，不利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当”，就其时间向度的词义学内含讲，有三重涵义：一、past，刚刚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但强调这个时间段是延续到现时的，如当朝、当世；二，just at a time，指过去的某个时段，但强调的是那个时段中事件的即刻性、发生性以及与当下的关系，如当场、当初；三、present，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强调该时间段的未完成性、未来性，如当前、当今。

就此，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就其词义学意义而言，应当在这样几个意义上被运用：a、如果它是指“过去某个时间点到当下的”的文学，那么它的着眼点应当是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正在当前延续着，与当下的文学直接联系并发生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强调该时间段的文学与当下文学的直接连续性；b、如果它是指“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的文学”，那么它一定是在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的“正在发生性”；c、如果它是指“从现在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文学”，那么它应当强调的是这个文学时段的“未来性”、“前瞻性”、“开放性”。

实际上它应当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同时被强调。就此，“当代文学”学科概念应当在上述三重意义上不断被调整和重新界定就是必然的：向上溯它应当不断地割舍，不断弃掉“与当下文学缺乏的直接连续性”的文学，而不断地强化它的a涵义；向下伸它应当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领地，以便能永远地保持它的c属性；就其学科的根本属性讲，它应当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现场性”，也即时刻保持其b涵义。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调整其学科范围，不断割舍其前端，不断下探其末端，以便更好地体现当下现场性、未来开放性、现时回溯性，并非什么不可理解之举，而恰恰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使然的。

1977年之后，“新时期”兴起了“新感性文学”浪潮，新的时代条件??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化，文化上的全球化??这些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前提，换而言之，也只有由这些要素规约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体现自身作为世界先进文学之属性”的问题才是具有中国文学“当代性”的问题。1949至1977年间，中国文学所处理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都是“前当代”的由“中国现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文学如何符合无产阶级性？”的问题便是我党作为革命党在现代历史上所要处理的基本文学命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渐渐地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肩负阶级革命之现代历史使命的革命党调整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2001年“7·1讲话”便是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文学就此也获得了其不同于“革命党”时期之核心命题的“当代核心命题”??“如何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问：“中国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哪里（中国文学的当代性在哪里）？”其回答一定是在这里，而这一点，是1977后才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化、全球化、个体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展开，从1977年起这个以新启蒙为核心的文学浪潮一直维持着它螺旋式发展的势头直至当下，并且获得了它而“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内在新感性精神本质。

据此，我们说，将1977年后文学划归“当代文学”范畴是有理由的。这样做可以让“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它内在的精神的逻辑的统一性，进而解决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所遇到的困境：这些文学史大多是生硬地糅合“十七年文学”、“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大块，因为无法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没有整合性的逻辑构架，这些文学史著作常常显得缺乏“体系”，这是生硬地坚持“49”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界限的结果（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用“潜在写作”的概念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学”在逻辑上整合了起来，可说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又造成“潜在写作”在原生态文学史中实际的地位、作用和其在叙述态文学史中地位、作用的脱离，并进而造成叙述态文学史对原生态文学的偏离）。

另外，从学科分量上讲，1977后的中国文学其实力完全可以撑起一个学科，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获得了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典范作品和作家，张承志、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高行健、李锐、王安忆等在这个时间段均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使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达到了和世界文学对话的水平。

由“中国新文学”概念的演化而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由“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演化而终有“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定型，比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成型和演化，“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之定型于“新时期文学”完全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学科成型的历史经验的。尊重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分野，寻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历史性转型，要求我们既维护两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反对“取消论”，同时我们又要反对“不变论”，以新观念促其新发展。重视文学研究的当下介入性、现实针对性要求我们重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因此从“延伸到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列出“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以强调之，是完全必要的。

注释： [1] 此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诞生期，主要著作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9月）、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4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等。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3] 此一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9月出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出下卷）、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等。

[4]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1970年代香港和台北出版了一些价值较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除了司马长风的以外，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苏雪林的《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等都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