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十篇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1

定性分析：复杂经济即范围经济

5月11日。在杭州进行的“复杂视野中的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专题研讨会上，我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归结起来就是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关系”。“所谓简单性与复杂性，就是机械系统和生物系统的区别。生物系统无论多么简单也是复杂系统，但是机械系统无论多么复杂，最后都是简单系统，当然是非常复杂的简单系统。”我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今天在钓鱼台国宾馆开会见到杨老师，我还说，所谓带有根本性，我认为就是涉及范式转移。

在范式转移这个问题上，我提出“非常赞成陈平老师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问题的源头。”结合“信息经济是复杂经济”这一命题，我提出一个复合的命题：复杂经济即范围经济。当然，这个命题的对偶命题就是：规模经济是简单经济。以下解释一下。

首先，复杂经济有特定含义，不是指复杂的经济，而是指复杂系统的经济，它同生物系统的经济是一个意思。简单经济也不是指简单的经济，而是指简单系统的经济，它同机械系统的经济同义。

其次，复杂经济的第二层意思，是指复杂性经济，相对于复杂性不经济。我认为它同范围经济与范围不经济，表达的是同一内容。相应的，简单经济是指同质性经济，相对于同质性不经济，它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表达的是同一内容。

需要说明，如果仅是从现象上讲，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都同时可以具有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的特征。但是从范式上讲，工业经济主要是规模经济，信息经济主要是范围经济，二者有本质区别。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从生产方式上讲，是规模经济且范围经济（如长尾曲线显示的情况），是在相互吸收对方所长。

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本质区别，正在于复杂经济与简单经济的区别。规模经济说的是同质性经济，在经验上通常还与异质性不经济相联系，例如说中国制造“经济”；范围经济说的是异质性经济，在经验上常常与同质性不经济相联系，例如说中国制造“不经济”。历史上的农业经济虽然也常常是范围经济的，但与信息经济的区别在于，信息经济意义上的范围经济，同时也可以是规模经济的（即以工业化为基础，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化）；而农业经济意义上的范围经济，总是伴随规模不经济（而小生产“经济”，是个性化定制的小农经济）。

范围经济与复杂性、生态性有内在关联。范围经济表面在说多产品生产的经济性，实际上揭示了工业化的一个反例：系统越复杂，成本可能相对越低。安筱鹏说的“产品服务系统越复杂成本弱增性越强”就是一例。所谓范围经济不经济，都是指在均衡水平上，增加复杂性，到底成本合不合算。同一个厂家同时生产多个品种的产品，当然增加了生产的复杂性，只有比简单性条件下，成本更低，才能说范围“经济”，否则就只能说范围“不经济”。

简单系统表现为系统越复杂，成本越高（范围不经济）。为此，工业组织只有通过让中介复杂化（如科层化）来降低协调成本。复杂系统表现为系统越复杂（越多样化、个性化、小型化），成本相对越低（即范围经济）。信息化为此表现出生态的特征，使产销中间环节简化，实现人单合一。

从“信息经济是复杂经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后工业、第三次工业革命等说法一般说说可以，但严格究起来，有混淆本质之嫌。我听起来总觉得像一个地主在向资本家解释什么叫工业化，认为工业化就是后农业化，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第X次农业革命。好比说牛就是一匹黑色的马。相当于说一个东西就是它所不是的那个东西。

信息经济是复杂经济这个说法，把电子商务中那个“商务”的本质抓住了。以往过多从信息这个中介去定义，有偏“电子”之嫌。而后工业、第三次工业革命等说法。又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商务的经济性的问题。

复杂经济区别于“非常非常复杂的”简单系统。“非常非常复杂的”的简单系统指后期的工业化，虽然层级众多上是“复杂的”，却不是扁平化的；虽然决策上是“复杂的”，却是中央控制的；虽然个体可以是灵敏、智慧，看似“复杂的”，但整个机体是不适应复杂生态的（因为越复杂相对成本越高，税更高，更贪腐）……等等。还有“非常非常简单的”复杂系统，如单细胞生物，它的复杂性表现在是自组织、自协调、自驱动的。

定量分析：复杂性指标测度与复杂性的经济性计量

1、问题所在

简单经济在范式上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同质性假定。同质性的经济，本质上就是简单经济。规模经济，是报酬递增情况下的简单经济；新古典经济，则是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情况下的简单经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定量分析方法不同。规模经济因为假定了品种为一（即产品同质），主要是以数量范式为参照系量化；范围经济因为假定了品种大于一（即产品异质），需要以品种范式为参照系量化，而后者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成熟指标与成熟计量方法。

正如布鲁克模型显示的，索洛悖论之所以无法显示信息技术投入的产出，是因为它先验地设定了所有产出一定是同质的；在方法上没有设置反映差异化、多样化的量化指标，因此只能测出信息技术投入在不改变生产方式（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的产出，而测不出8改变生产方式（小批量多品种）之后的产出。一句话，索洛悖论根本就没有设置测度复杂经济的计量维度。好比在疑惑：牛到底生了一匹什么样的马？

传统方法没有测度复杂性的指标，因此无法显现生态化的价值。同质化假定，就像陈平教授讲的，相当于说所有产品一样，因此只是简单系统。

2、测度复杂的两种方法：技术计量与经济计量

技术计量相当于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类型的计量；而经济计量是指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水平的计量，前者不必联系于价格，后者要考虑价格。二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把复杂性与投入产出（如成本与利润）结合起来。

1）对复杂性的技术计量。宋华岭《复杂性测度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一书归纳了六类技术计量指标，第一类是信息类，如费系尔信息、储存信息指标；第二类是熵类，如Renyi熵、计量熵指标；第三类是描述长度或距离类，如自描述代码长度、最小描述长度指标；第四类是容量类，如拓扑机器容量指标；第五类是深度类，如热力学深度指标；第六类是复杂性类。如Lempel-Ziv复杂性、随机复杂性等指标。这类指标优点突出，缺点也明显。缺点是测出来的东西更加适合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研究，而不适合经济学研究。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2

引言

1.规模经济

在经济学中，规模经济意味着当固定成本可以分摊到较大的生产量时会产生的经济性，是指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其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2.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则意味着对多产品进行共同生产相对于单独生产的经济性，是指一个厂商由于生产多种产品而对有关生产要素共同使用所产生的成本节约。

3.小结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充分利用是推动大工业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被钱德勒称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而由它们决定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市场的竞争性，也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领域。但在现实中，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一般都比定义上的要复杂。

旅游经济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适度规模的经营，加之以科学的规划管理，同样也能为旅游业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一）规模经济

1.内容

规模经济包括部门规模经济、城市规模经济和企业规模经济。在西方经济学里，规模经济主要用来研究企业经济。但作为生产力经济学的重要范畴，规模经济的含义则更为广泛，它包括从宏观到微观的能获得经济利益的各个层次的经济规模。

2.原因

专业化。从亚当?斯密的著作开始，人们认识到分工可以提高效率。规模越大的企业，其分工也必然是更详细的。学习效应。随着产量的增加，工人可以使熟练程度增加，提高效率；可以有效地承担研发费用等，提高运输、订购原材料等方面存在的经济性，加强价格谈判上的强势地位。

3.主要类型

规模内部经济。指一经济实体在规模变化时由自己内部所引起的收益增加；规模外部经济。指整个行业（生产部门）规模变化而使个别经济实体的收益增加。如行业规模扩大后，可降低整个行业内各公司、企业的生产成本，使之获得相应收益；规模结构经济。各种不同规模经济实体之间的联系和配比，形成一定的规模结构经济：企业规模结构、经济联合体规模结构、城乡规模结构等。

4.优势

能够实现产品规格的统一和标准化；通过大量购入原材料，而使单位购入成本下降；有利于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化和精简；有利于新产品开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5.制约因素

自然条件，比如，石油储量决定油田规模；物质技术装备，如化工设备和装置能力影响化工企业的规模；社会经济条件，如资金、市场、劳力、运输、专业化协作对企业规模有影响；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影响等。

6.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途径

通过进入与企业知识基础具有协同效应的产品市场从事多元化；沿着企业既有主导产品的价值链进行纵向一体化合并。

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会导致大型多元化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这在德国和美国的化工产业中的确是常见现象。

企业的规模经济除了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以外，还受到企业的管理能力、财务实力、市场营销等能力的制约。很简单，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那么过大的规模只会造成管理混乱而降低效益；营销渠道不够多，过大的规模就会造成产品积压；研发能力差，再大的规模、再多的产品也提供不了更强的发展后劲，反而造成过高的退出成本；财务实力差，资金短缺，正如人会贫血一样，规模的过度扩张必然导致企业的贫血；正像木桶中的水容量只取决于长度最短的那一根木板一样，企业的效率也取决于效率最差的那一环节。所以，企业在购并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谨慎地进行决策。

（二）范围经济

1.内容

由于一个地区集中了某项产业所需的人力、相关服务业、原材料和半成品供给、销售等环节供应者，从而使这一地区在继续发展这一产业中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

与规模经济不同，它通常是企业或生产单位从生产或提供某种系列产品（与大量生产同一产品不同）的单位成本中获得节省。而这种节约来自分销、研究与开发和服务中心（像财会、公关）等部门。范围经济一般成为企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战略的理论依据。范围经济是研究经济组织的生产或经营范围与经济效益关系的一个基本范畴。

2.原因

投入要素具有多种使用价值；管理者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的充分发挥；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范围经济的合理性；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范围经济的合理性。

3.竞争优势

生产成本优势，主要表现在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差异化优势，指企业提供产品的多样性，包括产品的质量、功能、外观、品种、规格及提供的服务等，这种多样性能使消费者认同该产品并区别于其他企业提供的类似产品；市场营销优势，范围经济形成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体现了企业在产品、品质和价格方面的竞争能力。同时又能在内部建立的营销平台上，利用原有的渠道销售多种产品，还能更好地利用企业已经形成的品牌优势，为新产品开拓市场，使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同时也对跟进者形成巨大的进入障碍；技术创新优势，范围经济利益的驱动可以导致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抵御风险的优势，在成本、差异化、市场营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增加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不同应用

规模经济是与比较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范围经济是与竞争优势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波特的发现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关注点在生产要素，在禀赋。也就是 “天生”的资源。竞争优势，除了取决于生产要素外，更取决于企业外部的需求、相关产业、战略等综合因素。比较优势强调的是企业向内部生产生素要效益的单打独斗的经济发展方式，企业竞争优势强调的是向外借用资源的产业集群的经济发展方式。

尽管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各自明确的定义，但实际上范围经济也是一种特殊的规模经济，所不同的是范围经济中的产品是多样化，而规模经济较为单一，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则都是投资增加引起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结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不同之处，在旅游企业管理中理应用在不同的地方。

要解决旅游企业小、散、乱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1.要在旅游企业外部运用规模经济，发挥企业比较优势。通过购买或合并来扩大旅游企业规模，在一定范围上使企业达到规模经济，降低一系列成本，比如购买设备的成本、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加大宣传力度的成本等，使企业在运营上更专业化，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快企业的发展。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3

关键词：运输业 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 网络经济

从经济学范畴来讲，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的固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可以用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经济特性，一般来说，企业的规模越大，所生产产品的平均成本就会越小。而范围经济则是区别于单独生产的一种经济形式，是指生产产品的多样性而言，是通过共用某些生产要素的方式来实现多种产品的生产，进而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这两种经济形式是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具有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所以也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但是，放到具体的产业发展中来看，定义远远不能反映出两种经济形式的复杂性。

一、运输业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方面的复杂性

因为运输业存在着产品多样性、运输网络复杂性以及计量方式特殊性等特点，致使运输业中把握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变得非常困难。我们知道，每一次产品的运输都存在着运输对象、运输距离以及运输时间上的差别，并且运输业中采用的计量单位是距离和运输重量的复合计量，很多特征会因为抽象而被忽略。因为运输业不仅包含不同产品的运输，在运输过程中还包括实际的运输工作和运输基础设施，所以运输业的规模经济要进行多方面的考量。

第一，运输属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移动，运输网络地域范围越大，路线越长，服务站点越多，其运输服务的覆盖面也就愈大。所以从运输网络的大小来看，业务范围越广，运输的单位成本就会越低。第二，从运输线路的使用频率来看，如果一条线路的使用频率很高，运载量大，那么这条线路上的单位运输成本就会降低。第三，如果考虑到设备的运载能力，则是运输设备的运载能力越强，单位成本就会越低。目前来看，进行载运的工具装载能力越来越大，十几万吨的邮轮也是平常的设备。第四，根据运输单位实际拥有的交通工具的数量，我们可以进行车队规模对于经营效率以及成本影响的计算。比方说，运输飞机的规模不仅与数量的多少有关，还要考虑到使用频率以及维修队伍和零部件的储备。第五，由于运输业的运送量非常的大，并且在同种运输方式中还存在着不同运输形式的转换，因此在运输过程中关于线路和运输方式等的协调工作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枢纽能力对于运输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也就是说，运输枢纽的能力和规模标志着运输网络的先进程度。综上所述，运输业的规模经济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由于运输方式以及服务对象之间的差异，还可以将运输的类别进行划分，这就导致对于运输业经济规模的研究变得很困难，一定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运输业的范围经济也使得对规模经济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知道，在进行运输时往往需要将客货放在一起进行运输，又或者由于公路的基础设置条件不同，对于客货的运输有要求或者对路面的压力不同产生出不同的过路费用。所以即使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进行运输，甚至是在同一运输工具上的人和货物，也会与许多不同的产品相对应，所以说运输业的范围经济也是普遍存在的。因为设备和设施的共享能够更好的发挥使用效率，同时使运输成本得到减少。如果忽略服务上的差别，可以按照货运和货运、货种、起讫点以及时间之间存在的差异来进行不同运输产品的划分，也就是说每一种特定的运输过程都是一种不同的运输产品。运输业就是一种产品多样的行业，同样的运输工作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而且每个运输企业面对的市场也不同。

二、关于运输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研究

对于运输业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研究，一定要建立在合理的理论知识基础上，不能进行简单的概念和方法的套用，应该根据运输业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对运输业的市场、企业的界定、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科学运输管理机制的建立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同时，有效的研究还能对经济学的进步起到促进的作用，对于经济学在其它领域的应用具有指导意义，还能够产生理论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在网络经济的作用下，运输行业的空间模式存在着网点直运、辐射以及分段等几种不同的类型，这就决定了运输业在市场结构方面的复杂性，深入的研究能够对制定和修改运输政策的工作起到指导的作用。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公司和运输企业之间的联盟情况进行研究，还要对其组织结构进行关注。不仅要对单一运输方式的网络进行分析还要关注多种方式混合的运输网络。运输业发展到目前已经步入了现代化和综合性的阶段，新的运输方式也不能忽略。现在应用的计量理论，大部分是在概念不清的状况下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需要依靠网络经济的模式进行进一步的解释和验证，进行计量分析工作的重新组织，其中多指标模型的分析是运输经济计量研究的重点。很多指标在经济研究中的应用非常的普遍，例如运输距离、线路使用频率、港口吞吐量、载重量、服务频率等等，它们都可以用来标记运输网络的特征，如果能够在多向量模型中应用到这些指标，就能够对网络经济的表现进行更加准确的分析。另外，关于运输业网络的研究还要针对其他特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于外部辖区、联合产品以及车辆回空等的研究，运输网络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深化认识。

三、小结

事实说明，规模经济以及范围经济等经济学的理论在运输业的应用前景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将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运输业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的基础之上。网络特性作为运输业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运输业研究的复杂性，所以只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为运输业政策的制定指出方向，为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科学的指导。

参考文献：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4

关键词:城市体系;首位度;城市流强度;断裂点;经济联系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3-0011-05

一、引言

城市体系是一组地域邻近、功能各有分工、规模上形成等级分布的城市群体。城市间通过物资、人员、资金和信息的内部流动及与外界的开放联系,维持着城市正常运作及城市结构的有序性。对一国或地区城市体系分布结构进行描述,测度城市间的功能联系,对于科学确定城市发展定位、战略目标,引导城市体系合理分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描述城市等级分布的常用模型是首位城市律和位序――规模法则。马克・杰弗逊(Jefferson, 1939)将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比称为首位度,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四城市指数、十一城市指数、城市金字塔律和二倍数规律等[1]。位序――规模法则最早由奥尔巴赫(Auerbach, 1913)提出,他观察到5个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城市人口数据符合关系式PiRi=K。齐夫(Zipf,1949)认为发达国家城市体系的城市规模分布可表达为Pr=P1/r[2]。现在人们往往将洛特卡模型和齐夫模型结合起来:Pr=P1/rq,q的大小反映城市体系中人口分布的集中或分散程度。

对城市间功能联系的研究,最早是赖利(Reily,1931)提出的零售引力模型规律,康弗斯(Converse,1949)发展了赖利的理论,提出断裂点概念及相应的计算方法。现代意义上城市群经济联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60年代的初步发展、70―80年代的丰富深化、90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范式不断丰富[3]。不少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Gustavo Garza (1999)强调美国联邦政府的城市体系政策对城市化及城市集聚空间形成的影响[4];Se-ilMun(1997)建立起城市群的人口规模、工业结构、贸易水平、土地扩展及房产发展等与城市运网结构间的相互关系模型[5]。Kobayashi (1997)以高速铁路系统建设为例探讨快速交通对城市资本、知识交流、城市规模分布、城际间相互作用等空间结构的影响,并建立多因子区际增长模型,动态模拟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发展[6]。Kelly (1998)以美国100组城市数据为基础,分析城市航空运网轴――辐网络结构,揭示出城市间经济联系及腹地变化的空间特征[7];Francisco (1995)以研究通达性变化作为城市土地利用和运输系统间经济联系的评估向量,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通达性对出发地――目的地(O-D)间航量变化影响[8]。

国内学者多是对国外模型进行修正,并结合中国实际开展实证分析。周一星基于区域发展空间的非均质性,提出城市与区域城市体系的经济联系方向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学者如王德忠、李国平、周一星、陈彦光等在对区域经济联系的定量研究中,广泛应用空间相互作用的引力模型[9]。陈彦光等从城市地理系统的广义分形假设出发,推导出引力模型的幂函数形式,对基于城市引力关系的空间作用进行了相关分析和波谱分析[10]。总体来看,我国城市体系的实证研究中对分布结构的描述性分析较多,系统分析城市体系中城市间功能联系的研究还较少。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发展最快、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区域内大中小城市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城市体系。未来的“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长三角地区要保持持续、快速发展态势,必须清楚认识该地区城市体系的分布结构及功能特征,以便充分发挥各城市的优势与特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长三角城市体系的分布图景

城市依托于区域经济、社会、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受自下而上的市场机制及自上而下的政府调控、规划影响,由自组织机制与他组织机制共同推动逐步形成城市体系,并向着结构健全、功能强化的目标演进。长江三角洲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交通运输条件良好,发展腹地广阔,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中地,城市体系较为发达,以下对长三角城市体系的分布图景进行描述性分析①。

(一)规模等级体系

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规模扩大,对应的城市数量越来越少,城市规模与城市数量呈反比。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模型来表示[11]:

αi=ri/R

βi=ρi/Ρ(1)

ki=ri/ri-1(i=1,2,3,……n)

式(1)中n为所有城市按人口规模大小划分的级别数,ri、pi分别为第i级别城市的个数与城市人口数,R、P分别为所有城市的个数与城市人口总数,αi、βi和ki分别为第i级城市的数目比重、人口比重和规模结构度。以各城市的市辖区人口数作为城市规模指标,按人口数量划分城市规模等级,得到长三角城市的规模分布体系,见表1。

表1显示,人口小于20万人的城市数量最多,若考虑1 018个建制镇,这一规模的城市数量占到全部城市数量的绝大比重;其次是人口大于20万小于50万的城市数量,占到全部城市数量的32.08%;人口规模在50万~100万及100万~200万的城市数量则相对较少。不同规模级别的城市总人口所占比重与城市规模正相关,随着城市规模级别下降,城市人口总数所占比重也呈下降趋势。另外,每一规模等级城市个数与上一级规模城市数的比例都大于1。综合来看,城市人口规模等级与城市数量显著负相关,长三角城市体系呈首位型分布。

(二)位序――规模特征

位序――规模结构从不同规模级别城市的数目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反映城市体系发育的水平。定量分析位序――规模的模型为[1]

ργ=k・r-q(r=1,2,3,……n)(2)

式(2)中n为城市数目,r为各城市按人口从大到小排列的顺序,pr为第r个城市的人口数,k为常数,一般可取首位城市的人口数,q为大于0的待定指数。如果q≤1,说明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相对均匀,规模结构呈序列型;如果q>1,说明规模结构呈首位型。

根据长三角53个县级市以上城市的人口数,以第i位城市位序的自然对数ln(r)为自变量,以第i位城市人口数的自然对数ln(Pi)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Ln(Pi)=7.4323-1.2505×Ln(r)(3)

(107.1153)(-56.8625)

R2=0.9844F=3326.527P=0.0000

回归模型的判决系数高达0.9844,F统计量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常数项和自变量都通过T统计量的1%显著性水平检验。回归系数的符号反映出城市位序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负相关性。

将式(3)变换为指数形式,得到长三角地区设市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的模型:

Pi = 1689.6894r-1.2505(4)

若把首位城市(上海)人口数的对数值ln(P0)作为已知条件,利用除上海外其余52个城市的人口规模数据进行估计。得到回归模型为:

Ln(Pi) = Ln(1289.13)-1.1681・Ln(r)(5)

(-165.93)

R2=0.9982F=27532.66P=0.0000

将式(5)变换为指数形式,得到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为:

Pi = 1289.13r-1.1684(6)

综合式(3)至式(6),几种情况下q值都大于1,说明长三角城市体系呈现出首位型分布特征。另外,从各城市的经济规模及市辖区建设用地规模等指标进行类似分析,同样发现长三角城市体系分布呈首位型分布。

综合以上几种模型的实证检验可知,长三角城市体系等级分布明显,具有一定的位序――规模特征,但整体上呈首位型分布。

三、长三角城市体系功能联系的实证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具有开放性特征且存在发展水平、定位及特色差异,城市之间必然产生人口、商品、资金、信息等要素流动,并形成与分布结构相对应的功能联系。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长三角城市间的功能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其进行统计测度,凸现各城市的地位及城市间联系强度、影响范围,有利于合理确定城市发展定位及未来战略。

(一) 城市流强度模型及测度

城市流是指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空间流在城市体系内发生的双向或者多向物质流现象。城市流强度反映某一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相互作用而发生的经济社会联系的强弱,模型为[12]:

F=N・E(7)

式(7)中,F代表城市流强度,N代表城市功能效益,即城市单位外向功能量产生的实际影响,E代表城市外向功能量。如果以城市从业人员数作为城市功能量指标,则E取决于某一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L,Lij表示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计算公式为

Lij=Gij/GiGj/G (8)

若Lij1,则i城市j部门存在外向功能量Eij=Gij-Gi・GjG;i城市总的外向功能量为Ei=ΣjEij;i城市的功能效益Ni可用“人均GDP”表示。

根据长三角16个地级以上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数,计算出各城市7部门的外向功能量和外向功能总量,结果见表2。上海、南京和杭州的外向服务部门的功能总量明显大于1,表明它们已具备较强的外向功能,体现出上海作为长三角主要中心城市、南京和杭州作为两个副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职能。

将各城市的外向功能量乘以城市功能效益(人均生产总值),得到城市流强度(见图1)。上海的城市流强度明显高于其他城市,证实其无可争辩的长三角“龙头”地位;杭州和南京次之,表明两者作为该区域的副中心地位已基本确立,但苏州、无锡、宁波不可小觑,已对杭州、南京构成挑战。

图1 长三角16城市的城市流强度

(二)断裂点模型及测度

作为各城市外向功能所产生集聚能量的一种量度,城市流强度体现了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以城市流强度为参照,借助断裂点模型,可进一步确定各城市外向功能的影响范围。断裂点计算公式为[13]:

dA=DAB(1+PB/PA)(9)

式中,A、B为相邻的两城市,DAB为A、B间的距离;PA、PB分别为两城的质量因子,P可以是中心性强度,也可以是人口规模或经济规模;dA为断裂点到A城的距离。

以长三角城市间的公路里程作为城市间距离的度量指标②,以城市流强度表示各城市的质量因子,得到长三角城市之间的断裂点,具体见表3。

城市间的断裂点是两个城市对区域影响作用力达到相对均衡的分界点。将表3中城市间断裂点的位置与城市间的公里里程数相对照,发现上海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断裂点明显远离上海,说明上海的影响范围最大;南京与杭州城市流强度相关不大,导致南京与杭州之间的断裂点大致位于两城市间的中心点。通过断裂点作两城间连线的垂线,并将所有垂线连接起来,再经实地修正,可确定各城市的影响区范围。

(三)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及测度

经济联系强度反映区域内城市间通过人口、经济及距离形成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计算公式为[14]:

L=PiVi・PjVjD2ij(10)

式中,L为两城市间的绝对经济联系强度,Pi、Pj分别为i城市和j城市的人口,Vi、Vj分别为i城市和j城市的经济规模,Dij为两城市之间的距离。

根据式(10),同样以城市间公路里程数作为度量城市间距离的指标,城市经济规模以生产总值来表示,得到长三角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见表4。

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既受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影响,又取决于城市间距离的远近。从表4的结果看,作为区域首位城市,上海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普遍较强,特别是与近邻的苏州、无锡,由于距离较近,城市人口与经济规模也都较大,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尤为突出。另外,由于江苏省内城市与上海之间的距离较近,交通更为便利,它们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强度明显强于浙江省内城市与上海的联系;江苏省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也明显高于浙江省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杭州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后,浙江省内一些城市之间及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强度将会明显改观。

(四)进一步的讨论

城市体系的功能联系主要表现为中心城市对区域内其他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与协调以及由此引起各种流的有序运动。各个城市的功能联系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原因主要在于:

(1)城市体系中各城市本身功能量的差异。城市体系中不同等级的城市具有不一样的对外服务功能,能量等级差异明显。城市等级通常以人口规模来划分,但实际上其难以全面反映城市等级的高低,城市等级应是城市综合实力的反映,是城市在区域中发挥作用和承担分工的表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快,城市等级地位主要取决于城市的对外服务功能。

(2)城市体系中各城市功能影响范围的大小。城市与区域相互促进,每个城市既从腹地吸取能量,又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城市规模等级显然影响着城市的吸引、辐射范围,功能量级越高,吸引和辐射范围越广。区域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带动,而城市发展也需要区域腹地作为支撑。

(3)城市体系中城市之间要素联系的不同。城市不仅与周边腹地发生着相互影响,其辐射范围也可能与其他城市产生重叠,城市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相互作用。不同的分工与定位,也需要城市间取长补短、相互联系。城市间的要素联系表现为人员来往、货物交换、资金划拨、信息交流等,强度大小可用这些要素联系数量的大小来表征。

四、结论及启示

城市体系发育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般从首位型分布逐步向序列型分布发展演化。目前,长三角城市体系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分布,上海的首位城市特征突出,城市间差异仍较大。城市功能联系方面,上海的城市流强度远高于其他城市,上海与其他城市间的断裂点明显远离上海;区域逐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特征,上海与距离较近且人口、经济规模较大的江苏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强度较为突出,而与浙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

为促成长三角城市体系向序列型分布演化,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应充分利用上海城市流强度大、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强度高的优势,真正发挥其辐射带动效应。结合长三角的实际情况,本文结论不无以下方面的政策启示:(1)上海应清楚地认识到自身首位城市地位,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功能量级,逐步向国际城市迈进。(2)其他城市一方面要接轨上海,接受上海的辐射带动效应,另一方面也要错位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形成自身特色。(3)促进长三角的综合发展、整体水平提升,必须真正打通城市间功能联系的通道,实现交通一体化和立体化,缩短彼此交通时间,拉近空间距离,强化经济联系。长三角城市体系等级分布与功能联系的分析和测度,对于中国众多的城市群具有典型意义,以上政策启示对于促进其他城市体系的合理分布、增强城市间功能联系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9BTJ003)、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编号: 09YJA630144)、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 10WHXZG05Z)、浙江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统计学)、浙江工商大学引进人才基金项目联合资助。

注 释:

①本文的长三角地域范围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共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辖区,长三角城市指辖区内所有县级市以上城市。

②公路客运适宜于中短途运输,铁路、航空适宜于长途运输,而长三角各城市间相距较近,且公路体系发达、运输量大,故以公路里程数来表示城市间的距离。

参考文献:

[1]许学强, 周一星等. 城市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123-132.

[2]埃德温・S・米尔斯主编. 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中文版第2卷)[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3]熊剑平, 刘承良, 袁俊. 国外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进展[J]. 世界地理研究, 2006,15(1):63-70.

[4]Gustavo Garza. Global economy, metropolitan dynamics and urban policies in Mexico[J]. Cities, 1999,16 (3) :149-170.

[5]Se-ilMun. Transport network and system of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7,42(2):205-221.

[6] Kiyoshi Kobayashi, Makoto Okumura. The growth of city systems with high-speed railway systems[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97,31(1):39-56.

[7]Morton E O′Kelly. A geographer′s analysis of hub and spoke networks[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1998, 6(3):171-186.

[8]Francisco J. Martinez C. Access: the transport-land use economic link[J]. Transport Research, 1995, 29 (6):457-470.

[9]苗长虹, 王海江. 河南省城市的经济联系方向与强度[J]. 地理研究, 2006, 25(2):222-232.

[10]陈彦光, 刘继生. 基于引力模型的城市空间互相关和功率谱分析[J]. 地理研究, 2002,21 (6) :742-751.

[11]当代上海研究所. 长江三角洲发展报告200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125 -145.

[12]朱英明. 城市群经济空间分析[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77-86.

[13]闫卫阳等. 城市断裂点理论的验证、扩展及应用[J]. 人文地理, 2004,19(2):12-16.

[14]李国平等. 深圳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联系的测度及分析[J]. 经济地理, 2001,21(1):33-371.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5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比较；方法论

自克鲁格曼(krugman，1991 a)将空间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 geography)的开山之作，提出“核心一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以来，关于空间的经济研究得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并随着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鲍德温等(baldwin et al.，2003)对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新经济地理学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导致学科的快速发展。

但是，围绕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系列争论和讨论却始终未曾停止过，这些争论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空间区位问题为何一直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等(顾朝林等，2002；朱华友等，2003；刘安国等，2005)。本文主要围绕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交流、传播、研究和应用。

一、从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地理学科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学术界亦称空间经济学(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学科的本质特征而言，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对于“空间”这一研究对象，经济学有着与地理学同样的目标和学术兴趣，但是它们在学术规范、学科范式、理论方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却远远大于共同点。为此，有必要探讨这两个学科对同一对象——“空间”进行研究时的差别。

经济学虽然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但它本身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它研究的是社会经济中消费者、厂商、市场以及政府等主体的经济行为，仅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学科范式较为接近于自然科学，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建立了一套本学科的学术规范：需求、供给、价格、市场均衡等，围绕这些概念，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

而地理学则是另外一门几乎完全不同的学科，它是一个将“地理”因素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尽管地理学也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但经济行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学科中是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加以处理和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理学研究的经济行为与地貌、海洋等自然现象并无不同之处。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实证主义的，但在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领域，这种实证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验主义的，它主要依赖观察到的经济行为的地理现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则直接来源于空间科学和区域地理学。

当经济学关注空间现象时，它与地理学的差别更为明显。经济学研究空间现象，更多关注的是与空间现象相联系的消费者、厂商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表现。尽管早期的古典区位理论更多从市场主体的外生因素(变量)分析空间经济现象，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则从市场主体的内生因素(变量)来分析空间经济现象，并为此建立了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加以表述，以便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经济学的理论规范。

至此，有必要探讨新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名称。前已述及，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科，也有的学者主张称之为“地理经济学”，正如布鲁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说，“我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原因，是该学科力图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学，而不是把更多的经济因素引入地理学。”“我们不使用新经济地理学这个术语，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还因为这个术语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而来。但这不是事实，实际上，地理经济学牢固地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无疑这一评说是中肯的，但地理经济学这一名称仍然存在缺陷。因为经济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与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在经济学中，地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空间，而且是没有区域特征的空间，用于经济分析中，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和特征的位置(区位)而已。因此，经济学更感兴趣的是中性的空间，当空间不具备中性特征时，还必须煞费苦心地加以技术处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设的“等距圆”、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经济”等，以便空间更好地作为一个纯粹的因素进入理论模型。而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因素则更多等同于“区域”的概念，这是整个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地理学区别于相关学科的标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学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说是区域因素，总是被关注的核心，而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地形、地貌、交通、生产、城市、人口等，这些内容总是被当作预先给定的外生条件而存在，地理学研究这些内容的分布规律，揭示这些分布规律背后的机制。

因此，我们说，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术语最为人们所熟知，但它却是最不能反映学科特征的一个术语。因为，它听起来更像地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考虑到地理学大家庭中还有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甚至经济地理学在70年代经历过一次革命，同样诞生了极具地理学科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就更加容易引起学科术语上的混乱了。而对于地理经济学这一术语，虽然比起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明显的优点，但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地理学中的内容丰富的、外生给定的“区域”。因此，关于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学科的较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在本学科同样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间经济学”，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样。作为别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拥有更高的知名度，因为由克鲁格曼最早提出，从而被人们广为知晓，但笔者认为，这一术语在使用时，最好标明“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

二、从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兼与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比较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关于空间、区位等长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从发展历史看，经济学长期以来也有着关注空间区位的传统，从经济学的先驱到近代经济学的大师，无不对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区位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区域、空间、区位等概念却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只有德国的经济学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地探讨区位的经济含义，长期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先驱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韦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国传统区位理论在全球广为传播后，一批欧美经济学家为此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区域经济学大师艾萨德(isard，1956)。

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经济学中称之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被称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的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显然他们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受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约束、使用了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学科范式和分析工具。这些学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等。而这些假设条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过预先给定的外部条件来研究区位和空间现象，在这些给定外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和决策。这一理论传统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虽然期间众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诸如艾萨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尔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这一学科的学术水准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经济学大家庭中的边缘地位也未能得到彻底改变。

改变这一状况的是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命：在产业组织研究领域对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消费决策和厂商定价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兹提出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清楚而简洁地表达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容易应用，以至于将该模型用于分析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产生了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作为与贸易理论关联的空间和区位理论，应用该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产生的“核心一边缘”模型以及由此扩展的城市经济模型、国际生产模型、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构成了空间经济学完整、规范的标准体系，从而建立起空间经济学的学科范式。此后，围绕这些模型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细化成为空间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相当活跃的学术活动。

与传统的新古典区位理论相比，空间经济学注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活力，具备了现代经济学的特点和条件：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形成的理论模型也具有内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赖外生变量的给定，通过内生经济变量的变化，有效解释空间经济现象的演变，这是空间经济学与传统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最大区别，也是关于空间、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最新的理论进步。

三、从边缘学科到主流经济学：兼论经济学方法论

从古典区位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无疑是一次理论上的飞跃，同时也使得关于区域、空间、区位的经济分析从此步入主流经济学的圣地，并且成为当代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异常活跃的领域。但围绕古典区位理论长期未能进入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众多学者感到疑惑的是，区位作为现实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学却长期视而不见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可以从经济学方法论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科学，更准确地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一门学科。因此，凡是能用“经济人”的行为来解释的经济现象，对于经济学来说就是合适的研究对象，除此之外，经济学不感兴趣。从这个逻辑出发，区位经济现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用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区位理论发展时期，当外生变量给定的条件下，研究特定区域的区位选择问题，这只是一个应用决策问题。因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据消费和生产的决策行为，无法给出区位选择的圆满解释。因此，经济学拒绝将区位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当不完全竞争条件下收益递增的市场均衡和决策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间经济现象，从而构筑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用内生变量解释空间集聚或扩散，或更准确地说解释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行为时，空间经济学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可以更一般地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约束。没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极具重要意义的经济现象，经济学也会拒绝其进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而宁愿将其交给应用学科去研究，这也是经济学作为一个成熟理论学科的必然选择。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6

关键词：区域性供水供水模式

1、问题的提出

在八十年代初，在城市供水水源的调研基础上，于1982年2月四川省给水排水情报网年会期间，第一次提出重力流供水的方案，在研究重力流供水的范围过程中我们引伸出区域性供水的思路，并进一步讨论区域性集中供水系统和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系统模式的区别、联系及其实用价值。

2、区域性供水的模式

区域性供水系统的主要特征是不仅为中心城市供水，还同时向作为城市、场镇及广大农村集居点供水，按照水源水系、地理环境特征或一定的行政区划确定供水区域，供水面积小至数十平方公里，大至数千平方公里。它把一个区域内的若干个净水厂及其配套企业联合为一体，统一开发、分配水资源，水费的收取办法又因输配水距离及高差而有所差异的新型网络供水系统。我们认为，区域性供水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的模式和区域性集中供水的模式。

2.1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的模式

2.l.l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是所辖区域的供水及其配套服务企业实行统一管理，但管网系统不一定连成一体，即水源和管网都可能是分散的。例如，台湾有两个水公司，一个台北市自来水公司，另一个是台湾自来水公司，后者就是区域性供水管理型的企业。另悉，山东省济宁市已将该市下属各县镇自来水公司统一联合成立济宁市供水集团总公司。

2.l.2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系统是一个跨行政管理辖区概念的系统，跨地区的供水企业可以浓缩一定数量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为整个区域经济服务，从而有利于人才素质的提高与效能的发挥。

2.1.3区域性供水管理型的企业，可以不受一城一镇的限制，较合理地综合考虑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借助集团化的优势，可以开拓为此服务的诸多工业项目，特别是水工业项目，组织社会化生产，确保原材料、消耗材料的合理调配，减少流动资金的占用。整个企业的运转可以更为有效，求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2区域性集中供水的模式

2.2.1区域性集中供水是水源相对集中、管网连成一片的供水系统，较多地实行长距离输配水，水费的收取办法又因输配水距离及高差而有所差异，这种多水源、多水厂并网的区域集中供水系统，比原先分散的、独自的、小规模的供水系统，提高了系统的专业性、合理性、可靠性与经济性。这样的系统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是较多的。在日本于1986年已有166个，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亦很多，譬如华盛顿北方水厂的供水范围已达2849km2，供水区域内的地面高差达274m，由两个水厂（一个取湖水、一个取河水）并网供水。

2.2.2区域性集中供水系统是一个多水源合并管网的管理系统，多水源统一的供水环状管网系统的建立，极大提高了供水的安全可靠性。通过强化调度功能，协调供需关系，使系统处于合理、经济的运行状态。

2.3两种区域性供水模式的密切联系

2.3.1我们在探讨区域性供水的同时，提出了区域性集中供水模式与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模式两个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二者同属区域性供水范畴。我们认为作这样的区分是有特别意义的。区域性集中供水是区域性供水的高级形式，区域性供水管理系统也可能过渡为区域性集中供水系统。在一定时间、空间或经济发展程度条件下，即使不能进行区域性集中供水，仅仅通过采用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供水部门和相关企业实现人才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提高水质和供水普及率（水量），提高供水整体服务水平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2.3.2在可能实行区域性集中供水的地方，首先实行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是必要的，可以避免各自为政和各种短期行为，造成长期分散重复小规模建设投资，从而对一定区域统一分配水资源、提高供水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发挥区域性供水企业的规模效益起着促进作用。

3、区域性供水研究的意义

3.1社会发展的趋向

数千年来的文明历史表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城镇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大型工业、集团化经济的崛起，人们更加速了向城市迁移。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经济带逐步形成，以当今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例，日本有1／3人口集中在东京的周围地区。就是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数量增长很快，城市的规模在扩大，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带正在形成，这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

3.2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自古至今，凡是有人群起居的地方必然有水源，凡是现代化的城市必然有相应的集中供水事业。工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水作为一种无法替代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全世界而言，已有不少专家预测下世纪的主要危机是水危机。而我国的水资源相对而言是不丰富的，平均年水资源总量约为28000多亿m3，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730m3／人，仅为世界人均值的l／4。总之，淡水资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淡水资源科学开发、合理分配、区域性综合规划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3.3区域性供水是供水事业发展的趋向之一

3.3.l区域性供水系统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是较多的。但在国内尽管我们在1990年提出建立这样的系统，经四川省科技情报所查新表明还属首次。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区域性供水系统的出现与发展，必然成为普及城乡供水的趋向之一。

3.3.2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村设一个供水站，一个镇设一个水厂，一个县市设一个自来水公司，他们之间彼此独立、各自为政的现象在国内是普遍的，他们在开创供水事业上曾经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区域性经济带的形成，作为重要基础设施的供水系统不进行管理上的深化改革，很难为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服好务，很难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饮用水。供水系统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区域性供水管理模式是一个趋向。

4、区域性供水的可行性

4.l跨行政辖区的供水，这将打破目前供水企业隶属一个行政辖区管理的惯例，但供水企业通过股份制管理模式可以协调各行政辖区对供水的需求关系，还可缓解水利部门与城建部门对供水企业隶属关系上的争议。

4.2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伴随中心城市经济带的形成，区域内对供水的水质、水量以及供水连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供水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促使区域性供水管理模式的形成，促使中心城市的供水企业更好地为区域范围内的供水事业服务。

4.3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那种小而全、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受到了冲击，为了取得更大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努力，有利于供水企业之间的联合。

4.4由于水资源的紧缺，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合理开采、统筹分配，有可能促使区域内供水部门、供水企业之间的联合。否则争水、抢水等问题必将导致社会化矛盾。

4.5近十多年来作为供水系统的建设投资，主要是向用水单位筹集的，政府部门只是政策上的照顾，因此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性供水企业亦可按此途径解决。

4.6在条件许可的实施区域性集中供水模式中，以谁受益、谁出资，谁出资、谁优先的原则，由点、连线到面的实施策略，并且以区域集中供水与局部分散供水相结合的模式规划，不作一刀切。

5、区域性供水量的预测方法

区域范围内的需水量主要分为中心城区的需水量、卫星城镇及县制镇和村镇的需水量，根据各自的供水特点和城市总体规划布局，宜分别用不同方法作预测。预测期限可分为三个期间，即近期、中期、远期。中期的预测应是目前作区域性供水研究中供水量预测的重点。

5.1中心城区

对中心城区的供水量预测，针对其历史数据资料较为完整的特点，可收集近数十年的供水量、售水量、供水人口、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数据，采用微观定额法、供水量递增率法、时间序列趋势法、多元回归分析法等多种预测方法，然后对预测结果作相应检验和综合分析，即得出中心城区各预测时期的需供水量。

5.2卫星城市和一般县镇

5.2.l对卫星城市的需水量预测，主要依据政府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卫星城市布局及人口规划，采用微观定额法预测和专家调查法为主，其用水定额与中心城区取值相近，并结合工商业分布确定其需水量。

5.2.2区域内现有的各区、县（市）独成体系的分散供水系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力就近解决当地城镇的供水而自然形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积极作用。随着各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乡村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城市化水平普遍提高，新建和内迁了不少企业，其需水量不是简单按自然递增率递增，而是呈阶跃式剧增，市政供水基础设施能力明显不足。结合各县城目前供水现状特点和供水发展阶段，参照中心城区相应阶段和类似城镇用水量标准，考虑到供水发展规模和水量平衡，可选择多个方案分别计算，结果可能与接问卷统计的专家调查法相差较大。原因较明显，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区的周边县区城镇，随着农村集镇化、乡镇企业的广泛兴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趋势所至，其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这种按自然常规递增测算的结果已明显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要求，建议采用在广泛征集各县区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专家调查预测法结果，较为符合地区实际。

5.3农村集镇

这里所指的村镇供水量，是经调研后确认需由集中供水方式解决的部分村镇的需水量。可参照有关村镇供水的资料，结合农村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及村镇规模发展迅速的状况，城市市域内村镇的用水水平必然向城市水平逼近，仍可根据以定额法为主的计算结果确定其需水量。

6、结论

6.l区域性供水模式的研究，是区域性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提下，对供水企业深化改革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成果。

6.2本文提出了两种模式，对于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的模式，具有广泛的推广意义，它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它有利于供水企业服务水平的提高，它有利于水工业相关项目的发展；而区域性集中供水模式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较好的供水模式，它又是区域性供水的高级模式，它虽没有推广的普遍意义，但它具有独特的优越性。比如成都地区采用了重力流方式的区域性集中供水模式后在规划的2010年供水工程中可节水10950万m3／a，可节电达2亿kwh/a。

6.3区域性供水摸式是供水事业发展的趋向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模式，决不应一刀切、一风吹，应因势利导，自愿联合。但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应有所导向。

参考文献：

[1］何维华，试论成都地区区域性供水，成都建筑，1990年10月。

[2］越性藩成都地区实施区域性供水势在必行，市政科技文摘（总第145期），1991年5月。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7

关键词:非整合城镇体系;整合城镇体系;城市的层次性;组团合成法

城镇体系的研究兴起于工业革命后期,论文 二次大战以后进入发展和活跃阶段,到1970年代,城镇体系的研究进入高潮阶段。我国城镇体系研究起步晚,真正的研究开始于建国后,特别是1980年代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地级市、县级市、县域的城镇体系规划工作,标志着我国城镇体系规划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国内外关于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主要为中心地理论、核心—边缘理论和网络城市理论,城镇体系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在区域和城镇的行政区划范围内,缺乏对城镇体系研究范围进行系统的梳理。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产业转移的速度在加快,城市的辐射影响范围和行政范围出现很大的不吻合性,仅局限在行政区划范围的城镇体系规划研究往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笔者在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践,提出了非整合城镇体系的概念,尝试对非整合城镇体系进行探讨,以便在未来的区域规划与分析中加以应用。

1　整合城镇体系与非整合城镇体系的定义

我们定义整合城镇体系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大中小城市级配合理、城区和农区比例恰当的完整的城镇体系,是一个区域范围恰好是中心城市引力范围的城镇体系。在整合城镇体系中,中心城市只有一个,中心城市的规模与其他城市有着明显的差别。

整合城镇体系的边界是与其他整合城镇体系的交线,即交线是两城市的引力相互作用近似为零的交线。

同样,非整合城镇体系可定义为以行政界线为界的城镇体系。目前进行的省、市、县的城镇体系规划,大都是这种非整合城镇体系。非整合城镇体系是某级城镇缺失或中心城市引力与实际控制范围不符的城镇体系,这种城镇体系的某些生产、生活活动,大量依托或服务于周围的其他非整合城镇体系。

理想的整合城镇体系是较少的。毕业论文 整合城镇体系内各级城镇一般都具有不规则的倍数关系。目前我们所研究的省域城镇体系,很多不能达到整合城镇体系定义的要求,大部分是非整合城镇体系。而一些中、小城市的城镇体系,特别是县级城镇体系,却由于历史上长期固定的边界,是非常理想的整合城镇体系。

非整合城镇体系的指标往往缺乏可比性,例如各种条件大致相同两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小中心城区、大市域的地区,必然低于大中心城区、小市域地区的指标。特别是仅将城区和近郊区界定为一个区域的地区,就更不能与小城区、大市域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相比。在非整合城镇体系中,经济指标、人口素质指标等,区域间都存在着不可比较的缺陷。而其他条件基本相同的同级别的整合城镇体系,就可进行多类指标的比较。

2　非整合城镇体系的层次性

全国的地级市域,一般都有较完整的城镇体系,一般是一个地级市下辖几个县(县级市),县(县级市)下辖若干个镇(乡),再向下是中心村、一般村,形成整合的城镇体系。县(县级市)的城镇体系一般为整合城镇体系。

特大城市典型的非整合城镇体系明显体现在中国的几个直辖市,在这些大城市中,有的仅有大城市一个城区的结构层面,如北京市,除主城区(指包括城区和近郊区)为655.3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外,没有下一层次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直接进入小城镇的行列,即大兴、平谷、怀柔、密云和延庆县城,再向下就是各县的建制镇。其他3个直辖市,天津、上海和重庆也大致如此。其实,在全国各省的地市合并以前,各大城市都是这种情况,即以1个中心城市为主,有少量的小城镇和农区,缺失第二、第三层次的城市。

我国的各省会城市区域,一般都具有第二位、第三位的城市,有的省还是较为完整的整合城镇体系。但是,经行政分隔后的一些省份的省会城市区域,也成为严重缺失层次的非整合城镇体系。例如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它与京津同为一个整合城镇体系,在这个整合城镇体系中,北京为首位城市,天津为二位城市,石家庄市和唐山市为第三层次的城市。而在这个整合城镇体系中,因将北京和天津设为直辖市的建制,因此河北成为无中心的圆环空心形非整合城镇体系。若说河北省为一个整合城镇体系,石家庄为首位城市,那就完全误解了。

首位城市与二位城市及以下各层次的城市,具有互相向下控制、影响、指挥的作用,而缺失首位与二位城市的河北省,不可能由省域范围的三位城市石家庄、唐山中的任何一个城市从经济、规模上统领全省。

3　非整合城镇体系的研究方法

3.1　重新整合

指在进行城镇体系研究中,将工作区域的城镇体系与周边各非整合城镇体系视为一体,对这个大区域进行重新整合,使其成为符合市场自然规律和城市引力范围的整合城镇体系,然后再对所论述的城镇体系进行研究的方法。确定整合城镇体系可采用城市强、弱影响范围计算法和用城市中心性指数确定的方法。计算城市影响范围时可采用断裂点公式:dr=drp/(1+fp/fr)计算,其中dr为断裂点(整合城镇体系边界)到r城市间的距离;drp为两城市间的距离;fr、fp分别为r、p两城市的综合实力。例如由此计算石家庄与邯郸市的断裂点时,drp= 160km,fr= 18.05,fp= 14.88 ,则dr= 85.16km,dp= 76.14km,即断裂点距石家庄市为83.86km,距邯郸市为76.14km。此公式中的城市综合实力有各种计算方法,应尽可能将对经济影响大的因素都考虑在内,并赋于权重,来确定城市综合实力。由这种方法所确定的城市影响范围内的地域可视作整合(重新整合后)城镇体系进行研究。用城市中心性指数①确定城市的引力范围,是先求出各城市的中心性指数,由同等级相邻两城市的中心性指数或城市实力比例划分空间距离,得到两城市的断裂点。如已求得石家庄市的中心性指数为15.86,邯郸市为9.80,则其断裂点距石家庄市98.9km,距邯郸市61.1km。

3.2　忽略补偿

此方法是在城镇体系的研究中,以城市的行政范围界限为基础,研究行政边界以内不属本市域中心城市引力范围的区域和行政边界以外属于本区域中心城市引力范围的区域,然后,忽略(减去)本市域内不属中心城市引力的区域,并将市域外仍属中心城市引力范围的部分补偿到所研究的城镇体系的一种方法,是使所研究区域成为“边缘不平衡”的虚拟空间区域(整合城镇体系)来进行研究的方法。研究完成后,再经增减,使城市区域又从整合城镇体系成为原非整合城镇体系。

仍以石家庄和邯郸为例,石家庄的城市综合实力为18.05。职称论文石邯连线上断裂点距石家庄83.86km,从石家庄到断裂点的经济实力衰减为18.05/83.63=0.2152。石家庄距邯郸市域边界实际距离为126.7km,两市域交界处的石家庄实际引力应为-0.2152×(126.7-83.86)=-9.92。此值显示城市带动其经济影响范围外行政区域所应付出的代价,或对影响范围内属其他城市行政区域时的影响力支付。两者的绝对值代表城市不按实际城市影响力确定经济区给城市带来的负作用。

3.3　都市圈层(时空距离)

由都市圈层法确定的城镇体系指“一日城市圈”及其农区构成的城镇体系。都市圈层法是将城市划分为几个不同功能的圈层,一般可分为非农为主的市区圈层和农业为主的农区圈层,对于大城市来说,其非农为主的市区圈层一般由一个中心城区和几个相距较近、在一日城市(一般为一小时交通)圈内的几个组团组成,这几个城市组团与主城区之间有较多的就业出行、非农合作关系和明显的分工,使其非农活动具有互补性而不是一般同类城市只有的互斥性,各城区之间的交通明显比周围农区繁忙,主城区与各组团之间的物质流、人流明显比都市区与农区之间多,主城区与各组团之间有较多的通勤人口。都市区外的农圈中,则有明显的以都市区为中心的倾向,其物质流、人流主要是与本都市区交往而不是与其他都市区交往。一个都市区与一个农圈所构成的城镇的组合,就是一个非整合城镇体系。在这个城镇的农圈中,不应再有超过都市区主城区规模的城镇,其他城镇的规模,一般与主城区成倍数关系,即农圈内的中心城区以外其他城镇人口规模最多也只能是主城区的1/2-1/10。这样的双圈层组成非整合、但功能完善的城镇体系。这种以中心城区为首位城市、将区域划分为若干个都市圈的研究方法,为都市圈层法。

4　非整合城镇体系的范围界定

既然整合城镇体系是理想状态,非整合城镇体系是普遍现象,就有必要对非整合城镇体系进行研究。为研究的需要,就有必要划定非整合城镇体系。非整合城镇体系的划分,应遵循经济区一致的原则、中心城市同等级的原则、尊重民族地方特色原则和照顾长期形成的行政边界。

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南北、东西差异大,历史悠久,民族特色各异,在5 00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活动特色,按这些经济特点,可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经济活动类型的非整合城镇体系。如在1996年第八界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将全国划分为跨省、区、市的7个经济区,就是按经济活动特点类同的原则划分的城镇体系。全国七大经济区为:①长江三角州和沿江地区,包括了江苏、浙江、上海3省市和长江三峡以下的沿江地区。面积32.6万km2,人口占全国的14.7%,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3.7%,区内有上海、南京、杭州等主要城市,其中心城市是上海,研究中可看作是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非整合城镇体系。②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和海南3省,面积约33.6万km2,人口约占全国的9.0%,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3.7%,区内有福州、广州、海口等城市,其中心城市是广州,可看作是以广州为中心城市的非整合城镇体系。③环渤海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辽宁6省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总面积约111.4万km2,总人口占全国的21.7%,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4.9%,区内主要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济南、大连、太原等城市,是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非整合城镇体系。④东北经济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总面积约125.8万km2,总人口约占全国的9.5%,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1%。区内主要城市有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其中辽宁省与前述的环渤海经济区有重复,一般认为,辽宁省的沈阳以南部分当属环渤海经济区,沈阳以北部分当属东北经济区。其中心城市是沈阳,可看作是以沈阳为中心城市的非整合城镇体系。⑤中部五省经济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5个省份,土地面积约87.4万km2,人口约占全国的26%,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8.8%,区内主要城市有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等,此区域是一个多中心的经济区,可看作是以武汉为主要中心城市的非整合城镇体系。⑥西南和广西经济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和6省、市、自治区,总面积260.2万km2,人口约占全国的20%,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12.2%,区内主要城市有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南宁、拉萨等,可看作是以重庆为中心城市的非整合城镇体系。⑦西北经济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总面积337万km2,人口约占全国的7.1%,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4.8%,区内主要城市有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此经济区可看作是以西安为中心的非整合城镇体系。全国7个跨省(市)经济区的划分,虽顾及了行政区划、经济特点及区域特征等因素,但由于国情复杂、7个经济区内部仍有很大差异。就全国范围而言,仍不失制定经济发展和区域生产力布局、区域规划等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4.1　城市的同级性原则

城镇体系的划分,要以同级城市为中心进行。我们不可能把一个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其附近的一个10万人口的小城市划分为两个城镇体系,而说成两个城市分别为两个体系中的中心城市。只有城市规模相近时,才可能确定其相互的引力边界,划分为两个以各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同等级城镇体系。

作为城镇体系中心城市的级别确定,应以其综合实力作为同级别的原则。由于城市实力的确定较复杂,简单划分时常以主城区的人口规模确定。在现阶段,我国同级城镇体系的中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宜划分为500万以上、100—500万、50—100万、20—50万、3—20万和3万以下6个级别。按行政级别划分时,大致可划分为省会城市和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或县城)。在目前,由规模相近原则和行政级别划分的城镇体系,中心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仅有北京市和上海市,因此,若在这一级上划分中国的城镇体系,可以长江为界,划分为南北两个大的非整合城镇体系,即南方城镇体系和北方城镇体系。两个非整合城镇体系分别以北京和上海为首位城市。

再向下,就是各省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为中心城市的城镇体系。这里的城镇体系,并不等同于省域或直辖市的市域,它是以规模相近的城市为中心引力源,由周围下一级城镇和农区组成的城乡协调的较完整体系,即整合城镇体系或非整合城镇体系。这种同级城镇体系与周边体系的边界划分,可以是行政边界或由各中心城市引力范围确定的边界。

4.2　按行政边界划分城镇体系

这是现行的城镇体系规划所采用的城镇体系的范围。按行政边界确定的城镇体系虽忽略了经济流的自然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但由于易搜集本行政区域的资料,受本区域的领导重视等优点,仍是现行城镇体系规划的框架基础。

5　非整合城镇体系在区域规划与分析中的应用

5.1　整合城镇体系法

在进行区域或城镇体系规划、研究、经济分析预测等工作中,往往以行政管理地域为基本单元进行,而由于这种基本单元大都是非整合城镇体系,会使其失去可比性。为使城镇体系的规划研究工作更具真实性、正确性和可比性,需要将这些以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组成的城镇体系扩展为完整的体系。一个完整的城镇体系,指的是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中,由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联系密切、相互依存的城镇和其相应支持的农圈的组合。在一个完整的城镇体系中,应基本符合中心地理论中克氏理论的其本假设的均质原则和经济人原则,即我们所说的整合城镇体系应具有城镇同级均质性和经济同质性。在一个大区域中,划分整合城镇体系时,按同等规模城市划分出若干个“均质”中心城市(一级城市),这个一级城市也就是“首位律”(law of the primate city)中的首位城市。每个首位城市下所包含的二位、三位城市也基本“均质”,首位城市与二、三、四位城市规模呈倍数关系。其最低层次的城镇都有一个农(或牧、渔)圈的基础。

将大区域(或全国)划分为若干个整合的(一级)城镇体系,每个一级整合城镇体系再划分成若干个整合的二、三级城镇体系,以次递推到最基层的村镇体系。我们研究某一级的非整合城镇体系时,就可先取出其相应的完整的城镇体系进行研究,然后在研究成果中,提取其所需的一部分,如由行政边界组成的部分。由于研究非整合城镇体系(行政城镇体系)前已研究了其相应的整合城镇体系,使我们可得到公正、科学、完善的研究成果。

5.2　行政圈层法

就是我们现在的规划、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即以行政区划为单元进行规划、管理的研究工作。在各级行政圈层中,又都有一个代表其圈层的(首位)城市,如省级圈层的代表性(首位)城市是省会;地市级圈层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或市区;县级圈层是县城、乡镇级圈层是镇区或乡政府驻地。

按行政圈层进行各种研究的优点是资料易获得,研究成果易为行政职能部门接受,易于实施,应用价值高。但是,各行政圈层中的代表性(首位)城市,并不一定能涵盖或统领其行政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区域,即这个城镇体系不一定是整合城镇体系。因其非整合城镇体系的自身缺陷,就易使研究成果失之偏颇。如在研究河北省城镇体系时,其首位城市自然是北京,二位城市是天津,将此二城市去掉的河北省区域,是事实上的“北京大郊区”,而对于一个无首位、二位城市的区域城市化水平,再与一个整合城镇体系的城市化水平相攀比,自然会显逊色。而由此得出“城市化水平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之类的结论,显然是不科学的。

用行政圈层法进行城镇体系研究中,还必须对各圈层的整合体系、区位、发展因素等进行恰当定位,防止将“农业型”与“工商贸易型”、“沿海型”与“内陆型”、“开放前沿型”与“历史保护型”的各种指标盲目攀比。

5.3　功能完整法

此法应用于特定功能区域的规划研究,如沿海区域开发规划研究、中国西部大开发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研究、山区城镇发展研究、高速公路沿线地域规划研究、南水北调受益区域研究等。

用功能完整法对区域进行研究,虽忽略了城镇体系的完整性,但却从某个专业、专项的特点把握了所研究区域的特征,是制定专项发展政策的依据。

由于功能完整法打破了行政界限的束缚,使其研究中的资料获取及调研困难较大,因此,此类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工作总结 功能完整法的研究范围内,可能有一个代表性城市或几个并列的“首位”城市,将这种研究范围的功能完整区域按城镇划分为若干个分区域、分组团,进行分小区域研究后再叠加,往往可取得好的结果。而所划分的各个小区域,又可应用整合城镇体系或行政圈层法进行研究。我们在用行政圈层法进行城镇体系规划研究中,往往需进行功能分区,对各功能分区的研究就是这里所说的功能完整法的研究。功能完整法的研究范围,要按促进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因素所覆盖区域界定,如“交通干线区”、“牧业区”、“海滨旅游区”等。

5.4　级别类推法

是指在一个区域中,将本区域城镇进行级别分类,确定其相互的影响关系和势力级别关系,划分各种级别,然后对同一级别和各个级别分别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打破行政圈层的关系,由城镇的势力范围确定其级别,假定除大区域外各级城镇都为整合城镇体系的方法。其势力范围的确定,可用综合因素分析法或用信息流量分析法进行划分。区域内部信息流中的电话量反映了地域间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联系,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而这种资料在电信部门有准确的记录,易准确获得。如将一个区域划分为五个级别,研究先从最低级别(五级)开始,将第五级资料汇总并增加四、五级间的作用因素资料,汇至四级,依次类推,得到整个区域的研究汇总成果。这种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反复校核验证是该研究法的关键,是准确划分城镇级别、确定其相互影响的基础。若级别划分有误,会影响整个研究成果的准确性。

5.5　交通轴线法

区域的经济联系都是由交通轴线沟通的,因此,交通轴线的经济流强度也成为城镇体系研究的方法之一。在大型交通轴线上,往往形成以轴线为带状中心的葡萄串状城镇体系。截取一个城镇“葡萄串”,或取整个交通轴线周围的全部城镇为研究对象,就是交通轴线研究法。在大区域研究中,还可以按区域内的交通轴线,将城镇划分为不同的带状体系,然后以此带状体系为单位进行分析研究。

在对每个带状体系研究时,也要将体系内各城镇进行级别划分,确定相对完整的“整合”体系,以使所研究对象有可比性和完整性。

一个大的区域,也可以一个轴线作为一个“整合轴线体系”研究,以促进交通轴线上各带状体系的合理分工发展及区域内合理组织交通建设和交通方式的合理选择。

5.6　组团合成法

是与级别类推法相对应的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将所研究的区域内城镇划分为若干个级别,而是按其地理位置、资源、生产性质等因素划分成若干个城镇组团,将各个城镇组团作为非整合城镇体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首先从各组团的研究开始,各组团相当于城镇体系规划中所划分的经济区。各组团的划分,要据一定的规律,可为地块相邻组团、专业组团或社区。

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是每个组团中城镇的经济特点具有共性,其发展主因素相同,地缘接近。一个组团中的城镇可用同一种模式进行研究。其缺点是组团中各城镇的大小差别较大,行政隶属复杂,获取资料较难。

6　结论与讨论

我们一般所说的城镇体系,都是非整合体系,典型的非整合体系是按行政管辖范围划定的,这是我们一般城镇体系规划的工作范围。但我们在工作中如果忽略了整合城镇体系的研究,就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所以,在实际城镇体系研究中,必须注重整合城镇体系的研究。

整合城镇体系是完整的城镇体系,是理想化的城镇体系,而这个“完整”的城镇体系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变化,所以,要真正捕捉到所研究城镇的“整合”城镇体系并不容易。可是,如果我们忽略“整合”城镇体系,仅以行政区划所划出的区域进行研究,到底会引起多大的误差,则是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胡兆量,王恩涌,韩茂莉.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对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88-95.

[2]　张莉,陆玉麒.河北省城市影响范围及空间发展趋势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1,(1):11-15.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8

关键词：国家理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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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以下简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展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新领域。由于当前国家政治授权产生的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当前对权力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两个“暂行规定”和2006年修订通过的新审计法为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尚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制尚未建立起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特殊,审计范围广泛,不同层面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范围、工作对象差距很大，因此，探索和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责任审计是针对“个人”的责任审计，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直接涉及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的是非功过，关系到党政领导干部的升黜，因此，审计评价是经济责任审计诸环节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本文拟在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基础上，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并扼要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为进一步出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细则或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的制订、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一、相关研究评述

界定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是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基础。2006年修订的新审计法第25条规定:“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监督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这仅仅给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总体内容，对构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提供了指导意义。现实中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十分复杂，想用一把尺子来界定其审计内容是很难做到的。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1］在总结一些典型地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他们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范围分为四个层面、三个范畴和二个系统。四个层面主要由省部级、地厅级、县(区)局级、乡、科级四个层面的干部。三个范畴主要包括块块领导干部、条条领导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二个系统包括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并提出采用一般分类与特别分类两种办法来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认为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审计的一般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审计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地区、部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2）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的效益。（3）审计、评价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主要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最后根据行政区党委，行政区政府领导、政府部门领导界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特别内容。在审计署2007—2008年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9）中，以蔡春教授领衔的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2］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党政领导和企事业负责人的目标经济责任的内容分为治理责任、管理舞弊控制责任、经济权力控制责任、效益或绩效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并根据各类目标经济责任，构建相应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评价指标分为民主政治建设和绩效两个方面的评价。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权力范围、组织结构和问责体系、信息透明度、廉洁自律、申诉和执行机制、党风廉政内部监督制度落实、政务公开程度等指标；绩效方面包括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投入产出的“3E”、内部控制、资源利用等指标。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3］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政府部门分为经济运行管理部门和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在确定部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基础上，将部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分为经济决策权指标、经济管理监督权指标、经济执行权指标和履行廉政职责情况指标四大类。刘世林和牛玉韬［4］认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与评价对象、评价责任、任职目标、评价范围挂钩，并构建了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给出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一级与二级指标为：（1）财政财务收支评价（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资金收入与支出、企业财务收支情况等）。（2）资产管理与购建评价（主要包括资产综合情况、长期资产管理情况、流动资产管理情况、固定资产购建情况等）。（3）经营业务管理绩效评价（主要包括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环境情况、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水平等）。（4）个人及行政执法情况评价（主要包括组织性违法违纪情况、个体性违法违纪情况）。

以上研究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限性：（1）审计内容界定和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多采用归纳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没有运用演绎法，将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构建在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上。（2）各研究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构建审计评价指标框架，但由于主要采用的是归纳法，没能显示各类指标之间逻辑关系，同时各类指标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重复交叉内容。本文拟以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整体框架的构建及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的审计评价指标的构建。

二、以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包括规范的国家理论和实证的国家理论。所谓规范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对国家行为的矛盾性质进行思考，它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从国家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角度论证国家行为的合效性；二是从信息的缺失和国家行为的个人性来论证国家行为所包含的违背经济效率原则的性质；三是界定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而实证国家理论主要是探索国家行为根据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国家的本质和对国家“悖论”的解释。由于规范国家理论可以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这里是以规范的国家理论来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根据规范国家理论，国家在产权界定、保障私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具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具有合效的性质；但由于国家行为的强制性（即非市场自由交易）和关于国家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可靠信息的缺乏以及国家行为的个人性可能导致国家行为对帕累托效率的偏离，具有违反效率的性质。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是国家组织比其它任何组织和个人具有优势的经济领域。图1是从规范国家理论的角度，给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

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务中，六个审计评价模块可进行相应简化：（1）国家界定产权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一般不能归结为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因此，有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一般不作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与评价的内容。（2）权利范围模块并入日常行政与执法和重大经济决策两个模块中，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国家大多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充当“守夜人”的国家模型，现代国家基本奉行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政策，不仅是公共物品的供应者，而且充当了私人物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因此，重大经济决策审计评价不仅包括了提供公共物品经济决策，也包括了其它如大额非常规经济拨款、大额非日常采购等重大决策。总之，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可分为四个模块：（1）日常行政与执法，简称“日常行政”评价模块。（2）重大经济决策，简称“重大决策”评价模块。（3）遵纪守法与廉政建设，简称“遵纪廉政”评价模块。（4）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与社会满意度等，简称“工作业绩”评价模块。

由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党政部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且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本文将着重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的构建（如表1所示）。

在以上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几个模块中，重点和难点是重大决策中的重大经济决策和工作业绩的评价。重大经济决策的特点是：（1）重大经济决策责任一般可以直接问责到负责人。（2）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复杂，往往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很多效果无法进行定量分析。（3）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往往具有时滞性，甚至有的项目的短期和长期效果是矛盾的，党政领导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按照决策—执行—结果的顺序，主要是对三个方面的评价：重大决策的合规性评价、执行过程评价和结果的效益性评价，效益性评价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评价，即通常说的“5E”评价。显然具体评价指标对于不同的重大经济决策也是不同的。由于公共投资项目是重大经济决策中最为复杂，审计评价最难的，所以这里给出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党政领导重大公共投资项目

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层次与具体指标

合规性立项程序合规性；可行性研究科学性；概预算合理性

决策执行过程项目内部控制及其执行情况（项目责任制、建设程序控制、现场控制）；概预算执行情况；项目进度；项目质量指标；项目安全指标

效益性经济效益（常规的财务指标如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财务净现值，财税贡献等）；环境效益（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指标）；社会效益（增加就业，增加群众收入，促进公平等）

党政领导的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和社会满意度的评价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间的差异最大，变化最大，这方面的评价往往存在着指标设计争议大，数字不易获取，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等困难，工作业绩评价指标如表3所示。

表3中社会和谐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就业率、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等；社会满意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和发生率等；干部管理水平评价指标包括：中层以上干部群众评议合格率、中层以上干部群众投诉升降率和高级技术人才流失率。

三、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

下文笔者将在扼要分析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特点及各评价模块间的逻辑关系基础上，总结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完整具体的评价指标不是本文研究内容。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目标是对党政领导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包括对“经济履行过程”和“经济履行结果”的评价。“日常行政”模块是对党政领导日程行政执法的经济履行过程的评价，包括对财政财务收支、行政执法、资产管理、内部控制、权力范围等内容的评价；“重大决策”模块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程序合规性、决策执行管理与重大经济决策结果的效益性等三方面的评价；“遵纪廉政”是反映党政领导在日常行政和重大经济决策过程中的遵纪守法和廉政建设情况；“工作业绩”模块从履职结果上集中反映了以上三个模块的履职情况。由于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工作业绩表现不同，所以该模块宜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评价指标。各模块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与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相比，具有的特点主要有：（1）由于党政领导从事的社会宏观经济、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管理工作，其工作结果大多不能进行定量分析，所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应涵盖党政领导履职过程与履职结果，而对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偏重于负责人对企业最终经济业绩的影响。（2）动态性。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党政领导的职责与目标经济责任在不断发展，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是动态发展的，这点在“遵纪廉政”和“工作业绩”两个评价模块中表现更为突出。（3）差异性。区域党委、区域政府、政府部门之间；经济管理政府部门与社会事务管理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级别政府之间，其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点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表现最为突出。

（1）逻辑统一原则。各评价模块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保持逻辑一致，应避免指标间的重复、脱节和冲突的现象。（2）过程与结果并重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涵盖党政领导履行经济过程和履职结果。（3）动态发展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评价指标的框架内，做到动态调整和不断发展。（4）一般指标和特殊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正如上文所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上，为了设置简化科学的评价指标，对“日常行政”、“重大决策”与“遵纪廉政”三个评价模块，可设置通用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至少可设置通用的二级评价指标，而对“工作业绩”模块，可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特别的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谈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界定［J］.审计月刊，2007，（4）.

［2］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3］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4］刘世林，牛玉韬.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和评价程序［J］.中国内部审计，2006，（12）.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9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利益。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的需求，依据一定的目标、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各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整合与优化，形成规模更大、品牌更鲜明、效益更佳的区域旅游联合体的旅游经济行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区域旅游经济协作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和运转方式（马海鹰，2004）。完善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旅游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

一、区域旅游合作的宏观驱动力。

区域旅游合作是通过旅游业要素的流动、共享，达到旅游经济增长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目的，最终扩大地方就业，增加外汇收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区域形象和地位等，其主要的宏观驱动力有：

1.资源互补，市场共享。

由于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作用及各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不可移动性、地区差异性的特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数量、结构、质量、分布不可能完全一样，主导旅游资源也会有显著差别，区域之间的资源具有互补性。资源互补通常是区域间旅游业联合的基础，实行区域之间的合作，可以跨越地理范围限制，充分利用区域外的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区域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较大，互补性较强，为区域之间开展旅游合作，形成丰富、完整的旅游产品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扩大要素流动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区域旅游业在其成长过程中，经济总是和规模不断扩张，市场范围逐渐扩大，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逐步加快。

原有区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要素扩张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区域旅游企业营销网络的扩大和客源市场半径的增加迫使要素突破本区域限制，向区域外更大范围流动。区域合作为这种扩大的要素流动提供了发展空间，使不同区域的旅游产业要素相互融合，形成最佳的配置效率。发达地区的大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和投资区域，一般选择资源、劳动力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以实现其资本增值之目的，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与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当地的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两者的联合提高了双方要素的配置效率。国际上，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以著名的饭店集团为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联合，为这些国家的旅游接待业和旅游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就是这种动力机制的有力证明。

3.加强旅游信息共享和交流的需要。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生产。旅游行业同样也离不开信息，有些产业甚至把信息作为赢利的核心，如旅行社业。旅游信息的不及时和不准确很容易造成旅游资源的重复开发和浪费。行政区的封闭式旅游发展忽视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既不主动了解外界旅游信息也不向外旅游信息。这样就不能及时依据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一些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4.合作开发与共同管理，实现区域旅游的“多赢”。

许多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跨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性特征，也就是说许多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会共同拥有某些独立旅游资源实体的一部分，如一条风景河流流经几个区域（地区或国家），一座山脉跨越几个区域，一片森林覆盖地涉及到几个区域，等等。这样，相邻的区域因为共同拥有某种旅游资源而成为联合的对象，需要合作开发资源，共同管理资源。如果不进行区域协作，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相邻区域要么没有能力（如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开发，要么不愿意开发或暂不考虑开发（由于利益难以协调的缘故），最终共有的旅游资源得不到开发，失去其应有的旅游价值，这是各区域都不愿出现的结果。二是由于资源的跨地域性，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互不妥协，无法达成合作，也无法实现资源开发；或者都只是在各方境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开发，而不顾及到其他区域，最终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这种“不合作”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区域之间最终会“艰难”地走到谈判桌旁，开始不情愿又不得已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出于什么目的，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本身都是有益处的。随着合作的深入，区域之间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最终形成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旅游业的共同管理的内在动力机制。

5.减少地区冲突，缓和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

每个区域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且有着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在复杂的经济及社会交往中会触及其他区域的利益，由此产生区域冲突。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设施和项目的建设，旅游服务的提供与市场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便会产生区域矛盾和冲突。为了减少冲突带来的利益损失，区域之间常会选择协商方式实现联合协作，共同解决产生冲突的问题，以缓和紧张的区际关系，保持各自的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间的联合不仅具有经济的目标，更具有政治意义。

6.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

旅游业区域合作，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即在进行旅游业合作中，谋求区域经济的增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政治上的信任与联盟。有的区域合作目标是要在合作的范围内实现区域一体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融合、共生共存、和谐统一。如欧洲联盟的合作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欧洲地区，以与北美和亚洲抗衡。近年来，东盟的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合作范围扩大到非东盟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日、韩三国。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自由化、政治一体化、文化区域化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旅游业成为“10+3”组织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旅游业合作是促进“10+3”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的主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体不断涌现，而区域旅游合作也呈现出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区域之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区域利益主体的需求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已成为必然。

二、区域旅游合作的微观驱动力。

旅游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者和核心力量，是区域利益的主要实现者。区域之间的企业联合协作构成了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旅游企业作为合作主体，在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驱动力主要有：

1.企业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需要。

规模经济，又名规模效益，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旅游企业的生产规模、资产总量、原料来源、市场范围都会不断扩大。在企业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原区域的要素供应、市场需求都不能适应企业的扩展，企业就向外拓展生产要素的供给、寻求新的市场空间、寻找新的生产项目、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和合作伙伴，通过兼并、合资合营、收购、重组、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与区域州同类企业或区域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扩大自身的规模，占领更大的市场空间，获得规模经济优势。

范围经济是由企业经营范围而不是规模带来的经济优势，只要把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合并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成本要低，就会存在范围经济优势。在旅游企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使企业更具有范围经济的优势。

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将多种旅游产品合并进行开发，获得成本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旅游企业之间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获得了交易效率优势。

2.协调企业间利益关系，加强企业间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规范甚至恶性的市场竞争往往使竞争者两败俱伤，严重的会造成企业的破产。企业间一旦采取相互协商合作行动，就会开展分工协作，在竞争中谋求共同利益，减少甚至消除由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损失。通过企业合作，能有效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共同丰富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现实中，许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业，一些处于同一区域的同类型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如兼并收购、重组参股、战略联盟、特许经营等，弱者变强，强者更强，小者长大，大者更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旅游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实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区域旅游基础的夯实和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3.引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许多地区的旅游企业之所以显得弱、小、差，并非其资金、人力资源、区位或客源分布等条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思想观念落后、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落后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不灵活。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旅游企业要发展壮大，靠自身单打独斗，不进行行业联合、区域协作，就难以创新和发展，难以学习并借鉴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思想，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通过企业协作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探索、创新。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能获得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企业文化等。近年来，国外旅游企业集团携资金、技术、管理和相关旅游资源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除了一些国际大饭店已进入中国市场外，其他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国运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国tui集团、凯撒旅游集团、舒曼旅行社纷纷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为中国旅游企业提高综合素质、逐步走向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4.扩大资源利用范围，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实力旅游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资源等。区域协作联合，可以增加旅游企业利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延长旅游产业链。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单个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变得极为有限，企业要有效地拓展市场范围，只有依靠联合，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也纳入自身的市场范围才能实现目标。企业联合可以越过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直接在合作对象的区域内面向市场开展营销，或吸引区域外的市场来本区域消费。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经营，就是通过在他国或地区建立连锁饭店（或成员饭店）直接吸引当地人，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之目的。旅游景区（点）的异地合作，则可以在异地向当地客源市场开展宣传推广，最终吸引异地游客前来本景区（点）进行游览、观光、度假等活动，其市场范围要比原市场要增大许多。

5.联合治理并优化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组织旅游线路、建设旅游设施和项目等方面经常会遇到资源分布跨区域，基础设施、旅游线路、环境污染跨区域等问题。如果单个企业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因成本、技术、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而收不到预定的效果。为了降低开发成本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成本，克服技术障碍，提高旅游经济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联手行动，共同治理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跨境河流、山脉、海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旅游安全保障、应急事故和公共危机的处理；旅游政策环境的统一协调等领域已方面成为近几年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的重点。

6.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服务，使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调整经济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经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为不同地区间的旅游企业合作提供引导与服务，如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扶持等，为企业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使旅游企业产生合作动力和需求。社会组织也经常为旅游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询和宣传等，促使区域内的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内外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些来自于旅游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也构成了企业实施跨区域合作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之，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复杂的外在表现形态。它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社会系统（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的沟通交流为表现形式，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为归宿。这种综合性的区域互动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机制，而且有着直接的宏观的区域主体利益增长机制和微观的经济主体利益扩张机制。通过对外合作，区域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将不断发展、演变，由弱小到强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参考文献：

[1]薛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01）。

[2]李树民。区域旅游合作的行为模式与动力机制[j].旅游学刊，2005，（03）。

[3]曹扬。进步完善我国区域旅游合作机制[j].商业时代，2006，（01）。

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将多种旅游产品合并进行开发，获得成本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旅游企业之间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获得了交易效率优势。

2.协调企业间利益关系，加强企业间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规范甚至恶性的市场竞争往往使竞争者两败俱伤，严重的会造成企业的破产。企业间一旦采取相互协商合作行动，就会开展分工协作，在竞争中谋求共同利益，减少甚至消除由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损失。通过企业合作，能有效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共同丰富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现实中，许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业，一些处于同一区域的同类型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如兼并收购、重组参股、战略联盟、特许经营等，弱者变强，强者更强，小者长大，大者更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旅游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实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区域旅游基础的夯实和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3.引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许多地区的旅游企业之所以显得弱、小、差，并非其资金、人力资源、区位或客源分布等条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思想观念落后、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落后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不灵活。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旅游企业要发展壮大，靠自身单打独斗，不进行行业联合、区域协作，就难以创新和发展，难以学习并借鉴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思想，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通过企业协作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探索、创新。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能获得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企业文化等。近年来，国外旅游企业集团携资金、技术、管理和相关旅游资源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除了一些国际大饭店已进入中国市场外，其他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国运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国tui集团、凯撒旅游集团、舒曼旅行社纷纷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为中国旅游企业提高综合素质、逐步走向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4.扩大资源利用范围，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实力旅游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资源等。区域协作联合，可以增加旅游企业利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延长旅游产业链。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单个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变得极为有限，企业要有效地拓展市场范围，只有依靠联合，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也纳入自身的市场范围才能实现目标。企业联合可以越过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直接在合作对象的区域内面向市场开展营销，或吸引区域外的市场来本区域消费。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经营，就是通过在他国或地区建立连锁饭店（或成员饭店）直接吸引当地人，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之目的。旅游景区（点）的异地合作，则可以在异地向当地客源市场开展宣传推广，最终吸引异地游客前来本景区（点）进行游览、观光、度假等活动，其市场范围要比原市场要增大许多。

5.联合治理并优化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组织旅游线路、建设旅游设施和项目等方面经常会遇到资源分布跨区域，基础设施、旅游线路、环境污染跨区域等问题。如果单个企业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因成本、技术、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而收不到预定的效果。为了降低开发成本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成本，克服技术障碍，提高旅游经济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联手行动，共同治理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跨境河流、山脉、海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旅游安全保障、应急事故和公共危机的处理；旅游政策环境的统一协调等领域已方面成为近几年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的重点。

6.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服务，使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调整经济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经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为不同地区间的旅游企业合作提供引导与服务，如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扶持等，为企业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使旅游企业产生合作动力和需求。社会组织也经常为旅游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询和宣传等，促使区域内的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内外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些来自于旅游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也构成了企业实施跨区域合作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之，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复杂的外在表现形态。它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社会系统（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的沟通交流为表现形式，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为归宿。这种综合性的区域互动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机制，而且有着直接的宏观的区域主体利益增长机制和微观的经济主体利益扩张机制。通过对外合作，区域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将不断发展、演变，由弱小到强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参考文献：

[1]薛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01）。

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区别篇10

一、现代物流业发展成因分析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范围内进行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组合与配置，使得现代物流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工业化进程中最为经济合理的综合服务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

作为城市载体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工业、商业和流通企业间的联盟与融合更加频繁，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不断创新。供应链管理就是通过对相关企业间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管理，在企业间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提高整个链条上企业的竞争力。直接导致专门为供应链中相关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企业组织出现，从而促进物流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在本土进行研制或生产，然后再到全球范围销售，这样一种运作模式离不开现代物流业。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中心城市是商品集散和加工的中心，而且物流设施和基础设施齐全，流通人力资本高，消费集中而且需求量大，交通与信息发达，以其为核心枢纽将其他地域融合成一个商品流通整体，所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现代物流的发展。

城市群经济是一种聚集经济，是人流、商流、资本流等各种生产要素聚集在一起的规模化生产，以生产的批量化和连续性为特征。但是，聚集不是目的，要素空间的聚集是为了商品的扩散，没有发达的现代物流作保障，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不能实现，城市群经济的基本运转就会中断。因此，在城市群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物流系统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取决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企业开始注重发挥其核心业务，即他们擅长的、具有差别化优势的业务，其他业务通过从企业外部采购，即“资源外购”获得，作为生产型企业非核心竞争能力的物流部门开始与企业本身相脱离，成为独立发展的现代物流企业。

二、现代物流在中心城市聚散功能中的理论阐述

物流网络是由各级物流节点和连线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结构形式。这里“节点”是指各级物流中心，“连线”是指由交通、通讯干线联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在物流网络形成过程中，社会经济要素在“结点”上集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形成“轴线”。“轴线”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才、金融等，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扩散的要素与附近区域的生产力要素相结合，产生新的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主要源于它的规模效益、市场效益、信息效益、人才效益、设施效益等。城市的聚集是为了扩散。扩散功能是中心城市综合发展效益的溢出，它提高和带动了区域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中心城市对区域的主导作用及吸引力。扩散是区域城镇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心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心城市只有不断地向周围城镇扩散其发展效益，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断地获得新的发展能量。这种集聚和扩散过程要通过一个高效的物流网络来完成。

三、中心城市聚散功能形成阶段分析

中心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城市群经济活动的集聚点和经济交流的枢纽，与周边城市构成了开放型的经济循环系统，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对流”。各种网络的经济联系纵横交错，互相渗透，进行大量的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形成多层次的经济网络体系。城镇体系网络是整个经济活动的骨架系统，是城市群中各种经济网络体系的核心，它由具有不同地域结构、等级规模结构和职能结构的一个城市群，依据内在经济联系整合而成的空间系统。

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形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基本上可分为4种，即离散形、聚集型、扩散型、均衡形。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发展大体是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过程。

离散形。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经济活动联系少，城市化水平低，工业不发达，经济活动以小范围内的孤立、分散、封闭状态为特征。城镇规模小，职能较单一，等级均衡，同级城镇间联系不密切。城镇间的联系，以上下等级之间的行政、商业及其他服务性活动联系为主。由于这些小城镇经济以服务于本城需要的非基础部门为主体，与外界经济联系微弱，从而导致以若干小城镇地域范围的封闭分割并形成低水平、低速度、均衡的城市体系。

聚集形。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区域中具有区位优势的城镇快速成长，形成极化发展的空间结构。城镇之间横向联系也逐步加强，中心城市逐步形成。城市首位度提高，城镇数目比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基础部门结构及城市经济结构简单，次级城市变化相对缓慢，城市之间联系以不同等级的纵向联系为主。

扩散形。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中心城市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对区域的扩散作用日渐增加，周围城镇得到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随着扩散作用的日益加强，城市等级规模基本形成，各城镇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小城镇数量增多，城镇职能分工和互补性明显。

均衡性。区域经济已进入繁荣、发达，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阶段。知识和信息成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区域生产力逐步向均衡化发展，极化与扩散作用出现均衡。中心城市发展速度减缓，并出现郊区化、逆城市化现象。城市间联系密切，城市体系出现网络化、多中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