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经济范文10篇

范围经济范文篇1

一、运输业中的范围经济。

在运输业中，密度经济是指在固定设施和载运工具的能力不变时，运输网络上运量的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运输成本下降的情形；幅员经济是由于增加产品运输种类引起产量增加使单位成本降低；运输范围经济是保持运输密度和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扩大，从而使网络总运量增加而引起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这三个概念可用如下的图示形象说明：上图为A、B、C、D四个节点构成的确定的运输网络系统。其中，密度经济是由于运输线路上（以AB线路为例）运量增加，客货流量提高而引起的单位成本下降；幅员经济是通过增加运输产品种类（如在BD间、BC间使用不同档次车辆、开行更多服务内容的线路等）来使单位运输成本降低；运输范围经济则是保持运输密度和产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将运输网络覆盖范围扩大到E节点处使网络总运量增加而引起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2]。

二、范围经济与范围不经济。

（一）运输的两种主要方式。

一个完整的运输系统是由站口为节点，以固定路线为连接，包括相关管理和服务组成的，具有运输服务功能的网络。直达运输和中转运输是其最基本的两种结构形式。直达运输就是从起点到讫点的运输。其成本主要是运行成本、管理成本、装卸费用等必需的固定成本。轴辐运输，也称中转运输，是指从起点出发，中途经过中转，然后到达终点的运输。采用轴辐式运输可以把不同站点处的货流量合并到同一条路线上，以增加密度经济效应，从而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同时，不同路线的货物可以分享中转处的设施和服务，也使得管理成本减少。但中转运输会增加中转货物的运输距离、装卸时间及费用，使其成本上升。这样一来，采用中转运输是否具有经济性，在于比较直达路线结构所带来的单位运输成本的降低与货物中转运输所带来的单位运输成本的增加[3]。前者大于后者，中转运输具有经济性；否则，不具有经济性。

（二）轴辐式路线结构经济性的模型分析。

范围经济范文篇2

一、法学界通行的观点及其形成

什么是经济司法,它的含义和适用范围是怎样的?这是目前法学界有待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确定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对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儿年间出版的法学著作,对经济司法概念内容的表述很不一致。有的作狭义的理解,认为是指人民法院适用经济法规审理经济案件的活动;有的作广义的理解,认为经济司法机构还应包括人民检察院的经济检察活动。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理解,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大多主张不仅有经济纠纷案件和涉外经济纠纷案件,还有经济犯罪案件。如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1983年5月版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对经济司法的概念表述为:“经济司法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经济纠纷案、经济犯罪案件和涉外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活动。”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教研室编写的《经济法讲义》(1984年11月版函授教材)认为是指:“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济犯罪和涉外经济案件的司法机构及其职能活动。”高程德著《经济法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5月版)认为经济司法就是指审理经济案件的机构、制度和活动。经济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涉外经济犯罪案件。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二版的《法学词典》(增订版)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法学词典》(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山东大学法学系合编1985年1月第一版)对“经济司法”一词的解释虽然前者认为经济司法机关仅指“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后者认为“包括经济检察机构和经济审判机构”,但是认为经济案件中包括经济犯罪案件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根据有关资料可以认为,提出“经济司法”这一概念之初,曾经把经济检察机构和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纳入经济司法的范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强调要加强经济司法工作,在要求建立和健全经济法庭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和健全经济检察机构的要求。一九八O年八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收案范围的初步意见》规定,经济审判庭受理的案件不仅有经济纠纷和涉外经济案件,把经济犯罪案件也列入受理的范围。这两个文件不仅是当时指导司法实践的法律依据,也是法学界将经济检察机构列为经济司法机关,将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作为经济司法活动的主要根据。经济司法工作创建初期,理论上诸多问题自有待于通过司法实践加以探索。一九八二年以后,在总结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规定,经济犯罪案件一律由刑事审判庭受理,经济审判庭不再受理。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也将人民法院经济审判收案范围限定为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主要是考虑到:“这样有利于刑事、民事、经济各审判庭的业务分工,便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经济纠纷案件门类众多,内容复杂,涉及经济、贸易、海事、科技等各个方面,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审判任务日益繁重,从长远看,经济审判庭不宜承担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任建新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样,便出现了经济审判庭与经济检察机构收案范围不一致的问题。另外,还应当指出一点,根据有关规定,经济犯罪案件并不全部由经济检察机构直接立案侦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犯罪案件(如走私、投机倒把案,伪造倒卖票证案,伪造、贩运国家货币案,伪造有价证券案,盗窃案,诈骗案等经济犯罪案件)是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但是以往的著述,多将经济检察机构与经济审判机构二者并列为经济司法机构,而将另一承担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排除在外,这是不严密的,没有完整地反映客观实际。

二、经济检察从属于刑事司法,而经济司法是从民事司法分化独立出来的一个司法子系统

从经济检察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来考察,即可明了它是在刑事检察的基础上发展分离出来的,它依然从属于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组成部分。经济司法是从民事司法分离出来,成为民事司法的一个子系统。阐明这两个概念各自的从属,对于科学地确定经济司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目前并未建立经济法院,而只是在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的情况下,经济司法只能是指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经济司法包括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司法机构、制度和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程序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全部活动。经济审封庭的收案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作了重大调整,而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却未能对经济司法概念的表述作必要的修正,使之与客观的变化相适应。有的著作在讲经济司法机构时,把经济检察机构依然包括在内,而讲到经济审判庭的收案范围和审理经济案件的程序,却又不得不把经济犯罪案件排除在外和援用民事诉讼法的诉讼程序(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教研室编著((中国经济法教程》1985年7月第一版)。有的学者虽然发现在概念中包含经济检察就会造成不可解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也指出了经济检察与经济审判管辖的案件范围不一致,但并没有从如何确定经济司法概念上去探究,却提出要从“经济检察与经济审判如何进行配合”去探讨。这自然无助于摆脱理论上的困境(见江苏工学院《经济法总论》)。

范围经济范文篇3

虚拟经济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一种异化。虚拟经济在国外一般有三种叫法：一是fictitiouseconomy,是指虚拟资本，比如证券、期货、期权等等的交易活动；二为virtualeconomy,也译作虚拟经济，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三是visualeconomy,是指用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即用计算机模拟市场来进行经济政策的模拟等等。而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而当今的交易是离不开信息技术这个工具，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正确地看待虚拟经济，合理的运用虚拟资本往往会对经济的整体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经济模式与虚拟经济的区别与联系

传统的经济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体经济，主要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虚拟经济逐渐独立于实体经济，形成其特有的对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相对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而言，现实所能提供的满足是永远也不够的；虚拟经济作为一种有效的弥补现实不足的手段，经历了五个阶段最终确立了其不可撼动的地位。第一个阶段为虚拟货币的资本化，即使用闲置资本成为生息资本，这是产生虚拟经济的第一个最初级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生息资本的化，即通过银行起搜集闲置货币，使它们更好的成为生息资本；第三个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就是银行发行的有价证券最后发展为的有价证券进行市场交易，建立金融市场；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最后一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虚拟经济的总规模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虽然在传统经济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但是虚拟经济的产生和不断发展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没有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也无法脱离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各种金融工具及其衍生物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借助虚拟经济的支持。忽视虚拟经济，会给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障碍。

不可否认，虚拟经济制造出空前庞大的金融财富体系，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提高整体经济协调、健康地运行效率。凭借发行股票、债券，并购等多种方式，为企业规模扩大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推动了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建立和完善，带动了相关产业的优化重组，对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等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合理调配，保证正常的经济发展需要。二是，有助于优化全社会资本的配置。虚拟资本通过市场发行并交易，并调节资金流向，促进优势企业快速发展；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形式，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三是，有助于将低企业经营风险。各种全新的贷款模式以及最具代表性的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对企业资金分配、投资方向选择及调整具有重要，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四是，虚拟资本节省了交易所需要的时间，充分的发挥了其作为货币数字化代表的作用。五是，虚拟经济的扩张，不仅增加GDP的规模，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缓解了大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的就业压力问题。

在虚拟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其规模已经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然而，虚拟经济存在着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正常运行依赖于对虚拟资本的最优化利用。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单方面地强调虚拟经济的发展而忽视实体经济的进步。因为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不但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甚至诱发金融危机。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由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所导致的，一度对该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并且波及到欧洲和美国，震荡了全球的金融市场，上千亿的资产在这次危机中流失。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的几率会不断提高，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蔓延到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形成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价值，不同行业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金融危机扩展着自己的危害范围，房地产业，业，以及相关的服务行业都成为了危机延伸的范围，贷款呆帐、坏账，不良资产的数量已指数的速度增长。所谓的“东亚模式”，“主办银行制”，经济计划与产业政策，追求企业规模，多样化经营的大企业集团等等，曾经是人引以为荣的名字，也随着这场空前的浩劫灰飞烟灭。

虚拟经济的现实困境以及人们的预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到“虚拟”，人们通常会习惯性的将之于“虚假”联系起来，这其实是个误区。实际虚拟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活动或一个过程，其活动产生的结果，尽管有些具有“无形”的特征，但是却都是现实存在的。

然而，经济危机的出现令许多人对虚拟经济开始望而却步了，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对传统的实体经济的关注和支持上，导致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一度减慢，并出现了短暂的局部停滞和失控状态。2000年开始，由于日本放松了对金融等虚拟资本的控制，造成了一段时间内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严重的影响了当时正在经历泡沫冲击的国内经济，加剧着已经恶化的日本“两头在外型”的经济。但是这并未唤起人们对于虚拟资本的重视，而是回避它转而将创造财富和分割财富的方式和范围限制在传统经济的范畴之内，将“虚拟”等同于“虚假”，认为虚拟经济只是一系列虚假经济行为的美妙的变体。

虽然在所谓的传统经济中，正常的经济活动也处处需要有与其的支持，但是与其对于虚拟经济，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简单的说，预期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人的行为动机中，最有力的动力就是对自己有利的预期，所以，预期就成为了人们进行各种选择判断的基础，必须先行做出。在虚拟经济模式中，因为其所使用的手段是虚拟的，源于人的思维活动，于是其重要性就一目了然了。

预期的形成过程比较的复杂，是建立在对大量相关信息的综合处理的基础上，经过对相关的信用、制度以及技术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之后，从而做出相应的反映。

预期维系着现存的所谓“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反之，一种社会制度安排缺乏足够的约束或稳定性，就会造成人们预期的波动，干扰正常的社会和经济秩序，降低人们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具有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寄生和周期性的虚拟经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态的形势，从而人们对于它的预期自然不会高。毋庸置疑，这是虚拟经济经常被冷落的原因之一，不过人类的认识能力会不断的提高，对于它的把握也会更加客观，公正。

我国改革过程中虚拟带来的挑战

在虚拟经济的重要金融领域，出现了许多按照传统金融难以解答的，对我国的金融制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全球经济、、技术急速变化，尤其是政府管制的放松，全球金融正在经历着一个持续的字优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从而导致金融制度的风险已指数方式增长，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创新，新型的货币形式或者交易方式的出现，促进了多元化货币体系的形成和交易空间的扩展。虚拟经济的快速该宏观经济也提出了挑战。比如，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资产，开辟了多种的资金创造的途径，从而改变了国家对货币供给量等的宏观调控的相关政策，表现在股票市场就是对股价的宏观干预。而传统意义上所讲的通货膨胀理论——货币发行增多，已经不会必然引发通货膨胀了。在虚拟经济的耗散结构的自组织弱混沌系统中，政府的作用渐渐弱化，市场的逐步扩大。

除了给市场带来的挑战之外，虚拟经济在各个行业间的不断渗透给的经营，发展也新的问题。原来被市场看好的上市公司在年报或者季报中显示严重亏损，而退出金融市场，并表现为短期内国际投机资本的撤出和巨额外债的归还，新进入市场的企业又缺乏足够的能力扭转该经济体外汇储备减少，甚至出现汇率贬值的现象。企业为偿付外币债务而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可能被迫降低转让未来的收益，而当转让价低于债务总额时，流动性缺乏将导致借款人失去清偿力，并通过债权人使得金融市场无法为有清偿力，并且缺乏流动性的借款人提供新资金，从而流动性危机变为债务危机，导致许多企业停业甚至破产。这使得追求虚拟价值增值的游资游离到其他领域，并通过金融传染作用引起可待资本的减少，从而引发货币危机，甚至形成金融危机。

然而，一些已经有一定经验的企业来说，虚拟的经营方式使企业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特别是在知识、技术等方面，虚拟化的形式，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促进产品快速扩张，发挥市场竞争优势，充分利用了虚拟资本追求盈利的特性，扩大了市场的占有率。北京真维斯公司就是国内成功运用虚拟经营策略的典型企业之一。这家创立于80年代末、以生产休闲系列服饰为主的企业，目前已拥有上千个品种、年产销量达500多万件。而这样一个颇具规模的企业走的主要是外包加工的路子，借助外包给广东、江苏等地的多家企业加工制造的方式，节约了上亿元的生产基建投资和设备购置费用。在销售上，公司也主要采取了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特许连锁经营的方式。其店铺已经覆盖了全国30几个城市和乡镇，与各地的其他相关企业相互之间以协同竞争为基础，资源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建立了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

由此可见，虚拟经济的发展，虽然来势汹汹，大有让人应接不暇之势，不过，这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大可不必“草木皆兵”。这正如在沙堆累积的过程中，偶尔会有一颗沙粒引起一个小的崩塌，随着沙堆越来越大，稳定性也就会越来越强。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相脱离实际上是一个异化的过程。最初为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各种资源而出现的虚拟经济最终会异化为彻底独立的运动过程，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便异化为对并不增加财富真正的虚拟利润的追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指出，现在全球每天的金融交易中，仅有2%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世界衍生工具交易总量已突破40兆亿。国际外汇市场上每天约有2万亿的交易额大多与实际贸易活动无关。这种倒金字塔结构图就清楚地说明了金融上层和实物经济的巨大反差。可见，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过度背离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成为货币危机爆发前所潜伏的最典型的特征。

金融的创新过程总是伴随着技术的革新，特别是的出现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媒介。网络是一个系统,网络经济是通过系统提供信息的一种经济活动。网络经济的存在为虚拟经济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以网络为条件构建商务活动,形成虚拟企业,则网络产生的活动就成为虚拟经济。在信息爆炸的，对于信息的掌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比如IT产业,它是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从IT业的变迁中可以窥见到经济的总体走势，经济的发展因此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整个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多。

21世纪——虚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经过20世纪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踏入更加光明的21世纪。在新的经济领域中，虚拟经济将全面展开，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知识经济的全面渗透，技术的进步，以及人们信用意识的增强，进入虚拟经济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冲击下，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必须超越一国范围之外、在实际范围内确保资源自由流动，淘汰落后的生产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将虚拟经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旋律。

范围经济范文篇4

一、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

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涉及到以下问题。

首先，首要问题在于确定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出发点，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还是以西方的法的体系为标准来确定和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呢？目前，经济法学界一致认为应以实践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杨紫煊：《论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其一，从法理上看，法的部门是实质意义上的，即它是由特定的法律规范组成的，而不是指某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确定法的部门有违常识。所以，显然不能想当然认为《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一出，经济法与民法便泾渭分明了。其二，从法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的法的体系是历史地形成的，对于我们而言，有必要进行扬弃，而在扬弃中，其基本依据必然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在具体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时是否应充分尊重民法、商法传统的调整领域，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否正“日趋缩小”或越小越好？笔者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符合现实的要求，并不一定拘泥于现已被认可的法的体系。法的体系是主观的产物。法的部门的存在与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人的认识可能落后于实践，囿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认识不到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虽有所认识但混同于其他事物。另一方面，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知识的积累、现实发展的要求，人们的认识逐渐提高，已有的法的体系将会被打破，更为科学的法的体系将会建立起来。

其次，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是特定的，是由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虽然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有不同的表述，但均认为经济法不调整非经济关系，也不调整所有的经济关系，只调整国家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

再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应当区分清楚。如果不能划分出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则经济法无从建立；如果不能严格划分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界限，则经济法的体系也不可能严谨科学。因此，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的调整对象“交叉”或“重叠”等说法只能说是对经济法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或相当程度的认识，但还不能说完全科学地界定了经济法的概念和应有地位。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在经济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在深化中走向一定的趋同，如均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均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但还在一些领域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调整问题

市场经济主体是指市场活动的参加者（或参与市场的交易者），即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具体包括企业、个人、政府或国家等。对于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规范应否纳入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在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它主要属于民商法的范畴。那么，是否应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为标准划分法的部门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市场主体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是会发生变化的，如国家或政府不仅具有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也可以消费者和和经营者的身份直接进行市场活动，成为市场主体，其身份随着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因此，只能以市场主体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来判断其应受何种法的部门的规范。可以说，同一个市场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可以由不同的法的部门进行规范。

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也是由其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只要参加了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协调的经济关系，该市场主体，不论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还是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等，均成为经济法规范的对象。

在市场主体中，企业是市场最具活性、最具拓展力量的经济实体。它既是生产者，又是初次分配承受者，还是交换主体，以及同时面对生产、生活的消费主体，它是市场上最经常、最大量的需求者和供应者，它体现了所有市场经济关系，决定市场的发展和功能。企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是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它应当由民法、行政法还是经济法调整呢？笔者认为企业也应依其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不同受不同的法的部门调整。经济法是规范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法的部门，但不是唯一的法的部门。

企业经济关系可分为企业外部经济关系和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其外部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的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关系包括企业内部领导机构与内部组织、分支机构、职工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企业内部经济协作关系包括企业内部领导机构之间、各内部组织之间的平等的经济协作关系。

笔者认为，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应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是在国家协调企业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它虽然有国家或政府参与，但不是行政法调整的行政管理关系，应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企业在市场中的自治行为，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应当由民法进行调整。但在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中，还有一部分虽然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但体现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如国家合同关系、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关系等，这一部分关系与前面一部分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已有质的不同，因有国家干预的成分，实际上属于广义的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关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法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法只调整组织、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外部关系，因而，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传统上不受任何法的部门的调整。但是，各国立法均涉及此方面的内容，从企业立法的发展看，此部分关系的法律调整将十分重要。传统的法学理论有待突破。

对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国内经济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经济管理经济法论”完全否认经济法调整此类经济关系：“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国营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经济法论”、“国家干预经济法论”、“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均认为经济法应调整该类关系，但表述不同：“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认为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也由经济法调整。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法律调整的具体范围在不同的体制下是不同的，而且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仅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企业内部协作关系均是受国家协调的，企业几乎没有自主范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内部的经济协作关系逐渐成为企业自己的事情，国家对之的行政干预已不被法律认可；在市场经济时期，只有企业内部管理关系受到法律规制，但不同国家以及相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仍有所不同。所以，一般而言，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对企业组织规范的内容，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但是否所有的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均应由经济法调整呢？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只有部分企业的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二是是否只有企业内部的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国营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归经济法调整，其他企业的内部管理关系由民商法调整。（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页，第25页。）对于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其认为国家管理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一般只是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作为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规则，国家并不直接以一方主体参与该种法律关系；二是国家需要直接同企业发生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立法予以调整。前者主要是民法，后者为经济法或行政法。（注：王艳林、赵雄：《中国经济法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其一，按传统法学理论，民商法并不调整组织内部关系。其二，国营企业内部关系与其他企业内部关系并无质的不同，均需国家调节。从目前看，“国营”一词已改为“国有”，与其他经济成分统一按照公司或其他组织形式规范，国家作为所有者与其他经济成份的所有者是平等的。其三，国家本身是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也不可能以国家机构作为经营机关，国家企业管理机构行使管理权与国家在国有企业中行使所有权是应当分开的。（注：199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通过出资人代表行使所有者的职能，按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的权利，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其四，国有企业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如有股权较分散的和国有独资企业，有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的企业，有国家进行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的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产权和经营方式，因此，划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以此确定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划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只有体现国家意志的，受国家干预的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才是经济法调整的范围，这一范围在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

总之，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的范围是由市场主体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对于企业这一最重要的主体，只有企业外部经济管理关系和有国家协调因素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

（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

市场运行关系是指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运行关系可以从参加市场运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经济联合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经济竞争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也可从市场运行关系中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划分为市场管理关系和市场交易关系，后一划分对确定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较有意义。

市场管理关系是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交易关系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管理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密切相关：市场管理关系是国家对市场交易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国家干预的市场交易关系；市场交易关系有有国家干预因素的市场交易关系和无国家干预因素的市场交易关系之分，前者即为市场管理关系；两种关系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国家干预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两种关系是性质不同的经济关系，应由不同的法的部门分别调整。

市场交易关系应当由民法调整。市场交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表现形式，主要是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即通过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国家对于市场交易不应干预，国家对此管不了，也管不好。但市场交易也需要法制的规范和保障。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交易的条件需要法律形式的规范，市场交易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也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民法就是确定这些市场交易秩序法的部门。

市场管理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市场机制对市场交易的调节并非是万能的，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即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市场调节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打破行政垄断、地方封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国家的干预；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也需要国家干预。在国家干预市场交易，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市场管理关系，与前述由民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有质的不同，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由经济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有助于完善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市场的功能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目前，在经济法学界，一般均认为市场运行中的“市场管理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国家经济调节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其中包括“市场障碍排除关系”：“经济管理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因市场管理而产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实质上指的是“市场管理关系”：“国家协调论”划分了市场运行中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明确指出只有其中的市场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但许多观点并没有对市场运行关系中“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加以区分，从而未能划分清楚经济法与民法的界限。例如，“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与民法共同调整“市场运行关系”，但是将应当由民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关系）纳入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国家干预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调整“市场运行调控关系”（其具体内容实质是市场管理关系），也因为没有对市场运行中的关系进行区分，认为此类关系“不仅只受经济法调整，民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对其调整，但主要的方面应当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注：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从而模糊了经济法与民法的调整范围的界限。

总之，市场运行关系，根据其所组成的市场交易关系和市场管理关系的性质不同，应分别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市场运行关系中的市场管理关系。

（三）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

对于经济法是否调整社会经济保障关系，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赞同的观点中，也存在范围大小不同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理解此类关系的性质和范围。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涉及多种性质的社会关系，需要由多种部门法（包括经济法、民法、劳动法、行政法等）综合予以调整，经济法虽在其中占重要地位，但不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唯一部门。（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还有人认为，社会保障关系不属于一种经济关系，也不属于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范畴；应由社会法调整。（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西安）1996年第1期。）需要对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的范围和性质加以分析。

目前，关于社会保障并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定义，但有一些共识：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它主要以收入的形式提供扶助；它是由国家参与，一般通过立法而确立的制度。（注：覃有土、樊启荣：《社会保障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3页。）社会保障具有强制性和互济性，具有与经济法相一致的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功能。社会保障关系属于经济关系，但严格而言，社会保障关系与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和企业组织管理关系有一定的区别，它并不一定是直接在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还包含有与经济运行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它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和要素。

从范围上看，社会保障涉及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三大领域。首先，劳动经济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是企业的组成要素之一。为追逐利润，企业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偏好，劳动者需要国家在劳动条件等方面的保护。此外，国家还要保障劳动者的生老病死，为企业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后备力量。其次，劳动力市场是重要的要素市场，是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一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也需要国家干预予以排除，市场秩序需要国家管理，劳动力资源也需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以进行有效的保护。再次，在宏观经济的领域，投资与就业、通货膨胀与失业是对应关系，起连锁反应。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必然包含劳动经济的因素。可见，虽然社会保障关系涉及的领域很广，包含不同种类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性质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经济关系，都是国家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从社会保障的运行看，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到经济运行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同时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的基础。从基金的组成看，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部分，国家投资的部分是预算的内容，企业拿出的部分涉及到微观经济并需要国家的强制和保障，个人的部分不仅涉及到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还有社会储蓄和金融状况。从基金的运营看，基金投资需要国家的监督和规范，并由国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和监督，基金对市场的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重要，已成为一些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范围经济范文篇5

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分布是一个简单现象，是从各国的内部性质、贸易和资本流动派生出来的现象。由于经济现象受普遍的个体经济活动者行为规律的支配，便没有理由预期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快于另一些国家。外部因素，就性质而言将对各国发挥一视同仁的作用，趋向于消除全部的、然而是次要的发展水平的差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强调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同过程。他们认为，国家之间的交换，甚至在缺乏国家之间资本和劳动要素任何流动的情况下，将造成各国工资和利润均等化的趋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这个结论主要基于这样一些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将采用同样的生产技术(意味着每个国家按照相同的成本生产同样的产品)；由资本和劳动形成产出，在生产过程总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每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相同的；如果资本同劳动的比率(即马克总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测量产品的要素密度尺度，而且所有产品都按照这个比率排序，这个顺序不受工资率和利润率变化的影响；每个国家内部分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令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自给自足)走向自由贸易，每个国家都将出口大量应用其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稀缺的、瓶颈要素所能生产的商品。作为这种应用要素变动的结果，对丰富要素的需求将提高(从而提高其价格)，对稀缺的要素需求下降(从而降低其价格)。当完成一切调整的时候，所有参与自由贸易国家的工资率和利润率便相同。

美国经济学家珀里切特在一篇论述经济增长的文章中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思路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任务概括为：“任何寻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统一的世界经验的理论，必须至少提出四个不同的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和技术进步?二是如何认识少数能够走进和持续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在增长中它们富有意义地博得了大国的赞许?三是如何认识某些国家的衰败和失去快速增长的机遇?四是如何认识某些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维持低速增长?”

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维克斯指出的那样，珀里切特提出这些问题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性质。从分析的角度说，首先应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世界具有不平衡发展的性质?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人们应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相对集中于西欧及西欧的早期殖民地开拓者?当然，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珀里切特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根源的资本扩张和资本主义积累性质的问题，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她是讳莫如深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才真正关注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新古典主义理论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合理性无非是在所有国家都采用相同的技术要素时，将不存在发展水平重大差别的基础。其完全竞争假设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有效运作。为此，有必要按照资本主义关系组织生产。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了，应用同样的技术，要素价格就将趋向于均等化，虽然这个过程将是不平衡发展的。但由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排除了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分析，势必为经验事实所摒弃。

如果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上述趋同的分析加以引申，允许资本流动，那么，静态趋同论便变成动态趋同论了：按照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组合，资本从劳动稀缺的国家(发达国家)向劳动丰富的国家(欠发达国家)流动，将产生铲除不平衡发展的效应。但像静态趋同理论为经验所摒弃一样，经验也不支持新古典的动态趋同理论。现实严酷地表明，无论是在资本和劳动不流动的静态条件下，还是在允许资本流动的动态条件下，都没有出现趋同的迹象。对此，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罪责推到政府实行坏的政策上。这种看法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它并没说明发达国家是如何走上发达地位的，为什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如此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政府竟如此的愚钝，以至不能制定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杰尔岑克兰提出一个落后国家可以赶超发达国家的论点，认为“落后”国家有从现今的发达国家的技术存量中抽取技术的优势，因此，落后国家的生产者可以超越无效的技术，应用最发达的技术。把这种技术同适当的制度安排结合起来，便可能使“后发者”产生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这个分析有某种见地，但不具有普遍性。经验证明，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并没表现出后发趋势，它们并没拉近同发达国家的发展距离。杰尔岑克兰的分析可能对后发者确认了较快增长的可能性，但他的分析没有解释何以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这种“后发”优势的原因。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论世界范围的不平衡发展

(一)竞争和不平衡发展。按照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维克斯的看法，可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发展水平：一是积累过程，二是生产方式的联结和相互作用。维克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商品生产中雇佣劳动的历史形成，产生了一级不平衡发展现象，这种不平衡发展把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技术变化和竞争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二级不平衡发展，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跨产业和跨区域的不平衡发展。维克斯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积累过程的视角解释了他的论点。按照维克斯的分析，规定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一般生产是从剥夺直接生产者(通过雇佣劳动)派生出来的。雇佣劳动的发展造成了并继续造成劳动者同其生产资料的分离。这种分离的最明显形式是把农业生产者(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并迫使手工业者破产。由于被赶走或破产，这些生产者便经由资本的人重新同生产资料结合。实际上，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工具。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态学的基础。由于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货币形式的资本便可以有弹性地安排资源。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时代是以资本流动为特征的，正如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在产业间和区域间流动一样。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世界被划分为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关系崛起了。这种划分代表了世界范围不平衡发展的首要(一级)方面：一方面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是无数的殖民地(例如印度)和半殖民地(拉美国家)。

维克斯把马克思的方法与其同时代的激进经济学家的方法和观点做了比较。他指出，在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时，马克思的理论创新使自己完全同其他资本主义的批判家区别开来。其他人，如普鲁东和西斯蒙第由于垄断权力引起生产过剩而批判资本主义。据称这些产生了不平等交换，资本家从中占有了小商品生产者和工人的价值。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的过剩是竞争过程的系统结果。竞争是不稳定性、危机和不平衡发展的根源。维克斯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对竞争的分析也完全不同于新古典方法，因为按照新古典方法竞争是均衡和平衡发展的根源。维克斯批判了新古典竞争产生和谐的理论观点。他指出，在新古典世界，市场在短期可以使企业赚取额外利润。新企业的进入消除这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有时称之为“租金”的额外利润。由于新企业的进入迫使价格下降，最终将实现利润的均等化。最终的价格是社会最优化的价格，它们反映每种产品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竞争同资本主义性质无关，也由于他们忽略了生产领域中资本家间为降低成本而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的关系，因此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转在资本主义社会，维克斯指出技术变化为部门内的单位成本变化创造潜力。无论如何，资本主义企业是靠机器和工厂运营的，而机器和工厂的总价值(资本价值)是通过生产和销售而重置的。当新技术最初出现的时候，如果资本家废弃现存的技术，并用更有效率的技术取代他们，大多数资本便遭受损失。处于某一产业中的资本家，如果可能的话，将推迟引进新技术。某些资本家延迟创新造成了产业内的生产力不平衡发展。如果存在系统的资本主义危机，成本较高的企业将变得缺乏竞争力，系统的危机可能激起各产业企业破产的浪潮。在缺乏总需求的系统危机情况下，一个产业可能由于新企业的进入而受到干扰。新资本进入一个产业不包含均衡过程，但却是对延迟技术变化的高成本生产者的惩罚杠杆。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具有一种矛盾的效果：一方面它带来一种利润平均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不稳定性和其余企业的危机。因此，它有新古典经济学一般认定的祥和的一面，但竞争和创新也产生不平衡发展和危机。生产力(技术变化)和生产关系(竞争)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既暗中破坏积累过程的基础，同时又使积累过程焕发活力。这种矛盾显现了不平衡发展的次要(二级)方面。社会中的产业和区域的兴衰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国内某些产业和区域，甚至各国，都可能衰落，遭受缓慢的增长和失业之苦。但这种衰落又为它们的逆转创造基础，因为它是同下降的工资成本和非工资成本相联系的。

(二)自由贸易、资本扩张和不平衡发展。按照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塞克的分析，如果国家间具有相同的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其贸易将由诸如气候、收入分配、有效的资源、经验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等因素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预期将会形成一个或多或少平衡的贸易类型。

塞克以下面的言论为其一般贸易中的商品流动分析做了结论：“这个代表了不同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间自由的和无限制的自动的趋势。不平衡发展所依赖的并不是垄断或共谋，而是自由竞争本身。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机制对于国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所起的作用，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换言之，不平衡发展在国际上所起的作用跟在一国之内所起的作用是相同，而且可以根据资本的自由竞争来预测。塞克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优于不发达国家之处在于其较为发达的生产力。他指出，甚至在两个应用同一种技术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生产力也将高于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因为两国都按照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水平来应用生产资料。虽然落后国家可以采用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但塞克认为，先进技术需要有较大的成本和规模，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这要求在各种不同的技术中间选择一种合适技术。而且，较大的社会化也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即能够适应现代技术的劳动力。因此，不能把现代化看作是对外贸易的结果。但与现代化相联系而起作用的因素，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进行国外的直接投资。塞克认为，如果不考虑交易成本，各地将通行同一价格，建设或提供一个工厂将花费同一成本。因此，差别将是工资成本的差别，即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所引起的差别。塞克虽然认为其他因素对决定投资也是重要的，但他把便宜的雇佣劳动看作是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影响所有生产部门投资决策的普遍因素。

出口产品基本是外国投资者的目标，由于先进的技术，外国投资者可以在这些部门取得利润。只要先进的技术和较低的劳动成本(工资成本)可以使外国投资者取得高于其本国的利润，他们就会在这些部门投资。但落后国家现在所进行投资的部门，即使利润情况看好，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外国投资者有利，因为两国的技术存在重大差别。

塞克认为，外国资本间为获取超额利润而展开的竞争势将造成产品供给的增加和价格的下降，从而使利润减少。当外国资本在这些部门所赚取的利润同其在本国所赚取的利润相同时，这个过程就停止了。当竞争驱使生产价格下降到低于已存在的国内价格时，已处在这些部门的国内资本家便被排挤出这些部门。

在回答外国直接投资是克服了还是加剧了由于外国货品进口而引发的问题时，塞克指出，落后国家国内资本的境况是绝对恶化了。因为首先他们的产业由于便宜商品进口的冲击而受到破产，那些残存的产业则被外国资本接管了。塞克进一步指出，外国资本并不限于侵入落后国家的现有产业，而且还针对其国内的竞争者而到国外建厂，即建立出口基地，向国内出口较为便宜的商品。

外国的直接投资，一方面降低了出口价格，引起落后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另一方面，则把一些产业从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落后国家的出口条件，提高其出口能力。而这种出口能力的提高又使落后国家的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减少贸易逆差)，为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出路。外国资本可以为落后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提供一种抵消。“之所以如此，是以实际的资本流出(即以‘返回利润’的形式转运回国的剩余价值)的‘牺牲’为代价的。这降低了贸易条件，强化了外国资本的支配。因此，不是减缓了国际的不平等，外国投资者更牢固地掌握了以强凌弱的关键——不仅通过垄断和国家的强力，而且通过自由竞争本身。”

总之，塞克的分析深刻地说明了世界范围的不平衡发展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本身说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由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必要形式而在继续扩大。这个分析是同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换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推论一致的。

三、简要评论

(一)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世界范围经济发展趋同的理论观点，是从其基本理论体系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其强调均衡、协调的理论体系向世界范围的经济问题的引申与拓展。其根本的弊端在于缺乏制度分析，漠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经济制度的根本差别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特有的生产力优势对落后国家经济活动的支配(通过资本扩张和自由贸易)，是造成两类国家之间的持久且不断扩大的差别的根本原因。新古典理论片面强调竞争是推动经济走向均衡与和谐的促进力量，而忽视竞争更是造成经济不均衡与不和谐的基本力量。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观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不具备对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的解释力。

范围经济范文篇6

由于“木桶效应”的存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常出现一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的现象。“木桶效应”又称为“短板效应”，它告诉我们一个由多块木板构成的木桶储水量的大小取决于其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同样的道理，一个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大小，是由其最少资源因素的多少来决定的。维持一个企业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所涉及到的因素有资金的流动性和充裕度、掌握的技术、管理能力、生产流水线运转的充分程度、品牌效应等，其中任意一个因素都是制约企业生产发展的一块“木板”。为了避免企业内部不经济性的存在，就需要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内部剩余资源进行充分利用，以提高企业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效率。

不同的剩余资源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这也决定了企业利用这些剩余资源的方法，从而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方式。进一步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需要利用的资源在其专用性和非专用性的特性上分为两种类别:专用性资源和非专用性资源。专用性资源，主要包括生产、营销分配与服务系统、专业技术知识与诀窍、商标专利等;非专用性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商誉、管理技能(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制度等方面)、资金等。

专用性的资源的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转换改造性差，往往不容易利用到其他的领域中去。所以，当一个企业的专用性资源出现剩余和闲置时，只有将其固定成本分摊到尽可能多的业务中才能取得范围经济效应。这是因为，即使企业只有单一产品也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生产、配送销售系统，当利用已有的系统进行相近的其他产品的生产销售时，通常不需要追加过多的投资而是将其进行小幅度调整就可以胜任新的任务。所以，在出现专用性资源剩余和闲置的情况下，企业最经济的多元化扩张方式是以这些资源为轴心进行同类产品的开发、生产与营销的横向扩张。

非专用性资源，往往指企业商誉、管理技能、技术开发与创新体系等无形资源，这些大多体现在资本运作及其实践中，体现在具有特殊才能和企业家才能的经理人身上。由于多数高层管理层的经营技能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而不一定针对某种产品，所以企业往往既可以以产业链的上下游为方向进行纵向扩张也可以开展非相关多元化的投资。纵向扩张方式是通过将原来的市场买卖关系转换为企业内部的行政调拨关系，从而使得企业在财务、交易环节、组织结构等方面产生“11>2”的协同效应。虽然企业的业务范围较以前扩大，但扩大经营范围后所产生的协同效应能够使平均成本得到摊薄从而实现范围经济。

二、企业范围经济与竞争优势

范围经济不仅存在着内在经济性，也存在外在经济性。范围经济的内在经济性是指当一个企业从专攻一种产品或服务转向生产多种产品或提供多种服务的时候，其成本得到降低、利润得到提高、效率得到提升的一种经济现象。范围经济的外在经济性不仅表现为因行业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品种增加而给单个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收益;同时也包括同一地区范围内多个企业生产多种相同产品或通过专业化分工生产多种相关产品而给单个企业带来的益处，即形成的聚集(C1usters)效应。从范围经济的内在经济性和外在经济性可以发现:在一个企业的多元化扩张过程中，范围经济的实现对企业在资源利用、生产成本、信息获得和产品差异和减小经营风险方面对其培育和发展竞争优势是有促进作用的。

1、资源利用优势。从范围经济来源上看，企业范围经济的实现是基于企业对其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当企业资源利用率提高后，意味着企业在各生产要素投入数量既定的情况下，产出的种类和数量较之前增加了。所以说当企业实现范围经济后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这也增强了企业的赢利能力。

2、生产成本优势。当一个企业能将其闲置资源充分使用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能降低其生产成本。范围经济形成的生产成本优势，从内在方面看是企业范围经济所产生的生产成本优势，是从分摊固定成本、降低变动成本两大方面表现出来的。固定成本的分摊主要表现为企业厂房折旧、固定费用的分摊等;可变成本的降低主要是在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从外在方面来看企业范围经济主要表现为降低交易成本、形成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获得专业化信息、获得机构和公共设施支持、更好的促进力及对管理效果的有效评价等，具体表现就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外在范围经济的形成，更易吸引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对专门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投资，如培训项目、专业质量中心、测试实验室、专业化展览馆、交通、行业协会、学校等。

3、信息获得优势。从企业多元化扩张路径角度上看，无论企业是通过相关多元化扩张还是非相关多元化扩张，其对市场、对客户的接触边界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反馈回的信息越及时、越可靠，企业就越能在第一时间把握市场竞争激烈情况、上游原材料的供应状况、下游客户的需求情况。范围经济所创造的信息优势能增加企业在其行业参与竞争过程中的主动权。

4、产品差异化优势。企业实现范围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种类的差异化。差异化是指企业提供产品的多样性，包括产品的质量、功能、外观、品种、规格以及提供服务。这样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并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客户对其品牌的忠诚度等。

5、减小经营风险优势。范围经济形成的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体现了企业在产品、品质和价格方面的竞争力。同时，企业长期建立起来的美誉度、总结出的经营管理技巧和建立起来的营销平台又能减少新产品投放市场的周期，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能加快企业资金周转速度、降低企业潜在的市场风险。

三、企业投资决策范围经济约束机理

虽然企业通过多元化扩张过程实现范围经济对其竞争力的提升有促进作用，但是企业并不能无限制的多元化扩张。原因是当企业过度多元化扩张时会使得资源配置过于分散、运作费用过大，经营管理难度也随之增大，此时企业将会面临“多元化陷阱”。“多元化陷阱”现象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不能无限制的多元化扩张，也就是当企业多元化扩张过程中处于范围不经济状态时就会是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在不考虑外部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本文认为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所保持的竞争优势、多元化战略的经济利益和成本决定了企业的扩张战略的选择，同时也决定了企业范围扩张的深度与广度(见表1)。

1、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的特殊性不仅决定了企业是相关多元化扩张还是非相关多元化扩张，而且决定了企业的多元化扩张程度。与产品生产联系相关的核心竞争力往往都使得企业在同类产品的不同种类上进行相关多元化经营;像管理技能、品牌商誉等核心竞争力往往促使企业在纵、横向一体化的相关行业甚至非相关的其他产业开展多元化经营。一般而言，企业多元化程度越深，所需具备的资金、技术、管理、人力等要求就越高，实施的难度就越大，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就越高。

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有时候之所以难以成功，往往是因为难以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顺利引入到新的领域，或是已形成的核心能力转移之后被慢慢稀释、淡化，导致最后不能保持原有的核心能力。因此，企业应用转移核心能力的方式进行多元化，这样可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整个企业的战略竞争优势的目的。

2、企业所保持的竞争优势。企业在根据自身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选择了合适的多元化发展战略后，新的发展战略必然对企业先前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可以增强或者削弱原有的竞争优势、或是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企业所保持的竞争优势决定着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战略的深度与广度。卜洪运，王丹(2007)对企业所保持的竞争优势和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的关系有如下观点(见表2)。

新的竞争优势难以形成和保持一方面是因为核心能力的转移存在着一些障碍，其中最困难的是属于无形资源的那部分核心能力的转移;另一方面是由于刚形成的竞争优势没有得到巩固和加强就急于开拓新的领域，造成实力的分散。

3、多元化战略的经济利益和成本。(1)经济利益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方面出现协同效应后，会导致生产、销售和管理过程中产品单位成本的降低，产品单位成本的降低直接表现为企业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二是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在与独立厂商之间进行业务活动的时候，企业之间的交易中会产生巨大的成本，主要的成本包括谈判、生产的延误和破坏等等。多元化扩张后，对于有业务关联的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沟通成本会得到节约。三是企业品牌价值等无形资源的价值增值。无论企业是通过并购或是绿地投资，其结果是企业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这样一来企业声誉也会随之提高。声誉、品牌等无形资源的增值一方面给企业在谈判中增强了获胜的砝码、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可以弥补企业在固定资产上投资产生经济利益的滞后效应，带来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资产总价值的增值。(2)多元化扩张战略会给企业带来以下几个方面成本投入的增加。一是总生产成本的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其生产经营的种类和范围必然也随之扩大，这样原材料的采购量、员工数量、生产线的投入将会是十分巨大的。二是总管理成本的增加。这主要表现在员工成本的上升，对员工有效的激励和监控难度更大，以及企业的特有资源过度分摊导致优势资源被稀释。三是组织成本的增加。多元化经营意味着企业组织规模的扩大，企业流程的变化，组织与管理层次的增加、跨度增加，总之是意味着企业内部结构的复杂化，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对企业组织与管理的需求的增大。多元化扩张所带来的组织活动的复杂化和企业原有组织和管理结构的矛盾成为企业多元化扩张的约束和障碍。四是“寻租”成本。一般而言，行业平均利润率(有的地方也做行业吸引力)越高的话，进入的壁垒就越大。企业为了进入这个新的高利润的行业不免要和各相关部门、同行业企业打交道，这个过程中不免存在一个“寻租”成本。

范围经济范文篇7

摘要：电子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内数控装置的发展使得数控装置的价格走低,特别是经济型数控车系统的价格已经是到达了它的最低点。经济型数控车床在中国的机械加工行业中得到了迅速普及,使得我国机械加工水平无论在加工质量方面还是在加工效率方面也得到了迅速提高。但是随着机床使用时间的延长,数控机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本文就以经济型数控机床的常见故障为例,谈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数控车床霍尔开关继电器伺服驱动

一、换刀装置故障

数控车换刀一般的过程是:换刀电机接到换刀信号后,通过蜗轮蜗杆减速带动刀架旋转,由霍尔元件发出刀位信号,数控系统再利用这个信号与目标值进行比较以判断刀具是否到位。刀换到位后,电机反转缩紧刀架。在我维修数控车的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几个故障现象。

故障一:一台四刀位数控车床,发生一号刀位找不到,其它刀位能正常换刀的故障现象。

故障分析:由于只有一号刀找不到刀位,可以排除机械传动方面的问题,确定就是电气方面的故障。可能是该刀位的霍尔元件及其周围线路出现问题,导致该刀位信号不能输送给PLC。对照电路图利用万用表检查后发现:1号刀位霍尔元件的24V供电正常,GND线路为正常,T1信号线正常。因此可以断定是霍尔元件损坏导致该刀位信号不能发出。

解决办法:更换新的霍尔元件后故障排除,一号刀正常找到。

故障二:一台六刀位数控车床,换刀时所有刀位都找不到,刀架旋转数周后停止,并且数控系统显示换刀报警:换刀超时或没有信号输入。

故障分析查找:对于该故障,仍可以排除机械故障,归咎于电气故障所致。产生该故障的电气原因有以下几种:1.磁性元件脱落;2.六个霍尔元件同时全部损坏;3.霍尔元件的供电和信号线路开路导致无电压信号输出。其中以第三种原因可能性最大。因此找来电路图,利用万用表对霍尔元件的电气线路的供电线路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刀架检测线路端子排上的24V供电电压为0V,其它线路均正常。以该线为线索沿线查找,发现从电气柜引出的24V线头脱落,接上后仍无反应。由此判断应该是该线断线造成故障。

解决办法:利用同规格导线替代断线后,故障排除。

故障三:一台配有FANUC-0imate系统大连机床厂的六刀位车床,选刀正常但是当所选刀位到位之后不能正常锁紧。系统报警:换刀超时。

故障分析查找:刀架选刀正常,正转正常,就是不能反向锁紧。说明蜗轮蜗杆传动正常,初步定为电气线路问题。在机床刀架控制电气原理图上,发现刀具反向锁紧到位信号是由一个位置开关来控制发出的,是不是该开关即周围线路存在问题呢?为了确认这个故障原因,打开刀架的顶盖和侧盖,利用万用表参照电路图检查线路,发现线路未有开路和短路,通过用手按动刀架反向锁紧位置开关,观察梯形图显示有信号输入,至此排除电气线路问题。推断可能是挡块运动不到位,位置微动开关未动作。于是重新换刀一次来观察一下,结果发现:果然挡块未运动到位。于是把挡块螺栓拧紧,试换刀一次正常。再换一次刀,原故障又出现了,同时发现蜗杆端的轴套打滑并且爬升现象。难道是它造成了电机反转锁紧时位置开关的挡块不能到位?于是把该轴套进行了轴向定位处理,将刀架顶盖装好。结果刀架锁紧正常了。

解决办法:对轴套进行轴向定位故障解决。

二、稳压电源故障

机床在运行时机床照明灯突然不亮,机床操作面板灯也不亮,系统电源正常,同时系统急停报警,和主轴无信号警。关机后重新上电故障依旧。

故障分析检查:经询问当时操作人员,没有违规操作,排除人为原因,也可以排除机械原因,应该是电气故障引起。该机床的电器原理图显示,这些失电区域都和24V有关,并且该机床拥有两个稳压电源,一个是I/O接口电源,另一个为系统电源。失电区域都与I/O接口有关,于是打开电气柜观察发现I/O接口稳压电源指示灯未能点亮,说明该电源未能正常工作或损坏。由稳压电源的工作原理知道,稳压电源有电流短路和过载保护的功能,当电源短路或过载时自动关断电源输出,以保护电源电路不被损坏。于是试着把电源的输出负载线路拆下来,结果发现重新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了。这说明电源本身没有损坏。通过分析得知该电源为I/O接口电源,负载不大,也不会出现过载现象,应该是输出回路中有短路故障。沿着输出线号进行检查发现有一根24V+输出线接头从绝缘胶布中露出并接触到机床床体。原因很明显:由于该线与机床发生对地短路,造成该稳压电源处于自我保护状态,使得操作面板和一些I/O接口继电器供电停止,导致发生以上故障。至于变频器报警可能24V信号不能到位发出报警。

解决办法:用绝缘胶布把接头处重新包好,重新上电开机所有故障解决,报警解除照明灯也亮了。

三、系统程序锁故障

一台数控车,配有FANUC-0i-mate系统,无法输入对刀值等参数,不能编辑程序,并伴有报警。

故障分析检查:对此现象首先想到了程序保护开关,通过对比正常的系统发现:与系统锁住时现象一样。所以怀疑系统锁开关坏了,但经过短接,仍不能解决问题。通过观察故障系统的梯形图发现X56输入点无信号输入,说明这条输入线路断路。沿着这条线号利用万用表检查,发现在操作面板后面选轴开关接头处线头脱落,导致线路无法输入信号,使PLC逻辑关系不正确,才出现以上故障。

解决办法:用烙铁焊锡把脱落的线头重新焊接好,报警解除,参数输入正常,故障消失。

四、结束语

以上维修案例,可作为类似故障的排除参考。一般地,对于任何故障,首先是根据现象,根据原理来判断故障点,分析每一个可能性,如一个开关,一个线接头,一个螺钉都会是都会是故障原因,参照之前的操作、维修历史进行分析,能有利于缩小查找范围,有利于提高维修的效率。

参考文献:

[1]FANUC-0i-mate使用说明书.

[2]大连机床集团数控车床电器说明书.

[3]广州数控GSK980T使用说明书.

范围经济范文篇8

一、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

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涉及到以下问题。

首先，首要问题在于确定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出发点，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还是以西方的法的体系为标准来确定和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呢？目前，经济法学界一致认为应以实践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杨紫煊：《论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其一，从法理上看，法的部门是实质意义上的，即它是由特定的法律规范组成的，而不是指某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确定法的部门有违常识。所以，显然不能想当然认为《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一出，经济法与民法便泾渭分明了。其二，从法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的法的体系是历史地形成的，对于我们而言，有必要进行扬弃，而在扬弃中，其基本依据必然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在具体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时是否应充分尊重民法、商法传统的调整领域，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否正“日趋缩小”或越小越好？笔者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符合现实的要求，并不一定拘泥于现已被认可的法的体系。法的体系是主观的产物。法的部门的存在与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人的认识可能落后于实践，囿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认识不到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虽有所认识但混同于其他事物。另一方面，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知识的积累、现实发展的要求，人们的认识逐渐提高，已有的法的体系将会被打破，更为科学的法的体系将会建立起来。

其次，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是特定的，是由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虽然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有不同的表述，但均认为经济法不调整非经济关系，也不调整所有的经济关系，只调整国家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

再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应当区分清楚。如果不能划分出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则经济法无从建立；如果不能严格划分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界限，则经济法的体系也不可能严谨科学。因此，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的调整对象“交叉”或“重叠”等说法只能说是对经济法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或相当程度的认识，但还不能说完全科学地界定了经济法的概念和应有地位。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

在经济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在深化中走向一定的趋同，如均认为经济法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均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但还在一些领域存在一定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调整问题

市场经济主体是指市场活动的参加者（或参与市场的交易者），即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具体包括企业、个人、政府或国家等。对于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规范应否纳入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在法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有人认为它主要属于民商法的范畴。那么，是否应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为标准划分法的部门的范围呢？笔者认为，市场主体的身份在不同的场合是会发生变化的，如国家或政府不仅具有组织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也可以消费者和和经营者的身份直接进行市场活动，成为市场主体，其身份随着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因此，只能以市场主体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来判断其应受何种法的部门的规范。可以说，同一个市场主体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可以由不同的法的部门进行规范。

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也是由其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只要参加了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协调的经济关系，该市场主体，不论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还是国家、政府、企业、个人等，均成为经济法规范的对象。

在市场主体中，企业是市场最具活性、最具拓展力量的经济实体。它既是生产者，又是初次分配承受者，还是交换主体，以及同时面对生产、生活的消费主体，它是市场上最经常、最大量的需求者和供应者，它体现了所有市场经济关系，决定市场的发展和功能。企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是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它应当由民法、行政法还是经济法调整呢？笔者认为企业也应依其所参加的经济关系的不同受不同的法的部门调整。经济法是规范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法的部门，但不是唯一的法的部门。

企业经济关系可分为企业外部经济关系和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其外部经济关系包括企业的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协作关系。企业内部组织管理关系包括企业内部领导机构与内部组织、分支机构、职工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企业内部经济协作关系包括企业内部领导机构之间、各内部组织之间的平等的经济协作关系。

笔者认为，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应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是在国家协调企业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它虽然有国家或政府参与，但不是行政法调整的行政管理关系，应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企业在市场中的自治行为，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应当由民法进行调整。但在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中，还有一部分虽然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但体现国家干预经济关系，如国家合同关系、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关系等，这一部分关系与前面一部分企业外部的经济协作关系已有质的不同，因有国家干预的成分，实际上属于广义的企业外部的经济管理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关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法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传统的法学理论认为，法只调整组织、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外部关系，因而，企业内部经济关系传统上不受任何法的部门的调整。但是，各国立法均涉及此方面的内容，从企业立法的发展看，此部分关系的法律调整将十分重要。传统的法学理论有待突破。

对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国内经济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经济管理经济法论”完全否认经济法调整此类经济关系：“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国营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国家协调经济法论”、“国家干预经济法论”、“经济管理与经济运

行经济法论”均认为经济法应调整该类关系，但表述不同：“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认为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也由经济法调整。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内部经济关系，法律调整的具体范围在不同的体制下是不同的，而且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仅企业内部管理关系，企业内部协作关系均是受国家协调的，企业几乎没有自主范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内部的经济协作关系逐渐成为企业自己的事情，国家对之的行政干预已不被法律认可；在市场经济时期，只有企业内部管理关系受到法律规制，但不同国家以及相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仍有所不同。所以，一般而言，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对企业组织规范的内容，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但是否所有的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均应由经济法调整呢？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是否只有部分企业的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二是是否只有企业内部的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对于第一个问题，“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国营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归经济法调整，其他企业的内部管理关系由民商法调整。（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页，第25页。）对于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其认为国家管理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一般只是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作为企业的组织和行为的规则，国家并不直接以一方主体参与该种法律关系；二是国家需要直接同企业发生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立法予以调整。前者主要是民法，后者为经济法或行政法。（注：王艳林、赵雄：《中国经济法学：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回顾与展望》，《法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妥。其一，按传统法学理论，民商法并不调整组织内部关系。其二，国营企业内部关系与其他企业内部关系并无质的不同，均需国家调节。从目前看，“国营”一词已改为“国有”，与其他经济成分统一按照公司或其他组织形式规范，国家作为所有者与其他经济成份的所有者是平等的。其三，国家本身是一个不具体的概念，也不可能以国家机构作为经营机关，国家企业管理机构行使管理权与国家在国有企业中行使所有权是应当分开的。（注：199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府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通过出资人代表行使所有者的职能，按出资额享有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的权利，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经营，……”。）其四，国有企业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如有股权较分散的和国有独资企业，有国家控股和国家参股的企业，有国家进行资产经营和资本经营的企业以及其他形式的产权和经营方式，因此，划分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并以此确定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缺乏说服力，实际上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划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对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只有体现国家意志的，受国家干预的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才是经济法调整的范围，这一范围在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

总之，经济法所规范的市场主体的范围是由市场主体参加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对于企业这一最重要的主体，只有企业外部经济管理关系和有国家协调因素企业内部经济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

（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

市场运行关系是指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运行关系可以从参加市场运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划分为经济联合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经济竞争关系。（注：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也可从市场运行关系中经济关系的性质不同划分为市场管理关系和市场交易关系，后一划分对确定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较有意义。

市场管理关系是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交易关系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市场管理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密切相关：市场管理关系是国家对市场交易进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是国家干预的市场交易关系；市场交易关系有有国家干预因素的市场交易关系和无国家干预因素的市场交易关系之分，前者即为市场管理关系；两种关系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国家干预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两种关系是性质不同的经济关系，应由不同的法的部门分别调整。

市场交易关系应当由民法调整。市场交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表现形式，主要是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即通过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国家对于市场交易不应干预，国家对此管不了，也管不好。但市场交易也需要法制的规范和保障。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交易的条件需要法律形式的规范，市场交易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也需要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民法就是确定这些市场交易秩序法的部门。

市场管理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市场机制对市场交易的调节并非是万能的，一方面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即是否存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市场调节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打破行政垄断、地方封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国家的干预；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也需要国家干预。在国家干预市场交易，对市场进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市场管理关系，与前述由民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有质的不同，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由经济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有助于完善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实现市场的功能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目前，在经济法学界，一般均认为市场运行中的“市场管理关系”属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国家经济调节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是“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其中包括“市场障碍排除关系”：“经济管理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因市场管理而产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实质上指的是“市场管理关系”：“国家协调论”划分了市场运行中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关系，明确指出只有其中的市场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但许多观点并没有对市场运行关系中“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加以区分，从而未能划分清楚经济法与民法的界限。例如，“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与民法共同调整“市场运行关系”，但是将应当由民法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关系）纳入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国家干预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调整“市场运行调控关系”（其具体内容实质是市场管理关系），也因为没有对市场运行中的关系进行区分，认为此类关系“不仅只受经济法调整，民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原则对其调整，但主要的方面应当纳入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注：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从而模糊了经济法与民法的调整范围的界限。

总之，市场运行关系，根据其所组成的市场交易关系和市场管理关系的性质不同，应分别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只调整市场运行关系中的市场管理关系。

（三）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

对于经济法是否调整社会经济保障关系，存在很大的分歧。在赞同的观点中，也存在范围大小不同的问题。这涉及到如何理解此

类关系的性质和范围。有人认为，社会保障涉及多种性质的社会关系，需要由多种部门法（包括经济法、民法、劳动法、行政法等）综合予以调整，经济法虽在其中占重要地位，但不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唯一部门。（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还有人认为，社会保障关系不属于一种经济关系，也不属于国家干预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范畴；应由社会法调整。（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西安）1996年第1期。）需要对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的范围和性质加以分析。

目前，关于社会保障并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定义，但有一些共识：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它主要以收入的形式提供扶助；它是由国家参与，一般通过立法而确立的制度。（注：覃有土、樊启荣：《社会保障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3页。）社会保障具有强制性和互济性，具有与经济法相一致的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功能。社会保障关系属于经济关系，但严格而言，社会保障关系与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和企业组织管理关系有一定的区别，它并不一定是直接在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还包含有与经济运行密不可分的经济关系，它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和要素。

从范围上看，社会保障涉及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市场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三大领域。首先，劳动经济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是企业的组成要素之一。为追逐利润，企业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偏好，劳动者需要国家在劳动条件等方面的保护。此外，国家还要保障劳动者的生老病死，为企业发展提供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后备力量。其次，劳动力市场是重要的要素市场，是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一环。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也需要国家干预予以排除，市场秩序需要国家管理，劳动力资源也需要国家提供社会保障以进行有效的保护。再次，在宏观经济的领域，投资与就业、通货膨胀与失业是对应关系，起连锁反应。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必然包含劳动经济的因素。可见，虽然社会保障关系涉及的领域很广，包含不同种类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的性质是相同的，即它们都是经济关系，都是国家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应当由经济法调整。

从社会保障的运行看，社会保障涉及到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到经济运行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同时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的基础。从基金的组成看，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部分，国家投资的部分是预算的内容，企业拿出的部分涉及到微观经济并需要国家的强制和保障，个人的部分不仅涉及到劳动者的生活条件、还有社会储蓄和金融状况。从基金的运营看，基金投资需要国家的监督和规范，并由国家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和监督，基金对市场的作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十分重要，已成为一些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范围经济范文篇9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般说来,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它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推动力是追求利润、取得竞争优势和谋求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在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效率,推动世界经济的总体增长,促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大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带来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主要有:(1)生产国际化。(2)贸易自由化。(3)金融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生产力的发展和不断深化的国际分工,在客观上要求打破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地域限制,要求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家或地区集中生产自己具有或可以实现较大利益的商品,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合理,最终将增加产品总量和生产规模,使各国受益。各国在当代经济交往中,一直在追求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三、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2.推动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进程,并为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全球化和区域化都从不同领域和范围推动了上一世纪已经兴起的科技革命进程、全球范围的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和区域安排内的科技开发分工。具体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发展中已成为关键。二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安排实现了高新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全世界的扩散和转移。三是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为主的新技术将逐步与传统工农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增长周期。

3.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深刻的影响。各国、各地区间经济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状况使全球化的进程只能是次优安排附加一系列例外。区域化方式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体制内的最优安排,但由于它严格的排它特征,使之与非成员之间又形成了新的贸易与投资壁垒。但从总体上和发展进程上,经济区域化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补充,而且在结果上,区域化最终将促进全球化,已有的区域化实践已经证明,区域化关税壁垒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扩大了成员间的贸易,其进一步的结果是随着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和最优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增加对区域外产品和生产的需求,到这时,区域内经济就需要跨越区域界限与区域外经济交流,或者是扩大区域化的范围以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

4.全球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全球化和区域化在相关领域引起了革命性变化,实现了产业的重组,并购企业跨越国界、洲界和产业界限,各种虚拟的经济形式如雨后春笋,虚拟经济使机械化大工业变得如此渺小。世界经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全球化和区域化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结构。为追求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出现了各种区域化与全球化方式,区域化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贸易与投资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秩序,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与投资的发展。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完善,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将表现得更为充分。区域化和全球化要求金融自由化,也将导致金融风险加剧。为满足和适应生产与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各国普遍在金融领域逐步放松管制,开放市场。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演进,国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活动为生产与贸易带来便利的同时,国际金融的风险也同步增长。相对于软弱无力的国际金融监管,如果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危机再次发生极有可能。经济的不均衡性将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以其明显的竞争优势,通过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重组,将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超额利润,由于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深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生产国际化,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回旋余地极为有限。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未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制则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将更加突出。

范围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增值税课税范围；公平税负；税收效率

一、增值税课税范围的选择

（一）世界各国增值税课税范围选择概况

1954年法国首先开征增值税。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各国增值税的课税范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纵向的角度来看，它从一开始仅限于货物的生产、批发环节发展到现在涉及于货物生产、流通以及服务等各个经济领域；从横向的角度来看，各国的增值税课税范围选择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将课税范围局限在整个制造业产品上，这与传统的商品税没有太大的差别，增值税的优势根本无法体现；第二层次是对整个制造业和批发业征收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重复征税现象以及比较严重的增值税税款在零售环节损失的问题，这是一种过渡型的增值税课税范围的选择；第三层次则是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以及服务的各行各业！普遍征收增值税，有助于税负的公平分配并避免增值税抵扣链条人为中断而降低征管的效率。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及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选择第三层次的课税范围。中国的课税范围选择则介于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之间，对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的所有环节征收增值税，但仅对服务行业中的加工、修理、修配行业征收增值税，而对其他服务行业则征收营业税。

（二）影响各国增值税课税范围选择的客观条件

从上述对各国增值税课税范围选择的概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增值税课税范围选择的发展以及各国有差异的课税范围选择是由于受到诸多经济、社会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形态、税收法制环境等条件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生产和流通的市场化程度高低以及一国的税收法制化程度的高低与增值税课税范围的大小基本呈正比。当然，由于其他客观条件的影响，前述相关关系有时也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偏差。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课税范围的选择符合我国开征增值税时的现实国情状况，当时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制尚处于转型的起步阶段，第三产业发展尚不繁荣，很多服务性的第三产业是小作坊式的经营模式，根本没有建立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仅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根本无法建立完善的税收征管内部制约机制，税收征管水平较低。影响增值税课税范围选择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对我国未来增值税课税范围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在重新选择增值税课税范围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述客观条件的制约因素。

二、重新选择我国现行增值税课税范围的必要性

（一）我国现行增值税课税范围选择存在的弊端

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滞后的生产关系必然会对不断前进的生产力发展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近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状况以及税收法制化程度都较增值税开征之初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我国现行的增值税课税范围的选择已经出现了抑制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不利于入世后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课税范围过窄导致税负不公。

对国内市场经济主体的课税范围仅限于货物销售和加工、修理修配服务业，将第一产业的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大部分行业全部排除在增值税征税的范围之外。这些行业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虽然不用征收增值税，但是其为生产、服务需要外购货物或服务，根据税负转嫁理论这些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往往会成为外购货物或应税劳务的实际税负承担者，然而由于其本身不是增值税的纳税主体，其进项税额无处抵扣，使他们的税负较之纳入课税范围的实际税负沉重得多。结果导致那些原先立法初衷想减轻税负的行业反而承担了过重的税负，扭曲了市场中原本均衡的成本与利益的关系。而部分纳税、部分不纳税的状况也使一些纳税企业税负加重，比如农业产品的再加工企业，法律规定其外购的农业原材料只能抵扣13%的进项税！，而其对外销售成品却要支付17%的增值税，中间4%的税收差价无疑增加了这类企业的税收负担。还有交通运输和建筑安装等与货物销售、提供应税劳务紧密联系的行业，由于不属于增值税的课税范围，其外购原材料、应税劳务需要承担17%的增值税税负，而对外销售其产品或提供劳务却无法获得抵扣，或者抵扣不足（交通运输行业可以抵扣7%的进项税），在客观上加重了这些行业的税负；由增值税课税范围狭窄造成的税负不公的现象，严重干扰了我国入世后市场经济的健全和完善，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精神相悖，扭曲企业的经营决策，影响民间投资的引导方向，阻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增值税、营业税并行造成税收管辖权矛盾。

在我国的间接税体系中增值税与营业税处于并行的地位，除了行业间造成税负不公以外，还造成两类税种之间在税收管辖权的交叉和矛盾。我国增值税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混合销售”和“兼营行为”的概念和税收管辖权归属。但是在税收实践中混合销售和兼营行为的界限区分却存在着相当的困难，比如酒店在提供饮食服务的同时其小卖部又提供外卖，运输业的货物价值和货物运费统一开票，建筑业提供劳务和销售建筑材料往往合二为一，实践中往往难以区分究竟应当征收增值税还是征收营业税。其直接结果造成增值税征收混乱，税基摇摆不定，对纳税人来说对是否要缴增值税感觉模棱两可，有的甚至伺机避税，偷逃国家税款。对征税机关来说，当营业税和增值税的课税范围难以界定时，会造成国税和地税之间利益的冲突。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税，由国税机关负责征收，而营业税则是纯粹的地方税，由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国税机关和地方税务机关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会发生税收管辖权上的冲突与矛盾，出现双方争夺税源的状况，也可能会出现双方谁都不愿管的状况，这对我国税收的整体利益来说是十分有害的。因此，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应当扩展至全部的服务行业，才能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与矛盾。

3、降低了征税与纳税的效率。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不仅能够有效地计算应纳税款，更对增值税的征收起到内在约束的稽核作用，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效率。因为交易双方同时也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方和接受方，出于彼此间的利益驱使，都要求专用发票上的记载真实、准确。但这一稽核作用只有在将所有的交易都纳入到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中后才能实现，而我国的增值税征收将大部分的劳务销售排除在课税范围之外，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人为地出现了许多缺口，破坏了增值税的自动稽核体制，出现税款抵扣过多或过少的现象，使税务机关不得不增加税收征管的成本，结果自然降低了增值税征管应有的效率。此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经济主体的经营范围跨度大，从事税法规定的兼营和混合经营的情况越来越多，我国增值税纳税人必须依法分立账册、分别记账，分别申报纳税，大大增加了纳税人为交纳增值税的额外支出，降低了纳税人的纳税效率。

（二）重新选择增值税范围的重要意义

笔者建议重新选择增值税课税范围不仅仅是因为它存在着上文中所列的一系列弊端，还因为重新选择有利于实现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效率与公平，税收制度是市场经济调节经济运行的杠杆之一，市场经济要求它为经济主体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减少对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不当干预，保持税收中性。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行增值税课税范围的选择已经造成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中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对其投资的方向产生非效率的干扰，违背了增值税所追求的中性价值目标，偏离了效率与公平原则。当这种不适当的干扰达到某种程度，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对其进行调整，重新选择增值税的课税范围。重新选择增值税课税范围能够基本实现普遍征收的公平效果，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增值税对经济运行的不适当干扰，使增值税回归中性税收的根本特征，符合经济效率的基本原则。

三、对我国增值税课税范围重新选择的具体建议

笔者认为，我国重新选择增值税课税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把握好重新选择增值税课税范围的尺度问题；二是重新选择的课税范围实施的步骤问题；三是确定需要免税范围问题，四是在重新选择课税范围过程中涉及某些具体行业的细节问题。

（一）把握好增值税课税范围重新调整的尺度

虽然理想的增值税要求将增值税的课税范围延伸至货物生产经营和劳务提供的各行各业，以确保增值税彻底消除重复征税，有效运行增值税内在的自动抵扣机制，但是，由于税收、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造成各国都不可能将增值税扩展至所有的行业。我国的增值税课税范围大小的确定除了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要受到我国增值税征管能力、整个税收体系结构的影响。我国的增值税征管能力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比较低效，盲目大范围地扩大课税范围会造成因征税能力跟不上而导致税收效率依旧低下的尴尬局面，甚至对我国的增值税的发展还会产生不利的反向作用。目前，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需要以国家财政为强大后盾，盲目扩大增值税课税范围会造成营业税税基急剧缩水，导致占我国税收主导地位的流转税体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而阻碍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在认清我国增值税课税范围改革的现状之后，我们也不应磨灭这样一个事实，国外实行增值税的大多数国家的课税范围远远大于我国，他们的课税范围与我国相比向前拓展至餐饮、娱乐业等，向后则推及农业生产。应该说全面和广泛是增值税课税范围发展的国际趋势。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增值税范围的重新选择应当遵循这样的准则：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顺利运行；有利于解决我国增值税现存的矛盾而不增加新的矛盾；有利于增值税内在抵扣链条的完整，提高征管效率；有利于使我国的增值税税制设置与国际接轨。

增值税的优势之一就是准中性特质，每一种产品或劳务无论经过多少中间环节都不会影响税收负担，为了保证这一优势的发挥，我们应当将与生产、流通环节有关的行业都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否则会造成这些行业由于营业税的重复征税外加与增值税产生交集而支付的大额增值税大大加重相关行业的税负。在确定具体可以扩展课税范围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对我国的第三产业作简单的介绍，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增值税课税范围重新选择作进一步的阐述。我国的第三产业包括的范围很广，一般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等；第二层次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地质勘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社会服务业，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辅助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第三层次是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业、卫生业、体育业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第四层次是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等等。笔者认为，我国的第一产业！即农业生产行业“、第二产业中的建筑安装行业、第三产业中第一层次的全部！以及第二层次中的部分劳务行业应当尽快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其中第三产业第二层次中的部分行业具体包括房地产销售行业、咨询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上述这些行业与我国现行增值税法中属于课税范围的各个生产经营行业所涉及的生产、流通等中间环节密切相关，将它们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是公平税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在增值税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形成完整的抵扣和制约机制的需要。第三产业中的第三层次基本属于直接面向消费的行业，它们与我国现行增值税征收范围中的各行各业在税收方面的前后关联不是非常密切，重复征税的矛盾也不是非常严重，因此在近期内尚无归入增值税课税范围的必要。至于第三产业第二层次中的金融业和保险业和第四层次的公共服务行业，在近期内我国不宜考虑将其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其中的原因笔者将在探讨有关细节问题部分作详细解释。

（二）我国重新选择增值税课税范围的实施步骤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的增值税改革必须循序渐进，分步实施。我们在实施重新选择的增值税课税范围时也必须保持足够的耐性，在短时期内大范围地调整很可能会导致营业税急剧减少，影响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利益，同时增加原先缴纳营业税的企业税负。因此，我们必须分阶段、分行业逐步扩围。

第一步，应当结合增值税转型改革，将现存重复征税及其他矛盾最突出的交通运输行业和建筑安装行业纳入增值税课税范围。交通运输行业和建筑安装行业从严格意义上讲不属于纯劳务行业性质，大多同时具有货物销售和劳务的双重性质，与货物销售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生产、流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纳入增值税课税范围之后有助于消除增值税内在制约机制的脱节造成的税负不公及对税收征管带来的困难和阻碍。

第二步，在增值税转型过渡期满及第一步骤稳步实施后，将邮电通讯行业、仓储行业、房地产销售行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纳入增值税课税范围，这些行业与我国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和流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不应排除在增值税课税范围之外。

第三步，在增值税整体改革效果比较稳定的前提下，考虑将农业生产纳入增值税课税范围。农业生产为我国的社会生产提供最原始的生产资料，是一切生产、劳务的前提，将其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也是解决我国农民负担的最根本出路，具体理由和方案将在扩围的细节问题中展开。

第四步，是一个比较远期的目标，就是将几乎所有的经营性劳务全部都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中，这是成熟的、规范化的增值税形成的标志，是发达国家经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我国增值税免税范围的重新选择

在讨论重新选择我国增值税免税范围问题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增值税的免税和零税率之间的差别。二者从表面结果看有一定的相似性，纳税主体都无须缴纳增值税款，但是实质上二者是有本质差别的，前者是增值税征税范畴的概念，只是免除纳税人在某一环节增值额的纳税义务，并不免除其外购品所含的增值税；后者是增值税税率结构中的概念，零税率会产生某一环节之前所纳的所有增值税的退税结果，虽然同为很多国家用作减缓增值税累退性的工具，但效果却常常各不相同。

我国现行增值税法中规定的免税交易或劳务行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交易或劳务的计税依据的数量达不到法定的征税标准而给予的免税；另一类则是因为交易或劳务项目本身因为某些原因可以依法免除纳税义务。前者出于公平竞争的考虑，而后者则多为社会福利因素的考虑。我国增值税课税范围中属于免税范围的交易和劳务项目占非免税项目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高的，这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笔者认为，设置增值税免税项目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免税既不应作为解决增值税累退性问题的途径，也不应作为鼓励行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它应当集中在极少数出于社会福利因素考虑需要照顾的项目和仅限于鼓励科研、教学目的的项目之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增值税的累退性及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出发，将免税作为照顾低收入群体和照顾医疗、教育、社会文化服务行业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增值税转嫁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很多，免税的结果往往无法拉开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消费支出中负担增值税数额的差距，反而造成免税行业无法抵扣外购产品所含增值税而增加税负。在增值税免税问题上，笔者认为必须考虑征税效率。在实践中对缺乏可操作性征管的行业强行征税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影响增值税的整体发展，因此在欧盟标准化增值税制度统一规定中，我们发现了金融服务业、、不动产租赁等显然不属于需要照顾或鼓励发展的行业。这对于我国将来增值税扩围之后免税范围的选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有关某些行业是否纳入增值税范畴的细节问题在增值税扩展课税范围的改革中，笔者认为有三个行业在我国是否应纳入增值税课税范围存在很大的争议，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很值得探讨。

第一，农业生产行业的征税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将农业纳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之内，这既是增值税税制设置的需要，也是解决我国农业税收问题的最佳方案。

首先，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基础的生产资料，农产品的增值额较大，本身应当归入增值税的课税范围，我国现行增值税将其排除在外的做法人为地切断了增值税基础部分的链条，表面上免税似乎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实际上农民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负担的增值税款却因免税而无法获得抵扣，无形中增加了农民的税负。其次，农业是一切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其作为一个特种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我国，农业问题突出，其中农民负担重是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费改税”的举措很多，但是始终无法大幅度地减轻农民负担。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农业和工业采取的是一套税制的做法，我国对农业和工业分两套税制的传统做法显然不妥。笔者认为，将农业生产纳入增值税课税范围将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参照其他国家征收农业生产行业增值税的做法，我国应当先将农业生产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农场、林场、草场和养殖场等；另一类是传统的小规模土地承包耕种。对于前一类农业生产者采取一般纳税人税收征管办法，正常征纳增值税，促进这些部门加速资本投入和技术更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对于后一类农业生产者，可以允许他们选择成为一般纳税人，同前一类生产者一样依法纳税，也可以选择成为非一般纳税人，对于非一般纳税人的农民，不需要进行增值税的纳税登记，也无需在销售其农产品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农民为农业生产购买的生产资料所含的增值税款一律通过销售农产品时向购买者收取一个加价比例得到补偿！。对于农业生产力水平未达到一定标准的农业生产者，甚至可采取零税率的政策，免除其缴纳增值税的义务，并且对于其外购的投入物所含税款予以抵扣，真正起到促进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

第二，金融服务行业的征税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实行增值税的国家，即使是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成员国对于核心金融服务“均采取免税的策略。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对金融服务的定义有困难，提供金融服务常常延伸出大量的补充性服务，如众多的法律、财务方面的咨询服务、债务托收和证券保存等，而在一次金融服务中往往融合了很多难以分离的补充性服务，无法单独对这些补充性服务征税，如果强行要将其从核心金融服务中剥离出来就会出现类似混合销售、兼营业务存在的缺陷。二是对金融服务征税存在税收征管方面的困难，主要体现在计算应纳税时对投入和产出确定的困难，因为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所附带的成本极为灵活，不易确定其服务的数量和成本。三是出于国家经济利益保护的考虑，对金融服务课税很可能导致本国资本流向国外资本市场。这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对国家的经济主权绝对是一大考验。正如很多经济学者所云：”将金融服务排除在增值税的范围之外尽管会有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而且有重复征税的问题，但目前看来尚不失为一种最佳的办法。“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增值税的实行又比较晚，我国的金融部门发展水平还比较低，面对入世后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挑战，显得十分脆弱，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我国还是应当将金融服务排除在增值税征税的范围之外比较妥当。

第三，公共服务部门的征税问题。

有人认为国家没有必要对公共服务部门征税，因为那样做只是将政府这个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放到另一个口袋中去的无效劳动，而且国家利用公共权力从事的活动是公益性的，是不参与市场竞争的。但是，笔者认为，为了保持增值税的完整性，完全有必要对公共服务部门征收增值税，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需求品也是与生产和流通有密切的关联，轻率地作出免税的决定是不利于增值税发展的。事实上，现在有相当多的政府行为生产和提供的公共消费品和劳务使企业或个人受益，并且这些公共消费品和劳务同市场上的商品和劳务一样定价出售，与市场主体产生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规定比较合理，即当公共部门的免税对私人部门竞争产生重大扭曲时，公共部门应当缴纳增值税。这也同样适用于法定免税的非营利机构的收费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公共服务部门征税有利于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行政垄断的产生。我国的增值税法乃至整个税法体系正在进行着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税制设置还很不稳定，对公共服务部门征税不是增值税本身就能搞定的，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支持。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笔者认为，对公共部门征收增值税虽然很有必要，但还无法在我国展开，我们还需要继续观望其他国家运行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再作定夺。

四、结语

笔者认为，对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法的课税范围进行改革是必然的，但是这个必然应当建立在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等现实国情基础之上，而不是盲目追求与发达国家次优税制的亲密接触。同时这个改革还必须谨慎、循序渐进，必须与增值税法改革的其他方面如增值税转型、税率的调整、纳税主体范围调整以及税收征管改革等互相配合、相互扶持，有利于我国现阶段及未来经济的发展。至于前述一些敏感领域中增值税课税范围的重新选择问题，还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寻求适合中国发展的最佳途径。

①包括农业、金融、教育等领域。

②外购农产品的抵扣率原先为10%，但2002年1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文2002年第56号），规定从2002年1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业生产者销售的免税农业产品的进项税额扣除率由10%提高到13%.

③第三产业的第一层次中商业和物资供销行业属于我国现行增值税的课税范围，在扩围问题中不再作解说。

④对于非一般纳税人农业生产者的增值税处理系借鉴欧盟第6号令中《加价补偿法》的规定设计。

⑤“核心金融服务”是指纯粹地对货币、股票、股份、债券和其他证券交易、放款或贴现及活期存款、存款、储蓄账户业务等，不包括对财务咨询、安全存款箱、债务托收即证券保存等铺助性“金融服务，对于辅助性金融服务，欧盟规定必须按标准税率征税。—参见《税收制度国际比较研究》，陈志嵋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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