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围范文10篇

范围范文篇1

写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宣传自己的主张，如果自己的认识不深刻，甚至有错误，就不可能使别人得到教益。甚至会给人以坏的影响。文章的论点是文章的统帅，如果认识肤浅，见识不高，要想把文章的材料、结构等整理好，也是困难的。所以，修改论文，首先要考虑论文的主题和观点是否正确，认识是否深刻，文章有否新意。

第一，要综观全局，立足全篇，审视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否正确、集中、鲜明、深刻，是否具有创新性，文题是否相符，若干从属论点与中心论点是否一致，某些提法是否全面、准确。如果中心论点把握不准确，不能把最典型、最具本质意义的思想和规律揭示出来，或者有某种失误和偏颇，就要动“大手术”，进行一次大改写甚至重写；如果文章中的论点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缺乏新意，就要重新构思和概括，或改变论证角度，进一步挖掘和提高。

第二，对于论文中出现的主观、片面、空泛的地方，要进行强化、增补等改写工作，使偏颇的改中肯，片面的改全面，模糊的改鲜明，粗浅的改深刻，松散的改集中，有失分寸的改恰当，陈旧的改新颖，立意太低的加以升华。

第三，修改论文的标题。论文的题目是论文的“眼睛”，如果题目短小精炼鲜明，就能传神生辉，使人一看就有兴趣。所以对初稿的题目进行斟酌、推敲和改动，是非常重要的。论文写作，文和题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文要切题，题要配文，如果文不对题，题目过长或太笼统，都必须修改，使题目能概括地表达论文的中心论点和讨论的范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修改材料，主要指对论文引用的材料增加、删节或调整

材料是文章中的“血肉”，它是证明观点的论据，是论点成立的依托。因而对选用材料的基本要求是：一是必要，即选用说明观点的材料；二是真实，即所用的材料必须符合实际，准确可靠；三是合适，即材料引用要恰当，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在修改论文中，要看引用的材料是否确凿有力；是否有出处；是否能相互配合说明论点；是否发挥了论证的力量；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具有说服力。要把不足的材料补足，要把空泛的陈旧的平淡的材料加以调换；要把不实的材料和与主题无关的材料坚决删除。

修改材料一般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查核校正，即先不考虑观点、结构、语言，只查核材料本身是否真实、可信、准确，包括对初稿中的定律、论断、数据、典型材料、引文出处等进行核对，发现疑点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一定要搞清楚、弄明白，如果弓1用了经典作家的话，如有条件最好核对原文，把一切失误、失实和有出入的材料给予删除或改写准确，保证论文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第二步，根据论证中心论点和各分论点的要求，对材料进行增、删、调。对于缺少材料或材料单薄、不足以说明论点的，就要增补有代表性、有典型性的新材料，使论据更加充实，使论证变得更充分有力。对材料杂乱、重复，或材料与观点不一致的，则要删减，以突出观点，不能以材料多而取胜，应以适度为佳。对于陈旧、乎谈、一般化的材料，则要进行调换，换上更合适的材料。

三、修改结构

结构是论文表现形式的重要因素，是论文内容的组织安排。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论文内容的表达效果。结构的调整和校正，关系着全文的布局和安排。调整结构，要求理顺思想，检查论文中心是否突出，层次是否清楚，段落划分是否合适，开头、结尾、过渡照应如何，全文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调整的原则和要求，是要有利于突出中心论点，服务于表现中心论点。

修改结构，应主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层次是否清楚，思路是否通畅。一般可以先从大小标题之间的关系来看文章的思路和层次。如果论文不设小标题，则必须从内容去判断。例如，文章在内容上是否符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联系；全文的布局、层次和段落的安排是否有条理；层次的脉络是否分明、顺畅；各段的分论点是否明确、协调；对杂乱无章的阐述要疏理通顺；删去重复和矛盾的地方，补上缺少的部分，达到全文意思上连贯通畅。

第二，结构是否完整。论文要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一篇论文要有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协调一致，即要有引人入胜的开头，有材料有分析的论证，有鲜明、正确的观点和深刻有力的结尾。同时还要审视各个部分的主次、详略是否得当。

第三，结构是否严密。一篇论文必须是论点与论据，大论点与小论点之间有严密的逻辑性。如果论文结构松散，要加以紧缩，删去那些多余的材料，删去添枝加叶、离题太远或无关紧要的句段。为使结构严谨和谐，对全文各部分的过渡和照应、结构的衔接、语气的连贯等方面，也要认真地考虑和修改。

四、修改语言和标点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要使论文写得准确、简洁、生动，就不能不在语言运用上反复推敲修改。论文的语言修改，主要是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表达清楚而简练，用最少的文字说明尽可能多的问题，是一篇高质量论文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使文章精练，必须把罗唆、重复的地方，改为精练、简洁的文字；二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为了语言的准确性，就要把似是而非的话，改为准确的文字；三是语言的可读性，为了语言的可读性，要把平淡的改为鲜明，把拗口的改为流畅，把刻板的改为生动，把隐晦的改为明快，把含混、笼统的改为清晰、具体。

如何加强语言的推敲和锤炼?

为了使语言准确、简洁、生动，不能不锤炼字句，而锤炼字句，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对语言的锤炼加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所以锤炼不能脱离内容的需要，去孤立地雕琢文词，追求华丽。这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的。另外，在修改中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尽可能利用准确生动、简洁的语言，对生造词语、词类误用、词义混乱等用词不当、词不达意的毛病，要坚决改掉，坚决消灭错别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自造词。鲁迅说他自己写文章“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样一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第二，对结构残缺、结构混乱、搭配不当等不合语法的句子，要注意改正，使之合乎语言规范。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代作家皮日休说：“百炼成字，千炼成句”。字句要好，就必须反复锤炼、反复琢磨修改。

范围范文篇2

关键词限制模式非限制模式处罚范围

关于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不同的刑法观对其理解也不同。绝对主观主义刑法观认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行为人受处罚的根据，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未造成犯罪结果，但犯罪行为已经体现了其主观恶性，所以对其要进行处罚，而且这种处罚的程度和既遂犯一样。而绝对客观主义刑法观认为犯罪人所引起的侵害法益的结果，是行为人受处罚的根据，未遂犯由于没有造成侵害法益的结果，所以对未遂犯不能处罚。从大多数国家的刑法规定来看，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既没有彻底坚持绝对的主观主义立场也没有彻底坚持绝对的客观主义立场，而是将二者进行了调和。

一、两种模式及评价

关于未遂犯处罚范围的规定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非限制模式。二是限制模式。非限制模式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对未遂犯的处罚原则，而在刑法分则中，没有对哪些犯罪可以进行未遂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典型的是《意大利刑法典》，其第56条对未遂犯的处罚是这样规定的“如果法定刑为无期徒刑，处12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其他情况下，处有关犯罪规定的刑罚并减轻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在刑法分则中却没有对未遂犯的处罚作出具体规定。在这种模式下，刑法典对未遂犯的处罚没有作出限制，其处罚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哪些未遂犯进行处罚，只能由法官依照刑法理论及司法解释来判断。限制模式在刑法总则中规定了未遂犯的处罚原则，在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的未遂进行处罚作出了具体规定。典型的如《韩国刑法典》、《日本刑法典》和《德国刑法典》。《韩国刑法典》总则规定“对未遂犯的处罚，可以比照既遂犯予以从轻；未遂犯之处罚，以有关条文特别规定者为限。”在分则中又对处罚未遂的犯罪作了具体的规定。《德国刑法典》首先区分重罪与轻罪。把分则中规定的最低刑为一年及一年以上的犯罪视为重罪，把最高刑为一年以下以及被科处罚金的犯罪视为轻罪。然后规定“重罪的未遂一律处罚，轻罪的未遂的处罚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在刑法分则中又规定对具体重罪的未遂应处罚。这种限制模式以处罚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其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是很明确的。综合比较三个国家的刑法典，韩国和日本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是很类似的，没有在总则中区分重罪与轻罪，而是直接在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处罚未遂作了具体规定。《德国刑法典》在总则中设置了重罪未遂处罚之规定，而在分则中对重罪未遂的处罚又作了具体规定。由此可见，德国刑法总则中的规定并没有起到指导司法实践的作用，因为其刑法分则对未遂犯的处罚作了具体限制，总则性的限制完全被分则所架空，所以看似总则的规定是多余的。笔者认为德国刑法典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起着表明立法的价值取向的作用，即刑法分则中对哪些犯罪未遂规定处罚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的“对重罪的未遂一律要处罚，对轻罪的未遂可以考虑处罚”。但笔者认为这种刑法理论意义上的区分没有必要在刑法典中赤裸裸的体现出来。

上述二种模式中，非限制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哪些犯罪行为可以成立犯罪未遂。按照其逻辑，在能成立犯罪未遂的犯罪中，对其一律要进行处罚。然而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通常不是这样做的。如《意大利刑法典》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采用了非限制的模式，而其刑法理论却认为，轻罪没有未遂形态。因为，轻罪是违反预防性规范或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行为人对法律规定的预防性措施或行政要求漫不经心的罪过心态的体现，而行政机关只能处理人们已经实施的行为，无权干涉人们“意图”实施某种行为的行为。限制模式所面临的问题是刑法典中所规定的对未遂犯的处罚是未遂犯成立的依据还是未遂犯的处罚依据。有论者认为：“对于刑法分则中没有处罚其未遂行为的特别规定的犯罪而言，均不存在成立未遂犯的问题。”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刑法所规定的处罚，不能作为犯罪的成立要件。按照犯罪构成的性质，在能成立犯罪未遂的犯罪中，均存在着未遂犯的形态。刑法之所以对某些未遂犯规定处罚，而对某些未遂犯未作处罚规定是基于刑法谦抑主义与刑罚目的的考虑。刑法谦抑主义一方面体现在犯罪的成立上，一方面体现在对犯罪的处罚上。前者是刑法不完整性和补充性的要求，即刑法规定的犯罪并不涉及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只有其它法律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整时，刑法才起作用。后者是指刑罚的宽和性，即禁止处罚不必要处罚的行为及禁止残酷的刑罚。刑罚的目的也认为对某些犯罪科处刑罚达不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目的。对某些未遂犯没有规定处罚，正是考虑到了刑罚的宽和性和刑罚目的的实现，但这并不能认为对没有处罚的犯罪未遂是不构成犯罪的。

二、我国关于未遂犯处罚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23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我国刑法关于未遂犯的概念以及处罚原则的总则性规定，而我国刑法分则中却没有任何条文对未遂犯的处罚作出规定。可见，我国刑法典对未遂犯的处罚范围的规定采取了非限制的模式。

基于这种模式，对我国刑法中犯罪未遂处罚范围的理解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分则的规定是对犯罪既遂的规定，这些规定是符合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而《刑法》第22条、第23条、第24条所规定的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是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前提，适应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予以修改变更的犯罪形态，即修正的犯罪构成。豏按照其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过失犯、间接故意犯、举动犯、情节犯、结果加重犯等不可能存在犯罪未遂外，其余的故意犯罪都有可能存在犯罪未遂。”豐这种观点可谓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这意味着，我国刑法分则虽然没有确定对犯罪未遂的处罚，但由于刑法总则中有关于其处罚的原则性规定，我国刑法也就全面确认了犯罪未遂的刑事可罚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首先违背了刑法的历史解释原则。从我国刑法立法史中可以看出，限制立法模式的价值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并且在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以及195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13稿）中都有“未遂犯之处罚，以分则规定为限”的规定。但是，立法机关经过研究之后，感到这样的规定虽然具体、明确、便于适用，但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如果规定的这样详细，具体执行起来是有困难的，若不能把其中的许多问题都予以妥善解决，反而会产生不合理的现象，并且会束缚审判机关的手脚。因此，在以后的立法指导思想中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摒弃了此种立法模式，采取了只在总则中规定处罚原则，不在分则中作具体规定的办法。豑这种立法模式被后来的刑法典所继承。所以我国现行的刑法典中关于未遂犯的处罚只有总则性规定，没有分则的规定。这造成了从表面上看我国刑法以处罚未遂为原则，以不处罚未遂为例外的现象。但从上面的立法史中看出，我国刑法分则未对未遂犯的处罚作出规定，纯粹是由于立法技术的问题而不是否认了具体规定所体现的罪刑法定的价值以及认可了在能成立犯罪未遂的犯罪中都应对未遂犯进行处罚的观点。

其次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立法的规定。因为在我国刑法中，有许多犯罪将发生了结果作为成立犯罪的条件，而非既遂的条件。如我国《刑法》第129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种犯罪以造成了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如果将发生了某种结果作为犯罪的既遂要件的话，在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了枪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时也要以犯罪未遂处罚。这种结论显然和我国刑法将发生了严重后果作为成立犯罪条件的规定相悖。

另一种对我国未遂犯罪处罚范围理解的观点是，将未遂犯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而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都是成立各种犯罪形态的必备要件，如果不具备这些要件，则不成立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以及犯罪既遂。所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未遂的处罚隐藏在刑法的规定中。这种观点认为在不以结果为要件的直接故意犯罪中，包含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犯罪既遂的规定，刑法分则的规定是各种犯罪形态的成立模式，如我国《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只要是适格的主体在故意支配下实施了伤害他人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这种观点在理解“两高”于2001年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出现了困难。因为其第2款规定：“伪劣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140条规定的销售金额3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而按照上述“成立要件说”，在没有销售伪劣商品的行为时，便不构成犯罪，亦即不构成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既遂。这种理解显然和上述司法解释相矛盾。

这种“成立要件说”还会造成量刑幅度判断的混乱。我国《刑法》第23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通常的理解是，从轻是在法定刑范围内选择较轻的刑罚，减轻是在法定刑之下判处刑罚。如果说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包括未遂形态、中止形态的话，那么对刑罚的规定也应该是针对这几种形态设定的，又何来从轻减轻处罚的说法。

三、未遂犯处罚范围的划分

我国刑法理论中，对未遂犯的成立范围尚有很大争论，这就更导致了对犯罪未遂处罚范围认定的混乱。有学者建议我国刑法可以借鉴德国刑法的规定，将犯罪区分为重罪和轻罪，对于重罪一律处罚未遂，对于轻罪未遂的处罚以分则的明确规定为限。而且还提出以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作为区分重罪与轻罪的界限。笔者认为这种区分不可取。因为德国刑法区分重罪与轻罪是按照“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来构建的，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耦合式的”，是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统一。把基于三阶层来构建的处罚范围应用于我国刑法中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德国的刑法可以涉足轻微的犯罪，其在重罪、轻罪、重罪未遂、轻罪未遂成立的基础上来划定处罚范围。而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中存在定量因素，这涉及轻罪能否成立犯罪未遂问题。笔者认为，划分我国犯罪未遂的处罚范围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在总则中规定未遂犯的处罚以分则明文规定为限，在刑法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根据多方面的考虑，主要是成立犯罪未遂的可能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罚的目的等，来规定处罚。这样做，将学者们的激烈辨争以及司法官的内心角逐一股脑地推向了刑法分则的平静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做法。

注释：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著．陈忠林译．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法律出版社．1998．72．

王志祥．论未遂行为的处罚范围．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7）．

高明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91．

高明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46-147．

范围范文篇3

写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宣传自己的主张，如果自己的认识不深刻，甚至有错误，就不可能使别人得到教益。甚至会给人以坏的影响。文章的论点是文章的统帅，如果认识肤浅，见识不高，要想把文章的材料、结构等整理好，也是困难的。所以，修改论文，首先要考虑论文的主题和观点是否正确，认识是否深刻，文章有否新意。

第一，要综观全局，立足全篇，审视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否正确、集中、鲜明、深刻，是否具有创新性，文题是否相符，若干从属论点与中心论点是否一致，某些提法是否全面、准确。如果中心论点把握不准确，不能把最典型、最具本质意义的思想和规律揭示出来，或者有某种失误和偏颇，就要动“大手术”，进行一次大改写甚至重写；如果文章中的论点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缺乏新意，就要重新构思和概括，或改变论证角度，进一步挖掘和提高。

第二，对于论文中出现的主观、片面、空泛的地方，要进行强化、增补等改写工作，使偏颇的改中肯，片面的改全面，模糊的改鲜明，粗浅的改深刻，松散的改集中，有失分寸的改恰当，陈旧的改新颖，立意太低的加以升华。

第三，修改论文的标题。论文的题目是论文的“眼睛”，如果题目短小精炼鲜明，就能传神生辉，使人一看就有兴趣。所以对初稿的题目进行斟酌、推敲和改动，是非常重要的。论文写作，文和题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文要切题，题要配文，如果文不对题，题目过长或太笼统，都必须修改，使题目能概括地表达论文的中心论点和讨论的范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修改材料，主要指对论文引用的材料增加、删节或调整

材料是文章中的“血肉”，它是证明观点的论据，是论点成立的依托。因而对选用材料的基本要求是：一是必要，即选用说明观点的材料；二是真实，即所用的材料必须符合实际，准确可靠；三是合适，即材料引用要恰当，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在修改论文中，要看引用的材料是否确凿有力；是否有出处；是否能相互配合说明论点；是否发挥了论证的力量；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具有说服力。要把不足的材料补足，要把空泛的陈旧的平淡的材料加以调换；要把不实的材料和与主题无关的材料坚决删除。

修改材料一般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查核校正，即先不考虑观点、结构、语言，只查核材料本身是否真实、可信、准确，包括对初稿中的定律、论断、数据、典型材料、引文出处等进行核对，发现疑点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一定要搞清楚、弄明白，如果弓1用了经典作家的话，如有条件最好核对原文，把一切失误、失实和有出入的材料给予删除或改写准确，保证论文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第二步，根据论证中心论点和各分论点的要求，对材料进行增、删、调。对于缺少材料或材料单薄、不足以说明论点的，就要增补有代表性、有典型性的新材料，使论据更加充实，使论证变得更充分有力。对材料杂乱、重复，或材料与观点不一致的，则要删减，以突出观点，不能以材料多而取胜，应以适度为佳。对于陈旧、乎谈、一般化的材料，则要进行调换，换上更合适的材料。

三、修改结构

结构是论文表现形式的重要因素，是论文内容的组织安排。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论文内容的表达效果。结构的调整和校正，关系着全文的布局和安排。调整结构，要求理顺思想，检查论文中心是否突出，层次是否清楚，段落划分是否合适，开头、结尾、过渡照应如何，全文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调整的原则和要求，是要有利于突出中心论点，服务于表现中心论点。

修改结构，应主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层次是否清楚，思路是否通畅。一般可以先从大小标题之间的关系来看文章的思路和层次。如果论文不设小标题，则必须从内容去判断。例如，文章在内容上是否符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联系；全文的布局、层次和段落的安排是否有条理；层次的脉络是否分明、顺畅；各段的分论点是否明确、协调；对杂乱无章的阐述要疏理通顺；删去重复和矛盾的地方，补上缺少的部分，达到全文意思上连贯通畅。

第二，结构是否完整。论文要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一篇论文要有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协调一致，即要有引人入胜的开头，有材料有分析的论证，有鲜明、正确的观点和深刻有力的结尾。同时还要审视各个部分的主次、详略是否得当。

第三，结构是否严密。一篇论文必须是论点与论据，大论点与小论点之间有严密的逻辑性。如果论文结构松散，要加以紧缩，删去那些多余的材料，删去添枝加叶、离题太远或无关紧要的句段。为使结构严谨和谐，对全文各部分的过渡和照应、结构的衔接、语气的连贯等方面，也要认真地考虑和修改。

四、修改语言和标点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要使论文写得准确、简洁、生动，就不能不在语言运用上反复推敲修改。论文的语言修改，主要是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表达清楚而简练，用最少的文字说明尽可能多的问题，是一篇高质量论文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使文章精练，必须把罗唆、重复的地方，改为精练、简洁的文字；二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为了语言的准确性，就要把似是而非的话，改为准确的文字；三是语言的可读性，为了语言的可读性，要把平淡的改为鲜明，把拗口的改为流畅，把刻板的改为生动，把隐晦的改为明快，把含混、笼统的改为清晰、具体。

如何加强语言的推敲和锤炼?

为了使语言准确、简洁、生动，不能不锤炼字句，而锤炼字句，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对语言的锤炼加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所以锤炼不能脱离内容的需要，去孤立地雕琢文词，追求华丽。这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的。另外，在修改中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尽可能利用准确生动、简洁的语言，对生造词语、词类误用、词义混乱等用词不当、词不达意的毛病，要坚决改掉，坚决消灭错别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自造词。鲁迅说他自己写文章“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样一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第二，对结构残缺、结构混乱、搭配不当等不合语法的句子，要注意改正，使之合乎语言规范。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代作家皮日休说：“百炼成字，千炼成句”。字句要好，就必须反复锤炼、反复琢磨修改。

范围范文篇4

“现代历史上，没有哪个税种比增值税在世界各国蔓延得更快”。从1948年法国引入增值税，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增值税就遍布世界近150个国家。如此快速的发展表明增值税存在其他税种不可比拟的优势。通常而言，任何税种发挥其理论上的优势总要满足一定条件。理论上，对于规范的增值税制度而言，征税范围越宽，覆盖面越广，涉及地域越完整，就越能保证增值税运行机制的职能发挥，最大限度地发挥增值税的职能作用，即所谓的“全链条、全覆盖”所具有的作用。

(一)增值税只有全面覆盖才能避免重复征税

如果增值税不是全面覆盖，在增值税链条断裂的地方可能产生重复征税。征收范围越小，重复征税现象越明显；增值税链条断裂越是靠近生产的前端环节，重复征税越显著，对市场行为的扭曲也就越严重。因为当企业使用非增值税应税产品作为中间投入时，就无法抵扣中间投入的已缴税款，这一部分税款将进入产品的成本，当企业出售产品而缴纳增值税时将产生重复征税。重复征税的弊端在于它扭曲了企业行为，违背了商品税不应因征税而改变纳税人行为的中性要求，也不利于专业分工。全面覆盖的增值税因其链条完整，表现出不对中间投入征税的特点，有效克服了重复征税的弊端。

(二)增值税只有全面覆盖才不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

非全面覆盖的增值税所导致的重复征税弊端的本质在于，只对部分产品征收增值税将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Friedlaender(1967)从理论上分析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其结论表明：营业税会改变产品相对价格，其实际税率要远大于法定税率；只有对所有环节、所有产品开征统一税率的增值税才不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才符合中性原则。所以，全面覆盖是增值税保持中性而不影响相对价格的必要条件。

(三)增值税只有全面覆盖才能不损害帕累托生产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相对价格的改变会影响资源配置从而损害经济效率。在西方经济理论和最优税制理论中，帕累托效率是衡量经济效率的重要标准，具体包括帕累托生产效率、帕累托交换效率以及帕累托生产与交换的效率。两位诺贝尔奖得主Diamond和Mirrlees以帕累托生产效率为标准证明了全面覆盖的增值税优于其他形式的销售税。Diamond和Mirrlees认为，要保证所有生产都是有效的(满足帕累托生产效率)，就不应对企业间交易征税，也就是说不应对中间产品征税。因为，在企业没有经济利润的假设下，对中间产品征税一定会影响最终产品的价格，从而损害帕累托生产效率。不对中间产品征税的原则被称作商品税的“第一原则”，而增值税只有全面覆盖才能达到不对中间产品征税原则的要求。

二、EU和OECD国家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实践概况：对部分行业免税

任何税种的理想模式几乎都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实现，因为税制的实际演变要受多种因素影响，增值税亦不例外。虽然增值税在理论上要求应覆盖所有商品和劳务，但实践中各国还是规定了部分免税项目。其中，欧盟(EU)和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增值税在实践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成功经验对我国未来增值税制的建设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一)增值税免税的早期模板：EU第六号法令

EU1977年颁布的第六号法令是增值税实践中较好的样本。该法令原则上不鼓励增值税免税，对免税项目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将免税项目划分为公益活动和其他免税项目两个大类。其中，公益活动包括：医院及医疗护理；牙科服务；人类器官、血液和母乳；救护车服务；学院或大学教育；职业培训和再培训；私人教育；体育；福利和社会保障工作，包括养老院；同保护青少年有关的服务；宗教；以政治、工会、宗教、爱国、哲学或以人性为目的的组织；文化服务；公共邮政服务(客运及电信服务除外)；广播电视(商业行为除外)；对会员提供的服务(要求以等价交换为原则)。其他类免税项目主要为：金融交易；保险及再保险；楼房及其建筑物，首次购得除外；不动产的租赁(不包括：旅馆住宿、度假地、停车场、欧盟法律规定为不动产的设备和机器、保险箱的租用)；土地；；邮票及类似印花。EU第六号法令自实施至今已经过多次修正，但其对免税项目的指导意见仍是各国制定免税条款时的主要参考依据。

(二)增值税免税的近期典范：OECD报告

OECD最新的2010年消费税报告总结了OECD国家的增值税免税现状。其分类方式与EU第六号法令略有不同，将免税项目分为标准免税和免税两个类别。其中标准免税包括：邮政服务；教育；非营利组织的非商业活动；体育；文化(广播和电视除外)；保险和再保险；不动产的租赁；金融服务；；土地和建筑的出售和转让；某些募集基金的行为。标准类别之外的项目不同国家有所区别，例如：丹麦对客运、殡葬、部分艺术品以及旅游机构给予免税；意大利对出租汽车和殡葬免税；日本对社会福利服务、某些残疾人使用的器具、行政服务、安全服务等给予免税；瑞士对某些机构工作人员的派遣、某些二手货物、文学艺术作品以及版权实行免税。但总体而言，OECD成员国除标准之外的免税项目十分有限。

(三)对部分行业免税的原因：公平、技术、成本

免税不是发生在最终销售环节，中间投入中所含的增值税在下一阶段销售时无法得到抵扣，因此，增值税免税可能引发重复征税。但各国政府还是为增值税设定了部分免税项目，其原因主要有：(1)从公平角度出发，免征具有公益性质的部分行业的税收。例如教育、卫生等。(2)因存在一定技术障碍而对部分行业免征增值税。由于尚无法准确计算金融、保险及等行业的增值情况，通常对这类行业给予免税。(3)为了降低征管和遵从成本，许多国家设定了增值税门槛，对门槛之下的小企业免征增值税。同样是出于管理的考虑，多数国家对部分不动产的租赁予以免税。

(四)发展趋势：征收范围越来越广，免税范围越来越窄

为了克服增值税免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各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在改革过程中呈现出如下趋势：征收范围在逐渐扩大，免税范围在逐渐缩小。目前，越来越多的行业被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与此同时，原有的免税行业根据新的情况被重新评估，因而不断从免税行业中剔除。例如，文化、邮政和广播电视等行业在有些国家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竞争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重新评估对这些行业免税的合理性。欧盟在2010年已经开始了相关评估工作的筹划，国际经验表明，应谨慎选择增值税的免税项目。

三、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实践概况：尚未覆盖服务业

(一)我国现行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主要包括销售或者进口的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及提供的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增值税免税范围主要涉及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避孕药品和用具；古旧图书；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由残疾人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征免税项目。从现行增值税制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增值税制的主要问题是征收范围较窄，除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外，服务业多数行业尚未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而未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服务业主要缴纳营业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所导致的重复征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他产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不利于服务业发展。所以，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的战略目标下，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成为我国“十二五”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较窄的原因

从动态过程看，我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同其他国家一样，都体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1979年下半年，我国在部分地区对机械行业的生产环节试行增值税；1981年试行的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展至生产机器机械、农机工具、日用机械及其零部件；1983年在全国范围试行《增值税暂行办法》，征收范围在已有基础上又增加了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三项产品；1984年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草案)》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12种工业产品；后经数次调整，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1989年将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至1994年，增征税的征收范围已包括销售或进口货物以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从静态的观点看，以2010年为基点，横向比较我国与EU、OECD国家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增值税尚未覆盖服务业成为我国增值税的一个显著特点。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制约了我国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影响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因素很多，根据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更能反映客观规律的一般性影响因素，另一类是制约我国增值税征收范围的特殊因素。

影响增值税征收范围的一般性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从增值税的发展过程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越大。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通常仅覆盖生产环节的少数工业产品。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阶段，服务业通常尚未形成规模，此时对服务业征收简便易行的营业税较为适当。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工加强，服务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提升，此时仍对服务业实行具有重复征税弊端的营业税则不合时宜，而将其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成为适当选择。(2)税收征管水平。一般而言，征管水平越高，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越广。因为只有征管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征收机关才有能力核实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才能对更多纳税人实施管理。在征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无法实现对更多纳税人实施管理，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集中于易于管理的工业产品的部分生产环节是较好的选择。但是，伴随税收电子化的发展，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得以大幅提高，此时应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延伸至服务业，以体现增值税的中性原则。(3)税收政策的总体目标。如果政府旨在以更低的成本筹集更多的收入，那么，对个别行业的特定环节征收税率较高的增值税可能更有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促进公平竞争，尽可能减少商品税对市场行为的扭曲，那么，增值税征收范围越大越有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征管水平较1994年都已有明显提高，保持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基本原则也得到广泛认同，似乎我国对服务业开征增值税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为什么我国仍无法立刻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呢?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增值税的几点特殊性决定的：(1)增值税和营业税在税收收入上占有重要地位。扩围改革要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而增值税已是我国一大税种，如果再同地方主体税种—_营业税合并，在不降低标准税率的前提下，合并后的增值税将成为税收中的航母。依靠一个税种取得一半以上的税收收入是现代税制中不可思议的现象，这样的税制结构不利于国家财政安全。(2)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收入归属关系不同。增值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享；营业税收入主要归地方所有，是地方主体税种。扩围改革以一个中央分享收入为主的增值税替代一个地方主体税种必将对地方财力产生冲击。以上两点已基本取得学界共识。但高培勇教授指出了与此相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增值税的扩围改革可能对1994年建立起来的分税制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中央和地方分配比例是建立在营业税是地方税的基础之上，如果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营业税被取消了，分税制的根基也就不再存在了。

四、我国未来增值税征收范围与免税范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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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建工程的含义

在建工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工程量尚未完成，因而体现在其建筑物实体形态不完全，不具备有关部门组织进行竣工验收的条件，以及不能马上实现其设计用途等诸多特性。

要正确把握在建工程价值评估的内涵并选择适当的方法对在建工程进行估价，首先要明确在建工程的含义。对于在建工程的定义，在理论界有多种不同的提法。一种定义是：在建工程就是正在施工或虽已完工但尚未办理移交验收的建设工程。它是指在建工程已经构成的投资完成额，包括尚未交付使用的投资完成额。包括在建的新建项目、扩建项目、改建项目以及恢复项目等项目工程。另外一种说法，在建工程房地产即建筑工程尚未完工或虽然已经完工，但尚未交付使用的建设项目房地产。

按照建设部56号令《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条所称在建工程抵押，是指抵押人为取得在建工程继续建造资金的贷款，以其合法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连同在建工程的投入资产，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抵押给贷款银行作为偿还贷款履行担保的行为。从《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中的定义可看出：在建工程抵押得来的贷款只能用于该工程的建造，而不得它用，因此对已完工至已竣工验收了的工程就不能进行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而应该督促其尽快完善产权后再进行产权抵押登记。

在建工程，其涵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房屋在建工程，是指房屋自主体工程动工建设开始至建成后房地产主管机关颁发所有权证书止所处的状态。狭义上的房屋在建工程，是指房屋工程自主体工程基本建设开始至房屋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前所处的状态。可见，狭义上的房屋在建工程，主要是指房屋主体结构的建设过程中的状态，是一种实物上的未完成状态；而广义上的房屋在建工程不仅包括狭义上的房屋在建工程在内，还包括房屋各项工程均已完工，即达到房屋竣工验收条件后、未领取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情形，是一种在法律上未完成的状态。与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相比，在建工程具有自身的特点。

综合有关的观点和意见，参照有关的文献和估价方面的丛书，本文中所述及的在建工程是指“正在施工但未完工或已完工但未通过竣工验收的工程项目”。

（二）在建工程的特点

在建工程，一般把是否进行了整体竣工验收作为界定的主要依据。作为房地产的一种类型，在建工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处于建设过程中的项目，也可以是己停工多年的“烂尾楼”。在建工程有着与一般房地产不同的特点。

1、所有权的相对确定性

指房屋在建工程在主管机关正式颁发所有权证书之前，其所有权处于相对确定的状态。

2、合法性

房屋在建工程，必须是经国家法定机关或有关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批后取得相关批文的合法工程，未经审批并取得规划红线图、施工许可证等合法手续的违章建筑不受法律保护，更不得以抵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3、可变价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屋在建工程与其他房地产一样属于商品，有其内在价值及使用价值。但是由于在建工程处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未完成状态，尤其是事实上未完成而停止建设的工程，其价值能否以交换价值体现出来，即该在建工程是否具有可变价性，是区分执行案件抵债标的物与非标的物的基础。只有那些在市场上能够变价的、抵偿金钱债权的在建工程，才能被执行法院纳入执行标的物的范围，列为司法评估的对象。

4、在建工程房地产可比性差

在建工程涵括了从刚刚投资兴建的工程到已完成建设但尚未交付使用的工程，这就造成了在建工程房地产之间可比性差。

5、在建工程形象进度与实际投资额较难一致

在建工程实际投资额，其账面价值包括预付材料款和预付设备款，同时也记录在建工程中应付材料款及应付设备款等，因此，在建工程投资不能完全体现在建工程的形象进度。

6、在建工程建设工期长短差别较大

建设工期长短的差别，直接与建造期间材料，工费价值变化、设计变更等相联系，对评估价值标准的选择有直接影响。

7、在建工程房地产种类多

在建工程房地产也涉及正常使用房地产中各类房地产，如不同用途、不同结构的厂房、仓库、普通住宅、高级住宅等。

8、在建工程造价差异大

同种用途、同种结构的在建工程，由于其地基的差异等特殊原因，造成比正常情况房地产投资增大。

9、法定抵押权优先于约定抵押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同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即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优先于银行与抵押人的约定抵押权。

二、在建工程的分类

在实际的估价实务以及科学研究中，可以将在建工程按照不同方式进行分类。在建工程可根据标志性工程进度进行分类，也可根据建设用途进行分类，同时对于同一阶段的在建项目，由于工程款支付方式的不同，以及材料设备购置的早晚，在价值上也会形成差异。

根据标志性工程进度进行分类，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分为土方工程、基础工程，结构工程、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给排水工程、内外装修工程、室外工程等等。由于工程施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按照建设工程施工主要工作的进度状况划分为结构在施工、结构封顶及准备验收几个阶段。对此我们也称为按形象进度进行分类。

另一种分类方式是按照项目设计用途进行划分，建设工程可分为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和农业建筑，进而又可分为工业厂房、仓库、锅炉房、住宅、办公楼、商业、农场、牧场等等。

由于不同类型的建筑工程具有各自不同的生产流程和特性，因此对于在建工程价值的评估首先应确定在建工程的种类，选取适合其特性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研究。

三、在建工程抵押价值评估特点

对在建工程价值的估算和判定称为在建工程估价，在建工程作为房地产估价中重要的一类，相对于一般房地产的估价，在建工程抵押估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建工程的范围十分广，情况复杂，对估价要求的专业技术性强。在建工程的个性差异往往比较突出，不同工程之间的可比性较差，对在建工程抵押估价要建立在对其全面分析了解的基础上。

2、在建工程资金投入与工程实际进度存在着时差和量差，这时在建工程抵押评估中经常会考虑的因素。建设资金的投入量与实际形成的工程资产价值量和形象进度往往不尽一致。花在在建工程上的实际费用支出与其形象进度并不一致，有时偏差还很大，因此实际的费用支出并不能客观地反映在建工程的抵押价值。

3、大中型尤其是特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周期长，资金成本较高，其所含实物资产价值与货币资金的时值存在着价值背离问题。

4、在建工程存在着债权债务问题和投资风险问题，在估价中要注意格外关注。而且在其竣工投产之前表现为投资的积累，通常无收益可言，且未来预期收益难以确定。

5、在建工程涵括了从刚刚投资兴建的工程到已完工建设但尚未交付使用的工程。这些完工进度差异巨大的在建工程，自身可比性较差，评估时不易找到合适的参照物。

6、对工期较长或停建多年的工程，由于市场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其技术性、功能性贬值不可忽视，特别是在采用成本法估价时。有的项目还没建成在市场上就已经落后了，市场价值远低于实际的投入。

7、在建工程的价值并非各项投入的累加，要根据市场情况体现出其潜在的利润，这也是对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估价时的难点之一。

8、按照工程项目的建设程序，土地费用和不构成工程实体的前期费用往往是先行投入的，与工程的实际进度无关，在估价时不可遗漏。

9、对在建工程的估价往往无法直接采用一般房地产估价的方法，应结合在建工程的特点对各种方法进行修订后灵活地综合使用。

因此，在传统评估技术路线中，一般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但由于在建工程资产的收益率并不是总处在社会平均水平位置，其预期收益可能明显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样对在建工程的估价针对特定的评估目的则要运用到其他评估方法，以便更好地考虑该在建工程超额收益或减额收益对其评估值的影响，从而使其估价结果进一步贴近市场。

四、在建工程抵押价值评估范围的界定

房地产价值是房地产权利价值的货币表现形态，对房地产的估价实际上是对其权利价值的评估。由于在建工程与已建成或旧有的房地产不同，其权利状态中的某些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此，科学的在建工程抵押价值评估应建立在对在建工程评估范围的准确界定上。

1、土地权属

在建工程的土地权属有两种性质，四种情况，即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租赁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以无偿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所有制土地使用权。不同的权属性质和情况，其抵押评估价值内涵和被评估在建工程即将发生的经济行为是不完全相同的。

2、项目权属

对在建房地产项目的抵押贷款评估，要查明委估房地产项目是否属联建项目或是否有参建单位，委托单位对委估的在建项目整体或部分是否确实拥有所有权。若委托单位是委估对象的主建单位，另有一个或两个参建单位，则参建单位的价值不属于委托单位所有，其价值不属于委估房地产的抵押范围；若委估房地产项目是联建项目则委托单位对委估对象拥有的权利部分是多少？因此评估人员必须对上述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并把握，其中特别是要搞清楚项目公司的组成各方的权利状况以及各方之间的经济合同在法律上是否有效等等。评估人员只能对委托单位对委估房地产项目所实际拥有的权利部分进行抵押价值评估。

3、工程进度

在估价实务中，各个委估在建项目完成的在建工程量各不相同，有的是刚刚完成了设计地坪以下的基础工程（包括地下室结构部分）；有的是刚刚完成了裙房的结构部分；有的已完成全部的结构封顶等等。大部分的项目，其装修及设备安装工程还没有进行。对于上述不同的情况，评估时必须准确地把握在建工程项目的实际完成进度，即把握其已完成的实物工程量，对于那些未安装并固定在建筑物主体上的材料和设备，就不能纳入在建房地产项目的评估范围。因此在对在建工程进行抵押价值评估时，不能简单地根据工程的实际投资进度来评估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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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观点的修改。

写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宣传自己的主张，如果自己的认识不深刻，甚至有错误，就不可能使别人得到教益。甚至会给人以坏的影响。文章的论点是文章的统帅，如果认识肤浅，见识不高，要想把文章的材料、结构等整理好，也是困难的。所以，修改论文，首先要考虑论文的主题和观点是否正确，认识是否深刻，文章有否新意。

第一，要综观全局，立足全篇，审视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否正确、集中、鲜明、深刻，是否具有创新性，文题是否相符，若干从属论点与中心论点是否一致，某些提法是否全面、准确。如果中心论点把握不准确，不能把最典型、最具本质意义的思想和规律揭示出来，或者有某种失误和偏颇，就要动“大手术”，进行一次大改写甚至重写；如果文章中的论点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缺乏新意，就要重新构思和概括，或改变论证角度，进一步挖掘和提高。

第二，对于论文中出现的主观、片面、空泛的地方，要进行强化、增补等改写工作，使偏颇的改中肯，片面的改全面，模糊的改鲜明，粗浅的改深刻，松散的改集中，有失分寸的改恰当，陈旧的改新颖，立意太低的加以升华。

第三，修改论文的标题。论文的题目是论文的“眼睛”，如果题目短小精炼鲜明，就能传神生辉，使人一看就有兴趣。所以对初稿的题目进行斟酌、推敲和改动，是非常重要的。论文写作，文和题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文要切题，题要配文，如果文不对题，题目过长或太笼统，都必须修改，使题目能概括地表达论文的中心论点和讨论的范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修改材料，主要指对论文引用的材料增加、删节或调整

材料是文章中的“血肉”，它是证明观点的论据，是论点成立的依托。因而对选用材料的基本要求是：一是必要，即选用说明观点的材料；二是真实，即所用的材料必须符合实际，准确可靠；三是合适，即材料引用要恰当，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在修改论文中，要看引用的材料是否确凿有力；是否有出处；是否能相互配合说明论点；是否发挥了论证的力量；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具有说服力。要把不足的材料补足，要把空泛的陈旧的平淡的材料加以调换；要把不实的材料和与主题无关的材料坚决删除。

修改材料一般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查核校正，即先不考虑观点、结构、语言，只查核材料本身是否真实、可信、准确，包括对初稿中的定律、论断、数据、典型材料、引文出处等进行核对，发现疑点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一定要搞清楚、弄明白，如果弓1用了经典作家的话，如有条件最好核对原文，把一切失误、失实和有出入的材料给予删除或改写准确，保证论文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第二步，根据论证中心论点和各分论点的要求，对材料进行增、删、调。对于缺少材料或材料单薄、不足以说明论点的，就要增补有代表性、有典型性的新材料，使论据更加充实，使论证变得更充分有力。对材料杂乱、重复，或材料与观点不一致的，则要删减，以突出观点，不能以材料多而取胜，应以适度为佳。对于陈旧、乎谈、一般化的材料，则要进行调换，换上更合适的材料。

三、修改结构

结构是论文表现形式的重要因素，是论文内容的组织安排。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着论文内容的表达效果。结构的调整和校正，关系着全文的布局和安排。调整结构，要求理顺思想，检查论文中心是否突出，层次是否清楚，段落划分是否合适，开头、结尾、过渡照应如何，全文是否构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整体。调整的原则和要求，是要有利于突出中心论点，服务于表现中心论点。

修改结构，应主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层次是否清楚，思路是否通畅。一般可以先从大小标题之间的关系来看文章的思路和层次。如果论文不设小标题，则必须从内容去判断。例如，文章在内容上是否符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联系；全文的布局、层次和段落的安排是否有条理；层次的脉络是否分明、顺畅；各段的分论点是否明确、协调；对杂乱无章的阐述要疏理通顺；删去重复和矛盾的地方，补上缺少的部分，达到全文意思上连贯通畅。

第二，结构是否完整。论文要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一篇论文要有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协调一致，即要有引人入胜的开头，有材料有分析的论证，有鲜明、正确的观点和深刻有力的结尾。同时还要审视各个部分的主次、详略是否得当。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三，结构是否严密。一篇论文必须是论点与论据，大论点与小论点之间有严密的逻辑性。如果论文结构松散，要加以紧缩，删去那些多余的材料，删去添枝加叶、离题太远或无关紧要的句段。为使结构严谨和谐，对全文各部分的过渡和照应、结构的衔接、语气的连贯等方面，也要认真地考虑和修改。

四、修改语言和标点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要使论文写得准确、简洁、生动，就不能不在语言运用上反复推敲修改。论文的语言修改，主要是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表达清楚而简练，用最少的文字说明尽可能多的问题，是一篇高质量论文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使文章精练，必须把罗唆、重复的地方，改为精练、简洁的文字；二是文字表达的准确性。为了语言的准确性，就要把似是而非的话，改为准确的文字；三是语言的可读性，为了语言的可读性，要把平淡的改为鲜明，把拗口的改为流畅，把刻板的改为生动，把隐晦的改为明快，把含混、笼统的改为清晰、具体。

如何加强语言的推敲和锤炼?

为了使语言准确、简洁、生动，不能不锤炼字句，而锤炼字句，必须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对语言的锤炼加工，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表情达意，所以锤炼不能脱离内容的需要，去孤立地雕琢文词，追求华丽。这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的。另外，在修改中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尽可能利用准确生动、简洁的语言，对生造词语、词类误用、词义混乱等用词不当、词不达意的毛病，要坚决改掉，坚决消灭错别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自造词。鲁迅说他自己写文章“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样一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第二，对结构残缺、结构混乱、搭配不当等不合语法的句子，要注意改正，使之合乎语言规范。杜甫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代作家皮日休说：“百炼成字，千炼成句”。字句要好，就必须反复锤炼、反复琢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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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中非真正义务，但告知义务是保险业合理营运的制度基石。我们要对保险合同的告知义务范围作严格界定，从而才能减少纠纷，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和实践性。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相关的情况向保险人所做的陈述或说明。其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即对事实的陈述，对将来事件和行为的陈述，以及对他人陈述的转述。当今世界各国保险立法都规定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应当将保险标的的有关重要事项如实告知保险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确立了告知义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如何确定告知范围的？立法例上有无限告知主义和询问告知主义之分，无限告知主义要求告知义务人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事项为限，必须将有关危险的一切情况都如实告知保险人;询问告知主义主张告知义务人只需对保险人的询问如实回答即可。

目前我国大多数告知义务人对保险的专业知识知之甚少，而保险人作为专业人员，精通保险业务，知悉估计危险的各种情况，况且，无限告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及商业秘密，所以，在保险发展初期应以采询问告知主义为宜，对双方当事人也比较公平。否则，如果保险人怠于调查和询问，却要求身为告知义务人作漫无边际的告知，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对此，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的规定有差别。《海商法》第22条规定:“合同签订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或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采用的是主动告知主义，可能是基于海上风险不可预知性大，危险测定技术落后等作出的考虑，但随着现代科技和通讯的日益发达，人驾御自然的能力已今非昔比，这种考虑的基础被大大削弱，询问告知主义存在的合理性遭到质疑。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一、重要事项的客观性标准

是否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告知义务人都需要如实告知呢?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缔约方有权自行对重要性作判断，询问本身默示着有关问题的重要性，表明保险人心理会受到影响，被保险人应当受到约束，必须如实告知。另一种观点认为，重要性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考虑一切有关因素确定，如果谨慎保险人不认为某一情况是重要的，个别保险人的询问并不能使其变得重要。本文采纳后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保险人询问的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告知义务人作了不实告知，此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但对承担风险和估算费率并无影响，即并不破坏对价平衡原则，根据前文所述告知义务之法理，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所以告知范围还须以重要事项来限定。决定一个事实是否重要事项时，各国基本上都采用了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相同的标准，概括而言，即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项所规定之“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重要事项是保险人进行危险估计的有力事实，如果其知悉真相，就会拒保或不以该条件投保。至于其具体认定，法无明文，须依保险种类及个别保险契约内容或目的客观地以保险技术观点加以评定。只有当告知义务人对这些重要事项隐瞒或未如实告知时，才构成对对价平衡原则的破坏，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并且，根据我国合同法，能够导致合同解除的行为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必须达到根本违约的程度，如果被保险人的不实告知不会改变保险人的最终决定，那么依据合同法，该行为的性质未达到根本违约的严重程度，不足令保险人解除合同，否则会让相对方轻易丧失保险合同的保护，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可见，对告知义务的内容加以“重要事项”的限定也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保持一致。所以在询问告知主义下，对保险人未询问事项告知义务人可推定为非重要事项，但相反的推定是不成立的，即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并非必然是重要事项，告知义务人对此等问题的不实告知不构成告知义务的违反。

衡量重要情况的标准是由谨慎保险人作出判断的客观性标准，而非由实际保险人作出判断的主观性标准。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重要事实，即是否足以影响保险人接受投保单，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进而达成保险合同，并不取决于被保险人自己认为它是否重要，不是以被保险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通常也不是以某一特定保险人看法为标准，而是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会受到影响作为标准.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保险人会怎样做，是接受投保，还是拒绝投保;或者，给予什么样的费率。这种标准也叫做“客观合理的保险人标准”(objectivereasonableinsurer''''sstandard)，它较为重视客观，以大多数保险人的立场来衡量一个事实的重要性。不过，在美国的一些保险判例中也有使用所谓。“主观个别保险人标准(subjectiveindividualinsurer''''sstandard)，这种标准强调重视保险人作为具体当事人的主观看法。

二、排除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

告知范围还应排除保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事实。在现行英国法中，保险人因对“重要情况”的误述或未告知而享有的救济则依赖于实际保险人的主观判断。如果保险人想行使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权利，就必须同时证明误述或未告知在谨慎保险人眼中具有客观上的重要性并且其本人(即实际保险人)的主观态度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如果保险人仅证明客观上的重要性而未证明主观上的影响，违反告知义务的主张便不成立，反之亦然。保险人有权享有的违反告知义务的救济权利，不仅仅取决于被保险人行为的客观重要性，而且还取决于该行为对实际保险人所产生的主观影响，即实际保险人必须依赖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如果保险人实际上没有因被保险人误述或未告知而受到损害，他就不能利用告知义务改变其已经同意的合同内容，换言之，当保险人没有依赖于被保险人的行为，并且没有因此遭受损害的情况下，允许保险人逃避责任实际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有悖于保险合同当中，双方当事人相互负有最大诚实信用义务的精神。在英国法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证明某一情况的重要性，并不能推断保险人受到了实际影响，但是此原则也存在例外，即如果某一情况的重要程度十分的明显，就有理由根据这一事实推断保险人受到了实际影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实推定也仅仅是初步的，并且可以被推翻的。具体说来，如果某一误述的性质能够影响合理行事的保险人订立合同，那么证明受到误述的实际保险人没有受到影响的举证责任就落在作出误述的被保险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能够证明保险人不知道这一误述或者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的陈述是不真实的仍然决定订立合同，那么就可以证明保险人没有因误述而受到影响。

三、保险人的调查义务

范围范文篇8

一、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以《产品责任法》第41条和《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对比分析为中心

在比较法上，就产品自身损失是否属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美国法院多采否定态度；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和欧共体各成员国的产品责任法也不将产品自身损害包括在产品责任赔偿范围之内；日本制造物责任法亦将制造物仅自身受伤害之情形排除在外。由此可见，产品责任的保护对象不包括产品自身损害，是确立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的基本原则。[4]在理论上，产品责任系侵权责任，其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之健康与安全保障，而产品自身的损害赔偿与受害人之健康安全保障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不属于侵权法的保护范围。[5]产品本身的损害，依合同法上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或违约责任规定[6]保护即可，没有必要纳入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以免导致民法体系之紊乱。确保产品的价值和品质，是合同明示或默示担保的范围，而产品责任法的目的，并非用来削弱合同法的规范功能，而是保护人身和其他财产不受侵害。[7]我国学者也认为，《民法通则》第122条[8]关于财产损害，“应指因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其他财产的损害。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及因缺陷产品本身损害造成受害人可得利益的损失，不包括在本条所谓‘损害’概念之中，理由是缺陷本身的损害及因此所受可得利益损失，应依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其是否赔偿，应视违约情节及合同规定约定。”[9]

也许正是在这些立法例和主流学说的影响下，我国《产品责任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将产品自身损失排除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之外。但这一规定面临着难以逃避的司法困境。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依《合同法》第111条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55条参照)；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依其情形构成“缺陷”者(《产品质量法》第46条参照)，因缺陷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产品责任。因而，在买受人以出卖人(销售者)为诉求对象的场合，可以构成责任竞合。[10]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在解释上，当事人在责任竞合的情形之下不得同时主张两个请求权。如受害人依《产品质量法》第41-43条主张产品责任，则丧失就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请求权；如受害人依《合同法》第155条、第111条主张违约责任，则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则受害人非买受人时，其与出卖人之间并无合同关系，无法主张违约责任；二则作为买受人的受害人如向生产者主张违约责任，生产者提出非合同当事人抗辩，如何解决？无论主张哪种请求权，受害人所遭受的全部损害不能得到完全补偿。[11]如此看来，继受了他国立法和学说的《产品质量法》第41条即颇值考量。

基于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学者提出了以下解决办法：一是依据完全赔偿规则，允许受害人同时提起两种请求权，排斥责任竞合规则的适用；二是受害人依法只有一种请求权，但可以适当地增加赔偿额；三是受害人基于行使一个请求权之后，适用惩罚性赔偿。[12]还有学者认为应借鉴德国的积极侵害债权理论，认定销售者违反了约定的瑕疵担保义务，但基于缺陷产品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与双方合同关系存在关联性，允许受害人依据积极侵害债权原理就履行利益的损失、固有利益即人身方面因加害给付遭受的损失提起多重赔偿请求。司法实践中，法官一般会行使自由裁量权，如在对销售者提起的合同之诉中，法官基于公平原则和偿付能力的考虑，依据合同责任的追诉原理，把生产者列为第三人要求其共同承担赔偿责任。[13]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就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范围是否包括产品自身的损失，一直存在着争论，但最终《侵权责任法》从保护用户、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改变了《产品质量法》的主张，于第41条明确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删除了《产品质量法》第41条中“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限定。也就是说，《侵权责任法》第41条所称的“他人损害”中的财产损害，既包括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的损害，也包括缺陷产品本身的损害。[14]《侵权责任法》自2010年7月1日生效时起，《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即应失却效力。至此，困扰司法实践的产品自身损失的赔偿问题即可得以解决。

本文作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的这一规定至少有以下意义：

第一，降低了维权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即使是认为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所生的就产品本身损失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就其他财产损害的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发生竞合，[15]从而不适用《合同法》第122条限制当事人选择权的规定，但是，本可以在一个诉讼中解决的问题，为何要通过两个诉讼？制度设计的本身应为便捷纠纷的解决提供一条可选择的路径，无论是受害人提起违约之诉，还是提起侵权之诉，均应在一个诉讼中解决全部民事赔偿问题。

第二，避免了违约与侵权严格区分之所可能出现的弊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自是泾渭分明，[16]但就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而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均采严格责任，两者之间的严格区分意义不大，可能存在的唯一区别是由制度设计本身所造成的赔偿范围的不同。单就产品自身损失而言，统一违约赔偿与侵权赔偿的范围深具意义。

二、纯粹经济损失：基于《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的解释论

依《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产品责任的体系位置，《侵权责任法》第二章所定侵权责任方式及赔偿范围的规定对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自有适用空间，例如，《侵权责任法》第19条关于侵害他人财产时财产损失的确定标准、第20条关于侵害他人人身权益时财产损失的确定标准均具有适用可能性。但就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而言，《产品质量法》有特别规定，此时，在《侵权责任法》与《产品质量法》之间如何适用法律，不无疑问。

就缺陷产品侵害他人财产的损害赔偿而言，《侵权责任法》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17]两者之间是何种关系?《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是否属于特别规定?

两相比较，《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前段所定“恢复原状”是产品责任的责任方式之一(对此，《侵权责任法》第15条已作明定)；“折价赔偿”是指侵害人对其致害的财产不愿意或无法恢复原状时，“应按该财产现价价格折算成货币进行赔偿”，[18]《侵权责任法》第19条即为“折价赔偿”的计算标准。但《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后段规定：“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对此，《侵权责任法》第19条未作规定，仅在第15条责任方式中有“赔偿损失”的规定。

相比《侵权责任法》而言，《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责任的规定是特别法；相比《产品质量法》而言，《侵权责任法》为新法。依我国《立法法》第83条的规定，[19]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之下，应当优先适用《产品质量法》这一特别法；但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之下，应当优先适用《侵权责任法》这一新法。如此，即陷入法律适用的困境，好在《侵权责任法》本身即解决了这一问题。《侵权责任法》第5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见，如果《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就不同事项分别作出规定，则依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适用规则，适用“其他法律”；如果《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就同一事项均作了规定，则依新法优于旧法的法适用规则，适用《侵权责任法》。就产品责任财产损害赔偿范围中“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侵权责任法》产品责任章中未作明文规定，仅在第二章第15条规定了“赔偿损失”这种责任方式。在解释上，《产品责任法》第44条第2款应属《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特别规定，自应属于“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应优先予以适用。

但《产品质量法》第44条第2款关于产品责任损害赔偿范围中的“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应当如何解释适用，不无疑问。依参与立法者的权威解释，“对于‘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包括间接损失，即受害人可得的利益损失”。[20]例如，“展馆营业厅中的电视机因存在缺陷发生爆炸，并引起火灾烧毁了用具和建筑物，即为受害人的直接财产损害，电视机的生产者应当恢复用具和建筑物的原状或者折价赔偿。由于建筑物的损毁造成餐馆停业，正常营业本可以得到的利润丧失了，即受害人因电视机存在缺陷造成的其他重大损失，电视机的生产者也应对此给予赔偿。”[21]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损害赔偿法上的完全赔偿规则。

在完全赔偿规则之下，可以获得赔偿的损害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所受损害，也称积极的损害，是指因损害原因事实的发生，致使现存财产的减少；所失利益，也称消极的损害，是指因损害原因事实的发生，致使应增加而没有增加的利益。[22]所失利益包括两类：一是依据通常情形可以预期的利益。它是指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本来可以取得，但因为损害原因事实却没有取得的利益；二是依据特别的情事而可以预期的利益。它是指依据通常情形未必能够取得的利益，但因为存在特殊的情况而可能取得，却因损害原因事实而没有取得的利益。[23]“受害人因此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大抵属于“所失利益”。

行文至此，我们无法回避在学界渐受重视的“纯粹经济损失”问题。纯粹经济损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虽未直接侵害受害人的权利，但给受害人造成了人身伤害和有形财产损害之外的经济上损失。[24]RobbeyBernstein认为：“纯经济损失，就是指除了因对人身的损害和对财产的有形损害而造成的损失以外的其他经济上的损失”。[25]该定义被认为是比较经典的定义。在侵权责任法上，纯粹经济损失是一个新的和重要的领域，并被视为侵权责任法体系中的真正的难点。[26]一般认为，纯粹经济损失原则上是不能获得补偿的，但在例外情况下，从保护受害人的需要出发有必要对纯粹经济损失予以保护，且因果关系具有相当性或可预见性时，应当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补救。[27]

这里，需要厘清的是，纯粹经济损失究竟包括哪些范围?[28]前述“受害人因此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是否属于纯粹经济损失？通说认为，纯粹经济损失的样态有如下五种：第一，因瑕疵所减少的价值；第二，因瑕疵修缮而支出的费用；第三，因瑕疵而丧失的营业利益或其他可得利益；第四，因瑕疵所导致的产品本身的毁损或灭失；第五，因瑕疵而导致给付受领人对第三人应负的契约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责任。[29]至于可赔偿损失与纯粹经济损失之间的区别，目前主要是通过纯粹经济损失的四个明显特征即财产性、无形性、独立性和直接性来界定的，但这四个标准都没有严格的操作意义。[30]

本文作者以为，纯粹经济损失概念的提出，自有其特定的背景，就产品责任赔偿范围而言，受害人因缺陷产品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应予赔偿，至少在解释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在赔偿范围的确定多少带有一定技术性的前提下，我们还不如搁置“受害人因此所遭受的其他重大损失”是否属于纯粹经济损失范畴的争论，而去从技术上解决“其他重大损失”的范围问题。目前，对于“其他重大损失”的确定，以下两点应无疑义：第一，受害人应当证明其“重大损失”的客观确定性；第二，“重大损失”的赔偿要受到因果关系的限制，因果关系具有划定赔偿范围的作用。

三、惩罚性赔偿：以《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为分析对象

惩罚性赔偿指的是当被告以恶意、故意、欺诈或放任之方式实施加害行为而致原告受损时，原告可以获得的除实际损害赔偿金之外的损害赔偿，[31]其主要目的在于惩罚不法行为人，并遏制不法行为人与社会其他成员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惩罚报复功能、遏制威慑功能、补偿安抚功能、鼓励交易功能以及私人执法功能的同时，也存在着混淆公私法界限、鼓励贪利思想、损害赔偿金数额难以把握、影响经济发展等等消极作用。我国大胆引进该制度，先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2]《食品安全法》、[33]《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中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遏制不法行为，促进经济发展。因为社会不能直接使生产者在计算成本和费用时考虑他人的生命、健康，而借助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其违法成本，能够迫使生产者谨慎对待他人权益，提高产品质量，避免将危险有害产品投入市场。[34]

（一）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中均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各有其适用条件。在解释上，三者之间并不发生适用上的冲突。例如，食品产品责任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食品安全法》，消费领域的惩罚性赔偿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就消费领域中的产品责任而言，可能同时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中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此时，受害人自有选择适用的权利。

《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由此可见，产品责任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即明知是缺陷产品仍然生产或者销售；第二，要有损害事实，即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的严重损害，仅造成财产损害的，不予适用；第三，要有因果关系，即被侵权人的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害是因为侵权人生产或者销售的缺陷产品造成的。[35]这里，尚有疑问的是，这里的“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还是仅指“知道”？

对此，基于惩罚性赔偿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惩诫功能，其构成可以参照刑法上犯罪构成中主观故意要件中的“明知”。在刑法学界，“明知”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确定说。认为“明知”就是行为人明白知道，在法律含义上只表现为行为人的确定性认识，不确定的认识不能视为“明知”；[36]第二，可能说。认为刑法典中规定的“明知”不要求确知，即不要求行为人确定地、确切地、确实地知道是犯罪行为，只要有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就足以成立“明知”；[37]第三，知道和应当知道说。“明知”要根据各个条文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审判实践经验来确定，有的是“知道”，有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38]第四，双重理解说。认为“明知”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必定知道，另一个方面是可能知道。[39]对此，主流学说认为，“知道，是指确知，即有证据证明的知道，而应当知道往往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应当知道的前提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过失。”[40]“明知”是一种现实的认识，不是潜在的认识，即“明知”，是指行为人已经知道某种事实的存在或者可能存在，而不包括应当知道某种事实存在，否则便混淆了故意与过失。”民法学界有学者认为，明知，即明确地知道。[41]本文作者赞同这种观点。“明知”不应当包括“应当知道”。“应当知道”与事实上不知道是如影随形的，“事实上不知道”是不可能成为故意的心理状态的。

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明知”是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是当事人的主观状况，人们内在的主观世界是无法直接加以认证的，除非其自己承认。对此，我们只有通过主要是依据客观实际情况予以推定。推定是指司法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依据逻辑或司法经验，以案件基础事实为前提，推导和论证待证事实的法律判断过程。“明知”的推定必须具备严格的要件才能成立。这些要件包括：第一，主观明知无法证明或难以证明，只能借助于客观情况来推定；第二，客观情况已经得到证明；第三，客观情况与主观明知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第四，行为人没有提出抗辩理由或者抗辩理由不成立。[42]

（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限制——赔偿金额的确定

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确定是该制度适用过程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反对者之所以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施大加批评，其中最关键的原因也在于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标准太过模糊，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使得该制度存在“不可预测性”。对此，学说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就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考量因素而言，大抵可分为三类：惩罚性因素，这是最主要考虑的因素；遏制性因素，亦是重要考虑因素；以及诉讼补偿与激励因素。[43]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在确定惩罚性赔偿具体数额时，可以参考如下因素：被告过错行为的性质及被告的主观状态；该行为对原告和其他人造成的影响；补偿性赔偿的数额；被告因为其行为已经或将要支付的任何罚款、罚金等；该赔偿数额能否有效地起到威慑作用；被告的经济状况；对照由该行为引起行政或刑事处罚的数额等。[44]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里的“相应”，主要指被侵权人要求的惩罚赔偿金的数额应当与侵权人的恶意相当，应当与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相当，与对侵权人的威慑相当，具体赔偿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具体判定。[45]

就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具体措施而言，大抵有以下两种：第一，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与补偿性赔偿数额的比例关系，即“比例性原则”。也就是说，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当与补偿性赔偿数额之间保持某种合理的比例关系，前者不应比后者高出太多。第二，对惩罚性赔偿的最高数额作出限制。具体而言，又主要有如下几种做法：一是以补偿性赔偿金为基数，规定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金的若干倍；二是直接规定具体的最高数额；三是在规定不得超过惩罚性赔偿金最高额的同时，也规定不得超过补偿性赔偿金的若干倍。[46]但这两种措施均存局限：就“比例性原则”而言，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的目的不同，在确定具体金额时的考量因素也不同，前者主要考虑加害人在主观上的非难性，后者主要衡量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以后者赔偿金额来决定前者数额是不合理的。同时，加害人恶性轻微的不法行为可能造成巨大实际损失，反之，恶性重大的行为，也可能仅造成轻微实际损害，此种情况下，仅仅以“比例性原则”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难以实现其惩罚、遏制不法行为以及鼓励私人执法之功效。就最高限额而言，惩罚性赔偿金既有最高限额，加害人因此可以计算损害成本，而通过公司预算、转嫁给消费者或购买保险等方式，消除惩罚性赔偿可能造成的损害，由此，对该加害人而言，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亦不能达到惩罚、遏制的目的。[47]《侵权责任法》最后没有采取这两种措施来限制惩罚性赔偿，而是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由法官斟酌个案情事具体判断，通过制裁来遏制和预防不法行为。正如一些经济分析学家指出的：“惩罚性赔偿的根本宗旨在于适度威慑，适度威慑的关键在于赔偿金额既不多，也不少，如果赔偿低于损害，威慑不足即预防成本较低，加害人会过分从事侵权行为;相反，如果赔偿远远高于损害，威慑将会过度，加害人会把他们的行为缩至不适当的程度，即使所得利益超过了损害，他们也不会从事该种行为，结果导致有益行为将被阻止。”

范围范文篇9

裁判的客体及范围限于原告的起诉范围，何时起诉、起诉的内容、对何人起诉、诉讼标的以及请求范围均由原告决定，尤其原告不得声明其请求内容的范围由法院自由决定，法院不得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进行裁判。

[基本案情]

2010年5月27日，被告陆某向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币10万元，双方约定：借期（归还日期）至2010年7月6日止。逾期每天需交付滞纳金人民币300元整。该笔债务由被告华某提供担保。2010年8月25日，被告陆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原告徐某汇款人民币15000元，偿还其2010年5月27日向原告徐某的借款。

原告徐某诉称，2010年5月27日，被告陆某由被告华某担保，向我借款人民币10万元，约定于2010年7月6日归还，如逾期则每天交付滞纳金人民币300元。但被告陆某至今未归还借款。请求判令被告陆某归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被告华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陆某辩称，借款是事实。但我于2010年8月2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归还了人民币15000元，现实际欠款为人民币85000元。约定的逾期滞纳金不符合法律规定，最多按银行贷款利息4倍予以计算。

被告华某辩称，答辩意见与被告陆某相同。对本金和利息，愿意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判决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陆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徐某借款人民币85000元，并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违约金，其中本金人民币100000元自2010年7月7日计算至2010年8月24日，本金人民币85000元自2010年8月25日计算至2010年9月9日。

二、被告华某对上述债务、逾期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被告华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陆某追偿。

四、驳回原告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争议焦点]

本案中的违约金计算时限，计算到起诉之日还是判决书确定之日？

[法律分析]

本案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滞纳金实际起着惩罚违约者和补偿守约者的作用，应视为违约金。本案中的原告徐某在起诉时，把违约金的数额只计算到起诉之日（原告徐某在起诉状中要求两被告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2010年7月7日至起诉之日即9月9日计63天，每天300元，计63*300=189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也没有变更其诉讼请求，按照“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法院只能根据其诉讼请求来确定违约金的起止期限。

1、本案的裁判范围问题

民商法理论上的处分原则，又称处分权主义，是指当事人对诉讼请求享有主导权的原则。民事诉讼贯彻处分原则的依据是，民事诉讼的裁判对象是私法上的权利，而私法上的权利在裁判以外或按照私法自治原则由当事人自由处分。作为私法自治原则在裁判中的体现，民事诉讼承认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其实体权利进行自由地处分。

按照民事诉讼理论对处分原则的规范性解释，处分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一是“不告不理”原则，在当事人未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法院不得主动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二是裁判的客体及范围限于原告的起诉范围，何时起诉、起诉的内容、对何人起诉、诉讼标的以及请求范围均由原告决定，尤其原告不得声明其请求内容的范围由法院自由决定，法院不得超出当事人的请求范围进行裁判。也就是说，民事诉讼的诉讼标的和请求范围的确定，应当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准，实行当事人主义。法院在审理中受起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的限制，不得审理诉讼请求范围以外的问题。作为例外，对于诉讼费用，原则上实行败诉者承担的原则，并由法官依其职权作出具体数额的裁判。

本案中，原告徐某在起诉状中要求两被告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其将违约金的数额只计算到起诉之日，法院只能根据其诉讼请求将违约金计算至起诉之日，而不能超越其诉讼请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

2、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实施理由。所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原告所提出的实体权利的主张，在内容和所涉及的范围上，必须具体化，能够界定，否则法院无法对案件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

本案中，原告徐某请求判令被告陆某归还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承担逾期还款的滞纳金人民币18900元，被告华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一诉讼请求很明确、具体，法院有权依据其诉讼请求作出裁判。

原告人提出，如果笼统地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或者仅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将导致其诉讼请求不具体，不好交诉讼费，因为诉讼请求要在起诉之日明确，而在起诉之日无法预知判决确定之日。实际上，不能机械理解法律规定，法律规定的“具体化”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只要法院能依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作出裁判就够了。如果原告在诉状中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或者仅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不影响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和裁判。在缴纳案件诉讼费时，可以先预交一定金额，待案件判决确定后（判决中有关于案件受理费数额），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办理。

违约行为时间的长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方损失的多少。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权利人的损失一般为利息损失。由于本案中，起诉时间到判决确定之日有近三个月的“空白期”，在该空白期内，原告有利息损失，法院判决要求被告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逾期违约金，已经对原告有所补偿。民法以对权利人进行补偿为原则，“任何人不应从他人的违法行为中获利”，在原告徐某明确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起诉之日，法院判决已对其损失有所补偿的情况下，其又要求将违约金计算至判决确定之日，属无理要求，法院不应支持。

3、法官的释明权行使限度问题

原告徐某提出，在庭审中，法官没有提醒其明确诉讼请求（即没有询问其将违约金计算到何时），导致其经济损失。这实际上涉及到法官释明权行使范围问题。

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主张或陈述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所举证的证据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了，在这些情况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足的予以补足，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释明权是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法官的一种诉讼行为，法官实施这种诉讼行为的对象是当事人，其目的是引导诉讼的有序进行，实现诉讼效率与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布施行,强化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的责任,体现了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同时也第一次创设了审判人员的“释明义务”。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该有限度，否则就会被滥用。法官在行使释明权时，应遵守公开、中立、适度原则。换言之，法官的释明权应有限度，即法官的释明内容一般是抽象的，不应具体到细节；涉及处分的法律后果时，应作假设性、选择性提示，而不应作倾向性、唯一性提示。如果法官在原告诉讼请求具体、明确、并无不当的情况下，友情告知或提醒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以便对原告有利（使本案原告获得更多的违约金），则是对原告的偏袒，对被告的不公，已突破了释明权的范围。违背作为现代审判基础的不告不理原则。.

4、意思自治原则的例外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实现法律对民事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不是不受限制的、任意的，而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的，只有在满足特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该原则才能够发挥其相应的作用，超出了特定范围、不符合特定的条件，就没有该原则发挥作用的余地。

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绝对的，意思自治不能损害国家、社会、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才视为有效。

在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的利息、违约金过高，则易诱发金融风险，损害社会利益。国家对民间借贷的利息进行适当限制是合理的，并非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违背。

民法以补偿为原则，以惩罚为例外。违约金起着惩罚违约者和补偿守约者的作用，但应以补偿守约者的作用为主。过分高于损失的违约金易引发合同当事人故意诱使对方违约以牟取高额违约金的道德风险，也违背民法以补偿为主的原则。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可认为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双方约定了每天300元的滞纳金，显然已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本案中，原告徐某声称是借高利贷转借给被告陆某的，其经济损失很大，但其没有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法院只能将其遭受的损失认定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倍。至于违约金最终如何调整，是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范围，当事人无权干涉。本案中，法院比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的规定，确定违约金，已经对原告徐某的经济损失予以合理、充分的补偿。

范围范文篇10

一、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必要性

仲裁的起源是商人们追求效率的结果，起初人们商定将争议交由第三方决断，并凭自觉去履行和维护该第三人的决断。后经过长期的实践，仲裁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最终亦以一项制度化的司法外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被纳入国家的纠纷解决体系之中，并凭借自身的契约性和“一裁终局”的制度特点被人们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仲裁与国家司法之间的联系与制约也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焦点之一。必须明确的是，仲裁权是仲裁员的权力，而非仲裁员的权利，二者的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项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制度”。而权力是指“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正是由于权力的行使并不像权利一样以他人履行义务为条件，而是可以运用自身的强制力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故权力是一种附有强制性的存在，“在它未受到控制时，可以将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其效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故必须通过另外的权力加以制约。仲裁裁决作为仲裁权体现的最终方式，对其监督则是权力制约必需内涵之一。另外，从仲裁权的来源来看，契约性是仲裁的本质特点，仲裁权是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下以当事人的授权为基础产生的，因此仲裁权的行使不得超出仲裁协议的约定，引申之意就意味着必然需对仲裁权是否属“无权仲裁”或“越权仲裁”进行监督和审查。同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自确立之初就不是无限制的，当事人得“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绝对的，而是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才是有效的。”除了个人的意志和社会道德的影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更是由法律规则调整和确认的结果。以此为基础的仲裁，换句话说也是国家法律对当事人选择仲裁意志的肯定。同时，仲裁作为司法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模式定位亦是为国家法律确立为保障的，《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更是对仲裁权的行使进行了规定，而仲裁权的法律概括授权进一步说明了仲裁应受到国家法律的监督。仲裁领域并不存在“法律真空”，仲裁作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必然要受到一定法律体系的控制和约束。法院对仲裁的适度监督能够起到促进仲裁发展的作用，不仅是为保证了仲裁的公正性，以获得人们的认可，而且法院的监督本身亦可促使仲裁员审慎仲裁。包括以撤销仲裁裁决的方式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选择。

二、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范围之争——确立以“程序正义”为标准

尽管应对仲裁制度进行司法监督是个不争的事实和结论，然而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却广泛存在着“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两家之争。“程序监督论”者认为，法院只能就仲裁裁决做出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进行监督，对于仲裁裁决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内容所作的裁决将不予评判；而“全面监督论”者认为，司法监督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屏障，不能因为当事人选择了仲裁，赋予其“一裁终局”的效力，就说明当事人放弃了对争议公平、正义的解决，国家司法权作为正义的最后保障必须给予当事人全面寻求司法解决的机会，尤其在仲裁裁决内容显失公正的时候，对仲裁裁决的正当性给予全面的监督和审查。笔者认为，对仲裁裁决司法监督范围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仲裁性质和特点的具体。而对仲裁性质，尽管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广泛地争议，“契约性”、“准司法性”、“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型制”是三种代表性的学说，但无论是何种学说，大家都肯定契约性是仲裁最本质的属性。作为仲裁的基础，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针对纠纷的解决为促进彼此协作达成的约定。康德指出：“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因此仲裁协议中当事人的约定就是仲裁公正性的根本所在。而契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选择，一旦人们选定了仲裁，自然就意味着选择了灵活的仲裁程序和“一裁终局”的制度设计，相关的约定不仅限制了法院的司法审查，亦应排除当事人反悔另行诉讼以求司法解决争议的权利。其次，针对全面监督论者对仲裁公正性的担心，则有必要重新探讨仲裁的公正性。随着滥诉、诉讼爆炸等问题的出现，公正在现代被赋予了更深、更全的含义，公正被认为包括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大方面。“实体公正不再是评价判决公正与否的主要标准，程序公正才被看作是反映司法活动规律和内在要求的价值目标。”程序过程本身就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重要作用，只要程序是正当的并被严格遵守，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这就是英美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人们对结果公正与否的判断将从程序过程以外的客观、实体公正标准转向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合理性标准，即正当程序原则是否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如正当程序原则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则公正得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外在矛盾不复存在，公正与效率通过正当程序原则取得了内在的统一。效率作为程序运作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身就内含着公正的精神，只不过其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诉讼公正的目标。司法与仲裁在实体问题上适用的原则和标准并不一致，审判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在审理过程中仲裁员往往可以参照行业惯例、商业道德准则等进行评价。因此，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干预不仅会侵犯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处分权，而且形成仲裁裁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冲突，侵蚀仲裁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资源，从而损害法律制度将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性的解纷机制所预期的功能和优势。并且，程序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以“正当程序”为标准对整个仲裁程序设计公正与否的评价，而不涉及实体问题，可排除个案复杂性对具体案件不同处理结果的影响，限制法院对仲裁的任意擅断和因人而异的理解所带来的对评判结果的争议。另外，仲裁程序始于当事人申请，终于仲裁员最终作出仲裁裁决。以程序公正与否评判仲裁的正当性可贯彻仲裁的始终，其坚持和维护为人们追求公正提供了信念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