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投资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第一，LP市场总体环境稳步改善：LP数量持续增长，机构LP市场介入力度增加，QFLP试点成规模。第二，外资LP以机构投资人为主，是中国私募股权资金的主要来源：可投资资本量面，2011年前三季度外资LP的总量为 5508.44亿美元，是本土LP的5倍。2011年上半年，外资机构投资人占到机构投资人总量的85%。 第三，本土LP依然以个人投资者为主，同时，高净值人士的投资意愿趋于谨慎。

私募股权投资人（LP）基本特征：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占总量76%；生活在江浙沪一带的投资人占70% ；男性客户占 66%，年龄主要集中在 31-40岁，占52%；30%的LP客户年收入超过1000万；25%的PE客户年收入在500-1000万元。

私募股权投资人（L P）投资特点：51%的客户有6年以上投资经验，43%的客户有2-5年投资经验；54%的客户懂一些投资知识；37%的客户投资靠自修； 股票和房地产是客户最主要的投资工具，88%的客户避免投资期货；投资回报、资金安全以及信息保密是客户投资时最关注的；“从业的朋友”、“自己研究”和“独立的理财顾问”是客户最主要的资讯来源；平均期望收益为年化38.2%。

此外，还进行了投资人群体（LP）满意度的调查。对已投基金的管理人团队（GP）的满意度：呈高满意状态，总样平均分为3.87分（5分为最高满意度），82.6%的投资人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对预期回报率：平均分仅3.28。50%的投资人表示尚无法评估满意度，因为大部分的基金投资者进入PE基金投资领域，因为投资期限相对较长，市场上的大多数基金尚未进入集中退出期。仅有38.3%的投资人表示，对于GP机构的治理和风控体系：42.78%的投资人表示评价为“一般”（3分）。该项平均分仅为3.2分。

获取投资信息来源：84.5%的投资人是从第三方机构获得信息，第三方机构是获取信息的最丰富的渠道。

篇2

他神秘兮兮地把商业计划书拿给我看，我也不禁眼前一亮。这个项目是时下最火的“可穿戴设备”，技术团队在美国硅谷，生产基地在中国广东，目前在美国已经有不错的用户基数，一旦引进，我们预测中国的用户数可以在美国的用户数后直接加三四个零。再想象一下在中国可以拓展行业大数据分析……T先生领投，我们跟投，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两周后我正好去美国，直接把这项目拿下！”T先生信心满满地向我保证。

两周后T先生按计划飞往硅谷。很快传来消息，这个项目已经被别的基金抢了。“这不可能！硅谷创业项目那么多，什么时候轮到过华人的项目被抢啊？”这话如果从老外嘴里说出来，那是不折不扣的种族歧视，但作为中国人，我完全可以担保这是个事实。一个刚刚拿出商业计划书的项目，怎么会在两周内从美国硅谷拿到美元投资呢？T先生悻悻地说：“是被中国的美元基金投了！”

我一直以为，中国VC投资人拿着美元在美国投项目还只是个趋势，没想到已经是如火如荼的事实。两周时间，就让我失去了一个项目。

我等着向T先生兴师问罪，结果原定去美国十几天的他拖了将近一个月才回来。我的不满与日俱增地酝酿着。T先生回来后很快约我见面，我板着脸还没来得及“问罪”，晒得黝黑发亮的T先生带着新学会的美国人做派，夹着英语夸张而兴奋地向我描述：“我要在硅谷租一个大house，带pool那种，你知道，就像电影《社交网络》里Zackburg（Facebook创始人）的办公室那样！这个house会是我们的孵化器，我要网罗硅谷的华人创业项目！我还要把国内的创业者扔到硅谷封闭开发！我还要……”

他好像压根不记得我们被抢走的那个项目了，我忍不住泼冷水：“你是第一次去硅谷吧！做这么大的梦！你搞得定吗？”“当然！”T先生仿佛年轻10岁一般地豪情万丈：“你不知道，我见某某某的时候，他本来只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后来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这位某某某是VC行业里的传说，由于他即将成为T先生新的有限合伙人，我们尚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他的日常行程应该是以10分钟为单位计算的，居然和T先生能聊一个半小时，我讽刺说：“是因为你有一半时间用来翻译了吧！”这么裸地嘲笑T先生英语不好他居然毫不生气，得意地说：“才不是呢，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来自中国，硅谷的老外都很感兴趣，越是大佬越感兴趣！除了他，还有好几位神话般的投资大佬，一听说我有十几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经验，都很轻松地约到了他们。我还在美国办了个生日party，居然来了将近100号人，好多都是创业者。我是第一次去硅谷啊！现在去湾区，你说我的名字，应该有不少人知道了！”

美国资本关注中国市场不是新闻，硅谷也一直有很多很多华人。这一个月来我的微信朋友圈几乎被“在加州过夏天”的照片刷屏，满眼都是美利坚的碧海蓝天芳草地。可是，美国不是出了名的“好山好水好无聊，养娃遛狗芭比Q”吗？这些充满创业激情的华人从何而来？

T先生用一个月的考察回答了我的疑问。

硅谷有两种华人“二代”：在硅谷长大的华人“二代”和去美国的留学生“二代”。这些“二代”成为了创业华人的主力军。长在硅谷的华人二代们对各种创业故事早已烂熟于心，T先生这次就认识了好几位身家过亿的华人创业者。据说Instagram的第9号创业者就是一名华人。而从中国去美国的“二代”留学生，早就不是苦哈哈打工挣钱或拼命读书拿奖学金的书呆子了。硅谷长大的“二代”们有创业激情和想法，华人留学生们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很多创业者直接从家里拿到了创业资金，而且知道利用家庭在中国的背景。美国的创业者敢在项目早期就选择中国外包厂商进行生产吗？不敢。硅谷的华人创业者没这个担心，“让我舅舅姨妈二大爷开的工厂帮我们加工”就可以了。这些二代的创业，灵活地组合了“美国的技术+中国的生产”，具备如此条件，难怪都是投资人跟在创业者的屁股后面跑。

其次，硅谷不愧为最先进科学技术的集散地。T先生说：“你想想，你读书时候的学霸们都去哪儿了？不都是在美国吗？”还真是。固然有很多纨绔子弟在美国纸醉金迷地留学，但硅谷满街游走的大多还是学霸和学霸的孩子们。论智商，华人本来就笑傲世界民族之林，据说斯坦福的新生里，华裔的比例快达到四分之一了。我一位女朋友带孩子去硅谷过暑假，在一次寻常的BBQ家庭聚会里看到了一位其貌不扬的带着俩娃的家庭妇女。据说此女创造了斯坦福某专业创办以来的考试最高分，基本属于同学们都在60分徘徊，她在90分独孤求败。这还不算什么。结婚之后，创业者老公需要开发一个重要的APP，硅谷的人力成本太贵，这位女学霸在家带着两个娃，顺手就把APP给写了。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彻底沦为学渣。

只要在中国干过投资或创过业的，都会对硅谷满地的高技术人才羡慕嫉妒恨。T先生两眼放绿光地说：“你知道我这次去硅谷见到了多少牛掰的工程师吗？一个人可以干国内一个团队的活！” 国内一家天使投资基金曾经问过上百位创业者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答案居然不是资金，而是“技术人员”。有一家我投过的企业曾经配合美国某游戏公司做开发，开发结束后美国公司派了一名工程师过来验收，第一天就发现了300多个bug。美国工程师花3天时间解决了30多个bug。一周之后，大家叫我参加给老美开的欢送会。我惊讶地问解决bug进度，老美摊摊手说：“当然没有修完。但我把前段程序重新写了一遍。”听起来很夸张，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也不会相信技术团队和技术团队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从那以后，我总是告诫创业者不要吝啬于吸纳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在硅谷的年轻人中，创业毫无疑问是比进大公司更“酷”的一件事，而国外工程师的技术水平，也真的比国内大部分工程师“酷”太多。在美国的创业项目大多拥有世界顶尖的技术水平，无怪乎在中国吃够苦头的投资人要趋之若鹜。

过去，华人创业者的项目很少获得硅谷主流的美元VC基金的关注。可是咱们的祖国现在正是热钱涌动寻找出路的时候，很多国内的VC人本身也在美国留学、工作过，回母校参加个校友会，网罗一批创业项目，送孩子去硅谷参加夏令营，又能顺便看一批项目――我看好的项目不就是这样被抢掉了吗？国内投资人追捧硅谷创业项目是看中了“美国技术+中国生产”的完美组合，硅谷创业项目引入中国投资人当然是为了撬动中国市场。以互联网产业为例，以前无非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的企业直接进中国，基本上全军覆没；另一种是中国创业者照搬美国的模式，除了硕果仅存的几家，其他也死伤惨重。现在中国创业者在美国创业，以美国市场做试验，初步获得认可后马上在中国投资人的帮助下进入中国市场，存活率应该会提高不少。硅谷华人的创业团队在中国投资人的帮助下，或许能解决美国商业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的痼疾。

当然，主流美国资本不会忽略这些充满激情的年轻华人创业者和野心勃勃的中国投资人。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但它对外来资本和商业公司早已不像过去那么友好。美国资本想进入中国市场最好能投资一些华人的创业项目，可是直接投资华人创业项目也逃不开文化差异和沟通的小障碍，于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与中国资本合资设立基金，专投华人的创业项目。过去硅谷的华人大多是稳定的IT大公司技术人员及家属，安于标本般的中产阶级生活，羞于表达、不善沟通，在数量和影响力上甚至都不如印度籍的工程师。越来越多地获得美国主流投资人的关注度和资金支持后，我相信华人创业者和中国投资人将成为硅谷迅速崛起的新势力。

篇3

对于胡海泉这种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十余载的明星来说，“空中飞人”的生活已经是司空见惯，但这次去参加博鳌论坛的演讲，并不是去分享自己在娱乐圈内打拼多年的励志“心灵鸡汤”，而是以一个投资人身份去接触更为广阔的创投天地。踌躇满志的他正在盘算着要在博鳌向哪些知名投资人学习取经。

“大家好，我是巨匠文化的创始人胡海泉，今天我不是一个歌手。”胡海泉轻车熟路地手握话筒，淡定自信地站在舞台中央介绍自己。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台下并不是羽泉组合的粉丝，而是与他同样怀揣着创业梦想的投资人与创业者。

对于明星而言，从原始的买楼开店到时髦的风险投资，这种改变源于对自身粉丝价值的充分认识。尽管依靠名气变现的明星们能否玩转创投仍有待市场检验，但在移动互联时代，其社群经济的特征凸显，明星背后的粉丝群体不容小视。

向李开复讨教

“如果你有好的项目，请随时联系我。”在论坛演讲结束后，胡海泉像资深投资人那样把握着每一次机遇，向创业者宣扬自己的投资理念。

实际上，胡海泉自成名后便琢磨着“跨界”发展，这与专注演艺事业的明星大为不同。他在2001年与人合伙投资成立了一家唱片制作公司，同时经营好几个录音棚，这就是后来业界知名的EQ 音乐制作公司的前身。

彼时，互联网正在以风卷残云之势“蚕食”着传统音乐市场，胡海泉敏锐地察觉到这期间的变化，便开始琢磨业务转型。2005年，胡海泉正式成立了丰峰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EQ 唱片公司），以音乐制作、艺人培养、音乐版权管理、唱片录制发行等为核心业务。

从单纯的唱片录制发行到全产业链的运作，胡海泉的生意抓住了手机彩铃这一历史机遇。但产业格局的变化往往要比预想来得更为迅猛，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让手机彩铃“作古”，在2010年之后，EQ的业务陷入低迷，胡海泉与华谊音乐的合同又在这时解约了，胡海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这些风云变幻让他有些手足无措。

好在此前EQ的创业经历给胡海泉积累了一些投融资和公司管理经营的经验，他便尝试着以投资人的身份进行一些小范围的投资，并向一些创投领域的前辈虚心讨教。2011年，胡海泉去创新工场拜访李开复，当时李开复建议他立志做中国的“Ashton Kutcher”。这名好莱坞人气男星出演过电影《乔布斯》，更因为投资了Foursquare、Skype等应用而声震创投圈。

作为创投圈内的资深人士，李开复给予的肯定和指点让胡海泉坚定了成为天使投资人的决心，并开始走出自己非常熟悉的文娱领域，投资了游戏、智能穿戴等领域的企业。他与拍档陈羽凡所投资的手游《龙之召唤》便有着月流水千万的积累。尽管每笔投资均在百万元左右，但也已经有了10多个项目。

“移动互联网是个冲击，但也会是个挑战，就像之前的变化一样。”胡海泉如是向《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记者表示，这几年他一直在观察移动互联网，并认真地投资了一些与音乐和社交相关的手机应用项目，还开始筹备一只与音乐产业相关的基金，正在搭建创投团队。

善用粉丝效应

以往开饭店、做潮牌、开个人工作室的玩法似乎了无新意，利用明星身份快速产生影响力，转而打通资本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或许会成为明星们进入资本领域的敲门砖。

无论是小米、乐视、欢聚时代这样的互联网新贵，抑或万科、格力这样的老牌传统企业，都在无比地重视着粉丝的价值。粉丝经济的买卖双方从交易开始就处在不对等的位置上，卖方出售的已不仅仅是商品本身，狂热的买方会为得到“商品”不计代价。明星带来的粉丝效应可以有效地解决创业者起步阶段的关注度、品牌形象等问题。

因此，类似胡海泉这样颇有前沿意识的明星便开始琢磨，如何让自己的粉丝效应与创投界产生“共鸣”？除了胡海泉这样的老牌明星投资人，李冰冰、黄晓明和任泉在今年7月也高调宣布正式涉足创投圈，组建“StarVC”基金，首期资金8000万元，寻找中国有创新力的公司。他们不仅拿出“真金白银”做企业股东，还要为用户体验负责，花了两个月时间，最终确定了StarVC的第一批投资项目――韩都衣舍和秒拍。

其实，早在2008年，黄晓明便以每股3元的价格购入了180万股华谊兄弟股份。2009年10月30日华谊兄弟正式上市后，黄晓明所持有的股份暴增，使其跨入亿万富翁行列，成为最早被外界所熟知的明星股东。而在投资经验方面，任泉是娱乐圈内出了名的生意人，先后成功投资过餐饮娱乐、美容等行业。李冰冰近些年来通过与多个国内外大品牌的合作，在品牌推广、商务合作乃至人脉上积累了一定的商业经验。换言之，“StarVC”基金对于创业者们的吸引力，不仅仅是拥有明星效应那么简单。

“除了冰冰他们，还有一些明星在做着一些小范围的试验，都在慢慢起步。”胡海泉说。

事实上，除了明星们坐拥的粉丝在移动互联时代被无限放大外，直接将明星推向创投领域的是现实的“经济压力”。尽管像胡海泉、李冰冰、黄晓明在文娱界摸爬滚打十余载，已经积累出不菲的身家，但已经达到作为明星的财富巅峰，加之商演、影视出镜、广告代言等变现方式是在重复劳动，其工作模式无异于一个在生产文娱产品的流水线工人，难有本质上的突破。

“影视领域还好，已经算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商业模式，但音乐产业真的挺苦逼，一场场的商演有点纯力气活的意思。”胡海泉略显无奈。在从事创投领域的尝试外，他也致力于摸索音乐产业在移动互联时代的商业模式，创立了巨匠文化公司，并开发出一款名为《就是羽泉》的手机应用，意在打造明星与粉丝的互动分享社区，从而实现线上线下互动的音乐消费娱乐体验。

其实，这也是不少公司意图布局未来音乐产业的想法，星外星自2001年进入唱片发行领域以来一直保持着每年8%至15%的收入增长，目前占据内地实体唱片发行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但实体唱片业的萎缩，让这家营业额过亿的唱片公司开始从“有观点的聆听”的单纯发行转向打造线上线下互动的音乐消费场景的全产业链布局。

慎防“被忽悠”

令胡海泉感到尴尬的是，在博鳌论坛的活动结束后，纷纷来找他的人并不是志同道合的创业者，而是想合影留念的粉丝，仅有的两名助理根本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人群，几经波折才顺利“逃离会场”。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把我看做一个明星，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投资人。”胡海泉略感无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起到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帮助项目、产品去背书，为创业团队营造良好的营销效果，单凭一张“明星脸”难以说服创业者。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意图“忽悠”明星去投资的江湖骗子，凭借着明星在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匮乏来“圈钱走人”，毕竟明星们由于其演艺事业的需要，要在公众面前保证一定的“神秘感”，这也导致了明星对于外界有些“不食烟火”。

“其实每天来找我投资的人还是挺多的，但靠谱的还是不多。”胡海泉说。

实际上，公众对于胡海泉、李冰冰这类涉足创投领域的明星认知能力的缺乏是源于对其专业能力的质疑，毕竟投资一个项目要考虑的因素远远大于明星经营自己的业务。胡海泉所投资的可穿戴设备企业，曾通过微信预售创造了朋友圈销售纪录，然而却因为对产业链掌控能力弱，导致无法按时交货，胡海泉也被愤怒的消费者指责。

“明星最大的资本在于其社会信誉度，盲目地进行投资也会导致明星的信誉扫地，到时不但项目失败，也会影响到自身的演艺事业。”一位天使投资人表示，明星一旦进入到创投领域，就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推广，因为此时的公众形象已经不仅仅代表明星个人，而是背后所投资的创业团队，甚至关于明星形象的推广维护都要写到法律文书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明星投资人如何平衡自己的演艺事业与投资事业？如果在自身的演艺事业投入比重不足的话，会造成粉丝黏性下降、粉丝数量流失以及现金流不足等现象，如果仅仅是以玩票心态进入创投领域，又会造成专业能力低下。

“明星的演艺事业都是即刻结算的生意，而投资少说也要两三年才能实现资本退出，是一个长线生意。”上述投资人说。

篇4

中科院虚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基金赎回比例不断攀升的背后是投资者对基金管理人信心的不断丧失，对于基金公司来说，依靠垄断利润过活的日子似乎快要结束了

国内的基金是在“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要搞清楚什么叫做“超常规”，最简单的办法是弄明白什么叫常规式发展。

按照常规，希望资产保值增值的投资人首先认识到自己管理自己的资产水平不够，或者没有兴趣和精力，然后寻找一家自己认为水平不错的专业理财机构，把钱交给他们去投资，付一些费，享受分红。如果交给理财机构的人很多，而且每个人交付的钱数额较少，这个机构基本可以被叫做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注意，在常规情形下，基金是通过市场化的路径催生出来的，投资人对专业投资技术的需求牵引着这些机构的产生，其中另一个关键环节是理财机构要用事实证明他们在理财方面确实比一般投资人水平高。

但在超常规发展思路中，基金的出现是管理人推动和授权的结果，管理人让基金享有垄断利润，比如让他们稳定地获得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价格剪刀差。因为他们可以坐享垄断利润，投资人实际上不必深究这些机构的资产管理能力―有红分就行了。由于同样的原因，基金公司也没有足够的动因去保证和提高理财的水平。

不过垄断利润有时候也不总是存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剪刀差要存在，前提是一级、二级市场一定要活跃，一级市场不活跃，基金拿不到证券；二级市场不活跃，基金已经拿到手里的证券价格上不去―因为没有人捧场。这个局面正是2002年晚些时候的情形，市场疲弱导致基金垄断利润消失，垄断利润消失后，投资人再不愿意继续委托机构理财，他们变得很焦躁。在2002年四季度，开放式基金整体赎回率为13.03%，2003年一季度整体净赎回率为13.8%，二季度整体净赎回率为20%，赎回比例最高的基金有近2/3的份额被投资人收回。

追溯一下，投资人不愿意继续留在基金里，并非从赎回开始。实际上，早在2002年中期，一些基金就已经出现了销售困难，为了吸引新的投资人，基金想出了很多办法来迎合投资人偏好。第一个被选中的办法是增加分红，但在分红方面表现积极的基金管理公司，并没有发现他们在销售市场更加受到欢迎。甚至分红增加的公司连留住已有的投资人都很困难。2003年以后，采用连续分红策略的基金管理公司遭遇到了更大规模的赎回。引人注目的是，基金分红比例和赎回比例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分红越多，赎回规模越大。如果考虑到一定的分红再投资因素，实际上基金的赎回量应该比公布数据还要大。另外，基金净值增长与赎回比例也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业绩越好，面临的赎回压力越大（附表）。

很快基金就认识到，分红只是一个结果，理性不断增长的投资人在享有了一次分红之后，是否能相信还会有下一次分红很成问题。看来，吸引和稳定投资人还需要进一步说明自己在遴选投资品种方面的过人之处。

通过2002年新发和扩募的基金分析投资人的风险偏好状态，发现投资人多数是厌恶风险的，因而基金在招募说明书中普遍声称自己的投资方向是固定收益证券和股票中确定要实施较多分红的部分。在类别股的选择上，多数基金趋向于集中投资价值型股票，当大多数基金管理人采取这种投资理念的时候，一些大盘蓝筹股的股票就被迅速集中到少数几家基金管理人手中。2003的市场情形是，共有300亿基金资产集中投资20家上市公司股票，基金资产的80%集中在银行、钢铁、汽车、电力、石化和港口行业的上市公司股权上。这样做的结果是：（1）基金资产过于集中有悖于基金分散投资的原则，基金财产质量形成“纸上富贵”的局面，资产流动性风险增大；（2）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导致基金不敢轻易换手所持有的证券，进而使得整个市场的流动性降低；（3）部分基金甚至违背基金契约承诺的投资方向，转投市场热点，造成管理人为追求净值增加而违背契约的现象频繁发生；（4）股票涨幅过大时，基金持有人为了落实收益，大规模赎回，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获取投资或投机收益。另一方面，赎回本身又导致市场不断下跌，基金变成市场下跌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这种下跌还使投资人进一步印证了自己以前的预期，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赎回。由于基金持有资产及行业过分集中，一旦出现恶性赎回，必将加剧股市风险，对此监管人也忧心忡忡。

剩下的办法更难以操作。比如，从理论上讲，基金融资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基金能不能把自己擅长的理财技术，格式化成标准的收益预期，用这些收益预期吸引不同的投资人。其中暗含的道理是，可以用微观经济理论中通行的价格区分消费者模型加以解释，最常用的办法是用差别费率区分投资人类型。但在现行监管框架下，基金可以使用的费率结构是固定的和法定的，基金没有变通的余地。

在所有这些办法都遭到挫折之后，基金的沮丧是可以想象的。一些人开始在国情上寻找原因，另一些人单纯抱怨市场和市场监管政策。我们觉得，基本的理论没有错，基金留住客户――投资人的方法，从根本上说，仍然是要实现基金独到的、专业的理财技术和投资人千差万别的风险－收益偏好的“对接”。对接的完成有三个关键点：其一，基金的确具备独到的、专业的理财技术，没有理财技术做支撑的招募说明书只能是动听的故事；其二，基金要能准确识别投资人的风险―收益偏好，除非一只基金的专业理财技术能满足全世界投资人的偏好，否则，基金就必须学会识别投资人偏好；其三，基金要能够把自己的专业技术表达出来，让投资人能够低成本的识别。

第三个关键点在目前显得更突出一些，所以我们先分析。从销售渠道看，基金的销售应该是持续的，而不是有了上顿没下顿。尤其是开放式基金，它的资金具有持续流动的机制，更要求持续销售。但目前的情况是，基金销售主要依靠托管行进行，基金直销和证券公司代销仅占基金首发份额的20%左右，可以合理的推测，银行和其它代销机构在表述基金的专业理财技术方面肯定不够专业。因为表述不到位，投资人事实上看到的基金，在理财能力上是无差别的。如果基金理财能力无差别，投资于基金和直接投资于股票也就无差别。面前浑沌一片，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投资人为什么不离开？

另一方面，代销机构实际上也靠不住，主要还得依靠基金自己推销自己，为了降低销售成本，发展机构客户是基金销售的最佳选择。从目前的情形看，机构客户也的确是基金持有人的主体，这种持有人结构本身就与基金的内在机理有违，更会导致基金高比例跟风赎回。

从国外经验看，我们应该鼓励发展专业的基金销售公司，推动基金代销业务市场化，并在制度上对基金代销的费用做出明确安排。多了这样一个市场主体之后，主营基金销售的专业公司自然会有积极性发掘不同基金的理财能力差异，并正确地向投资人加以表述，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

第二个关键点，国内市场的现状差距要大一些，这与基金管理人的收入结构有关。按照现行做法，基金一般是按照基金净资产的某个固定比例，提取管理费率，并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这一政策内在效果是使基金管理公司过分注重基金规模而忽视基金业绩回报。比如，2002年基金业全行业浮亏100亿元以上，而基金管理人提取的管理费却高达4.03亿元，托管行提取的托管费为2.41亿元; 2003年上半年基金整体实现利润约4亿元，而基金公司提取的管理费却达8.55亿元，托管银行提取的托管费为1.47亿元，两项合计超过了10亿元，而基金持有人能获得的分红却因基金弥补去年亏损而希望落空。

篇5

《销售与市场》：哪类行业未来能诞生消费者和投资人青睐的高价值、高成长性企业？

冯卫东：这个要看慢变量决定的长期趋势，而不是抓快变量决定的潮流和热点。比如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人均教育水平的提高等，都是缓慢变化的，但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就会引发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类慢变量会带来大的趋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风口”，企业应该提前准备。

人均收入的提高带来时间机会成本的提高，消费者的时间变得值钱了。消费者对便利、快捷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网购图的是便宜，现在更多图的是便利。去年的几个数字可以说明这一趋势：网购是30%左右的增长，便利店是20%左右的增长，大型超市只增长了0.8%。同时，消费者闲暇时间的机会成本也在提高，期望在同样消费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消费价值。消费者不愿意把时间花费在路上，开始追求一站式服务和深度体验。留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吃喝玩乐购”一站式购物中心获得了较大增长；国内跟团游大幅下降、周边游增长迅速，海外自由行比跟团游增长要快。

随着人均收入和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消费有品牌、高品质的产品，带来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我们的父辈即使有钱了，可他们的消费理念往往很难改变，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塑造不断升级的消费理念。

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也是一个慢变量，虽然比前面提到的几个变量要快不少。各行业的信息化建设和网络连接，就像商业进化出神经系统一样，会引发各个行业先后发生巨变。比如，网络数字技术会极大地提升交易效率，超过一定临界值，原来不可能发生的交易就发生了，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风起云涌的共享经济。

慢变量决定的上一个大趋势是城市化，过去20年房地产行业最赚钱，未来可能会是创业和创业投资。慢变量因为其慢，其实是很容易把握的，但是很多企业家被各种热点概念迷惑了。我们专注于消费品领域的投资，就是抓住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提高这两个慢变量――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未来会变成主流。

《销售与市场》：面对市场趋势，企业应采用何种营销战略获得稳定增长？

冯卫东：看到机会的不止一家企业，采用什么样的战略取决于兵力原则，不同的体量有不同的做法。小企业不应该抓众所周知的大机会，而应绕开兵家必争之地，埋伏得更远一点。小企业资源少，不能争夺已成为风口的主流市场，而应去守候下一个风口。

太多的企业在跟风，可能会赚一点短平快的钱，却无法成为企业的长期业务。尤其是某些资本进入的领域，要靠烧钱快速奠定市场地位，使小企业没有时间去滚动发展。现在资本都是心照不宣地投资行业前两名，前两名一打架，后面的企业就被打没了。

成为数一数二的企业有两种方法：一是在有品类无品牌的行业快速成为第一，二是进行品类创新。比如鸭脖子，典型的有品类无品牌，一般是夫妻档经营。周黑鸭通过连锁经营，以有品牌打无品牌、有组织打无组织，取得了高速成长，过去5年增长了20倍。如果企业掌握了有效的品牌经营理念，首先应考虑品类生命力经过验证、竞争对手较弱的传统行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开创新品类的风险很高，一旦成功回报也很大。比如互联网领域的打车软件，包括搜索、电商、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创业成功的，基本都是开创了一个新品类。互联网领域出现了很多连续创业者，投资人比较相信他们的品类创新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往往更容易获得投资。

《销售与市场》：除了营销战略外，哪些关键因素会影响企业的价值成长？

冯卫东：首先是企业家才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营销方面主要看企业有没有精准的定位，这体现了企业家对消费者的把握和对竞争对手的理解；创新主要看有没有品类创新，在运营上有没有新打法。其次是管理团队，如果是再创业团队，成功率会高一些。另外就是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和标准化流程，以及激励制度和人员培训等方方面面。

一些企业家没能找到合适的经理人，靠自己单打独斗十分疲惫。找到合适的经理人有时需要一点运气，不过企业家首先要明白正确的管理方法――定战略、搭班子、带队伍。在搭班子的过程中，企业家胸怀非常关键：很多企业家不信任、不分享，内部的管理者很难成长起来；对于外面的经理人，文化上不相融，留不住优秀的管理者。

《销售与市场》：哪个阶段的企业适合引入投资？

冯卫东：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类型的投资，天图资本专注于成长期投资。我们对成长期的定义是，企业完成了试错，接下来可以借助资本按照既定动作高速复制、扩张。这个阶段投资风险小、回报率高。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但分析企业什么时候试错完成是一项关键能力。这是一种伯乐的技能，体现的是金融企业家才能。相应的，实业企业家也要具备识别企业成长阶段的能力，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资本类型。

《销售与市场》：企业和投资人如何合作共赢？

冯卫东：企业在引入投资前，首先要与投资人达成战略共识。我们天图聚焦于消费品投资，首先关注的就是企业的品牌战略，我们会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企业。为了统一战略思维体系，给企业输送最新的品牌理念，我们搞了免费的品牌训练营。我们对企业的建议是，企业家不宜过分待价而沽、价高者得，在合理估值的范围内，应该看重融资的时效和财务以外的价值，好的投资人能带来巨大的非财务价值。

企业和投资人应该遵循专业化分工的思路，企业家去培训班学习怎样融资，不如交给专业的融资顾问，他们应该学怎样经营企业。一些投资人为了追求增长不断要求企业多元化，这是错误的理念。我们更偏好企业做减法，帮助企业实现聚焦成长。企业应该选择战略理念一致的投资人，否则会使沟通和决策成本大幅提高。所谓的完成试错，就是投资人和企业家都认为企业的战略不需要大的调整，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实现共赢。

《销售与市场》：企业应该如何驾驭互联网工具，而不是被互联网热词、潮流所裹挟？

冯卫东：热词往往是热几年就不热了，企业家很多情况下是被媒体造就的概念忽悠了。从Web2.0到移动互联网，再到O2O、“互联网+”，甚至出现了“互联网×”的说法，这些都是技术、战术层面的东西。在消费者眼里，他们听不懂O2O、“互联网+”，他们懂的是外卖、超市代买、上门服务。别跟消费者讲复杂的概念，他们不关心企业背后的运营配称，企业永远要从顾客认知的角度运用新技术。

变化是永恒的，企业要找到变化中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顾客的认知规律。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原则，产品品牌尽量不要自己去建渠道、做O2O，而应该跟专业的渠道品牌合作。比如中国的茶行业，产品品牌都去自建渠道，这样做每家的坪效都很低，消费者也不知道该去哪里买茶叶。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品牌跟渠道品牌合作时不要跌入价格战陷阱，丢掉了自身的定位。

《销售与市场》：你怎么看待企业的聚焦和跨界？

冯卫东：品牌不应该跨界，因为品牌是竞争的基本单元。企业是可以跨界的，但应当采用多品牌。具体的战术动作和技术可以跨界应用，渠道、传播、运营和管理都可以从不同行业借鉴全新的打法。

篇6

徐小平的人生远谈不上一帆风顺，大学毕业后去了北大任教，而后出国。一个音乐学院高材生，并没有在国外找到未来。回国创业失败，再次出国。又回来，到接近四十岁上，才给人生翻开了另一个篇章。

音乐人开英语学校

1979年，江苏泰州文工团小提琴手徐小平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23岁的他来到北京。到音乐学院的第一天，读到《北京文学》上刘心武的文章《我爱每片绿叶》，“这篇烂小说比音乐学院里咿咿呀呀的琴声更让我感动。文学能打动我，音乐却不能。”迄今为止，科班出身的徐小平也很少听音乐。

毕业后，徐小平面临几个选择：搞学术；到文化部群众文化司当干部；到音乐出版社搞音像出版。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社会理想，他去了北大，当团委文化部长，一干就是5年，最终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从政的那种操作”。

和今天拜倒在他师门下的千千万万咨询者一样，当时的徐小平在留下和出国的天平上摇摆不定。“如果我在中国搞唱片出版，一年可以挣几十万。”但当时中国不开放，他觉得就算是赚几十万，心里也一点欢乐都没有。于是1987年，在一年挣30万和出国之间，他选择了出国。

现在的徐小平主张年轻人在进行人生选择的时候，不要考虑户口等因素。他讲了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1983年，他的新婚妻子从老家到北京探亲，想请病假多呆几天，领导不批准。于是徐小平向领导吐出“辞职”两个字。他认为妻子是拉小提琴的，教教琴也能活。这番较量没让徐小平夫妇饿死，倒是校长当时就被吓哭了。“1983年的时候，他很难想象我们竟然敢辞职！”

1987年最后一天，徐小平来到美国俄亥俄州。到达的第一天，他就想回国，“其实我从事的文化活动，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施展，我这个才华只能在中国贩卖。所以我当时一到美国就有前途渺茫后路已断的感觉。”

1993年，徐小平别妻抛子回国创业，结果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问题出在合作伙伴身上。“他跟我说有几千万资产，结果全是负资产！”

惨败而归的徐小平回到加拿大。“回去后人家问我想干什么，我说还想回中国。很多留学生，包括现在的留学生，都是想回国捞一笔，然后出国花钱。我说要么不回去，要回去就要扎根在中国。这不是从爱国的角度讲，是从生意的角度。你不可能三年五年就发大财。就算发了，你也还想再发吧？中国机会是无限的。”

1996年，40岁的徐小平再次从加拿大回国。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已经出生，事业却一筹莫展。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生的转折点。他来到新东方。他的英文能力、演讲素质以及对出国留学形势的了解，在当时的出国热潮中派上了大用场。

从男孩时代起，徐小平一直期待做点事情让母亲开心。他们夫妻在加拿大，妻子生了孩子，他拿到硕士学历，找不到工作。“使我完成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过程。” 这个时期，也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但即使这样，他依然渴望做点让母亲高兴的事。他为母亲的要求拼命努力。

徐小平老想着如何这样迅速地成功，但是，这种“让母亲高兴”的奋斗，使他沮丧。渐渐地，他自己开始憎恶这种思维。他想了很久，和妻子也认真谈过。“母亲看到的目标，与我自己的显然不一样，没有超越。”他开始改变这种思维，他对自己说，要为自己活着，而不是母亲。徐小平挣扎着，花了三四年的时间撕破这个东西，挣脱了传统价值体系中“母爱”与“孝子”的精神桎梏，开始把个人独立价值和人生终极目标放在思考的第一位。“那一瞬间，我获得了自由。”

从此，徐小平不在意任何人的目光。不论三十而立，还是四十不惑，人生很长，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自己的目标。

在新东方十年，徐小平差不多每天都花10多个小时见各种人并和他们聊天，在年轻人中赢得了“人生导师”的称号。徐小平曾经遇到一个来咨询他的女学生，跟他很像。女生说，她的目标是让爸爸妈妈开心。他问，你自己不开心，你爸爸妈妈会开心吗？他鼓励她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

“今天这个女生已经非常成功。”

从新东方开始就是如此。与其说这个学校帮助学生出国，不如说，帮助年轻人寻找希望――曾经，在漫长岁月里，对于学子而言，出国留学就是巨大的希望，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那时候，徐小平的标签是：著名留学、签证、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咨询专家。

当一门生意和时代赋予的希望紧紧相扣时，当一门生意满足的不是物质的需要，而是可以改变人们的命运，这门生意很难不火爆，而且很让人享受。

投资的魅力让他乐此不疲

徐小平享受的还不止于此，他更在意经济发展带来的人格独立。深受西方教育熏陶的徐小平当然知道，商业是改变社会和个体命运最重要力量。民主自由固然是西方国家繁荣昌盛的精神地基，但商业发展才是其文明大厦。一个公司的成长，隐藏着一个国家强大的秘密。

徐小平同样看到，自由职业选择和独立创业之路，是中国青年人控制自己命运之路和获得自由之路，也是改变社会的重要力量。如果一代年轻人感觉到有希望，人人创业，那这个社会就有无限的活力和未来。这也是天使投资对于中国的意义。

这也是徐小平从青年导师转身成为青年“天使”的逻辑。因为他的生意，和希望相连接。

关于徐小平的第一笔天使投资，有两个版本：一是2006年的斯坦福之旅七八个学生得到他的投资；另一个是他资助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创业年轻人。但无论如何，那群当年的学生，或者说是徐小平所指的这个“天然的师生关系”成为他天使投资特别是初期的主要对象。

到现在徐小平仍很容易被有梦想的年轻人打动，“当年我找钱也不容易啊！”哪怕从商业角度而言有些梦想“并不怎么靠谱”，徐小平也会为之动容而慷慨解囊，需要强调的是资助而非投资。因为说是“投资”，那就是“要百倍回报的”！

像很多天使投资人一样，徐小平也比较习惯圈内人引荐，email沟通或者毛遂自荐的项目机会不大，“你做的是好项目，圈子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你”，但徐小平更相信自己“看人”的眼光。一旦认准了一位创业者，他能够容忍对方失败。

创始人杜雪骞是典型的草根创业者，之前做了五六年的一听网，曾经在Alexa排名250，到现在已经滑到1000多，但徐小平又投资了100万帮他卷土重来。

杜雪骞现在开始做的是电子商务网站12点，一家以“闪电发货”为诉求的休闲食品网上商店。“我坚信他能成功，为什么？因为他是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起来的，有真诚、决心和才华，我觉得他必胜无疑。”

另一个投资案例则让徐小平过了把坐过山车的瘾。一位年轻人在与徐小平接触不到半小时，就拿到了徐500万元投资，之后一年半音讯全无！就在徐小平寻思着要过问下这位创业者近况的时候，年轻人的手机生产企业已经做到年销售额2亿美元，专为委内瑞拉等海外电信运营商定制手机，明年销售额要冲击4亿美元的目标。但徐小平后来才知道，而就在这位创业者消失的那一年半里，他曾陷入被黑社会追债的境地。

“投了我就要相信他，他拿了钱给自己买豪车享受去了，我也只能崩溃。”徐小平继续说道，“model（商业模式）不重要，关键是创业者要够执着，像猎犬一样闻到机会的气味。”

徐小平也看重创业者的“魅力”。至于到底什么是“魅力”，徐思考良久，语出惊人，“举个例子，你没有钱没关系，但要有伟大的爱情！”“有思想有能力有经验，第一次见面我就投了！”

郭去疾的兰亭集势是他最为津津乐道的案例，这是很有可能让徐小平第一个实现退出的项目。2006年，谷歌前中国高管郭去疾给徐小平打了电话，阐述了他的商业计划。20分钟之后，表示“没有听懂”的徐小平提了两个问题，“你们要多少钱”和“给我多少股份”，钱就投了进去。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MBA具备了徐小平认可的创业者素质，是他放言不论对方做什么他都会投资的人。

“我能阅读人的心灵。看他是不是真的想做这个事，是不是喜欢这个事。如果和对方聊完，心中想的都是这个人，那就立马投；如果想起的不是人，而是项目，那就不会投。”

篇7

本书更准确的标题应该是“一个天使投资人希望你了解的事”。这个天使投资人指的是本书作者布莱恩・科恩，这本书实际上是关于他个人对于如何让创业者从自己和种子期天使投资人的关系中获得最大收益的看法。出于该原因，本书以第一人称来描述。合著者约翰・卡多尔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这可以带来一定程度的亲切感和直观性。

布莱恩・科恩强调了一些书中运用的关于天使投资人使用的描述性术语，例如，他不会用“交易”来形容创业者，像“我是否告诉过你今天早上有几笔交易‘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因为他认为投资对象并不是无名氏，他希望把这个区分清楚：没有一个创业者愿意自己被看作是一笔“交易”。

布莱恩・科恩说，当创业者为了自己的初创企业而全身心投入时，他们的焦点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很重要，或许甚至能改变世界。有时，他们是正确的。如果仅将创业者们当成是交易，当成是投资人用来赚钱的工具，创业者们会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有些创业者也会提及筹措“聪明钱”和“笨钱”。但这些并不是本书作者喜欢的术语。在第7章“吸引投资者与募集资金”中，他介绍了一些变通的术语。

本书共有15章。每一章都有总结性的核心要点，以及一些图表、练习、小测试和其他一些特色之处，旨在巩固每章讲述的内容。

虽然本书的结构被设计成方便人们从头到尾地浏览，但每一章都可以独立阅读。你可以从本书的任何一处开始，都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或许，将本书倒过来阅读也会一样有用。但是，无论读者以何种顺序来了解书中的理念，作者都鼓励人们记住：天使投资是一种高度接触且个性驱使的活动。对于为初创企业寻找种子期资金的创业者来说，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做自己。

本书的每章都足够短，可以一次读完。这意味着，读者用一周左右时间就可以逐渐成为借助天使基金实现个人宏愿的创业者。如果你愿意投入时间和展示真实的自己，这将会是你所读过的书中意义最深远及最有行动导向性的一本。

本书的作者之一布莱恩・科恩是纽约天使基金的主席，该机构提供种子期及早期资金，是一个由合资格的个人天使投资者组成的独立联合机构。科恩还是Launch.it，这一面向全世界的免费新闻网站的共同创始人。另一位作者约翰・卡多尔撰写了超过20本书，其中包括《经理人的问题手册》《301个最佳访谈问题》以及《50篇影响深远的演讲和致辞》等。

《企业家直面的48个难题》

【著】（英）罗伯特・罗兰・史密斯

【译】冯鲁华

【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定价】45.00元

本书作者接触过各种各样的行业，与数千计的企业家打过交道，他深谙作为一名商业领导者所面临的方方面面的实际问题。基于多年来在高级咨询公司担任合伙人和咨询顾问的经验，作者提出了组织管理者直面的48个难题：“你公司的‘磁场’是什么？”“你会买自己卖的东西吗？”“你明白什么是企业的‘累赘’吗？”“你有彻底打败别人的野心吗？”……这些问题务实、智慧且充满挑战，它们一起构成了某种“现实的考验”，而接受这种考验的意义在于它能帮助商业领导者准备好面对真实的世界，而不是那种在他们的战略中所表现出来的世界。任何一位承担重要职责的公司管理者、经理人都能从本书中获益。

《家族企业治理：永续经营》

【著】（美）约翰.L.沃德

【译】陈宁、高皓

【出版】东方出版社

【定价】 38.00元

本书总结了所有成功永续的家族企业提出的五大见解和四个原则，以及在此框架下50条成功永续经营的经验。无论是左右为难的继承问题，还是如何保证企业的增长和家庭的流动性，亦或是如何吸引、留住、激励、奖励家族外部的优秀、重要的管理者，以及家族成员的聘用问题，本书都给出了家族企业成功化解的方式方法。这些无一例外地反映了真实存在的家族为了使其产业繁荣长青而学到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了家族企业是可以兼顾商业和家族这两个时而互补、时而冲突的角度，并走向成功和永续。不管你的产业处于哪个阶段，阅读本书都将使你拥有通过一些重要的工具把家族成功带入下一阶段的机会。

《并购之王》

【著】（美）丹尼斯 J. 罗伯茨

【译】唐京燕、秦丹萍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定价】78.00元

篇8

――清华同方网络产品公司总经理吴朝阳说。该公司推出与大型网吧的合作计划，规定合作网吧只要交付一定的设备押金，就可以选择清华同方提供的“游戏外设套餐”。通过大型网吧内设置的“激情体验地带”，游戏玩家们可以用游戏手柄和模拟方向盘更过瘾地玩飞行类或者驾驶类的模拟游戏。

“我们正在与北京市最大的院线――新影联商谈建立新影院的有关事宜。”

――韩国好丽友公司一名高层管理人员透露，他们要建立第一家由外资绝对控股的电影院。2003年12月8日，《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浮出水面。根据规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汉、南京7大试点城市的中外合资电影院中，合营外方在注册资本中的投资比例最高可达75%。

“民营资本搞轿车（汽车），虽然有资金，但是缺乏技术优势、市场优势、配套优势、管理优势、联合优势，不会有大作为。”

――业内人士这番话给蜂拥而起的浙江民企造车潮泼了冷水。目前，浙江省已有40多家民营企业正在争造整车，在新一轮造车大潮中，浙江民企凭借独霸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半壁江山的强势，蜂拥挤入或正在努力挤入中国的制造整车军团中。

“此次与贺岁电影合作，是国美从价格营销向文化营销转变的一次重要尝试。随着大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商家单一的价格促销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需要的是更高层次和更有品位的促销活动，文化营销恰恰满足了消费者的这一需求。”

――国美上海负责人张心林这样说。据透露，国美已经斥资200万元，买断了冯小刚贺岁电影《手机》的相关宣传权，包括海报的应用、明星的签名授权等，目的是通过利用电影中的明星效应，推广国美的手机产品。

“京城地产商虽然都叫着苦，但钱还是照样有的赚。至于赚多少，广东地产商做的那种(低价薄利)，我们做不到。”

――潘石屹在谈到北京楼市到位资金大幅增长时这样说。据统计，北京市2003年1-11月房地产市场的到位资金累计达到1910.4亿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了54.6%。

“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柯达已经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消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将照片传送到柯达数码快速彩色店冲印，这是‘天网’；依靠IBM、诺基亚、联邦快递和中国工商银行的支持，到2004年底，将近3000家的柯达数码冲印店也会组成一张大网，这是‘地网’。有了这张‘天罗地网’，柯达作为影像业领导者的地位就会很牢固。”

――柯达民用及专业影像产品部中国总经理陈耀荣这样说。近日，柯达与全球500强企业实施战略联盟，联手搭建了全球最大的网上冲印平台。

“我以前对媒体说过，百江将投资30亿元开发四川燃气市场，其实这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从市场容量看，30亿只能做不足1/3的省内市场。如果条件成熟，未来几年里，百江在川投资将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百江投资总裁陈巍日前证实，该公司将收购成都市大邑县天然气公司。这家国内目前拥有终端客户最多的燃气公司，创造了民企进入公用事业的新路径。目前，百江投资的市值近22亿港元，其第二大股东是大名鼎鼎的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

“欧盟市场已基本关闭，美国反倾销前途未卜，而国外对手趁机加紧向全球这两大彩电市场渗透，中国彩电业正在丧失机会。”

――近日，在国内彩电业对美反倾销的阵线中充当急先锋的厦华集团老总郭则理首度在国美亮相签名售机时，毫不客气地发出了“盛世危言”。

篇9

[关键词] 风险投资投资人风险投资家

在风险投资中,人风险尤为突出,因为投资人(所有者)与风险投资家(人)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风险投资家积极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另一方面,有限合伙人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使其无法监控每个投资项目的操作,因此,对于风险投资家的监控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言,除了对风险投资家进行严格的筛选要求其具备一定的素质之外,还应在合同中加入相应的条款来进行制约。

一、投资人对风险投资家的筛选

风险投资家是风险投资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要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必须具备各类有关专业知识和风险投资的管理经验,有追求高回报的强烈欲望和承担高风险的能力,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即个人的财务积蓄从而有可能对风险基金投入一定数量的资本。风险投资家应具备以下素质:

1.具有工程技术专业基础知识。高科技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企业,而不是由技术引进而形成的企业。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家必须熟悉某一科技领域,并且对这一领域的发展有敏锐的洞察力,对新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在众多新技术中筛选出最有发展前景,可作为风险投资对象的新技术项目。

2.具有金融投资实践经验。风险投资家应该能够进行资本运作,及时募集追加资本、监测和管理资本的使用,确保风险投资的保值和增值。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及其商品化、市场化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研究开发、中试与投人生产所需资金的比例为1∶10∶100,而高科技创新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没有现金流入,甚至为负流入,且高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它一般要经过3年～8年才能见到收益,这就需要风险投资家能够及时募集到追加资本,并具有高超的融资技巧。

3.掌握现代财务会计知识。现代财务管理的中心是资金管理。风险投资家对于财务监督与控制,规范财务管理,追加资本筹集,股票上市,利润分配政策,及时退出投资等重大财务问题必须及时做出决策。

高科技创新企业与一般的传统企业在资本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前者在资产构成中占优势的不是有形资产,而是无形资产,即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计算机软件、人力资源等所占的比例大大增加,并占据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单纯从传统财务会计报表上所体现出来的企业经营状况已不能完全反映高科技创新企业的真实情况,风险投资家必须及时了解会计热点问题,如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创新、人才资源会计等,以达到公允、合理、客观地评价企业的财务状况。

4.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具有团结协作、追求成功的工作作风。由于高科技创业家一般是技术人才而缺乏管理经验,如果说在创业初期,企业规模不大,高科技创业家一人身兼数职还游刃有余的话,那么,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他必须面临角色转变的问题。这时,风险投资家应该能够为所投资企业带来全新的管理理念,帮助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参与企业的业务决策,协助企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管理核心,使高科技创新企业内部建立一套科学的生产作业、市场营销与决策、质量控制与监督体系,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管理要效益。

5.精通法律知识。高科技企业的特点之一是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且在某种意义上依靠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风险投资家应具有相应地法律法规知识,以便在最大限度上为所投资企业争取到法律上的支持,使所投资企业在依法纳税、守法经营的前提下,维护其合法的权益。

二、在合同中规定的约束性条款

在投资人与风险投资家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中,可以规定如下方法来避免风险投资家做出不利于投资者的决策:

1.风险基金是固定期限的,风险投资家不能永远保管资金,这与其他的互惠基金和公司的无限寿命不同,固定期限的机制使投资者能够不在以后再投资于同一个风险投资家所管理的基金,如果风险投资家行为不端,在下次募资时将有很大困难。

2.参与利润分配给风险投资家很好的刺激,促使他尽力去提高投资组合中风险企业的价值。

3.有限合伙人可以退出基金,不再注入以前承诺的资金,但这会使有限合伙人损失以前投入资金和收益的一半。

4.风险投资公司的资产出售所得,必须返回给投资者,禁止风险投资家从事一些自我利益的交易。

好的风险投资家愿意接受这种固定期限的合伙制基金和投资业绩挂钩的奖励措施,他们同意投资者每过几年对他们的业绩进行评估,如他们投资管理业绩不佳,将无法得到追加资金,或无法从其他投资者那儿获得资金,如果他们表现不俗,则能分享巨大的投资收益,并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募资、投资、收获、再募资。如果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就不会同意这些条款,投资者通过这个合同来筛选好的风险投资家,这份合同提供了一种双赢的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篇10

屈田毕业于北大，在互联网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他是踏浪的高手，从新浪、腾讯，再到雅虎中国，屈田尝试的每一份工作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名企，而他的跳动似乎一直在寻找着最适合自己的方向——直到进入了阿里巴巴集团，接触到了风险投资。从此，屈田的目光便聚焦于此。在阿里巴巴的几年里，他促成了两笔大单，一个是并入了当时价格超过50亿的UC；一个是收购了现今估价达80亿美元的美团。

“阿里投手”这个称号不仅是对他的成功案例的褒奖，更是对一名风险投资人的肯定。

如今，屈田自己创业，成立了蝙蝠资本，专门做天使投资。与昔日大公司里动辄几十亿的项目相比，今天的他更关注“小而美”的事物。他会为关注的行业进行长达半年多的考察，也会因为一个理念去约谈“00后”的创业者。他相信自己的未来，并坚信时间会给更多年轻的项目一个成长开花的机会。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个年轻、帅气的创业者，去探索他背后那段异于常人的经历！

从互联网的弄潮者到阿里元老

当年在北京大学读物理专业的屈田，毕业时正好赶上了中国初兴起的互联网大潮。他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对新生行业充满好奇与勇气。从新浪、腾讯的门户编辑到雅虎中国的产品经理，屈田宛若互联网上的弄潮儿，用跳动的足迹积聚着青春的阅历。

2005年，阿里集团收购了雅虎中国，屈田随之成为阿里麾下的一员。两年后，他被调入了新组建的阿里巴巴集团战略投资部，成为组建阿里战略部的早期员工之一。当时的战略投资部只有屈田和张飞燕两个人。

在清华大学读mba的几年里，屈田系统地学习了风险投资所涉及的财务及运营课程，同时接触到了国内许多成功的投资人。这段经历对屈田日后从事风险投资行业产生了非常关键的影响，不仅让屈田具备了从事风险投资的专业素养，更培养了他独到的视角与敏锐的判断力。

收购美团，因缘而起：“投资是件很刺激的事情，比创业还刺激，他激发了我内心深处对新奇事物的渴望。”

屈田在阿里投资部时负责了几个项目，相较于负责项目的数量，他更注重质量，其中最有名的两个项目当属并入UC和收购美团。2013年UC并入阿里时的价格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而现在美团的估值也已高达80亿美元。这两个案例不仅成为国内BAT等大公司投资部的经典，更让屈田由此声名鹊起。

屈田信缘，他认为万事皆由缘生，与美团的邂逅正是如此。2007年，屈田还在清华读MBA的时候，王兴作为创业者代表回母校演讲。当时，屈田觉得王兴很有想法、思路清晰，于是，他便在会后找到王兴，留下了联系方式。

两年后，王兴做海内网时，屈田与他见了第二面，此次会面二人相谈甚欢。见面前，当时已进入阿里投资部的屈田对王兴的个人能力毫不怀疑，但他还有些顾虑。因为他担心王兴略微内向的性格不能有效地运营企业；他疑惑在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内敛的表达是否可以赢得阿里的青睐？然而见面后，王兴神采奕奕的目光和收放自如的言谈打消了屈田之前的顾虑，几年的创业经历让王兴变得开放了许多，更善于用自己的思路和想法打动聆听者，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样的创业者往往更容易吸引人。对于风险投资项目而言，创业者的个人特质往往是判断该项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的基础，而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的关键还是取决于项目本身。通过对行业和美团的深入了解，屈田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美团网虽然不是团购行业中规模最大的，却是执行情况最好、效率最高、成本控制最有效的企业，它的发展非常稳健。在屈田见过的所有团购企业中，美团的确是一支表现优异的团队，和自己比较“投缘”。

当时的阿里在整个互联网行业中首屈一指，凭借电子商务发展得风生水起；而美团网则是后起之秀，整个团购市场都有很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在决定是否投资的最后时刻，阿里的管理层依然有着不少分歧和争议，加上命运弄人，美团在当月的业绩又不尽如人意，这让反对的声音更为强烈。当时，屈田坚持收购美团，为了证明美团的长期价值，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分析美团的发展、运营的各项关键数据，用事实证明出现业绩波动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屈田认为，美团追求有质量的发展，不是单纯的“求大”，而王兴的经历也证明，他有着很强的学习潜能，从长远看来，这是一个可以持续良好发展的投资项目。

结果证明，美团的项目是屈田所投资的项目中，财务回报最好的一个。如今，当屈田回顾美团的项目时，首先想起的不是与王兴交流时的喜悦，不是说服阿里上层的辛苦付出，而是他从那个项目中所感悟出的道理——投资，不仅仅是分析冰冷的数字，更重要的是看“人”的技术。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王兴所吃过的亏为美团增长的智慧，才是美团最宝贵的资产，这也是美团最吸引屈田的地方。

化身天使投资人，关注“小而美”

作为投资人，没有经历过创业，人生是不圆满的。2014年，屈田正式自立门户，创立了蝙蝠资本。无论是在阿里战略投资部还是在名声赫赫的鼎晖创投，屈田都是站在企业的层面上，关注企业的现状，关注整个行业的动向，作“大手笔”的战略投资；而如今，他有了更多精力和时间去倾听创业者们的故事，与他们一道成长，用时间去证明每个“小而美”的未来。

“天使投资成功的回报率很高，可以达到100倍以上，所以100个项目里，只要成功一个，就能把其他项目赔的钱都赚回来。天使项目要快速决策，长期观察可不行，项目就被拖死了。”

现在的屈田每天忙着会见各种创业者，忙碌却乐在其中，因为每天都有新鲜的思想火花在碰撞，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挑选钟爱的项目。虽然他今天的投资规模和以前动辄几十亿的“大手笔”不能相提并论，但和创业者一起从零做起，一点点地勾勒出梦想的过程让屈田很享受。

“当你看好一个人时，他也许在这次失败了，但一定会在另一件事情上成功。我们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最近屈田在关注一位“00后创业者”——14岁的天才中学生伍兴云，年纪虽小却已经拿下了几项专利。“准确地说，我是投资给这个人。”看来这个“钝天使”还真是要“放长线，钓大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