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范文
时间：2024-02-18 17: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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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C
当前，各个高等院校在进行经济学讲解中，都采用了把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开讲解的方式，微观多置于宏观之前，这主要是沿袭了凯恩斯以后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流派的做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更多地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涉及国家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的问题和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促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化解社会中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稳定，主要关注资源利用问题。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都有较大区别，但是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下将从不同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
1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差异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同属于经济学科，很多教材甚至把他们编著在同一本书里，但是两者却存在着很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两者的基本假定具有较大差异，微观经济学的几个假设分别是：完全理性、市场出清和完全信息，总体是承认市场的完善性，反对政府干预；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和政府具有调节经济的能力。
其次，研究的内容看，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围绕两个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和两个主体（企业和消费者）来进行论述的，主要研究的是最为基本的单位，居民、厂商、市场等个体对象。宏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立足于经济体整体，把国民收入的决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主要研究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规律。两者的研究对象的差异，导致了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微观经济学采用个量分析的方法，考察个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宏观经济学由于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分析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
最后，两者解决的问题不同，核心理论差异很大。微观经济学主要解决的是资源的配置问题，研究市场经济如何使得资源配置优化，进而增加社会福利，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为价格理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其它内容都是围绕价格理论展开的，微观经济学体系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主张政府不要对经济进行过多干预。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解决的是资源的利用问题，研究使现有资源如何充分利用，较好地保持经济稳定和增长，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其它内容也是围绕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这一核心理论展开，并指出市场不能完善地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进行政府的有效干预。
2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相互联系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虽然有很多不同，但是也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两者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分析体系。
首先，两者研究的目的都是探究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从而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正确的指导，使得整个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和有效利用，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其次，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内容上存在相互联系和补充，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假定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如何最优配置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主要是研究资源是如何被充分利用的，因此两者的研究内容缺一不可，缺失一个那么整个研究就会不完整，单一方面的研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最后，微观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微观经济学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了很多研究方法和思想，而宏观的很多内容必须依赖于对微观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到，同时，微观和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经济学，不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对经济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描述。
3 教学中如何利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问题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着很多差异，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双方总的来说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科学和教学体系中的，所以在教学中应该特别注意两者的关系。
在教学中，我们要在讲解其中一门课的时候，有意识地涉及另外一门课的相关内容，比如我们在讲解微观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时候，应该提及到宏观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增长时要应用此函数。同样，我们在讲解宏观经济学时，也应该对相关的微观内容进行引用和比较，对两者内在的逻辑性给予必要的阐释。
由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地方具有统一性，因此很多微观创立的思想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均衡的思想，是贯穿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思想，它是由微观经济学所创立的，但是在宏观的很多内容研究上都得到了使用，尤其是在国民收入的决定问题上，均衡思想被大量应用，这样在讲解时，最好能够把均衡思想在微观经济学的使用和在宏观经济的使用对比，联系起来讲解。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在很多方面有联系，在很多方面也有区别，因此教师有必要对两者之间比较大的区别详细进行阐述，以引导学生在学习时建立起比较清晰的分析框架。比如，微观经济学先是提出了几条假设，在假设的基础上对整个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他本身具有更为浓厚的演绎方法；而宏观经济学在研究时，是对已发生的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经济规律，更偏向于归纳性的思考体系，这两种分析问题的差异在学习中不断地对学生进行讲解和分析，非常有助于学生对该门课程的深入学习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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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学；翻转课堂；监督与激励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12-0167-03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最早由学者Baker正式提出，其重要的教学理念变革在于将传统教学中的课堂和课外的学习内容进行对调，这也是其得名的由来。[1]具体地讲，就是教师将课程基本知识点以视频资料的形式传送给学生们，让他们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课堂教学则是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开展基于问题和实践的主动式学习，包括问答、知识发掘与讨论、案例分析、实验等。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教学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理论上来讲，翻转课堂为学生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教学的学习方式，学习不再是“线性”的被动的填鸭模式[2]，而是更加注重学习的发展性、参与性与异步性，能够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要。[3]学生能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灵活地安排课外学习，消化课程内容。[4]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使学生能够进行深入思考，独立学习，促进学生之间进行互动，还有助于教师根据学生的反馈，灵活调整授课的范围和难度。已有研究发现，翻转课堂提升了学生对课程教学的认同度。[5]
然而，目前翻转课堂模式远未成熟，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实践尚少，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在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根据该课程的特点，归纳了针对该课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的必要性；然后，研究了该课程在翻转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优化措施。
一、宏观经济学课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的必要性
（一）宏观经济学课程具有重要地位，提高其教学效果意义深远
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而言，宏观经济学课程属于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学生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理论、分析方法和理念，理解国民收入、失业、通货膨胀、进出口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认识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过程与特征，体会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所以，该课程本身决定了学生的经济分析能力。
除此之外，作为专业基础课，其与后续的多门专业课具有紧密的联系，学好宏观经济学，能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也使学生树立了学习本专业课程的信心。宏观经济学也是财经类专业研究生录取考试必考内容之一，关系到这些专业的学生能否继续深造。
总而言之，通过教学改革提高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对该课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近年来兴起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可行的路径。这一新的教学模式在多个学科的许多课程教学中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通过改进和优化，也能够得到最适合宏观经济学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必要通过翻转课堂的改革，提升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宏观经济学课程难度偏大，需要通过翻转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发现学生对该课程存在普遍的畏难情绪，认为该课程难度较大，在知识体系的把握和知识点的融会贯通方面存在较多障碍。宏观经济学之所以给学生以难度大的印象，原因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宏观经济学流派较多，不同流派观点不同、逻辑各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混淆不清。具体而言，现代宏观经济学发端于凯恩斯的《通论》，认为市场经济经常处于失衡状态，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减少经济失衡的代价。但货币主义者、理性预期学派、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则反对凯恩斯的观点，不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而这些学派彼此之间又存在诸多差异。对于初学者而言，要准确把握不同流派学者的理论和逻辑确实很困难。以总供给曲线为例，就存在着古典的与凯恩斯的总供给曲线之别，其推导过程和曲线的形状都截然不同，而学生对类似内容往往难以理解透彻。
第二，宏观经济学内容较为丰富，涉及多个市场的分析，包括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市场之间相互影响，模型较为复杂。在分析的时间范畴上，又分为短期的经济波动分析和长期的经济增长分析，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些都增加了宏观经济学的学习难度。
对于宏观经济学这类难度较大的课程而言，传统教学模式的缺陷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传统教学模式采用课堂教授、被动灌输的方式，对于这些看起来既困难又枯燥的授课内容，学生很难持续地专注于听讲，一旦遇到无法理解之处，往往容易失去听课的耐心和兴趣，转而悄悄做其他事情（例如玩手机、看课外书之类），有的学生甚至还逃课。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采用全新的主动式学习模式，通过课堂的引导、讨论、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从而使得课程的知识点不再枯燥与抽象，而是变得更加具体与有趣，自然有助于提升该课程的学习效果。
（三）翻转课堂教学能够提高学生对该课程的应用能力
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那么，宏观经济学就是这皇冠上的明珠。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代，自诞生之初就致力于解释宏观经济的运行，解决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所以，该课程是致用之学，而非象牙塔里的玄学。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真正理解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能够理解政府如何运用经济政策恰当地调控经济。然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即使是那些考试成绩较好的学生，他们也更多的是依靠机械地记忆知识点以应对考试。对于知识记忆型题目，答题状况较好。但是，对于灵活应用型题目的解答，他们往往捉襟见肘。
翻转课堂模式有助于解决这一困境，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由于将知识点的学习移到了课外，在课堂上，教师就有充裕的时间引导学生将课程知识与现实经济相联系。通过实验、案例和研讨的方式，知识点变得鲜活起来，学生们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宏观经济的运行，学会像经济学家那样去思考问题，提高对于经济问题的直觉和洞察力。这种效果是传统教学模式所难以企及的。
二、宏观经济学翻转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如果仅仅按照最一般的模式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即课前给学生发视频资料，课堂组织学生开展主动式学习），教学效果较差，甚至难以顺利开展下去。这是因为，在这种最简单粗放的翻转课堂流程中，教师失去了对学生的监督和激励，导致部分学生偷懒、浑水摸鱼、表现消极等。具体而言，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两种：
（一）部分学生不愿进行课前自主学习
课前自主学习是翻转课堂教学开展的基础，但部分学生不愿参与。在高考录取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高校难免招收到一些学习习惯较差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主要表现就是自制力较差，很难积极主动地学习。这部分学生在传统课堂中，在受到教师的严格约束时尚能勉强听讲，但在翻转课堂模式下，课前的自主学习对他们而言等同于放任自流。即使他们也去教室上课，但因为缺少了前置的重要教学环节，无法参与课堂主动式学习，最终，这部分学生的学习效果比接受传统教学方法的情况还糟糕。如果课前不参与自主学习的学生人数比例较高，可能导致课堂教学无法开展，致使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走向失败。
（二）缺乏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是主动式学习成功的保障，但在缺乏监督和激励时，学生表现不佳。中国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已经养成了被动接受知识的习惯，那么，他们对于翻转课堂中提倡的主动式学习的第一感受必然是不适应，他们不愿意主动发言，羞于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不知如何与其他同学交流思想。因此，教师必须充分调动学生参与课堂主动式学习的积极性，激励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大胆回应教师提出的问题，认真完成教师设定的课堂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学生真正完成翻转课堂的积极主动式学习过程，实现比传统教学更好的教学效果。否则，教师可能陷入课堂上“冷场”的尴尬境地，导致翻转课堂无法继续而被迫放弃。
总而言之，对于翻转课堂模式的教学而言，教师仅仅依靠一腔热忱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效地管理和激励学生，让学生从传统的教学模式顺利过渡到新的教学模式，使其有足够的积极性参与教师安排的各个教学环节。那么，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接下来本文从监督和激励机制角度出发，探讨如何优化宏观经济学的翻转课堂教学环节。
三、宏观经济学翻转课堂教学的优化措施
鉴于翻转课堂存在的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对翻转课堂的教学安排进行优化，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促使学生们认真地、积极地参与翻转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优化措施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缩小班级规模
据了解，对于宏观经济学这门专业基础课，大多数高校都是采取大班化教学方式，授课班级人数普遍在100人以上，有的班级人数甚至达到200人。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高校扩招，学生数量增加而造成的，在传统课堂中，教学效果差强人意；在翻转课堂中，则几乎难以实施教学活动。翻转课堂的教学特点决定了，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教师基本上无法监督或了解学生的表现，同时，课堂互动也无法很好地开展。
采取小班化教学后，教师在课堂上能够更熟悉每位学生的特点，关注每位学生的表现，能够做到因材施教，督促和鼓励那些表现不够积极的学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课堂的主动式学习中。如果人数过多，则会出现失控局面，因为教师难以了解和关注到每位学生，导致他们产生偷懒的想法，不愿参与课堂主动学习。
（二）上课时对课前自主学习进行最精简的考核
为了避免有些学生偷懒不进行课前自主学习，在布置自主学习任务时，即告知学生上课时将要对所布置的自主学习任务进行考核，而且会将考核结果计入平时成绩。例如，本次发给学生的自主学习资料是《GDP的含义与和核算》，那么，可以出5道左右的选择题，5道左右判断题，以及1道名词解释题，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GDP的概念，是否理解并能够辨别哪些项目应该计入GDP，哪些不应该计入。题目应尽量简单凝练，这样占用课堂时间较少，其主要目的是督促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只要学生认真看过视频资料，就能够较好地答题。学生一旦了解到，自己是否参与自主学习与成绩高低乃至能否取得本课程学分密切相关，那么，他们就会参与自主学习，从而为课堂主动式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将课堂表现与平时成绩挂钩
在翻转课堂模式下，课堂教学是一种主动式学习体验过程。然而，课堂教学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参与度与积极性。因此，必须给予学生足够的激励。宏观经济学是一门与现实经济紧密相关的课程，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安排学生讨论与所学内容相关的理论问题与政策实践，让学生讲演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安排有关宏观经济的课堂实验，提出宏观经济的案例让学生参与分析等活动。在讨论、讲演、实验和案例分析过程中，教师要认真记录每位学生的表现，并将其按照事先宣布的客观标准，计入宏观经济学课程的平时成绩中。记录学生课堂表现的指标包括学生参与任务的次数、态度、思考的深度等，至于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正确率，仅应作为影响分数的次要因素，以便鼓励学生的参与任务的信心和热情。
（四）大幅提高平时成绩比例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平时成绩占课程综合成绩的比例为30%左右，主要体现的是学生的作业和出勤情况。而在本文设计的翻转课堂机制下，如前文所述，由于教师经常性地、翔实地记录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和参与课堂主动式学习的状况，这些记录能够很好地呈现学生的学习状况，因此，作为体现这些学习情况的平时成绩，应该在综合成绩中占更大的比重，以50%-60%为宜。提高平时成绩的比重，一方面能够实现由传统教学的“考核在期末”向翻转课堂教学的“考核在平时”的转变；另一方面使学生不再指望到期末考试前通过短期突击学习以应付考试，而是更加重视平时的学习过程，认真参与翻转课堂教学的每个环节。
四、结论
宏观经济学课程内容抽象，难度较大，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效果不理想。近年来新兴的翻转课堂教学方法，为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提供了可行的方向。在过去的5年中，翻转课堂教学法发展迅速，被应用到了高校和中小学的许多课程的教学中，研究表明效果也较传统教学有多方面的提升。然而，在高校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翻转课堂的实践尚且不足，也未能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
通过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实践我们发现，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教学模式，是引人注目的。但是，该模式只是提出了一个教学框架，还存在学生消极偷懒，对学生监督激励不足的问题，需要根据课程的教学状况进行优化。本文正是针对当前高校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实际情况所做的行之有效的探索，从班级规模和教学流程的各个环节出发，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以优化宏观经济学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提升其教学效果。在未来的宏观经济学翻转课堂实践中，还可以使用更详尽的统计数据对本文的结论进行检验。
[ 参 考 文 献 ]
[1] Baker J W. The “classroom flip”： Using Web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to Become the Guide by the Side[C].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llege Teaching and Learning，2000：9-17.
[2] Willey K， Gardner A. Flipping Your Classroom [J]. The 41st European Society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ference Paper， Leuven， Belgium， 2013（9）：16-20.
[3] 叶波.翻转课堂颠覆了什么？[J].课程・教材・教法，2014（10）：29-33.
篇3
一、本科宏观经济学教学面临的现实困难
专业不同、兴趣不同的学生的学习需求层次并不相同。与经济类专业通常会在本科阶段继续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不同，公共管理类专业在本科阶段一般只安排初级课程，但是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课内容一般都会达到中级程度。因此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就需要掌握中级课程的有关内容。初级宏观经济学与中级宏观经济学二者尽管概念体系一脉相承、教学内容结构类似，但是同样的知识，分析深度和应用的数学工具都差异甚大。如果完全不具备灵活性，只是拘泥于初级课程的固有内容，就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阻碍其继续深造。
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重点
1．针对学生需求层次不同，开设多层次的宏观经济学课程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生一般都会开设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但是如前所述，也有部分学生需要学习了解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对他们而言此种课程设置就会不敷所需。因此，教学改革的着眼点，首先应当对授课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与理解前提下尽量涵盖中级课程内容，以兼顾不同类型学生的需求。这一点看似困难但却有其实际可行性。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无论是初级还是中级课程，其知识结构及使用的概念体系都基本相同，所区别的只是形式化程度或抽象化程度的不同，即使用的数学分析方法的严密程度不同。只要学生具备相应的数学知识，就不会影响对课程的正常学习与理解。当然上述方法只是在现有课程设置条件下的治标之策，更进一步的治本之策是有条件的学校争取在大学高年级以专业选修课形式开设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以满足希望继续深造和有更多学习兴趣的学生的需求。这是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做法，但对各校公共管理学科的师资结构和专业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可视为未来的长远努力方向。2．丰富教学模式，改善教学质量从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固有现状角度出发，相对微观经济学而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较为松散，各部分知识内容各有特色，并且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非常紧密。针对这一特点，具体到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当中，就应当针对不同部分知识采取更为多样的教学模式，保证学生全面掌握各部分内容，达到形散实不散的教学效果。例如可以通过跨国情景比较的方法讲授经济增长理论和一国收入水平的衡量，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国民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内涵。用学生作为主体亲身参与的方式讲授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同时还可以组织学生应用课程当中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对一些现实问题如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经济焦点话题展开分析讨论，一方面提高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囫囵吞枣的现象；另一方面也让学生认识到经济学是一门来源于现实的科学，并非仅仅简单体现为课本上的单薄原理与教条。让学生体会到学有所用乐趣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其学习热情与兴趣。另外，如前文所述，现代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分析工具，而为了使学生真正掌握这些数学工具并在现实中能够加以应用，就必须进行足够的习题练习，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每一章节之后都会提供大量课后习题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但是由于课时安排有限，很难做到由教师在课堂上对课后习题一一进行讲解，所以有条件的学校可以通过设置研究生助教的方式，在正式课时以外时间详细讲解课后习题，帮助学生消化课程内容。3．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如前所述，一方面宏观经济学课程包括近20章内容；另一方面，学生的课堂学习时间又相对有限。同时一般只有1－2次考试机会来最终判定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程度。这些特点正与高中阶段教育相反，后者的教学时间较为充裕，涉及的知识范围相对有限，并且可以围绕同样知识内容反复进行多次考试，以加强学生的理解与掌握。因此单纯采用植根于高中教育特色的闭卷考试形式就无法非常准确的判断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真实理解与掌握。有些学生可能通过死记硬背获得较好的卷面成绩，但实际并没有真正理解掌握经济学的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考试结束之后死记硬背的内容很快就付诸东流。有些学生可能对经济学理论的整体理解更为清晰，但一次性考试固有的偶然性会削弱真实知识水平与考试成绩的相关性。因此，除了最终考试以外，还可以结合采用课程论文、主题发言等多种形式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实际掌握程度，并令其在成绩评定中占据一定权重，最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学习成绩评价结果。4．尝试采用英文教材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诞生与演变主要源自西方国家，因此无论是经典的经济学教材还是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多使用英文撰写。前文提到的国内中文本教材大多也参照国外教材体系进行编写，中译本教材则受到译者素质和跨语言文化表达固有困难的影响，常常让学生无法准确理解各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真实含义。因此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尝试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以提高教学质量。另外，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继续深造，采用外文教材也便于其日后接轨学习，满足了学生潜在的多层次需求。
作者：张平 单位：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篇4
近期，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Romer）在其最新论文《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对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盛行的DSGE模型进行了猛烈批判。DSGE模型在RBC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保留了理性预期、技术冲击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引入了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等凯恩斯主义的元素。目前，DSGE模型已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当中，更是宏观经济学期刊竞相推崇的研究范式。
然而，罗默认为，正是这一广泛运用的模型使宏观经济学研究遭遇了脱离现实的巨大麻烦，他批判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DSGE模型将经济波动归因于某些脱离现实的外生冲击，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DSGE模型大多忽略或低估了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例如，沃尔克（P.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美国的实际利率高于二战后任何时期，导致美国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萧条，这一案例表明货币政策具有DSGE模型难以解释的巨大作用。第二，DSGE模型至今无法解决模型参数识别难题。罗默指出，DSGE模型引入了众多待估参数，加剧了参数识别难题。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不仅无法真正解决识别问题，反而使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整参数取值或先验分布来达到自身预想的结果。这导致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人为操控性，所构建的模型也进一步脱离了现实。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的缺陷时，采取了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态度。罗默在文中抨击了卢卡斯（R.Lucas）、普雷斯科特（E.Prescott）和萨金特（T.Sargent）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他尖锐地指出，卢卡斯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货币经济学是琐屑”的观点，不惜发表与他本人在1995年领取诺贝尔奖时不一致的言论。而当萨金特在研究中得到与卢卡斯不同的结论时，也选择对卢卡斯的观点持赞成态度。罗默认为，此类行为是少数宏观经济学家对理论的垄断，阻碍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客观地说，目前DSGE模型的确存在罗默所说的脱离现实以及参数识别困难等问题，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不论从罗默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标准，还是从宏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宏观经济学目前并未遭遇他所谓的大麻烦。
其一，罗默在文中所批判的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并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罗默列举了RBC模型以及斯梅茨（F.Smets）和伍特斯（R.Wouters）在2007年提出的DSGE模型的缺陷，进而说明DSGE模型和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但RBC模型形成于30多年前，斯梅茨和伍特斯模型的提出也早在10年之前。近年来，DSGE模型在不断改进和拓展，而且DSGE模型只是众多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比如，Bewley模型等异质性定量宏观模型在刻画贫富差距等异质性因素时具有较好的表现。又比如，以威廉姆森（S.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至今仍使用完全定性化的研究方法，他们以数学形式刻画经济理论，并推导经济理论在定性角度的解释力。因此，罗默所批判的事实上只是RBC模型和某些DSGE模型，并非整个宏观经济学。
其二，罗默批判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过于苛刻。罗默认为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主要基于两大标准，一是DSGE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二是DSGE模型无法解决甚至加重了参数识别问题。对于第一个标准，就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理论滞后于现实是常态，不能苛求经济理论能够立即解释当下的现实。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奴隶拍卖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但直到1961年维克里（W.Vickrey）才正式提出了拍卖理论。同样，“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古已有之，但直到1952年马科维茨（H.Markowitz）才将其模型化，并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
对于第二个标准，和参数识别问题类似的是，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内生性问题同样是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对此，计量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工具变量法、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实验等方法试图克服内生性的干扰，但这些方法在实践中仍面临较多困难。以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工具变量法为例，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但由于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的适用范围和假设前提均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实践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外生的工具变量。所谓完美的工具变量大多只是研究者通过已有的数据构造并用文字加以论证，内生性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同样，金融学理论发展至今，也已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但这些模型在现实中依然无法预测股票价格的剧烈变动。因此，如果宏观经济学确如罗默所言陷入了大麻烦，那么量经济学、金融学等其他经济学分支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可能都将陷入更大的麻烦。
其三，每一次重大事件后，宏观经济学均能在总结现实教训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理论进步，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宏观经济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大萧条、大通胀、大缓和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等四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取代了早期盛行的市场清算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重视短期内政府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对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期，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革命又对早期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使货币政策、预期和通胀目标制对宏观经济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货币政策也取代财政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美国经济进入“高就业、低通胀”的大缓和时期，宏观经济学开始意识到政策可信度和通胀目标制对于经济稳定的意义，为日后对预期管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金融摩擦对经济危机的加速和放大作用，从而使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一起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是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政策工具。
篇5
宏观统计经济学是将统计学以及宏观经济统计两个学科的内容进行综合,从而有机结合而成以计量经济学为核心的,并且以宏观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备不同的历史意义。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时代,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为了计划管理,通过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对下一阶段的发展进行指导[1]。在现代的市场主义经济的环境下,已经建立起优化管理、量力而行已经统筹兼顾的统计分析思想,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包含计量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的概念。经过了国民经济重要指标阶段、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展阶段,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已经进入了微观统计与宏观统计一体化的阶段,在现阶段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备电算化的功能,为国民经济以及个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指导。现在以及发展成为以统计作为核心以及以宏观经济为轴心的经济学体系,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研究以及分析模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体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统计测量的理论以及方法,主要对于国民经济进行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对于国家的宏观统计进行分析统计,在统计过程中宏观,依照宏观经济学原理以及统计指标,采用计量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法[2]。
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发挥在那,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在现阶段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中,主要表现出全面性以及独立性。全面性的表现在于对于国民经济以及个人经济进行综合分析,而独立性是基于统计方法不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并不仅仅包含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宏观的经济活动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研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研究国民经济、部门经济以及微观经济的各个层面统计分析方法。广义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包含有对国民经济每个层面的研究,并且包含统计分析的方法。通过将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结合,形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指导,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检测与盘提供科学的依据[3]。
3、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以为既包含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统计学的相关概念,因此在研究中,包含有统计分析的方法、也同时包含对于宏观经济的探索性方法以及统计模型方法。在统计分析的过程中,主要以统计指数分析、因素分析、弹性分析以及多远时间序列分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标准是以科学的统计计量的方法,对于宏观经济进行分析统计,在所选用的宏观经济的指标中,建立宏观经济的模型,同时对于宏观经济的指标进行准确的估计[4]。
在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研究中,需要采用统计学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需要相应的统计技巧。在对宏观经济的统计分析中,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建构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从探索性的统计分析中,建立直观的分析体系,从而将回归意义多元化应用于宏观经济的统计分析中。而且随着网络化的发展,从网络化得到的统计分析数据中,可以对统计的变量以及多层次的对象进行统计学分析。研究中采用“从小到大”的研究思路,通过数理统计,对宏观经济中的多个层面进行统计分析,实现宏观经济的全面、动态的分析。
4、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目标是针对国家宏观经济、部门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多层面的为研究目标,通过对经济进行研究,从而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得到相应的研究结论,为国家的经济政策作出指导。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包含对专题的统计分析以及制度化的统计分析,通过科学化的统计方法,对于宏观经济进行动态以及静态的统计[5]。
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通过采用系统化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对于宏观经济的每个层面进行全面性分析。
(2)灵活性原则,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每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呈现出不一样的内涵。因为研究的对象既包含宏观经济的主体,也包含政府的经济目标。
(3)系统性原则,在研究中,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系统性的分析研究,采用科学的统计方法,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工作者进行服务。
(4)多样化化原则,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需要采用多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因为宏观经济包含的层面相当丰富,为了保障统计数据的全面性与可靠性,需要采用如抽样调查、问卷调查以及典型调查等多种调查方式结合使用,必要时需要补充调查。
(5)发展性原则,在进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需要采用现代化的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对多得到的统计数据进行科学性的分析,防止传统研究的不足。同时采用现代化的统计手段,能够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节约统计分析的时间并且弥补由于调查数据不足的缺陷。
4、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方向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背景,而且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能够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得到良好的应用发展。从国内外的研究以及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来看,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方向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4.1 顺应大数据时代的统计分析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备实践性与科学性,在现代社会中,能够对信息进行合理地额分析以及应用,就可以对某一领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科学的预测与分析。大数据时代的科技发展,使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数据来源、分析方法都呈现不一样的特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顺应大数据时代的潮流,将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能够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把握更加科学化、合理化。大数据时代的特征是网络化与公开化,通过实物量统计并且结合科学的核算系统,能够对于关于国民经济的各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构建出能够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行指导统计分析模型,并且预测发展的趋势。
4.2 创新型国家为目标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随着国家的发展目标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创新型国家的概念是我国的重点发展方向,对于创新能力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应用于创新型国家的发挥概念中,能够对创新能力等进行定量分析,从而驱动国家创新能力的发展。
4.3 宏观经济空间统计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将地理信息等相关信息纳入到宏观经济的统计分析中,构建出多方面的全面化的分析系统,从而使相关的统计分析更加的科学化。宏观经济空间统计分析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与空间联系起来,使相应的发展与分类更加的有序,并且促进有序化管理。
篇6
“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在国外学术界，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区别不大，目前研究的主要对象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英美等国家习惯将其称为“经济学”，德国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将其称为“国民经济学”。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可以看作国民经济学的先驱之作，现有中译本文献中可以查到的直接以国民经济学为名的西方经济学专著主要是非英美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所著，如1915年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津村秀松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1914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傅克斯所著《国民经济学》、1938年翻译出版的德国学者狄尔所著《国民经济学原理》等。在国内，国民经济学学科发端于国民经济计划学，该学科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前，“国民经济学”是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是一门关于国家经济是怎样运行和应当如何管理的学科，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预测与规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的快速推进，国民经济学的新理论、新体系不断涌现。考虑到“保留并发展国民经济学可能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国民经济学也许是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的一个特色点、突破点、制高点”，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还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学学科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诚如林木西所言，“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多层次相互交织，诸多子系统相互交错，多目标、开放性、动态化的巨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大系统，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由于不同学者的学术旨趣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一系列的学科建设困境和难题，亟须加以突破或化解。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并初步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可大致将现有文献分为如下两类：（1）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面临的尴尬或困境。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国内外学科性质不同”“国内学科分工不明确”“国内学科专业同行不同语”等三大尴尬局面。顾海兵、齐心认为，国内学界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要么过窄、要么过宽，需要进行必要的折中处理。王廷惠认为，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研究对象分歧、学科体系不一、学科特色不足、学科边界模糊等一系列问题。（2）关于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建议。和云建议，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处理好“规范性与特色性”“本土化与主流化”“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等三对关系。林木西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其从国外寻找不如从自身挖掘，其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其同其他学科去比较、界定，不如靠自己的努力和创新。花冯涛则建议，一方面要处理好国民经济学与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核心内容上，要着重强调国民经济学的宏观特性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
纵览现有文献，可发现它们还存在如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所提炼的国民经济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尚缺乏哲学方法论层面的反思，从而影响了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把握；第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化解之道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缺乏优化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系统解决方案。为此，本文选择以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基本工具，对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展开具体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学学科的路径选择。
二、学科建设面临的“四大困境”
1.困境之一：理论内核缺乏
按照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围保护带，“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简言之，研究纲领的硬核或内核即“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拥有坚硬的内核是一门理论具有生命力的标志之一。一般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可对一门理论进行细致的结构分析，进而可包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概念。国民经济学内核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内容较为多元化，与较多的经济学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分支有着丰富的理论“接口”，这是其学科外延较广的体现之一。举例来说，在与国民经济学并列的应用经济学学科中，产业经济学拥有“产业组织理论”这一内核，国际贸易学拥有“比较优势理论”这一内核，绝大多数经济学分支学科都有各自明确的理论内核。然而，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仍然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核和贯穿研究体系的那根“红线”。正因缺乏明确的理论内核，且存在较为宽泛的研究体系，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国民经济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进而言之，在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应该捍卫和坚持什么、调整和改变什么，往往就成为不清不楚的问题了，从而必然会影响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一句话，理论内核不明确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活力和生命力。而当一门学科缺乏自身明确的理论内核时，便存在着被其他学科同化的可能。
2.困境之二：外围保护带庞杂
一门学科的外围保护带是将研究纲领的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在发展一门学科的过程中，需要结合现实数据或案例不断地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证伪，通过不断地“去伪存真”，保留暂时没有被证伪的假说，进而形成围绕理论内核的一层层“保护带”。国民经济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然而，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外围保护带仍然较为庞杂，甚至难以找到其系统而明确的理论假说。在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历经多年构造的国民经济学学科体系中，财税机制与调节、货币信贷与金融调节、对外经济及其调节、国民经济总体模式及发展战略等内容始终存在，但逐步增加了对总需求、总供给、总供求平衡等相关内容的论述，进而将国民经济学转化为国民经济管理学。顾海兵、齐心认为，国民经济学包括国民经济方法论、国民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信息论、国民经济预测学、国民经济政策论、国民经济地理学、国民经济模型论、国民经济生态学、国民经济军事学、国民经济人口学、国民经济法学、国民经济战略与规划论、国民经济社会学、比较国民经济学等。刘瑞指出，国民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应该包括两大板块和三个层次，两大板块分别是“国民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管理”，“国民经济运行命题”包括“经济总量命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总供给、经济总需求）、“经济结构命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企业结构）、“经济平衡命题”（经济总供求平衡、经济内外部平衡）；“国民经济管理命题”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命题”（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必要性、政府经济管理制度）、“宏观调控命题”（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宏观调控机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命题”（发展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命题”（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发展政策、经济规制政策）。（注：括号内的表述为第三层次）。林木西则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国民经济系统（系统总体、系统结构、系统环境）、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分析、需求动力、供给推力、周期波动）和国民经济管理（管理目标、发展战略与规划、监测预警与综合评价、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王廷惠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学应该重点强调国家战略利益导向、国情与本土化语境，关注可持续发展。目前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尚缺乏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学者们也缺乏对上述体系或框架的证伪或证实，使得在全国性的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学术论坛或学术会议中，缺乏统一的交流语境和学术背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研究者“自说自话”的局面。这加剧了国民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科中的“大杂烩”，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3.困境之三：学科边界不清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科发展的交叉局面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跨学科发展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然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学科分工、学科边界不清晰，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知识积累的进程和效率。即便是跨学科融合发展，也应该是在学科高度分工、知识高度分立的背景下，当各学科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二次融合”。纵览国内各国民经济学学位点以及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研究方向可发现，国民经济学尚不能很好地体现出与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学科的区别。当前国内的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还没有为“二次融合”做好准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民经济学不仅在研究内容上与上述诸多应用经济学学科的边界不清晰，而且与部分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区别还没有被厘清，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与西方国民经济学存在含义上的混淆。根据德国学者罗雪尔的看法，西方学者（尤其是19世纪以前）所言的“国民经济学”主要不是指国民经济学学科，而是指国家角度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异体，甚至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德国的经济学分为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美国经济学会对经济学的1—3级分类中尚不存在国民经济学学科，但美国经济学会的分类与国民经济学相关的有E类、H类、O类、P类。而在中国，国民经济学是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经济学科。显然，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化经济学科，在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学学科，并非要传承与复兴德系国民经济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学与德系国民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国民经济学”，不能因为名称相同而将它们混为一谈。
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不甚明确。有著名学者曾指出，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回事，甚至引用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证明。不可否认，政治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然而，中国的国民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计划学转化而来，肯定需要运用包括政治经济学（德系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各经济学流派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同时在不少内容中还要吸收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所提供的知识养分，这决定了不宜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民经济学等同于政治经济学。按照目前中国经济学科体系的划分方法，国民经济学属于经济学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则是“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的二级学科，在这里的“国民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显然不是一回事。
三是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还不明朗。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在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画等号。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宏观经济学，甚至国民经济学只有紧密结合宏观经济学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国民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至少还存在着如下三大区别：（1）分析层次有差别。国民经济学可同时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分析（虽然侧重于宏观领域），其分析广度要超过宏观经济学。（2）研究主题有差异。国民经济学重点分析经济制度问题、经济结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不同于宏观经济学高度关注的经济总量及其决定问题。（3）知识构成有区别。国民经济学大量吸收了哲学、系统论、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养分，而宏观经济学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方面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广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视野和研究对象不同，国民经济学既分析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问题，也非常重视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既分析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关联问题，也格外重视不同区域的平衡发展问题。
4.困境之四：研究对象不明
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当前中国学术界还同时存在着宽派、窄派和中间派三种观点。宽派以钱伯海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是以整个国民经济为整体，把政治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既研究生产力，又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国民经济运行质的规定性，又研究其量的规定性，还研究国家管理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产品生产、分配、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窄派以李华、刘瑞等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管理学，是指广泛运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研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及其管理机制的综合管理学科，主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决策、规划、调控和组织，如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效运行。中间派以顾海兵、齐心为代表，认为国民经济学应从属于应用（宏观）经济学、实证（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一般原理与行政管理学及社会统计数据相结合的应用宏观实证经济学。从上述梳理可看出，迄今为止，“国民经济学究竟研究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然，这与前述该学科尚没有明确的理论内核和公认的外围保护带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明确下来，并将其外围保护带梳理清楚，那么，确立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不再成为一道难题。
三、进一步完善学科的路径选择
1.以宏观经济学的“三化”（应用化、战略化、政策化）为基础，提炼理论内核
迄今为止，提炼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仍然是一项重要且亟须完成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财政、金融等三种政策手段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三种主要手段，国民经济学应该比财政学、金融学等学科更为宏观。也有学者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构成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作为从国家层面入手展开研究的经济学学科，其理论内核不能是具体的政策手段，因为具体的政策手段只是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目标的途径，其本身并不能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类似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也不宜是简单的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理论，因为这一理论尚不足以有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等更为宏观的国民经济主题。进而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只能从国民经济学系统中去寻找和提炼。这是因为：第一，国民经济学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国民经济学这一巨系统具有开放性、动态化、多部门、多地区、多环节、相互交错、多层次、多目标等特征。第二，系统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最佳手段。系统论是认识系统、剖析系统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只有把握了国民经济学的系统总体、结构及其功能，才能明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分析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什么，进而才能找到其理论内核、探索其理论结构。遵循上述思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是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依据这一理论内核，国民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主要运用宏观经济理论，结合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甚至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着力分析和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2.以基础理论运用于国民经济现实得出的具体假说为内容，明确外围保护带
为了明确国民经济学的外围保护带，需要将其理论内核运用于现实世界而得到种种具体的假说，然后不断地通过实证分析手段对之进行证伪，并不断对外围保护带进行调整、再调整，才能硬化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内核。按照拉卡托斯的看法，在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导致发现迄今不为人们所知的新颖事实，而在退化的研究纲领中，理论只是为了适应已知的事实才被构造出来。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学成为一种进步而非退化的研究纲领，需要以宏观经济学的应用化、战略化和政策化等“三化”为主线，将其基础理论运用于对国民经济现实的分析和解释，得出国民经济学的系列命题和假说，构造其外围保护带的基本框架，并以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理论驱动“新颖事实”的发现，从而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及其结构。
3.以国民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的有效分工为原则，明晰与其他学科的边界
一是强化国民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也因此，应该突出强调其“应用”色彩，强化该学科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分工。理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提出并论证各种经济学理论，其中涵盖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如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后凯恩斯学派等等。而应用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则在于合理运用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吸收和借鉴理论经济学中各个学派的养分，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为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不必过多地陷入流派之争，而应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基本原则，选取经过事实检验、尚未被证伪的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
二是优化国民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的分工。国民经济学应区别于应用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区域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等。在这些学科中，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与区域发展、地区差异等有关的经济问题；财政学主要分析政府收支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与规律；金融学探讨货币资金的融通及其背后的基本规律；产业经济学定位于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学”，主要研究产业发展和演化动因及规律；国际贸易学则主要将（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延伸到“国际”范围，以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各种稀缺的资源要素。那么，国民经济学应该如何定位，以区别于现有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呢？我们认为，国民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综合性、统领性、应用性的经济学学科”。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作为一个“巨系统”，虽然其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口”，但该学科以宏观经济分析为基本领域，其视野更宽、研究对象更广泛、研究方法更多元、包容性更强，对其他各门应用经济学分支学科具有统领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划分中，国民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头号学科”（国民经济学代码为020201），其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类似于政治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地位（政治经济学代码为020101）。
4.以理论内核、外围保护带、学科边界的确立为前提，找准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篇7
[关键词]“试错法”改革 宏观经济微观基础 马尔可夫过程假说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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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论文摘要:宏观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本文中,我们首先选取了四部门构成的宏观经济理论,并根据现实的经济情况,构造出了一个联立方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通过了识别。接下来,我们从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筛选出需要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并对估计出的参数进行了四步的检验。最后,我们得出了这个方程,并对这个模型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
一、引言
所谓宏观经济,是指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在一国的宏观经济总量水平上,把握和反映经济运动的全面特征,研究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可以用以进行宏观经济的结构分析、政策评价、决策研究和发展预测。本文中,我们选取了经典的四部门(消费者、企业、政府、国外)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理论,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建立模型。
二、模型的构建与识别
1、模型的构建
首先,根据四部门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理论,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等式: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其中,y表示gdp,c表示居民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nx表示净出口。
我们假设政府购买和净出口额作为外生变量,由系统外部给定,并对系统内部其他变量产生影响。而居民消费和投资这两项指标,又都由当年的gdp决定。根据这些设定,我们分别建立居民消费和投资的方程,如下:
c(t) = a(0) + a(1)y(t) + u(1)(t) , t=1978,1979 … 2005,2006
i(t) = b(0) + b(1)y(t) + u(2)(t) , t=1978,1979 … 2005,2006
因此,最后我们得到了如下的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
c(t) = a(0) + a(1)y(t) + u(1)(t)
i(t) = b(0) + b(1)y(t) + u(2)(t)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2、模型的识别
由于我们完备的结构式模型为:
c(t) = a(0) + a(1)y(t) + u(1)(t)
i(t) = b(0) + b(1)y(t) + u(2)(t)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结构参数矩阵为:
1 0 –a(1) -a(0) 0 0
0 1 –b(1) -b(0) 0 0
-1 -110 -1 -1
此时,g=3,k=3。
对于第1个方程,有
β0γ0= 1 0 0
-1-1-1
此时,g(1)=2,k(1)=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1)=1,则k-k(1)=2>g(1)-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对于第2个方程,有
β0γ0=1 0 0
-1-1-1
此时,g(2)=2,k(2)=1。
因此,r(β0γ0)=2=g-1,所以该方程可以识别。
又因为k(2)=1,则k-k(2)=2>g(2)-1,因此,该方程为过度识别方程。
而第3个方程,是平衡方程,不存在识别问题。
综合以上结果,该联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可以识别的。
三、实证研究
1、数据的选取
我们从《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得到如下样本观测值,用来对模型里的参数进行估计(见表1)。
2、参数的估计
我们将数据导入eviews 软件中,并在软件中进行操作,对各个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如下模型:
c(t) = 2286.983 + 0.388730y(t) + u(1)(t)
i(t) = -1222.740 + 0.415093y(t) + u(2)(t)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3、参数的检验
首先,我们对模型进行经济意义检验。
在本模型中,模型参数估计量的符号、大小、相互关系,都与现实经济运行情况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能通过经济意义检验。
第二,我们对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通过上面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消费和投资两个方程的r-squared的值,分别为0.986370、0.992586,因此,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都非常好,可以通过拟合优度检验。我们再看变量的显著性。由上表可以看出,两个方程中变量y的系数的t值分别为44.16973、59.90907。我们给定一个显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中,自由度为,α=0.05的临界值,得到t(α/2)(1)=6.314,小于两个方程变量y的系数的t值。因此,通过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第三,我们对模型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
我们使用图示检验法,对模型进行异方程性检验。做出散点图如下:
从以上图中可以看出,两幅散点图中,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散点扩大、缩小或复杂型趋势,即两个方程中的随机干扰项,都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本模型可以通过异方差性检验。
再来看随机干扰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从上边三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程的durbin-watson stat的值分别为0.203004、0.281410。查d.w.分布表,我们可以知道,当n=29,k=2时,按1%的上下界时,dl=1.12,du=1.25。因此,三个d.w.值都小于dl,随机干扰项存在一定的正自相关。可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等方法进行进一步修正。
由于本模型的前两个方程中,解释变量只有y这一个,因此不会发生多重共线性问题。
最后,我们对模型进行模型预测检验。
我们查找到了本次估计中未使用到的2007年的中国gdp数据,并带入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得出的各项数据,与模型估计的值,比较好得符合。
至此,我们完成了该模型的检验。
四、结论与评价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最后得到了如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c(t) = 2286.983 + 0.388730y(t) + u(1)(t)
i(t) = -1222.740 + 0.415093y(t) + u(2)(t)
y(t) = c(t) + i(t) + g(t) + nx(t)t=1978,1979 … 2005,2006
这个模型,优点是比较简明,在应用它进行经济预测的时候,使用很方便,分析所用的数据也比较容易得到。所不足的是,该模型只能分析和预测宏观经济中最基本的量,不能详细地分析和预测整个经济系统的细节环节。对比如清华大学研制的256个方程联立构成的“中国宏观计量经济学cmet-1”等更为细致专业的模型,本文中使用的模型还是太显简略,还不能用于对国家经济的深入分析预测,尚有很大的改进和细化的空间。
参考文献:
[1] 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篇9
一
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共同点是以物质产品及服务的生产、流通、分配及相关活动为主要对象,因而被称之为物质的经济学。[1]在传统经济学中,信息如同空气、阳光一样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经济成本。同样,厂商、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等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处理能力,所以经济行为者的选择是确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经济学之外。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行为者不仅不具备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与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论,提出了信息搜寻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继斯蒂格勒之后,着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他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在他看来,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阿罗十分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经济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等等。搜寻理论后来经过萨洛普(S·Sulop)、截维德和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地发展,成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一。众多着名经济学家在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领域的创造性成果,诸如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策、对策理论、非对称信息概念以及价格分散理论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经济分析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领域。
随着人们对信息经济的关注,研究的视野逐渐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1962年,弗里兹·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产生。1977年,马克·波拉特《信息经济》(九卷本)提出信息经济测度的波拉特范式,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新西兰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日趋成熟。
经济学者将信息要素纳入发展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使宏观信息经济学获得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罗伯特·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生产函数理论,试图说明经济发展取决于投入的资本和劳力数量。但是,过去20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发达国家增加投资快于增加人数,投资收益并没有递减。针对这种现象,西方宏观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力,而应该是四个基本要素,即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识构成生产要素之一,它像资本那样必须以放弃当前消费为代价才能获得,知识(教育)滞后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国家必须像对待基础设施投资那样对知识及传播知识的教育机构进行投资。由于知识投资长期效用的干预,经济长期发展中可能出现良性循环趋势,即投资促进知识生产与传播,而知识生产与传播获得的效用又促进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长可以长期提高某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个结论正是传统理论所否定的。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已经不在于资本与设备,而在于知识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正在由资本依附转向资本与信息的双重依附。
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对称信息理论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论。他们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对称信息对交易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此后30多年来,不对称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而产生的对策理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位经济学家于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1年,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又一次因为在“走进现实生活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分享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2]他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乔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学的麦克尔·斯澎斯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三位经济学家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解释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基础。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时也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3]一种主张是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市场不确定性角度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另一种主张是按照信息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的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这一主张来构建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也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为信息经济学“三分法”,即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三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宏观信息经济学和产业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对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产业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按照这一思路,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能够较好地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体系相衔接,不仅能够清晰地勾画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论体系与内容,而且还能较好地构筑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体系。在这一思路下,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构成理论信息经济学,而信息产业经济学则构成应用信息经济学。
思路二为信息经济学“二分法”,即按
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与此相适应,将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理论信息经济学,而把宏观信息经济学作为应用信息经济学。根据这一思路构建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将思路一中的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归到一块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将厂商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这一思路的主张者认为,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的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区分,并且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在信息经济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4]比如委托一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建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委托—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改革要建立起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为基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比如资产重组、企业破产与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济“游戏”规则来约束和规范市场行为,这个规则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共同遵守和不断创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加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信息经济学较为深刻地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市场经济行为的两个主要现象,即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生产者面临着消费者的大量的、复杂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消费者也同样面临着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选择和生产者转移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无论对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应的选择与对策。
篇10
一、会计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内涵
会计政策分为宏观（政府）会计政策和微观（企业）会计政策两个层次。宏观会计政策主要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会计实务规范的可选择空间，通常体现为有关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原则的制定。微观会计政策指在既定的可选择的领域内，根据企业的目标、会计人员的偏好，对可供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进而选择的过程。我国具体会计准则财会字[1998]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中将会计政策解释为“企业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不难看出，该定义的会计政策主要指微观层次上的会计政策选择。可见，宏观和微观会计政策是指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两个不同的方面。本文所说的会计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也包括微观会计政策。
经济政策是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组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一般地，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分析国民经济中有关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如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而微观经济学通过分析与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相应地，经济政策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会计准则等。微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赊购政策、赊销政策、价格政策、股利政策、会计政策等。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微观会计政策。可见，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经济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进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
二、会计政策选择应服务于经济政策
这是会计理论传统研究方法中经济学家的观点。该方法认为，会计政策选择要能反映对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控制能力的影响，应关注“一般的经济福利”。比如，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谨慎起见，对存货的发出就应该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进先出法（FIFO）进行核算，对固定资产就应该采用加速折旧法。同时，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行为性影响和“宏观经济后果”，体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目标。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会计准则要符合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计划。”
1、会计政策和会计程序应充分反映经济现实。经济政策是孕育会计政策的土壤之一，是影响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的重要因素。经济政策是政府对经济现实进行管理的意图，反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及对产业机构调整的方向。从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哪些行业和行为是被限制的，哪些行业和行为是受支持和鼓励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离不开会计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辅助。政府会计政策的制定，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都应该充分体现经济政策，反映经济现实，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可能得到贯彻，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才得以实现。比如，1962年美国国会提出了《收入法》法案，其中规定：技术改造投入的固定资产可以按成本的一定比例扣减后再缴纳所得税。其中的扣减办法有两种：流进发（固定资产购买当年全部扣完）和递延法（固定资产分年抵扣）。当时美国的经济政策是大力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根据这一经济情况，最终选择了流金法扣除。此后，又出现了自我保险和大灾难公积金，债务重组、通货膨胀、外币变动等会计政策。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从来就是依赖于政府部门。会计准则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成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别规定，企业核算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就是说企业应当按照经济业务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各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如果仅仅依靠经济业务事项的某种形式来确定会计处理方法，难免会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这一会计政策的出台，不可否认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也有它的经济政策背景。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严重，诚信遇到危机。在这种大环境下，国家倡导2002年为“诚信年”，所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顺应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的这一经济政策。
2、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要充分考虑经济后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计信息会导致社会资源重新配置，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因此，会使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得利，另一部分集团和个人失利。所以会计政策的制定、会计方法和技能的选择就成为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焦点所在。如何权衡各个利益集团的得失，是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会计政策的选择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这里，引用厦门大学会计系陈华在《经济后果观与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一文中提到的一个例子。1975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第八号公告（SFAS8），要求跨国企业的外汇折算采用时态法，且折算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该准则一经颁布，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反映最强烈的要数企业的管理人员，有些企业甚至在报表附注中对SFAS8的理论基础表示怀疑。事实上，单纯从理论角度看，SFAS8完全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但使企业管理层最为恼火的是其易变和不可控的外汇折算差额必须进入损益表，这势必影响企业管理层的薪酬计划。同时，波动的会计利润向市场传递的是企业发展不稳定的讯息，从而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对资金的筹集。迫于各方的压力，六年后FASB颁布了SFAS52，规定改用现行汇率法，并将外汇折算差额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列入所有者权益，平息了企业管理层的强烈反对。可见，因经济后果的存在，使理论上更为完善的SFAS8无法实施，而理论基础欠缺的SFAS52却因兼顾了管理层的利益而得到广泛认可。所以，在会计政策制定和选择时，应充分考虑行为性影响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有些人为了达到自己希望的经济效果而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若CEO的报酬计划以收益为基础，管理人员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则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会计程序，以求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将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若企业发生亏损，将未来可能亏损提前至本期注销，以提高未来收益；（3）若分红计划包括认股权，则选择“拉平”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值的稳定增长。
